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译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 △《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谨按：这部书是圣祖仁皇帝经筵讲学时的旧稿，世宗宪皇帝又加以考订论述，才编次整理成卷。解释《春秋》的著作，没有比两宋更多的了。其中为进讲而作的，《宋史·艺文志》记有王葆《春秋讲义》二卷，现在已经散佚。张九成《横浦集》中有《春秋讲义》一卷。《永乐大典》中有戴溪《春秋讲义》三卷。这些书大体都是推演《经》文，指明正理，与专门讲章句的学问大不相同。不仅是因为崇政殿、迩英殿进讲以及进呈御览的体裁如此，也是因为统驭天下的权柄在于谨慎地施行赏罚，而赏罚的关键在于准确判定功劳和罪过。至于辨别嫌疑，明辨是非，判定疑惑，没有比《春秋》更精密的了。圣人删削笔断的宗旨，实际上就在这里。所以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公扈子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学习《春秋》；《春秋》是国家的鉴戒。”董仲舒推演《公羊传》的旨意，得到二百三十二条，撰成《春秋决事》十六篇，其义理大概是有所承受的。这部书沿袭宋儒进讲、进呈御览的旧体例，用来阐发微言大义。每条先列《左传》的事迹，但不采纳其中浮夸的说法；其次说明《公羊传》《穀梁传》的义例，但不采纳其中穿凿的解释。反复推演阐释，大旨归结于王道，确实足以说明圣经的书写体例，并探究帝王之学的根本。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明相承，郑重而清楚地完成这部书，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天下的关键，都具备于其中吗？△《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写。起初，胡安国撰写《春秋传》，张栻已经提出不少异议。朱子编纂《南轩集》，仍把这些说法保存下来而没有删去，大概也是认为张栻的说法有道理。到元代延祐年间恢复科举法，才开始把安国的《传》定为科举法规，明代一代也沿袭它。因此元代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时，称兼列胡氏之说是为了顺应时尚。明代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时说：“诸儒的议论中，尽有胜过胡《传》的；然而既然以胡《传》为宗旨，就很难一并收录，以免扰乱耳目。”这难道不是受科举法规限制，明知它有错误却仍然采用吗？恭惟圣祖仁皇帝的道理与天经相合，内心与圣人之义相符，对于尼山孔子删削《春秋》的旨意，洞察其精微。虽然体恤士子长期诵习胡《传》，难以突然更改，仍把胡《传》缀列在三《传》之后，同时指示儒臣详加考证。其中凡有违背《经》义的地方，一一驳正，删去很多。至于先儒的旧说，世人因为它不合胡《传》而排斥、不学习的，也一一采录并加以表彰，阐明古代学术。大概是因为圣人具备圣德，又处于天子之位，所以能够荡涤门户之见，辨别是非，扭转数百年来积重难返的趋势，使它回归正道。从此以后，能够不受胡《传》束缚的著作，如徐庭垣《春秋管窥》、焦袁熹《春秋阙如编》等接连出现，多得无法数尽。褒贬如衮钺的意义，于是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风吹草动所产生的效果，确实是有来由的。臣等校缮这部书之余，也为《春秋》庆幸，更为天下后世所有读《春秋》的人庆幸。△《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写。把十二位公爵分别编为十二卷，其中《庄公》《僖公》《襄公》三篇篇幅稍多，各自再分出一子卷，实际共十五卷。全书主旨在于阐明尼山《春秋》的本义，铲除种种迂曲的说法，所以赐名为《直解》，并冠以御制序文，揭示胡安国《春秋传》中牵强附会、主观臆断之处，以此明告天下；它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宗旨相同。考察班彪评论《春秋》的话说：“平易正直，就是《春秋》的义旨。” 王充评论《春秋》说：“《公羊传》《穀梁传》不具备日月，往往任意解释。平常的事情却说成怪异，直截了当的文字却解释出曲折的含义，这不是孔子的本意。”苏轼评论《春秋》说：“《春秋》是儒者的根本事务。然而这部书有精妙的作用，儒者很少能够领会，大多在规矩法度中寻求，这就接近法家一流，苛细烦琐，最终又有什么用呢？”朱熹评论《春秋》也说：“圣人作《春秋》，不过是直截了当地记载事情，而善恶自然显现。”又说：“《春秋》各传所讲的条例，大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哪里会有那么多义例？”这样看来，圣经中所载的法则和劝戒，本来就是大家共同听闻、共同看见的；圣人的褒贬劝惩，也容易知道、容易遵从。自从啖助、赵匡倡导废弃《传》而直接解释《经》的说法，使人人都凭主观意见私下揣度，专门以新奇说法相互争胜，《春秋》的义理便更加荒谬。自从孙复倡导只有贬斥而没有褒扬的说法，解释《春秋》的人便每件事都要寻找它被贬斥的原因；如果找不到，就牵强罗织来构成罪名，《春秋》的解释也更加荒谬。俞汝言在《春秋平义序》中说，解释经书的弊病不在于浅薄，而在于深奥牵强，《春秋》尤其如此。这真可以说是一句话就抓住了要害。本书恭敬地承接圣上的训示，务求斟酌情理是否平允，以探求圣经的深微旨意。凡各家穿凿附会、支离破碎的说法，一概斥弃不取，于是《春秋》笔削所体现的大义更加明白。学者恭敬地阅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用来辨别订正其中的是非；再恭敬地阅读本书，以融会贯通其精要，那么《春秋》之学便再没有剩余的奥义了。△《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写。顾炎武又名绛，字宁人，昆山人。他博览群书，精于考据；国初称学问有根柢的人，以顾炎武最为突出。李光地曾为他作《小传》，今载于《榕村集》中。这部书认为杜预《左传集解》时有缺漏错误，而贾逵、服虔的《注》和乐逊的《春秋序义》如今又已失传，于是广泛查考各种典籍，写成此书。至于邵宝《左觿》等书，只要有相合之处，也都加以采辑。例如“室如悬罄”，取自《国语》；“肉谓之羹”，取自《尔雅》；车有辅，取自《吕览》；“田禄其子”，取自《楚辞》；“千亩原”在晋州，取自郑康成；“祏”为庙主，取自《说文》；“石四”为鼓，取自王肃《家语注》；“祝其”就是莱芜，取自《水经注》。

译这些例子全都有根据。其他推求文字意义、研究训诂的地方，也多能得到《左氏》的本意。从前隋代刘炫作《杜解规过》，这部书已经失传，只零散见于孔颖达《正义》中。然而孔颖达作疏的体例，务求以一家之说为主，所以凡是刘炫所纠正的地方，都遭到排斥。一字一句，无不说刘炫曲解而杜预正确，未能符合最公允的判断。顾炎武非常看重杜《解》，但又能弥补其中的缺失，可以说他扫除了门户之见，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近来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了本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不过，其中关于“文马”的说法，最终仍以顾炎武的意见为是。惠栋又摘出本书引用古代《春秋》左氏说时只列举《汉书·五行志》的书名，以及“礼为邻国阙”一条采用服虔之说却不注明出处的问题。考察引用佚书，应以实际载有该佚文的书为依据。惠栋引用《世本》却不标明出自《史记注》，引用京相璠《土地名》却不标明出自《水经注》，这是纠正体例上的疏漏，不能反过来讥责顾炎武。至于服虔那一条，应当是偶然忘记标明出处。惠栋注释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用王肃《家语注》作证，这也说明冯时可的说法没有标出时可的姓名。这当然不能说是掠取他人美名了。△《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写。王夫之另有《周易稗疏》，已经著录。这部书讨论《春秋》的书法以及礼仪、天文制度等内容的，仅占十分之一；考证地理的内容则占十分之九。他讨论书法时说，《闵公元年》记载季子、仲孙高子都不称名，是因为闵公年幼软弱，听任国人所为，所以沿用国人对他们的尊称。然而考察襄公即位时实际只有四岁，昭公出奔也不只一年，都没有听说因为君主不能参与政事，记事时便改变文辞；为什么唯独闵公在位时反而要依从国人的议论呢？他又认为《春秋》所记的“戎”都指徐戎，斥责杜预说陈留、济阳以东有戎城是错误的。并且认为曹、卫之间不应有戎，以《费誓》为证，似乎近于合理。然而周代的戎人，就像今天土司与郡县交错杂处一样。看“追戎济西”一事，那里离曹国近，离徐国却远。至于凡伯出使鲁国后返回周地，戎人在楚丘攻打他，凡伯并没有经过徐方，徐戎也断然难以越过其他国家，怎么能说曹、卫之间没有戎人杂居呢？像这类说法，终究免不了失于主观臆断。至于把鸲鹆说成寒号虫，反而斥责《埤雅》错误；把“延厩”解释为扩展、延长马厩，也都是穿凿附会。杜注说陉亭在召陵以南，并没有说它就在召陵，于是他删去“南”字再加以驳斥，更是强作文辞来掩饰自己的错误。然而，像把“莒人入向”的“向”说成应依杜预之说，在龙亢；并驳斥《水经注》所引阚骃的说法，认为其误把邑名当作国名，这足以申明杜《注》的义旨。又如辨明杞国东迁在春秋以前；辨明在濮地杀州吁并非陈地；辨明洮是曹地而非鲁地，读音应为“推小反”，不读“他刀反”；辨明“贯”字不是“贳”字的讹误；辨明厉就是赖国，不是随县的厉乡；辨明践土不是郑地；辨明翟泉在周代不在王城之内；辨明莒、鲁之间有两个郓；辨明仲遂死去的垂不是齐地；辨明“次鄫”的鄫不是鄫国，也不是郑地；辨明《春秋》的祝其不是汉代的祝其：这些都足以纠正杜《注》的错误。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说郎在高平，根据《括地志》说胡在郾城，根据《汉书·地理志》说重邱在平原，根据应劭《汉书注》说阳在都阳，这些都足以补充杜《注》的缺漏。至于他认为子纠是齐襄公的儿子（考察刘瑾《诗集传通释》，他解释《何彼秾矣》篇时也把桓公当作襄公的儿子。不过刘瑾是由于误记，和王夫之经过考辨所得的结论不同），以及认为鲁襄公时接连数月发生日食，是因为误把日晕、日珥看错了，这些也足以作为一种解释。在近代解释经书的学者中，他仍然颇有根柢。这部书过去一直没有刊行，所以关于子纠的说法，近来梁锡玙据此当作新义；关于翚不记氏族、定姒不是谥号的说法，近来叶酉也据此当作新义：大概都是没有见过这部书。△《春秋平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写。俞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诸生。这部书多引用旧文，自己立论的地方不多。然而自宋代孙复以来，解释《春秋》的人都以攻击三《传》相互争高，力求超过前代儒者，穿凿烦琐的弊病便日益产生。自元延祐以后，解释《春秋》的人又都以尊崇胡《传》为主，谋求科举仕进之利，牵强附会的弊病也随之日益严重。明代张岐然曾作《五传平文》来纠正这些谬误，但取舍仍不能完全允当。俞汝言这部书与张岐然的主张相同，但删取简约而考辨精审，多能得到《经》的本意，正是不以制造许多新解释为长处。书前有《自序》，说解释经书的弊病不在于浅薄，而在于深奥牵强，《春秋》尤其如此。这真可以说是一句话就抓住了要害。这个版本是俞汝言的手稿，里面有涂改、增补，朱墨纵横交错；他用心勤勉笃实，至今仍然可以想见。朱彝尊《经义考》载缪泳的话，称俞汝言精研经史，尤其熟悉明代典故，曾撰有《宰相列卿年表》，他的诗和古文名为《渐川集》。这些书如今都没有见到。看来他也是好学深思之士，这就是他与空腹高谈者不同的地方吧？△《春秋四传纠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俞汝言撰写。康熙丙辰年，俞汝言的《春秋平义》刚刚脱稿。这年夏天，他又续作此书，用来概括全书大旨。相传他晚年失明，这是口授完成的书。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和胡安国《传》的错误，随事加以辨正，分为六类：一是尊崇圣人而忘记其中有僭越，共八条；二是拘执义理而接近迂曲，共十五条；三是崇尚奇异而接近穿凿，共二十三条；四是主观推测而接近诬妄，共四十三条；五是称扬美善而失去事实真情，共八条；六是专摘瑕疵而伤害了严密刻深，共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述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的说法，说明周正改时改月，《春秋》的正朔都依从周制。其中像华督夺取孔父的妻子、齐桓公因蔡姬而侵犯蔡国，史家简册相传，必定有所根据。即使只根据《传》文来讨论，也没有办法断定这些事必然不是真的。俞汝言都认为这是主观推测、接近诬妄，反而不免自己陷入主观推测。又如《公羊传》褒扬齐襄公为复仇，本来确实荒谬。但纪侯向周王进谗言陷害齐哀公，以至齐哀公被烹杀，则确实有这件事。俞汝言却说，单凭言语上的缘故不足以构成仇怨，也很难理解。至于《春王正月辨》中说《左传》“王周正月”一句的“王周”二字，就如同汉代称“皇汉”、宋代称“皇宋”的意思，却不知道“正月”“正岁”都见于《周礼》，兼用夏正本来也是王制。所以特别说“王周正月”，是为了说明这不是夏时。没有必要牵引汉、宋，横生曲解。又如一行、卫朴推算考验《春秋》日食，都与建寅相合这一条，俞汝言没有办法驳难，便笼统地说不足以深信。却不知道日月交食，只需推算朔望，不需推算时令。无论建子还是建寅，发生日食的条件都没有不同。一句话就可以说明，也不必把说法弄得含混。像这些地方，虽然有时也有小的瑕疵，但六类之中，大体都立意正大，论说简明。一卷之书，篇幅并不多，但句句都是治《春秋》者的药石，也可以说是深得《经》意的书了。△《读左日钞》十二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写。朱鹤龄另有《尚书埤传》，已经著录。这部书采录各家的说法，用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缺漏和错误。对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的著作采取得较多。大体上，汇集旧解释的占十分之七，出自自己意见的占十分之三，所以用“钞”作为书名。所补二卷，多采用顾炎武的说法。顾炎武《杜解补正》三卷，篇帙完整，这里采录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其《凡例》说，庚申年秋天，顾炎武从华阴寄来《左传注》数十条，大概那时《杜解补正》还没有完成。朱鹤龄斥责林尧叟《音义》的浅陋，所采用的只有三四条，论断极为允当。至于孔颖达《正义》，家家传诵，早已列入学官，断没有读《注》而看不到《疏》的，因此连篇累牍地摘取，实在属于多余。至于《襄公九年传》“闰月”应当作“门五日”，本来就是杜《注》的说法，却拿来补充杜《注》，更是床上叠床了。其他如在《定公八年传》中说，公山不狃的意图在于扩张公室，阳虎的意图不在公室，只是想借公室的名义来控制三桓，以此谋利；《定公十二年传》则说：“公山不狃、叔孙辄一伙占据费邑反叛，解释者说他们是叛季氏而不是叛鲁国，这种说法不对。他们早已看惯三家不臣的行迹，只是对三家的过错加以仿效，借口扩张公室罢了。”如此一来，同一件事的褒贬判断便完全不同。又如《庄公二十二年传》，引用《史记正义》，以“未羊巽女”作为姜姓的训释；在《昭公九年传》中，又继续引用汪琬的说法，驳斥张守节失去了《左氏》的旨意。同一个义理，取舍却截然不同。这些都不免是小的瑕疵。然而其中如引用斗辛来驳斥伍员复仇的做法，合乎天经地义，是千古儒者从未阐发过的见解。又引用《定公五年传》《文公十七年传》两篇，证明公壻池不是晋侯的女婿；引用《檀弓》中越人吊祭卫国将军文子的事，证明秦人归还僖公成风的襚服；引用《汉书·王嘉传》，证明“屈荡尸之”应当作“户之”等类，也都具有考证价值。虽然其中瑕疵和优点并存，精密程度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但能汇集各家的长处，并以新的义理作出判断，对于阅读《左传》的人来说，终究不能说没有补益。△《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骕撰写。马骕字骢御，又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己亥年进士，任淮安府推官，最后任灵璧县知县而卒。这部书取《左传》中的事件分类，分为一百零八篇，每篇都加以论断。书首载有晋代杜预、唐代孔颖达的《序论》，以及自己撰写的《丘明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连同《事纬》共二十卷。其中《地舆》只有说明而没有图，大概尚未完成。王士祯《池北偶谈》称他博雅好古，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之学，所记载的著作与此本相同，只是没有《字奇》和《事纬》，难道是王士祯偶然没有见到吗？三《传》之中，左氏亲自观察国史，所记事迹是真实的，但褒贬却多参杂世俗议论；公羊、穀梁两家得自传闻，记载颇有错误，但义例多有所师承。《朱子语录》说，左氏是史学，事情记得详细而义理有所偏差；公羊、穀梁是经学，义理精深而事实多有错误。这大概是确切的论断。马骕作这部书，必定认为《左氏》的义例高于《公》《穀》，这也是偏爱的说法。然而马骕对于《左氏》确实能够融会贯通，所以所作论述很有条理，他的图表也都考证精详。由此可以知道，专门的学问与涉猎所得相距很远。△《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另有《仲氏易》，已经著录。从前解释《春秋》的人只阐明义例，到宋代张大亨才开始划分五礼，元代吴澄沿用了这一做法，但也只是粗略具备大概而已。毛奇龄这部书分为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觌、享唁、丧期、祭祀、蒐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杀、刑戮二十二门。又总括为四例：礼例、事例、文例、义例。但各门虽然分列，卷次仍依照《经》的顺序，没有割裂分属的弊病，比其他家的体例更好。他的说法以《左传》为主，间或涉及其他各家，而攻击得最厉害的莫过于胡安国《传》。他论述胡安国一开卷解释“春王正月”便词穷理屈，可以说是确切的论断。然而《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这句话，本来是因为《周礼》所说的正岁、正月兼用夏正，而夏正也属于王制。所以改变文辞称作“王周正月”，以此作为建子的明文。毛奇龄却把“春王”读作一句，把“周正月”读作一句，认为“王”字是木气在春季当王的“王”，而不是天王的“王”。它的乖谬，大概比安国还要严重。又如郑康成《中庸注》说：“策，就是简。”蔡邕《独断》也说：“策，就是简。它的制度是长二尺，短的减半。”《春秋正义》说：“‘大事记在策上’，是《经》所记的；‘小事记在简上’，是《传》所记的。”又说：“大事后来虽记在策上，最初也记在简上。”据此看来，《经》和《传》所说的简、策，并没有固定的名称。所以崔杼的事称南史氏执简，而华督的事却说名字记在诸侯之策上，文例彼此相见。毛奇龄竟把简书、策书作为《经》《传》的区别，也属于武断。不过，他的书一反胡《传》的深文周纳，而用事理加以衡量，多半没有失去平允的意思。他所立的义例都有征据，尤其对典礼考察得很全面。自吴澄《纂言》以后，谈论《春秋》的人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不能同他谈《诗》、谈《书》时喜欢任意发表臆见相比。至于喧闹叫嚷，则是他长期形成的习气，千篇一律，置之不议论也就罢了。△《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写。这部书刊正《三传》和《经》文中的错误。它以《简书》为书名，大概仍然坚持《传》依据策书、《经》依据简书的说法。全书大体以《左传》为主，并附载《公羊传》《穀梁传》的异文，辨析并考证其中的谬误。因为胡安国《传》多取法《穀梁》，所以连胡安国也一并加以排斥。他舍弃《左氏》而采用《公羊》的地方，只有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这一条。考察《左传》虽然出现较晚，但它的文字实际上是通过竹帛流传下来的。《公羊传》《穀梁传》虽然较早立于学官，但起初都是经师口授，其中有的是记忆失真，有的是方音辗转变化，这本来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毛奇龄所考订订正的地方，如会袲不应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写作逆；齐人来归还卫俘，根据《书序》可知俘虏就是宝物，并不是《经》《传》文字有异；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没有“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写作“瀐”；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与郑忽出奔卫、突归于郑属于同一例；会洮，不应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写作侵郑；召公来锡公命，不应写作赐命；襄公五年救陈，不应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会虢的卫齐恶不应写作石恶；齐栾施不应写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以舍为名；公会齐侯盟于黄，不应写作晋侯；卫赵阳不应写作晋赵阳：这些都极其精审核实。至于《经》记“冬，宋人取长葛”，《传》却写作“秋”，他只知道《经》《传》不相符合，却不知道宋因为是先王之后，采用商历，以建酉之月为时。这样一来，这里是冬天，而那里仍然是秋天，实际上和晋国采用夏正一样，《经》《传》都相差两个月，是同一类情况。又如“卫师入郕”，《公羊传》把“郕”写作“盛”，于是便诋毁说宋军应写作“送”，卫军应写作“彗”，却不知道《穆天子传》所载的盛姬就是郕国的女子。《考古图》中“许”有时写作“鄦”，“鲁”有时写作“卤”，这些都刻在钟鼎上，绝不是讹误抄写。古字的异文，像这样的很多，不能都拿今文去约束它们。又说“昔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中的“昔”字应解释为夜，虽然《列子》中也有这种用法，但不应一处写昔，一处又写夜。他不知道《列子》说“夜则昏惫而熟寐，昔昔梦为国君”，又说“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正是“昔”“夜”二字并用。又说皋陶可以写作咎由，因为读音相同；西乞术不可以写作西乞遂，因为读音不同。这是用后世的平仄来限制古人的转音。他不知道《檀弓》把“木”写作“弥牟”，《战国策》把“包胥”写作“勃苏”，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这类地方，只是偏袒一家之说，曲意加以排斥，全都没有得到公允。甚至“于”写作“於”，“飨”写作“享”，这些字在《经》《传》中处处通用，他也一一加以摘举，越发琐碎了。不过，这部书可取之处很多，瑕疵终究不能遮盖它的优点。△《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毛奇龄撰写。奇龄作《春秋传》，把义例分为二十二门，而这部书仍按照《经》文中十二公的次序编排。这是分门归类来编排事例，体例像沈棐、赵汸的著作，条理很清楚，考据也多半精审核实。大概奇龄长于辨析礼制，《春秋》依据礼来建立制度，而这部书依据礼来判断《春秋》，所以应当条理井然、有纲有纪。至于《周礼》一书，同《左传》多有不相符合之处。大概《周礼》讲的是王制，而《左传》记的都是诸侯之事；《周礼》讲的是最初的制度，而《左传》记的都是几百年变革以后的情况。勉强把二者牵合在一起，只会徒增纠结。奇龄独自就《经》解释《经》，不互相牵绕，这尤其是独到的见识。这部书是奇龄的门人编成的，据说原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只记载六卷，并且说“未见”。现在这部书在二十二门中只得到七门，而且“侵伐”一门还没有编到一半。大概是编次尚未完成的稿本。虽然不是完整的书，但考察它的体要，反而胜过他所作的《春秋传》。△《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写。士奇字澹人，钱塘人，居住在平湖。以诸生身份被荐举入内廷当值，授任中书舍人，改任翰林院侍讲，官至内阁学士。这部书是康熙乙丑年士奇奉敕撰写《春秋讲义》时，因考订地理而编成，进呈朝廷的。据阎若璩《潜邱劄记》说：“秀水徐胜敬可替人作《左传地名》完毕后，问我成公二年鞍之战”云云，那么实际上是士奇请徐胜代作的。他的书把《春秋经》《传》中的地名按国家编排，都是先列国都，接着列各邑。每个地名之下，先列《经》文、《传》文以及杜预《注》，然后又广泛引用各书，考察它们的异同，纠正其中的疏漏错误，颇为精审核实。只是有时贪求内容多、炫耀博学，反而变得琐碎。例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便列出“党氏台”一条，这同地理实在没有关系。又如晋国把先茅之县赏给胥臣，便列出“先茅之县”一条，既不能指出它究竟是什么地方，只说还像苏忿生的田地那样，那么考它又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过分追求详备的缺点。△《春秋管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庭垣撰写。据《浙江遗书总录》，庭垣是秀水人，官任新昌县县丞。但没有说明此书成于何时。书前有庭垣的《自序》，也没有年月。考察庭垣是朱彝尊的同县人，而朱彝尊《经义考》没有记载此书，那么它应当成于朱彝尊之后。自宋代以来，谈论《春秋》的人尊崇圣人，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尊崇，于是把贬斥天王、改易正朔以及天下所有冒犯名分、违背义理的事情，都诬称为孔子的特意笔削，却不知道这已经扰乱了名教的大防。庭垣《自序》驳斥各儒者的错误，其中说：“世人只知道推尊圣人，却不知道孔子当时本来就是鲁国的一名大夫。对于周天子，他是大君；对于鲁公，他是本国的君主；对于列国诸侯，他们都是周天子所封建、与鲁君同样尊贵的人。身为人臣，却写私书来赏罚王侯君公，这是犯上作乱的行为，难道说圣人肯做这种事吗？如果说所诛绝的不是在位的王公，难道先王、先公反而就可以诛绝吗？公开直说而没有顾忌，是招致祸患的做法。即使说把书深藏起来，不轻易给人看，然而圣人不欺骗屋漏，明知犯上触禁却故意写下，又深深藏匿起来以求侥幸免祸，也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举世沿袭先儒的说法，却不考察其中的错误。假如有狂妄的人，也说‘我想效法《春秋》’，也削去天子的名位称号，贬黜当代的公卿，那将用什么话来阻止他呢？”他的论说最为正大。他又说明注释的体例说：“用《左传》的事实来验证《经》，用《经》文字的异同来辨明义例。对于《公羊》《穀梁》二《传》以及各儒者的论述解释，如果符合义例，前后没有悖谬的，就不再置评；如果是曲解偏断、道理上有窒碍的，就根据《经》文的先后加以驳正。”他的立义也很明白平实。其中像桓不书王之类，偶尔也承袭旧说，但它的大旨醇正，多半符合《经》的本意。与焦袁熹的《阙如编》相比，他们的见识都在啖、赵诸儒之上，实在不可以因为时代久远就看重前人、轻视近人。旧书已经虫蛀腐蚀，字句之间有些残缺，没有别的版本可以校补。不过它的大旨和纲要仍然清楚完整，不能因为一两片断简就把它废弃。△《三传折诸》四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尚瑗撰写。尚瑗字宏蘧，又字损持，吴江人。康熙戊辰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散馆后外放，补任兴国县知县。尚瑗起初跟随朱鹤龄游学，讲习《春秋》之学。鹤龄作《读左日钞》，尚瑗也作《读三传随笔》。积累的时间久了，卷帙于是越来越多，便编排纂辑成这部书。书名叫“折诸”，取自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这句话。全书《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在《左传》上用力尤其多。比如卷首列出的《郊禘五岳考》《地名同考》《名谥同考》《名姓世表》等篇，都引用典籍进行考核，可以供考证使用。只是这部书贪多求全，大小材料都不舍弃，每每搜集汉魏以来的史事同《传》文相互印证，往往枝蔓散乱、铺陈过长。例如因为卫懿公喜欢鹤，便牵涉到唐玄宗让马起舞之类的事，不胜枚举。有些同《经》的义理几乎没有关系，实在显得芜杂。不过，它取材广泛，积储也就宏富。先儒训诂的遗说、经师传授的深奥义理以及微言大义，也有许多交错出现在其中。这就叫披沙拣金，往往能够发现珍宝，当然不能因为其中有糠秕就把精华也全部抛弃。而且《春秋》这部经，解释它的人非常多，自从孙复、刘敞一类人倡导废弃《传》以后，后人沿着这种流派发展，便不再考察事实而凭臆断定是非。胡安国《传》自延祐以来被悬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的灭项却错误地把罪责归给季孙，正是因为议论多而考证少。尚瑗这部书虽然还不能删削浮泛的文字，也颇有违背著书体要的地方，但搜罗汇集的材料，仍然属于征实之言。即使有过失而保存它，比起那些空谈褒贬的书，终究高明得多。△《春秋阙如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焦袁熹撰写。袁熹字广期，金山人。康熙丙子年举人。这部书是袁熹尚未完成的著作，只写到《成公八年》便停止了。每卷都有袁熹的名印，大概仍是他的稿本。书前有他的孙子锺璜所作的《跋》，也应当是当时的手迹。自从《穀梁》提出平常事情不记载的义例，孙复便推演出只有贬斥而没有褒扬的说法。后代承袭这种流弊，互相模仿，务求把刻酷作为《经》的义理。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国，没有一个人能免于指责讥刺，于是即使游、夏称赞圣人也做不到的事，申、韩却绰绰有余。流弊发展到极点，甚至有把贬斥施加于天道的（吕柟《春秋说志》说，记载季孙意如死亡，是为了显示天道的错误）。《春秋》于是就被弄乱了。袁熹这部书独自斟酌情理是否平允，确立褒贬的标准，谨慎地把持大义，删削烦琐苛刻之说。例如隐公盟蔑，各家都说这是厌恶私下结盟。袁熹却认为，继承友好关系、使百姓得到休息，仍然胜过彼此猜疑欺诈。至于七年伐邾，事情是后来发生的，不能预先料定而加上贬斥的言辞。又说会潜之戎，本来是杂居在中原地区的戎人，与他们修好、使百姓得到休息，也是衰世的常事，褒贬都没有什么可以加上的。认为记载无骇的名字，就像后世帝室的后裔不附带姓氏一样，并不是贬斥他而去掉名字。认为记载齐侯弟的年龄，是为了表现齐国重视鲁国，使他的亲属显贵，并不是讥刺齐侯过分宠爱弟弟。认为记载螟，是说虫害伤害了禾苗庄稼，就应当留心补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便认定为恶。像这样的例子有几十条，全都洗去了曲解之说。至于武氏子来求赙，是鲁国没有奉行天王的命令，天王加以诘责，鲁国哪里敢反过来讥刺天王？家父来求车，是因为天子责备贡赋有缺，《经》委婉地写作“求车”，不应舍弃臣下而责怪君上。这些地方尤其大义凛然，不是浅陋的儒者所能达到的。书末附有《读春秋》数条，论说即位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四时有时完备、有时不完备，有的是史书本来就没有记载，有的是传抄时脱漏，并不是圣人在其中任意增删。也足以打破穿凿附会的说法。近代谈论《春秋》的人，应当以这部书为最好。虽然编纂尚未完成，但义例已经完备，对于经学很有裨益，不是那些《经说》类著作出自门人杂录所能相比的。△《春秋宗朱辨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自超撰写。自超字彝叹，高淳人。康熙癸未年进士，未曾做官便去世。《江南通志》把他列入《儒林传》。这部书的大意本于朱子根据事实直书的宗旨，不作隐晦深奥、艰涩难明的说法。只是考察《经》文前后的关系来寻求意义，对于不能知道的地方就存而不论。篇首《总论》二十条，很能领会比事属辞的旨趣。其中如单伯逆王姬，就采用王氏的说法，认为单伯是鲁国的大夫；对于秦获晋侯，辨析不记名字的原因；对于宋师败绩，辨析不记鲁公的原因；对于司马华孙来盟，辨析胡《传》所谓不把名与之相联系的说法；对于盟宋，指出赵武导致国势衰弱的罪责；对于楚公子比、公子弃疾弑君自立，说明《春秋》显微之义的书法；对于齐杀高厚，认为并不是在谈说晋国；而对于卫人立晋一条，尤其领会了《春秋》的深意。虽然以“宗朱”为名，但参照考求《经》《传》，务求自己得到心得，实际上并不是南宋以来穿凿附会的说法。后来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于这部书。近来解释《春秋》的人，除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外，这部书也可居于其次。△《春秋通论》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写。方苞有《周官集注》，已经著录。这部书取法《孟子》“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的意思，贯通全经，按照相关的文辞，合并相互联系的事例。辨别哪些是旧文，哪些是笔削之文，分类编排，共成四十篇。每篇之内，又各自按类别归并。总共分为九十九章。考察笔削的痕迹，自古以来没有可以凭据的材料。《公羊传》说：“没有修订《春秋》时说：流星落下，离地不到一尺又返回去。君子修订后说：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原本、改本同时存在的，只有这一条。《左传》记甯殖说：“记载在诸侯的策书上，说：孙林父、甯殖放逐了他们的君主。”《经》文却说：“卫侯衎出奔齐。”这是不是圣人改写的，已经无法确定。至于《左传》称仲尼说以臣下召君主不能作为训诫，所记文字是“天王狩于河阳”，那就只有改本，不知道原本究竟是什么话。所以黄泽说：“《春秋》之所以难以读懂，正是因为失去了未经修订的《春秋》。如果有未经修订的《春秋》可以互相对照考证，那么史官的记载和仲尼所作的笔削，就自然显明而容易看见了。” 自古以来的通儒，已经把看不见鲁国史书、无从辨别这些问题当作遗憾。方苞却在二千多年以后，根据文字凭臆断定，知道哪些是原书，哪些是圣人之笔，仿佛亲眼见到尼山上的孔子执笔写作一样。他的这种说法不足以信从。只是，他扫除《公羊》《穀梁》的穿凿之谈，洗去孙复、胡安国刻薄苛酷的见解，静下心来，以《经》求《经》，有许多地方符合平正的情理，确实不是世俗儒者所能赶上的。拿前代学者相比，他大概属于吴澄一流吧？△《春秋长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陈厚耀撰写。陈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年进士。曾任苏州府教授。因精通算学入内廷值班，改授检讨，最终官至右谕德。这部书是补充杜预《长历》而作的。原书不分卷，现大致按篇页整理，厘定为十卷。全书内容有四部分：一是《历证》。广泛引用《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以及朱载堉《历法新书》等各家学说，来考证历法推算的差异。所引《春秋属辞》中有杜预论述“日月差谬”的一条，这是《注》《疏》中没有的。又引用《大衍历义》中“春秋历考”的一条，也是《唐志》没有记载的，尤其有助于考证。二是《古历》。采用古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在每章开头，推算与周历正月朔日和冬至相合的日期。前面列出算法，后面以《春秋》十二位国君纪年，横向排列为四章，纵向排列十二公，累积制成表格，用来求得历元。三是《历编》。列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逐年推算朔日、闰月以及各月大小，并以《经》《传》中的干支作为验证。

译这些内容都是叙述杜预的说法，并加以考核辨析。四是《历存》。按古历推算，隐公元年正月初一为庚戌日。杜氏《长历》则定为辛巳日；这其实是古历所推算的上一年十二月初一，因而认为元年以前少了一个闰月，这是根据《经》《传》中干支的排列次序考知的。陈厚耀则认为，按照杜预的说法，从元年至七年，书中所记载的日期虽然大多没有错误，但与二年八月庚辰、三年十二月庚戌、四年二月戊申又无法相合。而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发生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发生日食，也都推算错了。看来隐公元年以前不是少了一个闰月，而是多了一个闰月。因此将历法向前推移一个月来校正，确定隐公元年正月初一为庚辰日，比《长历》实际提前两个月，推算到僖公五年为止。此后的朔日和闰月，因为逐一都与杜预的历法相符，所以不再继续列载。杜预的书只按干支依次排列，又借闰月和小月的安排来迁就。陈厚耀精通历法，所以推算比杜预更为严密。这不仅补充了杜预遗漏的内容，也能纠正其中的错误。对于考证之学极有帮助，研究《春秋》的人确实不可缺少这部书。△《春秋世族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陈厚耀撰写。春秋时期，从周王朝直到诸侯和大夫，取得姓氏、接受氏号，各自都有源流。其中见于《经》《传》的人，多得无法全部计数。汉代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且流传。如今只有孔氏《正义》中偶尔记载它的文字，而此书本身早已失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不知是什么人所撰，如今也已不存在。杜预撰写《春秋释例》，其中有《世族谱》一篇，详细记载世系和昭穆次序，但自宋代以来湮没不传。如今有幸遇到圣明时代整理彰显遗失典籍，《释例》一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得，搜集残篇，重新编成完整篇帙。唯独《世族谱》只保存了几条，仍不免残缺。陈厚耀当时既没有看到《释例》原本，于是依据孔氏《正义》，旁征其他书籍，撰成此书以作补充。体例都仿照旁行斜上的形式，首列《周世次图》，并将周代卿大夫附在后面。其次依次为鲁、晋、卫、郑、齐、宋、楚、秦、陈、蔡、曹、莒、杞、滕、许、邾、吴、越以及小国诸侯。这些部分都先叙述各国君王的世系，再附列卿大夫。对于偶尔见于《经》《传》、却没有世次可以考查的人，如周国的凡伯、南季，鲁国的众仲、秦子之类，另立《杂姓氏名号》一篇，附在卿大夫世系之后，搜集材料相当完备。近来顾栋高撰写《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义例与此书相近，但考证各有异同。例如周代卿大夫中的周公忌父、召庄公等人，此书引用的材料不如顾本完备。又遗漏了王叔氏的世系没有记载，这一点也不如顾本。然而顾氏对于有世系可考的人叙述较为详细，对于无法考查的人则一概缺略不录。此书则对于《经》《传》所记载、只称官爵和字而没有姓名的人，全都搜集罗列，没有遗漏，确实是顾本所未能达到的。读《春秋》的人如果用这两部书互相考证，那么关于《春秋》氏族的学问几乎就完备了。△《半农春秋说》十五卷（内府藏本） 清朝惠士奇撰写。惠士奇有《半农易说》，已经著录。惠士奇的父亲周惕长于解释经书，努力追求汉代儒生的学问。惠士奇继承家学，考证更加严密，对于《三礼》的考核辨析尤其精通。这部书以礼为纲，以《春秋》中的事件作为纬线，按类相从，约取《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的内容附在下面，间或以《史记》等书作为佐证。大体上，事实多依据《左氏》，而论断多采纳《公》《穀》。每条下面，大多附带辨析各位儒者的说法。每一类之后，又分别用自己的意见作总论。大致取法于宋代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但不划分门类，也不设置凡例。至于引用的依据和证据，则尤其比这两家更为典实精确。其中关于灾异一类，虽然反复辨析诘问，力求申明董仲舒《春秋》阴阳之说以及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不免过于相信汉代儒者，拘泥于事物而不能融会贯通。然而全书说话必有经典依据，议论必持平允，属于所谓追本溯源、探究根本的学问，并不是孙复等人空腹空谈，也不是叶梦得等人凭借博闻强辩。△《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顾栋高撰写。顾栋高有《尚书质疑》，已经著录。这部书把《春秋》时期各国的事情分类编成表格，分别为《时令》《朔闰》《长历拾遗》《疆域》《爵姓存灭》《列国地理犬牙相错》《都邑》《山川》《险要》《官制》《姓氏》《世系》《刑赏》《田赋》《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王迹拾遗》《鲁政下逮》《晋中军》《楚令尹》《宋执政》《郑执政》《争盟》《交兵》《城筑》《四裔》《天文》《五刑》《三传异同》《阙文》《吞灭》《乱贼》《兵谋》《引据》《杜注正讹》《人物》《列女》。其中《险要表》后附《地形口号》，《五礼表》后附《五礼源流口号》。

译《舆图》用朱字和墨字来区别古今地名。《附录》都是各表的序言以及各表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另外加以辨论，用来订正旧说的错误，共一百三十一篇。考察宋代程公说撰写《春秋分纪》，是把《左传》文字分类汇集，区分编排，极为精密。刻本早已散佚，抄本流传也很少。顾栋高大概没有见过此书，所以在体例方面往往彼此有所出入。况且表格这种体裁，起源于《周谱》，通过旁行斜上的形式，使经纬交织成文，把错综复杂的内容归纳为条理。若一件事从头到尾可以依次记述，本来就不必设表。顾栋高事事都制成表，也未免过于繁琐零碎。至于夹杂七言歌诀，从著书体例来说也不协调。然而其条理详尽明晰，考证典实精确，比程公说的书确实高明。它所作的辨论各篇，都引证广博，议论精确，许多地方阐发了前人未曾阐发的内容，也不是程公说所能相比的。其中《朔闰》一表采用杜预关于隐公元年正月起于辛巳朔的说法，与陈厚耀推定《长历》少了一个闰月的说法不合。大概陈厚耀的书顾栋高也没有见过，所以略有异同。△《春秋识小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程廷祚撰写。程廷祚有《大易择言》，已经著录。这部书包括《春秋职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异》三卷、《左传人名辨异》三卷。他考订职官，先列几个国家共同设置的官职，其次列一国特有的官职。都分别排列编纂，凡是与《周礼》有异同之处，逐一依据《注》《疏》加以辨证，颇为精确严密。末尾作《晋军政始末表》，叙述晋国军政八次变制，并详细列出将领和属官的姓名。又把御戎、戎右附表列在后面，也都整齐严密。只是设置各国而唯独详述晋国，不知道他的体例究竟是怎样的。他考订地名，先列地名相同而名称不同的，其次列地点不同而名称相同的。末尾作《晋书地理志证今》，因为杜预注释《左传》时都使用晋代地名。他辨析人名，从一人有两个名字直到一人有八个名字的，都汇集列出并分别作注。大体上与《春秋名号归一图》互有出入，但较为简明。这看似与《春秋》经义没有关系，但读《经》、读《传》的人，往往因为官名、地名、人名的差异和错误，不能把当时的事迹融会贯通；因而对于圣人的褒贬，也不能推求得详尽。例如胡安国错误地执着于季孙，凭空产生异议；毛奇龄附会尹氏，把不相干的内容牵强地合到经文上，这类情况大概是有的。那么程廷祚这部书，确实是研究《春秋》的人应当了解的。△《左传补注》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清朝惠栋撰写。惠栋有《周易述》，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引用旧有训释，来补充杜预《左传集解》的遗缺，原本是他所作《九经古义》中的一部分。因为它先行单独刊刻，所以《九经古义》的刻本只空列了书名而没有此书。书目上写作四卷，这个版本实际为六卷，说明后来又有所增补。其中最为典实准确的，如《隐公五年》“则公不射”，引用《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以及《国语》中倚相的话，证明旁注把“射”解释为射蛟是错误的（按：这是朱子的说法，不是杜注，只是因为补充杜注而一并涉及）。《庄公十四年》“绳息妫”，引用《吕览》“周公作诗以绳文王之德”以及《表记》郑玄注“誉，绳也”，证明杜注把“绳”训为“誉”的依据。《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引用《周书·籴匡解》“年俭穀不足，君亲巡方，卿告籴”，证明这是古代的礼。《僖公五年》“虞不腊矣”，引用《太平御览》旧注以及《风俗通》《月令章句》，证明腊祭并非始于秦代。《僖公十年》“七舆大夫”，引用王肃《诗传》，证明“七”应当作“五”。《僖公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引用《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明“固”是人名。《僖公二十七年》“夏书曰”，引用《墨子·明鬼篇》，证明《尚书》只有《夏书》《商书》《周书》，本来没有《虞书》。《文公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用《周书·尝麦解》，证明这是九篇刑书。《宣公二年》“以视于朝”，引用《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明“视”是正确字，郭忠恕写作“示”是错误的。《宣公三年》“不逢不若”，引用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并据此证明杜注中的“逢”字在下文，由此知道今本是错误抄写的。《宣公六年》“以盈其贯”，引用《韩非子》“以我满贯”，证明应为“贯”字。《成公十六年》“彻七札焉”，引用《吕览·爱士篇》，证明郑康成所说一副铠甲有七层札片。《襄公二十三年》“娶于铸”，引用《乐记》郑玄注，证明铸就是祝国。又如“踞转而鼓琴”，引用许慎《淮南子注》，证明“转”就是“轸”。《襄公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引用《周书·常训解》，证明这句话出自古文《蔡仲之命》。《襄公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用《墨子·辞过篇》，证明没有妻子叫作“寡”。《昭公元年》“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引用《礼记正义》，证明杜注把“五献”解释错了。《昭公十五年》“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引用《墨子·公孟》《非儒》两篇，证明妻子服丧三年是春秋末期才形成的礼制。《昭公二十六年》“錾而乘于他车”，引用《说文》，证明“{轻足}”被误写成了“錾”。《哀公二十五年》“袜而登席”，引用《少仪》，证明宴饮时一定要脱袜。这些都依据明确，不是凭空猜测。至于《文公二年》“废六关”，引用《公羊传注》证明“废”训为设置是对的，又引用韦昭《国语注》证明把“置”训为废弃是不对的。大概“置”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建立、设置的“置”，《公羊注》所说的就是这个意义。

译另一个是弃置的“置”，《国语注》所说的就是这个意义。这就像“乱”可以训为治理，但“乱离瘼矣”不能训为治理；“臭”可以训为香，但“逐臭之夫”不能训为香。古代设置关卡是为了稽查而不是征税，臧文仲废除六关以博取宽大的名声，却使奸邪之人无人追究，暗中因此危害百姓，所以要诛责他的用心，称他为不仁。惠栋只执着于字义反复贯通、彼此旁通的说法，实在偏颇驳杂。又如《文公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明白说汉代儒者增加了这一句，那么这里是“刘”字无疑。但他却一定认为原文作“留”字，是汉代儒者改成了“卯金刀”。《宣公二年》“文马百驷”，应当以邱光庭《兼明书》的辨析为正确，却一定要引用《说文》“画马”的训释。《襄公十七年》“泽门之晳”，认为古代“皋”“泽”二字相通，又说诸侯有皋门，这个说法本来是对的。然而城邑中的泽门，各自指所居之处，皋门并不是所居之地。《襄公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说《注》《疏》都不对，又断定是同宗之女，但“姑”可以解释，“姊”始终无法解释。《襄公二十五年》“执简以往”，引用服虔说一枚简有八个字，证明太史记录崔杼的事情也有八个字，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襄公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竟指为《孟子》中的亥唐，更是附会。《昭公七年》“余敢忘高圉、亚圉”，引用《竹书纪年》来补充杜预的缺漏。他不知道汲郡出土的古文，是杜预亲眼见过的；杜预既然没有引用，就知道原书必定没有这段文字，不能拿后来的伪本来证明杜预有疏漏（按：书中多次引用《竹书纪年》，大概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今本是伪书）。至于《襄公二十一年》“郑翩愿为鹳”，引用陆佃《埤雅》中的杂说（按：鹳井出自《酉阳杂俎》，并非始于陆佃）。《哀公六年》“无疾而死”，引用《汲冢琐语》中的野史传闻。《哀公十二年》“效夷言”，认为《春秋》时期已经重视吴地的语音，并非始于晋代。这更不是注释经书的体例了。其他如“公即位”的“位”，一定要依照古《经》写作“立”；“屡丰年”的“屡”，一定要依照《说文》写作“娄”，也都只是徒然惊扰视听，不能实行。大概他的长处在于博学，而短处也在于过分嗜好博学；长处在于重视古文，短处也在于拘泥古说。△《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沈彤撰写。沈彤另有《尚书小疏》，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赵汸、顾炎武所补订的《左传》杜预《注》仍不完备，于是重新加以订正。其中有得有失。例如《襄公二十六年传》说：“宴享子展，赐给他先路、三命之服，以及先八邑；赐给子产次路、再命之服，以及先六邑。”沈彤认为八邑、六邑的数目少，是《司勋》所说的赏地，不是采邑之外增加的田地，《疏》也误解了。现在考察《司勋》说：“凡是分赐赏地，三分取其一作为食邑；只有加田不受国正征税。”《注》说：“加田是在已经赏赐之后，又加赐田地，这是为了加厚恩惠。”据此可知，这只是因为所赏的田地有所不足，再加以赏赐，并没有赏田反而少、加田反而多的道理。如今沈彤认为八邑、六邑数目少，应当是赏地，那么加田的数目就应当更多了。这与《周礼》很不相合。大概沈彤撰写《周官禄田考》时，误把《大司徒注》中小都、大都旁加的数目当作《司勋》所说的加田，所以现在认为子展、子产都是国卿，如果接受加田，大约可得到小都，旁加四里。《传》说八邑，按照《注》的说法不过是三十二井；说六邑，不过是二十四井。因此怀疑这些数目少，不是加田。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对。又如《文公元年传》说：“把余数归到年终。”沈彤认为，积累朔望月的余日来设置闰月，闰月在四季的末月，所以说“把余数归到年终”。《经》《传》所记载的闰月，都没有处在正确的位置。只有昭公二十年闰八月，按夏历恰好是闰六月，偶然相合而已。现在考察《昭公二十年》记载“春王正月”，《传》说：“二十年春二月己丑，太阳运行到最南。” 杜预《注》认为，这里应当说“正月己丑朔，太阳运行到最南”，当时史官漏记了闰月，把闰月推迟到二月之后，所以《经》沿袭史官的记载而写作正月，《传》则进一步写成二月。《疏》认为，历法的正确规则是，前一年十二月之后应当设置闰月。这样看来，这一年的正月本应是前一年的闰月，这一年的二月才是正月。当时史官错误地没有在前一年设置闰月，把闰月推迟到二月以后，《传》在八月之后记载“闰月戊辰杀宣姜”就是这种情况。《注》不说是在八月之后，是因为闰月应当放在正月之前，不能放在二月之后。据此可知，这一年在八月设置闰月，正是史官的错误。沈彤反而认为这是偶然相合，也不对。至于《襄公二十八年传》说“命令把他的赋税加倍”，孔《疏》认为，赏地的税分为三份，周王取其中一份，另外两份交给王臣。这是采邑向周王进贡的数额。既然如此，诸侯的臣子接受采地，也应当有三分之一归公。所谓加倍其赋，应当是三份中有两份交给公。现在考察采邑向周王进贡的制度，《小司徒注》说：“拥有采地而食其税的人，都是四分取一。方圆百里的国共有四都，其中一都的田税收入王；方圆五十里的国共有四县，其中一县的田税收入王。方圆二十五里的国共有四甸，其中一甸的田税收入王。” 至于赏地向周王进贡的数额，孔《疏》所引用的《司勋注》说“三分计算税额，王取其中一份”，正是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里、二十五里〕 这样看来，采地和赏地的贡税数额明显不同。如今孔《疏》论侯国采地的赋税，不按四分之一计算而按三分之一计算，是误把赏地当成采地了。沈彤辨明并纠正这一错误，足以破除相沿已久的谬说。又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说：“征收车兵和徒兵。”杜《注》说：“车兵，就是甲士。”孔《疏》说：“知道这里不是指兵器，是因为上文说的是甲兵的数目，下文说的是甲楯的数目，所以知道这里指的是人。”顾炎武认为，把执兵器的人称作“兵”，是从秦代才开始的，三代以前没有这种说法，凡是杜预把“兵”解释为士卒的地方都不对。沈彤引用《隐公五年传》“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徒兵”和《襄公元年传》“在洧水之上打败了他的徒兵”，说既然称作“徒兵”，就不能说不是士卒。这也可以补正顾炎武的错误。这部书虽然尚未完成，仍将它著录保存下来，对阅读《左传》的人也有所帮助。

译△《春秋地理考实》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江永撰写。江永另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这部书所列《春秋》中的山川、国邑和地名，全都按照《经》《传》的次序排列。凡是杜预以来的旧说已经考定的，就仍然采用；尚未考定的，才加以辨析考证，并且都明确指出今天究竟是哪里。这样学者按照现今的地图，就可以考察当时各国的疆域以及会盟、侵伐的遗迹，完全可以知道它们的方向和里程。作者意在简明，不致力于旁征远引，所以取名《考实》。对于名称相同而地点不同、注家牵强附会混淆不清的地方，辨析考证尤其详细。例如认为《隐公元年传》所说“费伯率军修筑郎城”，这个地方在今天废鱼台县一带，距离曲阜约二百里。而《九年经》记载“筑郎城”，以及《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交战”、《庄公十年》“齐军、宋军驻扎在郎”，都是另一个鲁国近郊的地名；这样一来，《公羊传》所谓“我的近邑”，《左传》记载公子偃从雩门出兵，首先攻击宋军，以及《哀公十一年》“军队和齐军在郊外交战”、《檀弓》作“在郎交战”，就都没有疑问了。《僖公三十年传》说：“烛之武见秦伯说：许国君主许诺给秦国焦、瑕。” 杜预认为焦、瑕是晋国河外的两座城邑，这与《传》所说晋惠公用河外五座城邑贿赂秦国，东边到虢略，南边到华山，内边到解梁，不相符合。江永则认为，烛之武所说的，是在河外的城邑中举出焦，在内地到解梁的城邑中举出瑕，以概括所许诺的那些城邑。他引用《水经注》说：“涑水向西流经郇城，又向西南流经解县故城南面，解梁就是这座城。又向西南流经瑕城，这是晋国大夫詹嘉的旧邑。”并且考定郇城在解县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县西南五里，两地相距约三十里。杜预在《成公六年》“绛地大夫说郇、瑕两地土地肥沃，靠近盐池”一语中把郇、瑕合为一地，在《僖公十五年》中又把瑕吕饴甥的“瑕吕”当作姓氏，都错了。他订正讹误、补充缺漏，其中有很多可取之处。这部书的卷帙虽然比不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丰富，但精审核实方面却胜过它。△《三正考》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清代吴鼐撰写。吴鼐另有《易象约言》，已经著录。《春秋》用周正来记载时日，原本没有疑义。唐代刘知几才开始提出《春秋》使用夏正的说法。到了宋代儒者拘泥于“行夏之时”一句话，于是争论纷纷而起。元代李濂撰有《夏周正辨疑》，明代张以宁撰有《春王正月考》，《经》的意义才开始明白。吴鼐又采纳两家的说法，删节其中繁冗之处，加上近代儒者的论述，补充尚未完备的地方，驳斥胡氏、蔡氏关于只改月份而不改时序，以及诸儒关于月份和时序都不改的说法，以说明《左氏》所说王用周历、以正月为岁首的意义，辨析考证非常有根据。其中“‘三正’通用于民间习俗”一条，所引用的陈廷敬、蔡德晋等人的说法，对于三代各种书籍所记载的年月互有差异之处，一一剖析其原因，更足以破除似是而非的看法。虽然篇幅不多，但引证详细明白，判定了数百年来纷繁纠结的争论，对经学也算有功。△《春秋究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叶酉撰写。叶酉另有《诗经拾遗》，已经著录。这部书大多遵从他的老师方苞的《春秋通论》，但也略有取舍不同。它取名《究遗》，大概是用了韩愈《赠卢仝》诗中“《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的话。对于胡《传》苛刻的说法，以及《公羊》《穀梁》附会的条例，几乎全部删去。对于《左氏》也多有纠正，却往往连它所记的事迹也加以怀疑。例如开篇所说的“仲子”，认为惠公违背礼制再次娶妻，按嫡妻之礼聘娶她是可以的。叶酉一定据此认为诸侯可以再次娶妻，那么卫庄公在庄姜尚在世时又娶陈国的厉妫，陈国的厉妫有妹妹戴妫，她们名义上的嫡妻身份就可以知道了；难道也要据此认为诸侯的礼制允许同时立两位嫡妻吗？郎之战距离桓公即位已经十年，叶酉却认为三国是来讨伐弑害隐公的罪行，认为《左传》所说周班把郑国排在后面是诬妄。关于鄫季姬的事情，《左氏》认为她回娘家省亲而被留下，在事理上较为接近事实；《公羊》认为是让她自己选择配偶，已经难以凭据。叶酉却断定季姬已经许配给鄫子，而僖公后来悔婚，所以季姬出于义理不改嫁，私下与鄫子相会。“天王到河阳狩猎”，左氏所传一定有所依据，这正是《春秋》笔削中深微的旨意。而叶酉认为周王想要省去诸侯来朝觐时的费用，所以亲自前往诸侯所在之处；他还认为所传孔子的这句话不可信。这些说法都难免是凭空穿凿。《文公十二年》的子叔姬和《文公十四年》的子叔姬，叶酉认为是孪生的女儿，这已经属于主观臆测。他又认为齐国人所拘捕的子叔姬是舍的妻子，《传》却误说成舍的母亲；又认为《宣公五年》齐国高固所娶的子叔姬，就是嫁给舍的儿子的子叔姬，并不是两个人。这样辗转牵合，只是因为认为“叔”这个字不可能有两个同样的称谓。他不知道女子举行笄礼而取字，不过是在伯、仲、叔、季四个字中使用；再加上庶长女称孟，也不过五种。假如生了六个女儿，又该怎样取字呢？由此可知，女子未举行笄礼以前用名字来区别；举行笄礼以后取字，字相同并不妨碍。因此据此驳斥《传》文，未免横生枝节。莒人灭亡鄫国，《传》说是因为依仗贿赂。叶酉认为襄公五年鄫已经不属于鲁国，《传》所说不合事实。但下文“季孙宿到晋国去”，又引用《传》“晋国因为鄫国的缘故来讨伐，说：为什么使鄫国灭亡”的话。假如鄫不属于鲁国，它的灭亡与鲁国有什么关系？这同样是自相矛盾。他所说王不称“天”、桓公没有王命等说法，沿袭旧文，不能加以改正；又用赵岐《孟子注》“曹交是曹君的弟弟”这句话，来证明《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是错误的，更是颠倒了论证次序。不过总体说来，他能够按照情理来衡量，大多得到了《经》的旨意。他在《凡例》中所说的变例、特文、隐文、阙文等说法，也比各家的条例更有条理。其他如根据《汉地理志》辨明戎人攻伐凡伯所在的楚丘不是卫地，根据《史记》考定夷姜是卫宣公的夫人而不是与父亲通奸的妾，根据《宣公三年经》所记“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明鲁国举行的不只是僭越的祈谷之郊礼，诸如此类，也时常有所考证。总的考察全书，瑕疵固然不能掩盖它的优点。

译△《春秋随笔》二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清代顾奎光撰写。顾奎光字星五，无锡人。乾隆乙丑进士，官职为泸溪县知县。这部书不载《经》文，只是偶然有所心得便记录下来，所以取名“随笔”。其中如“桓公会稷以成宋乱”一句，“成”字取自训诂中“平”的意思。下文取鼎、纳鼎于宗庙的事情，是所谓开头赞美而结局责恶。但顾奎光采用刘敞的说法，认为这是成就宋国的祸乱。《春秋》为国君隐讳国内的坏事，二百四十二年中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促成祸乱的笔法。公子翚受到宠信，本来是因为他辅佐拥立君主；华氏得以立为卿，本来是因为贿赂，二者彼此没有关系。但顾奎光认为立华氏是公子翚的私意，华氏立为卿后公子翚于是才被任命为公子。国君树立自己的私人，难道一定要援引邻国的先例吗？如果不立华氏，公子翚难道就会终身不被任命为公子吗？郑国灭虢、桧，晋国灭魏、霍，这些事情早已有之。但顾奎光却说灭国始于齐桓公，怎么不加以考察？纪叔姬嫁到酅，是为了尊重叔姬的节操；顾奎光却说是因为酅保存了纪国，这是牵强地援引陈国灭亡、记载陈国火灾的《传》。庄公娶哀姜，顾奎光说是因为她容貌美丽，这已经是主观臆测；他又说庄公没有听说过好色。他在那里筑台俯视党氏，在臂上割伤来同孟任盟誓，难道不是好色的明证吗？公子友在郦地打败莒人，顾奎光认为这和公子翚率军、庆父率军一样，都是擅自出兵。这且不说莒人是为了索取贿赂而来，鲁国处在势必应战的形势中，与出兵境外并不相同。而且考察《传》文，完全没有擅自行动的证据，他凭什么断定不是奉君命而行呢？子卒没有记载被弑，本来与隐公没有记载被弑是同一条例；顾奎光却认为这是史官曲笔，难道《春秋》也能曲笔吗？敬嬴遇雨而不能安葬，自然只是恰好遇上当时的天气。《公羊》认为这是灾异的征兆，已经是附会；顾奎光却借此说明天道，难道弑逆之人的葬礼一定会遇到下雨吗？而且《春秋》以褒贬作为赏罚，不以结果报应来劝善惩恶，这不是《经》的意义。像这类问题，它的瑕疵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认为《春秋》的条例是从义理产生的，不是义理从条例产生的；认为《春秋》有通行的条例，也有特别的笔法，但同样必须把握大的道理，不能在琐碎细节上苛求纠缠；认为春秋时期天子只能守护王室府库，方伯也失去职守，有些论者却在小国被攻伐时责怪它没有向天子报告，这不足以使人心服；认为《春秋》将要用来治理没有天王的世道，而胡氏在宰咺归还赗礼时说这是贬斥而记其名，在荣叔归还含玉和赗礼时又说王不称“天”，这样一来，没有天王就从《春秋》开始了。他认为解释《春秋》的人彼此矛盾：既说为贤者隐讳，又说要责备贤者而求全责备；既说隐公是摄政，又说桓公是篡位，到底哪一种说法才对？这些话都深刻揭中了《春秋》学者苛刻迂曲荒谬的弊病，所以他的论述大多能够得到《春秋》笔削的旨意。顾奎光曾经撰写《然疑录》，其中记载的解释《春秋》的各条，与这部书相同。究竟是先有这部书，后来才编入《然疑录》，还是先载入《然疑录》，后来又摘出另编成这部书，都无法考察。不过《然疑录》颇为琐碎杂乱，若论其中的精华，已经全都包含在这两卷中了。○附录 △《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汉代董仲舒撰写。“繁”有时写作“蕃”，大概是古字相通。书名的含义无法解释。《中兴馆阁书目》认为，“繁露”是冕旒上垂下的玉饰，有联贯相连的形象；《春秋》排比事实、缀辑文辞，书名或许取义于此。这也只是根据意旨作的解释。这部书阐发《春秋》的旨意，大多以《公羊传》为主，并且往往涉及阴阳五行。考察董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都是他所撰的书名，但现在的《玉杯》《竹林》却收在这部书中，所以《崇文总目》对此颇为怀疑，程大昌更极力批驳。如今看它的文字，虽然未必全部出自董仲舒，但其中有许多根本深厚、道理重要的言论，不是后人能够假托的。这部书宋代已经有四种版本，篇卷多少各不相同。到楼钥校订时，才成为定本。楼钥本原来缺少三篇，明人重刻时，又缺少第五十五篇和第五十六篇开头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另外第二十五篇颠倒了一页，于是无法阅读。其余讹误脱漏，更是不胜枚举。大概天下藏书之家，三四百年来都没有见到完整的本子。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楼钥本，详细加以校勘订正，共补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去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文字焕然一新，顿时恢复了旧书的面貌。虽然说是人们常见的书，实际上却是绝无仅有的版本。倘若不是有幸遇到圣明朝廷崇尚文教、考察古籍，使已经湮没的旧籍重新发出幽微的光辉，那么这十七卷书终究只能沉埋在蛀虫侵蚀的简册中，这难道不是万世难逢一次的机遇吗！（按：《春秋繁露》虽然颇多依据《春秋》来立论，但与《经》义无关的内容很多，实际上属于《尚书大传》《诗外传》一类。过去一向把它列在经学解释之中，并不符合实际。现在也把它放置在《附录》中。） ──以上“春秋类”共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录》一部，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察：《春秋》的三部《传》各有长处和短处，世人认为范宁的评论是恰当的，但范宁其实没有探究清楚其中的原因。《左氏》解释《经》文时所说的“君子曰”，往往不太符合《经》的本意。不过它的失误，也只是浅显罢了。《公羊》《穀梁》两家在年月日上钩稽穿凿以建立义例，辨析名号来寄托褒贬，有时甚至到了牵强附会、难以通晓的地步。三家都源出圣门，为什么见解竟如此不同呢？左氏亲自见过各国史书，古人的事情始末都保存下来，所以依据事实立论；即使他的见识有所不及，也不至于有大的出入。《公羊》《穀梁》则是前后相承的经师，彼此不断增益附会，在字句之间推求，因此凭自己的心意作判断，各自遵循自己偏颇的见解。这样看来，考察实际事迹的，过失较小；驰骋空泛议论的，过失较大。后来各家的得失，都可以据此判断。至于左氏的文章，号称丰富艳丽，残留的油脂和余香，滋润后世无穷。章冲把它的首尾联缀起来，徐晋卿排比其中的对偶，后人接踵而来，编纂的书日益增多；但如果大体上都与《经》的义理无关，那也就不值得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