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十八

译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十八 ○别集类十八 △《须溪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刘辰翁撰写。刘辰翁字会孟，庐陵人。“须溪”是他居住之地的地名。他年轻时补为太学生。景定壬戌年，廷试列入丙第。因为父母年老，请求担任濂溪书院山长。江万里、陈宜中推荐他进入史馆，授任太学博士，他都坚决推辞。宋朝灭亡后，便不再出仕。刘辰翁在贾似道掌权时参加对策，极力指出济邸没有后嗣令人悲痛，忠良遭到残害令人伤心，风节不振令人遗憾。他几乎被贾似道陷害，因此获得了鲠直的名声，文章也受到世人重视。他的门生王梦应撰写祭文，甚至称说韩愈、欧阳修以后，只有先生卓然是秦汉时期的大手笔。然而刘辰翁论诗评文，往往追求尖新，过于伤于轻佻巧饰；他批点过的《杜甫集》《世说新语》《班马异同》等书，现在还有传本。大体上都破碎纤细偏狭，对后来的学习者没有帮助。即使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也专门以奇特怪异、棱角峭拔为宗旨，务求使文辞艰涩，有时甚至到了无法断句阅读的程度，更不免超出规矩之外。只是他的路径本来出自庄子，所以虽然恍惚迷离，其中有时也有意趣，并没有完全沦为荒诞怪异之作。而且在国家沦亡以后，他怀念故国，如麦秀之歌，寄托深远，忠贞爱国的情感常常表现在笔墨之间。他的志向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实在不必一概用文体格调来约束他。《须溪集》明代人见到的非常少，甚至各种书也大多没有记载它的卷数。韩敬选编订正晚宋诸家的文章，曾以不能得到刘辰翁全集为遗憾。听说兰溪胡应麟的遗书中有这部书的名称，便前往求取，最终也没有得到，大概它散失已经很久了。世上流传的只有《须溪记钞》和《须溪四景诗》两种，篇章很少。如今查考《永乐大典》中所收的内容，记、序、杂著、诗余还相当多。谨慎地加以采集汇编，整理编成十卷。至于《天下同文集》和《记钞》中所收、而《永乐大典》没有的篇章，也另行抄录补入，以保存其大概。至于《四景诗》，原本就是单独刊行的书，现在仍分别著录，所以不再采入本集。△《须溪四景诗集》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考察晋代、宋代以前，没有把古人诗句作为题目的做法。沈约开始有《江蓠生幽渚诗》，以陆机《塘上行》中的诗句作为题目，这是齐、梁以后形成的惯例。沿袭到唐、宋科举，才专门用古诗句命题。唐代科举程试之作，以《文苑英华》记载最详；宋代则以《万宝诗山》记载最详。大体都以刻画精工为能事，辗转相互仿效。刘辰翁生于宋末，所以这部集子分别以描写四时景色的诗句命题。《春景》共有六十三题，诗七十二首；《夏景》共有三十二题，诗三十五首；《秋景》共有四十题，诗四十四首；《冬景》有十六题，诗的数量与题目相同。所作都气韵生动，没有堆砌铺排、涂饰雕琢的习气，在科举程试诗中，是格调最高的。末尾附有《东桂堂赋》一篇，是替刘端伯教导儿子读书而作的。这部集子大概也是传授给刘端伯的儿子，供科举使用的吧。△《苇航漫游稿》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胡仲弓撰写。胡仲弓字希圣，清源人。他的生平事迹很少有可以概见的。只有集中《一第诗》有“衣冠新进士，湖海旧诗人”的句子，由此知道他曾经登第；《夜梦蒙仲作二象笏诗》有“嗟余初筮令”的句子，由此知道他曾经任县令；《将之官越上留别诸友诗》有“一官如许冷，况复是清贫。槐市风何古，兰亭本却真”的句子，由此知道他的任官地点在会稽；《老母適至时已见黜诗》有“千里迎奶，相见翻不乐。微禄期奉亲，亲至禄已夺”的句子，由此知道他不久便罢官归乡；《雪中杂兴诗》有“不被功名缚，江湖得散行”的句子，由此知道他被斥退以后，终身浪迹江湖，所以把稿子命名为《苇航漫游》。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无法考察了。胡仲弓的诗名不很显著，只有陈起的《江湖后集》收录他的作品颇多。然而拿《永乐大典》按各韵分别列出的作品来校对，陈起选录之外，遗失的还很多。现在搜集汇编，编成四卷，虽然未必能完全见到他的作品，比陈起所编的书，已经增加了很多。南宋末年，诗歌格调日益下降。四灵一派，抒发晚唐清新工巧的思绪；江湖一派，大多带有五代衰飒的气息。因此胡仲弓这部书，以及他的兄长仲参所作的《竹庄小集》，都没有超出山林枯槁的格调。比如七言律诗中的《旱湖》一首，在灾荒、凶乱、流离的时代，完全没有恻隐之心，却说“只要孤山的梅花不死，其余风物都与我无关”。这尤其体现了宋末游士矫饰言辞、标榜高蹈的陋习。然而吟咏既然繁多，各人的性情也各自显现；粗细不同的声音都能发出，正格与变格也一并陈列。只要不是淫邪的声音，就不应排斥。诗家有这样一种格调，本来不妨让它并存，也正如编录唐诗的人不遗漏周昙《咏史》的先例。《永乐大典》所载另有《漫游集》一书。考察它的体例，大概是把宋、元两代的作品汇编成一部总集。当时校勘不够严密，朱笔标出的篇目常常与这部集子混淆。现在一并考订作者姓名，删除错误，不让它与本集混乱，希望能够不失其真。△《兰皋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吴锡畴撰写。吴锡畴字元伦，休宁人，是广南西路安抚使吴儆的从孙、处士吴垕的儿子。吴锡畴四岁时父亲去世，便专心致志地求学，仰慕徐穉、茅容那样的为人。咸淳年间，南康太守叶阊聘请他主持白鹿洞书院，他推辞而不肯前往。大概他是一个笃实潜心修养的士人，不愿靠聚集门徒讲学去争逐喧嚣的虚名。他生性爱好培植兰花，自号“兰皋子”，于是用它作为文集名称，大概也寄托了无人欣赏而自我芬芳的意思。他的品行和心术，可以说超然于流俗之外了。文集中保存的诗不多，但都是他晚年亲自删定的，删削取舍相当严格。他的《题林逋墓诗》中“清风千载梅花共，说著梅花定说君”两句，受到吕午的赞赏；《春日诗》中“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风”两句，又受到方岳的赞赏，这些都见于《方岳跋》中。不过，集中像这样的佳句还不少，方岳只是偶然举出一两处罢了。他刻意追求清新，虽然不免偶尔流于纤巧，但与宋末那些潦倒率意的作品相比，仍然能够别开生面。接续在《竹洲集》之后，也可以说没有辱没他的家学了。△《云泉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薛嵎撰写。薛嵎字仲止，又字宾日，永嘉人，宝祐四年进士，官至长溪县主簿。宋朝承接五代之后，诗风几经变化：第一次变化成为西昆体，第二次变化成为元祐体，第三次变化成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从北宋延续到南宋，流行时间最长。流行久了弊病便产生，于是永嘉诗派用晚唐体加以矫正，“四灵”也由此出现。但四灵名义上学习晚唐，实际上所宗法的只是姚合一家，即所谓“武功体”。这种诗法以新颖贴切为宗旨，却描写景物琐细，格局过于狭窄，终于成为宋末江湖诗派流弊的开端。叶适因为同乡关系，起初极力推重它，时间久了也察觉到它的偏弊，才开始提出稍有不同的意见。吴子良《林下偶谈》对此叙述得很详尽。薛嵎的作品都在四灵之间出入，不能免于受门户之见限制，但属于早期永嘉派，而不是后期永嘉派。把他的作品收入，也足以作为一种诗风的代表。△《嘉禾百咏》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张尧同撰写。张尧同是秀水人，仕宦经历不详。诗中所咏的会景亭，是潘师旦所筑；赵老园是赵衮归隐的地方。考察其时代，大概是宁宗以后的人。宋代文人学士歌咏本地风土胜景，往往把篇数多、辞藻华美作为工巧。如阮阅《郴江百咏》、许尚《华亭百咏》、曾极《金陵百咏》，都是以一百首为限。因此张尧同所歌咏的嘉兴山川古迹，也用一百篇来概括。徐硕的《至元嘉禾志》已经把它与陆蒙老所作的《嘉禾八咏》一同收入“题咏门”。后来编写郡志的人，也有不少把它们分散收录其中，但搜集整理都没有完备。这是它最初单独刊行的本子，每首诗后都有附考，不知道是谁写的。卷末有跋语，也没有记载姓名和年月。它的文辞虽然不算十分工巧，但自吴越以来嘉兴的典故，大致可以从中得到概略了解。近来朱彝尊作《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大概就是承袭前例而稍微改变了面貌。朱彝尊的诗情温婉秀丽，远胜张尧同；但张尧同采集名目、铺叙大要，对于地志考证来说，也不能说没有帮助。△《柳塘外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释道璨撰写。道璨字无文，姓陶，南昌人，咸淳年间曾主持饶州荐福寺。他另有《语录》著作，所以这部书以《外集》为名。佛教把佛典作为内学，把儒家书籍作为外学。他的诗格局颇为狭窄，未能摆脱僧人诗作的气息。但短章绝句善于发挥短小的长处，也时常有清新雅致之处。如《题水墨草虫》《陈了翁祠》《和恕斋》《濂溪书院》等作品，无不清楚秀美，值得观赏。沙中淘出的金屑，当然也不能弃置。这部集子中的杂文《送一侍者序》一篇，是为日本僧人所作。考察《宋史·外国传》所载，自宋太宗时奝然入朝以后，屡有倭僧前来进贡。到南渡以后便不再出现，只记载了几件他们的船漂流到宋朝境内的事情。至嘉泰三年以后，便完全不再记载。这篇序作于淳祐戊申年，称他离开本国已经六年，某日向东归去；推算他来宋的日期，应当在淳祐三年。大概他是为求佛法而东来，并不是作为贡使，所以《宋史》无法记载他，并非有所遗漏。这部集子共分为：诗一卷，铭记一卷，序文、疏书一卷，塔铭、墓志、圹志、祭文一卷。宋代以来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国朝康熙甲寅年，释大雷才访得旧本，释元宏、灯岱于是加以校正并刊刻。此书虽然出世较晚，但考察它的格调意趣，确实是宋末江湖诗文的体格，并不是因伪造而成。考察吴师道《礼部诗话》，已经载有它的《题苏堂竹》一首，可见宋代确实有这个人。推想他当时名声不太显著，只是在日本佛教界内部相互传抄记录，所以过了数百年才见于世间。△《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马廷鸾撰写。马廷鸾字翔仲，乐平人，淳祐七年进士，历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宋史》说他罢相归家后，又过了十七年才去世。考察马廷鸾罢相是在度宗咸淳八年壬申年，他去世应当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年。如今集中《老学道院记》说，著雍困敦之年，我年六十七岁，那么写这篇文章时，距离他病逝已经不远了。看来这部集子似乎是他的儿子马端临编纂的。“碧梧玩芳”这个名称，是因为马廷鸾家中有碧梧精舍，晚年又自号“玩芳病叟”，所以用来命名。自明代以来，外间完全没有传本，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部分，还保存着大致内容。大体上说，他的骈体文最为工巧。理宗末年，他又任两制，朝廷中的重要诏令和著作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其他诗文也都典雅丰赡、秀润有致，洋溢着篇章典籍的意味。马端临承继家族世业，撰成《文献通考》，至今仍为文苑所珍重；由此也可以知道马廷鸾的学问。此集《宋史》没有著录，原来编成多少卷已经无法考知。现谨将如今保存的篇章搜集编排，分为二十三卷。

译马廷鸾又曾仿照吕祖谦《大事记》的体例，撰写《读史旬编》，以十年为一“旬”，起于帝尧元载甲辰年，止于周显德七年庚申年，共三十八帙。如今全书虽然已经散佚，但《绪论》仍有一些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于是搜集编为一卷，附在文集之后，共为二十四卷。《宋史》称马廷鸾所著还有《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等书，如今都已失传。又称他被召试馆职时，就以强化君德、重视相权、收纳直臣、防范近习为答对内容。任将作少监时，他论述贡举的三件事，又说应当免除遭受灾害州县的租赋。任起居舍人时，他说太史应当谨慎记载灾异，又说应当广泛接受并施行教化，以振奋人才的精神；虚心接纳意见，以培植进言者的骨干；顾念国家根本，以公心消灭私心；严密边防，预先思考祸患并加以防备。任同知枢密院时，他说应当培植国家命脉、树立根本、崇尚宽大、实行忠厚；又说应当扩大度量，宽容优待臣下；放空圣心，延请并等待贤能；推行内心的宽恕，给予宽容；忍受难以忍受之事并听取采纳意见，那么人情没有不能通达的，道理没有不能穷尽的，等等。这些文章如今都没有见于文集之中。或许奏疏另编成一部，所以这部集子都没有收录吧。△《四明文献集》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王应麟撰写。王应麟另有《周易郑氏注》，已经著录。他所著《深宁集》原来有一百卷，但《宋志》已经没有著录，焦竑《国史经籍志》也没有记载其书名，可见散佚已经很久了。这部书是明代鄞县郑真、陈朝辅所辑《四明文献》中的一种。因此本来是一个人的作品，却冒用了总集的名义。全书共一百七十多篇，其中制诰占十分之七。大概是搜集残余篇章而成，并不是王应麟的完整作品。王应麟凭词科起家，他的《玉海》《词学指南》等书所遗留的余香和剩余精华，仍然有很多可以滋养后学。因此他自己所作的文章，无不典雅温丽，带有太平时代馆阁文章的遗风，而且所记载的事迹，很多足以同史传相互印证。例如《宋史》王应麟本传说，度宗即位时，王应麟起草百官表，依照旧制请求听政的四道表章，已经上呈。有一天入宫临朝，宰臣传达诏旨，要求增加起草三道表章。那么，这七道表章就是先上呈前四表，随后再上呈后三表。考察这部集子，第一表至第二表是在景定五年十月上呈的，第三表至第七表是在十一月上呈的，这与本传记载不同。又据《宋史·度宗本纪》记载，贾似道罢免都督、给予祠禄是在德祐元年二月，迁居婺州，后来又迁往建宁，都是在七月；而从扬州被责令归返绍兴，实际是在这一年五月四日，这一点见于本集《责贾似道归里制》，也足以补充《度宗本纪》的缺漏。因此，即使是零散篇章和残缺简札，也当然不能因为残缺而弃置不收。△《覆瓿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赵必<王象>撰写。赵必<王象>字玉渊，自号秋晓，是宋太宗的第十世孙，居住在东莞。咸淳元年，他与父亲赵崇讠由一同考中进士。起初任高要县尉，代理四会县令；第二次任职为南康丞。文天祥在惠州开设府署时，征召他代理惠州军事判官。元朝建立后，隐居在温塘村。这部集子包括诗二卷、长短句一卷、杂文二卷、附录一卷。赵必<王象>治理县邑有惠民政绩，恰逢宋朝宗室覆亡，他慷慨从军，这种志向值得称取。经历沧桑之后，他终身退隐，这种气节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他的诗文篇数不多，在宋末诸家中并不算特别突出，但体格清劲，不屑于写柔靡之音。如“一雨鸣蛙乱深夜，数声啼鸟怨斜阳”等句，当然也颇有情致韵味。△《阆风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舒岳祥撰写。舒岳祥字舜侯，宁海人，宝祐四年进士，官至奉化县尉，最终任承直郎。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教授乡里直到终老。《两浙名贤录》记载他著有《史述》《汉砭》《补史》《家录》《荪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轩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谈藂》《藂续》《藂残》《藂传》《藂肄》《昔游录》《深衣图说》，共二百二十卷，如今大多散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舒岳祥《阆风集》二十卷，世上也没有流传。查检《永乐大典》中所载舒岳祥的诗文，有时题作《篆畦》《蝶轩》《荪墅》等集名，而题为《阆风集》的占十分之八九，看来当时他的各类稿本原本分别编排，而《阆风集》是总名。如今原书卷次已经被《永乐大典》打乱，无法辨别，只好依照类别搜集编纂，整理为诗九卷、杂文三卷，仍保留其总名，题作《阆风集》。集子中又有《百一老诗序》，大概就是为老渔、老猎之类作品所作的序，看来原本也另编为一集；但其中缺失已经很多，不能编成完整卷帙，所以也不再加以分辨。舒岳祥年轻时，凭文章拜见吴子良，吴子良就称赞他禀赋奇异、见识灵敏，像汉代的终军、贾谊。晚年遭逢朝代更替，终身隐遁，因而更加深入地思考著述。他的诗文大多任意直抒胸臆，不追求雕琢文饰。集中有《诗诀》一首说：“想要从柳宗元那里参学陶渊明，还要邀请孟郊去会见卢仝。” 又说：“平原上骏马冲开黄色的雾气，顺流而下的轻舟遇上迅疾的风。”他的诗歌宗旨所在，从这些话就可以想见了。△《北游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汪梦斗撰写。汪梦斗号杏山，绩溪人。景定年间凭通晓经学考中发解，参加江东漕试。授承节郎、江东司制幹官。咸淳初年，调任史馆编校，与叶李等人商议后，上书弹劾丞相贾似道。叶李等人获罪，汪梦斗也隐退回乡。宋朝灭亡后，尚书谢昌言向元世祖推荐汪梦斗，元世祖特意召他赴京，他始终不接受官职，便被放还。这部集子是他北游途中所作的纪行诗。其中有《见谢尚书诗》说：“正须自爱不赀身。”

译这不只是说他约束自己非常严格，就连他用道义规劝谢昌言，也可以说是措辞委婉而态度严正。不过，《上故相留公诗》的注释说：“留公入朝而不屈服，称前正奉大夫。”考察留梦炎在德祐二年投降元朝，特别受到元世祖鄙视，又曾经劝说杀死文天祥，怎么会有入朝而不屈服的事情？《梦斗集》中又有《南园歌》，是为吴潜被贬窜到循州而作的。诗末附有几句话说：“履翁再次任相，极力陈说奸邪误国的几件事，理宗皇帝最终也不能平息。” 适逢贾似道把江上肃清的奏报直接送入宫中，皇上于是罢免了吴潜的宰相职务。第二天才把贾似道的奏章交付外廷。”考察《宋史》，贾似道关于江上肃清的奏报，在理宗景定元年三月乙酉以前；吴潜被罢免是在这一年四月己酉。如果按照汪梦斗所说，是在己酉日的第二天才把贾似道的奏章交付外廷，那么向前推算，就距离四月乙酉以前将近一个月。当时朝廷内外正把荆、鄂一带视为奇功，捷报送到宫中后，竟过了一个月才公布于外，这与当时情势尤其不相合。或许是他的后人搜集遗稿时，不免把伪本混入其中，还没有来得及详加考辨吧。又有《杏山摭稿》若干条，是后人汇集汪梦斗讲学的话，原来附在集末，如今也仍然保留。△《秋堂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柴望撰写。柴望另有《丙丁龟鉴》，已经著录。他的诗有《道州台衣集》《咏史诗》《西凉鼓吹》等编，都已经散佚不存。这部书是后人杂乱搜集编成的。诗集末尾还保存有《道州台衣集序》。从《梦傅说》以下的十一首绝句，疑心就是《咏史诗》中的作品。柴望因在淳祐丙午年上呈《丙丁龟鉴》而得名。然而，他奉诏上书，本来只应当陈述人事，评论朝政的是非，却牵强援引谶纬，以当年的干支推演祸福，穿凿附会，迂腐荒诞而支离。他的用心虽然出于忠诚，但言论却涉及妖妄。后来他出狱回乡，士大夫甚至到涌金门外为他设宴送行，赋诗抒发感慨，一时轰动。王应麟《困学纪闻》还记载他奏表中的话，把它当作佳话。宋末士气浮躁喧嚣，到此达到极点。相关书目已经另行保存，并在本条下面加以纠正。至于柴望本人，宋朝灭亡以后隐遁深山，至元十七年才去世。他高洁自在的气节，可以追踪陶渊明。他的诗虽然格调接近晚唐，不能算高远超迈，但其中借黍离、麦秀寄托的悲痛非常深沉，纷乱哀伤的声调尤其凄切动人，也可以同谢翱等人一起流传而不朽。因此即使只是残章断简，仍然能够流传到今天。△《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宋代方逢辰撰写。方逢辰原名梦魁，字君锡，淳安人。淳祐十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理宗改赐他现在的名字。官至吏部侍郎，因母亲去世服丧归家。德祐初年，朝廷征召授任礼部尚书。恰逢父亲生病，没有赴任。宋朝灭亡后，元世祖下诏命御史中丞崔彧到他家中起用他，他以疾病为由坚决推辞，不肯出仕。至正年间修撰《宋史》，有关部门没有得到他的事迹状况，所以没有为他立传。只有《黄溍集》中所作的《逢辰墓表》，还大略看得到他的生平始末。明代邵经邦撰写《弘简录》，才为他补立传记，但也只是根据黄溍的记述，不能有所增补。这部集子是他的五世从孙、蒙城县知县渊等人辑录的。《正集》八卷，前七卷是逢辰的诗文，最后一卷附录他的弟弟逢振所作的文章。逢振字君玉，景定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太府寺簿，也是宋亡以后守节不仕元的人。 《外集》四卷，则是他的七世从孙、玉山县知县中续加辑录的，凡是逢辰历任官职时的诰敕以及酬答赠送的诗文，都收在其中。逢辰正处于丁大全、贾似道掌握国政的时候，都能够抗拒他们的锋芒，坚持正道而不屈服。他担任提点川东刑狱以及江西转运副使时，政绩也都颇为可观。可惜他的遗文散失，所收奏劄中只有宝祐三年的《请除内竖》一疏还保存着。其余如《论雷变》《论边备》《论吴潜去位》《贾似道匿败》等奏劄，都是他一生建言中最著名的作品。《墓表》略略记载了大概情况，但这些文字全都没有收入集中。他们所搜集的，大多是案牍、书札一类的文章，甚至把一篇策问连同考官评语也收录了。大概是在遗文散失之后，勉强搜集编成的，所以难免只注意到细小的材料而遗漏了重要的内容。△《秋声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卫宗武撰写。宗武字淇父，自号九山，是华亭人。淳祐年间历任尚书郎，出任常州知州。罢官归乡后闲居三十多年，以诗文自我娱悦。根据至元甲午张之翰所作的《集序》，称九山墓上的草已经长到六尺高，那么宗武实际应当卒于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即宋亡十年以后。因此焦竑《国史经籍志》载《秋声集》八卷，把它列入元人著作。然而宗武实际上没有出仕元朝，仍应当按照陶潜在晋亡后著书的例子来处理。这部集子早已失传，如今从《永乐大典》中采集、辑录编排，得到诗词四卷、序记和志铭一卷、杂著一卷，用来大略保存它的内容。华亭卫氏，自礼部侍郎卫肤敏以后，资政殿学士卫泾、直宝谟阁卫湜兄弟相继以学术著名。宗武的世系虽然无从考察，但《张之翰序》称他是乔木世臣的后代，那么应当是卫泾、卫湜的后裔。他的文采风流不失为旧日世家的遗风，也是有来历的。他的诗文根基稍显浅薄，文章骨格也不够坚实精致。这大概是末世文坛风气所趋造成的，其情形同国家命运相随，并非作者自己能够主宰。至于《咏荀彧》一诗，称荀彧之徒徒然抱守忠贞，遗恨千古，可见他的学识也有尚未达到之处。不过考察他的全集，大都气韵冲淡，有萧然自得的趣味。大概由于胸襟既然不同，精神情致自然也就不同，他的品格终究高于《江湖》诸集。而且他眷恋故国，隐姓埋名，困居穷处，其志节很有值得取法之处，然而《宋遗民录》等书竟然遗漏了他的姓名。录存这部集子，用来彰显潜藏的德行，也足以看出圣朝表彰幽隐之士、砥砺风俗教化的意义。△《牟氏陵阳集》二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牟巘撰写。巘字献之，是湖州人。父亲牟子才，理宗朝任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以刚直著名。牟巘也考中进士，官至大理少卿，进入元朝后不出仕，闭门居住三十六年。所以他集中《九日五言诗序》中谈到陶潜在王弘中途备办酒食的事情，以及题咏渊明图的几篇文章，意思都是借此寄托自己的心志。

译他又曾说，世人喜欢称道陶渊明进入宋朝后书写甲子而不写年号，黄豫章也说甲子纪年不数义熙以前的年号。然而如今陶集中的诗篇本来没有写年号的，渊明以侍奉刘裕为耻，大节昭然可见，这些事情不必深究等等。因此牟巘文章中多书写至元年号，意思大概就本于此。这部集子共收诗六卷、杂文十八卷，前面有至顺二年的《程端学序》。王士祯《居易录》称他的诗具有苏轼、黄庭坚一派的风格，杂文都典雅充实、详备雅正。如今看来，他的评论并没有说错。牟氏本是蜀地井研人，世代居住在陵山之南，到牟子才才开始登记为湖州籍。他用“陵阳”作为集名，大概是不忘根本。由于韩驹的诗集先已有这个名称，所以这部集子在前面加上“牟氏”二字，用来区别。△《湖山类稿》五卷、《水云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汪元量撰写。元量字大有，号水云，是钱塘人。度宗时因擅长琴艺供奉于掖庭。宋朝灭亡后，随三宫进入燕地。过了很久，他成为道士南归，往来于匡庐、彭蠡之间。元代陈泰《所安遗集》中还保存有《送钱塘琴士汪水云诗》。陈泰是延祐二年进士，那么元量也可以说是长寿老人了。他的诗大多慷慨悲歌，具有故宫禾黍之感。对于宋末的许多事情，都可以据此征验事实。所以李鹤田在《湖山类稿跋》中说：“他记述亡国的悲痛、离开国都的苦楚以及辗转艰难、忧愁叹息的情状，都完备地见于诗中。微小之处写得显著，隐约之处写得彰明，悲哀却不怨恨。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记载在杜甫草堂诗中，后人把它称作诗史。水云的诗也是宋亡的诗史。”等等。他的品评相当恰当。只是集中《醉歌》一篇记载宋亡之事说：“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投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以本朝太后的身份，直接斥呼她的名字，实在不合礼法。《春秋》责备贤者，因此对于元量不能没有讥刺。不过元量只是一个供奉的琴士，不属于士大夫的行列，却始终眷恋故主而没有改变。宋末的公卿们，实际上在他面前都感到惭愧，他们的气节也比不上他。诗文笔墨之间偶然有失于检点的地方，与无礼于君主的人相比，性质本来不同。这又应当取其大节，宽恕他这一点过失。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有《湖山类稿》十三卷、《水云词》三卷。这些书久已失传。这个版本是刘辰翁选编的，只有五卷，前面缺失四卷，其中间或保存有评语。近来鲍廷博又重新采集《宋遗民录》，补入刘辰翁的《元序》，并将《水云集》合在一起刊刻。拿两个版本互相参校订正，诗篇大多重复，如今也姑且仍按原本保存。△《晞发集》十卷、《晞发遗集》二卷、《遗集补》一卷，附《天地间集》一卷、《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引注》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谢翱撰写。翱字皋羽，又字皋父，是长溪人，后来迁居浦城。咸淳年间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文天祥在延平开府时，任命他为谘议参军。文天祥兵败后，他到浙东避难。后来在元贞元年卒于杭州。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南宋末年，文风低劣衰弱，只有谢翱的诗文桀骜不羁而有奇特的气势，他的气节也卓然可传。根据方凤所作谢翱行状，称谢翱的遗稿有手抄诗六卷、杂文五卷、《唐补传》一卷、《南史赞》一卷、《楚辞芳草图谱》一卷、《宋铙歌鼓吹曲》《骑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记》一卷、《浦阳先民传》一卷、《东坡夜雨句图》一卷。如果把《唐补传》以下各书编入集中，总数应为二十八卷；如果各自作为别本流传，那么诗文应当只有十一卷。然而世上没有传本，无法知道哪一种说法确实。明代弘治年间储巏所刻的本子，已经与方凤所记不相符合。万历年间有歙县张氏重刻本，又增入降乩之作，更加混杂不堪。这个版本是平湖陆大业根据家藏抄本刊行的，说是从旧刻本抄录出来的。卷次已经混乱，陆大业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整理，校勘其他版本，比较完善，但也不是原来的样子。末尾附《天地间集》一卷，都是谢翱所抄录的宋末故臣遗老的诗，计有文天祥、家铉翁、文及翁、谢枋得、郑协、柴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谢钥、陆壑、何天定、王曼之、范协、吴子文、韩竹坡、林熙十七人，但诗只有二十首。考察宋濂所作《翱传》，称《天地间集》有五卷，那么这里的不是完整的书。大概原本已经散佚，后人从其他书中摘取那些称见于《天地间集》的诗文，得到这二十首，姑且保存它的大概罢了。又有元代张丁为《西台恸哭记》作的注，以及各家的跋语，合为一卷；又有为《冬青引》作的注，以及各家考证唐珏、林景熙事迹的文字，合为一卷，陆大业都附刻在集子的末尾。如今也一并录存，希望能够同集中各篇相互考证。△《潜斋文集》十一卷，附《铁牛翁遗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何梦桂撰写。梦桂字岩叟，别号潜斋，是淳安人。咸淳元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以疾病为由辞官，筑室于小酉源。元至元年间，多次征召而不起，最终死于家中。这部集子共收遗诗三卷、词及试策一卷、杂文七卷。诗歌颇学习白居易的体制，实在不擅长。王士祯《池北偶谈》用酸腐庸俗低下等话来贬斥他，似乎过分了。文章则颇多援引证据，有博闻强辨、自我欣赏的意味。明成化年间，他的八世孙何淳从同县汪廷贵家访得旧印本，校正后刊行；后来他的远孙何之论等又重新刊刻。考察元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载有梦桂《送留梦炎》一诗说：“昆明灰劫化尘缁，梦觉功名黍一炊。锺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归来眠里吴山在，别后心期浙水知。白发门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遗尸。”大概梦桂是留梦炎所选取的士人，所以这首诗有王炎午作生祭文天祥的意味。而这部集子没有收录，说明他的作品散佚得也很多。末尾附《铁牛翁遗稿》一卷。铁牛翁名景福，字介之，是梦桂的族孙，元代不出仕，现存诗四十多首、赋一首。诗作颇为奇特雄伟，气势格调在梦桂之上。△《梅岩文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宋代胡次焱撰写。次焱字济鼎，号梅岩，晚年号馀学。他的始祖本是唐朝宗室，五代时被胡氏收养，于是冒用胡姓。是婺源人。咸淳四年进士，官为贵池县尉。德祐元年，元兵到达贵池，元帅张林献城投降。次焱侍奉母亲逃回乡里，教授乡人直到终老。集中有《媒嫠问答诗》，其中所谓“井底水不波，山头石不迁。什袭藏破镜，他年会黄泉”的诗句，正是用来寄托自己的志向。他的诗文原来没有编成集子，所以藏书家大多没有著录。这部书是明嘉靖年间他的族孙胡琏搜集编成的，胡琏的外甥潘滋为之校刊，并替它作序。共收赋、诗、杂文八卷，卷首冠以《雪梅赋》，大概是为了表现他清白的本心。第九卷以下，都是附录的同时代赠答往来之作。《目录》所载往往与集中诗文不相符合，这是编排疏漏造成的。次焱在宋、元作者中，尚且不能自立门户，但他为人有陶潜居于栗里的遗风，所以这部集子直到今天仍然流传。集中有《赘笺唐诗绝句序》，说：“叠翁为章涧、二泉先生选编的唐代绝句作注，次焱又为之作补充笺注。”叠翁就是谢枋得；章泉是赵蕃；涧泉是韩淲。他们的书没有流传下来，无法验证工拙，但也足以看出次焱用心钻研诗学，并不是随便写作的人。△《四如集》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黄仲元撰写。黄仲元另有《四如讲稿》，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前面有咸淳甲戌年《余谦一序》，他所作的《梦笔记》也附在其中。又有至治三年《傅定保序》，似乎仍是原本所有。然而考察宋濂《潜溪集》中的《仲元集序》，称他的门人詹清子把《六经四书讲义》分类编为六卷，他的儿子黄梓又把记、序、墓铭、字训分为五卷，他的曾孙黄至又搜集他的遗文编成十卷，并请宋濂作序。这样看来，仲元的原集实际是把《讲义》和杂文合为二十一卷。如今《讲义》已经另行单刻，不收入集内。这个版本只有文章四卷、附录一卷，既与他儿子编辑的五卷不相符合，也不包括他曾孙续辑的十卷。这是作品散佚之后重新搜集编成的书帙，不是原来的集子。集内各篇文章都有注释，却不署注释者姓名，怀疑或许就是他儿子所作。仲元在宋末讲学的各家中，尤其笃实；他的出处进退也都合乎道义。因此他的文章不追求驰骋铺张，却自然具有端正厚重、质朴刚直的气质。由此可知，接近实际、切合事理的言论，同那些喧嚣争立门户的人本来就有不同。△《林霁山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林景熙撰写。景熙一作景曦，字德阳，是温州平阳人。咸淳七年由太学生出仕。官为礼部架阁，转任从政郎。宋朝灭亡后不出仕。适逢紥木扬喇勒智发掘宋朝各陵墓，用遗骨建造镇南塔。景熙设法换出真骨，将它安葬。他的忠义感动百世。然而各书记载时，有的把这件事归于唐珏。如今考察这部集子，载有《梦中作四诗》，与各书记载的唐珏所作相同。唐珏其他诗作大多没有流传，而这四首诗的词语格调确实与景熙的其他诗相似。况且双匣亲传竺国经句的记载与景熙安葬高、孝两陵的说法相合，却与唐珏安葬各陵的说法不合。考察集中有《和唐玉潜》一诗，玉潜就是唐珏的字。这样看来，两人本来是旧友，或许当时景熙与唐珏共同谋划了这件事。事情秘密，传闻各异，于是错误地把它说成唐珏所作。他著有《白石稿》十卷，都是杂文；又有《白石樵唱》六卷，都是各体诗。元统甲戌年，昆山章祖程为他的诗集作笺注，传本仅存。于是他的文集逐渐散佚。这部版本是明天顺癸未年由同乡监察御史吕洪编成的，将章祖程所注的诗集合为三卷，又增入《元音》所录的《读文山集诗》一篇，并搜集遗文，得到记十四篇、传一篇、说一篇、文一篇、序十三篇、墓志六篇、铭一篇，整理为二卷。嘉靖戊子年，辽藩光泽王从江陵得到毛秀校订的版本，重新刊刻，并附上毛秀所作《辨证》一篇。在《白石樵唱》中题作卷一、卷二、卷三，在《白石稿》中题作卷四、卷五。书名各不相同，但卷数彼此相接。仓促翻阅时，似乎是《白石稿》散失了前三卷，实在令人无法明白。国朝康熙癸酉年，歙县汪士鋐等重新刊刻，才总题为《林霁山集》，体例比较完整，如今采用这个版本来抄录。△《勿轩集》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代熊禾撰写。熊禾起初名鉌，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是建阳人。咸淳十年进士，授宁武州司户参军。宋朝灭亡后不出仕，教授乡里直到终老。近来仪封张伯行曾刊刻这部集子，大量删削，实在失去了原貌。这部书包括《易学图传》二卷、《春秋通义》一卷、《四书标题》一卷、诗文三卷、《补遗》一卷。大概明天顺年间的旧刻本还是完整的书帙。只是卷首有元代许衡的《序》，称：“他晚年修撰《三礼通解》，将要脱稿，最终因病去世。他一生的著述，只有《四书标题》《易经讲义》《诗选正宗》《小学句解》流传于世。嗣孙熊澍家中收藏遗稿，只保存了千百之中的十分之一；族孙熊孟秉将它们分类编次成帙，整理为八卷；传给二世孙熊斌，由他付梓流传，并请我作序。”等等。末尾署至元十七年。考察可知，至元是世祖的年号，而熊禾卒于仁宗皇庆元年。从至元到皇庆，相隔三十多年，怎么会在前面就说他因病去世了呢？年月错乱，显然是托名伪作。大概是他的后人伪造了这篇文章，借用许衡的名义来欺骗世俗。却不知道熊禾也是通晓经学的儒者，本来不必借许衡来增重声价。如今删去这篇序，希望不至于让伪作混淆真作。△《古梅吟稿》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吴龙翰撰写。龙翰字式贤，是歙县人。咸淳年间由乡里贡举。因被推荐，授任编校国史院、实录院文字。至元丙子年，乡校请他担任教授，不久便弃职离去。家中有一株老梅，于是以“古梅”为号。他曾经为此作赋，并用它命名自己的集子。他的《见刘后村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诗瓢行脚半天下，多谢先生棒喝功。”

译卷末又附有方秋崖的《和百韵诗》，龙翰在诗后题字，自称是方秋崖的门人。他还说，方秋崖把诗歌的正法眼传授给了自己。由此可见，龙翰的学术诗艺渊源和传授关系，仍来得及见到前辈的典范。所以他的诗清新而有情致，耐人吟味，在宋末各家中，还算接近雅正。《程元凤序》称许他的诗句老练而意旨新颖，也并非虚妄。集中有《内丹诗》《外丹诗》。又如《拜李谪仙墓》说：“经营紫河车，破费十载功。金鼎驯乌兔，炎炎丹光红。”《楼居狂吟》又说：“偃月炉深紫气浮，红铅黑汞六丹头。”可见龙翰大概是讲求神仙炼丹炉火之术的人，或许也是俞琬一流的人物吧；但论诗，他比俞琬高明得多。《佩韦斋文集》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宋代俞德邻撰写。俞德邻有《佩韦斋辑闻》，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原本二十卷，共有诗七卷、杂文九卷，末尾就是《辑闻》四卷。但考察集子开头有皇庆壬子年熊禾所作的序，说他一生的诗文大多没有留下稿本；他的儿子俞庸搜集起来，仅得到诗文五百二十二首，编成十六卷。这样看来，文集和《辑闻》原本各自成书，此本是后人把它们缀合在一起的。现在仍分开著录，是依从它们原来的情况。《禾序》又说，紫阳方侯也以文章知名，曾经为俞德邻的文集作序，记载他的遗事，像为他作传一样，并且因为他能够保全晚节而由衷敬服他等等。紫阳方侯就是歙县人方回，宋末任睦州知州，因为把州献给元朝，元朝提拔他任总管。此本删去了这篇序，大概是后人认为俞德邻的高尚节操不亚于陶潜，不愿让《方回序》玷污他，所以删去并刻削了吧。俞德邻的诗恬静淡泊、平和从容，自然而深远。在宋末诸人中，特别高雅。他的文章也简洁而有清新之气，体裁格调都高于方回的《桐溪集》。大概文章这件事，关系到学术和性情；诗品、文品的高下，往往大多随着人品而定。这部集子也正是一个证明。《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董嗣杲撰写。董嗣杲的履历籍贯不详。考察集中《元宵怀乡诗》，有“清河坊里灯宵月，负却东风已两年”这样的句子；又《抵北新桥诗》中有“归逢乡井心才稳”这样的句子。查《咸淳临安志》，清河坊在临安府左一北厢，北新桥在馀杭门外，那么董嗣杲大概是杭州人吧。根据诗中自己记述的年月和出处考察，《庐山集》是他在宋理宗景定二三年间于九江富池主管茶务时所作的。《英溪集》则是他任武康县令时所作，其中有《甲戌大水诗》。查《宋史·五行志》，记载咸淳十年八月安吉、武康发生大水的事情，正好与诗相合。当时瀛国公已经即位，距离宋朝灭亡只有两年。董嗣杲也在这一年任期届满，被替代离任。他去世的年份虽不可考，但两部集子中没有一条明显证据表明他曾在元朝做官，因此仍应把他列为宋人。《西湖志》记载有道士董嗣杲，大概就是这个人。宋朝灭亡后，他隐遁出家做了道士。他的集子是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的，只有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董嗣杲《庐山集》，却没有写明卷数。现在根据《永乐大典》的收录，其中有题作《庐山集》的，也有题作《英溪集》的，可见董嗣杲本来有两部集子。但他的名声不显，文集也早已断绝流传。现在看集中有许多与葛秋岩唱和的诗，秋岩就是葛庆龙，是宋末高尚之士，见于《镏绩霏雪录》，那么董嗣杲也一定是杰出之士。又有《题周伯弜手泽诗》，推重赞美周伯弜到了极点，可见他的诗也属于江湖诗派。然而他的遣词造句新颖，并没有鄙俗琐碎的习气，本来就不是江湖游士所能相比的。现谨慎地甄别编次、汇辑整理，依照原书目录的体例，分为《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著录于此。希望后世评论宋元之间诗人的人，还能有所考察。至于富池客居时所作的诗，本应编入《庐山集》，《永乐大典》有时却标作《英溪集》，应当是抄写时的错误；现在一并详细考订改正，使它们各归所属。《西湖百咏》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董嗣杲撰写，附有明代陈贽的《和韵》。据《西湖志》记载，董嗣杲在宋末到孤山四圣观出家，改名思学，字无益。这部集子应当作于这个时候。陈贽字维成，馀姚人，后来迁居钱塘，洪武年间因荐举被授予杭州学训导，后来官至太常寺卿。他和董嗣杲唱和这部集子，也应当是在居住钱塘时。《西湖志》说，董嗣杲的原唱和陈贽的和诗都是九十六首，天顺癸未年才把二人的作品合刻，南康知府陈敏政为此作序。又记载嘉靖丁酉年，周藩南陵王云楼子重新刻印。那篇序也说，董嗣杲的倡作列在前面，陈贽的和作列在后面，仍各为九十六首，共一百九十二首。称作“百咏”，大概也只是极言其多罢了。这个本子上卷四十九题，下卷五十一题，实际正好各有百咏之数，与《西湖志》的记载不相符。《鲍廷博跋》怀疑，周藩翻刻时，底本偶然脱了书页，没有来得及仔细考察，于是误以为原书缺了四首。田汝成修撰《西湖志》时，又只见到周藩的序，于是据此写入书中；以《志》中只记载《周藩序》、不记载《陈敏政序》作为证据，这个推断或许是有道理的。这些诗全是七言律诗，每个题目下面都详细注释了事情的始末，其中有不少宋末轶闻，是其他书籍没有记载的。董嗣杲的诗格调颇为工整；陈贽的和诗才力稍弱，但也足以相互匹敌，二人的诗都远在许尚《华亭百咏》之上。《则堂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家铉翁撰写。家铉翁喜欢谈论《春秋》，尤其喜欢谈论《易》。他的《河间假馆诗》说：“想跟诸位预先求一块石头，日后把它埋在坟前三四尺处。上面写宋使姓什么、名什么，下面写此人是西州以西的老儒生。平生著书实在不多，可以流传的，见于《春秋》和《周易》。”然而他的《春秋详说》至今还有刻本，已经另行著录。他讲说《易》的书以及他的二十卷文集，已经全部散佚。只有《永乐大典》收录他的诗文还很多。现谨慎地汇集编排，按类别归并，编成文四卷、诗词二卷。核查他的作品，大半都是在河间时所作，而明神宗时樊深编撰《河间府志》，已经不能搜集著录，看来这些作品在万历以前就散佚了。家铉翁籍贯隶属眉山，与苏轼是同乡。因此集中如《文品堂记》《养志堂记》《志堂说》《笃信斋说》《跋太白赏月图》《和归去来辞》等篇，以及《豌豆菜诗》，自注中有时会称述苏轼的事迹。广汉张栻也是他的同乡。因此《敬室记》的开头，也感慨南轩之学渐渐失去传承。然而他的学术渊源，实际上出自金谿一派；看集中《心斋说》《主静箴》等篇，就可以大致看出。因此他的立论逐渐浸染了佛家思想。他讲说《易》，也只是把先天太极放在虚无幽深之中进行思考。而《尊教堂记》一篇，更引用陆九渊的话，以三教归一来立论，尤其荒谬乖离。不过，他立言的主旨，都归结于使风俗敦厚、尊崇和褒奖名教。随着具体事情加以推演阐发，无非是把礼义作为训诫。他原来从未像明代姚江学派的末流那样，思想浮泛放纵。他的文辞意旨真率质朴，文章不掩饰本质。这也不同于南宋末年纤巧诡奇、繁琐细碎的文风，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况且考察他的一生，他上面虽然比不上文天祥，但与下面的留梦炎一类人相比，却明显高洁而不可同日而语。把这些零篇断简看重一些，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富山遗稿》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方夔撰写。方夔又名一夔，字时佐，淳安人。生于宋末，曾跟随何梦桂交游。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退居富山山麓，把自己的堂命名为“绿猗”，自号知非子。他曾著有《汉论》十卷、《富山懒稿》三十卷，后来刻板散佚；他的后裔孙世德等重新搜集他的诗，编成这部集子。方夔的学问有根本，宋朝灭亡后隐遁终身，人品也极其高洁。商辂曾称赞他的诗舒缓深厚，不事雕琢，从中可以看出他冲淡高雅的操守。周瑄也称赞他的诗发之于声律，不受体裁音节的拘束。大概方夔遇到兴致便挥笔写作，颇缺少推敲锤炼，所以商辂等人这样说。总的说来，他的情致缠绵，构思情趣活泼，自有不拘形迹的韵味。五言诗这一体，气势苍茫，尤其胜过七言诗。拿它同他的老师何梦桂《潜斋集》的诗相比，实在是青出于蓝。淳安方氏自北宋以来，如殿中丞仲谋、通判元修、右文殿修撰訚、太仆少卿闻等，都留心于诗。如今他们的文集虽然已经亡佚，但流传下来的风气余韵仍滋润后人，他受到这种熏陶，当然是有来由的。《真山民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真山民撰写。真山民的生平始末不可考。宋末避乱隐居不仕。他所到之处喜欢题诗咏物，因此流传于世。有人自称山民，于是就这样称呼他。有人说，李生乔曾感叹他的成就不愧为他的祖先文忠公西山。考察可知，真德秀号西山，谥号文忠，因此有人怀疑他的姓是真；又有人说他本名桂芳，是括苍人，宋末曾考中进士。总之，他是亡国遗民，鸿飞冥冥、置身世外，自有采薇隐居的志向，本来就不求世人知晓，世人也无从知道他。至于姓名和籍贯，恐怕都是好事者凭意想拟定的，未必确实。现在旧本题作《真山民集》，姑且仍按世人所称呼的名称罢了。他的集子《宋艺文志》没有著录，明代焦竑《经籍志》搜集宋人诗集颇为完备，也没有记载他的姓名。《江湖小集》才开始收录他的诗，但也多有缺漏。这个本子出自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比其他本子完备；然而全是近体诗，没有古诗。《元诗体要》中收录他的一首《陈云岫爱驴》七言古诗，这个本子却没有。或许原诗集有两卷，其中一卷古体诗散佚了；或者宋末江湖诗人都不重视古体诗，山民也受到这种风气影响，究竟如何都无法知道。然而就现存作品来说，诗中有黍离麦秀之感，悲痛深重，却没有一句怨恨新朝的话；这不仅说明他的气节极高，他安于天命、顺知天意的见识器量也无人能及。与谢灵运一类人已经承袭康乐公的爵位，却还称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的情况相比，差距简直有万万之多。他的诗格调出自晚唐，五言、七言大体相似。五言诗如“鬓秃难瞒老，心宽不贮愁”“烟碧柳生色，烧青草返魂”“风竹有声画，石泉无操琴”“棠醉风扶起，柳眠莺唤醒”“地皆宜避暑，人自要趋炎”“飞花游荡子，古木老成人”“新葬冢无数，后来人更多”等；七言诗如“欲谈世事佛无语，不管客愁禽自啼”“懒看世情晨睡去，怕伤时事暮吟休”“商岭定无屠狗客，云台宁有钓鱼人”“囊空侭可偿诗债，脚倦犹能入醉乡”“雕锼花柳春无迹，沐浴山川雨有恩”“炭为骤寒偏索价，酒因不饮懒论交”等，都没有超出晚唐纤巧轻薄、粗疏豪放的习气。至于五言诗中的“鸟声山路静，花影寺门深”“风蝉声不定，水鸟影同飞”“与鸥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窗月灯昏见，岩泉雨歇闻”“水清明白鹭，花落失青苔”“曳杖云同出，开帘山自来”“寒塘倒山影，空谷答樵歌”，以及七言诗中的“泉石定非骑马路，功名不上钓鱼船”“水禽与我共明月，芦叶同谁吟晚风”“隔浦人家渔火外，满江秋思笛声中”“小窗半夜青灯雨，幽树一庭黄叶秋”“涧暗只闻泉滴沥，山青賸见路分明”“几亩桑麻春社后，数家鸡犬夕阳中”，则颇为得到晚唐诗歌的佳处。一丘一壑，都足以供人流连欣赏；总的说来，他也是宋末诗人中的佼佼者。《百正集》三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连文凤撰写。连文凤字百正，号应山，三山人，任官经历不详。集中《暮秋杂兴诗》有“仕籍姓名除”一句，那么在德祐以前他也曾经出仕。又《庚子立春诗》有“又逢庚子岁，老景对韶华”一句。庚子年是大德四年，那么在成宗时期他还在世，入元已经二十四年了。至元丙戌年，浦江人吴渭邀请谢翱、方凤等人举行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向四方征诗，得到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入选的有二百八十卷，刻印的有六十卷，以罗公福列为第一名。根据诗题下面的注释，罗公福就是连文凤的化名。王士祯《池北偶谈》却说，《月泉吟社诗》清新尖峭，自成一家；但谢翱等人的品评名次不当，于是重新调整名次，把连文凤改列为第二十一名。然而元初东南地区的诗社，作者多如树林；当时把连文凤推为第一，众人没有异议，一定有其中的道理，似乎不能仅凭一字一句就贸然改动前人的高下次序。现在看他的作品，大抵清新明快而流丽，自然抒发性灵，没有宋末江湖诸人纤细琐碎、粗疏豪放的习气；虽然上比不上尤、杨、范、陆，下比不上范、揭、虞、杨，但把他置于这些人之间，也并非马上就成了白茅草的陪衬，那么他当时首屈一指，也确实是有原因的。《文渊阁书目》载有《连百正丙子稿》一部一册，已经久无传本。《永乐大典》所载只题作《连百正集》，应当就是那一部。现在汇集编排，编成三卷。另有赋三首、序二首、记二首、说一首、传一首，也散见于《永乐大典》中。文章格调高雅简洁，也没有失掉前人的规矩法度。其中《冰壶先生传》一篇，虽然是把文章当作游戏来写，但毛颖、罗文等传记收入韩愈、苏轼的文集中，古代本来就有这样的先例，所以现在也一并附在卷末，以保存其大概。《月洞吟》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王鎡撰写。王鎡字介翁，括苍人，曾任县尉。宋朝灭亡后，他放弃官印和官服，归隐湖山，把居所题名为“月洞”，因而用它命名自己所著的诗集。这个本子是嘉靖壬子年由他的族孙端茂刊刻的，诗只有七十多首，前面有端茂的序。又有嘉靖辛丑年汤显祖的序，摘录举出集中佳句，并称赞他的七言绝句有闲适超逸的趣味。现在看他的诗，七言律诗格力稍弱，不如七言绝句。他的七言绝句如“春风无力晴丝软，绊住杨花不肯飞”“绣帘不隔荼蘼月，香影无人自入楼”“凉风敲落梧桐叶，片片飞来尽是秋”等，又大多接近小令，不属于高雅的格调。只有五言律诗如“蝉声秋岸树，雁影夕阳楼”“马嘶经战地，雕认打围山”“橹声荷叶浦，萤火豆花田”“斜阳晒鱼网，疏竹露人家”“晴雪添崖瀑，春云杂晓烟”等，都颇有九僧诗的意味。大概宋末诗人有江湖一派和晚唐一派，王鎡大约属于沿袭晚唐一派的人，所以往往有佳句，却缺少高远的韵味，也完全没有一篇古体诗。不过同江湖末流的寒酸纤琐相比，他本来就是胜过他们的。《伯牙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邓牧撰写。邓牧字牧心，钱塘人。宋朝灭亡后不出仕。至元己亥年进入洞霄，住在超然馆，沈介石为他在白鹿山营建房舍供其居住。后来无疾而终。邓牧与谢翱、周密交好，这两人都是守持气节、隐遁不仕的人。他曾为谢翱作传，为周密作《蜡屐集序》，其中《谢翱传》尤其写出了两人的深厚交情。谢翱临终时，恰逢邓牧外出游历，谢翱作诗有“谢豹花开桑叶齐，戴胜芊生药草肥，九锁山人归不归”几句。“九锁山人”是邓牧的别号。他的志趣由此可以想见。周密放浪于山水之间，著有《癸辛杂识》等书，每当叙述宋朝灭亡的原因，多追究韩、贾的罪责，流露出“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的感慨。谢翱的《西台恸哭记》等作品，大多慷慨悲愤，发出变徵调的声音。邓牧则只有《寓屋壁记》《逆旅壁记》两篇稍稍流露出繁华消歇的感慨，其余没有一字谈及兴亡。但他内心实在失意忧愁，无法自我排遣，所以发为超脱世外的旷达之谈、追述远古荒远时代的议论，主旨多涉及佛、道二家。他的《君道》一篇，竟近似许行所说的并耕之论；《吏道》一篇，也近似《老子》所说剖斗折衡的旨意。大概是因为宋朝君臣沉溺于湖山游宴，法纪纲常琐碎紊乱，以至于国家灭亡，所以他出于激愤而这样说，不觉察到言辞有所过激。这部集子是邓牧亲自编定的，文章都畅达清晰、辨析明白，同时又不失修整洁净，不是南宋末年其他人所能相比的。集子前面有《自序》，后面有《自跋》，因为知音难遇，所以取名为《伯牙琴》。《自跋》说诗文有六十多篇。这个本子只有文章二十四篇，加上序、跋共二十六篇，大概是散失了一卷诗。末尾又附有《冲天观记》《超然馆记》《清真道院碑记》三篇，题作《补遗》。但《清真道院碑记》末尾有“大德四年庚子钱塘邓牧记，集贤直学士赵孟頫书”字样。由此可知，这是后人从石刻抄入的，并非原集所有。《自跋》说平生所作文章不止这些，也是一个证明。△《存雅堂遗稿》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方凤撰写。方凤字韶卿，又字景山，浦江人。参加太学考试，考礼部未中，后来因特恩授任容州文学。宋朝灭亡后，隐遁归乡，隐居在仙华山；同乡、义乌县令吴渭征召他主持家塾，并以礼敬重他。他病重时，命令儿子樗在他的旌旗上题写“容州”，表示不忘宋朝。他的门人柳贯辑录其遗诗三百八十篇，编为九卷，托永嘉人尹赵敬叔刊刻，置于县斋，黄溍为之作序。后来宋濂作《方凤传》，又称《存雅堂稿》有三千多篇。这是根据尚未刊刻的作品而言，所以与黄溍序中所说篇数多少不相合。此后逐渐散失，连版本也一并亡佚。国朝顺治甲午年，他的同乡张燧于是广泛搜集各书，拾取残存篇章，汇编成这部书。

译全书收诗七十三首、文章十二首、《金华洞天行纪》一篇，附有方凤之子樗、梓的诗十六首、文章五首。方凤的志向气节值得称道，所作文章也刚直磊落，不屑于写庸俗腐朽的话。龚开曾评论他的诗，认为从根本上说，关涉的是人伦而不是人事；再往上说，关涉的是天地而不是古今。大概方凤流离于泽畔吟咏时，往往眷恋本朝，不忘忠爱。龚开也以遗民身份终老，所以对他的赞扬难免有些超过实情。然而其中幽愁忧思，缠绵悱恻，虽然是亡国之音，却本来仍不失《诗经》所说诗人的义旨。原本还有《物异考》一卷、《月泉吟社诗》二卷、《外篇》诗文二卷。现在考察，《物异考》出自唐、宋遗书，只有寥寥几条，没有考证价值。《月泉吟社诗》已有另一本单独流行。至于《外篇》所辑录的他人赠答之作，以及《谢翱传》《吴莱碑》，也一并收录其中，尤其泛滥；现在都删去了。△《吾汶稿》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王炎午撰写。王炎午起初名叫应梅，字鼎翁，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安成人。宋朝末年任太学生。咸淳年间，文天祥招募军队以救王室，王炎午带着策书前去拜见他，被留下进入幕府，不久因母亲年老而辞归。文天祥被捕后押往北方，王炎午写文章为他作生祭，勉励他一定以死守节，这是尤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进入元朝以后，他终身不出仕。因以居住地汶源里的名称给文稿命名为《吾汶》，以表示不仕异代的意义。他的文稿共文章九卷，《附录》一卷，揭徯斯、欧阳玄都为之作序。但流传的版本很少，明宣德年间才开始流行于世。正德年间，他的后裔伟才在南京刻印此书，后来刻版散失。万历年间，他的后裔伯洪重刻，于是摘抄成两卷，只收文章二十八首、词二首，又自行把几篇杂文缀在末尾，取舍不当，实在不值得观览。这个本子是从旧刻本抄录出来的，仍是完整书帙仅存的一部。王炎午的大节没有亏损，但文章并不十分著名。此集出世较晚，也许有后人窜入的内容，真珠与砂砾混杂其中，也未可知。然而总应当因为其人而看重它，不应只在辞藻之间寻求价值。王士祯《居易录》甚至认为其中只是乡社、饼店中庆贺吊丧的套语，又摘取他写给姚参政、贯学士的书信，连同其人一起加以丑诋，这未免责备得太过分了。△《在轩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黄公绍撰写。黄公绍字直翁，昭武人，宋咸淳元年进士。集中《樵川新驿记》说到至元二十有三年。这一年是丙戌年，距德祐乙亥已经十年了。《记》中自称“民”，大概是进入元朝后没有出仕。黄公绍曾取胡安国“心要在腔子里”这句话，给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在轩”，于是用来命名文集；但其中仅收文章三十九篇、诗余二十八首。这三十九篇文章中，属于儒家言论的只有六篇，而属于佛教疏文、榜文一类的却有三十三篇。大概原本散失后，后人搜集遗稿，因为僧徒看重他的笔墨，把收藏他的文章当作荣耀，所以收录的佛教文字特别多吧。考察厉鹗《宋诗纪事》，其搜集最为广博，却连黄公绍的一首诗也找不到，只把《西湖棹歌》十首列在诗词之间作为他的作品。由此可知，厉鹗所见的也是这个本子，此外并没有完整的全集。黄公绍曾作《古今韵会》，在世上很有名，但原本早已散失。现在流传的本子是熊忠摘取要点编成的，已经不是黄公绍的原本了。真正出自黄公绍之手的，只有这一卷。宋人的遗集，未能流传的很多。黄公绍在当时是年高有声望的人，即使只是残编也仍然值得珍视。《书在轩铭后》一篇，从“记词曰”以下，乃是他的朋友吴昇所作。想来当时的手迹一定连同正文一并载在末尾，所以文意相承，也仍旧一并录入，以保存原貌。△《紫岩诗选》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于石撰写。于石字介翁，兰谿人。宋朝灭亡后不出仕。因居住的地方自号紫岩。晚年迁居城中，改号两谿。《浙江通志》把他收入《文苑传》，又收入《隐逸传》。大概这两个传都当之无愧，不能偏列其中一处，所以两处都记载了。他的诗集中有丁丑、己卯年号，是临安刚刚被攻破之后的纪年；又有丁亥、戊子年所作的诗，是至元二十四、五年。这些都是他中年以后所作。每卷都题为门人吴师道选，只收古体、今体诗二百首，大概是有意求精求严，所以少量作品都没有收录吧。他的古诗中感慨时局、哀伤世事的，多是悲哀激烈的声调，有的却失之过于直尽；游览闲适的诗有清远空灵的情趣，有的却又稍显单薄。如《邻叟言》《母子别》《路傍女》等篇，想要摹仿杜少陵，却不免落入元稹、白居易的路数；《山中晚步》等篇，想要模拟孟襄阳，却不免落入钱起、郎士元的路数。都是取法上乘，只得到了中等水平。然而在《江湖集》盛行以后，这些诗便如同“啾啾百鸟群，忽见孤凤皇”了。律诗不如古诗，尤其从总体气势看仍然清整。至于《题净居寺》的“雪堕枯枝龙解甲，藤缠怪石虎生须”，《题栖真院》的“禅家也办吟边料，不种闲花只种梅”，颇未脱离宋末的俗套，这就是时代风气对人的影响。△《九华诗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陈岩撰写。陈岩字清隐，青阳人。咸淳末年多次考进士都未中，进入元朝后便隐居不仕。在居住地高阳河修筑房屋，每天在里面长啸歌唱。出门后就遍游九华山的胜景，每到一处便作一首诗记述，命名为《九华诗集》。前面有至大戊申年同乡方时发所作的《序》，说把山的东西两面绘成图本，刻印在梓木上，并绣入其中，与远方朋友共同欣赏。诗人陈清隐的吟咏原有旧版，因兵乱毁坏而不完整。这二百一十篇，是从散佚的余篇中搜集而来。于是捐出公帑重新刻印，使诗与山永远相互映照。方时发当时刻印《九华山图》，并把陈岩的诗附在后面。现在图已经散佚，而诗集独存，篇数与方时发《序》中所说相合，大概仍是原本。陈岩在大德三年己亥去世，而方时发的《序》作于戊申年，是陈岩去世后的十年。诗歌全是七言绝句，共有咏写名胜的二百零七首，咏写物产的三首。九华山自唐代因李白而得名，历代诗家多有题咏。

译但要把泉石洞壑的胜景全部采录并逐一品评，确实没有比这部编集更完备的。这里的诗也都潇洒脱俗，完全摆脱了一般的门径，具有高人逸士的风格，不只是足以供山志采录而已。集子后面附有释希坦的诗十一首，是后人从《池州府志》中抄录进去的。其中有些可以与陈岩的诗相互印证，也一并保持原样保存下来。△《宁极斋稿》一卷、附《慎独叟遗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陈深撰写。陈深著有《读易编》《读诗编》《读春秋编》，现在只有《读春秋编》有刻本，已经另行著录。他的《读易编》《读诗编》没有见到流传本。他的诗则只存这一部。卷首有顾嗣立的名章、字章两方印，大概就是《元百家诗选》所依据的本子。卷末有题识说：“陈清全先生诗稿收藏在荻溪王宁远氏处，泰昌改元八月十日，张丑恭敬观览。”张丑以鉴赏书画著称，却不以收藏图书典籍闻名。详细体会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从真迹抄录出来的吧。后面附有诗一卷，另题为《宁极斋遗稿》。考察《元诗选》，陈深诗后附刻了他的儿子陈植的诗五首，核对起来全都在这一卷中。顾嗣立称这批遗稿中的若干首是祝希哲亲手抄写的，并把郑元祐所作墓铭也录在后面；一定是当时亲眼见过墨迹，所以才这样说。但《元诗选》题作“慎独叟陈植”，而这个本子却题作《宁极斋遗稿》，似乎是把陈深的外集混杂进来了，十分混淆。现在仍题作《慎独叟遗稿》，以便与陈深的诗相区别。陈深父子的诗，都从容闲雅，不失古风。不过考察它们的体裁，好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而且陈深诗中有很多应酬仕宦的作品，与郑元祐所作《陈植墓志》称陈植文才、品行、学术兼备，在士林中结交知己，当时正逢太平，豪门大家将要把他作为子弟私下学习的榜样，必定会用厚礼聘请他的说法，大体相符，却与陈深闭门著书的情况很不相合。怀疑这些诗或许都是陈植的作品，只是在传抄时发生错误，误认为是陈深的作品吧。然而像《挽褚伯秀诗》这样的作品，又似乎说明当时陈植年纪还小，未必马上就能作诗。没有其他明显的证据，姑且存疑也就可以了。△《仁山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金履祥撰写。金履祥有《尚书表注》，已经著录。金履祥向王柏求学，王柏向何基求学，何基向黄幹求学，号称得到了朱子的传授。他的诗大致仿效《击壤集》，远远比不上朱子。王士祯《居易录》极力称赞他的《箕子操》一篇，但这篇也写得并不好。邵子把诗当作寄托，并不是用诗来建立规范。金履祥却把它当成固定法则，选编《濂洛风雅》一书，想使千古诗人都归于同一条道路。所谓“华之学王”，全都只在外在形迹之外，离真正的道理越来越远。他所作的诗都不合格调，固然就是如此。至于他的杂文，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等篇，却都有根基。其余文章也醇厚洁净、有法度，不失为儒者之言。大概金履祥对经史之学研究很深，所以他的言论都有实际内容，终究不同于那些空谈性命的人。△《自堂存稿》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陈杰撰写。厉鹗《宋诗纪事》记载，陈杰字寿夫，分宁人，淳祐十年进士，任制置司属官，有《自堂存稿》。但厉鹗只收录了他的《题梅坛毛庆甫云悦楼诗》一首，说是出自梅仙的事迹。可见他还没有见到陈杰的文集，所以所记载的籍贯、仕履也不能完整交代其始末。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遗篇，还能得到四卷。从他的诗句考察，四言古诗中的《春日江永》等篇自注说“端平以来”，可见在理宗初年已经能够吟咏，当时年龄应在二十岁左右。下距帝▯德祐乙亥共四十二年，那么宋朝灭亡时已经接近六十岁。《闲舣记》末尾署“延祐二年七月”。这一年是乙卯年，距宋朝灭亡又四十年，那么陈杰的年龄已经超过一百岁，不应有这样长寿，时代似乎对不上。又《闲舣记》末尾说让他的儿子陈樵书写并刻印。元代鹿皮子陈樵，实际是婺州东阳人，籍贯也不相符合。这篇《记》大概是陈樵的父亲所作，《永乐大典》误题为陈杰的名字吧。然而看集中《重过西湖感事》等篇，陈杰是宋朝遗老，进入元朝时还在世，这是毫无疑问的。集中有《和大阃芍药宴诗》，作于淮南。又有《宣檄随府诗》，说“溯楚三千里，离淮第一程”。可见他先任淮南幕职，后来任楚地幕职，这与厉鹗所记载的制置司属官相合。又有《与节东归和同幕送行诗》，说“宜黜而升愧在中”。又有《请代诗》，说“郡小凋残最”。又有《乙丑元旦寿昌拜表诗》。可见后来他又出任郡守，并非始终只是幕僚。厉鹗所记载的情况，仍然不够完整。他的诗虽然源自江西诗派，但风姿峭拔明丽，也颇参用了石湖、剑南的格调。与宋末江湖诗派那种气息含混、如蔬笋般生涩的作风迥然不同；在黄茅白苇之间，不能不说是出类拔萃的。根据他的《戊辰重过弋阳石桥诗注》，大概与谢枋得交好。又如《读邸报》等作品，排斥奸邪谄媚之人，言语都充满忠愤。他在《和郭应酉诗》中自称：“扶惫效死，客自杭来，谈江上师溃，及京师非才误国，极为不平。”等等。并附录郭应酉的诗，注说：“郭后来奔赴厓山。” 他的志向气节也由此可以想见，因此值得流传的不只是他的诗而已。

译○附录 △《心泉学诗稿》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蒲寿宬撰写。史书中没有见到蒲寿宬的名字，《艺文志》中也没有著录他的文集。只有明代《文渊阁书目》记载有《蒲心泉诗》一部、一册。检阅《永乐大典》各韵中所收的诗很多，题名都作“寿宬”；但凌迪知《万姓统谱》作“寿{山成}”，黄仲昭《八闽通志》又作“寿晟”，彼此有所不同。现在考察《永乐大典》，每一卷都作“宬”字，不应当是偶然的错误。那些写作“晟”“宬”的，大概是传抄造成的讹误。蒲寿宬祖籍泉州，他的仕履大致不可考。只有《万姓统谱》称他在咸淳七年任蒲州知州。按蒲州并非南宋所辖之地，而他的集中有《梅阳壬申劝农偶成书呈同官诗》。壬申年是咸淳八年，梅阳就是梅州，今天属于广东嘉应州一带；这说明寿宬确实曾任梅州知州。《万姓统谱》又记载，他任官时生活俭朴，对百姓一丝一毫也不索取；他修建曾氏井，取水装入两个瓶子放在座位右边，人们称颂他说：“曾氏井水千古清冽，蒲侯的心地同样清白。”这样看来，寿宬在当时是一名循吏。《八闽通志》却说，宋朝末年益王、广王二王航海到泉州，守臣蒲寿庚拒绝他们入城，这一切都是他哥哥寿宬暗中谋划的。寿宬假装穿着道士的黄冠和野服，进入法石山下，自称隐士，却暗中命令寿庚向元朝投降。后来寿庚因归附元朝有功，被授予平章官职，富贵盛极一时；寿宬也住进了豪宅。一天，有两个书生接连到他门前献诗，其中有“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这样的句子。寿宬惊惶流汗，手足无措，追赶他们却再也没有见到，据说事情就是这样。照这样看，寿宬又成了一个狡猾的叛徒。野史小说的记载多有不同。《宋史》和《元史》都没有明确记载。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假、哪一种是真，已经无法考证。现在看他的诗，颇有冲淡闲远的情趣，在宋元之际仍可算是雅正的诗音。现将它们搜集保存下来，编为六卷，也足以作为一家之言保存。至于这个人，只能把相互存疑的说法姑且相传，暂且把他列在南宋末年这一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