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二 集部二十五

译卷一百七十二　集部二十五 ○别集类二十五 △《升庵集》八十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杨慎撰写。杨慎另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万历年间四川巡抚张士佩编订的。全书有赋和杂文十一卷、诗二十九卷，另有杂记四十一卷。大概是张士佩删去杨慎《丹铅录》《谭苑醍醐》等书中的重复内容，分类编次，附在他的诗文之后。杨慎以博学广闻冠绝一时，他的诗含有六朝诗的风韵，在明代自成一家。文章虽不如诗歌，但还保存古法，比何、李诸家文章的闭塞艰涩、甚至无法断句者高明。大概因为他多见古书，长期受到熏陶浸润，所以言谈著述自然没有鄙俗语气，就好比世代享有禄位的人家，天然没有贫寒俭陋的气息。至于论说考证，往往倚仗自己记忆力强，不去查核原书，以致多有疏漏错误；又凭意气争胜，每逢论说有难以贯通之处，就编造古书来作为证据，于是受到陈耀文等人的诟病，造成纷争而无法解决。孝《因树屋书影》中说：“《丹铅》诸录出现以后，陈晦伯纠正杨继之，胡元瑞的《笔丛》又接着纠正。当时像周方叔、谢在杭、毕湖目等君子，在各自的文集中与用修为难的，不止一人。不过其中虽然极力辨难，有的最终还是同一义理，有的也能互相发明。我已经汇编成一部书，题名为《翼杨》。” 这番话很有偏袒之意，但也未必不是平心静气、调解争论的言论。那些书本来都是各自单独刊行的别本。张士佩把其中的文章拆分出来，分类编排，合成一部书，比原来更容易检索。而且他所分的各个门类，比《丹铅总录》也还更有条理。因此仍把它著录在这部集子中，以备相互考查。△《东岩集》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夏尚朴撰写。夏尚朴字敦夫，号东岩，是永丰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夏尚朴起初拜吴与弼为师，后来拜娄谅为师，所以《明史·儒林传》把他附见于《娄谅传》中。只是《明史》在《薛瑄传》末又称，薛瑄的门人有周蕙，周蕙的门人有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这与《娄谅传》不相合。考察《娄谅传》末尾，只叙述薛敬之、李锦、王爵三人的事迹，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夏尚朴。那么，《薛瑄传》列出夏尚朴的名字，大概是衍文吧。娄谅把“既不忘却，也不妄加助长”作为敬的工夫，胡居仁、罗钦顺多讥讽他接近禅学。可是史书记载，夏尚朴常说：“才一提起便是天理，才一放下便是人欲。”魏校极力称许他。王守仁年轻时也曾向娄谅学习。然而王守仁《赠尚朴诗》中有“舍瑟春风”一句，夏尚朴却回答说：“孔门沂水春风的景象，不出于虞廷敬畏之中。”他甚至认为，心用来穷究事理，却不足以穷尽事理；又说，做学问不难在贯通一理，难在面对万种差异。这就与王守仁“即心即理”的学说截然不同。他在《与湛若水书》中又以“斤斤以厌常喜新”为戒。他的语录中还把陈献章论学的诗逐一取来作笺注，指出其中的错误。正德、嘉靖年间，学术逐渐分歧，而夏尚朴独自谨守先儒之学，不发表高深空泛的议论，可以说是笃实之士了。至于他解释《中庸》分为八节，却独不用朱子的说法，这说明对义理的理解各有所得；他不肯苟且同意，也正是不肯苟且求异。史书记载，他著有《中庸说》《东岩文集》。这部书是他的女婿刘宾编纂的。把语录《中庸说》列为第一卷，与《文集》合编为一部。史书大概是根据这些著作最初分别流传的版本记载的。夏尚朴本来是讲学之士，不以文章工巧见长，但他的言论醇正，当然也不违背大雅之道。△《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孙承恩撰写。孙承恩字贞父，是南直隶华亭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管詹事府。谥号文简。这部集子由他的门人杨豫孙、董宜阳、朱大韶编纂。前七卷是疏、表、讲章，都是进呈给皇帝的作品。第八卷以后是赋、诗、词、曲。第二十七卷以后是杂文。孙承恩在嘉靖初年以庶子的身份充任经筵讲官。如今集中所载的《正始箴》《鉴古韵语》和《讲章》，就是那时所作。后来任礼部官时，斋宫设置醮坛，孙承恩独自不肯穿黄冠，于是请求退休。与严嵩等人以青词献媚相比，他的人品显然不同。他的文章也纯正恬雅，保留着明初作者的遗风。卷首《陆树声序》说：“国初的文章，淳厚浑朴，文质彬彬，内容和形式都具备。等到关西、信阳两位君子出现，追尊秦汉，轻视魏晋以下的文章，海内的文学之士都愿意执鞭牵马跟随他们。他们评定品第、安排位置，大都人人自称以先秦两汉为准则，希望与之并驾齐驱。虽然文体焕然一新，但明初淳朴浑厚的风气有时反而稍有减损。孙公生长于宪宗、孝宗朝，博览考察，见闻宏富，学问深厚。因此他写出的著述，大都深厚典雅，舒缓而周密。评论者说，孙公一生立言，大体与他的为人相似。”孙承恩的文章宗旨，已经全都包含在这几十句话中了。△《方斋诗文集》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林文俊撰写。林文俊字汝英，号方斋，是莆田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湛若水撰写《文俊神道碑》，记载他著有《方斋存稿》，但世上没有刊本。这部书是他家收藏的旧抄本，共有疏表、序文、杂著九卷，诗一卷。史书称他的文章醇雅，如今看他的诗，也从容恬适，不事雕琢。明代朱彝尊编《明诗综》，却独独没有收录他。这应当是因为没有见到这部书，并不是有意排斥他而不予收录。近人郑王臣编《莆风清籁集》，所收林文俊的诗还有《彭城夜泊》七言律诗一首、《送黄主簿赴蕲水》七言绝句一首，但这部集子没有收录，不知道郑王臣是从哪里得到的。郑王臣也是莆田人，与林文俊是同乡，也许是根据流传的墨迹而收入的吧。如今世间流传的明代北监刊本《二十一史》，就是林文俊所校刊的，书中窜改和错误很多，颇受后人非议。不过，林文俊任国子监祭酒时，已经是在雕版即将完成之日；陈骙《馆阁续录》所说的“经进而未经修订”，不能因此连他的诗文也一并加以非议。△《考功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薛蕙撰写。薛蕙另有《西原遗书》，已经著录。正德、嘉靖年间，文体刚刚趋于新变，北地、信阳声名正盛。薛蕙的诗却以清峭婉约立于其间。古体诗上承晋、宋，近体诗兼取钱、郎的风格。考察他的遗稿，虽然也有模拟多而变化少的问题，但在真正得意自如之处，能让人觉得笔墨之外另有深微情致，不是那些生吞汉魏、活剥盛唐诗句的人可以相比的。他的《戏成》五首绝句，取法何景明的俊逸，批评李梦阳的粗豪，他所崇尚的风格大致可以看出来。薛蕙又与湛若水同为严嵩的同年。严嵩权势极盛时，湛若水年纪已经将近七十，不免替严嵩作《钤山堂集序》，反复推许赞颂，称颂其为盛德之人，实在是他的累赘。薛蕙起初也喜爱严嵩的文采，曾与他多有酬答。等到严嵩执掌国政以后，薛蕙便鄙薄他的为人，不再与他通问；凡是旧日唱和的诗文，也全都从自己的稿本中删去。因此全集十卷，没有一个字与严嵩有关。他的人品高洁，远远超过同辈。他的诗格高华挺秀，确实有其由来。他所树立的，也不只在区区文字之间。△《云邨文集》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许相卿撰写。许相卿另有《史汉方驾》，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许相卿亲自编定的，选择编排颇为精当。《自序》说，舍弃那些脱漏残缺、无法阅读的作品，只保存其余可以阅读的作品。他的《自题》绝句说：“云村病老语多哤，造次诗成绝宋腔。还溯开元论风格，拾遗坛上树旌幢。”大概是自认为所学还不够，想进一步向唐人学习。如今看他的诗，大多是近体诗；五言诗有大历年间的格调，七言诗则在陈师道、陈与义之间出入，可以说是很能自知了。章疏切实，杂文体制雅洁，也多有合乎道理的言论，没有明代末年士大夫如饥似渴追求名声的习气。大概是笃实的君子吧。他归田以后写给王子扬的信中说：“时常忧虑，反而更加迫切，不敢把归田当作幸运。如今听到的传闻一天比一天令人惊骇，事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早晚思念北方，就像从前思念南方一样。”他拳拳忧国的心意，与所谓“离开国家后自身轻得像一片叶子，千古留下的高名却重于山”相比，相差远不止一倍五倍。△《小山类稿》二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张岳撰写。张岳字维乔，是惠安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掌管都察院事务；后来又出任湖广、四川、贵州总督，死后谥号襄惠，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张岳起初授官行人，便因上疏劝谏皇帝南巡而受廷杖，调任南京国子监学正。嘉靖初年恢复原官，又因议礼触忤张璁。后来又触忤夏言，触忤严嵩父子。但最终能够凭功名终老，仿佛是上天特别眷顾。他刚强正直的操守，天下人都推重。集中所收奏议，分别编为《行人司稿》《廉州稿》《粤藩稿》《督抚郧阳稿》《巡抚江西稿》《督抚两广稿》《总督湖广川贵稿》，都按照他历任官职的年月，依次分类编排。文章虽然质朴直率，但其中关于经世济民大业的内容，也可以据此考见。史书又称张岳博览群书，擅长文章，经术深厚，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如今看集中《草堂学则》以及各篇书信中辨析学术的言论，大都推阐得切实周到，归结于笃实而切近自身。因为这是有体有用的言论，当然与空谈而没有根基的说法不同。△《梦泽集》二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廷陈撰写。王廷陈字稚钦，是黄冈人，正德丁丑进士，选为庶吉士，因上书论事受廷杖，出任裕州知州，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他的集子第一次刻于惟安，第二次刻于苏州。这部书是他的从孙追淳任颍州知州时所刻，是第三个刻本。王廷陈年轻时便高中科第，因为恃才傲物，最终被放逐废弃一生，他的器量实在很狭小。至于他的诗意境警拔、语言圆转，明显超出流俗，那么又不得不称为一时的俊秀之才。王世贞《艺苑卮言》称赞他的诗如良马奔驰下坡，如美女舞弄竿子，五言诗尤其是诗中的长城。又说王稚钦、吴明卿的五言律诗各集，妙境专精而又有余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说，他的诗声调高亢如秋竹，色泽艳丽如春兰；乐府、古诗尤其多有精深造诣。大概在正德、嘉靖之间，何景明最为俊逸；王廷陈天生的骨力雄健秀美，或许也可以与他并驾齐驱。至于杂文，辞藻过多，华美掩盖了实际内容，列入自郐以下的作品而不值得讥评，无须深入评论。△《泰泉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佐撰写。黄佐另有《泰泉乡礼》，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黄佐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亲自编定的，由他的门人李时行在嘉兴刊刻。黄佐年轻时便以奇异俊秀闻名。后来任翰林时，熟悉掌故，博通古今。他一生著述达到二百六十多卷。在明代人中，他的学问根基最为深厚。文章既有华美辞采又有充实内容，也足以雄视一时。岭南自南园五子以后，风雅之道中衰，到黄佐才竭力提倡。梁有誉、黎民表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广东的文学又兴盛起来，评论者认为黄佐对此有功。他的诗歌言辞冲和平正，很能看出锤炼功夫。当时茶陵派的声势将要衰微，北地派的锋芒正盛，唯独黄佐能够努力保存古雅的格调，可以说没有失去雅正的声音。只是他的《春夜大醉言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他在自注中把它解释为穷尽事理、复归本真的比喻。这是把吟风弄月的词句牵强附会到理学上，实在没有意义。王世贞《艺苑卮言》说，这大概是黄佐作为儒官讲学，恐怕别人拿这件事来攻击他，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这样理解应当符合他的实际心情。白璧上的微小瑕疵，只在《闲情》一赋；这也正像昭明太子深深惋惜陶渊明一样。△《甫田集》三十五卷、《附录》一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文徵明撰写。文徵明起初名璧，按字行世，后来改字徵仲，号衡山，是长洲人，以岁贡生身份被荐授翰林院待诏，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集子共有诗十五卷、文二十卷。附录《行略》一卷，是他的次子文嘉所记述的。文徵明和沈周都以书画闻名，也都能作诗。沈周的诗挥洒淋漓，只是自然抒写自己的天趣，如同云的形态、水的姿态，不能用方圆之规加以限制；文徵明的诗则在雅正整饬之中，时常富有超逸的韵致。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文徵明《告何良俊之言》说：“我年轻时学诗，从陆放翁入手，所以格调卑弱，不如各位都是唐音。”这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确实清楚地说明了他自己的本意，并没有歪曲。可是沈周天性坦率平易，他的画雄浑深厚而苍莽，诗格也是如此；文徵明意志高雅纯洁，他的画细致温润而潇洒，诗格也同样如此。说到底，两人的作品都各自肖似其性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所模仿的对象。朱彝尊《明诗综》收录文徵明的诗十五首。其中《池上》一诗，是从墨迹中得到的，本集没有收录。朱彝尊还说，文徵明集外流传的诗很多，可惜没有人广泛搜集，编成续集。不过，流传在缣帛上的作品，一半是真的，一半是伪作。与其像吴镇、倪瓒等人的集子那样收入许多伪本，当然不如依据他家所藏的集子，至少还不会失去原来的面貌。△《西村诗集》二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朴撰写。朱朴字元素，是海盐人。在正德、嘉靖年间，他与文徵明、孙一元互相唱和酬答。这部集子由他的孙子朱彩编纂，分为上、下二卷；下卷附有集句、诗馀；另外又编成《补遗》一卷。他的近体诗格调清新高远，超然出众。古诗稍逊一筹，但也没有跌入俗套。因为没有受到王世贞等人的奖誉，所以名声并不显著。不过，在太仓、历下两派诗坛争雄的时候，士大夫奔走不暇，七子的人数辗转反复地增加。一时的山人墨客，也无不仰望声势、趋附风气，请求得到名家片言只语的评论，希望获得一次顾盼来增加声望身价。大概诗道的兴盛，没有比这个时期更盛的；诗道的泛滥，也没有比这个时期更泛滥的。唯独朱朴闭门苦吟，不借助吹嘘抬举、使枯木回春的力量。他的人品已经很高，他的诗品也高高超出尘俗之外，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天马山房遗稿》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淛撰。朱淛字必东，号损岩，莆田人。嘉靖癸未年进士。授官湖广道监察御史。适逢兴国太后诞辰，诏令命妇入朝庆贺；而慈寿太后诞辰时，却反而不令命妇入朝庆贺。朱淛上疏争辩此事，受到廷杖，被斥退回乡，最后死于家中。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的诗文不事雕饰，只是独自抒发胸怀。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赞他的诗没有俗气的韵味，诵读它便仿佛能想见其为人。他大概就像泽畔行吟的人一样，沉沦一世，却从来没有一句穷困郁闷、怨天尤人的话，这实在难得。至于他居家三十多年，对于民生国计，始终切切不忘。集中所载关于南洋水利的建议，以及防备山寇、海寇的意见，都能明确指出利弊，斟酌当时的情况，委婉周详地告知主管官员，并不因为被罢黜而轻视政事，这又是很难做到的。他的《争诞节朝贺疏》，《明史》只删节保存了大意，集中还收录着完整的原本，用它作为全书的压卷之作。大概自从议礼诸臣获罪以后，整个朝廷都依附于新的政治格局，只有朱淛和马明衡还独自深切怀念故君，这尤其是朱淛一生的大节。因此，编录他遗文的人另编为一卷，置于文集卷首。△《苏门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高叔嗣撰。高叔嗣字子业，号苏门山人，祥符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此集共收诗四卷、文四卷。他的诗起初受到李梦阳赏识，但后来摆脱了固定的窠臼，自由抒发性情，于是同李梦阳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高子业的诗，像空山中弹琴，深思忽然远去，树叶全都凋落，石间的青气自然显现。又像卫洗马谈论愁苦，憔悴而婉转深厚，使人心折。”王世懋《艺圃撷馀》也说：“诗中有必定不能废弃的作品，虽然各种体裁并不完备，却独自拥有一家之长。比如孟浩然，才情流转很容易耗尽，只因五言诗意味隽永，所以千百年来与王维并称为王、孟。我朝大概就是徐昌穀、高子业吧。二人的诗各有不同，却都善于运用短处。徐昌穀以高雅的韵味取胜，有蝉蜕般超脱轩昂的风致；高子业以深厚的感情取胜，有深闺愁妇般的情态。即使再过千百年，李梦阳、何景明有时会兴盛、有时会衰落，这二人的诗声一定不会断绝。”王世贞、王世懋谈论诗歌颇有异同，但品评高叔嗣时却彼此相合，大概因为论断极为恰当，便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了。至于他的杂文四卷，只是特别附录在这里流传。陈束原《序》说他的诗优于文章，这也确实是准确的评论。△《愚谷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舜臣撰。李舜臣字茂钦，号愚谷，又号未村居士，山东乐安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此集收诗四卷，分别称为《部署稿》《金陵稿》《江西稿》《归田稿》；收文六卷。前面有王世贞、孔天允的两篇序。诗的格调典雅整饬，但在气局规模上颇为拘窘；它的长处和短处，都在这里。文章都古朴质实，但稍觉得用意谨慎严密，有时删削得过头，所以王世贞曾讥评其体制过于纤小。然而当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正以用艰涩奇险的文辞加以雕饰为高，而李舜臣独自凭借朴实正直保存古法。他的序、记中有许多著名的议论，其中《西桥逸事状》一篇，触犯张璁、桂萼的锋芒，直书其事而不避讳。文章发表之日，天下人都惊得咋舌，他也可以说是刚正之士了。根据集中所载各篇序文，他所著有《易卦辱言》《诗序考》《毛诗出比》《礼经读》《春秋左传考例》《穀梁三例》《左传读古文考》《三经考》《籀文考》《六经直音》等书，如今都没有见到，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文章是有根柢的。△《遵岩集》二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王慎中撰。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嘉靖丙戌年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参政，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正德、嘉靖年间，北地、信阳的声名极盛，教导天下人不要读唐代以后的书。然而七子之学，在诗歌方面所得较深，在文章方面所得却很浅。因此，他们的诗能够自成一家，而古文却只是钩章棘句，剽窃秦汉文章的外貌，终于形成了伪体。《明史》称王慎中写文章，起初也高谈秦汉，认为《东京赋》以下的文章都没有可取之处。后来他领悟到欧阳修、曾巩作文的方法，便把旧作全部焚毁，一心仿效他们，尤其得力于曾巩。唐顺之起初不服他的说法，久而久之才改变看法而跟从他。壮年时被弃置不用，更加致力于文章，铺陈流衍，详细丰赡，卓然自成一家，与唐顺之齐名，天下称作“王唐”。李攀龙、王世贞极力排斥他，最终却不能掩盖他的声名。他的诗起初属于辞藻华艳的风格。归田以后，又杂入讲学的话语。后来颓然自放，也与唐顺之相似。朱彝尊《明诗综》却说他的五言诗文理精密，继承了颜延之、谢灵运的余响；而评论者动辄说他的文章胜过诗歌，这还不是懂得诗的人。如今考察集中五言诗，如《游西山普光寺》《睡起》《登金山》《游大明湖》等篇，确实都深沉肃穆、简洁高远；七言诗如“每夜猿声如舍里，四时山色在城中”，“万井遥分初日下，群山微见远烟中”，“琴声初歇月挂树，莲唱微闻风满川”，也颇有风韵格调。然而综合考察他的全集诗歌，同文章相比，浅深高下自然无法掩盖。说他的文章胜过诗歌，大概也不能算完全没有根据。朱彝尊的评论，是没有考察根本而只比较末节。王慎中旧有《玩芳堂摘稿》《遵岩家居》等刻本，大多夹杂着少年时期的作品。这个本子是隆庆辛未年由王慎中的儿子同康和女婿庄国祯稍加删削后重新刻印的，比较精整。只是卷首《洪朝选序》称诗文共四十卷，而此本只有二十五卷，《目录》的卷数也多有改补，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刻成以后又作了删汰吧？△《陆子馀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陆粲撰。陆粲有《左传附注》，已经著录。此集共收文七卷、诗一卷。陆粲很早便进入词馆，享有盛名。等到任工科官员时，因为弹劾张璁、桂萼，终身仕途困顿。然而也正因为这件事，他停止了在仕途上的打算，潜心研究经史，学问很有根柢。他又是王鏊的门人。《明史》陆粲本传称，他年轻时拜谒王鏊，王鏊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凭文章闻名天下。”他的学术传授也有明确的源流。《徐时行序》称他出入于左丘明、司马迁的文章之间，不取法魏晋；《彭年序》认为他专门取法司马迁、班固，文章雄健深厚而典雅刚健，是东汉诸家所不能及的。这些推许赞美颇为过分。至于黄宗羲《明文海》说：“贞山的文章秀美平顺，不兴起波澜，多半得自王文恪，乃是欧阳修一派的支流。”这是平心静气的评论，陆粲完全当之无愧。他的《忆父诗》一首，《明诗综》说是七岁时所作，但风格老成，不应当达到这种程度，怀疑其中或有夸饰。至于《担夫谣》一类诗，有白居易新乐府的遗韵；《赠别王直夫二首》一类诗，也很有风格。不能因为他的篇章不多，就说曾巩不会写诗。△《念庵集》二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罗洪先撰。罗洪先有《冬游记》，已经著录。罗洪先没有来得及见到王守仁，而是向同乡李中求学。李中的学说出自杨珠，所以他的学说仍以良知为宗旨。后来他撰写王守仁年谱，便自称“门人”，不免带有讲学家门户之见。他的学说只是静观本体，归根到底也不能免于流入禅学。然而他的人品高洁，严嵩想举荐他却没有成功，那么可以说是高翔于“千亻刃”之上了。他的文集最初在抚州刻印，后来又在应天重刻。最后由各位门人编成这个本子，并由门人胡直作序。胡直称他的学说总共经历三次变化，文章也随之变化：起初仿效李梦阳；后来厌弃李梦阳，于是同唐顺之等人相互讲习切磋；晚年才自行发挥自己的心意。他在《答友人书》中以水作比，说：“古代有才能的人，内心一定有自己所得的真实见解；这样一来，这个道理的流行便无处不在。即使想不形成波涛急流，也不可能。”这也是有见地的话。此本是雍正癸卯年由他的六世孙继洪等人重刻的。罗洪先的后代竟然名叫继洪，按理说难以理解，难道是误解了“不逮事则不讳”这句话吗？△《皇甫司勋集》六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皇甫汸撰。皇甫汸有《百泉子绪论》，已经著录。他的诗文有《政学》《还山》《奉使》《寓黄》《家居》《南都》《禅栖》《澶州》《栝州》《南中》《山居》《副京》《来凫》《司勋》《北征》《南署》《赴京》《浩歌亭》《安雅斋》等集。晚年亲自删削，定为赋一卷、诗三十二卷、杂文二十七卷，并以《集原》一篇置于卷首。他原来各集的名称，仍分别注明在各卷末尾。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皇甫汸的文集六十卷，就是这个本子。《集原》自述他的诗歌，起初是关中、洛阳一带的声调，后来一变为楚地声调，又一变为江左声调，又一变为燕、赵声调，又一变为蜀地声调，并且详细列举了师友传承的渊源。如今总的考察他的作品，古体诗源自谢灵运、谢朓，近体诗源自中唐。虽然缺少深沉精湛的思想，但典雅整饬而雍容，风度格调自有不同，在明代中叶也不失为第二流的诗人。冯时可《雨航杂录》说：“皇甫百泉与王弇州的名声相当，当时人说百泉像齐、鲁，渐进可以达到道；弇州像秦、楚，强大而终于称王。”王士祯《香祖笔记》认为冯时可的评论是确切的。△《杨忠介集》十三卷、《附录》三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爵撰。杨爵有《周易辨录》，已经著录。这部编集第一卷是奏议，第二卷是序、碑、记，第三卷是传，第四卷是书信，第五卷是家书，第六卷是语录，第七卷是祭文、志铭、杂著，第八卷至第十二卷则全是诗。明世宗在位时，斋醮之事正兴盛，士大夫大多用青词来取悦皇帝，只有杨爵独自依据义理直言进谏。

译例如他陈奏当时的瑞雪不可以作为祥瑞，左道不可以用来迷惑众人，言辞极其恳切直截。被关进监狱以后，他仍然上疏进谏，希望皇帝能够有所醒悟。他的忠诚和爱护之情，哀切深厚，直到今天读来仍仿佛可以看见。家书二十五篇，反复恳切地用忠孝勉励子孙，从未说过一句自己的私事。语录都不发表高深空泛的议论，而是笃实明白，确实是纯正儒者的言论。考察杨爵同罗洪先、钱德洪等人交游，以讲学相互勉励。然而钱德洪等人的学说源出姚江，致力于阐明良知之说；杨爵则把亲身实行、切实践履放在首位，关西道学的传承，实在由杨爵开创。考察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所学。他所作诗文，大多直抒胸臆，虽然似乎失于平易，但都是有根本依据的话，不靠雕琢文饰；其可以流传之处，正不在细微的辞藻之间。△《荆川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唐顺之撰。唐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经著录。唐顺之学问渊博，留心经世济民之学。从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直到勾股、壬奇之术，没有不深入研究的；他非常希望凭借功名在世上有所建树。等到晚年再次出仕，担任抵御倭寇的职务，却没有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最后仍然凭文章流传于世。然而他的考究探求既深，议论也都有根柢，终究不是把井田、封建当作空谈的学者。他文章的法度，在《文编》一书中都有体现。该书所收文章上起秦汉以来，但大体是沿着唐宋文章的门径溯流而入。因此，他写秦汉文章，不像李梦阳那样割裂剥取字句、描摹外貌；写唐宋文章，也不像茅坤那样比拟文章架构、卖弄机锋。在明代中叶，他俨然成为一大宗派。到了晚年，他转而逃入讲学，文章格调稍有变化。集中如《与王慎中书》说：“近来把四十年前的本领一一放下，把四十年前的见解种种抹杀，这才稍稍见到一些影子。”如此等等。可见语录式的熏染也随之融入文章，分别考察便可以看出来。他的文集由无锡安如石编成，王慎中为它作序。大概两人早年谈论文术意见不合，到了老年，客套渐渐减少，于是互相倾慕推许。△《皇甫少元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皇甫涍撰。皇甫涍字子安，长洲人，嘉靖壬辰年进士，授官工部主事，官至浙江按察使佥事，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此集共收赋一卷、诗十九卷、文六卷。皇甫涍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皇甫枢等人搜集剩余稿件，得到诗八卷、赋及杂文二卷，编成《外集》。古文并不是皇甫涍着意经营的方面，也不是他的专长。他的诗则取法汉魏，取材于六朝；古体诗多于近体诗，五言诗多于七言诗。他的主张是：“王世贞、宋濂反拨元代诗风的浮靡，却不能不受声律的限制；李梦阳、何景明矫正一时的弊病，却不能不拘泥于他们的形迹。”这可以说是笃实的评论。大概皇甫涍与黄省曾是中表兄弟，早年沿袭黄省曾的见解，也宗法北地之学。等到造诣加深，才察觉摹仿的弊病，所以有这样的评论。然而，他鉴察李梦阳、何景明的弊病，却说写诗可以不用杜甫；取法谢榛，又说写诗可以不用近体诗；还说七言诗容易衰弱，恐怕会降低格调而成为钱起、刘长卿那样的风格，也有些像惩罚了羹汤之后连调味菜也不敢吃。王世贞《艺苑卮言》曾说他的诗像轻薄的绢、短小的篇幅，经不起裁剪。陈子龙《明诗选》也说他的诗没有纵横驰骋、奔放飘逸的气势。难道不是因为取法的路径过于狭窄，所以在篇幅格局上显得局促吗？总的说来，他婉转华丽的辞藻、绵长幽远的神韵，即使与徐昌穀、高叔嗣并驾齐驱，也确实无愧色。△《瑶石山人稿》十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黎民表撰。黎民表字维敬，从化人，嘉靖甲午年举人，授官翰林院孔目，升任吏部司务，因擅长文章而被任用于制敕房，任中书，后来加官至参议；《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黄佐传》中。史书称黄佐的弟子大多用德行和事业自我约束，而梁有誉、欧大任和黎民表的诗名最为显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黎民表的诗读起来似乎质朴沉闷，实际上却沉着坚韧。王世贞所选取的“续五子”中，称得上无愧于大小雅材的，只有黎民表一人。此集前有万历戊子年陈文烛的序，称黎民表请求告老还乡，临别时在三山话别，曾经为他的诗作序，镇江锺太守将其刻印。又说黎民表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吏部郎君华搜集刻印了这部集子，又请陈文烛作序。大概黎民表的诗曾经两次刻印。他的初刻本如今没有见到。这个刻本卷首收赋三首，其余都是古体诗和近体诗。虽然其中错杂运用辞采，像镂金一般，但风骨典雅庄重，没有绮丽浮靡、涂饰粉饰的习气。大概它与太仓、历下同出一源，只是流派稍有不同。所以黎民表虽然与王道行、石星、朱多煃、赵用贤同列为“续五子”，但最终不是其余四人所能比的。△《南行集》四卷、《东游集》二卷、《北观集》四卷、《山中集》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邱云霄撰写。邱云霄字凌汉，号止山，崇安人，官至柳城县知县。《南行集》四卷，大概是从崇安到省会途中所作，分为《建安》《延津》《晋安》三稿。《东游集》二卷，大概是游历处州时所作，所以两卷都题作《栝苍稿》。《北观集》四卷，是他入京时所作，从南方游历到北方，因此分为《楚稿》《越稿》《吴稿》《宋稿》《鲁稿》《齐稿》《燕稿》。以上三集都有诗而没有文章。只有《山中集》除诗四卷外，另有文章六卷，都是居住在武夷止止斋时所作。四集中，只有《南行集》编排最早。卷首有《丰熙序》说：“邱先生年纪正盛，而志向远大；我只见他不断进步，没有见他停止，等到几十年以后，才可以论定。”他作序的年份，大概是嘉靖十一年甲午。《东游集》没有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编成的。《北观集》《山中集》二集的序都题作嘉靖丁未，这应当是最后编成的。考查朱彝尊《明诗综》，记载云霄所著有《止止斋集》。又引用《徐梦阳评》，称赞他的诗典雅淡泊、劲健古朴，景物真实而感情真切。如今读来，确实如此。总的说来，他不肯沿袭前人，这一点不同于七子一派。又据云霄门人李献忠的跋文，称云霄所著还有《西居集》。《西居集》大概是他任柳城县知县时所作。如今各集都还存在，唯独缺少这部集子，或许是收藏它的人偶然遗失了吧。

译△《洞麓堂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尹台撰写。尹台字崇基，号旧山，永新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诗综》称他有《洞山集》，这部书却题作《洞麓堂集》。考查该集卷首邹元标的序文，称：“《洞麓堂稿》是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距离尹公家乡一里多的地方有一座奇洞，峰峦高耸奇异，于是以此给堂命名，也用它给稿本命名。”这样看来，“洞山”是他的号，“洞麓”是他的堂名，实际上是同一部集子。尹台因为保护杨继盛一事，受到清正舆论的推重。集中如《与罗念庵书》，说近世崇尚良知学说的人，内心纷纷附和，只是因为金谿错误理解了“孟子先立乎其大者”这句话。又极力论述“即心即理”说法的错误，认为即使确实有所领悟，也不过是这颗心灵明知觉的妙处，并不是所见到的“理”。佛教徒只见到心，而没有见到本性；陆氏的学说，大多类似这样。又说程子门徒在当时尚且有失传的情况，如吕氏、游氏，渐渐陷入禅学。朱子去世以后，勉斋、汉卿仅仅能够守住自身，传承再次中断，朱子学说的宗旨便完全失去了。何、王、金、许几人，都暗中背离师说，不只是草庐一人如此。他对姚江学说的攻击非常有力，也可以说是立场坚定而不动摇。只是集中有《祭陆东湖》一文，称赞陆东湖“在朝廷中声望很高，对国家社稷功劳盛大”等等。东湖是陆炳的号。陆炳名列《明史·佞倖传》，与尹台实在不是同类。考查史书称，陆炳年收入非常多，侍奉权贵，对善类人士周旋交往，也毫不吝惜。世宗多次兴起大狱，陆炳多方加以保全；他降低身份结交士大夫，从未陷害过一人，因此朝廷官员中有许多人称道他。尹台的借重，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然而君子议论公义，不议论私人交情，终究不免成为白璧上的瑕疵。全书共文章六卷、诗四卷。元标序称：“他的诗有数百首，极力推崇唐代的雅正风格；制、疏、书、序、记、铭、状、表等文章有数百篇，出入于汉、宋之间，阐明发挥名理，不屑于写绮丽浮华的言辞。即使是乡里间的言辞，也一概过分赞美。”如今核对他的作品，也不能说完全是虚妄之言。△《张庄僖文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永明撰写。张永明字锺诚，乌程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改任左都御史，谥号庄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本原来分为六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标题，大概是编排者的浅陋。《礼集》收诰命、祭文、赞、诔、碑志一类文章。《乐集》《射集》都是南垣谏草，是任南京给事中时所作。《御集》《书集》是中州疏略以及部院弹劾奏章。《数集》收家训、语录、杂著、诗文。附录《外纪》二篇，是去思碑和赠序。他的文章平实质朴，不崇尚雕琢华丽，却有许多实用之言。他任给事中时，上疏弹劾严嵩与郭勋勾结，结党营私牟利，听到的人都震惊恐惧。他任河南巡抚时，伊王典楧在一方肆意暴虐，气势横行无忌，主管官员稍微触犯他，便被他用鸩毒毒死，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张永明也抗疏弹劾他，最终使国法得到伸张。他的风操节气很值得称道，因此表现在文章中，当然不同于空洞无物的言论。张永明本人自然足以传世，不需要依靠赠言来增加分量。现在删去《礼集》和《外纪》，编为五卷。△《具茨集》五卷、《补遗》一卷、《文集》八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遗稿》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立道撰写。王立道字懋中，无锡人，嘉靖乙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他的诗虽然稍嫌婉转柔弱，但冲和从容、淡泊舒展，不写奇险的语句，还保留着中唐钱、刘的遗风。文章则纵横驰骋而自我欣赏，很接近眉山苏轼。他在《论文书》中说：“用兵没有固定的形态，凭正道取胜的占十分之九。作文没有固定的体裁，凭奇特取胜的占十分之一。盘庚诰命、周公诰命一类文章，也只是六经中的十分之一罢了。仿效它而写得相似，尚且不能把它当作通常的规范，何况那些万分不像的呢？”这些话深刻击中了当时北地诸人摹仿周、秦文章的弊病，从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原目录列《诗集》五卷、《文集》七卷、《附录》一卷。如今《诗集》末尾又载有《补遗》，附录二十多首。《文集》七卷之后也增加《论表》等十多篇作为一卷，列在《附录》之前。而《附录》之后又另外刊载《遗稿》一卷。大概是他的后人搜集零散作品续刊，陆续增入，所以书的实际内容与目录不相符合。△《青霞集》十一卷、《年谱》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炼撰写。沈炼字纯甫，会稽人。嘉靖戊戌进士。授任溧阳知县。后来任锦衣卫经历，上疏论述俺答请求朝贡一事，并弹劾严嵩。他受廷杖后被贬谪戍边，又被严嵩党羽路顺构陷，牵连进蔚州妖人阎浩一案，最终被弃市，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屈。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天启初年，追谥忠愍。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本包括本文三卷、赋一卷、诗三卷、《论草兵说尺牍》四卷，共十一卷。从第十二卷到第十六卷则是年谱、事纪、祠记。卷前有茅坤序以及沈炼之子沈襄的《刻集纪原》。沈襄说，沈炼遭祸时，有人抄没他的家产，毁掉他的著述，又张榜禁止藏匿副本。这部书大概是沈襄凭口头诵读、用心记忆保存下来的。然而作为儿子，即使能够读父亲的书，也不应当连十一卷这么多的文字都没有一个字句错误。这一定是另外藏有底本，只是不愿明说罢了。他的文章刚劲雄健而有气势，诗也郁结奋发、磊落不凡，像他的为人。若论辞藻，虽然不如《钤山堂集》工巧；然而《嵩集》竟使天下人不愿阅读，当时为它作集序的湛若水等人甚至认为那是文章的污点，而诵读《炼集》的人直到今天仍肃然起敬。这就是流芳还是遗臭，取决于自身所作所为；人心判断是非的公正，有时不知不觉便会如此。现在收录原本集子十一卷，并附《年谱》一卷。至于沈炼的事迹，已经清楚地载于史册，与日月争辉，不需要后人再加以表彰。他的赞、记等作品则全部删去。△《沧溟集》三十卷、《附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李攀龙撰写。李攀龙有《诗学事类》，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诗十四卷、文章十六卷，《附录》收志、传、表、诔等文章一卷。明代文章从前后七子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前七子以李梦阳为首，何景明为其辅翼；后七子以李攀龙为首，王世贞应和他。后来李攀龙先去世，而王世贞的声名地位日益显赫，交游声势日益扩大，著述日益丰富，文坛地位于是超过了李攀龙。然而尊崇北地、排斥长沙、承续前七子声势的人，实际上是李攀龙首先倡导的。殷士儋作《攀龙墓志》，称：“文章自西汉以来，诗歌自天宝以后，如果有人用它们的笔墨来玷污自己，他就总是不忍这样做。因此他所作的一字一句，都摹仿古人。突然读起来，斑驳陆离，好像见到秦、汉之间的人；高雅华美、雄伟壮丽，好像见到开元、天宝年间的人。”到了万历年间，公安袁宏道兄弟才用他仿古失真的观点来诋毁他。天启年间，临川艾南英排斥他尤其用力。如今看他的集子，古乐府割裂剥取字句，确实难免被讥为剽窃。各种体裁的诗篇也大多气节明朗，细微情感稍少。杂文更是有意使文辞艰涩曲折，涂饰字句，确实难免如各家所讥评。然而李攀龙的资质根基本来就高，记诵也广博。他才力丰富强健，超过一时之人，确实有不可磨灭之处。删去其中表面的铺张，选取其中的精华，他固然仍是豪杰之士。赞誉他的人言过其实，诋毁他的人也太过分了。△《山海漫谈》三卷、《附录》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任环撰写。任环字应乾，号复庵，长治人。嘉靖甲辰进士。历任广平、沙河、滑县三县知县，升任苏州府同知。因抗御倭寇有功，升任按察司佥事，整顿苏、松二府兵备道。升任山东右参政。事迹附见《明史·曹邦辅传》。这部集子是乾隆丁丑年由他的同乡庾玙刻印的。共文章二卷、诗词一卷。后两卷是附录的谕祭文、本传、墓志以及各家题咏诗文。任环抗倭时颇有奇功，当时人都认为对他的赏赐太薄，不足以酬报功劳。他的遗集长期散佚，他的子孙搜求辑录，所得还不到原作的十分之一，却仍命名为《山海漫谈》，沿用原来的名称。他的文章是在残毁遗存中搜得的，因此见到什么就收录什么，没有时间加以甄别，多是潦草的应酬之作。但就保存下来的作品而言，他的古文都很有笔力，而且高雅简洁、具有法度。其中如《苏门双节记》《重修白云茅屋记》《重修文庙祭器记》《启明山先生书》，虽然不免夹杂庸俗的格调；至于《送萧西泉、朱蒲西二序》《德风亭、滑县行馆二记》《与王南崖》《答王东台》二书，都绝不是明人文集中那种把时文当作古文的作品。把它们列在作者作品之中也是可以的。他的诗如“槎泛星河秋作客，剑横沧海夜谈兵”这一类，也间或有可观之处，但冗长庸俗的作品很多。这是他的后人编排时没有删汰的过错。然而说到任环的为人，他无愧于忠孝，也就不应再用诗文的格调去苛求他了。△《杨忠愍集》三卷、《附录》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杨继盛撰写。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因上疏弹劾严嵩，被严嵩构陷而弃市。后来追赠太常寺卿，谥号忠愍。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杨继盛本来以经世济民的才干和气节自许，不屑于在文字上精雕细琢。后人看重他的人品，搜集零散作品编成此集，又承蒙世祖章皇帝亲自作序，表彰他的忠诚。一经褒奖，便如同隔世重生。因此即使是朽坏陈旧的编册，也更加珍惜宝爱。这一版本是康熙年间萧山章钰校订的。全书奏疏一卷、杂文一卷、诗一卷，另将行状、碑记编为一卷附于后面。其中《论马市》《劾严嵩》二疏，史传受体例限制，只保存了大略，集本才是全文。披肝沥胆、刚直不阿的气概仿佛仍然活现在眼前。他自作《年谱》一篇，学问和人品的始末都可以从中看到，尤其是史传无法详尽记载的。《遗嘱》一篇作于临终前一夜，墨迹至今仍由世代守护。在仓促危急之际，几千字没有一个字涂改，更足以看出他的修养。文辞虽然质朴，但忠孝之意自然流露，尤其足以感动百代后人。只是《年谱》中自记跟随韩邦奇学习乐律、夜梦虞舜一事，颇为涉及怪异。然而杨继盛不是妄言的人，大概是思考到了极深之处，因心中所思而构成了这样的形象。《世说》记载，卫玠曾因梦境向乐广询问，乐广说那是思念所造成的。《管子》说：“反复思考，鬼神也会与之相通。”这本来也是事理所可能有的。过去吴与弼编写日录，自称梦见孔子，人们怀疑他是在说假话。杨继盛这句话与此颇为相似，但明代以来没有人怀疑他。这件事取决于他本人的品格，有些事情不必等到古今争辩才可判断。△《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世贞撰写。王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经著录。这是他所著的另一部别集。所谓“四部”，是《赋部》《诗部》《文部》《说部》。正稿《说部》共有七种，分别是《劄记内篇》《劄记外篇》《左逸》《短长》《艺苑卮言》《卮言附录》《宛委馀篇》，都是王世贞任郧阳巡抚时亲自刊刻的。《续稿》只有《赋》《诗》《文》三部，没有《说部》。这是王世贞退休以后，亲手汇集晚年作品交给小儿子士骏，到崇祯年间他的孙子才刊刻。考查自古以来篇帙丰富的文集，没有超过王世贞的。他摹仿秦文、效法汉文，与七子的门径相同；但广泛综览典籍，熟悉掌故，这一点后七子比不上，前七子也比不上，更不用说广续诸子了。只是他早年自命过高，求取名声过于急切，虚浮骄矜、任气而行，持论于是走向偏颇。他又凭借自己的渊博学识，有时来不及检点，给批评者留下了话柄。因此，他声势盛时，推尊他的人遍布天下；等到声势衰落，攻击他的人也遍布天下。

译平心而论，自从李梦阳的学说出现，学者便剽窃班固、司马迁、李白、杜甫；自从王世贞的文集问世，学者又开始剽窃王世贞。因此艾南英《天佣子集》中说：“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只要书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逢应酬，片刻之间剪裁拼接，便可以成篇。突然读起来，无不浓艳华丽、鲜明夺目；仔细考察，却只是一套腐朽的旧套语。”他指出流弊，可以说十分切中要害。然而王世贞才学丰富，作品规模终究宏大。譬如五都的店铺，百货齐备，真伪并列，良莠混杂，但名贵材料和珍宝也未尝不偶然出现在其中。明白末流的弊病就可以了；如果因为末流的弊病而把王世贞的文集全部废弃，就不是通达的论断。△《读书后》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世贞撰写。这部书原本只有四卷，因为是王世贞《四部稿》和《续稿》没有收载的作品，后来竟然散佚。他的侄子士骐从卖糖果的人那里得到残本，于是抄录刊刻，命名为《附集》。后来吴江许恭又从《四部稿》中选取“书后”一类文章一卷，从《续稿》中选取读佛经的文章一卷、读道经的文章二卷，合为八卷，重新刻印。陈继儒为它作序，称它如同吕氏《读书记》、晁氏《读书志》。考查晁公武《读书志》，每部书都详细记载卷数、作者以及源流始末。王世贞这部书九十五篇中，作跋尾的有四十二篇，作史论的有五十三篇；而四十二篇跋文全都是议论文章，没有一篇考证文字，与晁氏之书完全南辕北辙。陈继儒大概没有见过《郡斋读书志》，只是偶然听说过它的名字，便凭主观臆测，认为它也像这部书的跋尾一样。《书影》记载，王世贞起初并不喜欢苏轼的文章，晚年才喜爱它；临终时，床头还放着一部苏轼文集。如今看这部编本，常常与苏轼进行辨难，而文章反复畅达，也都像苏轼，不再有摹仿秦文、效法汉文的习气。另外，他为《李东阳乐府》《归有光集》《陈献章集》所作的跋文，都心平气和，与他平日的论调不同。《东阳乐府跋》中还自称：“我写《艺苑卮言》时，年纪还不到四十岁，正和王世贞等人一起尊古非今，互相比较长短，尚未形成定论。至于戏仿《世说新语》，刻意追求形似，既不恰当，又显得轻薄。此书流传已经很久，不能再加以秘藏了。姑且随事改正，不让它给后人造成太多误导罢了。”这样看来，这部书是他晚年学问进境的表现，以少数胜过多数了。它的第五卷收录《四部稿》中的题跋二十五篇。其中如《读亢仓子》，不知道是王士元所作，说明他没有考察《孟浩然集序》；《读三坟》认为是刘炫所作，说明他没有考察《隋书·经籍志》；《读元命苞》一篇所说的其实是卫元嵩的《元包》，尤其荒谬，这些仍是他早年意气盛时的作品，不如后来校勘的作品。许恭搜集续补这部书，恐怕并不符合王世贞的本意吧。由于原刻本中本来就有这些内容，姑且一并保存。至于这部书，杂论古书，究竟属于杂著，不同于目录书。没有可以归附的类别，现仍著录于《集部》。△《方麓集》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王樵撰写。王樵有《周易私记》，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共有两种：一种是文九卷、《老子解》一卷、诗一卷；另一种就是这个本子，共诗文十四卷，另有《戊申笔记》一卷、《紫薇堂劄记》一卷，比初本完备得多。王樵潜心研究著述，对《易》《书》《春秋》和《四书》都有解说训释。《江南通志》称他平日性情简静沉默，到了谈论经书时却娓娓道来，毫不厌倦，所以他的文章都有根基。又《通志》记载王樵说：“士大夫把留心处理公文看作庸俗小吏，把文章、笔墨、诗酒看作风雅。一个人饱食官禄，接受吏胥替自己办成的事务，难道也能称为风雅吗？”所以他的文章很切合实际，并不是描摹山水、吟风弄月的辞藻。他的诗虽然不能自立门户，另辟蹊径，但冲淡平和、恬静淡泊，也还没有失去雅正的声调。大概在七子派竞相驰骋的时代，他尤其能够守成，弘扬成化、弘治年间前贤的典范。△《存家诗稿》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巍撰写。杨巍字伯谦，号梦山，海丰人，嘉靖丁未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吏部尚书，赠官少保，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杨巍历任内外官职，在任时以能干闻名。《自跋》说：“我幼年学习举子业，不懂得作诗。到嘉靖乙卯年，补任晋臬，提举曹忭才开始引导我作诗。归田以后，和山人吕时臣相互唱和，得到诗六百多篇，嘱托邢侗、邹观光评论取舍而保存下来。”大概他在中年学习作诗，与唐代高適相近。但他天分卓异，自然超出流俗，所以能够不染尘俗，独自发出清新的声调。王士祯《池北偶谈》称赞他的五言诗简洁古朴，具有陶渊明的风格，这是明人中少有的。又举出他的“前年视我山中病，落日独骑骢马来。记得任家亭子上，连翘花发共衔杯”一绝。大概他的神韵清新俊逸，与王士祯论诗的宗旨相近，所以王士祯尤其欣赏他。然而，他其他高远旷达、简洁古朴的作品还相当多，本来就和当时嘈杂的诗风相距很远。王士祯常常选编、订正他的诗作成三卷，嘱托谢重辉刻印，今天没有见到这个本子。这里就是邹观光删定的本子，仍然是全集。△《海壑吟稿》十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赵完璧撰写。赵完璧字全卿，号云壑，晚年号海壑，胶州人，由岁贡生任官至巩昌府通判。这部集子诗五卷、文五卷。第一卷是《目录》，却把它列入卷数之内。大概这是唐代以前的旧例，《经典释文》也是如此。王三锡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在嘉靖年间任职司城，抗拒职权、触忤权奸，与杨椒山公一起遭受困厄。查这部集子中的《北司狱中》七言律诗二首的序说：“嘉靖甲寅年，秋曹下令逮捕豪强校尉，我因此获罪于东湖翁，被弹劾逮捕，判处死刑。幸赖元老和科台出力，才仅仅保全性命。”东湖，是陆炳的别号。当时陆炳任锦衣卫都督，和严嵩内外勾结作奸，势力十分嚣张。赵完璧以指挥司中最低的品秩，竟能同他抗争。他在狱中与杨继盛唱和的诗中，有“辛苦不妨淹日月，授书喜有汉良臣”等句。杨继盛死于西市，赵完璧作《杨烈妇词》哀悼他，其中有《小雅》怨刺讥诽的遗风，可以说是有志节的人了。他的诗大多因触及事情而生发兴致，语言自然，绝没有叫嚣张扬的姿态，也和明朝末年那些靠矫激来博取名声的人不同。只是因为名位不高，史书没有为他立传，于是几乎湮没无闻。仅仅依靠这部集子的保存，我们还能够略微看见他的生平始末，也足以看出，正直的气节是有无法被销蚀的。△《伐檀斋集》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张元凯撰写。张元凯字左虞，吴县人。凭借世袭职务任苏州卫指挥。两次督运漕粮北上，后来自行辞职回乡。年轻时接受毛氏的诗学，改变旧习专心读书，把情怀寄托在诗酒之中。王世贞曾为他的诗作序，把他比作沈庆之、曹景宗。张元凯去世以后，王世贞曝晒图书，得到他的行卷，感叹自己对他的了解还不够，又作诗来祭奠他，现一并收在《四部稿》中。他的诗大体能够推陈出新，不因袭旧套。而且风骨劲健高拔，刚健豪壮、意气自得，常常铿锵有金石之声。他所作《西苑宫词》，《静志居诗话》认为其成就高于王世贞。其他如《北游》诸律诗，也大多不失法度。大概他的才华本来就丰富，又能把名利视若敝屣，胸襟开阔平易。所以在琅琊、历下两派盛行之时，仍能不受风气局限，难怪王世贞折服不已。△《备忘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海瑞撰写。海瑞有《元祐党人碑考》，已经著录。考察《明史·艺文志》，记载《海瑞文集》七卷。国朝广东盐运使、故城人贾棠与《邱濬集》合刻的本子，只有六卷。这部书收录海瑞任职时所施行的条令格式、申诉参劾的文章，较为完备，是康熙年间海瑞第六代孙海廷芳重新编纂的。《原跋》说，共十二卷，分为十册。现在考察这个本子的册数，与《跋》所说相合。然而每册只有一卷，实际上只有十卷。比《原跋》所说还少两卷，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海瑞平生的学问以刚劲为主，所以自号刚峰。他参加会试进入都城时，上呈《平黎疏》。任户部主事时，上呈《治安疏》。他愚直刚正，有什么都不隐瞒，触怒明世宗，被关进诏狱。然而世宗重新阅览他的奏疏，也受到感动而叹息，甚至把他比作比干。后来他巡抚应天，锐意兴利革弊，裁抑豪强，只把为百姓谋利、为百姓除害作为职责。但纠正偏差又过了头，有时不免失于偏颇，例如集中的《毕战问井地论》，竭力认为井田制可以实行，说天下的治理安定必定要由此开始。大概他只是看到了明代隐匿田产、兼并土地的弊端，激愤之下形成了这种主张，却不知道这种做法无法贯通实行。然而，他那种孤高的忠诚和耿介的节操，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所以他平日虽不以文章著名，但所作文章气势刚劲直达，侃侃而谈，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在嘉靖、隆庆年间士风衰败萎靡之际，他以规矩法度加以裁正，振奋顽钝、唤醒昏聩，确实也是挽救时局的良药。涤除污秽、解开积结，不用大黄、芒硝这样的峻烈药物就不能见效，不能因为它们药性峻利便产生怀疑。△《石洞集》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叶春及撰写。叶春及字化甫，归善人，嘉靖壬子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事迹附见于《明史·艾穆传》。这部书开头收载《应诏书》五篇，共二卷。史书所说的他授任福清教谕、上书陈述时政、洋洋洒洒三万言，就是这些文章。其次收载《惠安政书》十二篇，是他任惠安知县时所作，共五卷。其次是公牍二卷。其次是志论二卷，是他所修府志、县志中的论述，采用《鄂州小集》的体例。其次是诗二卷。第十九卷《目录》题作《崇文榷书》，下注一个“阙”字。他的曾孙叶纶在跋语中说，这部书是奉旨刊刻的。书版藏在部署，无法看到，大概是只有著录而没有书本的东西。叶春及治学以陈献章为宗，政绩是当时第一。艾穆任四川巡抚时，叶春及任宾州知州，曾经举荐他来代替自己。他所著的政书，条理井然。朱彝尊称他的诗以杜陵为宗，不落入程、邵两家的门户，所以声调也格外清亮。他的文章比较平实直截，同时也明白流畅。只是他任县令时所发的符帖全部收载，一点没有遗漏，未免显得过于琐碎。至于他在郎署任职时，因为有使者前往日本，便上书请求多方搜购《古文尚书》。这又是误信欧阳修《日本刀歌》、没有核查事实的结果。△《宗子相集》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宗臣撰写。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嘉靖庚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调任吏部文选司，升任稽勋司员外郎。因为资助杨继盛丧葬费用，触忤严嵩，出任福建参议，升任提学副使，死于任所。年仅三十六岁。《明史·文苑传》将他附载在《李攀龙传》中。大概李攀龙、徐中行、吴国伦、梁有誉以及宗臣，有“前五子”的称号。朱彝尊《明诗综》称宗臣著有《方城集》，但这个本子实际题为《宗子相集》，卷目同《明史·艺文志》相合。王世贞为宗臣撰墓志，说他长期患病、病势危急时，门人稍加编次他的生平著述，共十多卷刊刻出来。这样看来，这部集子是宗臣生前已经订定的。宗臣曾经和吴国伦论诗，争论没有胜过对方，回来后精心思考了多日，最终能够卓然成家，成为“嘉靖七子”之一。他的诗纵横跌宕、俊逸洒脱，很能取法李白，但意境不够深厚，有时流于浅俗。《静志居诗话》说：“假使他没有遇到王世贞、李攀龙，继续充实发展下去，并不难与昌谷、苏门相提并论。自从加入七子派以后，逐渐沾染其习气，日益显得局促衰弱，最令人惋惜。”

译这些话确实切中了他的毛病。然而他天资秀美柔润，言辞风流，终究没有剽窃拼凑、堆砌辞藻的习气，本来的资质还没有完全耗损。只有《竹间》等篇，风格接近纤巧偏狭，未免被当时的流行风尚淹没了。至于他的《西门》《西征》等记，指陈时弊，反复说明，详尽明白。大概宗臣任职闽中时，防御倭寇很有方略，所以说得这样亲切具体；这又不能只从文字风格来评论了。△《衡庐精舍藏稿》三十卷、《续稿》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直撰写。胡直有《胡子衡齐》，已经著录。这部集子由他的门人郭子章刻印。共赋一卷、乐府一卷、古近体诗四卷、文章十九卷、杂著四卷。又有《续集》诗赋一卷、文章十卷，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的。卷首《盛才赋》下注“少作”二字，大概是他的后人把初集删汰后剩下的作品，与晚年未刊的作品汇集成一册。胡直家在泰和，向东距衡山不到千里，向北距庐山也不到千里，所以取两座山的名称命名他的书斋，因而用来命名文集。胡直起初跟随欧阳德交游，后来又跟随罗洪先交游，他的学说始终以姚江学派为宗旨。所以他所作《胡子衡齐》八卷，大体都是阐明心学的。然而《明儒学案》称：“他年轻时放荡不羁，喜欢攻治古文辞。二十六岁时，才开始讲学。因此他的文章颇为雅正刚健而有格调，没有抄撮语录的习气。又因为他的宗旨认为佛教以出世为主，所以佛学止于明心；明心虽然能够照见天地万物，但最终归于虚无。儒者以经世为主，所以儒学在于尽心；尽心便能够察知天地万物，并且始终处于实际存在之中。”所以他的文章也很笃实而近于义理，没有达到王学末流那种荒诞放纵的地步。至于杂著中的各篇，例如《设罿》《猎人》之类，讥刺鄙薄的世俗风气，未免稍稍损伤忠厚之道。胡直初次拜见欧阳德时，欧阳德就认为他嫉恶过于严厉，遇到一切事情都愤愤不平，这已经先失去了仁爱的根本。大概也是因为他的旧有见解还没有融会贯通，所以嬉笑怒骂时，不知不觉说得过分了吧。△《薜荔园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佘翔撰写。佘翔字宗汉，号凤台，莆田人。嘉靖戊午年举人。任全椒县知县。他与巡按御史发生冲突，投递弹劾自己的奏章，弃官离去，纵情游览山水直到终老。他的诗以雄奇绚丽、高峻峭拔为宗旨，声调和气格很接近七子派。所以王世贞赠诗说：“十八娘红产荔支，蛎<虫房>舌嫩比西施。更教何物夸三绝，为有佘郎七字诗。”屠隆作传，也称：“闽地产的足以珍贵之物，不只是荔支、西施舌。”大概就是指这件事。然而他的人品颇为高尚，所以诗中有清雅的情致，并不完全是七子派那种空疏的风格，不能全盘斥责。传记称他著有《薜荔园诗》《佘宗汉稿》《游梁新编》《金陵纪游文》。考察佘翔游历所到之处，到大梁、金陵是最后的行程，如今集子中都已经收载。因此把这些作品合编，仍以《薜荔园诗》命名。《明诗综》没有著录他的姓名，大概只是抄本尚存，流传还不广吧。△《郭鲲溟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郭谏臣撰写。郭谏臣字子忠，长洲人。嘉靖壬戌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罢官归乡以后，他被起用为郧阳巡抚，还没有赴任就去世了。当初，郭谏臣任袁州推官时，因痛恨严嵩父子扰乱政事，便秘密登记严世蕃奸邪叛逆、大逆不道的事情，借御史林润上报。严世蕃于是伏法。后来调任吏部主事，升为员外郎，多次上书评论、揭发时事，言辞大多切实正直，于是触忤张居正，便有了江西的任命，才三个月就自行上疏弹劾自己而归。他一生刚强正直，无愧于自己的名和字。然而他的诗却婉约闲雅，有范成大、陆游的遗风。虽然十首以外，难免语言和意旨略有相同，正如高仲武评论刘长卿那样。但是在太仓、历下主持诗坛的时候，他仍能毅然自立，不随从时尚风气，也足以看出他的孤高耿介。这部集子由他的儿子郭元望编纂。共诗六百七十一首，另附奏疏二篇。集中没有与王世贞唱和的诗。因此王世贞作序时说，两人交往已久，自己却几乎失去了他的诗作。王世贞又称赞他的诗，词句都调和流畅、清新绮丽，句法稳妥、用字安当，不显露创作的门径，而近体诗尤其音韵流转、值得吟咏。大概也是看重他的为人，不因诗派门户不同而嫌弃他。王世贞说他的诗有一千多首。这部集子不知道由谁刊定，难道也是出自王世贞之手吗？△《亦玉堂稿》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鲤撰写。沈鲤有《文雅社约》，已经著录。沈鲤曾经把自己的诗文编成《亦玉堂稿》十卷、《续稿》八卷，明朝末年版刻毁坏，已经不存。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记载，他家中有沈鲤正集、续集，反复阅读其中的文章，赞叹其经学造诣深厚，议论正大。然而王士祯去世以后，池北书库所藏书籍全部散失，现在也没有见到这两部书。这个本子是康熙庚午年刘榛搜集残缺内容重新刊刻的。集中有文章而没有诗，大概已经不是原稿的旧貌了。沈鲤在神宗时入朝任职，刚直敢言，被称为名臣。晚年进入政府，毅然独立，和沈一贯相互抵牾。沈一贯借妖书事件倾陷他，几乎使他不能免祸，然而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正直的人。虽然他受到奸邪阻挠，不能完全施展才用，但集中所载如《谏止矿税》一疏，实在关系国家命脉和百姓生计，功劳非常大。其他如议论恢复建文年号、修改《景帝实录》、停止索取麒麟、请求合并册封恭妃、请求宽赦参与议礼的大臣，以及端正文体、阻止秦王在服丧期间请求册封、释放诏狱中被囚禁的官员等事情，都关系朝廷的大政方针，他只要知道，没有不直言的。至于退还已经形成的诏命，不怕一再被削夺官职，仍然多次上疏，希望皇帝能够醒悟；那种恳切哀痛的心意，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文章写得好不好，反倒是末节了。只是“玉堂”这个名称颇令人难以理解。推究它的意思，大概是因为鲤曾任翰林掌院学士，回到故里以后，想把朝廷和山林看作一回事，仿佛说这里也是玉堂罢了。但考察沈括《梦溪笔谈》，其中说：“唐代翰林院在宫禁之中，是君主闲居的地方，玉堂、承明、金銮殿都在那里。” 这样看来，玉堂是宫殿的名称，不是私人住宅可以使用的称呼。鲤大概考察得不够仔细。△《温恭毅公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温纯撰写。温纯字希文，三原人，嘉靖乙丑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谥号恭毅，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温纯在隆庆、万历年间，以严正的态度立身朝廷。起初因触犯张居正而被罢官。再次起用后，又因矿税之事同宦官发生争执。最后因触犯沈一贯而退休。可以说他毅然自立，没有辜负君主和国家。虽然受群小困厄，没有一天能安稳地处在自己的职位上，但时间久了公论自定，最终仍被称为名臣。他的奏疏都切中实际情况，字句有时失之过于质朴，但明白晓畅，容易阅读，大概是以指陈利弊为目的，根本不以文字工巧为意。其他序、记、铭、传等体裁，则大多雅正整饬，值得诵读。诗共有八卷，大体沿袭七子的流派，但稍稍失于粗率。尺牍五卷，也多涉及时政。最后一卷是《理学六十一则》，全是论学语录，大旨以程、朱为根本，不尊奉姚江学派，但也不很驳斥姚江学派。大概温纯一生只把国家的是非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所争论的并不在这些方面。言论因人而受重视，说的就是这部集子吧。△《震川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通行本） 明代归有光撰写。归有光有《易经渊旨》，已经著录。这部书由他的曾孙归庄编订。正文集开头是经解，结尾是祭文，共二十四种体裁。别集开头是论策，结尾是古今体诗，共十一种体裁。当初，太仓王世贞传播北地、信阳一派的说法，以秦汉文章倡导天下，人们无不纷纷随风而从，彼此剽窃古人作品，力求跻身文坛。唯独归有光怀抱唐宋诸家的遗集，在荒江边的旧屋中同两三个弟子讲习，毅然与他们抗衡，甚至斥责王世贞是庸俗狂妄的巨子。王世贞起初也同他抵牾，到晚年才开始心悦诚服。所以他在《题有光遗像赞》中说：“风吹过水面，水波涣散而成为文章。风停波息，风和水彼此相忘。千年以来只有您，继承韩愈、欧阳修。我难道另有不同的旨趣吗？只是久而久之反倒自我伤感。”大概归有光所坚持的是正确的，虽然凭借王世贞的盛名和盛气凌人，最终也无法压倒他。自明代末年以来，学者知道沿着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道路往返探求，再上溯秦汉文章，归有光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只是凭制艺文章雄视一代。文集旧本有两种：一种是他的族弟归道传刻的，共二十卷，称为常熟本；一种是他的儿子归子祜、归子宁刻的，共三十二卷，称为昆山本，取舍多不相同。归庄用家藏抄本互相校勘，又补入未曾刊刻的文章，汇成全集，在本朝康熙年间刊刻。前面有王崇简、徐乾学的两篇序。归庄亲自撰写《凡例》，极力说明旧刻本的错误，斥责起来毫不留情。然而考察汪琬《尧峰文集》，其中有《与庄书》两篇，反复论述归庄删改的错误，甚至撰写《为归文辩诬》来攻击他。这样看来，归庄编纂的书也不能算尽善尽美。但旧本文章有很多遗漏，得到归庄搜集散佚的篇章，才略微完备。既然没有别的善本，姑且依从它来著录。归有光的诗格外看不出长处，汪琬却替他作笺注，王士祯颇以此讥讽。如今没有见到流传的本子，大概是当时众人的意见不赞同，所以诗格没有流行吧。△《四溟集》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谢榛撰写。谢榛字茂秦，临清人，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谢榛早年擅长词曲。十六岁时创作乐府商调，少年人争相传唱。不久改变志趣专心读书，用心作诗。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成诗社，推举谢榛为首领。等到李攀龙声名显盛，谢榛同他谈论平生，彼此颇多严厉指责。李攀龙等人于是发怒排挤他，把他的名字从七子、五子的行列中删去。但在诗社刚成立时，他们还共同讨论唐代各家，确定诗歌的三项要旨，这些都由谢榛首先提出，众人实际上真心以他的话为师。后来他漫游各藩王府，都被奉为上等宾客。虽然最终只是平民身份，但声望和身价在一代人中很高。赵康王甚至停止侍姬的侍奉，把她赠给谢榛，如同姜夔得到小红的故事。他营救卢柟的事情，更能表现他的气节和情谊。李攀龙《送榛西游诗》中所说的“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同他的实际情况很相像。他的诗也不失为有成就的作者所作，七子异口同声地诋毁他，不过是一时的恩怨之辞，当然不足以作为定论。这部书刊刻于万历壬子年，临清州知州盛以进得到赵王府旧本后，重新补订。又把谢榛所撰《诗家直说》二卷附在卷首。考察谢榛的诗足以流传，但他论诗的话却多迂腐荒谬。如今只著录这部集子，《诗家直说》则另行著录在诗文评类中。△《蠛蠓集》五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卢柟撰写。卢柟字少楩，濬县人。凭借家财取得国子监生资格。因自负才华得罪县令。县令诬陷他杀人，拷打后判处死刑，长期关押了数年。临清人谢榛奔赴京师替他申冤，恰逢县令已经罢职，平湖人陆光祖接任，于是为他平反，使他免于一死。《明史·文苑传》把这件事附载在《谢榛传》中。这部集子是嘉靖癸卯年卢柟亲自编成的，共杂文二卷、赋一卷、诗二卷。前面有《自序》，说：“蠛蠓就是醯鸡。取它在自我供养方面的洁净、在自我守持方面的耿介，不像蚊蚋那样侵污强食。又因为事情被牵连入狱，像蠛蠓受困于燕子的喉咙、落入蜘蛛网，振动声音却只能发出低微的声音，所以用它来命名文集。”史书称他的骚赋最受王世贞称许，诗也豪放，像他本人一样。如今看他的集子，虽然生在嘉靖、隆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的声势正盛，但他一意往来于真实情感之间，真气奔涌，完全没有染上雕琢粉饰的习气。大概因为他为人光明磊落，轻视玩弄一时的风尚，不与七子争夺声名，所以也不跟随七子亦步亦趋；然而谢榛救助他，王世贞称许他，卢柟反而因此在世上更加受重视，也可以说是毅然自立、没有依附任何人的人了。△《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应麟撰写。胡应麟有《笔丛》，已经著录。胡应麟借助王世贞而获得声名，同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并称“末五子”。他所作的《诗薮》，大都附和王世贞的《艺苑卮言》。

译后来诋毁七子的人，于是连胡应麟也一并斥责。考察七子一派，起于正德年间，衰落于万历末年，在全国横行了一百多年。其中一两个主盟者虽然受到天下人的攻击，几乎体无完肤，但他们的文集最终仍不可磨灭。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天资特别出众，能够笼罩各家，也由于他们学问深广通达，足以补济其桀[原文作“{敖马}”，字形疑误]骜。因此根基深厚坚固，虽然失败却不至于灭亡。末世风气承袭其流弊，空疏而不学习，不能像王世贞、李攀龙那样剽窃秦汉文章，于是转而剽窃王世贞、李攀龙。黄金白雪，众口同声。一时之间依附门墙、借助声望身价的人，也能得到名士的称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时势变迁、事情改变，转眼之间就只能用来覆瓿，本来就是应有的结果。胡应麟虽然仰承余波，沿袭衰败的风气，但他的记诵广博通达，确实高出隆庆、万历年间的诸家，所以他的作品即使杂乱，其中仍有精华。著录这一家，也足以用来劝勉读书人。这部书前面有王世贞撰写的《石羊生传》，说胡应麟有《寓燕》《还越》《计偕》《岩栖》《卧游》《抱膝》《三洞》《两都》《兰阴》《畸园》等集，共二十多卷。朱彝尊《明诗综》所载，另有《邯郸》《华阳》《养疴》《娄江》《白榆》《湖上》《青霞》等集，却没有《三洞》《畸园》的名称。大概胡应麟在世时，各集都是随写随刻，分别单独流行。王世贞、朱彝尊各自依据所见本子，所以名称有异同。这部书是万历戊午年金华通判、歙县人江湛然刊刻的，是他合编的本子。△《穀城山馆诗集》二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于慎行撰写。于慎行有《读史漫录》，已经著录。于慎行与李攀龙是同乡，却不沿袭历城一派的学说。他在《论古乐府》中说：“唐人不写古乐府，正是懂得古乐府；他们不仿效古乐府的体制，而特意借用它的名称来表达想说的话。近世一两个名家，竟然逐句模拟古人，以追求遗留下来的声韵，这正是唐人所抛弃的。”他在《论五言古诗》中说：“魏晋时代对于五言诗，难道不是达到了神妙化境吗？学习它反而迂腐了。为什么呢？因为意象空洞质朴，不敢雕琢；轨道法度整齐严密，受到约束而不敢驰骋。写得少就难以变化，写得多就容易穷尽。如果以性灵为根本，极力描写事物的状态，无论大小、明暗、隐显，都深入探究其中的精微，唐代难道会没有五言古诗吗？”他一生的宗旨，由此大体可以看出。然而他的诗典雅和平，自然具有清丽的韵致。又不像竟陵、公安一派的学者，专门务求违反前人的规范，横向开辟旁门小径，炫耀聪明而违背古法。他能够纠正偏差而不过分走向另一端，这尤其难得。△《宗伯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孙继皋撰写。孙继皋字以德，无锡人，万历甲戌年进士第一名。官至吏部侍郎。陈太后的梓宫出殡时，神宗称病不肯送行，孙继皋上疏争辩，触犯圣旨。三大殿发生火灾时，大臣们自陈请求留任，都得到慰留，唯独孙继皋辞官离去。后来追赠礼部尚书。这部书题为《宗伯集》，是依照他获赠的官职命名的。共杂文九卷、诗一卷。第二卷末有他的儿子孙源文的跋语，说他的父亲“平生不敢自居于名声之中，因此谏草全都焚毁，箱子里只保存了辞疏十八篇，后来又找到三篇；那些留在宫中的奏疏无法找到稿本。即使其他著述，也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如今所刻的碑铭、墓志、传记文章，都是源文从他的儿子、孙子以及腐烂的绢帛、破旧的扇子和已经流传于世的文字中杂凑搜得的”等。因此集子中所收，大多是应制和酬赠之作。不过在孙继皋所处的时代，士人的风气轻薄，文章体制也衰弊。七子之风还没有消退，三袁的声势正新。有的艰涩雕琢句子，有的夸耀奇特、追求怪异。写文章的人在两者之间来回，大多随波而变。唯独孙继皋的诗文雍容安闲、典雅，有承继台阁文章遗风的特点，也可以说没有随俗改变。△《临皋文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寅秋撰写。杨寅秋字义叔，号临皋，庐陵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广西按察司副使、左江兵备道。他任贵州参议时，平定答千苗的叛乱；升任云南副使后，平定土夷普应春，并将其斩杀；任广西副使时，攻克五山，安抚安南，平定府江。朝廷还赐给他金帛并加官进秩。征讨杨应龙时，任命他为左监军，离间安、杨两家的党羽，最终平定播州叛乱。他在经世济民方面有值得取法之处。他的文章在当时并不出名，《千顷堂书目》也没有著录这部集子。这样看来，到了明朝末年，流传的本子已经稀少，所以谈论文章的人很少称述他。但杨寅秋是杨士奇的后裔，世代旧家的规范和流传下来的风韵仍有保存。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和平典雅，具有明初前辈的风格，奏议尤其曲折详尽。他的《五山纪略》《平播条议》等篇，对边疆事务也有很多帮助，并不是徒然寄托于空泛言论。△《淡然轩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余继登撰写。余继登有《典故纪闻》，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分为奏疏二卷、序记三卷、志铭及杂文二卷、诗一卷。余继登去世后，他的朋友冯琦作序并刊刻此书。余继登在神宗朝时，因灾异屡次出现，上疏极力陈说一切征敛、采矿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又请求神宗亲自祭祀郊庙，册立元子，停止矿税，撤回宦官使者。当时将要讨伐播州杨应龙，他趁机请求停止四川矿税，以帮助供应军粮。他又上疏说：“近来天地人三者都不和，怨恨毒害凝聚，臣子不能感动君父，所以天用非同寻常的灾变来警醒陛下，不可安然置之不理。”这些话都切中当时的弊病，他的奏疏在这部集子中都有完整收载。诗文则多为应酬之作，未免没有经过充分删削。但总体平正淳实，没有万历年间轻薄的习气，也还没有失掉典范。《明史·冯琦传》称：“当时士大夫多崇尚释氏教义，士子作文时，常常偷偷采用其中的言论，鄙弃经书注疏。前尚书余继登上奏请求禁止约束。” 这样看来，他所学习的根基就可以知道了。△《泾皋藏稿》二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顾宪成撰写。顾宪成有《小心斋劄记》，已经著录。明朝末年的东林一派，声势和影响震动四方。君子和小人彼此攻击，把君主和国家置于一旁而争夺门户。逐渐发展到国家沦亡，仍然蔓延争吵辱骂而没有停止。

译《春秋》要求贤者承担责任，推究祸患的根源，对清流一派不能不留下遗憾。顾宪成就是这件事最初的参与者。考察顾宪成和高攀龙起初不过是一两个人聚在一起讲学，把砥砺气节操守作为事情。到了后来，标榜日益严重，依附者逐渐增多，于是导致人物品类混杂：上等者有的也免不了喜欢名声，下等者于是依托门墙，借助羽翼，用来发泄恩怨、争取进身。这样不但不能同宋代道学相比，甚至也不能希望追踪汉代党锢之士。所以评论者说，攻击东林的人多是小人，但东林中也不一定全是君子，这也是公允的评价。由此足见，聚集门徒、树立学说所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并不是儒者暗自修养的正道。只是顾宪成自身端正清廉，淡泊名利，而且立朝时的大节操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他的论说也颇为醇正，从未夹带私见来扰乱是非，还不是后来那些依附草木、攀援权势的人所能相比。因此姑且著录他的集子，同时评论其末流的过失，用来表示明显的警戒。△《小辨斋偶存》八卷、附《事定录》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顾允成撰写。顾允成字季时，无锡人，是顾宪成的弟弟，万历丙戌年进士，官礼部主事，后贬为光州州判，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顾允成在癸未年考中会试，丙戌年才参加殿试，因为在对策中抨击受宠幸的人而被排在末等。如今集子把这篇文章列为第一篇，其次是《救海瑞疏》，再其次是《争三王并封疏》，然后是《代翟从先论救李材》和《拟上惟此四字编》两篇奏疏。沈思孝撰写《允成墓志》，说顾允成因为论救赵南星而被贬官，但集子中没有这篇奏疏，怀疑是在传抄过程中散佚了。接下来是劄记；然后是说义，这是顾允成从光州回乡后与顾宪成在东林讲学时所作；其次是书信和杂文；最后是《吾与吟》，是他所作的诗，共七十首。末尾附《事定录》三卷，包括沈思孝所作的墓志铭、高存之所作的行状，以及顾宪成所作的行述。顾允成的文章都是论诗讲学的话，书信占十篇中的九篇，直抒胸臆，不讲究修饰。诗属于《击壤集》一派，也不合诗格。但他的大节凛然，他的对策和奏疏都充满真实的气概，发自忠诚爱国的真情。他能够不朽于千古的地方，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其他方面。△《高子遗书》十二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高攀龙撰写。高攀龙有《周易易简说》，已经著录。高攀龙出自赵南星门下，学术渊源有自。他的学说以格物为先，同时吸取朱、陆两家的长处。操守实践笃实纯正，完全出于正道。起初，他亲自把自己的语录和文章编成《就正录》。后来他的门人、嘉善人陈龙正编成这部集子，共分十二类：一是语，二是劄记，三是《经说辨赞》，四是备仪，五是语录，六是诗，七是《疏揭问》，八是书，九是序，十是碑传记谱训，十一是志表状祭文，十二是题跋杂书。附录有《志状年谱》一卷。他讲学的言论，大多切近实际而笃实，阐发周详严密。诗的意境冲淡，文章格调清新劲健，也都没有明末纤巧诡异的习气。大概高攀龙虽然也聚集门徒讲学，难免逐渐受到风气影响。然而他气节严正，卓然自立，实在不是标榜门户的那类人。因此，他立朝时所守的大节，不愧于古人；发之于文章，也不专事辞藻，而品格自然高尚。这大概就是“真”与“伪”不同的地方吧。△《冯少墟集》二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冯从吾撰写。冯从吾有《元儒考略》，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初次刊刻止于万历壬子年。这部本子是他的次子嘉年增补癸丑年以后直到天启辛酉年所作的作品，并重新编排类目、刊刻。卷一至卷十二都是语录，卷十三至卷十八都是诗文，卷十九至卷二十是族谱家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是《关学编》。大概他一生的著作，都汇集在这部文集中。其中讲学的作品，以阐明义理为主；议论政事的作品，以通达事理、表达意思为主，不再把辞采工巧当作标准。不过其中有些言论，笃实而切中事理。虽然字句之间有些涉及俚俗，本来不应因此讥笑它浅陋。只是他针对朱童蒙争论首善书院讲学问题的一篇奏疏，称：“宋朝不能振作，是因为禁止讲学，并不是因为讲学。先臣王守仁在军务倥偬之际，也没有废止讲学，最终成就大功。这就是臣不顾毁誉而做这件事的原因。”又因郭允厚、郭兴治等弹劾邹元标，冯从吾再次上疏据理力争，称京师讲学过去就已经有过，等等。他的说法相当固执。士大夫自从考中甲科、取得仕籍以后，对于圣贤的大义，忧虑的不是不知道。只在于实际实行得怎么样罢了，并不在于聚集起来讲学。古代极盛之世的治理，有皋、夔、稷、契这样的贤臣；即使在小康之世，也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样的人，他们又何曾召集各部门的官员，围坐在一起谈论心性呢？无缘无故地放弃自己的职掌，呼朋引类，使其中的君子得到授人以攻击把柄的机会，使其中的小人借此作为攀附的途径。党争祸乱的兴起，未必不是贤者打开门户、向盗贼作揖相迎造成的。至于说宋朝不能振作是由于禁止讲学，更是牵强附会。考察宋朝的党禁，始于宁宗庆元二年八月，至嘉泰二年二月解除，中间不过六七年。到了宝庆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都从祀于孔子庙庭；朱熹、吕祖谦一类人，也都获得褒奖和赠谥。理宗得到“理”的谥号，实际上正是由此而来。道学大盛了四五十年，而宋朝最终还是灭亡了。史传都完整保存着，可以反复查考，怎么能把德祐年间的祸乱归罪于庆元年间的党禁呢？冯从吾起初担任御史时，拒绝宦官，弹劾并罢免胡汝宁，禁止大计中的馈赠贿赂。又上疏劝谏神宗不要不亲自处理政事，几乎遭遇大祸。后来朝廷讨论三案，他也坚持正道，不阿附权势，卓然无愧于名臣。只是这两篇奏疏，立意虽然是好的，却没有考虑到它们可能产生的流弊。所以这里附带指出他的错误，使后人不至于受到迷惑。△《石隐园藏稿》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毕自严撰写。毕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当毕自严总理国家财政时，对外辽沈一带战事接连不断，边疆已经收缩，而军饷日益增加；对内东林与宦官党争如水火相争，喧嚣纷乱，竟把国家社稷放在一边而争夺门户。毕自严在其中支撑周旋，前后六年，综合核查事务敏捷熟练，受到天下推重。孙廷铨为他撰写墓志，称他有《石隐藏稿》八卷、《奏议》一百三十六卷。他的《奏议》如今没有见到，只有这部集子保存下来，共有诗一卷、文七卷。前面有《高珩序》，称：“他任户部官员时，对于天下大计，明明白白都在胸中；屈指计算军需粮饷等款目，好像观看手掌上的果实一样清楚。战事纷繁之时，皇帝中旨一天数十道，他立即在手中写成奏疏。不像后来的人只在纸尾署名，叫有关司署起草文稿。他每次进入官署，车舆后面都放着二寸多高的书。每天傍晚事情办完，一定读书。更漏已下数刻才回家。酂侯、刘晏于是抽取晁错、贾谊的精华，实在是古来罕见的事情。”又称他的七言近体诗可以跻身李攀龙、王世贞之列。又作《第二序》，认为他的文章可与韩愈、苏轼相比，骈四六文可与徐陵、庾信相比。虽然这是同乡人的话，难免稍有过誉，但若说到兼具经世才干和文章成就，毕自严确实无愧。高珩所说的《云间条议十则》《冀宁大阅十则》《灾祲窾议十三则》，如今都不见于这部集中，想来大概收在《奏议》一百三十六卷之中吧。△《仰节堂集》十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曹于汴撰写。曹于汴有《共发编》，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有文十一卷、诗三卷。前面有高攀龙、冯从吾的序，因为曹于汴曾跟随二人讲学。《攀龙序》说他的“文章足以平定众人的喧嚣，阐明学术；诗足以畅达天然的机理，流露性情的蕴藏”。《从吾序》说他“不是沾沾自喜地凭文章成名，而是那些执笔自负的士人，无不对他退避三舍”。曹于汴也曾为冯从吾作《理学文鹄序》说：“关中少墟冯先生，辑录各位大家和举子的数十百篇文章，作为众士人的规范，命名为《理学文鹄》。不以举业命名，却称为理学，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出理学和举业并不是两回事。”等等。因此曹于汴的诗文，也处在理学与举业之间，有时像语录，有时像八股文。大概他一生操守高洁，立朝时气节凛然，震动光耀一世。他所关注的是长远而重大的事情，本来就有自己的志向，原本不以文章才笔见长。《从吾序》所说的他不是沾沾自喜地凭文章成名，确实说中了他的实际情况。读这部集子的人，说它是因为作者的人品而受到重视的文章，也就可以了。这部集子最初刊刻于首善书院。甲申年版本毁于战乱。康熙癸卯年初，他的外孙景望蘧购得残本，他的门人吕崇烈召集乡人捐资重新刊刻，吕崇烈为此作序。《序》末有一方私印，印文是“从真予游，听南皋少墟讲”。少墟就是冯从吾，真予就是曹于汴，南皋就是邹元标。明朝末年风气以讲学宗派相互标榜尊崇，所以吕崇烈用这句话自我标榜。△《愿学集》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邹元标撰写。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吉水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谥忠介，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邹元标有《祭诸儒文》，自称甲戌年闻道。大概当时他才二十岁左右，就跟随泰和人胡直游学。他的学说也是王阳明学派的支流，但把规矩准绳持守得非常严格，没有陷入“二王”流弊。最初刊刻有《太平山房集》，后来重新订定为这部本子，共有诗一卷、文七卷。他的同乡龙遇奇巡视淮盐时为他刻版，作序的有十多人，题名年代杂有万历丁未、庚戌、甲寅、己未等年。考察邹元标被起用是在天启壬戌年，这部集子刊刻于己未年以前，因此所收没有不是讲学的言论，而后来所作的奏议则另行刊刻。△《刘蕺山集》十七卷（国子监助教张羲年家藏本） 明代刘宗周撰写。刘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经著录。讲学风气到了明朝末年最为兴盛，也到了明朝末年弊病最深。姚江一派由王畿传给周汝登，周汝登传给陶望龄、陶奭龄，他们无不宣扬禅机，任意发表高论。陶奭龄甚至以因果关系立说，完全失去了儒家的根本旨意。刘宗周虽然源出良知学说，却能够以慎独为宗旨，以敦实行事为根本，临终时还用诚敬教诲弟子，他的学问特别笃实。东林一派起初致力于追求名望，后来酿成朋党，小人与君子混杂在一起，难以分别；门户之祸蔓延到朝廷，逐渐发展到宗庙社稷沦亡，势头仍未停止。刘宗周虽然也在其中周旋，但持身刚正，忧国如同忧家，不沾染结党争雄的习气。他在朝廷任职的时间虽然不长，所陈奏的《除诏狱》《汰新饷》《招无罪之流亡》《恩义拊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还内廷埽除之职》《正懦帅失律之诛》等奏疏，都切中当时政治的利弊。他先受到魏忠贤的压制，后来又受到温体仁的压制，最后又遭到马士英的压制。然而他具有姜桂般的刚烈本性，坚定不移，最终以首阳山伯夷、叔齐那样的绝食守节，使自己的光辉与日月争辉。在有明末叶，他可以称为光明磊落、德行完整的人，不是那些依附权势、攀附他人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这部集子由乾隆壬申年副都御史雷鋐刊刻，开头收有《人谱》《学言》等书，直到第八卷才是奏疏。然而这些书本来就分别刊行，而且刘宗周所著也不止这些。现在摘录其中几种，遗漏很多，于是全部删去。只把奏疏以下的十七卷编成一部，而其他书仍分别著录。△《学古绪言》二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译明代娄坚撰写。娄坚字子柔，长洲人，隆庆、万历年间贡生。早年跟随归有光游学，《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归有光传》中。书中称他与唐时升、程嘉燧号称“练川三老”。又与唐时升、程嘉燧以及李流芳号称“嘉定四先生”。然而程嘉燧因为依附钱谦益而成名，本来不是品行端正的人。考察他的作品，与另外三人相比，就像芦苇依傍美玉，不能同等称许。三人之中，唐时升、李流芳虽然都得到归有光的传授，但能够融会老师的学说，形成一家之言的，又应当以娄坚为首。大概明朝末年，太仓、历下的余波仍然盛行，公安、竟陵的新声屡屡变化，文章衰败，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重的了。娄坚凭乡里的儒生身份，独自能够支撑衰颓的文风，延续古文的一脉。他的文章沿袭、追溯唐宋八大家，却不抄袭他们的外在面貌；风格和平安雅，能够以真实质朴胜过他人，也可以说在永嘉末年还能听到正始时代的雅正之音了。王士祯《居易录》曾称赞他的《长庆集序》，认为是真正的古文。如今看这部集子，大体都具备古文法度，并不只是那一篇，王士祯只是偶然举出其中一篇罢了。△《檀园集》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流芳撰写。李流芳字长蘅，嘉定人，万历丙午年举人。三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因魏忠贤扰乱政事，于是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修筑檀园，在其中读书。《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唐时升传》中。这部编本共有古今体诗六卷、杂文四卷、题画跋二卷。虽然才华和地位稍弱，不能与同乡归有光等人抗衡，但在天启、崇祯年间，竟陵派的盛气正新，历下派的余波还没有消失，李流芳处在其中，却独自谨守前代正统文人的典范，步步遵循，文辞归于雅正洁净。二百多年之中，这也算是晚出的优秀人物了。谢三宾刊刻《嘉定四先生集》时，李流芳还活着。谢三宾前去探视他的病情，索取他的作品，于是李流芳把一生的诗文全部拿出来，亲自删削编纂，编成这部集子。谢三宾为此作序，文字也充满感慨，令人凄然感动。谢三宾字象三，鄞县人，天启乙丑年进士，后来官至巡按御史，镇守莱州，颇有功绩。掖县人毛霦的《平叛记》记载得最详细，等等。△《忠介烬馀集》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周顺昌撰写。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人，万历癸丑年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因触犯魏忠贤，被魏忠贤罗织罪名，逮捕治罪并施以拷打，死于狱中。崇祯初年，追谥忠介。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起初，周顺昌被逮捕时，箱箧中有很多著作，友人在仓促之间把它们投入火中，毁掉了踪迹。后来他的儿子茂兰，遇到片纸只字就一定摹写下来并刻在石上。到了他的孙子周靖，又从亲戚朋友家搜集记录，编成集子，所以命名为《烬馀》，共三卷。第一卷是记事公文，第二卷是书信，第三卷是杂文和诗，另附《寻声谱》。《寻声谱》是这样的：万历乙卯年，周顺昌在闽中时，常把题有诗作的扇子寄给鹿善继。后来扇子遗失了，但诗还被马洁记忆下来。崇祯甲戌年，鹿善继和马洁以及孙奇逢等人把它们记录下来，编成《寻声谱》。本朝康熙年间，孙奇逢的门人汤斌任江苏巡抚，把《寻声谱》赠给周靖，附刻在集子后面，详情见周靖的跋语。周顺昌的气节盖世，本来就不以文章见长。况且这些作品是在灰烬中收拾保存下来的，大多是案牍、公文和书札中随手应酬之作，并非他用心经营的文章。然而他暗中忧虑国事，崇尚名节操守，忠贞愤懑而激发的气概，时时流露在纸墨之间，仍足以使贪顽者受到劝诫，使懦弱者立定志节。仅仅一首题在扇子上的诗，隔了不同朝代人们还珍重地传诵它。那么这部集子所保存的作品不过十之一二，当然不能任其湮没。△《范文忠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范景文撰写。范景文有《大臣谱》，已经著录。他所著的诗文有《味元堂疏稿》《思仁堂存稿》《玉静阁存稿》《且园存稿》《澜园存稿》《餐冰斋诗稿》等书名。他的儿子毓秀及外甥王孙锡等人合编成这部集子。范景文受到庄烈帝赏识，入阁不到五十天，京城就沦陷了，但他最终仍能从容赴义，大节光明显著。至于他一生历任官职所到之处，也多能严格遵守准绳，秉持正道而不阿附。史书称他任文选官时，正值魏忠贤、魏广微在朝廷内外掌权，范景文与魏广微同乡，却一次也没有到他门下，也没有依附东林，只是孤立自守、践行正义罢了。可见他的风采严峻刚正，却不肯故意激烈以追逐名声，在明朝末年尤其少见。如今看集中《摄铨》《副铨》等稿所收的奏议，大多切实详明，切中当时的弊病。而《抚豫》《出镇》等稿所收的各篇奏疏，对于兴利除害的方法，谋划安排无不竭尽心力。虽然遭逢时局艰难险恶，未能全部得到任用，但他的经世才干，确实可以从中窥见大概。这也说明他并不只是因为忠义节烈而受到推重。△《幔亭诗集》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熥撰写。徐熥字惟和，闽县人，万历戊午年举人。他才华出众却仕途困顿，于是竭力从事诗歌创作。他的诗大体以唐人为法度，却不作割裂拼凑、堆砌典故的学问。卷首有《张献翼序》，称赞他格调没有偏废的一长，诗体必定兼擅，努力追踪古代法则，彻底洗去时俗趋尚。谢肇淛《五杂俎》又说，他的才情声调足以与高季迪并论，只是略微遗憾古体诗不如高季迪。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说他的七言绝句原本取法王江宁，写来多有深情和至情之语。仔细阅读这部集子，确实不能说这些评价全是标榜夸饰。在明朝末年诗道杂乱的时候，像徐熥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脱离污浊而自立了。王世懋《艺圃撷馀》评论闽中诗人，推举郑善夫为第一。徐熥一生喜爱称道郑善夫，而他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恰好与郑善夫相同，也颇为奇异。《明史·文苑传》称：“闽中的诗文自林鸿、高棅以后，过了一百多年，郑善夫继承了他们。到了万历中期，曹学佺、徐<火勃>等人相继兴起，谢肇淛、邓原岳与他们唱和，诗文风雅又重新振兴。”其中没有提到徐熥。只有在《<火勃>传》中附带见到他的姓名。然而<火勃>以博学著称，也擅长文章；徐熥以文辞才采著名，也未尝没有学问。二人本来就不容易分出高下。△《孙白谷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孙传庭撰写。孙传庭有《鉴劳录》，已经著录。史书载，崇祯十一年，李自成从蜀地返回，逃往陕西，孙传庭在澄城扼守，分兵五路进攻他，招降了他的骁将混天星、过天星等，朝廷因此倚仗他作为屏障。十六年，孙传庭出兵潼关，招降了李自成的伪将四天王李养纯，擒获了伪果毅将军谢君友。李自成害怕了，谋划投降，贼军几乎就要全部覆灭。后来朝廷竟以中旨督促交战，正值连下七日大雨，军饷断绝，军队发生叛乱而导致失败，孙传庭于是战死阵中。如今用集中《澄城报捷》等奏疏加以考证，事情曲折详尽，彼此一一相符。只是史书载，崇祯十二年正月戊辰日，刘宇亮、孙传庭在晋州会合十八万军队，却不敢进军。考察集中《官军苦战疏》一文，其中说：“解真定之围，救济南之陷，出口之役又率所统镇将官兵，戮力合战。”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正月戊辰日以后。又《恭听处分兼沥血忱疏》中逐一列举说：“正月二十七日，我勉强想先发兵驰援东安，扼守并进攻敌军，但督察不听从。二十九日，我勉强派曹变蛟、杨国柱等率兵先行，第二天早晨又约督察一同前往，或者我独自前往，但督察又极力阻止。”督察就是刘宇亮。这样看来，军队集结后不敢进军，责任全在刘宇亮。孙传庭只是特别受到他的牵制，所以《本纪》中把两人连在一起记载罢了。这些材料也足以资助考证。这部集子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是奏疏，第四卷是杂著，第五卷是诗，第六卷是《内传》《外传》。奏疏收录从崇祯十年七月二十日到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的作品。他在十五年再次起用、出兵救援开封直到十六年的奏疏，都已经散佚，没有收载。大概是孙传庭殉难后，全家都死了。他十五年以后的稿本，或许都在战火中遗失了吧。△《集玉山房稿》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葛昕撰写。葛昕字幼明，号龙池，德平人，官至尚宝司卿。葛昕因荫补出仕，起初授任都督府都事。扬武侯薛鋹因为贫困，几乎不能承袭爵位。葛昕竭力排除众议，他才得以承袭封爵。不久葛昕升任工部屯田司郎中，提议裁减惜薪司一百多万的炭额，又裁汰厂司内官五百六十一人，灾祸几乎不可预测。然而他接连上了三道奏疏争辩，最终都依照他的建议办理。他又争论戚畹郑福滥请恤典之事，虽然没有获准实行，天下人仍称赞他。他的风操节义很是刚正不阿。他所写的其他文章也疏朗爽利、奇健畅快，没有媕妸龌龊的气息，和他的为人相似。只有《赠孔剑峰》一篇序文，似乎沉溺于左道之说，不像葛昕所写。但葛昕没有得到父母的遗像，孔剑峰用方术把他们追写得如同活着一样，所以葛昕极其欢喜而称誉他。这是发自孝子的内心，他自己不知道言辞有失，还可以曲意谅解。这部集子由他的儿子如龙等编成，共有疏一卷、赞语一卷、诗一卷、志状一卷、记录跋一卷、启一卷、书二卷、祭文一卷。△《宋布衣集》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宋登春撰写。宋登春字应元，新河人。年轻时就能写诗、擅长绘画。二十多岁时，便舍弃家庭远游，足迹几乎遍及天下。晚年才依靠侄子居住在江陵的天鹅池，于是自号鹅池生。徐学谟任荆州太守时，非常敬重礼遇他。后来徐学谟以尚书身份退休回乡，宋登春到吴中拜访他。他买船漂行到钱塘，径直跳入江水中自杀。邢侗《来禽馆集》中有《吊宋叟诗序》，说：“宋登春曾经对我邢侗说，你看宋登春难道是杉柏四周的普通人吗？”他一生立志如此，大概也是个狂放怪诞的人。他的诗本名《鹅池集》，文章名《燕石集》，徐学谟曾在荆州为他刻印。这部编本是康熙乙丑年王培益刊刻的，开始把诗文合为一集。宋登春的文章简洁质朴，可以和卢柟的《蠛蠓集》相匹敌，而奇特古雅的趣味胜过卢柟。他论诗先重性情，后重文辞，所以作品平易自然，却很缺少深意。不过他的五言诗颇为淡远，值得诵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拿贾岛、李洞作比，也差不多可以把他比作这一类人了。△《忠肃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卢象昇撰写。卢象昇字建斗，宜兴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崇祯戊寅年，大兵攻下钜鹿，卢象昇督师作战失败，死于陈地。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卢象昇的奏疏共有六集，他的侄孙卢豪然曾汇编刊刻另行发行，如今没有见到。这是他的诗文集，最初刻于康熙戊辰年，由他的幼子天驭、孙声谐编成，万锦雯为之作序。后来他的曾孙安节又搜集遗墨，补充修订了这部书。第一卷收诗三十五首、诗馀八首、传一首、墓志一首。诗馀末一首是《七夕歌》，大概是把古诗误编进来的。实际应是诗三十六首、诗馀七首。第二卷收记一首、书二十七首。第三卷是《明史》列传、年谱、世表。诗文都有注释，但没有署注者姓名。看其中给《鹿善继传》所作的注释，提到杨嗣昌死于事变，可见不是卢象昇自己作的注。年谱的注释题作“四世孙师俭作”，这条注大概也是师俭所作吧。卢象昇二十三岁登第，到二十九岁便在流寇之间作战，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他大概没有时间专心从事文章技艺，所以诗和古文大多不合格调。然而阅读他的军中家书、书信，忠诚孝顺、悲苦深切，能使人感动；无意作文却能写成文章的人，没有比他更高明的了。即使称作载道之文也可以。杨嗣昌嫉妒卢象昇、倚仗权势，把他排挤到死；杨嗣昌最终也身败名裂。他的儿子所作《孤儿吁天录》虽然巧于百般辩解，但公论终究无法掩盖，藏书家也多不肯收录。而卢象昇的遗集至今仍留存于天地之间。把它记录保存下来，也是圣朝敦厚崇尚风教、扶植纲常的意义所在。旧本题作《忠烈集》，大概采用了明福王时的旧谥号。如今既然蒙受特别恩典而得到褒扬荣显，光辉流传千古，谨改题为所赐的新谥号，以彰明表扬之深意。△《倪文贞集》十七卷、《续编》三卷、《奏疏》十二卷、《讲编》四卷、《诗集》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倪元璐撰写。倪元璐有《儿易内外仪》，已经著录。起初，倪元璐任翰林时，掌管外制诏令的文辞，文章典雅，为翰林院同人所宗尚。他的门人刻成《代言选》六卷，长洲文震孟为之作序。

译崇祯丙子年，倪元璐以国子监祭酒身份回乡，汇集编纂自己的作品，取名《鸿宝应本》，华亭陈子龙为之作序。壬午年起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升任户部尚书。当时政局已经危急，不再写应制文字，偶尔把旧刻本取出重新刊定，交给儿子会鼎收藏。乾隆壬辰年，他的玄孙安世又重新编排刊刻，就是这部本子。倪元璐年轻时拜邹元标为师，后来长期与刘宗周、黄道周交游，他们都以古人相期许，尤其留心于经世济民。所以他的谋划施行、考核兵员粮饷，都能够见诸施行，不是那些经生空谈浮议之人可以相比的。他的诗文虽然没有脱离北地、弇州的旧有格调，至于他的《奏疏》，则详明恳切，多涉及军国大计和兴亡治乱的关键，尤其受到当时人的推重。然而正值天启、崇祯时期，君子和小人杂乱并进，黑黄、水火相互冲突，恩怨彼此纠缠，大多置君国于不顾而争门户之见。唯独倪元璐持论刚直，中立不阿，因此彼此抵牾，不能受到重用。等到政局败坏混乱到了极点，才被委以重任，但已经无从施展，只能以身殉国，以忠烈流传于世。这就是世人更加看重他本人，也更加看重他文章的原因。《诗集》散佚很多，如《闻朝鲜堕一城》七言律诗一首、《同众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言古诗一首，以及律句“黄花古戍春难到，枯树严关雁不过”“狞石魏公偏妩媚，轻烟吕相不糊涂”等句，都载在施男《筇竹杖》中。这些作品在集中都没有收入，大概是偶然没有见到施男的书吧。△《凌忠介集》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凌义渠撰写。凌义渠有《湘烟录》，已经著录。凌义渠年轻时因制义文而知名，文辞清新婉约，极为世人传诵。出仕以后，他凭借清廉操守和正直节义受到庄烈帝知遇，对文章便不太留意。这部集子共有诗四卷、文二卷，是他的朋友徐汧的门人姜垓校定的。其中没有收录奏疏一类，所以他一生所提出的建言，如任给事中时所作《请原三河知县刘炜责偿饷银疏》《论乱民焚掠巨室疏》《论大臣箝制言路疏》《论中枢不职疏》《预策江东叛乱》以及《请阳抚阴剿》等奏疏，都是最能显现他风采的文章，如今在本集中都看不到，可见编次时也免不了有所遗漏。不过像《兵饷议》《清慎勤论》等篇，刚毅自立的气概仍然可以清楚看见。他的《崇化论》中说：“能够成为逢、比那样的人，看待碎首溅血仍然和退朝后从容不迫一样；能够成为申生、伯奇那样的人，看待抱石、雉经仍然和向父母问安、侍奉饮食一样。”这大概就是他一生的志向。最终他在危难面前献出生命，能够践行自己的话，确实和那些嘴上谈孔、孟之道而行为却像蹻、跖一样的人有根本区别。△《茅檐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魏学洢撰写。魏学洢字子敬，嘉善人，是给事中魏大中的长子。魏大中因触犯宦官而被逮捕，魏学洢换穿平民服装、改名换姓，藏匿在定兴鹿善继家中，想尽办法营救也没有成功。魏大中的棺柩送回后，魏学洢最终因悲痛过度而死。世人称赞忠臣孝子集中于一家。他的事迹附见于《明史·魏大中传》，其他书所载也大致相近。不过魏学洢还有老母亲，却选择无益地死去，有人或许颇为怀疑他做得过分。如今看集中《与潘茂庄书》说：“追比刚刚开始，我魏学洢将要到浙江狱中了。”又《辞里中父老书》说：“现在公差前来捉拿，早晚就要死了。家门倾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样看来，魏大中死后，所谓坐罪接受杨镐、熊廷弼三千三百两贿赂一事，有关官府仍在魏家追究拘捕。魏学洢此前积累了忧愁和劳瘁，后来又积累悲痛，再加上宦官党羽的威逼虐害，几种压力交相逼迫，于是没有了生存的道理。并不是真的只因一死了之而不顾母亲，犯了毁灭天性的戒条。所以魏学洢的孝，在魏大中遭祸之日，竭尽力量和心思，冒着危难险阻，从万死中求取一生。如今诵读他写给别人的书信，真挚的天性和悲痛之情令人感动，足以感天地、动鬼神。而钱士升等人作序，只想用舍身殉父来称誉他，于是隐讳他被追捕拘拿的事情，真是浅薄地认识魏学洢了。他的集子第一次由钱棻刊刻。钱棻是魏大中的门人。第二次由他的弟弟魏学濂刊刻，这就是今天的本子。魏学濂败坏了家声，评论者不能因为魏大中的缘故而委曲宽容他。然而这反而更能看出魏学洢之所以不朽，是由于他自己树立的声名，并不是依靠父亲的荫庇。△《申忠愍诗集》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申佳允撰写。申佳允字孔嘉，永平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太仆寺丞，甲申年为流寇之难殉难，世祖章皇帝赐谥“忠愍”，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申佳允任杞县知县时，誓死守卫孤城，最终击破流寇扫地王。他经世济民的才干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任考功官时，因为举荐、弹劾公正而触犯温体仁，被降职贬谪。后来任太仆寺丞，刚刚出巡牧场，李自成便包围京师。当时形势虽然可以躲避藏匿，有人劝他不要进京，申佳允流着泪说：“固然知道京师一定守不住，但我的君主在那里，我应当和他共同承担安危，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最终他在甲申年三月十二日历尽艰难返回京城，十九日死于国难。他的气节也照耀千古。这部集子由他的儿子申涵光编成。卷首有《家传》，说他作诗喜爱称道李梦阳、何景明。如今看他的作品，与何景明、李梦阳很不相似。大体上都是直抒胸臆，和他的为人一样，只是体格尚未成熟，并且不免受到明末纤细逼仄风气的浸染。然而其中凛然刚正的气概，足以使后人产生敬意，不敢再以诗歌格调来衡量他。因为言辞会因作者本人而受重视，怎么可以埋没这一点呢？旧本开头载有孟津王铎的序，没有署年月。考察其中所述，大概作于崇祯初年申佳允任杞县知县时。后人重刻这部集子，仍把它录在卷首。然而王铎是什么样的人，竟敢执笔为申佳允的诗加以冠冕，如今特意删去它，使它不至于辱没申佳允。△《陶庵全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黄淳耀撰写。黄淳耀有《山左笔谈》，已经著录。黄淳耀精深于经学，刻意学习古人。他所写的科举文章，精深纯粹，一扫明末剽窃摹仿、诡谲怪异的风气。平日又努力推崇古义，尤其能以亲身实行、实践为务，坚定地不被荣华利禄所动摇。如《吾师》《自监》等录，都是他早年订定的论学之语，趋向极其醇正，平易近人，完全没有结党同类、攻击异己的风气，足以看出他的学识所得深远。文章和平温厚，合乎先民的法度；诗也浑厚雅正、自然天成，完全没有软弱的声调。对于王、李、锺、谭等余派，他唯恐沾染，极力避之，可以说卓然超出流俗。最终他舍生取义、成就仁德，芳名流传百世，显著地无愧于平生，这足以说明著述立言是有根本的。文集由他的门人陆元辅辑录，《明史》所载为十五卷。这部本子有文七卷、文补遗一卷、诗八卷、诗补遗一卷、《吾师录》一卷、《自监录》四卷，共二十二卷，是后人续加增辑后刊行的。卷一百七十三 集部二十六 ○别集类二十六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一百七十六卷谨按：圣祖仁皇帝御制诗文，篇章繁多丰富，前后共分为四集，依次编成。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以前的作品为《初集》。当时正平定九婴，削平三蘖，同时想到勤于访求遗逸，教化已经显著而重视文治。在筹划决胜之余，寄托志趣于文学，所保存的还有四十卷。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以前的作品为《二集》。当时灵台停息战争，九译之国前来朝贡；为保持安定、持守盈满而夙夜勤勉，在处理万机之余，发誓吟咏《卷阿》。十四年中，又积累到五十多卷。康熙五十年辛卯以前的作品为《三集》。当时四海没有波澜，五纬运行和顺，欢悦之心普遍融洽，上天的佑护和命令再次申明；皇帝时常游于尧衢，舜歌也因而兴作。执笔记录御制文章的人，十四年中又积累到五十多卷。这些都由大学士张英等恭敬编纂。至于五十一年壬辰以后、六十一年壬寅以前，太平安乐，栋梁窗牖间映着松云，长寿高龄、健康安宁，皇帝更加寄情于翰墨。又正值八伯征歌之日，恰是百年接受教化的开始。我世宗宪皇帝继承帝位，才命和硕庄亲王允禄编为《四集》三十六卷。总计一百七十六卷，合为一编。直到今天仍流布于鸿都，尊藏在册府。天下各方传诵，借此得以仰望窥见圣学的万分之一。至于乾道的法则、坤道的法度，不能用方圆来测量；月的光彩、日的光华，也不能用文采图画来描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百年〕 这不仅是仰望钻研也无法穷尽的，而且也是歌咏赞颂难以称述的。只有反复诵读，把它尊奉得如同六经一样罢了，不能再增加一句赞语。另有《御制诗集》二十八卷，是高士奇等校刊的。恭敬地核查篇目，全部已经编入《文集》，编排次序也没有改变。因此如今不敢再重新缮写，只附记两者分合的缘起，使后人有所考察。△《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三十卷谨按：《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共收文二十卷、诗十卷。文章分为十三种体裁。诗则前七卷称为《雍邸集》，都是康熙壬寅以前所作；后三卷称为《四宜堂集》，是登上帝位以后所作。恭敬地想，我朝世宗宪皇帝天资神授，圣明孝行出于本性。当圣祖仁皇帝在位时，帝位的重大天命已先归于他，九龄时便参与政事，所受圣祖的眷顾尤其深厚。因此，他侍奉问安、视察宫闱，几乎没有一天间断。早晚闲暇之余，又深入研读典籍，钻研欣赏文章，勤奋汲取古代知识，连儒生也有所不及。等到他掌握符契、顺应天命、飞龙在天，便夙夜勤勉，专心经营天下。紫宫中所筹划的事情、黼座前所咨询的政务，天下臣民虽然不能一一看清，但朱批谕旨多达三百六十卷，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上谕八旗以及《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议奏》四十八卷，则已经刊刻传播，天下共同看见、听闻了。推算十三年之中，本来没有一天不是亲自执笔，询问和处理各项政务。而寄托情怀于翰墨之间，于是文章光彩灿然，与历代典诰、雅颂前后辉映。大概是因为身体合于健行之道，内心保持不懈怠，精明强健坚固的气概，施行各种政务仍绰绰有余。所以旁涉词章，也足以陶铸诸家文风，如同元气运转，时令运行、万物生长，而日月、五纬、三垣纵横错落，自然形成天上的文章；这难道不是自摄提、合雒以来，超越三皇五帝以来圣人的至高境界吗？△《御制乐善堂文集定本》三十卷，乾隆二十三年，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蒋溥等奉诏重新编纂。恭敬地想，我皇上圣明聪慧，早已著称，道德学问已经登临高岸；学问如海，文思如泉，包罗涵容而丰富充足。从前在静心修养之时，便具有生而知之的才智。雍正庚戌年秋，曾编订《乐善堂文钞》十四卷。乾隆丁巳年，取《文钞》中保存的十分之三，再加入雍正乙卯年以前续作的十分之七，汇编成《乐善堂文集》，颁示天下。词林文苑之中，弦歌诵读之声相互传闻。到了这时，因为初刻本卷帙稍多，又亲自指授蒋溥等人，校阅删定，并删去制义一卷，确定为这个版本。经查考，今天所说的制义，就是宋代的经义；刘安节等人都把它收入《别集》。吕祖谦编选《宋文鉴》，也将它收入《总集》。初刻本兼收制义，大概是沿袭古例；而我皇上区分文体，明确垂示法则，使众人都知道古文与时文的区别。皇上的鉴识精深，超过刘安节、吕祖谦等人的见识不止万倍。又考察周必大所校订的《欧阳修集》，多达一百五十三卷，而欧阳修亲自编定的《居士集》原本却只有五十卷。《文献通考》引用叶适的话，说欧阳修每篇文章都读几十遍，有时经过数日仍不能决定取舍。他所撰《集古录跋尾》，即使与真迹相比，也多有追改之处。我皇上的文章光彩灿烂，涵盖古今，超过欧阳修又何止万倍；但整理厘定旧制，必定审慎而精当，这种圣意的谨严却与欧阳修相近。皇上胸怀谦逊自抑，更是亘古以来所未有的。《易经》说：“日日更新，就叫作盛大的德行。”又说：“每天进步而没有止境。”臣等恭敬阅读这部文集，仰见皇上谦逊自抑的深厚心意，确实是圣寿越高，圣学越进步，实在是有其原因的。△《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谨按：《御制文初集》三十卷，共五百七十多篇，分为十九门。《二集》四十四卷，共四百一十多篇，分为二十三门。各门都按年月排列。全都是皇上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亲自执笔写成的。诰敕、碑记一类文章，由词臣恭敬代拟诏令的，不收入其中。考察三代以来，帝王的著作散见于诸子百家之中，大多是有韵的文章，如黄帝的《巾机铭》、唐尧的《神人畅》、虞舜的《南风诗》《卿云歌》、禹的《玉牒词》、汤的《铸鼎繇》以及武王的《丹书之戒》、成王的《紫庭之操》。古籍中流传下来的，无法一一列举，都是诗歌一类。至于以散文流传下来的，就非常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