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四 集部七

译始的。宋代所谓《大全集》，大多采用这种体例。到了明代，传刻的本子尤其多。有七十五卷的，题名《东坡先生全集》，只收文章而不收诗，遗漏简略尤其严重；有一百十四卷的，题名《苏文忠全集》，版刻稍微精工，但编排没有章法。这个本子是本朝蔡士英刊刻的，大概也是依据旧刻重新订正的。世间通行的版本就是它，所以现在特意把它著录下来。文集开头原来有《年谱》一卷，是宋代南海人王宗稷编纂的。邵长蘅、查慎行给苏轼诗作补注时，认为其中编排诗歌创作年代的地方有很多错误。原本中所有的内容，现在也一并保存下来。△《东坡诗集注》三十二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旧本题作宋代王十朋撰。王十朋有《会稽三赋》，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前面有赵夔的序，说全书分为五十类；但这个本子实际只有二十九类，大概是有所合并。王十朋的序题作“百家注”，但这个本子所引用的注家数量也不足，因此也像杜诗称“千家注”、韩柳文称“五百家注”一样，并不一定真有相应数量。它的分类颇多颠倒错乱，例如把《芙蓉城》诗收入《古迹》，把《虎儿诗》收入《咏史》等，无法一一列举。不仅把《画鱼歌》收入《书画》，受到查慎行《东坡诗补注》的讥评；其中的注释被邵长蘅批评的共有三十八条，他甚至作《正讹》一卷，置于所校施注的卷首。考察王十朋《梅溪前集》收有序八篇，《后集》收有序三篇，唯独没有这篇序；又有《读苏文》三则，也没有一字提及苏轼诗歌。《梅溪集》是他的儿子闻诗、闻礼编纂的，王十朋的著述搜辑得没有遗漏，不应当唯独漏掉这篇序。又赵夔序说：“崇宁年间，我立志求学，那时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对于一字一句，我都推究它的出处，一定要弄清它用典的地方。前些时候我到京师赴调，后来又多次任职，和小坡苏叔党交游熟悉。我向他询问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叔党也能够告诉我。”考察《宋史》记载，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苏过十九岁，那时在元祐五六年间；又记载苏过去世时五十二岁，那么应当是在宣和五六年间。如果从崇宁元年往后推三十年，已经是绍兴元年，而苏过去世已有七八年了。赵夔怎么可能见到苏过并向他询问呢？这样看来，连赵夔的序也是假托的。考核这部书的体例，与《杜诗千家注》相同，大概一定是当时书坊所编造的，借王十朋的名义来刊行。不过邵长蘅摘出它体例上的三项缺失，又说其中引用详尽明白、打开书就能一目了然的地方，仅仅达到一半左右。那么疏漏浅陋之处不过占十分之五，不能因此全部废弃。对于施注所缺的十二卷，他也说“参酌王注，征引群书来补充”，可见并不是完全不从这部注本中取材。大体说来，最初创作的人难以做到工整周密，后来接续整理的人则容易做得缜密。邵注订正王注的错误，查注又摘出邵注的错误。如今看查注，也仍有很多错误和遗漏。考证之学没有穷尽，不能固守一家而废弃其他各家。保存并著录这部书，也足以供读苏轼诗的人作为旁证参考。△《施注苏诗》四十二卷、《东坡年谱》一卷、《王注正讹》一卷、《苏诗续补遗》二卷（内府藏本）。宋代施元之作注。施元之字德初，是吴兴人。陆游为这部书作序，只称他的官职为司谏；至于他的生平始末，就没有可考的资料了。与他共同作注的是吴郡人顾禧，陆游序中所谓“得到顾君景繁广博学识的帮助”。施元之的儿子施宿，又为此书补缀材料，就是《书录解题》所说的“他的儿子施宿接着加以推广，并且编成《年谱》，使它流传于世”

译。《吴兴掌故》只说施宿推广编成《年谱》，没有说他补注，这与《书录解题》的记载不同。

译如今考察这部书，实际上书中确有宿注，那么《吴兴掌故》就是漏载了。嘉泰年间，宿任职于余姚，曾将此书刻版刊行，最终因此事遭到弹劾而被罢职。所以流传的版本很少。世上通行的只有王十朋的分类注本。康熙乙卯年，宋荦任江苏巡抚，才从藏书家那里得到残本。该本已经散佚了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宋荦委托武进人邵长蘅补写缺失的各卷。邵长蘅撰写《王注正讹》一卷，又订定王宗稷《年谱》一卷，放在诗集卷首。邵长蘅的注只补成了八卷，因为生病而未能完成。后来又请高邮人李必恒续成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宋荦又搜集施氏未收的遗诗四百多首，另请钱塘人冯景为它们作注，重新刻版刊行。乾隆初年，又奉诏由内府刻成巾箱本。由于携带方便，于是流传更加广泛。施元之的原本把注写在各句下面。邵长蘅认为这样会割裂篇章，于是把注汇编到篇末；又对原注删削了很多地方，有的因此失去了旧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卷〕 后来查慎行撰写《苏诗补注》，颇多指斥其中的错误，也像邵长蘅诋毁王注那样批评它。然而，这部沉埋晦暗了几百年的书，确实是由于宋荦和邵长蘅才重新见于世，并因此得以上呈皇帝，供其在乙夜阅览。而且刻版印刷，使它流传不朽；他们的功劳又怎么可以完全埋没呢！△《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通行本） 本朝查慎行撰写。查慎行有《周易玩辞集解》，已经著录。起初，宋荦刻印《施注苏诗》时，仓促成书，颇显草率；而且旧本霉烂昏暗，字迹多难以辨认。邵长蘅等人害怕费力寻究，往往凭臆测改动原文，有的甚至删掉以消除痕迹，连保存下来的部分也失去了原貌。查慎行这部书，对邵长蘅等人窜改扰乱的地方，都查验原书，一一加以厘正；对于施注没有涉及的地方，则广泛搜集各书来补充。其中编年错乱以及把别的诗混入的地方，也都考订后重新编排。全书编为《正集》四十五卷，又补录帖子词、致语、口号一卷，《遗诗补编》二卷，与其他诗集重复收录的诗二卷。另把《年谱》放在前面，同时把同时代的唱和诗分散附在各诗之后。虽然卷帙浩繁广博，却不免有抵牾之处。例如苏辙《辛丑除日寄轼》诗，苏轼得到后作和诗，必定是在壬寅年，却也把它收入辛丑卷末，这样编年就有差错。《题李白写真》诗前后文意相连，本来是一首，惠洪说得很清楚；却根据《声画集》分成两首，这样校勘就错了。《渔父词》四首、《醉翁操》一首本来都是诗余，却把它们列入诗集，可见体裁没有辨明。唱和诗中所列曾巩《上元游祥符寺》诗、陈舜俞《送周开祖》诗、杨蟠《北固北高峰塔》诗、张舜民《西征三绝句》，都与苏轼毫无关系，却一概混入其中。至于所补的各篇，例如把《怪石》诗认定为遭逢忧患时所作，却不知道《朱子语类》说苏轼、苏辙居丧期间没有诗文。《鼠须笔》诗本是苏轼的儿子苏过所作，却不相信《宋文鉴》的记载。《和钱穆父寄弟》诗已经见于第三十一卷，却又把全篇重复收入。《元祐九年立春》诗就是《戏李端叔》诗中的四句，已经见于第三十七卷，却把它割裂出来再次收入。《双井白龙》诗，《冷斋夜话》明明说不是东坡所作，却反而说是据此补入。甚至李白《山中日夕忽然有怀》诗，也引用来当作苏轼的作品，更是疏于核查。像这类情况，都不免有炫耀博学、贪多求全的毛病。至于他所作的补注，如宋叔达《家听琵琶》诗中“梦回犹识归舟”这句，本来用的是“箜篌朱字”的典故，见于《太平广记》，却只引用了“天际识归舟”一句。又把谢朓误作谢灵运。《黄精鹿》诗本来是画黄精和鹿，却引用雷斅《炮炙论》中“用黄精汁炮制鹿茸”的故事，都是错误。又如《纪梦》诗引用李白“粲然启玉齿”一句，却不知道这句话先见于郭璞《游仙诗》。《游径山》诗引用《广异记》“孤云两角”的话，却不知道它先见于辛氏《三秦记》。《端午》诗引用屈原“饭筒”的故事，说《初学记》引用了《齐谐记》，却不知道今本《续齐谐记》仍然载有这一条。这些都是没有追究根源。其他讹误、脱漏的地方，被近来冯应榴的合注本校补的，也相当不少。不过，它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用时事，都追溯本源、详尽确实，无不条理清楚。不仅邵注新本比不上，就是施注原本也在它之下。现行苏诗注本中，以这部书为最佳。这样一些小的失误，当然不足以成为它的累赘。△《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苏辙撰写。苏辙有《诗传》，已经著录。考察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记载的《栾城》诸集卷目，都与今本相同。只有《宋史·艺文志》称《栾城集》八十四卷、《应诏集》十卷、《策论》十卷、《均阳杂著》一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又在《栾城集》之外另列《黄门集》七十卷。这些都与晁、陈两家所记不合。如今考察《栾城集》以及《后集》《三集》，合计正好八十四卷，《宋志》大概是统括而言。《策论》应当就是《应诏集》，只是误把十二卷写成十卷，又重复列出了一项。只有《均阳杂著》没有见到这部书，或许是后人搜集遗文另行编次，而如今已经散佚了吧？至于焦竑所记载的《黄门集》，宋代以来从未有书目著录。怀疑它就是《栾城集》的别名，只是焦竑不知道，因而重复记载。《宋志》荒谬，焦氏书志尤其多有错误驳杂之处，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应当以晁、陈两家所见所闻距离当时最近的记载为准。这部《正集》是苏辙任尚书左丞时编纂的，都是元祐以前的作品。

译《后集》收录元祐九年至崇宁四年所作的作品。《三集》收录崇宁五年至政和元年所作的作品。《应诏集》收录策论以及应试的各类作品。苏辙的孙子苏籀撰写《栾城遗言》，对苏辙平日谈论文章的大旨叙述得很详细，也涉及他的篇目。例如《纪辨才塔碑》，就说见于《栾城后集》。对于《马知节文集跋》《生日渔家傲》词等没有收入集中的篇章，则把全文一并抄录，以拾遗补缺。这大概是因为文集由苏辙亲自定稿，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搜辑的情况不同。因此自宋代以来，原本一直流传，没有人妄自增附。只是近来重刻本非常少。这部书是明代旧刻本，讹误脱缺还少。陆游《老学庵笔记》说，苏辙在绩溪所作《赠同官》诗中有“归报仇梅省文字，麦苗含穟欲蚕眠”两句，讥刺均州刻本擅自改作“仇香”的错误。如今这部书仍作“仇梅”，可见所依据的还是宋代的善本。△《山谷内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词》一卷、《简尺》二卷、《年谱》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庭坚撰写。《年谱》二卷，是黄庭坚的孙子编撰的。黄庭坚的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黄庭坚字子耕，曾向朱熹求学。朱熹对于元祐年间的诸人，指斥苏轼、苏辙二人，却不指斥黄庭坚，原因就在这里。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黄元明的话说：“鲁直过去有诗一千多篇，中年焚毁了三分之二。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所以取名《焦尾集》。后来渐渐自我欣赏，认为可以流传，所以又取名《敝帚集》。晚年再次删定，只剩三百零八篇，但没有能够完成。如今流传于世的还将近几千篇。”然而，黄庭坚亲自删定的作品都已经不存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八篇〕 现存的作品中，一种是《内集》，由黄庭坚的外甥洪炎编成，就是黄庭坚亲自删定的《内篇》，也就是所谓的退听堂本；一种是《外集》，由李彤编成，就是所谓的邱濬藏本；一种是《别集》，即所编成的本子，也就是所谓内阁抄出的宋代蜀人进献本。《内集》编于建炎二年，《别集》编于淳熙九年，《年谱》编于庆元五年。大概《外集》是在《内集》之后编成，《别集》是在内、外两集之后编成，《年谱》又是在《别集》之后编成。只有李彤编《外集》的年代没有记载。不过考察《外集》第十四卷《送邓慎思归长沙》诗，“慎”字留为空格，注说：“今上的御名。” 由此可知，《外集》也是编于孝宗时期。三集都是把诗文合在一起编纂的。后人作注时，则只选取其中的诗。任渊所注的《内集》，就是洪炎编成的《内集》。史容所注的《外集》，编次已经与李彤所编的本子有许多不同。而李彤编《外集》的大致意图，仍可从史注第一卷《溪上吟》题下略见一斑。只有史季温所注的《别集》，与所编的《别集》相差很大。这说明原本和注本是缺一不可的。又《外集》第十一卷以下四卷，共有诗四百多首，都是黄庭坚晚年删去、而李彤附带收录的。这是任、史三种注本都没有的。黄庭坚的诗，得到这些作品才算完整。另外，其中有些作品与《年谱》相互对应，编《年谱》时都逐一注明某年某事的次序；如今只依据三集查找篇目，就会出现《年谱》中有而本集没有的情况。所以这四卷尤其不能废弃。黄庭坚的《年谱》，专门是为考证诗文集而编的。因此刻印全集一定应当同时刻印《年谱》。而近来的刻本，有的删节《年谱》，有的删并卷次，有的移动分类以归入各体，有的只刻一集而没有收全。这部书刻于明嘉靖年间，前面有蜀人徐岱所作的序，还算没有失去宋本的遗意，不是外间其他刻本所能比的。△《山谷内集注》二十七卷、《外集注》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别集注》二卷（编修翁方纲家藏本） 这是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作的黄庭坚诗注。任渊注《内集》，史容注《外集》；至于《别集》，则由史容的孙子史季温补注，因而成就完整的著作。《内集》又称《正集》。它又称《前集》，大概是因为《内集》编次成书在《外集》之前，所以注家相承，称《内集》为《前集》。 《外集》的诗起于嘉祐六年辛丑年，当时黄庭坚十七岁；《内集》的诗起于元丰元年戊午年，当时黄庭坚三十四岁。因此，《外集》的各首诗反而排在《内集》之前。黄庭坚所编《年谱》说：“山谷因史事在陈留待罪，偶然自己编了《退听堂诗》，起初并没有打算把少年时代的作品全部删去。胡直孺字少汲，建炎初年任洪州帅，把山谷的诗文大致编成《豫章集》，命汝阳朱敦孺、山房李彤编集，而由洪炎字玉父专门负责此事。于是以‘退听’作为分界。”史容《外集序》也说：“山谷自己说：想仿照庄周，把自己的诗文分为内篇、外篇。这样安排本来是有用意的，并不是想要舍弃这一部分而取用另一部分。”《年谱》又说：“洪氏旧编以《古风》二篇为开头，如今任渊注本也说，东坡《报山谷书》推重这两首诗，所以把它们放在篇首。”由此可见，任渊所注《内集》，就是洪炎编次的本子。史季温《外集跋》说：“详细考察作者出仕、退隐的经历和年月，另行诠释编次，不再受旧集古体诗、近体诗分类的拘束。”

译那么所谓《外集》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编次了。再考察李彤《外集跋》说：“我听说山谷从巴陵取道通城，进入黄龙山，把《南昌集》全部交给清禅师阅看。他自行有所取舍，又改定旧有诗句。李彤后来得到这个本子，依据它订正其中五十多篇不是我所作的诗；李彤也曾在别人的文集中看到类似作品，总是将它们删去。”又说：《前集》中《木之彬彬》等篇，都是山谷晚年删去的；它的取舍依据就在这里。然而史季温的跋说，他的祖父增注考订是在嘉定戊辰年以后，又过了近十年才完成；这样距离黄庭坚去世已经一百一十多年。而《外集》原本的卷次，到这时才经过史容重新确定。这样看来，所谓《外集》，并不是黄庭坚亲自删定的本子。既然如此，这三集都要依靠注本才能流传。赵与时《宾退录》曾评论任渊所注《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说没有查出“春网琴高”的出处。然而注本的长处不在于琐碎字句，而在于考核作品出处和时事。任渊注《内集》、史容注《外集》，大纲都系在目录各条之下，使读者能够考察诗作年月，了解作者遭际，从而推求作诗的本意。这绝不是几百年以后凭主观臆测编年的人所能做到的，怎么可以轻视它呢！《外集》有嘉定元年晋陵钱文子所作的序，《内集》的鄱阳许尹序则在世间流传的抄本中都已散佚，只有刘埙《水云村泯稿》记载了它的大略。目录也多有残缺，唯独这部书保存了许尹序的全文；而且三集的目录都完整清楚，可以与注本互相参照。这也足以成为稀有之本了。任渊字子渊，是蜀地新津人。绍兴元年乙丑，以文艺类考试名列有司第一。官做到潼川宪。他自称“天社”，是因为新津有山名叫天社。史容字公仪，号芗室居士，是青衣人。官做到太中大夫。他的孙子史季温，字子威，中进士。宝祐年间任秘书少监。任渊又曾撰写《山谷精华录诗赋铭赞》六卷、《杂文》二卷，自序说是选取精要加以作注。但原书已经散佚。如今流传的本子出自明人伪托。只有这部注本，古人认为它独自具有难得的价值；它与史氏两种注本一样，都是文苑中珍贵的传本，评价没有不同。△《后山集》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陈师道撰写。陈师道字履常，又字无己，是彭城人。曾在曾巩门下受业，又向黄庭坚学习作诗。元祐初年，经苏轼推荐，授任棣州教授。后来被召任秘书省正字。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彭城人魏衍编成的。书前有魏衍的记文，说：“把甲、乙、丙三稿合在一起校对，得到诗四百六十五篇，分为六卷；文章一百四十篇，分为十四卷。《诗话》《谈丛》则分别编成集。”徐度《却扫编》说：“师道吟咏诗歌极其苦心，改窜很多；有不满意的就丢弃稿本。”世上流传的本子多是伪本，只有魏衍本才是善本。这部书是明代马暾传下来的本子，后来由松江赵鸿烈重刊。全书诗七百六十五篇，编为八卷；文章一百七十一篇，编为九卷；《谈丛》编为四卷。《诗话》《理究》《长短句》各一卷。这也不是魏衍的旧本。方回《瀛奎律髓》说：“谢克家所传有《后山外集》，或许是后人合并后重新编成的吧？”他的五言古诗在孟郊、贾岛之间自出机杼，立意独到，几乎无人能够企及；但生硬之处，还没有脱离江西诗派的习气。七言古诗很是学习韩愈，有时也像黄庭坚，但颇显得言辞艰涩直露。作品不多，因为他自知这不是自己的长处。五言律诗的佳处往往逼近杜甫，但有时失于偏僻艰涩。七言律诗气骨磊落，但有时失于过于直快、说尽无余。五言、七言绝句完全采用杜甫《遣兴》的格调，不合中正和谐的声律。长短句也自成一种别调，不太合乎流行体制。总的说来，他的词不如诗。诗歌方面，绝句不如古诗，古诗不如律诗；律诗中，七言又不如五言。方回评论诗歌，把杜甫尊为一祖，把黄庭坚、陈与义和师道列为三宗，这样推崇未免太过。冯班等人肆意诋毁，王士祯甚至指责他根器迟钝。这也不过是门户之见，并非确切公允的评论。他的古文在当时尤其没有名声。然而文章简洁严密，实际上并不在李翱、孙樵之下。大概是被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的盛名遮蔽了，所以世人不太推重。舍弃他的短处而取其长处，他固然不失为北宋文坛的巨匠。△《后山诗注》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陈师道撰写，任渊作注。原本为六卷。此本分为十二卷，是因为任渊作注时把每卷分成了两卷。任渊生活在北宋、南宋之间，距离元祐年间的诸位文人不远，他们散佚的文章和遗留的事迹往往还存在。即使是与陈师道同时交往的人，他也都能逐一知道其始末。因此，他在注释中排列年月、考查事实，大多能够探得作者的本意。然而陈师道的诗是苦心吟咏而成，构思幽深偏僻，骤然之间不容易理解。方回号称懂诗，而《瀛奎律髓》收录他的《九日寄秦观》诗时，尚且误解了末两句；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魏衍又作《师道集记》，说陈师道的诗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写成的，所以其中言外的寄托，也难以凭主观臆测。例如《送郭概四川提刑》诗中的“功名何用多，莫为分外虑”，意思是功名何必求多，不要为分外之事忧虑；《送杜纯陕西转漕》诗中的“谁能留渴须远井”，意思是口渴时谁能留在远处寻找水井；《赠欧阳棐》诗中的“岁历四三仍此地，家馀五一见今朝”，意思是经历四三年仍在此地，家中只余五一之数而今日相见；《观六一堂图书诗》中的“历数况有归，敢有贪天功”，意思是历数既然有归属，哪里敢贪取上天之功；《次韵苏轼观月听琴》诗中的“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浑”，意思是真有千丈的清澈，也不如一尺的浑浊；《次韵苏轼劝酒与诗》诗中的“五士三不同，夙纪鸣蝉赋”，意思是五位士人中有三人不同，早已记载了咏蝉的诗赋；《寄苏轼》诗中的“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无违具一舟”，意思是姑且以不朽的功名相通，把海道没有阻碍、备有一只船写入诗中。

译《寄张耒》诗中的“打鸭起鸳鸯”，意思是打鸭子却惊起了鸳鸯；《离颍》诗中的“丛竹防供爨，池鱼已割鲜”，意思是成丛的竹子正好可以供烧火，池中的鱼已经剖割取鲜；《送刘主簿》诗中的“二父风流皆可继，排禅诋道不须同”，意思是两位父辈的风流文采都可以继承，但不必跟他们一样排斥佛教、诋毁道教；《送王元均》诗中的“故国山河开始终”，意思是故国的山河从开始到终结；以及《宿深明阁》《陈州门绝句》《寄曹州晁大夫》等篇。如果不是任渊逐一详细说明它们的本事，今天仅凭文字阅读，就有许多地方茫然不知说的是什么。即使《钜野诗》中以“蒲港”对“莲塘”，两者对偶相配，看起来似乎没有错误；如果不是任渊亲自见过那里，也不会知道“港”字应当是“巷”字。其中如《寄苏轼》诗中的“遥知丹地开黄卷，解记清波没白鸥”两句，大概是宋敏求校定杜甫诗时，误把“白鸥没浩荡”一句改成了这样。苏轼曾评论过这件事，见《东坡志林》。所以陈师道借此加以讽刺。任渊只引用了他《寄弟辙》诗中“万里沧波没两鸥”一句，这就和上句“丹地黄卷”不相照应了。其他如“儿生未知父”一句，实际采用的是孔融的诗；“情生一念中”一句，实际采用的是陈鸿《长恨歌传》中的话；“度越周汉登虞唐”一句，其中“虞唐”次序颠倒，实际采用的是韩愈的诗。“孰知诗有验”一句，把“熟”写作“孰”，实际采用的是杜甫的诗，但这些都遗漏而没有注出。《次韵春怀》诗中“尘生鸟迹多”一句，“鸟迹”应当是“马迹”的讹误，却引用晋简文帝“床尘鼠迹”来牵强附会。《斋居》诗中“青奴白牯静相宜”一句，“牯”字必然有误，却引用“白角簟”来附会。《谒庞籍墓》诗中“丛篁侵道更须东”一句，“东”字也必然有误，却引用《齐民要术》“东家种竹”来附会。至于把“谢客儿”解释成“客子”、把“龙”解释成“龙伯”，都是明显的错谬，任渊也完全没有纠正。这些都是难免的细小瑕疵。根据任渊的自序，他编排篇章先后的方法，也像他注《山谷集》时的体例一样，把《年谱》寓于目录之中。现在考察《和豫章公黄梅》二首，注说：“此篇编次不合伦次，姑且仍旧。”又在绍圣三年下注说：“这一年初春，后山应当离开颍学，但《离颍》等诗反而排在卷末，另有在离开颍以前所作的诗。魏衍本就是如此，不想再大加改正。”而《示三子》诗下注说：“此篇原来在《晁张见过》诗之后，现在移到这里。” 《雪后黄楼寄负山居士》诗下注说：“此诗原来在《秋怀》之前，现在移到这里。”《再次韵苏公示两欧阳五诗》下注说：“根据《东坡集》考察，原来在《涉颍》诗之后，现在移到这里。” 可见这部集子也曾有所删改和调整，并不是魏衍的旧本。魏衍的记载说，陈师道死于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四十九岁。这部集子从元丰六年开始编起，那么陈师道当时已经三十一岁，不应当三十岁以前一首诗都没有。看《城南寓居》二首，列在元丰七年，而注中说：“有人说是熙宁年间所作。”可见任渊自己也对此有所怀疑。《题赵士<日东>高轩过图》一首，任渊引用王立之《诗话》，说作完这首诗后几个月赵士<日东>便去世了，所以后来又把赠送欧阳棐、晁端仁、王巩的三首诗列在后面。现在考察王立之《诗话》，实际写的是“数日无己卒，士<日东>赠以百缣”，意思是过了几天无己去世，赵士<日东>赠给他百匹缣帛。核对它所记的事情，作“数日”是对的。因此，其中也难免有小的错误。不过，它援引古今材料，条理清楚，所得确实很多。庄绰《鸡肋编》曾摘录陈师道诗中采用俚语的十八条，大体上都已经见于任渊的注释。由此可见他的用心细密。这部书固然可以和他所注的《山谷集》一起流传而不朽。△《宛邱集》七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张耒撰写。张耒有《诗说》，已经著录。苏轼曾称赞他的文章浩瀚开阔而冲淡平和，有“一唱三叹”的韵味。晚年作诗力求平淡，仿效白居易；乐府诗仿效张籍。因此，《瀛奎律髓》记载杨万里的话，说“肥仙的诗自然”。“肥仙”是南宋人对张耒词作的称呼。《文献通考》著录《柯山集》一百卷。现在这部集子少了二十四卷。查慎行注苏轼诗时说：“曾经见过张耒的两首诗，但今本中没有。”考察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中的《书〈月岩集〉后》，说：“我前些时候在大梁罗仲洪家得到《柯山集》十卷。不久又在内相汪彦章家得到《张龙阁集》三十卷。不久又在浙西漕台得到《张右史集》七十卷。这样，先生的著作才算齐备了。如今又在四川转运副使南阳井公的儿子井晦之家得到《谯郡先生集》一百卷。这才知道先生的诗文最多，应该还有搜罗尚未完尽的。我准备把这几部集子全部取来，删去重复之处，统一它们有无的差异，合并成为所谓一百卷，作为先生的全书。”如此看来，张耒的文集在南宋时就已经不止一个本子，卷数多少也彼此相差很大。这个本子的卷数与周紫芝所记的四个本子都不相同，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搜集残余篇章编成的，所以缺失散佚很多，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考察胡应麟《笔丛》，其中说：“张文潜的《柯山集》一百卷，我得到的仅有十三卷。大概是抄合类书后刊刻的，并不是原来的本子。我曾经在临安偏僻的巷子里见到一部抄本，共十六帙，打开阅读才知道是文潜集，卷数正好相同。第二天早晨再去拜访，才知道夜里邻家的火灾蔓延过来，这部书很快就被烧成灰烬了。我整整惆怅惋惜了一个多月。”这个本子虽然不如一百卷的本子完备，但与胡应麟所说的十三卷相比，已经多出不止五六倍了。由此也足以看出张耒著作的大致规模。△《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译宋代秦观撰写。秦观的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秦观和两个弟弟觌、覯都很有名，但只有秦观的文集流传下来。《宋史》本传称他的文章辞藻华美而思想深刻。《苕溪渔隐丛话》记载，苏轼曾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在回信中转述叶致远的话，认为秦观的文章清新婉丽，有些像鲍照、谢灵运。敖陶孙《诗评》却说他的诗像当时女子在春天行走，最终还是显得婉弱。元好问《论诗绝句》因此有讥讽他为“女郎诗”的说法。现在看秦观的文集，他少年时的作品，或许确有气势锋利过分的情况；如果笼统地认为都是柔靡之音，那就诋毁得太过分了。吕本中《童蒙训》说：“少游‘雨砌堕危芳，风棂纳飞絮’这一类诗，李公择认为谢家兄弟也不能超过它。过岭以后所作的诗，古雅严肃，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这才是公允的评论。秦观的《雷州诗》八首，后人误编入《东坡集》，竟不能辨别。这样又怎么能笼统地把秦观看作只会作小石调词呢？他的古文在当时也最有名。所以陈善《扪虱新话》说：“吕居仁曾说，少游跟随东坡交游，但他的文章却是自己学习西汉文章写成的。依我看，少游的文章格调似乎端正，他所写的策论颇为刻露，不很含蓄。若拿来和东坡相比，就不由得像望着大海而叹息。然而他也自成一家。”这也是确定的评价。王直方《诗话》称，秦观所作《赠参寥》诗的末句是：“平康在何处，十里带垂杨。”被孙觉斥责。后来编纂《淮海集》时，便改成：“经旬滞酒伴，犹未献长杨。”因此，这部集子是秦观自己订定的。《文献通考·别集类》著录《淮海集》三十卷，《歌词类》又著录《淮海集》一卷。《宋史》则作四十卷。现在的本子卷数与《宋史》相同，另外又有《后集》六卷，《长短句》分为三卷。大概是嘉靖年间，高邮张綖依据黄瓒本和监本重新编排的。△《济南集》八卷（《永乐大典》本）。宋代李廌撰写。李廌有《德隅斋画品》，已经著录。《文献通考》著录李廌《济南集》二十卷，当时又名《月岩集》。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中有《书〈月岩集〉后》一篇，说滑台刘德秀从妙香寮借到此书，才得以看见。因此在南宋初年，它已经很少见了。后来终于散佚不传，只有《苏门六君子文粹》中收有遗文一卷。《永乐大典》修纂于明初，那时原集尚且存在，收录的篇章很多；经过采集编排，十篇中还可得到四五篇，大概也只是勉强保存下来了。李廌才气横溢，文章条理通畅、曲折有致，善于辩说而合乎道理，大体上与苏轼相近。因此苏轼称赞他的笔墨翻腾奔放，有飞砂走石的气势。李之仪称他的文章如大河向东奔流，昼夜不停，不流到海里就不停止。周紫芝也说：“如果不是豪迈英杰的气概超过常人十倍，他发而为文词，怎么能痛快到这种程度？”他的文章奔放不羁，确实是所谓不受拘束的才子。在秦观、张耒之间驰骋，未必就立即落在他们后面。史书又称他善于评论古今治乱，曾上《忠谏书》《忠厚论》，又写有二万言的《兵鉴》。现在保存下来的《兵法奇正》《将才》《将心》等篇，大概就是他所上《兵鉴》中的几篇。他的议论奇特伟大，尤其有很多值得取法之处，当然不同于那些局促在车辕之下、眼界狭窄的人。考察吕本中《紫微诗话》，极力称赞李廌的《赠汝州太守》诗，但现在看不到这首诗。他在《祭苏轼文》中所说的“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当时传诵海内，但全文也已经看不到了。由此可见，他的诗文湮没散失的确实已经不少；那些有幸没有散佚的作品，就更加值得珍视。△《参寥子集》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宋代僧人道潜撰写。道潜是於潜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为他选择智果精舍让他居住。《墨庄漫录》记载，他原名昙潜，苏轼替他改名为道潜。苏轼被贬南迁后，道潜因受牵连获罪，还俗恢复原来的身份。建中靖国初年，诏令他重新剃发出家。崇宁末年，他回到江湖间养老，曾获赐号“妙总大师”。本朝吴之振《宋诗钞》说：“《参寥集》杭州本错误很多，采录了其他诗作，却没有及时加以析辨。”现在流传的共有两个本子。一部题作“三学院法嗣广{宀丐}订，智果院法嗣海惠阅录”，前面有《参寥子小影》，就是海惠临摹的。开头收录陈师道《饯参寥禅师东归序》，其次收录宋濂、黄谏、乔时敏、张睿卿四篇序文，抄写颇为工整。另一部题作“法嗣法颖编”。两本卷帙完全相同，但编排次序差异很大，不知道哪个才是杭州本。考察集中有“同法颖韵”的诗，可见法颖本的传授有来历，应当得其真本。只是其中所载陈师道序，题为《高僧参寥集序》，与序文的语句很不相合，难道是传抄者擅自改动的吗？《冷斋夜话》说：“参寥性情偏狭，把凡俗之人憎恶得像仇敌一样。” 现在看他的诗，如《湖上二首》一类，颇嫌语言缺少含蓄，足以证明他傲慢偏僻、很少与人合得来。不过，他孤高不俗，也正是由此造成的。吴可《藏海诗话》说：“参寥《细雨》诗写道：‘细怜池上见，清爱竹间闻。’荆公把‘怜’字改成‘宜’字。又有‘诗成暮雨边’一句。秦少游说，‘雨中’‘雨旁’都不好，只有‘雨边’最好。又有：‘流水声中弄扇行。’俞清老非常喜爱这一句。这位老僧的诗风流蕴藉，所有诗僧都比不上。”韩子苍说：“如果看参寥的诗，那么惠洪的诗就不值得看了。”大概当时人们极为推重他。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只收录他《游鹤林寺》一首和《夏日龙井书事》一首，把它们作为北宋诗坛的一家。大概是从其他书中采录的，没有见到这个本子吧？△《宝晋英光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米芾撰写。米芾有《画史》，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在南宋渡江以后已经散佚。绍定壬辰年，岳珂任润州官时，修葺了米芾祠，于是搜集他的遗文编成一部书，并为它作序。序中没有说卷数，只说《山村集旧》一百卷，如今搜集增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看起来似乎就是这个本子。不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宝晋集》十四卷，与此不同。此本后面还有张丑的跋语，说：“从吴宽家得到。”

译其中的诗文，有的注称是从《英光堂帖》增补进去的，有的注称是从《群玉堂帖》增补进去的，因此一定不是岳珂的原本。又有注称从《戏鸿堂帖》增补的内容，那么也不是吴宽家的本子。考察可知，“宝晋”是米芾的斋名，“英光”是米芾的堂名。把两个名称合起来作为一部书的书名，古代没有这样的先例。莫非原来名为《宝晋集》，后来有人用《英光堂帖》补入内容，才改立了这个名称吗？米芾以书法绘画闻名，但文章也颇为不俗。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他曾把一卷诗投给许冲元，说：“米芾自己懂得道理，说话不沿袭古人。三十岁时，我任长沙掾，把以前写的东西全部焚毁。我一生从不录取一篇文章投给王公贵人。遇到知己索取一两篇，就给他。” “元丰年间我到金陵，结识王介甫；经过苏州，结识苏子瞻；他们都没有行弟子之礼。”他自负得非常厉害，大概仍带有颠狂的姿态。不过，吴可《藏海诗话》引用韩驹的话，说米芾的诗有瑕疵，但没有一首平庸。岳珂的序引《思陵翰墨志》说：“米芾的诗文，语言没有因袭，超出尘俗之上；可以感觉到他的文章书法都有凌云的气势。” （按：这一条今本《思陵翰墨志》中没有收载。）曾敏行又记载，苏轼曾说：“我从海南回来，在船中听到诸位门生诵读他们所作的古赋，才开始后悔自己太晚知道这些作品。”大概是因为他的胸襟气度本来就高，所以说出的话自然卓异。虽然不拘泥于规矩法度，但气韵自有不同。△《石门文字禅》三十卷（内府藏本）。宋代僧人惠洪撰写。惠洪有《冷斋夜话》，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觉慈编纂的。释氏将它收入《大藏支那著述》中。这个版本就是释藏所刊刻的本子。许顗《诗话》称，惠洪的著作仿佛文章巨匠所作，仲殊、参寥一类人都比不上。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他的文章俊伟，不像佛门中人的语言。方回《瀛奎律髓》却颇多诋毁。平心而论，惠洪的过失在于求取名声过于急切；他所作《冷斋夜话》甚至假托黄庭坚的诗来抬高自己，所以很受当时人的讥讽。他本人原是出家人，却喜欢写绮丽的言辞。《能改斋漫录》记载他的《上元宿岳麓寺》诗，甚至称他为“浪子和尚”。总的说来，他的诗歌题材范围虽然狭窄，但清新而有情致，风格出入于苏轼、黄庭坚之间，有时很相近。在元祐、熙宁诸人之后，也卓然有所自立，当然不能全部排斥。集中有寂音写的一篇自序，对他的生平和出仕、退处情况叙述得很详细。但晁公武所说“张商英听闻他的名声，请他住持峡州天宁寺”，却独独没有提到。莫非是因为他后来被贬谪到朱崖，祸端就从这里开始，所以有所忌讳而没有写出吗？大概他受到牵连，成为党争中的一员，这同道潜因苏轼而受牵累相同。不过，商英的人品不能同苏轼相比，惠洪的人品也不能同道潜相比。若只从文辞藻采来说，他同《参寥子集》都足以各自成为一家。△《青山集》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续集》七卷（编修朱筠家藏本）。宋代郭祥正撰写。祥正字功父，是当涂人。熙宁年间考中进士。官做到汀州通判，代理主持漳州事务。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都记载祥正有《青山集》三十卷。王士祯《居易录》说：“郭祥正《青山集》，闽地谢氏抄本六卷。古诗二卷、近体诗四卷。七言歌行只有两篇，或许还有缺文。”这样看来，王士祯见到的已经是传抄残缺的本子。这个本子三十卷，同陈、晁两家所记载的相合，仍是完整的书。又有《续集》七卷，晁氏、陈氏都没有记载，《宋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前后都没有序跋，无法考察是谁编排的。然而考察它的诗歌风格，确实出自祥正，不是后人能够假托的。其中的记述，很可以同史传相互参考。例如史书称祥正退休后居住在姑孰，不再谋求进取。他居住的地方有醉吟菴。过了很久，又起用为汀州通判。后来任端州知州，又弃官离去，在当涂青山置家，直至去世。现在《续集》中有一首《浪士歌》，自序说：“郭子在合肥弃官，回到姑孰，自号醉吟先生。居住五年，有人说他还没有老，可以出仕，便以他的事情向上推荐。皇上立即召见他，他又在朝廷任职，被任命为闽地汀郡的监官。不久代理主持漳南，又被皇上召见。他走到半路，闽地使者把他的罪状上奏，于是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在漳州停留了将近三年。又自号漳南浪士。”如此等等。集中《留漳南》诗很多，那么史书所说他任端州知州后又弃官，就不对了。又《漳南书事》说：“元丰五年秋七月十九日，猛烈的风整夜刮起，拔起树木，毁坏房屋。”《新昌吟寄颖叔待制》说：“元祐丙寅年冬，新昌有个狂寇名叫探，姓岑，他起初擅长巫咒。”如此等等。按元丰五年至元祐元年丙寅，正好与诗序所说“留在漳南三年”的年数相合。既然这样，祥正被弹劾交付司法官吏审理是在元丰五年，而他获准回归是在元祐元年；至于岑探聚众作乱的事情，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也就是遗漏了。又《青山集》载有《送蒋颖叔待制拜六路都领》诗，说：“廊庙中的栋梁终将得到重用，愿把和气施及山岩幽僻之处。” 自注说：“我已经请求退休，将要回到旧居。”《再送颖叔》说：“云间骏马的马尾终究难以攀附，梅子黄时您自然会归来。”自注说：“您屡有佳句，约我一同归去。”又有《蒙诏许归绝句》二首。他的《次韵林辨之长官送别之什》说：“在遭受谗毁之后声名冷落，瘴气余存使形影支离。”

译“自古以来仕途上有谁来援助我，还是回到家园，几次都能自如归去。”把这几首诗同《续集·浪士歌》的自序合起来看，他再次出仕的那一段经历才算完整，可以补充本传的缺漏。只是史书称祥正因为上书谄媚歌颂王安石，反而被王安石排挤，因此困顿失意直到终身；而《续集》中有《熙宁口号》五首，末尾说：“百姓的性命悬在三尺法之下，千秋之后有谁怜恤两端的实情？近来听说崇尚刑名之学，陛下的心意却是喜爱生养。”如此等等。这很不像推荐王安石的人。《青山集》有《奠王荆公坟》三首，说：“大手笔曾经调和元鼎，龙沉鹤去，往事寥落。”又说：“平日里尤其承蒙您喜爱我的小诗，如今诗吟成了，又有谁再知道呢？”如此等等。这又不像曾被王安石排斥的人。他的是非态度彼此矛盾。大概这是叙述知己之感，用来表明自己依附王安石的原因；讥刺新法的错误，用来隐约表达被排斥的遗憾。小人心胸狭窄而性情急躁，忽然亲近、忽然疏远，往往就是这样。不必因为前后言辞不同而怀疑。祥正的诗喜欢使用仙佛语，有时偶然显得杂乱。但他的才气纵横，言语自然超拔。史书称他的母亲梦见李白后生下他。陆游《入蜀记》也称祥正年轻时诗句俊逸，前辈有人认为他是李太白的后身。又说青山的太白祠把祥正作为配享者。大概是因为他的诗歌风格相近，于是附会而成。但这也足以看出他的文章惊人超迈，时常像李白，所以当时才有这样的品评。他这个人实在不值得称道，但他的文集仍然流传下来，难道是有原因的吗？考察《东坡集》，其中有《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首。王十朋《东坡集注》中又有祥正《观东坡画雪有感》诗二首。《青山集》都没有收载，《续集》中也没有。怀疑文集不免有所散佚。不过同谢氏抄本相比，这个本子已经完整得多了。△《画墁集》八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张舜民撰写。舜民有《画墁录》，已经著录。舜民为人忠厚质朴正直，慷慨而喜欢议论政事。叶梦得《岩下放言》称赞他崇尚气节而不追逐名声。北宋人物中，大概很难有几个能与他相比。他起初跟随高遵裕西征灵夏，没有功劳而返回。舜民作诗有“灵州城下千枝柳，总被官军斫作薪”和“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这样的句子。后来被转运判官李蔡上奏，贬为郴州监酒税。后来起用为台官，逐渐升至显要职位。但他的议论雄伟豪迈，气势丝毫没有衰减。崇宁初年，又因谢表中含有讥讽诽谤之意而获罪被贬。晁公武称他的文章豪放纵横而有条理意趣，作诗尤其用心。晚年创作乐府诗一百多篇。他自序说：“年过耳顺之年，才敢谈论诗歌。百世之后，一定会有知音。”他如此自负自重。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中有《书舜民集后》一篇，称世人传唱的《东坡南迁词》中“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两句，是舜民经过岳阳楼时所作。又舜民《题庾楼》诗有“万里秋风吹鬓发，百年人事倚阑干”的句子，世人有时把它载入《东坡集》。大概因为他的笔意豪健，同苏轼相近，所以后人无法辨别，常常误收入苏轼文集中。《文献通考》载张舜民《画墁集》一百卷、《奏议》十卷。周紫芝说，政和七八年间，京城卖书的人忽然印刷这部集子。购买者多到堵塞街巷，事情喧闹后又像原来一样被禁止。但南渡以后，又有临川雕刻的《浮休全集》。大概他的著作在当时极受世人看重。而自明以来，已经长久散佚，不再流传。只有《永乐大典》还间或载有一些。计算其中的篇章，虽然不到原书的十分之一二。然而这些零碎的美玉断璧，反而更加令人觉得珍贵。现恭谨搜集编排，整理为八卷，用来保存其大略。他的《郴行录》是被贬为监酒税时所写的纪行之书，体例很像欧阳修《于役志》。其中关于山川古迹的记载，往往足以资助考证。现在也一并附在文集末尾。△《陶山集》十四卷（永乐大典本）。宋代陆佃撰写。陆佃有《埤雅》，已经著录。这部集子依据《书录解题》所记的二十卷本。年代久远，已经散佚。现在把《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汇集起来，编成十四卷，大概只保存了原书的十分之七。陆佃本来向王安石求学，所以《埤雅》和《尔雅新义》（按：《尔雅新义》早已散佚，如今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讹误、脱漏、断缺、残烂，几乎无法阅读）大多遵从《字说》。然而对于新法的议论，他却独自坚持不懈地同王安石争辩。后来终于被列入元祐党籍。王安石去世时，陆佃在金陵，写文章祭奠他，推崇颇为过分。但只是叙述师友之间的渊源，没有一个字涉及国政。元祐初年，参与修撰《神宗实录》，也颇多替王安石隐讳。多次同史官争辩，因此获罪外调。然而徽宗初年召回重新起用，陆佃于是想要同时起用元祐旧人，又同当时的宰相发生龃龉而罢职。大概他起初错误地跟随王安石交游，所以受旧日恩情牵制，在文字之间不能不有所回护。至于关系国家大计的事情，他却毅然不因私情而废弃公义，也可以说是刚直而有操守的人。陆佃既因反对新法而触怒王安石，王安石不再让他参与政事，只让他凭经术任职。神宗命令详定郊庙礼文，陆佃实际上主持了这项议论。如今集中所载的各篇就是这些。其他文章，拿史传记载来核对，也都相符。只有《元丰大裘议》中，文集称陆佃为集贤校理；史书却称同列的人都是侍从，只有陆佃以光禄丞的身份处在其中。这应当是《宋史》的错误。又陆佃在绍圣初年被削职任泰州知州，所以到任谢表中有“海陵善地，淮甸近州”的话。史书却称他任秦州知州，也是文字上的错误。大概修撰《宋史》时，他的文集已经不很显著了吧！陆佃著有《礼象》等书，当时以通晓礼制闻名。集中如《元丰大裘议》等篇，大多尊奉王安石而贬抑郑玄。道理有能够讲通的地方，不妨各自申述自己的观点。只是其中也有一些自行创立新意、穿凿附会的地方。例如，他根据《特牲馈食礼》所说“饎爨在西壁，主妇视饎爨于西堂下”，认为是在宗庙之外。他引用《尔雅》所说门旁的堂叫作塾，认为饎爨是在庙门外的西堂下。现在考察《仪礼》，《燕礼》说：“小臣师一人在东堂下。”《大射仪》说：“宾客的弓矢以及中、筹、丰，都停放在东堂下。”

译“宾客的箭则在西堂下交给掌管箭的人。”《公食大夫礼》说：“小臣在东堂下。”《士丧礼》说：“在东堂下陈设馔食。”《既夕礼》说：“在东堂下设置棜。”《少牢馈食礼》说：“司宫在东堂下洗涤豆、笾、勺、爵、觚、觯和几。”这些条文都没有把东西堂解释为东西塾的堂。《士冠礼》说：“在西塾准备馈食。”《聘礼》说：“摈者退下，背靠东塾站立。” 又说：“摈者退下，背靠东塾。”又说：“出门后面向西，站在东塾的南边。”《士丧礼》说：“卜人和拿着燋的人在塾的西面。”《士虞礼》说：“七个俎在西塾的西面。”《特牲馈食礼》说：“筮人从西塾取俎。”这些条文都没有把东西塾称作东西堂。又《士冠礼》说：“走到东壁。”《士昏礼》说：“退到东壁。”也没有说是在庙门之外。陆佃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陆佃又认为北堂有北壁。考察《大射仪》：“工人士和梓人从北阶上下。”注文说：“位置在北堂下。”既然有北阶，显然知道那里没有北壁。陆佃没有加以详细考察，却轻率地诋毁贾公彦的疏解，也是不恰当的。至于他说“裼袭”的“袭”从“龙”字，认为“龙衣就是袭”，那又是附和《字说》而作出的解释。尤其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诘问的了。方回《瀛奎律髓》称胡宿和陆佃的诗歌风格相似。流传下来的胡宿诗稍多，陆佃的诗则几乎看不到。只有《诗林万选》载有他的一首《送人之润州》，《瀛奎律髓》载有他的一首《赠别吴兴太守中父学士》，《能改斋漫录》载有他《韩子华挽诗》中的一联而已。现在考察《永乐大典》所载，篇章相当多。大体上他和胡宿都以七言近体诗见长，所以方回这样说。后来陆佃的孙子陆游在南宋以诗闻名，同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陆游虽然从茶山曾几那里得到诗法，但也喜欢作近体诗。家学的渊源，大概也有其来由。△《倚松老人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饶节撰写。饶节字德操，是抚州人。曾经做过曾布的门客。后来因为写信给曾布议论新法，意见不合，于是剃发出家为僧。改名如璧，挂锡灵隐寺。晚年主持襄阳天宁寺。曾作偈语说：“闲暇时带着经卷倚松而立，试问客人从哪里来？”于是号称倚松道人。集中诗歌大半是出家之后所作。吕本中《紫微诗话》称他的诗疏放闲散，像潘邠老。陆游《老学菴笔记》也称他是当时第一流的诗僧。《宋史艺文志》载《倚松集》十四卷。现在只存抄本二卷，末尾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重刊”一行，大概仍沿袭宋刻本的旧式。又如今流传的本子同谢薖、韩驹二集的版式相同。卷首书名下都另题“江西诗派”四字，同其他诗集不同。或许这就是宋人编纂的《江西诗派集》一百三十七卷中的三种。旧本残缺，后来被人析出单独刊行的吗？△《长兴集》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沈括撰写。沈括有《梦溪笔谈》，已经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沈括文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布曾把沈辽、沈遘两人的文集合刻于括苍，题名为《吴兴三沈集》。这个本子卷末题有“从事郎处州司理参军高布重校”一行，大概就是括苍所刻的本子。沈括博闻强记，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他所作《笔谈》，对于天文、算数、音律、医卜等学术，都能加以阐明和考证，洞察其源流。但在当时，他并不特别以文章著名。然而他的学问有根基，所作文章也宏富深厚而典雅，具有古代文章的法度。他的四六表启尤其凝重而不轻佻，具有古代作者遗留下来的典范。可惜流传日久，篇卷已经脱落散佚。缺少第一卷至第十二卷，又缺少第三十一卷，还缺少第三十三卷至第四十一卷，共二十二卷。核验其他版本，也都相同。可知这些篇卷因断裂、破损、虫蛀而残缺，已经不是一天了。《宋文鉴》和《侯鲭录》等书载有很多沈括的诗篇，但他的文集中却一首也没有。又史书称沈括任河北西路察访使，上奏条陈三十一件事情，全都得到批准。其他提出的建议很多，但文集中也没有《奏劄》一门，大概都在缺失的卷中。又考察吴兴三沈的文集，其中把沈括列在沈遘集之后，实际上按辈分沈括是长辈。《书录解题》说：“沈括在文章上是沈遘的叔父（按：文通是沈遘的字），但年龄比文通小。世人相传文通常称沈括为叔父。如今四朝史本传认为他是从弟，这是错误的。” “文通的父亲是扶，扶的父亲是同；沈括的父亲名周。他们都以进士身份起家，官职都做到太常少卿。王荆公为沈周和沈文通撰写墓志，沈文通的弟弟沈辽又为他的伯父沈振撰写墓志，这些都可以作为考证。”如此等等。他的辨析考证十分清楚。元代修撰《宋史》时，仍把沈括当作沈遘的从弟，实在是错误。现在依据陈振孙的说法，附带纠正这一错误，用来说明《宋史》疏漏错讹，不足以完全作为典据。△《西塘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郑侠撰写。郑侠字介夫，是福清人。治平四年考中进士。神宗时调任光州司法参军，入京担任监安上门。因为上抗疏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骑马传递进呈《流民图》。又弹劾吕惠卿的奸邪罪状。被贬到英州编管。徽宗初年，授任监潭州南岳庙，后来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的文集原本二十卷。明朝末年重新刊刻时，叶向高又作了删削淘汰。现存奏疏、杂文八卷，诗一卷；另附本传、谥议、祠记等合为一卷。具体情况都见于叶向高所作的序中。大概已经删去刊除了大半，已不再是宋本的旧貌。不过，像《景定建康志》所载侠弹劾吕惠卿、论述西夏事务的奏疏，以及上呈《君子小人事业图》的几篇奏疏，如今都已不存。这样看来，叶向高的取舍也未必十分恰当。王士祯《居易录》说他的文章像石介，却没有石介那种盛气张扬、叫嚣喧闹的习气。他的古诗处在白居易、孟郊之间。如今读他的文集，确实很像王士祯所说，可惜横遭删削，旧有的篇帙于是散失，终究不能完整地看到它。这正是前明隆庆、万历以来轻率改动古书的弊病。△《云巢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沈辽撰。沈辽字叡达，钱塘人，是沈遘的弟弟。他因兄长任职的缘故，担任监寿州酒税。熙宁初年，任审官西院主簿。过了很久，以太常寺奉礼郎的身份代理华亭县事务。因获罪被流放到永州，后来又迁往池州，在齐山筑室，自号“云巢”，从此不再出仕。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沈辽墓志称，他所著《云巢编》有二十卷。现在这部书，是宋高布收入《吴兴三沈集》的本子，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卷。《文献通考》所记载的卷数也相同。大概在高布校刊时，已经有所合并了吧？此外，集中有《海天寥寥禾黍秋》一首，这部书却题作《初闻鹤唳》；徐硕《至元嘉禾志》则作《题干山圆智寺》。又有《门箴》一首，《至元嘉禾志》作《华亭县门箴》，并且多出两行跋语。这些都与本书互相矛盾、不相符合。或许当时还有其他版本，所以各自依据的本子彼此有所不同。沈辽的文章豪放奇丽，没有尘俗猥琐的气息，尤其擅长歌诗。王安石曾赠诗说他“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说：“前些日子读到佳作，渊明自知比不上。”他们都拿柴桑的陶渊明作为比拟对象，对沈辽的倾倒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沈辽的诗实际上以生新峭拔为主，与陶诗的路径很不相同。考察他一生的创作，他多次与黄庭坚唱和，而黄庭坚也称赞他“能把古人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作品”。由此可知，他是黄庭坚这一派的别支，并不是彭泽陶渊明的支流。△《景迂生集》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晁说之撰。晁说之有《儒言》，已经著录。晁说之博览穷究各种典籍，尤其擅长经学。他著书数十种，靖康年间因战乱焚毁而不存。他的孙子晁子健访求辑录遗文，编成十二卷，后来又续加扩充为二十卷。前三卷是奏议。第四卷至第九卷是诗。第十卷是《易元星纪谱》。第十一卷是《易规》十一篇，另有《尧典》《中气》《中星》《洪范小传》各一篇，以及诗序论四篇。第十二卷是《中庸》传和《读史》数篇。第十三卷就是《儒言》。第十四卷是杂著。第十五卷是书信。第十六卷是记。第十七卷是序。第十八卷是后记。第十九、二十卷是传、墓表、志铭、祭文。其中考辨经史的文字，大多极为精确恰当。《星纪谱》取司马光《元历》、邵雍《元图》合编成谱，把七十二候与六十四卦相配而成，大概属于“潜虚”一派。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刘跂斯立墓志，是景迂所撰，见于《学易集》之后。”这部集子中没有，估计散佚的作品很多了。这个本子应当就是陈振孙所见的版本，但讹误相当严重。《洪范小传》和第十七卷的序文中，还都有篇简脱漏。另有一种版本，题为《嵩山集》，所收诗文都与本书相合，讹误、缺漏之处也相同。大概这是同一部书而有两个名称，现在附记在这里，不再另立书目了。△《鸡肋集》七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晁补之撰。晁补之字无咎，钜野人。元丰年间考中进士。参加开封府试和礼部别院试，都是第一名。元祐年间授任校书郎。绍圣末年被削职，任监信州酒税。大观年间起用为泗州知州，死于任上。后来被列入元祐党籍。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当初，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晁补之刚满十七岁，随父亲晁端友在杭州新城县任县令。苏轼看到他所作的《钱塘七述》，大为称赏，因此知名。后来他与黄庭坚、张耒、秦观的声望相当。张耒曾说：“晁补之从小写文章，就能追赶屈原、宋玉、班固、扬雄的作品，下至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加紧赶路，奋力鞭策自己，一定要和他们并驾齐驱才罢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也称：“我看《鸡肋集》，古乐府是他的长处，辞藻格调俊逸可喜。”如今读他的文集，古文气势壮阔，可以同苏轼父子的文章驰骋竞逐。各种诗体都风骨高峻，格调俊逸豪迈。即使与张耒、秦观并驾齐驱，也难以判断谁先谁后。世间传称苏门六君子，《文粹》只收录了其中体制近似程式化应试文章的几十篇。《避暑漫抄》只称其有《芳仪曲》一篇，这些都不足以尽数表现晁补之的成就。此本是明崇祯乙亥年苏州顾凝远依照宋版重新刊刻的。前面有元祐九年晁补之亲自作的序，后面有绍兴七年他弟弟晁谦之的跋。序中说：“汇集起来收藏，称它为《鸡肋集》。”跋中则说：“宣和以前，世上没有人敢传播。如今所得古赋、骚词四十三篇，古体、律诗六百三十二首，表、启、杂文六百九十三篇。自从去世以来，到现在二十八年，才得以编次为七十卷。”大概他的稿本在元祐年间是晁补之亲自编成的。虽然已经有了集名，却还不是定本。后来晁谦之才汇合编次，续成这部书。因此，其中有元祐以后所作的作品，与晁补之原序的年月多不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