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七 经部三十七

译旧本题作“考亭朱元晦先生讲授，门人云庄刘爚、睦堂刘炳述记”。前面有永乐壬寅年其九世孙刘文所作的《序》，说：“世间所传的《四书问目》，《四书大全》和朱子《文集》中只记载了几条。近来从姻亲教授程蕃家求得《论语》二十篇。我担任江西丰城尉时，恰好在吴侍御家得到《大学》《中庸》几十条。至于《孟子》，则收藏在同修国史、崇县人邱公永锡家中。这样，散失的重新合在一起，缺少的也差不多齐全了。”又有弘治十一年郑京所作的《序》说：“宣德年间，书林中有一个与刘氏同姓的人，想把自己附入刘氏族谱，受到刘氏子孙的侮辱，于是把所有典籍中记载的两个人的姓名全部剔除，有的改换成别的姓名，想要消灭他们的痕迹。”又说“刘文所辑的书沉没晦暗、失去流传，他的后代又从廌山游氏那里得到全书”等等。考察朱彝尊《经义考》，刘爚有《四书集成》，刘炳有《四书问目》，并注“已经散佚”。那么《问目》既然只是刘炳的著作，就不应同时题刘爚的名字。又《丰城县志》记载明代一朝的典史有六十三人，也没有所谓建阳刘文。况且建阳的一个书商，力量能有多大，怎么能够把刘爚、刘炳的书全部毁掉？又怎么能够把刘爚、刘炳的姓名全部删去，改换成别人的姓氏？这些说法都互相矛盾，支离破碎。书中的问答也都粗浅，不像朱子的话。大概都是他们的后人假托的吧？△《朱子四书语类》五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周在延编。在延是祥符人，后来流寓江宁。他的书只是从《朱子语类》中专门选取论述《四书》的各卷刊行，没有增加、删改，也没有考订和阐发。△《论语孟子考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王应麟撰”。凡是注疏中各位儒者的说法同《集注》不同的地方，都分别加以考订。然而王应麟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各家书目却都没有著录此书。如今考察其中所载内容，实际上全都采自《困学纪闻》。这大概是书坊伪造的本子。△《中庸合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元代吴澂所作的《序》。然而篇末题作“序”，篇首却题作“总说”，文字也不像序文体裁，大概是割裂、拼凑后强行标出的名目。书中所载双峰饶氏、新安陈氏的说法，都是吴澂同时代的人；而“郊社之礼”一条，竟引用“吴氏澂说”之类的话。它不是吴澂所作，更没有疑问。《元史·吴澂传》也没有说吴澂有这部书。考察它所引用的内容，都是明代永乐年间修纂的《四书大全》中的说法。一定是书商摘录《四书大全》，假托吴澂的姓名来出售。△《重订四书辑释》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县人。这部书前面有至正丙戌年汪克宽所作的《序》，说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对学生及弟子讲说、训释的话，分列在《四书》正文的左边。真氏有《集义》，祝氏有《附录》，蔡氏、赵氏有《集疏》《纂疏》，相继编成，而吴氏的书最后出现。但各书的辨析议论还不完备，取舍也颇欠精审。定宇陈氏、云峰胡氏因为这部书在东南流行，辗转承袭其中的错误，陈氏于是作《四书发明》，胡氏于是作《四书通》。陈氏晚年又想把两书合为一书，却没有完成。倪士毅曾受业于陈氏，因此写成这部书。至正辛巳年，在建阳刻印。过了两年，又增删刊改，汪克宽为它作序。卷首有倪士毅《与书贾刘叔简书》，详细叙述了改刻的意图。这就是书名中“重订”二字的由来。这一版本改题为《重订辑释章图通义大成》。开头列倪士毅的姓名，接着列新安东山赵汸共同订正，再列鄱阳克升朱公迁的《约旨》，又列新安林隐、程复心的《章图》、莆田王元善的《通考》，最后列鄱阳王逢订定的《通义》。书中也把各种内容杂糅混淆在一起，纷乱得像乱丝，已经无法再考究它的头绪。这显然已经被书商改窜过，不是倪士毅原来的面貌了。不过，陈栎、胡炳文原本是根据吴真子的书，倪士毅又根据陈、胡二人的书。追究它的来源，实际上都是相互转相抄袭；所以王逢借助他人成书，也有所仿效，并不足以讥责。到了明代永乐年间，奉诏修纂《四书大全》，胡广等人又把倪士毅和王逢的书一概窃取据为己有，于是《辑释》《通义》都隐没不传了。明代一朝，尊奉《大全》如同占卜所用的蓍草和龟甲。延续到近代的讲章，也无非依傍《大全》，只是改变外表。谁知道它的渊源，原来不过如此呢？△《四书通义》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剡撰。剡字用章，休宁人。这部书是在倪士毅《四书辑释》的基础上重新订正，又增入金履祥《疏义》《指义》、朱公迁《通旨》《约说》、程复心《章图》、史伯璿《管窥》、王元善《通考》以及当时诸儒的著述，改题为现在这个书名。吴真子根据真氏、祝氏、蔡氏、赵氏的书编成《四书集成》，自以为已经很好了，但胡炳文、陈栎又加以重订。胡氏、陈氏自以为已经很好了，但倪士毅又重新订正。倪氏自以为已经很好了，但刘剡又重新订正。自刘剡以后，重新订正的人又不知有多少，恐怕连隶首也算不清它的数目了。而且他们的大意都说前人的书还不完善，我不得已才来写作；实际上却是相互抄袭，只改换外表，再更换名目罢了。编一部《四书》讲章，算是什么名山不朽的事业，竟然如此纷纷窃取占有？这种风气难道还不能停止吗？△《大学指归》二卷，附《考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魏校撰。魏校有《周礼沿革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解释《大学》的著作。开头先用古篆书写古本正文，字形奇特诡异，其中有许多是《六书精蕴》里杜撰出来的字。接着是《指归》一卷。他辨析“致知在格物”说：“致知不能悬空谈论，要在格物上用功才切实。‘知诱乎外物’，是说外物引诱心知，为什么反而要从外物上寻求呢？回答说：物欲使人的心向外奔走，哪里有物理反过来使心奔走的道理？所谓‘格’，就是度量事物、确定其道理；难道道理竟然在心外吗？回答说：事物在心外，道理固然在心中。道理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它表现在事物上，各自有确定的方面。”又说：“朱子曾取程叔子的意思来补写《大学》传文，魏校认为《乐记》中的一章，是上天留下来用以补足‘格物致知’传文的。那段话说：‘人生下来时本来寂静，这就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发生活动，这就是本性的欲望。外物来到，知觉便产生，于是好恶之情显现出来。好恶在内心没有节制，知觉又被外物诱导，不能反省自身，天理就消灭了。外物感动人的情况没有穷尽，而人的好恶又没有节制，这就成了外物一来，人便被外物同化。人被外物同化，就是灭绝天理而使人欲穷尽。’人生下来时本来寂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这不就是《大学》所说的至善吗？所谓本性的欲望，并不是别的，只是受到天理发动。不能把人欲叫作本性的欲望；好恶的显现，不就是《大学》所说的意吗？外物来到而知觉产生，人与圣人也是相同的。圣人内心有节制，普通人内心没有节制，所以流荡而不能回返。所谓节制，是本然的权度，不是这样吗？古语说：内心没有节制的人，考察外物时就不会省察。所谓反省自身，不就是《大学》所说的知本吗？反省自身的力量如同万钧，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成为圣人。因此，最大的弊病莫过于知觉被外物诱导、被外物同化；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格物致知。”他的学说处在朱子、王守仁两种学说之间，却更加巧于牵强附会。他其他的论述，也往往重视守约而轻视博文，仍然不免失于偏颇枯窘。所谓度量事物、确定道理，必定有能够度量事物、确定道理的方法，但他终究没有说明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度量和确定。《考异》一卷，共十五条，也多是对篆文的穿凿附会，并不合乎典要规范，总之只是喜好标新立异罢了。△《大学管窥》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代廖纪撰。纪字时陈，号龙湾，东光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号靖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开头载有琴川周木所辑的《大学》古本，以及二程、朱子的改本。其后依照《大学》古本的次序，采辑各家说法，加入自己的意见，进行疏解。此书流传极少，朱彝尊《经义考》只列出书名，也没有见到它。△《中庸管窥》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代廖纪撰写。此书不采用朱子的《章句》，也不依从郑玄旧《注》。它把《中庸》分为二十五段，其中与《章句》相同的有十四段。不同之处是：把《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两章列为第三段；“道其不行矣夫”两章列为第四段；“人皆曰子知”两章列为第五段；“天下国家可均也”三章列为第六段；从“道不远人”到“亦勿施於人”列为第八段；把“君子之道四”一节列为第九段；从“武王周公”到“孝之至也”列为第十五段；把“郊社之礼”一节列为第十六段；把“哀公问政”与“自诚明”两章合为第十七段；从“大哉圣人之道”到“王天下”三章列为第二十三段；从“仲尼祖述尧舜”到“唯天下至诚”三章列为第二十四段。其中，像把“道其不行”一节同“舜其大知”一节合为一段，就很牵强。他认为“君子之道”一节与上文不能相承，把“郊社之礼”一节用来承接上文并开启下文；这些看法也都没有深入推究文章的意思，只是发表了个人见解罢了。书后附有《性学》《心学》两篇，也没有什么精深微妙的论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大学千虑》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穆孔晖撰写。孔晖字元庵，堂邑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谥号文简。此书根据《章句》《或问》发挥其说。书中引用《佛遗教经》，认为儒、释本为一源，可以说是用浅陋的说法破坏正道。他又引用隋代智顗《法华经文句》解释《分别功德品》的文字，以及《大庄严经论》的说法，来衡量和训释“格物”的意义，也深受王士祯《池北偶谈》的讥刺。《明史·儒林传》把孔晖附在《邹守益传》中，说孔晖端庄文雅、喜好学习，起初并不肯奉王守仁之说，后来长久研习而深信不疑，自称研究王氏之学，逐渐沉浸于佛氏思想。看这部书，确实没有冤枉他。△《大学稽中传》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经纶撰写。李经纶有《礼经类编》，已经著录。此书攻击朱子的《大学章句》，极力驳斥格物之说，以诚意为根本，大概是推演姚江古本的义旨。上卷共十章：第一为《稽中》，第二为《原明》，第三为《稽圣经》，第四为《原敬》，第五为《慎致知之要》，第六为《原内外动静之合一》，第七为《原诚意》，第八为《原正心》，第九为《原修身》，第十为《举全书》。每章末尾各自疏解大意。对于没有涉及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他说修养天德之后，王道自然随之而来。中卷为《辨疑》四条，设置问答来申明上卷旨意，同时挑出句读上的错误。例如“举而不能先命也”，把“先命”二字连读，解释为不能先授予官职，这还勉强说得通。至于下句把“远过”二字连读，把“过”训为责备，说不能把他放逐到远方并责罚他，就完全不合文义了。下卷为《考证》，引用朱子书七条、陆九渊书六条，说二人起初都有弊病，最终都没有偏失。这也只是王守仁晚年定论的余绪罢了。△《四书讲义》（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郑晓撰写。郑晓有《禹贡图说》，已经著录。此书是他任南京太常寺卿时所作，用来教授他的儿子履准。万历己酉年，他的孙子心材才开始刊刻。书中都是随文阐发意义，对义理的异同之处也间或加以辨析。论说颇为醇正，但也不免失于铺陈冗长。△《大学注》一卷（御史萧际韶家藏本）

译明代蔡悉撰写。蔡悉有《书畴彝训》，已经著录。此书解释《大学》，虽然分章立说，却不抄录《经》文。它颇像论说体，与依照原文训诂的著作不同。书后有《致知格物》和《诚意关》两图，主旨以慎独为要义，以致知、格物为先务。书末载有《居身训言》十则、《居家训言》十则。大概是旁推修身、齐家之义，所以附在《大学》之后。△《四书人物考》四十卷、《补考》八卷（通行本） 明代薛应旂撰写。应旂字仲常，武进人。嘉靖乙未年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此书对于《四书》所记载的人物，引用各种书籍，详细考述他们的事迹。全书有《记》三卷、《传》三十七卷。《纪》《传》末尾各附论赞，大概仿照宋代王当《春秋臣传》的体例。书中间杂采用许多杂说，却不注明出处。他的《自序》说：“广泛引用各种杂证，虽然曾经删削编次，但凡是文章、事迹、行为，只要对求学和治理有些帮助，有时就收录，本来就不敢过分追究其真伪。”他的得失，他自己本来就知道了。书中间或有附注，题为闽人朱<火阜>维盛撰写，所说颇为浅陋。《续考》八卷，题为应旂的元孙寀编。书中杂乱考订《四书》的名物，拼凑堆砌尤其严重。明代儒生把时文看得最重，时文又把《四书》看得最重，于是便有了这类书，东拼西凑、割裂原文，用来粉饰考官的耳目。这也是经学的最大弊病。不要说程颐、朱熹编定《四书》时没有料到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是元代延祐年间采用《四书》义理，明代洪武年间确定三场考试制度时，也没有料到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日进直讲》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高拱撰写。高拱有《春秋正旨》，已经著录。嘉靖三十一年，高拱以翰林编修身份，同检讨陈以勤一起担任裕王的讲官，进讲《四子书》。先解释字句，随后铺陈大义，大概遵循每日讲读的惯例。裕王就是穆宗。当时高拱已经升任国子监祭酒，于嘉靖庚申年编次成书。《千顷堂书目》记为十卷。现在的版本只有五卷，从《大学》《中庸》到《论语》“子路问成人”章为止，大概是尚未完备的版本。△《大学新编》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元卿撰写。刘元卿有《大象观》，已经著录。此书卷首列《大学正文》一卷，以丰坊伪造的石经为依据，实在没有经过考察。他的《略疏》一卷，是阐发大旨，以诚意为主，也同朱子的说法不同。《发明》一卷，选取明代儒者的论说以及同自己意见相合的内容。《广义》二卷，则以真德秀《衍义》为本删节而成，又附加明初的一些事迹。朱彝尊《经义考》记作一卷，是因为没有见到此书，只根据传闻记载。△《孟义订测》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管志道编。志道字登之，娄县人。《江南通志》称他为隆庆辛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主事。他上疏陈述利弊九件事，触犯张居正，被调任分巡岭东道。他与巡按御史发生矛盾，被御史弹劾并降级，于是以疾病为由归乡。考察《明史·颜鲸传》，载有御史顾云程的奏疏说：“神宗大规模起用被遗弃的人才，只有颜鲸和管志道因为考察而被阻止。又起用受到考察的吴中行、艾穆、魏时亮、赵世卿，却偏偏压制颜鲸、管志道。”这样看来，管志道是因考察制度而被罢官，《通志》的记载恐怕有误。此书解释《孟子》，分为《订释》《测义》两种体例。“订释”是采用朱子所作的解释加以订正；“测义”则都是自己臆造的说法，恍惚支离，数不胜数。大概管志道的学问出自罗汝芳，罗汝芳的学问出自颜钧，本来就是明代末年狂禅的一派。△《四书疑问》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姚舜牧撰写。姚舜牧有《易经疑问》，已经著录。此书只对各章总括论述大旨，不再逐句作注，所立的说法多与朱子不同。例如，他认为《大学》“亲民”的“亲”不应写作“新”；“格物”的“物”就是“即物有本末”的“物”；“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两句不是衍文，原文也没有缺漏。这是沿袭姚江古本之说而自作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孟子》“无以则王”“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等处的几个“王”字都按本字读，不读去声；“伯夷非其君不事”一章讲的是出仕或退处，不是讲清廉与中和，狭隘和不恭敬也不是它的流弊；这些看法也还有可取之处。至于把“格物”的“格”训为品格，把“自谦”的“谦”训为谦虚，把“命也”的“命”训为命数，把“致曲”的“曲”训为心曲，就都是穿凿附会，根本无法解释通顺。其他如认为《中庸》的“不睹不闻”就是隐微、就是独，“戒慎恐惧”就是慎独，并因此说朱子的解释支离破碎。又说：“性分之中不坠入形体，不落在方所，真是如此广大。” 他又说：“‘喻义’‘喻利’的‘喻’，是不需要用言辞解释的，完全没有知觉却默默地与它相随；《注》把它训为‘晓’，便带有知觉，不能得到这个字的本义。”这尤其是用禅宗机锋来解释儒家义理了。书前有万历丁巳年的《自序》，说“梦见孔夫子拿出一枚玉印，牧在下面恭敬拜见，孔夫子也在座右回拜，看见他的头发特别焦黄”等等，更是荒诞无稽。△《经籍异同》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陈禹谟撰写。禹谟字锡元，常熟人。万历年间由举人出身，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他的书杂引《五经》文字，考证《四书》所引用文字的异同，并且牵涉其他书中意义相近、字句稍同的内容，颇为庞杂。例如李尤《盘铭》同经文一个字也没有关系，却拿来证明商汤的盘铭。又如班昭《东征赋》中“由力行而近仁”一句，本是运用《中庸》的话，却拿来与“力行近乎仁”一句互相校勘异同，实在错误。至于石经《大学》，本是丰坊伪造的作品，他却据此作为定论，更是没有考察。△《经言枝指》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陈禹谟撰写。此书在《四书集注》之外广泛搜集各种说法，所以取《庄子》“骈拇枝指”的意思作为书名。全书包括《汉诂纂》十九卷、《谈经菀》四十卷、《引经释》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汉诂纂》是删取注疏文字编成的，割裂拼凑，完全没有义例。《谈经菀》则从经、史、子、集直到佛、道二氏的言论，只要同《四书》的文义相近，就摘取来互相证明，冗杂尤其严重。《引经释》以《四书》所引用的经文为纲，杂采训释附在后面。它既不是解释《四书》，也不是解释《五经》，实在不知道究竟取的是什么意义。《人物概》《名物考》也只是搜集旧文，很少能够精审核实。大概是浮泛地仰慕汉代儒者的名声，却不能得到他们专门传授的深奥之处。△《别本四书名物考》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陈禹谟撰写。已经载在《经言枝指》中。这一部是钱受益、牛斗星增补订正的。受益字谦之，杭州人。牛斗星有《檀弓评》，已经著录。陈禹谟原书多有疏漏错误，钱受益等人的增补反而更加杂乱。例如解释《淇澳》的“绿竹”，引用《尔雅》中会稽的竹箭、《华阳国志》中哀牢的仆竹，已经过于泛滥，又引到《异苑》中竹子变蛇、蛇变雉的故事。解释“肺肝”而引用《素问》《灵枢》，已经是旁支，又引到《黄庭经》所说“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的话。这同经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其中最奇怪的，是以一个“目”字作标题，解释《大学》“十目所视也”，却在“目”字下面注说“附眼”。且不说《四书》中没有“眼”字，即使“目”和“眼”二字，又有什么区别，竟要另外作为附录呢？实在无法理解。△《孟子说解》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郝敬撰写。郝敬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此书前面有《孟子遗事》和《读孟子》三十一条。他论述孟子的生卒年代，认为应当在安王时期，而不是定王时期；这个说法接近正确。但直接断定孟子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元年，似乎还不能作为定论。孟子的生卒年代大略，应当以阎若璩订定的为准。考察“去齐”章说“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尽心》章说“由孔子而来百有馀岁”；如果依据吕氏《大事记》和《通鉴纲目》，孟子在赧王元年才辞去卿位归去，那么周朝已经有八百零九年，距离孔子出生也已经二百三十多年了。孟子到梁国、在齐国做官、到宋国、到鲁国、到滕国、回到邹国，游历的先后次序，都清清楚楚可以考察。鲁平公元年就是郝王元年，当时孟子似乎还不到八十九岁。至于书中的解释，往往失于粗疏强悍，喜欢发表议论而不考究实际。大概郝敬解释经书，普遍都有这个弊病，不只是这部书如此。△《论语义府》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肯堂撰写。王肯堂有《尚书要旨》，已经著录。此书不列经文，只标出章目，逐一引用宋、元、明各家的讲义。唐代以前的旧说偶尔也加以采录，但所取不多。凡是同《集注》有分歧的说法，就降低一格记录。看它的体例，似乎尊崇朱子，但其中的说法颇杂有禅宗意味。例如解释“子贡问贫而无谄”一章，说什么有境、无境等义，怎么可以用来训释儒家书籍呢？△《中庸点缀》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方时化撰写。方时化有《易引》，已经著录。此书开头是《中庸总提》，其次完整载录《中庸》原文。每段有的作总批，有的作旁批，体例大略像时文，宗旨却完全属于佛氏。△《元晏斋困思钞》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孙慎行撰写。慎行字闻斯，武进人。万历乙未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书是他从万历庚戌年到甲寅年多年积累抄存的文字，其中有不少心得之语，但也不免喜欢提出新说。例如解释《乡党》“色斯举矣”一节，把虞廷兽舞说成记载圣德的盛大，把山梁雌雉说成记载圣德的闲逸。又把《中庸》“致曲”的“曲”解释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曲”。虽然才思雄辩、纵横自如，足以畅快地发挥自己的说法，但并不是经书的本意。卷首画有《性善》《性教》两图。卷末有一条，是孙慎行自己说明写作此书宗旨的序文。△《大学中庸读》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姚应仁撰写。姚应仁有《檀弓原》，已经著录。此书成于万历乙未年，依据丰坊伪造的《魏政和石经》来攻击朱子的《章句》。至于“修身”章中插入“颜渊问仁”五句，姚应仁无法曲为解释，于是说“只须删去这一节”。既然这五句本来就应当删去，那么所谓石经又怎么值得相信呢？至于他的立论，大多引用佛经。解释“淇澳”一节时说：“密多就是瑟，金刚不坏就是僴，枝枝叶叶都发光明就是赫喧。”这已经不只是表面上尊崇儒家、暗中信奉佛教了。△《四书湖南讲》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葛寅亮撰写。葛寅亮是钱塘人，万历辛丑年进士。这部书分为三种体例：凡是剖析经书本章大意的，称为《测》；按照经文语气顺势演绎的，称为《演》；同门人问答论辩的，称为《商》。间或引用其他书籍以及前代儒者的论说，就用小字写在后面。大体上都是他口授给门弟子的内容。《浙江通志》记载葛寅亮有《四书湖南讲》二十六卷，与这部书的卷数不相合。然而这部书首尾完整，或许是《通志》记错了吧？还是另有续编呢？《四书会解》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毛尚忠撰写。毛尚忠字子亮，号诚菴，嘉善人。万历甲辰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译这部书分章立说，不抄录经文，很像私塾讲义；但其中议论却专门力求与朱子相反。例如《大学》开头一章，他说：“应当根据它所发明的内容来理解，这并不是圣经的本来旨意。亲民就是明德内部的事情；不能亲民，就不能称为明德，何必还要说由己及人呢？说‘都应当止于至善’，这分明是把明德、亲民分成两件事了。说‘止’是停留、止泊的止，何必增加‘不迁’两个字呢？‘定’是明道所说静时也定、动时也定的定，不是志向有了固定方向。‘安’是居处安定的安；安字是就心来说的，说成所处而安，好像着落在身体上了。”又说：“‘物有本末’一节是承接下文，不是总结上文。物和事只是泛泛而言；如果硬要规定物属于明德、事属于亲民，知道这一点岂不是太拘滞了吗？至于‘明明德于天下’，如果说是使它明白，那么百姓就不能被使令知晓，而且在文法上也很不相类。”像这样的条目总共有十多条。他解释“格物”，既不采用朱子关于事物的说法，也不接受王守仁所说的“格去此心之物”，而是说它就是上文“物有本末”的“物”，其中有精微的地方，像等级、格局一样，不能不分辨清楚。如果真像毛尚忠所说，那么“格”就是实词，没有用力探求的意思，“致知在格物”这句话的文义又怎么能讲得通呢？也不过是徒然喜欢标新立异罢了。《四书正学渊源》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代章一阳编纂。章一阳是金华人。他从何基那里受业于黄榦门下；后来王柏、金履祥、许谦相继传授，几人都自称是朱子的传人。章一阳于是选取这四人阐发《四书》的内容，分别载在《章句集注》之下，命名为《正学渊源》。这大概是为了阐扬金华一派的宗派，并不是为了发明《四书》而作的。《大学古今通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刘斯源编纂。刘斯源字宪仲，临颍人。这部书成于万历戊申年。开头列朱子改订的《大学》本，接着列《礼记》古本，再列魏石经本，又列二程本，并把宋、元、明诸儒解释《大学》的说法附在后面。由于把各种说法一并陈列，不加取舍，所以名为《通考》。然而《礼记》是戴圣传下来的，郑玄不过是依据经文作注，把它指称为郑玄之本，已经不妥。至于所谓政和石刻，是丰坊伪造的；其中把宋代的政和年号改成魏，竟把汉代的贾逵姓名改成魏人，前人已经全部驳斥过了。刘斯源还要珍重并相信它吗？《四书测》六卷（内府藏本）。明代万尚烈撰写。万尚烈字思文，南昌人。这部书开头有万历辛亥年的《自序》。对于《大学》《中庸》，他独尊古本；但在议论和宗旨上，却完全陷入异端。例如解释“季路问事鬼神”一章，专门采用释氏关于轮回因果的说法来解释圣人的话，驳杂得厉害。其中尤其荒诞的是，解释“原壤夷俟”，竟把原壤在母亲死后唱歌解释为因母亲得其所、死得欢喜，而不是放纵于礼法之外。这是姚江学派末流的弊病，往往发展到这种地步，并不只是李贽等那些声名显著、众所周知的人如此。《四书说丛》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沈守正撰写。沈守正还撰有《诗经说通》，已经著录。这部书汇集各家的说法，分章分条排列，对相同和不同的意见一并收录。每处只作按语而不下断语，留待读者自己考察；有时也偶尔保留一两条自己的意见。所采书籍共有二百二十六种，虽然是释、道两家的言论，也颇多加以采用。其中例如解释“子游问孝”一章，采用古说；解释“士而怀居”一章，采用管志道的说法，认为就是怀念乡土；解释“不动心”，采用郝敬的说法，认为不是比作枯木槁灰；解释“心之官则思”，采用罗钦顺《困知记》的说法：都颇有见地。然而所引用的明代诸家学说，杂乱交错地陈列，不免显得芜杂。《四书说约》（没有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明代鹿善继撰写。鹿善继字伯顺，定兴人。万历癸丑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祯壬午年，大兵攻打定兴，鹿善继率领乡人拒守，城破后战死。赠官大理寺卿，谥号忠节。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依据《四书》进行讲学，与明代人把讲义写成时文的做法很不相同。卷首是《认理提纲》九条。例如说：“这个理不是涉及玄妙空虚的东西，子、臣、弟、友就是它的实际着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日新’和‘顾諟’，成汤也就成了枯坐参禅的人了。”他的《自序》又说：“读圣贤书却不回过头来在自己的心上求取，正如延平所说的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真会使人汗流浃背。即使说要在自己的心上反求，却一切都不以自身实践，只把天理本性的突然显现当作空虚的承当，正如阳明所说把本体只当作一番光景来玩弄，更会使人汗流浃背。”他的立论也颇为笃实。不过他的学说出自姚江一派，大旨宣扬良知，与洛闽之学终究有些不同。《四书酌言》三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明代寇慎撰写。寇慎字永修，号礼亭，自号礻殳祤逸叟，同官人。万历丙辰年进士，官至苏州府知府。天启年间周顺昌被逮捕，颜佩韦等五人打死缇骑。后来颜佩韦临刑时说“公是好官，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倡导义举，并不是倡导叛乱”的那个人，就是寇慎。他的学说出自姚江一派，所以这部书多处与朱子立异。例如解释《论语》“至于犬马”一句，主张是犬马供人饲养的意思，以《注》《疏》为依据，还算有些说法。至于解释“齐必变食”一句，说是心斋的斋，不是斋戒的斋；把“弗如也”两句解释为把前尘全部夺去，忽然渡到彼岸；把“始可与言《诗》”一句解释为进入无上的妙明境界；解释“是知也”一句则说：“知本来就在知与不知之外去体会。其他学问，不过是这知中的法尘；在这里扫除它，才是径直的机要，然后又扭转过来加以补缀。”这就完全是明末狂禅的习气了。《四书考》二十八卷、《四书考异》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代陈仁锡撰写。陈仁锡还撰有《系辞十篇书》，已经著录。这部书因袭薛应旂《四书人物考》而加以扩充，仍然属于琐碎堆砌的学问。卷首另编《考异》一卷，记载《四书》字句的异同，搜集得也相当简略。例如“惟”写作“维”，“贡”写作“赣”，不过是字体偶然不同，与文意没有关系。至于丰坊的古本《大学》，其伪托本来不必等到辨析就能看出，而陈仁锡竟还写出持疑不决的话，毫无考证，也可以由此看出来。

译《四书通义》三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代鲁论撰写。鲁论字孔壁，号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启年间以贡生身份授任颍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鲁论认为选士必须重视制科的经义，崇祯年间杂用荐举，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于是撰写此书来阐明体用合一的道理。他解释《大学》“平天下”一章，说：“潢池弄兵，外患接连而来，形势上不得不增加田赋。然而聚敛之臣一半把它聚集到国库，一半又聚集到自己的袋囊中，以至于天灾流行，而那不恒常的天命已经离去了。”这是专门针对明末时事而发的。他又解释《孟子》“许行”一章，说：“尧的钦明足以识别人，四岳共同推举人才，尧对他们加以师事并赐予官职，尚且如此艰难谨慎；那么多次占卜选择宰相，难道会很容易吗？”这也是借此隐约指责庄烈帝任命宰相不当。全书的大旨不超出这些，所以往往杂引史事来相互发明，本来就不专门以阐释经义为主。《三经见圣编》一百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谭贞默撰写。谭贞默字梁生，别号埽菴，嘉兴人。崇祯戊辰年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这部书前面有《自序》，署衔称“敕掌国子监整理祭器书籍等务”，却不说是祭酒。《明史·职官志》中也没有这种称谓，大概是明代人杜撰的文字。他的《序》说：“《六经》没有不是孔经的，而《论语》是其中著明的。子思子的著作，今天称为《中庸》《大学》的，实际上是一部《中庸》，统称为《孔经编》。《孟子》七篇则称为《孟经编》。” “《孟子》是继《中庸》之后写成的。《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三句接续《论语》‘知命’一章，显然是在解释《论语》。读到‘予怀明德’，就会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自行相连。” “读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就会与《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自然呼应。现在所谓《四书》，实际上是三部书。”如此等等，论说十分穿凿。至于他的解释支离破碎，大多是从言语中强求事实。例如把《论语》“孝弟”一章说成有子在讥刺三家，把“巧言”一章说成孔子在评论老聃，都是任凭自己的主观臆想，专门务求与程朱相抵牾，可以说是敢于制造异说的人了。书中有时称“默案”，有时自称“谭子”，体例也杂乱而不统一。《四书经学考》十卷、《补遗》一卷、《续考》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四书经学考》由明代徐邦佐撰写，《续考》由陈鹏霄撰写。徐邦佐字孟超，钱塘人。陈鹏霄字天羽，山阴人。《经学考》成于崇祯戊辰年，杂乱抄录旧事，疏漏实在很多。《续考》成于甲戌年，又全是时文评语和讲章琐说，却题名为《经考》，不知是什么意思。不过这是坊间刊刻的鄙陋本子，也不值得深究。《四书读》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代陈际泰撰写。陈际泰还撰有《易经说意》，已经著录。陈际泰凭借制义闻名一代，这部书阐发《四书》的大义，体例也大略像制艺散行的形式。他的议论奔放纵横，比章世纯《留书》更强；但在时时出现精辟义理这一点上，又不如章世纯的《留书》。大概陈际泰运用纵横驰骋的才气，离解释经书的方法较远；章世纯运用深沉精湛的思考，离解释经书的方法稍近一些。《四书则》（没有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明代桑拱阳撰写。桑拱阳字晖升，蒲州人。崇祯癸酉年举人。这部书选取各家讲章中立说不同的地方，删削订定，归并为一种说法，间或参入自己的意见。命名为“则”，是为了表明“其则不远”的意思。先讲《大学》《中庸》，其次讲《论语》《孟子》，各书都有《图说》《总论》，大旨是为科举应试而作的。《四书集说》二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明代徐养元、赵渔共同撰写。徐养元字长善，赵渔字问源，两人都是唐山人。崇祯癸未年同榜进士。这部书采集朱子《或问》《存疑》《大全》等书以及各家的说法编成，仍未超出流俗讲章的范围。《图书衍》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明代乔中和撰写。乔中和还撰有《说易》，已经著录。这部书是讲解《四书》的讲义。之所以命名为《图书衍》，是因为凡《四书》中所说的内容，都用五行、八卦来配合解释。例如把《大学》的“明德”说成火，“新民”说成水，“至善”说成土之类，都是穿凿附会、没有道理，不值得辨论。《四书大全辨》三十八卷、《附录》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代张自烈撰写。张自烈字尔公，宜春人。崇祯末年为南京国子监生。张自烈与艾南英是同乡，两人各自树立门户，又因评选时文而互相倾轧，辱骂争吵，直到死后才停止。这大概也是社党余波的一支。这部书逐条列出永乐年间胡广等人修订的《四书大全》，加以分析辨正。书前冠有古本《大学》一卷、明道程子改订《大学》一卷、伊川程子改订《大学》一卷、顾起元《中庸外传》一卷、王应麟《论语考异》《孟子考异》各一卷。福王时，张自烈曾因擅自改动祖宗颁行的书籍而被列入弹劾奏章，后来愤怒至在朝廷上喧哗。考察《四书大全》确实十分杂乱，但张自烈所辨析的地方又往往强行制造分别，不过是意气用事、争强求胜，借此树立名声罢了。看他开头列出的揭帖、序文之类，足足装满一大册；所列参与订正的姓氏竟有四百八十六人。不仅马融、郑玄以来没有这种体例，就是宋人最喜欢互相标榜，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学庸切己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谢文洊撰写。谢文洊字约斋，号程山，南丰人。这部书开头写有《君子有三畏讲义》一篇，阐发张子以主敬为核心的宗旨。其次是《程山十则》，同样以亲身实行、身体力行为主。书中都是随文讲解，旁采《大全》中各位儒者的说法，并参杂自己的意见，体例很像语录。卷末附有《西铭解》一篇，认为《西铭》立意宏大深刻，是学者最终的指归；篇名不可不表示尊重，于是改称为《事天谟》，以显示崇信之意。然而终究免不了自我创立名目。《丽奇轩四书讲义》（没有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国朝纪克扬撰写。纪克扬还撰有《易经讲义》，已经著录。这部书不抄录正文，每章只简略解释几句话，大旨是为科举而作。《四书翊注》四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国朝刁包撰写。这部书包括《大学》五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对于《大学》的三纲八目，解释得尤其完备。又把《中庸》《论语》《孟子》看作讲格物的书，认为《五经》和各部史书的内容也都贯穿其中，所以对格物这一条解释得尤其详尽。其他阐发义理以及史传事迹、前代儒者的议论，也多有征引。但在取舍是非方面，总是以朱子的说法作为判断标准，并不一定有自己的见解。卷首有黄越撰写的《纲领》一篇，以及其孙显祖撰写的《缘起》一篇，叙述著书的大旨和刊刻的始末。《圣学心传》（没有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薛凤祚编纂。薛凤祚字仪甫，益都人。他曾拜定兴鹿善继、容城孙奇逢为师，于是把鹿善继的《四书说约》和孙奇逢的《四书近指》汇辑成一部书。卷首列有鹿善继的《认理提纲》《寻乐大旨》，又列有鹿善继、孙奇逢二人的小传。前面有薛凤祚的《自序》，说此书一出，应当与孔、曾、思、孟四位圣贤的书一同像星辰和太阳一样在中天显行。他的说法实在太夸张了。又说这部书与科举业并不相距太远，如果有人从中有所领会，用来应试，主考官一定会惊叹羡慕，使他在众多士子中夺魁。这又是多么鄙陋啊！薛凤祚在天文、地理方面都能阐明深奥道理，《两河清汇》《天学会通》《天步真元》等书已经卓然足以自行传世，又何必画蛇添足呢？况且这两部书都有刊本，哪里需要借助薛凤祚来标榜？即使只就这两部书本身来说，这也是画蛇添足。《四书大全纂要》（没有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清代魏裔介撰写。魏裔介还撰有《孝经注义》，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明代永乐年间所撰的《四书大全》内容泛滥而庞杂，参加科举的读书人很少能穷尽其中的学说，于是摘取其中的要领，使之简明易于诵读。然而《大全》繁杂万端，正如沙中的金屑，本来就没有多少精华。魏裔介所摘录的内容，又未能完全删去枝蔓；若说因此独得精华，也不过是白费心力罢了。《四书惜阴录》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徐世沐撰写。徐世沐还撰有《周易惜阴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胡渭生、赵天润、仇兆鳌的《序》，以及《自记》一篇。后面有陆陇其的《跋》。拿陆陇其的《三鱼堂集》来核对，其中文字相互符合，确实不是假托陆陇其之名。不过，这部书并不赞同陆陇其的说法。据徐世沐《自记》说：“仇沧柱给我看关中李中孚的《身反录》。李中孚曾在毗陵讲学，我曾经与他见过一次面。他深深惋惜南浙两省的学者受科举业的妨害；当时我心里不服，认为南方士人一定不如北方士人。这样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了，他的学问已经成就，声名也已经建立，南方士人竟然没有人能同他抗衡。我细读他的《录》，越读越不服，于是摘取《录》中几处内容，向仇沧柱老人质疑。我狂妄而不自量，继续写成《惜阴二集》，不知不觉积成二十一卷，几乎有六百叶。”又说：“李氏从陆王之学入门，而出入于程朱及四子之学。我从程朱之学入门，而以周、宋八位贤人为准则。虽然受到南方学风的熏染，在刚强严峻方面确实有所不及；但古人所说的醇厚正大，我却应当承担此义，不愿多所退让。”如此等等。由此看来，世沐这部书大概是为了同盩厔李颙争论而作的。所以陆陇其欣赏它能够排斥陆、王之学，便为它作《跋》。然而讲学是为了阐明道理，并不是为了争胜。只为朱熹、陆九渊而争论，已经免不了门户之见，何况世沐以圣学的继承者自任，却不能化解南北之间的界限，那么首先就是不能克制自己的私心了；这样又有什么学问可讲呢？《三鱼堂四书大全》四十卷（通行本） 清代陆陇其编。陆陇其还撰有《古文尚书考》，已经著录。当初，明代永乐年间，胡广等奉诏撰写《四书大全》，暗中依据倪士毅的旧本，草率成书；而且又不善于剽窃，内容庞杂割裂，抄袭的痕迹十分明显。虽然明朝二百多年一直把它悬为功令，但讲章一派也由此形成。庸俗浅陋的说法相互沿袭，于是竟仿佛朱子的著作专门为时文而设，经典义理从此荒废。这部书取用胡广的书，删去其中烦琐重复之处，刊正错误，又采录《蒙引》《存疑》《浅说》等书的要旨来增补，自然比原本略胜一筹，但最终还是未能彻底清理干净。它的初稿完成于康熙辛酉年，前面有《自序》，当时还认为尚未定稿。到了晚年编纂《困勉录》时，又取这部书互相参照，另外用朱笔标点编次，才成为定本，但还没有来得及重新作《序》。所以他的门人席永恂、侯铨、王前席等校刊时，仍把原来的《序》置于卷首。实际上，是《序》写在前面，而这部书完成在后面。《大学》《中庸》仍然一并载有《或问》，也沿袭《大全》的旧例。卷末附载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不知道是什么人从《困学纪闻》中采辑而成，并不是王应麟原来有这部书。《续困勉录》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清代陆陇其撰写。陆陇其所著《困勉录》，分为学、问、思、辨、行五类。这部《续录》则专门解释《四书》，共《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二卷。其中多采录时文评语，似乎把《四书》看得过于狭窄了。《四书初学易知解》十卷（内府藏本）

译清代邵嗣尧撰写。邵嗣尧还撰有《易图定本》，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江南督学时刊刻的。每章前面作口义，后面附论断，专门为童蒙讲解而设，所以称为《易知》。邵嗣尧任官清廉刻苦，直到今天，凡是他任职过的地方都称他为名宦。但他自命过高，有时也流于偏激。例如解释“于我如浮云”一句时说：“不只是以不义取得的富贵如浮云，即使合乎义的富贵也如浮云。不只是富贵如浮云，就是我自身也如浮云。”这类说法，大概是想阐明不爱官、不爱钱、不爱生命的意思，但过于追求痛快，不免堕入禅宗了。《四书述》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陈诜撰写。陈诜还撰有《易经述》，已经著录。这部书大多不以朱子的《章句集注》为依据。例如把《大学》“听讼”一章解释为“格物”，又认为朱子的《补传》不懂圣贤经传中变化造化的妙处。他的学说大概源出姚江学派，而在姚江学派中又主张调和折中的说法。看他的《自序》说：“朱子担心佛教足以迷惑人，所以明确而切实地加以分别疏解，作为下学所应遵守的准则。陆子省略枝叶而专门揭示宗旨，大概同朱子有一本分散为殊的区别，并不是有所悖谬。”如此等等，他所学的宗旨就可以看出来了。《四书钞》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代秘丕笈撰写。丕笈字仲负，故城人。康熙癸丑年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这部书认为，近世四子之书大多受到新说的迷惑，于是编纂辑录《或问》以及《大全》《蒙引》《存疑》等书的说法，汇成一编。因为内容不是出自自己，所以以“钞”为名。书旁批注评阅的话，则是丕笈自己抒发的见解。《四书贯一解》十二卷（编修闵惇大家藏本） 清代闵嗣同撰写。嗣同字来之，号双溪，乌程人。康熙乙卯年副榜贡生，官为景宁县教谕。这部书对每章分别作总的解释，但不录经文。全都取用各位儒者的说法，再融会贯通自己的意见，写成篇章。其中说法有相同和不同的，就另行附在后面，以备参考。《四书索解》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还撰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的儿子远宗编成的，原名《四书疑义》，有问有答。毛奇龄去世后，远宗搜集编纂成书，保存疑问而删去解答，名为《疑案》。毛奇龄的门人王锡为它作序，说：“如果一定要有解答，那只是求解的人还没有找到罢了。一经考察探索，世上学者这样多，难道没有先感到惊讶、继而产生疑问、最终豁然开解的人吗？”于是改名为《索解》，但有问而没有回答。它的宗旨在于驳斥《注》，但表现出来却像是在攻击《经》。而且据王锡所作的序，这些解说已经散见于毛奇龄的各部书中，又何必重新写出这部书，沿袭禅家机锋的习气呢？这样看来，他不是想解释经书，只是想使世俗惊骇罢了。汉、晋以来的儒家著作，从来没有这种体例。《大学知本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这部书依据古本《大学》的说法，来攻击朱子关于“格物”的《传》。开头是《知本图说》，其次是四幅《知本图》：一名《大学有本》，一名《格物知本》，一名《格物以修身为本》，一名《修身以诚意为本》。末尾是《附录》，另有《后图》。他把《大学知本》和《中庸立本》并列，两个图的节次相互配合，也都是前面有《图说》，后面有《附录》。知和行必须并用，博学和约取必须兼备；圣贤经典的文字有时会偏重一端，但道理不能偏废。《经》文既然明说“格物”，即使没有《补传》也一定有相应的解释。毛奇龄却把格物解释为量度之意，把知本解释为诚意；却不知道在还没有知本的时候，凭什么方法来量度呢？既然已经把诚意指为根本，那么遵循它实行就够了，又为什么还要量度？毛奇龄历来诋毁先儒，却很尊崇乡里的学说。他直接指出的知本，仍然是王守仁所说的良知；他主张的诚意，则是刘宗周所说的慎独。他又自称这是嵩山庙市高笠先生所传、辽东贺钦之孙秘密传授的，大概是托辞。《大学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是用来回答他的门人、余姚人邵廷采的提问的。仍然根据他的《大学知本图说》加以发挥，归结到良知之说上。他解释“在明明德”一句，把“明明”二字作为重文连读，就像把“明德”连读一样；如果德已经明白了，还要再明什么呢？不必从远处引用其他说法，即使以《大学》“克明峻德”来说，德已经高明了，还要再明什么呢？他所引用的“明明”重文的证据，《尚书》三条、《诗》四条，都是他在《四书賸言》中所说的“把雩见看成龙，把王良看成星”那一类说法。《逸讲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这是清代毛奇龄的论说，由他的儿子和门人编录而成。上卷是章世法所记录的，是他讲解《孟子》“不动心”一章的稿本。第二卷是他的侄子文辉所记录的，是他讲《论语问答》的内容。第三卷题为《大学辨业》，是楼宅中所记录的。《大学辨业》是毛奇龄的门人、蠡县人李塨所著。李塨起初拜博野颜元为师，后来舍弃颜元而跟从毛奇龄；后来撰写这部书，又兼采颜元的说法。因此毛奇龄厌恶他背叛自己而加以攻击，大体都是互相辱骂争论的话。这部书所录的是毛奇龄零散残缺的稿子，所以称为“逸讲”；其中夹杂着门人、子侄附加的议论，所以称为“笺”。《中庸说》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这是清代毛奇龄的论说。由他的门人章大来、楼宅中、朱樟、陈佑，以及他的儿子远宗、侄子文辉编次，并各自附上自己的说法，都同朱子的《章句》不同。全书大旨以慎独为主，阐发刘宗周的宗旨。刘宗周是毛奇龄的同乡。毛奇龄博览熟悉群书，他解释经书，长于考证。至于舍弃考证而谈义理，就是放弃自己的长处去从事不擅长的事情，并非他的所长。再加上辩才，越是辩说就越支离，这本来就是他的特点。《圣门释非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陆邦烈编。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是毛奇龄的门人。这部书因为认为朱子的《四书集注》中对各位贤者的说法颇多疑问，或者会产生流弊，于是取毛奇龄《经说》中所载的各种论说汇集成书，并附上毛奇龄门人、子侄的各种说法，用来辨明那些说法的错误。书前有邦烈的《自记》，说：“北宋各位儒者树立门户旗帜，不能容忍一个人指责非议。例如刘共父改动《二程全书》一两个字，便写札子四处散发，痛加讥刺贬斥，一定要让它恢复旧文才罢休。然而对于先圣、先贤，却任意敲击驳斥，《大学》《孝经》连篇删改。即使孔门各位贤者，又有谁没有受到他的削改？推究他的用心，实在有压抑圣贤、抬高同类的意思。因此略微辑录先生所说的话，以及其他书中偶然记录、可以引用作为依据的内容，汇成一卷，名为《释非》。我认为圣门的口头说法，各自都有精深义理，也许不能全盘斥为错误。”如此等等。考察宋儒标榜门户、借此压制天下异端，确实在所难免；但要因此判定他们诋毁诬蔑圣贤，就未免是过于苛刻的深文周纳了。而且朱子的《集注》补充修正旧说，本来是担心后学误解，也不是以排斥孔门为主旨。即使说这部书不是邦烈所作，也可以。这个版本刻入《西河合集》中，旧题为毛奇龄自撰。如今考察事情的始末，实际上是邦烈所作。其中例如说：“‘本’字在书中不训为‘始’，只是宋人的《广韵》因为程子的这一解释而增加了‘始’的训义。”考察陈彭年、邱雍等重修《广韵》是在大中祥符年间，那时程子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因为程子的说法而增加这一训义呢？像这类说法，似乎不是毛奇龄应有的见解。又如朱子《与张栻、刘共父书》说，《二程遗书》是胡安国改订的，而这篇《序》却写成是刘共父改订的，也错了。因此改题为邦烈所作，以符合事实。《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代李塨撰写。李塨还撰有《周易传注》，已经著录。这部书解释经义，多同宋儒相反。李塨的学问大概出自颜元，以讲求实际功用为主。因此对于程朱的讲习、陆王的证悟，凡是不切合修身立身和治理世事的，一概说成空谈；对于心性之学，排斥攻击尤其厉害。他解释《四书》，也就是这个宗旨。其中只有《孟子注》没有完成，现在流传的只是《论语》《大学》《中庸》。《论语》多采用古义，也兼取毛奇龄的说法。例如把“无所取材”依据郑康成解释为“桴材”，把“偏其反而”依据何晏解释为“反经合道的譬喻”，就不免有意强行造成不同，故意与旧说相违。《大学》采用古本，把“大”读作“泰”，把“亲民”的“亲”读作本字，都仍然是旧说。他把“格物”的“物”解释为《周礼·司徒》所说的“乡三物”，则是李塨自行阐发他的学说。《中庸》不采用朱子关于天道、人道的说法，一切归结于实际，用人事来证明。在这三部书中，《中庸》的解释较为完备严密。《传注问》则仿照朱子《或问》的体例，逐一辨析取舍的理由。言辞语气多不和平，只是凭气势压倒别人罢了。《四书反身录》六卷、《续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李颙撰写。颙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年被荐举为博学鸿词，因年老不能赴京而作罢。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西巡，召李颙入见。当时李颙已经衰老，便派儿子慎言到皇帝驻跸之处陈述情由，并把所著《二曲集》《反身录》进呈。皇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来奖勉他。这部书原题为“二曲先生口授、鄠县门人王心敬录”。“二曲”是李颙的别号。水流弯曲的地方称“盩”，山势弯曲的地方称“厔”。盩厔处在山水弯曲之处，所以借其地名来称呼李颙。这说明此书由王心敬记录，李颙只是口授。不过核对书中《序》的年月，书完成时李颙还在世并且见过，因此不是死后追记之作，实际上仍是李颙亲自定稿的。李颙的学说本于姚江学派。书中所载，例如认为《大学》“格物”的“物”是身、心、意、知以及家、国、天下之物，也就是“物有本末”的“物”。又说：“明德与良知没有分别。念头刚刚微微生起时，良知立即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知道善就实际实行善，知道恶就实际除去恶。不使所知受到蒙蔽，心才会自然满足。”如此等等，这些说法都仍然本于王守仁。书中又引用吕原明过桥时，抬轿的人落入水中，有人被淹死的事。原明安坐在桥上，神色和平常一样。原明自己说从来没有动心。李颙称赞他面对生死而心不动，说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他呢？对于死生都不改变心志，当然足以证明学者修养的功力。然而如果一定按照李颙的说法，那么孔子穿着便服经过宋国以及孟子不站在高墙之下，也都算是动心了。而且“马厩失火”时必定先问“有没有伤人”，“忽然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时必定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抬轿人淹死而原明安坐不动，这只是原明平时强行压制自己的内心，最终流于刻薄冷酷的过错。李颙反而称赞这为不动心，那么同告子所谓的不动心有什么区别呢？这也是主持得过分，而流于偏执驳杂了。《辟雍讲义》一卷、《大学讲义》一卷、《中庸讲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杨名时撰写。杨名时还撰有《周易札记》，已经著录。《辟雍讲义》是乾隆元年杨名时兼任国子监职务时所撰。《大学讲义》《中庸讲义》则是根据他的《札记》中的说法加以发挥而成。《杂说》（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焦袁熹撰写。焦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经著录。这部书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注疏以及《论语》《孟子》注疏，同朱子的《章句集注》逐一对勘，裁断是非，其中多偏袒朱子。例如其中考证有过于疏略之处，说《论语》孔安国注中“诔祷”是篇名，却不知道“诔”是施用于死者之后的文辞，也没有详考孔注的出处。现在考察《周礼·大祝》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其中第六种叫作诔。”郑玄注引用《论语》说：“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贾公彦《疏》说：“活人有疾病也可以作诔，列举他生前的德行而写成文辞，这同鲁哀公为孔子作诔的意思相同。”这正是死后以谥号命名的文辞叫诔、活人祈祷也叫诔的明显证据。为什么偏偏要怀疑孔安国的注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译△《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清代邱嘉穗撰写。邱嘉穗字实亭，上杭人。康熙壬午年举人，官任归善县知县。这部书的主旨认为，《大学》中“格致”一传原本并没有散佚，只是竹简错乱；不但朱子补出的内容是错误的，诸儒所厘定的也都不妥。因此参酌旧说，把“物有本末”一节、“子曰听讼”一节、“《诗》云：邦畿千里”一节、“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最后加上“此谓知之至也”一句，合成“格物致知”这一传，并加以解释说明。他的意思是把丰坊伪造的石经当成真的，但又没有见到丰坊的原本，只是依据锺惺《四书聚考》中所载的内容。又因为看到朱彝尊、毛奇龄等一向号称博学多闻的人，都援引旧文，对此进行猛烈抨击，于是态度犹疑退缩，不敢公开申辩。然而他截取“《诗》云：邦畿千里”十个字，实际上用的正是伪石经本。△《中庸本旨》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朱谨撰写。朱谨号雪鸿，昆山人。这部书前面有康熙己丑年魏一川的《序》，说他一年改写一稿，历时超过三十年。现在看这部书，开头列有十七幅《中庸图》，其中把内容分配给五行的说法多有牵强附会。他解释“中”字，说“中”就是太极，也就是伏羲所画的一画竖立起来。他解释“天”字，说上面一画是天，下面一画是地，人处在天地之间。魏一川的《序》又替他补充解释“庸”字，认为古文写作“[缺字]”。“[缺字]”是古代的“庚”字，属阳金；“[缺字]”是古代的“镛”字，是一种乐器，并且把它附会在黄钟的末尾。这些说法也都是牵强附会。他的注释把天命作为源头，把无声无臭作为归宿，多涉及恍惚玄虚之说。他的《中庸续论》又常常评论文章法式，比如说“三重”章、“大哉”章是两扇相对的格局，不显露排偶之类，最后也把这些说法归结到时文上去了。△《大学本文》一卷、《大学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清代王澍撰写。王澍有《禹贡谱》，已经著录。这部书取《大学》《中庸》的正文以及朱子《章句》的原《序》，分别加以批点，大意是想借文章法式来阐明书中的义理。然而圣贤经典虽然是文字的祖宗，却不能用后人的篇章法式、句法来要求。世间流传苏洵评论《孟子》、谢枋得评论《檀弓》的说法，都是出自明人的刊本；其源流传授无法查明，大概都是后人伪造的。王澍沿袭这种做法，实在不是先儒的旧法。他既采用朱子的改本，发挥文字的妙处；又列出《古本》一卷，对古本也同样发挥其妙处。古本正确，改本就错误；改本正确，古本就错误。把两者同时尊奉，岂不是两方面都受到损害吗？△《大学困学录》一卷、《中庸困学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澍撰写。自明代以来，解释《四书》的人只把寻绎文句脉络作为敷衍时文的工具。王澍对于这两部书，独自发挥求学治学的功用，其见识胜过坊间刻印的讲章。但他旨在讲得详尽明白，有时失之冗长，所以也难免偶尔有出入。例如《大学补传》第五章辨析陆九渊、王阳明关于致知的错误，极其清楚；可是《传》第七章又说“心中不可存一物”，这就仍然混入金溪、姚江一派的路数了。吕坤《呻吟语》说：“佛氏谈论心，争论有心还是无心；儒者谈论心，争论是正是非。比如贞洁女子思念丈夫、忠臣思念君主，难道可以说是放纵其心吗？”这个说法是对的。又怎么能把心中不存一物说成正心呢？其中也偶有宽泛空廓的说法。例如解释《中庸》第二章，说君子“时中”只是敬慎其意，把敬说成无所忌惮的反面，却不知道“时中”二字贯通上下、贯通内外，应当由格物穷理、明体达用而来，不是一个“敬”字所能完全概括的。又如解释《中庸》第二十章，说《九经》每一句里面都包含一篇《西铭》，道理固然如此，但不能这样解说经书。如果一定要由此类推到极致，那么即使说每一句里面都包含一篇《太极图说》，又有什么不能讲通的呢？△《成均讲义》（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孙嘉淦撰写。孙嘉淦有《春秋义》，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孙嘉淦代理国子监祭酒时所作，他把《大学》“圣经”一章看作学者入德的门径，于是逐节疏解，用来阐明朱子《章句》的意义。他讲解“致知格物”时说：“释氏想要正心，却不先诚意；陆子静想要诚意，却不先致知；王阳明想要致知，却不先格物；只有程、朱的著作详细说明格物，独自得到了孔子的传授。今天学者的弊病是：讥讽释氏不能诚意，却连同他的正心也一起否定了；讥讽陆子静不能致知，却连同他的诚意也一起否定了；讥讽王阳明不能格物，却连同他的致知也一起否定了；名义上说是在守程朱之学，却连同格物也一起丢失了。古人所说的‘物’，是充满天地之间的法象、道理和器物，书籍只是其中的一种。古人所说的‘格物’，是把事理的广大精微推究到底，读书只是其中的一种。古人所说的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作文只是其中的一种。古人所说的作文，体制多得不可枚举，制艺只是其中的一种。这样看来，今天士人所学习的内容，同古人纲领条目的完整体系相比，究竟相差多远呢？”这番话也相当切中了当时学者的弊病。△《五华纂订四书大全》十四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清代孙见龙撰写。孙见龙字叶飞，号潜村，乌程人。康熙癸巳年进士，改任庶吉士。这部书是孙见龙掌管云南五华书院时编纂的，所以以“五华”为书名。《自序》说，对于《四书大全》的旧本，错误的加以订正，偏颇的加以删削；明代以来各家的制艺评语，也一并采录进去。间或附载近代李光地、杨名时的说法。孙见龙自己的见解，也附在后面。△《四书纂言》（无卷数，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代王士陵撰写。王士陵有《易经纂言》，已经著录。这部书采集坊间刊刻的《四书》讲章，编排成书。把先儒的说法列在前面，把近人的说法列在后面，间或也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推阐。大体上以永乐《四书大全》为蓝本。△《大学偶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张文檒撰写。张文檒字风林，又字树声，萧山人。康熙甲午年举人，官任成都县知县。这部书共四十六条。虽然以《大学偶言》为名，前面有刘绍攽的《序》，也以《大学》为论说对象，但书中多谈理气、心性，辨析各家的是非；谈《中庸》的内容较多，解释《大学》的仅有几条，不明白其中原因。张文檒受业于毛奇龄，所以这部书也沿袭了他的老师的学说。只是张文檒到乾隆甲子年还在世，在当时各种争论已经大体定论之后，他知道毛奇龄意气用事、言辞严厉，受到后人的不满，因此吸取前车之鉴，措辞和语气比较平和。他关于人没有两种本性的论述，同颜元《存性编》的说法相同，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说朱子补写《大学·格物传》完全是禅学，则是有意巧妙诋毁，纯粹属于门户之见。△《成均课讲学庸》（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崔纪撰写。崔纪有《成均课讲周易》，已经著录。这部书也是他任国子监祭酒时所著。书中的主旨说：“《大学》以谨慎行动为宗旨，所以所说的多显明；《中庸》以主持静守为宗旨，所以所说的多隐微。究其根本，体和用同出一源，显和微彼此贯通。学者只有从《大学》的显明处探究其微，又阐发《中庸》的幽深之处，才或许能够一并得到它们的源流和旨趣。”然而把《大学》《中庸》分别归属于隐微和显明，又说《中庸》以主静为宗旨而不谈存诚，似乎在道理上终究不够周密。△《读孟子札记》（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崔纪撰写。这部书认为，《孟子》七篇的主旨出自《大学》：其中谈性情，就是“明德”；谈知言、养气，就是“明之”的工夫；告诫齐、梁诸君要与百姓同忧同乐，就是“恕”和“絜矩”的意思；他把孟子关于执中的论述比作射箭的技巧、秤量的权衡，就是至善的道理。这种说法也自成一套道理。然而圣贤的旨意本来就是贯通的，实在不必这样逐节附会。又说它本于《中庸》，也没有必要。△《论语温知录》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崔纪撰写。全书都是他平日读《论语》时所作的笔记。他任湖北巡抚时，才把这些笔记汇集编纂起来。每章总论其大意，主要都是为了阐发《集注》。△《四书参注》（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代王植撰写。王植字槐三，深泽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至邳州知州。这部书多抨击注疏，以此表明自己尊崇朱子的意思；其中抨击郑玄、孔颖达，比抨击赵岐、何晏、孙奭、邢昺更厉害。然而正是先有汉儒的训诂，才能有宋儒的义理，二者相互承接而逐步深入，所以越是严密，内容就越深。若一定要把经师全部扫除，只标举道学，未免是门户之私。譬如天文、算术，都是今天的学说严密而古代的学说疏略，难道也能排斥羲氏、诋毁隶首吗？而且书中采录的多是近代王廷诤、崔纪、傅泰等人的说法。这些人研究《四书》，固然各有所得；但突然把他们置于郑玄、孔颖达等儒者之上，恐怕这些人自己也未必心安。△《菜根堂札记》十二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清代夏力恕撰写。夏力恕字观川，孝感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任翰林院编修。这部书是乾隆己未年至辛酉年间，夏力恕在武昌书院与诸生讲授《四书》时所作。起初名为《题解》，大概是专门为制艺而写的，已经付梓刊行。丙寅年以后，他又取程、朱的学说相互校订异同，编成这部书，到戊辰年才脱稿。他的父亲认为这件事不只是关系到时文，“题解”这个书名也不佳，于是改成现在的书名。这些情况见于夏力恕的《自序》。而《题解》的旧《序》也一并保存在卷首，没有抹去它的原始面貌。原书本来有十八卷，后来增加的六卷另题为《证疑备览》，都是考辨《四书》中的名物、典故。这一版本有著录而没有书本，前面还有朱印写着“证疑备览嗣出”，大概是刊刻还没有完成。△《中庸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任大任撰写。任大任字钧衡，吴江人。这部书分段解释，只标明章节次序，不抄录经文，大体上多是先儒旧说的余绪。△《四书录疑》三十九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清代陈绰撰写。陈绰有《周易录疑》，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康熙后一个壬寅年。全书《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都是每章摘取句子加以解释。然而解释《章句集注》的多，解释经文的反而少。全书主旨在于钻研朱子的学说，对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务求阐发得淋漓尽致。大概就像研习《春秋》的人以经文命题，却用胡氏《传》来作文一样。根据他儿子陈湜《跋》中的话，陈绰确实积累了几十年的力量，才写成这部书；陈湜也不时附加自己的记载。大概他们父子把这当作世代传承的学问。△《四书本义汇参》四十五卷（赞善韦谦恒家藏本） 清代王步青撰写。王步青字汉阶，有时自己题作“罕皆”，以同音字相代。号已山，金坛人。雍正癸卯年进士，官任翰林院检讨。这部书有《大学》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全书主旨依据《章句集注》裁断各家的是非，并引用朱子的《或问》《语类》《文集》以及元、明以来的讲章，逐条分析，作为证明和佐证。对于文句脉络和字义，推阐得相当详细。在近代的讲章中，还算比较切实。考察古代本来没有“四书”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实际上始于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立即超过汉唐诸儒；至于解释《四书》，确实也没有超过朱子的人。所以自明代以来，科举之学都以朱子为准。然而圣贤确立训诫以垂教后世，并不是为了供后人辩说，也不是为了编写语录。即使朱子的《章句集注》，也是为了阐明圣贤之道，并不是供后人揣摩以求取科第。这部书却用科场八股文的法式来计较得失，已经是只追逐影子而丢失实体了。

译书中《发凡》批评汪份删编的《四书大全》，又参取阎若璩、顾炎武的说法，其中有些同朱子相左。这是因为没有考察汉学、宋学各自都有源流。至于伪造的《或问小注》，明明知道它是假托朱子，却故意含糊其辞。大概是担心一旦斥责它为伪书，就不能借朱子的名义压服众议，所以把它保留下来作为疑案，不愿明白说出。却不知道，其中的说法如果可取，不必因为是伪本就废弃；书虽然不真，也不必因为其中的说法可取，便连伪本的事实也加以隐讳。判断是非，通常应当以书中的说法为准，不必一定要使这部书出自朱子之后，才说其中的说法正确。这也说明他的门户之见还没有完全消除。△《鳌峰讲义》四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清代潘思榘撰写。潘思榘有《周易浅释》，已经著录。鳌峰书院在福州，由巡抚掌管。这部书是他任福建巡抚时同诸生讲解《大学》《中庸》的言论，由诸生编纂刊行的。△《论语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桑调元撰写。桑调元字弢甫，钱塘人。雍正癸丑年进士，官任工部主事。这部书解释《论语》共五百条，分为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为五子卷。所讲的都是阐发《集注》尚未尽到的意义。例如说“人知道有欲望便不能刚强，却不知道没有欲望还不算刚强”之类，论述颇为细密。然而这部书是他的门人记录的，为了尊崇老师的学说，一个字也不遗漏，有时连他偶然批注的几个字也全部记录下来。例如“不有祝鮀之佞”一章，只注了“自古如此，可伤可叹”八个字，此外一句话也没有。这难道是解释经书的方法、著书的体例吗？如果再删削淘汰一些就好了。△《四书约旨》十九卷（礼部尚书德保家藏本） 清代任启运撰写。任启运有《周易洗心》，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平日同门人讲习以及随笔札记的文字。其中有些考证，例如谈到管叔以殷人叛乱时，说管叔在武王时期监临殷地，曾经有功，并引用《汲冢书》作为依据。不过全书大旨是为科举而作的。△《翼艺典略》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萧正发撰写。正发字次方，庐陵人。这部书开头有《至圣纪》一卷、《诸贤纪》一卷、《二帝三王纪》一卷、《春秋纪》三卷、《战国纪》一卷、《庞纪》三卷，都是诠释《四书》典故的。“翼艺”这个名称，据卷首刘吴龙的《序》说，是指给制艺增添羽翼。由此可以知道他撰写这部书的用意了。△《读大学中庸日录》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康吕赐撰写。吕赐字复斋，别号一峰，又自称南阿山人，是武功人。这部书包括《读大学日录》一卷、《读中庸日录》一卷。他说王文成以格物达到致良知，这种功夫使知和行同时达到，自然切实而精详。又说：“《中庸》提出慎独，就是孔子所说以敬修己的根本脉络；王文成又把它提炼得明白快捷。”两部《日录》的大旨，已经尽在这段话中。书前载有他自己撰写的《墓志》一篇，叙述他的讲学宗旨最为详细，也自称是姚江学派的支派。△《江汉书院讲义》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王功记述他父亲心敬的学说。心敬有《丰川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心敬在湖北江汉书院时与诸生讲论《四书》的内容，王功记录并保存下来，所以每条都称“家君曰”。由于附刻在文集中，所以书名标作《丰川全集》，而把《存省稿》作为子目。△《四书说注卮词》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本朝胡在甪撰写。在甪是永年人，乾隆丙辰进士，官任湖北松滋县知县。这部编著虽然以“说注”为名，但颇有借此讲学的意味，还不像乡塾讲章那样完全为时文而作；不过也没有完全脱离坊刻书的旧习。大概他最初下功夫时，是从讲章入手的。△《四书顺义解》十九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本朝刘琴撰写。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举人，官任顺义县教谕。这部编著都是先标出章次，然后依照原文推演其意义。每节末尾，又杂引旧说加以分析。因为成书于任顺义县教谕时，所以用“顺义”命名。书前有同乡边连宝的《序》，说他从雍正丁未到乾隆壬午，经过三十年才脱稿。临死时，还在斟酌修改。又说他始终以紫阳为宗旨，不敢稍有违背。△《四书就正录》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陈鋐撰写。鋐字宏猷，嘉定人。这部书杂取坊间刻本的讲章加以敷衍，多沿袭陆陇其、汪份两家重新订正《四书大全》的学说。△《四书晰疑》（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陈鋐撰写。这部书成于乾隆辛酉。书前有《例言》，说：“《四书》的疑义虽然很多，其中有些说法或许确实符合经义的，一概不敢赘述；特意辑录朱《注》以来各家学说中不完备或尚未确定的内容，所以《论语》《孟子》较少，而《大学》《中庸》较多。”现在考察它的见解，仍然没有超出他所著《就正录》的范围。△《虹舟讲义》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祖惠撰写。祖惠本来姓沈，字屺圣，嘉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任高安县知县。这部编著大体上沉浸玩味《章句集注》的文字，对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推求其语意。他的体会颇费苦心，即使放在时文作家中，也可以说是作文的指南。△《四书句读释义》十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范凝鼎撰写。凝鼎字庸斋，自号磨镜居士，洪洞人，是选拔贡生。这部编著成于乾隆癸酉。《四书》的编次采用朱子原本，都是先辨明句读，然后解释文义。先列《集注》，再录《或问》《语类》。其余各儒家的议论，凡能与朱注相互发明的，就选录下来；稍有相同或不同之处的，则斥弃不载。△《四书讲义尊闻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戴鋐撰写。鋐字景亭，长洲人。他认为《四书大全》中的各家学说纷繁错杂，使人无所适从，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编次。每章前面列出《总旨》，每节下面列出《本义》和《附解》。《总旨》《附解》都以《大全》所收各儒家的话为本，又增补元、明以来的各种说法；《本义》则顺着原文解释，大略像直讲的体例。这大概也是科举之学。△《四书穷钞》十六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王国瑚撰写。国瑚字夏器，号珍吾，临县人。这部书卷首有郭九有的《序》，称它为《四书主意》；但书名又称《四书穷钞六补定本》。疑心这部书不是一次成稿，所以命名也随时不同吗？其中的解释颇多与朱子相异，但只是钻研于字句之间，并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朱子的地方。△《古本大学解》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本朝刘醇骥撰写。醇骥字千里，号廓菴，广济人。这部书遵用古本《大学》，不分《经》《传》。开头是《大学考》，其次是《戴记》中所载的古本，再其次是《大学解》，竭力辨析二程子、朱子以及董槐、王柏等人改本的错误。窜改古经以迁就自己的意思，这种做法本来就不可取；然而姚江学派之所以一定要恢复古本，实际上是想借此追溯其学说的起点，确立“始知本”，不谈格物的意义，以暗中辅助良知，并不完全是为了尊崇经书。△《杂说》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也没有序跋。看它的纸张、墨色和圈点，不过是几十年以内的东西，大概是近人所作。这部书包括《读论语注疏》一卷、《读大学注疏》一卷、《读中庸注疏》一卷、《读孟子注疏》五卷。全都摘出旧文，辨析其中的得失，大体上凭自己的意见作判断。《读大学注疏》用今本来纠正古本，颇为凿枘不合。今本把格物放在前面，自有今本的道理；古本以诚意为开始，也自有古本的道理。既然不采用古本，那就干脆置注疏于不顾好了；偏要强行把二者合在一起，就是没有揣度根本，却只求整齐末节。──以上“四书类”共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其中十四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案：古书的存亡，大体上都有数目可以查考。唯独坊刻《四书》讲章，刚产生便消亡，像浮沤一样，刚消亡又产生，几乎像扫落叶一样；即使隶首也不能算清它的数目。大概讲章的写作，沽名的人十个中不到一个，谋利的人十个中常常超过九个。每改变一次面貌，就一定能获得一次盈利；每改换一次姓名，就一定会趋附一次新奇。因此它们的事情同幻化一样，花样百出而没有穷尽。拿这些书来看看，实际上不过是陈袭旧本，增删几条，就另标一个书名，另题一个撰写人罢了。像这一类书，保存下来没有什么值得取用，亡佚了也没有什么可惜；其中的剽窃重复，不值得考察辨析；它们的庸陋鄙俗，也不值得纠正弹劾。现在只根据所见，姑且保存其书目；没有见到的，置之不问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