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 经部二十七

译卷二十七 经部二十七 ○春秋类二 △《春秋经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崔子方撰写。崔子方是涪陵人，字彦直，号西畴居士。《晁说之集》又称他的字为伯直，大概是有两个字。朱彝尊《经义考》说，他曾任滁州知州，曾子开还为他写过《茶仙亭记》。《经解》诸书，都是他被罢官以后所作。考察崔子方，《宋史》没有他的传记，只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他在绍圣年间三次上疏，请求设置《春秋》博士，没有得到答复。于是隐居在真州六合县，闭门著书三十多年。陈振孙《书录解题》的记载大体相同。朱震《进书劄子》也称他为东川布衣。朱彝尊的说法，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只有《永乐大典》引《仪真志》的一条记载说：“子方与苏、黄交游。曾经替滁州知州曾子开写《茶仙亭记》，刻在醉翁亭旁边的石碑上。黄庭坚称他为六合的优秀士人。”大概朱彝尊误记了这件事，所以才这样说吧？考察崔子方撰写此书时，王安石的学说正盛行，所以他的著作不能在世上显扬。到南渡以后，他的书才开始显露。王应麟《玉海》记载，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请求下令到湖州取来崔子方所著《春秋传》，收藏在秘书省。绍兴六年八月，崔子方的孙子若把书献上。当时朱震任翰林学士，也上劄子请求。那时大概非常看重他的书。崔子方《自序》说：“圣人想用来衡量当世的是非，写下使后世受到惩戒和劝勉，所以对那些文辞难以阐明的地方，制定条例来显示它。条例不可能全部穷尽，所以有关于日月的条例，也有变例。谨慎地思考，精细地考察，就像网附着在纲上。”又有一篇《后序》，详细说明了他疏解《春秋》的宗旨。大体上是推求《经》的义理，对三《传》作了许多纠正。例如认为晋文公包围郑国，是为了讨伐郑国没有参加翟泉之会；认为郕伯来投奔鲁国，是因为受到齐国逼迫；又根据齐侯灭莱而《经》不写齐侯的名字，辨明《礼记》关于诸侯灭掉与自己同姓的国家时不书姓名这一说法的错误；这些大多是各家未曾阐发的。虽然其中过分拘泥于日月的条例，所持论点不免有偏颇和驳杂之处，但分条列举它的长处和义理，确实足以自成一家。所撰共有《经解》《本例》《例要》三书。《通志堂经解》的刻本只有《本例》。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成书，使各部分恢复旧貌。从僖公十四年秋到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到三十一年，《永乐大典》都缺失，于是取黄震《日钞》所引以及《本例》来补充。其他《本例》所解释而有引申、在此书中没有阐发的地方，或与此书略有不同的地方，也一并节录附在后面。至于卷数和书名，则都依从《宋史》。至于崔子方的原书，《经》文已经看不到了。现在参照这些解释加以考证，知道其大体都取自《左传》，但间或也有采用《公羊传》《穀梁传》的地方，所以和胡安国《春秋传》有时会有异同。△《春秋本例》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崔子方撰写。这部书的大旨认为，圣人的书以编年为体例，以时令为名目，记载日月作为条例。而关于日月的条例又是根本，所以称为《本例》。全书共十六门，都根据日、月、时来推求，并分别列出正例、变例两类。按州分部归类，自成条理。考察《公羊传》《穀梁传》两部《传》，专门把日月作为条例，本来有穿凿分割、琐碎支离的弊病。然而《经》记载“公子益师卒”，《左传》说“鲁公不参加小殓，所以不记载日期”，可见以日月为例，在两《传》以前就已经存在。推测当时距离圣人不远，必定有所承受。只是圣人取舍删削，在其中寄托的义理深广宏大，日月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条例。因此两家所说有时也能相合。如果用它来概括整部《经》，就会支离纠缠，不能全部讲通。至于确实讲不通的地方，于是曲折迁就，便产生了变例。这不是把日月作为条例的过错，而是把所有内容都用日月作为条例来解释的过错。也正如《易》中互体并不是取象的一种义理；如果每一卦都一定要用互体来寻求卦象，穿凿就会更加严重。啖助、赵匡把各种条例一概扫除，这难道不是因为有所激愤才这样做的吗？就像王弼抛弃卦象而谈《易》一样。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崔子方这部书的学问在于辨正三《传》的是非，却专门把日月作为条例，正好犯了它所批评的错误而自己没有察觉。他的评论很恰当。不过，依据旧《传》来解释，虽然嫌它拘守成说，但总还胜过放言高论、任凭个人臆测而扰乱圣经。自古以来解说《春秋》的，确实有这样一家，今天也不能仓促废弃它。△《春秋例要》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崔子方撰写。考察《宋史·艺文志》，崔子方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本例》《例要》二十卷，由此可知崔子方原来所著的书中，这部书和《本例》已经合并了。朱彝尊《经义考》说《本例》《例要》十卷，都还存在。而今通志堂刻本把《本例》的目录析出，另作一卷，以凑足二十卷之数，《例要》却缺失了。大概是误把《本例》的目录当作《例要》，不知道另有一篇《例要》。恐怕朱彝尊所见的就是这个本子。所以他说“并存”，也是错误的注释。现在考察《永乐大典》所载，虽然分拆成数十上百条，附在各个字的下面，但搜集编排其中的文字，仍然可以使它们相互连接。与通志堂本所载目录相比，一个字也不相同，明显知道是刊刻造成的错误。现谨慎地编排前后次序，大略依照《本例》的顺序，排纂成编，以恢复崔子方所著三书的旧貌。△《春秋五礼例宗》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宋代张大亨撰写。张大亨字嘉父，湖州人。元丰乙丑考中乙科。何薳《春渚纪闻》、王明清《玉照新志》都记载，他曾任司勋员外郎，后来认为以王国侍读、侍讲作为官名会同朝廷制度相混，于是上奏请求改正。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张大亨的《春秋通训》和这部书，称他为“直秘阁吴兴张大亨撰”，大概是列举他最后担任的官职。考察《左传》的发凡，杜预认为都是周公的礼典。韩起见到《易象》《春秋》，也说《周礼》保存于鲁国。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叶梦得讥讽他不精通礼学，所以他的言论多有自相矛盾。大概礼与《春秋》本来就是相互表里。张大亨这部书认为杜预《释例》和《经》相互抵牾，而且也不能完备说明；陆淳所汇集的啖助、赵匡《春秋纂例》又支离而失实，于是取《春秋》的史事，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依类别记述，各自作总论。义理和条例贯通完整，没有各家拘泥条例的弊病。陈振孙称它“考究详洽”，大概不是过分赞美。元代吴澄作《春秋纂言》，分列五礼，其中有许多地方与此书相同。吴澄不是剽窃别人著作的人，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见到流传的原本吧？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此书十卷，下注“存”。然而各家抄本都缺少《军礼》三卷，已经不是朱彝尊所见的样子了。但《永乐大典》成书于明初，凡是引用此书的地方都是吉、凶、宾、嘉四礼的文字，关于《军礼》则一个字也没有。这样看来，这三卷早已散佚，朱彝尊只是偶然没有核查。△《春秋通训》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大亨撰写。这部书的《自序》说，他年轻时向赵郡和仲先生学习《春秋》。考察宋代《苏轼年谱》，苏轼本来字和仲；苏洵《族谱》称苏轼是唐代宰相苏颋的后裔，世系出自赵郡。如今流传的苏轼《题烟江叠嶂图诗》石刻末尾，也有赵郡苏氏的印章。这样看来，赵郡和仲先生就是苏轼。苏籀《双溪集》记载，张大亨以《春秋》的义理向苏轼请教，苏轼回信说：“《春秋》是儒者本来应当致力的学问。不过这部书有精妙的作用，学者很少能领会。大多在条文约束中寻求它，这就接近法家一派，苛细纠缠，最终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左丘明认识它的作用，却始终不肯把话全部说尽，只略微显露端绪，想让学者自己去求取。”等等。这和张大亨《自序》也相合。大概他的学问出自苏氏，所以议论宗旨也与苏氏相近。陈振孙《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都作十六卷。朱彝尊《经义考》说“已经亡佚”。这部书收载在《永乐大典》中，十二公各自成一卷，而隐公、庄公、襄公、昭公又各自分为上、下卷，正好和十六卷的数目相合。然而每卷篇页不多，弊病在于过于繁琐零碎。现在合并编为六卷，以便查阅，但文字并没有散佚脱漏。△《春秋传》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宋代叶梦得撰写。梦得字少蕴，号石林，是吴县人。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南渡以后官至崇信军节度使。其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叶梦得认为，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主张废弃《传》而遵从《经》，苏辙的《春秋集解》主张遵从《左氏》而废弃《公羊》《穀梁》，二者都难免有弊病。因此，他的书参考《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来探求《经》义；如果从事迹方面不能得到解释，就从义理方面考察；如果从义理方面不能得到解释，就从事迹方面考察，使二者相互发明，颇为精审详核。开禧年间，他的孙子叶筠在南剑州刊刻此书。真德秀为它作跋，称赞它能够驳斥邪说、排斥异端，对世间教化的补益很大。《宋史·艺文志》又记载，叶梦得另有《春秋考》三十卷、《春秋谳》三十卷、《指要总例》二卷、《石林春秋》八卷。如今《谳》《考》两书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还能看出大概；其余都已散佚，只有这部《春秋传》仍是完整的书。《南窗纪谈》记载：“梦得撰写《春秋》类著作，分别有四种：解释音义的叫《传》，订正事实的叫《考》，驳斥三传的叫《谳》，编列凡例的叫《例》。他曾对徐惇济说：‘我这样命名，是前人从未有过的。’惇济说：‘吴程秉撰写了三万多字的书，名为《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这难道不与此相近吗？’”按：这部《传》并不专门解释音义，他的说法已经不对。至于用一个字给书命名，古人有很多先例。即使只就《春秋》而言，“传”本来就是通称，更不必说了。例如《汉书·艺文志》所载铎氏、张氏都有《春秋微》，《公羊传疏》中有闵因的《春秋序》，《后汉书》中有郑众的《春秋删》，《隋书·经籍志》中有何休的《春秋议》、崔灵恩的《春秋序》，孙炎也早已有《春秋例》。叶梦得博学多闻，怎么会没有见过这些？却说古人没有这种书名，必定不是事实。况且《宋史·艺文志》记载叶梦得有《春秋指要总例》，也不叫《春秋例》，大概是小说家附会之说，不足为据。△《春秋考》十六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叶梦得撰写。这部书在宁宗开禧年间，与《春秋传》《春秋谳》一同在南剑州刻印。

译元代程端学撰写《春秋三传辨疑》，多次引用其中的说法，可见当时仍有传本。自明代以来，藏书家都不再著录它，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已经散佚”。只有《永乐大典》保存了不少原文，按次序检校后，还能得到十分之八九。现在将其排比、缀辑，重新编成一部书。这部书的大旨，在于说明他为什么攻击、排斥三传；实际上是依据周代的法度和制作来作判断，起初并不是凭空臆测。因此，书中所说的都是论述、排列周代典章，以求与《春秋》的体例相合。文章辨析广博而纵横驰骋，言论都有根源，大体都典雅精确。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它辨析、考订都很精详，大概并没有说假话。原书前面有《统论》，后面列出十二公，逐条解释叙述而不抄录《经》文。现在全部沿用旧例。至于卷数，则大略按照篇页辑为《统论》三卷；隐公以下，依次编为十三卷，不再拘泥于《宋史·艺文志》所记三十卷的数目。根据叶梦得《自序》，他说：从他的《谳》推求，知道他所订正的内容并非妄说，然后才可以阅读他的《考》；从他的《考》推求，知道他所取舍的内容并非诬妄，然后才可以阅读他的《传》。然而，《书录解题》已经先列《传》，其次列《考》，再次列《谳》。大概《传》是全书的大纲，而《考》《谳》是对其中义理的阐发和疏解。现在仍依照陈氏的编序，把它排在《传》之后。△《春秋谳》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叶梦得撰写。这部书摘抉三传的是非，主张相信《经》而不相信《传》，仍沿袭啖助、孙复的余波。对《公羊传》《穀梁传》多有驳诘。即使对于《左传》，他也根据传末“韩魏反而丧之”的话，认为智伯灭亡时左氏还在世，断定左氏是战国时代的人（按：《经》中有后人续写的部分，《传》中也有后人续写的部分，叶梦得大概没有深入考察。详细说明见《左传注疏》条下），公开加以排击。他辨析说，诸侯世代相互朝见是衰世的事情；宰孔劝晋献公以及鲁穆姜悔过的话，都是后人附会；把十二次解释为分属十二国是错误的；夹谷之会中孔子阻止齐景公的事情也是假托；堕郈、堕费并非孔子的本意；诸侯出入有善有恶；诸侯去世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并不都是褒贬之意；鲁侯到与不到，也不能拘泥于固定成例。虽然他以辨析广博自负，但往往有铺陈翻转过度的毛病。对于《经》的旨意，有时相合，有时相离，不能件件都精确。然而，他所攻击的目标，无不能达到目的，也终究是文章中的豪杰。只是古人是引用《春秋》来断决案件，并不是用断决案件的方法来解释《春秋》。把书命名为《谳》，在义理上本来就不妥。而且左氏、公羊、穀梁都是前代的经学大师，功绩保存在典籍之中，却给他们加上审讯推鞫的名目，在书名上尤其不安妥。这正是宋代儒者轻视前代儒者的积习，不能作为规范。考察《宋史·艺文志》，这部书原来是三十卷。叶梦得又自己记载：《左传》四百四十二条，《公羊》三百四十条，《穀梁》四百四十条。现在依据《永乐大典》的记载，参照程端学《春秋辨疑》，一并加以检查核对。《左传》缺九十条，《公羊》缺六十五条，《穀梁》缺八十四条，大概已经不是完整的卷帙了。不过，它的大致内容已经略具。谨依类别排列次序，厘定为《左传谳》十卷、《公羊谳》《穀梁谳》各六卷。△《春秋集解》三十六卷（内府藏本）。宋代吕本中撰写。旧刻本题作吕祖谦，错了。本中字居仁，是吕好问的儿子。《宋史·本传》记载，他在靖康初年任祠部员外郎。绍兴六年赐进士出身，升任起居舍人；绍兴八年迁任中书舍人，兼任侍讲，权知直学士院。学者称他为“东莱先生”，所以赵希弁《读书附志》称这部书为东莱先生所撰。后来因为吕祖谦曾与朱子交游，且他的名声最为显著，所以后人也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而吕本中以诗歌闻名，诗家多称他为吕紫微，东莱这个称号渐渐被忽略，于是便把这部书移归吕祖谦。不知道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此书时，已经明确说是吕本中所撰。朱彝尊《经义考》曾经辨明订正这件事，只是对《宋史·艺文志》记作十二卷感到疑惑。然而卷帙分合，古今常常不同，并不只是这部书如此。何况陈振孙说：“这部书在三传以下，汇集各家的说法，不过陆氏、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许氏、胡氏几家，而采择颇为精审，完全没有自己的议论。”拿这部书来考察，也与此相合。由此可知，旧刻本误题作者已经确定了。只是《宋史·艺文志》在这部书之外，又另列吕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稍有抵牾。怀疑是宋末刻本已经拆分了原来的卷次，改题为吕祖谦所作，因此相沿传抄而产生讹误，史书也因此重复著录。吕祖谦《年谱》详细记载他所撰写的各种书，都有明确的年月，唯独没有记载《春秋集解》，这本来就是确凿的证据，不必再用其他说法加以怀疑。吕本中曾撰写《江西宗派图》，又有《紫微诗话》，都盛行于世。世人多把他看作文士，却不知道他的经学造诣竟然如此深厚。林之奇曾跟从他学习，又把这门学问传授给吕祖谦，可见其学术渊源是有来历的。△《春秋传》三十卷（通行本）。

译宋代胡安国撰写。胡安国的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按《玉海》记载，绍兴五年四月诏令说：“徽猷阁待制胡安国，是经筵旧臣，命令把所著《春秋传》编纂成书，进呈朝廷。绍兴十年三月书成，进呈皇帝。皇帝下诏嘉奖，授予宝文阁直学士，赐给银币。”由此可见，胡安国这部《传》早已起草成稿，自奉诏撰进以后，又反复修订五年才完成。俞文豹《吹剑录》称，他从开始草创到全书完成，初稿一个字也没有保留，可见用心也很勤勉。不过，这部书写成于南渡以后，所以感慨时事，往往借《春秋》寄托意旨，不必件件都符合《经》的旨意。《朱子语录》说：“胡氏《春秋传》有牵强的地方，然而议论有开有合，颇有精神。”这也是千古以来的定评。明初确定科举制度，大体承袭元代旧制，尊奉程、朱之学。程子的《春秋传》只写成两卷，缺略得太厉害；朱子也没有完成的著作。由于胡安国的学术出自程氏，张洽的学术出自朱氏，所以《春秋》确定采用这两家的著作。大概是看重他们的学术渊源，不一定非要采用他们已经写成的书。后来张洽的《传》逐渐不再施用，于是便只采用胡安国的书。后来渐渐发展到不读《经》，只以胡安国的《传》为主。当时所谓的经义，实际上只是胡安国《传》中的义理罢了。因此，明代一朝，《春秋》之学成为弊病最严重的学问。冯梦龙《春秋大全凡例》中说：“诸儒的议论，尽有胜过胡氏的地方。然而既然已经尊奉胡氏，就很难把他们一并收录，以免扰乱人们的视听。”由此可知当时的风气。到了本朝，朝廷重视并尊崇经学，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这才开始对胡安国的旧说多有驳正。舍弃其中的瑕疵而取其精华，采撷它的精粹，已经足以总括原书。不过，这部书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也不能竟然废弃。谨慎校订后将它抄录下来，以保存一家之言。至于其中有错误疏漏的地方，钦定《汇纂》已经全部摘出，明白地向天下公布，这里不再加以论辨。△《春秋集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高闶撰写。闶字抑崇，是鄞县人。绍兴元年以后通过太学、州学选拔，赐进士出身，历任官职至礼部侍郎。他的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这部书以程子的《春秋传》为根本，所以仍然冠以程子的《原序》。其中的学说杂采唐、宋各家，用自己的意思加以融会，不再标明各家的姓名。史书称秦桧怀疑高闶推荐张九成，于是让他出任筠州知州，他没有赴任便去世了。但楼钥为这部书作序说：“他因以正直之道触犯当时的宰相，被斥退一次后便不再起用。居家食禄多年，完全不因外物而自相牵累。每天都有固定的功课，风雨也不改变。”可见高闶居家以后，过了很久才去世，晚年的精力全都用在这部书上。史书的记载不够详细。高闶的主旨虽然尊奉程子的《传》，但例如程子依据汉代薄昭《与淮南王书》中有齐桓公杀弟的话，便认为子纠是弟弟、齐桓公是兄长。高闶则仍采用三传、《史记》《荀子》的文字，称子纠、小白都是襄公的弟弟；子纠年长，按理应当继位。他完全不依附、不迁就，务求保存本学派的立场。又如他解释“卫人立晋”、解释“夫人氏之丧至自齐”、解释“取济西田”等条，都深深领会了圣人的微妙旨意。他解释“及向戌盟于刘”说：“凡是因为来聘问而结盟的，必定在国内。刘是王畿中的采地，哪里有来鲁国聘问，却远到刘地结盟的道理？大概是下文有‘刘夏’二字，传注者把它解释为春夏的‘夏’，与文公四年‘夏逆妇姜于齐’的‘夏’相同，所以错误地增加了‘于刘’二字。” 又如，他认为“州蒲”是“州满”的讹误。这些也都足以作为一家之说。只是隐公元年“会防”的“防”在琅邪华县东南，《十年》“取防”的“防”在高平昌邑县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诸及郓”的“郓”在成阳姑幕县南，成公四年“城郓”的“郓”在东郡廪丘县东，高闶都把它们混同为同一个地方，考据方面未免有些疏漏。原书早已散佚，只有部分内容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谨按次序排比，汇集辑录成编。《永乐大典》中原本缺失的部分，则采集各书所引用的高闶学说加以补足。首尾完整齐备，又重新编成全帙。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此书为十四卷。现在因为篇页繁重，析分为四十卷。又《宋史·本传》称高闶有《春秋集解》，但《永乐大典》实际作《集注》，与《书录解题》相同，应当是宋本原来的题名。现在一并依从《集注》之名。至于书中所载《经》文，多数采用《左氏》，但间或采用《公》《穀》，大概宋代诸儒大都兼采三传，并不完全像汉代专门经学那样只尊一家。△《春秋后传》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陈傅良撰写。傅良字君举（按：傅良有时写作传良，各种版本互有异同；但他的字是君举，取傅说从版筑之间被举用的意义，所以现在确定写作“傅”字），号止斋，是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宝谟阁待制，谥号文节。其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编书有他的门人周勉所作的跋，称陈傅良撰写此书，将要脱稿时患病；学者想赶快得到他的书，便让佣书者传抄。他删削掉的内容有的还留在编中，增补改正的内容有的却揭去而没有保存下来。因此现在流传的本子，已经不是陈傅良的完整原本了。赵汸《春秋集传自序》在评论宋人解说《春秋》者时，最推重陈傅良，称赞他说：“把《公羊》《穀梁》的说法参照《左氏》，用没有记载的内容来补充已经记载的内容，又从已经记载的内容推求没有记载的内容，掌握了学习《春秋》的要领，在三传之后卓然成为一家名家。可惜他错误地把左氏所记录的内容看作鲁国史书的旧文，却不知道策书有自己的体例，孔子据此加以删削润色的内容，左氏也没有见过。左氏书开头所记载的那些‘不书’的条例，都是史书的体例，并不是孔子删削润色的旨意。

译《公羊》《穀梁》每每用“不书”来发明义理，实际上与左氏所承的师说不同。陈氏把它们合在一起寻求解释，实在失去了各自的本旨。因此，对于左氏所记录而《经》不记载的内容，他都认为是孔子加以删削润色的结果；这样一来，其中不符合圣人的地方也很多。”按：左氏是为《春秋》作《传》，不是为策书作《传》。他所说的“某事因此不书”，或许确实有不明白《经》义的地方；但一定认为那是另外创立的史书条例，似乎不合事实。何况“不修《春秋》”的两条，《公羊传》尚且说是传闻，不应反而认为左氏没有见过。恐怕这些都不足以成为陈傅良的缺点。只有把《公羊》《穀梁》与《左氏》合起来考察，确实切中了他的失误。自从王弼废弃象数之学以后，谈论《易》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自从啖助废弃三传以后，谈论《春秋》的人也日益兴盛。所以解释五经的著作，只有《易》和《春秋》两门所著录的最多。空泛的言论容易驰骋，这里也正是明显的验证。陈傅良处在臆测之说纷纷兴起的时代，却独能依据旧有文献，研究探求圣人的微妙旨意。楼钥《序》称，他在诸生中选择了三名能够熟练背诵三传的人：蔡幼学、胡宗、周勉。他外出做官时，一定带其中一人随行。遇到有人询问，他们的回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他们考察研究，可以说极其详尽。而且他的书虽然多有新意，但在每一传之后一定注明：“这是依据某家的说法”“这是依据某篇文献”。他征引的材料也极为广博。按照这种方法立定体例，世上那些腹中空空却高谈褒贬的人，大概就有所顾忌了吧？陈傅良另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楼钥所作的序，大概是兼论这两部书的。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没有见到。”现在《永乐大典》中还保存着大概内容，但已经残缺，不能编成完整的卷帙，所以不再汇集收录。△《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吕祖谦撰写。吕祖谦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他一生研究《左传》，共写了三部书：一部叫《左传类编》，一部叫《左传博议》，另一部就是这部书。《类编》选取《左氏》的文字，分别归入十九类，后来长期没有传本，只是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已经很难采录。《博议》则根据具体事件立论，评论其中的是非得失。这部书的论点和《博议》大致相同，但推演阐发更加详细。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对《左氏》这部书多有发明，却不加修饰成文，似乎是当时讲说的内容，由门人抄录而成，这个说法很正确。《朱子语录》也说它极其详尽博大。不过，它遣词造意颇有过于工巧之处。考察吕祖谦所作《大事纪》，朱子也说其中有纤巧之处，并称他“指斥公孙宏、张汤奸诈狡猾的地方，都说得使人羞愧至极”等等。这样看来，朱子所说的“巧”，是指他的笔锋锐利，凡是指摘之处都刻露分明，毫不留情；并不是说他巧于巧辩，以至于颠倒是非。《书录解题》记载此书为三十卷，而这个本子只有二十卷。考察明代张萱《内阁书目》所载，除《传说》四册外，还有《续说》四册，由此可知陈振孙所说的三十卷，实际上是把《续说》十卷也计算在内了。现在把《续说》另外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成一帙。因为它的体例自成首尾，所以仍然分别著录。△《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吕祖谦撰写。这部书继《左氏传说》之后写成，用来补充前书没有涉及的内容，所以称为《续说》。它长期没有传本，现在在《永乐大典》中所见的，只有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的部分；旧本已经残缺散佚，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其余部分则首尾完整，按照《传》文的次序编排，仍然可以编成一帙。其中像“臾骈送狐射姑之帑”“孟献子爱公孙敖二子”两条，都认为《博议》所说是不对的。由此可知，这部书应当是在晚年写成的。它的体例以随文解释义理为主，所以议论稍不如前一部书那样开阔宏大。但对于《传》文所记载的内容，它能阐发其中的深意，也能揭发其中的疵病。例如所说“《左氏》有三种弊病：不明白君臣的大义，这是第一；喜欢把人事附会于灾祥，这是第二；记述管仲、晏婴的事迹时用尽精神，一说到圣人的事情便没有气象，这是第三”等等，虽然也沿袭了宋儒喜欢压倒前儒的习气，但确实相当切中《左氏》的过失。至于朝会祭祀、军队征战、官制、赋役等重大典章，以及晋、楚兴衰和列国亲疏向背的事机，解释尤其明白通畅。只是子服景伯的世系本来属于桓公，却说成出自襄公，稍有讹误。大概吕祖谦精通史事，知道空泛的谈论不能解释经书，所以研究《传》文，穷究事情的始末来考核其中的得失，而不倡导废弃《传》的高论。与孙复等人相比，他的学问更加有根据。△《详注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吕祖谦撰写。相传吕祖谦新婚后，在一个月内写成此书。现在考察他的《自序》，其中说：“我退居东阳的武川，住了半年，乡里渐渐有人拨开蓬蒿来跟随我学习。谈话之余、课试文章的间隙，谈论渐渐涉及其他方面。于是我取《左氏书》中记载治乱得失的事迹，在下面疏解其说。日积月累，逐渐编成篇帙。”又考察吕祖谦的《年谱》，他最初娶韩元吉的女儿，是在绍兴二十七年，地点在信州，并不在东阳。后来乾道三年五月为母亲服丧，居住在明招山，当时有学生来讲习。乾道四年已经写成《左氏博议》。乾道五年二月除去母服，五月才续娶韩氏的妹妹。那么这部书的完成，实际上是在服丧期间，哪里会有新婚之事？民间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全书共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记载为二十卷，与这个本子不同。大概这个本子在每个题目下面附录《左氏传》原文，中间引用典故时也略加注释，所以析分为二十五卷。其中的《注》不知道是谁所作；从它的标题和版式看，大概是麻沙刊刻的。考察《宋史·艺文志》，有吕祖谦门人张成招所作《标注左氏博议纲目》一卷，怀疑当时书坊把成招的《标注》分散编入各篇了。杨士奇说另有一本十五卷，题名为《精选》。黄虞稷说明代正德年间有二十卷的刊本，现在都没有见到。书坊出售的本子只有十二卷，不但篇目不完整，连字句也被任意删改了很多。世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全书。这个本子有董其昌的两方姓名印，又有朱彝尊的收藏印，也是值得珍藏的旧帙了。

译△《春秋比事》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沈棐撰”。沈棐的生平事迹无从考察。只是这部书前面有陈亮的《序》，说他字文伯，是湖州人，曾任婺州的校官。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考察湖州有一个沈文伯，名长卿，号审斋居士，担任常州倅。他触犯秦桧，被贬到化州，并不叫沈棐。不知陈同父为什么这样说。难道另有一个名棐而字文伯的人吗？如果这样，那么他就不是湖州人了。”等等，他的说法与陈亮大不相同。都穆《听雨纪谈》又根据嘉定辛未年庐陵谭月卿的《序》，认为是莆阳刘朔所撰，并说谭月卿亲眼见过刘氏家藏本。这个本子没有收录谭月卿的《序》，也不知道都穆依据的是什么。现在只能存疑，无法判定是非。因为陈亮距离沈棐的时代较近，姑且依从他的《序》，仍题沈棐之名。这部书前面按各国分类编次，后面把朝聘、征伐、会盟等事迹相近的内容分别列出，互相排比并加以论说，持论相当平正。本来题名为《春秋总论》，陈亮把它改成了现在这个名称。元代至正年间曾在金华刊刻。书版早已毁坏，世间很少有传本，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已经散佚”。这个本子前面有中兴路儒学教授王显仁的《序》，大概仍是依据元刻本传抄下来的。△《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魏了翁撰写。这也是他所辑《九经要义》中的一种。这部书节录《注》《疏》的文字，每条前面各加标题，再按照先后次序编排，体例与其他各经《要义》完全相同。考察魏了翁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作的序，其中说：“我曾经阅读诸儒的传注，读到本朝前代正直的儒者时，他们说这是治理天下的大法、传授心法的重要典籍，我更加感到忧惧。于是我搜集汇编，附在《经》文之后，还担心自己读书不够广博、选择义理不够精审，所以不敢轻易刊行。李君竟然先得到了我的心意而写成这部书”等等。由此可知，魏了翁也曾经搜集众说来注解《春秋》，他的书没有完成，但他从《注》《疏》中所选取的内容还保存在这部书里。《疏》中关于日月、姓名的曲解，以及繁重琐碎的内容，大多删去不录；至于名物、度数方面，则删削繁复而提取要点，使事情的始末清楚明白。大概《左氏》的著作详于典章制度，三代的文章礼乐，还可以从中考见大概。这正是它远远胜过《公羊传》《穀梁传》的地方。魏了翁的辑录，也可以说抓住了它的要领。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没有见到”。这个本子只存三十一卷，末尾有万历戊申年中秋后三日龙池山樵彭年所作的一篇《手跋》，说：“当时刊刻的书帙已经不完整，后世也没有原本可以流传。甘泉先生有这部书三十一卷，收藏在怀古阁中，拿出来给我看，因此在后面写下几句话。”可见这也是难以遇到的本子。但甘泉是湛若水的号；湛若水在弘治乙丑年中进士，到万历戊申年已经一百四十年，不应当还活着。彭年与文徵明是姻亲，王世贞为他的诗集作序，说彭年死后，家人卖掉了他的遗稿，那么到万历末年也不应再存在。而且《九经要义》都是删节《注》《疏》而成，《跋》中却说它订定精密，是先儒没有论及的内容，这尤其互不相合。怀疑这是偶然保存下来的残本，有好事者伪造了这篇《跋》，却没有核对其中的年月。△《春秋分纪》九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程公说撰写。程公说字伯刚，号克斋，是丹棱人，居住在宣化。二十五岁考中进士，官至邛州教授。吴曦之乱时，他弃官携带所著的《春秋》诸书，藏匿在安固山中修订。刚刚完成便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这部书前面有开禧乙丑年的《自序》，淳祐三年，他的弟弟程公许在宜春刊刻。全书包括：《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书》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鲁事》六卷、《大国世本》二十六卷、《次国》二卷、《小国》七卷、《附录》三卷。《年表》以周和列国开头，后来从夫人以下直到执政之卿，都各自列为一篇。《世谱》则把王族、公族以及诸臣按每国各列一篇；鲁国部分又增加妇人名和仲尼弟子的内容。燕国只有记录而没有正文，大概是原书残缺。《名谱》则把凡是在《春秋》中出现名字的人分为五类排列。《书》分为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周、鲁及列国的《世本》，以及《次国》《小国》《附录》，则分别把《经》《传》所记载的内容归类编入。全书条理清楚，叙述典雅丰富。所采录的诸儒学说和程公说附在书中的《序论》，也都纯正确当。它确实是读《春秋》者的总汇。明代以来，这部书很少流传，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没有见到”。顾栋高撰写《春秋大事表》，体例大多与程公说相同。顾栋高不是剽窃著书的人，可知他也没有见过这部书。这个本子出自扬州马曰璐家，与《通考》所记载的卷数相合。书中对于宋代避讳的字仍然缺笔，大概是依据宋刻本影抄的。刘光祖为程公说撰写《墓志》，说他所作的书还有《左氏始终》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这大概是专心研究《左氏》学问的人。宋代自孙复以后，人人都凭自己的臆见解释《春秋》。他们厌恶旧说妨碍自己，就把三《传》的义例一概废弃；又厌恶《左氏》记载的证据清楚明白，不能任意曲解颠倒，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于是连《左传》的事迹也一并废弃。打个比方说，审理案件时专门毁掉案卷文字，消灭佐证者的口供，那么是非曲直就可以任凭自己裁断，再也没有人能够争辩。程公说处在异说纷纷兴起的时代，唯独能够考核旧文，使事情的始末和源流清楚呈现，以堵住虚妄辩说的口舌，对于《春秋》可以说是有功的。△《春秋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戴溪撰写。戴溪另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经著录。开禧年间，戴溪任资善堂说书，历次升迁至太子詹事。当时景献太子命人把《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分别编类，各自撰写解说进呈。这就是他所作的《春秋》解说。书中例如认为齐襄公逼迫纪侯离开国家，是假托报仇来欺骗诸侯；认为秦国和楚国灭掉庸国，是为了打通巴、蜀的道路；认为《春秋》屡次记载“公如晋至河乃复”，是晋人逐步诱使季氏出兵驱逐国君；认为定公戊辰年即位，说明季氏本来有不让定公即位的想法，这些解释都有见地。当时正值韩侂胄北伐失败，重新达成和议，所以对于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其反复致意。至于卒葬一类的内容，则都缺略而不加解释。考察宋代关于丧服的制度，避忌很深。例如“何居”中的“居”字出自《檀弓》，《礼部韵略》就不收录，其他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戴溪不解释这一类内容，大概是因为当时讲席中有这样的体例。嘉定癸未年五月，戴溪的长子戴桷把它刻印于金陵学舍，沈光为之作序。宝庆丙戌年，牛大年又在泰州重刻。他的《序》说，这部书的目的在于启发和培养君主的德性，天下学士不可能得以听闻。大概它不是经学训诂家的著作，所以流传不广。陈振孙《书录解题》没有将它著录，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宋史·艺文志》作四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说“已经散佚”。现在外间完全没有传本，只有《永乐大典》所采录的内容，还散见在各条《经》文之下。现在谨慎地搜集、编校并订正，从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中缺少的部分，就取黄震《日钞》所引用的内容补足。仍然依照《宋史》厘定为四卷，每卷又分为上、下两部分。它所解释的《经》文，大多采用《左氏》的说法，所以其中采用《公羊》《穀梁》说法的，也都在下方附上按语。△《春秋集义》五十卷、《纲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李明复撰写。李明复又名俞，字伯勇，生平事迹无从考察。根据魏了翁的《序》，知道他是合阳人，只是嘉定年间的太学生。此书首行题作“校正李上舍经进春秋集义”，次行又题作“后学巴川王梦应”。考察朱彝尊《经义考》说：“《宋艺文志》记载李明复《春秋集义》五十卷，又记载王梦应《春秋集义》五十卷。我曾见过宋代末年的旧刻本，确实是李氏的原本，而由王氏刊行，并不是王氏另有一部《集义》。”这个本子是无锡邹仪蕉绿草堂的藏本。核对它的题名，与朱彝尊所见的本子相合。由此知道《经义考》的说法有根据，而《宋志》误将它分成两部书。张萱《内阁书目》说，它采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三人的学说，有的著书阐明《春秋》，有的讲论其他经书兼及《春秋》，有的学说与《春秋》相合，都广泛收录。不过，它所采录的还有杨时、谢湜、胡安国、朱子、吕祖谦等人的学说，远不止三人，其中谢湜的说法尤其多。张萱大概考察得不够仔细。《经义考》记载，此书前面有《纲领》二卷，还有魏了翁的《序》。这个本子都没有收录，大概是在传抄过程中散失了。不过，“春王正月”条下的自注说：“其余见《纲领》上、中二卷。”这样看来，《纲领》应当有三卷，所以才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经义考》作二卷，也有小小的错误。现在检索《永乐大典》，李明复所著的《纲领》还保存着，谨慎地抄录下来补入，仍然厘定为三卷，以恢复它原来的面貌。△《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张洽撰写。张洽字元德，是清江人。嘉定年间中进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得知张洽居家著书，便下诏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请访问，并带着纸札抄写进呈。书上呈后，授张洽为知宝章阁。适逢张洽去世，赐谥号文宪，并把他的书交付秘阁。书前有张洽的《进书状》，他自称：“对于汉、唐以来诸儒的议论，没有不加以考核研究的，选取那些足以阐明圣人意旨的内容，附在每件事的左边，名为《春秋集传》。后来又因为这部书已经粗略完备，于是仿照先师文公的《语》《孟》之书，汇集其中的精义，编排他的学说，作为《集注》。”考察《朱子语录》，朱子深刻驳斥胡安国以夏时正月冠于周月之说。张洽这部书把春季定为建子之月，与《左传》所说的王周正月相合，足以破除支离纠缠的陋说。车若水《脚气集》却深以张洽改从周正为错误，这是门户之见，很不足以作为依据。至于水心说：“《春秋》这部书，不能仅凭字面事实加以判断，除非让孔子出来，说明当时的事情以及其中褒贬取舍的意旨，才可以判断。如今撰作《集注》，便是只按字面事实判断，这依照《论语》《孟子》的体例是不行的。《论语》《孟子》是讲道理，《春秋》是记事。而且开头几句就很难说明白。‘惠公仲子’，不知道是惠公的仲子，还是惠公和仲子？‘尹氏卒’，一方面说尹氏是妇人，另一方面说是天子的世卿。诸儒讥议世卿的说法，本来是明白的训释。我恐怕这只是举烛尚明一类的议论，道理虽对，事情却不对。”如此等等，他的议论也相当切中汪洽的弊病。总的说来，其中合理的部分不能废弃。明洪武年间，这部书与胡安国《传》一同被置于学官。到了永乐年间，胡广等人剽窃汪克宽《纂疏》编成《大全》。其说专门以胡《传》为主，科举场中把它作为程式，汪洽的书于是废弃而不再流行。如今这部书的遗本仅存，而所谓《集传》早已散佚。△《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宋代李琪撰。李琪字开伯，吴郡人。官至国子司业。这部书成于嘉定辛未年。以各国为纲，把《春秋》记载的事迹分类编列为目。前面有《序》，后面有《论断》。第一卷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中排除秦穆公、楚庄王而保留宋襄公；又在晋文公以下列出从晋襄公到晋定公十位国君。又特别附列《鲁》二卷，说明鲁是周的同姓之国；又特别附列《三恪》三卷，说明这些都是周的异姓之国；又把秦、楚、吴、越列在各小国之后。书中的议论多有所指而发。例如讥刺晋文公借助秦国抵抗楚国、晋悼公联合吴国困扰楚国，是针对徽宗与金国相通、借金灭辽而言的；讥刺纪侯邻近仇敌却不能自强，是针对高宗的和议而言的。其用意仍在借古事作为鉴戒。至于说鲁国灭亡以后直到秦、汉仍然是礼义之国，是为南渡后的衰弱自行辩解；在霸国中贬低楚庄王、秦穆公而抬高宋襄公，是为北向抗敌的耻辱自行辩解；把秦、楚、吴、越置于各小国之后，又暗中表示抑制金国、尊崇宋朝的意思。大概是借《春秋》寄托时事，略与胡安国《传》相同。不过安国还坚决主张复仇之义，李琪却只是用空洞言辞加以粉饰。这部书流传已经很久，姑且抄录下来，以备一家之说；同时也借此看出，南宋国势长期削弱之后，士大夫仍然依托经书、假借传注，致力于持守浮泛的议论来为自己文饰。国势一天天衰颓，实在是逐渐形成的。保存这部书，也足以作为明显的警戒。△《春秋通说》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黄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他进献此书的《表》说自己学习科举业却没有成效。李鸣复所上的《举状》称他在科举之外，穷究经书，笃好古学。大概是年老而未能登第的士人。此书成于绍定三年，他上奏进呈则在端平三年。《自序》说，《春秋》是圣人用来教诲、警戒天下的书，并不是专门褒贬的书。经书所记载的书写方法是教诲，所记载的事情是警戒。自从三《传》以褒贬来立意，形成专门的师承授受，仍然因循鄙陋，沿袭错误。汉代以后，各种条例越来越分歧，大义也就隐没了。因此，他的主要观点是：直截了当地记载事情，义理自然会明白。对于历来经师相传的“王不称天”“桓不称王”之类的说法，他一概加以驳斥。考察《朱子语录》，其中说：“圣人依据事实来记载，是非得失自有言外之意。一定要在一字一句之间寻找褒贬所在，我私下恐怕未必如此。”仲炎《表》中所说斟酌朱熹的议论，大概就是以此为依据。何梦申撰写吕大圭《春秋或问序》，说传述《春秋》的人有几百家，大多以褒贬赏罚为主，只有《或问》依据朱子而完全斥除此说，却不知道仲炎已经先提出这种观点了。其中，如论南季来聘，他根据三《传》和《戴记》，说天子没有聘问诸侯的礼，《周礼》所说的时聘不足为信；论滕、薛来朝，他说诸侯之间没有私自相互朝见的礼，三《传》都错了：这些说法就过于怀疑古书。把盟会于首止说成是为王世子结党以制约父亲，则是过分深文周纳。把“子同生”说成是《传》的话误入《经》文，把“葬蔡桓侯”说成“公”字的讹误，把“同围齐”说成“围”字重复书写造成的错误，甚至怀疑并改正经文，也未免是凭主观臆测来推求。然而，他说季友是奸巨之人，暗中勾结宫闱，这涉及成风的私事；《传》中有明文记载，言辞严厉而义理正大，足以成为千古以来的大防。他评论胡安国的书说：“孔子虽然因为颜渊的询问而有所取于夏时，却不应在修订《春秋》时就贸然加以改定。胡安国认为《春秋》用夏正标记月份，而朱熹反对这种说法，这是正确的。孔子对于《春秋》，只是述说旧有礼制。比如厌恶诸侯的强盛而保存天子的地位，憎恨大夫的逼迫而保存诸侯的地位，愤恨吴、楚的横暴而尊崇中原，这些都是臣子可以做的事。至于更改当代的王制，擅自使用天子的赏罚，绝不是孔子的意思。孔子修订《春秋》，正要用它来约束当世的僭越者，难道他自己反而会去僭越吗？”他所确立的义理明白而正大，深得圣人的意旨，大概远不是胡安国所能相比的。△《春秋说》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潜人。历任端明殿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有洪咨夔的《自序》，说自己从考功职位罢归后，闭门深思，撰写了《春秋说》。考察《宋史》本传，记载理宗初年咨夔任考功员外郎，因为触犯史弥远，又说李全必将成为国家的祸患，被李知孝、梁成大弹劾，削去官阶、居家七年。这部书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又据本传，只说咨夔所著有《两汉诏令揽钞》《春秋说》等书，却都没有记载卷数。朱彝尊《经义考》引用吴任臣的话，说《春秋说》“只有三卷”。《永乐大典》载有吴潜所作洪咨夔《行状》，则说《春秋说》实际是三十卷。如今考察此书，篇幅繁多，绝不是三卷能够写完的。吴潜与咨夔同官且相交契合，应当亲眼见过他亲自订定的本子。吴任臣所说的，大概是后来传闻造成的错误。此书议论明畅，而考察文献、时势，推究事情的真伪，尤其多有前人没有阐发的内容。例如，他把经文“公子友如陈”看作记载季氏专擅鲁国的开始，把晋侯拘执曹伯负刍而不为曹国立君，解释为给日后归还曹伯预留余地，把经文“大蒐昌间”看作季氏向众人示威、以此胁迫国人，都能体会到经文删削取舍中的微妙用意。只是说庆父出奔是季友故意纵容，说刘子、单子拥立王猛进入王城是不知道有君主，颇有错误。然而舍弃缺点而取其长处，他那些卓越得可以流传的地方，不能埋没。如今《两汉诏令》等书早已散佚，这部书也没有传本，只有《永乐大典》还载有许多文字。现谨慎搜集辑录，编排次序，订正讹误，仍分为三十卷，以恢复旧貌。至于《春秋经》的文字，三《传》各有异同。如今洪咨夔原本已经看不到经文，只根据他的论述推求，知道其大概多取自《左氏》，间或也参考《公羊》《穀梁》。现一并加上案语，附记在各条下面。又从僖公十四年秋到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到三十一年，《永乐大典》的原本已经散佚，而其他各家的经解又完全没有征引，无法补辑，今也姑且缺略不补。△《春秋经筌》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赵鹏飞撰。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人。他认为解释经书的人拘泥于三《传》，各自维护师说，多半失去了圣人的本意，所以撰写此书，主张依据《经》来解释《经》。他的《自序》说：“学者应当在没有《传》的情况下阐明《春秋》，不能依据已有《传》去寻求《春秋》的意义。没有《传》以前，它的旨意究竟在哪里，应当默默地用心领会。”又说：“三《传》固然不足以完全依据，但如果以自己的心意公正地评判它们，有时也能得到圣人的意旨。”三《传》距离古代并不远，学说也有所承受。其中经师推衍附会、逐渐失去本意的地方，当然也有。然而如果一概删去，那么《春秋》所记的人，就没有办法核验其事；所记的事，也没有办法核验其人。即使只拿开头的一两件事来说，元年春王正月不记即位，其失误涉及夫妻、嫡庶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传》文，即使有穷究义理、推求事物的儒者，用尽一生之力，依据《经》文苦苦思考，也不能知道声子、仲子的事情。郑伯克段于鄢，没有说明段是什么人，其失误涉及母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传》文，即使有穷究义理、推求事物的儒者，用尽一生之力，依据《经》文苦苦思考，也不能知道段是武姜的儿子、庄公的弟弟。既然如此，舍弃《传》而谈论《经》，哪里有那么容易！啖助、赵匡攻击驳斥三《传》，已经开启了异说的萌芽；到了孙复，完全抛弃旧有传文，于是给《春秋》学者留下了无穷的弊病。《铁围山丛谈》记载鹿溪生黄沇的话说：“如今研究《春秋》的人，不探究圣人的意旨，拘泥于《传》就讨论鲁国三桓、郑国七穆，穷究《经》文就计算其中记载的甲子有多少、记载侵伐有多少。”如此等等。黄沇从陈瓘、黄庭坚那里求学，他的学术传授尚有渊源，持论却已经如此。大概都是沿袭孙复的说法。赵鹏飞这部书，也是孙复一派。它最为浅陋的地方，是竟说《经》所记成风，却不知道成风是庄公的妾还是僖公的妾，只把它作为存疑之处搁置。张尚瑗《三传折诸》讥讽他凭臆测解释经书，却不知道《左氏》有成风侍奉季友并嘱托僖公的事情，这种批评不值得一笑。张尚瑗相当切中他的弊病。不过孙复喜欢坚持苛刻的议论，赵鹏飞则颇想推原事情的实情，他说得平允的地方也不能废弃。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保存下来作为一家之说就可以了。△《春秋或问》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吕大圭撰。大圭字圭叔，号朴乡，南安人。淳祐七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出任兴化军知军。曾撰《春秋集传》，如今已经散佚。这部《或问》二十卷，就是申明《集传》旨意的书。大旨在三《传》中多以《左氏》《穀梁》为主，极力排斥《公羊》。对于何休《解诂》，斥责尤其用力。考察三《传》，记载事迹没有比《左氏》完备的，阐明义理没有比《穀梁》精当的；只有《公羊》杂出于众多师说，时常有偏颇驳杂之处。何休《解诂》牵强附会于谶纬，穿凿附会尤其多。吕大圭对于三家的得失，所论确实并非虚妄。与各家抛弃《传》而空谈《经》相比，自然大不相同。他所作的五篇《论》，第一篇叫《论夫子作春秋》，第二篇叫《辨日月褒贬之例》，第三篇叫《特笔》，第四篇叫《论三传所长所短》，第五篇叫《世变》。程端学曾称赞五《论》明白正大，但其中所引《春秋》事例，有时与经文的意思不合。如今考察《或问》，其中与经文旨意也颇有出入，大体上长于立论而短于考证事实。然而吕大圭后来在德祐初年由兴化迁任漳州知州，还没有出发元兵就到了。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投降，吕大圭坚持气节而遇害。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始终，千古昭然可见，可以说深知《春秋》的义理。他书中所说辨明名分义理、端正名义与事实、揭示细微征兆是圣人的特笔，所作侃侃而谈的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系纲常、捍卫名教；因此也不能用考究章句学问的细枝末节来苛责他。△《春秋详说》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家铉翁撰。铉翁号则堂，因恩荫补授官职。后来赐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末有龚璛《跋》说：“至元丙子年宋朝灭亡，元朝把则堂先生带到瀛州，安置在那里十年，他完成了这部书。后来从瀛州寄给宣城，托付给他的朋友潘公收藏。” 如今考察《宋史》本传，称家铉翁在河间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间就是瀛州。又考察铉翁《则堂集》中为其弟所作的《志堂说》，说：“我自燕地来到瀛州，完成《春秋》的旧业，写成《集传》三十卷。”篇末题为“甲申正望”。甲申是至元二十一年，距离宋亡正好十年。这与龚璛《跋》所说的十年相合；下距元贞元年获赐名号、放归，又正好十年，也与龚璛《跋》所说在瀛州成书相合。只是铉翁自称《集传》，这里却称《详说》，或许后来又改了书名吧？他的观点认为，《春秋》的主旨在于垂示法则，不在于记载事情。它有时详写、有时略写，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大多都关系到抑扬褒贬、取舍予夺。关键应当探究出圣人心法寄托在哪里，然后参考考核众说，寻求正确解释。因此他的议论平正通达，不是孙复、胡安国等专门务求刻薄严酷的人所能相比的。他在河间所作《假馆诗》说：“平生著书苦不多，可传者见之《春秋》与《周易》。”大概也是确实对此自信。如今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他的《周易》则无法考察了。△《读春秋编》十二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陈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曾题自己的居所为清全斋，于是以此为号。朱彝尊《经义考》引用卢熊《苏州志》，称陈深生于宋代。宋亡后，他专心致志研究古学，闭门著书。天历年间，奎章阁臣以他擅长书法上荐，他潜藏不出。考察郑玄祐《侨吴集》，其中有陈深次子陈植的《墓志》。据墓志所称，陈植于至正二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岁，那么陈植生于至元三十年癸巳。陈深又自称比陈植大一岁，比陈植的父亲陈深小三十多岁，那么陈深应当生于开庆、景定年间。宋亡时，他刚到弱冠之年，所以到了天历年间仍然在世。他著有《读易编》《读诗编》，如今都没有见到，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他的学说大体以胡氏为宗，同时兼采《左氏》。大概因为《左氏》作者身为鲁国史官，所说必有根据，不是《公羊》《穀梁》那种传闻疑似的说法可以相比的。自宋代人喜欢用空洞言辞解释《春秋》，于是连其中的事实也一并怀疑，几乎把它束之高阁。陈深所推阐的内容，虽然没有什么另出新意的见解，却独能考证事实，不作虚浮骄矜、意气用事、废弃《传》文而寻求《经》义的高论。可以说是笃实的君子，不能因为他的论说平实浅近就轻视他。卷二十八 经部二十八 ○春秋类三 △《春秋提纲》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铁山先生陈则通撰”。没有记载他的爵位、籍贯，也没有记载所处时代。他的生平始末不详。朱彝尊《经义考》把此书列在刘庄孙之后、王申子之前，这样看来，他应当是元代人。这部书综合论述《春秋》的大旨，分为四门：一是《征伐》，二是《朝聘》，三是《盟会》，四是《杂例》。每一门中又按事情分类，以同类相从，题名为《例》。不过大体上都是参照考订事情的始末，考察其成败得失的原因。虽然名为《例》，实际上并不像其他各家那样，把《春秋》的书写方法作为条例来解释。因此它的言论宏大纵横，纯粹属于史论体裁，大概是说经诸家中另成一格的作品。《杂例》一门中论述《春秋》使用夏正，仍然坚守胡安国的说法。然而胡安国解释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完全沿袭董仲舒、刘向的观点。陈则通在《灾异例》中却极力排斥汉儒关于灾异与事应相应的谬说，这一点见识本来就胜过胡安国。△《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代俞皋撰写。俞皋字心远，是新安人。起初，他的同乡赵良钧在宋末考中进士，授任修职郎、广德军教授。宋朝灭亡后，赵良钧不再出仕，在乡里教授《春秋》。俞皋跟随赵良钧学习，于是把所传授的学问写成此书。《经》文下面，详细列出三《传》，并把胡安国《传》也和三《传》并列。吴澄《序》说，兼列胡氏之《传》是为了顺应当时风尚，而“四《传》”这一名称也始见于吴澄《序》中。胡氏《传》日益受到尊崇，这就是它逐渐形成的开始。但俞皋虽然把四《传》并列，对胡氏《传》中偏颇过激的地方，实际上多有匡正。吴澄《序》所说“玩味《经》文下面的解释，那么四《传》的对错不用辨析就自然明白，可以说是既专门又通达”，确实也是持平之论。考察俞皋《自序》，他说所制定的十六条例，全都以程子《传》为宗旨。又引用程子关于《春秋》有微妙言辞、隐含义理，须随时势而施、随事宜而用，以及义理不同而措辞相同、事情相同而措辞不同的说法，反复申明不可拘泥于固定条例。又说，学者应当熟读玩味程氏《传》，全篇没有一字提到安国。大概他的老师所学本出于程子，只是程子《传》尚未写成完整的书，而胡氏《传》正是当代所传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