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六 集部十九

译卷一百六十六　集部十九 ○别集类十九 △《拙轩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金代王寂撰写。王寂字元老，是蓟州玉田人；天德二年考中进士，历任中都路转运使，谥号文肃。《金史》没有为他立传。元好问《中州集》选录他的诗，收入《乙集》，但关于他的仕历也只记载了大概。现在把王寂诗文中所写的年月和事迹互相参照考证，知道他考中进士以后，在世宗大定二年任太原祁县令。大定十五年曾奉命出使白霫，审理案件。十七年因父亲去世服丧归家。第二年起复任真定少尹，兼任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后来升任通州刺史兼知军事，又升任中都副留守。大定二十六年冬天，由户部郎出任蔡州知州。二十九年奉命任辽东路提点刑狱。章宗明昌初年召回朝廷，最终任职于转运使。可是他的文集《谢带笏表》中有“世宗享有国祚，臣得以参与谏官之列”的话，那么他又曾经做过谏官。其中又有“众人的言论交相构陷，使臣陷入不可测的深渊”这样的句子；《丁未肆眚诗》中又有“万里湘累得以自新”的句子。丁未年是大定二十七年。《世宗本纪》记载，这年三月辛亥日，因为皇长孙接受册封而大赦天下，并且与他的文集记载相合。由此看来，王寂被刺蔡州，应当是因为受到舆论指责而离开朝廷。但他的文集中没有完整记载事情的始末，所以无法详细说明。《中州集》说王寂著有《拙轩集》《北迁录》等书。如今《北迁录》已经失传。元好问所选王寂的诗只有七首，另有一首附见于《姚孝锡传》之后；其他诗篇也早已散佚不见。只有《永乐大典》所载王寂的诗文还比较多。虽然像元好问摘录的《留别郭熙民诗》中的几联，以及蒋一葵《长安客话》所记《卢植墓诗》的逸句，都没有见到完整篇章，也不能完全避免脱漏，但各种体裁的作品还都保存着，因此可以看到原作的十分之七。王寂的诗境清峭，刻露鲜明，有一种独自创造、铿锵挺立的风格。他的古文也博大疏畅，在大定、明昌年间卓然成家，毫不愧为文章作者。金朝一代见于《中州集》的文士不下百数十家，如今只有赵秉文、王若虚两人的文集还有传本，其余大多湮没无存。唯独王寂的这部文集，幸而在沉埋晦暗、残缺磨蚀之后重新显现于世；其文章的体制格调也足以同《滹南集》《滏水集》并列。现谨慎地依次搜集编缀，编为六卷，使读者能够浏览其大概，还可以借此考见金源时期文献的遗存，这也确实值得珍视。△《滏水集》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金代赵秉文撰写。赵秉文字周臣，自号闲闲道人，是滏阳人；大定二十五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后来授任礼部尚书，事迹详见《金史》本传。元好问《中州集》称，他从小到老，没有一天停止读书。他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六卷、《删集论语孟子说》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如今都没有见到，只有这部文集保存下来。《金史》称他所著诗文有三十卷。这个本子却只有二十卷，与《金史》记载不同。不过篇目完整，不像有所散佚。考察《中州集》，其中说赵秉文所著、题为《滏水集》的文章，前后一共有三十卷。刘祁《归潜志》又说：“赵闲闲本来喜欢佛学，但与李屏山相比，却害怕士人议论，又想获得扶助儒教、传承古道的声名。晚年亲自选取自己的文章，凡是主张佛、老两家的都删去，题为《滏水集》。开头用《中和诚》等篇章作为首篇，仿效韩愈的《原道》。那些替佛、老两家所作的文章，以及其中夹杂佛、老思想的诗句，另编为一集，题为《闲闲外集》，交给少林寺长老英粹刊刻。”所以两部集子都流传于世。这样看来，《滏水集》原本是二十卷，另有十卷是《外集》；本传把两者合计，所以说是三十卷。《归潜志》又说：“李屏山教后辈写文章，希望自成一家。赵闲闲教后辈作诗文，却说文章不能拘泥于一种体裁，有时应当奇特古朴，有时应当平易淡雅，何必拘束。李屏山曾同我谈论赵秉文的文章说：他的才气很高，气势格局很雄伟，但是不免有支离失当、失去节度的地方。” 这大概是学习苏轼却没有学成的结果。赵秉文的诗又常常袭用古人的语句，一篇诗中有时就有好几句，这也是文章的弊病。”《归潜志》又说：“赵秉文作诗最为精细，作文却比较粗疏，只谈气势格局；李屏山作文非常精细，评论文章的关键、宾主、抑扬，作诗却比较粗疏，只谈辞气、才思和技巧。所以我对于赵秉文，取他的作诗方法；对于李屏山，取他的作文方法。”现在看这部文集，刘祁的评论可以说是公允的。△《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金代王若虚撰写。王若虚字从之，自号慵夫，是稿城人；承安二年考中经义进士，历任左司谏，调任延州刺史，入朝任翰林直学士。金朝灭亡后，他穿便服回到故乡，自称滹南遗老。过了十年，和刘祁向东游历，死在泰山。事迹详见《金史·文艺传》。《金史》称王若虚有《慵夫集》《滹南遗老集》，都说有若干卷，但没有说明具体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与《王鹗序》相合。《慵夫集》虽然黄虞稷也著录了，但卷数却缺失。考察大德三年王复翁的序，其中说把《中州集》所载的二十首诗附在卷末，可知《慵夫集》在元代已经散佚，只有这部《滹南遗老集》保存下来。这个本子包括：《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以及杂文和诗五卷，合计正好四十五卷。然而第三卷只有《论语辨惑序》一篇、《总论》一篇，总共三页多一点，与其他各卷的篇幅相差悬殊。怀疑传抄时遗失了这一卷，后人便割取第四卷开头三页改换标题，用来凑足原来的卷数。

译苏天爵作《安熙行状》，说：“金朝初年，有人把朱氏《四书集注》传到北方来，滹南王公一向以辨析广博自负，于是撰文加以非难。”现在考察《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其中只是杂引前代儒者的不同说法，再以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其中有怀疑朱子的地方，也有不少遵从朱子的地方，实际上并不是专门为了辨驳朱子而作。苏天爵所说的情况，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又看他称陈天祥尊奉王若虚的学说，撰写《四书辨疑》，安熙因而斥责他，陈天祥便把稿子烧掉。如今陈天祥的书完整保存着，也没有烧稿之事，可见苏天爵这样说，只是想虚夸他的老师表彰朱子的功劳罢了，这些都不是实录。《五经辨惑》颇多诘难郑玄之学，对于《周礼》《礼记》和《春秋三传》也时常提出疑问。不过他所攻击的都是汉儒附会的言论，也颇能建立宏大的见识。他自称不精通《易》，所以对《易》一个字也不置评。这样看来，他实际只论述四经，也并不是勉强谈论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都是考证史书文字，抨击司马迁、宋祁，似乎不免过分；有时又只是罗列细小事例，也失于烦琐。不过，他所指出的司马迁记载中的自相矛盾，以及宋祁过分雕琢文字的问题，切中要害的地方也有十分之七八。《杂辨》《君事实辨》《臣事实辨》都是他所作的史论。《议论辨惑》《著述辨惑》都是品评前代儒者的是非。其中有许多持平之论，很足以纠正宋人的拘泥。《杂辨》二卷对于训诂也有很多订正。《文辨》尊崇苏轼，对韩愈间或有所指摘。《诗话》推重杜甫，对黄庭坚则多有非议。大概王若虚的诗文不崇尚刻削锤炼的风格，所以他的评论才会这样。总的来看全集，偏颇驳杂之处确实存在；然而在金、元之间，学问有根底的人，实在没有谁能超过王若虚。吴澄称赞他博学而有卓越见识，所见所达到之处，不随便附和众人，这也可以说并不是虚夸。△《庄靖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金代李俊民撰写。李俊民字用章，是泽州人。承安五年以经义科考中进士第一名，任应奉翰林文字。不久便弃官授徒。金朝南迁后，隐居嵩山，自号鹤鸣道人。元世祖用安车征召他，他仍请求回山。死后，赐谥庄靖先生。全书诗七卷、文三卷；泽州守段正卿曾为他刊行，长平李仲绅等人为之作序。明正德年间，同郡人李瀚重新付梓。现在刻本已经散佚很久，只保存有抄本。李俊民志向高洁，隐遁荒野，在出仕和退隐之间能够保持自身清白。文集中在进入元朝以后只书写甲子年号，含蓄地把自己比作陶潜。因此，他所作的诗大多有幽忧激烈的声调，系念故国，寄托深远，并不只是以清新奇峭为工。他的文章风格冲淡和平，具有高雅的情致，也很像他的为人。虽然博大方面比不上元好问，但也可以算是仅次于他。诗篇末尾间或有注语，序文没有说明是谁加的，无法考证。现在仍按旧本收入，但注者姓名暂且缺略不载。△《遗山集》四十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代元好问撰写。元好问字裕之，是秀容人；兴定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内乡县令。天兴年间授任左司都事，调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朝灭亡后不再出仕。事迹详见《金史·文艺传》。这部文集共诗十四卷、文二十六卷，是明代储巏家藏本。弘治戊午年，沁州李翰刻版刊行。卷首有李冶、徐世隆的两篇序，卷末有王鹗、杜仁杰的两篇跋。文集末尾的《附录》一卷，是储巏搜集编纂的。元好问才华雄健、学问渊博，在金、元之际，卓然成为文章大家。他所撰《中州集》，意在通过诗歌保存史实，但诗作的取舍还不够精审。至于他自己所作的诗，兴象深邃，风格劲健高峻，没有南宋渡江末期江湖诗人的习气，也没有江西诗派生硬粗放的缺点。至于古文，法度严密，各种文体都具备，尤其碑版、志铭等作品更有规范。晚年曾以撰写史书自任，建造野史亭，采集金源时期君臣的遗言和往事，搜集编纂的记录达到一百多万字。如今《壬辰杂编》等书虽然已经失传，但元人编修《金史》大多依据他的著作，所以在“三史”中尤其称为完善，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著述有益于实际应用。△《湛然居士集》十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元代耶律楚材撰写。耶律楚材字晋卿，是辽东丹王的八世孙，金代尚书右丞耶律履的儿子。他跟随太祖平定四方，太宗时官至中书令。至顺元年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耶律”有时写作“移刺”，大概是译语传写造成的讹误。焦竑《经籍志》认为是两个人，这是错误的。这部集子所载以诗为多，只有第八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稍稍杂入书信、序文、碑文、记文，编排完全没有体例，怀疑是传抄者弄乱了。史书称他旁通天文、地理、术数以及佛、道二氏和医卜之说，按理应当有很多发挥；但文章只有这些，不及诗的三四成，或许还有散佚吧。不过十四卷的卷数与各家著录相符。也许他治理国政之余，只用吟咏寄托心意，从未留意于文章写作。王士祯《池北偶谈》摘录他的《赠李郡王笔》《寄平阳润老》《和陈秀玉韵》《赠富察元帅河中》《游西园》《壬午元旦》等诗，认为颇有风味，又称他的文集中有许多禅悦之说。考察僧人行秀所作《集序》，其中说耶律楚材二十七岁时，从万松受学佛教密诀，完全放弃了旧日所学。他沉迷玩味佛经，大概也是由于一向有这种学习习惯。平水王邻则说：“考察元好问《中州集》，其中收载右相文献公的诗，又称赵闲闲是我们这一道的盟主，李屏山是中州的豪杰，由此可知晋卿的学问有其渊源。因此他虽旁涉而达到极深境界，但根本上仍以儒者为归宿。”现在看他的诗，语言都质朴自然，只随着心意写作，不把雕琢锤炼当作工夫。虽然时时涉及佛教经典，但主旨一定归于风教。王邻所说的，大概确实抓住了他的真实情况。△《藏春集》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刘秉忠撰写。刘秉忠有《玉尺经》，已经著录。刘秉忠博览群书而且好学，尤其精通《易》；凡是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类，没有不精通的。因此术数家常常假托他的名义来使著作流传于世，往往不能完全相信。至于他所著的文集，本传记载有十卷。现在这个本子只有六卷，是明代处州知府马伟刊刻的。前五卷是各体诗，最后一卷是附录，包括诰敕、志文、行状，却没有收入他所作的杂文。因此刘秉忠上奏的《万言书》和本传所见的其他奏疏，全都缺失了。大概文章已经散佚，只剩下诗，所以卷数多少与本传不相合。刘秉忠出身于僧侣，后来参与辅佐帝王成就事业，这一点与明代道衍颇为相似。然而道衍首先策划叛逆阴谋，获罪于名教；刘秉忠却从容进言辅弼，以典章礼乐为首要事务，最终开创了一代太平。他们的人品相差极其悬殊，所以刘秉忠所作大多平正通达，没有尖厉凄切的声调。史书称他的诗萧散闲淡，和他的为人相似。虽然这样的推许稍有过分，但像短诗中“鸣鸠唤住西山雨，桑叶如云麦始华”这一类句子，也并非不时常流露出风致。△《淮阳集》一卷，附录《诗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张弘范撰写。张弘范字仲畴，是易州定兴人，汝南忠武王张柔的第九个儿子。官至镇国上将军、蒙古汉军都元帅。他率军进入闽、广，在厓山灭亡宋朝。军队回师后去世，屡次追赠至太师、淮阳王，谥号宪武。事迹详见《元史》本传。他遗留下来的诗一百二十篇、词三十多篇，燕山王氏曾在敬义堂刻印，庐陵邓光荐为之作序。邓光荐就是宋代礼部侍郎；张弘范南征时俘获他，他不肯屈服，张弘范于是命自己的儿子张珪以他为老师。后来他的曾孙监察御史张旭重新刊刻。明正德年间，公安知县周钺又重新刊刻。这部本子就是从周钺的刻本抄录流传下来的，大概仍是旧书的原貌。张弘范曾跟随郝经学习，对儒术颇为留心。他的诗全是五言、七言近体诗，虽然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南宋末年的诗派，但大多爽朗明快，值得诵读。其中如“酒意未醒，经过之处都像患病；搜寻诗句不得，胜过忧愁”这样的句子，即使放在《江湖集》中，也难以分辨出来。他作为元勋世胄，在疆场上效力，余暇又从事吟咏，也无愧于曹景宗所作《赋竞病》了。△《陵川集》三十九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郝经撰写。郝经有《续后汉书》，已经著录。他一生的大节，光耀古今；他的学问和文章，也都有根基。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篇以及论学的各类著作，都深切明白，洞察精微奥妙。《周易》《春秋》的各家传注，他在经学方面尤其深邃。因此他的文章雅正、刚健、雄浑、深厚，没有宋末文章浮泛空疏的习气。他的诗也构思深秀，天生骨力挺拔。和他的老师元好问相比可以并列而论，并不只是因为忠义而著名。延祐五年，郝经的门人、集贤大学士郭贯请求把这部集子和他所作《续后汉书》交由官府刊刻，命待制赵穆、编修官浦道源等详细审定，得到诏旨准许施行。卷首所载江西中书省的札付、咨文，大概就是这件事。后来官刻本散失，明正德己卯年，沁水人李淑渊在鄂州重新刊刻，陈凤梧为它作序。康熙乙酉年，武进人陶自悦任泽州知州，在州民武氏家得到李氏刻本，想要刻板却没有成功，只作了一篇序，置于卷首。乾隆戊午年，凤台人王镠才校订刊行此书。他又从各种书中摘取与郝经有关的材料，另编成《附录》一卷，附在书末。他的志传、行状、官诰、札咨以及元、明人的原序，都仍按旧刻本置于卷首。如今流行的本子，都是王镠的这个本子。△《归田类稿》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张养浩撰写。张养浩有《三事忠告》，已经著录。这部书就是他的诗文集。张养浩曾亲自为自己的文集作序，说：“退居田野之后，记录所得诗文和乐府九百多首，分成四十卷，命名为《归田类稿》。” 《孛术鲁翀序》说是三十八卷，卷数已经不同。《文渊阁书目》记载张养浩《云庄传家集》一册、《云庄集》三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作《张养浩文忠集》十八卷。书名和卷数都与张养浩《自序》不相符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虽然记载了《归田类稿》这个名称，却也没有卷数。考察《吴师道序》，其中说：“先生的《云庄集》四十卷，已经刻在龙兴学宫。临川危太朴摘取其中有关治国教化大体的内容，编成此书，并嘱托我作序。”如此看来，龙兴所刻的就是张养浩亲手编定的《类稿》，只是改名为《云庄集》，也就是《文渊阁书目》所说的三册。危素删定的，就是《经籍志》所记的《张文忠集》十八卷。至于所谓《传家集》一册，应当是后人搜集编成的，大概属于外集、补遗之类。然而苏天爵编纂《元文类》，只收录张养浩的文章两篇，所以明代叶盛在《水东日记》中颇为苏天爵遗漏《谏灯山疏》而讥刺他。恐怕到了元末，这些作品已经很少流传。近来王士祯偶然得到张养浩为王友开所作的墓志，感叹其文辞奇特诡异，收入《皇华纪闻》，可见他也没有见到张养浩的全集。只有明代末年有一个二十七卷的刻本还流传于世，但其中遗漏很多，编排次序也失去条理。现在以它为底本，另外搜集《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删去重复部分，补上遗漏，共得到杂文八十八首、赋三首、诗四百六十三首，合计五百八十四首，分为二十四卷。与原来的九百首相比，已经得到大半，也足以看出原集的大致面貌了。集子中又有《和陶诗序》，张养浩自称：“我五十二岁时，退居在家，没有事情可做，每天读陶渊明的诗，仿照他的题目来抒发自己的意思，作成了若干篇诗。”现在集子中却一篇也没有。大概另编成了一部集子，没有收入本集，所以《永乐大典》也没有收录吧。张养浩是元代名臣，并不把词章写得工巧还是拙劣作为衡量高下的标准。然而读他的集子，如陈述时政的各篇奏疏，风采凛然；而《哀流民操》《长安孝子贾海诗》等篇，又忠厚而深情，充满仁人的言语。即使只从文章方面评论，也未尝不是卓异而足以流传的作品。△《白云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释英撰写。释英字存实，钱塘人，是唐代诗人厉元的后代。他早年就喜欢作诗，曾游历闽海、江淮、燕地、汴地一带。一天登上径山，听到钟声，忽然有所领悟，于是出家成为僧人，大概也是倚松老人饶节一类的人物。顾嗣立选编《元百家诗》时，把这部集子收入其中。书目题作“存实”，大概是举出他的字。卷首标出的姓名却写作“白云上人英”，大概是把“英”作为单名。考察梁代有僧祐、僧肇，都是把“僧”字连在姓名中，怎么知道他不以“释英”为名，取佛教中“英”的意义呢？虽然牟巘、赵孟頫、胡长儒、林昉、赵孟若等人的序都称他为“英上人”，这就像道林被称为林公、慧远被称为远公一样，不足以证明他不是两个字的姓名。集中有《夜坐读珦禅师潜山集诗》，其中有“遥想人如玉，何时叩竹房”的句子。文珦与贾似道是同时代人，那么释英也应当是宋末人。但他究竟是在宋代还是元代出家，已经没有文献可以考证。看《赵孟頫序》，他大概也是厌弃世俗事务而遁入空门，与那些有所寄托、借出家逃避现实的遗民，情况不同。诗中多是闲适之作，很少看到感慨兴亡的内容，这也是一个证据。他的才华和地位稍弱，没有脱离宋末江湖诗派；但既然对世情已经淡泊，精神思绪自然清明，本来就不是高九万那类嘴上吟咏山水、心里却追逐权势的人可以相提并论的。他所作《赠赵孟若》七言律诗，也见于张羽《静居集》中。不过，张羽集还附载了赵孟若的和诗，而《白云集》卷首又有赵孟若所作的序。这样看来，两人之间有唱和诗，在情理上是更接近事实的。《张集》大概是偶然误收了这首诗。集末的跋语也是牟巘所作，但题为《跋厉白云诗》。考察跋文中的词意，似乎是释英尚未出家时所作，却已经称作“白云”。那么，连同顾嗣立称他为“白云上人”，也都是根据意思推定出来的称呼吗？△《稼村类稿》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王义山撰写。王义山字元高，丰城人。宋景定年间考中进士，任新喻县知县，历任永州户曹。进入元朝后，任提举江西学事。原刻本题为宋人，并不符合实际。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王惟肖编纂的。因为王义山退居老于东湖之上，把读书的屋子题名为“稼村”，所以用它作为书名。全书包括各体诗三卷、杂文二十七卷。诗文都沿袭宋末诗文衰弱的习气，很少有警策之句。因此王士祯《居易录》认为它芜杂浅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还斥责它是最下等、最流传的一类。不过考察王义山在湖南任职时，湘潭县有个豪强因为争夺田地没有成功，就把田地献给学校。王义山引用《春秋》中“齐人来归汶阳之田”的记载，判定这种做法不对，很符合经义。因此，他集中解释经书的文章，也常常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比如解释《周礼》所说“师氏职中大夫、保氏职下大夫”，认为《郑注》称周公、召公兼任此职是不对的；又解释“古者天子冕服备十二章”，认为《郑注》关于九章、五章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些说法都颇有根据，不是抄袭剽窃而来。至于表、启等文章，也颇有文采，组织自然，确实与刘克庄《后村集》的路数相近。虽然其中杂乱粗劣的部分没有删去，也混杂在这部集子中；但如果一概排斥，又是过于偏激的说法了。△《桐江续集》三十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元代方回撰写。方回有《续古今考》，已经著录。他所撰的还有《虚谷集》，现在没有见到。这部《桐江续集》都是他在元朝罢官以后所作。集中有《自序》，说是二十卷；而《千顷堂书目》作五十卷。现在看集中第四卷末题有“从事郎宁国路儒学教授同舍生曹祐编次”。第五卷末题有“男方存心、正心刊行”。第六卷末题有“初授徽州路儒学教授冯蒙龟、林一桂等刊”。第九卷末题有“表侄刘秉懿谨编刊行”。第十卷末题有“甥侄汪庭芝谨编”。第二十五卷末题有“古杭徐芝石宅沧浪山房刊行”。第二十七卷末题有“学生徐编次”，但姓名已经佚失。可见这是后人增补的，并不是方回原来的编次。这个本子还是元代旧刻，有玉兰堂印，也有季沧苇的藏书印。大概原为文徵明所收藏，后来又归于泰兴季振宜。诗集缺少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二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六卷、第三十九卷、第四十卷、第四十一卷，只存二十九卷。文集只有第一卷的目录还能辨认，其余都是初刻稿本，“卷”字下面只有墨色台格，无法知道首尾，按数量计算，大约保存了八卷。中间还有不少缺页，没有别的本子可以校对，现在也仍旧保留原样。考察吴之振重刊《瀛奎律髓》一事，怀疑书首的一篇序不是方回所作。现在集中把这篇文章载在《送王俊甫序》之后、《刘子敬吟卷序》之前，由此可知吴之振没有见过这部集子；这样看来，这个本子也确实十分稀见，不能因为残缺就废弃不收。方回的人品卑劣污浊，从周密《癸辛杂识》的记载来看，几乎没有人性可言。然而考察他集中的各种文章，他的学问和议论都尊崇朱子。他推崇正道、排斥邪说，不遗余力，完全是醇正儒者的言论。就文章本身而言，实在不能说它违背义理。他的诗专门推尊江西诗派，他一生的宗旨，都可以在他编纂的《瀛奎律髓》中看到。虽然不免因粗率生硬而显出老境，但其中写得好的作品，确实超过宋末诸家，更不能因为他这个人的品行而废弃他的作品。△《野趣有声画》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杨公远撰写。杨公远字叔明，歙县人。这部集子前面有咸淳年间吴龙翰所作的序，序中称为一卷。

译但这个本子却是二卷。不过，至元乙酉年方回所作的跋在上卷末尾，其中所载《回溪道中》一诗却在下卷。如果原来就是二卷，这篇跋就不应夹在两卷之间；如果这首诗原来已经收入集子，方回又一定不会再次完整收录。由此可知，原集只有一卷，而下卷是后人续行辑录的。所以，下卷中又有《丙戌初度诗》，是在作跋的第二年所作。其诗没有超出宋末江湖诗派的风格，大概是当时风尚造成的；但即使只写一丘一壑，也自有佳妙之处。因为长期没有刊本，所以选录宋、元诗的人大多遗漏了它。明嘉靖丙申年，汪元锡才从他的族子汪瀚那里得到此本，于是重新抄写流传。集中有《至元乙酉生朝诗》，其中说“六十平头慳两岁”，那么这一年他五十八岁。按照长历推算，他应当出生于理宗绍定元年，宋朝灭亡时四十九岁。进入元朝后没有做官，应当按照周密的例子，称为南渡遗民。然而集中《春雪诗》题下注明“己卯正月初三作”。这时正是张世杰、陆秀夫等蹈海捐生的那一年，而他的诗中却说“天将亮时披衣又拥被，完全没有一件事来烦扰胸怀”，可见他把宋朝的存亡置之度外，这与前朝那些始终眷恋故国的遗老完全不同。而且，他进入元朝以后，向当权者求见求用、歌颂德政的诗篇也不止一首。他没有出仕，大概是因为没有人作引荐的阶梯，实在不能和周密终身隐居相比。现在把他归入元人，是依从他的志向。△《月屋漫稿》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黄庚撰写。黄庚字星甫，天台人。厉鹗因为他出生于宋末、进入元朝后没有做官，于是把他收入宋诗。然而宋朝灭亡时黄庚还很年幼，考察他集子开头的《自序》，那是泰定丁卯年所作。当时元朝统一天下已经五十七年，不能仍然把他列为宋人。现在仍题作元人，是遵从《浙江通志·文苑传》的体例。黄庚曾客居山阴王英孙家，在越中诗社以“枕易”为题试作诗，黄庚得了第一名，考官是李侍郎。如今评语和原诗都收入集子中。（按：张观光《屏岩小稿》中也有这件事，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还不清楚，暂且两说并存。）可见他当时很受推重。他的诗沿袭江湖诗派末流，体格不免稍低，但随处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也常常出现警策之语。例如五言诗中“斜阳照亮傍晚的水边，落叶使秋山显得清瘦”“柳色独自映着青眼，梅花同样怀有素心”“敲击船舷时红叶聚集，撒网处浪花浑圆”等句；七言诗中“晚钟带着夕阳从远寺传来，石碑和春雨一起横卧在荒芜的平野”“细柳在雨中下垂，绿色显得浓重；残花在风里纷乱，红色显得轻柔”“清冷的夜里梦中分见千里明月，故乡的人各自面对一方天空”“风月满怀，诗可以写尽；雪霜侵鬓，镜子先已知晓”等句，大多风致婉约，还具有晚唐诗歌的一种风格。王士祯《居易录》说《月屋漫稿》一卷全是庸俗低劣、没有可取之处，未免把它贬得太过分了。△《剡源集》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戴表元撰写。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人。宋咸淳年间考中进士乙科。授任建康教授，调任临安，又调任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都因战乱而没有赴任。元大德年间，经人推荐授任信州教授。调往婺州时，以疾病为由辞归。后来又因修撰、博士之职被推荐，他仍不起任，最终死于家中。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戴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进呈史馆，宋濂曾为它作序并刊刻，共二十八卷，刻板很久以前已经散失。这个本子是嘉靖年间四明人周仪得到它的旧目录后，广泛搜集编成，分为三十卷；戴表元的后裔戴洵又重新刻印流行。王士祯《居易录》说海宁刊刻的《剡源集》四卷，是黄宗羲选录的，不是完整的书。戴表元年轻时曾跟随王应麟、舒岳祥交游，学问渊源有传授承继。顾嗣立《元诗选小传》说：“宋末文章气势衰弱，文辞委靡，帅初慨然把振兴文教、挽救文章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的学问广博而奔放，文章清深雅洁，能化腐朽为神奇。有时从事摹写描画，却不显露棱角。他尤其珍重自己的才学，不轻易认可别人。至元、大德年间，东南士人以文章大家著称、名重一时的，只有帅初一人。”顾嗣立又引用宋濂的话说：“我曾向黄文献公学习文章。黄公在宋末的词章之士中，乐于称道而不停止的，只有剡源戴先生如此。”等等。在元代人中，顾嗣立对他的推许尤其深厚。现在考察他的诗文，确实可以相信顾嗣立的评论并非虚妄。△《剩语》二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这部集子，散见于《永乐大典》中，有的题作《艾性夫剩语》，有的题作《艾性夫孤山晚稿》。但书中没有说明性夫是名还是字，也没有记载他的时代。现在考察《江西通志》，其中说：“抚州有三位艾氏诗人：叔可字无可，宪可字元德，性字天谓，都擅长写诗。艾性闭门教授，来求学的人挤满门庭，著有《孤山诗集》。”这与《永乐大典》题作《孤山晚稿》相吻合。吴澄《支言集》中有高夔妻艾氏的墓志，称她“是咸淳贡生性夫的女儿，熟悉他家的儒学教诲，屡次以这些教诲勉励她的丈夫”等等。这与《永乐大典》所题的艾性夫相合。怀疑《江西通志》原本作“性夫”，字天谓，是传刻时脱掉了一个“夫”字。考察其诗集中有谢枋得所作《挽诗》一首，那么性夫在元初还活着。又据曹安《谰言长语》说：“成化五年，我到元江署学，那里有一家藏书很多，其中有一本诗集，是江浙道提举艾性夫所作，贯酸斋为它作序。”宋代没有江浙道提举这一官职，大概他晚年已经出仕元朝了。性夫虽出自讲学之家，但他的诗气韵清峻挺拔，以妍丽雅正为宗旨，绝不像宋末那些押韵的语录体文字。五言、七言古体诗笔力纵横奔放，尤其擅长。曹安说他的七言律诗“太辣”，五言、七言绝句和歌行中有很多关涉世道人心的内容，并列举《铜雀砚》《扑满吟》《临邛道士招魂歌》三首，他的评论相当切合实际。现谨加以采录编排，厘定为二卷，以保存其大概。至于原书本来分集编次，但卷目已经看不到了。《永乐大典》中题作《剩语》的篇目较多，所以现在用这个名称作为书名，不再另行分析编排。△《养蒙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元代张伯淳撰。伯淳字师道，是嘉兴崇德人。宋末考中童子科。至元二十三年因被推荐授任杭州路教授。大德年间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虞集为他的文集作序，详细叙述他的生平，把他比作汉代的贾谊。《邓文原序》也把他比作陆贽。然而序中所说他论事数十条，如今都没有收在文集中，大概是面见皇帝时当面陈述，没有写成奏疏。邓文原又说他作文以写得钩章棘句为可耻，而文辞舒缓充沛、曲折有余，铿锵如金石交相奏响；但他不喜欢以文章辞藻自我标榜。死后没有留下完整稿本。他的儿子河东宣慰副使采和长孙武康县尹炯，访求散佚遗文，编成十卷。现在看他的文章，源出韩愈，大多谨严峻健，得到了立言的体要。邓文原称其文舒缓从容，与实际不太相似。他的诗则十分鄙拙，古体诗尤其差。王士祯《居易录》狠狠批评其浅薄。顾嗣立《元诗选》也说他的古诗很少有合于规范的。集中有《题鲜于伯机所藏黄庭经》一首，语言较为古朴劲健，其实是赵孟頫的作品，误收入其中。又说他的近体诗大多是酬答应和之作，这个说法是对的。只是顾嗣立摘出的九联佳句，多数并不妥当。例如《出郊诗》说：“瘦筇支彳亍，狭路写之无。” 这是怎样的诗句，顾嗣立怎么会把它当作佳句呢？皇甫湜、李翱的文集中都不收诗，也不妨碍他们仍是皇甫湜和李翱，实在没有必要曲意为他们回护。他的文集刻本早已散佚，辗转传抄，残缺相当严重。这个本子共有文六卷、诗三卷、词一卷，是钱塘厉鹗从绣谷吴氏家抄来的。厉鹗作了不少校订，但脱漏的篇章终究无法补全。考察顾嗣立《元诗选》中缺字的地方与这个本子完全相同，那么顾嗣立所看到的，也就是这个本子了。△《墙东类稿》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陆文圭撰。文圭字子方，是江阴人。幼年聪颖敏悟，广泛通晓经史以及天文、地理、律象、医药、算数等学问。宋咸淳初年凭《春秋》考中乡试。延祐设科后，再次考中乡举。因年老多病没有应征召，死于家中。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陆文圭处在南宋末年时，已经二十多岁。进入元朝后五十多年，到泰定、天历年间，还接受聘请，在容山设馆授教。至顺末年仍为陈敬叔作《安定祠记》。又过了几年，到元顺帝至正初年才去世。他是最为长寿的老人之一。只是《元史》没有记载他列入仕籍。但文集中《吴县学田记》有“至元辛卯年我掌管吴县学务”的话，似乎也曾任教官。然而辛卯是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文圭当时只有三十多岁，而《记》中却有“我又愚笨又年老”的句子，与文圭的情况不相合。或者这篇《记》本来是代别人所作，只是失于注明吗？《元史》称文圭的文章融会贯通经书传注，纵横变化，无法测知其边际，东南学者都把他尊为宗师。现在核查他的作品，《元史》的说法并没有错。《元史》又称他精通地理，考证核查非常详尽。如今检查文集，只保存有《辨毛颖传中山》一条，其余全都没有收载，大概已经散佚，无法考察了。这部集子原有二十卷，世间很久没有流传。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散佚篇章，共得到文章三百多篇、诗词六百多篇，仍按照原来的篇目厘定为二十卷。虽然这些作品经过割裂，又重新辑录编缀，已经有很多亡失；但根据现存作品来看，他本来就是元初的一位作家。△《青山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赵文撰。文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是庐陵人。宋景定、咸淳年间曾冒用宋姓，三次参加乡贡。后来才恢复本姓，入学成为上舍生。宋朝灭亡后进入闽地，依附文天祥。元兵攻破汀州后，与文天祥失散，逃回故乡。后来担任东湖书院山长，选授南雄文学。他去世时，程钜夫为他作墓志铭，见于《雪楼集》。刘将孙作墓表，也见于《养吾集》，记载他的经历相当详细。近来顾嗣立《元诗选小传》称他入元后授任清江教授，而《程志》确实写作南雄。程钜夫与赵文交情深厚，不可能弄错，怀疑顾嗣立所记只是偶然考察失误。又《永乐大典》书写他的名字，多写作“彣”字。按《集韵》，彣与文在音义上本来相通，并不是另有两个名字。赵文与谢翱、王炎午一同进入文天祥幕府，历经沧桑之后，唯独他不能深深隐藏自己，到了晚年余生又重新享用元朝的俸禄。在出仕和退隐之间，他实际上不能不对不起那些人。不过他的文章有时还留有《哀江南赋》的余韵。拿古人来比，他大概属于庾信一类吧。赵文曾自己说：“一个人的行事能让别人都知道、都看见，这是君子的行为；写文章能让人读了明白、考查起来有根据，这是君子的言论。”现在看他的诗文，都是抒发自己的胸臆，完全没有粉饰，也可以说是能够践行自己的话了。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青山稿》三十一卷，世间很少流传。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辑录、编订成书，厘定为八卷。△《桂隐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刘诜撰。诜字桂翁，是庐陵人。出生于宋末，还来得及见到宋朝的许多遗老，听到他们的议论。到了延祐恢复科举以后，更加用力于名物、度数、训诂、笺注之学。十年考不上以后，便专心致力于诗和古文。江南行御史台多次以教官、馆职和遗逸的名义推荐他，都没有得到答复。至正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译王荣禄替他向朝廷请谥，谥号为文敏。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这部集子由他的门人罗如篪编纂，有虞集、欧阳玄所作的两篇序。其本传称他的文章“根基出于六经，超过诸子百家，融会古今，却不显露出锋芒锐气、风发意态”。考察集中有《与揭曼硕书》，说：“文章应当追求古意，而不应追求袭用；应当追求美善，而不应追求雷同；应当追求义理通达、神思超逸、变化起伏的妙处，而不必一味追求收敛平缓的气势。如果把委曲怯弱当作和平，把迂回屈曲当作从容舒缓，就像学习西施只学到了她的皱眉，学习孙叔敖只学到了他的衣冠谈笑，这不是善于学习的人。”大概他的文章宗旨，是主张自出机杼，而不是靠摹拟字句来显得古雅。《欧阳玄序》也称“他的文章温柔敦厚，像欧阳修；明辨雄健俊逸，像苏轼”。至于说他的妙处在于既不师法别人，也不完全不师法别人，大概是深深领会了刘诜的用意。欧阳玄又称他尤其擅长诗，诗又尤其擅长五言古体短篇，这个评论也很恰当。顾嗣立《元诗选》则说他的律诗有很多佳句。考察文集中的近体诗，格调气力颇为劲健，实际上不只是以佳句见长。而且顾嗣立摘出的那些诗联，如“燕子楼台人影瘦，海棠池馆月痕孤”，只是接近小令的词调；“君如硎刃千牛解，我似车轮四角方”，也是江湖间习见的格调，实在不足以概括刘诜的长处。《诜墓志》也是欧阳玄所作，称他有古文若干卷、各体诗若干卷、骈俪书札若干卷，总题为《桂隐集》，却没有注明卷数。怀疑作墓志时只有稿本，还没有整理编定成书。这个本子是明嘉靖年间他的族孙志孔刊刻的，共有文四卷、诗四卷，却没有收载骈俪书札，怀疑重刊时已经有所散佚。诗集末尾又有《罗如篪跋》，说先刊刻他的诗十四卷。而如今这个本子实际上只有四卷，大概也是编次者把它合并了吧。△《水云村稿》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刘壎撰。刘壎另有《隐居通议》，已经著录。他的文集旧有两个本子：一个叫《水云村泯稿》，是明洪武年间他的孙子瑛亲手抄写的，篇目不多，而且多半杂采《隐居通议》中的话，缀辑成册，并不是完整的本子；另一个就是这个本子，是他的后裔凝收拾散佚遗文，另行加以编排，搜采得比较完备。只是原来的篇目有二十卷，如今保存的只有十五卷，从第十六卷以下只有目录而没有书，大概是传写者遗失了。不过这五卷所收的全是青词、祝文之类与文章主旨无关的作品。它们保存还是散佚，对全书轻重没有影响，所以即使缺失，也跟没有缺失一样。刘壎才力雄健奔放，尤其擅长四六文。集中所载的各种启札，大体都是宋代所作。考察《隐居通议》，他自己说最得意的文章，如《代吴浚谢建阃表》《吊吴浚文》《代赵必岊谢庙堂启》《通丁应奎启》，如今都没有见于文集。那么他的作品散佚的也相当不少。不过即使看现存的作品，运用典故、锤炼辞藻，也颇有精彩之处。刘壎曾自己说，赵必岊称赞他能够把散文写成四六文，这正是片段式的议论，不像世俗文章那样只讲究对偶辞藻而文脉不贯通。大概这是他一生写作的心得，其中甘苦只有自己最清楚。其他古文则大多是元朝以后所作。文章浩瀚流转，很有气势。但有时把诙谐语句和华丽辞藻夹杂在其中，很不合典雅规范。这说明他在精心经营骈偶方面先入为主，以至于不知道自己原有的习气已经萌发了。只是他年过七十，又出来享用元朝俸禄。而《晚春郊行诗》说：“道路少有行人却仍有军乐鼓吹，土地上多是遗老，自己穿戴着旧日衣冠。” 《丙子闽山诗》说：“汉朝的国运即使转移了，还有诸葛亮在；唐朝的军队即使散了，还有郭子仪这样的侯爵。”《贾似道诗》说：“汉高祖对马邑有恩，我却感到惭愧；怀王有什么罪，却老死在咸阳。”这些都是他尚未出山时所作，既然如此，这些诗可以不保存了。△《巴西文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邓文原撰。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是绵州人，跟随父亲流寓钱塘。自号巴西，是为了不忘本籍。生于宋理宗宝祐六年。宋末参加浙西转运司的考试，考中魁选。至元年间，行中书省征召他担任杭州路儒学正，官至集贤直学士，兼任国子监祭酒，后来退休。致和元年死于家中，谥号文肃。事迹见《元史》本传。邓文原的学问有根柢，所写文章都温厚醇正、典雅。当大德、延祐年间，他独以文坛元老的身份主持文风。袁桷、贡奎在他左右辅佐，执笔作文的士人纷纷响应追随。元代的文章在这时达到极盛，邓文原确实有独自引导风气的功劳。他所著有《内制集》《素履斋稿》，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的版本。这个本子不知道由什么人编成，只收录他的碑、志、记、序等文章七十多篇。即使顾嗣立《元诗选》中收录的那些诗，这里也一首没有。大概这是后人摘选的，不是他的完整文集。然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只列出两部集子的名称，没有记载卷数，大概也没有见到。近来的藏书家所收藏的本子，都与这个本子相同，那么他的全集是否保存下来，就无法知道了。也可能是有好事者搜集他的遗篇，用来补足散佚的部分，这也无法知道。不过即使只是吉光片羽，越少就越珍贵，本来就应当因为幸存而珍视它们，不应因为不完整就把它们弃置。△《屏岩小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元代张观光撰。观光字直夫，是东阳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集中有《和仇山村九日吟》，而《晚春即事诗》中有“杜鹃亡国恨，归鹤故乡情”的句子。大概是宋末元初人。又有《甲子岁旦诗》。考察景定五年为甲子，元泰定元年也为甲子。诗中有“岁换上元新甲子”的句子，按照历家三元的次序推算，上元甲子应当属于泰定年间。看他的《除夕即事诗》中说“明朝年八十”，可知享寿相当长，他那时还在世。诗中多有穷途困顿的感慨，大概是怀才不遇之士。只有《赠谈命姚月壶诗》中有“试把五行推测看，广文官冷几时春”的句子，他大概曾经做过学官吧。全集诗作的格调和意趣都清浅，篇幅也颇为局促；但言辞婉转秀丽，没有钩章棘句的情态。越中诗社曾以“枕易”为题，李应祈评定甲乙，把张观光列为第一。他的诗如今见于集中，并载有李应祈的批语，说他的诗仿佛在纷纷杂陈的盆盎中得到一件古代罍洗（按黄庚《月屋漫稿》也说，以“枕易”诗为李侍郎评取第一。一次考试却有两个第一，必定有一个是假的，只是没有办法考证，谨附记于此。）另外还有《梅魂》七言律诗一首，注说“在武林试中选”。《秋色》五言律诗一首，注说“在山阴诗社中选”。大概他在当时也凭借吟咏诗作而获得了名声。△《玉斗山人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南宋王奕撰。考察集中《奠大成至圣文宣王》一文，说：“至元二十六年，岁在己丑，江南儒生王奕等。”他的《玉窗如菴记》则说：“癸巳年以前，奉旨特意补授为玉山教谕。”癸巳是至元三十年。这样看来，王奕享用元朝俸禄已经很久了。考察他的出仕和退处，与仇远、白珽相类似。题作南宋人，是错误的。王奕字敬伯，是玉山人，著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岩杂咏》七卷，如今都没有流传。只有这部集子保存下来，原名《东行斐稿》。明嘉靖壬寅年，他的同乡陈中州为它刊刻，遗失了四首诗，又另外附上遗文两篇，才改题为现在的名称。他的诗稍微有些粗疏，但磊落有气，比宋末江湖诗派优胜。他一向与谢枋得友善，谢枋得北行以后，他们还留下唱和诗十首。又有《和元好问曲阜纪行》诗十首、《赠倪布山》诗一首，称倪布山为金朝遗民。他的《寄周月湖》绝句中，也有“起观疆宇皆周土，只有西山尚属商”的句子，都还把自己看作宋朝遗民，那么他出任学官，应当是在己丑年之后。不过他的《祭文宣王》一文说：“天混合了图书，气贯通南北，九域刚刚统一，可以乘车，也可以乘舟。”《祖庭观丁歌》说：“幸而遇上天地重新清明安宁的时代。”对新朝没有什么怨尤。《祭曾子》一文说：“我们这些人若按忠孝的标准来衡量，实在是罪人。愿保全头发和肌肤，以完成长久的追慕。”也没有敢于把自己抬得很高。与那些首鼠两端、已经苟且偷生并毁弃节操，却还想倔强地自称与众不同的人相比，当然还是有区别的。集中把诗文杂糅编排，颇不合体例，但这与全书的大旨无关，所以现在也姑且依照原本录入。△《谷响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释善住撰。善住字无住，别号云屋。曾居住在吴郡城中的报恩寺，往来于吴淞江一带，与仇远、白珽、虞集、宋无等人互相酬唱。仇远赠诗说：“向北走出阊门，山色如画，总有一天要和老师一同漫步翠微之间。”宋无作答他寄来的诗，也有“诗句精妙，唐风尚在”的话。可见他虽然出家为僧，却在文学趣味上与文士十分相投。集中《癸亥岁寓居钱塘千顷寺述怀诗》中有“高阁工书三十年”的句子。从英宗至治三年癸亥年往上推三十年，是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距离宋朝灭亡只有十四年。他的《赠隐者诗》中有“对食惭周粟，纫衣尚楚兰”这样的句子，大概还来得及见到宋朝的遗老，所以作品颇有法度。看他论诗说“典雅始成唐句法，粗豪终有宋人风”，立意极为不凡。等到考察他的诗篇，却只擅长近体诗，大体把清新俊逸、精雕细琢作为追求，很接近“四灵”和“江湖”两派，始终没有脱离宋人的窠臼，他所说的未免有些过高。然而他的遣词造句新颖秀美，绝没有粗俗浅陋的气息，其中的佳作也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在元代诗僧中，本来就应当屈指可数。《竹素山房诗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代吾邱衍撰写。吾邱衍有《晋史乘》，已经著录。这是他所著的诗集，附有遗文两篇。他的诗很仿效李贺的诗体，不能完全摆脱元人的窠臼。不过他的胸襟境界既高，神韵自然不同，常常在常规之外显露出超逸的情致，正如所说王谢家的子弟即使不再端庄整肃，也仍然神采奕奕，自有一种风度。考察吾邱衍在至大三年被人牵连获罪，被拘捕后又获释，因愤恨难以排遣，投西湖而死。他留下一首诗向朋友仇远诀别，说：“刘伶一锸事徒然，蝴蝶飞来别有天。欲语太玄何处问，西泠西畔断桥边。”这首诗另见于《释宗泐集》，而这三卷中没有。想来原稿是吾邱衍亲自编定的，所以没有收录吧。朱存理《楼居杂著》中有《书吾氏类集》一篇，说：“《虞山杂抄》中有《竹房集》三卷，我家有《子招雨师》等文章遗迹一册，抄录后附在集末。”它的卷数和这部书相合，那么这大概还是旧本的卷帙。《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译元代胡祗遹撰写。胡祗遹是磁州武安人。《元史》本传记载他的字为绍开。然而如今民间所藏胡祗遹的文章中，乃是文考“绍闻衣德”，实际是《周书·康诰》中的话。核对名字的含义，怀疑“绍开”应当作“绍闻”，《元史》是传刻时出现了讹误。中统初年，张文谦任大名宣抚，征召胡祗遹为员外郎，后来官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延祐五年，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靖。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太常博士胡持编纂的。前面有他的门人、翰林学士承旨刘赓所作的序，说原本有六十七卷，因年代久远而散失。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所载汇辑成编，分为赋、诗、诗馀七卷，文十二卷，杂著四卷，语录三卷。其中杂著一卷，把胡祗遹一生所学都具体呈现出来。不过体例最为琐碎，有的像随笔札记，有的像短篇小品，有的像任官时的条约，有的像公文案牍，各类层层杂出，几乎不能用一种体例来命名。考察贾谊《新书》，其中把他所作的治安策以及论事诸疏割裂、颠倒，分别作为篇章，另外标出篇名，有人认为那是平时记录的稿本，后来连缀成篇上奏的。胡祗遹这部集子，或许也是这种情况。史书称，他任右司员外郎时，因为论事触犯奸相阿哈玛，被外调为太原路治中、提举铁冶，阿哈玛想以没有完成每年的赋税来责罚他。等到他到任后，却以政绩最优上报。他任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时，审辨诬告谋反的案件；任济宁路总管时，筹划军政八件事，并修订《明学校之法》。史书又称，他所到之处都抑制豪强，扶助孤弱，敦厚教化，振兴士风。可见他当时以吏治闻名，却没有一句话提到他的文章。如今看他的文集，大体学问出自宋儒，以笃实为宗旨，致力于阐明本体、通达实用，不屑于空虚的言论。诗文都是抒发胸臆，不依仿任何人，也不刻意雕饰，只以说理明白、文辞通达为主。元代词人往往崇尚风华，能够得到这样质朴实用的文章，也未尝不是撑持大局的一根中流砥柱。只是编录时意在求其繁富，于是收进了许多应酬世俗的作品，颇为冗杂。甚至像《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等篇，作为阐明道学的人，却写出亲昵狎昵、涉及倡优的言语。这对于白璧来说是瑕疵，而且不只是萧统讥评陶潜那样的程度。陶宗仪《辍耕录》记载胡祗遹钟爱歌儿珠帘秀，曾赠给她一首《沉醉东风》小曲，这大概不是诬陷之词。既然原本收有这些作品，姑且仍按旧本收录，同时把其中的错误附带在这里订正，也足以作为写作者的警戒。《松乡文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元代任士林撰写。任士林字叔实，号松乡，奉化人。因郝天挺推荐，被授予安定书院山长。这部集子所收的内容，大多是碑志。总体上刻意仿效韩愈，但他的功力不足以达到韩愈的水平，所以句法格调常常拗口艰涩，后来流为刘蜕、孙樵一类的文体。又间杂对偶句，体例并不纯一。其中《自然道士传》《正一先生传》《寿光先生传》等篇，承袭《毛颖传》的写法而作，也颇有落入窠臼之嫌。然而南宋末年，文章已经衰败。道学一派把冗长重复当作详明，江湖一派把纤弱浮薄当作雅致俊逸，先民的旧有法度几乎荡然无存。任士林承接极度衰败之后，毅然想追随唐人，即使明白而还不够圆融，总也有振兴衰微、恢复废弛的功劳，是应当宽容其不足而保存其作品的人。赵孟頫曾见到他的《兰芎山寺碑文》，对他十分推重。后来任士林去世，赵孟頫为他撰写墓志。杜本也称赞他的《谢翱传》《胡烈妇传》能够使人秉持常性、喜好道德的心意千百年后仍然彰明，这当然不是出于偏袒而虚假推许。《松雪斋集》十卷、《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赵孟頫撰写。赵孟頫字子昂，是宋太祖的后代。因为宋太祖之子秀王赵伯圭获赐宅第于湖州，所以赵孟頫成为湖州人。十四岁时，凭借父亲的恩荫入仕。宋朝灭亡后居家，适逢程钜夫到江南访求遗逸之士，便带赵孟頫入见。赵孟頫随即被授为兵部郎中，屡次升迁至翰林学士承旨。去世后，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敏。事迹详见《元史》本传。杨载撰写赵孟頫的行状，称他著有《松雪斋诗集》，但没有说明卷数。明代万历年间，江元禧编的《松雪斋集》只有寥寥几篇，实际上并非足本。只有焦竑《经籍志》记载《孟頫集》十卷，目录次序与这部书相合。史书所说的《琴原》《乐原》，以及其中所达到的阐发失传律吕之妙的成就，经过核查也都在这部集中。《外集》收杂文十九首，也是其他本子没有收载的，大概是完整的篇帙。赵孟頫作为宋朝皇族，改变节操侍奉元朝，所以不合于世人的议论。看他的《和姚子敬韵诗》，有“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这样的句子，可见他晚年也不免有自我悔恨。然而评论他的才艺，可以说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仅书法绘画为元代第一，他的文章也在虞、杨、范、揭之间彼此抗礼，并不明显居于其后。集子前面有《戴表元序》，见于《剡源集》，末尾题为大德戊戌年。大概赵孟頫任汾州知州后请假回乡时，汇集自己的作品，请戴表元作序。戴表元从不轻易许人为文，而这篇序对赵孟頫推重到了极点，可见他确实有值得取法之处。后人编录全集时仍把这篇序列在卷首，并非没有用意。《吴文正集》一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译元代吴澄撰写。吴澄有《易纂言》，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他的孙子吴当编纂的。永乐丙戌年，他的五世孙吴爟重新刊刻。后面有吴爟的跋说：“《支言集》一百卷、《私录》二卷，都是祖父县尹公亲手编次的，刊刻流传于世。不幸刻版全都毁于兵火，旧本散落，即使保存下来的也有残缺。到了永乐甲申年，才得以取出家藏旧刻本，重新刊刻。篇目类别和卷次全部保留旧样，不敢更改。只是卷首增加了年谱、神道碑、行状、国史传，列在全书之前。但旧时缺少的简册，遍寻也不能找到完整本子，所以现在只把残缺篇目的篇题列在各卷末尾，以等待补足续成。”由此看来，这部书只是残缺本的余存，并不是初刻的旧本。然而检查各卷末尾所列的缺目，只有第十七卷《徐君顺诗序》一篇、第五十四卷《题赵天放桃源卷后》一篇、第五十七卷《题约说后》一篇，另外第三十七卷《滹南王先生祠堂记》的末尾注明“此下有阙文”，仅此而已，所散佚的还不算多。当初许衡去世时，诏令欧阳玄撰写神道碑；吴澄去世后，又诏令揭徯斯撰写神道碑。碑文开头说：“皇元承受天命，上天降生真正的儒者。北方有许衡，南方有吴澄。因此能够弘扬大道、润色宏伟功业，由此可知斯文并没有丧失，盛大的时运正在兴起。”等等。当时大概把这两人看作南北学者的宗师。不过许衡的学问以笃实来教化他人为主，吴澄的学问则以著述来建立教化。因此世间流传的《鲁斋遗书》只有寥寥几卷，而吴澄除了注解各部经书以外，还订正张子、邵子的著作，旁及《老子》《庄子》《太玄》《乐律》《八阵图》《葬经》之类，都有撰述评论，文集还汇聚到一百卷。许衡的文章明白质朴，能够表达意思就停止；吴澄则文辞华美典雅，往往写得斐然可观。若根据文章来评论，吴澄大概尤其文质彬彬。吴当编纂时过分追求完备，片言只字无不搜集，有些本来不必保存的也保存下来，未免有些收得过滥。不过这自南宋以来编次遗集就是通常的弊病，也不能只责怪吴当。《金渊集》六卷（《永乐大典》本）。元代仇远撰写。仇远字仁近，一说字仁父，钱塘人。因为居住在余杭溪上的仇山，自号山村民。世间流传高克恭所画的《山村图卷》，就是为仇远所作的。仇远在宋咸淳年间就以诗闻名。至元年间曾任溧阳教授，不久罢职归家，优游于湖山之间直到终老。仇远起初刻印自己所作的一部诗文集，方凤、牟巘、戴表元都为它作序。他分教京口时，把自己的作品汇编为《金渊集》，吾邱衍为它题诗。所谓“仇仁父解除建康任职，有新文名为《金渊集》”，说的就是这件事。两部集子都已经散佚。所以明代嘉靖年间顾应祥为《赠士瞻上人卷》作跋时，已经有未能见到全集的遗憾。世间流传的《兴观集》《山村遗稿》，都是从手书墨迹搜集编成的，并不是完整本子。近来歙县项梦昶才从各书所载的材料中采集补辑，编成《山村遗集》一卷，在杭州刊刻。至于所谓《金渊集》，则再也看不到了。如今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还保存数百首。考察仇远《赠士瞻上人卷》后有洪武二十一年僧人道衍的跋，推重到了极点，可见道衍深深倾倒于仇远。因此他主持编修这部书时，独独收录仇远的作品很多。怀疑这部书把仇远的作品全部收入了，遗失的不会太多。谨按各种体裁编排，编成六卷。仇远在宋末与白珽齐名，号称“仇白”。后来张翥、张羽在元代以诗著名，也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与之唱和的周密、赵孟頫、吾邱衍、鲜于枢、方回、黄溍、马臻，都是当时的名士。因此他的诗格调高雅，往往可以和古人抗衡，没有宋末诗歌粗犷的习气。《方凤序》记载仇远的话说：“近体诗我以唐人为宗，古体诗我以《文选》为宗。”瞿祐又记载仇远亲自为诗集作跋说：“近世学习唐诗的人把不用典故作为第一等格调。杜少陵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众人本来就不懂。所谓不用典故，正是因为文章作者不读书的过错。”这话很切中江湖、四灵两派的弊病。如今看他的作品，并没有辜负他自己所说的。这部集子从尘土掩埋、虫蛀侵蚀中保存下来，所收又都是项梦昶本没有载入的篇章，仿佛有神物加以护持，使它等待圣朝之后才显现出来，因此尤其值得珍视。《山村遗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仇远撰写。仇远所撰的《金渊集》，都是任溧阳官职时所作，所以取投金濑的故事作为书名。书中所收全是溧阳之作，其他作品不在其中。他的其他作品，曾由方凤、牟巘、戴表元等人作序，只是零散地见于各家文集中，而诗作早已散佚。世间流传的《兴观集》《山村遗稿》，都是后人根据墨迹汇集刊刻的，并非完整本子。这部书是歙县项梦昶编的。后面有项梦昶的跋，说他留心搜访，从《珊瑚木难》《清河书画舫》《成化杭州府志》《嘉兴志补》《上天竺寺志》《绝妙好词》《花草粹编》等书中，又找到若干首诗词题跋，编排成册。虽然当时《永乐大典》还收藏在清秘之处，外界无法窥见其中内容，但《金渊集》所收的作品，项梦昶都没有来得及录入，因而不足以穷尽仇远的著作。不过这部集中的诗，都不是在溧阳所作，不能并入《金渊集》中。因此仍保存这部书，分别著录，以免仇远散佚的篇章被湮没。《湛渊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白珽撰写。白珽有《湛渊静语》，已经著录。《成化杭州府志》记载白珽的《湛渊集》八卷，《文渊阁书目》也还著录过。现在已经很久散佚了。这部书是近来杭州沈菘町辑录的，共有赋二首、诗六十三首、文六首，卷首冠有《戴表元序》，并附宋濂所作的《墓志》。《表元序》称他的诗很像渡江后的陈去非。《濂志》记载刘辰翁的话，说他的诗不作雕琢刻削、琐碎苛细之语，有云山韶濩般的声韵。又月泉吟社列为第十八名的唐楚友，就是白珽的化名。谢翱、方凤等人也评价他的格调很高。陶九成撰写《辍耕录》，记载他的《演雅》十首。大概白珽在宋咸淳年间，已经和仇远一样以诗闻名。进入元朝以后，两人都因推荐而被任为儒官。仕途坎坷、未能显达，退居湖山之间养老，出处经历也大致相近。他们的集子都在散佚以后经过后人重新辑录，大略只保存了十分之一。仇远所撰的《金渊集》因为被《永乐大典》收入，得以适逢圣朝崇尚文教，承蒙皇帝鉴察，重新刊刻流传。而白珽的集子没有被《永乐大典》收录，无法汇辑，所以流传下来的只有这部书。其中又间杂着伪作。例如《成化杭州府志》所载《三月八日过西马塍》一首，其中四句完全与《月泉吟社诗》相同；第二句又把“塍”字和“晴”字按同一声韵押韵，而这在至正初年已经使用了《洪武正韵》。它是依托他人名义、混杂拼凑而成的，显然不必再问。这样看来，白珽和仇远所遭遇的情况，既有幸运之处，也有不幸之处。不过即使只是吉光片羽，终究也足以珍贵，本来不妨与仇远的作品一同流传。《牧潜集》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代僧人圆至撰写。圆至字牧潜，号天隐，高安人。至元以来，他遍历荆、襄、吴、越，除了禅理之外，也很能读书。又刻意写作古文，笔力峭拔，其中有许多值得观赏的作品。前面有崇祯己卯年僧人明河所作《书姚广孝序后》一篇，称他最初在武林得到抄本，前面有《方回序》，后面有《洪乔祖跋》。又有《姚广孝序》，这篇序是《逃虚子集》没有收载的。后来又看到刻本，发现多了几首诗，于是根据校订本交给毛晋刊刻。这部书就是毛晋刊刻的本子，只有《乔祖跋》和明河这篇文章，没有方回、姚广孝两篇序，大概是偶然遗漏了。明河又称自己曾读《虎邱旧志》，看到圆至的《修隆禅师塔记》，感叹其文字精妙。如今这篇《记》不见于集中，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补录进去。自六代以来，能写诗的僧人很多，而能写古文的不过三五人。圆至独以文章见长，也是僧侣中卓然出众的人。都穆《南濠诗话》曾称圆至擅长古文，诗尤其清婉，并举出他的《寒食》《西湖》《送人》《再往湖南》《涂居士见访》五首诗。《送人》和《再往湖南诗》不免有些平常的言语，其余三篇确实清秀而有清雅情致，可见他的诗也有值得观赏之处。但他为周弼《三体唐诗》所作的注，却浅陋得难以形容。可见，文章之道同考证之学分道而行、各走各路，已经很久了。△《小亨集》六卷（永乐大典本）。元代杨宏道撰写。杨宏道字叔能，是淄川人，生于金朝末年，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传。考察其集中诗文可知，金宣宗兴定末年，他才开始在京师与元好问相会。当时金朝已经南迁；到哀宗正大元年，他曾任麟游酒税监。后来又出仕南宋，理宗端平元年任襄阳府学教谕。他的《投赵制置札》中有“归朝未满三载”这句话，那么他应当是在绍定末年南归的。但集中又有《赠仲经诗序》，说“端平二年清明后，离开襄阳，代理唐州司户，十二月上旬向北迁徙，把家安置在济源”等语。可见他在南宋任职不久，随即又进入元朝。考察《宋史》，这一年七月，元军到达唐州，全子才丢下军队连夜逃走，唐州于是被元军攻取，杨宏道大概因此向北迁徙。此后他的事迹便很少见于记载，应当没有再出仕。只有集中《门帖子》中有“己酉再逢鬓未皤”一句，计算他进入元朝又过了十四五年，这时杨宏道已经六十岁了。综观他一生，南北流离，只是苟且领取俸禄以求保全性命。他在出仕与退隐之间的经历，大概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他的诗在当时却最为知名。元好问为他的诗集作序，说金朝南渡以后学习作诗的人，只有辛敬之、杨叔能把唐人为典范。元好问又为杨飞卿的《陶然集》作序，说贞祐以后诗学兴盛，洛西的辛敬之、淄川的杨叔能、太原的李长源、龙坊的雷伯威、北平的王子正，都被称为专门名家。他又有《赠宏道诗》说：“海内杨司户，声名三十年。”又说：“星斗龙门姓氏新，岂知书剑老风尘。”可见他对杨宏道倾倒至极。刘祁《归潜志》也把杨宏道与元好问、李汾、杜仁杰并称。当时赵秉文、杨云翼见到他的诗，也都赞叹不已。赵秉文甚至把他的诗比作金膏、水碧那样世外难得的珍宝。如今看他的五言古诗，能够得到《诗经》比兴的体制，时时接近汉魏遗留下来的诗歌风调；他的律诗风格高雅华美，也很有唐诗的声调。虽然比不上元好问的雄浑苍劲，但就一时的诗人而言，当然不能说他不是北方的巨擘。焦竑《经籍志》记载《小亨集》十五卷，世间很久以来已经失传。如今从《永乐大典》中搜集辑录，编排成诗五卷、文一卷。△《还山遗稿》二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杨奂撰写。杨奂字焕然，又名知章，是乾州奉天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

译他参加秋试，四次都考中；但参加春试却总是没有考取。进入元朝后，经耶律楚材推荐，被授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任廉访使。过了十年退休回乡。他的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考察集中《臂僮记》，其中说他所著有《还山前集》八十一卷、《后集》二十卷、《近鉴》三十卷、《韩子》十卷、《概言》二十五篇、《砚纂》八卷、《北见记》三卷、《正统记》六十卷。《元史》本传则只说有《还山集》六十卷。元好问撰写《奂神道碑》，又称《还山集》一百二十卷，卷数和篇目都互不相同。但旧本没有流传下来，已经无法考定。这部书是明代嘉靖初年南阳宋廷佐辑录的，因为搜集残余篇章，所以题名为《遗稿》。全书文一卷、诗一卷，卷首冠以《考岁略》。又把传记、墓志、题咏之类的文字编成附录一卷，并分别注明采自哪部书、从什么人那里得到，以及石刻如今存在哪个地方。大概明代中叶，士大夫偶然编著一部书，仍然这样笃实严谨、不肯草率，必定要寻求依据。杨奂的诗文都光明俊伟，具有中原文献遗留下来的气象，不是南宋江湖派那些气息带有蔬笋味的人所能比的。他的《汴故宫记》记述北宋大内的遗迹；《与姚公茂书》讨论朱子《家礼》中神主的式样，并举所见唐代杜衍家庙和汴京宋太庙作为证据；《东游记》记述孔林古迹尤其详尽。这些都可以用来补充、征验文献。陶宗仪《辍耕录》说，杨奂曾读《通鉴》，读到其中论述汉、魏正统与闰统的地方，感到极不平，于是撰修《汉书》，驳正其中的事情。因而作诗说：“风烟惨澹控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后来他从攻宋军队回来，才见到《通鉴纲目》，他的书于是搁置不作，等等。这样看来，除了郝经之外，又有杨奂这样的人，也具有这种卓越的见识。△《鲁斋遗书》八卷、《附录》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元代许衡撰写。许衡有《读易私言》，已经著录。起初，许衡七世孙的女婿郝亚卿辑录他的遗文，尚未完成，河内教谕宰廷俊接着完成了这件事，何瑭为它作序。嘉靖乙酉年，山阴萧鸣凤在汴地校刊此书，并亲自作序。序文之后又有题识说：“萧鸣凤正在校订此书时，恰好遇到内翰元宗奉命出使经过汴地。他说旧本的编次似乎有不妥之处，于是重新编排如下。后来又得到《内法》和《大学中庸直解》，都按次序增入旧本，题名为《鲁斋全书》。我私下认为，先生的著作还有许多散佚，尚不敢称为全书，所以改名为《遗书》。” 可见，这个本子是应良重新编订、萧鸣凤改名的。开头两卷是语录；第三卷是《小学大义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两部分，上卷是《中庸直解》，下卷是《读易私言》、《读文献公揲蓍说》和《阴阳消长》一篇；第五卷是奏疏；第六卷也分上、下两部分，上卷是杂著，下卷是书状；第七、第八卷是诗和乐府。《附录》二卷，则收录像赞、诰敕之类以及后人题识的文字。这部书是后人汇集编成的，没有加以选择。例如《大学中庸直解》都是启蒙教学的书，措辞只求通俗，并没有什么发明；其中按年代编排的歌诀和括语，尤其不应列入文集之内。把这些一概刊行，并不是许衡本来的意思。不过，许衡一生的议论和宗旨，也很依赖这部编本来保存。舍弃其中芜杂的部分，选取其中精华，就要靠读者自己分别取舍了。他的文章不刻意修饰辞藻，却自然明白醇正；各种体裁的诗也各有风格，这尤其是讲学家难得具备的。△《静修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元代刘因撰写。刘因有《四书集义精要》，已经著录。他早年的诗文才情奔放。后来亲自编订《丁亥诗集》五卷，把其他文章全部取出焚毁。他去世后，门人和故友汇集他的遗稿，得到《樵菴词集》一卷、《遗文》六卷、《拾遗》七卷。最后杨俊民又得到《续集》二卷。这些都是搜集残存篇章，做到一字不漏，其中一定有刘因自己焚毁的作品。这样一概编纂，未必符合刘因本人的意思。后来房山贾彝又增入《附录》二卷，合成三十卷。至正年间，官府为之刊行，就是今天流传的这个本子。他的文章刚健挺拔，远在许衡之上，而醇正也不比许衡差。张纶《林泉随笔》说：“刘梦吉的诗，古体选诗不逊于陶渊明、柳宗元；他的歌行、律诗，直接追溯盛唐，没有一个字写成今人的语言。他写文章，动辄遵循法度，舒缓从容而余味无穷。像《田孝子碑》、《桐川图记》等作品，都正大光明，与一般文士文章的气象不同。如今考察他论诗的话，有这样的说法：魏、晋以后，诗学日益兴盛，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是其中的最高成就者。隋、唐以后，诗学日益变化，变化而能得到正道的，李白、杜甫、韩愈是其中的最高成就者。周、宋以后，诗学日益衰弱，衰弱而又重新振兴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是其中的最高成就者。”张纶的见解对诗歌源流了解很深。因此，刘因的诗风格高远豪迈，比兴寄托深微，几乎登上了诗歌创作者的堂奥，讲学的儒者没有谁能赶得上他。王士祯编作《古诗选》，对于诗人的流派分别，品评收录十分严格；但在七言诗中，唯独把刘因的歌行单独列为一家，可以说他是豪杰之士，不是门户之见所能限制的。△《青崖集》五卷（永乐大典本）。元代魏初撰写。魏初字太初，号青崖，是宏州顺圣人。他的从祖魏璠，金朝末年任翰林修撰，以刚正耿直著称。元世祖征召他到和林，十分礼遇看重。魏璠没有儿子，便以魏初为后嗣。魏初年轻时被征召为中书省掾吏，后来告假归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元世祖问他是不是魏璠的儿子，随即授任国史院编修。不久又任监察御史，官至南台御史中丞。事迹详见《元史》本传。焦竑《经籍志》记载魏初《青崖集》十卷。《文渊阁书目》也记载魏太初《青崖文集》一部，共七册。可见明初原集尚且存在，后来才逐渐散佚。

译如今从《永乐大典》所载的诗文中搜集编缀，整理为五卷，还可以看见其大概面貌。《史》称魏初喜欢读书，尤其长于《春秋》，写文章简洁而有法度。但集中所记载的内容中，魏初自称曾与姜彧一起受到遗山先生的教诲；又说先生进入燕地后，魏初早晚都侍奉他，替他执杖、提鞋。可见他的学问本出自元好问，具有师承渊源。因此，他的作品格律坚实苍劲，不失古代先贤的规范。他在世祖时期，先是以经史进呈讲读，不久历任谏官，遇到事情敢于直言，对于开国制度规模多有补益。集中《奏议》一门，都详细注明年月，分条列举。其中如《请定法令》、《请肃朝仪》、《请免括大兴民兵》、《请令御史按察司官岁举一人自代》等奏议，《元史》都采入他的本传。其他如《请缓椿配盐货》、《请禁刁蹬客来》、《请优护儒户》、《请旌郑江死节》、《请修孟子庙》、《请和雇工匠》、《请罢河南签军》等奏议，是《史》没有记载的，大多属于当时的重要事务，切合实际。如今幸好遗集还保存下来，仍然足以补充史书的缺漏，当然不只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受到重视。△《养吾斋集》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元代刘将孙撰写。刘将孙字尚友，是庐陵人，刘辰翁的儿子。曾任延平教官、临汀书院山长。刘辰翁在宋末以文章知名，当时文风冗杂泛滥，他想用清新幽隽的风格加以矫正。因此，他评论各类书籍时，多标举纤巧的特点，自己写作时也常把曲折艰深当作奇特。不过，他独自开辟了路径，于是另成一家，不能磨灭。刘将孙受到家学熏陶，很熟悉父亲的文风，所以当时有“小须”的称号。吴澄为他作《集序》，说他的文章浩瀚流转，自成一体，是尚友的文章，就像苏洵有苏轼一样。《曾以立序》则说他的学问渊源深厚，贯通古今。看他的感遇一类作品，都是仿效陈子昂、张九龄；虽然声调节奏不同，但寄托深远，时时具有名理。近体诗也有许多佳句。序、记、碑、志一类文章，虽然失之繁富，字句间也有艰涩难读之处，但叙事委婉曲折，善于表达情意，既有他父亲的短处，也未尝没有他父亲的长处。宋、元之际的故老遗民，如胡求鱼、聂济的学问，赵文、刘岳申的文章，郭汝介、涂世俊的孝行，大多不见于其他书籍，只有这部集子能够完整记载他们的始末，也很依赖它来流传。至于他说“欧阳修、苏轼兴起后，文风的变化达到化境；伊洛学派兴起后，讲论贯通而达到精粹，但崇尚文辞的人不能在义理上畅达，崇尚义理的人又不能在文章上推演”，这些话深刻击中了宋人的弊病。他又说：“时文的精华就是古文的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都凭时文闻名，后来写古文，就像从本来具有的东西中取出一样。皇甫湜、樊绍述、尹洙、穆修诸家，难道没有奇特的字、精妙的句子、幽深的情思和苦心的构思吗？之所以说他们不能与韩愈、欧阳修并列，是因为他们的时文有所不及。”这些话尤其足以针砭那种言语高深、刻意追求奇古，却不能做到文从字顺的弊病。虽然他的作品没有完全实践自己的这些话，但终究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通达的见解。据《曾以立序》说，原集本来有四十卷。可是自明代以来，很少见到有人收藏。只有周南瑞《天下同文集》的开头有《将孙序》一篇，其中收录了他的一篇文章。顾嗣立《元诗选》只收录了他的一首诗。大概已经散佚很久了。如今依据《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辑成三十二卷，用来保存文章的一种风格，也不过是取欧阳修偶然思念螺蛤的意思罢了。△《存悔斋稿》一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龚璛撰写。龚璛字子敬，从高邮迁居平江。他的父亲龚潗，宋末任司农卿。宋朝灭亡后，他不肯进食，最终去世。龚璛年轻时被宪使徐琬征召置于幕府之下，后来充任和靖、学道两书院山长。调任宁国路儒学教授，升任上饶主簿，改任宜春丞。以江浙儒学副提举的身份退休。他著有《存悔斋诗稿》一卷。明代朱存理又辑录他的散佚篇章，编为《补遗》一卷。他的《诗稿》末尾所说至正九年开封俞祯《跋》中的永嘉朱先生，是另外一个人，只是姓名已经失传，并不是朱存理。盛仪《嘉靖维扬志》称龚璛擅长写文章，专心学习书法，具有晋人的风度，大概也是当时知名的士人。然而保存下来的篇章寥寥无几，应当已经不可避免地散佚了。但他的诗格调刚健爽朗，很能自成一格，写出清新之意。在元代人的各种文集中，仍然独具面目，所以实在不必因为作品少而嫌弃。△《双溪醉隐集》八卷（永乐大典本）。元代耶律铸撰写。耶律铸字成仲，是辽东丹王的九世孙，也是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儿子。历任官职至中书左丞相。去世后追赠懿宁王，谥号文忠。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耶律楚材辅佐元太祖、太宗平定天下，建立纲常、陈明制度，这些都出自他的谋划。耶律铸年轻时聪慧敏捷，尤其精通骑射。随宪宗征讨蜀地，多次建立功绩。后来三次进入中书省，制定法令，创制雅乐，给予朝政很多辅佐。他的经世才略不愧于父亲，文章也具有父亲的风格，所以元好问、李冶等人都同他交情深厚。然而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还有抄本流传，耶律铸的文集却早已失传，藏书家甚至不能说出他的姓名。只有明代钱溥《内阁书目》中有《耶律丞相双溪集》十九册，也没有详细记载卷数。检阅《永乐大典》所收的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篇章较多，有《前集》、《新集》、《续集》、《别集》、《外集》等名称。又另外收载赵著、麻革、王万庆等人的序跋，是为耶律铸年轻时的诗作所写，这些诗题名为《双溪小稿》。可见他所作的各集本来分别成卷，未免有些琐碎。

译现谨慎地把它们搜集编次，合为一集，同时仍将《双溪小稿》的原序、原跋分别附在卷首和卷末，以保存其大概面貌。耶律铸早年跟随军队征战，足迹遍及西北极远的地区，因此他所记述的塞外地理和典故，往往详细而准确。例如，他依据《和林城唐明皇御书阙特勤碑》，证明《新唐书》、《旧唐书》把“特勤”写作“特勒”是错误的；对于处月、丁零的两条注释，辨析论述也很详细。这一类内容都对考证有所帮助。他的家族在金、元之间世代显贵，熟悉朝廷的旧闻。集中《琼林园》、《龙和宫》等赋，记述海陵、章宗的轶事以及宫室制度，其中有许多是《金史》没有涉及的。其他题咏之作，也多涉及燕都的旧事，而《帝京景物略》等书都没有记载，也足以用来增长见闻。至于《金史·耶律履传》、《元史·耶律楚材传》都没有记载他的籍贯，按史书体例很不合适。如今考察耶律铸《寓历亭诗注》说：“我的家族在辽上，后来迁居医无闾。”又《五湖别业诗注》说：“我的先人居住在和林，后来寄居隗台，如今在缙云营建五湖别业。”他对迁徙的经过记载得很详细，这尤其足以补充史书的缺漏。△《东菴集》四卷（永乐大典本）。元代滕安上撰写。滕安上字仲礼，定州人。因被荐举，授任中山府教授。历任禹城主簿，后被征召为国子博士，转任太常丞，授监察御史。他因地震上疏，奏疏未能上达，于是称病辞职。不久又被起用为国子司业，死于任上。《元史》没有为他立传。他的事迹在姚燧所作《墓碣铭》中记载得很详细，姚燧还称赞他“勤勉修身，笃实履行，学问积于自身，道德推行于家中，教化推广到乡里”。吴澄《文正集》也说，滕安上为人，是有学问、有操行而且有文章的人，大概也是一位洁身自好、严于修身的士人。姚燧又说，他著有《东菴类稿》十五卷，江西廉访使赵秉政刊刻流传于世；另有《易解》《洗心管见》，收藏在家中。然而焦竑《国史经籍志》却称滕安上的《东菴稿》十六卷，与姚燧所记卷数不合，应当是因为没有见到原集而造成的错误。近来顾嗣立编写《元诗选》，搜集达到数百家，却缺少滕安上的诗集，可见它已经散佚很久了。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排，得到诗二百多篇，分为四卷。他的诗格调以朴实刚劲为主，不免稍显粗犷，但笔力强健有力。他的七言古诗尤其有开合纵宕的气势，与元末浓艳纤媚、完全近似词曲的诗歌风格相比，截然不同，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取代前者。考察苏天爵《文类》，其中载有滕安上所作《祭砚司业先生文》一篇。姚燧也说，他的文章完全以义理为根本，文辞旨意通畅明达，不写险僻诡奇的文字；凡是有助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他才下笔。因此，原集本来应当兼收诗文，可惜《永乐大典》只保存了他的诗，他的文章已经无从考察了。△《白云集》四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元代许谦撰写。许谦有《读书丛说》，已经著录。许谦起初跟随金履祥游学，讲习阐明朱子的学说，不太留意辞藻，但他的诗在义理趣味之中颇含有兴寄意象。五言古诗尤其和谐雅正，不是《击壤集》一派只涉及义理而缺少诗意的作品所能相比。他的文章也醇厚古雅，没有宋人语录的气息，仍然是兼擅文章的讲学家。只是他的《与王申伯》一诗，思想宗旨近于庄子、老子，不是儒者适宜说的话。《求补儒吏》一文，是替别人请求任用，也没有必要编入集中，反而会成为有道德者的累赘。至于《南城晚望诗》，本来是五言长律八韵，却错误地分成了两首。《放棹行》本是七言古诗，却错误地当作律诗。又如《朝散大夫婺州路总管治中致仕朱公圹志》，结尾写着“孤子某等泣血谨识”，全篇都是儿子替父亲作的文字，实际上是别人的文章，却错误地收入集中。《题赵昌甫诗卷》实际是一首七言绝句，题目下面“昌甫以辛丑岁云云”是这首诗的序，却错误地收入杂著之中。《学箴》一篇既然依据许谦的手迹收入集中，就应当题作《补遗》，却另由明人题跋题作《附录》。考察卷末的《旧跋》，这部集子是正统丁卯年金台李伸在他的祖母王氏家中得到的残编，都是许谦的草稿。李伸开始编排成书，并不是许谦亲自定稿，所以体例才会这样错杂。成化丙戌年，江浦张瑄首先在广东刻印，金华陈相为它作序。另外还有正德戊寅年陈纲所作的《重刻跋》，说书中脱落了数页，最终无法寻得；又说把书名改为《白云存稿》。这个版本是从商邱宋荦家传抄而来，却题作《许白云集》，也没有缺页。看卷末的题识，大概这篇跋是从另一个版本抄入的，所以与本书不相符合；现在也删去不再收录了。△《畏斋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程端礼撰写。程端礼有《读书分年日程》，已经著录。他的诗文集名为《畏斋集》，见于黄溍所作《墓志》，但没有记载卷数。各家书目也大多没有著录，因此世间很久没有流传。只有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诗文，还保存了一百多篇。谨按类别编排，分为六卷。他的学术以朱子为宗旨，所以在《孙叔会诗集序》中说：“诗发展到七言就衰落了，到了律诗就败坏了，到了词就断绝了。自从朱子出现，古诗遗留下来的意趣才重新显现。”大概朱子的学问本来不在诗歌，因此他的作品有自然之妙，也有讽咏、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他又在《送牟景阳序》中说：“蜀地的文章在魏了翁那里再次发生变化。”魏了翁学习程、朱之学，所以从未有意写文人的文章，文章却自然精妙。他的全集主旨，大体不出于此。朱子是讲学家的宗师，这一点确实没有异议。至于文章这一方面，源流正变，相关说法十分复杂。如果一定要以《晦菴》一集作为衡量天下后世文章的标准，把诗如李白、杜甫，文如韩愈、欧阳修的作品都斥为衰败，这只是这一家的私见，并不是千古通行的论断。然而程端礼的作品仍然都明白淳实，没有偏离正道。他的这些论说，也足以纠正淫靡喧哗、浓艳妖冶的弊病，对于文章来说还不能说没有功劳。因此，虽然要纠正他拘泥固执的缺失，仍然搜集编录他散佚的篇章，使之作为一种文风保存下来。△《默菴集》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元代安熙撰写。安熙字敬仲，稿城人。年轻时仰慕刘因的声名，想要跟随他游学，刘因也愿意把自己的学问传给安熙。恰逢刘因去世，事情没有成功。但安熙所学始终以刘因为宗。安熙的门人苏天爵作《熙行状》，称朱子《四书集注》最初传到北方时，滹南王若虚起来辨析它；陈天祥进一步阐发王若虚的说法。安熙极力与之争辩，陈天祥于是烧掉了自己的书。如今陈天祥的书仍然存在，焚书之说虽然有夸饰成分，但从这里确实可以看出安熙大力尊崇朱子之学。安熙去世后，苏天爵辑录他的诗文，虞集为之作序。安熙的诗颇有格调，虽然有时写义理语，却不带语录体的气息。只有《冬日斋居》五首和《寿李翁八十诗》不合诗体。杂文都是笃实好学的言论，只是失于平庸重复，大概本来就没有刻意追求工巧。苏天爵的行状称其集有十卷。《目录》后安熙的儿子塈附记，也说有《内集》五卷、《外集》五卷。这个版本只保存诗文五卷、《附录》一卷，或许是旧本散佚，后来人重新编缀而成的吧。△《云峰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胡炳文撰写。胡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经著录。据林瀚为这部集子所作的序，它的原本大概有二十卷，后来毁于战乱。明朝成化年间，他的七世孙用光、八世孙濬才搜集散佚，编成这个版本。全书杂文七卷，附有赋四篇、歌词一篇；诗一卷，附有词三首。《附录》二卷，则是本传、行状，以及赠答、题咏类的诗文。胡炳文的学问完全以朱子为宗。因此他在《答陈栎书》中说：“我们这些人居住在文公的乡里，熟读文公的书，本来就是本分之内的事情。”他作《草堂学稿序》，逐一列举前代诗人，极力用言辞贬斥他们。有句话说：“即使逼近曹植、刘桢的成就，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又有什么补益；即使逼近谢灵运、鲍照的成就，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有什么补益。”这种论调偏执怪僻，实在十分荒谬。然而他的杂文却平正醇雅，没有把宋人的语录和方言都写入文章的习气。他的诗虽然颇近《击壤集》一派，但如《赠鹤菴相士四言》《北寺昏钟》《廖坞晚烟》《拜鄂岳王墓》《濠观亭》《赠二齐生》等篇，都没有失去雅正的韵味。大概他的天资本来接近辞章一途，所以虽然门径不同，性情才思有时仍会流露出来吧。至于古文之中，也常常间杂藻饰。例如《送文公五世孙序》中说：“从古到今，人家哪里会没有丘墓，难道也会没有巢居着翡翠、躺卧着麒麟的吗？”《与吴草庐书》中说：“苔藓碧绿而且滋长深厚，芹菜的香气却无人采取，这是辜负了先圣先师。”《环绿亭记》中说：“睿圣武公九十岁了还喜爱学习。德麟年纪正值绿鬓，学习应当怎么样呢？” 从文章体例来说，这些都属于破坏规范；但与那些铺张地谈论载道、却完全不加修饰的文章相比，毕竟还是有区别的。△《秋涧集》一百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王恽撰写。王恽有《玉堂嘉话》，已经著录。王恽的文章源自元好问，所以文章的波澜和意态，都没有失掉前人的规矩法度。他的诗篇笔力坚实浑厚，也能继承并发扬老师的声韵。议论政事的作品，涉及时政的尤其疏畅详明，清楚得如同指掌。史书称王恽有才干，大概并非虚言，他的成就不只是辞藻工巧而已。全集共诗文七十七卷。另有《承华事略》二卷，是他在裕宗居东宫时撰写进呈的，裕宗非常看重这部书，下令让诸皇孙传阅。《中堂事纪》三卷，记载中统元年九月在燕京随中书省官员前往开平议事，至第二年九月又返回燕京的事情，对当时政事的记录极为详尽，可以补充史书的缺漏。《乌台笔补》十卷，是他任监察御史时辑录的御史台旧事。《玉堂嘉话》八卷，则是至元戊子年所作，追记他在翰林任职时听到和见到的事情。凡是文章的得失、典章制度的沿革，都汇集记录其中，颇为精审核实。他论述辽、金不应当编作载记，尤其平正公允；当时编纂《辽史》《金史》所采用的材料，就是这些论述。《承华事略》和《玉堂嘉话》都有另行单独刊行的版本。过去的版本已经编入全集，现在仍然一并保存。△《牧菴文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姚燧撰写。姚燧字端甫，号牧菴，河南人，是姚枢的侄子。（考察：《元史》称姚枢为柳城人，但元代并没有柳城，大概史书是根据志书、行状中的文字记载了他的祖籍。）姚燧起初因荐举担任秦王府文学。历任官职，做到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谥号为“文”。事迹详见《元史》本传。姚燧虽然曾向许衡受学，但文章远远超过许衡。张养浩为这部集子作序，称赞他的才思可以驾驭气势，文章纵横开合，体制法度全凭心意。就像古代勇猛刚劲的将领率领市井百姓作战，击鼓前进于天地四方，没有不能击败的敌人。柳贯撰写姚燧的谥议，称他的典册文章高雅深奥，诏令文字深厚醇正，能剔除浮华靡丽，完全返回古代的道路；他的铭志、箴颂雄伟光洁，家家传诵，人人称道，没有什么能够遮掩它们的光彩。虽然其中不免有同时代人推重夸奖的话，但宋濂撰写《元史》时称赞他的文章宏大奔放、内容广博，豪迈却不放纵，刚劲却不严厉，雍容盛大，有西汉文章的风格，使宋末的衰弊习气为之一变。明朝初年黄宗羲选编《明文案》，他的序中也说：“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虞集、姚燧，他们的文章都不是明代任何一位作者所能比得上的。”可见这是不同时代的共同定论，所说的话如出一辙。姚燧的文章品格，也可以由此大致看出。他的文集长期散佚，没有流传。明代《文渊阁书目》中有《牧菴集》二十册，但各家著录都没有提到它。刘昌辑录《中州文表》，所选姚燧的诗比《元文类》只多了几首，文章则没有超出《文类》以外的。刘昌的跋文称《牧菴集》有五十卷，听说松江士人家有刻本，他奔走南北，最终也没能得到。

译现在得到的只是抄本，残缺很多，与刻本相比仅存十分之二。黄宗羲在《天一阁书目》序中说：“我曾听说胡震亨家有《牧菴集》，后来寻求却没有得到。”大概这部集子早已散佚。只有《永乐大典》收录得较多，拿刘时中《年谱》所载的文章篇目来校对，虽然少了十分之二三，但与《文类》所选相比，却多了十分之五六。诗词更有许多是各家选本之外的。现在谨慎地排比编次，分为三十六卷，以保存它的大致面貌。集中各种体裁都写得很好，其中碑志诸篇，叙述详细丰富，尤其有许多可以补充《元史》的缺漏，并不仅仅因为辞采而受到重视。△《雪楼集》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程钜夫撰写。程钜夫原名文海，以字行世，建昌人。“雪楼”是郢州的一座白雪楼，程钜夫曾用它作为自己寓所的名称，所以世人就用这个名称称呼他。他年轻时与吴澄同学。宋朝灭亡后，他跟随叔父季父飞卿进入元朝，于是留在宿卫任职。世祖考察他的文笔，改授应奉翰林文字，历任官职，做到翰林学士承旨。追封楚国公，谥号文宪。事迹详见《元史》本传。程钜夫才华宏大、学识广博，受到四朝皇帝的知遇；忠诚明亮，刚直敢言，是当时的名臣。他的文章也雍容盛大而典雅，带有北宋馆阁文章的遗风。他的《顺宗谥册》等篇章，被宋濂等人采入《元史》。苏天爵编撰《文类》，也收录他的文章十多篇，大体都是诏诰、碑版、记功、颂德一类的作品，却没有涉及他的诗。然而他的诗也磊落俊伟，具有气势和风骨。近体诗稍显浅薄粗疏，大概是因为不耐烦深入思考。古诗洒脱自如，七言诗尤其遒劲警拔。他写得好的时候，并不逊于元祐年间的诸位作者，不能说他终究不擅长韵文。苏天爵偶然遗漏了他的诗，并不是确定不移的评价。他所著《玉堂集类稿》《奏议存稿》以及诗文杂著，原来各自编为一部。他的儿子大本把这些合编为四十五卷，由门人揭徯斯校订。这个版本合并编成三十卷，是至正癸卯年由他的曾孙溍重新编纂的。明太祖洪武甲戌年，下诏把它取入秘阁收藏。大概过了几十年，已经隔了不同朝代，仍然重新把它视为著作的典范。△《曹文贞诗集》十卷、《后录》一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元代曹伯启撰写。曹伯启字士开，砀山人，至元年间因荐举授任冀州教授，天历初年官做到陕西诸道行台御史中丞，去世后谥号文贞。这部集子又名《汉泉漫稿》。书后有至元戊寅年吴全节所作的跋，称此集是由他的儿子、江南诸道御史台管勾复亨分类编次，国子生胡益编成十卷；又说有张梦臣、欧阳原功、苏伯修、吕仰实四篇序。这个版本都没有收录。《总目》在四篇序之前又列有御史台咨文、太常博士谥议，也都是有目录而没有书文，大概在传抄过程中散佚了。《后录》一卷，是曹鉴奉诏撰写的碑文以及像赞、祭文、哀词、挽章；但目录中所列提调、校刊、誊写姓名一项也没有收入，大概是后人删去了。曹伯启生于宋末元初，家世在江北，没有沾染江湖诗派末流，也没有承袭豫章诗派余绪，他的作品大多接近元祐时期的风格。只是五言古诗颇嫌冗长拖沓，其余作品都雍容闲雅，洋溢着和平的声音。虽然不能同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立争雄，但直抒胸臆，自然和谐，终究也不失为中原的雅正声调。△《芳谷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徐明善撰写。徐明善字志友，德兴人，“芳谷”是他的别号。至元年间任隆兴教授，又任江西儒学提举。他曾奉命出使安南，又历任江浙、湖广三省考试的主考官，从废弃的试卷中选拔出黄溍，他的鉴别才识因此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元史》没有为他立传。《豫章人物志》较多记载他的事迹，却没有说他有文集；又称他是鄱阳人（考察：程文宪《中州野录》也称徐明善为鄱阳人），这些记载颇有参差，不相吻合。可知他的遗文已经湮没不明，所以传闻出现了不同说法。《中州野录》记载，他出使交趾时，陈日烜知道他能作诗，便当场请他赋诗，于是徐明善口头作成一首五言律诗，陈日烜随即归附进贡，徐明善的诗名因此大为振起。然而这部集中有文章而没有诗，前后也没有序跋，共有文章一百二十篇。他的文章很喜欢谈性理，但平正笃实，大体仍然雅正洁净，当然不是把方言俗语混入笔墨的作品。其中《汪标墓铭》一篇已经有文字缺失。《河南廉访使吴公墓铭》一篇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应当是散佚脱落了。又有《平章董士选三代赠官制》三篇，考察董士选的生平，他没有任过馆职，不应当代替皇帝起草诏令。考察苏天爵《元文类》，其中载有这三篇制文，题作元明善所作。大概编《芳谷集》的人因为明善同名，便没有加以考核而错误收入。现在姑且仍按原本录入，并在这里订正其中的错误。△《观光稿》一卷、《交州稿》一卷、《玉堂稿》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陈孚撰写。陈孚字刚中，是天台临海人，历任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这部书共分三集。《观光稿》是至元年间陈孚以平民身份进献《大一统赋》，江浙行省把这件事报告朝廷后，朝廷任命他为上蔡书院山长；在任期考核期满、到京师等待铨选时所作的诗文。《交州稿》是至元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身份再次出使安南，陈孚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代理礼部郎中，担任副使，往返途中所作的诗文。

译《玉堂稿》都是陈孚任翰林官时所作。考察陈孚出使安南回来后，升任翰林待制，仍兼任国史院编修。《玉堂稿》中有《翰苑荐为应奉文字二十韵谢大司徒并呈诸学士》一首，又有《至元壬辰呈翰林请补外》二首。壬辰是出使返回的第二年，因此前后任翰林时所作的诗文都收入这一集。《观光稿》和《交州稿》都记载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古迹，大概是仿效范成大《使北》中的诗作，大体上也相差不多。《玉堂稿》大多从容和雅，洋溢着太平盛世的声音。其中《上都纪行》一类作品，与前两稿的功力相当，大概是描摹地方风土，最为用心的作品。《附录》一卷，都是《谕安南诏》《安南谢罪表》以及陈孚与安南方面往来的书信。考察陈孚，《元史》没有为他立传；他出使安南的始末，记载在《梁曾传》中。当时陈世燇没有出城郊迎，也没有让使者从阳明中门进入。陈孚写了三封信责备他，言辞正直、气势豪壮，始终没有辱没使命；但《梁曾传》没有记载这些书信的内容。这一卷也足以补充《元史》的缺漏。瞿宗吉《归田诗话》说：“《鹦鹉洲》中有陈刚中一篇，文辞跌宕起伏，议论老练成熟，确实是佳作。另外，《白门诗》也很好。”叶盛《水东日记》则说：“诗和文章稍有不同，是因为诗兼有兴味，其中有感慨、调笑和风流洒脱之处。比如长诗中有‘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场语’这样的句子。然而偶尔写出奇特之作也就可以了。前元诗人陈孚字刚中的诗集中，歌行全都采用这种体式，读者应当仔细看”如此。大概瞿宗吉只举出一两篇，而叶盛则考察了他的全集，所以把自陷窠臼看作缺点。虽然他的推阐稍嫌苛刻，但也确实是能看出细微之处的评论。陶宗仪《辍耕录》还记载，陈孚年轻时曾经做过僧人，在父亲的朋友家墙壁上题诗。父亲的朋友知道他想还俗，于是让他蓄发，把女儿嫁给他。他的诗浅陋鄙俗，这件事也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小说多有诬妄，不能全部相信。陈孚诗集中没有收录，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却把它收入《补遗》中，实在是失于甄别取舍。现在不予采用。△《陈秋岩诗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陈秋岩集》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但没有注明作者姓名，也没有注明时代。考察焦竑《国史经籍志》，其中有陈宜甫《秋岩集》，应当就是这个人；但他的爵位、籍贯等情况终究无法考证。集中《接刘介臣书诗》说：‘几回梦里寻君去，三尺书来约我归。闽海浪肥春雨过，和林沙远晓云飞。’由此看来，他应当是闽地人。又有《庚辰再随驾北行》二诗。庚辰是至元十七年，因此他在元世祖时曾任侍从。又有《读元贞改元诏诗》《丙申十月扈从晋王领降兵入京朝觐诗》。考察《元史》，丙申是元贞二年。晋王名噶玛喇，是裕宗长子，天性仁厚，对待部下有恩。晋王府的官属从内史以下，都要请示天子任命，不敢稍自专擅。他曾经出镇北边，叛王永和尔等听说他到来，望风请求投降。至元二十七年封为梁王，二十九年改封晋王。诗中所说的率领降兵，应当就是这件事。这样看来，他在成宗时又成为晋王的属官。他的诗作多与卢挚、姚燧、赵孟頫、程钜夫、留梦炎等人唱和，而这些人的诗却很少提到他。他的生平始末于是再也无法详细考察了。原集在《焦志》中记作一卷，但篇数稍多，怀疑是字迹偶然抄错。现在依据《永乐大典》中保存的内容编为二卷。他的诗大体源自元稹、白居易，虽然构思遣词稍欠深刻奇警的意味，但平正通达，语言没有阻滞，自然仍不失为雅正之音。△《兰轩集》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王旭撰写。王旭字景初，东平人。他的事迹不见于《元史》，谈论文学艺术的人也很少称述他。顾嗣立编撰《元诗选》，搜集汇编至三百家，却没有收录王旭的诗集，可知此集早已散佚。只有《山东通志》称王旭与同郡王构以及永平王磐都以文章闻名于世，天下称为“三王”；但对于他们出仕、退处以及生平始末，也没有详细记载，于是连王旭这个人也几乎湮没无闻了。现在考察集中诗文，大概王旭家境贫寒而努力求学，在各地教授学生，曾经受到砀山令的礼遇。《送王侯二生序》中所说的‘至元庚寅，砀宰崔公以礼招余至其邑，俾专讲习’，就是这件事。他又曾到长芦，寄居并主持高百川家中的教学。《中和书院记》中所说的‘辱承君币，来自泰山’，就是指这件事。其他如安阳、鄃城、鲸川，也都是他曾经寄居的地方。他还曾到杭州，去过长沙。游历的地方几乎遍及天下，但最终没有进入仕籍。他的《有寄诗》说：‘处困不堪家累重，谋生聊藉主人贤。’他一生的处境，从这里可以看出大概。他的诗随意抒写，不屑于精雕细琢章句，但气势格调超迈，也时常显露真性情。古文多是讲学家的说法。他的《井田说》一篇，竭力想要恢复三代的制度，迂腐空疏尤其严重，几乎完全是个不通晓事务的腐儒。不过像记、序一类作品，平和通达；如果同他坐下来谈论义理，他的立论却没有不醇厚端正的，不可以废弃。他的文集见于《文渊阁书目》的有一部一册，而焦竑《经籍志》则记作二十卷。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排，尚且可以得到十六卷，绝不是一册所能容纳完的；或许一册的‘一’字是‘十’字的讹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