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译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小说家类二 △《侯鲭录》八卷（内府藏本） 此书为宋代赵令畤所撰。赵令畤字德麟，是燕王赵德昭的玄孙。元祐年间任签书颍州公事。因与苏轼交往而获罪，被罚金并列入党籍。绍兴初年承袭安定郡王爵位，同知行在大宗正事。这部书采录故事和诗话，内容颇为精美丰富。但如第五卷辨析传奇《莺莺》故事，共有几十条，每条后面都缀以词，不免显得过于艳冶放荡。欧阳修因几首艳曲而被诬陷，僧人文莹所著《湘山野录》尚且为他辨明冤屈；赵令畤这部书却记载欧阳修居住汝阴时携带歌妓之事，还把他的诗载入卷中，不免近于诬蔑。朱翌《猗觉寮杂记》也称，上元放灯增加十七、十八两夜，是建隆五年因时和年丰而下诏，见于《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书；赵令畤却说是钱氏纳土后进钱买来两夜，也属于妄传。朱翌又称，赵令畤虽然因苏轼而被列入党籍，却后来依附内侍谭稹以求进用，很违背清议；这部书却说“我因为元祐党人的牵连而复职，经过陈州时，拿王叡的《昭君怨》诗给张文潜看，张文潜说：这正是先生所说的笃行而刚强的人”，等等，尤其不免有惭愧粉饰之辞。然而赵令畤所交游的都是元祐时期的优秀人物，他所记录的许多事情仍有典范意义，因此不能因为作者本人而废弃其中的言论。△《泊宅编》三卷（内府藏本） 此书为宋代方勺所撰。方勺有《青溪寇轨》，已经著录。方勺家乡本在婺州，后来迁居湖州西溪。湖州有张志和停船的地方，后人因为张志和有“泛宅浮家”的话，称那里为泊宅村。方勺寄居在其中，于是自号泊宅村翁。这部书大概就是在那时写成的。《宋史·艺文志》记载方勺的《泊宅编》十卷，这个本子只有三卷，是商濬收入《稗海》的。明人传刻古书，往往任意窜改混乱，现在又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勘，不知道它是不是原来的全书。书中所载都是元祐至政和年间朝廷和民间的旧事，对王安石、张商英等人都有不满的言辞，大概也属于公论。至于宗泽是方勺的同乡，而徽宗时声名功业尚未显著，所以方勺颇讥刺他嗜好杀戮，这样的褒贬未必完全公允。又据袁文《瓮牖闲评》引用《钦宗实录》，知道钦宗即位当天，王黼入宫祝贺，已经下令阁门使不得接纳，随即贬为崇信军节度使，并在途中赐死；方勺却记载他曾随驾到龙德宫献诗，知情的人把这件事指为谶语，那么他的记载也可能不合事实。不过其中遗闻轶事很多，采集得很广，也是考究古事的人不能废弃的。书中间有附注，例如“教授误据建版坤为金”一条，说不愿显露这个人的姓名，却在条下注明“姚祐尚书”；又如“秦观赠妓陶心词”一条，条下注明“这是误记为东坡的词”，等等。这些附注看起来都不像是方勺自己所作的注释。但详细考察它们的措辞语气，也应当是宋人的文字。△《珍席放谈》二卷（永乐大典本） 此书为宋代高晦叟所撰。高晦叟的仕宦经历无从考察。书中所记上起宋太祖，下至宋哲宗时期的事情，可知作者是崇宁以后的人。这部书《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只有《文渊阁书目》记载有一册，世上没有流传的完整本子。如今散见于《永乐大典》的内容，还可以辑录编成一部书。谨慎地采集并编排，将它整理为上、下两卷。书中关于朝廷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以及士大夫的言行中可以作为法则和借鉴的内容，都按照所听闻和见到的事情分条记录。例如王旦友爱兄弟、吕夷简有见识和器度、富弼避嫌、韩琦折服奸佞等事，都是本传没有详细记载的，可以补充史书的缺漏。只是其中间或加入评论，对是非和高下的评判往往不能保持公允。又正值王氏学术盛行之时，对王安石多方曲意维护，很违背公论。然而一代的掌故旧闻，仍然可以借此考察其大概。所谓考识细小事物的书，对于史学确实不能说没有帮助。△《铁围山丛谈》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蔡绦撰写。蔡绦字约之，自号百衲居士，是兴化仙游人，蔡京的小儿子。官至徽猷阁待制。蔡京失败后，蔡绦被流放到白州，死在那里。《宋史》把他附载在蔡京传的末尾，说宣和六年蔡京再次起用，兼领三省，但双眼昏花，不能处理政务，全部由蔡绦决断。凡是蔡京批定的文件，都是蔡绦代为办理，并且代蔡京入朝奏事。因此他肆意营求奸利，暗中操弄权柄。宰臣白时中、李邦彦只是奉行文书而已。他的罪行大概与蔡京相同。曾敏行《独醒杂志》却记载，蔡绦撰写《西清诗话》，其中多次称引苏轼、黄庭坚等人，最终因为崇尚元祐之学，被言官列举罪状弹劾。看来他虽然窃取权力、倚仗势力，却是一个博学而有风雅之名的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西清诗话》是蔡绦让门客代写的。大概因为蔡攸主持书局，昏昧而不知学问，受到舆论排斥，所以怀疑蔡绦的著作也是假手他人。但这部书写于蔡绦被放逐之后，党羽已经解散，还有谁替他捉刀代笔呢？况且书中叙述旧闻，颇有文采，那么说他是骄横放纵的纨袴子弟可以，却不能说他不通书。书中称宋高宗为“今上”。“谢石相”一条说，中原倾覆后二十一年，即绍兴十七年。“徽宗买茴香”一条说，中兴之年为戊辰年，即绍兴十八年。又，赵鼎也死于绍兴十七年，而此书记载赵鼎死后，王趯因为替赵鼎调护而被弹劾罢官，后来经过白州，见到蔡绦；这说明南渡二十多年后，蔡绦还被贬居在那里而没有死，也可以说是侥幸逃过了显著的诛戮。蔡绦所作《北征纪实》二卷，叙述讨伐燕地的事情。陈振孙说，这部书把罪责归给童贯、蔡攸，是替蔡京文饰。此书叙述蔡京的事情，也往往如此。例如史书说蔡京害怕言官议论自己，便制作御笔密奏，请徽宗亲自书写后下发；蔡绦却说政和三、四年间，皇帝亲自掌握权纲，政令归于九重，一切都按照御笔办理。史书说蔡京通过童贯得到进用，又说宦官、宫妾一同称誉蔡京；蔡绦却说蔡京极力阻遏宦官，阻遏不成，反而被折辱。史书说范祖禹、刘安世都是因为蔡京而被远放，蔡绦却说蔡京想要援救并起用刘安世和陈瓘而未能做到，自己则与范祖禹的儿子范温最为投契。他巧妙地为这些事情弥缝，大体都类似这样。只有对他的哥哥蔡攸没有一句宽恕的话，大概是因为蔡攸曾经弹劾蔡绦，又请求蔡京杀掉蔡绦。

译至于元祐党籍，书中一字不提，措辞语气之间，颇与他的父亲蔡京不同。对于“三苏”尤其极力推崇；但在“丁仙现”一条中，又深深诋毁王安石的新法，这仍然符合他在《西清诗话》中的宗旨。其他如叙述九玺的源流、玄圭的形制、九鼎的铸造、三馆的建置、大晟乐的宫律，以及徽宗五次改年号的意义、公主最初改称“帝嬴”而后来改称“帝姬”的缘故，《宣和书谱》《画谱》《博古图》的缘起等，都是记载亲眼所见，较其他书更为详尽准确。又如辨明禁宫中没有六更的制度，说明宫花有三等之别，考述俗谚“包弹”的起源，记载粤人的鸡卜方法，以及诸葛氏笔、张滋墨、米芾研山、大观端研、玻璃母、龙涎香、蔷薇水、沉水香、合浦珠、镇库带、藕丝灯、百衲琴、建溪茶、姚黄花等条目，都足以供考证、扩充见闻。又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苏轼的词好像教坊雷大使跳舞，诸家都把它作为典故引用，却不知道雷大使是什么人；看了这部书，才知道他是雷中庆，宣和年间因擅长舞蹈而隶属于教坊。《三经新义》宋人都说是王安石所作；看了这部书，才知道只有《周礼》是王安石亲笔，《诗经》《尚书》二经实际上出自王雱之手。又，徽宗的绘画世人都称为绝艺；看了这部书，才知道都是画院供奉代为染写，并不是真由徽宗亲自创作，这一点尤其是历来鉴赏家没有说过的。蔡绦这个人虽然不值得称道，但就这部书来说，也算是说部中的佳作。《文献通考》记作五卷，这个版本实际上是六卷，或许《通考》是传抄时弄错了。△《国老谈苑》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夷门隐叟王君玉撰。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都作《国老闲谈》，卷数与此书相同；但注说是夷门君玉撰写，没有注明他的姓。这样看来，“谈苑”这个书名是后人改的，“王”字也是后人增加的。本书记载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杂事，对当时士大夫颇有褒贬，尤其推重田锡而贬斥陶穀；其余如冯拯等人，也都免不了受到含蓄的批评。虽然偶尔有褒贬失当之处，但大体仍依据事实，可以相信。例如范质不接受贿赂馈赠、窦仪建议让皇帝在开封尹的官署签发敕令、赵普请求随从征讨上党、曹彬平定蜀地回来时袋中只有图书等条目，《宋史》都采入了相关人物的本传。书中还有许多叙述详尽周全的内容，足以与史书互相参照。只是记载太祖清流关之战时，说太祖临阵亲自斩杀伪政权的骁将皇甫晖，却不知道皇甫晖兵败被擒，送到寿州行在，周世宗还赐给他金带和鞍马；后来他因伤势严重不肯接受治疗而死，并不是在阵前被杀。又说当时滁州四周的僧寺都敲钟，于是成为定制。考察滁州人的习俗，一日五次敲钟，是后人感念皇甫晖的义气，用以追荐他，并不是为了帮助太祖作战而形成的。这些都是传闻造成的讹误，不能一概采信。至于说太宗任用老成之人，寇准想求得快速晋升，于是吃地黄、芦菔来求得白发，恐怕寇准也未必真到了这种地步。△《道山清话》一卷（内府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说郛》摘录其中数条刊刻，题作宋王暐。考察书末王暐的跋语说：我的祖父在国史馆任职时间最长，熟悉许多前辈，曾根据见闻撰写《馆秘录》《曝书记》和这部书，合称三书。后来接连遭遇兵火，书稿散失不存。近来才从南丰曾仲存家得到这部书，于是亲手抄录收藏，给子孙看。书后题署“建炎四年庚戌，孙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宫、赐紫金鱼袋暐书”。那么撰写这部书的人应是王暐的祖父，而不是王暐。周煇《清波杂志》说，成都富春坊的火灾诗，是洛中名德之后、号称“道山公子”的人所作，也没有说他的姓氏。书中记载，元祐五年，他的父亲担任贺辽国正旦使，议论范纯仁、吕公著的事情，回来后向哲宗奏报。哲宗命人把书信寄给范纯仁。后来范纯仁再次任宰相，哲宗问他是否见过李某的书信。那么撰写这部书的人姓李，而不姓王。然而考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年八月庚戌日，任命吏部郎中苏注、户部郎中刘昱为正旦使，供备库使郭宗颜、西京左藏库副使毕可济为副使。后来郭宗颜生病，改派西头供奉官、閤门使陆孝立前往，其中没有姓李的人。又，书中所说的“去年范纯仁出任颍昌知州，吕公著死于任上”这件事，考察两人的本传，实际上都发生在元祐四年。这样看来，元祐五年这一纪年又没有错误，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许“苏”字、“刘”字在传抄中误写成了“李”字吧。书中记事止于崇宁五年，所以成书应当在徽宗时期。书中颇为诋毁王安石的奸诈，对伊川程子和刘挚也不很满意。只是记载苏轼、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之间的交往和议论特别详细。作者是蜀党中人，这一点显然可以看出。书中所记都是当代杂事。王士祯《居易录》曾讥讽此书把两个张先误认为一个人；如今考察《欧阳修集》的张子野墓志铭、《苏轼集》的张子野诗集跋和《定风波》词引，王士祯的说法确实正确。又，书中记载陈彭年回答真宗关于“墨智”“墨允”出自《春秋少阳》的事情，说皇帝命秘阁取这部书，书送到后，陈彭年命人在第几版中查找，果然找到了，等等；这种说法很不实。考察《春秋少阳篇》，隋、唐两代的书目都没有著录，陈彭年怎么能够见到它？宋代秘阁又怎么会有它？如今考察皇侃《论语疏》、陆德明《经典释文》、邢昺《论语疏》，都引用了《春秋少阳》的这条材料；当时邢昺的《论语疏》还没有出现，陈彭年所引用的不是陆氏的书，就是皇氏的书。这样看来，传闻失实，这部书因此错误地记载了下来。△《墨客挥犀》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彭乘撰写。考察北宋有两个彭乘：一个是华阳人，真宗时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宋史》有他的传记；撰写这部书的彭乘则是筠州高安人，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仕宦经历，所以生平始末无从考见。书中说他曾任中书检正，又说至和年间赴任邕州，却没有说明担任何种官职；还自称曾到过儋耳。

译他的议论大体推重苏轼、黄庭坚，想来也是蜀党中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此书十卷、续十卷，说不知道撰写人的姓名。现在这个版本是商濬刻入《稗海》的，卷首直接题写彭乘的姓名，大概是以书中自称的姓名为依据；但现在只有十卷，说明续集已经散佚。书中如陈莹中谈后苑牧养豭豨、潘大临作《满城风雨近重阳》诗、彭渊材游兴国寺等条目，《冷斋夜话》也有记载，而且文字完全相同，一字不差。惠洪本是高安彭氏之子，与彭乘同族同时，不应当明显这样抄袭。又如魏舒拜访野店、张华博物、傅融有三个儿子等条目，全都抄录《晋书》《北魏书》的原文，另无考证，也与本书体例不同。怀疑原本已有残缺，后人又有所窜入。不过，书中对于宋代遗闻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征引详尽而广博，保存下来也颇有参考价值。△《唐语林》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王谠撰写。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长安人王谠字正甫，把唐代小说五十家仿照《世说》的体例分为三十五门，又增加十七门，合为五十二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作者姓名不详，仿效《世说》的体例，分门记载唐代名人的言论，新增嗜好等十七门，其余都沿用旧门类。马端临《经籍考》引用陈振孙的说法，把它列入小说家；又引用晁公武的说法，把它列入杂家。两种门类所见的其实是同一本书。只是陈振孙说是八卷，晁公武说是十卷，卷数不相合。不过陈振孙又说，《馆阁书目》著录为十一卷，缺少“记事”以下十五门；另一本也只有八卷，但门类并不缺。大概是传抄时分合不同，所以两个版本不一样。王谠的姓名不见于史传。考察书中“裴佶”一条，裴佶的字处留有空格，注说这是皇帝的御名。宋代只有徽宗名佶，因此王谠应是崇宁、大观年间的人。这部书虽然仿效《世说》，但所记载的典章制度、旧闻故事、嘉言美行，很多都能与正史互相发明，不同于刘义庆专门崇尚清谈。而且它所采录的许多书如今已经散佚，其汇集保存之功尤其不可埋没。明代以来刊本长期散佚，所以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引用杨慎的话，说《语林》很少流传，人们也很少知道。只有武英殿书库收藏一本明嘉靖初年桐城齐之鸾刻的残本，分为上、下二卷，从德行到贤媛共十八门。前面有齐之鸾的自序，说所得并非善本，字迹漫漶，篇次错乱，几乎无法阅读。现在以《永乐大典》所载内容互相参校，删去重复部分，增加四百多条。又得到一篇原来的序目，记载所采书名和各门类的总目，由此还可以考见当时体例的大概。只是《永乐大典》中的各条散见于各个韵部之下，原来的门类难以凭空推求，所以谨慎地大略按照时代排序，补在刻本之后；没有时代可考的，又排在后面，共编为四卷。此外，刻本上、下二卷篇页过于繁多，现在把每卷各分为二卷，仍为八卷，以恢复旧貌。这部书长期没有校本，讹误脱漏很多，文义常常难以贯通，因此谨慎地取《新唐书》《旧唐书》和各家说部，一一详细校勘订正。确实无法知道的地方，就暂且沿用原本，希望不失存疑的原则。△《枫窗小牍》二卷（内府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明代海盐人姚士粦的序文，他根据书中“先三老”一条，拿洪适《隶释》所载《袁良碑》相互考证，知道作者姓袁。又根据“少长大梁”和“侨寓临安”等话，可以知道他的籍贯。至于他的姓名，始终无法详知。查慎行注释苏轼《来鹤亭诗》时引用此书，说作者是袁褧，却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袁褧实际上是明代人，怀疑查慎行弄错了。上卷记载作者在崇宁年间见过制作大鬓方额，下卷记载嘉泰二年的月食之事；即使从崇宁末年算起，两者也相距九十七年，旧本题为“百岁老人”，并没有夸张。书中所记多是汴京故事，如艮狱、京城、河渠、宫阙、户口等，大多可以与史传相互参照，所作的是非判断也都公平平允。只是洪刍在搜括金银之时，倚仗势力劫持宫人，征召歌女佐酒，罪行多得数不清；被长久流放海岛，宋朝法律已经算是宽纵了。作者却极力为他辨称无罪，这是极其错误的说法，不足以作为考证依据。△《南窗记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中多记北宋盛世的事情。淳熙年间袁文作《瓮牖闲评》，已经引用过这部书，因此它应当写成于孝宗以前。但书中有叶梦得询问章惇“济”的一条，又有“近傅崧卿给事馈冰”等话。叶梦得是绍圣四年进士，高宗时官至福州知州并在那里去世；傅崧卿是政和五年进士，高宗时官至中书舍人、给事中并在那里去世。因此这部书应当成于南、北宋之间。书中载有叶景修叙述延祐戊午年开元宫树立虞集碑的一条，那是元仁宗五年的事情，十分难以解释。查核其他版本，这一条独自低两格书写。由此知道，上一条记载蔡宽夫在金陵挖地一丈多，得到灶灰和朱漆匕箸，元代读此书的人因为记载王眉叟挖地一丈多，得到花台、鱼池，便在旁边批注说与此事相同，等等。这里所说的“此事”，正是指蔡宽夫的事情。曹溶收藏的版本，因为传抄者不明白文义，把批注一概抄成正文，所以造成了这种讹误。全书共有二十三条。袁文引用的“卫大夫”一条，这个版本没有记载，大概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不过书中所记多为名臣的言行，以及对典故的订正，颇足以供考证。只有“袁州女子登仙”和“庞籍见天书”两条，颇为涉及怪异之说。但庞籍见天书的事情，《曲洧旧闻》已经记载过。大概这是宋人说部的通例，本来不必过分追究。△《过庭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范公偁撰写。范公偁的仕宦经历不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范仲淹的玄孙，但没有说明曾祖父是谁。

译看他称范纯礼为右丞、范纯粹为五侍郎，那么他一定不是范纯礼、范纯粹二人的后代。范纯祐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正臣，官为太常寺太祝，与书中所说的“祖光禄”不相合，因此也不是范纯祐的后代。考察范纯仁传末，说他有两个儿子正平、正思。此书都称他们为伯祖，看起来也不像是范纯仁的后代。只是范纯仁传中有“去世时，幼子和五个孙子都还没有做官”的话；范正平传中也说，凭借祖上的恩泽，把官职推让给幼弟。后来蔡京制造伪造范纯仁行状的案件，范正思与范正平争着承认罪责。这样看来，范纯仁去世时，范正思已经不是幼子。由此知道范纯仁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所谓“光禄”就是靠荫补得到的官职。范公偁的父亲，大概就是这个儿子。书中说他在范纯仁去世后，还没有服满丧服便去世了，所以后来没有参与行状之事。因此史书只说范纯仁有两个儿子。由此推断，可以知道范公偁是范纯仁的曾孙。他书中多叙述祖先的德行，都是绍兴丁卯、戊辰年间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所以取名为《过庭录》。书中言语没有过分溢美，仍保有淳厚朴实的遗风。只是范纯礼由政府出任颍昌知州，史书认为是王诜进谗言所致；这里却认为是宦官阎守忠进谗言所致，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书中也间或涉及诗文杂事，如记载宋祁评论杜甫诗“实下虚成”的话，记载苏轼评论中岳画壁像韩愈《南海碑》的话，都有很深的理解。此外，苏轼、黄庭坚文集之外的文章，以及燕照邻、崔鶠等人的诗词，也有许多值得观赏。唯独“黄须客”的故事，称作已经散佚的异书，大概只是偶然记错了。△《萍洲可谈》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朱彧撰写。朱彧字无惑，是乌程人。这部书《文献通考》著录为三卷，但左圭刻入《百川学海》、陈继儒刻入《秘笈》的版本，都只有五十多条，不满一卷；陶宗仪《说郛》所收就更少了。大概是原书早已散佚，左圭等人只是从各书所引用的文字中搜集残篇，用来保存大概内容，都没有见到三卷的原本。只有《永乐大典》征引较为繁多，于是把它们汇集编纂起来，还可以重新得到三卷。谨慎地编排成书，以恢复原来的规模。虽然是在散佚残余的基础上重新缀辑，未必一字不漏，但与左、陈诸家刊刻的本子相比，几乎多出四倍。大略核算，已经得到原书十分之八九了。朱彧的父亲朱服，元丰年间以直龙图阁历任莱州、润州等州知州，绍圣年间曾奉命出使辽国，后来又任广州帅，所以朱彧这部书多记述他父亲的见闻，尤其详细记载广州蕃坊和市舶的情况。考察《宋史》，朱服虽然因与苏轼交游而获罪被贬，但实际上并不是元祐党人。他曾与苏辙有嫌隙，却依附于舒亶、吕惠卿。因此朱彧撰写此书时，对苏轼、苏辙颇有含蓄的非议，而对舒亶和吕惠卿则常常曲意为之解释。甚至说元祐年间太后垂帘听政时，有“政事出自帷幕帘箔之间”的话。大概是想回护他的父亲，就不得不回护他父亲所属的党派；既然回护父亲的党派，便又不得不尊崇绍圣时期的政治，而轻视元祐年间的人。这与蔡绦《铁围山丛谈》的用意相同，实在违背公正判断是非的原则。然而除了这几条以外，书中所记的地方风俗、民间习惯、朝廷典章和国家制度，都颇有助于考证。即使是轶闻琐事，也往往有益于劝善惩恶。与其他小说夸张神怪、肆意诙谐嘲弄、只能供人谈笑的作品相比，这部书仍有可取之处。△《高斋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曾慥撰写。曾慥有《类说》，已经著录。《类说》自序认为，小说杂说虽然是小道，却值得观览；归根结底，可以有助于治理国家、辅助名教、供人谈笑、扩大见闻。他撰述这部书，也正是本着这个意思。上自朝廷典章，下至士大夫事迹，以及文评、诗话、诙谐、嘲笑等内容，凡是见闻所及，全都登载记录。其中如给舍应当佩带赪色带子、没有历任转运使就不能担任知制诰等，都可以补充史志的不足。书中征引的材料庞杂，难免琐碎，但总的说来可取之处很多，当然远胜于那些没有根据的空谈。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此书为二卷，世间很少流传。近来曹溶曾把它收入《学海类编》，但只保存五页，大概是从其他书中抄撮而成，只是姑且充数，遗漏非常多。现在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搜集汇辑，内容比曹溶所收的多出三四成；其中有些曹溶本中已有而《永乐大典》失载的，也一并参校补入。大略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合成一卷。虽然未必是曾慥的完整著作，但大致内容也可以看到了。△《默记》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王铚撰写。王铚有《补侍儿小名录》，已经著录。这部编著大多记载汴都朝野遗闻，最后一条则是考辨陈思王《感甄赋》的事情。周煇《清波杂志》曾怀疑其中记载尹洙扼住咽喉的故事是虚妄的。此外，书中所引《江南野史》记载李后主和小周后的事情，拿马氏、陆氏两家的《南唐书》相互校对，并没有这篇文字，那么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错误。然而王铚熟悉掌故，他所说的事情大多有根据。例如宋太祖把周世宗的幼子赐给潘美作为儿子一事，似乎不近情理，但用王巩所记的材料来证明，连同这个孩子的子孙世系也一一有凭据，那么尹洙的事情或许是流传过程中夸大得太厉害，而王巩没有察觉便把它记了下来。小周后的事情，则今本《江南野史》已经不是完整的书，相关文字是否在散佚的篇章之中，都还不能知道，未必全是虚构之词。只有书中记载王朴引领周世宗夜间到五文河旁，看见火轮和小儿，因而知道宋将取代周的事情，已经涉及怪异传说，很像小说家的说法，不能把它当作实录。△《挥麈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第三录》三卷、《馀话》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明清撰写。王明清字仲言，是汝阴人。庆元年间寓居嘉兴。《书录解题》称他的官职为朝请大夫，《宋诗纪事》则说他是泰州倅，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无法详考。这些书都是他的札记。前录记载乾道丙戌年奉养父母、住在会稽时的见闻，其中有许多事情不见于国史。他在自跋中说，凭残缺的记忆来补充《册府》的遗缺，正是这个意思。末尾附有沙随程迥、临汝郭九惠的两篇跋文，李垕的一封短笺，以及庆元二年实录院移取《挥麈录》的两道文书。后录记载绍熙甲寅年在武林官舍中的见闻，有海陵王禹锡的跋文。

译《第三录》记载庆元初年请求外任时的见闻，对高宗东狩的事情记载尤其详细。《馀话》兼及诗文、碑铭，补充前三录没有记载的内容，有浚仪赵不譾的跋文。晁公武《读书志》说，四书合计二十三卷；现在只有二十卷。《文献通考》说《前录》三卷，现在为四卷。《后录》自跋说分为六卷，现在多出五卷。大概是后来长期经过分割、合并，所以卷数才这样不整齐。王明清是王铚的儿子、曾纡的外孙；曾纡是曾布的第十子，所以这部书对于曾布有过分的赞美。他记载王安石去世时，有神人手持幢盖前来迎接；而对米芾则极尽丑诋之能事，尤其免不了褒贬失当的话。赵彦卫《云麓漫抄》曾批评他记载张耆宴请侍从诸臣的事情不合事理，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也批评他记载祭祀黄巢墓的事情是荒诞之谈。然而王明清是中原旧族之后，熟悉许多旧闻。总的说来，他所记的内容比街巷流传的小说终究更有根据。△《玉照新志》六卷（内府藏本） 宋代王明清撰写。这部书多谈神怪和琐事，也间或涉及朝野旧闻以及前人的散佚作品。书中所载胡舜申《己酉避乱录》，颇多诋毁韩世忠之语，王明清没有加以辨明。大概因为距离当时很近，毁誉纷争还没有定论。关于宋齐愈狱案的一条，深深不满于李纲；但《朱子语类》中也有同样的话，并不是出于喜好诋毁正直之人。其他如王尧臣《谏取燕云疏》、李长民《广汴都赋》、姚平仲拟写的《劫寨破敌露布》，都载录全文，足以供参考互证。又如记载曾布、冯燕《水调歌头》排遍七章，是词谱没有收载的，也足以看出宋代大曲的形式。王明清博学多闻，又熟悉掌故，所以随笔记录的内容，都有助于增长见闻。他之所以称为《玉照新志》，自序说曾从永嘉鲍子正那里得到一块玉照，又得到米南宫书写的“玉照”二字，把它悬挂在寓所，于是用来命名自己的著作。△《投辖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王明清撰写。这部书是他晚年所作。《书录解题》所著录的一卷，与这个版本相同。它以“投辖”为书名，陈振孙说，是因为书中所记都是奇闻异事，客人乐于听闻，即使不使用投辖留客的办法，也会留下来。书中列举的总共四十四件事，大多是搜集零碎材料，随笔记载，不能达到《挥麈录》那样征引有据、内容广博而有助于考证的程度；然而其中多是故家文献，所说的事情大多可信而且有证，在小说家作品中，仍算是没有流于荒诞的。只是第六条开头原来缺少四行，是传抄者脱漏的，现在已经无法考察了。书中每条下面多注明所听闻的来源人物。现在考察“江彦文”一条下面，注作听陆务观所说；“任荩臣”和“虹县良家子”两条下面，注作听僧祖秀所说。祖秀是宣和年间的旧人，也就是撰写《艮岳记》的人，王明清还来得及见到他，而下文又说见过陆游。书中所说己未年金人把河南土地归还给我们，是高宗绍兴九年；又称甲戌年，则是宁宗嘉定七年。由此可见王明清年寿很长，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轶闻旧事知道得很多。△《张氏可书》一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张氏可书》，《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读书志》都没有著录；《文渊阁书目》记载有一册，也没有详载撰写人的姓名。只有《爱日斋丛抄》引用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讨论僧人改为道流的一件事，称它为《张知甫可书》。张知甫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现在考察书中所记，有“我过去在京师，因幹出南薰门的事情”，又有“看见海上商人在明节皇后阁出售龙涎香”的事情。由此可知作者在宣和初年曾任职于汴京。书中间又有绍兴丁巳、戊午的纪年，以及刘豫在中原僭越称号的事情，那么到南渡后二十多年时，他还在世。大概此人生于北宋末年，还来得及见到汴梁全盛的时期，所以对故都遗事亲眼见闻颇为详细。到了晚年，追述这些事情写成此书，不免有今昔盛衰之感。因此对于徽宗时期朝廷的旧事，记载尤其多，往往寄托着鉴戒之意。其余琐闻逸事，是其他说部没有记载的，也有许多可以作为谈资。虽然其中杂有诙谐神怪的说法，不免显得冗杂，但考察它的主旨，实际上也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类的书，并非不能保存以备考核。它的原本已经散佚，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收入各韵中的文字，搜集汇辑，共得到五十条，谨慎编为一卷，用来保存它的大概内容。△《闻见前录》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邵伯温撰写。邵伯温有《易学辨惑》，已经著录。邵伯温承继邵子的学术余绪，又来得及见到元祐年间的许多老臣，所以对当时朝政的始末原委都很熟悉。这部书成于绍兴二年。前十六卷记载宋太祖以来的故事，其中对王安石新法的始末以及当时赞成与反对的各种议论，记载尤其详细。他论述洛党、蜀党、朔党相互攻击，认为可惜他们各自树立门户，给了小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又引用程子的说法，认为变法是由于矛盾激化而形成的，这些都是平心静气的议论。他记载灯笼锦的事情，说是出自文彦，较为接近事理；他记载韩琦、富弼的嫌隙源于撤帘而不是定策，也足以订正强至家传中的错误。周必大在吕献可墓志跋中说，邵伯温这部书颇多荒唐之处，凡是所记人物及其年代，很少没有差错。这大概是出于过分好恶的说法，并不完全如此。第十七卷多记杂事，其中关于洛阳、永乐的各条，都寄托着对麦秀黍离之变的感慨。第十八至第二十卷都记载邵子的言行，其中殇女转生、黑猿感孕等事，是想把他的父亲神奇化，反而涉及妖妄诬罔。又记载邵子的话，说老子得到《易》的体，孟子得到《易》的用，文中子把佛看作西方圣人，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似乎也有附会之处。至于投壶一事，更加琐屑，不值得记载。大概也是取舍不精，只取它的大意罢了。△《清波杂志》十二卷、《别志》三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周煇撰写。周煇字昭礼，是周邦彦的儿子。厉鹗《宋诗纪事》附载马曰琯的话说：旧本《清波杂志》有张贵谟的序，书中周煇都写作“燀”，应当以此为准。考察这部书是影宋精刻本，书中都写作“煇”，张贵谟的序也还保存着，恐怕马曰琯所见的反而是讹本。周煇自题为淮海人，而《两浙名贤录》也有记载。书中有“祖居钱塘后洋街”的话，那么周煇实际上是从浙江迁到淮地的。书的末尾有张斯中、张▯、陈晦、杨寅、张岩、龚颐正、徐似道等七人的跋文，都是同时代人。徐似道称周煇为处士，然而周煇曾参加宏词科考试，奏名也见于书中，或许是当时尚未就任官职吧？《别志》又自称曾到过金国，这更加难以解释，或许是随出使金国的人同行。清波是杭州城门的名称，绍兴年间周煇寓居在那里，于是用它命名此书。书中所记都是宋人的杂事。方回在《桐江续集》中极力批评他尊崇王安石的错误。考察书中说周煇的曾祖与王安石是中表亲，既然是亲戚关系，难免有所回护，就像王明清在《挥麈》诸录中曲意为曾布辩解一样。知道他的私心所在就可以了；如果因此完全废弃此书，那又是门户之见了。这部书原本是十二卷，商濬《稗海》刻成三卷，大概明代刊本多喜欢合并删削，不足为奇。各篇跋文都称有二志，只有龚颐正的跋文写作三志。考察宋人著书，通常按照前、后、别、续、新分为五集，那么《别志》以前似乎应当还有《后志》。然而《别志》中只称《前志》，没有提到《后志》；嘉靖戊申年姚舜牧的跋文，也只称《杂志》十二卷、《别志》三卷，那么从明代以来，流传的就只有这两集。或许龚颐正跋文中的“三”字有误吧？△《鸡肋编》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庄季裕撰写。季裕名绰，以字行世，是清源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只有吕居仁《轩渠录》记载他的相貌清瘦，人们称他为“细腰宫院子”。另外薛季宣《浪语集》中有季裕《筮法新仪》的序，也都没有记载他的生平。根据书中年月，记载开始于绍圣，结束于绍兴，大概生活在南北宋之间。又如“尹孝子”一条，自称曾代理襄阳尉；“原州棠树”一条，说曾任临泾倅；“李倢食糟蟹”一条，说曾任职于顺昌；“瑞香亭”一条，说曾任职于澧州，但他究竟担任什么官职，就无法考察了。这部书前面有自序，题为绍兴三年二月五日，但书中又记有绍兴九年的事情，怀疑是在书成之后又续有增补。世上没有刊本。陶宗仪《说郛》只收录了其中二三十条，这个版本比《说郛》所载约多五倍。书后有至元乙卯仲春月陈孝先的跋文说，这是庄绰季裕亲手编集的书。庄绰博学多闻，《杜集援证》《灸膏肓法》《筮法新仪》都流行于世。听说他还有很多其他著述，可惜没有见到。这部书经过秋壑点定，取来作为《悦生随抄》，但讹误最多，因此像上面这样加以校正；然而即使把它扫除得像尘土一样，仍然有许多可疑和错误之处，等等。这大概还是季裕的完整本子。季裕的父亲在元祐年间曾与黄庭坚、苏轼、米芾等人交游，季裕还来得及结识米芾和晁补之，所以他的学问颇有渊源，也知道许多轶闻旧事。书中例如不知道《龙城录》是同时代的王铚所作，反而据此驳斥《金华图经》之类，偶尔在考证方面有所疏失。然而可取之处很多。他记载辽宋誓书的一条，大意以和议为主，也是各自抒发见解。季裕当时正在郡县之间沉浮，而他对当时附和秦桧的朝廷官员的态度，自然有所不同。通观全书，可以与后来周密的《齐东野语》相媲美，并不是《辍耕录》一类书所能相比的。△《闻见后录》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邵博撰写。邵博字公济，是邵伯温的儿子。这部书大概是续写他父亲的著作，所以称为《后录》。其中论述恢复孟后的几条，也有与《前录》重复的地方。然而邵伯温所记的多是朝廷大政，可以补助史传；这部书还兼及经义、史论、诗话，并掺杂神怪和诙谐，比《前录》琐碎得多。又因为邵伯温极力推尊二程，邵博却排斥程氏而尊崇苏轼。从他记载游酢、谢良佐的事情来看，可以知道康节去世以后，程氏门徒想尊崇自己的老师而压抑邵氏，所以邵博有意激烈反驳，以报复这种做法。大概掌权者致力于争夺利益，必定先联合起来攻击异己；异己消灭以后，又忧虑利益不能独占，于是同类之间再次相互攻击。讲学者致力于争夺名声，也先联合起来攻击异己；异己消灭以后，又忧虑名声不能独占，于是同类之间也相互攻击。这本来就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不值得奇怪。至于他汇辑各种怀疑孟子的说法，竟多达三卷；考证《碧云騢》确实出自梅尧臣之手；记载王子飞的事情，称赞佛法的灵验；记载汤保衡的事情，推重道教的效验；论说晏殊薄葬的不当，诋毁赵鼎尊崇洛学的错误，这些都违背了邵子的家法。其他如把元稹的诗说成黄巢所作之类，引用依据也颇为疏略。只有他辨明宣仁太后的诬蔑之处，以及记载司马光《集外章疏》之类的内容，还可以供考订参考。（本书）议论《资治通鉴》删去屈原事迹的错误，驳斥王安石采录冯道事迹的谬误，辨明伊川《易传》并不是诋毁垂帘听政，考证绍兴年间的玉玺确实不是和氏璧；这些论述都有见地，谈论诗歌也多有可取之处。宋人的笔记小说，完美无缺的很少，节取这些内容也就可以了。△《北窗炙輠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施德操撰写。施德操有《孟子发题》，已经著录。此书以“炙輠”为名，大概是取义于淳于髡的故事。不过书中记载的多是当时前辈中德行高尚、可以作为士大夫准则的人，实际上并不以滑稽嘲弄为主，不知为什么取了这个书名。施德操与张九成友善，所以《孟子发题》附刻在《横浦集》的末尾。他的学问则与张九成一样，专心沉溺于禅悦。施德操多称道二程，虽然间或提到苏氏，却并不十分郑重。他的第一条就说王氏新法是由激变而形成的，以此阐明程子的意思；可见他尊奉洛学而不尊奉蜀学，其中的微妙用意本来就大致可以看出来。只是林灵素妖妄而善于蛊惑，确实是方士中狡黠突出的人，施德操却称说他有救活人的心，不免喜欢发表异论。又如解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一条，尤其接近荀卿主张人性本恶的旨意。难道是他受横浦学说的影响，偶然染上了这种学说，所以才提出这一异说吗？

译书中瑕疵和优点互不遮掩，分别来看就可以了。施德操一生因病残废，事迹没有什么值得表彰的地方，《志乘》甚至不记载他的姓名；他的书从明代以来传本也很少。朱彝尊最初在海盐得到这个本子，于是才稍稍传抄流传开来。书稿残缺，又遭虫蛀，几乎散佚而幸存，也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秘籍了。△《步里客谈》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陈长方撰写。陈长方字齐之，是侯官人。绍兴戊午年考中进士，任江阴县学教授。当初，陈长方的父亲陈侁任洪州录事，死于任所。陈长方奉养母亲住在吴地，依靠他的外祖父太仆寺卿林且，家住步里，于是用步里来命名此书。《宋史·艺文志》记载陈唯室《步里客谈》一卷。唯室就是陈长方的别号，大概是《宋史》记载荒谬，没有考察他的本名。胡伯能所作《长方行状》称他著有《步里谈录》二卷，也就是这部书。大概本来名为《谈录》，后来才改成现在的书名。书中多记载嘉祐以来名臣的言行，至于熙宁、元丰年间邪正是非的问题，尤其反复致意。他评论元祐党人并不都是君子，足以打破借党籍互相标榜的习气。他引用陈瓘给杨时的信，讥刺想要撕裂白麻诏书的不合礼法，也深明大体，见识远在宋人之上。至于评论文章，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例如他说陈师道不敢与李白、杜甫齐名；“晚风无树不鸣蝉”一句，以及黄庭坚“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两句，都是学习杜甫《缚鸡行》，但陈师道的诗却不像杜诗。又引用王刚中的话，说文字能使人击节赞叹，不如能使人肃然起敬；又说文章的姿态如同风云变幻、水波成纹，都是直接由于形势自然如此；他据此评论苏轼多次仿作《盘谷序》的错误，这些论述都有见地。至于他说月亮本来就有光，并不是接受太阳的光；又说肾脏没有左右之分，这两条是由于不懂推步之术和诊候的方法，置之不论也可以。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与胡伯能的行状不合，大概是传抄错误。如今散见于《永乐大典》的内容，汇集编纂起来，还得到五十八条。谨按类别编排纂辑，依照胡伯能所记，仍分为二卷。△《桯史》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岳珂撰写。岳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南宋、北宋的杂事，共一百四十多条，其中虽然有不少俳优诙谐戏谑的话，但只有“金华士人著命司”等几条没有超出小说家的习气，实在是自己玷污自己的书罢了。其余内容大旨在于寄寓褒贬、辨明是非，借论述事物来说明时事，不是其他书中那些只供嘲笑戏弄的记载所能相比的。所记遗闻旧事中，只有张邦昌、刘豫的两篇册文可以删去。康与之题写徽宗画作一条，被张端义《贵耳集》驳斥；敖陶孙讥刺韩侂胄诗作一条，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不同；这也只是偶然有失实之处。至于石城堡塞、汴京故城等条，都关系到攻取地势和军事形势。其他如汤岐公罢相、施宜生、赵希先的节操气概、叶少蕴的内制、乾道年间接受书籍的礼仪、范石湖一句话使君主醒悟、紫宸殿廊下供食、燕山先见、大散关论功行赏书、秦桧死后受到报应、郑少融迁调授官、任元受的启、陈了翁的始末、开禧年间北征、两位将领失去军纪、爱莫助之图、庆元公议、黄潜善等条目，都比正史记载更为详备。所收录的诗文，也多足以从旁帮助考证；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也仅次于王明清的著作。只是它以《桯史》为名，不太容易解释。考察《说郛》所载柳珵《常侍言旨》，第一条记载唐明皇迁往西内的事情，末尾说：这件事本在朱崖太尉续写的《桯史》第十六条中。这样看来，李德裕先有这个书名（按：此书《唐志》没有著录，怀疑就是李德裕编次柳氏《旧闻》的别名），岳珂大概沿用了这个名称。然而《考工记》说：“轮人制作车盖，达常的周长是三寸，桯的周长是它的两倍。”注释说：“桯，是车杠。” 《说文解字》说：“桯，是床前的小几。”这些解释都与用作书名的意义不相合。至于《广韵》解释为“碓桯”，《集韵》解释为与“楹”相同，意义就更加相距甚远了。对此只能存疑传疑，承认有不知道的地方即可。毛晋刻本的末尾有附录一卷，前面是《岳飞传》以及岳飞的遗文，另有岳珂的诗文各一首，这些已经与本书无关。又附有明代刘瑞的《孝娥井铭》和《王公祠记》各一篇，更足以证明并非本书原有内容。现在一并删去，以免混入书册。△《独醒杂志》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曾敏行撰写。曾敏行字达臣，自号浮云居士，又号独醒道人，又号归愚老人，是吉水人。吉水隶属于庐陵郡，所以他又自题为庐陵人。曾祖曾孝先、祖父曾君彦，都在熙宁年间不肯凭借新学求取科举功名。因此曾敏行遵守家法，多同正直之士交往，胡铨、杨万里、谢谔都是他的朋友。他刚满二十岁，就因病残废，不能出仕，于是专心治学，把平日听闻见到的事情积累起来写成此书。他的儿子曾三聘编成十卷，并把樊仁远所作的行状和胡铨所作的哀词附在书后，由杨万里作序，谢谔作跋。后来赵汝愚、周必大、楼钥也都为它作跋。书中多记载两宋的轶闻，可以补充史传的缺漏；间或涉及杂事，也足以扩大见闻。对于南渡以后刘、岳等将领，都深加推重赞许；对于秦桧，只记载了他同翟妆文争吵辱骂的一件事，也没有明确置评是非。关于泰熺考中第一名的事情，也只是借崔颀来寄托。考察曾敏行死于淳熙二年，距离秦桧死去并不远，大概仍有需要避讳的地方吧。书中说风筝是韩信创造的，却没有说明依据。按唐代李冘《独异志》记载有这种说法，这是小说家的妄谈，古代并没有证据。又如唐代把正月晦日改为中和节，这件事载于《邺侯家传》，当时曾以此命题考试士人；有关诗歌载于《文苑英华》，本来并不是什么偏僻的事情，可是试官错误地举出清明、寒食的说法，曾敏行也不能纠正，大概是以记录为主，而不是以考证为主。又如仁宗朝两名卫士议论贵贱的事情，是因《朝野佥载》记载唐代魏徵的事情而仿造的（按：此事最先载于《能改斋漫录》，《宾退录》曾经辨析过）；京师懂得术数的人埋金的事情，是因《国史补遗》记载晋代隗炤的事情而仿造的（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六）。曾敏行都没有辨别，就照样记述下来。又如蔡绦被勒令停职，实际是被他的哥哥蔡攸排挤，这件事见于《宋史·蔡京传》；但书中却说蔡绦因为《西清诗话》而被言官弹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六卷〕

译伪造的吕洞宾诗，是福州黄待聘所作，当时已经在马行街被捕杀，这件事见耿延禧《林灵素传》（按：此传载于《宾退录》第一卷）；但书中却说确实有吕洞宾显现化身的事情，这就更加是不加考察了。至于想把人拉的一轮车布置成战阵，更像儿戏，其错误比房琯的做法还严重。杨万里的序却大力称赞此书，可以说是舍弃它的长处，反而称誉它的短处。△《耆旧续闻》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按：这部书世间有两个本子。一个题作“南阳陈鹄录正”，似乎原来已有此书，只是陈鹄特意抄写校勘；另一个题作“陈鹄西塘撰”，则又像是陈鹄自己所作。真相无法考明。不过各书引用时，都称为陈鹄《耆旧续闻》，或许题作陈鹄撰写的较为接近事实吧。陈鹄的生平事迹无从考察。书中记载陆游、辛弃疾等人的遗闻，又自己记述曾经同知辰州陆子逸交游，那么他应当是开禧以后的人。所记录的从汴京故事到南渡以后名人的言行，搜集得相当多，有时还在条目下面夹注书名和所述人物的姓名，大概也是杂采各书编成的。其中如政和三年同外弟赵承国讨论学问的数条，出自吕好问的手帖，却混杂放在各条之中，没有加以辨别，竟像赵承国是陈鹄的外弟。又称朱翌为“待制公”，称陆轸为“太傅公”，沿用了他们家传旧文的称呼，没有重新改正，也近似于不删去葛龚的做法。不过它所依据的都是南渡以后故家遗老流传的旧闻，所以所记载的多是元祐诸人的学术余论，对于诗文宗旨确实有渊源可考。又如驳斥《苕溪渔隐丛话》对东坡《卜算子词》的错误评论，依据宋祁的奏议摘出欧阳修所撰薛参政墓志中的错误，也颇有考据价值。虽然其中是丛杂的谈论和琐碎的言语，有时不免显得粗鄙杂乱，但值得采录的内容毕竟不少。△《四朝闻见录》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叶绍翁撰写。叶绍翁自署为龙泉人。书中又载有程公许同人讨论真德秀谥议的亲笔信，信中署字为靖逸；但厉鹗《宋诗纪事》称他的字是嗣宗，是建安人，与他自述的情况不同。考察书中所载高宗航海一条，叶绍翁自称本生祖父为李颖士，是建之浦城人，那么建安或许是他的祖籍吧？他的任官经历和始末无法考察。看他记载庚辰年京城发生灾祸、周端朝讽刺他议论政事的一条，以及他同真德秀私下校阅殿试试卷的一条，那么他似乎也曾任朝廷官员，只是究竟担任何职就无法详知了。书中所录分为甲、乙、丙、丁、戊五集，共二百零七条。甲、乙、丙、戊四集都杂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轶事，各自有标题，但不按时代先后编排。只有丁集记载宁宗受禅和庆元党禁两件事，没有涉及其他内容。叶绍翁与真德秀交游，所以他的学术一概以朱子为宗；然而在“卖武夷山”一条中，他深深惋惜朱在败坏了家声（按：朱在是朱子的儿子，当时任户部侍郎），并没有隐讳。因此他不是攀附门户的人，所作评论颇为持平。南渡以后各家野史中，能够补充史传缺漏的，只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号称精审核实，其次就是叶绍翁这部书。陈郁《藏一话腴》曾摘出它的错误，例如把刘禹锡题写寿安甘棠驿的诗说成赵仲湜游天竺时所作；周密《齐东野语》曾摘出它记载光宗内禅时慈懿在卧室内取玉玺的一条错误，又摘出它把装在函中的韩侂胄首级请求议和说成是章良能建议的一条错误。又有人摘出它记载南园、香山的一条错误，这大概只是小小的讹误，记载史实的书籍都难免如此，不能因此废弃这部书；只是王士祯《居易录》认为它颇为琐碎，赶不上李心传的书。现在核查它的体例，王士祯的评论确实恰当。因此李心传的书列入史部，而这部书则列在小说家类。△《癸辛杂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周密撰写。周密有《武林旧事》，已经著录。这部书因为写于杭州癸辛街，所以用它来命名。它同周密所作《齐东野语》大致相近。不过《齐东野语》兼及考证旧文，而这部书考辨订正的内容不多，即使有也不是重要义理；《齐东野语》多记载朝廷重大政务，而这部书十之八九是琐事杂谈，体例很不相同，所以把它降列在小说家类，按照它的类别归类。明代商濬《稗海》所刻本，把《齐东野语》的一半误作《前集》，把《别集》误作《后集》；而《后集》《续集》全部缺失，连作者自序也散佚了。后来乌程闵元衢在金阊小店中买到抄本，毛晋把它刻入《津逮秘书》，这才恢复了原来的篇帙。书中“杨凝式、僧净端”一条与《齐东野语》重复出现，大概是删削不尽。 “弥陀入冥”“刘朔斋再娶”两条后面附有“衢按”等语，大概是闵氏添加的。“海▯兆火”一条后面的附注没有题出姓名，核对其语意，大概也是闵氏的话。书中所记颇为粗鄙杂乱，如“姨夫眼眶”等条，都不足以收入著录；但其中遗文轶事足以资助考证的确实很多，毕竟高于《辍耕录》。对于罗椅、董敬庵、韩秋岩等人在宋末讲学的弊病，记述得最为详尽。它所引用的沈仲固一条、周平原一条，尤其句句都具有警戒意义，关系到社会风气和人心，实在不能因为是小说笔记就轻视它。都穆《南濠诗话》说：吴兴人唐广曾亲手抄录《癸辛杂识》，看到其中记载方万里品行污秽的事情，心中很不平。当天晚上，他梦见方万里来对他说：“我从前同周先生有仇，所以他竟这样诽谤我，幸望您替我揭露此事。”是非公道，人心自有判断。假使周密果真诬蔑方回，不应当元代一百多年中没有一个人为方回申诉冤屈，到明代他的鬼魂才忽然显灵。这种说法荒唐，实在不值得辨析。况且周密是忠臣，方回确实是叛贼；即使让两人当面对质，人们也终究会相信周密而不相信方回，何况只是恍惚的梦中言语呢？△《随隐漫录》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临川陈随隐撰。大概后人因为书中自称“随隐”，又称陈郁为“先君”，知道是临川陈姓，所以题作这个书名；实际上“随隐”并不是姓名。根据书中所载钱舜选的诗，钱舜选曾在理宗景定四年以布衣身份任东宫掌书。书中又记载辛巳年八月己丑日，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那么作者大概已经进入元朝。

译按刘埙《水云村泯稿》记载，宋度宗有一道御批说：“把诏令交给藏一。陈世崇所有的诗文稿都很好，可以再挑几篇来。以后一定要，千万千万。四月五日辰初交给陈藏一。”刘埙在后面作跋，认为度宗当时在春宫，正值盛年，想要有所作为，急切地重视文章学问。可惜没有遇到园、绮那样的辅佐人才，于是降低身份去访求藏一父子这样卑微的人。藏一是陈郁的字，那么他的儿子应当就是陈世崇。用书中记载的内容来验证，同这道御批一一吻合，由此知道“随隐”就是陈世崇的号。书中多记载同时代人的诗话，而对南宋故事说得尤其详细。例如紫宸殿上寿仪、赐给太子的玉食御批、直书阁、夫人的名额、孩儿班的服饰、孟享时皇帝出行的仪式、太子问安、展书仪带格式三十二种等条目，颇有史传没有涉及的内容。书中所记诗话杂事，也多有可取之处。第二卷中评论汉平帝后、晋愍怀太子妃以下五条，都是借古事寄托南宋臣下屈从、君主受辱的惨状以及导致失败的原因，始终没有一句明显斥责的话，仍有《黍离》诗人那种忧郁含蓄而忠厚的遗风，尤其不是其他笔记小说所能相比的。△《东南纪闻》三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各家书目也没有著录。考察书中有“丙子年之事，不再是庚申年那场战役”的话。丙子年是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颜渡江，临安已经失守了。此书应当是元人所作，所以把宋称为“东南”。其中“郑绅”一条说，外戚因出生而被封王爵，宋朝大概从郑绅开始；“论乘簥”一条说，宋朝渡江以前没有今天这种簥；“论三五九月”一条说，宋朝在这三个月不发给羊肉钱，这些也都属于元人的说法。然而书中称宋朝诸帝，多称陵名、庙号、年号，往往使用内词，大概是江左遗民追记的吧？所载只有“论蚳醢”“论揖”两条偶尔涉及古事，其余都是南北宋的轶闻，间或与其他书所载互有出入，疑心也是杂采说部编成的。至于韩淲的清廉节操、何自之的刚直、张惟孝的任侠、单炜的书法、赵执中的木箭、史嵩之的嫉妒残忍，以及徽宗时以瑞禽迎驾、出自市侩的机巧，绍兴年间韦后想观看石塔、寺僧用诡谲言辞劝谏等事，都是史传所遗漏的，可以补充记载的缺失。只有杨谈耗用茶局官钱一事，足以看出宋朝政纲不振，却把它记作豪举，实在不可作为教训。又如汪勃调官一事，说张浚、韩世忠迎合秦桧。张浚的心术无法知道，韩世忠则绝不至于如此，恐怕不免是传闻失实。至于南岳夫人一事尤其猥亵，也未免落入小说家的窠臼，反而玷污了自己的书。但全书大体记述接近事实，议论也接近正理，在说部书籍中仍算是善本。原书早已散佚，卷数篇帙无从考知。现在把《永乐大典》分载在各韵目下的文字搜集合并、编排整理，刊定为三卷。△《归潜志》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刘祁撰写。刘祁字京叔，是浑源人，御史刘从益的儿子。他曾任太学生，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元兵进入汴京后，他逃回乡里。戊戌年再次出仕应试，考取南京第一名，被选为山西东路考试官。后来征南行省征召他并任置于幕府，共七年后去世。过去因为《金史》把他列在《文艺传》中，于是题称他为金人，实际上很不正确。这部书名叫《归潜》，大概是刘祁在壬辰年从北方回来后，用“归潜”二字题写在自己的书室上，因而用来命名他的著作。但他晚年又出仕，西山隐居的操守没有坚持到底，说他“归潜”也不合实际。卷首有刘祁乙未年的自序，说过去所听到、看到的事情，闲暇时便回忆，想起一件就记一件。第一卷至第六卷全是金末人物的小传，第七卷至第十卷杂记遗闻。第十一卷题为《录大梁事》，记述哀宗亡国的始末。第十二卷题为《录崔立碑事》，记述崔立作乱时，朝廷大臣立碑来讨好他，以及崔立胁迫刘祁让他撰文的事情；另有一篇题为《辨亡》，叙述金朝前代所以能够治理安定的原因，以及末世所以发生乱亡的原因。从这两篇以后直到第十三卷，全是杂说，大致采用语录的体例，与前文很不相同。疑心这两篇原来各自成一卷，放在全书末尾；另外把语录编为第十三卷，诗文编为第十四卷，附在后面。后人因为篇页长短不齐，把语录的一半割出移接到这一卷，所以体例参差不齐。壬辰之变时，刘祁在汴京亲眼看到事情经过，记载大都符合事实，因此《金史》本传称《归潜志》关于金末的事情多有足以验证之处，哀宗本纪甚至完全以其中所说为依据。又如《大金国志》称枢密使伊喇蒲阿投降元朝，而本书不记投降之事，与《金史》相合，可以证明《大金国志》记载有误。《元史》说壬辰年正月太宗从白坡渡河向南，睿宗从峭石滩渡汉水向北，把渡河、渡汉水记在同一时间；而本书记载睿宗渡汉水在辛卯年十一月，太宗渡河则在壬辰年，与《金史》以及姚燧《牧巷集》、苏天爵《名臣事略》的记载相合，可以证明《元史》有误。又如本书记载天兴元年刘元规出使北朝，后来不知下落，而《金史》本纪没有记载此事；本书记载萨克苏陷害李元妃，本纪没有写出他的名字；记载大定十七年三月初一，各国使臣入朝拜见，遇雨而停止朝会，与周煇《北辕录》相合，而本纪只记载十六年三月初一因日食停止朝会一事；记载金代钞法总共八次更改名称，而《金史·食货志》遗漏了“通货”改为“通宝”、 “通宝”又改为“通货”这一条；这些都足以补充、订正正史的缺漏。至于《金史·交聘表》称大定十六年宋朝汤邦彦担任申请使，本书记作祈请使；图克坦乌登传称天兴元年正月朝廷听说大军进入饶风关，调乌登到行省阌乡防备潼关，本书记此事在正大八年；完颜思烈传记载王渥跟随思烈作战而死，本书记作跟随持嘉哈希；李英传称在霸州与元兵相遇，战败而死，本书记作在潞州相遇；郭阿林传称宋兵大举而来，于是战死，本书记作战马倒地而被擒，不知究竟是生是死；师安石传赞称他因论列侍从而触怒皇帝，最终获罪而死，本书则说他任职以后声望颇为下降；这些记载都有不同说法。其他关于年月先后、姓名官阶而与正史不同的地方也很多，都足以供相互考证。

译谈论金源遗事的人，把这部《归潜志》和元好问《壬辰杂编》视为最重要的书，《金史》也把二者并称。《壬辰杂编》已经散佚，那么这部书就尤其珍贵了。世间流行的版本都只有八卷，即使传说是传是楼藏本也一样。国朝郭朝釪编纂金诗时，所采录的内容只到前七卷，可知他没有见到全书。这一版本共十四卷，与王惲《浑源世德碑》相合，应当还是从元代版本抄录流传下来的。钱曾《读书敏求记》称陆孟凫家抄本《归潜志》共十四卷，大概就是这个版本。△《山房随笔》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元代蒋子正撰写。蒋子正不知是哪里人。只有书中“杜善甫”一条，里面有“余分教溧阳”的话，由此知道他曾任溧阳学官。又有“穆陵在御”的话，可知他是入元的宋人。书中所记多为宋末元初的事情，尤其反复详细揭露贾似道的罪行；对于郑虎臣在木棉巷的事情，叙述始末，也比其他书详细。只是书中所记陆秀夫挽张世杰的诗，似乎是附会之说。厓山战船覆没、鲸海翻腾之时，哪里会有吟诗作赋的空闲？而且诗中“曾闻海上铁斗胆”一句，也不像同时人的说法。朱国桢《涌幢小品》说张世杰是在陆秀夫投海之后才溺死，也因此怀疑这首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大概是好事者想要褒扬忠义，所以编造了这些话吧？至于把夏贵投降归罪于贾似道，并非没有道理；但反复解释时，反而像是在替夏贵开脱，不免违背大义。读者不要因为措辞而损害对主旨的理解，也就可以了。△《山居新语》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杨瑀撰写。杨瑀在《元史》中没有传。《杨维桢集》收有杨瑀墓碑文，说：杨瑀字元诚，是杭州人。天历年间，他被提拔为中瑞司典簿。皇帝喜爱他的廉洁谨慎，越级授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乙未年，江东、浙西盗贼成群呼啸，于是改任建德路总管。杨瑀到郡任职，把那里看得如同自己的家，百姓也把他看作父母，为他塑像并建祠的地方共有十四处。行省评定他的功劳，晋升为中奉大夫，碑文以下还有类似记载。此书卷末有至正庚子年三月杨瑀的自跋，署衔题为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应当成书于晋阶以后。但卷首又有杨维桢作于这一年四月的序，却称是杨瑀归田以后所作，难道他就在这一年退休了吗？书中都是记载所见所闻，其中多参杂神怪之事，大概属于小说家的说法。然而，如记载处州砂糖竹箭、至元六年增加官米粜卖、高克恭放宽火禁、托克托开通旧河等事，都与民政有关；记载敕令、格式的区别，八府宰相的职掌，奎章阁的始末，仪凤司、教坊司的班次，则有助于考察典章掌故；记载朱夫人、陈才人殉节，高丽女子守义，樊时中死于职事，则有助于风俗教化；其他值得用来劝勉和警戒的嘉言懿行也很多。至于他考辨萨都剌《元宫词》，说元宫中没有夜间出动宫车的惯例，因此不能说“深夜宫车出建章”；擎执宫人所穿的紫衣，大朝贺时由侍仪司到法物库领取使用，平日并没有，因此不能说“紫衣小队两三行”；北方没有芙蓉，宫中也没有石栏，因此不能说“石栏杆畔银灯过，照见芙蓉叶上霜”；又考辨他的《京城春日诗》，说元朝制度规定御沟不许洗手、饮马，留守司派人巡视，违犯者有罪，因此不能说“御沟饮马不回首，贪看柳花飞过墙”；这些考辨也很有助于考证。此书虽然也属于《辍耕录》一类，但与陶宗仪所记的猥杂内容相比，远胜于它。△《遂昌杂录》一卷（内府藏本） 元代郑元祐撰写。郑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年授平江路儒学教授，因称病离职。七年后又被提拔为浙江儒学提举，死于任上。他本来是遂昌人，父亲希远迁居钱塘，郑元祐又寄居平江。他的文集以《侨吴》为名，而这部录仍题作《遂昌》，是不忘本籍。郑元祐于至正二十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这样看来，他应当出生于前至元二十九年。因此书中所列人物，上至还来得及见到宋朝各位遗老，下至还见到泰哈布哈、倪瓒、杜本，并且记到杜本去世。书中多记宋末轶闻，以及元代高士、名臣的遗事；又因遭逢世乱，间或有忧虑时世的话。他的言论都忠厚质朴、符合事实，不是《辍耕录》等书那种搜罗零碎、冗杂不堪的文字所能相比。他记载安葬高、孝二陵遗骨的事情，写作“林景熙”，与《辍耕录》的记载不同。大概各自依据所听闻的内容。他说南宋的和议出于高宗，而不是秦桧；宋朝既然已经灭亡，就没有必要再替高宗避讳，这也是从内心动机上加以诛责的议论。△《乐郊私语》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姚桐寿撰写。姚桐寿字乐年，是睦州人。顺帝后至元年间曾任余干教授。卸任回乡后，自号桐江钓叟。至正年间寄居海盐，当时江南动乱，只有海盐没有遭受兵火，他还能够闭门安居，从容地进行论述，所以取名为《乐郊私语》。表面上似乎是在庆幸，实际上是感伤战乱的言辞。书中所记轶闻琐事，多近于小说家的说法。但其中如杨额哲在武林的胜仗、张士诚在杉青的失败，都颇可与史传相互参证。考辨六里山天册碑、秦桧像赞、鲁訔注杜甫诗等条，也足以供考证。末尾记载杨维桢为他的哥哥椿寿撰写的一篇墓志，颇不合体例。姚桐寿想要表彰哥哥，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叙述在书中，却另行载于末尾？按体例考察，实在很不合适。现在删去不载，只记录姚桐寿自己的这部书。△《辍耕录》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陶宗仪撰写。陶宗仪另有《国风尊经》，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杂记所闻所见的琐事。书前有至正丙午年孙作的序。书中称明军为集庆军，有时又称江南游军，大概因为丙午年是至正二十七年，当时明军还没有进入此地，书是在那时写成的。郎瑛《七修类稿》说陶宗仪大量抄录旧书，如《广客谈》《通本录》之类，都据为己作。现在这些书没有传本，无法证明郎瑛的说法是否确实。但仅就这部书而言，其中关于元代一朝的法令制度，以及至正末年东南兵乱的事情，记录相当详细；所考订的书画、文艺，也多足以作为参证。只是书中夹杂许多俚俗戏谑的话和民间鄙秽之事，很不合著作的体例。叶盛《水东日记》深以它所载的猥亵内容为病，这并不是苛刻的评论。但全书首尾贯通，总的来说还是很留心于掌故。

译所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陶宗仪熟悉旧有典章，元代朝廷和民间的旧事，实际上借这部书得以保存，并认为它有益于史学。这样看来，虽然优点不能掩盖缺点，但对于评论古事的人来说，本书本来也是不能废弃的。△《水东日记》三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叶盛撰写。叶盛另有《叶文庄奏草》，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明代制度以及当时遗文逸事，其中许多可以与史传相互参证。但书中征引繁多，也不免时有抵牾。又喜欢自行叙述任官时的事迹，大概不免有显露才华、自我夸耀的毛病。王士祯作《居易录》，多自记言行，像家传一样，其源头就从这里开始；古人没有这种体例。至于考辨请求禁止官舍家人操习一疏，说有人诬陷他的儿子与官舍的人斗鹌鹑而没有获胜，所以才有这篇奏疏。他极力自我剖白，连篇累牍地说个不停，也实在是浅薄得很。可是叶盛留心掌故，对于朝廷旧有典章考究得最为详细。又因为家中富有图书，他的《菉竹堂书目》现在还有传本，其中有很多罕见的书籍。所以他引用各书，也比那些把别人家的材料贩运拼凑成书的人博洽得多。虽然其中没有删去杂乱粗劣的内容，反而像杂草丛生般混在各种材料之中，但取其长处、舍弃其短处，本来仍然可以用来考证。△《菽园杂记》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陆容撰写。陆容字文量，号式斋，是太仓州人。成化丙戌年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史书称陆容与张泰、陆釴齐名，当时号称“娄东三凤”。他的诗才不如张泰、陆釴，但博学胜过他们。这部书是他的札记，对于明代朝廷和民间的旧事叙述颇为详细，很多内容可以与史书互相考证；旁及诙谐杂事，也都并列编入简册，大概自唐、宋以来说部书籍的体例就是如此。书中有不少考辨。例如元代王柏作《二南相配图》，舍弃《甘棠》《何彼秾矣》《野有死麕》三篇，在经义上极为悖谬，陆容却独自赞叹为卓越见识；又如文庙另建寝殿祭祀启圣公，并以四配的父亲配享，这个建议由熊禾提出，陆容却说以叔梁纥为主是毫无道理的，又说孟孙激不是圣贤之徒，不应当配享，这尤其不明白尊崇功德、报答根本的道理，这些说法都不足为依据。然而考察全书大体，其中可采纳的内容较多。王鏊曾对门人说：本朝记载时事的书，应当以陆文量的为第一。指的就是这部书。虽然称为“无双”的赞誉过分抬举，但他之所以如此赏识，必定有他的道理。△《先进遗风》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耿定向撰写，毛在增补。耿定向另有《硕辅宝鉴要览》，已经著录。毛在自署为太仓人。这部书的始末情况不详。它大致仿照宋人《典型录》的体例，记载明代名臣的遗闻琐事，大多是严守操行、磨砺品德、保持忠厚的事迹。明朝自嘉靖以后，开国时期敦厚宏大的气象日益远去、日益衰薄，士大夫倚仗权势、经营贿赂，风气日益败坏。耿定向陈述前代先贤的美好行为来挽救时弊，所以记载的多是居家处世、修身立行的细节，很少涉及朝政。考察他著书的时间，正是严嵩骄横专权的时候，耿定向难道是含有微妙的深意吗？书中有些地方曲意称誉李东阳之类，未免带有乡曲私情；提倡姚江之学，也未免有门户之见。但著书的大旨不在这些方面，略去这些小毛病也可以。这一版本是陈继儒《秘笈》所刻，体例混乱，原书与续辑的文字不太能够分辨。间或有议论，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按照版式推测，大概每条第一字另起一行的，是耿定向的著述。那么第一字平行书写的，或许是毛在的著述吧？现在没有见到耿定向的原本，无法考证了。△《觚不觚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世贞撰写。王世贞另有《弇山堂别集》，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记载明代典章制度，对于古今沿革尤其详细。自序说，他感叹觚已经不能恢复为旧日的觚，大概是有感于一代风气的盛衰变化。书中虽然多记世事，颇为琐碎，但朝廷内外的轶闻往往可以供考据使用。例如徐学谟《博物典汇》记载高拱考察科道官，被弹劾的有二十七人，并记载了姓名；有人说徐学谟熟悉掌故，而本书还详细说明了这些人被弹劾的原因，这是徐学谟没有记载的。在事情的前因后果方面，本书尤其完备。王世贞年轻时入仕，晚年写成此书，阅历深厚，见闻都很确实，不是其他人贩卖传闻、道听途说的记录可以相比的，所以其中所叙所录，有足以供史家选择采用的内容。△《何氏语林》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何良俊撰。何良俊另有《四友斋丛说》，已经著录。这部书借用了晋代裴启《语林》的名称，但体例和分类条目完全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蓝本，并杂采宋、齐以后的人事续写。连同刘义庆原书，共有二千七百多条，删取颇为精审。它采录旧文，加以删削熔铸，颇有简洁淡雅、隽永雅致的风格。与伪托李垕所作的《续世说》剽窃南北二史，文字冗杂臃肿，只是徒然增加卷帙相比，此书反而胜过它。每条下面又仿照刘孝标的体例自行作注，也相当广博丰赡。其中采集的材料既多，偶尔也有抵牾之处。如王世懋《读史订疑》所说，把王莽时期的陈咸误作汉成帝时期的陈咸，这种错误固然也不能避免。然而对于各书之间的错乱歧异，它实际上作了许多订正。例如第二十二卷记载元载妻王韫秀的事，引用材料加以考证，也确实十分准确详尽。虽然不能与临川王（王安石）相抗衡、与之并驾于千古之间，但总的说来，它的言论有根有据，终究不是明人小说所能相比的。——以上“小说家类”中杂事一属，共八十六部、五百八十一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记录杂事的书，小说和杂史最容易混淆。各家著录时，也常常牵连混列。现在把叙述朝政军国大事的列入杂史；其中夹杂里巷闲谈、文章词章和琐细事物的，则一概归入这一门。《世说新语》从古以来都著录在小说中，就是明确的例证。）

译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说家类三 △《山海经》十八卷（内府藏本） 晋代郭璞注。卷首有刘秀校订后上奏的奏文，称此书为伯益所作。按《山海经》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司马迁只说：“《禹本纪》《山海经》中所记的怪物，我不敢谈论”，却没有说明是谁所作。《列子》说，大禹巡视时见到这些事物，伯益知道后给它们命名，夷坚听闻后把它们记载下来，似乎就是指这部书，却没有说出“《山海经》”这个书名。王充《论衡·别通篇》说，大禹主管治水，伯益主管记录奇异的物产，海外和山岭之外没有不到的地方，于是把所见所闻写成《山海经》。赵晔《吴越春秋》所说也一样。只有《隋书·经籍志》说，萧何得到秦朝的图书，后来又得到《山海经》，相传是夏禹所记录的。它的文字略有不同，但似乎都是根据《列子》的说法推演扩展而来。看书中记载夏后启、周文王，以及秦、汉时期的长沙、象郡、馀暨、下巂等地名，绝不可能作于三代以前，大概是周、[疑“泰”为“秦”]之间的人所述，后来喜好奇异的人又加以增益的吧？但看《楚辞·天问》，其中有许多内容与之相符；如果古代没有这些说法，屈原又怎么会凭空编造出来呢？朱熹《楚辞辨证》说，《山海经》反而是根据《天问》写成的，这似乎不对。至于王应麟《王会补传》引用朱熹的话，说《山海经》记载各种异物和飞禽走兽，大多说它们向东，或者说头朝向东方，怀疑原本是根据图画叙述的。古代有这种学问，如《九歌》《天问》都属于这一类，等等。这样说才得到了事实。郭璞为此书作注，见于《晋书·郭璞本传》。隋、唐两部史志都说它有二十三卷，今天的本子却少了五卷，怀疑是后人合并了卷帙，以凑成刘秀奏文中所说的十八篇，并不是散佚缺失。隋、唐史志又记载郭璞有《山海经图赞》二卷，如今其中的赞还收在郭璞文集中，图则《宋史·艺文志》已经不再著录，可知早已散佚。旧本所收刘秀奏文，称此书共十八篇，与《汉书·艺文志》称十三篇不合。《七略》就是刘秀所编定的，不应当自行发生矛盾，怀疑这篇奏文是伪托的。然而郭璞的序已经引用了它的文字，流传时间很久，如今仍把它一并著录。书中叙述山川水道，多夹杂神怪内容，所以《道藏》把它收入太玄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意，实际上并不是黄帝、老子的学说。不过其中所记的道路、山川，大多难以考证；拿现实耳目所见来核对，百条中难有一条真实可靠。各家都把它列为地理书之首，也同样不恰当。核查其实际内容并确定书名，它其实只是最古老的小说罢了。△《山海经广注》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吴任臣撰。吴任臣另有《十国春秋》，已经著录。这部书依据郭璞《山海经注》加以补充，所以称为“广注”。对于名物训诂、山川道路，都有所订正。虽然喜好奇闻、爱好博览，引用材料略显繁多，例如堂庭山的黄金、青邱山的鸳鸯，即使贩夫佣奴也都认识这些东西，却还旁征典籍，未免成为多余累赘；卷首冠以《杂述》一篇，也有些冗长蔓衍。不过，它搜罗的材料宏富，多可作为考证的依据。书中列出的逸文三十四条，其中从杨慎《丹铅录》以下的十八条，都是明代书籍，所见并没有别的版本，显然是辗转贩引后的错误记载，没有什么可疑。至于从应劭《汉书注》以下的十四条，或许是古本有所不同，也颇足以扩充见闻。旧本所载图画五卷，分为五类：灵祇、异域、兽族、羽禽、鳞介，据说本自宋咸平年间《舒雅旧稿》，舒雅又说图出于张僧繇；这些说法只是若有若无的传闻，不敢据以为信。那些图也是凭意想绘制的；不论是否真的出自舒雅和张僧繇，即使说法确实，两人又怎么能够见到这些事物并把它们画出来呢？所以现在只收录它的注，图则删去。书前还列出引用书目五百三十多种，其中很多采自类书，只是虚列名目，因此也不逐一琐细著录。△《穆天子传》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晋代郭璞注，前面有荀勖的序。按《束晳传》说，太康二年，汲县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得到《杂书》十九篇，其中有《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考察今本中盛姬的故事载在《穆天子传》第六卷，大概就是《束晳传》所说《杂书》中的一篇。寻究它的文意，应当归入这部传记；《束晳传》把它另列出来，是不对的。这部书所记虽然多有夸张而少有实据，但所谓西王母，不过是西方一个国家的君主；所谓县圃，不过是飞鸟百兽饮食之处，是大荒中的园圃泽地，并没有什么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氏，也只是一个国名，并没有鱼龙变化出现的说法，比《山海经》《淮南子》还更接近事实。郭璞注《尔雅》时，对于“西至西王母”一句，只说是西方昏暗荒远的国家；对于“河出昆仑墟”一句，虽然引用《大荒西经》，却没有谈它的灵异。他为本书作注时，却颇多引用志怪之说。大概解释经书不敢不谨慎严肃，而笺释杂书则务求炫示博洽的缘故。（按：《穆天子传》旧来都列入《起居注类》，只是因为它按编年记月，叙述周穆王西游的事情，体例接近起居注罢了；实际上内容恍惚无凭，也比不上《逸周书》。把它作为古书保存下来可以，把它作为可信的史书收录，就会使史书体例混杂、史例遭到破坏。现在把它降列到《小说家》中，是为了分类恰当，不必因为改变旧例而感到嫌疑。） △《神异经》一卷（内府藏本）

译旧本题为汉代东方朔撰。书中所载都是荒远境外的说法，荒诞不合常理，共四十七条。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经极力斥责此书，称其题东方朔撰、张茂先传述，是伪作。现在考察《汉书·东方朔传》，其中详细叙述东方朔的著作，说凡是刘向所记录的东方朔著书都是真的，世间流传的其他事迹都是假的；他的赞语又说，后世好事者把奇言怪语附会到东方朔名下，等等。可见东方朔的著作多出于附会，在班固时代已经如此。这部书既然不见于刘向《七略》，那么它是托名之作，更没有疑问。《晋书·张华本传》中也没有张华注《神异经》的文字，那么连张华的注也属于假托，陈振孙的怀疑确实有见识。然而《隋书·经籍志》记载此书时，已经称为东方朔撰、张华注。这样看来，它的伪作在隋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观察它的辞藻华美繁丽，风格接近齐、梁，大概是六朝文士假托编撰而成的，与《洞冥记》《拾遗记》等书先后出现，所以其中关于西北荒地金阙、银盘、明月珠的故事，被陆倕《石阙铭》引用；其中关于玉女投壶的故事，被徐陵《玉台新咏序》引用。既然流传已久，姑且保存它，也无妨借此扩大异闻见识。又考察《广韵》去声四十一“漾”韵收有“犭恙”字，《说文》《玉篇》都没有收录。注释说它是形状像狮子的兽，实际上本于这部经中“北方有兽，形状像狮子，名字叫犭恙”的文字。这样看来，文字训诂之学的学者已经引用它作为依据，并不只是文人相互采摘辞藻而已。《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在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又把它列在子部神仙类。现在核查书中所说，大多是世外恍惚难凭的事情，既不同于地图地理，也与修炼无关，这样的分类都不恰当。现在依照《文献通考》，把它列入《小说类》，大概才符合它的实际性质。△《海内十洲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汉代东方朔撰。所谓十洲，是祖洲、瀛洲、悬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书后又附载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邱、昆仑五条。书中有时自称“臣朔”，像是面对君主说话；有时称“武帝”，又像是事后追记的文字。又极力称说武帝不能完全掌握东方朔的法术，所以不能长生，这又像道家夸大的说法。总的说来，内容恍惚支离，无法考究。考察刘向所记录的东方朔著作，没有这部书的书名。书中记载武帝到华林园射虎的事，按《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的李善注引用《洛阳图经》说，华林园在城内东北角，是魏明帝所建，名为芳林园，齐王曹芳改名为华林。武帝时期怎么会有这个名称呢？大概是六朝文人所托名编造的。看它引用卫叔卿的故事，可以知道出自《神仙传》；后来又引用五岳真形图的故事，可以知道出自后来的《汉武内传》。然而从《隋书·经籍志》起就已经著录此书，李善注张衡《南都赋》、宋玉《风赋》、鲍照《舞鹤赋》、张衡《思玄赋》、曹植《洛神赋》、郭璞《游仙诗》第一首和第七首、江淹《拟郭璞游仙诗》、夏侯玄《东方朔画赞》、陆倕《新刻漏铭》，都引用它的文字作为证据，足见它的词句丰富繁茂，有助于文章写作。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庄子·北冥》条下也引用此书说：水呈黑色的叫作冥海，没有风时也有百丈高的巨浪。这样一来，博通儒学的学者在作训诂时，也已经以它的文字为依据了。唐人的词赋引用它尤其多，所以记录奇异事物的书不能废弃它。各家著录时，有的把它列入地理类；若按照书名考察实际内容，却看不出它确实属于地理书。现在把它和《山海经》一起降列到小说家类。△《汉武故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汉代班固撰，但史书没有说班固有这部书；《隋书·经籍志》把它著录在传记类中，也没有说是班固所作。晁公武《读书志》引用张柬之《洞冥记跋》，说此书出于王俭。唐初距离齐、梁不远，应当有所考据。书中所说的事情，也多与《史记》《汉书》相互出入，并夹杂妖妄之语。然而像《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用的甲帐珠帘、王母青雀、茂陵玉碗等事，称为出自《汉武故事》，本书却都没有。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用《汉武故事》两条，其中一条是柏谷亭的故事，本书也没有；另一条是卫子夫的故事，本书虽然有，但文字反而比李善注所引的简略。考察《隋书·经籍志》记载此书为二卷，各家著录也都相同。钱曾《读书敏求记》还作二卷，说他所藏共有两个本子：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一是陈文烛晦伯家本；又说它们与秦本互有不同，现在把两本都保存下来，等等。两本如今都没有见到。现在这个本子是明代吴琯《古今逸史》所刻，并成一卷，只有寥寥七八页。大概已经经过删削刊改，也不是上述两家的本子；因为它还保留着六朝旧书的卷帙，所以姑且保存，作为古书的一种。△《汉武帝内传》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汉代班固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没有注明作者；《宋史·艺文志》也注明“不知作者”。这个本子题作班固，不知根据是什么。大概后人因为《汉武故事》伪题为班固所作，于是也把这部书归到班固名下了吧？《汉书·东方朔传赞》说，好事者把奇异怪诞的话附会到东方朔名下。这部书却记载东方朔乘龙升天，与传赞自相矛盾；它不是班固所作，显然毫无疑问。它的文字讲究排偶、华丽，与王嘉《拾遗记》、陶弘景《真诰》的文体相同。考察徐陵《玉台新咏序》中有“灵飞六甲，高擅玉函”的话，实际上采用了本传所说六甲灵飞十二件事、封在白玉匣中的文字，因此它的伪作在齐、梁以前已经存在。又考察郭璞《游仙诗》中有“汉武非仙才”一句，与本传中西王母所说“恐怕不是成仙的材料”相合。葛洪《神仙传》记载孔元方向冯遇说的话，与本传所说“接受传授后四十年只能传给一人，没有合适的人；八十年可以一次传授给两人；不是合适的人却传授，就叫泄露天道；得到合适的人却不传授，就叫蒙蔽上天的宝藏”等语相合。张华《博物志》记载汉武帝喜好道术，西王母在七月七日漏下七刻时乘紫云车而来，等等，也与本传相合。现在的《博物志》虽然真伪相杂，不足以作为证据，但李善注《文选·洛神赋》已经引用《博物志》的这段话，足以相信它是张华的旧文；这部《汉武内传》大概是魏、晋时期的文士所作吧？

译陆德明《庄子释文》注《大宗师》篇“西王母”一词时，也引用《汉武内传》说：西王母和上元夫人降临汉武帝宫中，容貌美丽，是神仙之人。这件事与今本所载相同，但文字句式却大不一样。也许是陆德明隐括了它的词句吧？钱曾《读书敏求记》说：“《汉武内传》一卷，孱守居士空居阁校本。”（按：孱守居士是常熟冯舒的别号。）《太平广记》删去了元灵二曲及十二事的篇目，又脱漏了朱鸟窗一段，互相对照后才知道这个本子是完整的。按李商隐诗说：“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又说：“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前觑阿环。” 这些诗句都用到了朱鸟窗的故事，可知古本本来应当有这一段。李善注《文选·郭璞游仙诗》时，引用《汉武内传》中西王母侍女的歌辞：“遂乘万龙輴，驰骋眄九野”两句，正是元灵曲中的话，可知古本本来应当有这两首曲子，钱曾所说确实正确。现在查验这个本子，也没有元灵二曲和朱鸟窗一段，却有十二事的篇目，与钱曾所说又不同。又《玉海》引用《中兴书目》说：《汉武帝内传》二卷，记载西王母的事；书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邱君的八件事，是唐代终南玄都道士游岩所附加的，现在也没有这八件事。看来这是明人删改窜乱的本子，并不是完整的书。△《汉武洞冥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后汉郭宪撰。郭宪字子横，是汝南宋人，官至光禄勋。事迹详见《后汉书·方术传》。此书《隋书·经籍志》仅著一卷，《唐书·艺文志》才开始作四卷，《文献通考》又有《拾遗》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用郭宪自序，说汉武帝是英明俊异的君主，东方朔借诙谐浮夸的言辞来匡正劝谏，使道教幽深神妙的踪迹显明可见，所以称为《洞冥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他的《别录》又是从《太平御览》中抄出的。这样看来，四卷也不是全书，《别录》应当就是《拾遗》。如今郭宪的序和《拾遗》都已经散佚，只剩下这四卷。拿各种书所引用的文字来核对，都彼此符合，大概还接近旧本。考察《后汉书》记载，郭宪起初因为不肯臣服王莽，甚至焚烧王莽所赐的衣服，逃到海边隐居。后来又因为直言劝谏触犯光武帝，当时有“关东有刚强正直的郭子横”这样的说法，可见他也是刚正忠直的人。只是由于“以唾沫救火”一事，便把他压入方术一类；这件事究竟有没有，已经无法确定。至于本书所记，全都是荒诞无据的言论，未必真是郭宪亲手所作。而且辞藻繁密艳丽，也与东京时期的文风大不相同，或许是六朝人假托郭宪之名写成的。但书中所说的影娥池故事，唐代上官仪曾用来写入诗中，当时被称为博学广闻；后代文人的词赋引用得尤其多。大概是因为文字华美，足以供人采择引用，所以直到今天仍未废弃，确实就是这个缘故。至于其中“伏生从李克那里接受《尚书》”一条，荒谬曲折、支离破碎，完全违背事实。朱彝尊竟然采录它收入《经义考》，可见他嗜好博杂、贪求奇异，失去了辨别取舍的原则，这不是著书应有的体例。△《拾遗记》十卷（内府藏本） 秦王嘉撰。王嘉字子年，是陇西安阳人。事迹详见《晋书·艺术传》。因此旧本把他列在晋代。然而王嘉实际上是苻秦的方士，当时关中局势纷乱，和晋朝隔绝已经很久了。称他为晋人，是不对的。本书原有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后来经过战乱，残缺散失，梁代萧绮搜集补缀，定为十卷，并附上自己的论述，命名为《录》，就是现在这部书。萧绮序文说，内容从伏羲、神农以来写起，记事到西晋末年为止。但第九卷记载石虎燋龙直到石氏灭亡的事，那是在晋穆帝永和六年以后，已经进入东晋时期了。萧绮也只是大略地这样说而已。王嘉的书大概仿照郭宪《洞冥记》写成。书中所说荒诞不经，拿史传来验证都不相合。例如皇娥宴饮歌唱的故事、赵高登仙的说法，有的向上诬蔑古代圣人，有的向下奖誉奸贼，尤其悖谬。萧绮的《录》也附会这些说法，没有加以纠正。不过历代词人取用其中材料不尽，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故事丰富奇伟，文辞富丽肥润，对经典没有益处，却有助于文章”吧？《虞初》所录九百篇，汉人已经完备地记载了；六朝的旧书，现在也保存下来供人采择。△《搜神记》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晋代干宝撰。干宝字令升，是新蔡人。晋元帝时，他以著作郎兼领国史，升任散骑常侍。事迹详见《晋书》本传。史书说，干宝因感于父亲的婢女死而复生之事，于是搜集古今神灵鬼怪、人物变化的故事，编成此书。他的一篇自序，也载在本传中。《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艺文志》都著录为三十卷。《宋史·艺文志》作《搜神总记》十卷，也说是干宝撰写；《崇文总目》则说《搜神总记》十卷，不署撰人姓名，有人说是干宝所撰，但不对。（按：此条见《玉海》。）现在这部书是胡震亨《秘册汇函》所刻，后来刻版归毛晋，编入《津逮秘书》。考察《太平广记》所引用的内容，一条条都与本书相同。用古书中的引文来验证，裴松之《三国志注》在《魏志·明帝纪》中引用的“柳谷石”一条，在《齐王芳纪》中引用的“火浣布”一条，《蜀志·糜竺传》中引用的“妇人寄载”一条，《吴志·孙策传》中引用的“于吉”一条，《吴夫人传》中引用的“梦月”一条，《朱夫人传》中引用的“朱主”一条，都完整地保存在本书中。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的“卢充金碗”一条，刘昭《续汉志》注《五行志·荆州童谣》条下引用的“华容女子”一条，建安四年武陵充县女子重生条下引用的“李娥”一条，桓帝延熹七年条下引用的“大蛇见德阳殿”一条，《郡国志》马邑条下引用的“秦人筑城”一条，故道条下引用的“旄头骑”一条，李善注王粲《赠文叔良诗》引用的“文颖字叔良”一条，注《思玄赋》引用的“张车子”一条，注鲍照《拟古诗》引用的“太康帕头”一条，刘知几《史通》引用的“王乔飞舄”一条，也都完整保存在本书中，似乎这部书就是干宝的原书。

译只是《太平寰宇记》在“青陵台”条下引用其中韩凭化为蛱蝶的一条，本书却作化为鸳鸯；郭忠恕《佩觿》上篇说干宝《搜神记》把琵琶写作频婆，本书在“吴赤乌三年豫章民杨度”一条中，琵琶二字共出现三次，“安阳城南亭”一条中也有琵琶字，都没有写作频婆；另外，《续汉志》注《地理志》缑氏条下引用“延寿亭”一条，巴郡条下引用“泽中有龙鸣鼓则雨”一条，《五行志》建安七年醴陵山鸣条下引用论山鸣的一条，李善《蜀都赋注》引用“澹台子羽”一条，陆机《皇太子宴元圃诗》引用“程猗说石图”一条，本书也都没有。至于第六、七卷全部抄录《两汉书·五行志》，司马彪虽然在干宝之前，但干宝应当看过《续汉书》，似乎绝不可能连续整篇抄录而一个字也不改，实在很可疑。然而本书叙事大多古雅，书中的议论也不是六朝以后的人不能写出的，与其他伪书不同。怀疑它就是各书所引用的材料，搜集残文，掺入其他说法编成的，也和《博物志》《述异记》等书相同。只是编纂那两部书的人见闻狭窄，所以漏洞很多；编纂本书的人则见过许多古籍，对体例也颇为明白，因此文章写得很有文采，若不仔细考核，不能辨别出来。看本书中“谢尚无子”一条，《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二引用它，注说出自《志怪录》，这就是搜集拼凑的明显证据。胡震亨的跋文只说谢尚是镇西将军，在晋穆帝永和年间；干宝曾把这部书给刘惔看过，刘惔死于晋明帝太宁年间。这样算来，本书写在谢尚加任镇西将军之前二十多年，胡震亨怀疑这是后人增补的，却还没有考察这一条其实并非本书原文。胡应麟《甲乙剩言》说，姚叔祥在我家藏书目录中看到有干宝《搜神记》，大为惊讶，说：“果真有这部书吗？”我回答说：“这不过是从《法苑》《御览》《艺文》《初学》《书钞》等书中抄录出来的罢了，难道是从金匣石柜、幽岩土窟中挖出来的吗？”大凡后来出现的奇异古书，都是这一类。这话确实说得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二十二卷〕 △《搜神后记》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晋代陶潜撰。书中记载桃花源故事的一条，全部抄录陶潜本集中的诗序，只增加了“渔人姓黄名道真”七个字。又记载干宝父亲的婢女一事，也全部抄录《晋书》。抄袭拼凑的痕迹显然可见。明代沈士龙跋文说，陶潜死于元嘉四年，而本书却有元嘉十四年、十六年的两件事。陶集大多不写年号，而用干支代替；本书却题作永初、元嘉，其为伪托，根本不必再辨。可是本书文字古雅，不是唐以后的人所能写成的。《隋书·经籍志》已经著录，并称为陶潜所作，可见假托姓名的编撰由来已久。又陆羽《茶经》引用本书所记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茶一条，与本书所载相合；《封演见闻记》引用本书所记有人因病能饮一斛二斗、后来吐出一物一条，与本书“桓宣武督将”一条只有文字详略不同；其中“牛肺”写作“土肚”，“茗瘕”写作“斛二瘕”，事情也与本书所载相合。因此可知现在流传的刻本仍然接近古本。其中丁令威化鹤、阿香驾雷车等故事，唐、宋词人都相继引用，沿用至今。题作陶潜撰写固然是妄说，但终究不能说它不是六代流传下来的旧书。△《异苑》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刘敬叔撰。敬叔在《宋书》《南史》中都没有传记。明代胡震亨才搜集各书材料，补写出他的传记。传记称敬叔是彭城人，起初任中兵参军，元嘉三年任给事黄门郎，太始年间去世。又说他曾任刘毅的郎中令，因事情触犯刘毅，被刘毅奏请免官。现在考察本书，书中说刘毅镇守江州时，性情偏狭急躁更加严重；又记载刘毅的妻子被桓玄所得，桓玄专宠她并使她怀孕。书中多有怀恨诋毁刘毅的言辞，那么胡震亨的说法应当可信。只是书中自称义熙十三年，我任长沙景王骠骑参军；根据《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考察，当时长沙景王正以骠骑将军兼领荆州刺史，与敬叔所记相合，而胡震亨所写的传记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偶然疏漏罢了。本书所记都是神怪之事，卷数也与《隋书·经籍志》所载相合。刘知几《史通》说，《晋书》记载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飞走的故事，是根据本书记载收入的，也相互吻合；只是《太平御览》中间所引傅承亡饿一条，本书没有记载。书中又称宋高祖为宋武帝裕，直接称其国号和名字，也不像当时臣下的言辞，怀疑本书已经不免有散佚、窜改错乱之处。然而核对大体内容，仍然比较完整，与《博物志》《述异记》完全由后人补缀而成的情况不同。而且它的文辞和旨意简洁淡雅，没有小说家琐屑鄙俗的习气，断然不是六朝以后的人所能写成的，所以唐人多有引用。例如杜甫诗中陶侃胡奴的故事，根据《世说新语》只能知道胡奴是陶侃儿子的乳名；考察本书，才知道另有一件事，杜甫引用得十分精确。因此它对考证也颇有帮助。△《续齐谐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梁代吴均撰。吴均事迹详见《梁书》本传。《唐书·艺文志》作吴筠。考察可知，唐代有道士吴筠，是大历年间的人。本书《隋书·经籍志》已经著录，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欧阳询《艺文类聚》也早已引用其中的文字，作者不是吴筠，十分明显。《唐书·艺文志》大概是传抄错误。吴琯刻本有元代陆友的跋文说：《齐谐》记载怪异，大概是庄子的寓言；如今吴均续写，只是取其意义罢了，前面并没有原书。考察《隋书·经籍志》的杂传类，在吴均此书之前有宋代散骑侍郎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七卷，《唐书·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也同时著录了它，那么吴均的书确实是续作无疑。陆友说前面没有原书，也是考察失误。本书所记都是神怪之说。但李善注《文选》时，在陆机《豫章行》中引用其中田氏三荆树一条，在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中引用其中成武丁一条；韦绚《刘禹锡嘉话》引用其中霍光金凤辖、蒋潜通天犀导两条；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用其中徐邈画鲻鱼一条。这些在唐代已经被用作典故，也是小说中很突出的作品了。

译只是刘阮进入天台山的故事，徐子光注李瀚《蒙求》时引用《续齐谐记》的文字，叙述始末非常详细，而今本没有这一条。难道是原书早已散佚，后人从《太平广记》等书中抄录拼合编成，所以偶然有所遗漏吗？△《还冤志》三卷（内府藏本） 隋代颜之推撰。颜之推有《家训》，已经著录。此书《隋书·经籍志》没有记载，《唐书·艺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献通考》作《北齐还冤志》二卷。考察《宋史·艺文志》作颜之推《还冤志》，《太平广记》所引用的也都称《还冤志》，与今本相合，那么《唐书·艺文志》的书名是传抄造成的。至于书中所记，上自周宣王时杜伯的故事，不能称为北齐之书。颜之推本人起初是梁人，后来一直到隋代才去世；从陆法言《切韵》序来看，开皇初年，他还与刘臻等八人同时审定韵书，更不能称为北齐人。大概是因为旧本开头题作“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于是误把“北齐”加在书名上了吧？考察《宋史》又记载释庭藻《续北齐还冤志》一卷，可见误称北齐由来已久。自梁武帝以后，佛教更加兴盛，士大夫大都归依礼敬佛，盛行谈论因果。颜之推《家训》中有《归心篇》，对罪福尤其笃信，所以本书所述都是佛教所谓报应的说法。不过齐国有彭生，晋国有申生，郑国有伯有，卫国有浑良夫，这些故事都记载在《春秋传》中。赵氏的大厉鬼、赵王如意所化的苍狗，以及魏其侯、武安侯的事情，也没有不见于正史的。强烈的魂魄凭借厉气而发生变异，按道理本来是有这种可能的，还不是天堂地狱那种虚幻幽冥、无法考察的说法。它的文字也颇为古雅，与小说的冗长滥俗很不相同，保存下来作为鉴戒，本来也无害于大义。陈继儒曾把它刻入《秘笈》，删削得不完整，只保存了一卷。现在这部书是何钅堂《汉魏丛书》所刻，仍然是原来的卷帙，现据此著录。△《集异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薛用弱撰。考察《唐书·艺文志》，记载薛用弱字中胜，任长庆年间光州刺史；但没有说明他的籍贯。此本卷首题作“河东”。然而唐代士族通常只题写郡望：刘氏必称彭城，李氏必称陇西，至于他们确实出生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三水小牍》（按：此书今已散佚，这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十二所引）记载他在大和年间由仪曹郎出任弋阳太守，为政严厉却不残暴。大概当时被称为良吏，但他的事迹也没有可考。本书所记共十六条。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开头记载徐佐卿化鹤的故事；本书正以这一条为开头，与晁氏所记相合，大概仍是旧本。它的叙述颇有文采，比其他小说平庸鄙俗的文字高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二卷〕 世上流传的狄仁杰《集翠裘》、王维《郁轮袍》、王积薪《妇姑围棋》、王之涣《旗亭画壁》等故事，都出自本书。它所记的《常山新宫铭》，洪迈《容斋随笔》推许为奇作。苏轼和儿子苏过诗中所说的“你应当和蔡少霞同为奴隶，我也可以和山元卿并列”，就是用的这个故事。虽然卷帙不多，但历代词人常常引用它作为依据，也算是小说家中的杰出作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又名《古异记》，但各家著录都没有这个书名，不知道陈振孙依据的是哪一种本子。唐代比部郎中陆勋也有《集异记》二卷，与薛用弱这部书同名。因此《文献通考》题陆勋的书为陆氏《集异记》，以便同薛用弱的书区别开来。△《博异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代谷神子还古撰，但没有署姓氏。考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中记载《老子指归》十三卷，也题作谷神子注，同样没有署姓氏。而《唐书·艺文志》有冯廓注《老子指归》十三卷，与晁公武所说的书名、卷数都相合，那么谷神子就是冯廓吗？胡应麟《二酉缀遗》则说：唐代有诗人郑还古，曾为殷七七作传。郑还古正是晚唐人，而殷七七传的文字和故事都相似，本书大概就是他所作。这个说法似乎也有根据。不过古书没有明确文字证明，暂且存疑而不作判断也可以。本书记载敬元颖、许汉阳、王昌龄、张竭忠、崔元微、阴隐客、岑文本、沈亚之、刘方元、马燧十个人。《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八记载李全质一条，说会昌壬戌年济阴发大水，谷神子和李全质同船等等；本书没有这一条。大概也是抄录拼合而成，并非完整的卷帙。所记都是神怪之事，叙述雅致丰富；所录诗歌也颇为工巧，比其他小说优胜。只是“师旷镜铭”一条，不像三代时的语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这是因为言辞触犯当时的忌讳，所以隐去了作者姓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四十八卷〕 前面有自序，还说这不只是供人取笑谈资，也大略显明了规劝的意义，或许希望那些逆耳之言，多少能成为周全自身的戒鉴。如今看所记内容，实在看不出有触犯忌讳的话。再拿《太平广记》所引用的内容来验证，又确实是本书，并非假托。只是还不知道它寄寓的寓意究竟在哪里。《杜阳杂编》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唐代苏鹗撰写。苏鹗另有《演义》，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上起唐代宗广德元年，下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共十朝的事情，都用三个字作标题。其中叙述奇异技艺和珍宝，多涉及荒诞不经的内容。大体上是承袭王嘉的《拾遗》和郭子横的《洞冥》而来，虽然一定列举听闻这些事的人来加以证明，大概也只是用俗语来描绘罢了。书中所说某种物品是某年某国进贡的，例如日林、大林、文单、吴明、拘弭、大轸、南昌、淛东、条支、鬼谷、河陵、兜离，《唐书·外国传》中都没有这些名称，各帝本纪中也没有这些事情。比如夫馀国早已并入渤海大氏，却说武宗会昌元年夫馀前来进贡；罽宾之地与葱岭相接，《汉书》《唐书》都有明文记载，却说它在西海；尤其是这些明显错误中最显著的了。不过，它铺叙繁密艳丽，词赋往往从中取材，本来就是小说家凭文采取胜的作品。读者欣赏它的华美辞藻，于是也忘了其中的夸张修饰，直到今天仍沿用其中的说法，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书名叫《杜阳杂编》，晁公武《读书志》说，苏鹗居住在武功的杜阳，大概是因地名来给书命名的。《前定录》一卷、《续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唐代锺辂撰写。锺辂是大和年间人，官任崇文馆校书郎。《唐书·艺文志》写作“锺簵”，不知道哪一个正确。这部书所记录前定的事情，共二十三则，与《书录解题》所说相合。前面有自序，说希望有见识的人知道这些事不是虚妄，热衷奔走竞争的人也能以此自我警戒，比起其他小说更具有劝诫作用。高彦休《唐阙史》说：世间流传的《前定录》，所记事情非常多，其中也有把邻近的事情曲折附会起来以成其应验的，大概就是指这部书。不过小说大多免不了附会，也不能只因此责怪这部书。《续录》一卷，没有题写作者姓名，《书录解题》也有记载。看它把唐明皇和唐玄宗分列为两条，就知道这是杂采类书编成的，失于删并。又有关于柳宗元的一条，竟然全部引用《龙城录》的话。《龙城录》是宋代王铚伪撰的，因此显然不是唐代以前的书。《桂苑丛谈》一卷（内府藏本）。考察《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桂苑丛谈》一卷，注说是冯翊子子休撰写，没有记载姓名。晁公武引用李淑《邯郸书目》说，作者姓严，怀疑“冯翊子”是他的号，“子休”是他的字。陈继儒刻入《秘笈》时，竟题作“唐子休冯翊著”，把原文颠倒了，错误得很厉害。这部书前十条都是记载咸通以后鬼神怪异和琐碎事情的，后面是十八条史书遗闻。其中十二条也记载唐代杂事，剩下六条则兼及南北朝。不过，像高浟捕盗、高延宗放纵恣肆、崔宏度残酷暴虐等事，齐、隋两朝正史都已经记载，又像是摘抄书中尚未删削的内容。怀疑它已经被后人窜改扰乱，不是原书。关于甘露亭的一条，说是吴王收复浙右的那一年，应当是昭宗天复二年。当时刚封杨行密为吴王，所以子休用这个称呼。这样看来，写这部书的人，难道是江南人吗？《剧谈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唐代康骈撰写。王定保《摭言》写作“唐軿”，大概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唐书·艺文志》写作“康軿”，用他的字“驾言”来证明，两个字的意义都相合，不知道哪一个正确。各书引用时都写作“骈”，怀疑也是《唐志》写错了。康骈是池阳人，乾符四年考中进士，官至崇文馆校书郎。这部书成于乾宁二年，都是记载天宝以来的琐碎事情，也间或附加议论，共四十条。如今拿它与《太平广记》校勘，条条相合。不是当时全部收入其中，就是后人从《太平广记》中抄录拼合而成的。这一版本末尾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的字样，大概还是宋本的影抄本。比如“潘将军”一条，注文中怀疑是“潘鹘硉”三个字。今本《剑侠传》从《太平广记》中剽窃摘取，把这一条误作“潘鹤碎”，于是无法理解，可知这个版本较好。其中记载元微之年老才中进士，带着礼物拜访李贺一条，《古夫于亭杂录》辨析说：考察元稹中进士时，并不是年老；对于李贺，他又称李贺为前辈，怎么会带着礼物登门，反而遭到轻慢？小说无根无据，竟到了这种程度。这个议论最为恰当。不过，稗官所叙述的事情，有一半出自传闻。真伪相杂，自古以来就是这种风气。不能全部把它当作依据，也不能全部认为是诬妄，关键在于读者考证它的是非得失罢了。不能因此废弃这一家之言。《宣室志》十卷、《补遗》一卷（内府藏本）。唐代张读撰写。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张读字圣朋。《唐书·艺文志》记载张读的《西狩录》十卷，注说张读字圣用。“朋”和“用”字形相近，意义也都可以讲通，不知道哪个正确。张读是深州陆泽人。《旧唐书》把他附载在其祖父张荐的传中，说他考中进士，有杰出的才干，屡次升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当时称许他能得到人才，最终官至尚书左丞。《新唐书·艺文志》却说他是僖宗时的吏部侍郎。高彦休《唐阙史》也称张侍郎读是员外郎张休复的儿子（考察《旧唐书》写作“希复”），牛僧孺的外孙，十九岁考中进士，却没有说他任吏部或礼部官职。以他主持贡举的记载来验证，大概是《新唐志》错了。这部书所记，都是鬼神灵异的事情。难道是因为他的外祖父牛僧孺曾经写过《玄怪录》，张读年少时就耳熟目染，所以沿袭了它的余波吗？《补遗》一卷，旧本一并题作张读撰写。不过，各家书目都没有记载它。怀疑是刊刻者摘取其他书中的引文，附载在后面的。所谓“宣室”，大概取自汉文帝在宣室接受祭祀福胙、召见贾谊询问鬼神之事。不过，关于鬼神的问答虽然发生在宣室，但“宣室”这个名称实际上并不是因鬼神而设立的。用它来题名记载怪异故事的书，从道理上说并不恰当，只是长期沿用，大家没有察觉罢了。现在特意附带订正这一错误，希望读者有所考察，不要继续沿用这种说法。《唐阙史》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唐代高彦休撰写。高彦休的生平始末不详。书中“郑少尹”及第一条，有“开成二年，我江夏伯祖再司文柄”的话。考察《旧唐书·高锴传》，高锴在大和三年以吏部员外郎身份奉诏审定敕试《别头进士明经》，开成元年以中书舍人代理主持礼部贡举，不久任礼部侍郎。他掌管贡部三年，出任鄂岳观察使后去世。鄂岳正是江夏地区，书中所说的官品和事迹都相合，那么高彦休应当是高锴的从孙。只是新旧两《唐书》都遗漏了高锴的籍贯，于是就不知道高彦休是哪一地的人了。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高彦休自号参寥子，《唐艺文志》的注释也相同。《宋史·艺文志》记载《阙史》一卷，注说是参寥子撰述；又记载高彦休《阙史》三卷，把它分作两部书、两个人，错误得很厉害。黄伯思《东观馀论》有这部书的跋语，说序中称“甲辰岁编次”，大概是僖宗中和四年；但书中有已经写作“僖”年号的地方，或许是后人追改的。如今考察序文，作者自称生于乾符甲子年，乾符年间没有甲子年，应当是“甲午”的讹误。从这一年到中和四年只有十年，不应当已经能够著书。这样推算，后来只有晋开运元年是甲辰年；向上推算，乾符元年为甲午年，作者当时应为七十一岁，尚且有著书的可能。那么高彦休大概是五代人。这部书各家著录都说是三卷，如今只有上、下二卷，似乎是从其他书中抄录撮取而成，不是原本。

译张耒《宛邱集》说，贾长卿曾经辨析这部书所记白居易母亲掉入井中的事情，但这一版本没有，是它不完整的又一个证据。不过自序说全书共有五十一篇，分为上、下二卷，又似乎没有脱漏，或者是后人把篇章合并并追改了序文吧？王士祯《居易录》斥责它开头记载李师道的党羽丁约在宫阙前献俘、临刑时幻化成仙离去的事情，认为这是引导叛逆。他的说法很恰当。不过，书中所载周墀回答文宗、崔阃回答宣宗、郑薰判定宦官荫补子弟、卢携议论镇州等事，都足以与史传互相参校订正。李可及戏论三教一条，认为伶人不应授官，所持论点尤其正确。其他如皇甫湜撰写福先寺碑、刘蜕辨析齐桓公的器物“单长鸣”并非姓单等事，也足以提供考证资料，并不全是小说中荒诞怪异的谈论。《甘泽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唐代袁郊撰写。晁公武《读书志》说，书中记载奇异怪诞的事情九章，是咸通年间因久雨卧病时所写。陈振孙《书录解题》转述它的自序说，因为春雨滋润万物有所应验，所以有“甘泽成谣”的说法，并以此命名。这个版本是毛晋刊刻的，说是从华阴杨仪那里得到的。篇数与《读书志》相合，但只有杨仪的序，没有袁郊的自序。杨仪的序称袁郊为唐代祠部郎中。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袁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道杨仪有什么依据。《书影》说，另有一部《甘泽谣》。如今杨梦羽所传的版本，都是从其他书中抄录拼合而成的，是伪本。有人说，在杨梦羽的版本尚未出现时，已经有人把《太平广记》中二十多条抄出，编成《甘泽谣》流行；那么杨梦羽本又是伪书中的再次伪造了。如今考察《书影》所说的杨梦羽，就是杨仪的字。它所说先出现的那一个版本，现在没有见到。钱希言《犭会园薄明经》在“为鱼”一条中说，曾见唐人小说有《甘泽谣》，其中详细记载《鱼服记》。如今这个版本没有《鱼服记》，难道钱希言见到的是先出现的那个版本吗？不过，根据这个版本所载内容，与《太平广记》所引用的完全相符。那么两个版本都出自《太平广记》，不能只说杨仪本是再次伪造。搜集散佚材料，重新编成一册，也不能说是伪书。这种说法很不恰当。这部书虽然属于小说一类，但琐碎事情和遗闻往往有所记载。比如杜甫《饮中八仙歌》，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只有焦遂不见于书传；如今考察本书《陶岘》一条，确实有布衣焦遂，却完全没有口吃的说法，足以证明师古伪注的错误。这也足以提供考证资料，并不全是毫无益处的谈论。《开天传信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唐代郑綮撰写。郑綮字蕴武，是荥阳人。考中进士，屡次升官至右散骑常侍。他喜欢用诗歌民谣寄托讽谏昭宗，推想其中一定有所积蓄的意见。后来升任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谓“歇后郑五作宰相，当时的事情就可知道了”，说的就是这个人。《旧唐书》本传说，郑綮曾任监察、殿中、仓户二员外，以及金、刑、右司三郎；但这部书原本开头题写他的官职为吏部员外郎，本传却没有提到。或者是史书文字有所脱漏吗？书中都是记载开元、天宝年间的故事，共三十二条。自序说，他在处理文书事务之余搜求遗闻，希望一定真实可信，所以以“传信”为名。他记载唐明皇游玩城南、王琚邀请他到家中、谋划诛杀韦氏的一条，根据《唐书·王琚传》，事情其实是王琚选补主簿后前往拜谢太子，乘机进言，想除掉太平公主，并没有先到王琚家中的事情。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也不采用这部书，只有《新唐书》兼采了它。不过，韦氏临朝称制时，王琚正因是王同皎的党羽而逃亡江都，怎么能又在韦氏、杜氏之间置办住宅？郑綮记载的恐怕不是事实，所以应当是《资治通鉴》不采用它的原因。又如华阴遇见岳神、梦游月宫、罗公远隐身、叶法善使用符箓等事，也涉及神怪，不能都算作雅正驯顺。不过，这部书流传已经很久，各种记述唐代事情的书大多沿用它，所以记录下来，作为小说中的一种。《稽神录》六卷（内府藏本）。宋代徐铉撰写。徐铉字鼎臣，是广陵人。在南唐任翰林学士。跟随李煜归顺宋朝后，官至直学士院、给事中、散骑常侍。淳化初年，因受到牵连而被贬为静难军司马，死于任所。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都是记载神怪之事。晁公武《读书志》记载它的自序，说从乙未年到乙卯年，共二十年。那么它开始于后唐废帝清泰二年，结束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仍然是在入宋以前写成的。书中只有乾宁、天复、天祐、开成、同光记载了年号，此后从后唐明宗开始就只记干支。考察马永卿《懒真子》，说南唐从显德五年起使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此为耻，碑文只写干支。这部书写成时距离李璟去掉帝号还有三年，大概原来一定使用南唐年号，入宋以后才追改。书中称杨行密为“伪吴”，称南唐为“江南”，其官职也称“伪某官”，难道也是入宋以后追改的吗？《读书志》说书中记载一百五十件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元本十卷；这个版本没有卷次，应当是从其他书中抄录出来的。考察现在的版本只有六卷，反而有一百七十四件事，末尾又有拾遗十三件事。

译这与晁氏、陈氏所说的卷数和条数都不相合。考察《枫窗小牍》说，宋太宗命儒臣编修《太平广记》，当时徐铉确实参与了编纂。《稽神录》是徐铉所著，他每次想要采录材料，都不敢擅自决定，总是拿给宋白看，再请宋白去问李昉。李昉说：“难道会有徐率更所说而不合事实的话吗？”于是这部书得以收入《太平广记》。怀疑这部书的全部内容都被载入《太平广记》，后来有人把它抄录出来编成一册。不过，三部大书征引广泛，门类和条目繁杂，所列各事凡是同一名称重复出现的，《太平御览》都写“又”字，《文苑英华》都写前一个名称，《太平广记》都写“同上”二字。其中前后相连、用甲事承接乙事的情况，往往存在。也许因此多抄录了几十条，也未可知。《读书志》又说，杨大年说江东布衣蒯亮喜欢大言夸诞，徐铉喜欢他，把他留在门下，《稽神录》中的事情多是蒯亮所说。考察徐铉《骑省集》中有一首送蒯参军亮的诗，前四句是：“昔年闻有蒯先生，二十年来道不行。抵掌曾谈天下事，折腰犹忤俗人情。”那么徐铉确实有蒯亮为门客，但没有说到蒯亮讲鬼事。书中又有“破瘤得到棋子”和“得到针”两章，说是从蒯亮那里听来的。那么没有题写蒯亮名字的，似乎不是蒯亮所说。赵与旹《宾退录》详细记载了洪迈《夷坚志》的各篇序文，其中《三志庚集序》考察徐铉《稽神录》，辨析杨文公《谈苑》所记蒯亮的事情不正确。他的说法一定有所考据，只是如今无法看到那段文字了。《江淮异人录》二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吴淑撰写。吴淑还著有《事类赋》，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的多是道士、侠客和术士的事迹，其中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徐铉曾耗费二十年心力，写成《稽神录》一书。吴淑是徐铉的女婿，大概耳濡目染，承受了他的影响，所以也喜欢谈论怪异之事吧。徐铉的书谈鬼怪，大多荒诞漫无边际，不合常理。吴淑书中记载的，却是《周礼》所说的“怪民”、《史记》所说的“方士”，前代史书中常常可以见到，尚且属于确有其事的范围。其中像耿先生一类的记载，马令、陆游的两部《南唐书》都加以采录，可见也并非全属凭空捏造。尤袤《遂初堂书目》收载此书，题作《江淮异人传》，怀疑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宋史·吴淑传》记载此书三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二卷，《宋艺文志》也相同，那么《列传》把二卷写成三卷，是“二”字的讹误。这部书长期没有传本。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整理，恰好得到二十五人的记载，首尾完整，仍然成为一部完书。谨依照《宋志》，仍分为上、下二卷，以恢复它原来的体例。△《太平广记》五百卷（内府藏本） 宋代李昉奉诏主持修撰，协同修撰的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王克贞、张洎、董淳、赵邻几、陈鄂、吕文仲、吴淑十二人。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奉诏编纂，三年八月上表进呈（这是依据《宋会要》的记载。《玉海》则说是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日开始编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日成书。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尚不清楚），太平兴国六年正月奉敕雕版印行。全书分为五十五部，采录的书籍有三百四十五种，自古以来的轶闻琐事、偏僻书籍和散佚文章都收在其中。篇幅较少的书往往整部收入，真可说是小说家的渊海。《玉海》说《太平广记》的刻本颁行天下，后来有人上言认为它不是后学急需的书，于是收回书版，贮藏在太清楼，所以北宋人多没有来得及看到。郑樵号称博学广闻，却在《通志·校雠略》中说《太平广记》是从《太平御览》中另外辑出的一部《广记》，专门记载异事，这是把两部书误合为一部了，可见郑樵也未曾见过此书。此书虽然多谈神怪，但采录广博丰富。名物和典故交错其中，文学家经常采用，考证家也多从中取材。此外，唐代以前世间已经失传的书籍，其中的断简残编还偶尔保存十分之一，尤其值得珍视。这个本子是明代嘉靖年间右都御史谈恺刊刻的，卷页之间有缺失。胡应麟《二酉缀遗》说，谈恺在校勘这部书上颇费心力，只是其中“阙嗤鄙类”缺两卷，“无赖类”缺两卷，“轻薄类”缺一卷；“酷暴类”缺少胡淛等五事，“妇人类”缺少李诞等七事。谈恺说，他遍看各家藏书，都是如此，怀疑这些内容在宋代已经亡佚。他又说，“轻薄类”中的刘祥、许敬宗等事迹，都见于六朝诸史和《唐书》杂说，谈恺已经考订补足。其余目录中列有姓名的，也还有很多可以在其他书中互相参见。只有那些出自小说、而原书如今已经亡佚的内容，就很难全部考究清楚了。可见这部书当时已经不是完整的篇帙，现在也姑且仍依旧本抄录。△《茆亭客话》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黄休复撰写。黄休复还著有《益州名画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杂录他亲自见闻的事情。上起王、孟二氏，下至宋真宗时期，所记全是蜀中的轶事，没有一条涉及其他郡。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它所记多为蜀地之事，似乎没有通读全书，只是大略这样说罢了。李畋作《益州名画录》序，称黄休复通晓《春秋》之学，又说他靠卖丹药奉养双亲。书中“李处士”一条，极力论述杜预用《左传》来解释经书的错误，足以证明他深通《春秋》。其他论述烧炼、服食、导引等术，以及罗列道家的灵异事迹的内容，占全书大半，足以证明他熟悉炼丹之法。其余内容虽然多涉及神怪，但往往借此进行劝诫，在小说中最为接近事理。书中记载吴王客省使高弼把王羲之石刻本《兰亭序》一轴献给伪蜀太子，当时有见识的人说，这是王羲之撰写序文以后，刻石留下的《兰亭序》版本。这种说法是自古以来著录金石的人从未听闻过的。（按：《宾退录》引蔡绦的话说，定武本是江左流传的晋代会稽石刻；他的说法大概就是由这件事附会而来。）又记载唐德宗怀疑韦白本有异志，暗中派僧人行勤诱使他服食丹药，到贞元二十年，丹药毒性发作而死，这件事《唐史》也没有记载。又记载雷琴之所以奇异，是因为琴岳虽然高却发声低，虽然发声低却不拍弦；按抚琴面时，仿佛手指下没有琴弦，吟诵弹奏时，却又有余韵。这些都足以增加奇异的见闻。书中还驳斥《北梦琐言》所记高骈镇守蜀地时，术士王剑以福感寺塔上的金相轮换取福报一事，说淳化五年金相轮坠落在地，实际是铜铁铸成的，以此证明孙光宪是在诬说。这也足以订正小说记载的错误。

译△《分门古今类事》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宋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卷首题有“蜀本”二字。第八卷中收有《先大夫龙泉梦记》一篇。文中说，崇宁乙酉年考取漕解，第二年又有幸登第。篇末署“政和七年三月宋如璋记”，可知撰写这部书的人就是宋如璋的儿子。只是前后没有序跋，所以他的姓名已经无法考知了。全书分为十二类：帝王运兆门二卷，异兆门三卷，梦兆门三卷，相兆门二卷，卜兆门二卷，谶兆门二卷，祥兆门一卷，婚兆门一卷，墓兆杂志门一卷，为善而增门一卷，为恶而损门一卷。全书大旨在于征引故事，说明事情有一定的命数，不容妄自企求，又进一步推究天人之间顺从而获吉、违逆而受祸的原因。虽然采集的材料繁琐零碎，不免涉及荒诞虚幻，但用来警醒启发世俗，主旨颇为切实深刻，大概也属于《前定录》《乐善录》一类。而且此书成于南渡初年，其中引用的《成都广记》《该闻录》《广德神异录》《唐宋遗史》《宾仙传》《蜀异记》《搢绅脞说》《灵验记》《灵应集》等书，都是后世失传的，也可以作为增长博闻的帮助。△《陶朱新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马纯撰写。马纯字子约，自号朴<木敕>翁。单州武城人。绍兴年间任江西漕使。隆兴初年以太中大夫身份退休。居住在越地陶朱乡，搜集编纂见闻，写成这部书，因此命名为《陶朱新录》。关于马纯的事迹，没有完整记载。只有《会稽志》记载，他曾在能仁寺墙壁上题诗，讥刺僧人宗昂，其中有“有黄纸除书犹到汝，定知清世不遗贤”的句子，当时广为传诵。这部书自宋代以来，史志和各家书目也都没有著录。然而周煇《清波杂志》引用其中“韩南”一条，称作《朴<木敕>翁陶朱集》，又说朴<木敕>翁是单父人，曾在宣和、政和年间任官，大概就是这部书。由此可知它确实出自宋人，并非后人假托。书中记载的都是宋代的杂事。大体上涉及怪异之事的占十分之七八，也属于洪迈《夷坚志》一类。篇末附有一通元祐党籍碑，与全书体例很不相称。考察书中记载的马默思、郭真人诗，马纯大概是马默的诸孙。马默在神宗朝任户部侍郎、宝文阁待制，退休后奉祠，后来列入党籍。南渡以后，朝廷极力反对宣和时期的政治，以此收拢人心，凡党人的子孙都从优叙用。因此张纲《华阳集》中有一篇奏疏，论说对他们的除授过于泛滥，但士大夫最终仍把这看作对党人的恩劳。马纯记载这通碑，大概是因为自己的祖先，也有陆游自称元祐党人家属的意思。△《睽车志》六卷（内府藏本） 宋代郭彖撰写。郭彖字伯象，和州人。由进士出身，历任官职，做到兴国军知军。这部书全都记载鬼怪神异之事，都是当时耳闻目见的事情。书名《睽车志》，大概取自《易经》睽卦上六爻“载鬼一车”的话。张端义《贵耳集》说：“宪圣在南内，喜爱鬼怪荒诞一类的书，郭彖的《睽车志》首先出现，洪景卢的《夷坚志》接着出现。”看来这部书曾经进呈御览。《宋史·艺文志》在小说家类中记有此书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五卷，而明代商维濬刻入《碑海》时又作六卷，卷数互相错杂而不一致。考察《夷坚志》所载赵三翁得道的故事，其中说张俦、字朋父为他作传，郭彖、字伯象得到这篇文章，记载在《睽车志》末尾。现在查验这个本子，只有“张俦”写作“张寿”，属于传抄造成的异文；它确实在卷末，与洪迈所说相合，可知仍是旧本。只是后人屡次分拆，所以卷数和目录多少互有不同。书中所载多是建炎、绍兴、乾道、淳熙年间的事情，《汴京旧闻》中的材料也间或被收入。每条末尾都分别注明某人所说，大概是采用《杜阳杂编》的体例。它的主旨也在于阐明因果，用来劝善戒恶。只是由于采集范围很广，往往又加以修饰附会，有违事实。例如米芾本是北宋名流，却怀疑他是蟒蛇精；程迥也是南渡时期的宿儒，著述很多，却说他家供奉玉真娘子，因此致富；张觷能够斥责奸邪、平定乱事，志向操守十分正直，死后还在邵武享受庙食，却说他挟怨杀人，在白天见到鬼而死。这些显然都可以知道是妄说。其他内容也多涉及荒诞之事。不过小说家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能全部按照史传的标准来要求，取它劝人行善的主旨也就可以了。△《夷坚支志》五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洪迈撰写。洪迈所著《容斋随笔》，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的都是神怪之说，所以用《列子》中“夷坚”的故事作为书名。考察《列子》的原意，是说大禹行走时见到它，伯益认识它并给它命名，夷坚听说后把它记录下来，指的正是珍禽异兽一类的事物，如《山海经》所记内容。洪迈杂录仙鬼等事，书名取自这里，但并不是“夷坚”的本义。不过唐代华原县尉张慎素已经使用《夷坚录》这个书名，所以洪迈也有所依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夷坚志》从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赵与旹《宾退录》也记载《夷坚志》分为三十二编，共有三十一篇序，彼此内容不重复。各篇都摘录序文的大意，记载得相当详细。现在这个本子只存甲至戊五十卷，标题只写作《夷坚志》。拿它的序文与赵与旹所记相校，原来是支甲至支戊，并不是正集。只是赵与旹记载支丙作“支景”，说是为了避开他曾祖的嫌名，而这里仍作“丙”，大概是传抄者改动的吧？

译胡应麟《笔丛》说，他所收藏的本子有一百卷。核对它的卷目次第，原来是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这大概就是胡氏的本子，只是后来又散佚了一半。朱国桢《涌幢小品》不知道它只是《夷坚志》中的一集，却说《夷坚志》原有四百二十卷，如今流行的只有五十一卷。大概是嫌它繁杂芜乱而加以删削，这样说就错得太厉害了。陈振孙讥讽洪迈用心不当，他的说法颇为正确。陈栎《勤有堂随录》则说，洪迈想修撰国史，借这部书练习文笔，似乎是在曲意替他辩解。然而其中诗词一类的内容，往往可以作为采录的资料；遗闻琐事也多足以劝善戒恶，并不是对人心全无益处。小说这一类书历来都有著录，又何必拘泥于类别界限，唯独责难洪迈的书呢？──以上“小说家类”中的异闻一属，共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博物志》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晋代张华撰写。考察王嘉《拾遗记》，称张华喜爱阅读秘密奇异的图书、谶纬一类书籍，搜集天下散佚的遗文，从文字典籍产生之初开始，考察验证神怪之事以及民间所说的传闻，撰成《博物志》四百卷，进奏给武帝。武帝下诏责问说：“你的才学总括万代，博闻强识无与伦比；然而记事采录传闻，也有许多浮夸虚妄之处，可以再删削截取其中浮泛可疑的内容，分为十卷。”等等。由此可见，此书是在武帝时期撰成的。可是今本第四卷“物性类”中称武帝泰始年间武库发生火灾，这是武帝以后才可能出现的说法。《书影》认为《艺文类聚》引用《博物志》中子贡谈社树的一条，而今本没有记载。考察这条内容实际在第八卷中，大概是《书影》偶然没有查到。然而考察裴松之《三国志注·魏志》中的《太祖纪》《文帝纪》《濊传》，以及《吴志·孙贲传》，共引用《博物志》四条，如今本只有《太祖纪》所引的一条，而且前半部分已经亡佚，其余三条都没有。又江淹《古铜剑赞》引用张华《博物志》说：“铸造铜剑的工匠，已经无法再找到，只有蜀地羌中有时还有懂得此术的人。”今本没有这句话，足以证明它不是宋、齐、梁时期人们所见的本子。又《唐会要》记载，显庆三年太常丞吕才上奏，考据张华《博物志》说：“《白雪》是泰帝命素女弹奏五弦琴的曲名，因为曲调高雅，人们于是应和者很少。”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用张华《博物志》说：“刘褒是汉桓帝时人，曾画《云汉图》，人们见了觉得炎热；又画《北风图》，人们见了觉得凉爽。”这些话今本都没有。李善注《文选》引用张华《博物志》十二条，其中九条见于今本。他注《西京赋》时引用“王孙公子”是古人互相推重敬称的一条，注《闲居赋》时引用张骞出使大夏得到石榴、李广利任贰师将军讨伐大宛得到葡萄的一条，注《七命》时引用橙子像橘子却不是橘子，像柚子却有芳香的一条，这三条今本都没有。段公路《北户录》引用《博物志》五条，其中三条见于今本；但关于鸺鹠又名鸡鸺的一条，以及金鱼脑中有麸金、产自邛婆塞江的一条，今本都没有，足以证明今本也不是唐人所见的本子。《太平广记》引用《博物志》中郑宏沉酿川的一条，赵彦卫《云麓漫钞》引用《博物志》中黄蓝由张骞从西域得到的一条，今本也都没有。晁公武《读书志》说卷首有《理略》，后面有赞文；今本卷首第一条是地理，题作《地理略》。从“自魏氏曰”以前的文字开始，根本没有所谓《理略》；赞文只有“地理”一篇，也不在卷末。又赵与旹《宾退录》说，张华《博物志》卷末记载湘夫人的故事，并且错误地认为她是尧的女儿；今本这条却在第八卷卷首，不在卷末。这些地方彼此矛盾，可见今本也不是宋人所见的本子。也许原书已经散佚，有好事者从各书引用的《博物志》中搜集材料，又杂采其他小说来补足它。因此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内容来验证，往往能够相互符合。其余那些没有被其他书引用的内容，大体上是剽窃《大戴礼》《春秋繁露》《孔子家语》《本草经》《山海经》《拾遗记》《搜神记》《异苑》《西京杂记》《汉武内传》《列子》等书，拼凑成篇，并不全是张华的原文。又刘昭《续汉志注·律历志》引用《博物记》一条，《舆服志》引用《博物记》一条，《五行志》引用《博物记》二条，《郡国志》引用《博物记》二十九条。《齐东野语》引用其中“日南野女”一条，说《博物记》应当是秦、汉时期的古书，张华取其书名而撰成《博物志》；杨慎《丹铅录》也说是根据《后汉书注》，认为《博物记》是唐蒙所作。如今考察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博物记》四条；又在《魏志·凉茂传》中引用《博物记》一条，显然是两部书，再没有疑问。此本只记载“江河水赤”一条，又记载汉末关中女子和范明友奴发冢重生一条，却分作两条；又记载“日南野女”一条，把“群行不见夫”误作“群行见丈夫”，把“其状皛且白”误作“状晶目”。其余三十一条则全部遗漏了。难道不是偶然在其他书中看到这三条，因为“博物”二字相同，未辨明是两部书，便草率地采录进来的吗？至于“杂说”类下所载“豫章衣冠人有数妇”一条，乃是《隋书·地理志》的文字。那是唐人撰写的，张华怎么可能预先见到呢？这尤其是把不同材料杂糅编成一书的明证。书中间有附注，有的署“卢氏”，有的署“周日用”。考《文献通考》记载，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另有卢氏注《博物志》六卷；这里所载寥寥几条，大概不是完整本子，也可能是后人偶然摘录附入的吧？△《述异记》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署为梁任昉撰写。任昉字彦升，乐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迹详见《梁书》本传。这部书最早见录于《宋志》，卷数与今本相同。晁公武《读书志》说：任昉家中藏书三万卷。

译任昉在天监年间搜集编录前代的事情，编纂《新述异》，所记都是当时尚未听闻的事，打算用来帮助后人作文，也有《博物志》的宗旨。《唐志》认为是祖冲之所作，这是错误的。考察《隋志》，原先已有祖冲之《述异记》十卷；《唐志》大概沿袭旧有记载，把它当作另一部书，这还可以说得通；如果认为是误题祖冲之之名，那么史书没有错，反而是晁公武错了。这部书文字颇为冗杂，大体是剽取各类小说编成的。例如开卷所载盘古氏一条，就是采自徐整《三五历记》。其余关于精卫的各条，则采自《山海经》；关于图客的各条，则采自《列仙传》；关于龟历的各条，则采自《拾遗记》；关于老桑的各条，则采自《异苑》。至于防风氏、蚩尤、夜郎王之类，也都不是偏僻的事情，不能说是当时世人所未听闻。书中“武陵源”一条，则袭取陶潜所记，只是在桃树之外增加了李树，并把地点移到了吴中。关于《周礼》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的两条，又附会说竹子生在东海、空桑生在大野山，尤其显得文辞拙劣、见识浅陋。考察任昉本传，称他著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却没有提到这部书。而且任昉死于梁武帝时期，但本书下卷“地生毛”一条却说发生在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考察河清元年为壬午年，当陈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后梁萧岿天保元年，距离任昉去世已经很久了，任昉怎么能够记载这件事？它是后人托名伪作的，大概没有疑问。姚宽《西溪丛语》说，潘岳《闲居赋》中有“房陵朱仲之李”一句，李善注说朱仲的事没有详细考证。本书中竟然记载了这件事，姚宽便用来补充李善注中遗漏的内容。如今考察李善《闲居赋注》，在这句下面引用《荆州记》说：“房陵县有个朱仲，家中有缥李，是世代罕见的东西。”其中并没有“未详”的话。姚宽偶然读到错误的版本，不知道本书剽取了《文选注》，反而说《文选注》没有见到本书，错误实在太严重了。考察《太平广记》所引用的《述异记》，都与这个本子相同，那么它的伪作时间应在宋代以前。其中“桃都天鸡”的故事，温庭筠《鸡鸣埭歌》曾使用；燕昭王为郭隗筑台的故事，白居易《六帖》曾引用；由此看来，这部书似乎出于中唐以前。可是“蛇珠龙珠”的谚语又是剽窃《灌畦暇语》的，所以这部书似乎又出于中唐以后。也许是后人杂采类书所引用的《述异记》，再增入其他书中的杂记，凑成卷帙，也像世间流传的张华《博物志》那样吧？△《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代段成式撰写。段成式字柯古，临淄人，是宰相段文昌的儿子，官至太常卿。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这部书开头有自序说，全书共三十篇，分为二十卷。如今从“忠志”到“肉攫部”，共二十九篇，还缺少一篇。考察“语资篇”篇末有话说：“客人征集鼠虱的事情，我戏谑地摘取编成《破虱录》。” 如今没有所谓《破虱录》，大概是脱漏了其中一篇，只保留了篇首的引语，缀接在前一篇末尾。至于《续集》六篇十卷，和前集合计三十卷，各种史志以及各家书目都这样记载。但胡应麟《笔丛》说，《酉阳杂俎》世间有两个本子，都是二十卷，没有所谓续集。近来有人从《太平广记》中抄出续记，不到十卷，而前集遗漏的内容很多，于是全部抄入续记中，编成十卷，等候好事者刊刻。这又好像是说此书已经散佚，胡应麟重新抄录合并而成。不知道胡应麟凭什么得到它的篇目，难道是凭臆测编造的吗？这部书中有许多诡异怪诞、不合常理的言论，以及荒诞渺茫、毫无根据的事物。不过，散失的文章和秘藏的典籍，也常常错杂地出现在其中。所以评论者虽然责怪它浮夸，却不能不引用它。自唐代以来，它一直被推为小说中的杰出作品，没有人能够废弃不看。书名叫《酉阳杂俎》，大概取自梁元帝赋中“访酉阳之逸典”的话。“二酉”有藏书的意思。它的子目中有“诺皋记”，吴曾《能改斋漫录》认为诺皋是太阴神的名字，语本《抱朴子》，但不知道是否确实。至于“贝编”“玉格”“天咫”“壶史”等名称，则处于似乎可以解释、又似乎不能解释之间，大概无法深入考察了。△《清异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陶穀撰写。陶穀字秀实，邠州新平人。本是唐彦谦的孙子，为避晋朝的讳，改姓陶。仕晋时任知制诰、仓部郎中；仕汉时任给事中；仕周时任兵部侍郎、翰林承旨；进入宋朝后仍任原职，并加授户部尚书。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都是采集唐代及五代新奇颖异的言语，分为三十七门，各自标立标题，并在标题下说明事实的缘起。陈振孙《书录解题》认为不像宋初人的语言，胡应麟《笔丛》曾加以辨析。如今考察陶穀虽然进入宋朝做官，实际上是五代旧人，当时的文风也不过如此，胡应麟所说的确实正确。只是陶穀本是北方人，仅有一次出使南唐，而“花九品九命”一条说，张翊世代居住在长安，因战乱南下，先主提拔他置于上等官列，这倒像江南人的说法，因此稍微令人难以理解。难道也是杂录旧文，删除得不彻底吗？书中所记各事，好像出自一人之手，大体就是陶穀所编造的，也属于《云仙散录》一类；只是没有伪造书名，所以后人常引用它作为词藻典故。楼钥《攻媿集》中有《白醉轩诗》，根据他的自序，也引用了这部书。这样看来，宋代的名流已经把它当作典故使用了。这种沿袭持续已久，于是也就不能废弃了。△《续博物志》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署为晋代李石撰写。但第二卷称“今上”在前朝镇守睢阳，到开国时，国号为大宋；这说明作者是宋太祖时期的人。又称曾公亮得到龙的脊骨，王安石得到龙的眼睛，完全抄取了陆佃《埤雅》的说法。又引用《子华子》、陈正敏《遯斋闲览》、曾慥《集仙传》，这些都是南北宋之间的书，因此作者也不可能是北宋初年人。另一本末尾有作者门人迪功郎、眉山簿黄宗泰的跋语，称作者为方舟先生。方舟是宋代李石的号；他所作《诗如例》，已经著录在经部。因此，题作晋代李石是错误的。但李石是绍兴、乾道年间人，也不应当称宋太祖为“今上”，大概也是剽取小说杂说编成此书，沿用了原文，没有来得及删改吧。

译这部书是用来补充张华《博物志》所未完备之处的。只是张华的书以地理开头，这部书却以天象开头，体例略有不同。其余虽然没有分列门目，但大体相同。所以自序说编排次序仿照张华的说法，一件事接续一件事。然而“龟巢莲叶”一条又与张华书中重复出现，竟然没有检查出来。又王士祯《香祖笔记》摘录其中说，刘亮炼合仙丹，得到白蝙蝠，服下后立即死亡。又说陈子真得到一只像乌鸦那么大的蝙蝠，吃了它，一个晚上腹泻不止而死。接着却又说丹水石穴中的蝙蝠，活到一百岁时倒挂着，得到它服用，便能使人成仙。前后自相矛盾。又摘录其中说，汉文帝派掌故欧阳生接受伏生传授的《尚书》，把伏生的墓说成在漯水，把磻溪说成在汲郡，这些都是附会和错误。只是因为其中偶尔保存了宋人旧书中的轶闻琐语，所以姑且记录下来以备参考罢了。──以上“小说家类”琐语一属，共五部、五十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五十三 ○小说家类存目一 △《燕丹子》三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中所载都是燕太子丹的事迹。《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有《燕十事》十篇，注说不知道作者；杂家类有《荆轲论》五篇，注说是司马相如等人论述荆轲的事情，但没有《燕丹子》这个书名。到了《隋书·经籍志》，才开始把它著录在小说家类中。唐代李善注《文选》，才开始引用它的文字。由此可知此书成于唐代以前。《史记·刺客列传》又说：“世人谈论荆轲，称说太子丹的命令能使天降粟、马生角，这就太过分了。”这段文字见于本书，但裴骃《集解》没有引用本书。司马贞《索隐》说：《风俗通》和《论衡》都有这种说法，并且还说：“马厩门上的木乌长出了肉足。”同样没有引用本书。注家引用书籍时，以时代较早的为依据，由此可知本书成于应劭、王充之后。《史记正义》引用田光谈论夏扶、宋意、秦舞阳的事情，又引用秦王请求听琴的事情，都作“燕太子”；《索隐》引用进献金丸、割取马肝等事情，也作“燕太子”，大概是传抄过程中出现了异文吧？《宋志》还著录此书，到明代便散佚了。因此马骕撰《驿史》时说，像《鲁连子》《燕丹子》之类，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伪书，如今都已经亡佚。他所辑录的秦代事情，引用《燕太子》共十条。这部书大体依据《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编成，字句也有很多错乱和差异。如今查检《永乐大典》，发现其中载有全本，大概明朝初年尚且存在。但书中的文字实际上是割裂各书所载燕丹、荆轲的故事，杂缀编成的；其中可信的内容已经见于《史记》，其他大多鄙陋荒诞，不可信，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谨慎地遵照圣训，附带保存它的书目。《隋志》作一卷，《唐志》《宋志》和《文献通考》都作三卷。《永乐大典》所载合为一卷，但实际上分作三篇。因此现在仍按三卷著录。△《汉杂事秘辛》一卷（内府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杨慎的序说，这是从安宁土知州万氏那里得到的。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这就是杨慎伪造的书。书中叙述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入宫以及册立的事情。它与史书不相符合的地方，明代胡震亨、姚士粦的两篇跋已经辨析得非常详细。书中文字淫靡艳丽，也像传奇小说，汉代人没有这样的文体。△《飞燕外传》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署为汉代伶元撰写。书末有伶元自序，称字子于，潞水人。他从司空府小吏历任三署，出任州郡刺史、太守，后来做了淮南相。他的妾樊通德，是樊嫕弟子不周的女儿，能够讲述赵飞燕姐妹的故事，于是撰写《赵后别传》。书中文字纤细柔靡，不像西汉人的语言。序末又说，伶元任河东都尉时，曾得罪班彪的伯父或叔父班躅，所以班彪续写《史记》时没有收录他。这些话前后不相连，也不像伶元自述的内容。后来又记载桓谭的一段话，说更始二年刘恭从茂陵卞理那里得到这部书，建武二年贾子翊拿给桓谭看。所谓埋藏在金缄、漆匣中的书，似乎不应当珍贵到这种程度。又记载荀勖校书时的一篇奏章，说《中经簿》中有记录，如今已经无法考察。然而其他经过荀勖校订的书，都没有记载他的奏章，为什么唯独这部书有呢？而且这篇奏章首尾只有六十字，也不具备这种文体，大体都出于托名伪作。况且其中描写闺房男女淫亵情状，即使樊嫕与她关系亲密，也没有亲眼看到的道理。即使万一偷听或偷看得到，樊嫕也不可能向樊通德细细铺陈叙说；它的虚妄伪造大概无疑了。晁公武相当相信此书。陈振孙虽然说有人认为是伪书，却又说樊通德拥髻等事情，文士多有引用。而“祸水灭火”的说法，司马光在《通鉴》中也记载了。文士引用某段文字，并不能证明它就是典据。把淖方成的话采入史书，本来就是《通鉴》的错误；竟然反过来据此证明这部书真实可靠，错误实在太严重了。而且“祸水灭火”这句话本身也有可疑之处。考察王懋竑《白田杂著》中的《汉火德考》，他说：汉朝初年采用赤帝之子的祥瑞说法，旗帜崇尚红色；但取得天下以后，仍沿袭秦朝旧制，所以张苍认为汉属水德。孝文帝时，公孙臣说应当改用土德，崇尚黄色，但这件事没有实行；直到孝武帝改定正朔，崇尚黄色，印章使用五字，这就是采用了公孙臣的说法。王莽篡位后，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应当属于土德，于是采用刘歆的说法，把前代相承的次序全部改掉，认定汉朝属于火德。后汉重视图谶，又根据赤伏符的文字改用火德。班固撰写《汉书》诸志，于是把这一说法写入《高帝纪》。而后汉人撰写《飞燕外传》时（案：王懋竑这句话还认为此传确实出自伶元，是因为没有详细考察），写有“祸水灭火”的说法。他不知道前汉从王莽、刘歆以前，从来没有把汉朝说成火德，这大概就是错误。如此看来，班固在王莽、刘歆之后，沿袭错误还算有其原因；淖方成在王莽、刘歆以前，怎么可能预先有“灭火”的说法呢？它是后人托名伪作，仅凭这两句话也可以看出来。怎么能因为《通鉴》错误引用了它，就反过来指认它是真正的古书呢？（案：这部书记载赵飞燕姐妹的始末，实际上属于传记一类。但它纯粹是小说家的说法，不能列入史部，和《汉武内传》等书属于同一类。） △《大业拾遗记》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一名《南部烟花录》。旧本题署为唐代颜师古撰写。末尾有跋语，说会昌年间沙门志彻在瓦棺寺阁中得到它，这是《隋书》的遗稿，等等。王得臣《麈史》说它极其恶劣，值得怀疑。姚宽《西溪丛语》也说，《南部烟花录》的文字极为俚俗。书中又载陈后主的诗句“夕阳如有意，偏向小窗明”，但这其实是唐代方域的诗，六朝人的语言不会这样。考察《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载的是隋炀帝巡幸广陵的事情，而那部书已经亡佚。因此流俗之人伪造了这部书，等等。既然如此，这也是伪本了。如今看下卷记载隋炀帝巡幸月观时与萧后夜间交谈，说有“侬家事情一切已经托付给杨素办理”的话。此时杨素已经死了很久，颜师古难道会疏忽荒谬到这种程度吗？其中所载隋炀帝的各种作品，以及虞世南赠给袁宝儿的作品，明代辑录六朝诗的人往往采录，都是没有加以考察的过错。△《海山记》一卷、《迷楼记》一卷、《开河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