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经部十九

译卷十九 经部十九 ○礼类一 古人说，谈论礼制就像聚集众人争辩。然而《仪礼》难以阅读，儒者很少能够通晓，因此不能形成聚讼。《礼记》是汉代儒者辑录的，哪些人增补、哪些人删减，都有明确的主名，也没有必要聚讼。真正需要争论、以求胜负的，只有《周礼》一书。考察《大司乐》一章，在魏文侯时期就已经出现，按道理不容说它是伪作。河间献王只说缺少《冬官》一篇，并没有说简册编次错乱，那么那些窜改、错移、补写的说法也是妄言。三《礼》并立，其中有一部依从古本，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郑康成的《注》以及贾公彦、孔颖达的《疏》，对于名物、制度和数量尤其详尽。宋代儒者的攻击，只是摘取其中喜好引用谶纬这一项缺失；至于训诂方面，则无法超过他们。因为必须掌握礼制的节文仪式，才能推求制作礼制的精微意旨，并不像《孝经》《论语》那样，可以通过推寻文句来谈论。以汉、唐的《注》《疏》为本，再辅以宋儒的义理，也没有什么可疑的。现谨按类别区分，定为六目：一为《周礼》，二为《仪礼》，三为《礼记》，四为《三礼总义》，五为《通礼》，六为《杂礼书》。六目之中，各按时代先后排列，希望源流异同可以相互比较考察。△《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汉代郑玄作注，唐代贾公彦作疏。郑玄还撰有《易注》，已经著录。贾公彦是洺州永年人。永徽年间，官至太学博士。其事迹详见《旧唐书·儒学传》。《周礼》一书，上溯源头始于河间献王。在各部经书中，《周礼》出现得最晚。关于它的真伪，争论也纷繁得像聚讼一样，无法逐一列举。只有《横渠语录》说：“《周礼》是确当的书，但其中必定有后世增入的内容。”郑樵《通志》引用孙处的话说：“周公摄政六年以后，书写成而归还于丰，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大概周公制定《周礼》，也如同唐代的显庆、开元礼，预先制定出来以等待日后使用，实际上却从未实行。正因为没有实行过，所以只叙述大概，等待临事时再加以损益。因此，建都的制度与《召诰》《洛诰》不相合，封国的制度与《武成》《孟子》不相合，设置官职的制度与《周官》不相合，九畿的制度与《禹贡》不相合。”等等。（按：这段话所说的，只有《召诰》《洛诰》《孟子》与之明显相违；至于《禹贡》是唐虞的制度，《武成》《周官》是梅赜所传古文《尚书》的篇章，《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追述的内容，都不足以据此为难它。这种说法大概有的相合，有的不相合。）这个说法比较接近实际，但也还不全面。《周礼》写成于周初，而可以考察的周代事务，不过是春秋以后。在周王室东迁以前三百多年间，官制的沿革、政典的损益以及革除旧制、创立新制，不知有多少。起初距离成王、康王的时代还不远，大多只是因袭旧有章法，稍作改易；而进行改易的人，也不全是周公。于是后世的制度被窜入其中，这部书便变得驳杂了。后来距离周初越来越远，时势不断变化，不能实行的制度也逐渐增多，这部书于是被废置不用。这也如同后世的律令条格，大约每隔几十年就修订一次，每次修订必然有所增补。只是时代接近的还可以考察，年代久远的就没有凭证可考，于是增删的痕迹便无从查考，统统被认为是周公的旧制罢了。等到法制已经更改，而简册仍然存在，爱好古制的人便把它保留下来作为文献，所以这部书历时长久仍然保存。这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时已经不再实行，而今天仍有传本，并不足以感到奇怪。假如它是伪造的，为什么不把六官全部伪造出来，却偏偏缺少其中一官，以至于用千金也买不到呢？况且伪造者一定会剽窃旧文，借助真实的文献来充实伪作，古文《尚书》就是这样。刘歆尊奉《左传》，但《左传》所说的《礼经》，在《周礼》中都看不到。《仪礼》十七篇，都在《七略》所载的古经七十篇之中；《礼记》四十九篇，也在刘向所记录的二百一十四篇之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四篇〕 然而，《仪礼·聘礼》中宾客出行时所携带的饔饩物品、禾米刍薪的数量、笾豆簠簋中的供物以及鉶、壶、鼎、瓮的排列，都与《掌客》的文字不同。又如《大射礼》中天子、诸侯所用侯的数量和侯的形制，也与《司射》的文字不同。《礼记·杂记》记载子、男执圭，这与《典瑞》的文字不同；《礼器》所说天子、诸侯使用席的数目，也与《司几筵》的文字不同。像这类情况，与《周礼》《仪礼》多有相互矛盾之处。刘歆如果果真假托周公撰成此书，那么又有什么困难牵强迁就文辞，使它同经传相合，以便相互验证，却为什么偏偏留下这些异同，给后人攻击的口实呢？由此可大致看出，《周礼》一书并不全是原文，并非全部出于依托。又《考工记》称郑国的刀，又说秦国没有庐；郑国封立于周宣王时，秦国封立于周孝王时，可见它不是周公旧典，已经毫无疑问。《南齐书》记载：“文惠太子镇守雍州时，有盗墓者挖掘楚王的坟墓，获得竹简书，竹简用青丝编联，宽数分，长二尺有余，共得到十多枚竹简，拿给王僧虔看。僧虔说：这是蝌蚪书写的《考工记》。”那么它是秦代以前的书，也显然可以知道。虽然它不足以充当《冬官》，但百工是九经之一，工是九官之一，先王本来就把制造器物看作大事；保存这篇文字，还多少可以看见古代制度。自俞庭椿以下，纷纷把五官割裂开来，都是无知妄作罢了。郑玄的《注》和《隋书·经籍志》作十二卷，贾公彦的《疏》文字繁多，于是析分为五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相同。现在的版本为四十二卷，不知道是谁合并成的。郑玄对于三《礼》的学问，本来就是专门研究的，所以他的解释尤其精密。只是喜欢引用纬书，这是他的一项短处。《欧阳修集》中有《请校正五经札子》，想删削他的书。然而纬书并不是全都可以依据，也不是全都不可以依据，关键只在于审察辨别其中的是非罢了，不必窜改古书。他又喜欢改动经文的字，这也是一项过失。不过他的注释只是说“应当作某字”罢了，还不像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地动辄说是错简，因此也不必过分苛责郑玄。公彦的《疏》也极为博洽精核，足以阐发郑玄的学说。《朱子语录》说：“五经的疏中，《周礼疏》最好。”大概宋代儒者中只有朱子深通《礼》，所以能够知道郑玄、贾公彦的长处。△《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王安石撰写。王安石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熙宁年间设置经义局，撰写《三经义》，都以王安石的《经说》为根本。所谓‘三经’，就是《书》《诗》《周礼》。”新经中的《毛诗义》共二十卷，《尚书义》共十三卷，如今都已散佚。《周礼新义》原本二十二卷，明代万历年间的《重编内阁书目》还记载着它的书名，所以朱彝尊《经义考》不敢写它已经亡佚，只注说“未见”。然而外界实际上没有流传的版本，即使是明代以来内阁的旧藏书籍中，实际上也没有此书。只有《永乐大典》中所载最为丰富。大概《内阁书目》依据《文渊阁书目》，而《文渊阁书目》就是修纂《永乐大典》时征集的书目。当时此书还有完整的篇帙，所以采录得最为详细。考察蔡绦《铁围山丛谈》说：“王元泽奉诏撰写《三经义》，当时王丞相介甫任提举。《诗》《书》大多出自元泽和各位门弟子的手笔，《周礼新义》实际上是丞相亲自删定的。”政和年间，有关官员上奏说，天府所登记的吴氏资财中，有很多王丞相的文书。于是朝廷把这些文书全部收藏在秘阁中，因此我得以看到它们。《周礼新义》的笔迹像斜风细雨，确实是介甫亲笔书写的。”如此看来，《三经义》中只有《周礼》是王安石亲自撰写的。王安石用《周礼》扰乱宋朝，学者大多能这样说。然而《周礼》不能施行于后世，不仅人人都知道，王安石也并非不知道。王安石的本意，是认为宋朝处于长期积弱之后，想用富强来挽救它；又担心富强的主张一定会受到儒者排斥攻击，于是附会经义来钳制儒者的言论，实际上并不是真心相信《周礼》可以施行。后来任用不得其人，施行又不得其道，各种弊病丛生，宋朝因此大大败坏。但这些弊病也并不是真正由于《周礼》而导致错误。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咏安石放鱼》诗说：“错把周公的六典书认作正道，中原从此变得萧条疏落。”这仍然是被王安石欺骗了，没有探究他借用六艺名义的本来用心。因此而攻击《周礼》，又因此而攻击王安石所注的《周礼》，这是宽纵了他借《周礼》附会新法的巧妙谋划，却只以迂腐给他轻微的谴责了。所以说，王安石倚仗权势、培植党羽的罪过，绝对无法推辞。王安石解释经书的学说，与他所建立的新法是两回事。程子取用他的《易解》，朱子、王应麟都取用他的《尚书义》，这就是所谓各人的言论各有适当之处。如今考察这部书，只有训诂多采用《字说》，弊病在于牵强附会。其余依照经文阐释义理，例如解释“八则”治理都鄙、“八统”驾驭万民、“九两”联系邦国等，都各有发明，没有所谓玩弄文辞、损害道义的地方。所以王昭禹、林之奇、王与之、陈友仁等注释《周礼》，颇多依据他的说法，钦定《周官义疏》也没有废弃不用。又怎么可以因为人的问题而把他的书全部废弃呢？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上奏的《五事札子》，以及《神宗日录》中所记王安石引用的《周官》，还有杨时《龟山集》中所驳斥的平颁、兴积一条，其文字都在《地官》中。现在《永乐大典》缺少《地官》《夏官》两卷，因此这些说法就无法考察了。然而所散佚的恰好属于他的瑕疵之处，那么现存部分就更不必苛刻诋毁了。王安石本来没有解释《考工记》，但《永乐大典》却完整载录了他的说法。据晁公武《读书志》，大概是郑宗颜辑录王安石的《字说》而成，用来补足他的缺失。现在也一并录入这些解释，以完备一家之书。△《周礼详解》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王昭禹撰写。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昭禹，不知道是什么人。近世参加科举、学习举子业的人大多采用他的书，他们的学问都以王氏的新说为宗旨。王与之撰写《周礼订义》，按姓氏、世次分类编排，把他列在龟山杨时之后，说他字光远，也不详知他的爵位和乡里。他应当是徽宗、钦宗时期的人。”现在考察他的书，他解释“惟王建国”说：“功业达到天地上下称为王，有所围合称为国。”解释“匪颁之式”说：“把所收藏的东西分散出去叫作匪，按照等级分配叫作颁。所以‘匪’字从匚、从非，是说将它分开而不是收藏；‘颁’字从分、从页，是说从上面颁给下面。”解释“圃”说：“园中有众多甫，称为圃。”解释“鲍鱼”说：“鲜鱼用包裹的方式送来。”解释“鱐”说：“干鱼用肃敬的方式送来。”解释“司徒”说：“从字形说，‘反’和‘后’合起来成为‘司’，大概‘后’由一、厂、口组成，表示发布命令；‘司’反过来，就是守职掌管政令罢了。从一，是用来统一众人的；‘司’反过来，就是分治众人罢了。从厂，是承受上代的庇护来统治天下；‘司’反过来，就是把君主的爵位作为办事者的法则罢了。” 他的牵强附会和穿凿解释，全都遵循王氏《字说》。大概当时《三经新义》列于学官，法令所规定的标准悬在那里，所以昭禹沿用它而不改。然而他阐发经书义旨，有些地方并不完全同于王氏的学说。例如解释《泉府》“以国服为之息”说：“各人用自己所承担的国事中所得的财物来获得利息。农民用粟米，工匠用器械，都是用自己所有的东西。周朝衰微以后，不能替百姓正确制定田制和地制，征税收敛没有限度，又进一步向百姓放贷，那么凶年饥岁就没有东西偿还了。下边没有东西偿还，上边的人又一定责问他们，那么这种借贷之法，难道只是不能补益百姓吗？要求用国事所服来取得利息，恐怕连本金也收不回来。”这大概已经亲眼看到了青苗法的弊病，而暗中驳斥了它的主张。至于他阐发经义，有些地方足以订正郑玄《注》、贾公彦《疏》的错误。例如解释《载师》“里布屋粟”，说：“国君的宅第不征税，百姓的居处有征税而没有布。因为土地不能生长作物，所以让它缴纳里布。百姓外出在田地和田庐中耕作，入内则居住在里中；他们的屋舍有田地，可以出粟。如今不耕种田地，就按房屋计算征收，称为屋粟。”

译他不接受先儒把里布解释为二十五家所出的泉，把屋粟解释为三夫所出的粟。又解释“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认为这本来是当时的正役，后来由于远近和事务繁简不同而制定，等等，这些都是先儒没有发明的。因此宋代解释《周礼》的人，如王与之《订义》、林之奇《讲义》，多引用他的说法，当然不能因为他遵用新说，就把他的书全部废弃。五官都不载《叙官》。宋末朱申作《句解》，大概沿袭了这一体例，归根到底是一项过失。现在姑且仍按旧本录入。书中附载陆德明《释文》，而卷首把德明的名字列在昭禹之前。现在考察昭禹《自序》的末尾说：“因《释文》而作。”也许是后人增入，因陆德明的时代在前，于是把他的名字题在昭禹之上吧？现在仍录入他的音义解释，但陆德明的名字只附记于此，不再与昭禹并列在卷首。△《周礼复古编》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宋代俞庭椿撰写。俞庭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考中进士，任古田令。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作三卷。现在的版本作一卷，题为“陈友仁编”。大概是陈友仁订正《周礼集说》，又把这部书附在后面。俞庭椿的说法认为，五官所属的官职都各有六十，不应当有多余的；所谓多余部分，都是取来补《冬官》的。这是凭空臆断，其荒谬妄诞几乎不值得辨析。他又认为《天官》的世妇与《春官》的世妇、《夏官》的环人与《秋官》的环人，是同一个官职重复出现，应当删去合并。这种说法看似巧妙，但错误尤其严重。两种世妇和两种环人，姑且不论职掌各不相同；即使考察《序官》，《天官》的世妇是王后的宫中官属，所以与九嫔、八十一御女都没有官属编制。至于《春官》的世妇，是王的宫中官属，所以每宫有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与《天官》的世妇明显不同。郑玄《注》以汉代的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太仆作为证据，他的说法本来很确切。俞庭椿却把二者合为一官，这是误把《春官》的世妇当成妇人了。至于《司马》的环人，其属员有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秋官》的环人，其属员有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如果两个环人是同一官职，为什么所属的中士、下士以及史、胥、徒人数竟然各不相同到这种程度呢？这正是喜欢创立异说的人反而用来蒙蔽自己的地方。然而“复古”的说法起于俞庭椿，此后邱葵、吴澄都沿袭他的错误，解释《周礼》的人于是形成了《冬官》并未亡失的一派。他们分门别户，辗转蔓延，这种弊病直到明末还没有停止。所以特意保存这部书，用来说明窜改、扰乱圣人经书的开端，作为学者的明鉴和警戒。△《礼经会元》四卷（内府藏本）。宋代叶时撰写。叶时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及第，授任奉国军节度推官，历任至吏部尚书。理宗初年以显谟阁学士出任建宁府知府，后来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死后谥文康。他在朝廷任职没有大的功劳或过错，只有把韩侂胄的首级装在匣中，请求议和，是叶时的谋划。这部书前面有《竹野先生传》，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传中说叶时上奏：“侂胄专权执政，目无君上，欺罔皇上，行为不合道义，请求砍下他的首级，放置在淮甸，在尸体堆积、坟冢丛集之间，以向天下谢罪，皇上接受了这一请求。”等等。考察此传称宁宗为“上”，应当出自宋人之笔；它曲意隐讳这件事，并不是实录。该书总括《周礼》来立论，共一百篇。第一篇泛论《礼经》，是全书的总序；第二篇驳斥汉代儒者的错误；第一百篇补充《冬官》的亡佚。其中阐发经义的实际有九十七篇；《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自附有图。它的《祭乐》篇后所附的图，实际上是乐舞图。大概是刊本错乱，把它移到了前一幅。它的体例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大体相同，议论也有许多相互出入之处。叶时比郑伯谦年长一辈，然而《竹野先生传》中说，郑伯谦晚年居住在嘉兴，才撰成此书，把它传授给门人三山翁合。那么两书的写作时间相距不远。或许是郑伯谦取叶时的书加以删约，或许是叶时因郑伯谦的书而加以扩充，都无法确定。不过郑伯谦的论述有的杂乱，叶时则大体没有弊病；只是一定要恢复封建、井田、肉刑之类，颇为迂阔罢了。他《注疏》一篇说刘歆诬蔑《周礼》，这还是先儒的旧说。至于说河间献王用《考工记》补《冬官》反而累及《周礼》，并且说汉武帝不相信《周礼》就是因为这一篇，都是凭空凿说、没有根据。又说郑康成的《注》严重损害《周礼》，责难他不应当引用纬书注释耀魄宝等帝王名号，以及引用《国语》注释分野，引用《司马法》注释丘乘，引用《左传》注释冕服九章，引用《礼记》注释袆衣、副、编。郑康成引用纬书的问题，欧阳修《乞校正五经札子》已经专门论述过，不需要叶时抄袭旧说。至于《国语》《司马法》《左传》《礼记》都是古书，叶时却说不应当引用它们来证明经文，那么注释《周礼》的人应当引用什么样的书呢？他的《补亡》一篇说，《冬官》散见于五官之中，这也是俞庭椿的琐碎说法。叶时不责怪这种做法扰乱经文，反而暗中沿袭采用。考察《补亡》采用俞庭椿的说法，却不说出自俞庭椿；反过来还把阅读郑玄《注》的人说成背叛经书，颠倒荒谬得更加厉害了！《竹野先生传》说他与紫阳朱文公友善，然而朱子在《诗》方面攻击郑康成，在《礼》方面却不攻击郑康成。由此足以知道朱子从《礼》中所得的造诣很深，而叶时从《礼》中所得的造诣较浅。因为他的主要旨趣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的深刻含义，所以数百年来讲论礼学的人仍有取法于他的地方。△《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郑伯谦撰写。郑伯谦字节卿，永嘉人。官任修职郎、衢州府学教授。王与之《周礼订义》开头列举宋代解释《周礼》的四十五家，郑伯谦排在第三十一位，处于黄度、项安世之间。他大概是宁宗、理宗时期的人。这部书阐发《周礼》的义理。它称为《太平经国书》，是取刘歆“周公致太平之迹”的话。开头列有四幅图：第一幅叫《成周官制》，第二幅叫《秦汉官制》，第三幅叫《汉官制》，第四幅叫《汉南北军》。图中只涉及三个朝代的职掌和宿卫，大概他的主要意图，是想把宫中和府中的文事、武事统一归于太宰，所以只列出这四幅图，用来说明古代制度。全书分为三十个门目，分别是《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宫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官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会计》《内治》。其中《内外》一门、《会计》一门，又各自分为上、下篇，共有论说三十二篇。全书都按照《周官》的制度分类贯通，设置问答，用来推究说明设置官职的道理。书中还多引用后代史事相互参证，以说明古代制度的优点。它论述《天官·玉府》等职官的一条，车若水《脚气集》很称许它。然而书中有些立意，偶尔也有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例如《齐东野语》记载韩侂胄失败时，殿司夏震还在道路旁边答应“喏”。《梅磵诗话》记载绍定辛卯年临安发生大火，九庙全都焚毁，只有丞相史弥远的赐第因为殿司军队前往救火而保存下来。所以洪咨夔诗中有“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这样的句子。当时武臣统辖文臣，相权可以说已经极为重要了，而本书《宰相》一篇还想进一步加重宰相的权力。再说宋人南渡以后，沉溺于湖山歌舞，不再把中原放在心上，正应当进献卧薪尝胆的警戒；可是本书《奉养》一篇却严厉斥责汉文帝的节俭，认为那是不对的，所论内容都不能作为规范。莫非是在理宗信任贾似道的时候，故意作迎合世俗的学问来求取进用吗？至于其他篇章，贯通阐发《经》的义理，还是颇有创见的；旧本流传已久，长期行于世间，现在姑且节录采用它罢了。△《周官总义》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易祓撰写。易祓另有《周易总义》，已经著录。此书不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只有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称许仪为它作序，曾在衡阳刻印。如今衡阳本已经世间失传，只有《永乐大典》还载有其中的《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记》，而《地官》《夏官》也已经散佚。谨慎地搜集合并四官的文字，编排成帙，以保存它原来的面貌。至于其中的《地官》《夏官》，则选取王与之《周礼订义》所引用的内容来补足它们的亡佚。仍然依照《读书附志》所列的卷次，编定为三十卷。虽然不是完整的书帙，但十成之中已经得到八九成了。这部书考察探究《经》文，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与前代儒者的说法颇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例如论述《大宰》的“九赋”，便援引《载师》关于任地，以及《司市》《司关》《卝人》《角人》《职币》等官职的内容，来驳斥按人口征收钱币的说法。论述宗庙中的“九献”，便综合《笾人》《醢人》《内宰》《司尊彝》以及《行人》中“王礼再祼”的文字，来驳斥把陈列祼礼之事列入九献的说法。论述《肆师》的“祈珥”，便引用《羊人》《小子》和《山虞》等条文，纠正把“祈”改作“刉”、把“珥”改作“衈”的说法。论述《辀人》的“四旗”，便逐一辨析《巾车》《司常》《大司马》《大行人》和《考工记》中彼此不合之处，以说明《曲礼》所说的车骑属于战国时期的制度。类似这样的内容，虽然各家的立论各有长短，但全都是用《经》来解释《经》，并不是凭空杜撰。至于《内宰》的“二事”，他改解释为副贰的“贰”；对于《酒正》的“式法”，则指为九式的法则；对于园圃、廛市、漆林等赋税，则说是按什一之法向民征取，又说按照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取三等不同数额缴纳给王；对于《凌人》的“斩冰”，则说十二月是建亥之月，先在亥月下令采冰，随后建造三座凌室，以等待收藏亥、子、丑三个月的冰：这些也都是他自己提出的新解释。至于《职方氏》所记的地理、山川，尤其详细。总的说来，易祓虽然人品卑劣污秽，但在考究《经》义方面颇有考据，不应因为韩侂胄、苏师旦的缘故，就掩盖他著书的功劳。△《周礼订义》八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王与之撰写。王与之字次点，是乐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书省奉诏访求书籍，发文到温州，命令征取这部书。知温州赵汝腾上奏进献，朝廷特意给他补授一官，任命为宾州文学。后来死于泗州通判任上。

译这一版本把省牒、州状、都司看详以及敕旨都抄录在卷首，大概还保留着宋本的旧式。书前有真德秀的《序》，作于绍定五年壬辰，距离进书之时相隔十年。又有赵汝腾的《后序》，作于嘉熙元年丁酉，距离进书之时相隔六年。因此赵汝腾上奏说“我一向了解这个人”，又说“德秀去世以后，王与之更加删去繁杂、取其要点，由博取约，使他的书更加精纯而没有瑕疵”。书中采录旧说共五十一家，但唐代以前只有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六家，其余四十五家都是宋人，凡是文集、语录无不搜集。可见它以当代诸儒为主，古代义理只是附带保存而已。真德秀说：“郑、贾诸儒分析名物、辨明制度，并不是没有功劳，但圣人的微妙旨意终究没有人能够看见。只有洛地的程氏、关中的张氏独自得到圣经精微深奥的蕴含。永嘉王君的学问以程氏、张氏为根本。”等等。大概因为以义理为根本、典章制度为末，所以所取宋人特别多。他注释《考工记》，依据古文《尚书》和《周官司空》的职掌，认为《冬官》从来没有亡佚，这实际上沿袭了俞庭椿的错误说法。赵汝腾的《后序》也称许这种说法，实在是错误的。不过俞庭椿混乱五官的次序，凭臆测任意改窜；王与之只是坚持这一观点，却不敢移动、删改《经》文，比起俞庭椿来毕竟有所不同。至于他把《序官》分散附入各官之中，考察陆德明《经典释文》和晋代干宝注《周礼》，虽然先已有这样的例子，但究其根本是出于个人的创意，前代儒者并不遵从，不能拿它作为依据。只是那四十五家的书，如今已经散佚了十分之八九，全靠这部书才得以流传。虽然它重视近代而轻视远古，保存古义不如李鼎祚《周易集解》，但搜罗广博，当然也可算是仅次于房审权《周易义海》的著作。又考察邱葵《周礼补亡序》说：“嘉熙年间，东嘉王次点作《周官补遗》，从此《周礼》的六官才成为完整的书。”如今本书实际上没有《补遗》，不知道是另外一本书，还是曾附在本书之中而后来散佚了。不过，凭主观臆测改动《经》的说法，正因为没有保存下来才是最好的结果，本来就不必再深入考察。△《鬳斋考工记解》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林希逸撰写。林希逸字肃翁，是福清人。端平二年进士，景定年间任司农少卿，最终官至中书舍人。自从汉代河间献王取《考工记》补入《周官》，于是《经》和《记》合为一书，此后儒者也往往分别为它作注释。唐代有杜牧注，宋代有陈祥道、林亦之、王炎等家的解释，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林希逸的这部注还保存着。宋代儒者致力于攻击汉儒，所以这部书常常与郑康成的《注》相互抵牾。然而，他把绠解释为三分之一寸，认为车轮外侧两边有护牙；又把较解释为车箱前面的横木，位于轼的上方，这与车轮、车舆的制度不合。对于“倨句一矩有半”，他的解释仍然采用郑氏《注》。他的图把鼓画成倨，把股画成句，这又与磬折的尺度不合。对于戈的长度“内则折前”，他说援与胡、句并列起来，像磬的折曲一样；对于皋鼓的倨句磬折，则说：“鼓是圆形的东西，怎么会有倨句磬折的形状？恐怕是有脱文。”这些地方都是因为没有详细考核古代器物制度。只是《经》文古奥，骤然之间不容易理解。林希逸的注释明白浅近，初学者容易查寻。况且各种工艺的事情如果没有图就显示不清，林希逸把《三礼图》中与《考工记》有关的内容搜集附入，也很便于阅读查考。所以研读《周礼》的人直到今天仍然传习这部书。△《周礼句解》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朱申撰写。朱申的事迹无从考察，籍贯也不详。考察《江西通志》，其中有一位朱申，字继宣，是宋代太学生。又据李心传《道命录》，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的《序》，署衔题作“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看来是两个人，但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是谁所著。此书逐句解释，大致依据《注》《疏》，取义简约。其中有些地方与《注》《疏》不同。例如《太宰》的职掌“五曰贡赋”，郑氏《注》说：“赋，是按人口征收钱币。贡，是功绩，是九职的功绩所征收的税。”这部书却改说：“赋，是税。贡，是献。”有些地方则极力支持《注》《疏》，并曲折地加以引证。例如《大司徒》所说诸公封地疆域方圆五百里以下，它坚守注文中“半为附庸”的说法，不拿《孟子》《王制》来怀疑《周礼》。至于《注》《疏》中有疑问而不能判定的地方，例如《小司徒》“四丘为甸”以下，注文认为旁加的数目就是治理洫、浍的数目；《大司乐》“圜锺为宫”以下，注文认为天宫使用夹锺而不用中吕等律，是因为它与地宫处在同一位置之类，这些内容都空缺而没有载入。虽然它只是顺着原文解释义理，没有大的创见，但与篡改错乱古代《经》文、横生新义的著作相比，仍然没有失去谨慎严谨的原则。只是《序官》是《经》文的纲领，朱申认为它不需要解释，于是删去不载，这很违背全书的体例和要旨。这就是因简陋而求简略的过失了。△《周礼集说》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元初陈友仁的《序》，说他的朋友“云山沈则正最近在霅地得到这部书，编排、节取和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似，但作者姓名没有听说过。癸未年带着它回来，对于训诂不详尽的地方，用贾氏、王氏的疏说加以补充；对于辨析不明白的地方，附上前代诸老的议论”等等。大概是陈友仁根据宋人的旧本重新编纂的。陈友仁字君复，是湖州人。《序》题作“丙子后九岁”。丙子是宋朝灭亡之年，陈友仁不写至元年号，而是上溯到丙子来记年，大概也是宋朝遗民，所以仿效陶潜不写年号、只称甲子的做法。不过，陶潜在晋代所作的诗也只题甲子，并不是因为进入宋代的缘故。原来的诗集完整存在，陈友仁没有详细考察罢了。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又有《凡例》一篇，分条阐述，极其全面妥当。每一官之前，又各有一篇《总论》，所引用的《注》《疏》和诸儒的说法，都能选取其中的精华；对于王安石《新经义》的采录尤其多。大概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虽然受到宋人的攻击，但《周官新义》先有王昭禹在他的《周礼详解》中加以阐述，后来又有林之奇加以阐述（考察林之奇的学问出自吕本中，本来属于元祐一派，但他作《周礼全解》也采用王安石的说法，这一点见于王与之《周礼订义》），所以这部书也承袭并引用这些说法，不废弃其中的文字。《考工记》之后附有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实在是多余累赘，有失于分别裁取。不过它不肯改动古代《经》文，同时保存俞庭椿的说法，留待后人评定，比起俞庭椿的荒诞妄说，还是稍有不同。原来已经亡佚《地官》二卷，其中《春官总论》也已亡佚。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说：“关中的刘储秀曾经补注并刊行。”如今没有见到这部书，也姑且按照原来的缺漏保存下来。△《周官集传》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毛应龙撰写。考察张萱《内阁书目》，称“应龙字介石，是豫章人。大德年间曾任澧州教授”，但江西的地方志书都失载了他的姓名，因此他的生平始末已经无法详细考察。这部书引用各家的训释，依据相当广博；其中对于郑锷的《解义》、徐氏的《音辨》和欧阳谦之的说法，采录尤其多。他自己提出的意见，则题作“应龙曰”，以便区别。其中有沿袭错误说法、没有考察古义的地方。例如《钟师》说“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康成都把“九夏”解释为乐曲，而毛应龙独自引用欧阳谦之的说法，认为：“《左传·襄公四年》说：‘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说《文王》是工歌，是因为它有诗可以歌唱；说《肆夏》是金奏，是因为它只有声音，可以用金奏，而没有诗可以歌唱，这一点是明白的。”如今考察孔颖达《左传疏》说：“奏乐先敲钟，所以称作金奏。这是晋人奏乐时先歌唱《肆夏》，《肆夏》是奏乐的开始，所以在《肆夏》上说金奏。接着工人歌唱《文王》，乐声已经先奏起了，不再以金声作为开始，所以说工歌。” 孔颖达的说法足以和郑氏《注》相互发明。如果把《九夏》的文字统属于“金奏”之下，便认为它不是乐曲，那么《钟师》又有“凡举行射礼，王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的文字贯穿在“金奏”之下，难道这些也都不是乐曲吗？又如《甸祝》的“禂牲禂马”，郑氏《注》说：“禂，读音像诛字的诛，现在就是侏大字的意思。为牲畜祭祀，是祈求肥壮充实；为马祭祀，是祈求肥壮强健。”毛应龙也采纳欧阳谦之的说法，认为：“禂，就是稠；为牲畜祈祷，使它肥壮丰盛。”以为郑康成改读是错误的。考察“禂”和“侏”二字的古音本来相通，并不是郑康成改读。扬雄《国三老箴》说“负乘覆餗，奸寇侏张”，《晋书·慕容垂载记》中苻坚的回信说“侏张幽显”，《魏书·恩倖传》说“侏张不已”，《北齐书·源彪传》说“吴贼侏张”；“侏张”就是“诪张”。侏与诪，正如侏与禂一样，因为音同所以借字表达意义，怎么能说是郑康成改读呢？又如《栗氏》制作鬴，毛应龙引用郑锷的说法说：“《晏子》认为六斗四升为鬴，《管子》认为一百升合为釜，康成则认为四升叫一豆，四豆叫一区，四区叫一釜，共为六斗四升。” 从下文来看，“它的臀部一寸，它实际容纳一豆”。“豆”应当是斗釜的臀部；臀部一寸而能容纳一斗，那么釜的内部方一尺而能容纳十斗，这是没有疑问的。十斗就是一百升，正是管仲所说的釜。康成认为四升叫作豆，每四豆递增，所以由区到釜是六斗四升。他实在没有在《梓人》中考察这件事。《梓人》说制作饮器，爵容量一升，觚容量三升。用爵献酒，用觚回敬；献一次而回敬三次，就是一豆。一次献酒是一升，三次回敬就是九升。把一升和九升合起来，不是十升为一豆又是什么？而康成却认为四升为豆，这是错误的。”如今考察康成认为鬴是六斗四升，实际上是根据《经》文所说方一尺、深一尺，按照粟米法计算出来的；因为按照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才容纳一石。郑锷认为鬴能容纳一石，那么鬴就是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他怎么解释《经》文所说的方一尺、深一尺呢？《管子·海王篇》说：“盐一百升为一釜。”

译房玄龄注说：“盐十二两七铢又十分之一黍为一升，相当于米六合四勺。一百升盐为釜，是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七铢、二累，相当于米六斗四升。”这样看来，《海王篇》所说的一百升为釜，是实际容纳一百升盐，并不是实际容纳一百升粟米。如今郑锷把《管子》量盐的鬴与《栗氏》量粟的鬴相比拟，本来就不恰当。至于康成注释《梓人》，把豆解释为斗，实际上豆只有四升，不足以达到一次献酒、三次回敬的数量。郑锷误把豆当作饮器，于是牵强附会十升的文字，反而责骂把豆改为斗的说法错误。他不知道古代用斗饮酒，而不用豆饮酒。《诗·行苇篇》毛《传》说：“大斗长三尺。”《战国策》说：“命令工匠制作金斗，把斗的柄加长，同代王饮酒，随即反转斗柄击打他。”这就是斗作为饮器的证据。《越语》说：“觞酒豆肉。”《韩子·外储篇》说：“取一豆肉。”这就是豆确实是食器而不是饮器的证据。又怎么能引用《梓人》的文字作为《管子》的旁证呢？类似这样的地方，都免不了拘泥于旧文而缺乏考核。至于冕服、车旗的制度，宗庙祧迁和昭穆的制度，《司尊彝》所说的六尊六彝，《司几筵》所说的五几五席，以及方弓、义弓的不同名称，正岁、正月并行使用等问题，都逐条列举并引用文献加以说明，颇为清楚。宋代以来各家的散佚学说，也还因此保存了大概。因此，他搜集编纂的功劳，确实也不小了。各家著录这部书，都说是二十四卷。如今散见于《永乐大典》的部分中，《地官》《夏官》恰好有所缺失；其余四官，首尾还比较完整。现谨慎辑录为十六卷，按一官四卷计算，共为二十四卷，核算起来仍与旧日卷次相同。这是应龙所著的书。此外另有应龙所著《周官或问》五卷，不在《集传》之内。《永乐大典》把它割取附在《集传》之后。现存的只有《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以及《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很少，不能另编成一册。现在仍把它附在各篇《传》之下，既免得这些零散文字散失，也使一家之说能够相互参证，对于阐发义理也有帮助。△《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王应电撰写。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嘉靖年间遭逢倭寇之乱，避居江西，最终死于泰和。他曾在魏校门下受业，书中称“师云”的地方，就是记述魏校的话。因此，《明史·儒林传》把他附在《校传》之后。史书称：“王应电专心喜好《周礼》，认为《周礼》自宋代以后，胡宏、季本各自著书指摘其中的瑕疵，达到数十万字；俞寿翁、吴澄则认为《冬官》并没有亡佚，只是杂见于五官之中而重新编次；近世的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也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厘定。然而这些都是诸儒所理解的《周礼》。于是他潜心研究十多年，首先探求圣人的本心，追溯这部礼书的源流；其次考察天象的文辞，推究设置官职的用意。推究五官分合的原因，发现纲维统体的根本；由显明之处探求幽微，由细小之处推演宏大，撰成《周礼传诂》数十卷。”大概王应电在《周礼》学方面用力很深。这三部书虽然各自成卷，实际上相互辅助而行。考察它们的大致内容，也是优劣并存。他的《传》十卷，排斥《考工记》而不加收录，还可以说是专门解释古《经》；但把《序官》的文字割裂开来，凡是职掌相互统属的，便使它们分开编排、各自归类，就颇嫌窜改杂乱。不过其中的论说相当醇正，虽然考证较少，但对义理多有发明。他的《图说》二卷，用来考察《传》的义理。其中像《职方氏》“九州”一类，有图而没有说明；又有关于女官、女奚、女奴等的辨析，有说明而没有图。上卷《明堂表》一篇，也只有辑录而没有文字说明，大概是原本有所缺失。下卷缺少《井邑》《邱甸》等图，这些另见于《翼传》，所以不再收录。他的说法偶尔也有错误。例如他说“社就是地祇，夏至在方泽举行祭祀，就是祭大社”。考察《春官·司服》，希冕用于祭祀社稷，五祀依次列在毳冕所祭四望、山川之后；所以郑康成《酒正注》把社稷列入小祭，他的说法本来是明确的。王应电把祭地祇当作大祭，这显然与《经》的义理相违背。至于他说明堂就是王的六寝，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不应在王的寝地举行，而应在南郊，与郊天一同举行；迎接尸，则在明堂举行。他又说，郊天迎尸也应当在明堂。考察《通典》记载：“南郊距离国都五十里，明堂在国都三里之外、七里以内。” 这样两地相距总有四十多里，祭祀时怎么会把迎尸之处设在四十里以外呢？《周礼·掌次》说：“凡是祭祀，设置尸的居次。”可见尸所居的帐幕应当紧靠壝宫，迎尸就在这座帐幕中进行。王应电没有考核《注》和《疏》，所以产生了这样的错误。其他如把南郊图绘在朝日之前，既然还依照了次序；但又把祈谷图绘在迎暑之后，也颇为颠倒错乱。然而他在《自序》中说，旧有《周礼》图绘冕服，大多只画成男女的形状，而章服仍然没有说明；井邑则大多画成大方格子，而沟洫仍没有区分；由此看来，他也确实有所订正。现在姑且把它同他的《传》一起保存，以备一家之说。他的《翼传》二卷，共分为七篇。上卷叫《冬官补义》《天王会通》《学周礼法》《治地事宜》；下卷叫《握奇经传》《非周礼辨》《经传正讹》。《冬官补义》拟议补入土司空、工师、梓人、器府、四渎、匠人、垒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啬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鱼政、盐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是凭主观臆测。《天王会通》把《天官书》所列的各星宿分配给各官，认为王者应当取法上天而施行政事，也多有牵强附会之处。《学周礼法》论述《周礼》中有些内容必定无法恢复，以及后人假借模仿的荒谬、旧注解释的错误、擅自改声改字的错误和把细小器物说成自古相传的遗制，还有官事彼此兼涉而不相混乱的法则，这些都颇有见地。

译其余部分大多只是抄录旧文。《治地事宜》一篇竟想直接恢复井田制度，未免失之迂阔。《握奇经传》杂糅参用后世制度，也失之驳杂。《非周礼辨》驳斥和订正诸家说法，还算清楚。《经传正讹》则不只涉及《周礼》，还兼及群经。不仅想用篆书改隶书，还想用籀书改篆书，这是拾取其老师魏校《六书精蕴》的说法，却不知道已经流于诡诞了。总的来说，这三部书中夹杂了许多臆说，并不是都可以采用。因为《周礼》《仪礼》到了明代几乎已经成为绝学，所以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略微采录几家的说法，姑且用来完备一代的经学。这就是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三书共十四卷，《明史》说是数十卷，大概只是约略概说。朱彝尊《经义考》只记载《传》十卷、《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却没有记载《翼传》的名称，颇为疏漏。此外，所引用的黄虞稷的话，本来是《翼传》的解题，却把它系在《周礼传》之下，也是一处错误。难道是偶然疏忽，没有来得及核查全书吗？△《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柯尚迁撰写。柯尚迁字乔可，长乐人，自号阳石山人。嘉靖年间以贡生身份任邢台县县丞。此书从《天官》到《冬官》共十二卷，另外附有《周礼通论》《周礼通今续论》各一卷。书前列有《序》二篇、《源流序论》一篇、《六官目问》四篇、《全经纲领》十二条、《释原凡例》七条。书中的训释，凡称“释”的，都是采集古注编成的。称作“原”的部分，则是柯尚迁推究阐发《经》的本意。《周礼》原本缺少《冬官》，柯尚迁遵从俞庭椿的说法，稍加改变，把《遂人》以下《地官》的内容分作《冬官》；从遂人到旅下士，恰好六十人，以符合六官各有六十一人的数目，所以称为“全经”。与俞庭椿繁琐更改、割裂经文相比，似乎略胜一筹，唐顺之、姜宝都非常赞同；但仍没有超出宋人把错简当作依据的曲说。而且他把《经》文“安扰那国”改成“富邦国”，又把吴澄补写的“惟王建国”以下四十字置于《冬官》篇首，这仍然是窜改古《经》。因为他的经义训诂还算条理通畅、清楚明白，并有所阐发，所以和王应电的书一样，节取其中内容，以备一家之说。朱彝尊《经义考》所记载的卷数与此本相同，但注明：“其中《源流叙论》一卷、《通论》一卷。”如今此本除《通论》外，还有《续论》；而《源流叙论》在卷首，不列入十四卷之中，与朱彝尊的注记不相符合。或许朱彝尊没有来得及仔细查核，也像记载王应电的书那样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六十人〕 △《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志长撰写。王志长字平仲，昆山人，万历年间举人。《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其兄《志坚传》中，称他也精通经学。这部书对郑玄《注》、贾公彦《疏》删削了许多繁杂文字，所以称为“删”；又杂引各家的说法来阐明其中义理，所以称为“翼”。《周礼》一书，有了郑玄《注》，训诂才明白；有了贾公彦《疏》，名物制度的考究才十分完备。后来的作者，无法超过他们。周、张、程、朱诸儒，自知考据求实的学问必定不能超过汉唐，所以虽然极力称赞《周礼》，却都没有专门为它作笺注的书。流传到今天的著作中，王安石、王昭禹开始在文句之间推求；王与之开始脱略旧文，大量采集新说；叶时、郑伯谦开始另立标题，借《经》来抒发议论。他们对于《经》的义理，大概都处在有所取舍之间。于是考证之学逐渐变成议论辨析之学，而郑玄、贾公彦几乎被置于祧庙之外。王志长这部书，也大量采录宋代以后的说法，浮泛的文字妨碍要旨，这是难免的；但能够以《注》《疏》为根本，虽有所变化而没有脱离它们的宗旨。而且自朱申以后，苟且追求简易，把《叙官》视为无用而删掉，《经》便只剩下条目而没有纲领。俞庭椿、邱葵以后，又有许多人任意驰骋臆见，窜改五官篇章，以补《冬官》的亡佚，《经》于是更加没有完整的篇简。沿袭到明代，越发追逐这种衰颓的风气，把经文弄得破碎支离，更加不是原来的面貌。王志长能够严格遵守古本，也是竭力遏制这种横流。在经学荒芜的时代，能够面对深渊而把高处当作目标，也可以说是潜心研究古义的人了。惠栋撰作《精华录训纂》，因为金荣误引其中的文字，便连带把王志长斥为村野之书，这只是相互轻视过甚的说法，不必全部认可。△《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是《三礼义疏》的第一部。考察《汉志》记载，有《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所以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作的注，都称为《周官》。马融、郑玄所作的注，仍然称为《周官礼》。到了唐代贾公彦作《疏》，才沿用省略文字的称呼，称作《周礼》，实际上并不是原来的名称。现在仍题作《周官》，是遵从它的本源。篇首冠以御制《日知薈说》中论述《周官》的十则，用来彰明千古不变的衡量标准。所采集各家言论，分为七类：一是“正义”，直接解释《经》的义理，属于确实无疑的说法。二是“辨正”，后儒加以驳正，属于恰当而不可更易的说法。三是“通论”，有的是用本节、本句与其他篇章相互参证，类比推求义理；有的是引用其他经书，与本书相互发明。四是“馀论”，虽不是正面解释，却依附《经》的义理，对事物的道理有所推阐。五是“存疑”，各自坚持一种说法，而义理也说得通；或者虽然已经有人加以驳论，但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不能贸然偏废。六是“存异”，名物、象数因年代久远而失传，难以得到真相；或者有人创立一种说法，虽然未必立即使人满意，却不得不保存下来，以供考察辨析。

译七是“总论”，本节的义理已经训释清楚，又合并数节来论述，或合并一个职掌来论述。总的来说，《周官》六典，其源流确实出自周公；但流传时间已久，难免有所窜乱，不必因此怀疑，也不必因此避讳。解释《周官》的人以郑氏为专门之学，但他的训诂已经很多，难免有所出入，不能掩护他的短处，也不能抹杀他的长处。这部书广泛征引而择取精要，持论非常公平。对于《考工记注》中深奥艰涩、无法解释的地方，不强作解释，尤其符合圣人存疑的道理。△《周礼述注》二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光坡撰写。李光坡字耜卿，号茂夫，安溪人，是大学士光地的弟弟。杭世骏《榕城诗话》称他居家不做官，潜心研究经学，著有《三礼述注》，这部书就是其中之一。此书取用《注》《疏》的文字，删去繁琐而举出要旨，以追溯训诂的源头；又旁采各家说法，参以自己的意见，用来阐明礼制创作的意义。虽然对于郑玄、贾公彦所说名物、度数方面的文字删削较多，但析理明白通达，措辞简洁扼要，很可以作为初学者入门的津梁。考察他的兄长光地《榕村集》，其中有《周官笔记》一卷，都是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处。他的侄子锺伦也有《周礼训纂》，与光坡这部书的体例相近。大概他们家的学问就是这样。宋儒喜欢谈论三代，所以讲解《周礼》的人一向很多；又鉴于熙宁年间的新法，所以常常牵引后代的弊政，弄得支离诘驳，对《注》《疏》多有攻击，议论虽然盛大，反而使《经》的义理更加混乱。光坡这部书比不上汉学的博大深奥，却也不像宋学那样蔓衍，能够平心静气，力求道理清楚、文辞通达。对于解释经书的各家来说，也可以说是采取了适中的道路。△《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锺伦撰写。李锺伦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举人，没有做官便去世了。这部书从《天官》到《秋官》，详细编纂《注》《疏》，并加以训释义理。唯独缺少对《考工记》的解释，大概是因为它是河间献王补写的，并不是周公的古《经》。书后有乾隆丁丑年他的儿子、广平府知府清馥所作的《跋》，称李锺伦最初跟随叔父光坡学习《三礼》。康熙癸酉乡荐赴公车之后，每天在京城寓所侍奉他的父亲光地。等到光地出任顺天学政，后来又升任直隶巡抚，十多年中，锺伦都随行，得到父亲的指点传授。又多次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以及同里陈万策等人相互讨论。因此他的学问具有根源。凡是他的解释，大体都能把握《周官》的大义。只是对于名物、度数不太用心，所以往往考察得不够详细。例如《巾车》说：“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彫面鹥总。都配有容和盖。”《注》说：“总是用缯制成的，系在马勒上，正对着两耳和两镳。容是车上的幨，山东称为裳帷。车衡、輨也应当有它。盖就像今天的小车盖。都说有容有盖，那么重翟、厌翟是说有遮蔽；安车没有遮蔽，是说去掉了装饰。”锺伦说：“总只应当施用于马，在车的意义上没有用处。”考察蔡邕《独断》说：“飞軨用缇油制成，宽八寸，长到垂地；左边画苍龙，右边画白虎，系在轴头上。”《续汉舆服志》说：“乘舆用重牙斑轮，装有升龙飞軨。”注中引用薛综《东京赋注》说：“飞軨用缇油制成，宽八寸，长到垂地，系在轴头上。”这里所说的缇油，就是注文所说的总，是用缯制成的；所说的轴头，就是注文所说的輨。这样看来，飞軨就是装在车上的总，而锺伦说总只是装饰马匹，是错误的。锺伦又说：“容是用缯缠结在车四周上边的边缘，车四周下边的边缘则用翟来遮蔽。” 考察《经》文所说的“皆有容盖”，实际上兼指上文的重翟车、厌翟车和安车而言。不过，重翟车、厌翟车既有容盖，又在车的两旁设置翟蔽，并加以彩绘装饰；安车则只有容盖而没有翟饰罢了。既然没有翟饰，就只能借助裳帷来遮蔽。裳帷的形制，应当是四面围合、上下贯通的。所以《诗经》说：“渐车帷裳。”《毛诗笺》说：“帷裳，就是童容。”《方言》说：“襜褕，江淮、南楚称作衤童褣。”童容与衤童褣的意义相同。大概衤童褣是上下相连、用来遮盖身体的长襦，车上的帷裳向下垂覆，形状相似。又《士昏礼》说：“妇人的车也这样，有裧。”《郑注》说：“裧，就是车上的裳帷。”《续汉书·舆服志》注说：“旧典记载，传车驾三匹马，垂挂赤色帷裳；只有郭贺任冀州刺史时，命令去掉襜帷。”《释名》说：“衽，就是襜，因为它垂下时襜襜然。”所谓襜帷，大概就是像衣襟下垂那样。因此，这些都与《巾车》所说的安车相同，只是有帷裳而没有重翟、厌翟罢了。假如像锺伦所说的那样：“帷裳只在四边的上缘相结，四边的下缘则用翟饰遮蔽”，那么安车就只遮蔽上缘，不再遮蔽下缘了。《释名》说：“容车，是妇人乘坐的小车。车盖上设置帷幕，用来遮蔽她的容貌。”如果帷幕只遮蔽上缘而不到下缘，哪里能够遮蔽容貌呢？像这一类说法，颇为疏漏错谬。不过，像辨析禘、祫、社稷、学校等篇章，都考证详尽而严密。又如《司马法》说：“革车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锺伦依据蔡氏的说法，认为：“一乘车不止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些是乘轻车、驾马奔驰的人，另外还有二十五人，驾着重车跟在后面。”现在考察《新书》说：“攻车有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两角各一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 攻车和守车两乘，共有一百人。”又《尉缭子·伍制》说：“规定军中的编制，五人为伍，伍与伍相互担保；十人为什，什与什相互担保；五十人为属，属与属相互担保；一百人为闾，闾与闾相互担保。”从五人开始，到一百人为止，大概军队的编制就是从一乘车开始计算的。这些都是一乘车有一百人的明确证据，足以证明他的说法精密核实。他对于推算日影的技术也很明白，解释《大司徒》使用土圭的方法，说：“相距一百六十多里，日影已经相差一寸。”这也是从实际测量中得到的，并非像讲学家的空泛言论。

译△《周官集注》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方苞撰写。方苞字凤九，号灵皋，又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年会试中式，成为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来被罢职而参与修书，特赐侍讲衔退休。这部书汇集各家的说法来诠释《周礼》，他说：“这部书全是六官的办事章程，并不是记载礼制的文章。后世儒者因为《汉书·艺文志》把《周官》六篇列在礼家，便相沿错误地称为《周礼》。所以改题为原来的名称，以恢复它原本的称呼。”他的注释仿照朱子的体例，凡采合众说的，不再标明出处；全部引用一家说法的，才写出那一家人的姓名。凡是明显错谬的说法，都置之不论；只有似是而非的，才略加考订。凡有推究义理类别、旁涉引申的内容，也仿照朱子的体例，在圈外另行标出。训诂简明，持论醇正，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这部书成于康熙庚子年。后来方苞另著《周官辨》十卷，指出《周官》的文字是刘歆为讨好王莽而窜改的，并以《汉书·王莽传》的事迹为证，逐一指出某一节、某一句是刘歆增加的，说得确凿无疑，仿佛亲眼看见刘歆删改文字一样。他自认为学力已经深厚，能够辨别真伪，发明千古以来从未有人说过的道理。然而，明代金瑶已经先提出过这种说法，只是方苞更多引用了史实罢了。他的立论过于高峻，很难作为依据，反而不如这部书谨慎严密。△《礼说》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本朝惠士奇撰写。惠士奇有《半农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不载《周礼》经文，只标举其中有所考证、辨驳的内容，分别加以说明，并依照经文次序编排：其中《天官》二卷，共六十一条；《地官》三卷，共六十三条；《春官》四卷，共九十五条；《夏官》二卷，共六十一条；《秋官》二卷，也是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共四十条。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礼》更切要的了；但必须先完全弄清名物，才能探求其制度；弄清制度以后，才能谈论其中的精微。这就像研究《春秋》的人，如果不考核当时的事实，就不能明白圣人的褒贬。因此，解释《礼》必须以郑氏为宗旨，也如同解释《春秋》必须以《左传》为根本。郑氏所处的时代距离周代已经很远了。所以他注释《周礼》时，多以汉代制度作比拟来说明。如今距离汉末又过去了一千六百多年，郑氏所说的“如今称作某物、某事、某官”的内容，大多也已经不知道究竟指什么了。而且当时经师的训诂辗转流传，往往连字形和字音都发生了变化，不能用今天的读音和文字去推求。惠士奇这部书，对古音、古字都加以分别疏通，使人不再疑惑混淆；又援引各代史书和诸子百家的文章，有的用来证明周代制度，有的用来考察郑氏所引用的汉代制度，从而逐步推求周代制度，并分别阐明其制作制度的深意。在近来解释《礼》的诸家中，他的立论最有根基。其中有些地方，如因巫降之礼，便说汉代师丹使巫师降神是迷惑人心、行左道；因《貍首》所说的射礼，便说周代苌宏向诸侯行射礼不是依据怪异之物；因庶民攻说、翦氏攻禜，便说段成式记载的西域木天坛禳除虫害的方法是周代遗留下来的技术：这些都不免拘泥于古义，曲意强作解释。又如因含玉而牵涉到餐玉的方法，也失于枝蔓。因《左传》称仍叔之子为弱，便据此断定犁牛之子是犊，也失于牵强附会。至于引用《墨子》来证明司盟的诅咒，并用来证明《春秋》所说的观社，认为《墨子》距离古代不远，可以作为旁证，这本来是可以的；但又说不读非圣之书的人就不会善于读书，这就言辞不能表达本意了。他本想纠正空谈的弊病，却因矫枉过正而流于偏激。然而总的看这部书，征引广博而都有根源，辨论繁多而全都有条理。即使一百处优点中只有一处瑕疵，终究不能因此废弃它的长处。△《周官禄田考》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沈彤撰写。沈彤有《尚书小疏》，已经著录。自从欧阳修对《周礼》提出“官多田少，俸禄又不够供给”的疑问以后，后人多采用他的说法。即使有人辨析，也不过以“摄官”来解释；只有沈彤详细考究周代制度，与这种说法辩论。因此撰写这部书，分为《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凡是田地、爵位、俸禄的数目在《经》中没有记载的，有时从《注》中寻求；《注》中也没有记载的，就依据《经》中已有的例子，推演阐发、旁通其义，补足《经》中没有的内容，使它恰如《经》中本来就有一样。他的说法精密而通达，在郑玄、贾公彦的《注》《疏》以后，可以说是特别突出的。其中稍有抵牾的地方，如他说子、男之国不得有中士。考察《孟子》称小国方圆五十里，有“中士人数是下士的两倍”这句话。赵岐《注》说：“子、男是小国。《王制》说：王者制定俸禄爵位，公、侯、伯、子、男，共五等。诸侯的上大夫为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孔颖达《疏》说：“诸侯统称公、侯、伯、子、男。” 这样看来，子、男之国是有中士的。《王制》又说：“其中有中士、下士的，人数各占其上一级的三分。”郑玄《注》说：“上士、中士、下士各二十七人，分别按三分计算。”《周礼·太宰》贾公彦《疏》解释这句话说：“朝聘时的位次，次国的上士相当于大国的中士，中士相当于下士，下士相当于空缺；小国的上士相当于次国的中士，中士相当于下士，下士相当于空缺。所以说各自居于其上一级的三分之一。”如果子、男之国没有中士，那么小国的士就不能满足三分的数目，这与《经》文相违背。沈彤又说：“加田的制度是：方圆八十里的国，其加田最多增加到方圆一百里；方圆四十里的国，最多增加到方圆五十里。

译方圆二十里的国，最多增加到方圆二十五里。”考察《司勋》的文字说：“凡赏赐土地没有固定的数目，多少以功劳大小为准。”又说：“只有加田不征税。”郑玄《注》说：“加田，是已经赏赐之后又加赐土地。”赏田尚且没有固定数目，何况加田呢？《春秋·宣公十五年传》说：“晋侯赏赐桓子狄臣一千室，又赏赐士伯瓜衍县。”《襄公二十六年传》说：“三月甲寅朔日，宴享子展，赐给他先辂和三命之服，先赐八邑。”《襄公二十七年传》说：“鲁襄公给了免馀六十邑。”《襄公二十八年传》说：“给晏子邶殿，其边邑有六十。”这些不论属于赏赐还是加赐，大都没有固定数目，正可以与《司勋》的文字相互印证。然而沈彤却确定为二十里、十里、五里，考察经传，完全没有明确的文字依据。沈彤又计算畿内有一百万井，除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万井，剩下六十四万井，认为这是三分去一，依据出自班固《刑法志》。现在考察一百万井除去三十六万井，实际上是二十五分中除去九分。《班志》本来没有说三分去一，沈彤引用时显然记错了。而且《班志》不是为《周官》作注的，所以它的计算方法不一定完全依据《经》文。如今沈彤既然依据《经》文，就应当参照校核经义，使计算与经义相合。考察郑玄《载师注》：计算近郊百里采用三分去一的方法，计算六遂以外则采用十八分去五的方法。大概近郊以内，不易之地每家授田百亩，一易之地每家授田二百亩，再易之地每家授田三百亩；三夫相通，共受六夫的土地。至于六遂以外，上地每家有百亩，另有莱田五十亩；中地每家有百亩，另有莱田一百亩；下地每家有百亩，另有莱田二百亩；六夫相通，共受十三夫的土地。由于这里所授的田地比近郊增加得多，所以所除去的土地，就应当比近郊少。因此郊内三分去一，而遂外仅十八分去五。用三分去一来计算遂外的土地，尚且还嫌除去得太多，何况二十五分去九呢？这正是不能相信郑玄《注》的原因。至于说《遂人》所说的十夫也是井田，那只是承袭宋人的旧说，尤其疏于考校。然而，他一百个考虑中只有三四处失误，也可以说是精深于经学的人了。△《周礼疑义举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江永撰写。江永字慎修，婺源人。这部书融会郑玄《注》，参入新的说法，对《经》的意义多有阐发。他解释《考工记》的二卷，尤其精密核实。例如《经》文说：“六尺六寸的车轮，轮毂两端的轵高三尺三寸。加上车轸和轐，就是四尺。”轸的周长一尺一寸，见于《经》文，但轐的周长没有记载。把轸、轐合起来求七寸的高度，颇为难以吻合。郑玄《注》也没有详细解释。江永则说：“轸是方形，直径二寸七分半；从车轴中心向上到轸面，总高七寸。车毂伸入车舆下面，左右两条轨位于车毂上方，必须稍高一些以容纳车毂转动，所以车毂上面必定有轐支撑它。轐的周长和直径没有正文记载。《辀人》所说伏兔的周长，占辀长的十分之一，方径三寸六分；辀也在车舆下面支撑车舆，因此可以知道兔围与当兔相同。车轴半径三寸二分，加上轐的方径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按照密率计算，车毂半径略小于五寸一分，中间距离车轨七分多，可以容纳车毂转动。以五寸八分加上后轸伸出轐上面的约一寸二分，总高七寸。车舆底板的厚度，上面与轸面相平，也以一寸二分为标准。后轸在车舆下面还余出一寸五分，辀的末端做成缺口弯曲的形状来承托它。计算加上轸和轐的七寸时，应当从辀算起，因为辀位于车轴上面，必定与车舆底部相切；两旁的伏兔也必定与辀齐平。所以知道辀的当兔周长必定与兔围一样大。后来没有再说兔围，是因为可以通过辀来说明它，等等。”考察《释名》说：“轸横置在前面，就像卧床上有枕头一样。枕，就是横；横置在下面。荐版在上面，就像草席一样。”这似乎说明车舆底板在上而轸在下。江永说轸面与车舆底板相平，似乎不合。不过，车舆底板下面仍然余有一寸五分的轸，所以他的说法仍不相矛盾。又考察《说文》说：“［字形有缺］，是车伏兔下面的皮革。”这说明伏兔夹持车毂的地方，中间还有皮革承托。江永计算伏兔距车毂的高度为三寸六分，却还没有把伏兔下面皮革的厚度计算进去。总的说来，增加的尺寸很小，当然也不妨碍大致计算。又《经》文说：“把车舆的隧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前，两部分在后，用来弯曲车式。”车式的制度，孔颖达《曲礼疏》说得很详细。他认为车箱长四尺四寸，分为三部分，前面一部分、后面两部分；横置一根木料，下面距车床三尺三寸，称为式。又在式上方二尺二寸处横置一根木料，称为较。到了宋代林希逸，又说“揉”是把木料揉直后制作。江永则说：“把两根弯曲的木料揉制成形，从两旁合到前面，贯通车前隧的三分之一，都可以称为式。式高三尺三寸，这个高度包括式的深度。两端与两块车箱板上直立的轵相接。军中为了远望，也可以一只脚踏在前面的式上，另一只脚踏在旁边的式上。《左传》记载长勺之战时‘登轼而望’，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较在式上面，怎么能够登上轼远望呢？如果较是在隧的前三分之一处横架一根木料，那么它就在车舆的内侧隔板里面，从车外就看不见式了。《礼记》怎么会说‘如果有车，一定能看见它的式’呢，等等。”考察郑玄《注》说：“兵车的式深一尺四寸又三分之二寸。”那么《经》所说的“一部分在前”，全都是式。

译凡是有一尺四寸多的这段距离，《注》才可以说“式深”。如果只是在两块车箱板之间横架一根木料，把它称作式，那么这根木料的前后部分都不能再称为式，《注》又怎么能够用深浅来衡量式呢？孔颖达《疏》说在车箱内横架一根木料，大概没有理解郑玄《注》中“式深”二字的含义。郑玄《注》又说：“较，是两块车箱板高出式的部分。”两輢就是两块车箱板。既然说高出式而又以两輢来衡量它，那么两个较显然分别位于两块车箱板之上。所以《释名》说“较在箱上”，没有说较在式上，这就是明确的证据。孔颖达《疏》的错误显而易见。至于《经》文凡是说“揉”的地方，都是把它揉弯，而林希逸反而说“揉是把它揉直”，尤其属于没有考察。其他援引典籍、考证核实的地方，大多也都像这样。他对于古代制度，也可以说考察得很详细了。──以上“礼类”中《周礼》一属，共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均已由文渊阁著录。（案语：《周礼》古代称作《周官》，钦定《三礼义疏》已经恢复了它原来的名称。由于各家注本题名为《周礼》的有十分之九，难以逐一改回，所以姑且沿用郑玄以来相沿的称呼。） 卷二十　经部二十 ○礼类二 △《仪礼注疏》十七卷（内府藏本） 汉代郑玄作注，唐代贾公彦作疏。《仪礼》是在残缺的基础上流传下来的，汉代所传共有三种本子。一种是戴德本，把《冠礼》列为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一种是戴圣本，也把《冠礼》列为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下面则是《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觐礼》第十七。还有一种是刘向《别录》本，也就是郑氏作注所依据的本子。贾公彦《疏》说：“《别录》按照尊卑、吉凶排列，次序有条理，所以郑玄采用它。戴德、戴圣二本把尊卑、吉凶混杂排列，次序紊乱，所以郑玄没有采用它们。”《仪礼》经文也有两个本子。高堂生所传的本子，称为今文。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时，得到失传的《仪礼》五十六篇，文字全用篆书书写，称为古文。郑玄作注时，参考采用了这两个本子。采用今文而不采用古文的地方，就把今文写在正文中，把古文附在注文里；《士冠礼》“闑西阈外”一句，注文说“古文闑作{埶木}，阈作蹙”，就是这种情况。采用古文而不采用今文的地方，则把古文写在正文中，把今文附在注文里；《士冠礼》“醴辞”“孝友时格”两句，注文说“今文格作嘏”，就是这种情况。这部书在郑玄以前完全没有注本。郑玄以后有王肃的《注》十七卷，见于《隋志》。但贾公彦《序》说：“为《周礼》作注的有很多家，为《仪礼》作注的只有后郑。”这样看来，唐初王肃的书已经失传了。为《仪礼》作义疏的有沈重，见于《北史》；另有两家无名氏的义疏，见于《隋志》，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因此，贾公彦只依据齐代黄庆、隋代李孟悊两家的《疏》，整理定为今天的本子。这部书自明代以来，刻本的错误尤其严重。顾炎武《日知录》说：“万历年间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的脱漏错误最多。《士昏礼》脱漏‘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幸赖长安《石经》，据此补上了这一节，但这一节的《注》《疏》也就随之亡佚。《乡射礼》脱漏‘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漏‘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漏‘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漏‘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这些文字，秦火没有烧掉，却在监刻本中亡失了。”大概是因为《仪礼》的文字古雅、义理深奥，传习的人少，历代作注释的也不多，抄写和刻印又有错误，突然间难以校勘，所以疏漏竟达到这样的程度。现在参考各个本子，逐一加以厘正，著录于此。△《仪礼识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淳撰。张淳字忠甫，永嘉人。这部书是乾道八年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刻《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德明《释文》一卷时，张淳替他校定，并把所改的字句列举出来，汇编成一部书。书中引用的依据，有周广顺三年和显德六年刊行的监本，有汴京的巾箱本，有杭州的细字本，有严州重刻的巾箱本；又参考陆德明《释文》、贾公彦《疏》，核对订正各本的异同，最为详细审慎。近世很久没有传本，所以朱彝尊《经义考》认为它已经失传。只有《永乐大典》所载的各条，仍然散附在《仪礼》经文之后，可以缀辑抄录，编成一部书。其中《乡射》《大射》两篇恰好在《永乐大典》的缺卷中，因此无法再考。《朱子语录》说：“《仪礼》是士人很少读的书，很难得到善本。除了郑玄《注》、贾公彦《疏》以外，先儒的旧说大多不再看得到，陆德明的《释文》也很粗略。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并印行的本子，又另写了一部书来辨识其中的错误，号称精密，但也不能没有错讹。” 朱子又说：“张忠甫校订的《仪礼》非常仔细，比其他本子都好。现在看他的书，他拘守《释文》，往往把因习俗沿用而形成的字改成六书所规定的正体。”那么朱子所说的“不能没有错讹”，确实是张淳无法避免的。不过，这部书保存下来，使人能够考察古《经》和汉《注》中错误、脱漏的文字；过去刻本中那些今天已经失传的内容，也借此得以看到大概。它对《仪礼》的功劳，确实不小。现在又重新加以检校，分别说明各条的得失，使美玉和瑕疵都不被遮蔽。原本残缺的几处，也考订后加以补辑，附在下方。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考察张淳《自序》说：“把所校订的字汇集起来，编为二卷；又把《释文》的错误字另编为一卷，附在后面，总共三卷。”这样看来，《宋志》作一卷，显然是传抄造成的错误。现在仍然厘定为三卷，以保存它原来的面貌。△《仪礼集释》三十卷（《永乐大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