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经部十一

译却认为那是《墨子》所引《汤誓》的文字（考：孔安国《论语》注今已散佚，这条材料是何晏《集解》所引用的）。这些证据都分明可靠，再没有疑问。至于阎若璩说此书确定是依从孔安国《传》，是因为孔颖达的缘故，也不完全如此。考察《汉书·艺文志叙》，其中只说孔安国献上《古文尚书》，后来遭逢巫蛊之事，未能立于学官，并没有说他作了《传》。而《经典释文叙录》却说，《艺文志》记载孔安国献上《尚书传》，后来遭逢巫蛊之事，未能立于学官；这是后来增添了一个“传”字，用来证明这件事。它又说，如今以孔氏之说为正统，那么确定依从孔安国《传》的人是陆德明，并不是孔颖达本人。只是陆德明在《舜典》下作注说：“孔氏《传》亡佚了《舜典》一篇，当时因为王肃《注》很像孔氏之说，所以取用王肃《注》中从‘慎徽五典’以下的内容作为《舜典》，用来续接孔氏《传》。”又说：“‘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进献的，孔氏《传》原本没有。阮孝绪《七录》也说，姚方兴本在这句话以下有时还多出‘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共二十八字的异文，这些姑且列出；对王肃《注》没有影响。”那么，开皇年间虽然增入了这段文字，却还没有增入孔氏《传》中，所以陆德明才这样说。现今本子中的二十八字，应当是孔颖达增入的。梅赜那个时代距离古代还不远，他的《传》实际上依据王肃的《注》，又附加了一些旧有训释，所以《释文》说王肃也注释今文《尚书》，他的解释与古文《尚书》大体相似，或许是王肃私下见过孔氏《传》而秘藏起来了吧？这虽然是把后出的材料当作根本，未免颠倒了次序，但也足以看出它有所依据古义，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关于孔颖达的《疏》，晁公武《读书志》说是因梁代费甝的《疏》扩充而成。然而孔颖达原来的序言称，《正义》取自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六家，而以刘焯、刘炫两家最为详尽雅正。他的书实际上是依据刘焯、刘炫，并不是依据费甝。晁公武或许是因为《经典释文》所列的义疏只有费甝一家，所以才这样说吧？《朱子语录》说：“《五经》的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最差。”这话确实恰当。然而名物、训诂终究要依靠它们才能有所考证，又怎么可以轻视呢！△《洪范口义》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胡瑗撰写。胡瑗有《周易口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在《文献通考》中题作《洪范解》，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没有见到”。现在它的文字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还可以整理编纂成书。《周易口义》出自倪天隐之手，旧日已有明文记载。晁公武《读书志》说，这部书也是胡瑗的门人编录的，所以没有篇章次序和首尾条理。大概是因为两部书都名为《口义》，所以依照这个例子推断。它是否为胡瑗亲自撰写，本来没有明确证据。至于那些保存在经文各句下面的说法，都前后贯通，条理整齐，不是杂记、语录之类可以相比的，和公武所说的并不相符。难道原书本来没有次序，是修纂《永乐大典》的人把它分散附在经文下面，反而重新排比了顺序吗？还是公武所见的又是另一部本子呢？《洪范》以“五事”配合“庶徵”，本来就是经文中已有的内容。从伏生《大传》以下，直到京房、刘向等人，突然把阴阳灾异附会到这些文字上，刘知几已经详细排斥过这种说法。宋代儒者又流于象数之学，只辨析《河图》《洛书》的异同，使《洪范》的经义更加无法明白。瑗生在北宋

译盛世，学问最为笃实，所以他的解说只阐明天人合一的旨意，不追求新奇。例如他说上天赐予《洪范》，是尧帝所赐，不取神龟背负文字的祥瑞之说；说五行的次序是箕子陈述的，不辨析《洛书》原文篇幅的多少；说五福六极的应验通达四海，不应只指一个人的自身：这些都驳正了旧有注疏，抒发了自己的心得。他又详细引用《周官》的制度，推演八政，以经文解释经文，尤其精确。他的要旨，都归结于建立中道、施行政教，以及确定皇极是九畴的根本之辞。这些说法虽然平实浅近，却深得圣人制定训诫的要旨，并不是谶纬、术数一类的说法所能同日而语的。《宋史》原本作一卷。现在校定字句，分为二卷。

译（按：朱彝尊《经义考》规定，凡是解释一篇经文的著作，都汇载在各经书的末尾，不和解释全经的著作一样按时代先后编排。然而《隋志》所载的《系辞注》《洪范五行传》《月令章句》《中庸讲疏》，本来就杂置在各经之中。现在依从古例，不再另行编排。以后都仿照此例。） △《东坡书传》十三卷（内府藏本） 宋代苏轼撰写。苏轼有《东坡易传》，已经著录。这部书《宋志》记作十三卷，与今本相同。《万卷堂书目》作二十卷，疑心是传抄时的错误。晁公武《读书志》说，熙宁以后专门采用王氏的说法来决定士人的进退，这部书大多驳斥王氏的说法。现在《新经尚书义》已经失传，不能全面考察二者的异同。但就这部书本身来说，苏轼深入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白事势，又长于议论，对于治乱兴亡剖析得清楚透彻，比其他经书的解说尤其擅长。他解释《禹贡》中的三江，确定为南江、中江、北江，以郑康成为依据，来源很早。只是没有详细审察经文、考核水道，却附加了按滋味区别的说法，于是给后人留下了非议。至于他说羲和是因为对羿怀有二心而忠于夏，林之奇继承了这种说法。说《康王之诰》中穿着冕服是不合礼制的，并引用《左传》叔向的话作为证明，蔡沈采用了这一说法。《朱子语录》也称赞他解释《吕刑篇》时，把“王享国百年耄”断作一句，把“荒度作刑”断作一句，非常合乎道理。后来《与蔡沈帖》虽然有“苏氏失之简”的话，但《语录》又说：“有人问各家《尚书》的解释哪一家最好，难道是东坡吗？回答说：是。又问：只是恐怕失之于过简吧？回答说：也有只需这样解释的。”这样看来，他又不曾把简略当作弊病。洛学、闽学诸儒因为程子的缘故，和苏氏势同水火，唯独对这部书有所取法，那么这部书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尚书全解》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林之奇撰写。林之奇字少颖，号拙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他辞去俸禄，居家广泛考察各位儒者的学说，编成这部书。《宋志》作五十八卷。这个本子只有四十卷的标题。考察他的孙子畊所作《后序》，说：“书稿刚完成时，被门人吕祖谦带走，诸生传抄记录，只得到十分之二三。书坊急于刻印，于是错误相传。到了淳祐辛丑年，畊从陈元凤那里得到宇文氏传下的《书说拾遗》手稿一册，内容是从《康诰》到《君陈》的文字。乙巳年得到建安余氏所刻的完整本子，才知道麻沙刻本从《洛诰》以下都是伪造的续补。又得到叶真收藏的《林、李二先生书解》，互相参校验证，厘定为四十卷。”这样看来，《宋志》所记载的，是麻沙伪本的卷数，也就是朱子所说的“《洛诰》以后不是林氏的解说”。这个本子是畊重新编订的，朱子没有见过，夏僎作《尚书解》时也没有见过，所以他所引用的林之奇说法也只到《洛诰》为止。然而夏僎既然说林之奇的初稿被吕祖谦带走，那么吕祖谦必定见过完整的书，为什么《东莱书说》到了《洛诰》以下却说“续接林之奇的书”？难道是畊又有所增补修订，假托为祖父之作吗？从宋代到明代，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后来又散佚了其中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刻《九经解》时竭力搜购，也不能补得。只有《永乐大典》在明初修纂，当时还看得到旧刻本，所以所载林之奇的《书解》中，只有这一篇保存下来。现在把它抄录下来加以补充，才得以恢复旧貌。林之奇这部书有很多异说。例如把阳鸟说成地名，把三俊说成常伯、常任、准人，这些都没有依附前人的说法。至于辨析异同、贯通史事，深思积累所得的见解，确实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虽然真本和伪本杂糅在一起，仍不可废弃。它多次散佚，最终还能得到完整保存，也是因为作者的精神刻苦专一，足以使著作自行流传下来。书前有一篇《自序》，叙述《尚书》的始末非常详细，但错误尤其严重。《汉书·艺文志》已经明确说《古文尚书》是孔安国献上的，因遭巫蛊之祸而没有立于学官，却采用伪孔《传序》中藏在家中的说法，并且说刘歆没有见过它。《儒林传》明明说伏生把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亡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却采用卫宏《古文尚书序》中让女子传话的说法，并且说齐地的方言难以理解，这尤其是全篇谬误的根本。阎若璩等人已经有明确辨析，这里不再详论。△《郑敷文书说》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郑伯熊撰写。郑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吏部郎，兼任太子侍读，升任国子司业、宗正少卿，后来以直龙图阁出任宁国府知府。死后谥号文肃。他的诗文有《景望集》，现在已经失传。这是他所作的《尚书讲义》，都是摘取经文要点加以论述。共二十九条，每条分别题写标题。《浙江通志》说：“伯熊精通经学，绍兴末年伊洛之学逐渐衰落，伯熊再次出现并振兴了它。”刘埙《隐居通义》也说：“伯熊明白天理，笃信并坚守，言语和行为相互符合。”大概永嘉之学由周行己在前面倡导，伯熊在后面承继，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人都尊奉它为宗旨。这部书虽然是为科举而作，却还没有被世俗学说所淹没。只是错误地相信《书序》是孔子亲自所作。因此解释《太甲序》时，认为这是体守常道而穷尽变化，保存正道而明察权变，取得了《春秋》的方法；解释《泰誓序》时，认为经文称十三年是错误的，应依《序》作十一年；解释《洪范序》时，认为其中所说的战胜殷、诛杀纣王，也有诛杀独夫纣王的含义：这些都不免牵强附会于旧文，失于考据。然而它的基本主旨醇正。例如解释“作服汝明”时，阐明服饰用来象征德行的意义；解释“俶扰天纪”时，推演说明天人相应的机理；对于《大禹谟》所说的“谦受益，满招损”，《仲虺之诰》所说的“好问则裕，自用则小”，都能反复推究详尽阐释，以说明自己的观点。对于经世立教的意义也有不少发挥，有值得采录之处。△《禹贡指南》四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毛晃撰写。毛晃，《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他的生平始末不详。世间传说他有《增注礼部韵略》，在绍兴三十二年上表进献，自署为“衢州免解进士”，大概是高宗末年人。这部书《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焦竑《经籍志》载有《禹贡指南》一卷，宋毛晃撰。朱彝尊《经义考》说“没有见到”。又说：“《文渊阁书目》中有此书，但没有著录撰写者，疑心就是毛晃所作。”这样看来，旧本已经失传很久了。现在考察《永乐大典》所载内容，和各家注解一样，分散附在经文各句下面。谨慎地把它缀辑抄录成篇，厘定为四卷。因为世上没有流传本，看不见它原来的体例，所以谨依经文的次序列出标题；没有注解的地方，便略去经文。此书大抵引用《尔雅》《周礼》《汉志》《水经注》《九域志》等书，又旁征博引其他说法来考证古今山水的源流，颇为简明。虽然毛晃生于南渡之后，偏处一隅，没有机会亲见中原、西北的古迹，逐一综合核实其真相，但他援引资料进行考证，独不拘泥于各位儒者附会的说法，所以后来蔡氏《集传》多采用它。这也是研究地理的人所应当考证的。△《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程大昌撰写。程大昌有《易原》，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程大昌《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另有《禹贡论图》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说，《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图》三十一幅。王应麟《玉海》又说，淳熙四年七月，程大昌上奏《禹贡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诏令交付秘阁收藏，没有提到图，大概是偶然遗漏了。现在各篇论说都还保存着；关于图，按照归有光《跋》所说，吴纯甫家藏有淳熙辛丑年泉州旧刻本，那么到嘉靖年间还存在传本，现在已经久已失传。所以《通志堂经解》只刻了他的《前论》《后论》，而所谓《禹贡山川地理图》只刻了《叙说》。现在用《永乐大典》所载内容校对，只缺少《九州山水实证》和《禹河》《汉河》两图。其余二十八图都巍然保存，确实是世上从未见过的本子。现在依照通志堂《图叙》的原有目录，合编为二卷，于是程大昌的书又恢复完整。程大昌喜欢谈论地理之学，所著《雍录》和《北边备对》，都用心深入搜求、考察旧迹，这部书的论辨尤其详细。周密《癸辛杂识》记载：“程大昌以天官兼任经筵官，进讲《禹贡》时，对于缺文和疑义，疏解说明得很详细，而且多次引用外国幽深奥妙的地理。阜陵很厌烦这些，传谕宰执说：六经有残缺的简册，对缺疑之处置而不论就可以了，何必强行作解释？况且地理既然不是亲自经历，即使圣贤也有不知道的地方，朕实在不明白他的说法，想来他治理铨曹也会这样。后来便把他调任外官。”这些话同《自序》和陈应行《后序》的说法很不相同。帝王的学问和儒者不同，程大昌在经筵讲《尚书》，不举出唐、虞、三代的制度来帮助皇帝启发见识，却只是炫耀自己知识广博而深奥，这确实是不懂事理。然而从解释经书来说，考证并非没有功劳。他的过失在于不应当在经筵讲《禹贡》，而不在于考辨确定《禹贡》中的山水。他的《前论》对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都纠正旧传的错误；《后论》则专门论述河水、汴水造成的祸患。陈振孙讥讽他没有亲自经历，怎么能保证他的说法都没有抵牾，这和孝宗的评论相同。归有光也考证指出，他把鸟鼠同穴说成两座山，是错误的。总的来说，他所援引的资料和厘正订补的工作，确实十分广博周详，所以直到今天，注释《禹贡》的人终究不能废弃他的书。△《尚书讲义》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史浩撰写。史浩字直翁，鄞县人。绍兴十四年进士。孝宗任建王时，史浩以司封郎中兼任直讲。孝宗即位后，史浩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历任官职至右丞相，后来退休。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渊阁书目》《一斋书目》都记载了它的书名，但藏书人家很久以来已经没有传本。因此朱彝尊《经义考》也注说“没有见到”。只有《永乐大典》各韵部中还完整抄录着它的文字。现在谨依经文考订次序重新编排，厘定为二十卷。按宋代《馆阁书目》说：“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进献《尚书讲义》二十卷，诏令收藏于秘府。”大概这是当时进呈的经筵讲本，所以其中的说法都顺着经文推演，颇像经筵讲章的体例。它的说法大抵以注疏为主，参考各位儒者的意见，再用自己的意思融会贯通。张浚出兵中原时，史浩正任右仆射，独自坚持不同意见。评论者责怪他阻挠恢复中原的谋划。现在看他解释《文侯之命》一篇，也极力赞美宣王勤于政事、恢复国仇，却痛惜平王没有恢复的志向，可见他的本意原来并不是认为用兵错误。大概是因为张浚不能估量力量和时机，所以史浩不愿意侥幸尝试吧？《朱子语类》曾称赞说：“史丞相解释《尚书》也有可取之处，例如‘命公后’一句，各家都说是命令伯禽作为周公的后嗣，史氏说成王已经回去，周公留在后面，看‘公定予往矣’这一句话，便能看出周公暂且留在后面的意思。”后来朱子命令蔡沈订正《书传》，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史浩的说法。可见朱子确实对这部书有所取法。孙应时《烛湖集》中有《上史越王书》，说：“《书传》对帝王君臣精微、正大内容的内蕴多有阐发，剖析古今异同，纠正偏见，启发后学的心智，使人感到充沛饱满的地方，大概有几十上百条。” 他又说：“想要就疑难之义请教的，我都一一写在下方。”这样看来，史浩这部书确实曾和孙应时相互商讨，并不是草率随意写成的。△《尚书详解》二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夏僎撰写。夏僎字元肃，号柯山，龙游人。时澜作这部书的《序》，说他年轻时就学习这部经书，在年少时采撷其中精华，以求取得高等科第，可见他曾参加进士考试。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这部书汇集了二孔、王、苏、陈、林、程、张以及各位儒者的说法。根据时澜的《序》和书中引用的内容考察，所谓二孔，是孔安国、孔颖达的《传》和《疏》；所谓苏，是苏轼的《书传》；所谓陈，是陈鹏飞的《书解》。

译所谓林，是林之奇的《尚书全解》；所谓程，是程子的《书说》；所谓张，是张九成的《尚书详说》。只是王氏澜的《序》没有提到王雱，大概是忌讳谈及王雱的《新经尚书义》。然而夏僎虽然广泛采集各家说法，实际取自林之奇的有十分之六七，可见他的学术渊源就在这里。明代洪武年间，最初制定科举条例时，下诏学习《尚书》的人同时采用夏氏、蔡氏两家的《传》。后来永乐年间《书经大全》刊行，才开始单独采用蔡氏《传》，夏氏的书逐渐衰微。这也如同《易》起初并用程朱二家，后来程氏废弃而只用朱氏；《春秋》起初并用张、胡二家，后来张氏废弃而只用胡氏。现在看这部书，相比蔡氏《传》，固然不免稍显繁冗；但它反复阐述，条理通畅，深入探究、详细推演，使唐、虞、三代的大经大法灿然明白，终究不失为解释《尚书》的善本。淳熙年间，麻沙刘氏书坊曾有刻版，后来世间长久没有传本。现在只保存有抄本，脱漏错误很多。浙江采进的本子中，《虞书·尧典》到《大禹谟》全部缺失，《周书》缺少《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缺少《秦誓》的末简，谨用《永乐大典》参照校订。只有《泰誓》一篇《永乐大典》中也缺失，无法校补；除此之外，其中所载内容还都保存有全文。分别依据这些材料加以补辑，重新编成完整的书帙。书中的文句，则用《永乐大典》和浙江本互相校对，选取较好的说法采用。原本分为十六卷，经文下面多附录重复的话和重复的意思，这是宋代坊刻本的鄙陋体式，最为浅俗。现在全部删除，重新厘定编订，刻成二十六卷。△《禹贡说断》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傅寅撰写。傅寅字同叔，义乌人。他曾跟随唐仲友交游，唐仲友称赞他把职方、舆地方面的知识全都装在胸中。这部书就是他所著的《禹贡图说》。考查朱彝尊《经义考》，载有傅寅所著《禹贡集解》二卷，通志堂曾将它刊入《九经解》中。但《永乐大典》载录此书时，题名为《禹贡说断》，没有《集解》的名称。又《经解》刊本称原书缺失四十多简。如今查检《永乐大典》，不但所缺部分全都存在，而且其中《五服辨》三千多字、《九州辨》一千多字，比原注缺失的文字多出数倍。又《山川总会》以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图，《经解》都错误地编入程大昌《禹贡论》中，与本书完全不相附属；而《永乐大典》却单独把它们系在《说断》篇中。大概当时所见到的，确实是宋代原本，足以作为依据；而《经解》的刊本，已经在传抄过程中发生错漏，以至于连书名也被改易，不是原来的面貌了。书中广泛征引各家学说，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确实有独到的解释，不肯因袭前人。比如他论述《孟子》所说“疏通汝水、汉水，排导淮水、泗水，使它们流入长江”是古代开沟修渠的方法，这尤其是各位儒者都没有达到的见解，确实是能够卓然自抒己见的人。现在取《经解》刊本与《永乐大典》相互校勘，补出缺文，订正讹误，分为四卷，仍旧题作《说断》，并在补缺部分的起止处各加注语以示区别，希望求学之士能够重新看到完整的书。△《书说》三十五卷（内府藏本）。宋代吕祖谦撰写。吕祖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这部书《文献通考》作十卷，赵希弁《读书附志》作六卷，都与这个本子不相同。大概那两种记载是吕祖谦的原书，尚未编排次序，传抄者随意分卷，所以两家记载互不相同。这个本子则是他的门人时澜增订修治的。原书起于《洛诰》，止于《秦誓》。《召诰》以前、《尧典》以后，是门人杂记的语录，语言颇多俚俗。时澜开始删削润色其文字，编成二十二卷；又把原书编定为十三卷，合起来成为这部书。王应麟《玉海》说：“林少颖《书说》到《洛诰》结束，吕成公《书说》从《洛诰》开始。”大概之奇曾向吕居仁求学，吕祖谦又向之奇求学，本来是为了使老师学说的终始相接而成为一家之学；而时澜所续接的，则又是使祖谦一人的学说首尾相承。时澜是婺州清江人。厉鹗《宋诗纪事》收录他的诗一篇，却不能列举他的仕宦经历。考查周必大《平园集》，其中有祭祀时澜的文章，称他为“从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学教授”；而时澜《自序》则称自己以西邸文学任三山监丞。大概写这部书时任监丞，后来则以教授官职终身。吴师道说：“清江时铸，字寿卿，是吕成公的同年进士；他与弟弟鋹率领同族子弟十多人，全都跟随吕公游学。若沄、若澜、若泾，尤其是时氏中的俊秀。吕成公编纂《书说》，时澜根据平日听到的内容编成，现在流行的《书传》就是这部书。”这样看来，这部书又有一个名称叫《书传》。另外，朱彝尊《经义考》在著录这部三十五卷的书之外，又另列时澜增修的《书说》三十卷，并注说“存”。如今这三十卷没有见到，不知道它所依据的是什么本子。△《尚书说》七卷（内府藏本）。宋代黄度撰写。黄度字文叔，号遂初，新昌人。绍兴年间考中进士，宁宗时任御史。他曾弹劾韩侂胄误国，又弹劾内侍杨舜卿、陈源，还上奏说吴曦一定会反叛，以正直著称。官职累升至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谥号宣献。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他专心求学、穷究经书，年老仍不倦怠。晚年主持江淮军政，著述不停。当时得到新的见解，常常从早到晚叩访书塾，向朋友讲述。他的勤奋真挚到了这种程度。他所作注释有《书说》《诗说》《周礼说》。《诗说》和《周礼说》如今已经散佚，只有《书说》保存下来。这个本子是明代吕光洵与唐顺之校订的。前面有吕光洵的《序》，详细叙述黄度的生平始末。当黄度在世时，吴棫的《书裨传》刚刚出现，还没有被世人深信，也还不知道孔安国《传》是梅赜假托孔安国名义所作。因此黄度编写此书，训诂一概以孔《传》为主要依据。不过梅赜生活在东晋初年，距离古代还不远，先儒的旧说往往还保存着。注释《尚书》的著作中，孔《传》要算各家中最古老的；黄度依据它的文字，终究胜过后来人的臆测解释。

译至于推究三代兴衰、治乱的原因，以及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安止、惟几、绥猷、协一、建中、建极等义理，也都阐发得深切明白。用义理来谈论经书的人，自然可以从中取用。△《五诰解》四卷（《永乐大典》本）。宋代杨简撰写。杨简有《慈湖易传》，已经著录。从前韩愈称赞《周诰》《殷盘》“文字曲折艰深，难读难懂”。宋代儒者如吕祖谦的《书说》，也是先解释周诰，然后才涉及虞、夏、商三代的书。大概先弄通难以弄通的部分，其余内容就容易探究了。杨简写这部书，只解释《康诰》以下五篇，也是这个意思。杨简向陆九渊求学，喜欢把新民、保赤之政举出来，推本于心学；又正值《字说》盛行以后，喜欢穿凿字义，提出新奇的议论。他的措辞也迂回曲折、繁重不畅，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意思。然而，像《康诰》说“惠不惠，懋不懋”，他就把重点归结到君主自身；对于“服念旬时”，则怀疑孔《传》解释为三个月时间过久。《酒诰》“厥心疾很”，指的是百姓的心；《召诰》“顾畏于民碞”，说百姓愚昧而又神秘可畏，就像险峻的山岩；《洛诰》“公无困哉”，说“困”有厌倦勤劳的意思。这些都能驳正旧说，抒发自己的心得。至于开篇卜问黎水采用郑康成、顾彪的说法，封康叔时尚未营建洛邑采用苏氏《书传》的说法，“复子明辟”的训诂、“圻父薄违”的句读采用王氏《书义》的说法，又能综合各家言论，不专门以一家之学为主了。这部书流传很久以后已经失传。《文渊阁书目》作一册，焦竑《经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经义考》认为“未见”。如今从《永乐大典》各韵部中按条搜集汇编，只有《梓材》一篇缺失，其余篇章的章句都很完整。谨依照经文的先后，整理为四卷。△《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宋代袁燮撰写。袁燮字和叔，“絜斋”是他的自号，鄞县人。淳熙辛丑年考中进士，官至显谟阁学士。谥号正献。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袁燮的学问出自陆九渊。这部书的主旨在于阐明本心，反复引申，颇能畅述他的老师之说。对于帝王治理国家的事迹，尤其能参照古今，逐一标举其要领。王应麟阐明洛学、闽学，多与金谿之学走不同的道路；然而对于袁燮所解释的“儆诫无虞”等条目，却特意采入《困学纪闻》中。大概道理十分充分，即使趣旨不同的人也不能改变它。他的书《宋史艺文志》作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是袁燮的儿子乔记录父亲家庭中听到的内容，写到《君奭》为止。这样看来，当时的本子是尚未完成的书，而且并非袁燮亲手撰写。绍定四年，他的儿子甫将它刻印，置于象山书院。大概是看重自家的学问，不因书未完成、篇帙不全而废弃它。明代叶盛《菉竹堂书目》中还保存着它的书名，但各家讲说《尚书》的人很少听说有人引用它。由此可知传本也很稀少，所以朱彝尊作《经义考》时注说“未见”。如今圣明朝代广泛搜集遗失的编著，珍贵的秘藏文字无不全部出现，却始终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名称，可知它已经散佚很久了。谨从《永乐大典》所载内容中搜集编排，使它恢复旧日的面貌。因为篇帙稍微繁多，整理为十二卷。虫蛀残损的剩余简册，竟能在湮没之后重新显现出来，也可以说是袁燮极大的幸运了。乔字崇谦，曾任溧阳令。他与袁燮前后去世，没有在世上显达。因此《宋史》只有他弟弟甫的传记，而没有为乔立传。根据真德秀所作袁燮《行状》，称袁燮有四个儿子，乔是长子，甫则是幼子。△《书集传》六卷（通行本）。宋代蔡沈撰写。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是蔡元定的儿子。事迹附载于《宋史·元定传》。庆元己未年，朱子嘱托蔡沈撰写《书传》。到嘉定己巳年，书写成（考查此处依据《自序》的年月；真德秀撰写蔡沈《墓志》称经过数十年才完成，大概是误多写了一个数字）。淳祐年间，他的儿子蔡杭上表进呈朝廷，称有《集传》六卷、《小序》一卷、朱熹《问答》一卷，缮写成十二册。他的《问答》一卷早已散佚。董鼎《书传纂注》称，淳祐年间进呈的经书本子，抄录了朱子《与蔡仲默帖》及语录若干段；如今这些文字分别编入《纲领辑录》中。这样看来，它的文字仍散见于董鼎的书中，但具体条目已经无法考察。《小序》一卷，蔡沈也逐条加以辨驳，正如朱子攻击《诗序》一样。如今这些文字仍然存在，但书坊刻本都删去不刊。考查朱升《尚书旁注》，称古文《书序》本来单独是一篇，孔安国的注把它移到各篇之前，分别冠在篇首。蔡氏删去它们，放置在后面，以保存原来的样子。大概这是朱子传授的旨意（考查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朱子《书古经》四卷、《序》一卷，那么这个本子是朱子所定，原先已经成书。蔡升认为这是所传授的旨意，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考察清楚）。因此元末明初，刊本还把《小序》连在一起。然而《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也只有六卷，那么似乎自宋代以来就只有《集传》单独流行了。元代和异孙《十一经问对》称吉州刊刻的《蔡传》，仍把《书序》置于各篇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蔡氏的《传》。大概这只是某一家版本的做法，并不是通行的规则。蔡沈《序》称，二《典》、三《谟》经朱子点定；但董鼎《纂注》在“正月朔旦”条下引注说：“朱子亲自编集《书传》，从孔《序》到这里为止。其他大义，全都口授给蔡氏，并亲自撰写了一百多段，使它足以完成。”这样看来，《大禹谟》仍然没有全部完成。《序》中所说的二《典》、三《谟》，只是概括举例的说法。董鼎又引用陈栎的话说（考查陈栎这一条没有载入他所作的《书传纂疏》中，大概是《书传折中》里的文字）：“朱子订定《传》的原本中有这样的文字：‘正月’，是第二年的正月。‘神宗’，有些解释者认为舜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因此把‘神宗’解释为尧庙，不知道是否如此。

译像‘帝之初’等语句，大概朱子从未明确说是尧庙。”如今的本子写成这样，是朱子后来自己改的吗？还是蔡氏改的呢？那么《序》中所谓朱子点定的文字，也不免有所窜改。因此宋末黄景昌等人各自作了订正错误、辨析疑义的著作。陈栎、董鼎、金履祥都是笃信朱子之学的人，但陈栎作《书传折衷》，董鼎作《书传纂注》，金履祥作《尚书表注》，都明确提出了不同意见。明洪武年间修撰《书传会选》，改定至六十六条。本朝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也作了许多考订和厘正。大概朱子解释《尚书》，主张能通晓的就通晓，不能通晓的就暂且存疑；这种观点在《语录》中不止一次说过。可是蔡沈对于《殷盘》《周诰》，却一一都要寻求解释，他不能没有遗憾，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的疏通证明，比其他著作简易一些；而且学术渊源有自，基本内容终究醇正。元代把古注疏与此书并立为学官教材（见《元史·选举志》），人人都设置注疏来学习此书；明代又把它与夏僎的解说并立为学官教材（见杨慎《丹铅录》），人们也都设置夏僎的解说来学习此书：自然是有原因的。△《尚书精义》五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黄伦撰写。《宋史·艺文志》记载此书十六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著录了它，称是三山黄伦彝卿编纂的，由此知道他是福建人。这个本子前面有余氏万卷堂刊行的《小序》，称他为“释褐黄君”，那么他又曾考中进士。不过《闽书》和《福建通志》都没有记载他的姓名，他的仕宦经历也无法详知。刊刻这部书的余氏，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考查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世间流传的九经本，以兴国于氏本和建安余仁仲本最好。林之奇《尚书全解》也只有建安余氏刊本最为得其真传，这一点见于林之奇孙子林畊所作的《跋》中。本条所称余氏，应当就是这个余氏。这样看来，它在宋代坊刻本中仍属于善本。他的书汇集各家学说，按照经文逐条列载，不加评断。间或有相同和不同的说法，也两方面都保存。它所征引的著作，从汉代直到宋代，也极为广博。只是编排次序不按时代，每一条都首先列张九成的说法，似乎就是以张九成所著《尚书详说》为基础而加以推广，所以陈振孙很怀疑它是托名伪作。然而张九成《详说》的书名只见于《宋史·艺文志》，早已湮没不彰；即使确实是沿袭它，也未尝不能借这部书使张九成的著作流传下来。其他如杨氏绘、顾氏临、周氏范、李氏定、司马氏光、张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当、黄氏君愈、颜氏复、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张氏纲、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陈氏鹏飞、孙氏觉、朱氏震、苏氏洵、吴氏孜、朱氏正太、苏氏子才等人当时的著述，也都已经散佚；其中遗留下来的篇章和零碎语句，仍有十分之一保存于这部书中。体例虽然稍微显得繁杂泛滥，但它搜集编纂的勤劳，总不可以全部抹杀。这部书的传本早已断绝，朱彝尊《经义考》也说“已经散佚”。如今从《永乐大典》各韵部中采集编缀，书的大概面貌还保存着。只是按照《永乐大典》的体例，凡是各家解说已经见于前一条的，其他书再次引用时，就只注“某氏曰，见前”几个字。至于原来是全文抄录还是节录，已经没有办法考校。如今也不再补录，姑且就现存的内容整理成帙，分为五十卷。保存宋人讲说《尚书》的大概面貌，以备引用和考证。△《尚书详解》五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代陈经撰写。陈经字显之，一说字正甫，安福人。庆元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奉议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诗讲义》《存斋语录》等书，已经散佚不传。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作五十卷。如今抄本篇帙仍存，检查核对卷目，还是完整的本子。宁宗时代，正值蔡氏《传》刚刚出现，这部书多采用古代注疏，有时也参入新意，与蔡氏之说颇有同有异。它常常援引后世的事情来证明古代经书，大概赵岐注《孟子》已经有这种先例，没有必要因为内容驳杂而嫌弃。只是像解释筑傅岩而引伊川访问董五经的事情之类，稍微显得泛滥，应当分别看待。至于论述舜放逐四凶，说“想使他们安居，使他们没有忧愁”，是想说明先王爱护万物的心，却反而失去了圣人惩治恶人的意义，颇有不协调之处。又《自序》称：“今天向诸位朋友讲读这部书的方法，应当用古人的心来寻求古人的书。我的心与这部书相契合而没有间隔，然后才知道典、谟、训、诰、誓、命全都是我胸中所具有的，也是我日常所能实行的。”这些话尤其接近陆九渊“六经注我”的说法，大概是传承金谿学派的人，也不能把这种说法作为准则。然而它逐句分析、逐字比勘，疏证详细明白，往往阐发出先儒没有阐发的内容，确实可以与林之奇、夏僎等家的著作互相辅佐。因此没有必要拘泥于蔡氏之学，执守一种格式来约束它。△《融堂书解》二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钱时撰写。钱时字子是，淳安人，曾向杨简求学。嘉熙年间，因丞相乔行简推荐，被授予秘阁校勘，后升任史馆检阅。考察钱时《两汉笔记》前面的记载，其中有尚书省的札子，列举钱时所著的各种书，有《尚书启蒙》。又有严州进献的奏状，则称为《尚书演义》。可见同一时期的案牍文字已经彼此不相一致。《永乐大典》所收的，都题作钱时《融堂书解》，书名又不同。然而《永乐大典》都是依据内府所藏宋本采录的，必定不会有错误。朱彝尊《经义考》把《尚书演义》著录其中，大概是没有见到中秘书的记载。旧本早已散佚，现在搜集辑录，重新编排。只有《伊训》《梓材》《秦誓》三篇全部散失，《说命》《吕刑》也有一些文字缺失，其余篇章都还完整，大体没有失去旧貌。钱时的宗旨，是表彰《书序》，所以每篇开头都分条说明全篇大意。至于《逸书》的《序》，则参考《史记》，考核当时的史事来解释篇名。又采录《经典释文》《史记集解》《史记索隐》所引的马融、郑康成的说法，进一步阐发其中的意义。

译他虽然沿袭旧说，不知道《书序》不能和《诗序》相提并论，未免稍微欠缺考证，但用心却可以说是精细勤勉。他解释“羲和旷厥职”，就依据苏轼的说法；认为康叔封于卫是在成王时，仍采用孔安国《传》的说法；解释《康王之诰》，则兼采张九成《书说》，并不专门遵从一家之学。至于认为《泰誓》是告谕西岐军队，《牧誓》是告谕远方诸侯，这些说法都没有依傍前人，而是抒发自己的心得。又说《武成》原本没有脱简，前半是武王告谕军队的话，后半则是史臣记事的体例。《康诰》开头一节，把周公最初筹划营建东都、营造洛邑，封康叔来安抚顽民的内容确定下来，认为不应移置到《洛诰》中，尤其没有被曲解之说所迷惑。这也是宋人经学解说中的杰出作品。此书的省札、进状都没有记载卷数，《经义考》称为八卷，不知依据是什么。现在因为篇帙较为繁多，谨慎地略加分拆，编成二十卷。△《洪范统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赵善湘撰写。赵善湘字清臣，是濮安懿王的五世孙。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封文水郡公，死后追赠少师，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据他的儿子汝楳所作《周易辑闻序》，赵善湘在《易》学上用力很深，但他所著的五种书都没有流传下来。这部书在收藏书籍的人家中也很少有著录，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没有见到”。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抄录出来，又重新编成完整的一部书。本书成于开禧年间，《宋史》称它为《洪范统论》，《文渊阁书目》又作《统纪》。现在根据赵善湘所说：“汉儒解释《洪范》，只把五事、庶徵作为五行应验的表现，把五行、八政说成畴被分散开来，却不知道它们由什么统摄；所引的事例和应验，多有牵强附会。因此我采录欧阳修《唐志》、苏洵《洪范图论》的遗意，确定皇极为九畴的统摄。每一畴之中，比如五行，水、火、木、金都由土统摄；五事，貌、言、视、听都由思统摄。掌握了统摄的原则，九畴就可以贯通为一体了。”如此看来，《永乐大典》题作《洪范统一》，正与书名和内容相合。考察朱子与陆九渊讨论皇极的意义，往复辩论，各持一说；这部书用“大中”解释皇极，本于注疏，与陆氏的说法相合。又说九畴都由君主之心运作，表现为至高的治理，这又与朱子建立皇极的宗旨相合。赵善湘大概是能够沟通彼此、兼取两家学说的人。他生逢朋党分立、各自讲学的时代，却能超然其外，不参与门户之争，这是很难做到的。△《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代魏了翁撰写。魏了翁被贬居住在靖州时，撰写《九经要义》，共二百六十三卷，都是摘取注疏中的精要言语，标明目录，以便简要查阅。他的《周易要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就是他摘取的《尚书》注疏内容。孔安国《传》本来出于依托，顺着经文铺陈意义，没有重大的发明，也没有大的疵病。因此宋代儒者解释《诗经》时排斥《小序》，解释《春秋》时排斥三《传》，但解释《尚书》时却不太排斥孔氏。孔颖达《正义》虽然诠释《传》文，却不肯稍微树立不同意见；不过它追本溯源，考证清楚明白。因此《朱子语录》也说，《尚书》的名物、典章制度，应当看疏文。然而《尚书》文字本已艰涩难读，注疏又浩繁庞杂，学者读完它很困难。魏了翁删去其中的冗文，使后人不为芜杂所困，而各种考证性的实学精华也都已经摘取出来了，这也可以说是阅读注疏的津梁。这部书传抄本相当稀少。此本有“旷翁手识”一印、“山阴祁氏藏书”一印、“澹生堂经籍记”一印，仍是明末祁彪佳家所收藏的本子。原目录所列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都已散佚，没有别的本子可以校补，现在也姑且保留它的缺卷。△《尚书集传或问》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陈大猷撰写。《自序》说，他编成《书传》以后，又因同道之人的问难，记下自己取舍的曲折缘由，编成此书。这样看来，此书本来是因《集传》而作的。如今《集传》已经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两卷。朱彝尊《经义考》引用张云章的话，说陈大猷是东阳人，绍定二年考中进士（考察绍定刻本误作绍兴，现已改正）。他由从仕郎历任六部架阁，著有《尚书集传》。另外有一位都昌人陈大猷，号东斋，是饶双峰的弟子，著有《书传会通》，官职是黄州军州判官。他是陈澔的父亲，和东阳陈氏实际是两个人。朱彝尊附带考辨这一说法时，认为鄱阳董氏《书传纂注》列出的引用姓氏中，对陈氏《书集传》特别注明“东斋”二字，因此不能确定《集传》是东阳陈氏的书，而不是都昌陈氏的书。纳喇性德作此书《序》，却仍然采用张云章的说法。考察董鼎《书传纂注》所引用的内容，其中见于《辑录》的有《东斋书传》《复斋集义》；见于《纂注》的，有一处称“复斋陈氏”，仍连同他的号；一处称“陈氏大猷”，只列他的姓名。（考察此书标明姓氏和姓名，体例并不统一，大体上北宋以前都称“某氏”，南宋以后，属于朱子学派的称“某氏”，不属于朱子学派的，即使是王十朋、刘一止，也都称其姓名。） 所列举的陈大猷的各种说法，这部书都没有收载，大概都是《集传》中的文字。只有《甘誓》“怠弃三正”一条采用了此书，也称“陈氏大猷”，那么所谓“陈氏大猷”，就是这个人，而不是东斋。并且此书都是讨论《集传》取舍各种说法的原因，与朱子《四书或问》的体例相同。董鼎的书在《禹贡》“冀州”条下引用《东斋书传》一条，说：“这和蔡氏《传》所论梁州的错法不相合，然而蔡氏似乎也不完全正确。”按照此书的体例，本应对此加以辨析确定，但书中完全没有提到。由此可知，《集传》中没有这一条。况且这个陈大猷是理宗初年的人，所以他引用的各家说法只到蔡沈为止。他称朱子为朱氏、晦菴氏，所持的观点颇为显示出与朱子有所不同。至于论说《尧典》“敬”字的一条，开头就列举“心之精神谓之圣”。

译这句话出自《孔丛子》，而杨简把它标为宗旨；由此可见，他的学说出自慈湖杨简，再没有疑问。假如都昌陈大猷是开庆元年进士（见他的儿子陈澔《礼记集说序》），那么他属于理宗末年，时代已经更晚。并且陈大猷向饶鲁学习，饶鲁又向黄幹学习，黄幹向朱子学习，学术渊源彼此相接。他把朱子尊奉得如同神明，却把杨氏看作敌国，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朱彝尊大概只是偶然看见董鼎注中“东斋”二字，却没有进一步核查此书。现在参考各种说法，仍确定这是东阳陈大猷的书，将它著录下来。△《尚书详解》十三卷（内府藏本） 宋代胡士行撰写。胡士行是庐陵人，官任临江军军学教授。这部书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书集解》，朱彝尊《经义考》又作《初学尚书详解》。名称虽然不同，实际是同一部书。他解释经文大多以孔《传》为主，同时把不同的说法列在后面。孔《传》有不完善之处，就引用杨时、林之奇、吕祖谦、夏僎等人的说法加以补充。各家说法仍有不足之处，就用自己的意见来解释。《尧典》关于星辰隐伏和出现的内容，列为四图，用来验证分至；《洪范》“初一曰五行”一句，则补画《太极图》来解释“初”字，说明五行生克是有根本依据的。虽然都依据旧说，但能够汇集各家而形成一家之言，仍然是解释经书中笃实的一部。书中引用的汉晋人的训诂，间或有不同的字。例如《益稷篇》引用郑康成说：“黹，就是紩；用紩来做绣。”这与注疏所记载的不同。像这一类情况，也可见他留心古义，并不是只作空谈名理。△《尚书表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金履祥撰写。金履祥字吉父，号仁山，兰溪人，曾向王柏学习。德祐初年，以史馆编修的身份被征召，没有赴任。进入元代后，隐居授徒，直到去世。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起初，金履祥撰写《尚书注》十二卷，柳贯所作《行状》说“早年所著《尚书章释句解》，已经成书”，指的就是这件事。朱彝尊《经义考》称这部书还存在，如今没有见到，只有这部书刻在《通志堂经解》中。书前有《自序》，说：“摆脱各家的说法，独自怀抱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反复诵读体味，为它订正句读、划分段落，提炼其中的章旨和义理的精微之处，大略说明事理；考订校正文字的错误，把它们标示在四边栏线之外。”这大概是他晚年的定本。这部书在每页的上、下、左、右都用小字作标记，纵横交错，完全没有固定的行款，在古来撰写经书的著作中别具一格。大体上是搜集旧说，折中自己的意见，和蔡沈《集传》颇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它所征引的伏氏、孔氏文字异同，也确实有根源可考。书中列出的著书年代，与他所作《通鉴前编》一样，都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依据。前后参照来看，虽然未必每一处都完全准确，但终究不是全无根据而作。至于过分发表高论、刻意求异于前代儒者，例如想把《康诰》的《叙》置于《梓材》篇首，说：“前面是周公竭尽勤劳办事的内容，后面就是宏大地发布治理之文。召集各诸侯国，是营建东都，以使四方朝贡的道路远近均等；先后安抚迷惑的民众，就是所谓谨慎地把殷人迁到洛邑，使他们接近王化。”他的说法很有条理。然而对于篇首“王曰封”三个字，终究无法解释，于是又说“王”字应当作“周公”，“封”字是因上篇《酒诰》而衍生出来的，这就未免篡改经文来迁就自己的意见了。这就是优点不能掩盖缺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