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经部十二

译卷十二 经部十二 ○书类二 △《书纂言》四卷（内府藏本） 元代吴澄撰写。吴澄有《易纂言》，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解释《尚书》的著作。《古文尚书》自贞观年间下诏撰作《正义》以后，到唐代末年一直没有不同的说法。宋代吴棫撰写《书裨传》，才开始稍稍加以攻击，《朱子语录》也怀疑它是伪书。然而关于性、心、学的言论，宋人据此建立教说，它们的源头都出自古文《尚书》，所以也没有人肯轻易议论它。考订今文、古文的区别，从陈振孙《尚书说》开始；把经文分编为今文、古文，从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开始；专门解释今文，则从吴澄这部书开始。《自序》说：“晋代后期出现的那些书，另见于后面。”然而这四卷之外，实际上没有解释一篇古文。朱彝尊《经义考》认为这是权宜之辞，他的说法是对的。考察汉代研究《尚书》的人，伏生传授的是今文，后来传为大小夏侯、欧阳三家；孔安国传授的是古文，另传给都尉朝、庸生、胡常，自成一派。因此今文、古文本来各自属于一家的师说。吴澄专门解释今文，还算与古义相合，不能和王柏《诗疑》把历代传承的古经任意删削相比。只是其中颠倒错置的简牍，都是凭自己的意图处理的，而且不明白说明为什么要改动窜改，与他所作《易纂言》的体例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它作为训释的准则，读者取用它的长处而不要仿效它的短处，就可以了。△《尚书集传纂疏》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陈栎撰写。陈栎字寿翁，号定宇，休宁人。宋朝灭亡以后，隐居三十八年。到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岁时，重新出山应试，考中浙江乡试。因生病没有赶上会试。过了两年，上书求见执政者，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死在家中，享年八十有三岁。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董鼎《书传纂注》所说的新安陈氏，就是这个人。这部书是为了疏通蔡《传》的意义，所以题名为《疏》；是为了编纂辑录各家的说法，所以题名为《纂》。又因为蔡《传》本来出自朱子的指授，所以第一卷特别标出“朱子订正”的篇目。每一条下面，必定把朱子的说法列在各家之前；间或附上自己的意见，就题作“愚谓”以便区别。考察陈栎另有《书说折衷》，成书在此书之前，如今已经散佚，只有《序》还收在《定宇集》中。《序》说：“朱子说《书》，能贯通的就贯通，难以贯通的并不强行贯通，而蔡氏对于难以贯通之处却很少有所缺漏。尊奉这种学说的固然很多，对它持异议的也不少。我因教导儿子，于是摘取朱子的大意以及各家中能够得到经文根本意义的说法，逐句在下面解释；对于异同的说法，降低一个字的地位来加以折中。”由此可见，陈栎解释《尚书》，也并不曾拘守蔡《传》。但这部书的编写，只是对蔡《传》有所增补，并没有加以驳正，与他的旧说大不相同。《自序》说：“圣朝兴办科举，各经和《四书》一概以朱子为宗，《书》以蔡《传》为宗，本来也是应该如此的。”这大概是延祐设置科举以后，法令规定就是这样，所以不敢有所出入。△《读书丛说》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代许谦撰写。许谦字益之，金华人。延祐年间以讲学闻名一时，就是儒者所称的白云先生。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自从蔡沈《书集传》问世，解释经书的人大多喜欢它的简易，不再参考其他书籍。只有许谦广泛考核事实，不拘守一家之说，所以题名为《丛说》。例如蔡氏解释《尧典》，本于张子“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的说法。他不知道，左旋是向东西方向旋转，右旋是向南北方向旋转，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并不是因为稍微迟缓才变成右旋。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边落下，随着大气向左旋转，从而形成昼夜，并不是太阳自行运行。太阳自行运行，则在冬至以后由南向北收敛，在夏至以后由北向南运行，从而形成寒暑。月亮随着大气向左旋转，它自行运行时也是如此。许谦虽然不能完全批评其中的错误，但在《七政疑》一条中说七政与天一起向西运行，恐怕会错乱混杂、漫无统摄，可以说没有苟且地附和旧说。旧说认为《洛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是占卜王城的位置；根据《召诰》《洛诰》，周公都是乙卯日到达洛邑，在召公占卜营建的位置经过五天确定之后才到，因此王城没有必要再次占卜。许谦说：“这时王城已经确定，只是占卜安置殷民的地方，所以先占卜河朔、黎水一带，因为那里接近殷的旧都，便于迁移百姓；其次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再其次占卜瀍水以东，都是把洛邑和这些地方相对确定方位，而这些地方都只取决于洛邑。瀍水、涧水流到洛邑，所经过的路程已经很远，不知道周公所占卜的究竟是什么地方。” 此外，《吕刑》说：“只是制造五种残酷的刑罚，称为法，于是开始过度施用劓、刵、椓、黥四种刑罚。”旧说认为这些刑罚是有苗氏创造的。王谦认为，有苗氏只是专门把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于是开始过度使用刑罚，并不是创造了刑罚。像这一类见解，也颇不受习见说法的束缚。至于解释六律五声，只是泛泛抄录《律吕新书》；解释唐虞修治五礼，只是泛泛抄录《周官·大宗伯》的文字；解释《酒诰》所说的太史、内史，只是泛泛抄录《周官·太宰》的六典、八法、八则、八柄文字，都很是空泛繁衍。书中多处记载他的老师金履祥的说法，卷首《书纪年》一篇，就是依据金履祥《通鉴前编》推算编排的。其中得失夹杂，也不完全准确。然而，宋末元初讲说经书的人大多崇尚空谈，而王谦在《诗》中考察名物，在《书》中考察典章制度，还保留着先儒笃实治学的遗风，这一点是值得珍视的。这部书与《诗名物钞》《四书丛说》一同刊刻于至正六年，书版早已散失。此本是浙江吴玉墀家收藏的版本，其中第二卷缺四页，第三卷缺两页，第五卷、第六卷各缺四页。核对其他版本，也都相同。如今也没有办法校补，只好暂且保持原样。△《尚书辑录纂注》六卷（内府藏本）

译元代董鼎撰写。董鼎字季亨，是鄱阳人。朱子的学说传授给黄榦，董鼎的族兄董梦程曾跟随黄榦交游，董鼎又从董梦程那里听到他的学说概要，所以《自叙》中说自己是得到朱子再传的人。这部编纂虽然以蔡沈《集传》为宗旨，但在《集传》之后续录《朱子语录》以及其他书中所载的朱子言语，称为《辑录》；又采录各家能够互相发明的说法，附列在末尾，称为《纂注》。《自序》说：“《集传》既然是朱子订定的，那么就同朱子亲自著作的没有区别。”又说：“汇集成为朱子的一部经书，那么仍然以朱子为主。”考察蔡沈《书集传序》，只说《虞书》的二典、三谟曾经先生点定，所以陈栎撰写《书集传纂疏》时，只有《虞书》篇首标明朱子，而《夏书》以下却不是这样。它的凡例说：“第一卷有‘朱子订定’四字，是为了不忘根本；从第二卷起删去这四字，是记录事实。”吴澄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也说，朱子订定蔡沈《传》只到“百官若帝之初”为止。这部书在《大禹谟》“正月朔旦”条下，董鼎还附注了他的说法，可见董鼎对于这部书的源流本来是分辨清楚的。他把《集传》说成是朱子订定的，似乎难免有借重朱子名义之嫌。然而，吴澄《序》又说：“《集传》自《周书·洪范》以后，逐渐显得疏略脱漏；有些师说本来很明确，却没有采用。疑心是他的著述尚未完成而有人增补，或者草稿刚刚写成而来不及修改。”他所举的《金縢》《召诰》《洛诰》等条目，都明显互相矛盾。又说：“董鼎撰写这部书，有与蔡《传》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都有所补益。例如解释《西伯戡黎》就采用吴棫的说法，解释《多士》就采用陈栎的说法，解释《金縢》则兼存郑玄、孔颖达两种解释，不认为蔡《传》采用郑玄说法是正确的。”如此看来，董鼎对于《集传》大概不免有所不满意。恐怕别人因其源出朱子而产生疑问，所以特意引用朱子的说法来补正其中的缺失。他把《集传》归于朱子名下，仍然可以说是“用朱子来辅助朱子”，因此并不以不同于蔡沈为嫌，并不是因为他考察得不仔细。△《尚书通考》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黄镇成撰写。黄镇成字元镇，是邵武人。因被荐举授任江南儒学提举，尚未赴任便去世了。他的书征引旧说，考察虞、夏、商、周四代的名物典章，也间或附加自己的论断，颇为详备。其中如论闰月却牵涉后代司天之书，论律却旁引京房的方法，论乐却罗列从汉到宋的乐名，都与经书本义无关，失于泛滥。其他如四仲、五品、五教、九畴、六府、三事之类，都是经书中已有明文的内容，却又重新绘制图谱。没有别的发明，也显得烦琐。并且全书都是考述典章的文字，唯独“曰若稽古”一条参杂训诂，尤其体例不纯。看来像是随笔记录的稿本，未经刊削润色而成书。然而，《书》本来是用来阐明政事的，儒者却把大经大法看作粗浅事迹，往往援引它们来谈心性。王应麟《困学纪闻》说：“《仲虺之诰》，是谈仁的开始。《汤诰》，是谈性的开始。《太甲》，是谈诚的开始。” 《说命》，是谈学习的开始。”这样看来，删取《尚书》并记录这四篇，难道果真只是因为这四句话吗？黄镇成这部编纂虽然颇有杂乱之嫌，但仍然是以求实用的态度来读书，而不是以空话来读书。他的《自序》说：“探求帝王的心思容易，考察帝王的事迹困难。”可以说他懂得讲说经书的难易所在。△《书蔡传旁通》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陈师凯撰写。陈师凯家居彭蠡，所以自题为“东汇泽”。他的生平事迹就无法详细考知了。这部书成于至治辛酉年。它以鄱阳董鼎的《尚书辑录纂注》为基础，用来辅助蔡《传》，但多采先儒问答，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判断。大体上辨析义理，而对于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兵刑、龟策、《河图》《洛书》、道德、性命、官职、封建等内容都略去不谈。遇到蔡《传》中片言只语的深奥之处、个别字的隐晦之处，读者难免欲言又止、理解艰涩。因此撰成这部书，对于名物、度数中蔡《传》所引用而没有详细说明的内容，一一广泛征引，反复说明，分析它们的来龙去脉。至于蔡《传》分歧错误的地方，则不再加以纠正。这大概就像孔颖达为各经所作的《正义》，主要在于发挥注文，并不以驳斥注文为主。然而，不能因为维护注文就废弃孔氏的《疏》，那么也不能因为维护蔡《传》就废弃陈师凯的书。知道它有所迁就而择取其中长处，便可以了。△《读书管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王充耘撰写。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王充耘字与耕，而原《序》和梅鹗《跋》都称他为“耕野”，疑心是黄虞稷弄错了。王充耘是吉水人。元统甲戌年进士，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后来他弃官奉养母亲，著书授徒，于是编成这部书。书中的说法与蔡沈有不少相同和不同之处。其中如认为《尧典》是《舜典》的起源，本来是一篇，所以称为《虞书》；认为“九族既睦”的“既”应当解释为“尽”；认为“象以典刑”是分别根据各人的罪行加以刑罚，并不是悬示象征之意；认为“同为逆河”是因海潮逆流入河而得名：这些都不是故意标新立异的说法。至于《洪范》错简的说法，《伊训》是改正月份还是不改月份的辨析，他还不能加以纠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鲁史改月”一条，尤其是强作解释。总的说来优点多而小的瑕疵少，分别辨看即可。又《禹贡篇》“峄阳孤桐”一条，文意无法理解。梅鹗《跋》说，这部书是从西皋王氏那里得到的，抄写的人很潦草，末尾尤其严重。这一条恐怕也是当时讹误脱漏所致。如今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勘，只好暂且保持原样。△《书义断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陈悦道撰写。他自题为邹次，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书首冠有“科场备用”四字，大概也是当时书坊为科举经义而编的版本。这部书没有完整收录经文，只摘录其中可以用来命题的部分。

译它逐句解释，每句都标举作文的关键。大概王充耘《书义矜式》相当于今天的程式文，而这部书则相当于今天的讲章。后来的学者揣摩拟定题目，不读完整的经书，实在是从这里开始泛滥的。把它抄录保存下来，可以知道科举之学流于剽窃，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就像《易类》收录王宗传、《礼类》收录俞庭椿一样，已经写下了履霜坚冰的征兆，其来由是逐渐形成的，不可不记载它的开端。书末原来附有《作义要诀》一卷，是新安倪士毅编辑的。分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则，另外还有《作文诀》数则，还能具体看出当时的写作格式。因为世上有其他版本，而且论文之作不应附属于《经部》，所以将它著录在《诗文评类》，而这一部分便删去了。△《尚书纂传》四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王天与撰写。王天与字立大，是梅浦人。大德二年因被荐举授任临江路儒学教授。大概王天与担任赣州路先贤书院山长时，宪使臧梦麟把这部书上报台省，使朝廷听闻，所以有了这一任命。这部书虽然把孔安国《传》、孔颖达《疏》放在前面，同时附录各家的解释，但它的主旨是以朱子为宗旨，以真德秀的说法作为辅助。朱子考论群经，把《书》交给蔡沈，所以王天与以蔡氏《传》为依据。真德秀除了《书说精义》之外，又有《大学衍义》一书，其中所说的内容与虞、夏、商、周的大经大法多有相通之处，所以王天与也一并广泛采录。他对注疏有的删去，有的保存，也以朱子、真德秀二家的说法作为取舍标准。《自序》所说“希望同二位先生相合罢了，不敢凭个人意见任意取舍”，大概说的就是实际情况。书中对于名物、训诂多有缺略，而阐发义理则特别详尽，也属于王元杰《春秋谳义》这一类的著作。△《尚书句解》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朱祖义撰写。朱祖义字子由，是庐陵人。他对各部经书都有句解，现今大多散失，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考察《元史·选举志》，延祐年间确定以经义取士的制度，《尚书》以古注疏及蔡沈《集传》为宗旨。因此，王充耘《书义矜式》还兼用孔《传》。到了后来，学者以古注疏繁多为弊，蔡《传》于是独立于学官。研习科举的人从小就学习它，没有人能够有所出入。朱祖义这部书专门为启发幼年学习者而作，所以多采用蔡沈的义理，不再考证旧文。在训诂、名物方面，也很少引用根据。然而它依照经文逐句解释，文辞和意义都很明白，使《殷盘》《周诰》中艰深难懂的句子，读者打开书就能在心里和口头上明白。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谓“离经辨志”的意思吧？与那些牵强附会、穿凿附会、浮泛文辞妨碍经书要旨，反而使经义晦暗蒙蔽的著作相比，这部书仍然保留了先儒笃实治学的遗风。也不能因为它浅近就废弃它。△《书传会选》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代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敕撰写。考察蔡沈《书传》，虽然源出朱子，但其中运用自己意见的地方很多。这部书刚开始流行时，就已经有很多不同意见。宋末元初，张葆舒撰写《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撰写《尚书蔡氏传正误》，程直方撰写《蔡传辨疑》，余苞舒撰写《读蔡传疑》，彼此接连诘难。到元仁宗延祐二年，朝廷议论恢复贡举，规定《尚书》经义采用蔡氏之说，于是张葆舒等人的书全都散佚不传了。陈栎起初撰写《书传折衷》，颇多议论蔡沈的过失。等到制度确定以后，便改作《纂疏》，阐明蔡沈的义理，而《折衷》也散佚不传了。他《自序》所说“圣朝实行科举，研习《尚书》以蔡《传》为宗，本来也是适宜的”，是有所指的。到了明太祖，才考察验证天象，知道它与蔡《传》不合，于是广泛征召学问深厚的人，编定了这部书。凡是蔡《传》正确的就保存，不预先抱定意见而曲意诋毁排斥；不合的地方就改正，也不坚持门户之见而巧为回护。共纠正六十六条。祝允明《枝山前闻》记载他颁示天下的内容，只有《尧典》注“日月左旋”和《洪范》注“相协厥居”两条，不过是举出大概而已。顾炎武《日知录》说：“这部书认为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违背天体而向右旋转，采用陈祥道的说法。《高宗肜日》认为祖庚在高宗的宗庙举行绎祭，采用金履祥的说法。《西伯戡黎》认为说的是武王，也采用金履祥的说法。只有‘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解释为周公辅佐成王的第七年，采用张氏、陈氏的说法，都是不可更改的论断。又如《禹贡》‘厥赋贞’采用苏轼的说法，认为赋与田相当。‘泾属渭汭’采用孔《传》的说法，认为水的北面称为汭。《太甲》‘自周有终’采用金履祥的说法，认为‘周’应当作‘君’。《多方》‘不克开于民之丽’采用叶氏的说法。只有《金縢》‘周公居东’驳斥孔氏，认为是东征并不正确；到了《洛诰》又采用东征的说法，这是自己前后矛盾罢了。每篇传文末尾都附有经传音释，对字音、字体、字义辨析得十分详细。书中使用古人的姓氏、古书的名称，一定注明出处，同时也考订、校正典故。大概宋元以来诸儒的规模仍然存在，而撰写这部书的人都是从小学习务本之学，并非凭八股文取得功名的人。所以他们所著的书虽然比不上先儒，却对后来的学者仍有功劳。”顾炎武学问渊博无比，极少许可他人，而他的评论如此，可见这部书的可贵之处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因为《禹贡》注中“澨水至复州竟陵境者”一句，把“者”字误作“来”字，便肆意恶骂，并不是笃实的论说。

译考察《明太祖实录》，明太祖与群臣议论蔡《传》的过失，在洪武十年三月；下诏编修这部书，则在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成书在九月己酉，仅仅经过五个月。看刘三吾《叙》说：“臣三吾充任翰林官员，多次曾把自己的意见上奏皇上。皇上答应了请求，于是下诏天下儒士仿照石渠、白虎故事，同臣等一起校订。”这样看来，十七年间刘三吾已经考证研求，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只是又参考众人的说法来完成它罢了。只是《实录》所记载的纂修诸臣姓名，与此书卷首所列不相符合。朱彝尊《经义考》说，许观、景清、卢原质、戴德彝等人，都因为在建文之难中死去而被删掉。这一说法是对的。然而，胡季安、门克新、王俊华等十一人，为什么也一并删去？况且靳观、吴子恭、宋麟三人，此书没有记载，又为什么增入？大概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用意在于诬陷惠宗及其群臣，使他们获罪，以说明明成祖发动靖难并非出于不得已罢了。其余部分草率从事，并不是他们注意的地方，所以错误百出，不足以作为依据。这部书是当时的旧本，应当以其中所列姓名为准。△《书传大全》十卷（通行本） 明代胡广等奉敕撰写。这部书以蔡沈《集传》为主旨，从延祐年间贡举条格起就是这样。然而元代制度仍兼用古注疏，所以王充耘《书义程式》还能够依据孔《传》立论。明太祖亲自验证天象，知道蔡《传》并非都可以依据，于是命人编作《书传会选》，参考古义来纠正它的错误，并颁行天下。这说明洪武年间还没有把蔡《传》作为主旨。至于专门以蔡《传》为主，并确定为功令，则是从胡广等人开始的。因此，这部书虽然不像《诗经大全》那样全部抄录刘瑾《诗传通释》，也不像《春秋大全》那样全部抄录汪克宽《胡传纂疏》，但实际上也不是胡广等人自己编纂的。所以朱彝尊《经义考》引用吴任臣的话说，《书传》原来是六卷，《大全》分为十卷，大旨本于二陈氏。所谓二陈氏，一是陈栎的《尚书集传纂疏》，一是陈师凯的《书蔡传旁通》。《纂疏》完全谨守蔡《传》，《旁通》则对名物、度数考证得特别详细，虽然免不了有回护蔡《传》的地方，但大体上比刘氏解释《诗》、汪氏解释《春秋》更有根柢。所以，这部书在《五经大全》中还算是稍好一些的。△《尚书考异》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梅鷟撰写。梅鷟有《古易考原》，已经著录。这部书辨析订正《古文尚书》。他认为其中二十五篇是皇甫谧所作，大概依据孔颖达疏中引用的《晋书·皇甫谧传》：“皇甫谧的姑表外甥梁柳得到《古文尚书》，所以撰写《帝王世纪》，往往记载孔《传》五十八篇中的内容。”然而这段文字说得并不明确，不能据此证明是皇甫谧所作。至于他认为孔安国《序》以及后来增加的二十五篇，都是杂取传记中的话拼成的，则所指出的问题都有依据。又如，他说瀍水出于谷城县，《两汉志》也是这样记载的；晋代才把谷城省并入河南，但孔《传》却说瀍水出于河南北山。积石山在西南羌地之中，汉昭帝始元六年才开始设置金城郡，但孔《传》却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去世，《史记》中已有记载，因此还在司马迁以前，他怎么能知道这些地名呢？这显然尤其足以证明孔《传》是假托的。陈第撰《尚书疏衍》，却把这些说法斥为夸张虚妄的诋毁，实在过分了。按：孔颖达撰写《正义》时，今本《晋书》尚未完成，这里所引大概是臧荣《绪晋书》中的文字。《明史·艺文志》没有著录。朱彝尊《经义考》记为一卷。这部书是范懋柱家天一阁收藏的本子，没有题写撰书人的姓名，但书中自称“鷟按”，所以无疑是梅鷟所作。原稿没有划分卷数，实际上也不止一卷。现在大略按照篇页分为五卷。梅鷟另有《尚书谱》，大意与此书相近，但立论多有武断之处。因此现在只另行保存其书名，不再抄录。△《尚书疑义》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马明衡撰写。马明衡字子莘，莆田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附见于《明史·朱淛传》。这部书成于嘉靖壬寅年。前面有《自序》说：“凡是我认为明确而没有疑问的，就遵从蔡氏；其中内心有所怀疑而不敢苟且遵从的，便分别记录成篇。”书中如解释“六宗”遵从《祭法》；认为“辑五瑞”是朝觐时的常礼，不是标新立异；《洪范》中日月运行采用沈括的说法；对《金縢》也颇多疑问。这些都能参考斟酌众说，不专主一家，并不是有意同蔡氏立异。只是解释“三江”时一定要把它同震泽相连，对于“所其无逸”的“所”字也不遵从蔡《传》，未免有偏执己见之处。而且常常牵涉当时的时事，也稍微违背了解经的体例。大概不免精纯与驳杂并存。然而明代解释经书的著作，大多繁冗泛滥。马明衡这部书还能够探究古义，当然不能因为瑕疵而掩盖优点。《明史》说：“闽中学者大都以蔡清为宗，只有马明衡向王守仁受业。闽地的王氏学说从马明衡开始。”考察马明衡在嘉靖三年，世宗尊崇生母而轻视所承袭的皇后，到了兴国太后诞节，曾下诏命妇入宫祝贺。到了慈寿皇太后的诞辰，却下诏免除朝贺。当时满朝都附和新的安排，马明衡却始终眷念旧君，同朱淛竭力争辩。两人都几乎因此遭祸，大概也因这件事终身被废弃不用。可以说他们在经学方面无愧于古人，更不必用门户之见来评论这部书的精纯与瑕疵。△《尚书日记》十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樵撰写。王樵有《周易私录》，已经著录。这部书不载经文，只按照各篇原有的次序，依次加以解释。大旨仍以蔡《传》为宗旨；对于蔡《传》没有详细说明的制度、名物，则采录旧说加以补充。

译又取用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记载的内容，凡是同当时事迹有关的，都全部采录进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东而复辟等条目，都引用详明，考证精确。前面有李维桢的《序》说：“《尚书》有古文、今文，今天解释《尚书》的人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几十家的著作，属于古义，但科举经生的文章并不完全采用。《书经大全》以下以蔡氏为主而加以解释的著作，在书坊中盛行的也有几十家，属于时义。”这番话足以概括明代一朝的经学。李维桢又说，王樵这部书对于《尚书》的经旨多有发明，同时也可以用于科举，尤其准确地说明了此书的分量，这些都是确切的评论。△《尚书砭蔡编》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袁仁撰写。袁仁字良贵，号蓡波，苏州人。他同季本同时并且友善，所以解释经书往往与季本相似。这部书纠正蔡沈的错误。所论如“粤若”与“越若”前后解释不同；“三百六旬有六日”是宋代历法而不是古代历法；“方命”应当依据《蜀志》《晋书》所引的说法；梅赜的事不见于《晋书》；宣夜之说有汉代郗萌传承，并非没有师承；“并州”不在冀州以东；“医无闾”就是辽东，不能既说它属于幽州，又说它属于营州；“鸟鼠同穴”确实有这回事；“用爽厥师”的“爽”应解释为失误；说傅岩的修筑是版筑；说遯居荒野的人是甘盘；《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是武王；“四辅”不是“三辅”的意思；“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管射箭和驾车；“荒度作刑”不能同“耄”字连在一起断句：这些说法都确实有根据。至于他说《史记索隐》中的“南譌”不作“为”字，只是根据今天流行的本子；说“不格奸”是不能制止奸邪；说“鲜食”不是肉食；说“怪石”是供服食的药物；说“汨陈”的“陈”解释为旧：这些又都是有意标新立异，不能作为训释。朱彝尊《经义考》记载这部书，并注说“未见”。这个本子收入曹溶的《学海类编》，题名为《尚书蔡注考误》。考察沈道原的《序》，也称它为《砭蔡编》，那么《经义考》所题才是正确的。曹溶编纂《学海类编》时，常常改易旧书名来显示新奇，不能作为依据。△《尚书注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陈泰交撰写。朱彝尊《经义考》记载陈氏泰来所作《尚书注考》一卷，并注说“未见”。朱彝尊又注说，泰来字长水，平湖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官至礼部精膳司员外郎。考察吴永芳《嘉兴府志》，记载陈泰交字同倩，万历年间为国子监生，著有《尚书注考》，这同《经义考》的记载完全不同。然而《经义考》引用项皋谟的话，说同倩研究《尚书》，撰有《注考》等语，显然说的是陈泰交的字。因此朱彝尊没有见过这部书，错误地把泰交认作泰来，已经可以确定了。这部书都是考订蔡沈《书传》的错误。其中说有引用经文解释经文而前后不照应的三条，又有同一个字作不同解释的三百六十二条，都是直接抄录注语，不加评论。所谓同字异解，有的一个字本来就有几个含义，这样摘举未免过于苛严。所谓不照应的三条，如“凡厥正人”引用“惟厥正人”作证明，“曰若稽古帝尧”引用“越若来”作证明，“德懋懋官”引用“时乃功懋哉”作证明，前后显然互相矛盾，确实是蔡氏的疏略。马明衡《尚书疑义》、袁仁《砭蔡编》在典章制度、名物方面颇能补正蔡《传》的缺漏和错误。陈泰交这部书，则只在训诂方面进行比较考量。而且所谓训诂用词不同的地方，又都是以矛攻盾，没有广泛援引古义，用旧文加以证明。因此比前两家略逊一筹。不过，解释事理和解释字义，这两方面彼此资助，都可以说是对蔡《传》有功。△《尚书疏衍》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第撰写。陈第有《伏羲图赞》，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陈第的《自序》，说：“我年轻时学习《尚书》，读经文而不读传注，口中诵读，心里思考，靠深入思考而获得的理解很多。后来才参考采用古今的注疏，并把原先通过深思所得的见解附录在后。”然而陈第学问广博，他所撰《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书，都援引广泛，内容详备，具有根基。他写这部书，虽然起初不是从训诂入手，实际上却并非任凭主观臆断、用空泛言语解说经书之流。例如他论《舜典》中的“五瑞”“五玉”“五器”，认为不能用《周礼》来解释《虞书》，斥责注疏家牵强附会的错误，道理确实不可改变。他论《武成》没有错简、《洪范》不是龟文，也足以破除诸儒穿凿附会的说法。只是他笃信梅赜的古文，认为朱子怀疑它是不对的；对于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两部书，又极力排斥诋毁，因此没有深入考察其源流。经学老师的传授，自汉代以来就已经分门别户，各自尊重所听闻的师说，也就可以了。△《洪范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道周撰写。这部书是崇祯十年黄道周任左谕德、掌司经局时编纂进呈的著作。他的《进序》说：“上卷讲天人感应、性命相合以及崇尚德行、任用人才的方法。下卷讲阴德与天意相合、彝伦条理贯通，并旁及阴阳历数的事务。首尾两卷，考订校正篇章，分别编排伦理次序。”他的学问长于术数，对于《洪范》五行的错乱编次，往往列举灾异来说明鉴戒，不免沿袭伏生、董仲舒、刘向等人的附会之文。至于把八政的次序分别同坤卦配食、同巽卦配货、同离卦配祀、同兑卦配司空、同艮卦配司徒、同坎卦配司寇、同震卦配宾、同乾卦配师，已经属于牵强附会。又拿六十四卦的《先后天图》来配合，更加穿凿。最奇异的是，竟把《河图》《洛书》同历数相配，说某年至某年是稼穑的初际、中际、末际。至于“从革”“曲直”“润下”“炎上”等，也都采用这种方式。

译这更加承袭了《皇极经世》的余波，铺陈蔓延而无法究诘。至于把“农用”改为“辰用”，把“衍忒”改为“衍成”，把“六极”改为“六殛”，实在是主观臆说。他改定章段次序，也没有看出必然的理由。只是他的用意在于启发君主，借助天人相应的道理，来感发人们警惧戒慎、修身自省的心情；他的文字虽然不完全符合经书本义，但用意却同经义非常契合。放下这些小节，保留其宏大的主旨，也就可以了。△《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尚书》这部经书，自汉代以来争论最多的，没有超过《洪范》的五行；自宋代以来争论最多的，没有超过《禹贡》的山川；自明代以来争论最多的，没有超过今文、古文的真伪。然而伏生、董仲舒、刘向、刘歆所推演的，只是术数家附会的说法；程大昌、傅寅、毛晃所辨析的，以及归有光、梅鷟所争论的，也只是经生考证的材料。实际上，孔子在尼山删定经书，本来是要把唐、虞、三代的法度传下来，作为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只是为寻章摘句而设置。这部书是大学士库勒纳等奉诏将讲筵旧稿编次而成的。大旨在于铺陈政治典章，以彰明君主治理天下的纲要；阐发心性根源，以端正谨慎修养身心的根本。至于名物训诂，则不再琐碎地求取详尽。圣人统治天下，要向上取法尧舜，向下取法成王、康王，所学的本来就同儒生不同。因此，御前讲论和皇帝亲自阐释的内容，也只在于宏大而深远的道理，同儒生讲求字音训释的做法大不相同。圣祖临御六十一年，圣德神功同经传、典谟中所述相符合，确实是有原因的。△《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康熙末年，圣祖仁皇帝下诏撰写，雍正八年完成，世宗宪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并刊行。宋代以来解释《五经》的人，《易》《诗》《春秋》各自形成不同的学派。只有三《礼》中的名物、制度和数目，不能靠空泛言论辨析，所以各家没有大的异同。《尚书》是帝王治国的大经大法，人人共同听闻、共同见到，所以除古文、今文彼此有疑信之外，在义理方面也没有很大的不同。蔡沈的《集传》开始轻视先儒，进行了许多排斥攻击。然而此书问世不久，张葆舒、黄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人便纷纷相继攻击其中的错误。这一定是其中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元代延祐年间开始用蔡《传》考试士人，明代洪武年间虽然编成《书传会选》来订正其中的讹误，但永乐年间修撰《书经大全》时，仍把它作为科举法令所规定的标准，没有人敢走不同的道路。我朝经学昌明，竞相研究古义。圣祖仁皇帝天资聪颖，思考经典非常勤勉，对于唐虞三代的宏大法则尤其重视。已经下令编纂《日讲书经解义》之后，又亲自指示儒臣编纂这部书。虽然仍把蔡《传》列在前面，把众家学说列在后面，但能够考察各说得失，辨别优劣。对于可以采纳的说法，阐明其证据和依据，不像袁仁等人那样有意抨击；对于不可采纳的说法，辨析订正其讹误，也不像陈栎等人那样违背内心加以曲意维护。对于意义可以有两种解释的，都另列为附录，以表明并不专主一家。这虽然只是训诂之学，却也足以让人仰窥圣人执两端而取中道的原则，以及大公至正的心胸；它又不仅仅是解释《尚书》的准绳而已。△《书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写。王夫之有《周易稗疏》，已经著录。这部书解释经文，也有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地方失于过分穿凿。例如他说，《虞书》从“戛击鸣球”以下直到“庶尹允谐”，都是《韶乐》的乐谱；“以咏”二字贯通下面“祖考来格”三句，是升歌，用来配合笙瑟之诗；“鸟兽跄跄”是随着堂下管乐起舞；“凤凰来仪”是第九成吹箫时起舞；“百兽率舞，庶尹允谐”是乐曲结束击磬时起舞。又说“作歌”“赓歌”就是大韶、升歌遗留下来的乐声，夔把它配入管弦乐，所以接在“庶尹允谐”之后。前面的几句话不押韵，如同乐府中有艳、有和、有唱；其中三句一韵的，如同乐府中有辞。他的说法牵强支离，完全不合文义。他论《洛书》同九畴之数相配，把履一解释为五皇极，又把居中的五解释为一五行。虽然推演出许多说法，绘制图表来立论，最终还是同经文原本的数字相违背。他在地理方面甚至把昆仑说成洮州的胭脂岭，更加武断。然而，蔡《传》引用《尔雅》说“水北曰汭”，实际上《尔雅》中没有这句话，这是世人都知道的。王夫之于是推究其发生错误的原因，认为这是误记了孔安国“泾属渭汭”的传文。他认为“禋”不是《周礼》中的禋，“类”也不是《周礼》中的类；五服、五章也不能用周制解释虞制，这同陈第认为周代的五玉不能用来解释虞代的五玉，是古人没有阐发过的同一见解。他引用矍相之射来证明侯，以说明参加射礼和不参加射礼是荣辱，而不是以射中或射不中来判定优劣。他根据《周礼》的日月辰次，订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年。又引用《说文》《大戴礼记》证明蠙珠不是蚌珠，指出蔡《传》不知道古字通假；引用《周礼·玉府》供给君王食用玉的记载来证明“玉食”；引用《左传》说明奄与淮夷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引用《丧大记》证明狄人；引用《说文》对“羑”字的解释来说明“羑若”；驳正苏轼《传》和蔡《传》的错误。这些大体上都言之有据，不同于浮泛的议论。虽然精纯与瑕疵交相出现，但值得取法的地方比较多。△《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写。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后来迁居山阳。康熙己未年被荐举为博学鸿词科。

译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自晋、魏以来一直没有传授它的师说，所以《左传》所引用的内容，杜预都注为逸失的《尚书》。东晋初年，这部书才开始出现，于是又增多了二十五篇。起初它还与今文《尚书》并行，后来陆德明据此撰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此撰作《尚书正义》，于是便同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混合为一部书。唐代以来，虽然也有刘知几一类怀疑经书、迷惑古说的人，但仍把《尚书》作为一家列入《史通》，没有说古文《尚书》是伪作。自吴棫开始提出异议，朱子也逐渐产生怀疑。吴澄等人依据朱子的说法，相继加以揭举，其伪处更加显明；然而他们也未能逐条分剖、详细说明，以揭出其中的漏洞。明代梅鷟才开始参考各种书籍，证明它是剽窃抄取而成，但他的见闻比较狭窄，搜集也不周全。到了阎若璩，才引用经书、考据古籍，逐一陈述其中矛盾的缘故，古文《尚书》的伪作性质才大为明白。他列出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撰作《古文尚书冤词》，想尽办法与之相争，最终也不能凭强词夺去正理。可见有根据的言论，先已立于不可败之地了。这部书最初写成四卷，由余姚黄宗羲为它作序。后来又续次完成四卷。阎若璩去世后，传抄本遗失了第三卷。其中第二卷的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七卷的第一百二条、第一百八条、第一百九条、第一百十条，以及第八卷从第一百二十二条到第一百二十七条，都是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编排的先后次序，也没有归于条理，大概还是草创的稿本。其中偶尔有未经核实的地方，例如依据《尚书正义》所载郑玄《书序》的注，说马融、郑玄所传的篇目同孔《传》不相符合，这个说法最为确切；但说马融、郑玄的注本亡于永嘉之乱，就很不对了。考察这两家的本子，《隋书·经籍志》还都著录，称他们所注总共二十九篇。《经典释文》也全部引用了它们，同样只有二十九篇。这是因为删去了没有师说的十六篇，只剩二十九篇，正好与伏生所传的数目相合，并不是另有一本注释孔氏之书。阎若璩误把郑玄所说的逸篇当成郑玄所注的逸篇，不能免于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只有孔安国献上古文《尚书》的说法，并没有奉诏撰作《传》的事情。这是伪本凭空杜撰的明显证据，也是辨明伪本最重要的关键，他却搁置不谈，也稍显疏略。其他各条之后，往往又牵连到旁及的文字，动辄充满卷帙。大概是担心他所著的《潜邱劄记》有可能失传，所以把这些内容附载在这里，终究属于枝蔓。又前卷所论的内容，后卷往往自行反驳，却不肯删去前面的说法；虽然仿效郑玄注《礼》时先采用《鲁诗》、后来也不追改的做法，但从体例上说终究不妥。然而，他反复厘清剔除，以消除千古以来的大疑问，在考证学方面，确实还没有谁超过他。△《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他的学问贯通群书，却喜欢专门驳辨以求取胜利。凡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他一定竭力反驳其说。所以《仪礼》十七篇古来没有异议，只有章如愚《山堂考索》记载乐史提出五条可疑之处，后世儒者也没有相信它的人，毛奇龄却独自拾取这套说法，斥为战国时期的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以来都怀疑是伪作，到了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毛奇龄又竭力辨说，认为它是真书。他知道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出现的地名，必然无法掩盖，于是另找遁词，摘取《隋书·经籍志》的文字，认为梅赜所上的是孔《传》，而不是古文《尚书》。他认为古文《尚书》本来在民间传习，贾逵、马融等诸儒却没有见过。全书分为十门：第一为《总论》，第二为《今文尚书》，第三为《古文尚书》，第四为《古文之冤始於朱氏》，第五为《古文之冤成於吴氏》（按：吴棫《书裨传》在朱子之前稍早，所以《朱子语录》叙述吴棫的说法，应当说“始于吴氏，成于朱氏”；这两门的次序颠倒了，附记于此），第六为《书篇题之冤》，第七为《书序之冤》，第八为《书小序之冤》，第九为《书词之冤》，第十为《书字之冤》。考察《隋书·经籍志》说：“晋代宫廷秘府中保存有古文《尚书》的经文，现在已经没有流传下来的了。到了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全都亡失。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开始得到孔安国的《传》，把它上奏朝廷。”这段叙述偶然没有分辨清楚，所以被毛奇龄借来作文章。然而，《隋志》撰成于《尚书正义》之后，当时古文《尚书》正盛行，却说已经没有流传下来的，说明东晋时所说的古文并不是今本古文。况且它先说古文没有流传，后来又说梅赜才开始得到孔安国的《传》，可知今本古文和孔安国《传》一同出现，并不是东晋的古文自身就是今本。毛奇龄怎么能割裂这段文字来迁就自己的说法呢？至于阎若璩所引用的马融《书序》说，有十六篇逸篇，完全没有师说。他又引用郑玄所注的十六篇篇名，即《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这些篇名显然同古文《尚书》的二十五篇截然不同。毛奇龄不把今本同马融、郑玄所传不合看作伪造古文的证据，反而把马融、郑玄同今本不合看作他们没有见过古文的证据，也颇善于颠倒黑白。然而考察伪孔《传》的序文，没有说到有人献上的，是孔安国的《传》；至于经文，史书说孔安国献上了，所以《汉书·艺文志》有著录。贾逵曾经校理秘书，不应当没有见过。又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弟子，刘歆曾校订《七略》，班固也任兰台令史，掌管校勘典籍和文章。可是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来读它，逸失的《尚书》多出十几篇。”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在毁坏的墙壁中得到古文《尚书》，其中逸失的书有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拿来考察二十九篇，得到的多出十六篇。

译这样看来，孔壁中的古文《尚书》只有十六篇，并没有二十五篇，这是确凿明显的证据，怎么能把晋人所献上的古文同孔壁古文合为一谈呢？况且毛奇龄所借口的，不过是因为《隋志》称马融、郑玄所注的有二十九篇，便说那是杜林传于西州的古文，不是孔壁古文。他不知道杜林所传的实际上就是孔氏的本子，所以马融、郑玄等删去没有师说的十六篇，正好得到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用的内容，还可以加以复核。只是因为编修《隋志》时梅赜的书已经流行，所以《隋志》根据后来出现的伪本，认为它并不完全是孔氏之书。毛奇龄舍弃《史记》《汉书》不加依据，却依据唐人的错误说法，难道长孙无忌等人所见的反而比司马迁、班固、刘歆更确实吗？至于杜预、韦昭所引用的《逸书》，现在在古文《尚书》中可以看到的，绝对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地方，于是便牵强附会《史记》《汉书》的文字，把凡是没有列为学官所立经书的，都说成是《逸书》。他不知道杜预注《左传》时，都说某段文字见于《尚书》的某一篇；而所谓《逸书》，却都没有篇名。假如杜预果真见过古文《尚书》，为什么不说是《逸书》的某一篇呢？况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也多次称引《尚书》的逸篇。那些在古文《尚书》中可以见到的内容，不能借口没有列为学官所立经书而称为逸篇。至于《孟子》所说“想要经常看见他，所以源源不断地前来；没有赶上进贡的期限，就用政事同有庳相接”的话，赵岐注说：“从‘常常’以下，都是《尚书》逸篇中的文字。”《尔雅》说：“钊，就是明。”郭璞注说：“《逸书》说：‘钊我周王。’”拿它同古文《尚书》核对，完全没有这句话，难道也要因为没有列为学官所立经书而称它为逸篇吗？又赵岐注“九男二女”时，称《逸书》中有《舜典》这篇书，只是文字已经亡失。《孟子》中各处所说的舜的事迹，都是《尧典》和《逸书》所记载的；假如《逸书》果真指古文《尚书》，那么古文《尚书》中既然有《舜典》，赵岐为什么还说它的文字已经亡失呢？这尤其是文饰辩说越巧妙，漏洞反而越多。梅赜的书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它的文字本来采集散佚的经文，编排贯串而成，所以主旨不违背圣人的道理，绝没有可以废弃的理由。但它确实不是孔氏的原本，证据很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始终掩盖的。近来惠栋、王懋竑等人又继续加以考证，他们的说法更加明白，本来不必再费力争论。只是毛奇龄才思敏捷、辩才足以使人改变看法，又以捍卫经书为借口，所托名义显得十分正当。假如把这部书置之不录，恐怕人们反而会怀疑他的说法确有根据，所以一并保存，并撮举论述它的大意，使人知道他的说法不过如此，也希望后人可以同其他材料互相考察。△《尚书广听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毛奇龄想要注释《尚书》却没有来得及，于是把过去杂记的材料编排成书，命名为《广听》，取用《汉书·艺文志》“《书》以广听”的话。毛奇龄常对他的门人说：“《尚书》所记的事实多有错乱，例如武王告诫康叔、周公居住在洛邑、成王迎接周公、周公留下召公等事，都根本没有发生过。” 这部书的宗旨，大致是为了辨析考证三代的史实。最初在禹州写作，后来在嵩山继续撰写，稿本屡次改易。到写完《尚书冤词》以后，才删定成为五卷。它极力维护孔《传》，甚至说孔安国解释《舜典》文字而同《周礼》相同的地方，是世代相传的虞《礼》，并不是出自《周礼》。杞国、宋国的史料没有凭据，孔子已经感叹无法知道；世代相传的虞《礼》究竟出自什么书，可以说是凭空设辞以求取胜利，完全不顾说法是否稳妥。然而在名物制度和典故方面，它引用材料进行考证，有时也有可取之处。舍弃其中主观臆断的说法，采用精确核实的论述，对经义也有所补益。△《尚书埤传》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朱鹤龄字长孺，别号愚菴，是吴江人，前明诸生。这部书前面有《考异》一卷，辨析经文的异同；后面有《逸篇》《伪书》以及《书说馀》一卷。大体上认为孔《传》是真书，所以《史记》所记载的《汤诰》，明明是商汤亲自从孔安国那里接受的，却反而认为是伪作，见解未免偏狭。然而其中《埤传》十五卷，旁征博引、曲折考证，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例如谈到沂水，就采用金履祥的说法，把鲁国的沂水同徐国的沂水分辨得十分清楚；谈到九州的分别，就采用章俊卿的《考索》；谈到《西伯戡黎》，就采用王樵的《日记》；这类地方，颇能看出独到裁断。至于三江的旧河道，偏袒郭璞，明显有考察失误；《多士》《多方》两篇又一并收录王柏改定的本子，更是轻信琐碎笔记，擅自窜改古经；又把《尧典》中的“俊德”解释为遍考字书也找不到“俊”训为“大”，却不知道“俊，就是大”，是《夏小正》传文中的话。像这些地方，有时也会有疏漏。总的说来，它解释义理而不废弃考订、训诂，在汉学与宋学之间斟酌取舍，比书坊中的讲义当然高明得多。△《禹贡长笺》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这部书专门解释《禹贡》一篇。前面列有二十五幅图，从《禹贡》全图到导山、导水，都依次随着经文加以解释，引用许多古说，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折中。《禹贡》自宋、元以来，注释者不下几十家，虽然各有得失，总的来说以胡渭的《禹贡锥指》最好。这部书写在胡渭之前。例如解释“治梁及岐”，极力主张狐岐在冀州境内，这在道理上不相合。因为岐实际上属于雍地，当时水流壅塞的地方，以雍地最为严重，所以治理冀州必须先治理雍地，然后壶口才可以疏通。孔《传》所说“壶口在冀州，岐在雍州，从东面沿山治理水患向西”，这句话最为清楚。朱鹤龄之所以反对这种说法，大概是认为冀州之中不应涉及雍地，却不知道冀州是天子的都城所在，哪里不能包括呢？古人的字句本来就不拘泥于字面，例如《禹贡》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荆州本来没有海，也不过是推说江水、汉水所归的地方罢了。

译仅凭这一点就可以作为例证，又何必拘泥琐细而产生疑问呢？至于三江这一条，既主张郑康成所说的左边汇合汉水、右边汇合彭蠡、岷江居中的说法，又兼取蔡《传》，把韦昭、顾夷所说的三江口作为三江，也很没有定见。又古代的黑水连接雍、梁二州，朱鹤龄却一定要把它分成两条；蜀、汉的山原本相互连接，朱鹤龄却说蜀地的嶓山不是雍地的嶓山，这些都不够精密。又对“敷浅原”一条同时采用禹经过它和江水经过它两种说法，更是骑墙不决。这些都是他的短处，远远不如胡渭之书汇集精粹、精详博大；但它旁征曲证，有时也多有创见，仍然是瑕瑜并存。而且它对于贡道、漕河经过的路线脉络，剖析条理，也比其他本子详细。因此仍旧著录保存这部书，使它同《禹贡锥指》互相补助。△《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胡渭有《易图明辨》，已经著录。他一生所著的书很多，而这部书尤其是他专心倾注精力之作。康熙乙酉年，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曾经呈给皇帝阅览，蒙赐“耆年笃学”匾额。考究古代典籍的荣誉，至今还在流传称述。原本题名为二十卷，卷首另列《图》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都分为上、下，卷十三分为上、中、下，而中卷又自行分为上、下，实际共为二十六卷。书中的图共有四十七幅，像禹河最初迁徙、再次迁徙以及汉、唐、宋、元、明各代的河图，考证尤其精密。全书体例是在经文下低一字排《集解》，又在《集解》下低一字排《辨证》。历代义疏以及方志、舆图，几乎搜集遍了。对于九州的分域、山水的脉络、古今异同的原因，都逐一讨论得详细明白。宋代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以下，注释《禹贡》的有几十家；论证精确，典据丰富，这部书是其中最好的。至于山陵与深谷的迁移、方州的分合，在几十年之内往往就会不同，胡渭却想在数千年以后把它们全部折中裁定为一个确定的说法。例如郭璞注《山海经》“临渝骊成”时，已经并存两种碣石说法，胡渭却一定说文颖所指的临渝是对的，汉《地理志》所指的骊成是错的，终究没有确实证据。又“九江”一条，他坚守九江在洞庭的说法，却没有想到九江如果果真在洞庭以南，那么经文就应当说“九江孔殷，江汉朝宗于海”了。徐文靖所作的驳论，恐怕胡渭也不能再加以诘难了。千虑之中偶有一失，大概是他不屑于保留疑问的过错吧？其他如他不知道河水有重源，是因为当时西域尚未平定，没有办法进行验证。又如他引用郦道元的各种说法时，往往把经文和注文混淆，大概是由于传刻错误，没有见到完善的本子。受当时条件限制，当然不能把这些一概归咎于胡渭。△《洪范正论》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全书大意认为，禹治理水患的根本依据在于九畴，所以开头说鲧堵塞洪水，接着说禹于是继承事业兴起，最后说上天于是把九畴赐给禹。这样，《洪范》是体，《禹贡》是用，二者相互发挥说明，它们的意义才显明。但它着重阐明奉行、顺应天道的道理，并不是郑樵所说《禹贡》《洪范》相为表里的说法，只是把九州的次序配属于五行罢了。它辨析前人的说法，例如认为汉人专门取用灾异祥瑞，推演五行，牵强附会，和谶纬之学相同，这是它的第一项弊病。《洛书》原文从“即五行五事”到“五福六极”的二十个字，以及从“惟敬用农用”等十八个字，都是禹所增补的，同“危微精一”的心法旨趣相同。开始的第一、第二到第九次，不过是排列次序的名称，并不是龟背文字本来所有的内容。龟背上的纹理，如同木石的纹理，可以推究辨析；又如鲁夫人、公子友手上有文字之类。宋代儒者创制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改变了《洛书》，把文字变成了图。以至于把“九数”说成“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纷改定。这是第二种弊病。又，《洪范》原本并没有错简，王柏、胡一中等人却任意改窜。这是第三种弊病。这些都切中旧说的弊端。大概胡渭经学造诣深厚，学问有根基，所以他的论述都以义理为准绳。汉儒牵强附会的说法、宋儒改乱经文的议论，都能够一扫而空，彻底排除。《尚书解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代李光地撰写。此书只解释《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七篇，大概是尚未完成的稿本。书中的说法并不以训诂见长，文辞和义旨简约，却多有精深的见解。《大禹谟》篇不认为古文是伪作，而说孔安国有所删改增补，东汉以后儒者又有所窜改；以此来解释文辞平易的原因，未免有调和之意。《禹贡》篇解释“五服五千”时，以飞鸟图作为推算依据，说从最北边的塞地北极出地四十二度，到广海戴日北极出地二十三度，一度为二百五十里，南北正好相距五千里，以迁就“入于南海”这句话。也由于李光地是福建人，不愿让他的乡土被排除在《禹贡》所说的扬州之外，所以提出了这种说法。他把“洪”解释为“大”，把“范”解释为“训”，认为“洪范”就是《顾命》中的“大训”，这些说法都未免巧妙而不确切。至于《尧典》中关于中星和岁差的论述，《舜典》中关于盖天、浑天、十二州以及诗歌声律的论述，《禹贡》中关于潜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汇入，彭蠡就是今天的巢湖，会于汇就是鄱阳湖，原隰潴野不是地名等论述，则确实都是有考证依据的见解，并非讲学家凭空依据义理推测出来的。《书经衷论》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译清代张英撰写。张英有《易经衷论》，已经著录。此书不完整抄录《经》文，而是每篇各自拟定标题，再逐条附加解说，也像他解说《易经》的体例。《虞书》共六十三条，《夏书》三十二条，《商书》五十二条，《周书》一百六十七条。书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进书时所作的原序一篇。当时张英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侍讲于内廷，所以常因事发挥陈说，很像宋人讲义的体裁。他的论说多采录旧文，同时参入新的见解。例如《益稷篇》说篇中有“暨益稷”的文字，所以借这两个字作为篇名，这是林希逸的说法；《甘誓篇》说启没有亲自经历战阵，却能一向通晓军旅之事，足以说明古人学习没有不贯通的，这是吕祖谦的说法；《微子篇》说比干回答微子的话，应当与箕子没有不同，所以不再另行记载，这是孔安国的说法；《君牙篇》说古代制诰的言辞，一定先叙述祖先的功绩和宗庙先人的德行，然后因而提到臣子的祖父，这就是立言的体例，这是《朱子语类》的说法；至于把《高宗肜日》解释为祖己训诫祖庚的书，把《西伯戡黎》解释为武王的事，都不采用蔡氏的说法，而采用金履祥《通鉴前编》的说法：大体上能够综合各家言论，不拘守门户。他把《牧誓》中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解释为在友邦冢君之外列举的小国国君，并相连提及，不采用蔡氏所谓八国都靠近周的西都，也不采用陈氏由远及近概括说明的说法；把《君奭》解释为周公、召公共同勉励自己辅佐成王的话，也不采用诸家所谓“留之”“慰之”的说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创立的解释，考察《经》的义理，也比较精确贴切。虽然篇卷不多，但平正通达，远胜于那些支离繁衍的著作。《尚书地理今释》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清代蒋廷锡撰写。蒋廷锡字扬孙，常熟人。康熙癸未年进士。官至大学士，谥号文肃。这部书是他任内阁学士时所作。卷首题为“恭录圣训”，大概是他在内廷值班的日子里，承受皇帝的指授，恭敬地抄录编成此书。其中订正诸儒说法的地方，例如《尧典》的“宅嵎夷”，根据《后汉书》确定为朝鲜，纠正薛季宣、于钦的错误；“宅西”，根据黄度《尚书说》，认为不能限定为某一地，纠正徐广《史记注》的错误；“厘降妫汭”，根据孔安国《传》和陆德明《释文》的说法，纠正《水经注》把妫汭说成两条水的错误。《舜典》的“恒山”，根据浑源到曲阳的道路里程，纠正《汉志》关于上曲阳的错误；“荥、波既潴”，根据傅寅的说法，纠正孔《传》把荥、波分作两条水的错误。又有订正蔡沈《集传》说法的地方，例如《禹贡》的“治梁及岐”，根据曾旼的说法辨明它不是吕梁、狐岐；“九河既道”，根据《经典释文》辨明简洁不是一条河；“灉沮会同”，根据《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辨明这里的沮水不是汳沮；“浮于济漯”，根据《汉书·地理志》和陈师凯《书传旁通》，辨明蔡氏不知道漯水所在。“濰淄既道”，根据《水经注》辨明淄水不是向东流入济水；“浮于淮泗”，根据《史记·河渠书》辨明禹时泗水的上源并不是从泲水通向黄河；“三江既入”，根据郑玄的说法辨明蔡氏误从庾阐《吴都赋注》。“和夷底绩”则根据《水经注》和时澜《书说》，辨明严道以西没有夷道；“盘庚于今五迁”，根据《史记索隐》，辨明邢就是“耿”的读音，祖乙并没有迁都两次。又考订三危有两个，嶓冢也有两个，熊耳有两个但实际是同一处，雍州、梁州都包括岷山，荆州、梁州各有沱水、潜水，南亳、西亳都是商汤所建都的地方。这些考订都精密确切，足以证明古代传说的讹误，解释后世儒者的疑惑。至于昆仑山和黄河源头的说法，不仅订正了汉儒的错误，也证明《元史》的说法不对。这是因为恭逢圣代统一天下舆图，才得以考察并看到真实依据，尤其不是前代经师辗转听闻、以讹传讹的说法所能相比。《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已经充分采录了他的文章。这大概是它先行单独刊行的本子。现恭敬地著录于此，使天下后世知道圣学的高深，超越千古，能够仰观俯察，与庖犠相合。当时执笔记录的臣子们，在鞠<月卺>螭坳之间，完全听闻圣训，得到其中万分之一的余绪，便已经能够总括古今，写出经学家前所未有的论说。《禹贡会笺》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代徐文靖撰写。徐文靖字位山，当涂人。雍正癸卯年举人。乾隆元年被荐举博学鸿词科，考试未中格。乾隆十七年又被荐举经学，特授翰林院检讨。这部书开头列出《禹贡山水总目》，以《水经》所载为主，并在下面附加论述；其次绘制地图十八幅，每幅都附有说明。书中都先引用蔡《传》，然后继续为之作笺，广泛依据各类书籍，再按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例如说汾水向西流入黄河，不是向东流入黄河；徒骇就是黄河的主流，不是另外有一条徒骇河；“三江既入”最终应以南江、北江、中江为正确解释；九江在浔阳，不在洞庭：这些说法都不受蔡《传》的拘束。至于蔡山，则对自己疑惑之处缺略不论，不赞同《寰宇记》所谓周公山就是蔡山的说法。至于惇物山，则采用《金史·地理志》的说法，认为它在乾州武亭县，即今武功县东南二百里处；关于三危山，则引用《西河旧事》说它是昇雨山，并认为《史记注》写作卑羽山，大概是字的错误；这些都是在辨析胡渭的讹误，也都有考证依据。大概研究《禹贡》的人，自宋代以来纷乱得像乱丝一样，直到胡渭《禹贡锥指》问世，才冲破陋说、廓清混乱，开始有条理可供考察。徐文靖生在胡渭之后，依据胡渭已经说过的内容继续寻求、推究胡渭尚未达到的地方，所以与胡渭的著作相比，更加精密，大概后来继承前人成果的人更容易取得功效。只是他过分相信《山海经》《竹书纪年》，这就是偏好古书而不考察真伪的过失。

译附录。《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旧本题作“汉伏胜撰”。伏胜是济南人。考察《史记》《汉书》，只称伏生，并没有说他的名字叫胜，所以有些论者怀疑“胜”这个名字是后人擅自添加的。然而《晋书·伏滔传》称其远祖为胜，那么这个称呼也有流传的依据。《汉志·书类》记载《尚书》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没有“伏胜”二字。《隋志》记载《尚书》三卷、郑玄注，也没有“伏胜”二字。陆德明《经典释文》称《尚书大传》三卷，为伏生所作。《晋书·五行志》称汉文帝时伏生创作并记述《大传》。《玉海》记载《中兴馆阁书目》，引用郑康成《尚书大传序》说：“大概是从伏生开始的。伏生是秦代博士，到孝文帝时年纪将近百岁。张生、欧阳生跟随他学习并接受传授，但语音仍有讹误，前后次序仍有错乱。再加上篆书、隶书的差异，不可能没有错误。伏生死后，几个学生各自论述所听闻的内容，用自己的意见弥补其中的缺漏，另外撰作章句。” “又特别撰写大义，依据《经》的义旨来归属编排，把它命名为《传》。刘向校订书籍时得到此书，便把它上奏进献。共四十一篇，诠释编次为八十一篇”，等等。这样看来，这部《传》是张生、欧阳生所撰述的，只是源头出自伏胜，并不是伏胜亲自撰写的。《唐志》也作三卷。《书录解题》则作四卷。如今流传的共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杭州三卷本，与《隋志》相合；但实际上是杂采类书所引用的文字，搜集编成一书，漫无头绪。另一种是扬州四卷本，与《书录解题》相合，并且有郑康成的注。拿宋仁宗《洪范政鉴》所引用的郑氏注来校对，逐条都相合，可知不是假托的本子。（按：《洪范政鉴》世间没有传本，只有《永乐大典》载有全书。）两种本子各自附有《补遗》一卷，扬州本所补较为完备。然而像《郊特牲注》引用《大传》所说“宗室有事，族人都侍立终日，大宗已经在宾客祭奠处侍立，然后举行燕私。什么叫燕私？就是已经说完，族人饮酒”这一条，仍然没有收入，确实可见著书的困难。书中文字有的谈《尚书》，有的不谈《尚书》，大体上像《诗外传》《春秋繁露》，与《经》的义理处于若即若离之间。但古代训诫和旧典往往保存在其中，这就是所谓六艺的支流。第三卷是《洪范五行传》，首尾完整。汉代谶纬之学的说法，实际上由此开始。不过，《月令》中本来就已有这种义理，如今《月令》列在经书之中，因此不必把董仲舒、刘向、京房推说灾异应验、穿凿附会的责任归咎于伏胜的创始。第四卷题名为《略说》，王应麟在《玉海》中把它另列为一书。然而像《周礼·大行人疏》所引用的“孟侯”一条、《玉藻疏》所引用的“祀上帝于南郊”一条，如今都在这一卷中。可见《大传》是大名，《略说》是小目，是王应麟把它析分为两书，并不正确。只是所传的二十八篇中没有《泰誓》，而此书却有《泰誓传》；《九共》《帝告》《归禾》《掩诰》都是《逸书》，但此书也都有相应的《传》。大概伏生一生以传授《尚书》为业，不可能在二十八篇之外完全没有记忆，只是把那些篇章完整的内容编成《传》流传于世；至于残缺的篇章和断句，则偶尔附记在《传》中，这也是事理所允许的，本来不足以认为奇怪。（按：《尚书大传》在《经》文之外搜集遗文，推演旁义，大概就是古代的纬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章〕 各史书把它著录在《尚书》一类中，但究竟与训诂类书不属于同一类别。现在也按照《易纬》的例子，把它附在经解类书的末尾。《书义矜式》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元代王充耘撰写。王充耘凭借《书经》经义考中进士，这就是他所作的经义文章范式。自宋熙宁四年开始以经义取士，当时如张才叔所作的《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被学者称为不可磨灭的文章。吕祖谦编纂《文鉴》时，特意收录这一篇，把它作为程式。元仁宗皇庆初年恢复科举，仍然采用经义，但文章体式比宋代略有变化。概括其格律，有破题、接题、小讲，称为冒子；冒子之后进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大讲、余意，也叫从讲；又有原经，也叫考经；最后有结尾。沿袭时间久了，人们厌烦冗长繁复，有时便稍作变通。但大体上有冒题、原题、讲题、结题，这些一定不能改变。王充耘就根据自己学习的经篇，摘取几个题目分别写成程文，以此显示标准。他在《慎徽五典》一文中，引用孔《传》“大录万几”的说法，并没有完全采用蔡《传》。考察《元史·选举志》，其中记载经义考试采用蔡《传》及注疏。当时的经义文章还没有完全废弃旧说，所以应试者可以兼采旧说。这就是元代经学最终胜过明代的原因。（按：此书是科举考试的程文，应当归入《集部》。然而它虽然不是训诂经书，实际上也阐明了经义，若收入《别集》又不相类。因此仍收入《经部附录》中。） 以上“书类”五十六部，六百五十一卷，《附录》二部，十一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蔡沈《洪范皇极数》等书，虽然以《洪范》为名，实际上却是根据《洛书》的九数推演成篇，与《洪范》完全没有关系。过去把它们列在《书类》中，在义理上很不恰当。现在全部退列到《子部·术数类》中，以免旁门小技混淆圣经的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