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六 子部五十六
卷一百四十六 子部五十六○道家类后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於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於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於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迁变之故，尚一一可稽也。△《阴符经解》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黄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六家注。《崇文总目》云，《阴符经叙》一卷，不详何代人叙集。太公以后为《阴符经注》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传附之。盖即此书而佚其传也。晁公武《读书志》引黄庭坚跋，称《阴符》糅杂兵家语，又妄托子房、孔明诸贤训注。则是书之注，以此本为最古矣。案《隋书经籍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皆不云黄帝。《集仙传》始称唐李筌於嵩山虎口岩石室得此书，题曰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已糜烂，筌钞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后於骊山逢老母，乃传授微旨，为之作注。其说怪诞不足信。胡应麟《笔丛》乃谓苏秦所读即此书，故书非伪，而托於黄帝则李筌之伪。考《战国策》载苏秦发箧得《太公阴符》，具有明文。又历代史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而《黄帝阴符》入道家，亦足为判然两书之证。应麟假借牵合，殊为未确。至所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者，考文徵明《停云馆帖》所刻遂良小字《阴符经》，卷末实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书史》、宝章《待访录》、宣和《书谱》即不著录；诸家鉴藏，亦从不及其名；明之中叶，忽出於徵明家。石刻之真伪尚不可定，又乌可据以定书之真伪乎？特以书虽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为注释，今亦录而存之耳。注中别有称尹者曰：不知何人。卷首有序一篇，不著名氏，亦不著年月，中有泄天机者沉三劫语，盖粗野道流之鄙谈，无足深诘。惟晁公武《读书志》中所引筌注，今不见於此本。或传写有所窜乱，又非筌之原本欤？△《阴符经考异》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宋朱子撰。《阴符经》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读书志》引黄庭坚跋，定为筌所伪托，《朱子语录》亦以为然。然以其时有精语，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为考定其文。其定人以愚虞圣而下一百十四字，皆为经文，盖用褚氏、张氏二注本也。语录载闾邱次孟论《阴符经》自然之道静数语，虽六经之言无以加。朱子谓闾邱此等见处侭得，而杨道夫以为《阴符经》无此语。盖道夫所见乃骊山老母注本，以我以时物文理哲为书之末句，故疑其语不见於本经也。书中有黄瑞节附录，徵引亦颇赅备。考《吉安府志》，瑞节字观乐，安福人。举乡试，授泰和州学正。元季弃官隐居。尝辑《太极图》、《通书》、《西铭》、《易学启蒙》、《家礼》、《律吕精义》、《皇极经世》诸书，并加释注，名曰《诸子成书》。此及《参同契》，盖亦其中之二种。志盖以其学涉道家，故讳而不载云。△《阴符经讲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夏元鼎撰。元鼎字宗禹，自号云峰散人，永嘉人。是编以丹法释《阴符》之旨。卷末附内外三关图、日月圣功图、奇器万象图、三教归一图、先天后天图、上下鹊桥图、七十二候图、五行生成图，各系以说。案《汉志》道家、神仙家截然两派，《阴符》三百八十四字，本李筌自撰而自注之。筌注不言炉火，则为道家之言而非神仙家言可知。后人注筌之书，乃不用筌之自注，郢书燕说，殆类凿空。然《参同契》不言《易》，陈抟引以言《易》，遂自为一家。《阴符经》不言丹，此书引以言丹，亦遂自为一家，递相传授而不能废。故今於《阴符》一书，录六家之注以存其初义，复录此书以备其旁支，所谓从同同也。其馀衍此两派者则不更录焉。二氏之书，姑存崖略而已，不必一一穷其说也。是书前有宝庆二年楼昉序，称元鼎少从永嘉诸老游，好观《阴符》，未尽解。后遇至人於祝融峰顶，若有所授者。后取《阴符》读之，章断句析，援笔立成，若有神物阴来相助云云。
译卷一百四十六 子部五十六 ○道家类 后世关于神怪的事迹，大多归附于道家；道家也自夸其奇异之处，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就是这样。追溯它的根本，主要在于清静自守，再以坚忍的力量来辅助，以柔弱制服刚强，以退让作为进取。所以申子、韩子的学说后来流变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以与兵家相通。此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体，服食丹药、导引术也归入其中；房中术一派中接近神仙之术的内容也归入其中；鸿宝一类的书籍，则把烧炼术归入其中；张鲁创立教派，于是符箓之术也归入其中；北魏寇谦之等人又把斋醮、章表、咒语纳入其中。世上流传的著述，大抵多是后来附加的文字，并非道家本来的宗旨。道教自身尚且不能加以区分，如今也没有必要替它划分。然而考察这些遗书源流和变化的原因，仍然可以一一查考。△《阴符经解》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黄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六家作注。《崇文总目》说，《阴符经叙》一卷，不详是哪一代人作序编集。太公以后作《阴符经注》的共有六家，并把惠光嗣等人的传记附在后面。大概就是这部书，只是它的传记部分已经散佚。晁公武《读书志》引用黄庭坚的跋文，说《阴符经》杂糅兵家言语，又妄托子房、孔明等贤人的训释和注解。这样看来，这部书的注本以此本最为古老。考察《隋书·经籍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有《周书阴符》九卷，都没有说是黄帝所作。《集仙传》才开始说，唐代李筌在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到这部书，题记说“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将它藏于名山，以传给同好”。书已经腐烂，李筌抄录诵读数千遍，最终仍不明白其中含义。后来他在骊山遇到一位老母，才得到传授其中的精微旨意，并为它作注。这种说法怪诞，不足信。胡应麟《笔丛》却说，苏秦所读的就是这部书，因此书并非伪作，只是托名黄帝是李筌造的假说。考察《战国策》，记载苏秦打开箱子得到《太公阴符》，已有明确文字。历代史志又都把《周书阴符》著录在兵家，而把《黄帝阴符》列入道家，这也足以作为两书显然不同的证据。胡应麟借题发挥、牵强附会，实在不够准确。至于他说唐代永徽初年褚遂良曾写过一百本，考察文徵明《停云馆帖》所刻褚遂良小楷《阴符经》，卷末确实有这段文字。然而褚遂良这件法帖，从米芾《书史》、宝章《待访录》、宣和《书谱》开始就没有著录；各家鉴定收藏，也从来没有提到它的名称；到了明代中叶，忽然从文徵明家出现。石刻的真伪尚且不能确定，又怎么能据此判定书的真伪呢？只是因为这部书虽然出现较晚，却很有义理，所以文士多为它作注，今天也把它著录保存下来。注中另有一位称作“尹”的人，说不知道是什么人。卷首有一篇序，没有署名，也没有注明年月，其中有“泄露天机者沉三劫”的说法，大概是粗俗道士的鄙陋言论，没有必要深究。只是晁公武《读书志》中所引用的李筌注释，如今在这个本子里看不到。或许传抄时有所窜改错乱，也可能不是李筌的原本吧？△《阴符经考异》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朱子撰写。《阴符经》出自唐代李筌。晁公武《读书志》引用黄庭坚的跋文，断定是李筌伪托之作，《朱子语录》也这样认为。但因为书中有些话很精妙，不是深通道理的人不能写出，所以朱子为它考订文字。他判定从“人以愚虞圣”以下的一百十四字都是经文，大概采用了褚氏、张氏的两个注本。《语录》记载闾邱次孟评论《阴符经》中“自然之道静”之类的话，认为即使六经的言语也无法超过它。朱子说，闾邱次孟这类见解确实很有所得，但杨道夫认为《阴符经》中没有这些话。大概杨道夫所见的是骊山老母注本，把“我以时物文理哲”作为全书末句，所以怀疑这些话不见于经文本身。书中有黄瑞节的附录，征引也相当完备。考察《吉安府志》，黄瑞节字观乐，安福人。考中乡试，被授予泰和州学正。元代末年，他弃官隐居。曾经辑录《太极图》《通书》《西铭》《易学启蒙》《家礼》《律吕精义》《皇极经世》等书，并加以解释注释，题名为《诸子成书》。这部书和《参同契》，大概也是其中的两种。《吉安府志》大概因为他的学问涉及道家，所以有所避讳而没有记载。△《阴符经讲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夏元鼎撰写。元鼎字宗禹，自号云峰散人，是永嘉人。这部书用丹法解释《阴符》的旨意。卷末附有《内外三关图》《日月圣功图》《奇器万象图》《三教归一图》《先天后天图》《上下鹊桥图》《七十二候图》《五行生成图》，各图都附有说明。考察《汉书·艺文志》，道家与神仙家截然分为两派。《阴符》全书三百八十四字，是李筌自己撰写并自己作注的。李筌的注不谈炉火，因此可以知道它是道家之言，而不是神仙家之言。后人注释李筌的书，却不用李筌自己的注，颠倒曲解，几乎都是凭空穿凿。然而《参同契》本不谈《易》，陈抟却引用它来讲《易》，于是自成一家。《阴符经》本不谈丹法，这部书却引用它来讲丹法，也就自成一家，代代传授而不能废弃。所以如今对于《阴符》一书，录取六家的注解来保存它原来的意义，又录下这部书以备考察它的旁支，这就是所谓顺从同类而保存同类。其余演绎这两派说法的书，就不再收录了。这两类书姑且保存大略而已，不必逐一穷究它们的说法。这部书前面有宝庆二年楼昉的序，说元鼎年轻时跟随永嘉诸老交游，喜欢研读《阴符》，但没有完全理解。后来他在祝融峰顶遇到一位至人，好像得到他的传授。后来取来《阴符》阅读，逐章分段、逐句分析，提笔立刻写成，仿佛有神灵暗中前来相助之类的话。
盖方术家务神其说，往往如是也。又有宝庆丙戌留元刚云峰入药镜笺序一篇，及元鼎自记、自序二篇，宝庆丁亥王九万后序一篇，俞琰《席上腐谈》称元鼎注《阴符》、《药镜》、《悟真》三书，真西山为之序，与诸序所言悉合。今未见其入《药镜》、《悟真篇》二注，而此本已无德秀序，殆传写佚之。然德秀《西山文集》亦不载其文，则莫喻何故矣。△《老子注》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旧本题河上公撰。晁公武《读书志》曰：太史公谓河上丈人通《老子》，再传而至盖公。盖公即齐相曹参师也。而葛洪谓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汉孝文时居河之滨。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诣问之，即授《素书道经》。两说不同，当从太史公云云。案晁氏所引乃《史记乐毅列传赞》之文，叙述源流甚悉。然《隋志道家》载老子《道德经》二卷，汉文帝时河上公注，又载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亡。则两河上公各一人，两《老子注》各一书。战国时河上公书在隋已亡，今所传者实汉河上公书耳。明朱东光刻是书，题曰秦人，盖未详考。惟是文帝驾临河上，亲受其书，无不入秘府之理，何以刘向《七略》载注《老子》者三家，独不列其名？且孔颖达《礼记正义》称马融为《周礼注》，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何以是书作於西汉，注已散入各句下？《唐书刘子玄传》，称《老子》无河上公注，欲废之而立王弼。前此陆德明作《经典释文》，虽叙录之中亦采葛洪《神仙传》之说，颇失辨正，而所释之本则不用此注而用王弼注。二人皆一代通儒，必非无据。详其词旨，不类汉人，殆道流之所依托欤？相传已久，所言亦颇有发明，姑存以备一家可耳。△《道德指归论》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旧本题汉严遵撰。《隋志》著录十一卷。晁公武《读书志》曰：《唐志》有严遵《指归》四十卷，冯廓注《指归》十三卷。今考新、旧唐书均载严遵《老子指归》十四卷，冯廓《老子指归》十三卷，无严遵书四十卷之说。疑公武所记为传写误倒其文也。此本为胡震亨《秘册汇函》所刻，后以版归毛晋，编入《津逮秘书》，止存六卷。钱曾《读书敏求记》云，曾得钱叔宝钞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总序。后有人之饥也至信言不实四章，今皆失去。又引《谷神子》序云，《道德指归论》，陈、隋之间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论德篇》。近代嘉兴刻本，列卷一之卷六，与序文大相迳庭云云。此本亦题卷一之卷六。然则震亨所刻，即据嘉兴本也。曹学佺作《玄羽外编》序，称近刻严君平《道德指归论》，乃吴中所伪作。今案《通考》引晁氏之言，（案：此条《通考》所引与今本《读书志》不同。）称其章句颇与诸本不同，如以曲则全章末十七字为次章首之类，则是书原有经文。《陆游集》有是书跋，称为《道德经指归》古文，亦以经文为言。此本乃不载经文，体例互异。又《谷神子》注本晁氏尚著录十三卷，不云佚阙，此本载《谷神子》序乃云陈、隋之间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论德篇》，因猎其讹舛，定为六卷。与晁氏所录亦显相背触。且既云佚其上经，何以说目一篇独存？至於所引《庄子》，今本无者十六七，不应遵之所取皆向、郭之所弃。此必遵书散佚，好事者摭吴澄《道德经》注跋中庄君平所传章七十有二之语，造为上经四十，下经三十二之说。目又因《汉志庄子》五十二篇，今本惟三十三篇，遂多造《庄子》之语，以影附於逸篇，而偶未见晁公武说，故《谷神子》伪序之中牴牾毕露也。以是推求，则学佺之说不为无据，钱曾所辨殊逐末而遗其本矣。以其言不悖於理，犹能文之士所赝托，故仍著於录，备道家之一说焉。△《老子注》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魏王弼撰。案《隋书经籍志》载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旧唐书经籍志》作《玄言新记道德》二卷，亦称弼注，名已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又以《玄言新记道德》为王肃撰，而弼所注者别名《新记玄言道德》，益为舛互。
译方术家大多致力于把自己的说法说得神秘，往往就是这样。又有宝庆丙戌年留元刚所作《云峰入药镜笺序》一篇，以及元鼎自记、自序两篇，宝庆丁亥年王九万所作后序一篇。俞琰《席上腐谈》说元鼎注释了《阴符》《药镜》《悟真》三部书，真西山为此作序，与各篇序文所说完全相合。现在没有看到他收入《药镜》《悟真篇》的两篇注，而这部书已经没有德秀的序，大概是在传抄中散失了。不过，德秀的《西山文集》也没有收录这篇文章，那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了。△《老子注》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河上公撰写。晁公武《读书志》说：太史公说河上丈人通晓《老子》，传了两代而传到盖公。盖公就是齐相曹参的老师。葛洪却说，河上公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汉孝文帝时住在黄河边。侍郎裴楷说他通晓《老子》，孝文帝亲自前往询问，他就把《素书道经》传给孝文帝。这两种说法不同，应当依从太史公的说法。考察晁氏所引用的，原是《史记·乐毅列传赞》的文字，叙述源流非常详尽。然而《隋书·经籍志》记载《道德经》二卷，汉文帝时河上公作注；又记载梁代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所注《老子》经二卷，但已亡佚。这样看来，两个河上公各是一个人，两部《老子注》各是一本书。战国时河上公的书到《隋书》时已经亡佚，现在流传的实际是汉代河上公的书。明代朱东光刻印这部书，题作秦人，大概是没有详细考察。只是文帝亲自驾临河上公所在之处，亲自接受他的书，这本书没有收入秘府的道理；为什么刘向《七略》记载注释《老子》的有三家，却偏偏不列河上公的姓名？况且孔颖达《礼记正义》说，马融作《周礼注》时，为了免得学习者读两遍，所以把经文全文载入；东汉以后，才把经文直接作为注本来注释。为什么这部书既然作于西汉，注语却已经散列在各句之下？《旧唐书·刘子玄传》说，《老子》没有河上公注，刘子玄想废除它而改立王弼注。在这以前，陆德明撰写《经典释文》，虽然在叙录中也采录葛洪《神仙传》的说法，颇有失于辨析订正，但他所解释的版本却不用这个注本，而采用王弼注。两人都是一代博通经学的儒者，必定不是毫无根据。详细考察它的文辞意旨，并不像汉代人的作品，大概是道教之流托名伪作的吧？这部书流传已经很久，所说的内容也颇有发明，姑且保存下来，作为一家之言罢了。△《道德指归论》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汉代严遵撰写。《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一卷。晁公武《读书志》说：《唐书·经籍志》有严遵《指归》四十卷，冯廓《指归注》十三卷。现在考察《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载严遵《老子指归》十四卷，冯廓《老子指归》十三卷，没有严遵书四十卷的说法。怀疑晁公武所记是传抄时把文字次序弄颠倒了。这部书是胡震亨《秘册汇函》所刻，后来版片归于毛晋，编入《津逮秘书》，只保存六卷。钱曾《读书敏求记》说，他曾得到钱叔宝的抄本，从第七卷到第十三卷，前面有总序；又有从“后有人之饥也”到“至信言不实”四章，如今都散失了。还引用《谷神子》的序说，《道德指归论》在陈、隋之间已经散失了一半，如今保存的只有《论德篇》。近代嘉兴刻本列为卷一至卷六，与序文大相径庭，等等。这部书也题为卷一至卷六。这样看来，胡震亨所刻的就是依据嘉兴本。曹学佺作《玄羽外编》序，说近来刻印的严君平《道德指归论》，是吴中人伪造的。现在考察《通考》引用晁氏的话，（按：这一条《通考》所引的内容与今本《读书志》不同。） 说它的章句颇与各本不同，例如把“曲则全”一章末尾的十七个字作为下一章的开头之类，这说明这部书原来是有经文的。《陆游集》有这部书的跋，称它为《道德经指归》古文，也把它当作有经文来说。这个本子却不载经文，体例彼此不同。又《谷神子》注本，晁氏还著录为十三卷，并没有说它散佚残缺；这个本子所载的《谷神子》序却说，陈、隋之间已经散失了一半，如今保存的只有《论德篇》，于是根据其中的错误舛误，定为六卷。这与晁氏所著录的情况也明显相互冲突。况且既然说上经已经散失，为什么又说目录中只有一篇保存下来？至于所引用的《庄子》，如今的本子有十六七处没有这些文字，不应当说严遵所取用的内容恰好都是向秀、郭象所删弃的。这一定是严遵的书散佚后，好事之徒摘取吴澄《道德经》注跋中“庄君平所传章七十有二”的话，编造出上经四十章、下经三十二章的说法。目录又因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庄子》有五十二篇，而今本只有三十三篇，于是大量伪造《庄子》的文字，附会到散失的篇章上；只是偶然没有看到晁公武的说法，所以《谷神子》伪序中的矛盾就全部暴露出来了。这样推究，曹学佺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钱曾的辨析却是追究枝节而遗漏根本。因为它所说的并不违背道理，还可能是善于作文的人伪托而成，所以仍然著录下来，作为道家的一种说法。△《老子注》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魏代王弼撰写。考察《隋书·经籍志》，记载《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作注。《旧唐书·经籍志》作《玄言新记道德》二卷，也称王弼注，书名已经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又把《玄言新记道德》列为王肃撰写，而王弼所注的另题为《新记玄言道德》，更加错乱。
疑一书而误分为二，又颠错其文也。惟《宋史艺文志》作王弼《老子注》，与此本同。今从之。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弼注《老子》已不传，然明万历中华亭张之象实有刻本，证以《经典释文》及《永乐大典》所载，一一相符。《列子天瑞篇》引谷神不死六句，张湛皆引弼注以释之，虽增损数字，而文亦无异。知非依托，曾盖偶未见也。此本即从张氏《三经晋注》中录出，亦不免於脱讹，而大致尚可辨别。后有政和乙未晁说之跋，称文字多谬误。又有乾道庚寅熊克重刊跋，称近世希有，盖久而后得之。则书在宋时，已希逢善本矣。然二跋皆称不分道经、德经，而今本《经典释文》实上卷题《道经音义》，下卷题《德经音义》，与此本及跋皆不合，岂传刻释文者反据俗本增入欤？考陈振孙《书录解题》尚称不分道经、德经。而《陆游集》有此书跋曰：晁以道谓王辅嗣《老子》题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乎古，此本乃已析矣，安知其他无妄加窜定者乎？其跋作於庆元戊午，已非晁熊所见本，则《经典释文》之遭妄改，固已久矣。△《道德经解》二卷（内府藏本）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苏氏之学本出入於二氏之间，故得力於二氏者特深，而其发挥二氏者亦足以自畅其说。是书大旨主於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说以相比附。苏轼跋之曰：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朱子谓其援儒入墨，作《杂学辨》以箴之。然二氏之书，往往阴取儒理而变其说。儒者说经明道，不可不辨别毫厘，剖析疑似，以杜学者之岐趋。若为二氏之学，而注二氏之书，则为二氏立言，不为儒者立言矣。其书本不免援儒以入墨，注其书者又安能背其本旨哉？故自儒家言之，则辙书为兼涉两歧，自道家言之，则辙书犹为各明一义。《杂学辨》所攻四家，攻其解《易》，解《中庸》，解《大学》者可也；攻及此书，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如径攻《老子》矣。△《道德宝章》一卷（内府藏本）宋葛长庚撰。长庚字白叟，闽清人。为道士，居武夷山。旧本题紫清真人白玉蟾。白玉蟾其别号，紫清真人则嘉定间徵赴阙下所封也。其书随文标识，不训诂字句，亦不旁为推阐，所注乃少於本经，语意多近於禅偈，盖佛、老同源故也。此本为元赵孟頫手书，钩摹雕版，字画绝为精楷。明陈继儒亦尝刻之《汇秘笈》中，改题曰《蟾仙解老》，非其本目。又前有万历癸未适园居士跋二则，其前一则称董逌《藏书志》述张道相集古今注《老子》四十馀家，不载是编。案晁氏《读书志》，张道相乃唐天宝后人，安能以南宋宁宗时书著之於录？且道相所集凡二十九家，并其自注为三十家，亦无所谓四十馀家者。跋所云云，殆於道听途说矣。长庚世传其神仙，而《刘克庄集》有王隐居《六学九书》序，称所见丹家四人，邹子益不登七十，曾景建、黄天谷仅六十，白玉蟾夭死。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群仙珠玉集》条下云，白玉蟾葛其姓，福之闽清人，尝得罪亡命，盖奸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称其人云，近尝过此，曾相识否？余言此辈何可使及吾门云云。二人与长庚同时，其说当确，流俗所传，殆出附会。然道家自尊其教，往往如此。其书既颇有可取，则其人亦不足深诘矣。△《道德真经注》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据澄年谱，称大德十一年澄辞疾归。自京南下，留清都观。与门人论及《老》、《庄》、《太玄》等书，因为正厥讹伪而著其说。澄学出象山，以尊德性为本，故此注所言，与苏辙指意略同。虽不免援儒入墨，而就彼法言之，则较诸方士之所注，精邃多矣。篇末有澄跋云，庄君平所传章七十二，诸家所传章八十一，然有不当分而分者，定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六十二字；凡五千二百九十二字。然大抵以意为之，不必於古有所考。盖澄好窜改古经，故於是书亦多所更定，殆习惯成自然云。△《老子翼》三卷、《老子考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怀疑这是同一本书被错误地分成了两部，文字次序也被颠倒了。只有《宋史·艺文志》作王弼《老子注》，与这个本子相同。现在依从《宋史》的记载。钱曾《读书敏求记》说王弼注《老子》已经失传，但明代万历年间华亭张之象确实有刻本；用《经典释文》和《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相互验证，处处相符。《列子·天瑞篇》引用“谷神不死”六句，张湛都引用王弼注来解释，虽然增减了几个字，但文字也没有不同。由此可知并非后人伪托，钱曾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见到。这部书就是从张之象《三经晋注》中抄录出来的，也不免有脱漏讹误，但大体上还可以辨认。后面有政和乙未年晁说之的跋，说文字多有错误；又有乾道庚寅年熊克重刊的跋，说这部书近世少有，大概是经过很久才得到。这样看来，这部书在宋代时已经很难遇到善本了。不过两篇跋都说没有把道经、德经分开，而今本《经典释文》实际上上卷题为《道经音义》，下卷题为《德经音义》，与这个本子和两篇跋都不相合，难道是后来传刻《释文》的人反而依据俗本增补进去的吗？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还说没有分道经、德经。而《陆游集》有这部书的跋说：晁以道说，王辅嗣的《老子》题作《道德经》，没有把道、德分开而分为上下篇，这还接近古本；这个本子却已经分开了，怎么知道其他地方没有被妄自增删改定呢？这篇跋作于庆元戊午年，已经不是晁说之、熊克所见的本子，那么《经典释文》遭到擅自改动，确实已经很久了。△《道德经解》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苏辙撰写。苏辙有《诗传》，已经著录。苏氏的学问本来就在儒、释、道两家之间出入，所以从两家得到的助益特别深，而他阐发两家的内容，也足以畅达地表达自己的学说。这部书的大旨主张佛、老同出一源，又引用《中庸》的说法来相互比附。苏轼为它作跋说：假使汉初有这部书，那么孔子与老子就是一体；假使晋、宋时有这部书，那么佛教与老子也不会被视为两家。朱子认为这是把儒学引入墨学，撰写《杂学辨》来针砭它。然而佛、道两家的书，往往暗中取用儒家道理而改变其说法。儒者解释经书、阐明道理，不可不对细微差别加以辨析，剖解似是而非之处，以杜绝学者走上歧途。若是研究佛、道两家之学，并为佛、道两家的书作注，那就是替佛、道两家立言，而不是替儒者立言了。这部书本来就不免把儒家思想引入墨学，给它作注的人又怎么能够违背它的本旨呢？所以从儒家立场说，苏辙的书是兼涉两条歧路；从道家立场说，苏辙的书仍然是分别阐明一种道理。《杂学辨》所攻击的四家，攻击其中解释《易》、解释《中庸》、解释《大学》的，还可以；攻击到这部书，就是没有考察根本而只把末节一概而论，还不如直接攻击《老子》。△《道德宝章》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葛长庚撰写。长庚字白叟，是闽清人。他是道士，居住在武夷山。旧本题为紫清真人白玉蟾。白玉蟾是他的别号，“紫清真人”则是嘉定年间征召他到宫阙之下后所封的称号。这部书随着经文作标记，不训释字句，也不另作推演阐发，所作注语反而少于原经，语言意味多接近禅宗偈语，大概是因为佛、老同出一源。这个本子是元代赵孟頫亲手书写、钩摹后雕版刻成的，字形笔画极其精美端正。明代陈继儒也曾把它刻入《汇秘笈》，改题为《蟾仙解老》，不是它原来的书名。书前又有万历癸未年适园居士的两则跋，其中前一则说，董逌《藏书志》记述张道相汇集古今注《老子》的四十多家，却没有收录这部书。考察晁氏《读书志》，张道相是唐天宝以后的人，怎么能把南宋宁宗时的书著录在他的书目中？况且张道相所汇集的总共只有二十九家，加上他自己的注也只是三十家，并没有所谓四十多家。跋中所说的，大概只是道听途说。葛长庚世代相传被说成神仙，但《刘克庄集》中有王隐居《六学九书》序，说他所见丹家四人，邹子益不到七十岁，曾景建、黄天谷只有六十多岁，白玉蟾则早夭。又据陈振孙《书录解题》“群仙珠玉集”条说，白玉蟾姓葛，是福州闽清人，曾经获罪而逃亡，大概是奸诈妄诞之徒。我任南城县令时，有个寓居当地的公卿说起这个人，说他最近曾经过这里，问我是否曾与他相识。我回答说，这类人怎么能让他进入我的门下，等等。这两个人与长庚是同时代人，他们的说法应当可靠；民间流传的说法，大概出于附会。不过，道家尊崇自己的教派，往往就是这样。既然他的书颇有可取之处，那么对他本人也不必过分追究了。△《道德真经注》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吴澄撰写。吴澄有《易纂言》，已经著录。据吴澄年谱记载，大德十一年，吴澄以疾病为由辞官归去。他从京城向南行，留居清都观。与门人谈论到《老子》《庄子》《太玄》等书，于是为了订正其中的错误和伪妄而撰写这部书。吴澄的学问出自陆九渊，以尊崇人的本性为根本，所以这部注的主旨与苏辙的说法大致相同。虽然不免把儒家思想引入墨学，但按照道家一派的说法来看，比起方士们所作的注，精深得多。篇末有吴澄的跋说，庄君平传下来的篇章有七十二章，各家传本有八十一章，但其中有些本来不应当分章却分了，于是定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共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共二千九百六十二字；总计五千二百九十二字。不过，这大体上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的，不一定有古代文献可以考证。大概吴澄喜欢窜改古代经书，所以对这部书也多有改定，几乎已经成为习惯。△《老子翼》三卷、《老子考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编辑韩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笔乘》，共成六十五家，各采其精语，裒为一书。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标举姓名，列本章之后；其音义训诂但取一字一句者，则仿裴骃《史记集解》之例，联贯其文，缀本章末句之下。上下篇各为一卷，附录及考异共为一卷。不立道经、德经之名，亦不妄署篇名，体例特为近古。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审。大旨主於阐发玄言，务明清净自然之理。如葛长庚等之参以道家炉火，禅学机锋者，虽列其名，率屏不录，於诸家注中为博赡而有理致。盖竑於二氏之学本深於儒学，故其说儒理者多涉悠谬，说二氏之理者转具有别裁云。△《御注道德经》二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老子》载《汉书艺文志》，而不载其有注。《隋书经籍志》以下，注其书者著录日繁，焦竑《老子翼》作於明万历中，所采尚六十四家。竑所未见者不知凡几，竑以后之所注又未知凡几也。盖儒书如培补荣卫之药，其性中和，可以常饵；《老子》如清解烦热之剂，其性偏胜，当其对证，亦复有功，与他子书之偏驳悠谬者异，故论述者不绝焉。然诸家旧注，多各以私见揣摩，或参以神怪之谈，或传以虚无之理，或岐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参诸兵谋，群言淆乱，转无所折衷。惟我世祖章皇帝此注，皆即寻常日用，亲切阐明，使读者销争竞而还淳朴，为独超於诸解之上。盖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凡一家之书，皆不没所长。圣人之化神，因事制宜，凡一言之善，必旁资其用。固非拘墟之士所能仰窥涯涘矣。△《老子说略》二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仪礼郑注句读》，已著录。《道德经解》者甚多，往往缴绕穿凿，自生障碍。尔岐是编，独屏除一切，略为疏通大意。其自序谓流览本文，读有未通，辄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读隙间，觉大义犁然。回视诸注，勿计不能读，亦已不欲读云云。又有自跋，称人问朱子道可道如何解，应之曰：道而可道则非常道，名而可名则非常名。朱子生平未尝解《老》，使其解《老》，此即其解《老》之法，亦即可谓解一切诸书之法。要在不执解求解，反之是书，以解是书而已云云。盖其大旨在於涵泳本文，自得理趣。故不及纵横权谲之谈，亦不涉金丹黄白之术，明白简当，颇可以备参览焉。△《道德经注》二卷、附《阴符经注》一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国朝徐大椿撰。大椿有《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已著录。是编以《老子》旧注人人异说，而本旨反晦，乃寻绎经文，疏通其义。仍分上下二篇，而削其道经、德经之目。仍分八十一章，而削其章名，但以每章第一句标题。其字句参考诸本，取其词意通达者。其训诂推求古义，取其上下融贯者。其所诠释，主於言简理该，大旨与张尔岐《老子说略》相同，而研索较深，发挥较显，在《老子注》中，尚为善本。附载《阴符经注》一卷，诂以易理，义亦可通。惟其凡例诋呵古人，王弼注谓之肤近，河上公注谓之文理不通，未免过当。又谓老氏之学与六经旨趣各有不同，六经为中古以后文物极盛之书，老氏所云养生修德，治国用兵之法，皆本上古圣人相传之精意。故其教与黄帝并称，其用甚简，其效甚速。汉时循吏，师其一二，已称极治云云。亦未免务为高论。夫老子生乎乱世，立清净之说以救之，特权宜拯弊之一术，犹曰不药得中医耳。盖公以是术教曹参，亦适当秦虐之后，人思休息，犹适当静摄可愈之病耳。必谓老氏欲以此术治万世，非老氏之本意。至於黄帝以七十战定天下，一切礼乐刑政无一非其所制作，古书具在，班班可考，必谓黄帝以无为治天下，尤非黄帝之实事。大椿此书，於《老子》之学不为无见，而跻《老子》於六经上，则不可以训。故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说如右。△《关尹子》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焦竑撰写。焦竑有《易筌》，已经著录。这部书汇辑韩非以下解释《老子》的六十四家，再附上焦竑的《笔乘》，共成六十五家；各自采集其中的精要语句，汇编成一部书。其中首尾完整、自成篇章的，仿照李鼎祚《周易集解》的体例，各自标明姓名，列在本章之后；只取一个字一句话作音义训诂的，则仿照裴骃《史记集解》的体例，把各家的文字联贯起来，缀在本章末句之下。上下篇各为一卷，附录和考异合为一卷。不立“道经”“德经”的名称，也不擅自标列篇名，体例特别接近古制。所采各家说法，大多取自道藏，很多不是世间通常流行的本子。焦竑对材料的取舍，也特别精审。全书大旨在于阐发玄妙之言，务求说明清静自然的道理。像葛长庚等把道家炉火之术、禅学机锋掺入其中的说法，虽然列出他们的姓名，却大多屏弃不录；在各家注本中，这部书算是广博而且有条理的。大概焦竑对于佛、道两家的学问本来比对儒学更加深厚，所以他谈儒家道理时多有荒诞之处，而谈佛、道之理时反而具有独到的裁断。△《御注道德经》二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亲自撰写。《老子》见载于《汉书·艺文志》，但没有记载它有注本。从《隋书·经籍志》以后，著录注释这部书的人日益增多。焦竑的《老子翼》作于明万历年间，所采录的尚且有六十四家。焦竑没有见到的，不知道有多少；焦竑以后为它作注的，又不知道有多少。儒家书籍好比培补荣卫的药，药性平和，可以经常服用；《老子》好比清解烦热的药，药性有所偏胜，在对症时也同样有效，与其他诸子书中那些偏颇荒谬的内容不同，所以论述它的人一直没有断绝。然而各家旧注大多凭自己的见解揣摩，有的掺入神怪之谈，有的用虚无之理传述，有的分歧地用丹法解释，有的牵引来与兵法谋略相参，众说混杂，反而没有可以折衷取定的标准。只有我世祖章皇帝的这部注，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义，亲切地加以阐明，使读者消除争竞之心而返归淳朴，在各家解释中独自超出其上。圣人的道理广大，能够兼收并蓄，凡是一家之书，都不抹杀它的长处；圣人的教化神妙，能够因事制宜，凡是一句话的长处，都一定从旁取来为己所用。这当然不是拘泥浅陋的人所能仰望窥见其边际的。△《老子说略》二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本朝张尔岐撰写。张尔岐有《仪礼郑注句读》，已经著录。解释《道德经》的书很多，往往盘绕穿凿，自行造成障碍。张尔岐这部书独自排除一切，只略作疏通，说明大意。他的自序说：通读原文，遇到读不通的地方，就用自己的意思推测，在句读的空隙间略加一两个字，便觉得大义豁然清楚；回头看各家注本，先不说不能读，也已经不想再读了，等等。又有他的自跋，说有人问朱子“道可道”应当怎样解释，朱子回答：“道而可道则非常道，名而可名则非常名。”朱子一生没有解释过《老子》，假如让他解释《老子》，这就是他解释《老子》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解释一切书籍的方法。关键在于不要执着于寻求解释，而只是回到这部书本身，以解释这部书为止，等等。大概他的宗旨在于涵泳原文，自行体会其中的理趣。因此不涉及纵横权变、诡谲权谋的说法，也不涉及金丹、黄白之术，文字明白简要，很可以作为参考阅读。△《道德经注》二卷，附《阴符经注》一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清代徐大椿撰写。徐大椿另有《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老子》的旧注人人各持异说，反而使原书本旨更加晦涩，于是寻绎经文，疏通其中的意义。仍分为上下两篇，但删去“道经”“德经”的篇目；仍分为八十一章，但删去各章章名，只用每章的第一句作标题。字句方面参考各本，选取词意通达的；训诂方面推求古义，选取能够上下贯通的。所作解释，主张言语简约而义理完备，大旨与张尔岐《老子说略》相同，但考索较深，发挥较显，在《老子注》中还算是较好的版本。书后附载《阴符经注》一卷，用《易》理解释，意义也说得通。只是它的凡例斥责古人，称王弼注浅薄鄙近，称河上公注文理不通，未免言过其实。又说老氏的学说与六经的旨趣各不相同，六经是中古以后文物制度极为完备的书，老氏所说的养生修德、治国用兵之法，都是本于上古圣人相传的精微旨意。因此他的教说与黄帝并称，运用起来非常简约，见效也非常迅速。汉代的循吏，只要学习其中一两点，就已经被称为治理达到极致了，等等。这也未免是务求发表高论。老子生在乱世，提出清静的学说来挽救时弊，不过是权宜救弊的一种方法，犹如不服药而得到中医的治疗罢了。盖公用这种方法教导曹参，也正适合秦朝暴虐之后，人们希望休养生息的时势，犹如正适合用静养调摄来治愈的疾病一样。若一定说老氏想用这种方法治理万世，那就不是老氏的本意。至于黄帝经过七十次战斗平定天下，一切礼乐刑政没有不是他所制定的，古书都在，清楚可考；若一定说黄帝以无为治理天下，更不是黄帝的实际事迹。徐大椿这部书，对于《老子》的学问并非毫无见解，但把《老子》抬到六经之上，就不可作为准则。所以保存并著录这部书，同时附带辨析他的说法如下。△《关尹子》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周尹喜撰。案《经典释文》载喜字公度，未详何本。然陆德明非杜撰者，当有所传。李道谦《终南祖庭仙真内传》称，终南楼观为尹喜故居，则秦人也。考《汉志》有《关尹子》九篇，刘向《列仙传》作《关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录，则其佚久矣。南宋时徐蒇子礼始得本於永嘉孙定家，前有刘向校定序，后有葛洪序。向序称盖公授曹参，参薨，书葬。孝武帝时有方士来上，淮南王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其说颇诞。与《汉书》所载得《淮南鸿宝秘书》言作黄金事者不同，疑即假借此事以附会之。故宋濂《诸子辨》以为文既与向不类，事亦无据，疑即定之所为。然定为南宋人，而《墨庄漫录》载黄庭坚诗寻师访道鱼千里句，已称用《关尹子》语，则其书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间方士解文章者所为也。至濂谓其书多法释氏及神仙方技家，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老聃时皆无是言。又谓其文峻洁，而颇流於巧刻，则所论皆当。要之，其书虽出於依托，而核其词旨，固远出《天隐》、《无能》诸子上，不可废也。此本分一宇、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九篇，与濂所记合。俞琬《席上腐谈》称旧有陈抱一注，又元大德中有杜道坚注，名曰《阐玄》。今皆未见云。△《列子》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旧本题周列御寇撰。前有刘向校上奏，以御寇为郑穆公时人。唐《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曰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言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每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云云。其后高似孙《纬略》遂疑列子为鸿濛云将之流，并无其人。今考第五卷汤问篇中并有邹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御寇之手，更无疑义。然考《尔雅疏》引《尸子广泽篇》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宏廓宏溥介纯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馀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云云。是当时实有列子，非庄周之寓名。又《穆天子传》出於晋太康中，为汉、魏人之所未睹。而此书第三卷周穆王篇所叙驾八骏，造父为御，至巨搜，登昆仑，见西王母於瑶池事，一一与传相合。此非刘向之时所能伪造，可信确为秦以前书。考《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何休注曰，子沈子后师沈子，称子冠氏上，著其为师也。然则凡称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称师，非所自称。此书皆称子列子，则决为传其学者所追记，非御寇自著。其杂记列子后事，正如《庄子》记庄子死，《管子》称吴王、西施、商子称秦孝公耳，不足为怪。晋光禄勋张湛作是书注，於天瑞篇首所称子列子字知为追记师言，而他篇复以载及后事为疑，未免不充其类矣。书凡八篇，与《汉志》所载相合。赵希弁《读书附志》载，政和中宜春彭瑜为积石军倅，闻高丽国《列子》十卷，得其第九篇曰元瑞於青唐卜者云云。今所行本皆无此卷，殆宋人知其妄而不传欤？其注自张湛以外，又有唐当涂丞殷敬顺释文二卷，此本亦散附各句下。然音注颇为淆乱，有灼然知为殷说者，亦有不辨孰张孰殷者。明人刊本往往如是，不足讶也。据湛自序，其母为王弼从姊妹，湛往来外家，故亦善谈名理，其注亦弼注《老子》之亚。叶梦得《避暑录话》乃议其虽知《列子》近佛经，而逐事为解，反多迷失。是以唐后五宗之禅绳晋人，失其旨矣。△《冲虚至德真经解》八卷（内府藏本）
译旧本题为周尹喜撰写。考《经典释文》记载尹喜字公度，但不知它依据的是哪一种本子。不过陆德明不是凭空杜撰的人，应当有所传承。李道谦《终南祖庭仙真内传》称，终南楼观是尹喜的故居，那么他就是秦地人。考察《汉书·艺文志》，有《关尹子》九篇；刘向《列仙传》作《关令子》，而《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没有著录，可见此书早已散佚。南宋时徐蒇字子礼，才在永嘉孙定家得到此书，书前有刘向校定序，书后有葛洪序。刘向序说，盖公传授给曹参，曹参死后，这部书随葬。孝武帝时有方士进献此书，淮南王把它藏起来没有拿出。刘向的父亲刘德办理淮南王的案件时得到此书。这些说法颇为荒诞，与《汉书》所记载的刘德得到《淮南鸿宝秘书》、其中说到炼制黄金的事情不同，怀疑是借用那件事来附会此书。因此宋濂《诸子辨》认为，书中文字既不像刘向的文章，事情也没有根据，怀疑就是孙定所作。然而孙定是南宋人，而《墨庄漫录》记载黄庭坚诗中“寻师访道鱼千里”一句，已经说是用了《关尹子》的话，那么此书未必出自孙定之手，也可能是唐、五代之间懂得文章的方士所作。至于宋濂说这部书多采用佛教以及神仙方技家的说法，如把“识”改说成“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等等，这些说法在老聃时代都没有。又说它的文章峻拔洁净，却颇流于雕琢，这些评论都很恰当。总之，这部书虽然出于假托，但考察它的言辞旨意，确实远在《天隐》《无能》等诸子书之上，不可以废弃。这个本子分为“一宇”“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九篇，与宋濂所记相合。俞琬《席上腐谈》称，旧日有陈抱一注，元大德年间又有杜道坚注，名为《阐玄》。如今都没有见到。△《列子》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周代列御寇撰写。书前有刘向校订后上奏的文字，把列御寇列为郑穆公时人。唐代《柳宗元集》中有《辨列子》一篇，说郑穆公在孔子以前几百年。《列子》一书谈到郑国时，都说到子产、邓析，不知道刘向为什么这样说。《史记》记载，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楚国围攻郑国，杀死郑国国相驷子阳。驷子阳正与列子同时，那一年是鲁穆公十年。不知刘向所说的鲁穆公时期，是否因此误写成郑穆公？后来张湛只知道奇怪《列子》一书说到郑穆公以后的事情，却始终不能推知这些事情的时代；然而这部书也多有增删窜改，并不是真实的原貌，其中说到魏牟、孔穿，二人都出在列子之后，因此不可信，等等。后来高似孙《纬略》于是怀疑列子是鸿濛、云将一类的人物，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人。如今考察《列子》第五卷《汤问篇》，其中还写有邹衍吹律的事情，并不只是魏牟、孔穿。因此它不是列御寇亲手所作，更没有疑问。然而考察《尔雅疏》引用《尸子·广泽篇》的话说：墨子崇尚兼爱，孔子崇尚公正，皇子崇尚中和，田子崇尚均平，列子崇尚虚无，料子崇尚区别、划分领域；他们的学说互相非难，已经有好几代了，但其实都被私心所蒙蔽。天帝、皇后、辟、公、宏廓、宏溥、介、纯、夏、幠、冢、晊、昄，都是“大”的意思，十多个名称而实际是同一个意义。如果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实际上都是同一回事，那么彼此就不会互相非难，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确实有列子，并不是庄周假托的名字。又《穆天子传》出于晋太康年间，此前汉、魏时期的人还没有见过它。而这部书第三卷《周穆王篇》所叙述的驾驭八匹骏马、造父驾车、到达巨搜、登上昆仑山、在瑶池见到西王母的事情，一一都与《穆天子传》相合。这不是刘向时代的人所能伪造的，可以确实相信它是秦代以前的书。考察《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子沈子说，何休注释说：子沈子是后来的老师沈子，称“子”并冠在姓氏之上，是为了表明他是老师。既然如此，凡是称作“子某子”的，都是弟子对老师的称呼，并不是本人自称。这部书都称“子列子”，因此肯定是传述列子学说的人追记的，不是列御寇亲自撰写的。书中杂记列子死后的事情，正如《庄子》记载庄子之死、《管子》提到吴王、西施、《商子》提到秦孝公一样，不值得奇怪。晋代光禄勋张湛为这部书作注，在《天瑞篇》开头所称“子列子”中，已经知道是追记老师的话；但在其他篇章又因记载了后来的事情而疑惑，未免没有贯彻同一标准。全书共八篇，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相合。赵希弁《读书附志》记载，政和年间，宜春人彭瑜任积石军倅，听说高丽国有《列子》十卷，得到其中第九篇，篇名为“元瑞於青唐卜者”，等等。如今流传的版本都没有这一卷，或许是宋人知道它是伪作而不再传抄吧？此书的注释，除张湛之外，还有唐代当涂县丞殷敬顺的释文二卷；这个本子也把它们分散附在各句下面。不过音义注释颇为混乱，有的明显可以知道是殷敬顺的说法，也有的无法分辨究竟是张湛的还是殷敬顺的。明代刻本往往如此，不值得惊讶。根据张湛的自序，他的母亲是王弼的表姊妹，张湛往来于外家，所以也擅长谈论名理；他的注也仅次于王弼注《老子》。叶梦得《避暑录话》却批评说，张湛虽然知道《列子》接近佛经，却逐件逐事加以解释，反而多有迷失。因此唐代以后五宗的禅法用晋人的说法作准绳，失去了原来的旨意。△《冲虚至德真经解》八卷（内府藏本）
宋江遹撰。遹自署杭州州学内舍生。始末未详。是书乃所注《列子》。据旧刻标题，盖经进之本。其称《冲虚至德真经》者，案《唐书艺文志》，天宝元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仓子》为《洞灵真经》，故有是名。其兼称至德，据晁公武《读书志》，宋景德中所加也。《老》、《庄》二子自王弼、郭象作注后，著录者不下百家。《列子》今尚仅存注本之行於世者，张湛、殷敬顺以外，惟林希逸《口义》及遹此书而已。此书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二十卷，与今本不符。然今本首尾完具，不似阙佚。竑所著录，大抵杂抄史志书目，舛漏相仍，伪妄百出，所记卷数，不足凭也。张湛注，词旨简远，不尚繁词。遹此注则仿郭象注《庄》之体，摆落训诂，自抒会心，领要标新，往往得言外之旨。其间如周穆王篇注云，穆王亦丹台之旧侣也，谪降人间，尘俗之气尚未深染，故能安栖圣境。此虽下乘之所居，岂胎生肉人所能到哉？殆似杜光庭、林灵素辈语，未免自秽其书。考诸《宋史》，徽宗时始立三舍法。遹自称曰内舍生，其当道君上号之日，作此以附和方士之局乎？又如杨朱篇谓《列子》以御寇为名，盖以闲先圣之道为己任。汤问篇解魏黑卵邱邴章来丹之名曰，黑者阴之色，卵者阴之类，魏者高显之所，魏黑卵者老阴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邱者中高之地，邱邴章者老阳之象也。丹含阳，来丹则少阳之方浸而长也云云。亦未免於穿鉴。然大致文词都雅，思致玄远，迥在林希逸书之上也。△《庄子注》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晋郭象撰。象字子玄，河南人。辟司徒掾，稍迁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事迹具《晋书》本传。刘义庆《世说新语》曰：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於旧注外别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於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晋书》象本传亦采是文，绝无异语。钱曾《读书敏求记》独谓世代辽远，传闻异词。《晋书》云云，恐未必信。案向秀之注，陈振孙称宋代已不传，但时见陆氏《释文》。今以《释文》所载校之，如逍遥游有蓬之心句，《释文》郭、向并引，绝不相同。《胠箧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句，《释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为之斗斛以量之句，《释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无。然其馀皆互相出入。又张湛《列子注》中凡文与《庄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所载《达生篇》痀偻丈人承蜩一条，向注与郭一字不异。应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皆弃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见之而心醉句，向注曰：迷惑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注六十二字，郭注皆无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支句，向注块然如土也，郭注无之。是殆见吾杜德机句，乡吾示之以天壤句，名实不入句，向、郭并同。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斋句，向注二十二字，郭注无之。乡吾示之以太冲莫胜句，郭改其末句。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尾五十一字。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豨如食人句，向、郭并同。於事无与亲以下，则并大同小异。是所谓窃据向书，点定文句者，殆非无证。又《秋水篇》与道大蹇句，《释文》云，蹇，向纪辇反。则此篇向亦有注。并《世说》所云象自注《秋水》、《至乐》二篇者，尚未必实录矣。钱曾乃曲为之解，何哉？考刘孝标《世说注》，引《逍遥游》向、郭义各一条，今本无之。《让王篇》惟注三条，《渔父篇》惟注一条，《盗跖篇》惟注三十八字，《说剑篇》惟注七字，似不应简略至此，疑有所脱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二句，张湛注曰，《庄子》亦有此文，并引向秀注一条，而今本《庄子》皆无之。是并正文亦有所遗漏。盖其亡已久，今不可复考矣。△《南华真经新传》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王雱撰。字元泽，临川人，王安石子也。未冠登进士，累官龙图阁直学士。
译宋代江遹撰写。江遹自署为杭州州学内舍生。其生平始末不详。这部书就是他为《列子》所作的注。据旧刻本的书名，应该是进呈朝廷的版本。它称作《冲虚至德真经》，考察《新唐书·艺文志》，天宝元年诏令把《庄子》称为《南华真经》，把《列子》称为《冲虚真经》，把《文子》称为《通玄真经》，把《亢仓子》称为《洞灵真经》，所以有这个名称。它又兼称“至德”，据晁公武《读书志》，是宋景德年间增加的。《老子》《庄子》二书，自从王弼、郭象作注以后，著录的注家不下百家。《列子》如今还流传于世的注本，除张湛、殷敬顺之外，只有林希逸《口义》和江遹这部书而已。这部书焦竑《国史经籍志》记作二十卷，与今本不合。但今本首尾完整，不像有所缺失。焦竑所著录的书，大多杂抄史志和书目，错误脱漏相沿不断，伪妄之处很多；他所记的卷数，不足以凭信。张湛的注，文辞和旨意简约深远，不崇尚繁冗的言辞。江遹这部注则仿照郭象注《庄子》的体例，摆脱训诂，自抒心得，领会要旨而标出新意，往往能得到言外之旨。其中如《周穆王篇》的注说：穆王也是丹台的旧日同伴，被贬谪降生人间，尘俗之气还没有深染，所以能够安居于圣境。这虽然是下乘之人所居之处，哪里是胎生的凡人所能到达的呢？这些话很像杜光庭、林灵素一类人的说法，未免自己玷污了这部书。考察《宋史》，徽宗时才开始建立三舍法。江遹自称“内舍生”，他是不是在道君皇帝的尊号建立之日，写这部书来迎合方士的圈子呢？又如《杨朱篇》说，《列子》以御寇为名，大概是把维护先圣之道当作自己的责任。《汤问篇》解释“魏黑卵、邱邴章”以及来丹的名字说：“黑”是阴的颜色，“卵”是阴的一类；“魏”是高显之处，“魏黑卵”是老阴的象征。“邴”是光明盛大的样子，“章”是文采成就的样子，“邱”是中间偏高的地方，“邱邴章”是老阳的象征。丹包含阳气，“来丹”就是少阳之气正在逐渐增长，等等。这也未免是穿凿附会。然而大体上文辞雅正，构思深远，远远超过林希逸的书。△《庄子注》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晋代郭象撰写。郭象字子玄，河南人。被征召为司徒掾，逐渐升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征召他任太傅主簿。事迹详见《晋书》本传。刘义庆《世说新语》说：给《庄子》作注的有几十家，没有谁能穷究它的宗旨和体系。向秀在旧注之外另作解释，精妙地阐发奇异的旨趣，大大畅明了玄学风气。只是《秋水》《至乐》二篇尚未完成，向秀就去世了。向秀的儿子年幼，他的义理散失了，但颇有一些别本流传。郭象为人品行浅薄，因向秀的义理没有流传于世，就盗取它作为自己的注，于是自己注释《秋水》《至乐》二篇，又改易《马蹄》一篇，其余各篇，有的只是点定文句而已。后来向秀的别本流出，所以现在有向本、郭本两种《庄子》，但义理相同。《晋书》郭象本传也采用了这段文字，没有别的说法。钱曾《读书敏求记》却说，年代相隔久远，传闻有不同说法；《晋书》所说的这些，恐怕未必可信。考察向秀的注，陈振孙说宋代已经失传，但有时还能在陆氏《释文》中看到。如今拿《释文》所载来校勘，例如《逍遥游》“有蓬之心”一句，《释文》同时引用郭注、向注，二者完全不同。《胠箧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句，《释文》引用向注二十八字；又“为之斗斛以量之”一句，《释文》引用向注十六字，而郭本都没有。但其余部分则彼此互有出入。又张湛《列子注》中凡是文字与《庄子》相同的地方，也兼引向注、郭注两家。《达生篇》“痀偻丈人承蜩”一条，向注与郭注一字不差。《应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中“皆弃而走”一句，向、郭二注相同；“列子见之而心醉”一句，向注说：“是迷惑他的道。”而“又奚卵焉”一句，向注有六十二字，郭注都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一句，郭注多出七字；“示之以地支”一句，向注说“像土块一样”，郭注没有；“是殆见吾杜德机”一句、“乡吾示之以天壤”一句、“名实不入”一句，向、郭二注相同；“是殆见吾善者机也”一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斋”一句，向注有二十二字，郭注没有；“乡吾示之以太冲莫胜”一句，郭本改动了末句；“渊有九名，此处三焉”一句，郭注在开头增加十六字，在末尾增加五十一字。“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一句、“故逃也”一句、“食豨如食人”一句，向注、郭注都相同。至于“於事无与亲”以下，二者大体相同而小处有差异。这就是所谓窃取向秀的书、点定文句，大概并不是没有证据。又《秋水篇》“与道大蹇”一句，《释文》说：“蹇，向秀读作纪辇反。” 那么这一篇向秀也有注。连同《世说新语》所说郭象亲自注《秋水》《至乐》二篇，也未必是确实的记载。钱曾却曲意替它解释，为什么呢？考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逍遥游》向注、郭注各一条，如今的本子都没有。《让王篇》只有三条注，《渔父篇》只有一条注，《盗跖篇》只有三十八字注，《说剑篇》只有七字注，似乎不应简略到这种程度，怀疑其中有所脱漏。又《列子》中“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两句，张湛注说，《庄子》中也有这段文字，并引用向秀的一条注，而今本《庄子》全都没有。这样看来，连正文也有遗漏。大概这部书散失已经很久，如今无法再考察了。△《南华真经新传》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王雱撰写。字元泽，临川人，是王安石的儿子。未满二十岁就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升至龙图阁直学士。
事迹附见《宋史安石传》。是书体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约其词。标举大意，不屑屑诠释文句。大旨谓内七篇皆有次序纶贯，其十五外篇。十一杂篇，不过蒇内篇之宏绰幽广，故所说内篇为详。后附拾遗杂说一卷，以发挥馀义，疑其书成后所补缀也。史称雱睥睨一世，无所顾忌，其狠愎本不足道。顾率其傲然自恣之意，与庄周之滉漾肆论，破规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近，故往往能得其微旨。孙应鼇序谓取言不以人废，谅矣。是书《宋志》不著录，晁公武《读书志》作十卷，此本倍之，疑《读书志》误脱二字。或明人重刊，每卷分为二欤？王宏撰《山志》曰：注《道德》、《南华》者无虑百家，而吕惠卿、王雱所作颇称善，雱之才尤异。使当时从学於程子之门，所就当不可量。又曰：窃又疑惠卿之奸谄，雱之恣戾，岂宜有此。小人攫名，或倩门客为之，亦未可知。案小人凶狡，其依凭道学，不过假借声名。邢恕何尝不及程子之门，（见《伊洛渊源录》。）章惇何尝不及邵子之门，（见《闻见录》。）而一旦决裂，不可收拾。安见雱一从程子，必有所就？至於雱之材学，原自出群，王安石所作《新经义》，惟《周礼》是其手稿，其馀皆雱所助成。蔡绦《铁围山丛谈》言之甚详，又何有於《庄子注》，而必需假手乎？宏撰所言，不过好为议论，均未详考其实也。△《庄子口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林希逸撰。希逸有《考工记解》，已著录。是编为其《三子口义》之一。前有自序，大意谓读《庄子》有五难，必精於《语》、《孟》、《学》、《庸》等书，见理素定；又必知文字血脉，知禅宗解数，而后知其言意。少尝闻於乐轩，因乐轩而闻艾轩之说，文字血脉，颇知梗概。又尝涉猎佛书，而后悟其纵横变化之机，於此书稍有所得，实前人所未尽究者云云。盖希逸之学本於陈藻，藻之学得於林光朝。所谓乐轩者，藻之别号。艾轩者，光朝之别号。凡书中所称先师，皆指藻也。序又谓郭象之注，未能分章析句；王雱、吕惠卿之说，大旨不明，愈使人有疑於《庄子》云云。今案郭象之注，标意旨於町畦之外，希逸乃以章句求之，所见颇陋。即王、吕二注，亦非希逸之所及。遽相诋斥，殊不自量。以其循文衍义，不务为艰深之语，剖析尚为明畅，差胜后来林云铭辈以八比法诂《庄子》者，故姑录存之，备一解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褚伯秀撰。伯秀，杭州道士。是书成於咸淳庚午，前有刘震孙、文及翁、汤汉三序。下距宋亡仅六年。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载，至元丁亥九月，与伯秀及王磐隐游阅古泉，则入元尚在也。其书纂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之说，而断以己意，谓之管见。中多引陆德明《经典释文》，而不列於十三家中，以是书主义理，不主音训也。成玄英疏、文如海《正义》、张潜夫《补注》皆间引之，亦不列於十三家，以从陈景元书采用也。范元应乃蜀中道士，本未注《庄子》，以其为伯秀之师，故多述其绪论焉。盖宋以前解《庄子》者，梗概略具於是。其间如吴俦、赵以夫、王旦诸家，今皆罕见，实赖是书以传。则伯秀编纂之功，亦不可没矣。△《庄子翼》八卷、《庄子阙误》一卷、《附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焦竑撰。是编成於万历戊子，体例与《老子翼》同。前列所载书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说互相发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义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吕惠卿、褚伯秀、罗勉学、陆西星五家之说为多，其馀特间出数条，略备家数而已。又称褚氏《义海》引王雱注内篇，刘概注外篇，道藏更有雱《新传》十四卷，岂其先后所注不同，故并列之欤？今采其合者著於编，仍以《新传》别之云云。今考书中所引，自雱《新传》以外，别无所谓雱注。而养生主注引刘概一条，则概注亦有内篇，其说殆不可解。盖明人著书，好夸博奥，一核其实，多属子虚。万历以后，风气类然，固不足深诘也。
译他的事迹附见于《宋史·安石传》。这部书的体例大致仿照郭象的注，但把文辞写得更加简约，只标举大意，不屑于逐字逐句解释。大意认为，内七篇都有次序和贯通的脉络；其余十五篇外篇、十一篇杂篇，不过是用来阐明内篇宏大、深幽而广博的内容，所以对内篇解释得很详细。书后附有《拾遗杂说》一卷，用来发挥剩余的义理，怀疑是成书以后补缀的。史书称王雱傲视一世，无所顾忌，他的刚愎本来不值得称道。但他那种傲然自恣的意态，恰好与庄周浩荡纵横地议论、打破规矩而任性顺应自然的作风相近，所以往往能够领会其中的微妙旨意。孙应鼇的序说，取其言论而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这话是可信的。这部书《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晁公武《读书志》作十卷，这个本子多了一倍，怀疑《读书志》脱漏了两个字；或者是明人重刻时把每卷分成了两卷？王宏撰《山志》说：给《道德经》《南华经》作注的无虑有百家，其中吕惠卿、王雱的作品颇称佳善，王雱的才华尤其奇异。假使他当时跟随程子学习，他的成就应当不可限量。又说：我私下又怀疑，吕惠卿的奸诈谄媚、王雱的放纵暴戾，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呢。小人为了攫取名声，或许请门客代作，也未可知。考察起来，小人凶狠狡诈，他们依凭道学，不过是借用它的声望。邢恕何尝没有到过程子的门下？（见《伊洛渊源录》。）章惇何尝没有到过邵子的门下？（见《闻见录》。）但他们一旦决裂，便不可收拾。怎么能知道王雱一旦跟从程子，就一定会有所成就？至于王雱的才学，本来就出类拔萃。王安石所作《新经义》，只有《周礼》是他的手稿，其余都是王雱协助完成的。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得非常详细，又何必在《庄子注》一书上借他人之手呢？王宏撰所说的，不过是喜欢发表议论，都没有详细考察事实。△《庄子口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林希逸撰写。林希逸另有《考工记解》，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所作《三子口义》中的一种。书前有自序，大意是说，阅读《庄子》有五个难处，必须精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先把义理看得透彻；又必须懂得文字的脉络，懂得禅宗的解释方法，然后才能理解其中的言辞和意旨。我年轻时曾向乐轩求教，因此通过乐轩听到艾轩的学说，对文字脉络颇知大概。又曾涉猎佛书，后来才领悟其中纵横变化的奥妙，因此对这部书略有所得，确实是前人没有完全研究透的，等等。大概希逸的学问源自陈藻，陈藻的学问又得自林光朝。所谓乐轩，是陈藻的别号；艾轩，是林光朝的别号。书中凡是称为“先师”的，都指陈藻。序中又说，郭象的注不能分章析句；王雱、吕惠卿的说法，大意不明，反而更加使人对《庄子》产生疑惑，等等。现在考察郭象的注，他在常规章句之外标举文章的意旨，希逸却只从章句上去求取，因此见识颇为浅陋。即使是王雱、吕惠卿二人的注，也不是希逸所能及的。他竟贸然互相诋毁，实在很不自量。由于这部书沿着原文推演义理，不专门使用艰深的言语，剖析还算明白通畅，比后来林云铭等人用八股文的方法解释《庄子》的著作略胜一筹，所以姑且把它收录保存，作为一种解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褚伯秀撰写。褚伯秀是杭州道士。这部书成于咸淳庚午年，书前有刘震孙、文及翁、汤汉三篇序。此时距宋朝灭亡只有六年。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记载，至元丁亥年九月，他与褚伯秀、王磐隐居游览阅古泉，可见入元以后褚伯秀还在世。这部书汇辑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的说法，再用自己的意见作判断，称为“管见”。书中多次引用陆德明《经典释文》，但没有列入十三家之中，因为此书以义理为主，不以音训为主。成玄英的疏、文如海《正义》、张潜夫《补注》也间或引用，但也没有列入十三家，是因为陈景元的书已经采用了它们。范元应是蜀中的道士，本来没有注释《庄子》，因为他是褚伯秀的老师，所以褚伯秀多次转述他的绪论。大概宋代以前解释《庄子》的情况，在这部书中已经大致齐备。其中吴俦、赵以夫、王旦等各家的著作，如今都很少见，实在依靠这部书才得以流传。因此，褚伯秀编纂此书的功劳，也不可埋没。△《庄子翼》八卷、《庄子阙误》一卷、《附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焦竑撰写。这部编纂之书成于万历戊子年，体例与《老子翼》相同。前面列出所引用的书目，从郭象注以下共二十二家；旁征博引、相互发明的其他说法，从支遁以下共十六家；章句音义方面，从郭象以下共十一家。现在核查它所引用的内容，只有郭象、吕惠卿、褚伯秀、罗勉学、陆西星五家的说法较多，其余各家只偶尔出现几条，不过略备各家名目罢了。书中又说，褚氏《义海》引用王雱注释内篇，刘概注释外篇，道藏中还有王雱《新传》十四卷，难道是因为前后注释有所不同，所以一并列出吗？“现在选取其中相合的内容写入编中，仍把《新传》另行标出”，等等。如今考察书中所引用的内容，除了王雱《新传》以外，再没有所谓王雱注。至于《养生主》注引用刘概的一条说法，那么刘概的注也有内篇，其说法实在难以解释。大概明人著书，喜欢夸耀见闻广博、义理深奥；一旦核查事实，多半属于虚构。万历以后，风气大都如此，本来不值得过分追究。
至於支遁注庄，前史未载。其逍遥游义本载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乃没其所出，竟标支道林注，亦明人改头换面之伎俩，不足为凭。然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於竑，其所引据，究多古书，固较流俗注本为有根柢矣。末附《庄子阙误》一卷，乃全录宋陈景元《南华经解》之文，亦足以资考证。又附刻一卷，列《史记庄子列传》、阮籍《王安石庄子论》、苏轼《庄子祠堂记》、潘佑《赠别王雱杂说》、李士表《庄子九论》。考南唐潘佑以直谏见杀，而此列苏轼、王雱之间，未审即其人否？李士表自陈振孙《书录解题》已不知为何许人，《宋史艺文志》载其《庄子》十论一卷，此惟存其九，亦未喻何故。又此九论书中已采其解牛、壶子、濠梁三篇，而仍全录之於末，亦为例不纯。殆随手编纂，未及删并之故欤？△《文子》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案《汉志道家文子》九篇。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案：此班固之原注，《读书志》以为颜师古注，误也。）《隋志》载《文子》十二篇，注曰：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十卷亡。二志所载，不过篇数有多寡耳，无异说也。因《史记货殖传》有范蠡师计然语，又因裴驷《集解》有计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公子语，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计然，文子合为一人。文子乃有姓有名，谓之辛钘（案：暹注今已不传，此据《读书志》所引。）案马总《意林》列《文子》十二卷，注曰，周平王时人，师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注曰：并是阴阳历数也。又曰：计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其书皆范蠡问而计然答，是截然两人两书，更无疑义。暹移甲为乙，谬之甚矣。《柳宗元集》有辨文子一篇，称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词，又互相牴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今刊去谬恶滥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於家。是其书不出一手，唐人固已言之。然宗元所刊之本，高似孙《子略》已称不可见，今所行者仍十二篇之本。别本或题曰《通玄真经》，盖唐天宝中尝加是号，事见《唐艺文志》云。△《文子缵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元杜道坚撰。道坚字南谷，当涂人。武康计筹山昇玄观道士也。其始末无考。是书诸家书目亦罕著於录，惟考牟巘《陵阳集》有为道坚所作序。又别有计筹峰真率录序，称洞微先生常主昇玄观席，德寿宫锡之宝翰，至今岁某甲道坚实来。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内禅居德寿宫时，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则道坚当为理宗时人，而李道纯《久和集》序乃道坚所作，题大德丙午，则入元久矣。《文子》一书，自北魏以来，有李暹、徐灵府、朱元三家注，惟灵府注仅存，亦大半阙佚。道坚因所居计筹山有文子故迹，因注其书。凡自为说者题曰缵义，其馀裒辑众解，但总标曰旧说，不著姓名，颇嫌掠美。然杜预《左传集解》先有此例，朱子注四书已用之，亦无责於道坚也。自元以来，传本颇稀，独《永乐大典》尚载其文。其精诚、符言、上德、下德、微明、自然、上义七篇，首尾完备，惟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原本失载。或修《永乐大典》之时已散佚不完欤？今检校原目次第，排录成帙，所阙之五篇，亦仍载其原文。厘为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旧数。书中字句与世传明代道潜堂刊本多所同异，其间文义两通者不可胜举。其显然讹脱者，如符言篇求为而宁，求为而治句，明刊本作无为，与上下文义全反；又知言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四句，明刊本无言字，於义难通；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内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内字作则；又夫气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圣人见福於重关之内句，明刊本见字作先；又微言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长；均讹误不可解。当以此本为正。又符言篇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惟圣者能之二句，明刊本脱下一句；又能成王者必德胜者也句，明刊本脱德字；又上义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类甚多，皆可以证传刻之误。盖道坚生当宋季，犹见诸家善本，故所载原文，皆可正后来讹误，不但注文明畅，足以宣通疑滞也。△《列仙传》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至于支遁注释《庄子》，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他关于《逍遥游》的义理，原本载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却隐去出处，竟标作“支道林注”，也是明人改头换面的伎俩，不足凭信。然而明代从杨慎以后，博学广闻的人没有超过焦竑的；他所引用、依据的内容，终究大多出自古书，本来就比流俗的注本更有根基。书末附《庄子阙误》一卷，是全部抄录宋代陈景元《南华经解》的文字，也足以帮助考证。又附刻一卷，列有《史记庄子列传》、阮籍《王安石庄子论》、苏轼《庄子祠堂记》、潘佑《赠别王雱杂说》、李士表《庄子九论》。考察南唐潘佑因直言进谏被杀，而这里把他列在苏轼、王雱之间，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李士表从陈振孙《书录解题》时起就已经不知道是何方人士，《宋史·艺文志》记载他的《庄子》十论一卷，这里只保存了其中九篇，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并且这九论中已经采录了《解牛》《壶子》《濠梁》三篇的解释，却仍在末尾全部抄录一遍，体例也不纯粹。大概是随手编纂，没有来得及删并的缘故吧。△《文子》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考察《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文子》九篇，注说：“是老子的弟子，与孔子同时，却称周平王向他询问，似乎是依托之作。”（考：《汉书·艺文志》的这条注是班固的原注，《读书志》认为是颜师古的注，错了。）《隋书·经籍志》记载《文子》十二篇，注说：“是老子的弟子。《七略》中有九篇，梁代有十卷，已经亡佚。”两部史志记载的不过是篇数多少不同，没有其他异说。因为《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范蠡向计然求教的话，又因为裴骃《史记集解》中说计然姓辛、字文子，并说他的祖先是晋国公子，北魏李暹撰写《文子注》，于是便把计然、文子合并为一个人。这样一来，文子有姓有名，被称为辛钘。（考：李暹的注如今已经失传，这里依据《读书志》所引用的内容。）考察马总《意林》，其中列有《文子》十二卷，注说：“是周平王时人，拜老君为师。”又列有《范子》十三卷，注说：“都是阴阳历数之学。”又说：“计然是葵邱濮上的人，姓辛，名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公子。他的书都是范蠡提问、计然回答。”这明确是两个人、两部书，再没有疑问。李暹把甲改成乙，错误太严重了。《柳宗元集》中有《辨文子》一篇，称《文子》的旨意都本于老子；但考察这部书，大概是杂凑拼合之书。内容真正浑然一体、相互类似的部分很少，暗中抄取其他书籍来拼合的地方很多。孟子等几家的著作都被抄袭，有些内容突兀地脱离原类；它的思想脉络和文辞，又彼此抵触、不相符合。不知道是后人增添的，还是许多人共同搜集拼凑而成的呢？如今删去其中错误、恶劣、泛滥杂乱的内容，选取似乎可信的部分，又很为它阐发义理，收藏在家中。这说明此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唐人本来已经这样说过。然而柳宗元删定的本子，高似孙《子略》已经说无法见到，如今流行的仍是十二篇本。另有版本题作《通玄真经》，大概是唐天宝年间曾给它加上这个名号，事情见于《唐艺文志》。△《文子缵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杜道坚撰写。杜道坚字南谷，是当涂人，任武康计筹山昇玄观道士。他的生平始末无法考知。各家书目中很少著录这部书，只有牟巘《陵阳集》中保存了一篇替杜道坚所作的序。另外还有《计筹峰真率录序》，称“洞微先生常年主持昇玄观，德寿宫赐给他御笔，直到今年某甲年，杜道坚确实来到这里”。“向上追溯，距离祖君十二化，不过一百年罢了”，等等。考察宋高宗退位后居住德寿宫时起，到景定壬戌年，正好一百年；那么杜道坚应当是理宗时人。但李道纯《久和集》的序却是杜道坚所作，题署大德丙午年，可见他进入元朝已经很久了。《文子》这部书，自北魏以来有李暹、徐灵府、朱元三家的注，只有徐灵府的注还保存着，但也大半残缺。杜道坚因为自己居住的计筹山有文子的遗迹，于是为这部书作注。凡是他自己发表的见解，题作“缵义”；其余汇辑众家解释的部分，只总称为“旧说”，不注明姓名，颇有掠取他人功劳之嫌。不过杜预《左传集解》已有先例，朱子注《四书》也采用了这种做法，因此也不能责怪杜道坚。元代以来，此书传本相当稀少，只有《永乐大典》还载有它的文字。其中《精诚》《符言》《上德》《下德》《微明》《自然》《上义》七篇首尾完整，只有《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原本没有收载。或许在修纂《永乐大典》时，这五篇已经散佚而不完整了吧？如今核对原来的篇目次序，排比抄录编成一册；缺失的五篇，也仍然收载它们的原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百年〕 分为十二卷，仍然符合《隋书》《唐书》记载的《文子》旧有卷数。书中的字句与世间流传的明代道潜堂刊本有很多异同，其中文义可以两通的地方多得无法计数。明显讹误脱漏的地方，例如《符言篇》“求为而宁，求为而治”两句，明刊本作“无为”，与上下文义完全相反；又如“知言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四句，明刊本删去“言”字，意义难以贯通；又如“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一句，明刊本把“追”字刻作“足”；又如“内在己者得”一句，明刊本把“内”字刻作“则”；又如“夫气者可以道而制也”一句，明刊本把“夫”字刻作“二”；又如《微明篇》“圣人见福於重关之内”一句，明刊本把“见”字刻作“先”；又如《微言篇》“奇伎逃亡”一句，明刊本把“逃亡”刻作“天长”；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讹误，应当以这个本子为准。又如《符言篇》“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惟圣者能之”两句，明刊本脱去下一句；又如“能成王者必德胜者也”一句，明刊本脱去“德”字；又如《上义篇》“故天下可一也”一句，明刊本在“一”字下多出“人”字；这类情况很多，都可以用来证明流传刻本的错误。大概杜道坚生在宋朝末年，还能见到各家的善本，所以他所收载的原文，都可以用来纠正后来版本的讹误；不只是他的注文清楚流畅，也足以疏通疑难滞塞之处。△《列仙传》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汉刘向撰。纪古来仙人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人系以赞，篇末又为总赞一首。其体全仿《列女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不类西汉文字，必非向撰。黄伯思《东观馀论》谓是书虽非向笔，而事详语约，词旨明润，疑东京人作。今考是书，《隋志》著录则出於梁前，又葛洪《神仙传》序亦称此书为向作，则晋时已有其本。然《汉志》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图颂，无《列仙传》之名；又《汉志》所录，皆因《七略》，其总赞引《孝经援神契》，为《汉志》所不载；涓子传称其琴心三篇，有条理，与《汉志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传》称作《道德经》上下二篇，与《汉志》但称《老子》亦不合；均不应自相违异。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於向耶？振孙又云，《馆阁书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续博物志》亦云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皆与此本小异。惟葛洪《神仙传》序称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内江婓二女应作二人，与洪所记适合。检李善《文选注》及唐初《艺文类聚》诸书所引，文亦相符，当为旧本。其篇末之赞，今概以为向作。《隋志》载《列仙传》赞三卷，刘向撰，鬷续，孙绰赞。（案：鬷续上似脱一字，盖有续传一卷，故为三卷也。今无从校补，姑仍旧文。）又《列仙传赞》二卷，刘向撰，晋郭元祖赞。此本二卷，较孙绰所赞少一卷。又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孙绰作《商邱子胥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龙摅。此本《商邱子胥赞》亦无此语。然则此本之赞，其郭元祖所撰欤？以旧刻未列郭名，疑以传疑，今亦姑阙焉。△《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后蜀彭晓撰。晓字秀川，永康人。自号真一子。仕孟昶为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其事迹未详。杨慎序古本《参同契》，则以晓为道士。考王建之时，杜光庭尝以道士授官。晓为道士，亦事理所有，但未知其据何书也。葛洪《神仙传》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云云。今案其书多借纳甲之法，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要，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持行之候，后来言炉火者皆以是书为鼻祖。《隋书经籍志》不著录，《旧唐书经籍志》始有《周易参同契》二卷，《周易五相类》一卷，而入之五行家，殊非其本旨。晓序谓伯阳先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桓帝时，复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而传其诀者颇鲜。其或然欤？至郑樵《通志艺文略》，始别立《参同契》一门，载注本一十九部，三十一卷。今亦多佚亡，独晓此本尚传。共分九十章，以应阳九之数。又以鼎器歌一篇字句零碎，难以分章，独存於后，以应水一之数。又撰明镜图诀一篇，附下卷之末。晓自作前后序，阐发其义甚详。诸家注《参同契》者以此本为最古。至明嘉靖中，杨慎称南方有发地中石函者，得古文《参同契》，以为伯阳真本，反谓晓此本淆乱经注。好异者往往信之。然朱子作《参同契考异》，其章次并从此本。《永乐大典》所载《参同契》本，亦全用晓书，而以俞琬诸家之注分隶其下。则此本为唐末之书，授受远有端绪。慎所传本，殆丰坊古《大学》之流，殊荒诞不足为信。故今录《参同契》之注，仍以此本为冠焉。（案：《唐志》列《参同契》於五行类，固为失当；朱彝尊《经义考》列《周易》之中，则又不伦；惟葛洪所云得魏伯阳作书本旨，若预睹陈抟以后牵异学以乱圣经者。是此书本末源流，道家原了了，儒者反愦愦也。今仍列之於道家，庶可知丹经自丹经，易象自易象，不以方士之说淆羲、文、周、孔之大训焉。）△《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宋朱子撰。考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朱子以《参同契》词韵皆古，奥雅难通，读者浅闻，妄辄更改，比他书尤多舛误，因合诸本，更相雠正，朱子自跋亦称，凡诸同异，悉存之以备考证，故以考异为名。今案书中注明同异者，惟天下然后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熺之熺字，云本作喜，一作熺；参证他本者不过二处。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铅字疑作饴，与字疑作为之类，朱子所自校者，亦只六七处。其馀每节之下随文诠释，实皆笺注之体，不尽订正文字。乃以考异为名，未喻其旨。跋末自署空同道士邹▯。盖以邹本邾国，其后去邑而为朱，故以寓姓。《礼记》郑氏注，谓▯当作熹。又《集韵》熹虚其切，▯亦虚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瘦词欤？考《朱子语录》，论《参同契》诸条颇为详尽。
译旧本题为汉代刘向撰写。记载自赤松子到元俗等古代仙人共七十一人，每人都附有赞语，篇末又作总赞一首。体例完全仿照《列女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它不像西汉文字，必定不是刘向所撰。黄伯思《东观馀论》说，这部书虽然不是刘向亲笔，但记事详细、语言简约，文辞意旨明白润泽，疑心是东汉人所作。如今考察此书，《隋书·经籍志》已经著录，说明它在梁代以前就已出现；而且葛洪《神仙传》的序也称此书为刘向所作，可见晋代时已经有这个本子。然而《汉书·艺文志》列出刘向所校序的书有六十七篇，其中只有《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图颂》，没有《列仙传》之名；而且《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内容，都依据《七略》，本书总赞却引用《孝经援神契》，这是《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的；《涓子传》说涓子的《琴心》有三篇且条理清楚，与《汉书·艺文志》所记《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传》说老子作《道德经》上下二篇，也与《汉书·艺文志》只称《老子》不合；这些都不应当彼此矛盾。难道是魏、晋之间的方士所作，假托刘向之名吗？陈振孙又说，《馆阁书目》记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续博物志》也说刘向《传列仙》记七十二人，都与这个本子略有不同。只有葛洪《神仙传》序说七十一人；这个本子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其中江婓二女应当算作两个人，正好与葛洪所记相合。查考李善《文选注》和唐初《艺文类聚》等书所引用的文字，也与此相符，应当是旧本。现在把篇末的赞语概称为刘向所作。《隋书·经籍志》记载《列仙传赞》三卷，刘向撰，鬷续，孙绰赞。（考：“鬷续”上面似乎脱了一个字，大概另有《续传》一卷，所以合为三卷。如今无法校补，姑且沿用旧文。）又有《列仙传赞》二卷，刘向撰，晋代郭元祖赞。这个本子是二卷，比孙绰所作的赞少一卷。刘义庆《世说新语》又记载，孙绰作《商邱子胥赞》说：“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龙摅。” 这个本子的《商邱子胥赞》也没有这些话。这样看来，这个本子的赞语难道是郭元祖所撰吗？由于旧刻本没有列出郭元祖的姓名，所以姑且存疑；现在也暂不补列。△《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后蜀彭晓撰写。彭晓字秀川，永康人，自号真一子。在孟昶手下任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他的事迹不详。杨慎为古本《参同契》作序时，则把彭晓称为道士。考察王建在位时，杜光庭曾以道士身份授官。彭晓是道士，也合乎事理，只是不知道依据的是哪部书。葛洪《神仙传》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共三卷。书中讲的是《周易》，其实是假借卦爻之象来论述炼丹的意义。世上的儒者不了解神丹之事，大多用阴阳之理来作注，完全失去了它的主旨，等等。现在考察这部书，它多借用纳甲的方法，讲述坎离、水火、龙虎、铅汞的要旨，以阴阳五行和昏旦时刻作为进退运行的时机，后来讲炉火炼丹的人都把这部书奉为鼻祖。《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旧唐书·经籍志》才开始记载《周易参同契》二卷、《周易五相类》一卷，并把它归入五行家，这完全不是它原来的宗旨。彭晓的序说，魏伯阳先把此书传示给青州徐从事，徐从事于是隐去姓名为它作注；到桓帝时，又把它传给同郡的淳于叔通，于是流传到世上，但得到并传授其秘诀的人很少。这种说法或许是真的吧？到了郑樵《通志·艺文略》，才另立《参同契》一门，记载注本十九部、三十一卷。如今这些大多亡佚，只有彭晓的这个本子还在流传。全书分为九十章，以应阳九之数；又因为《鼎器歌》一篇字句零碎，难以分章，所以单独存放在书后，以应水一之数。又撰写《明镜图诀》一篇，附在下卷末尾。彭晓亲自作了前、后两篇序，对它的义理阐发得很详细。各家注释《参同契》的著作，以这个本子最为古老。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杨慎说南方有人从地下发掘出石函，得到古文《参同契》，认为那才是魏伯阳的真本，反而说彭晓这个本子混淆了经文和注释。喜欢猎奇的人往往相信这种说法。然而朱子撰写《参同契考异》，章次仍然依据这个本子。《永乐大典》所载的《参同契》本，也完全采用彭晓的书，并把俞琬等各家的注分列在正文之下。这样看来，这个本子是唐末的书，传授源流很早就有端绪。杨慎传下的本子，大概属于丰坊伪造古本《大学》那一类，荒诞不经，不足相信。因此现在收录《参同契》的注释，仍然把这个本子列在首位。（考：《唐志》把《参同契》列入五行类，固然不恰当；朱彝尊《经义考》把它列入《周易》类，又不相称。只有葛洪所说的，才得到了魏伯阳作这部书的本旨，仿佛预先看到了陈抟以后把异学牵强附会进来、扰乱圣人经典的情况。这部书的本末源流，道家原本明白清楚，儒者反而昏乱不明。现在仍把它列在道家类中，希望由此可以知道，丹经自是丹经，《易》象自是《易》象，不要让方士的说法混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宏大教训。） △《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朱熹撰。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朱熹认为《参同契》的词句和韵脚都很古奥，深奥典雅，难以通晓；读者见闻浅陋，往往妄加改动，比其他书的讹误尤其多，于是汇合各本，互相校勘订正。朱熹自己的跋也说，凡是各种异同，都保存下来以备考证，所以取名为《考异》。如今考察书中注明异同的地方，只有“天下然后治之”的“治”字，说明有的本子作“理”；“威光鼎乃熺”的“熺”字，说明原本作“喜”，一作“熺”；参考校证其他本子的，不过两处。又如“修”字疑为“循”，“六五”疑为“廿六”，“铅”字疑为“饴”，“与”字疑为“为”之类，朱熹亲自校订的，也只有六七处。其余各节下面随文解释，实际上都是笺注的体例，并没有全部订正文字。既然以“考异”为名，就不明白它的宗旨了。跋末署名为空同道士邹▯。大概是因为“邹”本是邾国之姓，后来去掉“邑”旁成为“朱”，所以借此寄托姓氏。《礼记》郑玄注说，“▯”应当作“熹”。又《集韵》说“熹”音“虚其切”，“▯”也音“虚其切”，所以借此寄托名字。大概是因为专心研究丹诀并非儒者本来应做的事情，所以托名于这种隐晦的言辞吧？考察《朱子语录》，其中论述《参同契》的几条相当详尽。
《年谱》亦载有庆元三年蔡元定将编管道州，与朱子会宿寒泉精舍，夜论《参同契》一事。文集又有与《蔡季通书》曰，《参同契》更无缝隙，亦无心思量，但望他日为刘安之鸡犬耳云云。盖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殆与韩愈谪潮州时邀大颠同游之意相类。故黄瑞节《附录》谓其师弟子有脱屣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黄震《日抄》乃曰《参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阳作，其说出神仙不足凭。近世蔡季通，学博而不免於杂，尝留意此书。而晦菴与之游，因为校正。其书颇行於世，而求其义则绝无之云云。其持论固正，然未喻有托而逃之意也。△《周易参同契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陈显微撰。显微字宗道，自号抱一子，淮阳人。嘉定、端平间临安佑圣观道士也。是书乃端平元年其弟子王夷所刊，显微自为序。书中次第，悉依彭晓之本。其鼎器歌一首，亦从彭本附於卷末。惟分上、中、下三篇而不分章，则从葛洪《神仙传》之说。象彼仲冬节以下七十字，彭本、陈致虚本俱在枝茎华叶之下，而是本移在太阳流珠一节之下，则显微据经中别亭四象之语，更其旧次也。盖其时错简之说盛行，王柏诸人递相煽动，流波所汨，并及於方以外矣。以其诠释详明，在《参同契》诸注之中犹为善本，故存备言内丹者之一家，犹《经解》之中录吴澄诸书之意云尔。△《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卷、《释疑》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俞琬撰。琬有《周易集说》，已著录。是书以一身之水火阴阳发挥丹道，虽不及彭晓、陈显微、陈致虚三注为道家专门之学，然取材甚博。其《释疑》三篇，考核异同，较朱子本尤详备。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谓二书共十四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作十二卷，毛晋《津逮秘书》以琬注与晓等三家注合为一编，已非其旧，又并其释疑佚之。此本每卷俱有图，乃至大三年嗣天师张与封所刻，实只三卷，附以《释疑》一卷。考琬《易外别传》自序，亦称丹道之口诀，细微具载於《参同契》发挥三篇，白云霁所记或并其他书数之。焦竑所记，悉辗转贩鬻於他书，沿讹袭谬，益不足据矣。△《周易参同契分章注》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陈致虚撰。致虚字观吾，自号上阳子。年四十，始从赵友钦学道，讲神仙炼养之术。其说以金丹之道当以《阴符》、《道德》为祖，《金碧》、《参同》次之。又称丹书多不可信，得真诀者要必以《参同契悟真篇》为主。所作醒眼诗有云；端有长生不死方，常人缘浅岂承当。铅银砂汞分斤两，德厚恩深魏伯阳。盖於伯阳之书尤所研讨也。此乃所作《参同契注》，凡分为三十五章，与彭晓注本分九十章者不同。又谓晓以鼎器歌一篇移置於后为非，仍依原本置之法象成功章之后。其所疏解，亦皆明白显畅。近时李光地注《参同契》，谓诸本之中惟《汉魏丛书》所载朱长春本为最得古意。今以朱本相勘，惟首篇乾坤者易之门户云云，不立章名。故自乾坤设位以下只分为三十四章，视此较少一章，其馀章次，悉与此本相同。盖朱本即钞此本而去其注，光地未考其渊源也。△《古文参同契集解》三卷（内府藏本）明蒋一彪撰。一彪自号复阳子，馀姚人。魏伯阳作《参同契》，原本三篇。自彭晓分章作解，后来注家虽递有并析，而上、中、下篇之次序俱仍旧目。至明杨慎，始别出一本，称南方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笺注》亦三篇，后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自谓得见朱子所未见。一彪此注即据慎本而作，故谓之古文。其彭晓、陈显微、陈致虚、俞琬四家之注，悉割裂其文，缀於各段之下，故谓之集解。今考其书，於旧文多所颠倒。以原本所有赞一篇，则指为景休后序。原本补塞遗脱一章，亦析出为叔通后序。案《参同契》一书，自虞翻注《易》引其日月为易一语外，（见李鼎祚《周易集解》。）他家罕所称引。其授受源流，诸书亦不具载，所可据者，惟彭晓之序为古。晓序但称魏君示青州徐从事，徐隐名而注之。郑樵《通志艺文略》有徐从事注《阴阳统略参同契》三卷，亦不言为徐景休。何以越二千年至慎，而其名忽显？其赞序一首，朱子尝谓其文意是注之后序，恐是徐君注而注不复存。今此本乃适与相合，岂非因朱子之语而附会其说欤？若淳于叔通不过传授此书，旧时道家有徐从事、淳于叔通各序一篇之语，彭晓已据唐时刘知古《日月玄枢论》极辨其误，慎乃复以《三相类篇》为出叔通，是又借晓所驳之说，证成其为唐以前本也。不知《参同契》本末，汉、魏遗书虽无文可证，若晋以来书，则葛洪《神仙传》固云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
译《年谱》也记载，庆元三年，蔡元定将被编管到道州，曾与朱熹在寒泉精舍会宿，夜间谈论《参同契》一事。文集中又有一封给《蔡季通书》的信说：“《参同契》再没有缝隙，也没有心思去思量，只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刘安的鸡犬罢了。”等等。大概是遭逢世间祸乱，不得已才把心志寄托在神仙之说上，这与韩愈被贬潮州时邀请大颠和尚同游的意思相类似。所以黄瑞节《附录》说，他的老师和弟子有摆脱尘世、超然物外的意思，确实深刻地体会到了他们的心情。黄震《日抄》却说：《参同契》是上虞人魏伯阳所作，其中关于神仙的说法不足凭信。近世蔡季通，学问广博，却不能免于驳杂，曾经留意此书；晦庵与他交游，因而替他校正。这部书在世上流传很广，但要寻求它的意义，却完全没有。等等。他的论断固然正确，却没有体会到其中寄托心志、借以逃避现实的意思。△《周易参同契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显微撰。陈显微字宗道，自号抱一子，淮阳人，是嘉定、端平年间临安佑圣观的道士。这部书是端平元年由他的弟子王夷刊刻的，陈显微亲自作序。书中的篇次完全依照彭晓的本子。其中《鼎器歌》一首，也依从彭本附在卷末。只是把全书分成上、中、下三篇而不分章，这是遵从葛洪《神仙传》的说法。“象彼仲冬节”以下七十字，彭本、陈致虚本都放在“枝茎华叶”之下，而此本移在“太阳流珠”一节之下，这是陈显微根据经文中“别亭四象”的话，改动了原来的次序。大概当时错简之说盛行，王柏等人相继鼓吹，流传的影响所及，甚至波及方术以外的领域。由于它的解释详细明白，在《参同契》的各种注本中还算是较好的本子，所以保存下来，作为阐述内丹学说的一家之言，就如同《经解》中收录吴澄等人的著作一样。△《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卷、《释疑》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俞琬撰。俞琬有《周易集说》，已经著录。这部书以人体自身的水火、阴阳来阐发炼丹之道，虽然不如彭晓、陈显微、陈致虚三家的注本那样属于道家专门之学，但取材很广。他的《释疑》三篇，考察各种版本的异同，比朱熹的本子更加详细完备。明代《白云霁道藏目录》说这两部书共十四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作十二卷；毛晋《津逮秘书》把俞琬的注与彭晓等三家的注合编为一书，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又把他的《释疑》一并佚失了。这个本子每卷都有图，是至大三年嗣天师张与封所刻，实际上只有三卷，附有《释疑》一卷。考察俞琬《易外别传》的自序，也说炼丹之道的口诀，细微之处都记载在《参同契发挥》三篇中；白云霁所记的卷数，可能是把其他书也合并计算了。焦竑所记的内容，全是辗转从其他书中贩取来的，沿袭讹误、承袭错误，更加不足为凭了。△《周易参同契分章注》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陈致虚撰。陈致虚字观吾，自号上阳子。他四十岁时才跟随赵友钦学习道术，讲求神仙炼养之术。他认为金丹之道应当以《阴符经》《道德经》为祖本，《金碧经》《参同契》次之。又说丹书大多不可信，得到真正秘诀的人，关键一定要以《参同契》《悟真篇》为依据。他所作的《醒眼诗》说：“确实有长生不死的方术，只是常人缘分浅薄，哪里承受得起？铅、银、砂、汞分别计算斤两，德行深厚、恩泽深广的是魏伯阳。” 可见他尤其深入研究魏伯阳的著作。这就是他所作的《参同契注》，共分为三十五章，与彭晓注本分为九十章的情况不同。他又认为彭晓把《鼎器歌》一篇移到后面是不对的，因此仍依照原本，把它放在《法象成功章》之后。他所作的疏解，也都明白通畅。近来李光地注《参同契》，说各种本子中只有《汉魏丛书》所载的朱长春本最能得到古意。现在拿朱本互相校勘，只有开头“乾坤者易之门户”等句没有立章名。因此从“乾坤设位”以下只分为三十四章，比这个本子少一章，其余章次全都与这个本子相同。大概朱本就是抄录这个本子而删去了注释，李光地没有考察它的源流。△《古文参同契集解》三卷（内府藏本） 明代蒋一彪撰。蒋一彪自号复阳子，余姚人。魏伯阳作《参同契》，原本分为三篇。自从彭晓分章作解以后，后来的注家虽然不断重新合并或拆分篇章，但上篇、中篇、下篇的次序都仍沿用旧目。到了明代杨慎，才另出一个本子，声称南方有人掘地，在石函中得到古文《参同契》上、中、下三篇以及《叙》一篇。徐景休《笺注》也分三篇，另有《后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分上、下两篇，另有《后序》一篇，合计为十一篇。杨慎自称看到了朱熹没有见过的内容。蒋一彪这部注就是依据杨慎本写成的，所以称为“古文”。他把彭晓、陈显微、陈致虚、俞琬四家的注释全部割裂开来，缀附在各段文字下面，所以称为“集解”。如今考察此书，对旧文多有颠倒。原本所有的《赞》一篇，他却指认为徐景休的《后序》。原本中补足缺漏的一章，也被拆出作为淳于叔通的《后序》。考察《参同契》一书，除了虞翻注《易》时引用其中“日月为易”一句外（见李鼎祚《周易集解》），其他各家很少引用它。关于它的传授源流，各种书也没有完整记载，能够依据的只有彭晓的序是古本。彭晓序只说魏君把书给青州徐从事看，徐从事隐去姓名而作注。郑樵《通志·艺文略》有徐从事注《阴阳统略参同契》三卷，也没有说他就是徐景休。为什么隔了两千多年到了杨慎，这个名字才突然显现？关于那篇《赞序》，朱熹曾说其文意是注本之后的序，恐怕是徐君作的注已经失传。如今这个本子恰好与朱熹的说法相合，难道不是因为朱熹的话而附会成这种说法吗？至于淳于叔通，如果只是传授这部书，旧时道家有“徐从事、淳于叔通各有一篇序”的说法，彭晓已经依据唐代刘知古《日月玄枢论》极力辨明其错误，杨慎却又把《三相类篇》说成出自淳于叔通之手，这又是借用彭晓所驳斥的说法，来证明它是唐代以前的本子。他不知道《参同契》的始末：汉、魏遗书虽然没有文字可以证明，但晋代以来的书中，葛洪《神仙传》明明说魏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共三卷。
唐以来书，则《旧唐书经籍志》（案：《旧唐书》著录之书，并据开元内外经录）固云《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矣。慎所谓古本，何代之古本乎？一彪此本，於诸注原称魏君者，辄改作徐君，以就其说，尤非阙疑之义。然自慎以后，世遂别有此本，诸家所注，往往沿之，亦遂不可磨灭。今姑依其篇第，各分子卷，与彭晓诸本并著於录。以著作伪变乱之由，俾来者无惑焉。△《抱朴子内外篇》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晋葛洪撰。洪有《肘后备急方》，已著录。是编乃其乞为句漏令后，退居罗浮山时所作。抱朴子者，洪所自号，因以名书也。自序谓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隋志》载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杂家。外篇下注曰梁有，五十一卷。《旧唐志》亦载内篇二十卷，入道家；外篇五十一卷，入杂家。卷数已小不同。《新唐志道家》载内篇十卷，杂家载外篇二十卷。乃多寡迥殊。《宋志》则均入杂家，内篇作二十卷，与《旧唐书》同；外篇作五十卷，较《旧唐书》又少一卷。晁公武《读书志》作内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内外篇之卷数与《新唐书》互异。陈振孙《书录解题》但载内篇二十卷，而云《馆阁书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见。其纷纭错互，有若乱丝。此本为明乌程卢舜治以宋本及王府道藏二本参校，视他本较为完整。所列篇数，与洪自序卷数相符。知洪当时盖以一篇为一卷。以《永乐大典》所载互校，尚多丹砂法以下八篇，知为足本矣。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箓克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今并入之道家，不复区分焉。△《神仙传》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晋葛洪撰。是书据洪自序，盖於《抱朴子内篇》既成之后，因其弟子滕升问仙人有无而作。所录凡八十四人。序称秦大夫阮仓所记凡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於仙经服食方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又称刘向所述，殊甚简略，而自谓此传有愈於向。今考其书，惟容成公、彭祖二条与《列仙传》重出，馀皆补向所未载。其中如黄帝之见广成子，卢敖之遇若士，皆庄周之寓言，不过鸿鸿云将之类，未尝实有其人。淮南王刘安谋反自杀，李少君病死，具载《史记》、《汉书》，亦实无登仙之事，洪一概登载，未免附会。至谓许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黄丹，今在中岳中山，若二人晋时尚存，洪目睹而记之者，尤为虚诞。然后《汉书方术传》载壶公、蓟子训、刘根、左慈、甘始、封君达诸人，已多与此书相符。疑其亦据旧文，不尽伪撰，又流传既久，遂为故实。历代词人，转相沿用，固不必一一核其真伪也。诸家著录皆作十卷，与今本合，惟《隋书经籍志》称为葛洪《列仙传》，其名独异。考新、旧唐书并作葛洪《神仙传》，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传》赞之文，偶然误刊，非书有二名也。此本为毛晋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传注》，引李意其一条，《吴志士燮传注》引董奉一条，《吴范刘惇赵达传注》引介象一条，并称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举数事，载之篇末。是徵引此书，以《三国志》注为最古。然悉与此本相合，知为原帙。《汉魏丛书》别载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载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盖从《太平广记》所引钞合而成。《广记》标题，间有舛误，亦有与他书复见，即不引《神仙传》者，故其本颇有讹漏。即如卢敖若士一条，李善注《文选》江淹《别赋》鲍照升天行，凡两引之，俱称葛洪《神仙传》，与此本合。因《太平广记》未引此条，《汉魏丛书》本遂不载之，足以证其非完本矣。△《真诰》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梁陶弘景撰。弘景有《刀剑录》，已著录。是书凡运象篇、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其运象篇书末弘景叙录又作运题象。前后必有一讹，然未详孰是也。《文献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盖后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真授受真诀之事。《朱子语录》云，《真诰甄命篇》，却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至如地狱托生妄诞之说，皆是窃佛教中至鄙至陋者为之。黄伯思《东观馀论》则云，《真诰》众灵教戒条，后方圆诸条，皆与佛《四十二章经》同，后人所附。然二氏之书，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间耳。固不必一一别是非，亦无庸一一辨真伪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宫诗瑞木千寻耸，仙图几吊开，注云《真诰》谓一卷为一吊。殊不知《真诰》所云，即卷字，盖从省文。
译唐代以来的书中，《旧唐书·经籍志》（考察：《旧唐书》著录的书，都是依据《开元内外经录》）明明记载《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杨慎所说的古本，究竟是哪一代的古本呢？蒋一彪这部书对各家注本原来称“魏君”的地方，往往改作“徐君”，以迁就他的说法，尤其不合乎存疑而不妄断的原则。然而自杨慎以后，世上于是另有了这个本子，各家注释往往沿袭它，于是也就无法抹去了。现在姑且依照它的篇次，各自分成子卷，与彭晓等人的本子一同著录，以说明著作被伪造、篡改和混乱的原因，使后来的人不至于迷惑。△《抱朴子内外篇》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晋代葛洪撰。葛洪有《肘后备急方》，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请求担任句漏令以后，退居罗浮山时所作。“抱朴子”是葛洪自取的号，因此用来命名此书。自序说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隋书·经籍志》记载内篇二十一卷，另有音一卷，列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列入杂家。外篇下面注说梁代有五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也记载内篇二十卷，列入道家；外篇五十一卷，列入杂家。卷数已经略有不同。《新唐书·艺文志·道家》记载内篇十卷，杂家记载外篇二十卷，卷数多少就相差很大了。《宋史·艺文志》则都列入杂家，内篇作二十卷，与《旧唐书》相同；外篇作五十卷，比《旧唐书》又少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内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内外篇的卷数又与《新唐书》不同。陈振孙《书录解题》只记载内篇二十卷，并说《馆阁书目》有外篇五十卷，但自己没有见到。各种记载纷乱错杂，像一团乱丝。这个本子是明代乌程人卢舜治用宋本和王府道藏中的两个本子互相校订的，比其他本子较为完整。此本所列篇数，和葛洪自序所说的卷数相符。可知葛洪当时大概把一篇作为一卷。拿《永乐大典》所载内容互相校对，尚且多出《丹砂法》以下八篇，由此知道这是足本。这部书的内篇论述神仙、吐纳以及符箓、克治之术，纯粹是道家的言论；外篇则论述时政得失和人事善恶，文辞旨趣明辨博洽，很有名理。但考察它的根本宗旨，也仍以黄帝、老子的学说为宗。因此现在把内外篇一并列入道家，不再加以区分。△《神仙传》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晋代葛洪撰。据葛洪自序，这部书大概是在《抱朴子内篇》写成以后，因为他的弟子滕升询问有没有神仙，才写成的。书中共记载八十四人。序中说，秦国大夫阮仓所记有几百人，刘向所撰又有七十一人；现在又抄集古代仙人见于仙经、服食方和百家著作中的记载，以及先师的说法、年高博学者的议论，编成十卷。又说刘向的记述特别简略，自己认为这部传记胜过刘向的著作。如今考察此书，只有容成公、彭祖两条与《列仙传》重复，其余都是补充刘向没有记载的内容。其中如黄帝见广成子、卢敖遇若士，都属于庄周的寓言，不过是《鸿蒙》《云将》一类的故事，并不曾确有其人。淮南王刘安谋反自杀，李少君病死，这些事情都详细记载在《史记》《汉书》中，实际上没有成仙之事；葛洪一概把他们列入仙人，未免有所附会。至于说许由、巢父服食箕山的石流黄丹，如今这种丹药还在中岳的中山；假如说这两人在晋代还活着，是葛洪亲眼看见并记下来的，那就更加荒诞了。不过，《汉书·方术传》所载的壶公、蓟子训、刘根、左慈、甘始、封君达等人，已经有许多与此书相合。怀疑这些内容也是依据旧有文献，并非全是伪造；又因流传已久，便逐渐成为被人承认的事实。历代文人辗转沿用这些说法，当然不必一一考核其真伪。各家著录都作十卷，与今本相同，只有《隋书·经籍志》称为葛洪《列仙传》，书名独有不同。考察《新唐书》《旧唐书》都作葛洪《神仙传》，可知今天所见《隋志》的记载，大概是承接上文《列仙传赞》的文字，偶然误刻，并不是另有一本书叫两个名称。这个本子是毛晋刊刻的。考察裴松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用李意的一条；《三国志·吴书·士燮传注》，引用董奉的一条；《吴范刘惇赵达传注》，引用介象的一条，都称是葛洪所记，并说近来用来迷惑众人。这部书的文字在世间流传很广，所以摘取几件事，载在篇末。这说明引用此书的材料，以《三国志》注为最早。然而它们全都与这个本子相合，可知这个本子仍是原来的篇帙。《汉魏丛书》另载一个本子，文字大致相同，但所记共有九十二人。考核它的篇章次序，大概是把《太平广记》引用的内容抄合而成的。《太平广记》的篇名有时有错误，也有与其他书重复的内容；有些内容即使见于其他书，也没有引用《神仙传》，所以它的本子颇有讹误和遗漏。比如卢敖遇若士一条，李善注《文选》中的江淹《别赋》和鲍照《升天行》时，曾两次引用，都称出自葛洪《神仙传》，与这个本子相合。由于《太平广记》没有引用这一条，《汉魏丛书》本便没有收录，足以证明它不是完本。△《真诰》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梁代陶弘景撰。陶弘景有《刀剑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共分为《运象篇》《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七篇。他在《运象篇》卷末所作的叙录，又把篇名写作《运题象》。前后两处必有一处讹误，但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考知哪一个正确。《文献通考》作十卷，这个本子却是二十卷，大概是后人拆分而成的。书中所说的都是仙真传授真诀的事情。《朱子语录》说，《真诰·甄命篇》其实是窃取佛家《四十二章经》写成的。至于地狱、托生等荒诞说法，也都是窃取佛教中最鄙陋、最浅薄的内容写成的。黄伯思《东观馀论》则说，《真诰》中的“众灵教戒”各条，以及后面的“方圆”等各条，都与佛教《四十二章经》相同，是后人增附的。不过，道教和佛教的书籍，在天地之间也保存了这样一家而已。固然不必逐条分辨是非，也没有必要逐条辨别真伪。黄伯思又说，小宋太乙宫诗“瑞木千寻耸，仙图几吊开”，注释说《真诰》把一卷称为一吊。他却不知道《真诰》所说的其实就是“卷”字，只是采用了省略的字形。
《真诰》音亦尔，非吊字也。然则此书诸卷，皆原作字，陶宗仪《说郛》盖本於此。今皆作卷几，亦非弘景之旧矣。△《亢仓子》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旧本题庚桑楚撰，唐柳宗元尝辨其伪。晁公武《读书志》曰：案唐天宝元年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然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今此书乃士元补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诋之，可见其锐於讥议也。今考《新唐书艺文志》载王士元《亢仓子》二卷，所注与公武所言同，则公武之说有据。又考《孟浩然集》首有宜城王士元序，自称修《亢仓子》九篇。又有天宝九载韦滔序，亦称宣城王士元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著《亢仓子》数篇，传之於代云云，与《新唐书》所言合。则《新唐书》之说亦为有据。宋濂作《诸子辨》，乃仍摘其以人易民，以代易世，断为唐人所伪，亦未之考矣。惟是庚桑楚居於畏垒，仅见《庄子》，而《史记庄周列传》则云周为书如畏垒《亢仓子》，皆空言无事实。则其人亦鸿濛云将之流，有无盖未可定。其书《汉志》、《隋志》皆不著录。至於唐代，何以无所依据，凭虚漫求？毋亦士元先有此本，而出入禁中之方士如叶法善、罗公远者转相煽惑，预为之地，因而诏求欤？观士元自序，称天宝四载，徵谒京邑，适在书成之后，是亦明证也。刘恕《通鉴外纪》引《封演》之言曰：王巨源采《庄子》庚桑楚篇义补葺，分为九篇。云其先人於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敕付学士详议。疑不实，竟不施行。今《亢桑子》三卷是也。（案：此条《封氏闻见记》不载，盖今本乃残阙之馀，其以王士元为王巨源，以《亢仓子》为《亢桑子》，以二卷为三卷，则传闻异词也。）然则士元此书，始犹伪称古本。后经勘验，知其不可以售欺，乃自承为补亡矣。然士元本亦文士，故其书虽杂剽《庄子》、《老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刘向《说苑》、《新序》之词，而联络贯通，亦殊亹亹有理致，非他伪书之比。其多作古文奇字，与卫元嵩《玄包》相类。晁公武谓内不足者必假外饰，颇中其病。《宋史艺文志》别有《亢仓子音》一卷，殆即释其奇字欤？《崇文总目》作九篇，晁、陈诸家皆同。《宋志》作二卷，宋濂《诸子辨》则作五卷。此本仅有一卷，而篇数与《崇文总目》合，盖又明人所并云。△《亢仓子注》九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旧本题何粲撰。不著时代。柳宗元《读亢仓子》称，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於世。则注自宗元时已有。然宗元不著注者姓名，晁公武《读书志》乃作《亢仓子》二卷，何璨注。公武当南北宋之间，则何璨当在北宋以前。惟璨字从玉，与今本小异，或传写异文欤？注文简质，不类宋以后语，疑即宗元所见也。注中又杂以音释，为明黄谏所补。卷末有谏跋。谏喜作古字，所著有从古正文，颇迂怪不可行用。《亢仓子》多用奇字，与谏所学合，故谏喜而为之音释。然与注糅杂，不复识别，是则明人窜乱古书之恶习也。《亢仓子》为王士元所补，高似孙《子略》误以士元为王褒，纰谬殊甚。谏跋亦以为王褒所作，不能考正。盖谏平生之精力主於以篆改隶，以骇俗取名，其他皆未能深究，固其所矣。△《玄真子》一卷、附《天隐子》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玄真子》，唐张志和撰。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龟龄。肃宗时以明经擢第，待诏翰林。坐事贬南浦尉，后遇赦还，放浪江湖以终。自号曰烟波钓徒，又号曰玄真子。事迹具《新唐书隐逸传》。沈汾《续仙传》载其行事甚怪。大抵好事者附会之，实则恬退自全之士而已。其书据《书录解题》称本十二卷，陈振孙时存三卷，已非完帙。此本仅存三篇，一曰碧虚，二曰鸑鷟，三曰涛之灵。并为一卷，与振孙所言又异。或当时之本以一篇为一卷欤？其言略似《抱朴子外篇》，但文采不及其藻丽耳。天隐子亦唐人撰，不知其姓名。前有司马承祯序，则玄宗时人。晁公武、陈振孙皆疑为承祯所托名，然承祯自有《坐忘论》，已自著名，又何必托名为此书也。书凡八篇，一曰神仙，二曰易简，三曰渐门，四曰斋戒，五曰安处，六曰存想，七曰坐忘，八曰神解。《读书志》称一本有三宫法附於后，此本无之，殆传写佚脱矣。书寥寥仅两三纸，不能自成卷帙。今以与《玄真子》同时，即附之《玄真子》后，俾从其类焉。△《无能子》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真诰》中“音”字也是这样，并不是“吊”字。既然如此，这部书各卷原来都写作那个字，陶宗仪《说郛》大概就是依据这一点。现在都写作“卷几”，也不是陶弘景原来的面貌了。△《亢仓子》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旧本题作庚桑楚撰，唐代柳宗元曾辨明它是伪书。晁公武《读书志》说：考察唐玄宗天宝元年的诏书，曾把《亢桑子》尊号为《洞灵真经》，但寻求这部书却没有找到。襄阳处士王士元说，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是同一本书。于是取诸子书中意义相近的文字补足其亡佚部分。如今这部书就是王士元补亡的本子。柳宗元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就仓促加以诋毁，可见他很急于讥评议论。如今考察《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士元《亢仓子》二卷，注释与晁公武所说相同，那么晁公武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又考察《孟浩然集》开头有宜城王士元的序，自称修订《亢仓子》九篇。书中又有天宝九载韦滔的序，也称宣城王士元才思清远，深知文章义理，常游山水，不处在人世，著有《亢仓子》数篇，流传于后世等等，这与《新唐书》的说法相合。这样看来，《新唐书》的说法也有根据。宋濂作《诸子辨》，却仍然摘取其中把“人”改为“民”、把“代”改为“世”等例子，断定是唐人伪作，也没有加以考察。只是庚桑楚居住在畏垒山，这件事只见于《庄子》；而《史记·庄周列传》则说庄周著书，像《畏垒》《亢仓子》一样，都是空泛的言辞，没有事实根据。那么，此人也属于鸿蒙、云将一类的人，其有无之说实在无法确定。他的书，《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到了唐代，又有什么依据，竟凭空妄求呢？莫非士元早已有了这部书，而像叶法善、罗公远这样出入宫禁的方士彼此煽动，预先为此制造条件，因此才有诏令征求此书吗？看士元的自序，称天宝四载，他被征召到京城求见，正好是在此书写成以后，这也是明白的证据。刘恕《通鉴外纪》引用《封演》的话说：“王巨源采集《庄子·庚桑楚》篇的意思加以补辑，分为九篇。说他的先人在山中得到古本，便上奏献给朝廷。皇帝下令交给学士详细讨论。大家怀疑不真实，最终没有施行。”现在的《亢桑子》三卷就是这部书。（按：这条记载《封氏闻见记》中没有，大概今本是残缺本的遗存；至于把王士元说成王巨源，把《亢仓子》说成《亢桑子》，又把两卷说成三卷，都是传闻中说法不同。）这样看来，士元这部书，起初还假称是古本。后来经过查验，知道再也不能用它来欺骗世人，于是自己承认是补辑亡佚之书。然而士元本人也是文士，所以他的书虽然杂糅剽取了《庄子》《老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以及刘向《说苑》《新序》的文辞，却能联缀贯通，颇有条理和意趣，并非其他伪书可比。他多使用古文奇字，与卫元嵩的《玄包》相似。晁公武说，内里不足的人必定借助外在装饰，这话很切中它的毛病。《宋史·艺文志》另有《亢仓子音》一卷，大概就是解释其中奇字的书吧？《崇文总目》作九篇，晁公武、陈振孙等诸家都相同。《宋史·艺文志》作二卷，宋濂《诸子辨》则作五卷。现在这部书只有一卷，但篇数与《崇文总目》相合，大概又是明人合并编成的。△《亢仓子注》九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旧本题作何粲撰，不注明时代。柳宗元《读亢仓子》说，刘向、班固所著录的书中没有《亢仓子》，但如今研究方术的人，才开始为它作传注，用来教导世人。这样看来，注本在柳宗元时代已经存在。不过柳宗元没有记下注者姓名，晁公武《读书志》才写作《亢仓子》二卷、何璨注。晁公武生活在北宋、南宋之间，那么何璨应当在北宋以前。只是“璨”字从玉旁，与今本略有不同，或许是传抄中的异文吧？注文简洁质朴，不像宋代以后的语言，怀疑就是柳宗元所见的本子。注中又杂有音义解释，是明代黄谏补入的。卷末有黄谏的跋。黄谏喜欢写古字，所著《从古正文》很迂曲怪异，不能实际通行使用。《亢仓子》多用奇字，与黄谏所学相合，所以黄谏喜欢它，便为它作音义解释。但音释与原注混杂在一起，再也无法辨别，这正是明人窜改、扰乱古书的恶习。《亢仓子》是王士元补辑的，高似孙《子略》却误把士元说成王褒，错误非常严重。黄谏的跋也认为是王褒所作，不能考证纠正。大概黄谏一生的精力主要用在以篆书改写隶书、以惊骇世俗来博取名声上，其他方面都没能深入考究，这本来就是他的局限。△《玄真子》一卷、附《天隐子》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玄真子》由唐代张志和撰写。张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原名龟龄。肃宗时凭明经科考中，任待诏翰林。因获罪被贬为南浦尉，后来遇赦返回，放浪于江湖之间直到终老。自号“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事迹详见《新唐书·隐逸传》。沈汾《续仙传》记载他的事迹十分怪异，大体是好事之人附会出来的；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淡泊退隐、保全自身的人罢了。这部书据《书录解题》说原有十二卷，到陈振孙时只存三卷，已经不是完整的篇帙。现在这个本子只存三篇：一篇叫《碧虚》，一篇叫《鸑鷟》，一篇叫《涛之灵》。现将三篇合为一卷，与陈振孙所说的又不同。或许当时的本子把一篇作为一卷吧？书中的言论大略像《抱朴子外篇》，只是文采不如它华美。至于《天隐子》，也是唐人所撰，但不知道作者姓名。书前有司马承祯的序，那么应是唐玄宗时期的人。晁公武、陈振孙都怀疑是司马承祯借用他人姓名所作；但司马承祯自己已有《坐忘论》，而且已经署名，又何必假托姓名写成这部书呢？全书共八篇：第一篇《神仙》，第二篇《易简》，第三篇《渐门》，第四篇《斋戒》，第五篇《安处》，第六篇《存想》，第七篇《坐忘》，第八篇《神解》。《读书志》说有一个本子在书后附有“三宫法”，这个本子没有，大概是在传抄中散失了。此书寥寥只有两三页，不能独自成卷。现在因为它与《玄真子》同时，就附在《玄真子》之后，使它归入同类。△《无能子》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序称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则唐僖宗时人也。《崇文总目》列之於道家。晁公武《读书志》云，书三十篇，明老、庄自然之旨。今考其书，实三十四篇，与序所言篇数合。而卷上注阙第六篇，卷中注阙第五篇，卷下注阙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等六篇，是其全书具在，实四十二篇，与序又不相应。岂序为后人追改，以就所存之篇数耶？《唐书艺文志》以为光启间隐民。考序中有不述姓名游宦语，则亦尝登仕籍，非隐民也。其书多窃庄、列之旨，又杂以释氏之说，词旨颇浅。第以唐代遗书渐佚渐少，姑以旧本录之耳。△《续仙传》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唐溧水令沈汾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汾或作玢。案吴淑《江淮异人录》，载有侍御沈汾游戏坐蜕事，亦道家者流，疑即其人。书中记及谭峭，而称杨行密曰吴太祖，则所谓唐者南唐也。其书上卷载飞昇一十六人，以张志和为首；中卷载隐化十二人，以孙思邈为首；下卷载隐化八人，以司马承祯为首。虽其中附会传闻，均所不免，而大抵因事缘饰，不尽子虚乌有。如张志和见《颜真卿集》，蓝采和见《南唐书》，谢自然见《韩愈集》，许宣平见《李白集》，孙思邈、司马承祯、谭峭各有著述传世，皆非凿空。他如马自然、许碏、戚逍遥、许宣平、李昇、徐钓者、谭峭、李阳冰诸诗，亦颇藉其采录。惟泛海遇仙使，归师司马承祯事，上卷以为女贞谢自然，下卷又以为女贞焦静真，不应二人同时均有此异，是其虚构之词，偶忘其自相矛盾者矣。△《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宋张君房撰。君房，岳州安陆人。景德中进士及第。官尚书度支员外郎，充集贤校理。祥符中自御史台谪官宁海。適真宗崇尚道教，尽以秘阁道书付杭州，俾戚纶、陈尧臣校正。纶等同王钦若荐君房主其事。君房乃编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进之。复撮其精要，总万馀条，以成是书。其称《云笈七签》者，盖道家之言，以天宝君说洞真为上乘，灵宝君说洞玄为中乘，神宝君说洞神为下乘。又太玄、太平、太清三部为辅经，又正一法文遍陈三乘，别为一部，统称三洞真文，总为七部，故君房取以为名也。其诠叙之例，自一卷至二十八卷总论经教宗旨及仙真位籍之事；二十九卷至八十六卷则以道家服食炼气，内丹外丹，方药符图，守庚申，尸解诸术，分类缕载；八十七至一百二十二卷则前人文字及诗歌传记之属，凡有涉於道家者，悉编入焉。大都摘录原文，不加论说。其引用《集仙录》、《灵验记》等，亦多有所删削。然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该。道藏菁华，亦大略具於是矣。《文献通考》作一百二十卷。此本为明中书舍人张萱所刊，中多二卷，盖《通考》脱误也。△《悟真篇注疏》三卷、附《直指详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张伯端撰，翁葆光注，元戴起宗疏。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自云熙宁中游蜀，遇异人传授丹诀。元丰中卒於荆湖，世俗传以为仙，亦无可考验也。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其中所云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者，即《参同契》三日出为巽，震生庚西方之旨。其云药重一斤须二八者，即《参同契》上弦兑数八，下弦艮亦八之旨。其云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者，即《参同契》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之旨。其云木生於火本藏锋，要须制伏觅金公者，即《参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则飞，将欲制之，黄芽为根之旨。其馀亦皆彼此阐发。然其书初出，第道家自相授受，儒家罕有传述者。至乾道中，翁葆光始析为三篇，作注以申绎其义，又附以《悟真直指详说》一篇。传之既久，或讹为薛道光撰，而葆光之名遂不显。逮元至顺间，戴起宗访得旧本，重加订正，於是定为葆光之注，而复为疏以发明之。是二人者皆未闻其羽化飞昇，亦未闻其长生久视。但据其书而论，则所云假真阴真阳之二物，夺天地之一气，以为丹饵，归丹田气海之中，以御一身。后天地之气，则一身之气翕然归之，若众星之拱北辰。其说亦似乎近理。故录而存之，以备丹经之一种。葆光字渊明，号无名子，象川人。起宗字同甫，集庆路人，延祐中尝官绍兴儒学教授，其始末则均无可考云。△《古文龙虎经注疏》三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译没有注明作者姓名。序中称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因此是唐僖宗时期的人。《崇文总目》把它列入道家。晁公武《读书志》说，此书三十篇，阐明老子、庄子的自然之旨。现在考察这部书，实际有三十四篇，与序中所说的篇数相合。但卷上注文缺第六篇，卷中注文缺第五篇，卷下注文缺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等六篇；这样一来，它的全文实际有四十二篇，又与序文不相符合。难道序文是后人追改的，为了迁就现存的篇数吗？《唐书·艺文志》认为作者是光启年间的隐民。考察序中有“不述姓名、游宦”的话，那么他也曾出仕，并不是隐民。这部书多剽取《庄子》《列子》的旨意，又杂有佛教的说法，文辞和义理都很浅薄。只是因为唐代遗书逐渐散佚、越来越少，所以姑且按照旧本录存下来。△《续仙传》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代溧水令沈汾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汾”有的本子作“玢”。按吴淑《江淮异人录》记载，有侍御沈汾游戏坐蜕的事情，他也是道家一流的人，怀疑就是这个沈汾。书中记载谭峭，并称杨行密为吴太祖，那么这里所说的“唐”，其实是南唐。上卷记载飞升者十六人，以张志和为首；中卷记载隐化者十二人，以孙思邈为首；下卷记载隐化者八人，以司马承祯为首。虽然其中附会传闻，是免不了的，但大多是根据事情加以修饰，并不全是凭空虚构。例如张志和见于《颜真卿集》，蓝采和见于《南唐书》，谢自然见于《韩愈集》，许宣平见于《李白集》；孙思邈、司马承祯、谭峭各自都有著述流传于世，都不是凭空捏造的。其他如马自然、许碏、戚逍遥、许宣平、李昇、徐钓者、谭峭、李阳冰的诗，也颇多借助它的采录。只是“泛海遇仙使，归师司马承祯”的故事，上卷认为是女贞谢自然，下卷又认为是女贞焦静真；不可能两个人同时都有这件奇事，这就是虚构的说法，只是偶然忘了前后自相矛盾罢了。△《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代张君房撰写。张君房是岳州安陆人，景德年间进士及第。官任尚书度支员外郎，兼任集贤校理。祥符年间，他从御史台被贬为宁海的官员。正值宋真宗崇尚道教，便把秘阁所藏的道书全部交给杭州，让戚纶、陈尧臣校订。戚纶等人与王钦若共同推荐张君房主持此事。张君房于是编次成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进献朝廷。又摘取其中精要，总计一万多条，编成了这部书。之所以称为《云笈七签》，是因为道家的说法认为：天宝君所说的《洞真》是上乘，灵宝君所说的《洞玄》是中乘，神宝君所说的《洞神》是下乘；又以《太玄》《太平》《太清》三部作为辅经；还有《正一法文》遍陈三乘，另为一部；总称“三洞真文”，合计为七部，所以张君房取此作为书名。它的编排体例是：第一卷至第二十八卷，总论经教宗旨和仙真位籍等事；第二十九卷至第八十六卷，则将道家的服食炼气、内丹外丹、方药符图、守庚申、尸解等术，分类详细记载；第八十七卷至第一百二十二卷，则收录前人的文字、诗歌、传记之类，凡是涉及道家的，都编入其中。全书大都摘录原文，不加评论。其中引用的《集仙录》《灵验记》等，也多有删节。然而分类体例已经清楚，宗旨大略齐备，纲目、条文和科格无不兼收。道藏中的精华，大体也都具备在这部书里了。《文献通考》作一百二十卷。这个本子是明代中书舍人张萱刊刻的，其中多出二卷，大概是《文献通考》脱漏或错误。△《悟真篇注疏》三卷、附《直指详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张伯端撰写，翁葆光作注，元代戴起宗作疏。张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他自己说，熙宁年间游历蜀地，遇到异人传授炼丹秘诀。元丰年间死于荆湖，世俗传说他已经成仙，也没有办法考验核实。这部书专门阐明金丹的要旨，与魏伯阳《参同契》并被道家推为正宗。其中所说“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就是《参同契》所说“三日出为巽，震生庚西方”的意思。所说“药重一斤须二八”，就是《参同契》所说上弦兑数为八、下弦艮数也为八的意思。所说“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者”，就是《参同契》所说“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的意思。所说“木生於火本藏锋，要须制伏觅金公”，就是《参同契》所说“河上姹女，得火则飞，将欲制之，黄芽为根”的意思。其余内容也都是彼此互相阐发。不过，这部书最初流传时，只在道家内部相互传授，儒家很少有人传述。到了乾道年间，翁葆光才把它分为三篇，作注来申明阐释其中意义，又附加《悟真直指详说》一篇。流传久了，有人误认为是薛道光撰写的，于是翁葆光的姓名反而不显。到元代至顺年间，戴起宗访得旧本，重新加以订正，于是确定为翁葆光的注本，又作疏来阐明它。两人都没有听说已经羽化飞升，也没有听说能够长生不死、长久保持青春。只是根据他们的书来论述，其中所说的是：借助真阴、真阳这两种东西，夺取天地间的一气，制成丹药，归入丹田气海之中，用来调御全身。在天地之气以后，身体中的气也会全部聚集归附于它，如同众星拱卫北辰。这种说法似乎也有接近道理之处。因此把它记录保存下来，作为丹经中的一种。翁葆光字渊明，号无名子，象川人。戴起宗字同甫，是集庆路人，延祐年间曾任绍兴儒学教授；至于他们的生平始末，都没有可考的资料。△《古文龙虎经注疏》三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宋王道撰。前有道自序及太乙宫道士周真一奏进札子，又有道后序一篇。道本末不可考。自题称保义郎差充恩平郡王府指挥使。自序又云，一介武弁，隶职王府。盖本藩邸环卫官，而依附道流者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古文龙虎上经》一卷，不著名氏。道推衍其义为之注，又申注意自为之疏。其经分三十三章，上卷十三章，中卷六章，下卷十四章，末又载攒簇周天火候、金火相交生药二图，以明用功之法。大旨谓真铅真汞止取天地之精，日月之华，混合造化，以成神丹，辨药才之真伪，抉金石之异同。又称得真师口诀，以《龙虎经》行世之本谬误为多，故厘而正之，分章定句，於淳熙间奏进。所谓龙虎者，即水火之义，道家丹诀，例用寓名耳。注疏中多引《参同契》语，盖炉火之说自魏伯阳始有书，犹彼法中之六经也。道又有《补注参同契》，见所作后序。今佚不传，然大意亦不过如此矣。此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或疑出羽流依托。然《龙虎经》之为古书，尚无确验，亦何必究注之真伪。且服气养生，山林隐逸之事也。因方士以奏於朝，此何意乎？其人殊不足道，姑以其言成理存之尔。△《易外别传》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俞琬撰。其书以邵子《先天图》阐明丹家之旨。考《先天图》传自陈抟。南宋以来，无不推为伏羲之秘文，卦爻之本义。袁枢、林栗虽据理以攻之，然不能抉其假借之根，口众我寡，无以相胜也。迨元延祐间，天台陈应阔始指为《参同契》炉火之说，其言确有根据。然宗河洛者深讳之，巧辨万端，轇轕弥甚。惟琬作此书，绝无文饰。其后序有曰，名之曰《易外别传》，盖谓丹家之说虽出於《易》，不过依仿而托之者，非《易》之本义也。可谓是非皎然，不肯自诬其心者矣。后序称是书附《周易集说》后。其子仲温跋亦云，《易外别传》一卷，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说》后者。今通志堂所刊《集说》，纳喇性德序中虽称《易图纂要》一卷、《易外别传》一卷附焉，而印本实无此卷。岂初鋟於木，后觉其不类而删之耶？《白云霁道藏目录》以此书与《易图通变》、《易筮通变》同载於太玄部若字号中，并题曰雷思齐撰。考揭傒斯为思齐作序，称所著有《老子本义》、《庄子旨义》、《和陶诗》，吴全节序又称其别有文集，而均不及此书。殆《云霁》以三书同函而误欤？（案此书纯为道家之说，自序中已明言之。旧虽附於《周易集说》之后，今移置於道家。盖一家之书，可以不分品目，自相系属。若区别门类，则宗旨各殊，不容以黄、老之谈参羲、文之笈矣。）△《席上腐谈》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俞琬撰。是书乃其劄记杂说。惟上卷前数十条为考证名物之语，词意多肤浅无稽。如谓妇人俗称妈妈，乃取坤卦利牝马之贞意，谓氍▯之名因出於渠搜，谓毾▯之名取於蹋以登床，多附会穿凿不足据。其馀则皆辟容成之术，及论褚氏遗书胎孕之说。下卷则备述丹书，而终以黄白为戒。大旨皆不出道家，而在道家之中持论独为近正。由其先明儒理，故不惑方士之诡说也。朱存理《楼居杂著》有是书跋语二条。其一，称石涧先生注《易》外，别有《席上腐谈》。《易说》既有刻，此编特手笔存於家。黄岩林公守郡时，持之而去，其家别无副本，至今吴中失其传。庚戌秋，与海昌董子壬会於逆旅，偶谈家有是书，又已失去。遂同过祝秋官处转为假之归，幸此书又复来吴中云云。是此书之传出於存理。其一，称《俞氏家集》云，《腐谈》四卷，今止二卷。今本曰辅谈者，难声相近而字画转讹不同，必有据也云云。考《永乐大典》所引或作辅，或作腐，参差不一。观存理跋，知当时本自异文，非有两书矣。△《道藏目录详注》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明道士白云霁撰。云霁字明之，号在虚子，上元人。是书成於天启丙寅。以道藏之文，分门编次。大纲分三洞、四辅十二类。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为大乘上法；二、洞玄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为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为小乘初法。四辅者，其一、太玄部，洞真之辅也；二、太平部，洞玄之辅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辅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辅所会归也。所分七部，与《云笈七签》一一相合，盖历代道家之旧目。其七部子目，则各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十二类。其书则以千字文为次，以一字当一函，函各具其卷数，自天字至群字为旧藏之目，自英字至将字为明人新续之目。每条各有解题，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之例。
译宋代王道撰写。书前有王道的自序，以及太乙宫道士周真一奏进的札子，另有王道所作后序一篇。王道的生平事迹无法考察。他自题为保义郎、差充恩平郡王府指挥使。自序又说，自己是一介武弁，隶属于王府。大概是藩王府的环卫官，而依附于道教一流的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古文龙虎上经》一卷，没有注明作者姓名。王道推演它的意义而作注，又进一步阐发注文而亲自作疏。经书分为三十三章：上卷十三章，中卷六章，下卷十四章；末尾又记载攒簇周天火候、金火相交生药的两幅图，用来说明修炼的方法。主要意思是说，真铅、真汞只取天地的精华、日月的光华，混合造化之气炼成神丹；辨别药材真伪，分清金石的不同。又说自己得到真正老师的口诀，认为流行于世的《龙虎经》本子错误很多，所以加以厘正，分章定句，于淳熙年间上奏进献。所谓“龙虎”，就是水火的意思，道家的炼丹秘诀通常只是借用名称来寄托其义。注疏中多引用《参同契》的话，大概炉火之说从魏伯阳开始才有书籍记载，这部书就像那一法门中的六经。王道又有《补注参同契》，见于他所作的后序。现在已经散佚失传了，但大意也不过如此。这部书《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有人怀疑是道士假托之作。然而《龙虎经》是否为古书，尚且没有确证，又何必追究注本的真伪呢？况且服气养生，是山林隐逸之人的事情。既然是方士把它上奏朝廷，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实在不值得称道，只姑且因为他的说法还自成道理，便保存下来罢了。△《易外别传》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俞琬撰写。这部书借邵子《先天图》来阐明丹家的宗旨。考察《先天图》，它是从陈抟那里传下来的。南宋以来，人们无不推崇它为伏羲的秘传文字、卦爻的本来意义。袁枢、林栗虽然依据道理加以攻击，却不能揭穿它假借附会的根源；支持者人多势众，反对者人数少，因此无法胜过他们。到了元代延祐年间，天台人陈应阔才指出它是《参同契》炉火之说，他的说法确实有根据。然而信奉河图、洛书一派的人对此深为忌讳，巧言强辩，纠缠得更加厉害。只有俞琬写这部书时，完全没有文饰。他的后序说：“把它命名为《易外别传》，是说丹家的学说虽然出自《易》，不过是依仿《易》而假托其名，并不是《易》的本来意义。”可以说是非分明，不肯违背自己的内心。后序称此书附在《周易集说》后面。他的儿子仲温的跋也说：“《易外别传》一卷，是先君子所著，附在《周易集说》后面。”现在通志堂刊刻的《周易集说》，纳喇性德的序中虽然说附有《易图纂要》一卷、《易外别传》一卷，但印本实际上没有这一卷。难道是最初刻板时刻入了，后来发现与全书不类，便删掉了吗？《白云霁道藏目录》把这部书同《易图通变》《易筮通变》一起著录在太玄部若字号中，并题作雷思齐撰。考察揭傒斯为雷思齐所作的序，说他著有《老子本义》《庄子旨义》《和陶诗》；吴全节的序又说他另有文集，但都没有提到这部书。大概是《白云霁道藏目录》把三部书装在同一函中，因而弄错了吧？（按：这部书纯粹是道家的学说，作者自序中已经明白说出。过去虽然附在《周易集说》之后，现在把它移置于道家。因为同一家学说的书，可以不必区分品类而相互联系；如果区别门类，那么宗旨各不相同，就不能把黄帝、老子的言论同伏羲、文王的经典混在一起了。） △《席上腐谈》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俞琬撰写。这部书是他的札记和杂说。只有上卷前面的几十条是考证名物的文字，但词意大多浅薄而没有根据。例如说妇女俗称“妈妈”，是取自坤卦“利牝马之贞”的意思；说“氍▯”这个名称因出自渠搜；说“毾▯”这个名称取自踏着它登床；这些说法大多是附会穿凿，不足为据。其余内容都是批驳容成氏的方术，以及讨论褚氏遗书中关于胎孕的说法。下卷则详细叙述丹书，最后以黄白术为戒。全书大旨都不出道家范围，但在道家著作中，它的论断独自较为接近正理。由于俞琬先明白儒家义理，所以不受方士诡异说法的迷惑。朱存理《楼居杂著》中有两条关于此书的跋语。其一说，石涧先生注《易》之外，另有《席上腐谈》；《易说》已有刻本，这部书只是手稿，保存在家中。黄岩林公任郡守时，把它拿走了，他家中没有别的副本，直到后来吴中都失传了。庚戌年秋天，他与海昌董子壬在旅舍相会，偶然谈到董家有这部书，但也已经失去了。于是两人一同到祝秋官那里，转托他借来带回，幸而这部书又重新传到吴中，等等。这说明此书的流传出自朱存理。另一条说，《俞氏家集》记载，《腐谈》四卷，现在只剩二卷。现在的本子题作《辅谈》，只是读音相近而字形转写讹误不同，必定是有根据的，等等。考察《永乐大典》的引文，有的作“辅”，有的作“腐”，前后不一。看朱存理的跋，便知道当时的本子本来就有异文，并不是有两部书。△《道藏目录详注》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代道士白云霁撰写。云霁字明之，号在虚子，是上元人。这部书成于天启丙寅年。它把《道藏》中的文字分门编排。全书大纲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三洞是：一，洞真部，是元始天尊流传演说的内容，属于大乘上法；二，洞玄部，是太上老君流传演说的内容，属于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也出自太上老君，属于小乘初法。四辅是：一，太玄部，是洞真部的辅佐；二，太平部，是洞玄部的辅佐；三，太清部，是洞神部的辅佐；四，正一部，是三洞、三辅所汇归之处。所分七部，与《云笈七签》完全相合，大概是历代道家沿用的旧目录。七部之下的子目，又各分为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十二类。全书以《千字文》字序排列，每一字作为一函，每函都注明卷数；从“天”字到“群”字，是旧藏的目录，从“英”字到“将”字，是明人新续的目录。每条都有解题，体例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
所列诸书，多捃拾以足卷帙。如刘牧《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张理《易象图说内外篇》、雷思齐《易外别传》、（案：此本俞琬之书云霁误以为思齐。）《易筮通变》。《易图通变》旧皆入易类，《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旧入地理类，扬雄《太玄经》、邵子《皇极经世》、鲍云龙《天原发微》旧皆入儒家类，《墨子》旧入墨家类，《素问》、《灵枢经》、《八十一难》、孙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后备急方》、《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寇宗奭《本草衍义》旧皆入医家类，《公孙龙子》、《尹文子》旧入名家类，《韩非子》旧入法家类，《孙子》旧入兵家类，《鬼谷子》旧入纵横家类，《鬻子》、《鹖冠子》、《淮南子》、《子华子》、《刘子》、马总《意林》旧皆入杂家类，《录异记》、《江淮异人录》旧皆入小说家类，《黄帝宅经》、《龙首经》、《金匮玉衡经》、《玄女经》、《通占大象历》、《星经》、《灵棋经》旧皆入术数家类，陶弘景《华阳隐居集》、邵子《击壤集》、吴筠《宗元集》旧皆入别集类。虽配隶或有末安，门目或有改易，然总无以为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载，殊为牵强。盖二氏之书，往往假借附会，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诘。云霁所注，不能甚详，而亦颇具崖略。考道家之源委，兹编亦其总汇也。群字号之末，附以道藏阙经目录二卷，则亦多所散佚，不尽完备矣。考《汉志》所录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两途。黄冠者流，恶清静之不足耸听，於是以丹方符箓炫燿其神怪，名为道家，实皆神仙家也。黄老之学，汉代并称。然言道德者称老子，言灵异者称黄帝，名为述说老子，实皆依托黄帝也。其恍惚诞妄，为儒者所不道，其书亦皆不足录。顾其书名则历代史志皆著於录，故今亦存其总目，见彼教之梗概焉。──右“道家类”四十四部，四百三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
译所列各书，大多是搜集拼凑而来，以补足卷帙。例如刘牧《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张理《易象图说内外篇》、雷思齐《易外别传》、（按：此本是俞琬的书，云霁误认为雷思齐所作。）《易筮通变》。《易图通变》旧日都归入易类；《穆天子传》旧日归入起居注类；《山海经》旧日归入地理类；扬雄《太玄经》、邵子《皇极经世》、鲍云龙《天原发微》旧日都归入儒家类；《墨子》旧日归入墨家类；《素问》《灵枢经》《八十一难》、孙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后备急方》《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寇宗奭《本草衍义》旧日都归入医家类；《公孙龙子》《尹文子》旧日归入名家类；《韩非子》旧日归入法家类；《孙子》旧日归入兵家类；《鬼谷子》旧日归入纵横家类；《鬻子》《鹖冠子》《淮南子》《子华子》《刘子》、马总《意林》旧日都归入杂家类；《录异记》《江淮异人录》旧日都归入小说家类；《黄帝宅经》《龙首经》《金匮玉衡经》《玄女经》《通占大象历》《星经》《灵棋经》旧日都归入术数家类；陶弘景《华阳隐居集》、邵子《击壤集》、吴筠《宗元集》旧日都归入别集类。虽然这些书的归类有些不妥，门类目录也有改动，但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当作道家著作的。如今把它们一概收录，实在很牵强。大概佛、道两家的著作，往往借用、附会其他说法，以此抬高自己的教派，不值得深究。云霁所作的注释不能说十分详尽，但也颇能概括大意。考察道家著作的源流，这部编书也算是一个总汇。在“群”字目录末尾，附有《道藏阙经目录》二卷，但其中也有许多散失亡佚之书，并不完备。考察《汉志》所记载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原本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黄冠一流的人，嫌清静之说不足以耸动听闻，于是用丹方、符箓来炫耀神怪之事，名义上称为道家，实际上都属于神仙家。黄老之学，在汉代并称。然而谈论道德学说的便称为老子，谈论灵异之事的便称为黄帝，名义上说是在阐述老子，实际上全都依托黄帝。这些说法恍惚荒诞，是儒者所不谈的；它们的书也都不值得著录。不过，这些书名历代史志都著录在册，所以如今也保存它们的总目录，用来显示那个教派的大概面貌。──以上“道家类”四十四部，四百三十二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