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一 集部四十四

译思明字见吾，是归安人。生平始末不详。书前有韩敬的序，他的私印已经称作“庚戌会状两元”，可知是万历以后的人。这部书取《文选》旧本，凭主观意见删削，并用三色版印刷。凡例说：总评分析文脉用朱色，细评探究文意用绿色，解释音义、解说文词用黑色。△《文选瀹注》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闵齐华编纂。闵齐华是乌程人，崇祯年间以岁贡身份任沙河县知县。这部书依据六臣注本删削旧文，把注释分别附在各段下面；又采录孙鑛的评语，列在上栏。大概是把批点评点制艺的办法施用于古人的著作。△《昭明文选越裁》十一卷（内府藏本） 本朝洪若皋编纂。洪若皋著有《南沙文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取《昭明文选》重新删定，又搜集各家的注释，略作解释。它的圈点评语完全采用评论诗文的形式；至于称为“越裁”，自序说是因为当时避居越城，既是记载所在地，也是在记载自己僭越删裁的意思。考察昭明旧本，唐人奉为准则。杜甫的诗才凌驾百代，尚且有“熟精文选理”这样的诗句，其余人就可以由此知道了。洪若皋任意删削，可以说是太不自量力。即使只拿打开书看到的第一篇来说，班固《两都赋》前后文意相承，竟然删去《东都赋》一篇，于是使文辞没有归宿，完全违背原意。这说明他连作赋的缘由都还茫然没有考察清楚。△《选诗定论》十八卷（内府藏本）。清朝吴湛撰写。吴湛字伯其，号冉渠，是睢阳人。这部书把《文选》收录的各类诗歌，从汉高帝以下按时代编排，并将荆轲《易水歌》十五字另编为一卷，置于全书末尾。书前列有《六朝选诗缘起》一卷，都是杂引《六经》来解释，内容迂曲空疏，很少切合实际。接着有《统论古今诗》及《总论六朝》一卷，区分各个时代，甚至说陈、隋没有选诗，宋、金、元都没有诗。至于明人学习古体诗取法《文选》、律诗取法唐诗，也是明代“七子”一派的旧说。他对各诗的诠释，也都说得高深却不切实际，繁琐而少有要旨。比如解释《中山王孺子妾歌》之类的地方，在考证方面尤其疏略。△《文选音义》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余萧客撰写。余萧客有《古经解钩沉》《采掇旧诂》，考订最为详尽严密，已经另行著录。这部书却漏洞丛生，像是辗转抄袭而来。大略列举它的错误，大致有几类。第一，引用已经亡佚的书，却不说明出处。例如李善进呈《文选注表》，引用《晋阳秋》；“肃成”引用王沈《魏书》；“筴”字引用徐邈、李顺以及《庄子音》。这类情况打开书就到处可见。旧籍是否存亡，可以从各家著录中考察；世上没有传本的书，余萧客又怎么能够见到呢？这就是辗转剽窃，却隐瞒来源。第二，原书尚存，却转而引用其他书籍。例如《西都赋》解释“火齐”，引用庞元英《文昌杂录》；又在《南史》中引用天竺国关于火齐的说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引用《南史》呢？《逸民传论》引用宋代俞成《萤雪丛说》，说严子陵原本姓庄，因为避晋显宗的讳，才改称严氏；这种说法难道真是到了宋末才出现的吗？第三，喜好广博、贪求引文，却不辨真伪。《海赋》解释“阴火”，引用王嘉《拾遗记》所说“西海以西有浮玉山，山中有巨大洞穴”等话，这与木华所说的阴火有什么关系？卢谌《览古诗》解释“和璧”，引用杜光庭《录异记》所说“岁星之精坠落在荆山”等话，这等于说晋人读过五代的书了。

译《饮马长城窟行》解释“双鲤鱼”，引用《元散堂诗话》所说“用朝鲜原产的茧纸试着做成鲤鱼”等话；这段话出自龙辅《女红馀志》。考察钱希言《戏瑕》，其中明确说《嫏嬛记》《女红馀志》等书都是桑怿假托的，那么《女红馀志》已经属于伪书，所引用的《元散堂诗话》更是伪书中的伪书。竟然把它当作事实根据，难道不是荒谬吗？第四，拾取旧文，却完全不加考订。例如《闲居赋》解释“樱”字，说《鬼谷子》中有“崖蜜，樱桃也”的话。考察这其实是惠洪《冷斋夜话》中的文字，《鬼谷子》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余萧客既隐去惠洪的名字，窃取为自己的说法，又不知道宋人对此早已有多次驳正。《吴都赋》解释“欃枪”，引用李周翰注，认为它是鲸鱼眼睛的精华。这是根据《博物志》“鲸鱼死后，彗星出现”的话妄加附会的。陆机《赠从兄诗》“言树背与襟”一句，引用谢氏《诗源》，说堂北叫“背”，堂南叫“襟”，也是杜撰的空话，并无典籍出处。《归去来词》解释“西畴”，引用何焯批本说：“就是农夫先前田地的意思，‘西’与‘先’在古代通用。” 考察“西”的古音是“先”，并不是意义与“先”相同。“西畴”正如《诗经》的“南亩”，只是偶然举出一个方位来说明罢了。若这样穿凿附会，那么这篇词中的“东皋”为什么偏偏只说“东”呢？像这类情况，都是疏漏和错误。第五，反复引用琐碎说法，既繁复又互相矛盾。例如《三都赋序》解释“玉树”，引用颜师古《汉书注》，说左思不懂它的含义；《甘泉赋》解释“玉树”，又引用王楙《野客丛书》，说颜师古的注解非常错误。刘琨《重赠卢谌诗》下注引用蔡宽夫《诗话》，说秦汉以前平声、仄声都可以通用，魏、晋时期这种体例还存在。潘安诗“位同单父邑，愧无子贱歌，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就是这样。可是潘岳《河阳诗》下面又注说：“《国语补音》中‘负荷’的‘荷’，也读作‘何’。”同一部书的两卷之中，是非判断竟然完全不同。过了几页又说平仄截然不同，这将使读者听从哪一种说法呢？第六，见到一件事就引用，却不追究它的最初出处。例如《蜀都赋》解释“琥珀”，引用曹昭《格古要论》，却不知道曹昭也是根据《广韵》“枫”字的注释。又如《饮马长城窟行》引用吴兢《乐府解题》说：“有人说是蔡邕。” 却不知道吴兢是根据《玉台新咏》说的。解释《尚书序》中的“伏生”，引用《经典叙录》说名字叫“胜”，却不知道《晋书·伏滔传》说他的远祖名胜。至于凡是注释花草，必定引用王象晋《群芳谱》，更是不足为凭。第七，旁引浮泛文字，只求充满篇卷。开头引用何焯批本，说宋景文的母亲梦见一个穿朱衣的人带着一部《文选》给她，于是生下宋景文，所以宋景文的小名叫“选哥”，这已经是枝蔓之说。又沿用这种做法，在颜延年《赠王太常诗》“玉水记”中“方流”一句下注说：“王定保《唐摭言》记载，白乐天及第时，省试题为《玉水记方流》诗。”这与音义有什么关系呢？第八，抄录人所熟知的材料，只是白白混杂篇章。例如《贤良诏》解释汉武帝，下注说：“向某说，《汉书》记载，他的名讳是彻，是景帝的第二个儿子。”《洛神赋》解释曹子建，下注说：“李翰说，他是武帝的第三个儿子。”世上难道有不知道汉武帝、曹子建而来读《文选》的人吗？至于八言诗，见于东方朔本传，萧统序中所说的“八字”，正是使用这一事例。可是书中竟引用吕延济的注，说八字是魏文帝的乐府诗，已经是错误了。又引用何焯批本，从三言一直牵引到五言，却唯独遗漏八言，出现遗漏也在所难免。《尚书序》中，伏生引用《经典叙录》，说他的名字叫“胜”，却不知道《晋书·伏滔传》称其远祖名为胜。至于凡是注释花草的地方，都必定引用王象晋的《群芳谱》，就更加不足为据了。第一，旁征博引浮泛的文章，只是苟且充满卷帙。开头引用何焯批本，称作《麈史》，说宋景文的母亲梦见一个穿朱衣的人，带着一部《文选》给她，于是生下宋景文，所以宋景文的小字叫“选哥”，这已经是枝蔓之说了。又在颜延年的《赠王太常诗》和《玉水记》“方流”一句的注释中沿用这种做法，说：“王定保《唐摭言》记载，白乐天及第时，省试作《玉水记方流》诗。”这与音义有什么关系呢？第二，抄录人们熟知的材料，只是徒然混乱简牍。例如《贤良诏》中“汉武帝”之下注道：“向说，《汉书》称其讳为彻，是景帝的中子。”《洛神赋》中“曹子建”之下注道：“翰说，是武帝的第三子。”世上难道有不知道汉武帝、曹子建，却来读《文选》的人吗？至于八言诗，见于《东方朔本传》；萧统序中所说的“八字”，正是使用了这件事。可是它却引用吕延济的注释，把“八字”说成魏文帝的乐府诗，这已经是错误了。又引用何焯批本，枝蔓地引用三言诗至五言诗，唯独遗漏八言诗；出现挂漏，也是它所不能避免的。只有《魏都赋》注释“广苍”的一条，仿效曹子建题注中的孙岩《宋书》一条，并引用《隋书·经籍志》作证；《洞箫赋》注释“颜叔子”的一条，引用《毛苌诗传·巷伯篇》作证；《曲水诗序》注释“三月三日”的一条，引用《宋书·礼志》作证；《东京赋》注释“偷”字协韵的一条，引用沈重《毛诗音义》作证。这些都是纠正何焯批本的错误，确实有考订和订正的价值。大概余萧客专心研究经义，辞章并不是他的长处，却勉强涉猎各方面，违背自己的才能而改做不擅长的事情，他的短处如此也就很自然了。△《冯氏校定玉台新咏》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这是清朝冯舒校订的书，由他的侄子冯武刊刻。冯舒有《诗纪匡谬》，已经著录。徐陵《玉台新咏》长期没有善本，明人刻本大多凭主观意见增删窜改，完全失去了原貌。后来赵宧光得到宋嘉定乙亥年永嘉陈玉父刊刻的本子，重新翻刻，世人才又见到原书。冯舒这部书以嘉定本为主，并参考校核各本，比其他版本较好。例如序中“投壶玉女为欢尽於百娇”一句，根据《神异经》和《西京杂记》改作“百骁”之类，都是有确实根据的，并非任意窜改。然而，像苏武诗一首，宋刻本没有标题，与《文选》相同，冯舒却根据俗本加题为《留别妻》。徐幹《室思诗》六章，有宋孝武帝的拟作以及《艺文类聚》所引的材料可以证明原貌，冯舒却根据俗本改成《杂诗》五首、《室思》一首。《塘上行》依据李善《文选注》本有四种说法，宋刻本的题名大概是根据《歌录》的第二种说法；冯舒却依据《宋书》中并不确切的说法，改题为魏武帝之作，并移到魏文帝之前。石崇《王明君词序》中“造新曲”一句，有李善《文选注》和刘履《文选补遗》可以证明，冯舒却根据俗本改为“新造”。杨方《合欢诗》五首，有《艺文类聚》和《乐府诗集》可以证明，冯舒却根据《诗纪》改为《合欢诗》二首、《杂诗》三首。梁简文帝“率尔为咏”中的“为”字本来读去声，他却误读为平声，于是根据俗本改成“成咏”。王筠《和吴主簿诗》“青骹逐黄口”一句，有《西京赋》可以证明，他却凭臆测改为“青鹘”，都不免失于考证。至于张衡《同声歌》“恐慄若探汤”一句，宋刻本误把“慄”刻成“瞟”；又把“思为莞蒻席”中的“莞”误刻成“菀”；苏伯玉《盘中诗》有《沧浪诗话》可以证明，宋刻本又误把它连入傅元诗中。汉成帝时的童谣“燕燕尾涎涎”一句，有旧本《汉书》可以证明，宋刻本误作“尾殿殿”。这些错误都很明显，他却曲意为之辩护，而且又往往失于拘泥。

译如今赵氏翻刻的宋本流传仍很广，这个刻本虽然胜过俗刻本，最终还是比不上原本。因此这里只附存它的书名。△《玉台新咏笺注》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清朝吴兆宜撰写。吴兆宜有《庾开府集注》，已经著录。这部书引用的材料相当广博，但繁琐而不切合实际。而且常常用后代的书来注释前代的事情，尤其不恰当。只有每卷都把明人滥加的作品移到卷末，并注明“以下宋本所无”，这一点比其他版本好。△《二冯评点才调集》十卷（内府藏本）。这是清朝冯舒、冯班评点的书，由他们的侄子冯武合刻。冯班有《钝吟杂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取舍的大旨，都可以在冯武所作的凡例中看到。他们所持的各种观点都有渊源，不是明代公安、竟陵诸家所能相比的。因此赵执信继承并阐述了他们的说法。然而韦縠编选这部集子时，取材范围本来很宽，并不专门以晚唐为主。因此上至李白、王维，下至元、白长庆体的诗，没有不收录的。二冯却想以清初的风气纠正太仓、历城一派的习尚，争相推崇宋诗，于是借此排斥江西诗派，尊崇昆体。黄庭坚、陈师道、温庭筠、李商隐之间，彼此争执不休，形成门户之争。他们不知道，学习江西诗派的弊端容易流于粗犷，学习昆体的弊端也容易流于纤细浓艳。除去一种弊端，却产生另一种弊端；楚国固然失之偏颇，齐国也不能算是得当。王士祯说赵执信崇信这部书，如同铸造金像、呼唤佛祖，实在难以理解。杭世骏《榕城诗话》也说：“戚进士弢说，德清人常常替二冯说话。我在他的《才调集》点本后题跋说：‘冯老先生谈诗真是固执啊。承、转、开、合，提倡不止，这是村夫子擅长的长处。至于缘情绮靡，难道也一定就在这些地方吗？古人或许有这样的情况。心思细密、才识通达的人，一定不应当持这种迂曲的议论，尊崇西昆而贬低西江。西昆盛行于晚唐（考察：晚唐并没有“西昆”这个名称，这句话考证有误），西江盛行于南宋。如今若要禁止晋、宋诗不作齐、梁诗，禁止齐、梁诗不作开元、大历诗，这必定是行不通的。时代风气不断流转，人的声名也会因此而改变。把三千年间的人都合在一个朝代来作诗，哪有这样的道理？’二冯可以说能够坚持诗歌的正道，却不能说已经穷尽了诗歌的变化。”这番话说得颇为恰当。只是说承、转、开、合是村夫子的长处，又未免主张得过分了。孟子说：“木匠和车匠能够把规矩教给人，却不能使人变得巧妙。巧妙在规矩之外，但也不能超出规矩之中。”所以作诗一定要从承、转、开、合入手，之后才不会成为脱缰的马。时间久了，精神融会贯通而产生变化，表面上再也看不出承、转、开、合的痕迹，但承、转、开、合却自然运行在其中。譬如毛嫱、西施，明亮的眼睛、纤细的步态，姿态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她们四肢五官的位置不能与常人不同。难道会有眉毛长在眼睛下面、脚长在手臂旁边的吗？王士祯《蠡勺亭观海诗》说：“春浪护鱼龙，惊涛与汉通。石华秋散雪，海扇夜乘风。” 竟然不知道王士祯这次游览是在春天还是秋天，是白天还是夜晚，难道不是只标举神韵，却不讲承、转、开、合的缘故吗？杭世骏这些话，只是想张扬新城一派的门户，却不知道自己又流于偏颇。△《诸儒性理文锦》八卷（内府藏本）。旧本题为兵部尚书常珽编，不注明时代。考察《万姓统谱》，常珽字方叔，是连江人，宋嘉祐年间进士，历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似乎就是这个常珽，只是吏部尚书的字样不同，怀疑两部书中应当有一处错误；也可能是在编这部书时，常珽恰好任兵部官职吧？这部书全部收录《宋儒性理》一类的文章，间或也上溯到韩愈、柳宗元等人。全书分为六十四类，文章按类别附列，大概专门供科举使用。书前有吴登甲、翁以孙的序。根据序文所说，这大概是吴登甲又有所补辑的本子，并不是原本。△《桃花源集》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姚孳编。姚孳是四明人。元祐辛未年，补任武陵令。他因道士龚元正所辑录的古代石刻文字以及各家题咏，编成这部书。书前有自序，说沅水在牂柯以西，流经武陵，向东汇入洞庭湖，而桃源靠近它的岸边，奇异之人和隐逸之士大多寄居在那里。因此把嘉祐以前各位作者的诗文收录起来，编成一卷。△《诗准》三卷、《附录》一卷、《诗翼》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为宋代何无適、倪希程共同撰写。它把古代歌谣歌词杂然摘取为一卷，又附录一卷，另外摘取汉、魏、晋、宋诗二卷，最后以齐代江淹的一首诗收尾，命名为《诗准》。又把唐代杜甫、李白、陈子昂、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权德舆、刘禹锡、孟郊，宋代苏轼、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秦观、张耒、郭祥正、张孝祥的诗编为四卷，最后以陆游的一首诗收尾，命名为《诗翼》。这大概是仿照朱子把古诗分为三等、另编一部书的说法，又剽窃真德秀《文章正宗》的绪论来作依据。内容庞杂而没有条理，是非混杂，又在陈仁子《文选补遗》之下。怀疑是明人伪托的。看它的《岣嵝山碑》完全采用杨慎的释文，《大戴礼几铭》又采用钟惺《诗归》的错误本子，伪造的痕迹十分明显。△《发蒙宏纲》三卷（《永乐大典》本）。宋代罗黄裳编。罗黄裳是池州人，咸淳年间曾任番禺守。明代《内阁书目》说：“《发蒙宏纲》，宋咸淳年间罗黄裳撰写五言诗十二篇，又选取古文中凡是有关于蒙养的三十篇，用来训导蒙童。”如今考察书中所收，都是乡塾中学习诵读的文章。没有鉴别，也没有发明，实在没有任何长处值得取用，不知道为什么还能流传到后世。△《宋四家诗》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一部分是施枢《渔隐横舟稿》，一部分是徐集孙《竹所吟稿》，一部分是林希逸《竹溪十一稿》的诗选，另一部分是敖陶孙《臞翁诗集》。不知道把这四家配成一部集子的用意是什么。大概是偶然得到《宋名贤小集》的残本，装订成一册罢了。△《宋名臣献寿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者的姓名。书中所收都是南宋祝寿的文章。编排没有一定的义例，称谓也没有统一的体例，大概是当时书坊编造的。△《群公四六续集》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全书从甲至癸共十卷，都是南宋人相互问候的书启。它的正集如今没有见到，这就是它的续集。所收无非应酬性的空泛话语，没有值得采录的内容。比如方云翼、葛谦白等人祝贺秦太师的各篇书启，尤其污秽了书册。△《大全赋会》五十卷（《永乐大典》本）。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所收都是南宋程试的文章。考察《宋礼部科举条例》：凡赋，限于三百六十字以上写成。它规定的八个韵字，平声、仄声相间，就按次序使用；如果八个官韵的平仄不相间，就不按次序使用。属于违反格式、不予考校的项目，有诗赋重复使用典故，赋在四句以前没有出现题目，赋押官韵却没有出处，赋中第一句末与第二句末所用的平声不协韵，赋在第三句末用仄韵，以及赋起首入韵却使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等。禁忌拘束很多，颇为烦琐。又据淳熙年间重修的文书格式，除庙讳、御名本字外，凡同音而应当避讳的字共有三百一十七个；另外还有旧日濮王、秀王等讳名中应当避讳的二十一个字。这样一来，下笔时预先就有三四百字禁止使用，那么所写的文章只要勉强合乎格式罢了；它们浮泛庸浅、千篇一律，本来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启劄锦绣》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作清旷赵先生编，但没有注明他的姓名。所收都是南宋人的启劄，而且不题作者姓名。大概因为当时这种文体盛行，书商搜集编刊，供人摘取套用罢了，不能用来谈论文章。△《宋遗民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这卷所收都是宋遗民的诗、词和杂文，不知道是谁编录的。宋朝的旧臣遗老，进入元朝以后大多怀有思念故国的情怀，作诗的人很多。这部书所收的，只有谢翱、方凤、纳新、李吟山、王学文、梁栋、林德旸、王炎午、黄潜、吴师道十人的作品，已经遗漏很多。况且黄潜和吴师道都是元朝大臣，而乃贤属于葛逻禄氏，是元朝的色目人，同宋朝尤其没有关系。笼统地称为遗民，实在无法理解。大概是书肆中的商人故意假托这个名目来欺骗售卖吧。△《唐诗鼓吹笺注》十卷（通行本） 金代元好问编。国朝钱朝鼒、王俊臣作注，王清臣、陆贻典作笺。朝鼒字次鼎，俊臣字子籥，清臣字子清，贻典字敕先，都是常熟人。《唐诗鼓吹》旧有郝天挺的注。明万历己卯年，新会廖文炳重新补正，增加诠释，名为《唐诗鼓吹注解大全》。钱朝鼒等人又认为廖氏的注解不够完善，于是再次删改，编成此书。其实三家的注解相差不大。廖氏固然不足以胜过郝氏，钱朝鼒等四人也没有能够胜过廖氏。只是钱朝鼒等人只改了廖氏的解说，没有改动郝氏的注；又把廖注和郝注分别列出。钱朝鼒等人的补注又同廖注分别列出。对于字句的异同，郝注称“某一作某”，钱朝鼒等所增加的内容则改写为“一本作某”，还可以寻找到旧本的痕迹。与明人凭主观臆测改动古书、使文字混乱而无法辨认的做法相比，略胜一筹罢了。△《濂洛风雅》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金履祥编。金履祥有《尚书表注》，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在至元丙申年，金履祥寄居韩良瑞家齐芳书舍时刻印的。原书选录周子、程子直到王柏、王偘等四十八人的诗，卷首冠以《濂洛诗派图》，但只以师友传承关系作为纲纪，起初并没有分类体例。韩良瑞认为，濂、洛诸人的诗固然都是《风》《雅》的遗绪，只是《风》《雅》有正变、大小的不同，《颂》也有周、鲁的差异。于是把诗、铭、箴、诫、赞以及四言咏物诗分为风雅之正；把楚辞、歌骚、乐府、韵语列为风雅之变；五言、七言古风列为风雅的再次变化；绝句、律诗则又列为风雅的第三次变化，等等，详细情况都见于韩良瑞所作的序中。可见，选录作品的是金履祥，编排次序、分条编次的则是韩良瑞。过去朱子想把古诗分成两编，最终没有实现。朱子在诗学方面造诣很深，大概是深知诗文质地的正变以及取舍编选的困难。自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问世，才开始另立谈论义理的诗这一类。然而当时帮助完成稿本的人是刘克庄，真德秀只是因而加以删削润色。所以他排除的作品有时稍嫌过分，而所收的作品还没有脱离诗的范围。自从金履祥这部书问世，道学家的诗同诗人的诗便如同千秋时代的楚国和越国一样相去悬远了。德行和文章，孔门已经分为两科；《宋史》又把儒林、道学、文苑分别立为三传。言论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各自都有适当的道理。如果拿濂、洛的义理去要求李白、杜甫，李白、杜甫无法争辩，天下人也不敢代替李白、杜甫争辩。可是天下学习作诗的人，最终仍然尊奉李白、杜甫，而不尊奉濂、洛诸人。这其中的原因，实在值得深思。△《中州启劄》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吴宏道撰。吴宏道字仁卿，金台蒲阴人，任江西省检校掾史。这部书写于大德辛丑年。书前有许善胜的序，说吴君搜集中州诸老往来的书信，分类编成一部，共若干卷。体制简练古雅，文辞浑厚完整。书中上下议论，大都同政教和伦理纲常有关。风度流美而敦厚，典范俱在。现在考察书中所载，有赵秉文、元好问、张斯立、杜仁杰等人的劄子，大抵都是当时的名流。《永乐大典》所载宋、元启劄最多，其中猥杂滥俗的也最严重。只有这一部还稍稍接近雅正。因为其中很多文章常能见到，所以也仅仅保存书名。△《唐诗说》二十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释圆至撰。圆至有《牧潜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是取宋代周弼所选的《三体唐诗》加以注释。书前有大德九年方回的序。书中解释文句，颇为浅陋。坊间本子有的题作《碛沙唐诗》。考察都穆《南濠诗话》说：“长洲陈湖的碛沙寺，有个名叫魁天纪的僧人居住在那里，他同高安僧人圆至交好。圆至曾经给周伯弼选编的《唐三体诗》作注，魁天纪拿出自己的钱财，把它刻印放在寺中，方万里特意为此作序。”由此《三体诗》广泛流传于世间，今天吴地人称它为《碛沙唐诗》，就是这个缘故。那么它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元朝野诗集》（不分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另一个名称是《元风雅》，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所收大抵是仁宗以后、顺帝以前的诗。开头是贯酸斋，末尾是熊涧谷。不分时代，也不分体制，次序十分杂乱。考察当时另有《元风雅》二十四卷，是傅习孙存吾所辑，比这部书完备得多。这部书残缺错乱，几乎无法阅读，疑心是未完成的稿本。顾嗣立《元诗选序》的体例中，记载有蒋易的《元风雅》一书，或许就是这部书的残本吧？△《武夷山诗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书前有总录一篇，叙述武夷山得名以及历代兴建、封号等事情。后面杂录诗歌二卷，都是游人题咏的作品。唐代只有李商隐一首，其余都是宋、元人的作品。书前有后至元三年的旧序，说万年宫提举张一村曾携带此书给人看。看来大概就是张一村编纂的，但此人的情况已无从考察。△《庚辛唱和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缪思恭等撰。这是至正庚子、辛丑年间缪思恭等人分韵唱和的作品。庚子年是在张士信作乱以后，辛丑年则是游览景德寺时所作。前后共有诗二十八首。重复出现的有二人，共计二十六人。明代郁嘉庆因为考察他们的爵里，把考订世系的文字编附在书后。至于那二十二条名公亲笔手书，则是郁嘉庆凭意图附编进去的，并非原书所有。后来朱彝尊也曾编订此书，在每首诗之前都为每个人作传，所述内容同考世编互有出入。他的跋说：“旧本在姓名下面一概没有爵里和事迹，我特意逐一考察并补入。”大概是没有见到郁嘉庆的本子。书中有王纶，字昌言，槜李人，任嘉兴教授。这些情况见于《刘基集》和邵复孺《怀友诗注》。可是郁嘉庆和朱彝尊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考证确实困难。又有鲍恂，字仲孚，朱彝尊写作字仲子。根据他的名字推断，大概是朱彝尊笔误。△《静安八咏诗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释寿宁编。寿宁字无为，号一庵，上海人，居住在县城西面的静安寺。此寺建于吴赤乌年间，最为著名的古刹。名胜古迹有七处：一是赤乌碑，二是陈桧，三是虾子潭，四是讲经台，五是沪渎垒，六是涌泉，七是芦子渡。寿宁又亲手栽种桧树、竹子、梧桐和柏树，经过十年便高耸入云。他自号为绿云洞，把这处景物作为续接古迹的第八处，于是创作《静安八咏》。又汇集各家的作品，请会稽杨维桢作序。杨维桢又分别为各篇作评点。卷首有吴兴钱鼐所作的一篇事迹叙述；后来嘉靖年间，县人伊府纪善张抑及其兄长参议张纮重新校刊此书，末尾所载的张纮《八咏诗》，大概就是在那时附入的。△《残本诸儒奥论策学统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谭金孙编。金孙字叔金，号存理，自称古云人。不知道古云是哪个地方。这部书杂选宋人的议论文章，分类编纂，供程试使用。全书后集八卷、续集七卷、别集五卷，但缺少前集，是一部不完整的本子。原本又把《陈释》《曾文筌》《石桓诗小谱》置于卷首，并总题为《新刊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增入《文筌》和《诗谱》以后，文理冗长烦琐，大概是麻沙庸陋书商所为。现在把《文筌》《诗谱》分别归入诗文评类，而这部书也恢复原来的书名，以免相互混淆。△《赠言小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所收都是题画之作。书末有旧跋，说元末诗文兴盛，其中只有玉山唱酬的诸家最称风雅。从前《赠言》一集寄藏在金陵邵氏家，曾经见过他们的藏本，卷帙很多。甲申年兵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恰好孙青选留心搜求秘本，略微搜集到几种，可惜只有原书的十分之二三，等等。考察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指顾瑛《玉山草堂雅集》中散佚的作品。考察《玉山草堂雅集》，传本很多，不应当说“竟然再也没有见到”。况且此集所收诗二十九首、词一首，都没有见于《玉山草堂雅集》。不应当是顾瑛与人赠答的作品，只是顾瑛自己的作品散佚了，反而等待后人搜集。又顾瑛只是以诗著名，他的著作中，只有朱珪《名迹录》记载了他亲自书写的墓志。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说，他的行楷写得清楚秀美，兼有《洛神赋》和《画赞》的风格；至于绘画，却从来没有留下片纸。各家收藏的题跋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事。这部集子突然竟然题作他的画，已经不相符合。况且顾瑛本是昆山人，而秦约的序中却称作“云间顾子”，都无法解释。考察《画史会要》，顾禄字谨中，松江人，任太常典簿，擅长杂画，也能勾勒竹石。他生活在元末、明初，同顾瑛是同时代人。大概是当时赠给顾禄的作品，后来人们因为顾禄与顾瑛同姓，而顾瑛的名声更大，所以把作品移归顾瑛名下，又用伪造的跋文来证实它吗？书中的三篇序，都是题画之作，并不是为这部集子所作，却也被移来放在卷首，因此它的伪造就更加明显了。△《风林类选小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升编。朱升有《周易旁注》，已经著录。这部书所收都是五言绝句，起于汉、魏，终于晚唐。分为三十八体：称为《直致》《情义》《工緻》《清新》《高逸》《富丽》《艳冶》《凄凉》《衰暮》《旷达》《豪放》《俊逸》《清润》《沉著》《边塞》《宫怨》《闺情》《客况》《离别》《悲愁》《异乡》《感旧》《寤想》《寄赠》《慨叹》《消遣》《讽谏》《颂善》《戏嘲》《怀古》《景物》《风土》《时事》《乐府》《风人》《问答》《摘句》。末尾又附录《闺阁》《仙鬼诗》，实际共有三十九门。分类颇为琐碎，有些像《瀛奎律髓》。大概宋末、元初，方回在新安以诗著名，朱升是他的同乡，所以还沿用了方回的旧有分类方法。

译书序中说“文章中精美的就是诗语”，也是取自方回《瀛奎律髓》的序，可以作为证明。书中列出的诗，例如《富丽》类中的《昆仑子》，其实是王维五言律诗的前半首；《边塞》类中的《盖嘉运伊州歌》，其实是沈佺期五言律诗的前半首；《戎浑》也是王维五言律诗的前半首；《客况》类中的《长命女》，是岑参五言律诗中的四句。这些诗大概是当时采来配乐，只取声律而不论文字意义，所以郭茂倩《乐府诗集》分别把它们收在相应曲调之下。现在却因此把它们录入此书，实在失于考证。《凄凉》类中的《芜城曲》，韦縠《才调集》删去了前四句，实际上已经没有头绪。朱升因而把它取作绝句，也很不恰当。至于《乐府》类中把《白头吟》的前三解分作三首，《悲愁》类中把李商隐《夜饮诗》的中间二联割开作为绝句，则是自创旧例，更没有根据。又《直致》类中有一首“夜雨滴空阶”，诗题署作何逊。考察“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两句见于何逊本集，但这首诗的词气不像何逊，无法详知其依据。《清新》类中的《江行》六首题作钱起。考察《江行》一百首是钱起的孙子钱珝所作，因为附刻在钱起文集之后，于是便把孙辈误作祖辈。王维《山中书事》二首，其实是苏轼戏拟之作，王维本集没有收录，却竟然把它们当作王维的诗。近人把它们补入王维文集，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错误。至于《风人》类中的《相思》一首，确实是王维的诗，见于王维本集，却另题作雍陶，错误尤其严重。其他如序中说妇女中灵异之作也附录于此，集中崔莺莺的两首诗附在卷末，大概就是这个例子。然而武曌的《将游上苑》、张文姬的《溪上云》、姚玉京的《咏燕》、南海女子的《送兄》、侯夫人的《自感》、元宗宫人的《题梧叶》、宣宗宫人的《题红叶》、刘采春的《啰唝曲》、卓文君的《白头吟》、龙安佳人的《阿最歌》，都属于妇女作品，却分散在各类之中，也未免自行破坏了自己的分类体例。这些情况都不足以说明它是善本。△《尺牍筌蹄》三卷（《永乐大典》本） 明代陈桱编。陈桱有《通鉴续编》，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录宋代书信，所列标题有“要套”“书式”“具位”“具礼”“官称”。又说“合用故事”一项，可以在《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书言故事》中随意选用。这样看来，它是村塾使用的俗书，未必确实出自陈桱之手。△《麟溪集》二十二卷、《别篇》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郑太和编。郑太和字顺卿，浦江人，就是世人所称的义门郑氏。这部集子成于元至正十年。它搜集编录宋代以来各家题赠的诗赋以及碑志、序、记、题跋之类，是为表彰义门郑氏而作的作品，合编为一集。前十卷以十干作为卷名，后十二卷以十二支作为卷名。末尾的《别篇》二卷，是后来续入的。书前有潘庭坚、程益二篇序，又有王祎的后序。之所以称为《麟溪集》，是因为郑氏居住的地方在婺州以东二十八里，地名麟溪。△《馀姚海隄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叶翼编。叶翼是宁波人。他的祖父叶恒，字敬常。元代天历年间，任馀姚判官，修筑堤坝抵御海潮，百姓依靠这项工程获利。至正末年，诏令封他为仁功侯，建立祠庙祭祀他。他的儿子叶晋任南台掾，曾经把当时名人的序、记、诗、文编成一集，还没有来得及刊刻就毁于火灾。宣德年间，叶翼又搜集缀辑散佚的作品，编成了这部书。△《残本光岳英华》十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许中丽编。许中丽的籍贯、爵位等情况不详。朱彝尊《明诗综》说，明初掌管选政的人中有许中丽，如此看来，他是洪武年间的人。这部书流传下来的版本已有残缺，只存七言律诗一门。唐代以后直接接续元、明，不收宋、金诗作。这样看来，李攀龙编撰《诗删》时连宋、元诗也一并删去，也不是毫无来由，而是逐渐形成的。△《五伦诗》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沈易编。沈易字翼之，华亭人。这部书前面有洪武己未年钱惟善所作的序，说沈易到北方游学，回到南方乡里后，做童子老师，靠所得束修供养双亲。他教学生时，一贯以亲身实践为主。曾编纂《五伦诗集》，使人知道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这五种关系，如此等等。由此可见，这部诗集本来是为启蒙教学而作，所以收录的都是浅近通俗的作品。根据原书目录，共有内集五卷、外集七卷。内集按五伦分为五卷；外集则分为睦族、并言（按沈易自注，“并言”是指一首诗同时涉及五伦；这个名称很鄙俗，谨在此附带订正）、务本、尚志、比喻、警省、诗余七卷。这个版本只有内集，大概是不完整的版本。卷末有跋，说是从朱彝尊家抄来，原书缺少后七卷。可见这些内容已经散佚很久了。△《姑苏杂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希孟、周希夔共同编纂。上卷是高启原作，下卷是他们的祖父周南老续作。高启的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共一百三十六首。周南老又根据这些题目，各作五言六韵诗。末尾又增加叠韵《吴宫词》一首、补遗四首、续附词二首。考察高启的作品，已经完整收在他的文集中。周南老追随其后作诗，却不能与之并驾齐驱，把两人的作品合在一起刊刻，大概是有“蒹葭玉树”之类的看法。周南老字正道，自号拙逸子，也是明初人。△《金兰集》三卷、《附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达左编。徐达左所编的《颜子》（按：此书已经被高阳窜改扰乱，改名为《颜子鼎编》。不过，《颜子鼎编》并不是徐达左原来的书名，所以仍称作《颜子》），已经著录。徐达左尚未出仕以前，家居苏州光福里，在住所修筑了耕渔轩。当时的名流来往于此，多为它题诗。这部集子就是他辑录的同时代酬赠作品。另外附录一卷，是徐达左哥哥的儿子徐济出任邵武太守以及归田以后，与朋友相互唱和的诗。他的第十一世孙<志羽>为此校订刊刻流传。前面附载正统九年徐珵所作的《耕渔子传》。徐珵就是有贞最初的名字。△《文章类选》四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没有记载编纂者的姓名。前面有洪武三十一年凝真子所作的序，并有庆府图章。根据史书考察，大概就是庆王<木旃>。他是太祖的第十六个儿子，喜好学习而有文才。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宁夏，三十年才修建王府。这部书刊刻于洪武三十一年，那么是在王府建成以后。序中说，闲暇时会集诸位儒者，把前人编集的《文选》《文粹》《文鉴》《翰墨全书》《事文类聚》等书所载文章，分类选录出来。分为五十八种文体。然而，它的标题烦琐，体例和义例错乱浅陋，无法一一列举。比如同样是奏议，却分别列为论谏、封事、疏、奏、弹事、劄。诗不选入，而曲操、乐章却仍分为两类。又如“序事类”收录《左传》中隐公、桓公的始末，郑庄公、叔段的始末，以及子产从政的事，共三篇；但《战国策》中范睢拜见秦王的文章，反而刊列在前面。次序颠倒错乱，由此也完全可以看出编者鉴别、综理文献的无知。△《虎邱诗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王宾编。王宾有《光庵集》，已经著录。这部集子专门收录虎邱的题咏，从楼钥到顾阿瑛，共收诗一百八十八首。不过只涉及宋、元两代，不免遗漏很多。末尾有朱彝尊的跋说：“这部集子是项氏万卷楼的藏书。”其中有邾经的诗说：“虎邱山前新筑城，虎邱寺里断人行。” 虎邱修筑城池，应当是淮张时期的事情，吴地人很少有知道的。末尾说：“竹垞老人识，时年七十有三。” 看它的笔迹，是从原本摹仿抄录的，并不是项氏万卷楼所藏的原本。△《燕山八景图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这是明永乐十二年左春坊左中允、吉水人邹缉等人相互唱和的作品。燕山八景最早见于金代《明昌遗事》。《永乐大典》所载《洪武北平图经》也完整列出了这些景点的名称。但其中“琼岛春云”作“琼岛春阴”，“太液晴波”作“太液秋风”，“蓟门烟树”作“蓟门飞雨”，“金台夕照”作“道陵西照”，都与本书所载名称不相同。元代陈孚《刚中稿》中有《神京八景诗》，所列八个题目只有“金台夕照”与本书相同，其余都与《北平图经》相合。推测《北平图经》所载是元代原有的名称，而本书则是明初诸人改定的名称，后来一直沿用至今。至于“道陵”二字，京畿附近没有这个地名，可能是《永乐大典》抄录时的错误。本书共有诗一百二十首，都是邹缉首先倡作，翰林学士胡广、国子祭酒胡俨、右庶子杨荣、右谕德金幼孜、侍讲曾棨和林环、修撰梁潜、王洪、王英、王直、中书舍人王绂和许翰等十二人应和，只有胡广另作了一首。前面有胡广的序，后面有杨荣的跋，说绘制八景图，把各人的作品收集起来放在每幅图的后面，装裱成一卷，收藏在箱笥中。那么，这部集子就是后人从那卷图册中抄录出来的。△《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吴讷编。吴讷有《祥刑要览》，已经著录。这部书辑录前代直到明初的诗文，按文体分类编排，并分别加以说明。内集共四十九种文体，大体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蓝本。外集共五种，都是骈偶文章。程敏政作《明文衡》时，特意收录了它关于各类文体的叙录，可见对它颇为重视。陆深《谿山馀话》也称《文章辨体》一书精深广博，自真文忠《文章正宗》以后，没有能超过它的。如今看它的论述，大多只是抄取旧文，很少能够考核源流始末；即使对文体本身，也没有辨析得很清楚。例如，内集自称全是古体，但陆机《文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已经完全是骈体，只不过没有隔句相对罢了。至于骆宾王《讨武曌檄》纯粹是四六文，却列在内集；孔稚圭《北山移文》也附在古赋之后。这些又有什么说法呢？《古乐府》详细列出吴声歌曲、西曲歌、江南曲等体裁，淫词艳语也一并收入简册；却唯独斥责律诗为变体，这难道不是只凭耳闻、没有考察吗？外集收录词曲，已经很泛滥；又把王维《渭城曲》、刘禹锡《竹枝词》、白居易《杨柳枝》词缀在卷末，称为附录。其实《渭城曲》原题是《送元二使安西》，只是当时乐工采来配乐演唱罢了。竟然把它从绝句之外另行区分，已经是糊涂了。况且唐代歌曲本来是宋、元词曲的先声，反而把它附录在宋、元人的作品之后，实在是颠倒本末。其余作品的取舍，也漫无区别和裁断，不过是为了把卷帙充实起来罢了，不值得推重。△《桥门听雨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金庠编。金庠是苏州人，永乐己丑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书是永乐七年会试时录取的陈燧等九十五人的诗作。当时正逢皇帝巡幸北京，各位贡士寄居太学，等待廷对；他们在雨中取杜甫“好雨知时节”和“落日放船好”两首律诗，各人分取一韵，作诗表达自己的志向。金庠于是汇编成帙，共九十五人。其中，除去前科已经取得冠带身份以及正在学习四夷文字的人，未收入。剩下八十人，又有二人因服丧离去。诗共七十八首，其中缺少史安、邓昌二人的两首，大概是在编录时偶然遗失了他们的稿本。△《鼓吹续编》九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朱绍、朱积共同编纂。朱绍字善继，朱积字善庆，都是江阴人，二人是兄弟。这部书完成于永乐二十二年，大概是续编《唐诗鼓吹》而作，所以收录的仍然都是七言律诗。宋诗共一卷，元诗二卷，名家巨作大多一首也没有选入；而明人的诗却多达六卷。它取舍失当，由此可以想见。明初的风气还很淳朴，却已经有了后来坊刻、社稿那种习气，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士林诗选》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怀悦编。怀悦字用和，嘉兴人。永乐年间因纳粮而出任通判。这部集子所收，都是当时朋友的作品。近体诗最多，取舍也不够精审。△《兴观集》一卷、附《山村遗诗、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瞿暹编。瞿暹旧时收藏仇远手书的七言律诗三十八首，另有元末明初诸人的题跋。他的同乡、翰林修撰王希范，常在卷首题写“兴观”二字，所以瞿暹把它命名为《兴观集》。宣德三年，瞿暹又请他的伯父、长史瞿佑在卷后书写自己所作的七律五十首。因此魏骥的序说：“《兴观集》，是钱塘瞿暹汇集他的同乡前辈仇山村、瞿存斋二位先生所作七言近体诗八十八首。”世人有时专称为《仇远兴观集》，这是错误的。后面附有《山村逸诗》一卷，共诗五十四首，《杂著》二首，不知道是谁附上的。如今《山村遗稿》已经有了新的版本，而仇远的《金渊集》又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成一帙，刊刻流传。这个版本并不完整，不值得重视，所以这里只保存书目。△《柳黄同声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杜桓编。杜桓字宗表，徽州人。这部书刊刻于宣德己酉年。因为柳贯、黄溍都是他的同乡，于是收录柳贯延祐庚申年以国子监助教身份分教上都时所作的诗三十二首，至治癸亥年在上都主持进士考试时所作的诗九首，以及黄溍至顺辛未年以翰林应奉身份扈从上都时所作的诗十二首，合编为一集。当时黄溍的文集尚未刊刻，所以书中收载虞集等人的题跋，比柳贯诗作所附的题跋更为详细。△《存存稿》十卷、《续稿》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存存稿》由明代周泰编，《续稿》由周寀编，都是他们的先世遗集。《存存稿》包括周霆震所作《石初集》五卷，周霆震之子周庄所作《达止集》三卷，周庄长子周静所作《提举集》一卷，周庄次子周庸所作《蹄涔集》一卷。周泰把它们合编为十卷，周泰就是周庸的孙子。这部书完成于正统丙寅年。到了万历十九年，他的后代周寀又增入周永锡《愚直存稿》一卷、周正方《佩韦存稿》二卷，命名为《续编》，合订成一帙。考察可知，周霆震的《石初集》已有单独刊行的版本，已经另行著录。其余五集只是子孙珍藏祖先手泽，作为一家之书罢了，实际上都不能与周霆震的作品相比。至于称作《存存稿》，周寀的序说，或许取“绵绵”的意义，或许取保存各自所保存之物的意义。可见连命名的含义，他的子孙也已经无法详知了。△《双桂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墺编。徐墺是无锡人。这部集子收录他的祖父徐环和父亲徐允的诗。徐环字伯枢，是元代兵部侍郎徐宪的儿子。洪武年间，他曾以茂才身份被荐举，升任上元县主簿，最终任临桂县丞。著有《临桂集》。徐允字邦孝，著有《水南集》。徐墺把两人的作品合为一集刊行，统名为《双桂》。朱彝尊《明诗综》搜罗了三千四百多家诗人的作品，却一个字也没有收录徐环父子的诗。不过，他们的诗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推测朱彝尊删去了，也未必是没有见到。△《诗学权舆》二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黄溥编。考察可知，明代有两个黄溥。其中一个是鄞县人，有《简籍遗闻》，已经著录。这里的黄溥字澄济，自号石厓居士，是弋阳人，正统戊戌年进士，官至广东按察使。这部书兼收各种诗体，分别加以注释。它列出名格、名义、韵谱、句法、格调等门类，广泛引用各家说法来加以证明。但是，虽然采录广泛，考证却多有疏漏。例如卷首的《董少平歌》，不知道“鸣平”是押韵，古代有很多这种格式，却误以为是七言一句的歌，甚至把《楚辞》和《骚》分成两种体裁。可以说是不懂却强作解释。△《二麓正议》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这是明代汤光烈及其儿子汤頀所著。汤光烈号西麓，新建人，官任海丰县教谕。汤頀号小麓，曾向张元祯学习。张元祯带他进京，想把他荐举给朝廷，恰逢张元祯去世，事情没有成功。汤光烈在正统年间曾上《御戎》《勤王》《择官养民》《开科取士》四道奏疏；汤頀曾作《野史辨诬》，用来纠正李贤《天顺日录》中的错误。他们的同郡人艾璞把这些文章合刊，命名为《二麓正议》，又把诗歌、杂著以及同时代相互赠答的作品分别附在后面。前面有宏治戊午年张元祯所作的序，大概是在汤頀北上以前刊刻的。汤光烈的作品共一卷，以《御戎疏》列在最前面。第一条主张在沿途多挖陷阱，用两根木头架起来，中间放置长锥，再覆盖草土，等敌人自行陷入。陷住一名骑兵，就会使十名骑兵惊愕错乱；陷住十名骑兵，就会使一百名骑兵惊疑；陷住一百名骑兵，就会使一万名骑兵犹豫不前，使他们自然不敢长驱直入，实在是完全不懂军事事务的腐儒。汤頀的作品共二卷，他辨析李贤诬陷景帝、谄媚英宗之处，这一点固然不能免除。至于把夺门之功比作商汤、周武王的征伐诛讨，又极力替石亨辨白冤屈，事事为他回护，认为他是专心为社稷效忠的臣子，功劳很高却遭杀戮，是韩信、岳飞一类的人物，则与公论大相违背。考察张元祯的学问源自吴与弼，而汤頀的学问又源自张元祯。或许是因为石亨曾经推荐吴与弼，汤頀出于学派门户关系，感激此事而加以报答吗？△《齐山诗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释祖浩与他的门徒道璼共同编纂。两人都是齐山寺的僧人。考察可知，齐山在池州贵池县，有十多座山峰，因为它们排列得高低相齐，所以称为齐山。也有人说，唐代刺史齐映有良好政绩，曾经喜欢游览这里，因此得名。宋代李壁说：“《唐书》记载齐映任江西观察使，没有说他担任过池州太守；池州郡牧题名中有齐照，齐山应当是因此得名。”自从唐代杜牧登临齐山写下诗以后，后来游览此地的人大多接续作诗。这部集子汇集编排了这些作品，并把杂著、记、序等附在后面。书成于弘治甲寅年。△《雍音》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缵宗撰。胡缵宗有《安庆府志》，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辑录关中地区的诗歌。上起泰伯、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宣王等人的遗篇，下至元代，共一百五十人。按诗体编排，以符合雅正声调的列为内编二卷，不够雅正纯熟的列为外编二卷。然而，李陵、苏武等人的诗全都列在外编中，这种取舍进退实在难以理解。△《石钟山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王恕撰。考察可知，当时有两个王恕：一个是三原人，《明史》有传；另一个就是这里的王恕，字尚忠，湖口人，景泰甲戌年进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议。湖口有上、下石钟山，就是苏轼写文章记述的那座山。王恕认为它是本县的名胜，于是辑录古今题咏、赋、传、记、跋等文章，汇编成一部书。虽然以“志”为名，实际上是一部总集。△《江南春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这是明代沈周等人追和元代倪瓒作品而作的。那时吴中有人得到倪瓒的手稿，于是众人共同属和，编成一帙。卷首列有作者姓名，从沈周以下共五十人。嘉靖十八年，袁表作序并刊刻此书。后来又有袁袠作跋。这两人也都有和作。此外还有张凤翼、汤科、陈瀚三人的作品。卷首没有刊载姓名，疑心是刻成以后续行收入的。倪瓒原来倡作三首，但后来应和的人都作两首。祝允明在跋中说：“考察它的音调，是两章，可题目却写作三首，难道是误写了吗？”袁表则说：“仔细看墨迹，原书是两首，后人把一阕词错误地增加为三首。”现在考察《云林诗集》，只有《春风颠》一首收入七言古体，题作《江南曲》，却没有《汀州夜雨》一首。这样看来，后一首是七言诗，前一首是词。然而文徵明《甫田集》说：“追和倪元镇的《江南春》，也收入诗中。”那么当时实际上都是按诗来和作的，大概唐人的乐府，被配上管弦演奏的，往往收入诗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当然不是沈周创立的先例。△《新安文粹》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金德玹撰写，苏大重新订正。第十五卷则是苏大自己收载的诗文。德玹字仁本，苏大字景元，都是休宁人。此书成于景泰、天顺年间。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成于弘治初年。《文献志》把此书的目录载入《事略》。此书的补遗部分也署有敏政的名字。可见两书是同时编作的，只是略有先后。两书中所收的文章，不如《文献志》广博，但有不少是《文献志》没有收载的。两书本来就是互相补充、相为表里的。△《联句录》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李东阳编。李东阳有《东祀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收录的是他任翰林时与同年进士以及同游士大夫所作的联句。李东阳亲自作序，由丹徒知县、江夏人王溥刊行。侍读学士、莆田人吴希贤又编录题名一通，冠于卷首，共六十九人。诗作并不全都工整。又有焦芳、李士实一类人混杂其中，交游的人未免稍显泛滥。不过，当时馆阁中的儒臣，彼此往来唱和，以文章互相切磋砥砺。有人说，明代的风气，以成化、弘治年间最为兴盛，从这部书也可以想见一斑。△《雅音会编》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代康麟编。康麟字文瑞，广东顺德人。天顺年间任福建按察司佥事。这部书以平声三十韵为纲，把各首诗依照韵部分别编排。大概是因袭宋代十二位先生《诗宗》的体例，并稍加变通。书中所列“始音”“正音”“遗响”，也沿用杨士宏《唐音》的体例，没有什么新的发明。△《咏史集解》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程敏政编，林乔松作注。程敏政有《宋遗民录》，已经著录。林乔松是晋江人，生平事迹不详。他为此书作注时，任景宁县知县。此书收取古人咏史作品，依照朝代编次。从三代直到宋末，只收七言绝句一种体裁。采辑颇为完备。但其中也有原本并非咏史、只是因为类别相近而编入的作品，还有改动原题的，体例颇为杂乱。林乔松的注释也多是就事铺陈叙述、依照文字训释义理，不足以用来考证。△《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附录》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程敏政编。全书包括：唐元筠《轩集》诗八卷、文五卷；唐桂芳《白云集》诗五卷、文二卷；唐文《凤梧冈集》诗四卷、文四卷。前面列有各集原序，后面附有传记、铭志等文章，书稿完成后却毁于火灾。正德戊寅年，唐氏后裔泽濂、得从程师鲁那里得到副本，于是重新补辑，徽州知府张文林刊刻了它。如今三集已经分别著录，这里保存它们的总目录，是为了不埋没搜集编纂者的功劳。△《明珠玉》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王谔编。王谔字秉忠，江阴人。这部编选成于成化甲午年。它选录明代一朝的诗歌，从刘基以下共数百家，但所收只有七言律诗一种体裁，大概是仿照《唐诗鼓吹》的体例。然而内容杂乱得很，远远比不上元好问的书。△《海钓遗风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萧鸣凤编。萧鸣凤字子雝，浙江山阴人。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广东提学副使。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萧鸣凤的父亲萧显，字文明，别号海钓。永乐甲申年进士，官至给事中。他去世时，李东阳等人各自作诗哀悼，题为《海钓遗风》。萧鸣凤于是取来萧显遗留的诗，以及李东阳等人所作的序、传，合编成这部集子，仍沿用原来的名称。体例混杂，编次尤其没有章法。△《春秋词命》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明代王鏊撰、王彻注。王鏊有《史馀》，已经著录。王彻自署为松江人，生平事迹不详。这部书杂录《左氏传》中记载的应答之辞，用通俗语言加以解释，看起来不像王鏊所作。疑心是书坊假托王鏊之名，但序文却载在王鏊文集中。朱彝尊《经义考》也著录此书，这就是令人无法解释的地方。书中所收虽然源自《春秋》，但同经义没有关系，同《左传》的传文义理也不相涉。现在因为它辑录的是旧文，可以供儿童诵读，所以姑且把它附在总集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