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译明代以来，世俗流行的共有两种本子：一种是王世贞刊刻的，注文删节很多，与原貌大相违背；一种是袁褧刊刻的，大概就是根据陆游本翻刻的，虽然版木已经磨损，但仍属于完整的书。刘义庆的叙述，刘知几在《史通》中曾严厉加以讥评；但刘义庆本来采用的是小说家的笔法，刘知几却用史书的标准来约束它，两者并不相类，这种批评不能算通达的论断。刘孝标的注文尤其典雅博赡，高似孙《纬略》屡次推重它；他纠正刘义庆的错误，尤其精审准确。注文所引用的各种书籍，如今已经亡佚十分之九，只有依靠这些注文才得以流传，所以它和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一样，都是考证家所引用的依据。△《朝野佥载》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唐代张鷟撰。张鷟有《龙筋凤髓判》，已经著录。这部书《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艺文志》作《佥载》二十卷，另有《佥载补遗》三卷。《文献通考》则只有《佥载补遗》三卷。现在这个本子为六卷，与所参考的各种书都不相合。晁公武《读书志》又说它分为三十五门，而今本却逐条连缀在一起，不分门类，也与晁氏记载的不同。考察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记载张鷟在开元年间，姚崇诬陷他出使江南时接受馈赠，因而被处死；他的儿子上表请求代父受死，张鷟于是减免死罪，流放岭南。几年后被起用为长史，最终去世。按照时间推算，他当时还在天宝以前，但书中却有宝历元年资阳石头行走的故事；宝历是敬宗的年号。书中又有孟宏微回答宣宗的事，这些时代都彼此不相合。考察尤袤《遂初堂书目》，也把《朝野佥载》和《佥载补遗》分作两部书，因此怀疑《佥载》是张鷟所作，《补遗》则是后人增补的。凡是混入中唐以后事情的，都应当是《补遗》的文字。陈振孙所说的原书三十卷，这个本子是它的节略本，应当就是现在这个本子。这部书大概曾经被宋人摘录，把《佥载》和《补遗》合为一书。删削并合并了门类，已经不是原书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三卷析分成了六卷。书中都是记载唐代故事的，但连诙谐、荒诞、怪异和细小琐碎的事情也一一铺陈记载，未免失于琐碎，因此洪迈《容斋随笔》讥讽它记事琐屑而割裂，而且有许多猥亵言语。不过，耳闻目睹、可以凭据的事情很多，所以司马光编撰《通鉴》时也引用它。它兼收并采，当然并非对见闻毫无帮助。△《唐国史补》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李肇撰写。李肇有《翰林志》，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尚书左司郎中时所作。书中记载的都是开元至长庆年间的事情，是续写刘餗的小说而成。上卷、中卷各一百零三条，下卷一百零二条，每条都用五个字作标题。书中记载王维取用李嘉祐“水田白鹭”的诗句，如今李嘉祐诗集里却没有这句。书中又记载《霓裳羽衣曲》的一条，沈括也辨明这是虚妄之说。又说李德裕清正耿直而没有党派，又说陆贽诬陷于公异，这些都是曲笔。然而论及张巡时采用李翰所作的传记；所记载的左震、李汧、李廙、颜真卿、阳城、归登、郑絪、孔戣、田布、邹待徵之妻、元载之女等人的事，都有助于教化风俗。又如李舟关于天堂地狱的说法，以及杨氏、穆氏兄弟宾客的辨析，都有一定的道理。末卷讲述各种典故以及“下马陵相府莲”的含义，也有助于考证。其余如“摴蒱卢雉”的训释，可以用来解释刘裕的事；“剑南烧春”这个名称，可以用来解释李商隐的诗。可供采择的内容不胜枚举。自序说，关于报应的言论、鬼神的叙述、梦占卜筮的征验，以及接近闺帷之事，都删去；记载事实、探究事物道理、辨明疑惑、显示劝戒、采录风俗、帮助谈笑的，就记下来。欧阳修撰写《归田录》，自称以这部书为范式，大概是取法于它的体例。△《大唐新语》十三卷（内府藏本） 唐代刘肃撰写。《唐书·艺文志》记载这部书为三卷，注说刘肃元和年间任江都主簿；这个本子的署衔却题作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书中所记上起武德初年，下至大历末年，共分三十门，都是选取逸闻旧事中有助于劝戒的内容。书前有自序，后面有一篇总论，说从前荀爽记载汉代事情中可以作为鉴戒的内容，称为《汉语》；如今所记的这些，希望能够继承前人的修撰，等等。因此《唐志》把它列入杂史类。不过，其中“谐谑”一门内容繁杂、猥琐，未免自行玷污了这部书，也有违史家的体例。现在把它退列到小说家类，大概才符合它的实际。这部书原名《新语》，《唐志》以下各家著录都相同。明代冯梦祯、俞安期等人因为把它与李垕《续世说》的伪本合刻，便擅自改题为《唐世说》，实在是凭空编造。商刻本把它收入《稗海》，还在刘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就更加虚妄了。《稗海》又删去了卷末的一篇总论和“政能”第八篇的标题，比冯氏、姚氏的本子还更加疏漏错乱。现在综合各本互相校勘，确定全书为三十篇。另有一篇总论，并重新题名为《大唐新语》，以恢复它原来的名称。△《次柳氏旧闻》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李德裕撰写。李德裕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这部书所记都是玄宗时期遗留下来的事情，共十七则。书前有李德裕自序，大意说，史官柳芳在上元年间迁徙到黔中。高力士当时也迁徙到巫州，两人彼此交往。

译柳芳因此得以听闻宫禁中的事情，记录成一部书，名为《问高力士》。太和年间，朝廷下诏征求这部书，宰相王涯等人向柳芳的孙子、度支员外郎柳璟索取，却没有得到。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曾同柳芳的儿子、吏部郎中柳冕交游，听说过其中的内容，便告诉李德裕；李德裕于是追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进呈。《旧唐书·文宗本纪》记载，太和八年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进呈《御臣要略》和《柳氏旧闻》三卷，大概就是这件事。只是卷数与今本不合，莫非是两部书合在一起共三卷吗？书中如元献皇后服药、张果饮用堇汁、无畏三藏祈雨、吴后梦见金甲神、兴庆池小龙、内道场素黄文等事，都涉及神怪。又如姚崇、魏知古相互倾轧，以及乳媪用别人的孩子替换代宗的事情，也似乎不是实录。把它保存下来，用来备考异闻即可。柳珵《常侍言旨》（按：这部书没有另行刊刻的本子，这里依据陶宗仪《说郛》所载。）开头记载李辅国逼迫玄宗迁往西内的事情，说这件事本来在朱厓太尉续写的《桯史》第十六条中，大概是为了避讳当时的事情，所以没有写出。考察李德裕的著作，另外没有所谓《桯史》一书，由此知道这部书原名《桯史》，后来才改成现在的书名。又由此知道，这部书原来有十八条，删去这一条后，现在只剩十七条。至于书名《桯史》的含义，以及改名的原因，就无法详细考知了。△《刘宾客嘉话录》一卷（内府藏本） 唐代韦绚撰写。韦绚字文明，是京兆人。《唐书·艺文志》记载韦绚《刘公嘉话录》一卷，注说：“韦绚是执谊的儿子。”这里的刘公就是咸通年间义武军节度使刘万禹。《宋史·艺文志》则记载韦绚《刘公嘉话》一卷，另有《宾客嘉话》一卷。《刘公嘉话》应当就是这部书，《宾客嘉话》则各家著录都没有。大概因为各书引用时，有的称《刘公嘉话》，有的称《刘宾客嘉话》，所以被分成两部书，又误脱了“刘”字。各朝史书的《艺文志》没有比《宋史》更荒谬的，这也是一个证明。这个本子收在曹溶《学海类编》中。前面有大中十年韦绚的自序，说他任江陵少尹时，追述长庆元年在白帝城从刘禹锡那里听到的事情。末尾有乾道癸巳卞圜的跋，说《新唐书》多有采用其中的内容，但人们很少见到完整抄录的本子；自己家中有旧本，因此在昌化刻版。这样看来，这个本子应当是从宋刻本抄录出来的。不过赵明诚《金石录》引用这部书所记武氏碑失去龟首以及削去“武”字的事情，极力辨明其为妄说，而这个本子没有这一条。考察《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三引用这件事，说出自《戎幕闲谈》；或者赵明诚以为这部书也是韦绚所作，偶然记错了。（按：《续说郛》所载《戎幕闲谈》也有这一条，可知是赵明诚记错，并非《太平广记》有误。）至于书中所载昭明太子胫骨一条、人腊一条、卢元公患黄疸一条（按：这个本子删去了“卢”字，直接作“元公”）、蜀王琴一条、李勉百衲琴一条、碧落碑一条、狸骨方一条、张憬藏书台字一条、张嘉祐改忻州一条、王廙《书画》一条、《戏场刺猬》一条、《汲冢书》一条、牡丹花一条、王僧虔书法一条、陆畅《蜀道易》一条、魏受《禅碑》一条、张怀瓘《书断》一条、灊山九井一条、虎头致雨一条、五星浮图一条、宝章集一条、紫芝殿一条、王次仲化鸟一条、李约埋葬商胡一条、杨汝士谈论项斯一条、蔡邕《石经》一条、借船帖一条、飞白书一条、章仇兼琼镇守蜀地时女童被夜义掠走一条、寒具一条、昌黎生改“金根车”一条、辨析“迁莺”字一条、谢太傅碑一条、《千字文》一条、郑虔三绝一条、郑承嘏遇鬼一条、尧女冢一条、白居易补修银佛像一条、谢真人飞升一条，都与李绰《尚书故实》完全相同，只是间或改动一两句，文字一定拙劣而不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四十三卷〕 大概《学海类编》所收的各种书，大多窜改旧本，以显示新奇不同，结果导致真伪混杂，炫惑视听。幸好其中掺入的内容还可以找到踪迹，现在全部删去，以保存原貌。其中“昌黎生改金根车”一条，王楙《野客丛书》曾引用；“辨迁莺字”一条，黄朝英《缃素杂记》曾引用，二者也都作刘禹锡《嘉话》，或许是同一件事在两部书中都有记载。对于这种真假难明的内容，姑且两方面都保存下来。虽然书中已经残缺，不再是旧日的完整篇帙，但大体上也还保存了十分之八九。△《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代郑处诲撰写。郑处诲字延美，是荥阳人，宰相郑馀庆的孙子。太和八年考中进士。官至检校刑部尚书、宣武军节度使。事迹附载于《旧唐书·郑馀庆传》中。这部书成于大中九年，有郑处诲的自序。考察史书称郑处诲任校书郎时，编撰《明皇杂录》三篇，流传于世。晁公武《读书志》则记载《明皇杂录》二卷，但又说有《别录》一卷，题为补阙所记的十二件事。这样看来，史书是把《别录》也合在一起计算，晁氏则把《别录》分开计算。叶梦得《避暑录话》说：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张曲江与李林甫争论牛仙客实封之事，当时正是秋天，玄宗命高力士把白羽扇赐给张曲江。张九龄感到惶恐，作赋献上，意思似乎是说玄宗因为他违背旨意将要罢黜他，所以在秋天赐扇来表示这个意思。《新唐书》取此事载入张九龄本传。根据《曲江集》赋序说，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张九龄奉诏由大将军高力士赐给宰相白羽扇，张九龄也在其中。这样看来并不是秋天赐扇。而且通常说“宰相”，李林甫也在其中，并非只为张曲江一人设置。

译由此可知，小说记事如果不是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怎么可以轻率地写下来呢，等等。这样看来，郑处诲这部书也不完全是实录。不过小说所记的内容真伪相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并不只是郑处诲如此。关键在于广泛考察并谨慎取舍，不能因为一两件事情不实，就把整部书废弃。《避暑录话》又说，卢怀慎喜好俭朴，家中没有珠玉锦绣装饰，这确实是善行。然而史书说他的妻子儿女甚至到了寒冷饥饿的地步，宋璟等人去拜访他，门上不挂帘箔，风雨来了，就拉席子自行遮挡，这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件事大概出自郑处诲《明皇杂录》，而史臣误信了它，等等。现在的本子没有这一条，那么也就是说它还有散佚删脱的内容，并不是完整的篇帙。△《因话录》六卷（内府藏本） 唐代赵璘撰写。赵璘字泽章。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说他是南阳赵氏的后裔，后来迁居平原。赵璘就是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从孙，也是昭应尉赵伉的儿子。开成三年考中进士。大中七年任左补阙，后来任衢州刺史。这些事情都见于本书和《唐书·艺文志》。明代商濬把这部书刻入《稗海》，题作“员外郎”，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这部书共分为五部：第一卷为宫部，属于君，记载帝王；第二、三卷为商部，属于臣，记载公卿百官；第四卷为角部，属于人，凡是不做官的人都归入其中；第五卷为徵部，属于事，多记典故，并附带诙谐游戏之事；第六卷为羽部，属于物，凡是一时所见所闻、无处归类的杂事，也一并记载。赵璘家世显贵，又是西眷柳氏的外孙，能够广泛了解朝廷典故。《东观奏记》记载唐宣宗索取科举名录，郑颢命赵璘访求各家的科举记录，编成十三卷进呈，这也是他熟悉旧事的明证。因此，他的书虽然体例接近小说，但常常足以同史传相互参照。其中如记载刘禹锡改任播州刺史的一条，说柳宗元请求把自己的柳州与刘禹锡的播州互换，皇上不答应，宰相裴度替他说情，才改任连州。司马光《通鉴考异》认为，柳宗元的墓志只是说他将要上疏而尚未呈上，并不是已经上疏而皇上不答应。另外，刘禹锡被授任播州刺史时，裴度还没有入朝任宰相，书中所记全都不合事实。又记载大中七年下诏，因次年正月一日太阳将发生亏蚀，准备在含元殿举行的朝贺被取消。现在考察《资治通鉴》，这一年唐文宗确实因风疾不上朝，而日食发生在二月初一，不应事先取消朝贺；这里的记载也难免有所粉饰。不过，其他内容确实有很多可以用来考证，在唐人的小说杂记中，仍算是较好的版本。△《大唐传载》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记载唐朝初年至元和年间的杂事。唐、宋两代的艺文志都没有著录此书。书前有自序，称“元和八年夏天，我南行经过岭峤，闲暇时乘泷舟，把听到的事情记录下来”。考察唐穆宗以后，只有太和、大中、咸通三个年号有八年；这部书没有注明年号，因此所谓“八年”究竟是哪一年，也无法知道。书中记载唐代公卿的事迹和言论相当详细，其中许多被史书采用；间或涉及诙谐戏谑以及朝廷内外的琐事，也常常与其他小说杂记相互出入。只是书中说贞元年间郑国、韩国两位公主加谥，这是公主获得追谥的开始，却不知道高祖的女儿平阳昭公主早在此以前就已有谥号。又记萧颖士遇到一位老人，说那老人像鄱阳王；据《集异记》，此人其实是盗掘坟墓的大盗，而本书却把他记作奇异之人。像这一类记载，与其他书多有不合，大概是当时流传各异，作者各自根据听闻记录下来，所以难免彼此抵牾。△《教坊记》一卷（内府藏本） 唐代崔令钦撰写。此书被《唐书·艺文志》著录；另外，总集类中还著录崔令钦注释庾信《哀江南赋》一卷，但都没有说明令钦是哪里人，大概修撰《唐书》时，他的生平始末已经无从考察了。书中所记多是开元年间猥杂的事情，所以陈振孙讥讽它鄙俗。然而，书末的《后记》一篇反复告诫声色享乐会导致亡国，虽然按照礼制对尊者有所避讳，没有一句话公开斥责玄宗，却接连引用汉成帝、高纬、陈叔宝、慕容熙的事例，言辞恳切而且明确。由此可知，崔令钦写这部书本来是为了示人以警戒，并不是为了劝人仿效。《唐志》把它列在经部乐类，确实不恰当；但它的讽谏宗旨有值得取法之处。即使说它是“曲终奏雅”，也没有什么不可；它不只是因为列出三百二十五个曲调名称，足以供词家考证而已。△《幽闲鼓吹》一卷（内府藏本） 唐代张固撰写。张固的生平始末不详。书末有明代顾元庆的跋文，说全书共二十五篇，这与晁公武《读书志》的记载相合。现在检查这个版本，竟有二十六篇，大概是把“元载及其子”一条错误地分成了两篇。顾元庆又说张固在懿宗、僖宗年间搜集宣宗遗事，这就很不对了。书中记载元和、会昌年间的事情很多，并不只是记宣宗的事。顾元庆还说，姚文公《唐诗鼓吹》的序文称宋高宗退居德寿宫时，曾编纂《唐宋遗事》，名为《幽闲鼓吹》。这话不知道依据何在，顾元庆自己也表示怀疑。现在考察《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张固《幽闲鼓吹》一卷，那么此书出自唐人之手，就再无疑问了。即使宋高宗另有一部《幽闲鼓吹》，也只是书名偶然相同，不能把这部书当作宋高宗的作品。张固所记虽然篇幅很少，但事情多涉及法令和劝戒，并非凭空编造的虚言，对考证没有帮助；在唐人小说中，它仍算比较切实可靠的。△《松窗杂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考察这部书的书名和撰写人，各种版本互不相同。《唐志》作《松窗录》一卷，没有注明撰写人；《宋志》作《松窗小录》一卷，题李濬撰写；《文献通考》作《松窗杂录》一卷，题韦濬撰写。历代小史所载，书名与《文献通考》相同，人名与《宋志》相同。大概是传抄、刻印过程中发生了讹误，究竟哪一种正确，无法详考。这个版本是范氏天一阁的旧抄本，书名、人名都与历代小史相同，现在姑且依此著录，也就是“三种说法取其二”的意思。它的文字与历代小史刻本大体相同，只多出“中宗召宰相”一条和“姚崇姨母卢氏”一条。用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来验证，其中“中宗”一条确实是原书所有的，由此知道是小史本脱漏了。书中记载唐明皇的事情相当详细整齐，值得观览；所载李泌回答唐德宗、评论唐明皇得失的话，也了解得极其清楚。《资治通鉴》记载李泌的事，多采用李蘩《邺侯家传》，细小详尽之处无不记录，却唯独没有提到这段话，因此也足以补充史书的缺漏。只是书中说中宗召宰相苏瑰、李峤的儿子进宫见面，两个孩子都还年幼，于是命令他们各自陈述所通晓的书。李颋回答说：“木材顺着墨线砍削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明之主。” 李峤的儿子也进言说：“砍断早晨涉水之人的小腿，剖开贤人的心。”皇上说：“苏瑰有儿子，李峤没有儿子。”等等。考察李颋在武则天长安二年已经任御史，苏瑰任宰相时，李颋任中书舍人，父子二人同时掌管机密，并不是童年。因而司马光严厉斥责这种说法，认为它很不免是诬妄之言。△《云溪友议》三卷（内府藏本） 唐代范摅撰写。范摅的生平始末不详。《唐书·艺文志》注说他是咸通年间人。但书中“李涉赠诗给盗贼”一条，说乾符己丑年客居霅川，亲眼见过李博士的手迹。考察乾符元年是甲午年，六年是己亥年，第二年庚子年改元广明，其间没有己丑年。己丑年实际是咸通十年，怀疑书中或许把“咸通”误写成“乾符”，否则就是把“己亥”误写成“己丑”；但无论如何，他总是僖宗时期的人。范摅自号“五云溪人”，所以用它作为书名。“五云溪”是若耶溪的别名。这部书世间流传有两个版本：一种分为上、中、下三卷，每条各用三个字作标题，前面有范摅的自序；另一种是商濬刊刻于《稗海》中的本子，分为十二卷，但自序和标题都已经散佚。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已经说《唐志》载为三卷，而现存本为十二卷，可见南宋时就已经有两个版本了。《宋史·艺文志》作十一卷，是刊本把“十二”误作“一一”了。这个版本是泰兴季振宜家收藏的三卷本，比商氏刊刻的版本更为完整，所记录的都是中唐以后杂事。其中例如记载安禄山出生在邓州南阳，与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所记出生于营州阿轧荦山不同，大概是传闻造成的错误。书中记载李白的《蜀道难》是为房琯而作，杜甫是因严武而遭困厄，宋代萧士赟在《李诗补注》中已经驳斥了这些说法。又如说陈子昂在武后时期被射洪县令段简杀死；章仇兼琼任梓州判官的事却在天宝以后，两者时代相差很远。杀死王昌龄的是闾邱晓，杀死闾邱晓的是张镐，都与高适没有关系。可是书中却说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平反，高适侍郎为王江宁申冤，实在无法理解。书中“陈拾遗”句下注释说陈冕字子昂，也与史书记载不符。又有周德华演唱贺知章《杨柳枝》词一篇，今本依据韦縠《才调集》，而《才调集》又依据此书。但古代词曲只有《月节折杨柳歌》，至于《杨柳枝》这一曲调，实际上是中唐白居易等人创始的；郭茂倩《乐府诗集》记载得清清楚楚。由此可知，在贺知章时代怎么会有这个题目呢？这些全都是民间巷里的流传，缺乏考证；至于称颂于頔宽厚仁慈、诋毁李绅狂妄悖乱，对人物的褒贬也难免失当。至于李群玉《黄陵庙诗》一条，竟然戏侮古代圣人，更是小人肆无忌惮的言论，都不值得采用。然而全书六十五条中，谈论诗歌的占十分之七八，大多是孟棨《本事诗》没有记载的内容。那些散佚的篇章和琐碎的事情，颇多依靠它才得以流传下来。况且这是唐人谈论唐诗，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终究比后人更接近事实，所以考察唐诗的人，如计有功《唐诗纪事》等书，往往依据它作为证据。△《玉泉子》一卷（内府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的都是唐代杂事，其中也多采自其他小说。例如开头“裴度”一条，完全与《因话录》相同；韩昶“金根车”的事情，先见于《尚书故实》，并不全是本书作者自己写的。考察《宋艺文志》所载《玉泉子见闻真录》五卷，与这个版本的卷数不合，似乎是另一部书。《书录解题》作《玉泉笔端》三卷，说书前有中和三年序，末尾有跋，称此书出自淮海相公的孙子、扶风人李昭德家；这些内容这个版本都没有。然而中和是僖宗的年号，而书中又有昭宗的记载，时代不相合，因此也肯定不是这个版本。《书录解题》又说，另有一本名为《玉泉子》，比这个版本少几条，却多出五十二条，没有序跋；将它所多的内容抄录为一卷。这个版本共八十二条，或许就是陈振孙所著录的一卷本，而《书录解题》把“八”字误作“五”字吧。在这三种说法中，这一种大概还较为接近事实。△《云仙杂记》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为唐代金城人冯贽撰写。冯贽的籍贯和生平没有可考的资料。书中杂录古人的逸闻，例如所说戴逵带着两斗酒、边听黄鹂边游赏之类，诗人常常引用，但这实际上是一部伪书。且不说它所引用的书名全都不见于历代史志；就连自序也说此书作于天复元年，可是序中又说天祐元年退归故里，书在四年秋天写成，过了几年才完成。年号前后全都颠倒了，可见它是后人假托之作，只是没有仔细考察罢了。

译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有冯贽《云仙散录》一卷，也有天复元年序。陈振孙说它记事和措辞像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怀疑冯贽是虚构出来的人。洪迈《容斋随笔》、赵与旹《宾退录》所说也大致相同，但不能指出究竟是谁写的。张邦基《墨庄漫录》说，近来流传着一部书，名为《龙城录》，其实是王性之伪造的；他又写了《云仙散录》，内容尤其荒诞。又有李歜注释杜甫诗、注释东坡诗，这些也都是王性之一人所作，实在令人惊骇发笑。既然如此，便毫无疑问是王铚写的了。只是陈振孙称《云仙散录》一卷，而这里却作《云仙杂记》十卷，差别很大。不过孔传《续六帖》所引用的《散录》，核对起来都在这部书中，因此确定是同一部书。卷数是陈氏记错了，书名则是后人追改的。这个版本由叶盛菉竹堂刊刻，比《说郛》等书所收的版本多出一篇原序。此书没有经过删削，比其他版本完整得多，现在据此著录。△《唐摭言》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五代王定保撰写。旧本没有题明他的籍贯。书序称王溥为从翁，因此王定保是王溥的族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说，王定保是吴融的女婿，光化三年进士，战乱后进入湖南。《五代史·南汉世家》称王定保为邕管巡官，遭遇战乱不能回去，刘隐征召他进入幕府；到刘▯僭越称号时，他还在那里，但后来结局如何就无法详细知道了。考察王定保中进士的那一年，距离朱温篡唐只有六年。又因序中称王溥为丞相，可知此书成于后周世宗显德元年以后，所以题写唐朝国号时不再使用内含的避讳字样。然而王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年，到这一年已经八十五岁了，因此此书大概是他晚年所作。同时，南唐乡贡士何晦也有《唐摭言》十五卷，与王定保的书同名。如今何晦的书没有见到，而王定保的书被商氏《稗海》删削了大半，已经很失真。这个版本由松江宋宾王抄录，末尾有跋语，说是用汪士鋐本校正的，比《稗海》所载完整得多。近来扬州新刻的版本，就是从这个本子抄出的。只是晁公武《读书志》说此书分为六十三门，而这个版本实际上有一百零三门，数目差得太多，按理不应如此；难道在商濬之前就已经有删节本了吗？这部书记述唐代一朝贡举制度，尤其详细，有许多内容是史志没有涉及的。书中各种杂事，也足以观察科举场中的风气，检验士人习气的淳厚或浇薄；其中既陈述可以效法的事，也陈述应当警戒的事，可以作为后世长久的借鉴，不像其他家的杂录只记载奇闻异事。按照王定保自己的叙述，这些内容大概是听陆扆、吴融、李渥、颜荛、王溥、王涣、卢延让、杨赞图、崔籍若等人谈说而来的。△《中朝故事》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南唐尉迟偓撰写。尉迟偓的生平和籍贯不详。书首旧题为：“朝议郎、守给事中、修国史、骁骑、赐紫金鱼袋臣尉迟偓奉旨编纂进呈。”大概是李氏建立南唐时，尉迟偓任史官，奉命编写此书。李昪自称是唐太宗的后代，承继唐朝统绪，所以把长安称为“中朝”。全书记载唐宣宗、懿宗、昭宗、哀帝四朝的旧闻。上卷多记君臣事迹和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其中有些内容不能完全相信，例如说宣宗被武宗猜忌，请求出家为僧，游历江南一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已经斥责为鄙陋荒诞、没有根据；又如说路岩想害刘瞻，依靠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申理一事，考察当时镇守幽州的其实是张允伸，不是张公素，记载明显错误。又有郑畋怀鬼胎一事，与唐人所作《齐推女传》从头到尾完全相同，只是改了姓名，更明显是抄袭。然而因为当时距离唐朝灭亡不远，故旧家文献中的记载也往往足以作为征验。例如崔彦昭、王凝相互仇恨一事，司马光《考异》虽然指出书中把王凝误写成由崔彦昭任盐铁使，但这件事情本身却完全取自此书。把它同正史分别对照阅读，去掉讹误、保留正确内容，本来未尝不能用来相互参证。△《金华子》二卷（《永乐大典》本） 南唐刘崇远撰写。刘崇远的祖籍本在河南，唐朝末年为躲避黄巢之乱，渡过长江向南迁徙。他在李氏政权中任文林郎、大理司直。曾经仰慕皇初平的为人，自号“金华子”，于是用它作为所著书的书名。刘崇远有一篇自序，颇能概括全书大意。序末署名，具列官职并称臣，却没有署年月。书中称“烈祖高皇帝”，这是南唐先主李昪的庙号；又有“昇元受命”的话，这是南唐中主李景的纪年。晁公武《读书志》却把作者说成唐人，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笼统地说是五代人，宋濂《诸子辨》甚至说此人的情况无法考知。各种说法纷纭，都是没有核对他的自序而造成的错误。此书《宋艺文志》作三卷，世间没有传本，只有散见于《永乐大典》的内容，搜集起来还得到六十多条。核对书中所记，都是唐朝末年朝廷内外的故事，与晁氏所说“记录唐大中以后事迹”相合。其中对于将相是否贤能、藩镇强弱，以及文章吟咏、神奇鬼怪等事，无不记载；很多内容足以与正史相互参证。看《资治通鉴》所记宣宗回答令狐綯、李景让遵奉母亲教诲、王师范拜任县令、王式驾驭乱兵等事，都是取自此书，可见司马光也非常重视它。只是书中记载刘鄩袭击兖州一事，把兖州主帅写成张姓；考察五代欧阳修、薛居正所撰的两部史书，当时的兖州主帅实际上是葛从周，不免是传闻中出现了不同说法。然而总的来看，书中大致内容可信的很多，与《大唐传载》等搜集民间巷里传闻的书相比，差别实在非常悬殊。胡应麟《九流绪论》却以鄙陋浅薄来讥评它。考察胡应麟仍把刘崇远当作唐人，没有纠正晁氏的错误，可知他没有见到刘崇远的自序。他又把此书拿来同刘基《郁离子》、苏伯衡《空同子》比较，显然是不知道这是一部记事之书，错误地把它和立言著作相提并论。明代人常常浮薄，喜欢说夸大的话来欺骗世人，这些话不值得相信。现谨慎地搜集编排，将其分为二卷，并把刘崇远的原序置于卷首，以保存它的大略。△《开元天宝遗事》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译《开元天宝遗事》为五代王仁裕所撰。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唐末任秦州节度判官，后来在蜀任翰林学士。唐庄宗平定蜀地后，又任命他为秦州节度判官。废帝时，他以都官郎中兼任翰林学士；晋高祖时任谏议大夫。汉高祖时又任翰林学士承旨，升任户部尚书，后来罢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后周显德三年去世。其事迹详见《五代史杂传》。晁公武《读书志》说：蜀国灭亡后，王仁裕来到镐京，采集民间传闻，得到《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编为四卷。洪迈《容斋随笔》却认为这是托用王仁裕姓名的伪作，并摘出其中四处错误加以驳正：第一，姚崇在武后时已经是宰相，书中却说他在开元初年任翰林学士；第二，郭元振被贬后去世十年，张嘉贞才做宰相，书中却说郭元振年轻时，宰相张嘉贞把女儿嫁给他；第三，张九龄罢官十年后，杨国忠才开始做官，书中却说张九龄不肯让杨国忠登门；第四，苏颋任宰相时，张九龄还没有显达，书中却说张九龄看了苏颋的文章，称赞他为“文陈雄师”。洪迈所驳斥的这些地方都确实恰当。然而苏轼文集中有《读开元天宝遗事》四首绝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也采用了其中张彖把杨国忠比作冰山的说法，因此这部书确实在苏轼、司马光二人之前已经存在，并不是像《云仙散录》那样晚到南宋才出现的书。大概由于街巷间流传的故事多有失实，王仁裕从遗民口中采集材料，又无法用国史加以考证，这正是它的缺点。若一定认为它是假托王仁裕之名的作品，却没有明显证据。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孝标作注时也常常摘出其中的矛盾之处，但总不能因此说它不是刘义庆亲手所作。所以现在仍依照旧本，题作王仁裕撰。△《鉴戒录》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鉴戒录》为蜀人何光远所撰。何光远字辉夫，东海人。孟昶广政初年，任普州军事判官。这部书多记载唐代及五代的事情，其中记蜀事最多，大都属于近似诙谐的言论。各条都用三个字作标题，共六十六则。赵希弁《读书后志》认为它是辑录唐代以来君臣事迹中可以作为世人鉴戒的内容，似乎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根据书名臆测罢了。旧本前面有刘曦度的序，这篇序也见于赵希弁的《读书后志》。《宋史·艺文志》于是把刘曦度的《鉴戒录》三卷和何光远的《鉴戒录》三卷分作两部书，错误就更加严重了。书中间杂有夹注，例如“判木夹”一条说：这是回答《木夹书》的文字，原本是胡曾与路岩任荆南节度使、镇守蜀地时修撰的，并不是高骈任节度使时修撰的。何光远错误地加以叙述。“危乱黜”一条说：据《禅月诗集》，这首诗是为涪州张侍郎哭悼的，不是为张拾遗，何光远错误地引用来作证。“四公会”一条说：这篇文章原来就在《本事诗》中，叙述得很详细。何光远重新取来议论，又加以改动，这是不对的。这些夹注都在驳正何光远的说法，却不知道出自何人之手。现在这部本子分为十卷，有朱彝尊的跋，说是从项元汴家所藏宋本影写而来，那么这种分卷仍然是宋人所作。现在考察书中所记的内容，例如“徐后事”一条所载王承旨的诗，《后山诗话》认为是花蕊夫人所作；“蜀门讽”一条所载向瓒嘲笑蒋炼师的诗，《南唐近事》认为作者是庐山道士。两书所说大同小异，还可以说是传闻不同。“鉴冤辱”一条完全抄袭殷芸的小说，其中东方朔辨说“怪哉虫”的故事（按：殷芸小说已经散佚，这一条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三），已经属于牵强附会；“鬼传书”一条，连《水经注》中有梁孝直的故事都不知道，更显得粗疏。至于“逸士谏”一条，说昭宗的何皇后沉溺于跟随皇帝打猎；考察《新唐书·后妃列传》，昭宗流亡于岐、梁之间时，皇后侍奉饮食，没有片刻离开。 《旧唐书》也说，皇后在皇帝蒙受尘难、勉强出猎期间，曾侍奉皇帝饮食，始终不离左右，怎么会有外出打猎的事呢？况且昭宗寄身于强藩，连自己都不能保全，又怎么能放任皇后打猎，常常到六十里以外？这实在是诬妄荒诞。“灌铁汁”一条说秦宗权本来不想叛乱，只因太山神追摄他的魂魄，用酷刑逼迫他发动叛乱，这是盗贼用来推卸责任的借口，更不能作为训诫。只是因为它是五代旧书，所记逸事和遗文往往可以采录，所以仍把它收入小说家类。△《南唐近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南唐近事》为宋代郑文宝所撰。郑文宝另有《江表志》，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序，题作太平兴国二年丁丑，大概是他还没有仕宋时所作。《宋史·艺文志》题作《南唐近事集》，名称略有不同，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但《宋史》多有错误，“集”字大概是误衍。此书体例很接近小说，推测南唐灭亡以后，郑文宝有志于撰写国史，搜集旧闻，编排叙述，把朝廷大政收入《江表志》，到大中祥符三年才完成。其余的杂谈琐事，另行编缀，先编成了这部书。一部采用史书体例，一部采用小说体例。书中如“控鹤致毙”一诗，最早见于蜀人何光远的《鉴戒录》，说的是女冠蒋炼师的事；这部书却说是庐山九空使者庙中的道士，似乎不免牵强附会。又如韩偓依附王审知直到终老，没有见到南唐平定闽地，却记载他题写“金莲烛跋”的事，也弄错了年代界限。然而郑文宝世代仕于江南，许多材料来自亲自听闻和见到的事情，虽然难免有浮夸的言辞，但实录仍然存在，所以马令、陆游的《南唐书》采用这部书的内容约有十分之五六，可见宋人本来并不废弃它的说法。书中把庆王宏茂写作王宏，把严可求写作严求，把刘存中写作刘存忠，所记姓名多与其他书不相合。此外，这部书中的杜业，《江表志》写作杜光邺，两书尤其彼此矛盾。大概是传抄者有所讹误脱漏，并不完全是旧本原貌吧。（按：偏据一方称霸的政权，其事迹按惯例收入载记。只是这部书虽然标明“南唐”之名，却不是南唐的国史，所以收入小说家类。也就是说，是根据书的体例来判定，而不是根据书名来判定；正如《开元天宝遗事》，不能收入史部一样。） △《北梦琐言》二十卷（内府藏本）

译《北梦琐言》为宋代孙光宪所撰。孙光宪字孟文，自号葆光子。《十国春秋》说他是贵平人，但他在自己的题署中仍称富春人。考察孙光宪的自序，说自己出生于岷山、峨眉山一带，那么应当是蜀人。他所说的“富春”，大概是借郡望而言。他在唐朝任陵州判官，不久依附荆南高季兴，任从事。后来劝高继冲把三州归附宋朝，宋太祖嘉奖他，授任黄州刺史，终于任所。《五代史·荆南世家》记载得很清楚。过去把他当作五代人，是错误的。他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笔佣集》《巩湖集》《玩蚕书》《续通历》等书，从宋代起就已散佚，只有这部书流传到后世。书名叫《北梦琐言》，是因为《左传》称田氏在江南的梦，而荆州在江北，所以用“北梦”命名，大概是在任事于高氏时所作。书中所记都是唐代和五代士大夫的逸闻，每条大多注明某人所说，用来表示有根据，大概沿用了《杜阳杂编》的体例。书中记载相当杂乱，叙述次序也颇为冗长重复，但其中遗文琐语往往可以资助考证。因此宋代李昉等编纂《太平广记》时，常常采录其中的文字。晁公武《读书志》记载，孙光宪的《续通历》十卷，辑录唐代和五代的史事，以续接马总的著作，并参照黄巢、李茂贞、刘守光、阿保机以及吴、唐、闽、广、吴越、两蜀的事迹。宋太祖认为其中记载多不真实，曾下诏毁掉这部书。但这部书并没有受到诏令的指责，可知其中言语并不十分虚妄。世上流行的共有两个本子：一个是明代商濬刻入《稗海》的本子，脱漏错误多得几乎无法阅读；近来扬州新刻的本子，是元代华亭孙道明所藏的，仍然采用宋代陕西的刻版，比较完整而且有条理。所以现在著录扬州本，不采用商濬本。△《贾氏谈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贾氏谈录》为宋代张洎所撰。张洎字思黯，后来改字偕仁，全椒人。起初在南唐任知制诰、中书舍人，入宋后任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淳化年间官至参知政事。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张洎作为李煜的使者出使宋朝时，记录从贾黄中那里听到的事情，所以叫《贾氏谈录》。前面有自序，题作庚午年，即宋太祖开宝三年。《宋史·贾黄中传》记载贾黄中在开宝初年任左补阙，与这篇序相合，大概当时他担任张洎的馆伴。序末又说将此书赠给好事之人，但晁公武《读书志》却说，南唐张洎奉命入朝，把贾黄中所谈的事情记录下来，回去献给南唐国主。大概是偶然没有查阅这篇序吧？史书说贾黄中熟悉台阁故事，谈论连绵不绝，使听者忘记疲倦，所以这部书所记都是唐代逸闻。晁氏说原书共有三十多件事，明代陶宗仪《说郛》所载只有九件，宋代曾慥《类说》所载也只有十七件，只有《永乐大典》所载比曾、陶两本详细。现在从各韵部中搜辑，参照《类说》，得到二十六件事。与张洎原书的篇目相比，大概已经保存了十分之九。原序一篇，《说郛》《类说》和《永乐大典》都已散佚，只有《说郛》保存了全文，现在仍将它录在卷首，用来补足缺失。这部书虽然篇幅不多，但如牛党、李党之争，最初因言语而结怨，这是正史没有记载的；至于《周秦行纪》一书，晁公武也曾依据这里的记载来辨明韦瓘的诬陷。其他如兴庆宫、华清宫、含元殿的建筑制度，淡墨题榜的起始，以及院体书、百衲琴、澄泥砚之类，都足以资助考核，比其他小说确实更加切实而接近事实。△《洛阳缙绅旧闻记》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洛阳缙绅旧闻记》为宋代张齐贤所撰。张齐贤字师亮，曹州人，后来迁居洛阳。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在乡试荐举、礼部考试和殿试中都取得第一。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司空，以司空身份退休。去世后谥文定。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前面题作乙巳年，是宋真宗景德二年张齐贤任兵部尚书、知青州时所作。全书记述梁、唐以来洛阳城的旧事，共二十一篇，分为五卷。《书录解题》的篇目次序与这个本子相同，只有晁氏《读书志》作十卷。现在考察自序，明白说是五卷；再查《永乐大典》所载这部书的文字，也没有超出这个本子的内容，因此《读书志》中的“十卷”显然是文字错误。书中多根据传说来叙述，大略记载事实，用来劝诫世人。作者自称，凡是与正史不同的内容，都保留下来加以记录，这也类似别传、外传。然而像“衡阳周令妻报应”“洛阳染工见冤鬼”“焦生见亡妻”等条，都不免涉及怪异之说。又如“李少师贤妻”一条，说契丹降王东丹，朝廷暗中要杀害他，他非正常死亡，契丹方面已经知道此事，李肃奉命护送他的灵柩回国，忧愁沮丧而不知道其中的计策，等等。按《资治通鉴》《五代史》，东丹就是辽太祖的长子、太宗的兄长。他逃奔后唐，任昭信节度使，赐名赞华。因为太宗帮助石晋起兵，潞王派宦官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在东丹的府第中把他杀死。东丹的死，实际上是潞王因兵败泄愤所致，而潞王不久也灭亡了。晋高祖后来替他举行合乎礼制的仪式，将其灵柩送回契丹。此时已经相隔两个朝代。晋朝人本来没有暗中杀害东丹的事情，又有什么可疑可忌，以至于立刻表现出忧愁沮丧呢？这件事大概出于传闻讹误，实在不可信。至于记载张全义治理洛阳的功绩，极其详细完备，旧史多有采用。其他逸事也颇有足以扩充见闻的内容，确实可以和《五代史阙文》等书一起作为读史时的考证资料。△《南部新书》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南部新书》为宋代钱易所撰。旧本卷首题作“篯后人”，大概是因为《姓谱》记载钱氏出自篯铿。钱易字希白，是吴越王钱倧的儿子。宋真宗时期官至翰林学士。这部书是他在大中祥符年间任开封县知县时所作。全书都记载唐代故事，间或涉及五代，多数记录逸闻琐语，同时也杂载朝廷典章、国家制度及其沿革损益。所以它虽然属于小说家之言，却不像其他书那样夸谈迂诞怪异，对于考证来说还颇有帮助。晁公武《读书志》作五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卷。现在考察它的标题，从甲到癸以十干为标记，因此作十卷才是正确的。晁公武所记载的，大概是另一种合并本。世上流行的版本，传抄者凭自己的意愿取舍，卷帙多少各不相同。

译另有一个本子，是从曾慥《类说》中摘录编成的，篇幅已经删削了一半，缺漏尤其严重。这个本子共有八百多条，首尾完整，用各个版本互相校勘，都不如它完备，应当是足本了。△《王文正笔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王文正笔录》为宋代王曾所撰。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五年乡贡、礼部考试和殿试都取得第一。王曾官至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谥文正。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记录朝廷旧闻，共三十多条，都是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的事情，其中涉及仁宗初年的只有一两条。王曾熟悉掌故，所说大多确实可靠，所以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常常全文采用他的文字。例如书中记载，李沆任宰相，王旦任参知政事，边境的紧急文书和奏报没有一天中断，王旦对此忧虑，李沆却说：将来天下安宁太平，未必就会像端拱年间那样没有事情。后来北方边境和好，举行封禅登封和庆祝活动，王旦疲于赞礼引导，这才开始佩服李沆的深远见识，等等。司马光《涑水纪闻》也记载了这件事，却说和好已经达成，而只有李沆对此感到忧虑。李焘在《考异》中说，李沆死于景德元年七月，到十二月和议才达成，司马光大概偶然没有来得及考察，应当以王曾的说法为正确。这类记载都很能得到事实真相。只是景德改元在当年正月，而王曾在“王继忠”一条中却说停战后才改元，也不免有错误。王继忠兵败投降辽国，不能以死报国，反而被辽国任用，实在有损臣子的气节；即使他有促成和好的功劳，也远不足以赎清这一过失。王曾却称许他尽忠于两国，在褒贬上尤其失当。△《儒林公议》二卷（内府藏本） 《儒林公议》为宋代田况所撰。田况字元均，祖先是京兆人，后来迁居信都。他考中进士，又考中贤良方正科。任太常丞，受征辟为陕西经略判官，入朝任右正言。先后出任秦、蜀等地的帅臣，升任枢密使。后来以观文殿学士身份提举景灵宫，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著有《奏议》三十卷，已经散佚失传。这部书详细记载从建隆到庆历年间的朝廷政事以及士大夫的行为得失，五代十国的事情也间或附记一两条。大概是杂录编成的，所以前后多没有编排次序。书中记载入阁会议的若干条目，清楚说明朝廷掌故，都足以作为读史时的参照考订；他的议论也都公平允当。《东都事略》说，田况曾经撰写《好名论》《朋党论》，极力把这些现象作为警戒。而这部书中关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若干条，也恳切说明党争祸患的起因，没有标榜门户的私心；以“公议”为书名，可以说当之无愧。田况又曾任夏竦的幕僚，在好水川之战中，田况上疏极力加以论说，夏竦没有出兵，大概采用了田况的策略。书中虽然对夏竦多有宽恕之词，但对于富弼等夏竦深为憎恨的人，仍然宣扬他们的优点，完全没有结党同类、攻击异己的看法；他的心地纯正，也很少有人能及。大概北宋兴盛时期，距离古代还不远，儒者仍然保有正直之道，不把个人的爱憎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本子末尾有嘉靖庚戌年阳里子柄的一篇跋，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谈论这部书很详细，现在仍将它保存下来。商濬刻《稗海》时，把这篇跋说成宋代无名氏所作，实在很疏误。现在依据旧本改正。△《涑水记闻》十六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司马光另有《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录宋代旧事，起于宋太祖，止于宋神宗，每条都注明讲述此事的人，所以称为《记闻》。有些事情，如张咏请求斩杀丁谓之类，偶尔忘了姓名，便注明“记不得传闻者”，说明其他各条都有依据。间或有几条不加注释，有的是总注在最后一条，用来概括上文；有的则是后来传抄时难免有所散佚。其中所记多是国家大政，但也间或涉及琐碎小事。考察《文献通考》“温公日记”条下所引李焘的话说：文正公司马光起初和刘道原共同商议搜取实录、国史，并从旁采集异闻，撰写《资治通鉴后纪》。如今流传的《记闻》和《日记》《朔记》，都是《后纪》的材料。司马光文集中有一封与范梦得讨论修撰《通鉴长编》的信，称妖异之事可以作为警戒，诙谐之事也有补益，并嘱咐把这些保存下来。大体说来，《长编》宁可失之繁杂，也不能失之简略，如此等等。这部书大概也有这样的意图吧。至于记载宋太祖时宋白主持科举考试一事，自注说“疑作陶穀”。记载李迪、丁谓争斗不和一事，前一条说皇帝命翰林学士钱惟演起草诏制，罢免丁谓的政事职务，钱惟演于是排斥李迪而留下丁谓；后一条却说诏令两人都罢去宰相，李迪出知郓州，第二天丁谓又被留下任宰相。种世衡派王嵩施行反间一事，前一条说离间旺荣，后一条说离间刚朗。凌招抚保州乱兵一事，前一条说是田况，后一条说是郭逵。对于传闻中说法不同的情况，就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这也仍然遵循《通鉴考异》的原则。王明清《玉照新志》说：元祐初年修撰《神宗实录》，执笔的人都是天下著名文士，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绍圣初年，邓圣求、蔡元长上奏章指责它是诽谤历史的书，请求重新重修。原来旧文大多取自司马文正公的《涑水记闻》，如韩、富、欧阳诸公的传记，叙述刘永年的家世，记载徐德占母亲的事情，王文公的诋毁，永年、常山，吕正献对曾南丰的评论，安简借书大多不归还，陈秀公母亲出身卑贱等事，引用非常多。因此，《裕陵实录》都用朱笔涂抹掉，完全取用王荆公的《日录》来删改修订，称为朱墨本。这说明司马光这部书实际上关系到是非，所以绍述党务必要排斥它。然而，王明清所举的那些条目，如今却在书中看不到了，大概是为了避讳而删去了吧？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这部书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其中记载吕文靖的几件事，吕氏子孙很以为忌讳。

译大概当时有人常常辨说它不是温公的全书，但司马光的曾孙侍郎司马伋竟然顺着这种说法加以证实，并上奏请求毁掉书版。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讥讽，说明当时公论所在，不能因为私人怨恨而压制它。此书《宋史·艺文志》作三十卷，《书录解题》作十卷。如今流传的共有三种本子。三本文字没有大的异同，但分卷情况不同，卷数多少不一。一本十卷，与陈振孙目录相合；一本二卷，不知是何人合并的；一本十六卷，另有补遗一卷，但从第九卷到第十三卷所载内容往往重复，是刊削不当所致。大概原本是司马光尚未完成的稿本，传抄者随意编录，所以从宋代以来，卷数就没有一定。如今参照考核并加以厘订，凡是同一件事而详略不同、可以相互印证的，仍然保留以供考查；凡是两条重复出现、只会增加冗赘的，就径行删定。编成十五卷。至于补遗一卷，有人怀疑就是李焘所说的《日记》。考察《书录解题》记载，《温公日记》一卷，是司马光熙宁年间在朝廷任职时所记。凡是朝廷政事、臣僚升迁任免、前后奏对，以及皇帝宣谕的话，还有耳闻目见的杂事，都加以记载；起于熙宁元年正月，止于熙宁三年十月出任永兴知州之时。这部书虽然都记载熙宁年间的事情，但没有奏对和宣谕的话，而且所记一直到熙宁十年，与止于熙宁三年的情况也不相符，显然不是《日记》。如今仍把它并入这部书，共成十六卷。与旧本的卷数虽然不同，但司马光原书并没有缺失散佚。△《渑水燕谈录》十卷（内府藏本）。旧本题作宋代齐国王辟撰。可是《宋艺文志》作王关，大概是因为“辟”和“关”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通考》所引晁氏、陈氏两家的书目都作王辟。考察魏野《东观集》中有赠给王衢、王辟同登进士第的诗，那么北宋确实有王辟这个人。然而魏野活动于真宗时期，与这部书所记年代接不上，大概是传抄时脱漏了文字。《山东通志》记载，王辟字圣涂，是青州人。《书录解题》称他为治平四年进士。《读书志》说，他任职于四方，和贤士大夫宴饮交谈，遇到有可取之处的，就随即记下，时间久了便得到三百六十多件事。如今考察这部书，所记都是绍圣以前的杂事，分为十五类：帝德十七条，谠论十一条，名臣五十条，知人四条，奇节十二条，忠孝八条，才识十二条，高逸二十条，官制二十条，贡举二十一条，先兆十七条，歌咏十八条，书画八条，事志三十二条，杂录三十五条，共二百八十五条，与《读书志》所记的数目不相合。大概这个本子是商濬《稗海》所刻，明代人庸俗妄为，已经有所删削了。所记各条，很多与史传互有出入。其中如“谁传佳句到幽都”一诗，本来是苏辙出使辽国时寄给兄长苏轼的作品，却误以为是张舜民所作；又如柳永通过攀附中官，进献《醉蓬莱》词，受到仁宗斥责，却把它说成仁宗非常喜爱之类，也间或有错误。不过，野史传闻不可能全部准确，并不只是这部书如此。取其大体接近事实的部分就可以了。△《归田录》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宋代欧阳修撰写。多记载朝廷逸闻以及士大夫谈笑诙谐的话。欧阳修自序说，以唐代李肇《国史补》为法式，但与李肇略有不同之处，是不记人的过错和恶行。陈氏《书录解题》说：有人说欧阳公编写这部《归田录》还没有完成，序文却先流传出去，裕陵便索取此书。原书本来记载当时事务以及自己经历和听闻的事情，不敢拿去进呈，后来很快改成了这个本子，而最初的本子最终没有再流传。王明清《挥麈三录》却说：欧阳公的《归田录》刚完成还没有刊行，序文却先流传出去，神宗看见后，立即命中使宣召取书。当时欧阳公已经退休住在颍州，因为书中所记有些内容不想广泛传播，于是全部删去；又嫌内容太少，便杂记一些无关紧要的戏笑之事，用来充满篇卷，抄写完进呈后，旧本也不敢保存。两种说法略有不同。周煇《清波杂志》所记与王明清的说法相同，只是说原本也曾经流传，这又与王明清的说法不合。大体上，初稿是一个本子，宣进的又是一个本子，这件事确实存在。至于后来改作以及删削的说法，只是传闻各不相同罢了。不过，欧阳修归居颍上是在神宗时期，而书中称仁宗立“今上”为皇子，这似乎是英宗时期的说法。也可能是平时随手记录，归田以后才编排纂集成书，偶然忘了追改吧？其中“不经考试而任知制诰”一条，说宋代只有杨亿、陈尧叟和欧阳修三人。费衮《梁谿漫志》举出真宗至道三年四月的事例：因为梁周翰早已负有文辞声名，便命令破格加以奖擢，他也是未经考试而任知制诰，实际上在杨亿之前，因而纠正欧阳修记载的错误。这是偶然的疏漏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这部书大体上可以供考据使用，也算是仅次于《国史补》的著作。△《嘉祐杂志》二卷（内府藏本）。宋代江休复撰写。江休复字邻几，是开封陈留人。考中进士。充任集贤校理，因获罪被贬为蔡州税务监。后来恢复官职，历任刑部郎中，修撰起居注。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江休复有《文集》二十卷，如今已经散佚不传，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文献通考》和《宋史·艺文志》都作三卷，而《稗海》《唐宋丛书》都不分卷。明代胡应麟《笔丛》说，《江邻几杂志》极受宋人推重，如今已经失传，只略见于《说郛》。然而《说郛》所载仅十页，《稗海》《唐宋丛书》和这个抄本所载都多出《说郛》三倍，胡应麟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见到。欧阳修撰写江休复墓志，说江休复死于嘉祐五年。而这部书多次记载己亥年秋冬的事情，即江休复去世前一年，年月也都相互对应。只是书中记载他奉使的事情，《宋史本传》和墓志都没有记载；而刻本都题作临川江休复，史书和墓志却都说他是陈留人，颇为相互矛盾。然而各家引用他的话，无不称作江邻几，晁公武《读书志》也认为《嘉祐杂志》就是《江邻几杂志》。大概江休复奉使到雄州，并没有出境，不过是担任馆伴的日常事务，所以墓志和本传都没有记载。

译而刻本的书名题署，又是后人妄自添加的罢了。这部书全都记载杂事，所以《宋志》把它列入小说家。姚宽《西溪丛语》摘引其中“象胆随四时”一条，却误把《酉阳杂俎》当成《山海经》。朱翌《猗觉寮杂记》摘引其中“压角”一条，却误把“丞相”说成“直阁”，把“坐于榻”说成“立于褥”。这确实是偶然的错误。然而江休复所交往的人，大多是优秀人物，耳濡目染，所见所闻自有条理，终究不是街巷俗谈所能相比的。△《东斋记事》六卷（《永乐大典》本）。宋代范镇撰写。范镇字景仁，是华阳人。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根据他的自序，这部书是在元丰年间写成的。《宋艺文志》作十二卷，《文献通考》作十卷，旧本很早就散佚了，无法考察哪一种说法正确。如今采辑《永乐大典》所收的内容，按类别编排，厘定为五卷。江少虞《事实类苑》、曾慥《类说》也多有引用。现在删除重复内容，续编为补遗一卷。虽然未必是范镇的完整著作，但按照《宋志》和《通志》所记的卷数来计算，几乎已经得到原书的一半以上。王得臣《麈史》记载，这部书是范镇退居时所作，所以所记蜀地事情较多；晁公武《读书志》说，崇宁、大观年间因为书中多涉及先朝故事，朝廷下令禁毁。如今看这部书，大多是歌颂宋代祖宗的美政，并没有诽谤君父、得罪名教的话。只是所记各事都隐约与熙宁新法相反，大概其中寄托了某种意味。因此范镇被列入党籍，这部书也和苏轼、黄庭坚的文字同时被禁。到了南渡以后，党禁解除，这部书又重新流传。归根到底，只是蔡京因为王安石的缘故，厌恶范镇的异议，并不是真正得罪了朝廷。如今保存的各条文字下面，如“张绘”下注说“京版作张纶”之类，共有好几处，这说明当时的刊本本来就不止一种。范镇和司马光关系友善，只有在论乐方面意见不合；这部书所记仍然对此争论不休。至于阴瑗、阮逸，言辞语气尤其不能平和，大概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处如记载蔡襄是蛇精之类，颇有涉及怪异之语；记载室韦人有三只眼、突厥人有牛蹄之类，也极不合常理；都免不了有稗官野史的习气，所以《通考》把它列入小说家。然而考察它的大纲内容，终究不是《碧云騢》《东轩笔录》等书可以相提并论的。△《青箱杂记》十卷（内府藏本）。宋代吴处厚撰写。吴处厚字伯固，是邵武人。皇祐五年进士，起初任将作丞。因王珪推荐，授任馆职，出任汉阳军知军。后来升任卫州知州，去世。他的书全都记载当代杂事，也有许多诗话。晁公武《读书志》说，书中所记多不符合事实，又讥讽它记载成都设置交子务时，误把寇瑊写成张咏。考察吴处厚因为求取进身未能如愿，怀着怨恨罗织蔡确的车盖亭诗，突然得到升迁擢用，因此受到评论者鄙薄；晁公武是厌恶其为人，连带厌恶他的书。如今看其中的记载，如把冯道称为“大人”之类，很有违背风教的地方，并不只是记载上的错误。然而吴处厚本来擅长吟咏，《宣和画谱》记载他题写王正升隐景亭的一首诗，《剡史》记载他从诸暨到剡地的两首诗，都很有唐人的风格意趣。因此他评论诗歌往往有可取之处，也不必因为其人而把他的著作一概废弃。△《钱氏私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旧本有的题作钱彦远撰，有的题作钱愐撰，有的题作钱世昭撰。钱曾《读书敏求记》确定为钱愐所作。他的说法是：钱愐是彭城王的第三子、昭陵的外甥，所以对于记载熙宁年间尚主玉仙求嗣的事情尤其详细。书中所称“大父宝谟阁知台州回”的人，就是冀国公钱暄，字载阳；他凭借父亲的恩荫逐步升任驾部郎中，任抚州知州，调任台州，升任少府监，兼任盐铁副使时正是如此。彭城王名景臻，字道邃，是冀国公的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所以书中称为“先王”。俗陋之人认为这是起居舍人钱彦远的文章，却不知道钱彦远是忠逊的孙子、翰林学士钱易的儿子，与彭城王是再从叔侄。世系清楚分明，怎么可能反而称为“先王”呢？这种辨析确实正确。然而这部书末尾有钱世昭的序，说“叔父太尉，昭陵的外甥”。凡是亲身听见看见、事情发生于一时而言语流传千载的，都广泛记载并详细说明。钱世昭恭敬地请他讲述这些事情，得到数万字，于是加以叙述编集，命名为《钱氏私志》。据此可知，这部书本来不是钱彦远所作，也不完全是钱愐编纂的。大概钱愐曾经记录所听所见，钱世昭为之作序并编集而已。序中称“叔父太尉”，那么钱世昭就是钱愐的侄孙。《宋史·秦鲁国大长公主本传》记载，公主是仁宗第十四女，景祐五年封为庆寿，这就是书中所说的钱某可以娶庆寿公主。《通考》前面列出秦鲁国大长公主嫁给钱景臻，后面又列出庆寿公主，却不说她嫁给谁，于是把庆寿公主和秦鲁国大长公主分作两个人。拿这部书来验证，与《宋史》相合，由此可知《通考》错了。只是它借《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归田录》贬斥钱氏，极力诋毁欧阳修，似乎并不是公允的议论。然而书末自称都是为了报答东门之役，这也说明他并不讳言自己怀有怨恨。△《龙川略志》十卷、《别志》八卷（内府藏本）。宋代苏辙撰写。苏辙另有《诗传》，已经著录。考察晁公武《读书志》，记载《龙川略志》六卷、《别志》四卷。书中称，苏辙在元符二年夏天居住循州，闭门闭目，追忆平生往事，让他的儿子苏远写在纸上；共记四十件事，那年秋天又记四十七件事。如今这个本子《龙川略志》作十卷，《别志》作八卷，《略志》共三十九件事，比晁公武所记少一件；《别志》则有四十八件事，比晁公武所记多一件。大概这是商维濬的刻本，分拆了篇卷，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又把《略志》中的一件事误抄入《别志》，连苏辙序中所说“十卷”的文字，也是商维濬追改的。《略志》只有开头和结尾两卷记载杂事十四条，其余二十五条都是议论朝政，大概是非彼我的看法直到谪居时仍未忘记。然而它只是记载众人意见的异同，并不像王安石、曾布的各类日录，动不动就把怨恨归咎于君父。这大概就是苏辙之所以成为苏辙的地方吧。《别志》所记，多是前辈旧人的遗闻。朱子一生因为程子的缘故，追究并修治洛学、蜀学之间旧日的怨恨，极不满于二苏；然而他所作《名臣言行录》，引用苏辙这部《别志》的内容几乎达到一半。

译那么，他的说法真实而且有依据，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了。△《后山谈丛》四卷（内府藏本）。此书为宋代陈师道所撰。陈师道字无己，“后山”是他的别号。彭城人。因被荐举，任棣州教授。宋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陆游《老学庵笔记》很怀疑这部书是伪作，又认为可能是陈师道年轻时所作。但陈师道《后山集》前有他的门人魏衍所作附记，称《谈丛》《诗话》分别自成一卷，那么这部书确实出自陈师道之手。又如第四卷记载苏轼去世时太学诸生为他施饭供僧之事；考证苏轼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陈师道也在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参加南郊祭祀，因感受寒疾去世。因此这部书是他晚年所作，而不是少年时代所作，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洪迈《容斋随笔》评论书中所载吕许公憎恶韩琦、范仲淹、富弼一事，丁文简陷害苏子美以动摇杜祁公一事，丁晋公贿赂中使阻挠张乖崖一事，以及张乖崖购买田宅以自我玷污一事，都与事实不符。现在考察这些内容，确实如此。然而洪迈称赞此书文笔高雅简练，必将流传后世，并没有说是别人假托陈师道之名。洪迈距离陈师道的时代不远，而且考证并不草率，可见陆游的话未免出于主观臆测。△《孙公谈圃》三卷（内府藏本） 这是宋代临江人刘延世记录从孙升那里听到的话。孙升字君孚，高邮人。元祐年间任中书舍人。绍圣初年被贬到汀州。刘延世的父亲当时任长汀知县，得以同孙升交游，于是记录成这部书。孙升列入元祐党籍，书中多记当时的时事。看他记载王安石在冥界受到报应的事情，可知他对王安石不满。他又记载苏轼因司马光推荐将要进入执政机构，孙升说：苏轼任翰林学士，职位已经达到极点，不可能再升迁。如果因为文章好就任用为执政，那么赵普、王旦、韩琦从来没有以文章著称。王安石在翰林院任职时称职，等到担任宰相，天下却多有事端。如果任用苏轼为辅佐大臣，希望以王安石为戒。他又记载苏轼参加馆职考试，策论题目涉及汉文帝、汉宣帝以及仁宗、神宗。孙升和傅尧俞、王嵒叟等人说，既然汉文帝有弊病，那么仁宗也不能说没有弊病；既然汉宣帝有过失，那么神宗也不能说没有过失。这样看来，他又对苏轼不满。书中记载争论吊祭司马光的事情，也表现出他对程子不满。他大概是在元祐党人之中，却又自行坚持一套主张吧？王楙《野客丛书》说：临汀刊刻了《孙公谈圃》三卷，近来高沙又采用临汀本，在郡斋重新刊刻。我得到山阳吴氏建炎初年的抄录本，拿来校勘，多出三段。其中后两段，是孙公的外甥朱稕所记录的。我一并写在这里，希望将来好事者取出它们附在书卷末尾，等等。现在考察这个版本，也没有这三条。大概王楙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刊刻的版本最终并未补入。谨依据王楙所录增补在卷末，使它成为完整的书。（案：这三段载于《野客丛书》第五卷第十五条。） △《孔氏谈苑》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孔平仲撰。孔平仲有《珩璜新论》，已经著录。这部书多记录当时的琐事，但颇显杂乱。赵与旹《宾退录》曾驳斥其中记载吕夷节、张士逊的事情，说宰相押麻不符合当时的制度，怀疑是不了解典故的人所作，必定不是孔氏的真本。现在考察书中所载，往往与其他书互有出入。例如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一条，见于《遯斋闲览》；钱俶进献宝带一条、王禹玉在上元节应制作诗一条，见于《钱氏私志》；宰相早朝上殿一条，见于《王文正笔录》。上元节燃灯一条、诏敕使用黄殿一条，见于《春明退朝录》；寇莱公镇守北门一条，见于《国老谈苑》。这些书有的成书在孔平仲以前，有的与孔平仲同时，这似乎也是它辑录编成的一个证据。至于王雱才智机敏而性情傲慢狠戾，新法的推行实际上有王雱很大的力量，书中却称他为不聪慧，完全不合事实。至于张士逊死后进入地狱等事，更是荒诞虚幻、毫无根据，不可作为准则。赵与旹的议论不能说没有根据。姑且因为这是宋人的旧本，保留下来以备查考罢了。△《画墁录》一卷（内府藏本） 此书为宋代张舜民所撰。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邠州人。考中进士，任襄乐县令。历任官职，升至龙图阁待制、知定州，因列入元祐党籍而获罪，被贬到商州。后来复任集贤殿修撰，去世。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张舜民所著诗文集名为《画墁集》，这部书是他所作的笔记，也以“画墁”为名。书中多记载宋代杂事，对《新唐书》《五代史》也多次表示不满。这大概是各有自己的见解，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可以让这些说法并存。至于徐禧在永乐战死，朝廷赠官抚恤的典制，史册记载得非常详细；张舜民却说徐禧不知下落，没有人谈论他，有人说在夏国见过徐禧，怀疑也有这种可能。这实际上是说徐禧屈节偷生，实在是诬蔑妄说。张舜民曾随高遵裕西征，喜欢谈论军事，大概因为厌恶徐禧的错误决策，所以故意用丑化的言辞说他吧？其他记载也颇为琐碎。但其中有些一时的典故，可以借此考见，所以保存下来，作为宋人小说的一种。△《甲申杂记》一卷、《闻见近录》一卷、《随手杂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三书均为宋代王巩所撰。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是同平章事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曾任扬州通判，因与苏轼交游获罪，被贬为监筠州盐税，后来官至宗正丞。他所记的杂事共有三卷，都是记录东京的旧闻。《甲申杂记》共四十二条，“甲申”指宋徽宗崇宁三年。所记上起宋仁宗，下至崇宁年间，都是随笔记录，不按时代先后排列。《闻见近录》共一百零四条，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至宋神宗，其中关于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的事情较多。《随手杂录》共三十三条，其中只有一条记周世宗的事，一条记南唐的事，一条记吴越的事，其余都是宋代的事，止于宋英宗初年。这两书所记的事情都在崇宁甲申以前，但原本却排在《甲申杂记》之后，大概是成书较晚。卷末有他的从曾孙王从谨的跋文，说先世所著的书已经散佚，隆兴元年才从向氏抄本中得到这三编，合成一帙。前面有张邦基的序，说他从张由仪那里得到此本；张由仪则说，他小时候跟随父亲，从王巩家破旧的箱子中得到此书。末尾题“甲寅五月”，即宋高宗绍兴三年，大概向氏的本子又出自张氏。这是当时亲自传下来的手迹，可知确实是王巩所撰，并非依托之作。三部书都间或涉及神怪，稍微接近稗官小说，所以列入小说类。然而其中记载朝廷大事的内容很多，各种贤能与奸邪之人的进退、典故和制度沿革，往往是史传没有详细记载的，实在不能全都视为小说家的话。《甲申杂记》中有一条记载李定称赞苏轼，费衮《梁溪漫志》驳斥说不合事实。现在考察费衮的说法：苏轼的诗从熙宁初年开始才多有议论新法不便之处，到元丰二年发生乌台诗案，前后不过十年；李定却说是二三十年所作，时间文字都不相合，他的说法是对的。至于费衮说能够记得二三十年以前作文的缘由，那么人人都能做到，似乎不值得拿来称道东坡，这个说法却不对。书中所载李定的话，是说苏轼所作的文字诗句能够引证经传，随时提问都能立即回答，没有一个字差错。这里指的是他所引用的书，并不是指他写诗的缘故。费衮大概没有弄清这句话吧？△《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此书为宋代僧人文莹所撰。文莹字道温，钱塘人。《文献通考》引用晁公武《读书志》，认为他是吴地僧人；现在考察《读书志》，实际上没有“吴”字，是《通考》误记。此书成于熙宁年间，多记北宋杂事。因为写作于荆州金銮寺，所以以“湘山”为名。《读书志》记作四卷，《通考》则把《续录》也记作三卷，都与今本不同，不知道哪一种是对的。厉鹗《宋诗纪事》称文莹曾认识苏舜钦，想把他引荐给欧阳修，文莹却推辞没有去。现在考察《续录》中关于欧阳修被贬滁州的一条，说文莹曾拿着苏子美的书信去拜访并推荐他，等到自己返回吴地时还承蒙欧阳修相送，等等，与厉鹗所说正好相反。难道厉鹗另有依据，只是没有考察这部书吗？《续录》中记载宋太宗即位的一条，李焘把它引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启了千古以来的争论，程敏政在《宋纪受终考》中对此诋毁得尤其厉害。然而考察事情的始末，其中并没有指斥悖逆的内容，只是后人误解了它的言辞，因而产生疑窦。这是否符合作者本意，不能把它算作此书的弊病。吴开《优古堂诗话》评论它把阳郇伯的妓人入道诗误认为陈彭年送申国长公主出家为尼的诗；朱翌《猗觉寮杂记》评论它记载琴曲《贺若》一事，把贺若夷误作贺若弼；姚宽《西溪丛语》评论它记载宋齐邱的事情不合事实。这些大概只是考证偶有疏漏，并不是严重的过失。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评论它记载王钦若遇到唐代裴度一事，是沿袭小说旧说，也不值得深究。只有朱弁《曲洧旧闻》说：宇文大资说，文莹曾游历丁晋公门下，丁晋公待他很厚，《野录》中凡是记载丁晋公的事情，大多替他辩护。人如果没有董狐那样的公正，就没有不被爱憎夺去判断力的。这样看来，后人难道能够全都欺骗吗？这确实是此书的一项瑕疵。△《玉壶野史》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此书为宋代僧人文莹所撰。据晁公武《读书志》，文莹的《湘山野录》写于熙宁年间。这部书则写于元丰年间，在《野录》之后。前面有文莹的自序说，他收集宋朝初年至熙宁年间的文集数千卷，其中有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奏议之类，于是辑录其中的事情，编成一家之言，大概是与《野录》相辅而行的。“玉壶”是他隐居的地方。《文献通考》记载文莹有《玉壶清话》十卷，各书引用时也多作《玉壶清话》，只有这个本子题作《野史》，怀疑是后人改了书名。然而元代《南溪诗话》已经引用作《玉壶野史》，可见这个名称由来已久。至于曹溶《学海类编》摘录其中论诗的话，另取名为《玉壶诗话》，则是杜撰而没有根据，并非古人所有。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曾驳斥它记载王禹偁事情的错误；赵与旹《宾退录》也斥责它把梁固的弟弟误作梁固的儿子；王楙《野客丛书》又摘出它把庞籍回答仁宗的事情误作梁适。可见其中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但大体上还是有许多可以考证的内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东轩笔录》十五卷（内府藏本） 此书为宋代魏泰所撰。魏泰字道辅，襄阳人，是曾布妻子的弟弟。《桐江诗话》记载，他在试院中因上书请求而愤怒争执，殴打主考官，几乎把主考官打死，因此获罪，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潘子真《诗话》称他博览群书，尤其善于谈论朝廷和民间值得喜爱的事情。王铚跋范仲尹墓志，称魏泰在科场上不得志，喜欢假造他人的著作，例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全都假托武人张师正之名。他又不能自我约束，写作《东轩笔录》，凭个人的喜怒诬蔑前人。最后又作《碧云騢》，假托梅尧臣之名，诋毁甚至牵连范仲淹。晁公武《读书志》称，魏泰在元祐年间把年轻时听到的事情记录下来，编成这部书，其中的是非大多不可信。他内心喜欢章惇，多次称赞章惇的长处，仅此大概就可以看出他的倾向。他又摘录王曾考中甲科、刘翚担任翰林学士时互相戏谑的事情，年代前后错乱，相隔将近二十年。因此宋人无不诋毁这部书。然而它流传到今天，是因为除去借此报复恩怨之外，所记杂事也有许多值得采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