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经部十四

译胡宗绪增补注释。胡瓒字伯玉，桐城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胡宗绪字袭参，雍正庚戌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这部书先阐明《禹贡》的写作体例，另列为卷首。从“禹敷土”到“西戎即叙”为一卷，“道岍及岐”以下为一卷。依照《经》文附加注释，大多遵循蔡氏《集传》。胡宗绪所增的注释，则有时引用蔡氏《传》的原文来说明异同。例如他说淄水流入大海而不流入汶水。考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成人攻打齐军中在淄水边饮马的部众。”杜预注说：“淄水发源于泰山梁父县，向西北流入汶水。”郑樵误解了这段文字，于是据此认为濰水、淄水中的淄水流入汶水而不入海，实在是牵强附会。蔡氏《传》说淄水向东流入济水，也不知道淄、济之间相通是汉代的事情，有《河渠书》可以证明。《禹贡》所说的淄水，发源于益都县东南的岳阳山，流经今临淄、博兴、乐安，直到寿光县，向北经清水泊入海，水道十分清楚。这是纠正得很确实的一点。至于说汾水原本向西流，则沿袭蔡氏《传》的说法。考察《水经注》说：“汾水发源于太原汾阳县北面的管涔山，向南流，与东温谿、西温谿汇合。”按照今天的地理考察，从汾阳到临汾县以东，都是向南流；从这里往南，水流向西，经曲沃县，这就是所谓的故绛；从曲沃到河津、荣河等县，则都向西流。蔡氏《传》的说法并不清楚。像这样的地方，仍然没有全部订正。△《书传会衷》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曹学佺撰写。曹学佺另有《易经通论》，已经著录。这部书从第一卷《尧典》到第六卷《召诰》，题名为《书传会衷》；第七卷《洛诰》以下，却题名为《书传折衷》。篇卷相连，而两个书名交替出现，不知道其中原因。现在姑且采用前一个书名，以求统一。他的说法大多沿袭旧文，偶尔自行提出见解，却又有错误。例如关于“四岳”，旧说认为是四个人，曹学佺却认为是一个人，总管四岳诸侯的事务。他不知道下文“佥曰”是众人应答的话。他把三江解释为松江、娄江、东江，把九江解释为洞庭，这些都是采用了旧说中不可信的说法。《洪范》“六，三德”一句，他不采用郑康成关于臣道的说法而采用孔《传》，也说明他见识不够。△《虞书笺》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茅瑞徵撰写。茅瑞徵字伯符，归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离任后自号苕上渔父，又称澹泊居士。这部书前有《自序》，说：“在南京任职时事务清闲，读唐、虞论述治国的书，常常写下几句话。”大概就是任光禄寺卿时所作。考察《定陵注略》，茅瑞徵任职方郎中时，想罢免一名副将而没有成功，反而被那人诬陷。又有御史姚永济、韩浚都曾有所请托，茅瑞徵没有答应，于是两人合力排挤他，使他离职。这个人大概也是刚正不阿的人，但这部书的笺注，大体只是敷衍旧说，没有什么发明。例如解释“柔远能迩”说“‘柔’字用得最妙”，解释“惟时亮天工”说“就是使帝业兴盛的意思”，解释“天叙有典”一节说“两个‘我’字正好与两个‘天’字相照应”，解释“慎乃在位”说“就是谨慎地处在职位上”：这些都浅薄，不值得著录。大概是闲散官署中无事可做，姑且用来消磨日子，本来无意著书，只是他的儿子随意付梓罢了。△《禹贡汇疏》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茅瑞徵撰写。这部书卷首

译冠有《图经》二卷。上卷二十四幅图，都是郑晓的原本；下卷二十四幅图，则是茅瑞徵补辑的。接着把《九州》分为九卷，《导山》《导水》各一卷。

译从“九州攸同”到篇末另为一卷。又搜集大禹的神怪事迹，作为《附录》一卷。这部书作于崇祯壬申年，多借此抒写时事。所以他的《自序》说：“读《禹贡》的人详细考察九州的山川，就可以用来供聚米成图之用；熟悉河渠分流的道路，就可以讨论运输粮饷的适宜办法；考察东南的物力，就应当想到纺织生产已经空虚；考察甸服遗留下来的制度，就应当兴办种植事业的利益，并把要旨归结在‘务必谨慎理财赋’一句上。疏解虽然浩繁，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如果一定要逐句逐字地考校，拿今天的地图和地志来怀疑古代山川，这不过是不脱离经生道听途说的见闻，对孔氏、蔡氏的旧文又有什么帮助呢？”可见他的志向并不在于解释经书。然而征引材料非常繁多，却没有裁断，动辄涉及天文分野，未免过于泛滥。至于《附录》一卷，把杂家之言全部搜罗进来，夸张地谈论神灵怪异之事，不但与《经》义无关，也同当时的政事没有关系，难道这算是解释经书的体例吗？△《尚书传翼》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陆键撰写。陆键字实府，秀水人。当时又有一位陆键，是平湖人，万历丙午举人。不知道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部书只是敷衍蔡沈的说法，没有什么异同可言，所以名为《传翼》；但对《集传》实际上没有任何发明。它的体例完全像语录，文字也颇不典雅。△《尚书晚订》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史维堡撰写。史维堡字心传，金坛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工部郎中。这部书原名《尚书集览》，后来改名《晚订》，大概取晚年论定之意。全书大旨以蔡氏《传》为蓝本，只是在考据典故方面多引用旧文，并不完全同于蔡氏《传》。大概是参照朱子所说“《尚书》的名物、度数应当看注疏”。△《尚书揆一》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邹期桢撰写。邹期桢字公宁，无锡人，万历年间诸生。《江南通志·儒林传》把他附载在《吴桂森》传中，称说：“他与吴桂森一起跟随高攀龙学习，被称为两位素衣先生。”这部书专门以蔡氏《传》为主，又杂引诸儒的说法来阐明，大概是为科举而作。书成于万历丙辰年，前面有高攀龙的《序》，又有其孙邹升所述的《读尚书六要》。国朝康熙庚戌年，他的门人顾宸作序并刊刻。△《尚书苇籥》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潘士遴撰写。潘士遴字叔献，乌程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大理寺寺副。这部书的大意，是想把汉、宋诸儒的说法全部包罗进来，再用自己的见解加以折中。然而广泛引用、繁复称述，空泛的话很多，精要的道理很少。他的《凡例》自我标榜极高，说：“从来解释经书的人，不是仰射高天，就是无病呻吟。《苇籥》指出虚实，笔锋光芒洞彻，确实可以振发人的心气，增长人的聪明。它的经文如经星向左运行，它的纬文如纬星向右运行，没有什么可以增减，也没有什么可以赞述。烟霞般的宝气凝结成祥光瑞霭。万古以来的迷惑，一旦由《苇籥》独自使人明白。”等等。自古以来，著书立说的人，还没有夸张荒诞到这样的程度。他华而不实的情形，也可以由此大致看出了。目录只列二十一卷，但分编却成为五十八卷，大概是把篇数作为子卷。△《书经集意》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万嗣达撰写。万嗣达字孝仲，浔阳人，他的籍贯履历无法考查。《自序》称天启壬戌年写于陪京。序中说“云曹简静”，大概是任南京刑部官员时所作。书中分段讲论，大概是私塾中教授蒙童的课本。至于《禹贡》中还杂引明代漕运、輓运和东坝等事，以便于应对策问，更不是解释经书的体例。△《禹贡图注》（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艾南英撰写。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天启甲子举人。朱聿键在福建僭越称号，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他在延平患病去世。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则认为他是为节义自缢而死。传闻说法不同，详细情况无从知道。这部书按照《禹贡》九州分别绘制九幅图，列在各州《经》文之前；又绘制《五服图》，列在“五百里甸服”一节之前。书后附《舆地总图》，依据明代郡县，记载其大概情况。选录蔡氏注释中简明的内容作为内注，不能删去的仍列为外注。图和注都很简略，没有什么可供考证的地方；艾南英的《自序》也说，这是为了便于童蒙记诵。△《禹贡合注》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夏允彝撰写。夏允彝字彝仲，华亭人，崇祯丁丑进士，官长乐县知县。因遭母亲丧事回乡。福王时期召他任吏部主事，他以守满服丧期限为由推辞；南京失守后，投水而死。事迹附载于《明史·陈子龙传》。这部书多用经文来验证时务，直接指出政治得失；又杂取《水经注》和各家小说，旁及山水形状及各种奇异之事。看起来似乎内容广博，实际上与《经》的意义没有关系。△《读尚书略记》（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朝瑛撰写。朱朝瑛另有《读易略记》，已经著录。这部书竭力辨说攻击古文经的人是错误的，却很缺乏深入考察。他所作的注释，也不过是随着原文敷衍。在他所作各经《略记》中，这一部尤其最差。△《书绎》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文彩撰写。杨文彩字治文，宁都人。这部书卷首列有《指略》十六条、《先儒论》二十一条、《四十二篇亡书目》，接着是《汲冢周书篇名》。其余各卷的次序，完全依照蔡氏《传》。杨文彩崇信古文经，他的注释有时像策论，有时像语录，有时像时文批语，已经完全没有先儒解释经书的体例。书前有他的门人魏禧的《序》，推崇得非常过分。杨文彩的《自序》也说：“我与门人魏叔子共同居住一室，彼此讨论评议，订正错误，删削繁复。意义有未尽之处，又写成论来补足自己的不足。这部书能够完成，魏叔子的功劳很多。”然而魏禧长于文章，学问却多讲权谋策略，解释经书也不是他的长处。△《禹贡广览》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明代许胥臣撰写。许胥臣是钱塘人。这部书开头先载《九州总图》，接着九州各绘一图，之后分别附上《经》文。又把导山、导水分为南条、北条绘图，也各自附上《经》文。至于“九州攸同”和“五百里甸服”等条目，又分别列为《山水总叙》和《弼服》等名称，体例相当详备。然而《经》文下面所引用各家的注释，只是大致说明训诂，不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尚书讲义》（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蔡璋撰写。蔡璋字达夫，无锡人。这部书只是顺着原文敷衍，没有什么发明。他一开篇解释“曰若”，把“若”字解释为设问语气的“如”字，由此就大致可以看出全书的水平了。全书共两册，是明代末年的写本。当时朱笔、墨笔的标记还保存着，疑心就是蔡璋的原稿。△《尚书解意》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李桢扆撰写。李桢扆字华麓，任邱人。这部书不太讲解训诂、名物，也不太阐发义理，只是寻绎语意，标举章旨、节旨，力求使人明白易懂而已。大概是专为初学者编写的，所以名为《解意》。△《禹贡通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槜李邵璜撰”，没有记载时代。前面有宝坻杜立德的《序》，作者应当是国朝人。但书中的图称北直隶、称承天府，都是明人的说法。疑心这篇《序》是杜立德尚未进入国朝以前所作。杜立德的《序》颇力斥责根据后代地理来怀疑蔡氏《传》不正确的做法，甚至把关于河源的说法也指为不合情理。而邵璜所作的注释，却与蔡氏《传》有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沿着《传》发挥的部分称为《通解》，不采用《传》的部分称为《辨异》。每州开头以及导山、导水部分都分别列图，作者自称多取法于郑晓、夏允彝。然而他在《青州图》下就驳斥了夏允彝的说法，也并不完全采用这两家的意见。这部书颇有意于考订纠正，但所学不够广博，引用材料疏略，与胡渭等人的著作相比，差距远不止上下床那么大。△《尚书集解》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写。孙承泽号退谷，山东益都人。家世隶属于上林苑籍，所以自称北平人。前明崇祯辛未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李自成僭位后，他接受伪职，任四川防御使。进入国朝后，官至吏部侍郎。他一生因尊崇朱子而闻名，但这部书却坚定相信古文经，这一点与朱子独不相同。他的解释除蔡沈《集传》外，还多采用吕祖谦《书说》、金履祥《表注》、许谦《丛说》，并竭力斥责马融、郑康成。大概是想尊崇宋学，所以不得不压低汉儒。然而宋儒解释经书，只有《易》《诗》《春秋》极力排斥汉学；对于《尚书》和三《礼》，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异同。孙承泽坚持门户之见，于是连这些也一并排斥了。然而千古的是非，哪里能够掩盖呢？△《九州山水考》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写。这部书把《禹贡》记载的山水分类编排。山共四十三处，其中正面导引的二十七处，零散出现的十六处；水共四十二处，其中正面导引的九处，零散出现的三十三处。另附泽九处、原隰十处。卷首列出水道会通、源流终始，都是先标出名称，再把汇合的各条水流横向、斜向贯穿，用乌丝线引出，大略像族谱世系，与地图的形式完全不同。书中有不少地方附论时事，引用明代一些人的议论和事实来相互证明辅助，如水利、海运一类，与《经》的意义大多无关。大概是借论事来抒发议论，并不专门为注释《经》而作。书首题作《格致录卷》，但“卷”字上面缺少一个尚未镌刻的字；各子目却题作《九州山水考》上、中、下。大概这是《格致录》中的一种，已经刊刻但尚未完成。△《尚书近指》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写。孙奇逢另有《读易大旨》，已经著录。这部书前有《自序》，把主敬存心作为《尚书》的纲领。他的说法大多标举这一主旨，并不太解释《经》文。然而蔡沈《书集传序》所说“尧、舜保存了这种心，桀、纣丧失了这种心，太甲、成王在困厄中保存了这种心”，已经先行揭示了大旨，不必再重复阐述。△《尚书引义》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夫之撰写。王夫之另有《尚书稗疏》，已经著录。这部书又推究《尚书》的大义，多取后世的事例来加以纠正。例如论《尧典》“钦明”，便用来驳斥王氏的良知说；论《舜典》“玄德”，便用来驳斥老氏所谓玄妙之道；论“依永”“和声”，斥责宋濂、詹同等人用九宫来填写郊庙乐章的浅陋；论“象以典刑”，攻击锺繇、陈群等主张恢复肉刑的错误；论“人心、道心”，证明佛教所谓明心见性的错误；论“聪明、明威”，批驳吕不韦《月令》以及刘向等人的《五行传》之谬；论“甲胄起戎”，指出秦、汉以后兵制设置的失误；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讥刺朱、陆学术的短处；论《洪范》“九畴”，认为蔡氏以数学解释它是没有根据的；论“周公居东”，鄙弃季友避难的说法没有根据。其议论纵横驰骋，颇能抓住义理的关键。至于“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以及“所其无逸”等句，依据孔《传》而不取吕、蔡之说，也有其根据。只是把《文侯之命》认为与《诗》中收录《小弁》的用意相同，认为孔子对平王有所取法；至于说“高宗谅暗”与“丰昵”同样不合于义理，则论断过于创奇。他又说，黄帝直到帝舜，都是以宰相的身份承继帝位；古代任命宰相，就如同后世确立继承人。他又说，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这些都是宰相；到了周代，六卿各自统率所属官属，周代不设置宰相，是从文王开始的。这些都是主观臆断的话。至于他还说“微子离开纣”，恐怕是文王有更换君主的谋划；说“周公营建洛邑”，也是为了安定商民反复不定的心。这就更加涉及权术和实际运用，不能作为训释了。△《尚书体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钱肃润撰写。钱肃润字础日，无锡人。这部书分章逐句解释，只是随着文字解释意义，未能有所折中判断。他解释《禹贡》“三江”，既认为是松江、娄江、东江三条江，又说：“江、汉发源于梁，合流于荆，在扬州入海，确定是江、汉；为什么又生出松江、娄江、东江来呢？”如此等等；这又采用了苏轼所谓岷江为中江、嶓冢为北江、豫章为南江的说法。他又说：“东湖修筑以前，江水直接流入太湖，因此岷江、嶓冢、豫章三江未尝不与震泽相通。” 考察江水虽然在扬州入海，但自古以来并没有同震泽相通。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京口以东都将成为巨大的水泽了，实在没有根据。只有他辨析九江有三条的说法，颇为详细清楚，勉强还足以备考。△《书经疏略》六卷（江南巡抚采进本） 清代张沐撰写。张沐另有《周易疏略》，已经著录。这部书依据注疏本，把《书序》分别置于各篇之前；又依据古本合为一篇，列在卷首。它的篇次与孔安国《传》以及郑康成所注百篇的《序》，彼此都有不同。书中所载孔安国《序》，在《春秋左氏传》一句中缺少“左氏”二字，他解释说：“附在《经》后的传，左边称为《左传》。以人的称号作为书名，古代没有这种体例。”考察《左传》有时称《左氏》，有时称《左邱》，汉代以来说法各不相同，但总是人的姓氏。张沐却认为是左右的“左”，实在令人惊骇。并且他说以人的称号命名传，古代没有这种体例，这甚至连《汉书·艺文志》也没有见过。大概张沐撰写《春秋疏略》时，认为《左传》是孔子所作，所以在这部书中也维护这种说法。他的解释大多袭用蔡《传》，其中独出己见的地方往往多属杜撰。例如解释《无逸篇》“则知小人之依”一句说：“这样就知道，小民是君子所依赖、借以安定的。”这哪里还成其为原文的文义呢？△《古文尚书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清代陆陇其撰写。陆陇其字稼书，平湖人。康熙庚戌年进士，历任嘉定、灵寿二县知县，行取御史。雍正二年从祀孔子庙庭。乾隆二年赐谥“清献”。这部书原载于陆陇其的《三鱼堂集》中，曹溶《学海类编》开始摘录出来单独刊行。全书大旨只是依据朱子告知辅广的话，来申明古文《尚书》不是伪作。然而《朱子语录》说：“《书序》恐怕不是孔安国所作，只是魏、晋时代的文字。”又说：“孔氏《书传》，我怀疑绝不是安国所注，恐怕是魏、晋之间的人假托安国之名所作，与毛公《诗传》大不相同。”又说：“把传授给子孙，用来遗留后代，汉代没有这样的文章。我曾怀疑安国的《尚书》是伪书。汉儒解释文字，遇到疑问就存而不释；这部书却把一切都解释了。难道有千百年前人所说的话，能够从焚毁后的灰烬和屋壁中收拾出来，并且与口头传授的内容相比一个字也没有讹误吗？何况孔氏《书》直到东晋才出现，在此以前各位儒者都没有见过，实在非常可疑。”既然如此，[未子]辨析古文《尚书》不是真的，相关说法不止一条，不能只依据辅广所记的一条，就说其他弟子所记的都不是朱子的话。△《尚书惜阴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徐世沐撰写。徐世沐另有《周易惜阴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徐世沐七十二岁时所作。他笃信古文《尚书》，仍然沿袭先儒的旧说；至于尊崇古文而排斥今文，则变本加厉了。他排斥今文，只以今文篇数不全为理由，却不想古文五十八篇也不足百篇的数目。他的说法都因袭蔡《传》而加以发挥，往往牵强到超出文字本身。例如解释“蒙羽其艺”，说：“蒙山有很多蒙昧之物，也一定要随之开凿；羽山有很多禽鸟，也一定要加以剪除。由此可知益、稷的功劳。”益、稷辅佐禹，难道一定是在这两座山上吗？而且只因山名是一个字便穿凿附会地解释，那么熊耳山一定多有冬眠的兽类，外方山一定是中间合乎规矩的形状吗？又如解释“厥贡惟土五色”，说：“徐州东部的原野才是中原的正地，那里的土是五色而以红色为多，也正是文明兴起之地。孔子虽然是兖州所产，实际上却是徐州所产。”文章和道统竟然取决于地灵，这同《经》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至于说唐代以前还没有史官，舜于是设置史官追述记载，所以称为《虞书》；又说舜按照诸侯之礼祭祀瞽瞍，二位妣一同配享，正式的舜母和继母象的母亲，都按次序安排而不紊乱，大小宗族都没有遗憾，所以官名叫“秩宗”。这些说法更不知道根据在哪里。△《尚书口义》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刘怀志撰写。刘怀志字贞儒，武强人，是康熙年间左都御史刘谦的父亲。他的孙子自洁在原书《跋》中称他为大司空，大概是追赠的官职，但不知道为何追赠为工部尚书。这部书在《经》文中用小字作注，以贯通上下文；大旨完全遵从蔡《传》，又增写通俗文字，以便于童蒙学习。凡是蔡《传》所谓错简的地方，都移动《经》文来迁就它；凡是蔡《传》所谓衍文的地方，就径直删去。可以说是相信《传》而不相信《经》了。△《禹贡正义》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曹尔成撰写。曹尔成字得忍，无锡人。这部书成于康熙甲寅年，以蔡氏《集传》为依据。有时偶尔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也有一些在古代没有根据的说法。例如关于扬州的三江，他认为钱塘江有两个源头，北源是黟江，西源是太末江，再加上钱塘江本身，合为三江。关于梁州的沱水、潜水，他认为都是江水的别源，而不是江、汉的支流。他解释导水时，在“导河”一节把“东过洛汭”解释为禹经过洛汭；认为大陆距河很远，禹从洚水取陆路到达高平之处，下面的“又北”承接上文“北过洚水”，不是从大陆再向北。在“导漾”一节解释“过三澨至于大别”，也认为禹取陆路从三澨到大别；下面“南入于江”承接上文“又东为沧浪之水”而转向南方，不是从大别向南。在“导江”一节解释“过九江，至于东陵”，认为禹从九江取陆路到东陵；“东迤北”承接上文“又东至于澧”，不是从东陵再向东。在“导沇水”一节，把“东出于陶邱北，又东”解释为济水的主流；下面“至于菏”是分流，向南流而与泗水相通。

译“又东北”承接“又东”的主流，并不是从菏水再向东北流。他把“又北东入于海”中的“又北”解释为分流，向北流出成为沮水，并同灉水汇合；把“东入于海”解释为主流。这些解释都胶着拘泥、支离破碎，使文意无法贯通。△《舜典补亡》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另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舜典》旧来没有篇首二十八字，直到梁代姚方兴才在大航头得到别本，用来补足这二十八字；这件事本来就很可疑。然而流传沿用已经很久，也没有理由删掉它。所谓“既然有人举荐它，就没有人敢废弃它”。毛奇龄坚定相信古文《尚书》，却独独不相信《尧典》《舜典》分篇，于是认为从“月正元日”以下才是《舜典》，而前半篇已经缺失，便摘取《史记》来补写。司马迁的书怎么可以用来补《经》呢？即使采用司马迁的书来补，又怎么能前半篇用司马迁的文字，后半篇忽然接上古《经》，混合成为一篇呢？毛奇龄因为朱子窜改、扰乱古《经》而指责他，但他自己所做的反而更加严重；即使善于辩说的人，恐怕也很难替他找到说辞了。△《尚书义疏》（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清代蒋家驹撰写。蒋家驹字千里，丹阳人。康熙庚午年举人，官任怀集县知县。这部书也属于高头讲章一类，抄本中缀有圈点，体例段落都像时文。△《书经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清代冉觐祖撰写。冉觐祖另有《易经详说》，已经著录。这部书以蔡《传》为主，旁征孔《传》、孔《疏》以及宋、元以来各家的说法来解释。虽然引用证据颇为繁多，但如六宗、三江等问题，都是援引各家说法，最后仍以蔡《传》为主。凡是稍微不同于蔡《传》的地方，大多删去而不记录。例如《文侯之命》引用孔《疏》，在下面注说：“《传》《疏》大多同蔡《传》的说法不同，所以这里只记录这一点。”又如《费誓》“徂兹淮夷”一句引用孔《传》，也一定在下面注说：“徂解释为前往征讨，与蔡《传》不同。”可见他严格遵守宋学，不肯容许一字的异同。△《禹贡臆参》（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杨陆荣撰写。杨陆荣另有《易互》，已经著录。这部书在《经》文下面详细记载蔡《传》，并且兼录《地理今释》来纠正蔡《传》的错误，也间或附上自己的说法，但其中颇有一些驳斥得不恰当的地方。例如“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一条，《初学记》引郑康成注说：“汉水、江水是北江，向右汇合彭蠡的是南江，岷江居中是中江。”后世儒者都以郑氏之义为主，而杨陆荣竭力攻击它，说《周礼·职方》在荆州说“其川江汉”，在扬州说“其川三江”；如果江、汉就是三江中的两条，又为什么一处在荆州表述，一处又在扬州表述呢？考察《职方氏》又说：“河的东面叫兖州，它的河流是河、泲；东北面叫幽州，它的河流也是河、泲。”同一条河、泲，既然在兖州提到，又在幽州提到，杨陆荣又凭什么提出质疑呢？杨陆荣还说：“《职方氏》说：扬州的河流是三江，水泽是五湖。如果彭蠡可以作为南江，那么同一条水流就分别列在河流和水泽之中。”他大概是采用李善、司马贞的注释，把彭蠡看作五湖之一。然而虞翻、韦昭、张勃、郦道元、张守节、陆龟蒙、李宗谔等人的说法，都不同于李善和司马贞的注释；那么五湖必定包括彭蠡，尚且不能确定，也不能抓住这一点来驳斥三江之说。△《禹贡谱》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澍撰写。王澍字若霖，有时也亲自署名为篛林，金坛人。康熙壬辰年进士，历任给事中。这部书先分别刊列《经》文，后面附图。每个州有两幅图，一幅说明疆界，一幅说明贡道；导山、导水以及山川、田赋也各有图，共四十幅。大体都以蔡《传》为依据，同时参考各家的说法。条理简明，很容易查阅。不过多沿袭旧说，犹豫迁就，不能折中归于一是。它同胡渭《禹贡锥指》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禹贡解》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晏斯盛撰写。晏斯盛另有《楚蒙山房易经解》，已经著录。《禹贡》一篇，除注疏以外，相关著作不下几十、上百家。等到胡渭《禹贡锥指》问世，条分缕析，辨正详尽而广博。晏斯盛这部书，大体全部采用胡渭的书，只是改变了体例。其中，胡渭引用《水经注》“漳水流到斥漳县注入河水”，晏斯盛则根据《汉书·地理志》“斥漳”条下应劭的说法：“漳水从县治北面流出，注入河水。”他认为这是说汉代漳水在县治北面，所谓“注入河水”，是说下游流到阜城。漳水经过邺城东面，已经应当流入旧大河；如果是汉代，阜城以上怎么还会有河呢？胡渭根据《水经注》“济水经过琅槐县故城北，淄水流入马车渎，经过琅槐故城南”，所以说淄水、济水各自入海。晏斯盛根据《汉书》“甾水流到博昌注入泲水”，认为颜师古注说“泲音子礼反”，孔疏引用作“入海”，是错误的。甾水注入泲水，并不在马车渎，而在琅槐以东的博昌界内。他的辨析也颇为精密。至于他论述碣石，是依据《汉书·地理志》所说骊成县的大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县北二十里所谓仙人台、天桥柱的地方，不采用王横所说沉沦海中的说法。他又认为河水、济水彼此相通，浮水沿济水从陶邱向西流而抵达河水；周代以后荥水的河道阻塞，到东汉时只剩下荥水、菏泽水泽的源头，所以《汉书·地理志》说“从荥阳北面的平地溢出”，并不是《禹贡》《职方》所记的旧河道，因此不采用三次伏流、三次出现的说法。其他如冀州的恒水、卫水，他认为恒水因恒山得名，滱水出自灵邱县北面的高氏山，并与浑源州的恒山相连接。卫水因恶池得名，“卫”转写为“恶”，“恶”转写为“虖”，滱水就是恒水，虖虖它就是卫水。这些都是因袭胡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导河之后附录历代河流迁徙，也依据胡渭的书删繁就简。他想把雍州的黑水解释为打冲河，终究同“流入大海”的文意不合，而且完全没有确凿证据。又因为胡渭不知道今天称为老黄河的河流是宋代的二股河，反而认为二股河沿行唐县马颊河的旧河道流行；晏斯盛也说二股河寻找的就是唐景福以前马颊河的河道。这又是沿袭胡渭的错误，不能加以纠正。△《今文尚书说》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陆奎勋撰写。陆奎勋另有《陆堂易学》，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订正、补充蔡沈《书传》的缺失，大体在字句之间推求，时而赞同，时而分辨。所解释的只是伏生传下来的二十八篇，对于古文《尚书》则置之不论。大概是采用吴澄《书纂言》的体例，并非毫无见地。然而他附录的《古文尚书辨》两篇，不引用梅鷟、阎若璩那些确切而有证据的说法，反而改成古文《尚书》半真半伪的观点。他自称：“年纪将近五十岁，对于《诗》《礼》《春秋》，已经推究完成《经说》三十八卷，梦见孔子。心中好像另开了一窍，凡是《尚书》的真伪，一看便自然明白。”如此等等，也近于谈论怪异之事了。△《尚书通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方葇如撰写。方葇如有《周易通义》，已经著录。这部书也仿照《周易通义》的体例，用《四书》中的成语来解释。例如《禹贡》从“冀州”到“四海会同”，就说：“这就是所谓后来人们能够得到平地来居住。”从“五百里甸服”到“五百里米”，就说：“所谓五十岁纳贡，由此可以想见。”《洪范》说“无虐茕独而畏高明”，就说：“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正直行事的原因。”全书都采用这种办法，可以说是牵强附会地解释《经》义了。△《尚书举隅》六卷（江南巡抚采进本） 本朝徐志遴撰写。徐志遴字抡英，江西新城人。雍正甲辰年举人。他的书删节蔡《传》，并且在蔡《传》之后每条附上自己的一两句注释，极为简略。大概是在科举业中又开辟了一条捷径。△《书经札记》（无卷数，江苏巡无采进本） 本朝顾昺撰写。顾昺有《周易抄》，已经著录。这部编著是他所解三经中的第二部。书中采用明代陈第的说法，认为古文《尚书》不是伪作。卷首冠以《古文今文辩》，把各家的考证全部扫除，只根据《大禹谟》的“精一危微”、《咸有一德》的“主善克一”等几句话，认为这些话不是汉、晋人所能作的。这大概是摘取了近来方苞的观点。明知凭实证考察难以强辩取胜，于是又转而空谈求胜。△《禹贡方域考》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汤奕瑞撰写。汤奕瑞号玉峰，南丰人。雍正年间任福建盐场大使。他的书载录《禹贡》原文，专门疏解其中的方域界址。书后附有《江河入海记》《河源记》等数篇。前面有《自序》，说是删取、编辑胡渭《禹贡锥指》而成。因此卷首自称“纂辑”，显然是胡渭一书的节本。△《尚书约旨》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杨方达撰写。杨方达有《易经图说会通》，已经著录。这部书大致墨守蔡《传》，依照文字训释义理。间或有与蔡《传》不同的地方，也只是推究语气，不能考证出蔡《传》的错误。因此他所著的《凡例》也自己说没有脱离讲章的旧套。至于名物典故没有充分解释，是因为另有《尚书通典略》一书。△《尚书通典略》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杨方达撰写。这部书都是考辨《尚书》中的典故。上卷极力主张梅氏《尚书》不是伪书，甚至认为马融、郑玄没有见过古文《尚书》，他们所见到的都是张霸的伪书。《顾命》中的“鈗”字，又认为是《说文》原本中孔《传》的文字。这大概仍是毛奇龄绪论的余绪。他训释名物，大多根据义理作出判断，不依靠考证。例如相信《水经注》所说河水出于昆仑、流经五万里的说法，驳斥元代以来探求河源的说法错误，却不知道舆图都在，道路里程清清楚楚。这是拘泥古说而不考察今事。《胤征篇》中说日食可以推算，不应奔走逃避，却不知道汉代以前根本没有预知日食的方法。这是只知道今事而不考察古事。大概典章制度之学和义理之学彼此背道而驰，已经很久了。△《禹贡约义》（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华玉淳撰写。华玉淳字师道，号澹园，金匮人。这部编著考证《禹贡》中的山川，详略很不一致。大概是随事记录、尚未完成的稿本。他论述三江，主张郑玄、苏轼的说法，很有见地。论述九江，则把九江当作洞庭，大体与胡渭的见解相同。他不知道九江本来就在浔阳，古代江就称江，河就称河，从来没有把洞庭称为九江的，应劭等人的说法不能废弃。况且澧江已经见于《经》，云梦也跨越岳阳的界限，把洞庭说成九江终究不妥。华玉淳大概没有深入考察。△《尚书质疑》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王心敬撰写。王心敬有《丰川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采用赵孟頫、吴澄的说法，把今文、古文分为两类，并非没有根据。只是《康诰》等三篇，按照《书》的文辞是在武王时受封，按照《左传》则是在成王时受封，前代儒者都对此疑惑而不能说明。如今却径直把它们排在《大诰》之前，打乱旧有次序，实在失去了谨慎严密的意义。“伏书《顾命》一篇”中，孔氏古文分出《康王之诰》，见于《史记·周本纪》。马融的旧本也见于《经典释文》。如今认为这是后人擅自分篇，在考证上也很疏漏。至于沿袭丰坊伪本的说法，把《尧典》改成《帝典》，自称依据《大学》，却不知道这样便无法解释《孟子》。又认为二篇《典》不是虞代史官所作，而是孔子删定时写入的；说“曰若稽古帝尧”是孔子增加的，更是主观臆说。△《书经参义》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姜兆锡撰写。姜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编著以朱子命蔡沈撰作《书传》为依据，然而不到一年朱子就去世了，其中没有得到订正的地方很多。例如《集注》中关于“行夏之时”以及岁在十一月、十二月之类的说法，明白如日月星辰；但蔡《传》解释《伊训》的“元祀十有二月”、《泰誓》的“十有三年春”、《武成》的“惟一月”等，都极力论证时令不能改、月份不能改。这显然与朱子不同。因此姜兆锡撰写此书加以订正。他统计《经》文篇章简策错乱的有二条，段落误分的有五条，句读混乱的有二条，误解文义的有十二条，确定为错而又重复错误的有一条。考察蔡《传》，自南宋以来就有很多不同意见，本来不是一字不能改动的经典。然而姜兆锡所改，大多只是推求字句，凭自己的意思删改确定，不能算有确实的考证。△《尚书质疑》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顾栋高撰写。顾栋高字震沧，晚年才开始研究《春秋》，又自号左畬，无锡人。康熙辛丑年进士。乾隆辛未年被荐举为经学，赐任国子监司业。丁丑年又赐国子监祭酒的官衔。他所著《春秋大事表》最为精密。他注释《诗》，也有可取之处。只有这部书，比起其他著作属于较次的一类。这部书的体例是不载《经》文，也不训释《经》义，只标举疑义，每条撰写一篇议论，共四十一条。大多根据义理主观断定，不太考察事情的始末。例如他说帝王巡狩一定不可能一年之内到达四岳，因此怀疑只有泰山是天子亲自到达的地方，其余各山天子都没有到过，并以泰山独有明堂作为证据。又说华山、恒山、衡山长期处在晋、楚境内，如果那里有明堂而被晋、楚毁掉，那么列国应该怎样问罪，《春秋》应该怎样大书特书。可是《春秋》的明确体例是，接到告知才记载；二百四十年中，从来没有以毁掉某物来告知的事。怎么能把《春秋》没有记载毁掉明堂作为本来没有明堂的证据呢？晋国不奉行周王正朔（《春秋》凡记载晋国事情，《传》和《经》都相差两个月，杜预认为晋国采用夏正），楚国僭越而自称王号，又有谁去问它们的罪？又怎么能以《春秋》没有记载毁掉明堂，作为本来没有明堂的证据呢？古文《尚书》到晋代才出现。顾栋高既然确信“危微精一”几句话，断定它们一定是真的（按：“危微精一”几句话，实际是《荀子》所记载的，说出自《道经》），却偏偏把“两阶干羽”一事说成刘歆窜入，并且断定作者，这又出自哪一部典籍呢？《山海经》本来就不值得相信，蔡《传》引用其中的怪诞说法来注释《禹贡》，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顾栋高驳斥它是对的。至于他说《山海经》是刘歆伪造的，那么《禹本纪》《山海经》的名称先见于《史记·大宛传赞》，难道也是刘歆窜入的吗？周代诸侯能够知道这些名称，靠的是《春秋传》。夏、商时代久远，文献简略，没有办法考证。他又说夏、商没有分封同姓诸侯。考察《史记·夏本纪》说：“禹姓姒，他的后代分封时，以封国为姓，所以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等。这样看来，夏代实行分封，史书已有明确证据，怎么能贸然断定没有呢？如果因为《书》中没有记载就下结论，那么今文《尚书》只有齐吕伋、鲁伯禽、晋文侯、秦穆公，古文《尚书》只有蔡仲罢了。周公封鲁、召公封燕，《书》中甚至也没有明确文句。其他如论尧、舜、禹不是同姓，论商、周改换时令和月份，论“乱臣十人”中有胶鬲，论《洪范》不是取本于《河图》《洛书》，论“微子面缚”却又“左牵羊，右把茅”，论周公未曾摄政，也都是前人的旧说，不足以说一定正确。总的说来，顾栋高研究经学的功夫，在《春秋》方面最深，在《尚书》方面用力稍少。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不必曲意替他讳饰。△《书经提要》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徐铎撰写。徐铎有《易经提要录》，已经著录。这部书的体例也不抄录《经》文，只标举字句，杂采各家的说法，再用自己的意思融会贯通。然而大体上属于推求文义的学问。例如王心敬把“曰若稽古”一句说成孔子所增加的，极为无理，徐铎却说“这个说法可以采用”，实在缺乏考订。又如他解释《大禹谟》说：“尧说大哉尧之为君，舜说大舜有大德，舜继承尧所以称大舜，禹继承舜所以也称大禹。”那么，《大禹谟》的写作岂不是在《论语》《孟子》之后了吗？△《尚书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沈彤撰写。沈彤字贯云，号果堂，吴江人。曾参与修撰三《礼》和《一统志》，参与议定九品官制。这部编著所解释的内容，从《尧典》到《禹贡》只有几十条，却往往流于好奇求异。例如他说禹时交州本来属于荆州、梁州，胡渭《禹贡锥指》认为九州大致不越过五岭，这是错误的。这是沿袭阎若璩《潜邱札记》的说法。然而《潜邱札记》多有精密确实之处，只有这一条过分拘泥于《通典》。现在姑且根据《禹贡》经文来考察，从“五百里甸服”到“五百里荒服”，每一面各有二千五百里，九州共五千里。这是孔安国、郑玄等儒者都没有异议的说法。《经》文说荆州包括衡山以南的地方，《通典》说衡阳郡距洛阳二千七百六十八里，按南北两面计算，已经超过五千里。至于说荆州的疆域还包括零陵、江华、桂阳、连山诸郡，又说零陵距洛阳三千五十五里，江华距洛阳三千五百八十里，桂阳距洛阳三千五十七里，连山距洛阳三千五百八十九里，那么荆州南部的疆域已经超过一千里有余。恐怕《经》所说衡山以南，并没有这么辽阔。《禹贡锥指》说：“骑田岭北面是桂阳，岭南是连山；连山也是古代南越的地区，不应列入荆州疆域。”

译它的驳正最为妥当。沈彤偏偏反驳这一说法，已经错了，竟又说荆州疆域直接统辖交趾，那么距离洛阳总共有七千二百二十五里，比《经》文所说荒服的里数超过三倍，难道会有这种事吗？至于引用《后汉书》作证，更是牵强附会。考察《献帝本纪》说：“建安十八年恢复《禹贡》的九州。”注文引用《献帝春秋》说：“当时省并幽州、并州，把它们的郡国合并到冀州；省并司隶校尉部和凉州，把它们的郡国合并为雍州；省并交州，把它并入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九州。”据此可知，当时只是恢复《禹贡》九州的名称，并不是说汉代疆域就是禹时疆域，又怎么能用后代的事来证明前代呢？其他牵强附会、游移不定的说法，也往往如此。大概沈彤长于三《礼》，而《尚书》并非他的专长，又一心想胜过胡渭，所以争论到了这种地步，不足以作为依据。△《心园书经知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郭兆奎撰写。郭兆奎是平湖人。这部书成于乾隆乙亥年，当时郭兆奎已经七十三岁。全书主旨以蔡沈《集传》为根本，同时不时参入自己的见解，所以题名《知新》。例如解释《尧典》“命羲和”等几节，就说后世的日晷是确定分至的关键，而南北极和岁周、岁差的方法都不值得相信。解释《禹贡》时，说黑水不是两条水，因为九江、三江没有完全流入海中，上游泛滥，水流从西面溢出。说汉水在大别山分流入江，它的正流是北江，在彭蠡以北；江水分流后在彭蠡汇合，它的正流是中江，在彭蠡以南。其他如在“泾属渭汭”条下，斥责《周礼·职方》是后人杂凑成的书；在《甘誓》条下，斥责《礼记·曾子问》一篇大多不合经义；在《伊训》讨论三年之丧时，斥责《仪礼·丧服》的经文和《礼记》不正确；解释六律时，说古代没有六吕，也没有隔八相生；《国语》中关于禘、郊、宗、祖、报的记载，《左传》中关于羿、浇、管、蔡的事情，都斥责为谬说。总的说来，他不相信古经，只凭自己的意思作判断。只是他笃信梅赜的古文《尚书》，所以在卷末附上《古今文辩》，说秦朝焚毁民间《诗》《书》时，博士所掌管的书籍到了汉初仍然完整。又说蔡邕书写《石经》，就是完整的古文《尚书》。这大概是采用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辞》的说法，再加以申述发挥。不知道汉代的古经如果果真完整，为什么立于学官的只有伏生所传的本子？而且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儒亲自见过古文《尚书》，他们传述的内容为什么完全没有超出伏生所传的范围呢？△《尚书读记》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本朝阎循观撰写。阎循观字怀庭，号伊蒿，昌乐人。乾隆丙戌年进士，任吏部考功司额外主事。这部编著由濰县韩梦周刊刻，共七十六条。阎循观也不相信古文《尚书》。他解释《金縢》“我之弗辟”为不肯避开摄政的嫌疑；认为《康诰》开头四十八字不是错简；认为《费誓》中伯禽征讨徐戎是周公在世时的事情；这些说法都根据《史记》而来。大概司马迁从孔安国那里接受了古文《尚书》，所以他所引用、考证的内容足以作为依据。其他内容大多是顺着文字推演意义的说法。大概是他读书时偶然记在书页边端的。阎循观去世以后，韩梦周把它编成这一卷，并不是原来就写成的著作，所以所解释的内容止于此处。△《尚书私学》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本朝江昱撰写。江昱字宾谷，号松泉，甘泉人。贡生。这部书的大意认为，古文《尚书》论政、论学都广大精深，不是圣人不能说出，所以其中的说法大多根据义理凭主观判断。不过也有一些只是偶然标记、与大义无关的内容，例如说：“凛然如同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如同踩着虎尾、涉过春季的薄冰，这些都是晋人危险言语的祖先。”这大概不是解释经书的体例。又如说：“刑属金气，苗是暴虐放纵过度的刑罚，杀戮无辜；金气盛到极点，所以恶臭熏蒸，变化而成为腥味；腥味在五臭中属于金气。”之类，也过分追求深奥。△《尚书注解纂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本朝吴莲撰写。吴莲字余嘉，江都人。这部书融会蔡沈《集传》的义理，每一节下面先标明主旨，再逐句随文训释，没有考证。△《尚书剩义》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本朝黄璘撰写。黄璘有《周易剩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分条疏解，大意是为制义而作，体例与他所注的《周易》相同。○附录 △《别本尚书大传》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孙之騄编纂。孙之騄号晴川，是仁和人。雍正年间任庆元县教谕。伏生的《尚书大传》长期没有刻本，民间流传的抄本残缺不全，文字讹误、篇章颠倒，几乎无法阅读。元和惠栋号称博学，在编修《明堂大道录》时，也没有见到它的原本，只能从其他书中辗转征引。因此孙之騄搜集材料加以补缀，仍编成三卷。凡是不注明出处的，是残缺的原文；注明引自某书的，是孙之騄增补进去的。残章断句，颇多依靠这部书才得以保存。近来宋本重新出现，扬州已经有了雕版，这部书本来可以不再保存。然而孙之騄在旧抄本尚未出现以前，广泛考核参考，历经多年才编成此书。他勤于好古的功劳也不可埋没，所以仍把它附录保存其书目。以上“书类”共七十八部，四百三十卷（其中十部没有卷数），《附录》一部，四卷，全部附列在《存目》中。（考察：《尚书》的文句古奥，训释很困难。因此宋元以前注释这部经书的著作比较少。年代久远，流传的版本越来越少，凡是有遗存的编本，大都加以采录。只有薛季宣伪造古文，王柏、贺成大、胡一中擅自改动《经》文，特意贬斥而只保存书目：一方面是为了杜绝好奇猎异风气的逐渐滋长，另一方面是为了杜绝变乱古《经》的风气逐渐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