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经部六

译卷六 经部六 ○易类六 △《易经通注》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大学士傅以渐、左庶子曹本荣奉敕撰写。书首载有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谕旨，接着载有顺治十五年十月傅以渐等进呈此书的奏表，随后是傅以渐恭敬撰写的序文。序文恭敬地阐释世祖章皇帝的圣训，说自魏王弼、唐孔颖达分别有《注》和《正义》，宋程颐有《传》，朱熹《本义》问世后，学者都以它为宗。明永乐年间，命儒臣把元代以前各位儒者的说法汇编为《大全》，都对《易》理多有发明；但其中异同并存，不免繁杂而可以删削，辞藻华美却缺少要旨。况且到现在将近三百年，阐发《经》义的儒生学士也不乏其人，应当加以采择，折衷各家论说，使内容简明切实、通达透彻，辑成一编，昭示后世。由此可见，皇上天资聪明，睿智深邃；在处理万机之余，还能留心经术。他的宏大谋略和训诫，阐发了四圣的精微，衡量各位儒者的得失，斟酌象数与义理，取其大中之道，这不是拘守专门学问、斤斤计较一家之言的儒生所能窥见万分之一的。傅以渐等谨慎遵奉指示，也能够熔铸众说、汇集精微言论，文辞简洁而义理明白，可以作为解说经书的准则。由于此书上呈后供皇帝御览，外间无法看到，只有原稿恭敬地收藏在曹本荣子孙家中。如今奉行皇上求书的明诏，湖北巡抚于是抄录进呈。原本没有标明书名，臣恭敬查阅《五朝国史传》中傅以渐的旧传，见有顺治十三年十月纂修《易经通注》的记载，谨据此补上书名。臣又想到，此书推阐圣人经典，发明精深义理，虽然由众人共同编纂，实际上承受的是皇上的裁定。理应用珍贵的卷轴、精美的书函保存，昭示无穷，使天下万世共同仰望世祖开创天下、阐明大道的功业，同时也让人看到国家的文治超越古今，根本源流无不敬承祖训，所以能够重熙累洽一百多年，达到今天极盛的局面。△《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易》由四位圣人相继传授，因此四圣的道术和治国方法都具备于其中。所以它的主旨在于通过阴阳往来、刚柔进退，说明治乱相互依存的征兆，以及君子、小人此消彼长的趋势，用来指示人事应当遵循的原则；对于帝王之学，最为切要。儒者拘泥于章句，固守一隅，不仅把它当作占验吉凶的工具，逐渐失去根本；即使推演奇偶的人只谈天而不谈人，阐发义理的人只谈心而不谈事情，圣人设立教化，难道是为了这些没有用的空话吗？本书是为讲幄中的讲说而编，由皇帝审定裁决。它的体例与宋代以来进呈的讲义大体相同，但在观象之中深入阐明经世之道。御制《序》所说的“以经学为治法”，确实概括了本书的关键，也就是概括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关键。由此可知，帝王之学能够见到大的方面，不是浅陋儒生凭一知半解所能窥测其高深的。△《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御纂。自宋代以来，解说《易》的人非常多，解说《易》的道路也很多。各立门户、相互争胜，最终都偏执于一端。因此，讲象数的人认为象数是《易》的根本，过分偏重象数，使魏伯阳、陈抟的说法混杂其中，于是《易》流入道家；讲义理的人认为义理是《易》的内蕴，过分偏重义理，使王宗传、杨简的说法泛滥旁出，于是《易》流入释氏。明永乐年间官修的《易经大全》庞杂割裂，没有取舍裁定，原因就在于众说混乱而没有圣人来折衷其中。我们圣祖仁皇帝的道心与伏羲、文王相契合，心意与周公、孔子相符合，在处理政务之余研究经典，深深看见贯通天地的本源。于是诏令大学士李光地采集各家言论，恭敬呈给皇帝御览，用来确定并撰成这部书。书首列《图说》，书末列《启蒙》，并非不用象数，但不以大量谈论《河图》《洛书》来遮蔽玩味筮占、观察卦象的根本；书首列程颐《传》，其次列《本义》，并非不以义理为主，但也不因排斥谶纬而把互体、变爻的作用一并废除。各家训解中，有些虽然不合伊川、紫阳的说法，但确实足以发明《经》义的，也都兼收并采，不因彼此异同而排斥。至于一切支离、虚幻、渺茫的说法，都斥退而不予收录，不让它们混淆四圣遗留下来的文章。大概数百年来分党立异的见解，到这里全部融会贯通；数千年来画卦、系辞的宗旨，也到这里才大为彰明。至于《经》《传》分别编排，完全依从古本，更足以纠正费直以来割裂经传、缀附编排的弊病。△《御纂周易述义》十卷，乾隆二十年奉敕撰写。其中《卦爻》四卷，《彖传》一卷，《象传》二卷，《系辞传》二卷，《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合为一卷。因为本书多用来推阐《御纂周易折中》的内蕴，所以赐名为《述义》。书中解释都融会各家说法，选取精要，不逐条列出姓名，也不驳斥辨析各家的得失；对古代遗文的诠释，简约概括而宏阔深刻。全书大旨以切合实用为根本，所以在《乾卦》发凡例说：“各爻都是龙，而九三称君子，说明《易》所建立的卦象都是人事。”全书的纲领，就在这里了。至于取象，也多采用古义。例如解释《乾》九二说：“九二刚健而居中，变为《离》，象征文明。”解释《坤》初六说：“变为《震》，《震》象征足，所以有行履之象。”解释《屯》六二说：“变为《兑》，《兑》象征女子；因其柔顺而守正，所以说‘贞’。”这类说法，都是取自变爻。解释《屯》六三说：“《震》《坎》都象征树木，聚集在《艮》山之中，所以成为树林。”解释《屯》九五说：“陷于阴爻之中，互体为《艮》，所以止住不动。”解释《需》九五说：“《坎》象征水，《兑》象征口，所以是酒食。” 这类说法，都是取自互体。解释《蒙》六三说：“三爻变动后互体为《兑》，所以象征女子。”

译解释《讼》九二说：“卦体为《坎》《坤》，所以象征邑；又互体为《离》，有门户之象。三百，是《离》的数。”解释《讼》九四说：“《乾》初爻回复的卦体，互体《巽》象征命令；变为《艮》就是改变，《艮》象征停止而守正。”这类说法，都是同时取变爻和互体。因而解释《系辞传》“至于把万物混合起来、撰成德性，辨别是非，如果不是中爻就不能完备”说：“所谓物，是指八卦的爻；所谓杂，是说从其中四爻中交互取象，又撰成两卦的德性。所谓是非，是当时事物的是非，都在中爻中辨别。正体中，二是内卦的中位，五是外卦的中位；互体中，三是内卦的中位，四是外卦的中位，所以都称为中爻。”如此等等，确实是根据先儒的说法来阐明《经》义。汉代《易》学不能训解的地方，在于杂入谶纬、推演灾异吉祥；至于它的象数之学，距离古义还不远，传授承接也都有条理。因此王弼不采用汉《易》，但解释“七日来复”时，不能不仍采用六日七分的说法；朱子也不采用汉《易》，但解释“羝羊触藩”时，也不能不仍采用互体《兑》的意义。这难道不是因为其中的道理有不可改变之处吗？各位臣下仰承皇帝的指示，在宋《易》和汉《易》中斟酌取舍，探究伏羲、文王的深奥意蕴，用来判定王弼、郑玄说法的是非。千古以来的《易》学，从此大概可以不再有异议了。△《读易大旨》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写。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又号夏峰，容城人。前明万历庚子年举人。此书是他入国朝以后流寓河南时所作。前面有《自序》说，他到苏门才开始学习《易》，年老后精力才智衰竭，偶尔根据自己所见所及，摘取《易》的纲要，用来给门人子弟看；原本不是逐句逐字作解释，所以题名为《大旨》。他的门人耿极为他校订。末尾附有《兼山堂问答》，以及他同三无道人李崶讨论《易》的言论，另编为一卷。李崶是雄县人，曾跟随孙奇逢学习《易》。后来孙奇逢的曾孙用正又从其他著述中搜集散见的五条论《易》言论，汇集后置于卷首，题为《义例》。《跋》说原本的序文、凡例都已缺失，所以用这些内容补足亡佚部分。考察孙奇逢解说《易》，并不明显攻击图书之学，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图书。他的大意在于阐明义理，切近人事；通过《象传》贯通一卦的宗旨，又由一卦贯通六十四卦的意义。凡是训释，都是先列自己的说法，后面附列旧有训释。他一生的学问以实用为主，所以所说都涉及行为规范和鉴戒，有值得取用之处。△《周易稗疏》四卷，附《考异》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写。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汉阳人。前明举人。此编是他读《易》时随手记录的札记，所以每一条只列出《经》文中的几个字作为标题，不把《经》文全部载录。又因为遇到有疑义的地方才加以考证辨析，所以并不逐卦逐爻全部解释。全书大旨不相信陈抟的学说，也不相信京房的术数，对于先天诸图、纬书和杂说都极力排斥；同时也不空谈玄妙，不牵强附会于老庄的宗旨。所以他的论述一定征引事实，义理一定切合实际，是近代解说《易》的各家中最有根据的。其中例如解释《讼卦》的“鞶带”说：“带没有叫作鞶的名称，鞶是鞶缨，是车上的装饰；带是用来系佩璲和芾的。”但考察《左传》“后之鞶鉴”，杜预把鞶训释为带；《说文》中“鞶”字，许慎也注释为“大带”，怎么能说“带没有鞶这个名称”呢？又如“何天之衢”，梁武帝把“何”解释为“荷”，这一说法见于《经典释文》。王夫之虽然也认为这里是负荷的意思，却只引用《庄子》“负云气”作证，而没有引用梁武帝的说法，这也是偶然考察不周。至于“旧井无禽”，把“禽”解释为“获得”，尤其不免穿凿附会。然而，例如他引用《礼》“人君至，命士黄裳，下士杂裳”，来证明“黄裳”的美好；引用《左传》的“班马”，来证明“乘马班如”的“乘”应读去声；引用《兵法》“前左下，后右高”，来证明“师左次”；以及论证“帝乙”不是纣王的父亲，“王用亨於西山”不是指文王，还有关于《临》的“八月”、《复》的“七日》、《易》的逆数、《河图》与蓍策的辨析，都很有条理。书卷虽然不多，确实不失为考据求实的学问。△《易酌》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刁包撰写。刁包字蒙吉，祁州人。前明天启辛卯年举人。此书采用注疏本，以程《传》和《本义》为主。虽然偶尔也谈到象数，但都是陈抟、李之才一派的学说，不是汉代以来相传的方法。原《序》称，陆陇其任灵寿官时想刻版刊行此书，但没有成功。雍正初年，他的孙子显祖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增补了它。卷首的《凡例》《杂卦》各图，以及卷中小字标作“谨案”的内容，都是显祖所写。原来的《序》又称此书为“经学的津梁，也是科举业的准则”。考察包在国初时期，曾与诸儒往来讲学；他著书以义理为根本，只以阐明道理为主，绝不是为了科举考试。此书推阐《易》的义理，大体也明白正大，足以辅助程颐、朱熹，在宋学中确实很有所得。如果把它当作科举用书，就大大违背了包的本意。△《田间易学》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钱澄之撰写。钱澄之原名秉镫，字饮光，自号田间老人，是桐城人。他家世代学习《易》，又曾向黄道周请教《易》。起初撰写了一部书，名叫《易见》，后来因在闽地躲避兵乱，原稿遗失了。

译他又追忆原书的意思撰成一编，名叫《易火传》。后来战乱平定，回到故里，又找到了《易见》的旧稿，于是把两编合并，删去重复内容，增入诸家的学说，编定为这部书。他的学说起初从京房、邵康节入手，所以对数术讲得很详细，大概是承接黄道周的余绪。后来又兼求义理，参取王弼《注》、孔颖达《疏》、程子《传》、朱子《本义》，而大旨以朱子为宗旨。他并不废弃图象，但认为陈抟《先天图》以及《河图》《洛书》二图，都是因《易》而产生的，并不是《易》果真因它们而创作。图中奇数、偶数的数目，是揲蓍的方法，并不是画卦的根本。他的论说平正允当，与元代钱义方的观点相合，而且义理尤其明白畅达。因此，虽然卷首图象繁多，却没有陷入支离附会的弊病。只是其中《周易杂考》一条，既然深为感慨今本不是朱子的旧本，却只凭《彖传》《象传》篇首的注语来推说，终究不能改变篇次，以恢复古本。大概刘容的旧刻本在国初尚未被发现，所以知道它有错误却不能改正，仍然采用注疏本。△《易学象数论》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写。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是馀姚人，前明御史黄尊素的儿子。康熙初年，曾被推荐参与修撰《明史》，因年老多病没有赴任。这部书中，黄宗羲《自序》说：“《易》的内容广大，没有什么不具备的；自从九流百家借助它来推行自己的学说，《易》的本来意义反而被遮蔽了。世间儒者过分轻视象数，把它看成绝学，所以被它欺骗。现在我逐一加以疏通，使人知道它们与《易》的本义本来毫无关系，然后再回头探求程颐的《易传》，也是廓清问题的一个方面。”他又称王辅嗣的《注》简要恰当，没有浮泛的义理；但认为朱子把邵康节的先天之学增入其中，反而增添了一层障碍。《易》传到京房、焦延寿时流变成方术，传到陈抟时又分流进入道家，学者失去了它最初的宗旨，越是推演，纷乱纠结就越多。黄宗羲认为后世流派支离繁琐，先从考察它们所依托的本源入手加以纠正。前三卷论述《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并附上他所著的《原象》作为内篇，讲的都是象。后三卷论述《太元》《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作为外篇，讲的都是数。他的大旨认为，圣人用象来向人显示道理，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种，七种具备，象的范围就穷尽了。后世儒者制造的伪象，是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种；这四种混杂进来，前面的七种象反而被遮蔽了。因此，这部书尊崇七象而排斥四象，并且在七象之中还一定要寻求与古义相合之处，以辨别象学中的讹误。又有《遁甲》《太乙》《六壬》三部书，世人称为“三式”，都以九宫为主，用来参验考察人事。这部书以郑康成关于太乙运行九宫的方法来证明《太乙》，以《吴越春秋》记载的占法和《国语》中泠州鸠的回答来证明《六壬》，并说后世都失去了它们的传承，以此订正数学方面的错误。他的论说都有根据。黄宗羲潜心研究象数，所以能够逐一洞察它们的始末，因而完全发现其中的瑕疵，不是那种只凭义理空谈、不能切中要害的人所能相比的。只是他沿袭宋代薛季宣的说法，把《河图》说成就是后世的图经，把《洛书》说成就是后世的地志，把《顾命》中的《河图》说成就是今天的黄册，这就未免主张过分，以至于矫枉过正，反而使传承陈抟之学的人能够依据经典反唇相讥，这是他的一项失误。然而，他所提出的大纲大目，辨析论述精密详尽，与胡渭的《易图明辨》都可以说是对《易》道有所贡献的著作。△《周易象辞》二十一卷、附《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炎撰写。黄宗炎字晦木，是馀姚人，黄宗羲的弟弟。他解释《易》，竭力排斥陈抟之学。因此，他解释爻象，一概以义理为主。例如解释《坤彖》说：“《乾》已经广大了，《坤》能够配合《乾》而与它相齐，这样，《乾》的广大，《坤》也达到了极致，所以说‘至哉’。大概《乾》以元施予，《坤》接受它，就成为《坤》的元，并不是另有一个元。”他的这个意义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对于顺承天时运行的宗旨、无所成就而能有始有终的道理，也都解释得明白融洽。又如解释《豫》六二的“介于石”，说它处在地的中央，获得土的坚实，以此取象极为准确。解释《剥》六五的“贯鱼”，引用《仪礼》说“鱼每鼎用十五头，昏礼用十四头；数量多，必须串联起来”，也颇有根据，并非牵强附会。解释《解卦》初六的“无咎”说：“困难刚开始解除，人人都高兴有机会补救过错；这不是人的力量，而是天时，所以直接说‘无咎’。”尤其能够领会文字之外的含义。其他解释大多也如此，都可以作为《易》学家的一种解释。至于“归妹以须”，须是女子中地位卑贱的人，旧有解释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黄宗炎却说“须”是依附颐部而动，于是把它解释为须发的“须”，未免有意求奇。他又常常引用篆文来解释《易》中的字义，也不免有王氏《新义》一味使用《字说》的弊病。对此分别看待就可以了。书后附录《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宗旨大体相同。《寻门馀论》还兼门排斥佛教的说法，未免在《易》学之外铺陈过多。他诋毁排斥宋儒，言辞语气也未免过于激烈。然而，他论述四圣相传，认为不应在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另有伏羲的《易》作为不传的秘密；《周易》没有经过秦火焚毁，也不应唯独禁绝其中的图，反而让道家藏匿两千年，到陈抟时才出现：这些都是笃实可信的论说。《图书辨惑》认为陈抟的图书是道家养生的技术，与元代陈应润的说法相合（见陈应润所作《爻变义蕴》）。又认为周子的《太极图说》图中杂有仙真之说，文字却冒充《易》道，这也与朱彝尊、毛奇龄考证所得大体相同（朱彝尊的说法见《经义考》二百八十三，毛奇龄的说法见他所作《太极图说遗议》）。至于说朱子又据此拆分字义，更流于佛教解释，则不免有意加重文辞、深文周纳，存有姚江、朱、陆三家门户之见。

译这两部书各自都有另行刊印的单行本。但考察《周易象辞》的目录，实际上把这两部书列在其中，称为“附录”，所以并不是另外独立编成的书。现在仍把它们合在一起，使三书相互辅助流传。△《周易筮述》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宏撰撰写。王宏撰字无异，号山史，是华阴人。康熙己未年，曾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王宏撰因为朱子说《易》本来是卜筮之书，所以编写这部书来阐述其中的意义。第一卷名为《原筮》《筮仪》《蓍数》。《筮仪》依据朱子之说，并参照汴水赵氏的说法。第二卷名为《揲法》。第三卷名为《变占》《尊圣经》《黜易林》。考察《左传》所载内容，与朱子的说法大体相同而又有小的差异。第四卷名为《九六》《三极》《中爻》。“中爻”就是互体。第五卷名为《卦德》《卦象》《卦气》。“卦气”依据邵子、朱子的说法，并附有《太乙秘要》。第六卷名为《卦辞》。第七卷名为《左传国语占》《馀论》。第八卷名为《推验》，取材于陆氏；其中涉及太过奇异、令人惊骇的内容没有收入。这部书虽然专门为筮蓍而编写，但大旨是排斥焦延寿、京房的方术，阐明文王、周公的义理，立论全都推本于经义。与方术技艺之流相比，确实有明显区别。因此把它列入《易》类，而不以术数著作看待。△《仲氏易》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一名甡，字大可，号秋晴，又称初晴；又因郡望而称西河，是萧山人。康熙己未年，以廪监生身份被召试博学鸿词科，授官检讨。起初，毛奇龄的哥哥毛锡龄精通《易》，却没有著书，只是不时口授给他的儿子文辉。后来毛奇龄请假回乡，毛锡龄已经去世，于是他摘取文辉所听闻的内容，再用自己的意思润饰，编成这部书。有人传说，毛奇龄请假回乡后，租住在杭州，一天写成一卦，总共六十四天才完成全书。虽然以他的哥哥为名义，实际上就是毛奇龄自己的解释。从道理推断，也许确实如此。全书大旨认为《易》兼有五种意义：一是变易，二是交易。这是伏羲的《易》，仍然是前人所知道的内容；一是反易，意思是考察它的顺逆，辨明它的向背，从反面观察它。例如《屯》转为《蒙》、《咸》转为《恒》之类。一是对易，意思是比较阴阳，衡量刚柔，从相对的方面观察它。例如上经的《需》《讼》与下经的《晋》《明夷》相对，上经的《同人》《大有》与下经的《夬》《姤》相对之类。一是移易，意思是考察分合聚散，计算往来变化，并把爻推移到上下不同的位置。例如《泰》是阴阳同类聚合的卦，把第三爻移到上爻，三阳爻前往而上面的阴爻到来，就成为《损》；《否》是阴阳同类聚合的卦，把第四爻移到初爻，四阳爻到来而初爻的阴爻离去，就成为《益》。这是文王、周公的《易》，实际上是汉、晋以来所不知道的。因此，他认为《序卦》是运用反易，分篇是运用对易，演绎《易》的《系辞》是运用移易，他的论述十分明辨。虽然不免有牵强附会、凭辞藻求胜的弊病，但大体上引用、依据古人，终究不同于闭门臆测。△《推易始末》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写成《仲氏易》后，又把汉、唐、宋以来论《易》而涉及卦变的说法取来，另加综合考核，编成这部书。书名《推易》，大概取自《系辞传》“刚柔相推”一句，仍然沿用《仲氏易》中移易的意义。全书大旨认为，朱子的《本义》虽然在卷首载有《卦变图》，却只把它看作孔子的《易》，没有说明它是文王、周公的《易》。于是上溯考察干宝、荀爽、虞翻诸家，凡是有关卦变、卦综的说法，以及宋代以后相生、反对的各种图式，都逐一列在书中，并把《推易折衷》的图附在后面。朱子认为卦变只是《易》中的一种意义，而毛奇龄却认为它是演绎《系辞》、画卦的根本宗旨，未免主张过分。不过《易》的义理广大，触类旁通，各人各有见解而各自阐明一个道理，这部书也足以同他所撰的《仲氏易》互相发明。△《春秋占筮书》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写。书名中称《春秋》，是因为摘取《春秋传》所记载的占筮事例，用来说明古人的《易》学。实际上这是为《易》而作，并不是为《春秋》而作。自汉代以来，谈论占筮的人并不止一家，而取象、玩占方面流传于世并且可以验证的，没有比《春秋传》更早的。毛奇龄已经在所著《仲氏易》《推易始末》等书中阐明了这些义理，于是又把《春秋内传》《春秋外传》中凡是从筮占方面有所收获的内容汇集记录，编成此书；汉、晋以后占筮中有符合筮法的，也随类附录其中。《易》本来是卜筮之书，圣人推究天下的道理，便依据数来建立象。后人推究《周易》的象，便依据数来阐明义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本来宗旨，不过如此。后来象、数、理分流为三家，而数又分为许多流派。孟喜、焦赣、京房以下，各种方法多得无法穷举，《易》于是更加混杂。《春秋内传》《春秋外传》所记载的内容，虽然未必没有附会，但总的来说，其中的占法确实是古人遗留下来的轨范。譬如史书所记载的是非褒贬，有时未必完全可以凭信；但至于一个时代的制度，原本不会是后人伪造的。毛奇龄根据《春秋》中的各种占筮事例来推求三代的筮法，可以说能够探究它的根本，也足以堵住各家学说的非难了。△《易小帖》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这是国朝毛奇龄论说《易》的言论，由他的门人编次成书。毛奇龄所著的经学解说，只有《仲氏易》和《春秋传》两种是他亲自编定的，其余都出自门人之手，因此其中有些地方附入了门人的话。

译这部《小帖》共一百四十三条，都是讲解《易》的杂说，用来对《仲氏易》加以引申。朱彝尊把它载入《经义考》，说都是西河氏记录的关于《易》的可议论之处。如今看这部书，它征引前人的训诂来纠正近代说《易》的错误，对于王弼、陈抟两派，攻击尤其有力。其中虽然不免有强词铺陈、以博杂助长辩论的地方，但自明代以来阐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用空泛言论解释经书，确实是毛奇龄开创了先路。他论述《子夏易传》以及《连山》《归藏》，尤其详尽审慎。第五卷所记全是商讨《仲氏易》的言论。初稿原本附在《仲氏易》末尾，后来才移入这部编书。旧目录原来是十卷，今本为五卷，大概是他的门人在编录时有所删削。考察盛唐所作《西河传》，又称《易小帖》八卷。大概是十卷删为八卷，又删为五卷。儒者尊奉一位先生，往往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奉为蓍蔡，多半把尚未确定的说法编入语录。因此，《二程遗书》中朱子有所怀疑，《朱子语类》又常常与《四书章句集注》《或问》相抵牾，都是由于缺少删汰所造成的。像盛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懂得爱护自己的老师了。△《乔氏易俟》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乔莱撰写。乔莱字石林，是宝应人。康熙己未年被召试博学鸿词科，官至翰林院侍读。这部书杂采宋、元以后各家的《易》学说法，并参杂自己的意见。书前列有各种图，但不取陈抟关于《河图》《洛书》、先天、后天、方圆、横直的说法。对于卦变，也不采用虞翻以下各家的说法，而采用来知德的反对说。解释经文时，多推求人事，并参照古今治乱得失。例如说《履卦》六三是成卦的主爻，便引用王莽、董卓、安禄山、史思明来解释“咥人之凶”；说三百八十四爻中只有《离》九四最凶，便引用燕王旦、李建成、李元吉、朱高煦作为证明；说《小畜》九三是小人笼络君子，便引用温体仁、文震孟的近事来说明。这大概是《诚斋易传》的支流。借题牵合的地方也许不能避免，但既然关系到劝善惩恶、作为鉴戒的道理，终究胜过庄子、老子的玄虚空谈。对于经文，他还兼注古韵，其中得失各有。如《观卦》六四《象传》下详细引用顾炎武关于方音的说法，可见并非没有见过《音学五书》；但《象传》押韵仍沿袭吴棫的旧说，取舍就有令人无法理解之处。《经》文采用王弼的本子，只解释《上经》《下经》，《系辞》以下一概缺略。大概他的宗旨在于随着各爻阐明义理，所以其余部分没有涉及，并不是散佚了。△《读易日钞》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朝张烈撰写。张烈字武承，大兴人。康熙庚戌年进士。授任内阁中书。己未年被召试博学鸿词科，改任翰林院编修。历任左春坊左赞善。此书一概以朱子《本义》为宗旨。认为《易》就是取象之书，言语有穷尽，卦象却无穷。伏羲画出奇、偶两种爻画，重叠两次成为三画卦，再因重叠而成六画卦；文王、周公逐卦撰系《彖辞》，逐爻撰系爻辞，全都是借助具体事物取象，不直接谈理，也不专指具体事件，但万事万理都已具备其中。全书大意在于根据卦象设置事例，再就事例陈述义理，仍然属于说《易》诸家中不枝蔓的一类。书前有其子益孙、升孙所作的《纪实》，其中说：“这部稿本已经删改润色四十多遍，直到临终前几天，还在合并参校《蒙引》、《通典》、《存疑》等书，考订‘知来’、‘藏往’两层意义，随即加以修改补充。”如此看来，他所下的功夫也可以说很勤奋了。张烈去世后，门人私下为他拟谥号，称为志道先生。杨允长作《私谥议》一篇，置于本书卷首。从前宋代儒者张载去世，门人想为他拟私谥，司马光极力说明这样做不对。当时的亲笔帖文，至今还载在《张子全书》卷首。古人按照礼法对待人物，不愿意妄加尊崇，以免干犯国家为人物改定名号的典制，其谨慎严肃达到这种程度。杨允长等难道没有听说过吗？现在著录此书而删去这篇《私谥议》，用来防止互相标榜的风气逐渐滋长。△《周易通论》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李光地撰写。李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年进士。官至大学士。谥号文贞。此书综合论述《易》的义理，分别自成篇章。第一、二卷阐发《上经》、《下经》的大旨；第三、四卷阐发《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的含义。卷首冠以《易本》、《易教》两篇，随后论及卦爻、象彖、时位、德应、《河图》、《洛书》以及占筮中的挂扐、正变、环互等，对其中意义无不逐条分析，并推明其所以然。在宋学之中，可以说融会贯通，卓然形成一家之说。他论述《复》、《无妄》、《中孚》、《离》四卦，认为它们表现的是圣贤的心学；也都是通过消息盈虚来观察天道、修治人事，与《慈湖易传》以心来谈《易》的说法大不相同。李光地撰写《大学古本说序》，称《易》的卜筮作用明白无疑。大概宗旨既然明确，浮泛之言就不能混淆它了。他的学说传了一代到杨名时，杨名时有《周易劄记》二卷；又传了一代到夏宗澜，夏宗澜有《易义随记》八卷、《易卦劄记》二卷。虽然他们都是相继承述，但论说的宏大深厚而又简约概括，都比不上李光地。△《周易观彖》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李光地撰写。李光地曾奉诏编纂《周易折中》，请求恢复采用朱子古本。这部书仍然采用注疏本，大概是因为成书在《周易折中》之前。他的《语录》和《榕村全集》中所载内容，颇多阐发《先天》诸图；但这部书只在解释《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时附带举出这一义理，却也没有把这套学说完整说完。其余内容都在阐发《易》的义理，同时用《易》象加以证明，而对数则略而不论。大概他也认为邵子的学说是《易》学之外另传的一支。他解释《系辞传》“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两句说：“《彖辞》所取用的，有的直接采用卦爻的意义，有的通晓时势与适宜之道，再以爻义所显示的吉凶作为判断依据。所以从《彖辞》来观察，就会得到不偏不远的认识。

译只是因为把始终合起来作为本质，所以时势和事物不能超出它。”《观彖》这个书名，大概就是取自这里。他解释九四“重刚而不中”一句，不把“重”字视为衍文；解释“履霜坚冰，阴始凝也”一句，不依从《魏志》作“初六履霜”；解释“后得主而有常”一句，不依从程《传》增添“利”字；解释“盖言顺也”一句，不把“顺”解释为“慎”；以及“比，吉也”一句、“比之匪人”一句、“同人曰”一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一句、“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一句、“渐之进也”一句、“上九鸿渐于陆”一句和“地之宜”一句，都不依从程《传》、《本义》所谓脱误的说法。只有依据《汉律历志》，把“天一地二”二十字移接在程《传》“能研诸侯之虑”一句之后，认为“侯之”二字是衍文，这是依从《本义》的意见。（案：李光地认为“诸”为“侯之”的合音，想来是把古经旁边用来标切音的字误增进正文了；却不知道反切始于孙炎，古经怎么会有注字切音呢？他的说法很错误。谨附带订正于此。） 这大概是因为尊重并相信古经，不敢任意窜改错乱，仍然保留着汉儒笃守古义的遗风。它的基本宗旨虽然同程、朱两家颇有不同，但义理足以相互发明，有异同而没有彼此冲突。△《周易浅述》八卷（内府藏本） 清朝陈梦雷撰写。陈梦雷字省斋，闽县人。顺治己丑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因事获罪，被贬戍边；后来蒙恩召回，校正铜板。又因事获罪被贬戍边，最终死在戍所。这部书成于康熙甲戌年，是他第一次前往尚阳堡时所作。全书大旨以朱子《本义》为主，同时参考王弼《注》、孔颖达《疏》、苏轼《传》、胡广《大全》和来知德注。各家未涉及的地方，以及各家见解同《本义》相异的地方，就另外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说明。大概是因为行囊中缺少书籍，所以所依据的材料只有这些。他在《凡例》中说，解释《易》的有数千家，自己未能广泛阅读，这话是如实说明情况。然而他认为，《易》的义蕴不超出理、数、象、占四端；只是数不能显明，理不能穷尽，所以只能寄托在象中。懂得象，理和数也就在其中，而占筮也可以即从卦象来玩味。因此，他的解释以阐明卦象为主。立论多切合人事，没有各家谈心、谈天的玄幻幽深、支离繁琐之说。他阐释义理虽然多尊崇朱子，却不采用朱子的卦变说；取象虽然兼采来氏，却不采用来氏的错综论，也颇能扫除纷乱纠缠。只有卷末附载的三十幅图，是他的朋友杨道声所作，牵强附会而烦琐细碎，实在不能同梦雷的书相提并论。既然原书已经这样载录，姑且仍旧保存下来，把它置于不评论、不议论的范围内，也就可以了。△《易原就正》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朝包仪撰写。包仪字羽修，邢台人。拔贡生。他的生平始末无从考知。看他的《自序》，说自己早年听说有《皇极经世》，却没有办法求得这部书。从顺治辛卯年至康熙己酉年，七次参加考试都落第，贫困到不能养活自己，便到麻城作短期游历，才在王可南家得到这部书。后来到江宁寄食于僧寺，花了一年时间探求其中旨意，才有所领会。看来他也是一位孤苦贫寒、刻苦立志而自求成就的士人。包仪的学问既然从邵子入手，所以对陈抟《先天图》信奉得非常坚定。他在《凡例》中还说，流行于世的《易》学著作多得数不清，但全都没有读过《皇极经世》，难怪各自逞弄私智，而总的来说都不是“立象尽意、观象系辞”的根本宗旨。他的立论尤其拘泥于一端。然而他的书阐发清楚简明，文辞和意思都明白易懂，并不是抛弃经义、强行排列黑白、徒然像算经一类的书可以相比的。他认为《洛书》同《易》没有关系，这一点比其他各家纠缠烦琐的说法略胜一筹。每一爻都注出它所变成的卦，又仍然采用《左氏》的筮法，颇为接近古法。大概他的学说虽然兼讲先天之学，但实际上更多是在阐明《易》的义理。他极力推崇图学，只不过借此来增加自身学说的分量罢了。△《大易通解》十五卷、附录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朝魏荔彤撰写。魏荔彤字念庭，柏乡人，是大学士魏裔介的儿子。官至江常镇道。这部书是他罢官后所作。他论述画卦，认为它同《河图》、《洛书》只能说义理相通，不必牵强附会。他又认为以《乾》为一、《兑》为二、《离》为三、《震》为四、《巽》为五、《坎》为六、《艮》为七、《坤》为八，并不是生成各卦的次序。他论述爻辞，也兼论变爻，认为占筮时两爻变，以所变上爻为主；五爻变，占不变之爻；四爻变，占两个不变之爻，仍以下爻为主；其余情况则占本爻和象辞。至于论述《上经》以《乾》、《坤》开头，中间以《泰》、《否》相变，《下经》以《咸》、《恒》开头，中间以《损》、《益》相交，尤其把握住了上下两篇的枢纽，很有一些见地。只是他不相信先儒扶阳抑阴的说法，反复加以辨论。他的大意说：“阴阳两者之中，都有过与不及，也都有中正和平。无论哪一方面的德性，都有美善和凶恶；无论哪一类品性，都有邪与正，不能说阳一定是君子、阴一定是小人；阴阳两者之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阳的美德是刚健，它的凶德则是暴戾；阴的美德是柔顺，它的凶德则是奸佞。阴阳两方面的君子都应当扶助，阴阳两方面的小人都应当抑制。阴阳二者，一方面是理，一方面是气；应当调和刚柔、损益以及过与不及，务必达到如天地运行变化处于均平状态那样。这就是四位圣人先于民众而施行的作用、赞助天地化育的心意，也是《易》所以创作的原因。”他的说法很有辨析力。然而从《乾》、《坤》、《姤》、《复》的初爻来看，圣人的真实意旨已经表现在卦爻辞中了；魏荔彤终究喜欢提出与众不同的议论。△《易经衷论》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张英撰写。张英字敦复，桐城人。康熙丁未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号文端。这部书专门解释六十四卦的旨意，不涉及《系辞》、《说卦》、《序卦》、《杂卦》。

译每卦各自写成一篇，阐释大意而不列出经文。大体上以朱子《本义》为宗旨；但在《坎卦》“贰用缶”一句上，又认为《本义》的解释不妥，而依从程《传》把“樽酒簋贰”作为一句。这说明他并不像胡炳文等人那样拘泥于门户之见。他立论以平实明白为主，不追求艰深。因此，他解释《乾彖》“元亨利贞”说：“文王所系的卦辞，本来同各卦是一个例子。”解释《乾》、《坤》的《文言》说：“圣人举出《乾》、《坤》两卦，是向人说明阅读《易》的方法。”像这样扩充体会，实际上是用经文解释经文，一扫纷乱纠缠的见解，全书大旨都在这里了。《汉书·儒林传》称费直只用《彖》、《象》、《系辞》十篇和《文言》来解释《上经》、《下经》。由此可知，汉代的专门之学，并不以繁复的解说自夸。张英撰写这部书，或许也是抱有这样的志向吧？△《易图明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胡渭撰写。胡渭原名渭生，字朏明，号东樵，德清人。这部书专门用来辨析和确定各种图书学说。起初，陈抟推演阐发《易》的义理，衍生出各种图。那些图本来是依据《易》推演出来的，所以用卦爻反复研究，无不相互符合。传承这些学说的人竭力把它说得神秘，于是把图归于伏羲，认为《易》反而是由图产生的。又因为《系辞》中有“《河图》、《洛书》”的文字，便取《大衍算数》制成五十五个点的图，充作《河图》；取《乾凿度》的太乙行九宫法制成四十五个点的图，充作《洛书》。其中阴阳、奇偶也都一一同《易》相应。传承这些学说的人更加把它说得神奇，甚至真以为是龙马、神龟背负而来，认为伏羲由此才有了先天之图。实际上，唐代以前的书中完全没有一个字能够证明这些说法，而它们却突然出现在北宋初年。譬如观测中星而制造仪器，用来验证中星，结果无不符合；但不能说中星是由仪器产生的。观测日月交食而编造算经，用来验证交食，结果无不符合；但不能说交食是由算经产生的。邵子直到朱子，也只是取其数理上的巧合，没有来得及追究它自上古以来究竟由谁传授，因此《易学启蒙》和《易本义》卷首的前九图都沿用了这种说法。与此同时，袁枢、薛季宣都提出了不同意见。然而考察《宋史·儒林传》可知，《易学启蒙》的原稿本来属于蔡元定创作，朱子并非亲自撰写。《晦菴大全》文集中载有《答刘君房书》，说：“《启蒙》原本是想让学习者暂且根据《大传》所说的卦画、蓍数去推求，不必过分发表浮泛之说；但从今天看来，像《河图》、《洛书》这些内容也未免还有多余的话。”至于《本义》卷首的九幅图，王懋竑在《白田杂著》中根据《文集》、《语类》钩稽参照，发现其中多有矛盾，由此确信是门人附会增入的，这个说法尤其明确。这样看来，朱子当时也并没有始终坚持这种说法。元代陈应润撰《爻变义蕴》，开始指出先天诸图是道家借用《易》的义理来作为修炼方法的产物。吴澄、归有光等人也相继加以排斥攻击，各自有所论述。清朝毛奇龄撰《图书原舛编》，黄宗羲撰《易学象数论》，黄宗炎撰《图书辨惑》，争论得尤其用力。然而他们都各自根据所见，攻击其中的漏洞，仍然没有能够穷究追溯其始末，一一揭示这些说法的来源。胡渭这部书，第一卷辨析《河图》、《洛书》，第二卷辨析五行、九宫，第三卷辨析《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第四卷辨析龙图易数、钩隐图，第五卷辨析《启蒙》图书，第六、七卷辨析先天古《易》，第八卷辨析后天之学，第九卷辨析卦变，第十卷辨析象数流弊。全书都引用旧文作为依据，互相参照验证，以堵住那些假托者的口，使读书人知道，图书之说虽然言之有据、持之有理，但不过是修炼、术数两家从《易》学中旁分出去的支流，并不是创作《易》的根本依据。与他所作的《禹贡锥指》相比，这部书对经学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纳喇性德编。相传他的稿本出自陆元辅；性德去世后，徐乾学将其刻入《九经解》，才题署纳喇性德的名字，具体情况无人能详。纳喇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丙辰年进士。官至乾清门侍卫。这部书取宋代陈友文的《大易集义》和方闻一的《大易粹言》两书，合并编纂而成。（案：此书原本误作曾穜，今考订改正。）陈友文的书原有六十四卷，所汇集的诸儒学说共有十八家，另有两家失去姓名；方闻一的书原有七十卷，所汇集的诸儒学说共有七家。将两书校对并删去重复内容后，《集义》比《粹言》实际多收十一家。只是《粹言》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而《集义》只到《上经》、《下经》为止，所以所引用的内容不能完备。纳喇性德于是从那十一家著作中选取论述《系辞》等传的内容，用来补足《集义》的缺失，同《粹言》合编为一书，又删去繁杂内容，编成现在这部书。如今《粹言》还有流传的版本，已经著录在书目中；《集义》流传较少，还可以借助这部书了解它的大概。其中义理和象数兼收并论，不专主于一家之说。宋代儒者的精微义理，实际上已经大致齐备于此书之中。李衡删节房审权的著作，俞琬抄录李心传的学说，都因为取其精华、撷取要旨而胜过原编。这部书的编纂，其功劳也大致与它们相当。△《周易传注》七卷、附《周易筮考》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朝李塨撰写。李塨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康熙庚午年举人。官任通州学正。

译这部书的主旨认为，圣人很少谈性命与天道，《乾》《坤》所说的四种德性，必定归结到人事上。以下如《屯卦》的“建侯”、《蒙卦》的“初筮”，每一卦也都以人事立论。陈抟的《龙图》、刘牧的《钩隐》，以及探究无极、推演先天的说法，都使《易》道陷入无用之学。《参同契》《三易洞玑》等书，都是异端方术之流传，其说法正足以扰乱《易》。即使是五行相胜、按卦分配值日，以及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等各种说法，也都是在三位圣人所说之外另生枝节。因此，他的学说颇为淳朴实在，不涉及支离恍惚之谈。他驳斥卦变之说，以《讼卦·彖辞》为例；驳斥《河图》《洛书》之说，以《系辞传》为例。他驳斥先天八卦之说，以《说卦传》为例。其余部分只是阐明《易经》经文的意义，不再驳正旧说。他的《凡例》论述先儒的辨难，卷帙多得无法尽载，只有关系极为密切的，才不得已加以辨析。大体上以观象为主，也兼用互体之说。对于古人，多采用李鼎祚《周易集解》；对于近人，多采纳毛奇龄《仲氏易》《图书原舛编》、胡渭《易图明辨》。他的《自序》排斥攻击诸儒，虽然未免过于激烈，但是明代隆庆、万历以后，谈义理的人把心学混入《易》学，大多拿禅宗偈语来解释经文；谈象数的人又把奇偶、黑白相互推演，图式日益增多，反而把卦象、占筮、文辞、变动以及吉凶悔吝全都置之不问。这种侵蚀经学的弊病，实在多得无法穷尽。胡塨把这些都引归于人事，深得圣人垂教的宗旨。他纠正偏差时矫枉过正，如同怕喝热汤而连冷羹也吹凉一样，应当分别看待，不能因言辞而损害其本意。△《周易札记》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杨名时撰写。杨名时，字宾实，江阴人。康熙辛未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定。这部书是他读《易》时所作的笔记，前后都没有序跋，未详成书年月。看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大概是在钦定《周易折中》之后完成的。杨名时原本是李光地选取的士子，所以他的《易》学大多得自李光地。虽然其中《说卦传》以及附论《启蒙》一类的内容，颇多推演先天诸图，但还没有达到支离附会的程度。至于解释《经》《传》，则纯粹以义理为宗旨，不涉及象数。总的说来，对于程朱的义理，他既不为了标新立异而勉强不同，也不为了随声附和而勉强相同。在宋学中，可以说是明白而笃实了。杨名时任云南巡抚时，夏宗澜曾跟随他请教《易》学；夏宗澜所作《易说》，都曾向杨名时质询订正，相关问答详载于宗澜书中。然而宗澜的说法，如解释《渐卦》“御寇”时以孤雁打更作证之类，颇为浅薄空泛，不如杨名时的论述，其中还保留着李光地的遗风。△《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朱轼撰写。朱轼，字若瞻，高安人。康熙甲戌年进士。官至大学士，谥号文端。这部书因程子《易传》和朱子《易本义》彼此有同有异，所以加以参校，归于一个正确的说法，不再把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以免滋生歧异。只有两种义理各有所阐发、可以并行而不相冲突的，才仍然全部录入，并附上诸儒的论说。如果诸儒的论说确实胜过《传》《义》，就干脆舍弃《传》《义》而采用诸儒之说，朱轼自己的见解也分别附在后面。他的《凡例》说：“抛开卦象而谈义理，是从王辅嗣开始的。但《易》就是讲卦象的，有卦象才有义理，义理是从卦象产生的。孔子的《彖传》《象传》，什么时候不是在讲卦象？雷、风、山、泽，以及《乾》的马、《坤》的牛、《震》的龙、《巽》的鸡之类，全都是卦象。即使卦的刚柔、上下、应比、承乘，又哪一样不是卦象呢？舍弃这些而谈义理，便不知道所谓义理究竟在哪里了。《易》道取类广泛，精粗巨细，无所不有。即使纳甲、飞伏等术数之学，也不能说不是《易》的一端。何况中爻、互卦、倒《巽》、倒《兑》、厚《离》、厚《坎》等卦象，都是卦体中显明而容易看出的现象呢？”又说：“卦有对易、反易。反易的意义，先儒已经说得很完备，来知德称为卦综，是错误的。”又说：“程子不采用卦变，认为所有卦都由《乾》《坤》而来；但与《彖传》合起来考察，终究还没有完全协调。现在一概遵从朱子一阴一阳自《姤》《复》而来的说法。”又说：“宋元以来的《易》图不下数千种，对于四位圣人的精义完全没有关系，现在一概不予收录。只逐条分析朱子各图的意义，而图本身仍不刊载。”全书的宗旨，都在这些话中体现出来。与那些分门别户、尊奉一位先生的说法，而对先儒古义无不曲意抨击的人相比，他的见识和气量相差很远。这部书在朱轼生前未能刊行，乾隆丁巳年，两广总督鄂弥达才开始校订付梓，恭敬地呈给皇帝御览。承蒙皇上深切顾念旧学，亲自挥笔，将御笔题辞置于书卷开头，称赞它“简约而恰当，博大而不枝蔓，探究深奥隐微而不穿凿。大概是玩味得熟，所以用语精确；体会得深，所以分析义理细密”。皇帝的文辞加以表扬，光照如日月，长久昭示后世。不只是这部书因而得以寄托而不朽，即使天下后世的人反复研读圣上的训谕，也都能够得到读《易》的门径，窥见画卦的深奥，明白地知道应当归向何方，这又哪里只是朱轼一人的幸运呢！△《周易玩辞集解》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查慎行撰写。查慎行，字初白，号悔馀，海宁人。康熙癸未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查慎行曾受业于黄宗羲，所以能够不被《河图》《洛书》之学所迷惑。卷首有《河图说》二篇：一篇认为《河图》的数并不是圣人据此创作《易》，而是据此使用蓍草；从汉唐以来，从未有人把它列在《易经》之前。

译另一篇认为《河图》出自谶纬，并附上朱子也采用《河图》生成蓍数的证据。其次是《横图、圆图、方图说》，论述其顺逆、加减以及奇偶相错的道理。其次是《变卦说》，认为变卦是朱子的《易》，不是孔子的《易》。其次是《天根月窟考》，列举各家的说法共六种，并认为老氏双修性命的学说与《易》无关。其次是《八卦相错说》，认为相错是对待，不是流行；又认为相错只存在于八卦之间，不是六十四卦彼此相错。其次是《辟卦说》二篇：一篇论述十二月自然运行的次序，一篇论述阴阳升降不超出《乾》《坤》。其次是《中爻说》，认为孔颖达采用二、五爻居中的说法是正确的。其次是《中爻互体说》，认为正体是二、五爻居中，互体则是三、四爻居中，三、四爻之所以居中，是由变卦形成的。其次是《广八卦说》，认为《说卦传》所取的卦象并不都能解释清楚，对有疑问的地方应当存疑不说。他的论述都明白笃实，足以破除外学附会之说所造成的疑惑。《经》文的编次采用注疏本；《乾卦》末尾有注说：“考察胡云峰《本义通释》，把《乾》《坤》两卦从《文言》起直到末尾另编为一卷，排在《说卦》之前。我私下认为《本义》的原本应当就是这样，《通释》也遵循了这一编次。如今原本已经看不到了。”这大概是因为没有见到刘容刻本。考察刘容的旧刻本，是圣祖仁皇帝特意命令开雕的；查慎行当时在内廷侍值，为什么反而没有见到，实在难以理解。不过，他解释经文大抵醇正简明，在近来讲说《易》学的人中，尤其值得取法。△《易说》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惠士奇撰写。惠士奇，字仲儒，吴县人。康熙己丑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这部书杂论卦辞、爻辞，专门尊崇汉学，以卦象为主。不过，他有意纠正王弼以来用空泛言论解释经文的弊病，所以征引极为广博，却不免稍显杂乱。例如解释《讼卦》，引用荀爽“讼之言凶也”的说法，便把丹朱的“嚚讼”解释成“嚚凶”；解释“弟子舆尸”，引用《左传》“彘子尸之”，把“尸”解释为军中的元帅；解释“观国之光”，引用《聘礼》的“请观”以及《左传》中季札观乐、韩宣子观书的事例，来证明“观国”：这些都失于拘泥。解释“系於苞桑”，把“桑”字解释成丧亡的“丧”，却没有考据依据；解释“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又把后一个“弧”字改为“壶”，引用《昏礼》的“壶尊”和《太玄》的“壶妇”作为证据：这些都是爱好博杂、嗜好奇异，不能自行裁断取舍。至于书前论述《乾象传》“大明终始”，引用《庄子·在宥篇》“我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於窈冥之间矣，至彼至阴之原也”，认为庄周精通《易》，所以善于阐述阴阳，先儒中讲《易》的人都比不上他，这尤其未免失于荒诞不经。不过，惠士奇博览群书，学问有根基，他精心研治的地方，确实不可磨灭，不是那些拘守一位先生之说、见识浅陋的人所能相比的。一两处细小的瑕疵，本来不足以损害全书的大体。△《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刑部尚书胡季堂家藏本） 本朝胡煦撰写。胡煦，字晓沧，光山人。康熙壬辰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这部书原本共一百十八卷，其中解释《易经》经文的有四十九卷，卷首列有《原图》八卷，用来解释伏羲的《易》。《原卦》三卷，用来解释文王的《易》；《原爻》三卷，用来解释周公的《易》。又采集先儒的论说，汇编成《原古》三十六卷，称为《首传》。这九十九卷就是《周易函书》的正集。除此之外，还有《函书约》三卷、《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共十九卷，称为《别集》。《别集》已经先行刻板。正集因为卷帙浩繁，难以刊刻，于是取解释经文的四十九卷，删约为十八卷，名为《函书约注》；又取《首传》五十卷，删约为十六卷，附上《续约旨》二卷，共十八卷刊行，名为《续集》。这些书都由胡煦亲手订定。正集原本，胡煦的门人李学裕想要校订刊行，便带着书稿离去。恰逢李学裕病逝，书稿于是散失。后来《别集》《续集》的刻板也都漫漶不清，胡季堂的儿子重新加以校订。由于正集没有刊行，《续集》这个名称便失去了依据；而且《续集》中的《原图》《原卦》《原爻》《原古》，只是删取正集中的重要语句，并非另有增补，不能称为“续集”。此外，《别集》中的《函书约》三卷，也就是摘取正集《原图》《原卦》《原爻》的大意，更不能编入《别集》。于是把《续集》编为十五卷，取《函书约》三卷置于卷首，合为十八卷，命名为《约存》。这是因为正集既已散佚，其中的大意只保存在这部书中。又把《续约旨》二卷，依照《篝灯约旨》的原有目录，分散附在各篇之中；加上《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仍称为《别集》。解释经文的十八卷，仍名为《约注》。全书共五十二卷，就是现在这个版本。胡煦潜心研究《易》理，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这部书上。他的论说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有不少相同和不同之处。不过，考察《朱子语录》有这样的话：“我作《易本义》，想把文王卦辞的大意作概略说明；至于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则在孔子的《彖辞》中阐发。这样才不会失去文王的本意，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罢了。”可见朱子对于《本义》大概想要加以修改订定，却没有能够完成；那么后人加以辨析订正，也未必不是朱子的心愿。陆游《渭南集》中有《朱氏易传跋》，说：“《易》道广大，不是一个人所能穷尽的，坚守一家之说，不能算是正确。朱元晦对程氏的尊崇已经到了极点，但他的学说也已经与程氏大不相同，读者应当自己明白这一点。”这可以说是天下通行的公论了。△《易笺》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陈法撰写。陈法，字定斋，贵州安平人。康熙癸巳年进士。官至直隶大名道。这部书的主旨认为，《易》专门讲人事，所以卦辞、爻辞从未谈到天地，雷、风等卦象也都没有谈到阴阳。考察《震卦·彖辞》说“震惊百里”，就是取象于《震》的雷；各卦《彖辞》说“利涉大川”，就是取象于《坎》的水。陈法所说《彖辞》不谈卦象，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不过，他立论的大旨确实切实而不空疏。至于来知德把伏卦称为错卦，把相反相对的卦称为综卦，陈法则说：“《大传》所说的错综，是就揲蓍而言，把七、八、九、六这些数错综排列，于是确定各卦的卦象。如今用错综各卦来确定卦象，实际上是先把卦象错综起来；又用错综来说明数，就是把卦象错综起来以确定数。先儒虽然谈卦变，却没有改变阴阳刚柔的实际性质，也没有颠倒上下的位置。如今把《乾》变为《坤》，把水变为火，把上变为下，使一切混淆湮没，那么《易》的卦象反而从这里消失了。”他的辨析最为清楚。又论筮法说：“《传》中所说的‘挂’，是把它悬置在四次揲蓍之外，本来是用来象征三，而不是和奇数一起归入扐，以象征闰。经文说‘再扐而后挂’，可知三变之中有一次是不挂的。一变之中，第一次归奇时挂一，这是不必说的。只有第二次归奇不挂，所以说‘再扐而后挂’，由此可知‘再扐’是指第二变、第三变。这样的说法与郭氏、朱子的说法大不相同。第一变挂一，后两变不挂，而所挂的一策不归入归奇之数中，那么三变都以四、八作为奇偶之数，不用五、九借以取象，与《易经》经义似乎有所发明，也确实可以作为一种解释。” △《楚蒙山房易经解》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晏斯盛撰写。晏斯盛，字一斋，新喻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至湖北巡抚。这部书包括《学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说》八卷。《学易初津》是全书的宗旨，认为现在流传的图书就是大衍之数，是根据《大传》的话绘制出来的，不采用《河图》《洛书》关于奇偶的说法，这一见解最为确当。又认为解释卦辞、占筮时不取卦变、互体之说，因而完全废弃了汉《易》的古法，未免主张得有些过分。《易翼宗》以《易经》经文为主，把《十翼》割裂开来分散附在句下，意在用《易经》经文解释《易经》，但颇有割裂破碎之弊。并且每一爻的开头都画一个完整的卦，中间加画一个变爻；奇数画作 ○，偶数画作〈〉，这也是自创新制。《易翼说》完整解释《十翼》，先讲《系辞》，其次《说卦》，其次《序卦》，其次《杂卦》，其次《彖传》，其次《文言》，其次《象传》，既非古法，也非今法，更不知道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不过，它不废弃象数，却不陷入方术、术数的曲说；不废弃义理，却不流于理气、心性的空谈。在近来讲说《易》的人中，仍可说是笃实而接近正理的。△《周易孔义集说》二十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清朝沈起元撰写。沈起元字子大，太仓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这部书的基本宗旨是认为《十翼》是孔子亲手撰写的，而且没有遭受秦火之灾，所以这部书独自完整保存下来；因此，学习《易》的人必定应当以孔子所作的《传》为主。于是取明代高攀龙《周易孔义》的名称，另行加以编纂。对于古今各种解说《易》的书，不偏主任何一家，只要符合孔子《传》的，就加以采录。篇章次序仍然依照今本，把《彖传》《象传》附在《经》文之下，认为《易》是否亡佚，并不取决于古本是否复原。王弼把《传》附在《经》后面，也足以供人观览玩味。只是《大象传》往往另行自立义旨，《文言》则引申触类旁通来阐发《易》的深意，都不宜附在本卦之下，所以另行列出。书前列有三幅图：一是《八卦方位图》，一是《乾坤生六子图》，一是《因重图》，都依据《系辞》《说卦》的文字绘制。至于《河图》《洛书》《先天》《后天》《方圆》等图，则认为这些是陈抟、邵雍一派的《易》，并非孔子原本所有，因而一概删去，颇能扫除纷乱纠缠的习气。其中也有许多地方能够推求、验证旧说，并引申出新的义理。例如《乾彖传》“大明终始”一句，王弼注、程颐《传》、朱子都没有确切解释，沈起元独取侯行果“大明，就是太阳”的说法，又用《晋彖传》“顺而丽乎大明”和《礼记》“大明生于东”来作证明，对经文的意义颇有根据。《观》卦六三、九五、上九的“观我生”“观其生”，自从孔颖达疏解为以行动出外为“生”以后，后世儒者便都用动作施为来解释，难免牵强。沈起元独取虞翻“生，是指《坤》生养人民”的说法，尤其符合九五《象传》“观民”的旨意。他解释《大象传》，通过比较类推来寻求义理；对于字句相似而意义不同的地方，推阐得更加细密。在近世解说《易》的学者中，也可以说是有根本依据的学问了。△《易翼述信》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朝王又朴撰写。王又朴字介山，天津人。雍正癸卯年进士。官至庐州府同知。这部编著中《经》《传》的次序完全依照王弼旧本，卷首加上《读易之法》，末尾附上他所汇集的《诸儒杂论》。全书的基本宗旨，是专门用《彖》《象》《文言》等传来解释《经》的义理。他自称笃信《十翼》，所以将其阐述成书，故名为《易翼述信》；对于朱子所说“不可马上把孔子的话当作文王的话”的观点，则认为是不对的。他征引各家的言论，其中独以李光地的说法最多，对《本义》也时常有不同或相同之处。大概各人所见有智有仁，各自阐明一种义理，本来不能固守一种说法来限制天下后世。至于他注释各卦，每一爻都一定取其变气，大概就是取用之卦的遗法。他对《河图》《洛书》以及《先天》《后天》都不绘图，而把相关说法叙述在《杂论》的末尾，这一点尤其有见识。他关于《时位德》《大小应》《比主爻》等论述，也都谨慎遵循御纂《周易折中》的宗旨，加以阐发和证明，言辞、义理条理通畅，其中可取之处也相当多。△《周易浅释》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潘思榘撰写。潘思榘字补堂，阳湖人。雍正甲辰年进士。官至福建巡抚。这部书都是依据卦变的方法来寻求卦象，再通过卦象来阐明义理。每一卦都注出是从某卦变化而来，称为“时来”。大概《易》的道理广大，无所不包，其中阴阳变化，曲折相通，也确实具有相互贯通的道理。因此，汉学家如虞翻等人，都有这种说法；宋学家即程子、朱子，也阐明了这一道理。虽然这不是《易》的本义，但也毕竟是《易》的一种义理。书前有白瀛的《序》，说潘思榘校勘通志堂所刊的《易》解四十二家，用尽毕生力量写成此书。等到他去世时，虽勉强抱病写作，仍有《乾》《坤》二卦没有注释，于是便以此作为绝笔。所以此本所论只有六十二卦；其中《彖传》《象传》采用注疏本附在《经》后并加以解释，而《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则没有涉及。这大概是因为主张义理的人多发挥《十翼》，主张卦象、数理的人多研究卦爻，各有自己的宗派罢了。书后有松江沈大成及其门人福唐、林迪光的两篇《跋》。林迪光记述潘思榘的话说：“《彖》多谈卦象，而卦变包含在其中；爻多谈卦变，而卦象包含在其中。不明白‘时来’，就不知道卦从哪里来；不探求爻变，就不知道卦到哪里去。爻所包含的内容无所不包，旧说却一概把它讲到个人修养和政治上去，遗失了许多道理。不如就它浅近的地方来说明，而深奥的地方也可以贯通。”这大体足以概括这部书的基本宗旨了。△《周易洗心》九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清朝任启运撰写。任启运字翼圣，荆溪人。雍正癸丑年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这部编著的基本宗旨是认为读《易》的人应当先观察图象，所以卷首详细列出各种图。除朱子、邵子以外，清朝李光地、胡煦所作的各种图，也都采录进来，又根据自己的见解加以推广，头绪相当繁多。《自序》说：“它的要旨不超出《论语》‘五十以学《易》’这句话；文王、周公的卦画出自伏羲的图，伏羲的图又出自《河图》《洛书》。《五十》就在图书之中。学习《易》而不依据《五十》，就失去了根本。”他的说法颇爱追求新奇。然而他解释《经》的义理，大多发挥了前人没有阐发的内容。大体上，他通过观察卦象、玩味文辞，时时阐明精微的义理，实际上并不完全从《河图》《洛书》等图书中推演解释。经文在字句上的异同，也多依据马融、郑玄、王弼、王肃等家的本子；即使有不依从旧本的地方，也一定注明某本作某字，以保存古义，并不是只讲图书而废弃训诂、不谈文字解释。这样看来，他探究阴阳奇偶，只是特别喜好谈论精微，并不像张行成等人那样竟然舍弃经文而谈数理。△《丰川易说》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王心敬撰写。王心敬字尔辑，鄠县人。乾隆元年被荐举为贤良方正，因年老多病不能赴京，于是作罢。王心敬曾受业于李容，但谨严方面不如他的老师。他所注释的各部经书，大多喜欢提出异说，《书经》和《春秋》尤其如此。只有这部书推演阐明《易》的义理，最为笃实。他说：“学习《易》可以做到没有大的过失，这是孔子说明《易》对于人的切身关系；由此可以知道四位圣人系《易》的根本宗旨，也可以认识学习《易》的要领。”又说：“《易》是说明人事的书，阴阳消长只是借来作为影子罢了。所以说：易就是象，象就是像。在阴阳消长的地方看不明白，是因为影子不真实。如果只拘泥于阴阳消长，却不能从切身的人事上有所领会，也属于捕风捉影。”又说：“撇开象来谈《易》，就是悬空而谈；拘执卦象而舍弃义理，就是拘泥于表迹。象和义同时显现，那么体和用就同出一源，显著和隐微之间没有隔阂。”又说：“《中庸》一书，是子思因为当时谈论道的人把道看作高深玄远，所以两次引用《中庸》的说法来阐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因为当时谈论《易》的人把《易》看作高深玄远，所以反复申说易简的道理来阐明《易》。后世儒者往往探求其中隐秘深奥的内容，想借此张扬《易》的玄妙，却不知道反而失去了它的本旨。”又说：“如果《易》与卦象无关，就不知道义理从哪里取得；如果不属于卜筮，就不知道设置蓍草是为了什么。”又说：“学者读《易》却不知道探求它设教的根本宗旨，读书却不知道《洪范》治理世事的宏大谋略，常常在《河图》《洛书》上穿凿附会，这与实际事理有什么切近关系呢？”又说：“总的来说，汉唐的《易》只成了训诂。宋明的《易》，大多是在卖弄聪明。训诂并不是《易》，但《易》的道理仍然存在；聪明才智扰乱了《易》，《易》也就亡失了。”又说：“义理、卦象、占筮，同为一体、贯通一脉，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拘泥于任何一项也不行。后世儒者纷纷主张卦象、数理、义理、卜筮或错综之变，这是舍弃大道而走入旁门小径。”等等。他的学说都明白正大，所以他的书都切近人事，对学者很有帮助。至于互卦的说法、老阴老阳开始变化的说法、错综的说法、卦变的说法，他都斥为不可信，连《左氏》所记载的古代占法也一并排斥。虽然他的主张未免过于偏执，但就其立论的根本宗旨来说，可以说是正确的。△《周易述》二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清朝惠栋撰写。惠栋字定宇，号松崖，元和人。这部书以阐发汉代儒者的学说为主，以荀爽、虞翻为主，并参照郑玄、宋咸、干宝等各家的说法，融会其义理，自己作注，自己作疏。其《目录》共列四十卷。第一卷至第二十一卷，都是训释经文。第二十二、二十三卷是《易微言》，都是杂录经典中论说《易》的话。第二十四卷至第四十卷，分别收载《易大义》《易例》《易法》《易正讹》《明堂大道录》《禘说》六个名称的书，只有书名和目录而没有正文。他的注疏还缺少《下经》十四卷，以及《序卦》《杂卦》两传，大概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他的《易微言》二卷，也都是杂录旧说以备参考。等将来完成全书，这些内容便应当弃置为无用的糟粕，并不是打算另编一部附在注疏末尾，所以其中文字都没有编排整理。惠栋去世后，他的门人过分尊崇老师的学说，未经整理这部残稿便将其刻印，实在不是惠栋的本意。自从王弼的《易》流行以后，汉学便断绝了。宋元儒者大多凭个人意见揣测，距离古义越来越远。

译其间谈论象数的人又分为图书之说，他们的书越演绎越繁杂，却未必都是四位圣人的本旨。因此，解说经书的著作没有比《易》和《春秋》更多的，而《易》尤其杂乱。惠栋能够逐一追溯汉儒的根本，推演阐发并加以考证，虽然搜集散佚材料，未能完整看到各个专门学派传授的全貌，但总的说来，他引用、依据古义，具有根基；与那些空谈解经的人相比，差别就很远了。△《易汉学》八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清朝惠栋撰写。这部编著是追溯考察汉儒的《易》学，搜集各家绪论，以显示其大概。全书分为：《孟长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干宝易》附载于此），《郑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末后一卷则由惠栋阐明汉《易》的义理，用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他把虞翻列在孟喜之后，是因为虞翻的《别传》自称家传五世《孟氏易》。把郑玄列在京房之后，是因为《后汉书》说郑玄通晓《京氏易》。荀爽另列一卷，则属于《费氏易》的流派。考察汉代《易》学，自田王孙以后，开始分化为施、孟、梁邱三派。然而《汉书·儒林传》说：“孟喜得到《易》家关于候察阴阳灾变的书，却谎称这是田生临死时枕着孟喜的膝盖单独传授给他的。梁邱贺上疏加以疏通证明，说田生是在施雠手中断绝传授的。那时孟喜回到东海，怎么能得到这件事呢？”又说：“焦延寿曾向孟喜请教《易》，京房认为延寿就是学习孟氏之学的人，但翟牧、白生不肯承认，都说：不是这样。” 刘向也说：“各家《易》说都以田何、杨叔、丁将军为祖师，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是不同的一派。”那么汉学中有孟氏、京氏，也如同宋学中有陈抟、邵雍一样，都属于《易》之外另行传授的学说。费氏之学从陈元、郑众、马融、郑玄以下逐代传授，直到王弼，这就是今本《易》。然而《汉书》说：“直长于卦筮，没有章句，只用《象》《彖》《系辞》十篇和《文言》来解说《上经》《下经》。”《隋书·经籍志》的五行家中有直氏《易林》二卷、《易内神筮》二卷、《周易筮占林》五卷，那么直氏之《易》也兼谈卜筮，只是它关于爻象承应和阴阳变化的说法，与孟氏、京氏两家的体例较为不同。合起来看，这三派大概已经包括了汉学的古法。原来《易》本来是为卜筮而作的，但汉儒大多参杂以占候之学，未必完全符合周公、孔子的法则。然而当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必定有所承受。惠栋搜集编纂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能够大略看见汉儒治《易》的门径，对《易》学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孟氏、京氏两家的学说，应当归入术数。然而费氏是象数的正统传承，郑氏之学也兼用京氏、费氏的说法，其中有些内容不能全都视为谶纬之学，所以仍然把它列在《经部》。△《易例》二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清朝惠栋撰写。惠栋所作《周易述目录》中，列有《易微言》等七部书，只有《易微言》二卷附刻在卷末，其余都已缺失。这部《易例》二卷，就是七部书中的第三种，最近才在潮阳刊刻。全书都是考察汉儒的传说，用来阐明《易》的根本法则。共分九十类，其中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的有十三类。原来的《跋》称它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稿本。现在考察这部书，不仅材料采录没有完成，就连门类和条目也还没有分定。大概惠栋想熔铸旧说，写成《易例》，先创作草稿，随手采录汉儒的《易》说，题记下来，写在册子上，作为日后撰论的材料。有些标题本来应当作为一条例而另立一类，也有些不应当作为一条例却另立一类；有一类只包含一例，也有一类包含数例。例如已经有“扶阳抑阴”一类，又有“阳道不绝、阴道绝义”一类，又有“阳无死义”一类。这一定是原本想写“扶阳抑阴”一例，却把材料杂录在三处。又有“中和”一类、“《诗》尚中和”一类、“《礼》《乐》尚中和”一类、“君道尚中和”一类、“建国尚中和”一类、“《春秋》尚中和”一类，分成六类，已经极其繁复；但后来又出现“中和”一类、“君道中和”一类，卷末还出现“中和之本”一类。这也一定是原本想写“《易》尚中和”一例，却分散出现在九处。又有“古代有了圣人的德行然后居于天子之位”一类，征引繁杂，与《易》的义理无关，但标题下注明：“就是二升《坤》五的意义。”这一定是想搜集材料作为《乾》升、《坤》降的佐证，却偶然把它放在了前面。又如“初为元士”一类，其实只是贵贱类中的一条；“《乾》为仁”“《震》为车”“《艮》为言”三类，其实只是各条例中的三条；“天地之始”一类，其实是“卦无先天”一类再次出现。都是因为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贯串，才像散钱撒满了一屋。至于《史记》中读《易》的文字、《汉书》中传授《易》的派别，也都与《易例》没有关系，很可能只是作为佐证的材料保存下来，却被传抄者误认为本书正文。这一类情况不胜枚举，都不能作为定本依据。然而惠栋对各部经书都深深探究古义，他所依据、采录的，大多是老师宿儒专门传授的微妙旨意，一字一句都有渊源。假如删去其中的芜杂，保存精华，再根据所录材料加以编排、参照和考核，仍然可以看出圣人作《易》的大纲，以及汉代传授经学的大略，实在不能因为稿本残缺、线索很少，就彻底弃置不顾。△《易象大意存解》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易象大意存解》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清代任陈晋撰写。陈晋字似武，号后山，又号以斋，江苏兴化人。乾隆己未年进士，官任徽州府教授。这部书不载《经》文，只折中各家的说法，阐明《易》象的大意，所以以此命名。考察《左传》记载韩起聘问鲁国，见到《易象》和《春秋》，可见《易》以象为主，古代已有明确文献。陈晋以象为宗旨，实际上沿用的是三代以来的旧法。卷首列有凡例七条，多次申明崇尚卦象的宗旨。书中首先论述太极、五行，也兼谈《河图》《洛书》《先天》等图，但阐发明白简要，只举出其中道理可以贯通的部分；凡一切支离繁琐的推演，以及布算经、绘弈谱之类，几乎全部删去。他的《凡例》说：“后世谈象数的人流入艺术一类，他们的技艺极其精妙，但其中的道理也更加深奥艰涩。然而偏执于一端，似乎反而涉及形而下的器物。”这可以说是笃实正确的评论。接着论彖、论爻、论象，并不废弃互体之说，大概是以《杂卦传》为依据。随后论述六十四卦，分别概括各卦的大意，大抵也都是切合人事来立论。最后以《系辞》《序卦》《说卦》《杂卦》结尾，其中文字比较简略。大概是因为著书的意图在于阐释六十四卦，其余内容都只是相互发明、互相说明罢了。△《大易择言》三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程廷祚撰写。程廷祚字绵庄，号青溪，上元人。这部书依据桐城方苞的《绪论》，按六条编纂各家的说法。第一条是“正义”，即各家说法中符合《经》义的。第二条是“辨正”，即考订各说的异同。第三条是“通论”，指所论述的内容虽在这里，但道理可以通用于那里，或虽是另外的解释而道理仍然可以贯通的。第四条是“馀论”，指单独的言辞、片段的语句，可以用来阐发义理的。第五条是“存疑”，第六条是“存异”，两者都是保存旧人的错误文字：似乎正确的称为“疑”，明显相悖的称为“异”。六条之外，凡是用自己的意思作判断的，就用“愚案”二字加以区别。他阐明爻象，只把《说卦》所说的健、顺、动、入、陷、丽、止、说八种意义作为八卦的真实卦象，至于这八种卦象的得失，则根据所遇到的重卦来判断。他阐明爻义，就从本爻中寻求，并极力破除承、乘、比、应等旧有解释。他考察六位，专门依据《系辞》“辨贵贱者存乎位”的旨意，凡是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等说法，也都删去了。这是竭力排斥象数之学，只以义理为宗旨的著作。△《周易辨画》四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连斗山撰写。连斗山字叔度，颍州人。这部书的大意是认为，一卦的意义在于爻；爻画有刚有柔，因刚柔的爻画而建立卦象，又因刚柔的爻画而配系卦辞，所以研究《易》的方法首先在于辨析爻画，因此以此命名。末尾有《辑图》一卷，是在朱子旧图的基础上略作增删的。书中的说法专门以卦画来确立意义。例如《屯卦》的《大象》说：“四个偶画依次排列，像丝线一样；中间一个奇画，像梭子一样。上面的互体是艮，象征手；下面发动的是震，象征足。像织布一样，所以有经纶的象征。”这未免牵强得太过分了。然而，他对每一卦都详细列举互体，剖析细微幽深之处，其中也颇有符合精微义理的地方。大概只有依据爻来论爻，才能用《易》来解释《易》。虽然间或有附会的过失，但卦爻错综变化的根本宗旨，仍可借此参照。总比高谈性命之道而最终茫然无所归依的说法，多少更有实际内容。△《周易图书质疑》二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赵继序撰写。赵继序号易门，休宁人。乾隆辛酉年举人。他的书以象数来解释《易》，但不采用陈抟、邵雍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他认为，作图的人本来依据《易》，后世却反过来说作《易》的人依据图；这大概是因袭钱义方的说法而加以发挥。全书不分卷数。开头是《古经》十二篇。接着逐节解释《经》的意义而不载《经》文，只标明卦和爻，采用汉儒将《经》《传》分别单行的体例。然后是三十二幅图，各图都附有说明，最后是《大衍象数考》《春秋传论易考》《易通历数》《周易考异》《卦爻类象》。另有一篇辨析吴仁杰本、费直本的文字，没有另立标题，排列在《周易考异》之前。怀疑这就是《考异》末尾的一简，是传抄时颠倒了次序。全书多从卦变开始取象，同时兼采汉、宋诸家的说法，持论相当平允。只是把“帝出乎震”解释为夏代的《连山》，把“坤以藏之”解释为殷代的《归藏》，这是依据程智的说法加以推演，不免曲解孔子所赞述的《周易》。难道是忽然夹杂进旧法的说法，反而扰乱了自己的体例吗？△《周易章句证异》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翟均廉撰写。翟均廉字春沚，仁和人。乾隆乙酉年举人。官任内阁中书舍人。这部书辑取古今《周易》各本的异同之处，互相考证。例如李鼎祚本在卦辞前分列《序卦》；周燔本在卦辞前列《大象》，卦辞后列《彖传》；赵汝楳本在卦辞前列《大象》，卦辞后列《彖传》，再列《文言》，再列爻辞；李过、方逢辰本在《乾卦》卦辞后列《彖传》，再列《文言》中解释《彖》的部分，再列《大象》，再列爻辞；蔡渊本在卦辞后列《大象》，再列《彖传》，《文言》另作一《传》，并且《传》字低一格；王洙本在篇中不载卦辞，另成一篇，诸如此类。这些属于篇章编排上的异同。例如《乾卦》第三爻，孟喜作“夕惕若夤”句、“厉无咎”句；荀爽、虞翻、王弼作“夕惕若厉”句；邵子、朱震、朱子作“夕惕若”句。这属于句读方面的异同。他逐卦逐爻全部列举出来，间或附上自己的意见，用“廉案”二字加以区别。他对古今各本的异同之处，校勘得相当精密。虽然是近代的书，但所说都有依据，反而胜过郭京的《举正》；后者任意刊改文字，却假托说是依据王弼、韩康伯的旧本。

译○附录 △《乾坤凿度》二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乾坤凿度》，《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和《崇文总目》都没有著录。直到宋代元祐年间才出现。《绍兴续书目》中有《仓颉注凿度》二卷，后来因为郑氏所注《乾凿度》另有单独刊行的本子，所以也称这个本子为《巛凿度》。程龙说：“隋代焚毁谶纬之书后，已经没有完整的书了，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乾坤二凿度》。”说的就是它。这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四门、四正，取象取物，一直到卦爻和蓍策的数目。下篇说坤有十种性质，又推及荡配、陵配。书中还杂引《万形经》《地形经》《制灵经》《蓍成经》《含灵孕》等纬书文字，文辞多艰涩难懂。因此晁公武怀疑它是宋人假托之作，胡应麟也认为它属于《元包》《洞极》一类。但胡一桂则认为，汉代距离上古不远，仍然有所承述，对《易》学有所帮助。各家评议纷纷，真伪难以辨明。恭敬地阅读御制《题乾坤凿度诗》，其中确定作者在庄子之后，并举《应帝王篇》所说的“儵忽、混沌”，分别配属乾、坤和太始，以推求“凿”字作为书名的意义。其援引依据并加以考核，折中判断极为恰当。我们因而考察《列子》《白虎通》《博雅》等书，发现它们都把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说成气、形、质的开始，与《凿度》所说相合。唯独《庄子》外篇《天地》略微提到“泰初有无”的话，其他名目一概没有见到。那么儵忽、混沌实际上就是南华氏改换文辞后的说法，撰写《凿度》的人又依据它的含义加以缘饰罢了。我们恭敬地承蒙圣明剖析指示，精确而不可更改，这确实永远可以作为此书的定论。考察《七经》纬书，到唐代都已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易》纬；到了宋代末年，也完全失去了传承。如今《永乐大典》所载的《易》纬保存完整，其中有许多是宋代以后各位儒者未曾见过的，这部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谨慎校定其中的讹误和缺漏，整理考订，审慎订正，把它列在《易》纬诸书之首，并恭敬地将其大意疏列在篇首。△《周易乾凿度》二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周易乾凿度》，郑康成作注，它与《乾坤凿度》本来是两部书。晁公武把二者都说成是仓颉修订古籀文的书，错误地合并为一部，《永乐大典》于是也合并并加上了总标题。现在考察《宋史·艺文志》，其中有郑康成注《易乾凿度》三卷，却没有提到《乾坤凿度》，由此可知宋代本来就是分别单独流行的。有人说这部书出于先秦，自《后汉书》、南北朝诸史以及唐人撰写的《五经正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以来，征引它的文字最多。这些文字都对《易》的旨意有所发明，比其他纬书尤其醇正。至于太乙、九宫、四正、四维，都本于十五的说法，正是宋代儒者“戴九履一”图式的来源；朱子采用了它，将其列入《本义图说》。所以程大昌说，汉、魏以来谈《易》学的人都尊奉并采用它，并不是后世伪托的作品，确实是考察古学的人不可废弃的书。原书文字有断缺，多有讹误。我们谨依据经史所引各文，并旁采明代钱叔宝的旧本，互相校正，增删了若干字。将它定为上、下二卷，则是郑樵《通志》的著录。△《易纬稽览图》二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后汉书·樊英传》注，其中列举《七纬》的名称，把《稽览图》列为《易》纬之首。《隋书·经籍志》著录《郑康成注易纬》八卷，《唐书·经籍志》著录《宋均注易纬》九卷，都没有详细说明篇名。《宋史·艺文志》有《郑康成注稽览图》一卷，《通志》著录七卷。马端临《经籍考》记载《易》纬七种，也把《郑注稽览图》二卷列在首位。只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另列《稽览图》三卷，说它与前面所说的《易》纬内容有相互出入而详略不同，似乎是后人搜集各纬书文字，假托编成的，并不是康成原注的本子。宋代以后，这部书也早已散佚失传。如今《永乐大典》载有《稽览图》一卷，我们谨以《后汉书·郎顗杨赐传》注、《隋书·王邵传》中所见的纬文及注文参照校勘，没有不相符合的，因此无疑就是郑注原书。只是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无以教之曰蒙”、《太平御览》所引“五纬各在其方”的文字，本书都没有。由此看来，这部书已经亡佚而仅存残篇，终究免不了有所脱漏。书中开头说卦气从《中孚》开始，并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六十卦各自主六日七分。又把从《复》到《坤》的十二卦作为消息卦，其余杂卦分别由公卿大夫主持，以观察风雨、寒暖，并把它们作为征验。这大概就是孟喜、京房之学的源头。汉代世代的大儒凡是谈论《易》的，全都以此为根本，是最接近古法的。至于其中所说的轨{▯折}之数，以及世应、游、归等说法，又兼通于日家推步的方法。考察唐代一行推算大衍策数，因为以算术为本而取法于《易》，所以他的《大衍历本议》中讲代轨、德运，以及《六卦议》中讲一月之策为九、六、七、八，《发敛术》中讲中节候卦，都与《稽览图》相同。唯独书中所说从天元甲寅开始直到周宣帝宣政元年，似乎是甄鸾推算甲寅元历的方法；又有说太初癸巳的，而古代没有以此作为纪元的。其他地方杂引宋代永初、元嘉，魏代始光，唐代上元、先天、贞元、元和等年号，错杂而不合次序。大概都是六朝至唐代术士先后增补的文字，并非《稽览图》原文。现在考核词义，随文附注书写，以便区别；并援引经书、注文和史书文字，订正讹误。依照马端临旧录析为上、下二卷，希望谈论《易》学的人或许有所考见。△《易纬辨终备》一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辨终备》，又作《辨中备》。《后汉书·樊英传》注说“《易》纬共有六篇”，列为《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最后就是这一篇。

译马端临《经籍考》都称它为郑康成注本，并著录《辨终备》一卷。如今《永乐大典》所载只有寥寥数十字，已经不是完整的本子。而且它的文字很接近《是类谋》，《史记正义》所引《辨中备》中孔子和子贡谈论世应的说法，却与此书并不像。也许这部书先已散佚，后来人又杂取其他纬书编成，究竟如何还不能确定。但既然没有别的证据，姑且仍沿用旧题。△《易纬通卦验》二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易纬通卦验》，马端临《经籍考》和《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其书名。黄震《日抄》说，这部书大体上是阐发卦气的。朱彝尊《经义考》则认为它早已散佚，如今《说郛》中所载的文字，都是从类书中拼凑而成，连原书十分之二三也不到。可见这部书失传已经很久了。《经籍考》和《艺文志》旧时都分为二卷，而此本不分卷。核对其文义，似乎从“人主动而得天地之道，则万物之蕴尽矣”以上为上卷；从“曰：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以下为下卷。上卷说明考察征应的道理，下卷讲卦气的征验。至于其中讹误、脱漏很多，注文和正文也常常混杂。它的字句与各经注疏、《续汉书》刘昭补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宋白《太平御览》、孙珏《古微书》等书所征引的文字，也互有异同。只是此书早已失传，当时没有善本可以校勘；类书所载的文字也辗转产生讹误，不能全部作为依据。我们谨慎地在各条下面拟列案语，其中正文与注文混杂的，全部加以厘正；有脱漏和异同的，则详细参校，并与本文一并保存。这就是把能够知道的加以贯通，把不能知道的暂且阙疑，仍旧保存疑问的意思。△《易纬乾元序制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乾元序制记》，《后汉书》注所列《七纬》名称中没有这一篇。马端临《经籍考》才首次著录一卷。陈振孙怀疑它是后世术士增附的书。现在考察本篇开头“文王比隆兴始霸”等语，孔颖达《诗经》疏引用过，作《是类谋》。孔颖达的疏又引用《坤灵图》“法地之瑞”等语，现在的《坤灵图》中也没有这些文字，但与本篇文义相合；另外，《隋书·王邵传》所引《坤灵图》“泰姓商名宫”的文字，也在本篇中。至于其中所说风雨、寒暖、消息的术数，又与《稽览图》相近。怀疑这些内容本来不见于古代纬书，而是后人从各纬书中分别析取，编成了这部书。晁公武说它出自李淑之手，大概也只是唐宋之间的人妄加的题署。△《易纬是类谋》一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是类谋》，又作《筮类谋》。马端临《经籍考》著录一卷，题为郑康成注本。这部书大体用韵语缀辑成文，古朴质实而错综有致，自成一种体例。《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引用它的文字很多，与此本校勘，大都相合。与其他纬书相比，它大概算是较为完整的。其中多讲禨祥征验，也涉及姓、辅、名、号，与《乾凿度》所引用的《易历》在义理上互相发明。《隋书·律历志》记载周太史上士马显所上的表章，也有“玉羊金鸡”的说法。由此可见，这部书是隋代以前谈论术数的人必然会涉及的。△《易纬坤灵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坤灵图》，孙瑴认为它是与《乾凿度》相配的一篇。马氏《经籍考》著录一卷。如今仅存论述《乾》《无妄》《大畜》卦辞，以及史注所引用的“日月连璧”等几句话，可见它散佚的部分已经很多了。考察《后汉书》注文，《易》纬《坤灵图》列为第三，在《辨终备》《是类谋》之上。而王应麟《玉海》说，三馆所藏《郑注易纬》七卷中，《稽览图》一卷、《辨终备》四卷、《是类谋》五卷、《乾元序制记》六卷、《坤灵图》七卷，二卷、三卷没有标明篇名。《永乐大典》的篇次也是这样。现在大致依照原来的次第编排著录，大概是沿用了宋代馆阁本。案：儒者大多把它们称为“谶纬”，其实谶就是谶，纬就是纬，并不是同一类。谶是故意编造隐晦的言语，用来预先断定吉凶。《史记·秦本纪》所说卢生上奏中记录图书之类的话，就是谶的起源。纬是经的支流，推衍到经文以外的义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引用《易》的“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用《易》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释者都认为这是《易》纬中的文字。大概自秦汉以来，距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儒者推演阐发经义，各自写成书，与经书原文本来并不相附。如伏生的《尚书大传》、董仲舒的《春秋阴阳》，考察它们的文体，就是纬书。只是因为明确有作者姓名，所以不能假托为孔子所作。其他私下撰写的著作，后来逐渐杂入术数言论；既不知道作者是谁，便借助附会使其说法显得神秘。流传得越久，失真得越厉害，又增加了妖妄的言辞，于是便同谶合在一起而被视为一类。然而班固说：“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说：“纬书这一类，称为秘经；图谶这一类，称为内学；河洛之书，称为灵篇。”胡应麟也说：“谶纬这两类书，虽然彼此相为表里，实际上却并不相同。” 可见纬与谶有别，前人本来已经分析清楚了。后人把它们同类相连而加以讥评，并不符合实际。以上《乾凿度》等七部书，都是《易》纬的文字，与那些以图谶迷惑民心、违背义理而损害教化的书不同。因为它们没有可以归附的类别，所以著录在《易》类的末尾。以上“易类”共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附录》八部，十二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盈亏消长，是事理的自然规律。事理本来不可直接看见，圣人便通过数来观察它，并且因此建立卦象来彰显它。

译以《乾》卦来说，从一累积到六、由下而上排列的，是数；初爻潜藏、二爻显现、三爻忧惧戒慎、四爻跃动、五爻飞腾、上爻亢极，是理，而理又通过卦象显现出来。至于互体、变爻，以及错综贯串的关系，《易》的数没有不穷尽的，《易》的理没有不通达的，《易》的象没有不包括的。《左传》所记载的就是古代的占筮方法，其中的条理可以反复考察。因此，所谓象，就是事理本来应当如此的状态，是进退、存亡据以判定的依据；所谓数，就是事理之所以如此的依据，是吉凶、悔吝由此产生的原因。圣人借助卜筮来显示教诲，不过如此而已。宋人用数来谈《易》，已经不太接近人事，又一定要探究数之所以如此的根源，于是从卦画推演奇偶，从奇偶推演《河图》《洛书》，又从《河图》《洛书》演绎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最终漫无边际而无法记述，却说这就是作《易》的根本。等到解释经文时，卦辞、爻辞及卦象的含义又完全不依据图书来立说，难道画卦的是一种数，作《系辞》的又是另一种数吗？圣人留下训诫，实际是教人运用《易》，不是教人创作《易》。如今不谈《易》应该怎样使用，却只谈它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这就使《易》这部经书不再是万世遵守、引以为戒的著作，而成了一两个人秘密传授玄妙的书。经，就是常道；这样的学说难道可以成为常道吗？朱子把康节的学说看作《易》之外的另一支传授，这个主张十分确切。他写作《易学启蒙》，大概是因为程子的《易传》没有涉及象数，所以兼备这一方面的意义来补足其缺漏，并不是专门用数来立教。后人丢开《本义》，专门拿《启蒙》作为依据，几乎是把根本和末节颠倒了。现在编录这些书，对于推演数术的著作，略存其梗概，以备一家之说；至于其中支离繁衍、不能附会到经文上、与《易》几乎毫无关系的，就把它们退置在术数家中，明确表示不让魏伯阳、陈抟等方外之学混淆《六经》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