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三 史部九

译卷五十三 史部九 ○杂史类存目二 △《三朝圣谕录》三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代杨士奇撰写。杨士奇名寓，以字行世，是泰和人。建文年间任翰林编修官。燕王篡位后，进入内阁掌管机务，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号文贞。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杨士奇归附燕王以后，历事仁宗、宣宗、英宗，以功名终其一生。这部书是他自己记录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亲自承受诏旨以及奏对的话，大概仿照欧阳修《奏事录》、司马光《手录》的体例。《明史·杨士奇本传》多有采用此书。《序》题署壬戌十二月，即正统七年十二月，是杨士奇去世前两年。△《天顺日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李贤撰写。李贤字原德，邓州人。宣德癸丑年中进士。景泰初年由文选郎中越级升任兵部右侍郎，后调任吏部。英宗复位后，兼任翰林学士，进入文渊阁当值，历任华盖殿大学士，谥号文达。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书是随手记录的，关于天顺时期的事情记载得很详细。史书称，自“三杨”以来，得到君主信任没有谁能比得上李贤。然而李贤在郎署任职时结交并得到景帝知遇，后来又越级升为侍郎，而他所著的书却反而称景帝荒淫。现在看这部日录，其中一处说景帝荒淫失度，另一处又说他流于荒淫，毁谤诋斥颇不符合事实。史书所讥刺的，大概正是指这些话。书中又说学士王文和太监王诚谋划取襄王的儿子作为东宫太子；说昌平侯杨洪对君父的危难不急切，在敌寇逼近宣府时惊慌失措，闭门不出；这些说法与正史颇不相合。至于叶盛、岳正、罗伦等人的事情，书中避讳不谈，其他事情也一概没有记载，都未免带有个人爱憎的偏见。不过日久之后自会有公论，是非又怎么能够掩盖呢？△《否泰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刘定之撰写。刘定之的《易经图释》已经著录。起初，英宗北狩，也先请求派遣使者前去报聘，景帝不允许。刘定之上疏援引旧事请求，景帝交付廷议，最终没有派遣。天顺改元后，刘定之由右庶子调任通政使，历任翰林学士，进入文渊阁当值。大概是因为这篇奏疏而得到知遇。此书所记，就是英宗北狩的事情。作者自称参考采用了杨善《奉使录》和钱博所述《袁彬传》。书中说，出征的月份正是《否》卦主事的月份，回銮的年份应当是景泰纪元的年份；先以《否》卦开始，继以《泰》卦结束，虽然说的是世运，也关系到天数。此书记载到英宗最初归来之时，没有叙述后来丁丑年复辟的事情，所以这样立论。书中所说“身备史官”，指的是他调任右庶子时。其他书引用此书，有的题作“阁老刘定之撰”，只是根据他最后担任的官职来称呼罢了。△《朝鲜纪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倪谦撰写。倪谦字克让，钱塘人，后来迁居上元，正统己未年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这部书是景泰元年倪谦奉命出使朝鲜、颁布诏书时记录行程所作。从鸭绿江到王城，共一千一百七十里，沿途经过的宾馆共有二十有八处，文字和意思都很简略，没有什么可供考证的价值。当时朝鲜国王、世子都称病不来迎接诏书，倪谦据理争辩却未能成功，也没有办法。大概当时刚发生“土木之变”，正是国势危疑的日子。这也足以看出明朝长期积弱，即使距离很近，命令也不能实行了。△《南征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张瑄撰写。张瑄字延玺，江浦人，正统壬戌年中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这部书是天顺八年张瑄任广西右布政使时，正逢广西各峒蛮族联合广东肇州、高州、雷州、连州的土寇作乱。朝廷派遣左参将范信、都指挥徐宁，统率官兵四千、土兵一万前去讨伐，并让张瑄监督这支军队。张瑄于是叙述这次征讨的始末，写成此书。事情始于这一年正月初二日，止于三月初九日，逐日记载。书中所述当天的军政事务，实在没有什么条理。这大概是明朝长期积弱的表现，自国势强盛时期就已经如此，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出使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又名《使北录》。明代李实撰写。李实字孟诚，合州人，正统壬戌年中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因居乡时蛮横暴戾，被斥退为民，事迹附见于《明史·杨善传》。景泰初年，也先商议议和，朝廷商议派使者去答复，李实当时任礼科给事中，自请前往。于是权任礼部右侍郎，与少卿罗绮一同出使，颇能掌握也先的意图。等到杨善再次前往，才奉英宗南归。这部书所记，是他在漠北见到英宗以及与也先辩论的话。史书称李实拜见上皇，请求他回京并引咎自责，因而失去上皇的心意；但《出使录》中却说，李实认为上皇过去任用非人，应当谦逊退位，恳切应答，上皇很高兴并听从了他。这与史书不合。大概英宗急于求返，只是假意应允而暗中记恨，李实没有察觉。△《东征纪行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代张瓒撰写。张瓒字宗器，孝感人，正统戊辰年中进士，官至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张瓒任四川巡抚时，根据播州宣慰司杨辉所说，认为所属的夭坝干、湾溪寨以及重安长官司被生苗窃据，于是率兵讨伐平定。这部书所记，是他从重庆出发，直到班师的事情。始于成化十二年丙申十月，终于次年丁酉正月，共一百三日。全都按日记载，间或附上自己所作的诗句。《明史·张瓒传》记载此事在成化十年，与此书不同。然而此书是张瓒亲自记录的，年月必定不会有错误。史书又称张瓒的功名在西蜀最为显著，后来治理四川的人如谢士元之辈，虽然有名声，却比不上张瓒。只是关于夭坝干之战，有人说杨辉溺爱小儿子杨友，想让他做官，便欺骗说生苗作乱。张瓒相信了他，于是兴师出兵，其功劳未免有虚饰。现在看《东征纪行录》的记载，张瓒只是驻在黄平，从中调度，实际上并没有亲自督兵出征。或许这是属下妄报，张瓒没有加以审核，便仓促上报了吧。对此就应以史书文字为依据，不能以张瓒自己所记为依据。△《马端肃三记》三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译明代马文升撰写。马文升字负图，钧州人，景泰辛未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少师、太子太师，端肃是他的谥号，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三篇都是他亲自叙述的。第一篇是《西征石城记》，记载他在成化初年任陕西巡抚时，与项忠平定满四之乱的事情。第二篇是《抚安辽东记》，记载成化十四年辽东巡抚陈钺冒领功劳而激起变乱，马文升奉命安抚平定的事情。第三篇是《兴复哈密记》，记载弘治初年土鲁番袭击并擒获哈密忠顺王，马文升主张用兵，派遣许进等人讨伐平定的事情。《三记》原本收在马文升的著作集中，这是从集中析出另行刊刻的本子。（案：这《三记》都是马文升亲自叙述的，按理应收入《传记类》。然而三件事都是明代的大规模征伐，马文升只是专门负责统领这些战事而已。实际上是朝廷的事情，不是马文升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仍旧归入《杂史类》。） △《复辟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杨暄撰写。杨暄字廷献，丰城人，景泰甲戌年中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时，杨暄任御史，所有事情都亲眼看见过。他又曾弹劾曹吉祥、石亨，因而获罪被谴责并判处戍边，对二人的事迹尤其熟悉。所以他辨析于谦、王文被诬陷的情况，以及石亨、曹吉祥的恣意横行，都与史书相合。书后附有李贤《天顺日录》、祝允明《苏材小纂》、陈循《辨冤疏》、叶盛《水东日记》、王琼《双溪杂记》中的若干条目，大概都是同时代亲自参与这些事情的人所记。因此引用它们作为依据，以说明杨暄的叙述并非诬妄。△《平蛮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代王轼撰写。王轼字用敬，公安人，天顺甲申年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与协助机务，谥号襄简，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史书称，王轼在弘治十三年督理贵州军务，讨伐普安的贼妇米鲁。用兵五个月，攻破贼寨一千余处，把当地全部平定。这部书所记，就是他报捷的奏疏。△《北征事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袁彬撰写。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人。以锦衣卫校尉身份随从英宗北狩。护送英宗南归后，官至掌锦衣卫都督佥事，任职于前军都督府。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宪宗初年奉诏询问随行经历时，袁彬详细叙述事情始末并上报，随后宣布交付史馆的。书的开头和结尾都采用题本的格式。末尾有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奉的谕旨，大概就是当时录送的本子。所述大体上与刘定之《否泰录》相似，但《否泰录》记载而此书缺漏的地方，也有若干彼此不同之处。例如《否泰录》记载，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先派使者索取大臣前去迎驾，以及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英宗的书信送到，索求大臣前来迎接，这两件事此书都没有记载。又如《否泰录》称，天顺元年七月初一日李实、罗绮、马显等人到达也先军营，十三日见到英宗；而此书把它记在五月，《明史·本纪》则记在六月。其他与《明史》不同的地方，例如喜宁等人烧毁紫荆关、杀死都御史孙祥一事，此书记在正统十四年九月，《明史》则记在十月。袁彬每天侍奉在英宗左右，他的见闻本应最为真实，但所记却常常与其他书有同有异。难道是因为他的书上呈于成化元年，距离随征之年前后总共已有十有七载，各项记忆或许有疑误和缺漏吗？《千顷堂书目》记载此书时说，也有人认为是尹宣撰写。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似乎并不是这样。△《正统临戎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明英宗北狩的始末。考察《明史·艺文志》，其中有杨铭《正统临戎录》一卷。此书末尾专门叙述杨铭官职升迁的事情，应当就是杨铭所撰述的。杨铭原名哈铭，是蒙古人。幼年时跟随父亲任通事。到英宗北狩，铭与袁彬一同随侍。等到随皇帝返回，赐姓杨。多次奉命出使外蕃，担任通事。孝宗即位，裁汰传奉官，铭因在塞外侍卫有功，唯独仍照旧任职。后来在任上以寿终。事迹附见于《明史·袁彬传》。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与《北征事迹》大致相同，但比它详细。只是全书首尾都写成通俗语言。大概铭未必识字，当时是口述，由人记录在册罢了。△《燕对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东阳撰写。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天顺甲申年进士，官至谨身殿大学士，谥号文正，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从弘治十年三月到正德六年八月，凡是皇帝召见、臣下奏对的话，全都编录其中。其中记载了几件大事。例如《明史·本纪》记载，弘治十七年三月癸未，确定太庙各室一帝一后的制度；本书则把这一制度确定的始末记载得非常详细，大概是《礼志》没有详载的部分。又考察《本纪》：弘治十一年二月己巳，小王子派使者请求朝贡；夏季五月戊申，甘肃参将杨翥在黑山击败小王子。本书却记载，六月小王子急切请求朝贡，大同守臣将此事上报，朝廷已经允许二千人入贡，后来他们却没有来；六月间，逃回来的男子报告小王子另有阴谋，内阁拟写揭帖上报。与《本纪》相互印证，可知小王子请求朝贡是在二月，前后相差五个月。又《本纪》记载杨翥在五月击败小王子，那么小王子叛乱已经发生在五月以前；而本书记载到六月间才报告小王子另有阴谋，这就颇不相合了。考察《本纪》记载小王子败于五月戊申，而六月开头标为己酉，随后标为癸亥。戊申到己酉只有一天，因此五月的戊申就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到六月内阁拟写揭帖时，或许还来不及听到这件事。书末记载“正德六年四月命阅会试录”一条，以及“八月召对御流贼刘七、齐彦明等”一条，与杨廷和所撰《视草馀录》完全相符，似乎足以证明其可信。又考察谢迁、刘健于正德九年十月致仕，杨廷和于正德二年十月入阁，梁储于正德五年九月入阁。因此，本书在弘治十八年以后都只记谢迁、刘健，到正德六年则记杨廷和和梁储。△《平吴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卷末有《袁褧跋》，说这部书相传是吴文定公所撰。考察可知，吴宽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壬辰年进士第一名，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定。《明史》将他列入《文苑传》。那么所谓吴文定，就是吴宽。《千顷堂书目》另载有黄标《平吴录》一卷，与这部书同名。黄标之书见于陆楫《古今说海》，与此本详略不同，显然是两部书。那么说这部书是吴宽所作，或许也有所传闻依据吧。书中记载的都是张士诚占据吴地的始末，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止于明太祖吴元年，叙述很有条理。不过，其中也有许多内容是史书已经具备的。只有明初的书檄文书全部载录，这一点是其他书没有涉及的。△《史馀》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相传是明代王鏊所撰。王鏊字济之，吴县人，成化乙未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号文恪，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书记录明代朝廷掌故，共四十九条。其中多涉及正德初年的事情，可能是王鏊退休以后所作。书中间或附有考证，署名“五川”。五川是常熟杨仪的别号。难道是杨仪曾经校勘此书，随手附注，后来被人抄录进去的吗？△《明政要》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娄性撰写。娄性是上饶人，成化辛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武库司郎中。《明史·马中锡传》所说的那位因与守备太监蒋琮互相攻讦而获罪除名的兵部郎中娄性，就是此人。这部书仿照《贞观政要》的体例，编载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五朝的事情，共四百五十二条，分为四十类。弘治十六年上表进呈朝廷。作者自称，篇目都是他的父亲娄谅制定的，历时十多年才编纂成书。所记录的英宗事迹，大多在天顺以后，这是因为正统初年的政治纲纪失序。娄谅字克贞，是吴与弼的门人，王守仁也曾跟随他学习。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苏州府纂修识略》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杨循吉撰写。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甲辰年进士，官礼部主事，《明史·文苑传》将他附载于《徐祯卿传》中。正德元年，因为修撰《孝宗实录》，礼部派官员到江南采访事迹。苏州也设局进行编纂，并请杨循吉总领其事。于是他撮要记述大略，共分十五目，所记录的都是已经得到诏旨并实行的事情。他还把奏疏、碑记等涉及当时事务的文字附载其中，并将苏州府的一份公文放在各卷卷首。△《安楚录》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秦金撰写。秦金字国声，无锡人，弘治癸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号端敏，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他任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时，讨伐平定猺寇后所作。第一卷是敕谕，第二、三卷是奏疏，第四、五卷是檄文，第六至第九卷是题赠诗文，第十卷附录《封邱遗事》。秦金曾任河南左参政，因抵御流寇有功，当地人为他建立生祠，并辑录他的诗作成《天成集》，以记载秦金的战绩。因此把它按类别附载于此。△《东征忠义录》（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昭撰写。刘昭字仲贤，号东崖，庐陵人，弘治癸丑年进士，官至嘉兴府知府。正德年间，刘昭被罢官后居住乡里。宁王宸濠反叛，王守仁起兵讨伐他，刘昭当时正在王守仁的幕府中。事情平定后，刘昭记述其始末，写成这部书。书中遗漏和简略之处很多，而主旨在于彰显自己的长处，揭露王守仁等人的短处。所记也不完全属实。例如说，王守仁前往福建勘察事务，到吉安才知道遗敕书在赣地，于是没有赴宁王宸濠的宴会。又说伍文定、邢珣等人在击破贼军时，船中的金银财宝都被他们所得。后来伍文定、谢二位绣衣因为得到的银子太多，借其他事情被贬官，等等。考察王守仁讨伐宸濠的始末，详见《明史》和《阳明全集》，都没有记载遗敕书的事情。它究竟有没有，恐怕无法知道。至于伍文定、邢珣掳掠财物一事，当时宦官们嫉妒王守仁的功劳，阻挠对他的赏赐，原本就有这种说法，但终究没有确切证据。看刘昭所记的内容，便可知道对伍文定等人的诋毁，正是因为刘昭等人争夺功劳。他自己说攻破省城时禁止杀戮抢掠、释放被胁迫跟从者等事，都是按照他的谋划和承诺办理的。但这些事情在其他书中都没有见到。又说王守仁不听从他的意见，奏报捷事迟缓，以致激怒武宗南巡，给地方造成灾祸。却不知道武宗多次出游巡幸，宦官们都想借此邀功；亲征的诏令本来就不是由奏报捷事的快慢决定的。把这件事归罪于王守仁，尤其不免是巧妙地诋毁他了。△《治世馀闻》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所记都是明孝宗时期的事情。考察《明史·艺文志》，其中有陈洪谟《治世馀闻》四卷。这部书只分为上下二卷，而且上卷的篇目还缺失。大概就是陈洪谟的书，只是传抄者把它的卷数合并了。书名题作《治世馀闻录》，“录”字也是后人增加的。陈洪谟字宗禹，武陵人，弘治丙辰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继世纪闻》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据《明史·艺文志》，这部书也是陈洪谟所撰。然而此书与《治世馀闻》，史籍都作四卷；这个版本却有五卷，其中第三卷只有一页多一点，怀疑又是传抄者误分的。书中记载的都是武宗时期的事情。书中说韩文等人弹劾刘瑾，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从旁协助。刘瑾已经快要被诛杀，李东阳却与刘瑾结党，事先泄露了消息，于是事情再也无法控制，最终造成刘瑾擅权的祸患。因此书中对李东阳的罪责说得非常重，这件事也可能确有其事。至于说张彩对刘瑾多有匡正，反复为他辨白冤屈，那么公论明明存在，怎么能凭一己之手遮掩得住呢？△《壬午功臣爵赏录》一卷、《壬午功臣别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译明代都穆撰写。都穆字元敬，吴县人，弘治己未年进士，官至礼部主客司郎中，加授太仆寺少卿，后来致仕。燕王篡位建立政权以后，封赏功臣，并把功臣名册收藏在有关官署。正德壬申年九月，都穆任礼部官员。他查阅旧档案，得到功臣姓名和封赏数目，但抄写得很杂乱，于是略加整理，编成《爵赏录》一卷，共三十三人。过了两个月，他又得到指挥以下官员的功劳和赏赐数目，便再次按次序编成《别录》一卷，用来补充前录的缺漏。建文五年，岁次壬午；革除建文年号以后，称作洪武三十五年，第二年才改元永乐。△《平番始末》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许进撰写。许进字秀升，灵宝人，成化丙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号襄毅，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当初，弘治七年，土鲁番的阿黑麻攻陷哈密，俘虏忠顺王陕巴而去。许进任甘肃巡抚时，秘密派兵袭击并收复了哈密城。致仕以后，他因检阅自己的奏稿和案牍，把它们编成这部书。嘉靖九年，他的儿子许诰上疏将书进呈朝廷，皇帝下诏交给史馆。这部书对用兵的始末以及西番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今天《明史》中《土鲁番传》《哈密传》等，大体都取材于此。△《南城召对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李时撰写。李时字宗易，号松溪，任邱人，弘治壬戌年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号文康，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书是世宗亲自到祈嗣坛祭祀时，李时与大学士翟銮、尚书汪鋐、侍郎夏言等人在南城御殿侍奉随从。世宗召见他们，讨论郊庙礼制，同时涉及用人和赈灾等事情。李时于是记录了诸臣问答的话。史书称李时经常被召到便殿对答，皇帝与他促膝交谈并询问政事；虽然没有提出大力匡正补救的办法，但议论大多出于厚道。这部书也略微显现了这一点。这部书中也略可见到其中的一斑。△《南巡日录》一卷、《北还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陆深撰写。陆深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兼任翰林院学士，死后谥号文裕，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世宗嘉靖十八年，皇帝南行前往承天，察看显陵。陆深当时任学士，奉命掌管行在翰林院的印信，随驾出行。这部书记载他往返途中每日的行程和停留，从二月癸丑到四月壬子，共六十天的事情。《南巡日录》中载有《永乐后内阁诸老历官年月》一篇，是从孙元那里得到的。陆深最留心史学，所以把沿途所见随时记录下来。△《革除编年》（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浙江通志》说是嘉善袁仁所撰，而朱彝尊又称陈洪谟有《革除编年》一书。《明史·艺文志》中都没有记载，不知道究竟谁说得对。这部书列出纲要和篇目，采用编年体；诸臣列传也详细附在各篇目之中。大体上与其他书的记载相同。书末止于建文四年六月己卯。从庚辰以后直到乙丑日攻破金川门，共十天的事情全部缺失，怀疑是末尾几页残缺了。△《姜氏秘史》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姜清撰写。姜清是弋阳人，正德辛未年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自靖难以后，建文一朝的事迹大多散失。这部书从旧档案和文集中搜集遗闻，按年代编排记载。至于从地道出逃等事情，则没有记载。书中记录相当精审翔实。考察《明史稿》的例议，其中辨析野史所记建文元年二月燕王来朝、经过御道、登上台阶却不行拜礼、被御史曾凤韶弹劾，认为这些事情一定不存在。但这部书记载曾凤韶弹劾燕王一事，说是取自《吉安府志》。又以南京锦衣卫百户潘瑄的《贴黄册》作证，其中记载校尉潘安于三月二十三日叙功调拨，随侍燕王返回北平，获得陆坐等事。根据这些，燕王来朝就明确无疑了。只是，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潘瑄《贴黄》，究竟是否足以作为可信的证据。又世间相传，成祖入城前一天，王艮与胡靖、解缙聚集在吴溥家中，胡靖、解缙慷慨陈说，王艮只是流泪；后来只有王艮为守节而死。这部书记载了这件事，并加以辨析，认为王艮家谱记载王艮在建文辛巳年九月去世，皇帝派黄观前往谕告祭祀，从未提到成祖到来的事情。这个说法似乎可以作为依据。然而，在革除之际，诛杀铲除异己，凡是效忠建文帝的人，灾祸都牵连到子孙。怎么知道王氏家谱不是为了宗族利益，隐讳王艮死难的事实以求自保呢？未必能马上把它定为结论。《明史·王艮传》仍采用前一种说法，大概一定有所考察依据。△《明良集》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霍韬编。霍韬字渭先，南海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号文敏，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所收录的，分别是宋濂《洪武圣政记》一卷，金幼孜《北征前录》一卷、《后录》一卷，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三卷，杨荣《北征记》一卷，李贤《天顺日录》一卷，李东阳《燕对录》一卷。霍韬的《后序》只称宋濂、金幼孜、杨士奇、李贤、李东阳等人，却没有提到杨荣。《又序》说：“赴召经过韶州时，把它送给韶州守臣郑骝等人。”或许是郑骝等人付梓时增入了《北征记》吧。△《革朝志》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许相卿撰写。许相卿另有《史汉方驾》，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建文一朝君臣的始末。仍然采用纪传体，而以篇目分类来分别褒贬。第一篇是《君纪》。第二篇是《阖宫传》，记载后妃和诸王。第三篇是《死难列传》，记载方孝孺等四十八人。第四篇是《死事列传》，记载铁铉等四十人。第五篇是《死志列传》，记载黄钺等八人。第六篇是《死遁列传》，记载彭与明等十六人。第七篇是《死终列传》，记载王度等三人。第八篇是《传疑列传》，记载王琎等十二人。第九篇是《别传》，记载沐春等六人。第十篇是《外传》，记载李景隆等二十五人。书中的观点仍以建文帝出亡为僧为主，所以有《死遁》一传。它的立论不能说不正确。然而，革除年号这件事，当时受制于祖宗已经废除该年号的做法，不敢立即恢复。许相卿不在朝廷上奏请论定，却私下写成一部书来恢复这个年号，从道义上说反而有不妥之处。

译△《维祯录》一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陈沂撰写。陈沂字鲁南，号小坡，他的祖先是鄞县人，后来迁居南京，正德丁丑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是“弘治十子”之一，《明史·文苑传》将他附载在《顾璘传》中。这部书杂记朝廷典章以及明初故事，抄撮编成，遗漏和疏略很多。书中记载景帝时期英宗在南宫时，有人劝景帝采取对英宗不利的行动，景帝大怒，把那份奏疏踩在地上。后来英宗复辟，看见奏疏上有践踏污损的痕迹，询问得知其中内容，于是恢复景皇帝的帝号。考察可知，景帝恢复帝号是在宪宗成化初年，并不是英宗所为；这类记载不免失实。△《平汉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童承叙撰写。童承叙字汉臣，沔阳人，正德辛巳年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这部书记载明太祖平定陈友谅的事迹。开头收录宋濂《平江汉颂》一首，接着收录《史臣赞》一首；又把《友谅兴灭本末》附在后面，称为《外传》。《茂边纪事》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代朱纨撰写。朱纨字子纯，长洲人，正德辛巳年进士，官至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右副都御史，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嘉靖十五年朱纨任四川兵备副使时，与副总兵何卿共同平定深沟诸寨番人的事，因而叙述处置经过，写成一篇四六文，并分别把概要分注在文下。又附有纪事诗五十章，以及李凤翔《靖柔编》、王元正《平蛮或问》各一首，彭汝实等人的诗二十一首。末尾有《自跋》，说这部书藏在箱笼中已有二十年。后来他出任浙、闽方面的长官，因担忧谗言、害怕讥讽，回想以前的事情，觉得大小情形如出一辙，于是汇集成卷，并抄录原有的行文移文补足内容。大概朱纨在闽地时，以严格执行海禁树立威严，因此被权势之家排挤，郁郁不得志，所以借这件事来寄托自己的心意。他最终被众人排斥，饮鸩自尽，含恨而死。士大夫虽然借机牟利来肥己，但奸民得势，内外相互勾结，导致海上局势十多年不得安宁，百姓遭受涂炭达数千里。后来任职闽、浙的人，都把朱纨因尽忠而招致祸患作为戒鉴，再也没有人敢触犯众怒。大概明代朝廷的议论，有朋党而没有是非，这种情况从中叶已经如此了。《革除遗事节本》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黄佐撰写。黄佐有《泰泉乡礼》，已经著录。这部书有《列传》，没有《本纪》。《明史·艺文志》记载黄佐《革除遗事》六卷，应当就是这部书。但黄佐的书实际上有《本纪》，从他自己撰写的序可以考知。另外，郁衮《革朝遗忠录》收载了《黄佐序》，说旧本文字繁多，如今全都删削，定为七卷。由此可知，十六卷的《革除遗事》才是黄佐的全书；这一部是黄佐亲自节删的本子，连同《本纪》共七卷。这个本子散失了《本纪》，所以只剩下《列传》六卷。原书又把姚广孝等人分别列为《外传》。这一版本不再分别编排，体例也略有不同。（按：这个本子只保存《列传》，似乎应当收入《传记类》。但原书实际上有《本纪》，只是已经散失，所以仍应按杂史来论。）」 《楚纪》六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廖道南撰写。廖道南字鸣吾，蒲圻人，正德辛巳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后被贬为徽州府通判，不久恢复原职。这部书是廖道南归田以后为世宗所作。世宗以“兴王”的身份继承帝位。实际上受封于楚地的安陆府。廖道南的主要意思是：太祖在武昌平定陈理，实际上为奠定帝业打开了基础；世宗又从安陆登上帝位，进一步开启了中兴事业。因此，他把楚地作为受命的祥符，认为这是天意所归。他广泛采集古今材料，铺陈修饰，写成《纪》十五篇，分别名为《皇运》《国基》《徵献》《懋庸》《崇道》《昭文》《孚谏》《稽谋》《树节》《经变》《考履》《阐幽》《登绩》《穆风》《景则》。每一《纪》又分为内、外，内外之中再分前、后。凡是某个人、某件事与楚地稍有关系的，也一定牵引进来。廖道南当时颇有文名，这部书也耗费了十多年精力。末卷《景则纪》中有《原胄》《叙宗》《感遇》等篇，详细叙述自己的世系和出身经历，仿照《太史公自叙》。可见他暗中把自己的书比作《史记》。但它的体例杂乱，援引牵强附会，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哈密事迹》一卷，附《赵全谳牍》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这部编册没有题写书名，也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前面记载正德年间土鲁番侵扰哈密，以及经略彭泽与王琼发生争端的事情；又附载经略张海的一篇奏议。后面记载嘉靖年间刑部议论审判煽动、诱使俺答叛人的赵全等九人的奏牍。大概是明人杂抄的一部残缺书稿。它叙述王琼、彭泽二人的事情，言语都偏袒王琼，说彭泽因为靳贵、陆完向钱宁行贿，以求召回。后来又附有《通纪略》一条，却记载王琼激使钱宁来倾陷彭泽。它的说法自相矛盾，如今《明史》采用《通纪》的说法。它叙述赵全的事情，与《明史》没有大的不同，只是曲折细节稍微详尽一些。大概审判文书与史传各有不同的体例。《今言》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郑晓撰写。郑晓有《禹贡图说》，已经著录。这部书补充《吾学编》所未完备的内容。开头有《薛三省序》，说这部书辅助《吾学编》流传，就像汉代史书之外还有《西京杂记》和《东观汉记》一样。全书共三百四十四条，其中记载宪政之言的占十分之四，记载世俗之言的占十分之二，记载事理之言和品评之言的占十分之三，记载考证之言和方术之言的占十分之一。大概是根据所见所闻，随笔记录而成，属于古代杂史的支流。《云中纪变》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孙允中撰写。按：世宗时有两个孙允中。一个是太原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应天府丞，事迹附见于《明史·杨允绳传》；另一个就是此书作者孙允中，是鲁府仪卫司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司佥事。嘉靖十二年，大同发生兵变，杀死总兵官李瑾。朝廷派总督侍郎刘源清前去讨伐。适逢巡抚潘仿抓获贼首并押送献上，请求班师，但刘源清却放纵军队在城下大肆抢掠，五堡的残余势力于是全部反叛。刘源清围城很久仍未攻下，诏令夺去他的官职，以张瓒代替他。张瓒尚未到达，督饷郎中詹荣等已经把首恶全部捕获斩杀，叛乱才平定。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刘源清用兵错误。孙允中前后进入城中进行抚慰安定，并极力陈说将士妄杀的情形，因此被刘源清憎恨，以其他事情弹劾罢职。黄绾上奏说明他的功劳，他得以复职并以原官致仕。于是根据亲眼所见写成此书来记载这件事。大体上全书都是归罪刘源清的言论。末尾题为丁酉八月，即嘉靖十六年。《辽记》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田汝成撰写。田汝成有《炎徼纪闻》，已经著录。这部编册记载辽东边境的事情，始于洪武二年，止于嘉靖十六年。叙事疏略，遗漏很多；又大量收载尚未施行的奏议，实在不足以作为考订的资料。三卫之中，只有福余跨过辽地而向东，泰宁已经是辽西境内，朵颜则属于大宁都司辖地，并不是辽东地区。书中对朵颜记载详细，连疆域都尚未分清，更不用说记事了。《龙凭纪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田汝成撰写。这部编册记载龙州土酋韦应、赵楷、李寰的叛乱。这些事情已经见于《炎徼纪闻》，这是从其中摘出另行刊刻的本子。《行边纪闻》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田汝成撰写。前面有嘉靖丁巳年《顾名儒序》，根据书中所载考察，这就是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只是缺少后面的几条评论。又《炎徼纪闻》分为四卷，这部书则为一卷。《顾名儒序》说，自己私下珍藏前一部书稿十年，才拿出来刊刻。大概他所得的是初稿。后来田汝成编次成书，改换了书名。顾名儒没有来得及看到，所以《行边纪闻》和《炎徼纪闻》至今仍有两个版本流传于世。《洗海近事》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俞大猷撰写。俞大猷字志辅，晋江人，嘉靖年间考中武进士，历任官职至都督同知兼征蛮将军，晋升右都督，谥号武襄。考察《明史·俞大猷传》，其中说，海盗曾一本是吴平的同党，投降后又叛乱，捉住澄海县知县，打败官军，守备李茂材中炮身亡，诏令俞大猷暂时统领广东军队协同讨伐。隆庆二年，曾一本侵犯广州，不久又侵犯福建，俞大猷联合郭成、李锡的军队将其擒获消灭。这部书是俞大猷辑录用兵期间的奏疏、公牍和书札而成，始于隆庆二年正月，止于隆庆三年闰六月。前面收载谭纶、张瀚、朱炳如的推荐奏疏，后面附有操练军队的方法以及兵部的覆奏。还收录成功后友人祝贺赠送的文章，最后以关于剿灭林道乾的几条议论作结。卷首有俞大猷《自序》。这部书论述用兵的曲折细节，比史书详细；但没有先叙述事情的始末，只按年月编排，作为纲要。虽然各篇依次编排，但头绪不一，阅读时突然难以完全明白。大概俞大猷虽然通晓文辞，但对于著书叙事的方法还不熟悉，所以不能使全书条理清楚、首尾贯通。《奉天刑赏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作者自题为“懒生袁子”，没有署名。根据《千顷堂书目》考察，大概是袁褧所撰。这部书都是记载明成祖靖难时期封爵、赏赐、诛杀和戮辱等事情。内容多取自都穆《壬午功臣录》、无名氏《教坊录》，又杂采《客座新闻》《震泽纪闻》《立斋闲录》等书来增补。书中记载建文帝死难诸臣的家属遭受祸害，惨酷得近乎不合人理。作者说这些内容都取自官府旧档案，似乎并非全是诬妄。成祖残酷暴虐的统治达到这种地步，也可以证明史书所记载的，还不到实际情况的十分之一。《广右战功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代唐顺之撰写。唐顺之字应德，又字义修，武进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天启年间追谥襄文，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记述右江参将都督同知沈希仪讨伐平定广西各地蛮人的事情。唐顺之擅长古文，所以叙事很有法度，《明史·沈希仪本传》全部采用了这部书。只是《广右战功录》称沈希仪为临淮人，而《明史》称他为贵县人，略有不同。大概沈希仪世代担任指挥，史书根据他的卫籍来记载，而这部书仍然记他的本贯。他的这部书已经收入《荆川集》，这里是袁褧从中摘出，收入《金声玉振集》的。《建文事迹备遗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自序》，说嘉靖辛卯年阳月，太岳山人在水竹村居写成。考察《明史·艺文志》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没有记载这部书的书名，不知道它究竟是谁写的。明代人中只有张居正号太岳，也没有听说他写过这部书，因此无法详细考证。书中都是记载建文帝死难诸臣的事情，其中有很多传闻失实。书中说，太祖经常想废黜燕王，依靠廷臣极力劝谏才作罢；又说太祖曾把燕王幽禁在别苑，不许给他进食，靠高皇后私下给他食物，才没有死。这些都是荒诞无稽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平濠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明代钱德洪撰写。钱德洪原名钱宽，字德洪，后来以字行世，改字洪甫，余姚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当初，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时，大纲见于《叙功疏》，具体细节见于《年谱》。钱德洪曾受业于王守仁，根据老师和朋友的见闻，认为其中的阴谋秘计以及一切曲折周全、弥补缝合之处，有些是《叙功疏》和《年谱》没有详细记载的，因此写成这篇记述来加以补充。

译其中黄绾所说的有四条，龙光所说的有二条，雷济所说的有一条，附载钱德洪随事所作的评论五条，另有《自跋》一条。主要意思是说，宁藩失败，是由于迟留半个月才出发；而迟留半个月，是因为王守仁多次设置反间计来使他产生疑心。王守仁在世时，秘密不说；王守仁死后，才从龙光那里得到间书、间牌的稿本。至于驾驭峒酋叶芳，以及暗中命令知县陈冕用诡计以渔船诱捕宸濠，都是当时人没有完全知道的事情。《南泰纪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尹耕撰写。尹耕字子莘，蔚州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官至河南按察司佥事。明嘉靖四年，广西土舍李寰、卢四、赵楷等煽动叛乱，副使翁万达用计将其讨伐平定，却没有得到升迁。尹耕因此写成这部书来记载他的功劳。但书中对于卢四煽动九司作乱以及韦应参加叛乱等事情，都没有能够详尽叙述，不免有所遗漏，不如《明史·张经传》《翁万达传》以及《土司列传》记载此事详细。《处苗近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李恺编纂。李恺字克谐，惠安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官至辰沅兵备副使。这部书分为《征讨》《巢穴》《哨道》《转运》《调发》《防守》六个门目，大概记载洪武至嘉靖年间湖广苗民叛乱、归顺以及征讨平定的事情。《革除遗事》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符验撰写。符验字大充，号松岩，黄岩人，嘉靖戊戌年进士，官至广西按察司佥事。这部书卷首有《符验序》，说泰泉想补修国史的缺漏，拿出槜李郁氏的本子，让人考核订正为十六卷，以便归还泰泉。泰泉是黄佐的别号。看来符验这部书实际上是根据嘉兴郁衮的旧本修订编纂的，而最初提出这个主张的人则是黄佐。另有一篇《序》，旧本题为郁衮所作；其中文字与黄佐文集中所收这部书的《序》完全相同，大概是传抄者误把郁衮的名字题在上面。郁衮的书有《列传》而没有《本纪》；这部书则有《列传》十卷、《外传》一卷，前面冠以《本纪》五卷。两部书截然不同，不能把甲书移作乙书。另有版本有时兼题黄佐的名字。考察“中书徐妙锦”一条，黄佐文集中也收有此条，题为《徐妙锦传》，这样看来，黄佐也曾润色其中的文字。朱彝尊曾说，黄佐的《革除遗事》和当时记载建文事迹的各书，都免不了受到《从亡录》《致身录》的迷惑。可见对于虚传妄语，仍然没有完全删削干净。《安南奏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嘉靖年间，安南的莫登庸篡夺国位，国主的孙子黎宁派遣他的臣子郑惟僚等赴京告难，请求出兵问罪。朝廷议论请求讨伐莫登庸，但众人的意见不一致，不久便中止了。到嘉靖十七年，诏令重申此前的议议，以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毛伯温任参赞，限期进军。但两广总督张经上疏，认为此事颇有困难。兵部无法决定，于是奏请廷议。议论上奏后，皇帝责备群臣不能齐心谋划国事，又停止执行出兵计划，而把仇鸾、毛伯温留下另行任用。这部书所载，是兵部尚书张瓒等人会同题奏的疏稿，以及所奉的诏旨。《议处安南事宜》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嘉靖十八年，朝廷再次命令仇鸾、毛伯温征讨安南。毛伯温抵达广西后，发布檄文说明朝廷的意旨。莫登庸亲自到镇南关请求投降，毛伯温奉皇帝临时授予的权力赦免了他，并迅速上疏报告。诏令把安南国改为安南都统使司。这一版本列有毛伯温的原奏、兵部揭帖以及一道诏旨，但没有收载兵部的议覆奏疏，疑心还有缺失散佚之处。《伏戎纪事》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高拱撰写。高拱有《春秋正旨》，已经著录。高拱在内阁任职时，正值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率领部众前来投降。高拱制定决策，胁迫俺答归附，并且确定了封贡、互市等各项约定。因此记载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写成这部书。据《明史》考察，把汉那吉投降后，总督王崇古上奏说，应该授予他官爵，优厚供应馆舍饮食，装饰车马，以此向谙达表示。谙达迫切时，就会派人捆送各叛乱者；若不听从，就威胁要杀掉巴罕，牵制阻挠他；再不然，就趁机加以抚慰招纳。据此看来，封巴罕以此威胁谙达，原本是王崇古先提出并主持的计策，而高拱只是极力赞成。但这部书却说是自己先定下计策，写信给王崇古，让他奉行。此说与史实不合。又《明史》本纪说高拱和张居正共同主张此议，张居正本传也这样记载；而这部书却完全没有提到张居正。这也可以看出高拱自夸功劳、把功劳归于自己，他所记的内容不能全部作为依据。《靖夷纪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明代高拱撰写。隆庆四年，贵州土司安国亨与安智相互仇杀，巡抚大臣把此事作为叛乱上报。高拱于是推举太仆寺少卿阮文中担任巡抚。阮文中打算出兵剿灭， high拱建议派给事中贾三近前往查勘。安国亨听从命令，于是平定了这场叛乱。高拱因此撰写此篇，记载这件事。《绥广记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明代高拱撰写。当时广东长期遭受盗寇祸乱，高拱亲自录下自己在内阁任职时筹划地方事务的奏疏，以及同他人往来的书信。这部书中颇多自我夸耀的话。例如《答殷士儋书》中说：“不是您在那里，谁能经营谋划；不是我在这里，谁能主持决断。”他沾沾自喜的态度，在这里已经显露出来了。他最终不能以功名收场，也是理所当然的。《防边纪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明代高拱撰写。高拱在隆庆四年再次入阁，兼管吏部。当时边疆局势非常危急，高拱提出增设协理戎政侍郎，以及处置边镇事务等建议的奏疏，汇编成这部书。其中所条列筹划的利弊，大多与《明史》相合。《平倭录》（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明代任环平定倭寇的事迹。万历年间，吏科给事中翁宪祥、巡抚陕西监察御史吉人重新刊刻此书。翁宪祥作《前序》，吉人作《后序》，但也没有说明是谁撰写的。嘉靖癸丑年，倭寇从越地进入吴地，任环当时任苏州府同知，奋力作战将其歼灭。任环因功升任山东布政司参政，死后追赠光禄卿。这部书开头是《乞归终制疏》，大概是任环用兵时正好遭逢生母丧事，战事平定后便上了这道奏疏。

译接着记载谕祭碑文、志铭，以及他的孙子可复所记录的事迹；又把任环所作的诗文、书信，题名为《山海漫谈》，与上述内容并列。末尾又附录后人歌颂他的诗文，合编为一册。编排杂乱，完全没有体例。海虞人陈禹谟的《说储》记载，任环刚出兵时，用《灵棋经》占得益友卦。卦辞说：“有位王孙客人，前来敲我的门，告诉我福庆之事；前往便能得到恩惠。”傍晚，常熟的王公铁果然来敲门，于是任环决定进兵，我军大获全胜，等等。但这部记录中没有这件事。大概这是小说家附会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世庙识馀录》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徐学谟撰写。徐学谟有《春秋亿》，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辞官归田以后所作，记载嘉靖一代的事情。徐学谟熟悉典章掌故，对《世宗实录》多有驳正。例如说瑞州知府宋以方是被宸濠杀害的，而国史错误地说他投水而死；说汪鋐接受李资坤的贿赂，曲意讨好张孚敬，国史却认为他品行修洁，这种记载不足相信；说仇鸾被杀是由于徐阶秘密揭发，修史者没有了解到这一点；说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奏疏中明显指向陆炳，国史却出于私情抹去了他的姓名；说郭希颜虽然因邪说获罪而死，但也有严嵩倾陷的原因，史臣的评驳稍嫌苛刻；说沈坤因桀骜不驯而被弹劾，国史却曲意为他辩白昭雪，未免有结党袒护之嫌；说任环是忠义之士，能够遇到贼寇便直冲上前，国史说他俘获斩杀很多敌人，也不符合事实；说抵抗御史黄廷聘的陈安，是湘潭知县，国史错误地记为衡山人；说议礼诸臣各有得失；说郭郧专权骄纵，却能不接受馈赠，未尝没有一项可取之处。这些记载都同史臣所记有相同也有不同。然而徐学谟在世宗时曾任礼部祠祭司郎中。第十九卷记载他拒绝王金的贿赂以及压制昝义金的事，其中所说的“郎某”，就是徐学谟自指。徐学谟又曾任荆州知府，因为拒绝景王征收沙市地租一事获罪，第二十四卷中也详细记载了此事。书中说，沙市本来不在景王所获赐庄田的数目之内，景王上疏时暗中把它塞入其中，司农没有察觉，只有徐学谟坚持不肯同意，等等。这些都是自述自己的长处，并明确写在文书中。刘知几《史通·叙传篇》说，扬雄以后，写《自叙》便开始以夸耀自许为宗旨；自身有一点长处，行为有一点微小的才能，都剖析详尽地说出，哪怕一两件也一定记载下来。这哪里符合所谓效法前代圣贤，以谦逊自我约束的原则？以这个道理衡量，实在与体例相悖。又赵文华侵夺功劳、推卸罪责、陷害张经，这件事明明白白地为人们所知，而徐学谟却认为史臣的记载夸大了言辞，也免不了有个人恩怨，不能得到公论的信服。《西南纪事》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郭应聘撰写。郭应聘字君宾，莆田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号襄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粤西的府江，上游起于阳朔，下游通到昭平，绵延三百多里。各部猺人夹江居住，依仗险要地势进行抢掠。隆庆四年，他们攻打围困荔浦永安府。郭应聘代替殷正茂任巡抚，集合汉兵、土兵六万人征讨，经过三个月全部平定。又讨平怀远、阳朔、洛容、上油、边山五处叛猺，不久因母忧离职归家。于是记录进攻和夺取的谋略，编成这部书。它的刻版是在万历八年郭应聘重新起任广西巡抚时刊刻的。书中所说，大略与《明史》郭应聘本传及《李锡传》相符。《交黎抚剿事略》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方民悦撰写。方民悦是麻城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嘉靖二十八年，安南范子仪以及琼州黎人那燕入侵作乱。当时欧阳必进正任两广总督，发檄文命都指挥俞大猷等人出兵讨伐并平定。方民悦叙述事情的始末，写成这部书。第一卷是地图，第二至第四卷是奏疏，第五卷是公文。考察《明史·俞大猷传》，这次战事全靠俞大猷之力。因为严嵩压低了他的奖赏，所以没有得到叙功。方民悦把功劳专门归于督府，也不是事实。《召对录》一卷（内府藏本）。明代申时行撰写。申时行有《书经讲义会编》，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万历十三年五月至十八年七月皇帝召见对答的话。申时行当时任首辅，六年中总共被召对九次。正值神宗懒于政事之时，君臣之间隔绝，万事杂乱。申时行不能加以匡正挽救，反而说孝宗以后这种召对的典礼已经长期废止，到此时才恢复。还沾沾自喜地夸耀为盛大事件，实在过分了。《平夷功次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焦希程编。焦希程原姓周，象山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贵州兵备副使。焦希程在四川任职时，正遇宜宾夷人作乱，巡抚张臬发檄文委派焦希程出兵剿平。于是汇集刻印当时有关部门的檄文，编成此书。《嘉靖倭乱备钞》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起于嘉靖二十三年日本来朝进贡，止于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凡是倭寇酿成祸乱以及平定收束的始末，都记载其中。全书主旨认为，倭乱起于谢氏与海上倭寇相通，成于严嵩任用不当，导致功罪颠倒。所说的内容比正史详细。《瀛艖谈苑》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旧本题为钓瀛子撰写。不知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所记故事截至弘治，所记年号截至正德，大概成书在嘉靖以后。体例仿佛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多记载明代典章制度。分列条目编排，不作评论判断，大体上与史传有相同也有出入。《平黔三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明洪武年间傅友德等平定云南，以及正统年间王骥平定麓川、嘉靖年间吕光洵平定武定三件事。末尾署“隆庆庚午十月，点苍山人书于玉屏精舍”。大概是云南人所作。题名为《平黔》，是因为云南也是黔中之地，所以这样称呼。三篇虽然并列，主旨却在表彰吕光洵的功劳。吕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年间任云南巡抚。他诛杀凤继祖的事情，发生在嘉靖四十五年，《明史》和《云南通志》记载得很详细。这部书前面有张元忭、邬琏二人的《序》。

译张元忭的父亲和邬琏都曾在军中，亲自参与谋划他的策略，所说的内容不可能有误。然而《元忭序》作于辛未年，《邬琏序》作于壬申年，正是在此书完成之时。序中也说不知道此书出自谁人之手。大概当时吕光洵因舆论而离职，与他共事的人又相继被剥夺官职、贬谪，他的功劳受到压抑而没有得到宣扬。这部书独自如实记载而不加隐讳，所以有所避忌，不敢明说。考察《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都记载赵汝谦有《平黔三记》一卷，那么这部书实际上是赵汝谦所著，只是隐去了自己的姓名罢了。《使琉球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郭世霖撰写。据《浙江遗书目录》称，郭世霖是永丰人，官任吏科给事中。而《类姓登科考》记载，嘉靖癸丑进士郭汝霖，永丰人，官至南京太仆寺卿。两人应当就是同一个人，只是把“汝”误写成了“世”。万历年间萧崇业的《使琉球录》称陈侃、郭世霖二人的《录》，就是明证。当初嘉靖十一年，朝廷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册封中山王尚清。陈侃叙述此事，写成《琉球录》，并亲自作序。到嘉靖三十七年，又派郭世霖和行人司行人李际春册封中山王尚元。郭世霖于是取来陈侃的旧本，续接编成此书。所述大略与《明史·琉球传》相合。只是每一条都把原来的记录列在前面，再把续写的内容附在后面，并都以“霖按”二字开头。表面上像是在考订旧闻，实际上是在铺叙新事，在体例上很不协调。卷五十四 史部十。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代郭子章撰写。郭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经著录。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郭子章当时任贵州巡抚，奉命与李化龙一同讨伐并平定叛乱。李化龙有《平播全书》，详细记录前后进剿的机宜。郭子章也曾有《黔记》，颇为记载此事。晚年退休居家时，听说有一两个武官编造平话（按：《永乐大典》设有“平话”一门，收录很多，都是艺人把前代逸事铺陈成文后口头讲述），偏袒李化龙，粉饰夸大其功绩，很多地方违背事实。于是仿照纪事本末体例，将各种奏疏略加编排，又写成这部书，以辨明那些诬妄之说。《平播全书》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代李化龙撰写。李化龙字于田，长垣人，万历甲戌进士，历任官职至兵部尚书，谥号襄毅，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播州杨氏自唐乾符年间占有当地以来，历经二十九世，延续八百多年。万历初年，杨应龙任宣慰使，倚仗险要地势作乱。朝廷下诏起用李化龙，任命他为四川巡抚，不久又升任四川、湖广、贵州军务总督，进兵讨伐并平定叛乱，因而在当地设置遵义、平越二府。李化龙于是收集军中前后的文书，编成这部书。前五卷是进军时的奏疏，第六卷是善后事务的奏疏，第七卷是咨文，第八至第十一卷是牌票，第十二至第十四卷是书信，第十五卷是评批和祭文。明代用兵，大体上十次有九次失败，不过是苟且求得息事宁人，再用粉饰手法上奏报功。只有平定播州这一战，从出兵到消灭叛贼，总共一百一十四天，成功很快。史书称李化龙在这次战事中的功劳，可以同韩雍、项忠相比。他出兵的先后次序，虽然记载了大纲，但具体情形和曲折经过，却不如这部书记载得详细完备。保存其目录，也足以作为参考。末尾有万历辛丑年四川布政使参议王嘉谟所作《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