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四 史部四十

译卷八十四 史部四十 ○政书类存目二 △《邦计汇编》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李维撰。李维字仲芳，肥乡人。雍熙二年进士，召试中书，任知制诰，历任翰林学士、工部尚书、柳州观察使。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收在曹溶《学海类编》中，实际上是《册府元龟》“邦计”一门的总叙。考察晁公武《读书志》记载，修撰《册府元龟》时，参与编修的有十五人，李维排在第四位。又记载最初撰写各编叙时，诸儒都曾撰写。真宗认为体例不一致，于是选取李维、钱惟演、陈彭年、刘筠、夏竦等人的文字，交给杨亿删改定稿。曹溶抄剽这篇总叙，虚构书名，称为李维所撰，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拯荒事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元代欧阳玄撰。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延祐二年进士，授同知平江州事。调任芜湖、武冈二县县尹。召任国子博士，升任翰林待制。天历初年，授艺文少监，参与纂修《经世大典》。至正初年，以学士身份告老还乡。诏令修撰宋、辽、金三史，起用他为总裁官，授翰林学士承旨。至正十七年去世，谥号文。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书前面有自序，称：“芜湖本是南方的水泽之地，邻近几个州县也都处在水乡。每当春夏交替之时，阳侯不能收敛水势，于是就成为饥荒之年。我忝居县令之职，因此编纂了《拯荒事略》一编”，等等。这与本传所说他曾任芜湖县知县的话相符合。然而，这部书只引用了二十二条旧事，连一个筹划措施的字也没有。其中“唐天复甲子年竹子开花结米”一条，尤其不合情理。竹米偶然产生，并非人力所能造成。采食竹米，又何必由官府来经营管理呢？《学海类编》所收的书，十分之五都是伪书。这部书大概也是托欧阳玄之名而作的。△《宝钞通考》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武祺撰写。武祺的籍贯不详。至正十三年任户部尚书，因为当时宝钞制度逐渐败坏，浮泛议论的人只以不变动钞本为名，却不详细说明流通的实际情况，于是逐一考察中统以后八十多年中的钞法，撰成这部书。大意认为，从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到武宗至大四年，二十五年中印制的多，焚毁的少，流通广泛而钞法畅通。从仁宗皇庆元年到延祐七年，共九年，印制的虽多，焚毁的也多，流通逐渐减少，钞法开始败坏。从英宗至治元年到三年，共八年，印制的虽多，焚毁的却少，流通越多，钞法越败坏。从泰定元年到至顺三年，印制的少而焚毁的多，流通完全断绝，钞法大坏。再合计六十四年，总共印钞五千九百五万六千余锭，总共支出五千六百二十余万锭，总共焚烧三千六百余万锭，民间流通的不超过二万锭。按照《经世大典》所记南北户口人数计算，没有钞可以使用的人家竟多达二千万户。百姓生活怎么能不困乏，财用怎么能不匮乏呢？这些话可以作为推行钞法的警戒。《元史·食货志》所记载的钞法，只详细说明制度和数目，对于财货的增损、百姓的贫富，却没有详尽说明。看来它似乎没有见到武祺的书。保存这篇书，也可以补足史书的缺漏。不过，这部书在当时是洞察利弊的言论，在今天则钞法不可能实行，聪明人和愚人都能知道，不必再逐条陈述了。因此只摘举大意，附着保存其书目，而此书本身就不再抄录了。△《元海运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危素撰。这部书的作者危素有《草庐年谱》，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收在曹溶《学海类编》中。考察它的文字，原来是邱濬《大学衍义补》中的“海运”一条。这也算不上善于作伪。△《漕政举要录》十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邵宝撰写。邵宝有《左觿》，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正德己巳年邵宝任副都御史、总督江北漕运时所作。第一卷至第六卷为《河渠之政》，第七卷为《舟楫之政》，第八卷为《仓廒之政》，第九卷为《卒伍之政》，第十卷、第十一卷为《转输之政》，第十二卷为《统领之政》，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为《纪载之政》，第十六卷为《稽古之政》，第十七卷为《准今之政》，第十八卷以《杂录》结束。△《盐法考略》一卷、《钱法纂要》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都题作明代邱濬撰写。邱濬有《家礼仪节》，已经著录。这两部书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考察它们的文字，就是邱濬《大学衍义补》中的两篇。曹溶割裂这些文字，一并收入《学海类编》中。与把《元海运志》说成危素所撰相比，还算接近事实。然而，从大部头著作中摘录一篇，另外建立一个新书名，也仍然属于作伪。△《铁冶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傅浚撰写。傅浚字汝源，南安人。弘治己未年进士，官至工部郎中。正德癸酉年，傅浚督理遵化铁厂，创作了这部志书。从建置山场一直记到杂职，共分二十三目。卷首附有公署、铁厂两幅图。所记都是每年应办和收支的数目，颇为琐碎，对考证没有帮助。考察《明史·职官志》，记载工部分司只有提督易州山厂柴炭一员；而傅浚所记遵化分司，起初委任主事，弘治年间改用郎中，奉敕主管，历任官员姓名记载得十分详细。不知史志为什么遗漏了这些，大概后来又经过裁汰吧？△《阳明乡约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守仁撰写。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余姚人。弘治己未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已经收入《阳明全书》中，崇祯年间，嘉善人陈龙正又抄录出来单独刊行。它所设置的人员有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约赞等，已经极为繁琐。至于争斗、赋役等事情，乃至寄庄人户缴纳钱粮、承担差役，全都由约长主管。这大概是想用约长来代替《周官》中比长、党正的制度。不过，古代制度也未必完全适合今天。△《阳明保甲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王守仁撰写。全书都是各种牌谕文字，也见于《阳明全集》中。陈龙正抄录出来单独刊行，并且在每篇下面分别附上题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朱熊撰写。朱熊字维吉，江阴人。取用宋代从政郎董煟的原书，又增入明代抚恤赈济的制诏，以及前代乐于施舍而获得福报的事迹，立意不能说不好。然而，序述典故，完备地抄录经典中重视农业的话，流于迂腐而不切实际；杂录各史中的赈恤文字，则篇幅繁多而要旨很少。都不免抄袭陈旧言论，对实际政务没有帮助。至于大肆陈说福报，更涉及有意造作。因为这只是乡里劝人施舍的格言，而不是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是二氏因果报应的绪论，而不是儒者的正理。△《盐政志》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廷立撰写。朱廷立是通山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嘉靖八年，朱廷立以河南道监察御史身份奉命清理两淮盐政，于是广泛考察古今盐业制度，写成这部书。全书分为七门：一是《出产》，二是《建立》，三是《制度》，四是《制诏》，五是《疏议》，六是《盐官》，七是《禁令》。每门又分若干子目，共有三百九十四目。大概因为制诏、疏议每一篇各立一目，所以繁多到这种程度。△《嘉靖清源关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刘玺撰写。刘玺字双泉，籍属济州卫，唐县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这部编书是刘玺任户部主事、监理临清关税时编纂的，也就是清源关的条例。序中称，嘉靖九年以前的案牍没有可考的依据，所以旧事都不记载，这样仍然可以说是散佚遗失了。它的凡例说，凡是制度不合于今天的也弃置不取。那么这不过是征收税课的簿籍，以及张榜告示商人和吏役的文书罢了。志书本来是为了保存旧典，难道还要计较它现在是否施行吗？刘玺自序称：“我向同僚访问，有人说孙松山监管清源关时很有声望。经过通州时，遇到了孙松山。孙松山于是拿出他所汇集的《清源关榷政录》给我看，我便依据它补充修订成这部书。”那么它的原本实际上就是簿籍，难怪会是这样。刘玺任期届满，还来不及刊刻，接替他办理此事的是蒲田人雍润，于是交给他付梓刊行。书中凡署有雍润姓名的地方，也是他后来续增的。△《淮关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马麟撰写。马麟是巴县人。嘉靖戊戌年进士，官任南京户部员外郎。这部书共分八门。其中《建置》不叙述淮关建立的始末，却泛泛引用历代征收商税的典故，编成一卷，实在十分漫无边际。又地志设置《艺文》一门，原本是为了记载地方风土。这部志书不过是征税条例，关外的事情都不属于它的范围。却又滥载艺文，尤其不合志书的体例。△《茶马类考》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胡彦撰写。胡彦是沔阳人。嘉靖辛丑年进士，官任巡察茶马御史。因而逐一考察有关典故以及时事利弊，写成这部书。明代制度中，茶马御史兼管宁夏盐务，所以第三卷又记载盐政。△《海运详考》一卷、《海运志》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王宗沐撰写。王宗沐字新甫，临海人。嘉靖甲辰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书是隆庆六年二月，王宗沐任山东布政使时议论开办海运而作的，所记都是他议论此事时的呈文。这年七月，他又刊刻《海运志》，在《详考》之外增入《海运图》，以及《海运路程》《奏疏事宜》。考察王宗沐任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时，曾请求恢复海运，这篇奏疏载在他所著《敬所文集》中，本传也记载了大略。然而史书载，王宗沐运送十二万石米从淮地入海，抵达天津。南京给事中张焕说：“近来听说八艘船漂没，损失米三千二百石。王宗沐预先估计会有这种情况，私下派人买米补足。米可以补上，人命可以补偿吗？王宗沐掩饰事实、蒙蔽视听，不合大臣的道义。”王宗沐上疏申辩，请求查勘。诏令按照先前的意见执行，熟悉海道，以备缓急。不久，海运到达即墨，飓风大作，七艘船倾覆。都给事中贾三近、御史鲍希颜以及山东巡抚傅希挚都说不便，于是此事搁置。那时是万历元年，等等。王宗沐大概只是拾取邱濬《大学衍义补》中的陈旧言论，来侥幸求取功名。不知道书生纸上谈论的经国济世之道，说起来没有不合乎道理的，实行起来却百次也未必有一次成功。考察王宗沐的事，可以作为妄谈海运的明显警戒。△《洲课条例》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侹撰写。王侹的生平事迹不详。他写这部书时，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明代从镇江到九江，沿江洲地的课税都隶属于南京工部。后来因为有借名影射、侵吞占有的弊端，又设置官员来主管此事。《明史·食货志》没有详细说明其中的办法，大概是因为它已经并入地粮之内了。这部书是嘉靖年间侹任督理时编纂的。开头记载敕谕以及课银数目、征取和使用的条例；接着记载准许奏行的事例八条、部司酌情议定的事项九条，可以考见当时的制度。《千顷堂书目》著录《芦政条例》一卷，没有注明撰人，注说：“嘉靖己酉，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惠安庄朝宾序刊。”这部书有庄朝宾的序言，与黄虞稷所记相合。大概就是同一本书而名称不同，因为“洲课”就是“芦政”。△《两淮盐法志》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史起蛰、张矩共同撰写。起蛰是江都人，张矩是仪征人。此书成于嘉靖庚戌年，是在弘治旧志的基础上增删修订的。主持此事的是巡按御史杨选和运使陈暹。△《漕书》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张鸣凤撰写。张鸣凤有《桂胜》，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论述漕运的利弊，分为八篇：一是《漕政》，二是《漕司》，三是《漕军》，四是《漕河》，五是《漕海》，六是《漕船》，七是《漕仓》，八是《漕刑》，极力主张海运的好处。又认为漕船所用的工料不坚固，入水后容易破损，想在川湖地区采伐木材，大规模修造一万多艘船，把剩余材料储备起来，以供几十年使用。又认为丹阳、京口的水道都出自长江，水浅而船多，想另行开辟运道，从孟渎通向白塔河到扬州。这些主张有很多难以实行。

译△《明通宝义》一卷、《广通宝义》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罗汝芳撰写。罗汝芳有《孝经宗旨》，已经著录。前明钱钞通行时，弊端层出不穷。罗汝芳任滇省督屯时，认为云南是铸钱的集中产地，于是撰写此书，用来说明其中的利弊。全书大意认为，钱币的制度在大小、轻重方面，贵在保持公平适中，这样才足以成为万世的利益。书中逐一引用历代钱币制度，上自太昊、轩辕，下至唐宋，罗列得很完备。其中第一篇《本义》引用唐人的《钱谱》，说秦代八铢钱失之过重，汉初榆荚钱失之过轻。按《文献通考》记载，秦兼并天下后，铜钱的质地像周钱，钱文为“半两”；汉高后二年，才开始实行八铢钱。因此，“八铢”这个名称是在汉代确定的，说秦代有八铢钱是不对的。又考察唐武德四年废除五铢钱，铸造开通元宝钱，钱文是欧阳询所书，回环读作“开通元宝”；如今的书全都写作“开元通宝”，也不符合原意。△《海运新考》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梁梦龙撰写。梁梦龙有《史要编》，已经著录。隆庆末年，梁梦龙巡抚山东，正赶上徐州、邳州之间的漕河淤塞，漕运总督王宗沐请求恢复海运，朝廷下令让梁梦龙负责此事；梁梦龙下檄给青州道潘允端等人实地勘察并试行。从南面的淮安到胶州，北面的海仓口到天津，共三千三百多里，运米二千石，船行没有阻碍。于是他把情况分条具奏，又把前后的奏疏、议论、奏记和考证说明辑成一编。这就是王宗沐奏疏中所说的“巡抚都御史梁梦龙毅然试行，终于取得成效而没有阻滞”。书中论述海道的曲折情况，颇为详细完备。自从邱濬《大学衍义补》极力说明海运的好处以来，然而海运再次遭遇漂流沉没，王宗沐也屡次受到弹劾，事情最终没有实行。这里说“后来漕运通畅得到上报，之后梁梦龙也升迁离任，这项议论于是搁置”，也不过是文饰之辞罢了。△《海运编》二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崔旦撰写。崔旦字伯东，平度人。这部书成于嘉靖甲寅年。当时因为运道艰难阻塞，议论者想开凿胶莱河以恢复海运。计划从淮安清江浦口出发，经过新坝、马家壕到海仓口，直达直沽；只沿海湾航行，可以避开大洋的危险。崔旦居住在海滨，熟悉其中的利害。地方大官向他咨询开浚的办法，崔旦也认为一定可以实行。只是他想把马家壕的航道改为从麻湾口通行，所条陈上奏的工役办法、堤闸制度都很详备。后来派官员勘察，报告说水中沙碛很多，这件事于是搁置。崔旦因此检查自己所作的议论、考证诸篇，抄录下来保存。△《山东盐法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查志隆撰写，谭耀、詹仰庇参与修订。查志隆字鸣治，海宁人。嘉靖己未年进士，官至山东布政司左参政。谭耀是东莞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詹仰庇是安溪人，嘉靖乙丑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这部书是查志隆任山东盐司同知时撰写的。谭耀当时任巡盐长芦，詹仰庇当时任山东按察司副使。正统年间，朝廷命长芦巡盐御史兼理山东盐法；隆庆五年，又命山东驿传副使兼管盐法，因此三人都得以参与查志隆裁订此志。△《八闽政议》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人的姓名，也没有序言和跋文。全书都记载明代嘉靖三十二年福建布政使以及福宁道参政所条陈、申报的文书，分别称为《盐法》《纲银》《运脚》，各成一卷，大概是当时布政司刊刻的规则条例。△《海运图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郑若曾撰写。郑若曾有《郑开阳杂著》，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列有两幅图，后面附有说明，末尾附录海运旧道。关于海运的说法，古代并没有这样的事实。杜甫《后出塞诗》所说“渔阳欢乐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不过是极力铺陈边帅的骄奢，以及能够从远方运来难以得到的物品供饮食享用，并不是说当时果真通过海船运输来供应军粮。明代人鉴于元末中原道路阻塞、运输不通的弊端，大多喜欢讲求海运，以防备意外，却不知道如果政治治理清明，天下四海如同一家，又何必忧虑转运物资不能到达？如果中原失去控制，盗贼纵横，即使远渡波涛，运来亿万粮食，对败亡又有什么补益呢？至于邱濬考核历年漂流沉没的数量，认为节省漕渠所耗的费用，足以补偿海道上的损失，却没有想到每年都有篙工、舵师丧命，动辄达到千百人，又用什么来抵偿他们呢？郑若曾这部书也拘泥于这种看法，都可以说是不探求根本。△《苏松浮赋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郑若曾撰写。他的主张已经完整收录在所撰《万里海防编》中，这里则逐项分析土地亩数和科征数额，详细陈述出来。嘉靖年间，他曾分条上奏给主管官员，极力请求上报朝廷。正好受到倭寇事变的阻碍，最终没有实行。这是他的遗稿。△《重修两浙鹾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圻撰写。王圻有《东吴水利考》，已经著录。这部书包括《图说》二卷、《诏令》一卷、《盐政》十三卷、《职官表》一卷、《列传》一卷、《奏议》三卷、《艺文》三卷。前面有自序，说武陵人杨鹤巡按浙江时，把《盐规类略》《酉戌沿革》《行盐事宜》三书和旧志交给王圻增订。王圻于是摘取其中的要点，编入各项条目，使引票的增减、价格的高低、课额的盈亏、征收解送的缓急、盐商和灶户的疾苦，都清楚地记载在书中。对于浙江的盐务，记录颇为详细。然而其中多是解决一时问题的办法，并不全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制度。△《漕运通志》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杨宏撰写。杨宏字希仁，是海州大河卫人。嘉靖年间，他以指挥使身份署理都督同知，总管江北漕运。旧有《漕运志》，杨宏认为它不完备，于是搜集各类书籍，亲自记录。又请瓯宁人谢纯考察古今沿革，撰作《表》六卷，依次为《漕渠》《漕职》《漕卒》《漕船》《漕仓》《漕数》；撰作《略》三卷，依次为《漕例》《漕议》《漕文》。

译序言说，创立《表》就能显现纲常制度，编成《略》就能彰明各项细节。全书共十卷，但序言说是九卷，大概是因为《漕渠》篇文字繁多，分成了两卷。△《救荒事宜》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孔教撰写。周孔教有《中丞疏稿》，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应天巡抚时，因为三吴地区遭受水灾而撰写的。分列二十三条，附议三条，大意不超出《周官》所说的荒政范围。大概是当时颁布的条规教令，由他的属官刊刻发行。△《长芦盐法志》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何继高、冯学易、闵远庆共同撰写。何继高字汝登，山阴人。万历癸未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冯学易字韦卿，临海人。隆庆丁卯年举人，官至长芦盐运司运同。闵远庆字基厚，乌程人。万历丙戌年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佥事。编纂此书时，何继高正任运使，闵远庆正任运判。因此三人参照现行盐法事例和历代典故，共同斟酌确定了书中的内容。△《通漕类编》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王在晋撰写。王在晋有《历代山陵考》，已经著录。这部书先讲漕运，其次讲河渠，附带讲海运、海道。前面有自序，并撰写了成书凡例。大体上取自官府册籍，没有进行考订。王在晋任经略时，正逢时局危急，却一筹莫展，徘徊之后以疾病为由离去。他大概只是喜欢谈论经世之道而没有实际用处，这部书恐怕也只是徒具形式罢了。△《粤东盐政考》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李枟撰写。李枟字长儒，鄞县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李枟任广东按察使佥事、统理盐法时撰写的。上卷记载盐律、盐官、盐署、盐产、盐课、盐饷、盐厂、盐牙、盐包、盐斤；下卷记载盐秤、盐单、盐票、盐旗、盐船、盐限、盐籍、盐会、盐界、盐运。对于盐政的利弊，记载颇为详细。这部书在盐官题衔之后，不记载任官期间的政绩，也不完整列出前后任职官员的姓氏姓名。大概是专门为盐政而作，体例与其他志书不同。继李枟任职的张邦翼、杨莹锺、龚承荐，都曾有所续刻，分别见于他们所撰的序文中。不过，对于原书的体例，并没有改动。△《北新钞关志》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荆之琦撰写。荆之琦是丹阳人。万历甲辰年进士，任官经历不详。这部书分为十六门。其中《建置》《命遣》《禁令》《经制》《则例》《课额》《责委》《钤辖》《区行》《利弊》《因革》《宦迹》《公署》《人役》十四门，都是考察关税政务所应当涉及的内容。《艺文》一门，也是沿袭《淮关志》设置的方便做法，并不应当列入。△《开荒十二政》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魏纯粹撰写。魏纯粹是柏乡人，任永城县知县。万历三十六年，魏纯粹在永城开垦荒田，招集流民，分条上奏十二项建议，并把这件事绘成图。其时上级官员的批答以及士人、百姓的歌颂文章也都附在书中。魏纯粹就是大学士裔介的祖父。△《国赋纪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署为明代倪元璐撰写。倪元璐有《儿易内外仪》，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古代以来各种赋税制度，每一类只引用一条旧事，内容十分粗疏简陋，必定不是倪元璐所作。大概只是摘抄类书中的几条概要，假托倪元璐之名罢了。《学海类编》所收的书，大多属于这一类。△《救荒策会》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龙正撰写。陈龙正字惕龙，嘉善人。崇祯甲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降任南京国子监丞；福王召他任礼部祠祭司员外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宋代董煟辑录古今《救荒活民书》三卷，元代张光大续写，明代朱熊又加以补充编缀。陈龙正这部书则合并三家的著作，删去繁复内容，并附录崇祯庚辰、辛巳年嘉善救荒的事情。他斥责朱熊的书杂乱记载怪异之事，立论颇为正当；但大意仍没有超出董煟的书。陈龙正喜欢谈论经世致用之术，这也是他的著作之一。崇祯末年，他曾建议开垦畿辅、河南、山东的荒田，以节省转运费用。史书说，当时中原残破，有田地却无法耕种，陈龙正只是拘守通常的道理而已。这样看来，他所讲的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古今鹾略》九卷、《鹾略补》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汪砢玉撰写。（按，《明诗综》作“珂玉”，这是字形的错误。）汪砢玉字玉水，徽州人，寄籍嘉兴。崇祯年间任山东盐运使判官。这部书前后分为两编，两编卷首都有自序。《鹾略》九卷，共分《生息》《供用》《职掌》《会计》《政令》《利弊》《法律》《徵异》《杂考》九门，称为《九府》。《鹾略补》也按九门分类补录遗漏。明朝末年物资匮乏，汪砢玉想恢复汉代牢盆的制度，同时采用宋代转般的办法。（按，“般”字如今的案牍都写作“搬”；考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凡是“转般”都写作这个“般”字，汪砢玉大概是依据原文。）他的用意虽然很好，但从形势看恐怕无法实行。他所引用的材料务求广博，搜集了许多古典，但也有不少与后世的时势并不切合。至于旁涉远方荒僻地区的内容，就更加与中国的盐政没有关系了。△《救荒事宜》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张陛撰写。张陛字登子，山阴人。崇祯庚辰年，发生大饥荒。刘宗周和祁彪佳都居住在乡里，刘宗周倡议煮粥，祁彪佳倡议平价卖粮；张陛又拿出自家的粮食五百石，补助二人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他担心赈济可能不周全，钱财也可能白白耗费，于是斟酌实际情况，创立十项办法：一是聚米，二是踏勘，三是优恤，四是分别，五是散米，六是核实，七是渐及，八是激劝，九是平粜，十是协力。这些筹划安排很有条理，使许多人得以保全生命，张陛于是把其纲要疏列成这部书。△《盐法考》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译没有注明撰人的姓名，也没有序言和目录。开头是总论，其次是两淮，再次是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陕西、广东。所记载的事迹到崇祯初年为止，疑心是明朝末年人所作。△《淮鹾本论》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本朝胡文学撰写。胡文学有《疏稿》，已经著录。这部书是胡文学在顺治庚子、辛丑年间任两淮巡盐御史时撰写的。上卷分为十篇：一为《停兑会》，二为《附销不带盐》，三为《复三府》，四为《关桥掣规》，五为《厘所掣》，六为《掣江都食盐》，七为《淮北改所》，八为《撤分司》，九为《废兴庄临湖场》，十为《草荡不加税》；下卷分为十五篇：一为《恤株连》，二为《缓倒追》，三为《禁私贩》，四为《除镟棍》，五为《谢游客》，六为《简关防》，七为《祛吏弊》，八为《不任承役》，九为《宽追比》，十为《便销批》，十一为《公佥报》，十二为《均急公窝引》，十三为《去江掣弊》，十四为《酌归纲》，十五为《省繁费》，十六为《修书院》。（原文称下卷分十五篇，但列出十六篇，数量存在矛盾。）当时还处在本朝定鼎初期，各项制度刚刚兴起，往往仍沿用明代制度。胡文学所论述的，大概只是针对当时一时的利弊罢了。△《明漕运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国朝曹溶撰写。曹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曹溶自己收载在所编《学海类编》中的。现在考察书中文字，竟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漕转运篇》没有一个字的不同。曹溶绝不至于如此，因此知道《学海类编》肯定不是曹家原本。《苏松历代财赋考》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大意说，苏、松二郡的田地，只占天下田地的八十五分之一，而所缴纳的赋税竟承担天下赋税的十三分之二。起初，因为张士诚据地抗拒，明太祖便把租额定作官粮；后来又因为万历以后，有司官员把耗羡增加的数额充作正额。这样的做法沿袭已久，百姓的困苦一直没有缓解。于是摘取其中的要点，汇编成书。又恭敬地抄录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历年免除欠赋、减免额数的各道圣谕，接着收录巡抚韩世琦到汤斌十人的奏疏。考察苏、松浮粮的弊端，已经承蒙特别颁降恩诏，普遍厘正旧额。东南士女早已歌颂皇上的仁德，安享太平教化。这部书所收奏疏只到康熙二十四年，所反映的情形同今天完全不同了。谨且保存它的书名，用来说明自列圣以来一直关心民生疾苦，民间百姓的痛苦没有不上达皇帝听闻的。因此皇上的深厚恩泽和仁德深入肌肤骨髓，远远不是前代所能比的。《历代山泽征税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国朝彭宁求撰写。彭宁求字文洽，长洲人。康熙壬戌年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这部书详细叙述历代山林湖泽征税的各种政令。然而，它不知道海税是从汉宣帝时开始的，也不知道盐铁税是从管子时开始的。既然汇述历代税法，却把辽代设置银冶、铁冶，金代和买金银冶，以及大定年间停止金银坑冶之税、采买各处金银铜冶的办法，还有元代铁冶、铜冶、银冶、淘金等政令，以及专门设置官司并载入史志的事项，全都略去不谈，实在不能算完备。《左司笔记》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吴暻撰写。吴暻字西斋，太仓人。康熙戊辰年进士。这部编书是他任户部官员时所作。分为《疆域》《户口》《田地》《正赋》《漕运》《钱法》《盐课》《茶马》《关税》《杂税》《物产》《三库》《十仓》《常平》《官俸》《兵食》《经费》《设官》《廨署》《杂识》二十门。所记载的都是户部掌管的旧事，也兼及其他各部的事务。每一门叙述事情，都从汉、唐写到国朝。书名之所以称为《左司笔记》，据《杂识》中的一条说：“当时任户部官员的人把广东、山西二司称为左右二大司。吴暻恰好任广东司的官，而他所搜集的多是一个衙门遗留下来的旧事，所以把书命名为《左司笔记》。” 《泉刀汇纂》（不分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邱峻撰写。邱峻有《南湖记略稿》，已经著录。《钱谱》由顾烜首创，见于《隋书·经籍志》。此后封演等人相继撰写，作品也都散佚了。如今只有洪遵的书保存下来。然而洪遵只是考察钱币的形制，绘出钱文，没有涉及历代政典沿革的详细情况。邱峻这部书则从远古一直写到明代，把典章故实和有关艺文全部采录。分为六门：一是《沿革》，二是《利弊》，三是《建元》，四是《图异》，五是《官监》，六是《杂编》。搜集采录相当详细，也多有考证。但是编排杂乱没有条理，又没有分卷，大概是尚未完成的稿本。《钱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张端木撰写。张端本字昆乔，上海人。乾隆壬戌年进士，官至诸暨县知县。这部书第一卷至第七卷详细记载历代钱币的弊端，也涉及伪朝、僭号者铸造的钱币；第八卷至第十卷记载年代不可考的钱币；第十一卷专门记载外国钱币的名称；第十二卷则叙述古来撰写钱币志书的人，最后以洪遵《泉志序》收尾。书中颇多引用洪遵的说法，宋、元以后则是张端木自己搜集的。考察《御定西清古鉴》中的《钱录》一编，图绘精妙，考据详实严谨，足以综合裁断百代钱币之制，已经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张端木大概没有来得及见到这部书，所以只是搜集残余资料，编成了这部钱录。以上是“政书类”中的邦计之属，共四十五部、二百四十九卷，其中一部不分卷，都附在《存目》中。《马政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陈讲撰写。陈讲字子学，遂宁人。正德辛巳年进士，官至山西提学副使。这部书是他在嘉靖三年以御史身份巡视陕西马政时所作。全书中，《茶马》一卷，分九目，记载用茶交换番马的制度；《盐马》一卷，分七目，记载纳马中盐的制度；《牧马》一卷，分八目，记载各寺、苑、监畜养牧放马匹的制度；《点马》一卷，分三目，记载行太仆寺各军卫稽查核验马匹的制度。书中搜集叙述事情的原委相当详细。《明史·食货志》记载，陈讲曾因商人贩运的茶叶低劣虚假，于是把茶分为上品、中品，在茶篦上加盖印记，写明商人的姓名并加以考核。他大概也是勤于治理政务的人。然而明代茶马政务到了末期，奸商私自贩运，官吏冒领支取，弊端多得无法穷尽。把支取盐引中马匹改为缴纳银两，名义还在，实际已经不存在，对边疆财政也没有什么帮助。志书中所列的，大体都只是具文而已。《历代武举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谭吉璁撰写。谭吉璁有《延绥镇志》，已经著录。这部书叙述历代武举制度，间或引用唐、宋诸儒的奏议来互相考证。例如叙述唐代武举长垛等考试条例，却遗漏了穿札；宋代武举制度屡次变更，授官的办法也记载得极其详细，但书中都略去不谈。又如辽代统和十二年下诏，命各道军中有勇敢强健的人，具列姓名上报；金代皇统年间特设武举科，到了贞祐年间又赐给敕命和章服，与进士采用同样的礼例。这一科受到特别重视，各种史书的纪、志记载得十分详细，书中也没有征引，因此不能说是完备。以上是“政书类”中的军政之属，共二部、五卷，都附在《存目》中。《永徽法经》三十卷（《永乐大典》本）。元代郑汝翼撰写。郑汝翼字鹏举，河南人。乔从善作跋说，他“年少时便读书，学习刑名之学，各方面无不涉猎，能够领会法条之外的意义”。他考中金朝律科，被选任刑部检法。到了壬辰革命时，迁居顺德州。节度赵公知道他有平反冤狱的声誉，提拔他为中书省详议，不久又举荐授任大理丞。后来以奉直大夫、左三部郎中的身份退休。这部书作于中统癸亥年，主旨在于阐明唐律，所以命名为《永徽法经》。自序说，唐代永徽年间依据隋律参订制定法律，共十三章、三十卷，法令详尽完备。金朝推崇法科，皇统、大定年间权宜拟定大略，却没有形成篇章目录。道陵下令设置详定、校定两所，从明昌到泰和年间，参照隋、唐、辽、宋遗留下来的文字，参订篇目，卷册完全依照唐制。其中因时制宜而增删的有十分之一二。辽、宋以及皇统、大定时期的文籍，已经更改散失，无从保存；永徽、泰和年间的遗文还足以作为考证依据。于是阅读这些书，把随着条文而有的异同分别分析、编排归类，以便阅览。篇目仍沿用十三章的旧制，每篇篇目之下都有议论。从李悝以后，各种同异、分合以及前后次序，分别考析它们的沿革和源流。书中把唐律列在前面，金律附在后面。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有的增加、有的减少，全都详细作注，颇为精密。《文渊阁书目》记载此书一部五册，没有注明卷数。《永乐大典》所收载的合为四卷，现在依照这个卷数著录。《至正条格》二十三卷（《永乐大典》本）。元顺帝时期官府编撰。全书分为二十七门：一为《祭祀》，二为《户令》，三为《学令》，四为《选举》，五为《宫卫》，六为《军防》，七为《仪制》，八为《衣服》，九为《公式》，十为《禄令》，十一为《仓库》，十二为《厩牧》，十三为《田令》，十四为《赋役》，十五为《关市》，十六为《捕亡》，十七为《赏令》，十八为《医药》，十九为《假宁》，二十为《狱官》，二十一为《杂令》，二十二为《僧道》，二十三为《营缮》，二十四为《河防》，二十五为《服制》，二十六为《跕赤》，二十七为《榷货》。考察《元史·刑法志》的记载，元朝初年平定宋朝后，删削繁琐苛细的法令，开始制定新律。至元二十一年，中书省通知各衙门，把元朝颁降的圣旨条律颁发给有关官府，称为《至元新格》。仁宗时期，又把格例条文分类汇集成书，称为《风宪宏纲》。英宗时期再次增删修订，书成后称为《大元通制》。这部书的纲目有三类：一是《诏制》，二是《条格》，三是《断制》。仁宗以后，大体都遵照使用，却没有提到这部书。据欧阳玄的序文，这部书是顺帝至元四年中书省上言说，《大元通制》在延祐乙卯年编集，在至治癸亥年颁行，距离当时已有二十多年。朝廷后来不断颁降诏条，司法部门也不断议定格例，文书越来越繁杂，沿革变化没有定规。前后权衡裁决时，有司没有可以据以判定的依据，往返审核而拖延不决，官吏有时还玩弄文字。于是请求选择老成有经验、精通文学和法律的臣僚，重新删定。皇帝于是命中书省专门派官员主持此事，又选派枢府、宪台、大宗正、翰林、集贤等官员，编阅新旧条格，斟酌增删。书成后，共有制诏一百五十条、格一千七百条、断例一千零五十九条。至正五年书成，丞相阿鲁图等入朝奏报，请求赐名为《至正条格》。它的编纂始末清楚可考。《元史》遗漏了这件事，也是其疏漏的一个证据。原本卷数不可考，如今《永乐大典》所收载的共有二十三卷。《金玉新书》二十七卷（《永乐大典》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大概是元代坊间刊本。这部书共分三十一门纲目：一为《民庶》，二为《商旅》，三为《僧道》，四为《官制》，五为《州县》，六为《监司》，七为《皇族》，八为《遣使》，九为《职任》，十为《荐举》，十一为《选试》，十二为《推鞫》，十三为《公吏》，十四为《军防》，十五为《督捕》，十六为《仓库》，十七为《场务》，十八为《纲运》，十九为《工役》，二十为《功赏》，二十一为《推赏》，二十二为《职田》，二十三为《朝享》，二十四为《恩封》，二十五为《仪制》，二十六为《礼制》，二十七为《给赐》，二十八为《文书》，二十九为《请给》，三十为《急递》，三十一为《贡献》。每一门都用两个字作标题。

译门下又分列子目，都用六个字作标题。内容繁杂混乱，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它称为《金玉新书》，大概是取“金科玉律”的意思，书名也不文雅妥当。《官民准用》七卷（《永乐大典》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徐天麟的序文说：“元朝不崇尚烦琐细密，所以不采用太和旧例。然而根据具体事情制定法律，前后颁下的格例，负责文书的官吏不能全部看到。等到承蒙省台颁降命令，内外衙门把它们分类编排，设置簿册以便查考。恰好有位好事的君子，拿出一部编书给我看，说：‘这叫《官民准用》。’”由此可知，这部书是留心法律的人抄集案牍编成的，不是官府编撰的。书前列有诏敕，中间分为三十二目：一为《官制》，二为《吏员》，三为《公牍》，四为《礼仪》，五为《学校》，六为《僧道》，七为《户役》，八为《田产》，九为《婚娶》，十为《良贱》，十一为《债负》，十二为《俸给》，十三为《钱粮》，十四为《课程》，十五为《仓库》，十六为《榷禁》，十七为《铺驿》，十八为《军兵》，十九为《台察》，二十为《诉讼》，二十一为《警捕》，二十二为《断狱》，二十三为《禁约》，二十四为《杂犯》，二十五为《盗贼》，二十六为《殴杀》，二十七为《赃婪》，二十八为《奸汙》，二十九为《诈伪》，三十为《拾遗》，三十一为《工作》，三十二为《匠役》，并附有唐律的各种图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大概元朝初年废除科举而任用掾吏，所以在《官制》之后紧接着就是《吏员》。又因为当时三教并重，所以在《学校》之后紧接着就是《僧道》。这部书在《文渊阁书目》中记作四册，没有说明有多少卷。如今在《永乐大典》中看到的共有七卷，已经合并了旧帙，并不是原来的卷数。《明律》三十卷（《永乐大典》本）。明太祖时期奉敕修订。起初，太祖平定武昌后，就商议制定律令。吴元年，命左丞相李善长任律令总裁官，杨宪、陶安等任议律官。太祖告诫他们说：“法律贵在简明恰当，使人容易明白。如果条文头绪繁多，或者同一件事有两种说法，可轻可重，官吏便能借机作奸，这就不是立法的本意了。”于是太祖来到西楼，召集群臣赐座，从容讲论法律的意义。书编成后，又担心百姓不能全部知道，便命大理卿周祯等人在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把民间所实行的各种事务分类汇集成编，解释其意义，颁发给郡县，名为《律令直解》。洪武元年，又命四名儒臣同刑官讲习唐律，每天进讲二十条。洪武六年夏天，刊刻《律令宪纲》，颁发给各司。然而这些都是根据需要草创的，还没有做到详尽完备。这部书是在洪武六年冬天，奉诏由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修订的。凡是近代比附成例过于繁多、奸吏可以借此上下其手的，一概严加革除。每完成一篇，就缮写成书上奏，并张贴在西庑的墙壁上，由太祖亲自裁定。第二年二月，书编成。篇目完全依照唐律。采用已经颁行的旧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定的新律三十一条，摘取唐律用来补充遗漏的又有一百二十二条，合计六百零六条。然而明代审判案件并不很遵用它，所以这部书的传本也很少。这还是《永乐大典》所收载的明初旧本。以上是“政书类”中的法令之属，共五部、一百一十七卷，都附在《存目》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七卷〕 《元内府宫殿制作》一卷（《永乐大典》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元代门廊、宫殿的建造制度十分详细，但文辞粗俗冗长，不像文士所作。怀疑是当时营缮衙门内部私下传授的本子。《造砖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张问之撰写。张问之是庆云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工部郎中。从明永乐年间开始在苏州烧造砖，责成此项劳役于长洲的窑户六十三家。砖长二尺二寸，直径一尺七寸。制砖用土必须取自城东北陆墓出产的、干燥后呈金银色的土，挖出后运输，运来后晾晒，晒后捶打，捶打后舂捣，舂捣后研磨，研磨后过筛，总共经过七道工序才得到土。又在三级池中澄清，用三层罗筛过滤；筑地晾晒，把瓦片铺上去使它干燥；用铁弦勒紧，用人的脚踩踏，总共经过六道工序才制成泥。用手揉泥，用托版承接，用石轮砑平，用木掌捶打，避开风和太阳，放在阴室中，每天轻轻筑打。经过八个月以后才制成砖坯。砖坯入窑时，为防止骤然用烈火烧灼，先用糠草熏烧一个月，再用片柴烧一个月，又用棵柴烧一个月，再用松枝柴烧四十天，总共一百三十天以后才窨水出窑。有时三块中选一块，有时几十块中选一块。必须四面和背面都平整，四边颜色纯白，没有干裂纹，没有缺角，敲击时声音震响而清脆，才算符合标准。这种砖的费用非常昂贵。嘉靖年间营建宫殿时，朝廷询问此事，便派他前往督理工程。总共需要五万块砖，但历时三年多才烧造完成。有的窑户承受不了这种劳累，甚至自杀。于是他把采料、炼制、烧造的艰难，每件事都绘图并附上说明，进呈朝廷，希望能够使朝廷有所感悟。这也就是郑侠绘制《流民图》的意思。他的书成于嘉靖甲午年，而明朝的弊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法度逐渐败坏，百姓陷于水深火热，并不必等到万历末年才如此。△《西槎汇草》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龚辉撰。龚辉有《全陕政要略》，已经著录。嘉靖年间营建仁寿宫，龚辉以营缮司主事的身份奉命督办四川采木，取得大木五千多株，木板、方材也同样多。工部的札文要求把数量再增加一倍，公家和私人都陷于困境，民情十分激愤。龚辉于是把山川险阻、运输艰苦等情形绘成十五幅图，前后各作图说，一并奏报。最终得到皇帝旨意，停止此事。书后列有札子三篇，又附载诗文数首。之所以称作《西槎汇草》，是因为龚辉曾出使浙东，所以取“西槎”这个名称以作区别。他的图说和札子，都写得恳切悲苦，令人感动，与张问之的《造砖图说》相当。此书本应以《采木图说》为名，不应再附加诗文，称作“汇草”。它的编排次序也很不合体例。而且诗文只有寥寥数首，又都写得不好，更加显得没有意义。现在仍将它著录在政书类中，是因为看重其中的采木记载。△《南船纪》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沈启撰。沈启有《吴江水利考》，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沈启在嘉靖年间以南工部营缮司主事署理龙江提举司时所撰。考察《明史·兵志》，明太祖在新江口设置船四百艘。永乐初年，又命镇江各府卫制造海风船，这些也都是江船。又据《职官志》所载，各种船有黄船、遮洋船、浅船、马船、风快船、备倭战船等名称。其中只有遮洋船、备倭战船两种用于海上，所以沈启没有涉及。其余各船的图形、工料数目，以及因革和主管机构的各项条例，无不详细备载。本朝江宁府设置同知一员，专门管理督造战船。古今情况不同，书中的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用；然而用来参考制度的增损变化，未尝不是船政的起始依据。△《水部备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梦旸撰。周梦旸字启明，南漳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工部都水司郎中。由于工部的职掌繁杂，而且前后多有变革，难以考查，于是检阅档案文书，按类别编排，每类各立纲目。分为《职官》《河渠》《桥道》《舟车》《织造》《器用》《权量》《征输》《供亿》《丛事》十考，末尾附载吏典承办执行的事项。此书成于万历丁亥年。△《浮梁陶政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本朝吴允嘉撰。吴允嘉有《吴越顺存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全都记载江西景德镇官窑的始末，共七条，内容非常简略。后面又记景德镇旧事十四条，其中“昊十九”一条重复出现。而且时代次序颠倒，《容斋随笔》一条把宋代的事列在明代之后，《池北偶谈》一条又把本朝的事列在宋代之前，完全没有条理。──以上是“政书类”中的考工之属，共六部、十八卷，都附有《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