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三 集部六

译卷一百五十三 集部六 ○别集类六 △《旴江集》三十七卷、《年谱》一卷、《外集》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李覯撰写。李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皇祐初年因被推荐授任太学助教。最后官至海门主簿、太学说书。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考察李覯年谱，称庆历三年癸未，编成《退居类稿》十二卷。又在皇祐四年庚辰，编成《皇祐续稿》八卷。这部集子是明代南城左赞编纂的。全书收诗文杂著三十七卷，前面列有《年谱》一卷，后面把制诰、荐章之类编为《外集》三卷。这大概不是当时的旧本。宋代人多说李覯不喜欢《孟子》，余允文《尊孟辨》中记载了李覯平时说的十七条话。而这部集子所收的只有“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伊尹废太甲”“周公封鲁”三条。大概左赞有所忌讳而删去了它们。集子卷首载有祖无择的《退居类稿序》，特意把孟子与李覯相比。集中的《答李观书》又说：“关于孟氏、荀氏、扬氏学说醇厚与疵病的说法，不能再轻率地加以权衡。”其他文章中也多次引用《孟子》，这与宋人所记的种种情况相反。根据被删去的那些平日言论推测，难道不是左赞篡改扰乱了原文吗？李覯的文章格调次于欧阳修、曾巩，但他论述治国体制，全都可以看出实用的价值。所以朱子说李覯的文章确实从经书中有所获得。他不喜欢《孟子》，只是偶然的偏见。这与欧阳修不喜欢《系辞》一样，可以搁置不论。左赞却一定要曲折弥缝，力求把这种痕迹抹去，见识实在浅陋。集中《平土书》、《明堂》、《五宗》都另有图。这一版本没有收录，或许是早已散佚失传，未必是左赞刊削掉的。李覯在宋代并不以诗著名。然而王士祯《居易录》曾称赞他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忆钱塘江》五首绝句，认为它们的风致很像义山。如今看这些诗，只有《梁元帝》一首不免显出粗俗鄙陋的面目，其余都无愧于王士祯的称誉，也可以说有如陶渊明所作的《闲情赋》。《湘山野录》载有李覯《望海亭席上作》一首，集中没有收录。考察当时蔡襄任福唐太守，在这座亭子邀请李覯和陈烈饮酒。陈烈听到官妓唱歌，刚一开口，就翻墙攀树逃走了。讲学家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李覯所说的“山鸟不知道红粉歌舞的快乐，一声拍板便惊飞”，正是用来嘲笑陈烈的。大概也是左赞嫌它轻薄，所以避讳而删掉了吧？△《金氏文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金君卿撰写。金君卿字正叔，浮梁人。《江西通志》记载：“金君卿考中庆历进士。历任官职至知临川、权江西提刑，入朝任度支郎中。”洪迈《夷坚志》记载金君卿在浮梁山读书的一件事，说他考取高科，历任郡守、部使者，累积功劳升至度支郎中。这与《江西通志》相合，但也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事迹。考察曾巩《元丰类稿》，其中有《卫尉寺丞致仕金君墓志铭》一篇，是为金君卿的父亲温叟所作。文中称温叟有四个儿子，名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都考中了进士。金君卿在皇祐二年任秘书丞，五年任太常博士，因此能够褒扬尊崇他的父亲。墓志叙述得相当详细。又说金君卿当时正凭借才干从贫贱中崛起，想用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天下人做事，慨然有志。这样看来，他也不是庸碌之人。《宋史·艺文志》载《金君卿集》十卷，《江西通志》作十五卷。考察《永乐大典》所载此集，其中有富临所作原序一篇，称江明仲在临川搜求金君卿遗稿，编成十五卷，题名为《金氏文集》。那么《宋志》称十卷就是错误的。原本早已散佚。如今从《永乐大典》所载中搜集，也只得到原书的十分之一二。然而北宋文集流传下来的日益稀少，这部书尤其是世间罕见的。这些残缺的珪玉碎片，越少就越珍贵。谨慎地按类别编排，分为上、下二卷。集中所作，有文彦博、韩琦的《生日诗》，《范仲淹移镇杭州次韵诗》，《和欧阳修颍州西湖》以及《芍药》二诗。金君卿所交往的人，都是一代端正之人、正直之士。因此他的诗文都清醇雅正整饬，仍然具有古风。陈述灾害之事、贡举之事的各篇奏疏，恳切详明，尤其有益于世用。又如《和介甫寄安丰张公仪》一首，就是采用《临川集》中安丰张令修《芍陂》的韵。而根据金君卿的诗，知道张宇就是张公仪，这是李壁作注时没有引用的材料。又有《和曾子固直言谪官者》一首，查检《元丰类稿》没有它的原唱，因此知道这篇诗是曾巩自行删去的。这些也都可以相互提供考证材料。富临的序说金君卿长于《易》，曾经著有《易说》、《易笺》。如今这些书都已不存，只有《传易之家》一篇，详细记载传授的始末，怀疑就是《易说》前面所载的叙录。现在既然无法考察，姑且一并附在集子的末尾。△《公是集》五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敞撰写。刘敞有《春秋传》，已经著录。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刘敞的文集有一百七十五卷。根据他的弟弟刘攽所作的集序，说《公是总集》七十五卷，分为五种：古诗二十卷、律诗十五卷、内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文献通考》也作七十五卷。这样看来，叶梦得所记是错误的。原本没有流传下来。如今新喻所刻的《三刘文集》中，《公是集》只有四卷。

译其中大概多是采自《宋文鉴》的作品，又把刘跂的《赵氏金石录序》、《泰山泰篆谱序》误收入集中。即使刘攽所作的《公是集序》，也是从《文献通考》中采录而来，没有见到它的全文，所以注文说作者失名。由此可知它的编排错乱疏漏。又有钱塘吴允嘉另编的《公是集》六卷，也非常残缺简略。考察史有之《序春秋意林》说：“清江是二刘、三孔的乡里，文献应当征集而且充足。如今《三孔集》还在，唯独二刘所著的书毁于兵乱。”这样看来，它散佚已经很久了。只有《永乐大典》所载相当丰富，如今搜集编排，厘定为五十四卷。想来当时重视他们兄弟的文章，把全部作品收入，所以保存下来的特别多。刘敞谈论经学，虽然喜欢同先儒立异，但他博通典籍，各有自己的心得，终究不是南宋诸家那些没有根基的游谈所能相比。因此他的文章深湛于经术，具有根本源流。刘攽的序称他把众多优点合为己有，超出同类而独自有所获得，瑰伟奇特，放纵自如。又称他考察诸子百家的杂博学说，能够以六经加以折衷；极力探究帝王的治国功业，今天仍然可以按其施行。学习圣人而得到圣人的道，所以远胜于前人。兄弟友爱的感情，虽然不免把刘敞推扬得过分，但曾肇《曲阜集》中有刘敞所作《赠特进制》说：“经术文章，可以追及古代作者。”朱子《晦菴集》中有这样的话：“《墨庄记》说：‘学士、舍人兄弟，都凭借文章在当时显达，并使名声流传后世。’”《语录》说：“原父的文章才思极多，奔涌而出。每次作文，多效法古人，极其相似。有几篇文章学习《礼记》。《春秋说》学习《公羊传》、《谷梁传》。”又说：“刘侍读气息平和、文辞舒缓，都是从经书中来的。与苏公相比，有高古的情趣。”如此等等，那么他的文辞古雅，就可以大致看出来了。晁公武《读书志》说欧阳修曾在韩琦面前贬低他的文章。叶适《习学记》也说，刘敞谈论经义，有时用戏谑的话回应欧阳修，积久不能平息。又触犯了韩琦，于是不能担任翰林学士。这大概是沿袭晁公武的说法。现在考察欧阳修起草的刘敞知制诰诏书，说：“议论宏大博洽，辞章灿烂。”又为刘敞的父亲刘立作墓志说：“刘敞与刘攽都贤能而且有文章。”又作刘敞墓志说：“他学问广博，从六经、诸子百家、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医药方术、佛教、老庄之说，没有不通晓的。写文章尤其敏捷丰富。曾经值守紫薇阁，一天之内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正要下班时，停住马匹，退回来坐下，一挥笔写成九道制书，共数千字。文辞典雅，各自符合其体制。”墓志铭又说：“只有他的文章光灿如日星，即使想要诋毁他，也知道没有人能够做到。”由此看来，欧阳修也很推重他。晁氏、叶氏所说的，难道不是真实情况吗？△《彭城集》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攽撰写。刘攽字贡父，号公非。他与兄长刘敞一同考中庆历六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宋史》称刘攽未到成年就通晓五经，博览群书。沈作喆《寓简》也说：“本朝六经之学，是从贾文元开始倡导的，而原父兄弟最为高明。”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自行征召所属人员，选取天下最优秀的人才，负责《史记》、前后《汉书》的人就是刘攽。他任知兖州、亳州时，因为不能奉行新法，被贬为监衡州盐仓。哲宗初年，起用为知襄州，入朝任秘书少监。钱勰起草制书，极力称赞他的词艺丰富。后来以直龙图阁出任知蔡州。孙觉、胡宗愈、苏轼、范百禄共同推荐他，说刘攽博闻强记而能写文章，政事才能可比古代循吏，一身兼具多种才器，坚守道义而不改变。于是召入授任中书舍人。苏轼起草制书，称他能阅读典、坟、邱、索之书，熟知汉、魏、晋、唐的旧事。他去世时，曾巩的祭文说：“勤学博闻而敏捷，超绝一世。从经籍典册开始，到孔子、墨子和诸子百家，太史所记录的，民间传闻和野史杂记，以及远及荒远境外之事，阴阳鬼神之说，细小和重大、万般不同的事物，他都一身遍览。下至律令，连老吏都感到疑惑的内容；故事旧章，满朝廷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有疑问向您请教，回来就像得到了一位老师。直贯旁通，像决堤的水、飞驰的箭一样。一时之间的文坛上，众多才俊并驾齐驱；满堂的贤能豪杰，都看着您挥动麈尾。”如此等等。大概当时朝廷中的评论和士人的舆论，没有不共同推重他的。即使朱子对于元祐年间的人物，除了洛党以外也多有不满，但《语录》却说：“贡父的文章，长于摹拟，学习《公羊》、《仪礼》也同样值得称道。”这难道不是因为刘攽学问博洽，辞章深奥雅正，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才力吗！史书所载他所著的书有《文集》五十卷、《五代春秋》十五卷、《内传国语》二十卷、《经史新议》七卷、《东汉刊误》四卷、《诗话》二卷、《汉官仪》三卷、《芍药谱》三卷。如今保存下来的，除《诗话》之外，只有《东汉刊误》散附在北监本《后汉书》中，近来才有刻本。《芍药谱》也只是残缺，却没有亡佚。《文集》则《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都作六十卷。明代《文渊阁书目》中有《彭城集》十五册，没有列出卷数。如今流传的《三刘文集》，只有《公非集》一卷，共有诗四首、文二十三篇。这大概是从散佚的余篇中搜集而来，缺漏很多。即使《宋文鉴》所选的作品也没有全部收录，其他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把刘颜之的《辅弼召对序》误认为刘攽所作，错误尤其明显，实在不足以作为依据。如今检阅《永乐大典》所载，篇章还很丰富，大概就是依据《彭城集》收入的。谨慎地搜集、编排，厘定为四十卷。与原书相比，所缺不过十分之一二。再同新编的他哥哥刘敞的《公是集》相比，宏大的制作和鸿篇巨制，旧日的面貌几乎恢复了。在北宋诸家中，可以说超越三孔，并且压倒两宋诸家。△《邕州小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陶弼撰写。陶弼字商翁，祁阳人。庆历年间，随杨畋讨伐湖南的瑶族，因功授任阳朔县主簿。历任官职，做到邕州知州。四次升迁后，任东上閤门使、康州团练使。《宋史》本传详细叙述了他招抚接纳各蛮族的事迹，人们都称赞他的才能。黄庭坚文集中有陶弼的墓志铭，也说他聚集晚年求学的子弟，讲授六经。他一生不理会琐碎事务，唯独以文章自得，尤其被称为善于作诗。他的诗文、书信、奏章共十八卷，读他的著作，可知他不是庸碌之人。如今十八卷的版本早已散佚，只有这部集子的一卷抄本尚存。所收诗歌仅七十三首。厉鹗《宋诗纪事》收录陶弼的诗，其中《咏藕》《咏蜨》二首，见于《合璧事类》，本集没有收载。《湖广通志》又说：“陶弼的诗尤其擅长描写风土，《蜡茶诗》长达五十韵，如今在集中也看不到。”大概这部集子都是他在湖南所作的诗，所以以邕州命名；不是在湖南所作的，就不收入此集。其中《辰州》一首、《园中》一首，都缺少开头两句；《五溪》一首，缺少结尾两句。没有别的版本可以校补，如今也仍旧保留其缺文。△《都官集》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陈舜俞撰写。陈舜俞有《庐山记》，已经著录。他的文集是陈舜俞去世后由他的女婿周开祖编纂的。原共三十卷。蒋之奇为它作序。庆元年间，他的曾孙陈杞以徽猷阁待制的身份任庆元府知府，又在四明重新刊刻，命名为《都官集》。楼钥作了后序。原本早已散佚，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篇章还比较多。经过检核、排比，可以得到原书的十分之六七。谨慎地按类别编次，又增入厉鹗《宋诗纪事》、沈季友《槜李诗系》所收的诗七首，厘定为文十一卷、诗三卷。陈舜俞年轻时向胡瑗学习，长大后拜欧阳修为师，并与司马光、苏轼等人交友。他有坚定的经世志向。所进的万言策，甚至把自己比作贾谊。后来被贬，死去以后，苏轼写文章哭悼他，称道说：“他的学术和才能兼有百人的器量，慨然准备以自身担当天下大事。然而一经斥逐便不再起用，士大夫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为此深深悲痛。”如今看他的诗，大半是贬谪以后所作，气韵格调疏放散漫，都是抒发胸中情怀的言语；文章则大多议论时政。总的说来，剀切直率地铺陈，通晓而切合事理。其中《三上英宗书》和《谏青苗》一疏，对利弊的指摘尤其深刻明白。虽然最终没有得到施展，但他的气节和经世才略，都可以从这里略见一斑。查考《宋史》，陈舜俞的传记附在《张问传》的末尾，叙述他的仕宦经历十分简略。如今考察集中他自己所说的话：“担任天台从事，十五年中，两次出任天台、四明二州的官职。”他的《上唐州知郡启》注文说：“当时宰守南阳。”韩琦又有《答陈舜俞推官》诗。司马光赠诗也说：“他日百姓的希望，并不只是使寿春受到恩泽。”本集序言说：“以光禄丞签书寿州判官。”这些都是传记没有记载的。陈杞在文集后跋中又称“曾祖都官”。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是“都官员外郎”。集名实际上取自这里，而本传却说他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在各部史书中，《宋史》最为疏漏，这也是一个证据。△《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年谱》一卷、《附录》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文同撰写。文同字与可，梓潼人，是汉代文翁的后代，所以人们称他为石室先生。皇祐元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邛州军事判官。后来历任陵州、洋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还未赴任便去世了。如今画家称他为文湖州，是按照他最终任职的地方来称呼的。文同的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他的遗文原有五十卷，他的曾孙文鷟编成四十卷。庆元年间，曲沃人家诚之任邛州知州，因为文同曾三次在邛州任职，留下许多遗迹，于是取出他的文集重新加以整理校正，但卷数仍沿用旧本。新增的《拾遗》二卷、卷首的年谱，以及卷末附录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往来诗文，都是家诚之所辑录的。文同尚未考中进士时，就凭文章受到文彦博的知遇。他的诗，如“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等篇，也受到苏轼的大力推许。只是由于墨竹流传最广，终于使他的诗文被绘画的名声遮蔽，所以世人不太称道他。然而他驰骋于黄庭坚、陈师道、晁补之、张耒之间，未尝不能与他们相抗衡、分高下。集中称苏轼为胡侯，有时称苏子平，这一点见于家诚之的跋文。大概是他们家为了避讳、回避蜀党之名而改写的，如今也姑且沿用原样。△《西溪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沈遘撰写。沈遘字文通，钱塘人。因恩荫授任郊社斋郎。皇祐元年考取进士第一名。由于已经任官的人不应排在众进士之前，改列第二名。历任杭州知州、开封府知府，都以能干著称。最终任翰林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集子共十卷。南宋初年，有一位从事郎、处州司理参军高布，把沈遘弟弟沈辽的《云巢集》、沈遘堂叔沈括的《长兴集》合刻于括苍，命名为《吴兴三沈集》，以这部集子列在首位。然而史书说，沈遘任江宁通判，回朝后上奏《本治论》十篇，受到仁宗嘉奖，而集中竟然没有收载。这样看来，它也不是完整的文集。沈遘凭文学才华取得功名，而处理政务精明敏捷，当时被推许为出众的人才。他任知制诰时所撰写的诏令，大多庄重温厚，具有古人典雅质朴的风格。他的诗也清秀俊逸，流畅洒脱，不沾染俗韵。第二卷末《题扬州山光寺》二诗，其中一首有夹注，称“替卢中甫和诗”。他的《高台已倾曲池平》一首，前面已经出现过，在这里又重复收录。字句略有不同，诗下也有夹注，称“从山光寺墙壁传来，与集中不同”等等。怀疑这些都是高布校刊时增入的，不是原集旧有的内容。这也足以看出他的校勘并不草率。△《郧溪集》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郑獬撰写。郑獬字毅夫，安陆人。皇祐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任陈州通判。入值集贤院，任知制诰。英宗即位后，多次上疏议论政事，出任荆南知州，回朝后任三班院判官。神宗初年，召入授任翰林学士，代理开封府知府。因为不肯实行新法而触怒王安石，出任杭州知州。调任青州，又极力陈说青苗法的危害，以病为由请求免职，提举鸿庆宫，后来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当初，郑獬以进士身份在朝廷参加考试，舍人刘敞得到他的试卷，说这篇文章像皇甫湜。郑獬曾给刘敞写信，也说：“韩退之那个时代，凭文章雄立于一世的，只有李翱、皇甫湜、张籍罢了。然而李翱的文章崇尚质朴而稍欠工巧；皇甫湜的文章务求充实而不铺张；张籍的歌行，竟胜过他的诗。至于他的其他文章流传不多，估计也在歌诗之下。假使使他的文章既质朴又工巧，既奇特又纵肆，那就是韩退之的作品了。”从他说的话来看，可以知道他的文章宗旨确实出自韩门。《宋史·艺文志》记载《郧溪集》五十卷，淳熙十三年秦焴曾为它作序并刊行，如今早已散佚。现在只从《永乐大典》中搜集辑录、编排次序，又根据《宋文鉴》《两宋名贤小集》等书所收内容，分类补入，编成三十卷。王得臣《麈史》称：“郑内翰长期参加科举考试，文辞藻采震动当时。唱名的那天，一同参加进士考试的人都高兴地说：‘好状元！’仁宗也因此感到欣慰。”本传也称他的文章豪迈宏伟、峻拔整饬，议论剀切，精于、熟悉民间事务。如今拿现存的各篇作品核对，大概并不是虚夸。秦焴的序说：“从《论绥州》可以看出他的谋划深远，从《论毁誉》可以看出他身居宠位仍能想到危险，《辨杨绘救祖无择》则表现出他特立独行而不随波附和。”如今他的文章虽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但大致也可以由此想见。△《钱塘集》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韦骧撰写。韦骧字子骏，钱塘人。皇祐五年考中进士。授任袁州萍乡县知县。历任福建转运判官、主客郎中。出任夔路提刑。建中靖国初年，授任明州知州。请求任宫观官，以左朝议大夫的身份提举杭州洞霄宫，后来去世。他的事迹不见于《宋史》。但集中所载表、状、祭文等篇，署名官衔还保存着，可以由此了解其大概。马端临《经籍考》有《钱唐韦先生集》十八卷，《宋史·艺文志》记载的卷数也相同。这部集子的原本十六卷，前面有收藏家的题识说：“宋版《韦骧集》，是明代吴宽家藏本，原来缺少第一、第二卷，实际只有十四卷。”检查书中，凡是“构”字都空缺，并在字下注明：“太上皇帝御名。”这应当是从孝宗时期的刊本抄传下来的。只是所缺的两卷，各种版本都相同，如今已经没有办法考证补足了。韦骧年轻时就以词赋知名，王安石最称赞他的《借箸赋》，但集中没有见到。考察《宋史·艺文志》，韦骧另有赋二十卷，应当另存在赋集之中，而如今已经散佚了。他的古体诗也已经不完整，但大体面貌还保存着。看他的气韵格调，大体不屑于刻意模仿唐人；细密吟咏、安闲低吟，很有自然的趣味。杂文大多安详典雅而有法度，四六体表启尤其工整。他的文章精美华丽、流畅洒脱，已经开创了南宋的一派风格。虽然还不能追接欧阳修、梅尧臣的成就，但也确实是一时的才俊之士。谨慎地厘正改定篇目次序，就以现存本把第三卷作为第一卷，定为十四卷，著录于书目。此书屡经传抄，脱漏很多。世上没有其他版本，能够知道的就随文校正，不能知道的便姑且遵从存疑的原则。△《浮德集》三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吕陶撰写。吕陶字元钧，号净德，成都人。皇祐年间考中进士。熙宁年间又考取制科。历任给事中，改任集贤院学士，出知陈州。绍圣末年因被列入党籍而获罪，遭贬谪。徽宗初年恢复集贤殿修撰之职，任梓州知州。退休后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吕陶秉性刚正抗直，遇到事情敢于直言，所陈奏议论大多切中国家大计。他最初参加制科考试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吕陶在对策中说：“希望陛下不要被理财的说法迷惑，不要离间老成之臣的谋议，不要兴起边疆战事。”王安石读到试卷，神色顿时沮丧。神宗让冯京读完，称赞其中有道理。但吕陶最终还是受到王安石压制，只得到蜀州通判的职位。他任彭州知州时，极力陈说四川专卖茶叶的危害，被蒲宗闵弹劾而贬官。他在元祐初年被召回任用，又极力指出蔡确、韩缜、章惇等人的罪过，请求立即罢免斥退他们。他提出的其他建议很多，大体对于邪正、是非的界限，剖析得最为清楚；而且依据道理直截了当地陈说，完全没有洛党、蜀党那些人结党同伐异的习气。他的严正气质和刚直性情，与刘安世大致相同。到哲宗亲自处理政务的初期，吕陶首先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九年，小人不可能没有怨恨。万一奸邪之人说某人应当恢复任用，某项政策应当恢复实行，这就是关系安危的关键，不能不加以察看。”后来果然兴起绍述之说，最终应验了他的话。他深刻的见识和长远的考虑，也不在范祖禹之下。所以他所上奏议，大都通畅明达、剀切深刻，洞察政事的关键。蒋堂把他比作贾谊，确实不是虚假的赞誉。其余诗文，也多典雅可观。至于《学论》二篇，竭力攻击王氏的《字说》，毫不保留余力，尤其表现出他坚定自立、不附和时局的一面。《宋史·艺文志》记载吕陶文集六十卷，早已没有传世版本。现在能见于世的，只有《宋文鉴》所收的《请罢黄隐》一疏。如今从《永乐大典》各韵部中搜集辑录，分类编排，厘定为三十八卷。虽然与史传相比较，他的奏疏等篇有的收载、有的缺失；其中《应制科策》一篇已经无法考察，未必能够完全恢复旧貌。但如今已经得到原书的十分之七八，缺少的确实不多。△《冯安岳集》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冯山撰写。冯山字允南，起初名叫献能，是安岳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郎中。

译冯山的诗文原有三十卷，嘉定年间，泸州人周锐与冯山的儿子冯澥合刻了这部集子。前面有刘光祖太师左丞所作的合集序，以及何惪固的《二冯先生文集序》。这个版本中，冯澥的文集已经全部散佚。冯山集的目录虽然还完整，但从第十三卷以后全都散佚不传。现存的只有诗十二卷。徐氏《传是楼书目》所缺的部分也相同。可知散佚已经很久，世上仅存这部残本。冯山与梅尧臣、苏舜钦同时。当时诗体已经完全改变杨亿、刘筠西昆体的风格，所以他的诗平正通达，没有剪裁红花、雕琢翠色那种纤巧姿态。他在《上金陵王荆公》诗中有“更张汉法新”一句，原序所说他在熙宁、元丰年间不能苟且迎合新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大概也是一个独立自守的人。他的人品值得看重，即使只是残篇断简，也不妨碍它们流传。至于冯澥，在靖康年间上奏请求罢免李纲的宣抚西河之职，又接受张邦昌的伪命，败坏了他的家声。他的文集与冯山的合刻在一起，实际上成了薰莸同器。它没有流传下来，也确实没有什么可惜的。△《元丰类稿》五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曾巩撰写。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曾巩所作《元丰类稿》原有五十卷，见于《郡斋读书志》。韩维撰写的曾巩神道碑，又记载有《续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宋史》本传的记载也相同。到南渡以后，《续稿》《外集》已经散佚不传。开禧年间，建昌郡守赵汝砺开始从曾巩族孙氵维那里得到它们的版本，但缺漏错误很多。于是与同郡郡丞陈东合力校定《续稿》《外集》，删去其中伪作，仍编定为四十卷，以符合原来的卷数。元代末年兵乱，这个版本又亡佚了。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五十卷。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怀友》一首、庄绰《鸡肋编》所载《厄台记》一篇、高似孙《纬略》所载《实录院谢赐砚纸笔墨表》一篇，以及世间流传的《书魏郑公传后》等佚文，见于《宋文鉴》《宋文选》的，应当就是《外集》《续稿》中的文章。所以如今全都不见于本集。如今世上流行的共有两个版本。一是明代成化六年南丰知县杨参刊刻的版本。前面有元丰八年王震的序，后面有大德甲辰东平丁思敬的序。另有年谱序二篇，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而年谱已经散佚。大概这已经不是宋本的旧貌，其中错误尤其多。另一个是本朝康熙年间长洲人顾崧龄刊刻的版本。他以宋本作为参照校订，补入第七卷《水西亭书事》诗一首，以及第四十七卷《太子宾客陈公神道碑铭》中缺少的四百六十八字，颇为清楚整齐。然而何焯《义门读书记》中有《校正元丰类稿》五卷，其中有像《杂诗》五首那样次序颠倒的，有像《会稽绝句》那样擅自增加题目的，有像《寄郓州邵资政诗》等篇那样脱落原注的。其他字句的异同，更无法一一列举。顾本还没有全部改正。如今著录顾本，同时依据何本所作的校勘，补正其中的错误和脱漏。与明刻本相比，稍微完善一些。△《龙学文集》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祖无择撰。祖无择字择之，是上蔡人。考中进士。历任龙图阁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因获罪被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调任知信阳军，后来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祖无择从孙复学习经学，而文章则传承自穆修。世间流传的《穆参军集》，就是他编次的。他的著作相当丰富，南渡以后仅存十分之二三。绍熙三年，他的曾孙、袁州军事判官祖行才搜集编成十卷。取祖无择任知陕府时欧阳修《饯行》诗中“右掖文章焕星斗”的话，命名为《焕斗集》。又采录司马光、梅尧臣等人与祖无择赠答的作品，名为《名臣贤士诗文》，共二卷。又辑录祖无择叔祖祖岊、叔父起居舍人知制诰祖士衡、弟福建路提刑祖无颇等人的传记和敕书，以及他的侄子、知普州祖德恭的三首诗，名为《家集》，共四卷，都附在后面。见第十六卷祖行所作《龙学始末》中。这就是此书。只是每卷的卷首题名，另题作《洛阳九老祖龙学文集》。大概是因为祖无择分司西京时，曾与文彦博等九人举行真率会，当时被推为盛事。所以祖行特意提出这件事，以此作为尊重的依据。然而各家书目因此都并称为《龙学文集》，《焕斗集》这个名称于是隐没了。集中有诗一百二十三首、文四十二首。诗作下面有时注明写作时间和地点，颇为详细审慎。其中如《三教圆通堂》说：“龙学时知制诰。” 《蔡州壶仙观》说：“龙学四月八日游。”《九老》诗说：“英宗即位，龙学充任契丹国信使。”这些都不像是祖无择亲自作的注。他的《咏震山岩彭徵君钓台》一首的注中，有“绍兴己未雷轰石断”的话。祖无择尤其不可能亲眼见到这件事，大概是祖行编次时，把听闻的内容补进去的吧？又如《上安抚张择端荐孙复、牛仲容书》的注说：“初任齐州通判，任职十一月，写了这封信。” 考察《宋史》祖无择本传，只记载他考中进士后历任知南康军，却没有说他曾任齐州通判。这与注文不符，大概是史书偶有缺漏。祖无择写文章峭拔严厉、刚劲峻折，在文风开始变化的时候，足以同尹洙相提并论。虽然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但搜集散佚的篇章后，精华仍没有完全散失。至于附在《家集》中的祖士衡《西斋话》，记载宋初故事，其中许多是其他书没有涉及的，也可以用来备作考证。△《宛陵集》六十卷、《附录》一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梅尧臣撰。梅尧臣字圣俞，是宣城人。官至屯田都官员外郎。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的诗起初由谢景初辑成，只有十卷。欧阳修得到他的遗稿后增补合并，也只到十五卷。后来增至五十九卷，另有文赋一卷，不知是什么人编成的。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这就是谢景初的旧本，欧阳修为它作了序；但没有详细考察欧阳修的序文。《通考》记载正集六十卷，另有外集十卷。此本是明代姜奇芳刊刻的，卷数与《通考》相合，只是没有外集。只有《补遗》三篇，以及赠答诗文、墓志一卷，也不知道是谁附入的。陈振孙说外集多与正集重复，或许是后人删去重复部分，所以所录的只有这些吧。宋初的诗文还沿袭唐末五代的习气。柳开、穆修想改变文体，王禹偁想改变诗体，但力量都没有达到目的。欧阳修崛起成为文坛雄杰，努力恢复古代文格。当时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人都还没有显达。辅助欧阳修改变文体的是尹洙，辅助他改变诗体的，则是梅尧臣。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王曙任知河南时，梅尧臣任县主簿，把自己写的诗文放在衣袖中呈给王曙阅览。王曙说，他的诗有晋、宋遗留下来的风韵，自杜子美去世后二百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品。” 然而梅尧臣诗歌的旨趣古雅淡泊，了解它的人很少。陈善《扪虱新话》记载苏舜钦说：“我一生作诗，不幸被人拿来同梅尧臣相比。”又记载晏殊欣赏他“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两句，梅尧臣却认为这不是自己诗歌的最高境界；由此可知他的孤僻少有应和。只有欧阳修深深欣赏他。邵博《闻见后录》却记载传闻，说欧阳修嫉妒梅尧臣超过自己，每次评论他的诗，多次故意删去其中最好的作品，实在是诬蔑和妄说。不论欧阳修绝不至于这样，即使梅尧臣也不是不能辨明是非黑白的人，难道会连自己的得失都不知道吗？陆游《渭南集》中有《梅宛陵别集序》，说：“苏翰林很少认为古人的作品不可超越，只有次韵唱和陶渊明以及先生这两家诗而已。”考察苏轼的和陶诗有传本，和梅尧臣的诗却没有听说过。但陆游不是妄言的人，必定原来有过而如今散佚了。这样看来，梅尧臣的诗连苏轼也从内心折服。△《忠肃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刘挚撰。刘挚字莘老，是东光人。家居东平。考中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屡次升任礼部侍郎。哲宗即位后，历任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以观文殿学士身份罢职，出任知郓州。绍圣初年，因列入党籍而屡次贬官，任鼎州团练副使，安置于新州，后来去世。绍兴年间，追赠少师，谥号忠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的文集四十卷，见于《宋史·艺文志》，但长期没有传本。现在从《永乐大典》各韵部中搜集辑录、编排缀合，共得到文二百八十五首、诗四百四十三首。与原书卷目相比较，还可以保存十分之六七。谨按类别编排，厘定为二十卷，仍把刘安世的原序列在卷首。刘挚忠诚正直、刚强鲠直，对于邪正是非的界限辨别得非常严格。最终因为得罪群小，被贬死在荒远之地。他任御史时，论述以率钱方式帮助役事的危害，甚至与王安石当面辩难诘问。刘挚反复分条辨析，正气凛然而不屈服。如今这些奏疏都保存在集中。他如弹劾蔡确、章惇等人的奏疏，见于《宋史》的也都一并保存，没有缺失。他所说的整修严明的宪法、辨别淄水和渑水那样的是非，其言论风采仍然可以想见。当然不只是文辞流畅通达，能够委婉而充分地表达事情罢了。至于集中有《讼韩琦定策功疏》，颇为论述王同老侵夺功劳、冒领赏赐的罪行。然而《道山清话》却说，文彦博第二次入朝时，刘挚在帘前说王同老的札子都是文彦博教他写的，请求下令史官改正。宣仁没有同意。文彦博因此竭力请求退职。如今考察这件事，史书没有记载。但集中有《请彦博平章重事疏》，其中对文彦博推重到了极点，更足以证明小说所说是诬妄。大概当时党派议论互相纷争，对于好恶和是非，大多难以凭信。幸好遗集完整保存下来，得以订正其中的是非。对于考察时代、了解人物的学问，也不是没有补益。△《无为集》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杨杰撰。杨杰字次公，是无为军人。因而自号无为子。嘉祐四年进士。元丰年间历任礼部员外郎，出任知润州。授任两江提点刑狱，死于任上。原序称他为侍讲杨先生，大概是因为他兼带这一职务。杨杰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杨杰曾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交游，所以他的诗虽然意兴和境象不深，也颇有格调。他率真平易的作品接近白居易；偶尔写得奇峭崛拔，如《送李辟疆》之类的，有时接近卢仝。总的来说仍然是元祐诗体。他又曾同胡瑗交游，所以所学也颇有根基。他任太常时，对典礼的沿革变化多有议论。集中如《补正三礼图》《皇族服制图》等序，以及《禘祫》《明堂》《乐律》等奏章，都与典章制度有关。只是他的文才和学识稍弱，格局略显狭窄罢了。全书共赋二卷、诗五卷、文八卷。绍兴癸亥年，由知无为军赵士粲彡编成。赵士粲彡的序说：“删去芜杂的篇目，选取对教化有补益的。至于释、道两家的诗文，则见于别集。”如今别集已经失传。所以张敦颐《六朝事迹》收录了他的一首《雨花台》诗，王象之《舆地纪胜》收录了他的一首《净居寺》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收录了他的一首《西湖参寥山房》诗，《铁网珊瑚》收录了他的一首《佛日山别长老弼公》诗。凡是写给僧人的作品，如今都没有见于集中。然而第五卷有《宝山寺壁》一首，第七卷有《题宝林院五松》一首、《东峰白云院》一首、《野寺》一首，第十卷有《圆同菴铭》一首、《圆寂菴铭》一首，未免自己破坏了原先的体例。又如铭文五首收入杂文，赞也属于杂文，却列在诗中。诗又按古体、律体分别编排，而《和谢判官宴南楼》一首本是拗体七言律诗，却误收入古诗，编排尤其没有条理。至于《魏诏君赞》的“诏”字，大概是避仁宗的嫌名，但下一卷仍题作《魏徵君草堂》，校勘也没有做到完善。

译只是杨杰的文集自南渡以后湮没失传，赵士粲彡耗费两年时间搜求编次，使它得以重新流传到今天。他保存和表彰这部集子的功劳，当然也不能完全抹杀。△《王魏公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王安礼撰。王安礼字和甫，是临川人。是王安石的弟弟。考中嘉祐六年进士。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尚书左丞。升任资政殿学士，出任知太原府。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王安石兄弟三人，只有王安国多次因持正直意见而被贬抑。他的文集也湮没失传。王安礼的地位稍微显达一些，史书称他把经世济民自任，却疏忽于细节谨慎。因此他一生的经历，一次是因任知湖州、润州时与歌女一起吃饭而被议论罢职，一次是因贪污罪名被罢职。他屡次受挫又屡次起用，大概也是一个放纵不拘、超出法度约束的人。然而他任知制诰时，因彗星出现，极力指出执政大臣没有体察皇上养育百姓的意旨，使民力耗尽于沟壑之中，取利追究到园夫身上。他的话全都在讥刺新法，可见在大体原则上还能够保持正直，实在不能因为一件事就概括贬低他。他的文集原有二十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和陈振孙《书录解题》的记载相同。明代叶盛《菉竹堂书目》也记有《王魏公集》六册，可见明初还存在传本。此后各家书目都不再著录。大概从明代中叶以后，已经散佚不存。现在从《永乐大典》散见于各韵部的篇章中搜集编纂，厘定为八卷。其中内制、外制的制诰草稿，颇为典雅庄重，值得观览。叙事文章也具有法度。至于沈季良、元绛等人的墓志铭，尤其足以补充史传的缺漏。与王安石相比，虽然规模稍为狭小，但考察文章体格，确实也大致相似。王安礼被封为魏公，史书没有记载。只有田昼所撰《王和甫家传》说：“累积功勋至上柱国，爵位为魏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五百户。”大概宋代每逢郊祀恩典，就常赐给群臣勋号和封爵。由于名号繁多而滥杂，所以史书没有全部记载。看王安礼所修的《灵台秘苑》，如今著录在子部中的本子，书前有王安礼署名官衔的一条，题作上骑都尉、剧县开国男。而本传也没有提到这些。那么他被史书略去的事，确实已经很多了。△《范太史集》五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范祖禹撰。范祖禹有《唐鉴》，已经著录。他的文集世间有两个本子。一个只有十八卷，是明代程敏政从秘阁借阅后摘录刊行的，不是完整本。这个本子五十五卷，与《宋史·艺文志》的卷目相符，大概还是当时的旧帙。范祖禹一生议论和进谏，不下数十万字。他在迩英殿时，遵守经义、依据正道，被称为讲官中的第一人。史书称他阐明治国之道，区别邪正，辨析事情的利害，平易明白，洞察根本。所以本传记载他所上奏疏有十五六篇，而集中收录的章奏更多。大都深通经术，熟悉政务，对于进献意见很有补益。只是其中议论合祭天地一事，范祖禹认为分开祭祀的礼制，自汉代以来就不能实行；又认为一年两次郊祀，这一定不能实行，而且夏至这一天尤其难以举行。当时苏轼等人依据《周礼》，认为分祭是正确的，而范祖禹与顾临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最终采纳了范祖禹的主张。大概是因为君主习惯于安逸享乐，议论者于是提出迁就的意见，这确实不免是贤者的过错。然而他的大节刚正，持论切实恰当，终究无愧于醇厚的儒者，当然不能因为一个缺点就掩盖他的全部。当时人把他比作贾谊、陆贽，确实也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潞公集》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文彦博撰，文彦博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集子共有赋颂二卷、诗六卷、论一卷、表启一卷、序一卷、碑记墓志一卷、杂文一卷，从第十四卷以后，全都是奏议、札子一类的文章。核对卷数，与陈振孙《书录解题》的记载相同，只是还缺少补遗一卷。考察叶梦得的序，称：“兵乱兴起以来，世家大族大多奔走迁徙，于是文公家中收藏的文集散失殆尽。他的小儿子维申（考察：维申其实是文及甫的字。）稍加搜求、追辑，仍得到二百八十六篇，按类别编排，编成略集二十卷。”可见叶氏作序时所见的已经不是原本。陈振孙所著录的又不是叶氏作序的那个本子。如今流传的本子，比陈振孙所见的又散佚了一卷。文彦博不以诗歌著名，但诗风秀逸，情感与文辞相互生发。王士祯称它婉转华丽、浓艳妩媚，极像西昆体。他曾选取其中的佳句，载入《池北偶谈》。他的文章不刻意雕琢，而议论通达，是卓然有见识、能经世济民的言论。奏议、札子下面多注明年月，也可以同正史互相参考。叶梦得的序称他“从未有意于写文章，只是遇到事情便自然显露出来，拿起笔立即写成。文字简洁质朴而厚重，条理纵横交错；譬如大鼓和镛钟，音节疏缓，纷纷在堂上同时奏响，却不妨碍它同细密的箫韶之乐、舞动百兽而使八方之风和谐相合。”这话确实正确。△《击壤集》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代邵子撰。前面有治平丙午年自序，后面有元祐辛卯年邢恕的序。晁公武《读书志》说：“邵雍精通《易》的数理，写诗大概只是余事，但也颇为切合事理。”考察自班固作《咏史》诗开始，才出现以议论为宗旨的先兆；东方朔作《诫子》诗，才开始涉及说理的路径。沿至北宋，人们鄙弃唐人不懂道理，于是把说理作为根本，把修饰文辞作为末务，诗歌的格调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这部集子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作品。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佛家的言语演变成寒山诗，儒家的言语演变成《击壤集》，这是圣人使道理平易近人、启发世人觉醒的妙用。”这也是一种说法。然而北宋嘉祐以前，厌恶五代十国轻薄浮靡的弊端，事事都反归朴实淳厚。那时的人物大多以光明豁达为宗旨，他们的文章也以平实坦易为主。因此一时的作者，往往发扬长庆年间遗留下来的诗文风气。

译王禹偁诗中所说的“本来我在白居易之后，只敢期望杜甫是我的前身”，指的就是这种情况。邵子的诗，其源流也出自白居易。但他晚年完全断绝了对世事的用心，不再把写文章作诗当作长处。心中想说什么，便自行抒发胸臆，原本就超然于诗法之外。诋毁他的人，偏要用声律格调去约束他，正是所谓“错误地伤害海鸟，蛮横地斥责山木”；赞誉他的人，又把他的诗看作《风》《雅》的正统传承。庄、诸等人相继摹仿，如所谓“送我一壶陶靖节，还他两首邵尧夫”这样的说法，也就像把丑妇刻画得过分精致，反而冒犯西施一样，失去了邵子作诗的本意。何况邵子的诗，只是不苦心吟咏以求工巧，也不是把工巧视为绝对禁止的事。例如邵伯温《闻见前录》所载《安乐窝》诗说：“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这首诗即使放在江西诗派中，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明人却只把鄙俗浅陋当作高明，又哪里懂得邵子呢！诗集是邵子亲自编纂的。但杨时《龟山语录》所说的“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一联，在集中却没有。由此可知，诗稿是随手散失了，后来没有再加以收拾。这才是真正把心意寄托在诗中，而不是刻意经营诗作的人。又考察邵子，他以抱持圣道而自许甚高，大概也是颜子安贫乐道、身居陋巷的志趣。然而黄冠道士一流的人，因为他的先天之学出自华山道士陈抟，又因他淡泊自得，行迹近似黄帝、老子，便把这部集子编入《道藏太玄部》的《贱字》《礼字》二号之中，实在荒诞妄说。现在一并附带辨明于此，使异教之说不得牵强附会。△《鄱阳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彭汝砺撰写。汝砺字器资，是饶州鄱阳人。治平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官职，做到权吏部尚书，出任江州知州。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东都事略》记载他著有《易义》《诗义》、奏议、诗文五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鄱阳集》四十卷。如今《易义》《诗义》已经失传。这个本子是他的诗集，也只有十二卷，并不是完整的篇帙。而且编排次序错乱，例如古体诗中误收入律诗一首，律诗中误收入古体诗一首。《武冈驿》一首只有目录记录而没有正文。《寄佛印》一首前后出现两次。类似的重复混乱很多。大概他的原集早已散佚，后人搜集残存篇章，重新编成这部集子，所以才会如此混杂吧？史书称汝砺的词章诏令典雅端正，有古人的风格；他的诗笔也谐婉，富有讽谏意味。明代瞿佑《归田诗话》曾极力推重他的情致缠绵。王士祯《居易录》也引用他《梅花》诗中“潇湘此日堪肠断，随处幽香著莫人”两句，用来证明朱淑真词、耶律楚材诗中“著莫”二字的出处。在北宋诸人之中，他本来也是卓然出众的作家。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汝砺临终时作偈，有“从今以后不打这鼓”的话。大概他所学实际上出于禅宗，所以集中有许多同僧人交往酬答的作品。然而汝砺在朝廷任职时刚正直言，气节令人敬畏。他所发表的论议和劝谏，都关系到国家大事。他晚年沉溺于禅悦，大概也是自行实践他所领悟的东西。因此不必用一种标准去苛求他，立即把这视为汝砺的缺点。△《曲阜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曾肇撰写。肇字子开，是南丰人，曾巩、曾布的弟弟。治平四年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龙图阁学士。因列入元祐党籍，被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安置于汀州。崇宁年间，恢复朝散郎官职，回到润州后去世。绍兴初年，追谥文昭。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曾肇的行状记载，他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议》十二卷、《迩英进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书讲义》八卷、《曾氏谱图》一卷。杨时撰写的神道碑、《曲阜集奏议》的目录次序，也都与行状相同。而《西掖集》十二卷、《内制》五十卷、《外制》三十卷，则与行状略有不同。明永乐十年，他的后代刊行《奏议》，曾棨作序，其中有“这只是《曲阜集》中的一卷，还应当把全文刻印出来”的话。由此可知，明初时原集还存在，后来才逐渐散佚，传本于是绝迹。本朝康熙年间，他的后代曾俨等人取现存的《奏议》，又补入诏制、碑表等散佚篇章，搜集编次，另编成这部集子。前三卷都是诗文，后一卷则是附录。曾肇立身于朝廷有操守，适逢党争反复，他常常在其中辗转周旋，因而多有抵触不合之处。他又曾竭力劝谏兄长曾布，应当任用贤能之人，但曾布没有听从。他所上奏议，如《乞复转对》《宣仁皇后受册》《百官上寿》《救韩维》《缴王觌外任》等篇，都为史书所称述。如今全都收在集中，可以由此考见其大概。他所作制诰也是典雅端正的，具备训诰文辞的体制。虽然深厚不如他的兄长曾巩，但深沉美善、温润纯正，仍然没有失去家传的文风。可惜他的完整本子已经亡佚，后人搜集的篇章也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例如《进〈元丰九域志〉表》是曾肇所撰，见于王应麟《玉海》，但集中也没有。那么，他的佳作散失的，当然还不在少数。△《周元公集》九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代周子撰写。周子的学说以主静为宗旨。他一生的精粹，全都在《太极图说》《通书》之中。辞章不是他所留意的，所以当时没有文集。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有文集七卷，是后人编纂的，并不是他的旧本。因此陈振孙说，这部集子的遗文才几篇，编为一卷，其余都是附录。这样看来，在宋代就已经是勉强拼合而成，数量并不多了。这个本子也不知道是谁编的。其中遗书、杂著二卷，图谱二卷，后五卷则都是诸儒的议论以及志传、祭文。它与宋本不太相合，但大体上也相差不远。

译大概后人嫌它的篇目太少，又把他所著的两部书编入集内，以便充足卷帙。明嘉靖年间，漳浦王会曾刊行此集。本朝康熙初年，他的后代沈珂又校订后重新镌刻。先儒的著述，是学者所尊奉的，本来不能因为篇数太少就废弃不传。原本后面附有《遗芳集》五卷，是沈珂辑录其先世的文章和事迹，另自编成一部书。它与本集不应混在一起，现在另行编入总集类，不使两者混淆。集中《爱莲说》一篇，江昱《潇湘听雨录》极力攻击它是出于伪托。但江昱的说法也没有其他明显证据。此文流传已久，如今仍一并收录。△《南阳集》三十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韩维撰写。维字持国，是颍昌人，韩绛的弟弟。因恩荫入仕，英宗在位时，多次升任，做到知制诰。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元祐初年，授门下侍郎，以太子少傅身份退休。绍圣年间，因获罪于元祐党籍，被贬到均州安置。元符初年，恢复官职，后来去世。曾被封为南阳郡公，所以用来命名文集。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记作二十卷，并称书后有其外孙沈晦的跋，书前有鲜于绰撰写的行状。这个本子共有诗十四卷、《内制》一卷、《外制》三卷、《王邸记室》二卷、《奏议》五卷，表章、杂文、碑志各一卷，手简歌词共一卷，附录一卷，比陈振孙所记多十卷。怀疑陈振孙把三十卷误写成二十卷。鲜于绰撰写的行状，现在与沈晦的跋一同列在卷末，也与陈振孙所说的不同。但目录仍把行状列在卷首，这是传抄者误将它移到卷末。第十九、二十卷题作《王邸记室》，命名很特别。考察邵伯温《闻见前录》，其中说：“神宗开设颍邸，韩琦选择僚属，任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国忠、孙思恭、邵亢”等等。大概韩维在这段时期掌管两宫笺奏时所作的文章。他的文集刊刻本早已散失，藏书家辗转抄录，讹误脱漏很多。第三十卷和附录一卷尤其错乱参差，几乎无法阅读。大概沈晦作跋时，已经说文字错乱驳杂，无法校正。如今流传又经过四五百年，错误更加严重，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谨慎考订其中可以知道的部分。原来缺失的字句无法校补，就暂且仍旧保留原样。△《节孝集》三十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徐积撰写。徐积有《节孝语录》，已经著录。徐积在胡瑗门下受业，学术渊源深厚而笃实。他侍奉母亲，以纯孝著称。立身处世也坚苦卓绝，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独行之士。然而他的文章奇异诡谲、纵横恣肆，不拘守旧有常规。因此陈振孙《书录解题》引用苏轼的话，称他的诗文奇怪而放达，像玉川子。如今看他的集子，往往纵逸自如，不能用格律来约束。苏轼的评论确实如此。但他的文章虽然雅俗兼有，优劣相杂，很有些像卢仝；而大体醇正，依据经义建立训说，不失为儒者的言论，这一点却不是卢仝所能比的。只有他的《复河说》一篇，想寻找九河的故道并开凿疏通它。它没有考察地形，也没有弄清水势，未免失于迂曲偏僻。史书称他双耳聋得很厉害，要在地上写字，才能开始交谈。他整天面壁而坐，不与人接触，却对四方的事情没有不知道详情的。这大概不是真的吧！旧本开头载《事实》一卷，后面附《语录》一卷。景定甲子年，淮安州学教授翁蒙正合编刊行。明嘉靖年间，淮安兵备副使刘祐又依据翁本重刊。如今《语录》已经另有单本流行，这里不再收载。只附录他的《事实》一卷，以备考核。△《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欧阳修撰写。欧阳修有《诗本义》，已经著录。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欧阳修著有文集五十卷、别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议十八卷、内外制集十一卷、《从谏集》八卷。这些集子中，只有《居士集》是欧阳修晚年亲自编定的，其余都出自后人搜集编纂。它们各自流传，如衢州刊刻奏议，韶州刊刻《从谏集》，浙西刊刻《四六集》等。又有庐陵本、京师旧本、绵州本、宣和吉本、苏州本、闽本等名称，分合各不相同。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欧阳修的文集遍行海内，却没有善本，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情况。这个本子是周必大编定的。从《居士集》到《书简集》，共分为十种。前面有周必大所作的序。陈振孙认为，益公周必大辞去相职回乡后，采用各本加以编校，在自家书塾刊刻。他的儿子周纶又得到欧阳氏传家本以及欧阳棐编次的本子，请益公旧日门客曾三异校正，使它更加完善，没有遗憾。然而周必大原序又说：“郡人孙谦益、承直郎丁朝佐广泛搜集旧本，与乡贡进士曾三异等互相编校，从绍熙辛亥年开始，到庆元庚辰年结束。” 据此看来，这部书不是曾三异一人校订的，也不是周必大亲自辑录的，与陈振孙所说的都不相合。查检书中原来保存的编校者姓名，有的题作“绍熙三年十月丁朝佐编次，孙谦益校正”；有的题作“绍熙五年十月孙谦益、王伯刍校正”；又有的题作“郡人罗泌校正”。也没有曾三异的名字。只有卷末《考异》中多处说“公家定本作某”，似乎就是周纶得到的欧阳氏本。怀疑这部书的编次体例本来出自周必大，只是有意把功劳让给别人，所以序中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列出。而陈振孙所说周纶得到欧阳氏本交给曾三异校正，可能是在丁朝佐等人校定之后又增入刊行的，因此序中也没有提到这件事吧！这部书把各个本子拿来互相校勘异同。书中记载所参考的，有《文纂》《薛齐谊编年庆历文粹》《熙宁时文》《文海》《文薮》《京本英辞类稿》《缄启新范》《仕途必用》《京师名贤简启》等，搜罗得很广。一字一句，都必定加以考核。又有两个本子中重复出现的篇章，删去重复者，如《濮王典礼奏》之类。有些内容是其他本子没有的，便从旁搜集补入，如《诗解》《统序》之类。

译有些内容虽见于别本，却根据义理判断而不予采用，如钱镠等人的传记之类。他的鉴别也最为详尽稳妥。考察楼钥《攻媿集》中有《濮议跋》，说庐陵刊刻的《文忠集》，在一百二十卷以后所列的内容，与这里首尾都相同。又如第四卷《劄子》的注文说：“这一年十月撰写，没有呈进。”查考它所说的内容，正是指这个本子。以楼钥学识广博，尚且一定引用它作为依据，那么它编订精密的程度，也大体可以看出来了。△《欧阳文粹》二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代陈亮编纂。陈亮有《三国纪年》，已经著录。这部编本有陈亮乾道癸巳年以后的后序，说所录欧阳修的文章共一百三十篇。考察欧阳修著作极多，陈亮所选还不到其中十分之一二，似乎不足以尽数体现他的长处。然而考察周必大的序，称《居士集》经过欧阳修亲自裁定，篇目原本已经确定，后来又参校众本，情况完全不同，如《正统论》《吉州学记》《泷冈阡表》都是如此。如今用这个本子校勘，正与周必大的话相合。这部书卷首有《原正统论》《明正统论》《正统论上》《正统论下》四篇。《居士集》则只保存《正统论上》《正统论下》两篇。其中《正统论上》把《原正统论》中“学者疑焉”以上的十多行窜入其中；而篇中在可疑的地方有四处，所说不同的地方有三处，下面半篇也多有删改。《正统论下》又把《明正统论》中“斯立正统矣”以上的几行窜入其中。而篇中“昔周厉王之乱”以下的文字也大半经过删改。其他字句的异同，更是无法一一列举。它们都可以用来资助参考，所以当然不妨与原集并存。△《乐全集》四十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张方平撰写。方平字安道，是宋城人。以茂材异等科中选，任校书郎。历任官职，做到参知政事，去世后追赠司空，谥号文定。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张方平自号乐全居士，所以用它命名文集。大概取自《庄子》“乐全之谓得志”这句话，具体见于他所作的《乐全堂》诗。其集见于《宋史·艺文志》的为四十卷，与这个本子相同。然而张方平在翰林任职时所作的制诰，如《立太子》《除种谔节度使》《韩琦守司徒》《吕公弼枢密使》《李昭亮殿前副都指挥使》等篇，见于《宋文鉴》，这个集子却都没有。考察王巩所作张方平行状，称另有《玉堂集》二十卷。《东都事略》的记载也相同。大概制诰草稿另编为一集，所以没有收入本集中。全书共有诗四卷、颂一卷、《刍荛论》十卷、杂论一卷、对策一卷、论事九卷、表状三卷、书一卷、笺启一卷、记序一卷、杂著一卷、祭文碑志六卷。张方平天资聪颖，读书一遍便能记住。他文思敏捷而丰富，下笔数千言可以立即写成。他的才气本来就远胜常人，而见识又能透彻看清事理，处理裁断明白果决。因此集中论说政事的文章，没有不豪迈爽利、畅达明白，洞察事理如同龟鉴的。不只是史书所载《平戎十策》《论新法疏》能够切中利弊。苏轼作序，把他比作孔融、诸葛亮。虽然推许赞美的话稍微有些过分，但也大体接近事实。他的集子流传得很少。这个本子首尾相当完整，“慎”字下面都注有“今上御名”四字，大概是从孝宗时期的刊本抄出的。只是没有收录苏轼的原序，怀疑是传抄者偶然遗漏。现在一并抄录补入，置于卷首，以保存原来的面貌。△《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议》二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补编》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范纯仁撰。范纯仁字尧夫，是范仲淹的次子。皇祐元年考中进士。神宗时多次升迁，任天章阁待制。哲宗时被贬到永州安置。建中靖国初年，被召任光禄卿，分司南京。去世后谥号忠宣。事迹附载于《宋史·范仲淹传》中。文集共二十卷。前五卷是诗，后十二卷都是杂文。最后三卷是国史中的本传以及李之仪撰写的行状，都是他的侄孙范之柔编刻文集时附入的。前面有嘉定五年楼钥所作的序，后面有范之柔以及永州知州沈圻、廖视、永州教授陈宗道所作的四篇跋文。又有《奏议》二卷，收录他从治平元年任殿中侍御史起，到元祐八年再次任宰相为止，前后所上奏的封事，共七十三篇。又有《遗文》一卷，收录范纯仁的文章七篇，附录其弟范纯礼的文章二篇、范纯粹的文章十九篇，是他的后代范能濬依据旧本重新删补的。又有《附录》一卷，收录各位贤者评论、颂扬他的文章十三篇。《补遗》一卷，收录范纯仁的书信一篇，附录制词、题跋等十二篇，也是范能濬编订的。康熙丁亥年，他的第二十世孙范时崇与《仲淹集》合刻刊行。《书录解题》记载范纯仁有《言行录》二十卷，在宋代已经散佚。又有《弹事》五卷、《国论》五卷，如今都没有见到，大概也已经失传很久了。△《嘉祐集》十六卷、《附录》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苏洵撰。苏洵有《谥法》，已经著录。考察曾巩所作的苏洵墓志，称苏洵著有文集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都作十五卷。大概宋代已经有两个版本。这个本子是徐乾学传是楼所收藏的。卷末题署为绍兴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学雕刻，纸张和墨色都相当精良。又有康熙年间苏州邵仁泓所刊刻的本子，也称是依据宋本校正的。然而这两个本子都是十六卷，都与宋人的记载不同。徐乾学本题名《嘉祐新集》，邵仁泓本则题名《老泉先生集》，彼此又不相同，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或许当时除了那两个本子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本子吧？如今世俗流行的又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明代凌濛初刊刻的朱墨本，共十三卷；一个是本朝蔡士英刊刻、任长庆校订的本子，共十五卷，与晁公武、陈振孙所记载的相合。

译然而与徐乾学本相比，它缺少《洪范图论》一卷，《史论》前面少了一篇引文；又把《史论中》当作《史论下》，反而缺少《史论下》一篇。此外还缺少《辨奸论》一篇、《题张仙画像》一篇、《送吴侯职方赴阙序》一篇、《谢欧阳枢密启》一篇、《谢相府启》一篇和《香诗》一篇。朱彝尊《经义考》记载苏洵有《洪范图论》一卷，注说没有见到。我怀疑他所见到的苏洵文集，就是这个本子。中间有这样的缺漏，恐怕也未必是晁公武、陈振孙著录的旧本。现在以徐本为主，参照邵本互相校订，订正其中的错误和脱漏；有这个本子保存而另一个本子散佚的，也一并补入。又有《附录》二卷，是奏议郎、充任婺州学教授的沈斐编辑的。与邵本相比，少了国史本传一篇，却多了挽词十多首，也一并著录，以备考查。△《临川集》一百卷（内府藏本）。宋代王安石撰。王安石有《周礼新义》，已经著录。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王安石集一百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相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三十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也作一百卷，但另外列出《后集》八十卷。这些记载彼此错杂，与史志并不相合。如今世间流行的本子实际只有一百卷，是绍兴十年郡守、桐庐人詹大和校定后重新刻印的，豫章人黄次山为它作了序。黄次山说，文集原来有闽本、浙本两个版本。大概是刊刻的版本不止一种，著录的人各自依据所见本子，所以卷数彼此不同吧！考察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王安石曾说：‘李汉哪里懂得韩退之，辑录他的文章不分美丑，其中有些是不能拿给子孙看的，何况还要流传后世呢？’他把这话告诉门下弟子，想必是有用意的。然而他的文章直到现在也没有善本。比如‘春残密叶花枝少’等句，都是王禹偁的诗；《金陵独酌寄刘原甫》一诗，都是王君玉的诗；‘临津艳艳花千树’等句，都是王平甫的诗。”陈善《扪虱新话》所记，大致也相同。按照这两人的说法，那么王安石的诗文原本是门下弟子编排整理的，并不是他亲自编定的。因此当时已经有人议论其中的错乱。叶梦得《石林诗话》又说：“蔡天启称，荆公曾经作诗，得到‘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两句。王安石自己说这首诗不比杜甫的诗差，但又不能举出全篇。薛肇明奉诏编纂王安石文集，到处搜求这首诗，最终也没有找到。”肇明是薛昂的字，薛昂也曾奉诏编定王安石文集。不过蔡绦与薛昂同时代，却没有提到这件事。黄次山的序中也只列举闽本、浙本，没有说另有奉敕编定的书，这部书大概是编了却没有完成吧？又考察吴曾《能改斋漫录》，称荆公曾在夏旼的扇子上题写一首绝句，本集中没有收录，见于《湟川集》。又说：“荆公曾任鄞县令，过去见过一个士人，收藏着王安石亲自书写的一卷诗文，其中有两篇是今天刊行的文集所没有的，一篇是《马上》，一篇是《书会别亭》。”如此看来，当时遗失的篇章和散佚的诗句，尚有很多没有搜辑到；文集编订得不审慎，也不只是《西清诗话》所讥刺的那些问题。然而这一百卷中，精华仍然都在，其中的气势波澜和文章法度，确实足以凭自身流传不朽。朱子《楚辞后语》说，王安石身居宰相之位，却使毒害流布四海；但这种说法与他的生平行事和心术全不相像，丝毫没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孔子所谓“对于我，改正这种说法”的感叹。这确实是千古不变的定论。△《王荆公诗注》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李壁撰。考察《宋史》和各种刊本，“壁”字有的从“玉”写作“璧”。然而李壁是李焘的第三子，他的兄长名叫垕、塾，他的弟弟名为〔缺字〕，名字都从“土”旁，所以写作“璧”是错误的。李壁字季章，号雁湖居士。起初因荫补入仕，后来考中进士。宁宗朝多次升迁，历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谥号文懿。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他被贬居临川时所作的。刘克庄《后村诗话》曾批评他的注释：注“归肠一夜绕锺山”一句时，引《韩诗》而不引《吴志》；注“世论妄以虫疑冰”一句时，引《庄子》而不引用卢鸿一、唐彦谦的话，认为这是疏漏。然而总体来说，他广泛搜集材料，都是有根据的；遇到疑问就缺而不注，不是穿凿附会的注家可比。原本流传极少，所以近代藏书家都没有著录。海盐人张宗松得到元代人的刻本，才开始校刊。集中收录的古体诗和近体诗，以世间流行的《临川集》校勘，增加了七十二首，原书散佚的诗附录在卷末。考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开禧初年，韩平原想要兴兵，派张嗣古侦察敌情。张嗣古回来后，极大地违背了韩平原的意旨，韩平原又派李壁前往。李壁回来后，与张嗣古的说法不同，韩平原便借此让他进入政府任职。”如此看来，李壁附和权奸，以至于军队败亡、国家受辱，实在败坏了他的家声。他这个人实在不值得尊重，但他笺注的功劳足以帮助后来的学者，因此对于王安石的诗，也不能因为人的品行而废弃他的著作。△《广陵集》三十卷、《拾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代王令撰。王令是元城人，幼年跟随叔祖王乙居住在广陵，于是成为广陵人。起初字钦美，后来王萃给他取字逢原。年轻时行为不检点，后来改变志向，努力学习。王安石把妻子吴氏的妹妹嫁给他。二十八岁时去世，遗腹女嫁给吴师礼，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说。他的文集就是由王说编纂的，共有诗赋十八卷、文章十二卷。

译又有《拾遗》一卷，把墓志、事状以及交游、投赠、追思之作都附录在内。王令才思奇特超逸，所作诗歌气势磅礴、深奥畅达，大体以韩愈为宗，又兼有卢仝、李贺、孟郊的风格。虽然享年不长，来不及锤炼才华使之更加老成，有时或许不免纵横过度；但与那些拘谨局促、剽窃模拟的人相比，确实远远高出。刘克庄《后村诗话》曾称赞他的《暑旱苦热》诗，说它骨力老练苍劲，见识格调高远；又称赞他的《富公并门入相》《答孙莘老》《闻雁》等篇。明代冯惟讷编《古诗纪》，把他的《於忽操》三章错误地收入古逸诗中，认为是庞德公所作。难道不是因为诗的气格劲健高峻，几乎可以同古人作品混淆，所以冯惟讷不能辨别吗？他的古文，如《性说》等篇，也自成一家之言。王安石很少称许别人，却最为看重王令；当时同辈中的杰出人物如刘敞等，也都推崇佩服他，这当然不是出于偏爱私交。王令文集长期没有刊本，传抄中讹误脱漏，几乎无法阅读；现在凡是可以考订校正的，都予以厘正。对于确实无法通读的地方，就暂且沿用旧本，希望不失去存疑的意思。卷一百五十四 集部七 ○别集类七 △《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内府藏本）。宋代苏轼撰。苏轼有《易传》，已经著录。考察苏辙所作的苏轼墓志，称苏轼著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的记载都相同，只是另外增加《应诏集》十卷，合为一部编排，这就是世人所称的“东坡七集”。《宋史·艺文志》则记载前后集七十卷，卷数与墓志不相合，又另外列出《奏议补遗》三卷、《南征集》一卷、《词》一卷、《南省说书》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续集》二卷、《北归集》六卷、《儋耳手泽》一卷，名目相当琐碎。如今考察苏轼文集，宋代原本就不止一个版本。邵博《闻见后录》说：“京师刊印的《东坡集》，是苏轼亲自校订的。其中‘香醪’二字有错误，在其他书中再也见不到，大概毁于靖康之乱。”陈振孙所说的还有杭本、蜀本。又有苏轼曾孙苏峤刊刻的建安本，又有麻沙书坊刊刻的《大全集》本，还有张某刊刻的吉州本。蜀本、建安本没有《应诏集》；麻沙本、吉州本兼收《志林》《杂说》之类的作品，却没有加以考订。而陈鹄《耆旧续闻》则说，姑胥人居世英刊刻《东坡全集》，编排很有条理，而且错误很少，极其值得称赏。这样看来，当时以苏州本最为完善，但如今也已经不存在了。叶盛《水东日记》又说：“邵复孺家有细字小本《东坡大全文集》，松江东日和尚收藏有大本《东坡集》，又有小字大本《东坡集》。”叶盛所见的都是宋代旧刻本，但彼此错杂已经如此。看《扪虱新话》所说：“《叶嘉传》是苏轼同乡人陈元规所作；《和贺方回青玉案》词是华亭人姚晋所作。文集中像《睡乡》《醉乡记》这样的篇章，鄙俗浅近，肯定不是苏轼所作。如今书坊往往增添、改换内容，以求迅速售卖，而官府也不加禁止。”由此可见，苏轼文集在全国流传，翻刻日益增多，混乱也更加严重，这本来就是必然的。然而传本虽然很多，其体例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分集编订的，是依据苏轼原本的篇目，后来人又稍加增益。这就是陈振孙所说的杭本，在苏轼健在时已经流行于世；直到明代江西刻本仍然如此，但后来重刻本已经断绝。另一种是分类合编的，疑心就是从居世英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