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 经部四十

译卷四十 经部四十 ○小学类一　古代小学所教授的内容，不过是六书之类。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弟子职》附在《孝经》之后，而把《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书·经籍志》增加了金石刻文，《唐书·艺文志》又增加了书法、书品，这已经不是小学最初的宗旨了。自从朱子作《小学》来配合《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于是把《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把《蒙求》之类参照并列，于是小学的范围更加分歧了。考察源流，只有《汉书·艺文志》根据经义，最接近古制。现在把论述幼年礼仪的书另列入《儒家》，把论述笔法的书另列入《杂艺》，把《蒙求》一类归入《故事》，把便于记诵的书另列入《类书》，只有把《尔雅》以下编入《训诂》，把《说文》以下编入《字书》，把《广韵》以下编入《韵书》。这样大概可以使体例严谨，不失古义。其中有兼具两类性质的书，就以它所重的一类为主，例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际上是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际上是论述等韵之类。所有得失，都将在本篇详细列出。△《尔雅注疏》十一卷（内府藏本） 晋代郭璞作注，宋代邢昺作疏。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官至弘农太守。事迹详见《晋书》本传。邢昺有《孝经疏》，已经著录。按《大戴礼记·孔子三朝记》说：“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那么《尔雅》的流传由来已久，但没有说《尔雅》是谁作的。据张揖《进广雅表》说：“周公撰写《尔雅》一篇。”（按：《经典释文》认为张揖所说的一篇就是《释诂》。） 现在民间流传的三篇（按：《汉书·艺文志》说《尔雅》三卷，这里所说三篇就是三卷），有人说是仲尼增补的，有人说是子夏增益的，有人说是叔孙通补充的，有人说是沛郡梁文考订的。这些都是训诂家的说法，恐怕没有谁能够弄清楚。” 至于撰写此书的人，也没有确切的指认。其余各家的说法，大体相同而小处有差异。现在相互参照考察，郭璞《尔雅注序》说：“豹鼠既已辨明，这项事业也显著了。”邢昺《疏》认为这是汉武帝时期终军所作。《七录》记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按：《七录》早已散佚，这里依据《隋书·经籍志》所说梁代有某书而今已亡，可知这是《七录》所载），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作者是汉武帝时期的人。这样看来，这部书应当成于汉武帝以前。曹粹中《放斋诗说》说：（按：这部书现在已经看不到传本，以下依据《永乐大典》所引）“《尔雅》在毛公以前，文字还比较简略；到了郑康成时，内容便更加详细。例如‘学有缉熙于光明’，毛公说：‘光，就是广。’郑康成则认为是学习有光明的道理。而《尔雅》说：‘缉熙，就是光明。’又如‘齐子岂弟’，郑康成认为相当于说‘发夕’；而《尔雅》说：‘岂弟，就是发。’‘薄言观者’，毛公没有解释。‘振古如兹’，毛公说：‘振，就是自。’郑康成则把‘观’解释为多，把‘振’解释为古。这些说法都本于《尔雅》。假如《尔雅》成书在毛公之前，难道还会成为异说吗？”这样看来，这部书应当成于毛亨之后。（按：《诗传》是毛亨所作，不是毛苌所作，详细说法见《诗正义》条下。）大体上，这是小学家编缀旧文、逐步增益而成的书，把它说成周公、孔子所作，都是托名之辞。看《释地》中有“鹣鹣”，《释鸟》中又有“鹣鹣”，同一文字重复出现，可知并非一人编纂。欧阳修《诗本义》认为它是学习《诗经》的人汇集博士训诂而成的。高承《事物纪原》也认为，这大体是解释诗人旨意的书。然而其中解释《诗经》的内容不到十分之一，并不是专门为《诗经》而作。扬雄《方言》认为它是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的书，王充《论衡》也认为它是解释《五经》的训诂书；但其中解释《五经》的内容不到十分之三四，更不是专门为《五经》而作。现在考察它的文字，大体是采集各书中训诂、名物的异同，用来扩大见闻，实际上自成一书，并不附属于经义。例如《释天》说：“暴雨叫作涷。”《释草》说：“卷施草，拔掉中心也不会死。”这是取自《楚辞》的文字。《释天》说：“扶摇叫作猋。”《释虫》说：“蒺藜，就是蝍蛆。”这是取自《庄子》的文字。《释诂》说：“嫁，就是往。”《释水》说：“瀵，就是从尾部大量涌出。”这是取自《列子》的文字。《释地·四极》说：“西王母。” 《释畜》说：“小领，是盗骊。”这是取自《穆天子传》的文字。《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成对就不能游动，它的名称叫<鱼枼>。南方有比翼鸟，不成对就不能飞翔，它的名称叫鹣鹣。”这是取自《管子》的文字。又说：“邛邛岠虚背负着它奔跑，它的名称叫蟨。” 这是取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又说：“北方有比肩民，轮流进食，轮流守望。”《释地》说：“河水发源于昆仑虚。”这是取自《山海经》的文字。《释诂》说：“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说：“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从“春为青阳”到“谓之醴泉”的内容，这是取自《尸子》的文字。《释鸟》说：“爰居，杂县。”这是取自《国语》的文字。像这一类，数也数不完。大概也属于《方言》《急就篇》这一类书，只是讲说经书的人多借助它们来考证古义，所以按照它们所受重视的程度，把它们列入经部罢了。郭璞所处时代距离汉代还不远，像把“遂幠大东”称作《诗》，把“钊我周王”称作《逸书》，他所见到的古本还很多，因此他的注释大多可以作为依据。后人虽然屡次加以补正，但全书的大纲和主旨，终究没有超出他的范围。邢昺的《疏》也多能引用文献作证，如《尸子》的《广泽篇》《仁意篇》，都是今人无法看到的。他所引用犍为文学、樊光、李巡的注，见于陆德明《经典释文》的，虽然遗漏很多，但是作疏家的体例，只阐明原注的内容。

译原注没有涉及的内容，就不再从旁搜求。这也是唐代以来的通病，不能只责怪邢昺。只是既然已经列出原注文字，疏文中却又时常复述原注，只说“郭《注》说”之类的话，一个字也不改变，也不再另加一句说明，实在难以理解。难道当初《疏》和《注》是分别单行的吗？现在没有见到原刻本，已经无法再考察了。△《尔雅注》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郑樵撰写。郑樵字渔仲，莆田人。他居住在夹漈山中，因此以此为号，又自称西溪逸民。绍兴年间，郑樵因被推荐而应召入对，授任右迪功郎、兵部架阁。不久改任监潭州南岳庙，并发给札书，让他回去抄录所撰的《通志》。书写成后，入朝任枢密院编修。他的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南宋诸儒大多崇尚义理而疏于考证，因此郑樵凭借学识广博而傲视当时众人，终于放任自己的聪明，肆意诋毁毛氏、郑氏。他的《诗辨妄》一书，开创了数百年来凭空杜撰、穿凿解释经书的捷径，深受博通儒者非难。只有撰写这部书时，他能够通晓的就加以疏通，不能通晓的就保留下来而不强解。文字看似简略，却完全没有穿凿附会的过失，在解释《尔雅》的各家著作中算是善本。其中驳正旧文的内容，如《后序》中列举的“饘餬、讯言、襺袍、衮黼”四条，“峨峨、丁丁、嘤嘤”三条；《注》中列举的《释诂》“台、朕、阳之予为我、赉畀卜之予为与”一条，“关关”“噰噰”应当收入《释训》一条，《释亲》依据《左传》辨正“娣”“姒”一条，《释天》“谓之景风”以上的脱文一条，星名脱去“实沈、鹑首、鹑尾”三次的一条，《释水》“天子造舟”一条，《释虫》“食根，蟊”一条，《释鱼》“鲤，鳣”一条，“蝮虺，首大如臂”一条，都极其精确。只有“鱼枕谓之丁”一条，牵强援引假借字来附会他的《六书略》学说。又固执地认为撰写《尔雅》的人是江南人，凡是郭璞说属于蜀地语言、河中语言的地方，他都一概加以驳辨。这就是偏执狭隘的过失，旧有习气还没有完全消除。又《汪师韩集》中有一篇写在此书之后的文章，驳斥郑樵擅自改动郭璞注的地方：把“刘，刘杙”改释为安石榴，把“齧雕蓬”改释为它的米是雕胡，这两条；补充郭璞注释但并不确切的地方：“孟，勉也”，认为“孟”就是“暋”；“於，代也”，认为是更换词语，这两条；仍然沿袭郭璞注释的错误而没有改正的地方，如把“邮，过也”解释为道路所经过之处，却不知道“邮”在古文字中与“尤”相同；把比目鱼解释为王馀，却不知道《吴都赋》说“双则比目，片则王馀”，这些地方也相当切中他的错误。至于有人议论《释言》篇中经文脱去“龠，同也”三字，《释水》篇中经文脱去从“水之由膝以下为揭”到“为厉”的十八字，《释草》篇中经文脱去“苇丑，艻”三字，《释鱼》篇中经文脱去“蛭，虮”二字，《释鸟》篇中脱去“仓庚，黧黄也”五字，这些都应当是毛氏刊本的错误；如果据此来诋毁郑樵，就过分了。△《方言》十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作“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考察《晋书·郭璞传》，其中有郭璞注《方言》的记载；但《汉书·扬雄传》把扬雄所著的书完备地列出，却没有提到《方言》一个字。《艺文志》中也只有《小学》类著录扬雄《训纂》一篇；《儒家》类有扬雄所作序的三十八篇，注说：“《太玄》十九篇、《法言》十三篇、《乐》四篇、《箴》二篇。”《杂赋》类有扬雄的赋十二篇，都没有《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间，也没有人称扬雄作《方言》。到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才开始说：“周、秦两代常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轻车使者，寻访各地不同的方言，回来后上奏并登记收藏在秘室中。等到嬴氏灭亡，遗失脱漏，已经没有人能见到了。蜀人严君平有一千多字，林闾翁孺才有大概的体例。扬雄喜爱这部书，天下的孝廉、卫卒相互聚集，周详地询问考核，依次作注补续，经过二十七年才整理订正，共九千字。”应劭注《汉书》时，也引用过扬雄《方言》的一条。因此，称扬雄作《方言》，确实是从应劭开始的。魏晋以后，诸儒相继沿袭叙述，都没有不同说法。只有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开始考证《汉书》，断定《方言》并非扬雄所作。但洪迈摘录刘歆与扬雄往来书信中的两条证据：一条说书信既然称“在成帝时”，就不应称“孝成皇帝”；另一条说汉明帝时才开始避讳“庄”字，不应在西汉末年就把“庄遵”称为“严君平”。这两条都没有深入抓住关键。考察书首“成帝时”等字，原来是后人题写在下面的标注，因传抄错误而与正文连成一体，实际上并不是刘歆原来的话，文意仍然清楚可辨。书中记载杨、庄的姓名，并没有写成“严”字，实际上并非预先替汉明帝避讳。至于“严君平”这个字样，也可能是后人传抄时追改的，不能确定。这些都不足以断定此书是伪作。只是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多次引用扬雄的说法，而那些文字都不见于《方言》。许慎所解释的字义，与今本《方言》相同的地方也很多，但都没有标明是扬雄《方言》的文字。由此可知，在许慎那个时代，这部书还没有被称为《方言》，也还没有被认为是扬雄所作，所以马融、郑玄等儒者从未称引。到了东汉末年，应劭才提出这种说法。魏代孙炎注释《尔雅》“莫貈、螳螂，蛑”几个字，晋代杜预注释《左传》“授师子焉”一句，才开始相继引用《方言》。沿至东晋，郭璞于是为这部书作注。后世儒者称为扬雄《方言》，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译然而，应劭《序》称《方言》有九千字，而今本却有一万一千九百多字，比原本几乎多出三千字。扬雄与刘歆往来的书信，都称《方言》为十五卷。郭璞《序》也称有“三五之篇”。可是《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却都记载扬雄《方言》十三卷，与今本相同，那么卷数比原本少了两卷。这些说法彼此矛盾而不相合。考察扬雄《答刘歆书》，说：“语言有时交错、相反，我正要反复思考，详细地把它们汇集起来。如果能够宽限期限，我一定不敢有所吝惜。”由此怀疑扬雄原本确实有这部尚未完成的书，刘歆借去观看却没有得到，所以《七略》没有记载，《汉志》也没有著录。后来也许是侯芭一类的人收集了它的残稿，私下相互传抄。流传时间久了，难免辗转增益，就像徐铉增补《说文》一样，因此字数比以前多。后来传授这门学问的人，因为《汉志》中没有《方言》这个书名，担心引起疑问，便想借《小学家》中有《别字》十三篇、却没有著录作者姓名这一点，牵强附会，证明它确实出自扬雄。于是把它合为十三卷，以凑足这个数字。这大概就是卷数反而比从前少的原因吧？反复推求，关于它的真伪都没有明显的证据。姑且沿用旧本，仍题扬雄之名，也只是取以疑传疑的意思。扬雄与刘歆的两封书信，据李善《文选注》引用“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一句来看，当时已经称作《方言》。因此，从隋唐以来，这两封书信原本都附在书末，现在也仍然保留。此书世代都有刊本，但文字古奥，训释的意义深隐，校勘者仓促之间不容易详尽考订，所以篇章断裂、文字讹误脱漏，几乎无法阅读。钱曾《读书敏求记》曾依据宋代刻本驳正其中的错误，但钱曾家藏的宋刻本如今也已失传。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本子还比较完整。查检其中“秦有娥之台”一条，与钱曾所举的例子相符，由此知道它就是从宋本抄录的。现在拿它同近代刻本校对，才知道明人任意改窜，颠倒错乱，完全失去了原貌，不只是钱曾所举的一处错误。此书虽然还存在，实际上却等于亡佚，不能不赶快加以整理订正。谨慎地参照互校、考订证实，共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删去衍文十七字，补上脱文二十七字。文字神采焕然一新，顿时恢复了旧貌。并且逐条引用各书，一一疏通证明，详细列出案语。这样或许还可以大致看见小学训诂学传承的面貌。又借此纠正坊刻本的错误，使后人不至于受到迷惑。旧本题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书名文字冗长，所以各家引用以及史志著录时都省略为《方言》；《旧唐书·经籍志》则称为《别国方言》，其实就是同一部书。《容斋随笔》又称此书为《輶轩使者绝域语释别国方言》，把“代”写作“域”，这种文字只有它不同。但各本都写作“绝代”，书中所载也没有“绝域重译”的说法。洪迈所说的，大概只是偶然记错了，现在不采用他的说法。△《释名》八卷（内府藏本） 汉代刘熙撰写。刘熙字成国，北海人。这部书共有二十篇。它利用同声相谐的关系，推论事物名称、辨析事物的意义，其中有些地方颇为穿凿，但仍可借此考察古代的语音。况且它所处时代距离古代还不远，书中解释的器物，也可以借此推求古人制度遗留下来的情况。例如《楚辞·九歌》说：“薛荔拍兮蕙绸。”王逸注说：“拍，是搏辟。”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搏辟”这两个字指的是什么东西。看《释名·释床帐篇》，才知道把席子搏缀在墙壁上叫作“搏辟”。孔颖达《礼记正义》把深衣的十二幅都交错裁制称作“衽”。这部书《释衣服篇》说：“衽，就是襜，位于旁边，呈现出襜襜的样子。”这样就可以同《玉藻》所说“衽当旁”互相印证。《释兵篇》说：“刀的套子叫削，刀套口部的装饰叫琫，下端的装饰叫琕。”又足以证明《毛诗诂训传》有讹误。它对于考证有所帮助的地方，多得数不完。吴国韦昭曾撰写《辨释名》一卷，纠正刘熙的错误，但这部书已经失传。不过，像《经典释文》引用他的一条说：“《释名》说：古代车的读音像‘居’，是因为它用来容纳人。现在称作车，读音为尺遮反，是‘舍’的意思。”（案：今本《释名》原文作：“古代称车，声音像居，说的是行走时用来容纳人的东西。现在称车。车，就是舍，是行走的人所处之处，像居住的房舍一样。”这大概是陆德明概括引用原文，又取其意思明显之处加入“音尺遮反”四字罢了。） 韦昭说：“车在古代都读作尺奢反，后汉以来才有‘居’的读音。”案《何彼襛矣》这首诗用“车”与“华”押韵，《桃夭》这首诗用“华”与“家”押韵。“家”古音为姑，“华”古音为敷，那么“车”古音为居，就没有疑问了。刘熙所说的并没有错误，韦昭的辨析也未必完全切中他的过失。另有版本题作《逸雅》。大概是明代郎奎金把此书同《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为“五雅”。因为另外四部书都有“雅”字，便改题为《逸雅》以便归类。这不是它原来的书名，现在不采用。又《后汉书·刘珍传》称刘珍撰写《释名》五十篇，用来辨析万物的名称。这部书与刘熙《释名》书名相同，姓也相同。郑明选撰写《秕言》，对此颇感疑惑。然而历代相传的文献中，从来没有人引用刘珍《释名》，可知刘珍的书早已亡佚，不能把这部书当作刘珍所作。郑明选又称此书为二十七篇，也与今本不合。郑明选是万历年间的人，不应当另见过古本，大概是一时记错，把“二十”误记成“二十七”吧？△《广雅》十卷（内府藏本）

译魏代张揖撰写。张揖字稚让，清河人。太和年间任博士。他的名字有时从木旁写作“楫”。但以“稚让”这个字来验证，那么应当是“揖让”的“揖”，这一点是确定的。后魏江式《论书表》说：“魏初的博士、清河人张揖，著有《埤仓》《广雅》《古今字诂》。考察《埤仓》《广雅》，它们增益了事物类别，大概对于文字学也是有益的。然而他的《古今字诂》与许慎《说文》相比，有的地方正确，有的地方错误。”江式认为《埤仓》《广雅》胜过《古今字诂》。现在《埤仓》《古今字诂》都早已失传，只有《广雅》还保存着。这部书沿用《尔雅》的旧有分类，广泛采集汉代儒者的笺注以及《三苍》《说文》等书来加以增广，对于扬雄《方言》也全部载录，没有遗漏。隋代秘书学士曹宪为它作音释，为避隋炀帝的讳，改名为《博雅》。因此直到今天两个书名并称，实际上是同一部书。书前有张揖的《进表》，称全书共有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字，分为上、中、下三卷。《隋书·经籍志》也记作三卷，与《进表》所说相合，但注说：“梁代有四卷。”《唐书·经籍志》也记作四卷。《馆阁书目》又说：“如今原书散佚，只保存《音》三卷。”曹宪所注的本子，《隋书·经籍志》记作四卷，《唐书·经籍志》却记作十卷，卷数各自错杂而不相同。大概张揖原书本来是三卷，《七录》记作四卷，是因为后来传抄时把篇目拆分了。曹宪的注本有四卷，是依据梁代的本子。后来因为文句稍多，拆分为十卷；又嫌十卷过于琐碎，再次合并为三卷。考察各家所引用的《广雅》文字，都完整地保存在今本中，今本没有散佚脱漏，由此可知只是卷数不同，书的内容并没有不同。这样看来，《馆阁书目》所谓散佚，是指没有注释的本子散佚了。所谓保存《音》三卷，就是保存了曹宪作注的本子。张揖的原文实际上附着注释一同保存，并没有散佚，也没有缺失。只是今本仍然分为十卷，那又是后人拆分篇目，以符合《唐书·经籍志》的记载罢了。考察唐代玄度《九经字样序》，说反切注音改用“切”字，实际上始于唐开成年间。曹宪虽然由隋入唐，到贞观年间还在世，但那时距离开成年间还很早。今本却往往说某字读作某切，颇令人疑惑。大概是流传刻印时任意改动的，又不是曹宪原本的旧貌了吧？△《匡谬正俗》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代颜师古撰写。颜师古名籀，按照他的字“师古”行世，是雍州万年人。历任秘书监等官职。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这部书在永徽二年由他的儿子符玺郎颜扬庭上表进呈朝廷，高宗下诏将抄录本交付秘阁收藏。卷首载有颜扬庭的《表》，其中说“稿草才完成一半，篇章卷帙尚未完毕”，可见还是一部未完成的稿本。又说“谨遵先人的规范，分为八卷，编成一部”，那么今天流传的本子就是颜扬庭编成的。宋代各家书目多题作《刊谬正俗》，有的作《纠谬正俗》，大概是为了避宋太祖的讳。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列谬正俗》，则是刻本偶然讹误。前四卷共五十五条，都是讨论各经的训诂、音读和释义；后四卷共一百二十七条，都是讨论各书的字义、字音以及俗语沿袭相传中的差异。考证极其精密。只是拘泥于当时的习俗，不能认识语音有古今之别。他注释《汉书》时，动辄以“合声”来说明，于是和沈重为《毛诗》注音一样，开创了后来叶音说的先声。所以本书说“葬”读作“臧”，“谊、议”读作“宜”，“反”读作“扶万反”，“歌”读作“古贺反”，“彝”读上声，“怒”有上、去二声，“寿”有“授”“受”两种读音，“县”有平、去二声，“迥”读作“户蓥反”，这些都是错误地用今韵来读古音；又说“穰”读作“而成反”，“上”读作“盛”，又读作“市郢反”，“先”读作“西”，“逢”按本字读、不读“庞”，这些又都是错误地用古音来读今韵：都不免成为千虑一失。然而，古人考辨文字训诂的著作，如今大多已经失传。除颜之推《家训音证篇》之外，确实没有比这部书更古的了。其中关于“邱、区”和“禹、宇”的论述，被韩愈《讳辨》所引用，可知唐人已经非常重视它了。《戒山堂读史漫笔》解释“都鄙”二字，惊叹这是独到的解释，却不知道早已被本书驳正；毛奇龄引用《书序》“俘厥宝玉”来解释《春秋》的“卫俘”，惊叹这是特别的见解，却不知道本书早已引用过：由此确实可以看出，后人的证据终究比不上古人的根柢。郑樵《通志·校雠略》说：“《刊谬正俗》其实是杂记经史的书，只有第一卷从《论语》开始，而《崇文总目》却把它列为《论语类》。由此可知，《崇文总目》的编者只看了书帙开头的几行，便任意作了解释。”现在查考《崇文总目》，郑樵所说确实如此。当时馆阁中的人不应荒谬到这种地步。考察这一类所列的书，前面是三种《论语》、一种《家语》，其次是《白虎通》，其次是《五经钩沉》，接着就是本书，再其次是《六说》，再其次是《经史释题》，再其次是《授经图》，再其次是《九经馀义》，再其次是《演圣通论》，这些书都是总括解释群经的著作。大概当时仿照《隋书·经籍志》的体例，把《五经总义》附列在《论语类》中。虽然不十分恰当，却不能说毫无根据。郑樵不考察旧文，却专门苛刻议论，贸然以只看了几行来贬斥它，实在失去了原意。△《群经音辨》七卷（通行本） 宋代贾昌朝撰写。贾昌朝字子明，是获鹿人。天禧初年赐同进士出身，庆历年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初年加授左仆射，封魏国公，谥号文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他在天章阁任侍讲时进呈的。全书把群经中同一个字有不同训释、因读音不同而有异读的字，汇集分为四门。卷一至卷五称《辨字同音异》，仿照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发字例》，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部目编排。卷六分为《辨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三门，都是根据《经典释文序录》所列的名目分立的。卷七附有《辨字训得失》一门，所辨论的只有九个字。书中沿袭旧文，难免有错误。例如卷一《言部》“谦，慊也”下面说：“郑康成解释‘谦’为‘慊’。慊，是满足。‘厌’是闭藏的样子。”根据《礼记注》说：“‘谦’读作‘慊’。慊，是满足。”这是解释正文“自谦”的。“注”又说：“‘厌’读作‘黡’。黡，是闭藏的样子。”这是解释正文“厌然”的，和上面注释“厌足”的‘厌’完全不是一回事。

译贾昌朝把它们混在一起，当作一回事，实在是考察不够。又如卷二《丌部》说：“典，是坚硬锋利的样子。”根据《考工记》“辀欲颀典”的注文说：“颀典，是坚硬锋利的样子。”可见“颀典”是形容词语，不能只单独举出一个“典”字。卷三《巾部》说：“幓头，是束发的头巾。” “幓”是木刻本中“幧”字的讹误。根据《仪礼注》，一处解释妇女用麻束发的髽，说：“用麻，就像戴幓头一样。”另一处解释“用麻束发，戴免髽，再用布巾包裹”，说：“这是用麻布制成的，形状就像如今戴幓头一样。”可见束发和免髽都像戴幓头，幓头本来是吉服的一种。扬雄《方言》说：“帕头，在黄河以北、赵魏之间叫绡头。”刘熙《释名》也作“绡头”。此外还有{髟贵}带、{髟米}带等名称，怎么可以解释成束发之物呢？这些都是考证疏略造成的。不过，《释文》分散见于各经之中，很难查核。贾昌朝汇集了它们的音义，使各项材料前后贯通、条理清楚，令学者容易查找和省览，不能说没有益处。小学研究者直到今天仍不废弃它，也是有原因的。《自序》说：“编成七卷，共分五门。”绍兴年间王观国《后序》也说：“共分五门，七卷。” 只有《宋史·艺文志》记作三卷。这个本子是康熙年间苏州张士俊根据宋代刻本翻刻的，实际上是七卷。因此，《宋史》所记是字形抄写错误，这一点很明显了。△《埤雅》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陆佃撰写。陆佃字农师，是越州山阴人。年轻时跟随王安石学习。熙宁三年考中进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选任郓州教授。召入补任国子监直讲，历次升迁至左丞。不久，罢为中大夫，出任亳州知州，死于任所。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史书称他精通礼学中关于名物、数目的学问，所著《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等书，共二百四十二卷。王应麟《玉海》又记载他编修《说文解字》。他的儿子陆宰为本书作《序》，又称他有《诗讲义》《尔雅注》。如今这些书都已经散佚。他的《尔雅新义》只有少量内容散见于《永乐大典》中，文字还有讹误缺漏，也不能整理编成完整的卷帙。流传到后世的只有这部书而已。全书包括《释鱼》二卷、《释兽》三卷、《释鸟》四卷、《释虫》二卷、《释马》一卷、《释木》二卷、《释草》四卷、《释天》二卷。刻本在《释天》的末尾注有“后阙”二字，那么连这部书也有散佚脱落，并不是完整的本子。陆宰《序》说，陆佃在神宗时被召入应对，谈到万物的性质，因而进呈《说鱼》《说木》两篇。后来又一并加以删改润色。起初题名为《物性门类》，后来注完《尔雅》后，又修订此书，改名为《埤雅》，意思是作为《尔雅》的辅助。这部书论说各种事物，大体上对形状说得简略，对名称和意义说得详细。它探究偏旁，联系形声，力求说明事物得名的原因。他又进一步把这些内容贯通于各部经典之中，旁征博引，曲折考证，借助物理来阐明其意义，其中多次引用王安石的《字说》。大概陆佃因为不依附王安石推行新法，所以后来被列入元祐党籍；但他的学问渊源实际上出自王安石。晁公武《读书志》说他的学说不专门以王氏为宗，似乎是自成一家。难道是没有详细查阅这部书，误把评价他这个人的话拿来评价他的书吗？看他开卷《说龙》一条，竟说曾公亮得到龙的脊骨，王安石得到龙的眼睛，这难道不是尊崇王安石吗？不过，他解释各经，颇多依据古义；所引用的书，很多是今天已经看不到的；他推阐名称和义理，也往往精深确切。说它驳杂是可以的，但不能不说它博大深奥。△《尔雅翼》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罗愿撰写，元代洪焱祖作音义注释。罗愿字端良，号存斋，是歙县人。因恩荫补任承务郎。乾道二年考中进士，任赣州通判。淳熙年间任南剑州知州，调任鄂州知州，死于任所。事迹附载于《宋史·罗汝楫传》。洪焱祖字潜夫，也是歙县人。天历年间任遂昌县主簿，后来以休宁县尹的身份退休。这部书卷首有罗愿《自序》，又有王应麟《后序》、方回《跋》和洪焱祖《自跋》。王应麟《后序》说，他在咸淳庚午年于郡斋刻印此书，但《玉海》所列《尔雅》各本却没有将它著录。据方回《跋》说，《序》见于《鄂州小集》，世人没有见过这部书，方回从罗愿的从孙罗裳那里访得副本。可见此书刊行在《玉海》之后。过了五十年，到元延祐庚申年，郡守朱霁重新刻印，才请洪焱祖为它作音释；罗愿《序》和王应麟《后序》中用典稍微偏僻的地方，也一并作了注释。洪焱祖《跋》说，《释草》八卷，共有一百二十个名称；《释木》四卷，共有六十个名称；《释鸟》五卷，共有五十八个名称；《释兽》六卷，共有七十四个名称；《释虫》四卷，共有四十个名称；《释鱼》五卷，共有五十五个名称。现在核验这个本子，名称数目都相合。只有《释兽》说有七十四个名称，而这个本子中有八十五个，和原《跋》不同。难道是字形在传抄中出了错误吗？这部书考证精深广博，体例又谨严，超过陆佃的《埤雅》。王应麟《后序》说它观察事物而精心思考，体与用相互涵摄，本末没有遗漏，大概并不是过分的赞美。后来陈栎删削这部书，另编成节略本，说它“好的地方可以扩大人的见识，好的地方实在很多；可恨的是，牵强援引而失去精当的地方也不少。书中引用《诗经》三百篇的地方，很多都不正确”等等。考察陈栎流传至今的著作，有《尚书集传纂疏》《历朝通略》《定宇集》三部。核对他的见闻学识，连罗愿的项背都望不见，却贸然指责罗愿的错误，似乎太不自量力。况且罗愿的书成于淳熙元年甲午，朱子《诗集传》作于淳熙四年丁酉，比罗愿的书晚三年；陈栎却拿后来出现的新说作为准绳，来纠正罗愿所依据的古义，尤其显得拘泥浅陋。如今罗愿的书流传不朽，而陈栎的节略本连片纸只字都没有保存下来。由此大致可以看出，他那种曲意放肆的诋毁，没有人愿意相信并加以流传。△《骈雅》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谋<土韦>撰写。朱谋<土韦>有《周易象通》，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摘取古书中文辞典雅深奥的句子，依照《尔雅》的体例，分篇训释。从《释诂》《释训》直到《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共二十篇；它认为把两个词联结为一个词，把不同的名称归并为同义，所以题名为《骈雅》。

译朱谋<土韦>博通典籍，他的《一斋书目》所记载的书，往往是各家都没有见过的。因此书中征引广博，很有条理，不是乡塾中见识浅陋、只会搜集残篇剩语的儒生所能相比。其中像“藻井”本来是屋顶上的方形井状构造，雕刻成藻纹，《西京赋》注文引用《风俗通》，训释意义十分明白；朱谋<土韦>却认为它属于雕刻门扉一类，擅自改动旧文，实在不准确。他又说都御史就是大司宪，詹事就是端尹，这些都是流俗的称呼，也缺乏典籍依据。至于《释天》中的岁阳、月名，《释地》中的五丘、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等，都是《尔雅》已经具备的内容，再加以重复引用，更显得烦琐冗杂。不过，奇特的文章和冷僻的字，他搜集了很多；选取其中精华，对于辞章创作终究不能说没有补益。△《字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黄生撰写。黄生字扶孟，是歙县人，前明的诸生。这部书取魏代张揖《字诂》的书名作为书名，在六书方面多有阐发。每个字都有新的解释，而且依据广博深奥，和牵强附会的说法不同。间或也有几个字解释得不妥，例如说“靃”字，《说文》作“呼郭切，飞声也”，但各书使用“靃靡”的地方又读作“髓”。现在书中的地名、人姓之类大多使用“霍”字，只有《樊哙传》的“霍人”，《正义》注文列出“先累”“苏果”“山寡”三种反切。所谓“先累反”就是“髓”音。《韵会》各家在《纸》《药》两韵中都收“靃”字，而“霍”字只收一个读音。大概“霍”从“佳”，它的读音应当是“髓”。“靃”本来是飞鸟的声音，借作地名，后来又借作人姓，省略字形后便写成“霍”。既然本义被借义取代，它原来的读音和训释也就失传了；而本应使用“霍”字、读“髓”音的地方反而写作“靃”。这就是“霍”转为“呼郭切”、而“靃”转为“先累反”的原因。按照黄生的说法，那么“霍”只有“先累反”的本音，“靃”只有“呼郭反”的本音。现在考察反切读音的古旧情况，没有比《玉篇》《广韵》更早的了。《玉篇》在“靃”字下注说：“息委切，露也；呼郭切，飞声。”《广韵》在《四纸》韵“靃”字下注说：“靃麻草。”在《十九铎》韵“靃”字下注说：“地名。《说文》：飞声也。”这样看来，“靃”本来就有“髓”这一读音，并不是因为省略字形、借作“霍”以后才读作“髓”。又《玉篇》在“霍”字下注说：“呼郭切，挥霍。”《广韵》在“霍”字下注说：“虚郭切，挥霍。《尔雅》：霍山是南岳。又是姓。”这样看来，“霍”这一个字在《玉篇》《广韵》中原本只有“呼郭反”一个读音，并没有“髓”音。只有《史记正义》的注文有“息累反”，但终究不能因此说它只有“息累反”一个读音。何况《白虎通》说：“南方的霍山，‘霍’的意思是护。”‘护’是“呼郭反”的转音，不是“先累反”的转音。既然如此，班固读“霍”时已经读作“呼郭反”了，难道汉代的读音还不足以作为依据吗？黄生又说“打”字始见于六朝。现在考察后汉王延寿《梦赋》说：“击打魍魉，拂除诸渠，撞击纵目，打击三颅。”又《易林》说：“口饥打手。”那么“打”字显然不是始于六朝。这一类说法实在是考察不周。其他如他说“大鼏七个”的“鼏”应当从“冂”而以声符谐声，和从“冖”的字不同；像蛇的“鱓”既借用“徒何切”的“鱓”，又借用“张演切”的“鳣”，而都转读为“常演切”；《汉书注》却误把“张连切”的“鳣”当作解释对象。又说《周礼·玉人注》中的“瓒读为{衍食}之”，《说文》说“饡，用羹浇饭”，《释文》把“膏”写作“膏饡”，所以《篇海》中的“[缺字]”就是“饡”字。《内则释文》说：“酏读为{衍食}，之然反。本来又写作{衍食}，并读作之然反。”这大概是明确说“酏”应当一并读作{衍食}，并不是说“[缺字]”就是“{衍食}”字。如果用“诸延”切“[缺字]”，那么《玉人注》中的“{衍食}”应当怎么处理呢？又说“干”“乾”二字可以通用，并引用《后汉书·独行传》所说“明堂之奠干饭寒水”，又列在晋代法帖所说“淡闷干呕”之前。这一类说法最为精确核实。其他类似的条目无法一一列举。大概黄生致力于汉学，尤其擅长六书和训诂，所以不像明代人那样抄袭旧说。△《续方言》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杭世骏撰写。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年被召试博学鸿词科，授官翰林院编修。这部书采辑《十三经注疏》、《说文》、《释名》等书，用来补充扬雄《方言》的遗漏。前后分类编次，完全依照《尔雅》，只是没有明确标出各类名称罢了。搜集考察古代词义，对训诂颇有补益。只是所引用的书籍，常常对眼前显见的材料反而明显遗漏。例如《玉篇》引《仓颉篇》说：“楚地人把灶叫作寤。”《列子·黄帝篇注》引何承天《纂文》说：“吴地人把眨眼叫作眴目。”《古今韵会》引魏代李登《声类》说：“江南称辣，中原称辛。”《尔雅·释草》、《释文》以及宋庠《国语补音》引晋代吕忱《字林》说：“楚地人把【字形疑误：艹陵】叫作芰；秦地称作雅【字形疑误：艹陵】。鳀，青州人叫作鲇鳀。”《初学记》和《太平御览》引《纂文》说：“梁州把猪叫作【字形疑误：豕粦】，河南称作彘，渔阳把猪叫作豝，齐、徐两地把小猪叫作【字形疑误：豕粦】。”《太平御览》又引《纂文》说：“秦地把钴【字形疑误：钅莽】叫作锉【字形疑误：钅羸】。” 《尔雅·释亲》和《释文》引《纂文》说：“妹，就是媦。”《初学记》引服虔《通俗文》说：“南楚把美色叫作娃。”《初学记》和《山堂考索》又引《通俗文》说：“晋地把船叫作舶。”《埤雅》引《广志小学篇》说：“蝼蛄，会稽称作【字形疑误：虫留】蛄。”

译《北户录》引颜之推《证俗音》说：“南方人把凝结的牛、羊、鹿血叫作【字形疑误：血臽】。【字形疑误：麦粦】【字形疑误：麦娄】，中原称作【字形疑误：米睘】饼，也叫寒具。粰，如今江南叫作【字形疑误：饣散飰】。蝘蜓，山东称作【字形疑误：虫速】【字形疑误：虫觅】。鰿，吴地人叫作鲫鱼。”以上这些条目，都是六朝以前的方言，正好可以续补扬雄的著作，却全都散佚了。难道反而是举取远古的材料，遗漏了较近的材料吗？又如本书引用《说文》“秦晋两地，听见声音却听不清，听见了却不能理解，叫作【字形疑误：耳宰】”，引用《史记集解》“齐人称作颡，汝南、淮泗之间叫作颜”等条目，本来都是扬雄《方言》已有的，却又重复载录，也属于校检不周。不过总的说来，它引用的材料典雅精确，在近代小学家中仍是根基最为深厚的一部。△《别雅》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吴玉搢撰写。吴玉搢字山夫，山阳人。廪贡生，官任凤阳府训导。这部书收取字形上通假通用的字，按韵编排，各自注明出处并加以考辨。对于考究古代文字，功劳很大。只是古人使用文字，有同声通假、转音变异、别体重文以及同声转音等情况，都应收入本书。至于“支阝、酆分别写作岐、丰”这一类，“支阝”本来就是“岐”的本字，《说文》明明说“支阝一作岐”，实际上属于重文，只是偶然出现的异体。《说文》、《玉篇》以后，类似材料多到成千上百，哪里能够全部收尽，因此不免自己破坏了体例。并且征引虽然广博，遗漏也很多。单就开卷所列《东》、《冬》二韵考察，例如《大戴礼》“一室而有四户八【字形疑误：片】”，【字形疑误：片】就是窗。《楚辞·九叹》说：“登逢龙而下陨兮。”注文说：“古本的‘逢’写作‘蓬’。”《荀子·荣辱篇》引《诗》说：“下国骏蒙。” 注文说：“《诗》作‘骏庞’。”《庄子·盗跖篇》说：“士人都蓬着头、鬓发突起。”注文说：“‘蓬’本作‘鏠’。”《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说：“让公子盖馀烛佣。”注文说：“《左传》的‘佣’写作‘庸’。”《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王相貌为蜂准。”徐广说：“‘蜂’一作‘隆’。”《龟策传》说：“雄渠蜂门。”注文说：“《新序》作‘熊渠子’。” 《汉书·古今人表》说：“鬼臾区。”颜师古注文说：“就是鬼容区。”又有“陈丰”。颜师古注文说：“就是陈锋。”《卫青传》说：“卫青到达笼城。”颜师古注文说：“‘笼’读作‘龙’。”这些都是眼前常见的材料，却遗漏而没有载入。由此推想，《仪礼》的古文、《周礼》的故书以及汉人笺注中“某字读作某字”这一类材料，逐一考察起来，遗漏的就更多了。不过就已经征引的材料而言，也足以沟通古籍文字的异同，疏解后学的疑难滞碍，还可以考见汉魏以前声音和文字的大概。这确实是小学研究的资粮、文艺学林的渡津和筏子，不是浅陋儒生剽窃拼凑的书所能相比的。──以上“小学类”中属于训诂的一类，共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都已由文渊阁著录。旧《唐书·经籍志》把诂训和小学分为两家。不过诂训也是小学，所以现在仍依从《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列为《小学》的子目。《尔雅》开头是《释诂》、《释训》，其余部分则杂列各种名物。大体说来，如果析分门类，虫、鱼、草、木等类与解释字义的门目各不相同；如果统括这些类别来说，解释名物也就是解释字义。因此，“训诂”是一个总称。《方言》、《释名》沿袭这一传统相继撰作，大体没有差别。至于《埤雅》、《尔雅翼》，致力于广博详尽，稍微流于泛滥，但也仍是训诂的支流，所以同类编列。《埤雅广要》一类书，已经杂乱得厉害，就降列到《小说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