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一 子部一

译卷九十一　子部一 ○子部总叙 除六经之外，建立学说的著作，都属于子书。子书起初彼此混杂，自从《七略》把它们区分排列，名称和类别才确定下来。起初诸家学说也互相排斥，自董仲舒分别辨明之后，纯正与驳杂才得以区分。其中有的已经散佚不传，有的虽流传下来却后来无人继承，有的古代没有这一类别而今天增设，有的古代分别列为不同类别而今天合并，总的来说篇章卷帙都很繁多。能够单独列为部类的，儒家以外还有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另外两种教派则有释家、道家，依次叙列，共十四类。儒家是最早的一类。有文事就要有武备，所以其次列兵家。兵事与刑法属于同类。唐尧、虞舜时如果没有皋陶，那么盗贼和奸邪就无从禁止，也一定不能使天下受到风教感化而达到和乐安定，所以接着列法家。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接着列农家。本草、经方属于技术之事，却关系到人的生死；神农、黄帝作为圣人而成为天子，尚且亲自治理这些事情，所以接着列医家。重视民生事务，首先要授予农时；授时以观测天象为根本，观测天象又以积累数值为根本，所以接着列天文算法。以上六家，都是治理天下的人所要处理的事务。诸家关于方术技艺的著作，有的有益，有的无益，但这些学说流传已久，按道理很难彻底废弃，所以接着列术数。游艺也是学问之外的余事，一种技艺达到神妙境界，器物中有时也寄托着道，所以接着列艺术。以上两家，都是小道中值得观览的内容。诗经取法于广泛见闻，《易经》称许制作器物；广博见闻有可取之处，实用技艺也有所凭借，所以接着列谱录。各种言论分歧而出，不能归入一个类别，便总括汇集在杂家中，其中都可以采集精华，所以接着列杂家。按事类编排材料，也属于杂言；旧时附在子部，如今依照旧例，所以接着列类书。稗官所记述的，事情本身较为末流，但可以用来扩大见闻，总比沉溺博弈好，所以接着列小说家。以上四家，都是从旁提供参考的学问。释家、道家二者属于外学，所以最后列释家、道家。求学的人从经书中研求义理，可以匡正天下的是非；从史书中考察事实，可以明白古今成败；其余都属于杂学。然而儒家本来是六艺的支流，虽然其中有人攀附依托、不能免除门户之见，但几位大儒阐明道理、建立学说的著作，仍然鲜明地保存着，确实可以与经史相互参证。其余著作虽真伪混杂、纯驳并存，但凡是能够自称一家之学的，必定有一方面足以自立；即使有不合圣人之处，保存下来也可以作为鉴戒。即使有丝麻，也不要丢弃菅草蒯草；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在于广泛收集而谨慎取舍罢了。○儒家类一 古代的儒者立身处世，诵习并效法先王，致力于使经学通达而适用于实际罢了，从不敢自称圣贤。王通在河汾讲学，开始仿效尼山孔子，后来彼此互相标榜，这也是世道变化逐渐发生的开端。等到托克托等人修撰《宋史》时，又把道学、儒林分列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家，又自行分成两派，彼此用文字和言辞攻击。从那以后，天下人只争论朱熹、陆九渊的是非，门户分立而朋党兴起，恩怨报复蔓延了将近数百年。明代末年，这种祸患终于波及宗庙社稷。只是因为喜好名声、争强好胜的私心不能自我克制，所以相互激化到了这种地步。孔门设教的本意，难道果真是这样吗？如今所收录的著作，大体以濂、洛、关、闽四学派为宗旨。那些依附门墙、借卫道之名行事的，只保留书目。金谿、姚江两派，也不废弃其长处。只有明显用佛教语言解释经书的，才斥入杂家。凡是用来警示儒者不要树立党派、不要追逐名声、不要夸夸其谈而不知惭愧、不要空谈而缺少实用的，才差不多是孔子、孟子的正统传承。△《孔子家语》十卷（内府藏本） 魏王肃注。王肃字子雍，是东海人。官至中领军、散骑常侍。事迹详见《三国志》本传。这部书中王肃的自序说：“郑氏之学已经流行五十年了，但义理有不妥之处，错误很多，因此我取而改换了它。” 孔子第二十二代孙中有一个叫孔猛的人，家中藏有他祖先的书，过去曾跟随他们学习。不久前回到家乡，才把这些书取来。书中与我所论述的内容相合，仿佛重重规矩彼此相叠，等等。由此可见，这个本子是从王肃开始流传的。考察《汉书·艺文志》，其中有《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说：“不是如今流传的《家语》。”《礼乐记》称舜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郑玄注说：“歌词没有流传下来。”孔颖达疏中记载王肃作《圣证论》，引用《家语》中“阜财解愠”的诗来驳难郑玄。又记载马昭的说法，认为《家语》是王肃增添的，不是郑玄所见的本子。因此王柏《家语考》说：“四十四篇的《家语》，是王肃亲自取《左传》《国语》《荀子》《孟子》以及二戴《礼记》，割裂拼织而成的。孔衍的序，也是王肃自己写的。”只有史绳祖《学斋佔毕》说：“《大戴礼记》一书，虽然列入十四经，但其中大体是杂取《家语》的文字，分析编排成篇目。它的《公冠》篇记载成王加冠，祝辞中有‘先帝’和‘陛下’等字，周初哪里会有这些称呼？《家语》只称‘王’，应当以《家语》为正确本子。” 如今考察“陛下离显先帝之光曜”以下的文字，篇中已经明确说是孝昭帝的冠礼祝辞，史绳祖误把它连成祝雍的话，实在没有考察清楚。大概是王肃抄袭《公冠》篇改作冠礼颂文时，已经错误地把孝昭帝的冠辞和成王的冠辞合在了一起，所以删去了“先帝”“陛下”等字，篡改成“王”字。《家语》抄袭《大戴礼记》，不是《大戴礼记》抄袭《家语》；仅凭这一条，也足以成为明证。它割取拼接其他书籍，往往也都是这样。反复考证，可以确定是王肃亲手编造的。只是因为流传已久，而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所以自唐代以来，虽然知道它是伪书，却不能废弃不用。这部书到了明代，传本相当稀少，因此何孟春为《家语》作注时，自己说没有见过王肃本。王鏊《震泽长语》也说，如今流行的《家语》本子，是近世妄庸之人删削而成的。只有带王肃注的本子，今本中缺少的内容大多还具备，他也只是见过这种本子。明代流传的共有两个本子：闽地徐<火勃>家藏本，中间缺少二十多页；海虞毛晋家藏本，略有不同，但首尾完整。如今徐本不知是否存佚，此本是毛晋校刊的，与坊刻本相比，还算较为接近古本。△《荀子》二十卷（内府藏本）

译周代荀况撰写。荀况是赵国人。曾在楚国任兰陵令，也称荀卿。汉代人有时称他为孙卿，是因为汉宣帝名讳为询，为避同音之嫌而改称。汉代《汉志·儒家》著录《荀卿》三十三篇。王应麟《考证》认为应当是三十二篇。刘向《校书序录》称孙卿的书共有三百二十三篇，互相校对后删去重复的二百九十篇，定为三十三篇，编成十二卷，题名《新书》。唐代杨倞重新调整旧有篇次，编成二十卷，又为它作注，改名为《荀子》，就是今天的本子。考察刘向《序录》，荀卿在齐宣王时期来到稷下游学。后来到楚国做官，春申君死后荀卿便被废弃不用。然而《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申君去世时，距齐宣王末年共八十七年。《史记》又说荀卿五十岁时才游学齐国，那么到春申君去世那年，荀卿应当已经一百三十七岁了。这在道理上说不通。晁公武《读书志》认为《史记》所说的“五十岁”是“十五岁”的讹误，想来或许如此。宋濂在《荀子》书后又认为荀卿是在齐襄王时期游学稷下，但也不清楚依据出自哪里。总之，荀况是战国时期的人，他出生和去世的年月已经无法确切考证。荀况撰写书籍，主旨在于阐明周公、孔子的教化，崇尚礼义并勉励学习。其中最容易成为人们攻击口实的，无过于《非十二子》和《性恶》两篇。王应麟《困学纪闻》根据《韩诗外传》所引用的内容，认为荀卿只是批评十个人，并没有子思、孟子；于是认为今本中的子思、孟子是他的弟子李斯等人增添的，却不知道子思、孟子是在后来才被评定为圣贤的。在当时，他们本来也是荀卿同类的学者；这就如同朱熹、陆九渊互相非难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至于他把人的本性说成恶，把善说成伪，确实未免还没有完全通晓义理。然而荀卿担心人们依仗性善的说法，任凭自然本性而废弃学习，于是说人的本性不能依赖，应当努力学习先王的教化。因此他说：“凡是人的本性，是上天所造成的，不能靠学习得到，也不能靠人为努力完成。礼义，是圣人创制的，是人通过学习而能够掌握、通过实践而能够成就的。不能靠学习、不能靠实践而存在于人身上的，叫作性；能够通过学习而掌握、通过实践而成就而存在于人身上的，叫作伪；这就是性与伪的区别。” 他对“伪”字的解释说得很明白。杨倞的注也说：“伪，就是人为。凡不是天性而是人制作出来的，都称为伪。” 所以“伪”字从人旁并加“为”，也是会意字。这个说法也符合荀卿的本意。后人不明白训诂，误以为是表示真伪的“伪”，于是喧然攻击，说荀卿轻视礼义，就像老子、庄子所说的那样。这些人不只是没有读过他的全书，就连《性恶》一篇除了开头两句以外，也没有读完。平心而论，荀卿的学问源自孔门，在诸子中最接近正道，这是他的长处；但主持这一立场过于强烈，言辞意义有时到了过分的程度，这是他的短处。韩愈所说的“大醇小疵”，大体是确定的评论。其余都是出于个人好恶的说法。杨倞的注也颇为详尽通达。《唐书·艺文志》说杨倞是杨汝士的儿子，但《宰相世系表》记载杨汝士有三个儿子：一个叫知温，一个叫知远，一个叫知至，没有名叫倞的。表和志都出自欧阳修之手，不知道为什么彼此不同；想来杨倞或许改过名字，就像温庭筠另一个名字叫岐一样吧？△《孔丛子》三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孔鲋撰写。书中记载孔子以后子上、子高、子顺等人的言行，共二十一篇；又把孔臧所作的赋和书上下两篇附在末尾，另名为《连丛》。孔鲋字子鱼，是孔子的第八代孙。（孔鲋）在陈涉那里任博士。孔臧是高祖功臣孔藂的儿子，承袭了蓼侯的爵位。汉武帝时任太常。他的书，《文献通考》记作七卷。今本为三卷，不知是什么人合并的。晁公武《读书志》说：《汉书·艺文志》中没有《孔丛子》，儒家著录有《孔臧》十篇，杂家著录有孔甲《盘盂书》二十六篇，其中“独治”篇，鲋有时也被称作孔甲。推想起来，《孔丛子》就是孔甲的《盘盂书》，《连丛》就是孔臧的书。考察《汉书·艺文志》颜师古的注，说孔甲是黄帝的史官，也有人说是夏后孔甲，这些说法似乎都不对。这样看来，《孔丛》就不是《盘盂书》。另外，《艺文志》在儒家《孔臧》十篇之外，诗赋家又另列《孔臧赋》二十篇。现在《连丛》中有赋，因此也不是儒家所说的孔臧之书。晁公武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处。《朱子语类》说：《孔丛子》的文气软弱，不像西汉文字，大概是他的后人搜集先世遗文编成的。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考察《孔光传》，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是魏相顺的儿子，任陈涉的博士，死于陈地；这样当然不可能是汉代人。可是书中又记载孔鲋的死，他又怎么能被认为是这部书的作者呢？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隋书·经籍志》的《论语家》著录有《孔丛》七卷，注说：陈胜的博士孔鲋撰写。它的序录称，《孔丛》和《家语》都是孔氏家族传授仲尼旨意的著作，那么这部书的出现应在唐代以前。然而《家语》是王肃假托编成的，《隋志》既然已经误认为真书，那么它所说《孔丛》出自孔氏传授，也不能作为确证。朱子所怀疑的地方，大概并非没有根据。比如《舜典》所说“禋于六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所祭祀的对象有六种，都是用洁净的祭礼来祭祀的。把少牢埋在泰昭，是用来祭祀四时的；在坎坛迎接祖神，是用来祭祀寒暑的；把神主供奉在郊宫，是用来祭祀太阳的；在夜明处祭祀，是用来祭祀月亮的。“幽禜”是用来祭祀星辰的；“雩禜”是用来祭祀水旱灾害的。这就是所谓祭祀六宗。它的说法与伪《孔传》、伪《家语》完全相同，这也是它出于后世的明确证据。其中第十一篇就是世人所传的《小尔雅》，注疏家常常引用它，但都在晋、宋以后。只有《公羊传疏》所引贾逵的话，说俗儒把六两称作锊，正是出自这部书。然而既然称作“俗儒”，就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小尔雅》了。另外，《水经注》引用《孔丛子》说：孔夫子的墓地方圆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之上。孔氏族人的封土墓有五十多处，按照人名和昭穆次序已经无法辨认。有铭文碑三通，兽形碑仍然完整保存着，等等。现在的本子没有这段文字，看来并不是完整的篇帙。不过，这段文字的文风与全书不相类，而且也不像孔氏子孙的言语。或者是郦道元考证有误，或者是传抄时发生了讹误，又或者是把别的书误题为《孔丛》呢？△《新语》二卷（内府藏本）

译旧本题为汉代陆贾撰写。考察《汉书》，陆贾本传称他著有《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儒家陆贾二十七篇，大概是把他其他的论述也计算在内。《隋志》则记作《新语》二卷。这个本子的卷数与《隋志》相合，篇数与本传相合，似乎是旧本。然而《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取用《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陆贾的《新语》来写作《史记》。《楚汉春秋》，张守节《正义》还引用过，今已散佚，无法考察。《战国策》所取的九十三件事，都与今本相合。唯独这部书的文字全都不见于《史记》。王充《论衡·本性篇》引用陆贾的话说：天地生养人类，是赋予人以礼义的本性。人若能察知自己因什么而接受天命，就会顺从；这种顺从就叫作道。今本也没有这段话。另外，《穀梁传》到汉武帝时才出现，而《道基篇》末尾却引用《穀梁传》说，这在时代上尤其互相矛盾。难道它是后人假托的，并不是陆贾的原书吗？考察马总《意林》所记载的文字，都与今本相符。李善《文选注》在司马彪《赠山涛诗》中引用《新语》说：“楩梓倒下，就会被世人所用。”在王粲《从军诗》中引用《新语》说：“圣人承受上天的威严，承受上天的功德，却要同上天争功，难道不困难吗！”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中引用《新语》说：“高台百亻刃。”在古诗第一首中引用《新语》说：“奸邪之臣遮蔽贤人，就像浮云遮挡日月。”在张载《杂诗》第七首中引用《新语》说：“在天下建立大功的人，必定把声名流传到万世。”拿今本核对，虽然文句有详略和异同，但大体上全都相应，看来它的伪作至迟也在唐代以前。只是《玉海》说，陆贾《新语》现今存世的只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才》七篇。这个本子有十二篇，反而比宋本多，实在难以解释。也许是后人根据残缺的本子补缀了五篇，以符合本传所记的旧目录。现在姑且只依据书中的内容来评论，它的主旨都是推崇王道、贬抑霸术，把根本归结到修养自身和任用人才上。它所引用的《老子》文字，只有《思务篇》引用“上德不德”一句，其余都以孔氏学说为宗旨。它所依据和引用的材料，大多是《春秋》《论语》的文字。汉代儒生除了董仲舒以外，还没有像这样纯正的。流传的时间既然已经很久，它究竟是真还是伪，姑且保存下来而不再讨论也可以。书中所载卫公子鱄逃奔晋国的一条，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都不相合，不清楚依据的是什么。书中有很多缺文，也没有办法校补。所说文公种米、曾子驾羊等事情，刘昼《新论》和马总《意林》都完整地引用过，知道没有讹误，但都不知道是在说明什么。又根据“犁嗝报”的话来解释，训诂也无法通晓。古书散佚灭失，今天不能全部见到，对不知道的地方存疑即可。△《新书》十卷（通行本） 汉代贾谊撰写。《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贾谊五十八篇。《崇文总目》说：原来有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唐两代的书志都记作九卷，另有本子或作十卷。考察今存的《隋书》《唐书》，都写作十卷，并没有九卷的说法。大概是校刻《隋书》《唐书》的人没有见到《崇文总目》，反而根据今本追改了记载。这种情况明代人传刻古书时常常发生，不足为怪。然而今本只有五十六篇，其中《问孝》一篇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实际只有五十五篇，已经不是北宋本的旧貌了。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说，开头载《过秦论》，末尾是《吊湘赋》，并且在第十一卷中略加节录贾谊本传。今本虽然开头载有《过秦论》，但末尾没有《吊湘赋》，也没有附录的第十一卷，而且已经不是南宋时的本子了。这部书大量取用贾谊本传所载的文章，割裂其中的章段，颠倒次序，再加上标题，十分混乱而没有条理。《朱子语录》说：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的内容，其他也很难得到纯粹可靠的，看来只是贾谊的一篇杂记稿，中间什么事情都有。陈振孙也说，凡不是《汉书》所有的内容，往往浅薄驳杂，不值得观看，肯定不是贾谊的原书。现在考察《汉书》贾谊本传的赞语，称贾谊一共著述五十八篇，选取其中切合世事的写入本传。应劭《汉书注》又在《过秦论》下注明：“这是贾谊书的第一篇。”那么本传所载的内容都属于五十八篇之内，足以成为明确的证据。赞语又称贾谊有“三表五饵”来牵制单于。颜师古注所引用的贾谊书，与今本相同。又《汉书·文帝本纪》的注引贾谊书说卫侯朝见周王，周朝行人询问他的姓名，也与今本相同。因此，今本即使只是唐人所见的本子，也足以成为明确证据。然而，绝没有把一段摘录单独立为一篇并加上篇名的道理，也绝没有把十几篇连缀起来合成一篇奏疏，进献给朝廷的道理。推测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等原本都是五十八篇之一，后来原书散佚，好事之人于是取用本传中所载的各篇，拆分它们的文字，分别标立篇目，以凑足五十八篇的数目，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杂乱的样子。这部书不能说全是真的，也不能说全是伪作；朱子认为它只是杂记稿，固然没有考核清楚实际情况；陈氏认为肯定不是贾谊的书，也尤其不是确切的论断。而且其中那些《汉书》没有记载的内容，虽然常常类似《说苑》《新序》《韩诗外传》，但例如青史氏所记的文字，详细记载了胎教的古代礼制。《修政语》上下两篇，多是帝王传下来的训诫。《保傅篇》《容经篇》都铺陈说明古代典籍，具有根本依据。它解释《诗经》的“驺虞”和《易经》的“潜龙”“亢龙”，也深得经书的意义。又怎么能一概以浅薄驳杂、不纯正来评价它呢！虽然它有残缺，次序也有错乱，但终究不能因为残断破碎就把它抛弃。△《盐铁论》十二卷（内府藏本）

译汉代桓宽撰写。桓宽字次公，汝南人。汉宣帝时被举荐为郎官，官至庐江太守丞。汉昭帝始元六年，下诏命令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向他们询问百姓所苦。众人都请求废除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并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的主张相互诘问辩难。桓宽把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汇集起来，编成此书，共六十篇，每篇都标有篇名。实际上，书中反复进行问答，各篇在首尾之间都彼此相连。后来废除了酒类专卖，而盐铁专卖仍旧实行，所以桓宽写这部书，只以盐铁作为书名，大概是惋惜他的主张没有全部实行。书末有一篇杂论，叙述汝南朱子伯的话，记载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六十多人，其中尤其推重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对桑弘羊、车千秋则明显地含有讥刺之意。大概这部书的主旨，是所讨论的全都属于食货之事，而言论都称述先王、推尊六经，所以各部史书都把它列在儒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把它改列到史部食货类，只是沿袭书名而失去了它的实际性质。明嘉靖癸丑年，华亭张之象为它作注。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但事实大致也具备梗概。现在一并录下，以备考核。△《新序》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代刘向撰写。刘向字子政，起初名叫更生。因父亲的任职而被任用为辇郎，历任中垒校尉等官职。事迹详见《汉书》本传。考察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刘向所校序的书有六十七篇，包括《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 《隋书·经籍志》记《新序》三十卷、《录》一卷。《唐书·艺文志》的目录也相同。曾巩《校书序》却说，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十篇。曾巩与欧阳修同时，而他说的卷数相差如此悬殊。大概《艺文志》所记是依据唐代的完整本子来说的，曾巩所校录的则是宋初残缺的本子。晁公武说曾子固搜集编缀散佚的篇章，《新序》才重新完整，这是错误的。这个本子分为《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正是曾巩校定的旧本。《崇文总目》说，书中所载都是战国、秦、汉之间的事情。根据今天考察，春秋时的事情尤其多，汉代的事情不过几条。大体上，它采集诸子百家的传记材料，按类别编排在一起，所以颇多内容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的书互相出入。高似孙《子略》说，先秦古书刚刚从焚书之灾中幸存下来，一经刘向之手，采集搜取得没有遗漏。至于整顿纲纪、启迪教化、辨明邪正、排斥异端，把它作为汉代规范和借鉴的内容，则全都在这部书中。这个评价固然未免推崇得过分。总的说来，它阐明古代训诫，使之合乎道德仁义；在诸子书中，仍然不失为儒者的言论。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出其中昭奚恤回答秦国使者的一条，指出书中所说的司马子反比昭奚恤早二百二十年，叶公子高、令尹子西比昭奚恤早一百三十年，三者都不是同时代的人。又摘出书中误把孟子关于好色、好勇的议论说成是回答梁惠王的问题，这些都切中了它的错误。至于叶大庆说“黍离”是《周诗》，《新序》误说是卫宣公的儿子寿，因怜悯他的哥哥将要被害而作，这却很不对。刘向原本学习的是鲁诗，而叶大庆用毛诗来衡量它，二者不相合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这说明他还没有考察汉代儒生专门传授、各有师承的学问。△《说苑》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代刘向撰写。这部书共有二十篇，隋、唐两代的书志记载相同。《崇文总目》说，当时现存的只有五篇，其余都亡佚了。曾巩《校书序》说：从士大夫家得到十五篇，连同旧有的五篇，成为二十篇。晁公武《读书志》说，刘向《说苑》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为篇名，于阳嘉四年进呈，缺少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的二十篇，正是把第十九卷析分为《修文》上下两篇。今本第十篇《法诫》作《敬慎》，《修文篇》之后又有《反质篇》。陆游《渭南集》记载李德刍的话，说他得到高丽进献的本子，补成了完整的书。这样看来，宋代已经有这个本子，只是晁公武偶然没有见到。书中都是记载遗闻佚事，可以作为效法和警戒的材料，体例大略像《诗外传》。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出其中赵襄子赏赐晋阳之功、孔子称许的一条；各位御史进谏楚庄王筑台、引用伍子胥的一条；晏子出使吴国、会见夫差的一条；晋国太史屠馀与周桓公议论晋平公的一条；晋国战胜智氏以后，阖闾袭击郢都的一条；楚国左史倚相议论越国灭吴的一条；晏子送曾子的一条；晋昭公时发生邲之战的一条；孔子回答赵襄子的一条。这些事情的时代先后相差极远，根本不可能相互接续。另外，介子推和舟之侨都记载了他们所作的“龙蛇之歌”，而舟之侨的事迹尤其错误。黄朝英《缃素杂记》也摘出其中固桑回答晋平公、议论养士的一条；《新序》写作舟人古乘回答赵简子。又有楚文王封爵筦饶的一条，《新序》写作楚共王封爵筦苏。两部书都出自刘向之手，却彼此矛盾。大概是搜集各家说法时各自依据原文，偶然没有互相校对。然而古籍散佚，很多还要依靠这部书保存下来。例如《汉志》所载《河间献王》八篇，《隋志》已经不再著录，而这部书还记载了其中四条，足以让人看到其议论的纯正，不愧为儒学宗师。其他内容也有很多可以采择。虽然其中间或有传闻和异说，终究不能因为小小的瑕疵而损害整块美玉。△《法言集注》十卷（通行本） 汉代扬雄撰写，宋代司马光汇集各家作注。扬雄有《方言》，司马光有《易说》，都已经著录。考察《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扬雄所校序的书三十八篇，注说：《法言》十三篇。扬雄本传详细列出各篇篇名，说是：《学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问道》第四、《问神》第五、《问明》第六、《寡见》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渊骞》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是其中列举的汉人著述，没有比它更详细的，大概是当时非常重视扬雄的书。自程子开始，说它铺陈蔓延而没有决断，优柔寡断而不能决定。苏轼开始说，它用艰深的词语来表达浅显平易的道理。到朱子撰写《通鉴纲目》时，才开始记载“莽大夫扬雄死”。扬雄的人品和著作，于是都被儒者轻视。若在北宋以前，大体都认为扬雄仅次于孟子、荀子。所以司马光作《潜虚》来仿拟《太玄》，又采集诸儒的说法为这部书作注。

译考察从汉代以来，曾有侯芭注六卷、宋衷注十三卷、李轨解一卷、辛德源注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注、宋咸广注、吴秘注。到司马光时，只有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还存在。因此司马光汇合四家注本，再加入自己的意见，原序称各家都用姓氏加以区别。然而今本唯独不标李轨注的姓名，其余则分别标作“宗元曰”“咸曰”“秘曰”“光曰”。这大概是传刻者后来改题的。旧本把十三篇的序列在书的后面，大概自《书序》《诗序》以来，体例一向如此。宋咸不知道《书序》是伪孔传移置的，《诗序》是毛公移置的，却说子云亲自确定的旨意反而列在卷末，这很不符合圣贤的旨意；于是把它提升到各章开头，以求符合经义。他的说法很荒谬。然而司马光的本子因循此例而没有改动，今本也仍然如此。△《潜夫论》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代王符撰写。王符字节信，是安定临泾人。《后汉书》本传说：和帝、安帝以后，世人都以出游求官为务，掌权者彼此相互荐举援引，唯独王符耿直正派，不随俗，因此始终不能升迁。他心中郁结愤懑，于是隐居著书二十多篇，用来讥刺当时政治的得失。他不想显扬自己的姓名，所以书名叫《潜夫论》。今本共三十五篇，连同叙录合为三十六篇，大概仍是旧本的篇数。卷首《赞学》一篇，论述勉励立志、勤奋修业的旨意。卷末《五德志》一篇，叙述帝王的世次。《志氏姓》篇考察谱牒的源流。其中《卜列》《相列》《梦列》三篇，也都是杂论方术技艺，并不全都指斥时政。范氏所说的，只是概括了他著书的大意。王符的生卒年月不可考。本传末尾记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除官职回到乡里，王符前去拜访他的事。皇甫规解官归里，据本传是在延熹五年。那么王符著书当在桓帝时，所以书中所说的多切中汉末的弊政。只是桓帝时皇甫规、段颎、张奂等人屡次与羌人作战，而《救边》《边议》二篇却把躲避寇乱当作遗憾。这大概是因为安帝永初五年曾经迁徙安定、北地二郡的百姓，顺帝永建四年才返回旧地，到永和六年又再次向内地迁徙。王符是安定人，所以也许只是就他自己所处的一乡来说的吧？然而他说，如果失去凉州，三辅就成了边地；三辅的居民再向内迁，弘农就成了边地；弘农的居民再向内迁，洛阳就成了边地。照此类推，即使直到东海也仍然会有边地。这确实是明白透彻的论说，足以作为轻易放弃边地的鲜明鉴戒。范氏把《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五篇收入本传，但其中的字句与今本大多不同。晁公武《读书志》说此书有所删改增益，按道理也可能确实如此。范氏把王符与王充、仲长统合列一传，韩愈因此作《后汉三贤赞》。如今把三家的书相互比较，王符的书洞察政体，像《昌言》，但比它更明白切实；辨析是非，像《论衡》，但比它更醇厚正当。前代史书把他列入儒家，他确实当之无愧。只是《贤难》篇中说邓通吮吸文帝的疮是忠于文帝，又说他想彰明景帝的孝行，反而因此结怨，这些说法的错误最为严重。这是他因发愤著书而在立言时过于矫激的过失，也不必委曲替他讳饰了。△《申鉴》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汉代荀悦撰写。荀悦另有《汉纪》，已经著录。《后汉书·荀淑传》说，荀悦在宫禁中侍讲，看见政权转移到曹氏手中，立志提出有益的规谏，但谋略没有得到施用，于是作《申鉴》五篇。书中所论述辨析的内容，贯通体现了对政体的认识。书写成后，进奏皇帝。皇帝阅览后认为很好。这部书见于《隋经籍志》《唐艺文志》的都作五卷，每卷一篇。第一篇叫《政体》，第二篇叫《时事》，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要以及当时应当实行的事务。第三篇叫《俗嫌》，都是关于灾异祥瑞和谶纬的说法。第四篇《杂言上》、第五篇《杂言下》，则都是泛论义理，很像扬雄的《法言》。《后汉书》取《政体》篇中的内容，作为《为政之方》一章；又取《时事》篇中的内容，作为《正当主之制》一章；另有《内外注记》二章，一并载入荀悦传中。书中还说，荀悦另有《崇德正论》以及各种论著数十篇，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他所作的《汉纪》和这部书还存于世。《汉纪》文字简约而记事详备，足以称为良史；这部书剖析事理，也深刻而明白。大概因为他本来以儒术为根本，所以所说的都不违背正道。明代正德年间，吴县人黄省曾为此书作注，共一万四千多字。注释引证广博详备，多能得到荀悦的旨意。对于《后汉书》所引用的文字偶有不同之处，也把两种文字一并列在句下，以便考订。然而，如《政体》篇“真实而已”一句，今本《后汉书》实际作“定”；“不肃而治”一句，今本《后汉书》的“治”作“成”。黄省曾都没有涉及，这也免不了偶有疏漏。△《中论》二卷（通行本） 汉代徐幹撰写。徐幹字伟长，是北海剧县人。建安年间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他的事迹附载于《魏志·王粲传》。因此历来沿称他为魏人。然而徐幹死后三四年，魏才接受禅让，不能贸然把帝统归给魏。陈寿作史，以曹操为开端，称曹操为太祖，于是把他的僚属也一并收入《魏志》，这并不符合实际。这部书在《隋志》《唐志》中都作六卷。《隋志》又注说：梁代目录作一卷。《崇文总目》也作六卷。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都作二卷，与今本相合，这应当是宋人合并而成的。全书共二十篇，大多阐发义理，以经书训诫为根本，最后归结到圣贤之道。因此前代史书都把它列入儒家。曾巩《校书序》说：起初看见馆阁所藏《中论》二十篇，后来读《贞观政要》，唐太宗说曾经看过徐幹的《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本唯独缺少这一篇。再考察《魏志》，魏文帝说徐幹著《中论》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本并不是全书。但晁公武又说，李献民所见的另一本，确实有《复三年》《制役》二篇。李献民就是李淑的字，曾经撰写《邯郸书目》。由此可知，这部书在宋仁宗时还没有完全残缺，曾巩只是根据馆阁的不全本著录于书目中。后来沿袭日久，所谓别本又无法再见，于是这二篇便散佚不存了。此外，书前还有一篇原序，没有题署姓名，陈振孙认为是徐幹同时代的人所作。如今考察序文，文体很像汉人的文章格调，可知陈振孙所说并非虚妄。只是《魏志》说徐幹死于建安二十二年，而序文却作于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与史书记载很不相同。传抄中必有一处讹误，如今也无法考察究竟哪一个正确了。

译△《傅子》一卷（《永乐大典》本） 晋代傅玄撰写。傅玄字休奕，是北地人。官至司隶校尉，封鹑觚子。《晋书》本传说，傅玄撰写论述经国之道、九流以及三史故事的文章，评断其中得失，各自分类，名为《傅子》。全书分为内篇、外篇、中篇，共有四部六录，合计一百四十篇，数十万字，流传于世。傅玄最初写成内篇后，拿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写信说：“阅览您所著的书，言辞丰富而道理有益，谋划治理政体，重视保存儒教，足以堵塞杨朱、墨翟一流的邪说，和古代的孙武、孟轲相提并论。”当时人对它的重视就是如此。《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记载《傅子》一百二十卷，马总《意林》也相同，可见唐代还保存着完整本。宋代《崇文总目》只记载二十三篇，与原目录相比，已经亡佚一百一十七篇。因此《宋史·艺文志》只记载有五卷。此后只有尤袤《遂初堂书目》中还见到它的书名。元、明以后，藏书家于是都不再著录，大概已经散佚很久了。如今查检《永乐大典》，其中散见的内容很多，而且所标出的篇名都还存在，谨慎地采集编次，得到文义完整的十二篇，篇名为《正心》《仁论》《义信》《通志》《举贤》《重爵禄》《礼乐》《贵教》《检商贾》《校工》《戒言》《假言》。另外还有文义不完整的十二篇，篇名为《问政》《治体》《授职》《官人》《曲制》《信直》《矫违》《问刑》《安民》《法刑》《平役赋》《镜总叙》。《永乐大典》所列篇目比《崇文总目》多出一篇，怀疑《问刑》《法刑》本来属于同一篇，只是《永乐大典》误分为二篇罢了。《宋志》所载五卷的原来编次，已经无法考察。现在谨依照文字编缀，总合为一卷。其中有《永乐大典》没有收载、但见于其他书籍征引的，又搜集辑录到四十多条，另编为附录，列在后面。晋代诸子中，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葛洪《抱朴子》、稽含《草木状》、戴凯之《竹谱》还保存着。然而《博物志》《搜神记》都经过后人窜改，已经不是原书；《草木状》《竹谱》所记琐碎，与名理无关；《抱朴子》又有许多道家荒诞的说法，不能完全合乎正道。唯独傅玄这部书所论都切合治理之道，阐明发扬儒学风尚，精深的思想和有名的言论往往都存在其中。拿它和《论衡》《昌言》相比，也都应当逊色于它。残缺的篇章和断简，在散佚之后还能收拾保存下来，使人得以考见其十分之一，这也足以算是宝贵的了。△《中说》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作隋代王通撰写。《唐志》记《文中子·中说》五卷，《通考》和《玉海》则作十卷，与今本相合。全书共十篇。末尾附有序文一篇、杜淹撰写的《文中子世家》一篇、王通之子王福畤记录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征讨论礼乐的一篇，以及王通弟弟王绩写给陈叔达的一封书信。又记载《关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的序，还有王福畤贞观二十三年的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经考辨：王通生于开皇四年，李德林在开皇十一年去世，当时王通才八岁；但书中却有李德林请求会见王通，回去后取琴弹奏《荡》诗，门人都感动得沾湿衣襟的事情。关朗在太和丁巳年见魏孝文帝，到开皇四年王通出生时，已经相隔一百零七年，但书中却有王通向关朗请教礼法的事情。薛道衡在仁寿二年出任襄州总管，到隋炀帝即位时才被召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年〕 又据《隋书》记载，薛道衡的儿子薛收，刚出生就出继给族父薛儒，长大后不认识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书中却有仁寿四年王通在长安见到薛道衡，薛道衡向他谈起自己的儿子薛收的事情。洪迈《容斋随笔》又考辨，《唐书》记载薛收在大业十三年归附唐朝，而《世家》中却有江都发生变乱，王通生病，召薛收来共同交谈的事情。王应麟《困学纪闻》也考辨，《唐会要》记载武德元年五月才把隋代的太兴殿改为太极殿，但书中却有隋文帝在太极殿召见人的事情。这些都可以用史传来验证，矛盾显然可见。如今考察，王通在仁寿四年从长安向东回到河汾，此后便不再出仕，所以《世家》也说大业元年征召他一次，他没有前往。然而《周公》篇中却说王通在太乐署听到了龙舟五更曲。阮逸注说：“太乐署是隋炀帝将要游幸江都时创作这支曲子的地方。”《隋书·职官志》说：“太常寺有太乐署。”这样看来，王通在大业末年又到了长安。这是书中依托谬妄的又一项明证。考察《杨炯集》中的《王勃集序》，称王通为王勃的祖父，说他是隋代秀才高第，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年，他退隐，在龙门讲授经艺。他去世后，门人给他谥号文中子。杨炯替他的孙子王勃作序，那么记载其祖父的事情必然不会错误。杜牧《樊川集》卷首有他外甥裴延翰所作的序，也引用《文中子》的话说：“只谈文章而不涉及义理，王道从哪里兴起呢？”这两句话也与今本相合。由此可知，所谓文中子确实有其人。所谓《中说》，是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等人编纂记述他的遗言，并加以虚构夸饰，也确实有这部书。只是唐朝开国之初，明君和贤能的辅臣不可能被一个虚名所动；而且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等老师宿儒分布在馆阁之中，也不可能被空谈迷惑。因此，他本人和他的书都没有在当时显著流传，而当时也没有人斥责它是伪作。到了中唐以后，时代渐远，缺乏可以验证的凭据，他的欺骗才稍稍能够售出。宋咸一定认为根本没有王通其人，洪迈一定认为此书出自阮逸撰写，确实都说得过头了。有些讲学家甚至认为这是承接孔子、颜回传授的学说，那就更为荒谬了。根据书中伪造的痕迹清楚可见，实在不足以采信；但它的主要旨趣终究并不十分违背义理。而且，摹拟圣人的语言从扬雄才开始，他还不敢冒用圣人的姓名；摹拟圣人的事迹则从王通开始，竟连圣人的姓名也一并冒用。后来聚集门徒讲学，逐渐酿成朋党，以至祸患延及国家宗庙的人，王通实际上是先行者。《坤》卦初六爻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姤》卦初六爻说“系在金属制的车闩上”。把这些话记录保存下来，也足以看出儒学风气改变古制，其来由是逐渐形成的。△《帝范》四卷（《永乐大典》本） 唐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文皇帝亲自撰写此书，用来赐给太子。新、旧《唐书》都说是四卷。

译晁公武《读书志》只记载六篇。陈振孙《书录解题》也题作一卷。这部书载于《永乐大典》中，共十二篇，首尾完整。书后有元代吴莱的跋文，说在征讨云南僰夷时，才看到了完整的书。考察这件事是在泰定二年。大概这部书在南宋时散佚了一半，到元代才重新得到旧本，所以明初转而有了全文。《唐书·艺文志》记载有贾行的注本。《旧唐书·敬宗本纪》则说：宝历二年，秘书省著作郎韦公肃注释此书进献，敬宗特意赏赐锦彩一百匹。可见唐代已有两种注本。今本的注释没有署姓名，看它的体例，像唐人注经的格式。其中有时提到杨万里、吕祖谦的言论，大概是元人依据旧注增补的。注辞虽免不了冗长，但征引相当详细广博，足以供参考。只是传抄中有很多脱漏错误，现谨慎地旁考各书，逐一整理订正，并把按语附在下方。仍依照旧史，整理为四卷，以恢复原来的卷数。△《续孟子》二卷（福建巡抚采巡本） 唐代林慎思撰写。林慎思字虔中，是长乐人。咸通十年考中进士。咸通十一年又考中宏词拔萃科第一名，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兴平尉。不久授任尚书水部郎中、万年县令。黄巢之乱时，他坚守气节不屈服，最终死去。《崇文总目》和郑樵《通志·艺文略》都记载此书为二卷，与今本相合。《崇文总目》记载林慎思的话说：《孟子》七篇，并不是孟轲亲自撰写的书，而是弟子共同记录他的话，不能完全表达孟轲的意思，因此我依据他的学说加以推演阐发，续成此书。如今看这部书共十四篇，大体上都是根据《孟子》的话推演阐发，以尽量说明其中的义理。只是它不直接建立自己的论说，而一定要借用姓氏来假托，类似于《庄子》《列子》的寓言。又如“与民同乐”本来是《庄子》中庄周假托齐王的事情，却把它移到隔章所说的乐正子、鲁君身上，义理上很没有可取之处。然而它曲折详细地阐明事理，其中有时也有至理，不能废弃。过去扬雄作《太玄》来模拟《易》，王通作《中说》来模拟《论语》，儒者都讥讽他们有[原文疑字：“亻朁”]经之弊；蔡沈作《洪范九畴数》，《御纂性理精义》也认为他有[原文疑字：“亻朁”]经之举，因而斥责而不予著录。林慎思这部书很是犯了这种弊病。不过唐代的《孟子》还没有被称为经书，所以马总的《意林》把它和诸子之书并列，韩愈也把孟子与荀子、扬雄并称，本来不能拿后来确定的经书制度来责备林慎思。△《伸蒙子》三卷（福建巡抚采巡本） 唐代林慎思撰写。书前有林慎思自序说：我过去撰写《儒范》七篇，文辞艰深、义理偏僻，不被当时人了解。后来又精心钻研、深思熟虑，有一天斋戒沐浴，祈祷心中的神灵；当夜梦中出现了异象。第二天召来掌管蓍草占筮的人为此占问，得到《蒙》卦变《观》卦，说“伸展蒙昧而进入观照”，这是通达明白的象征。因此自号为伸蒙子。又说：我曾经和几位学生辩论兴亡，铺陈古今，编成上、中、下三卷。《槐里辨》三篇，象征三才，叙述天、地、人的事情。《泽国纪》三篇，象征三人，叙述君、臣、人的事情。（按：唐人为避太宗的讳，所以把君、臣、民写作君、臣、人。）《时喻》二篇，象征二教，叙述文事和武事。如今看这部书，上卷假设干禄先生、知道先生、求己先生相互问答；中卷假设弘文先生、如愚子、卢乳子相互问答；下卷则自己抒发见解。只有上卷《喻时》一篇，解释孔仲尼“小天下”的意义，言辞不合义理。其余各篇所持的论点都醇厚正当，不是唐代天隐、无能等诸子所能比拟的。《崇文总目》把它列入儒家，大概是因为它没有辱没儒家。只是它所列六人的姓名中，把“干禄”写成“禄”，把“知道”写成“氵知氵道”，把“求己”写成“<石求><石己>”，把“弘文”写成“<弓戉><甲文>”，把“如愚”写成“<耒如><耒愚>”，把“卢乳”写成“<卢瓦>{乳瓦}”；而且各自注释增改偏旁的缘故，都很怪异，近于妄诞。这就是好奇求异所造成的过失了。△《素履子》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代张弧撰写。全书以《履道》《履德》《履忠》《履孝》等为篇目，共十四篇。这部书《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都没有著录，只有郑樵《艺文略》和《宋史·艺文志》记载了它。大概因为它的文辞和义理都浅近平易，出于后代，不能与汉、魏诸子相抗衡，所以自宋代以来，在世上并不显著。宋濂撰写《诸子辨》时，也没有提到它。不过，它援引经史，依据义理，归根到底都本于圣贤垂示训诫的宗旨，并归向正道，大概也属于儒家一流。张弧，《唐书》没有为他立传。宋代晁说之《学易堂记》说，世间流传的子夏《易传》，其实是张弧伪造的。旧题称他的官职为大理评事，但籍贯已经无法考知。《艺文略》《宋志》都作一卷。现在的本子却有三卷，难道是后人分析编成的吗？△《家范》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司马光有《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见于《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的卷数和篇目都与此本相合，大概还是原本。开头载录《周易》家人卦的卦辞，以及节录《大学》《孝经》《尧典》《诗经·思齐篇》的文字，作为全书的序言。后面从“治家”到“乳母”，共十九篇，都是杂取历史事实中可以作为法则的内容。间或也有司马光自己的论说，虽然与朱子《小学》的义例不同，但用意大致相同。它的条目十分完备，文字简略而要旨明确，似乎比《小学》更切近日常应用。而且全书大旨归于义理，也不像《颜氏家训》那样只在人情世故之间揣摩。朱子曾评论《周礼》师氏说：“至德”把德性作为道的根本，明道先生采用了它；“敏德”把明敏作为行为的根本，司马温公采用了它。考察这部书，仍然可以看到一代伟人修养自身、规范家庭的大概情形。△《帝学》八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范祖禹撰写。范祖禹有《唐鉴》，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元祐初年范祖禹任经筵官时进呈的，内容都是编纂辑录自古以来贤明君主直到宋代历朝祖宗研习典籍的事迹。从伏羲一直记到宋神宗，每条后面间或附有评论断语。上古至汉、唐为两卷，宋太祖至宋神宗为六卷。对于宋代各帝的叙述尤其详细，大概也是依据效法祖宗的意思来加以启发。范祖禹起初侍奉哲宗于经筵，因夏日炎热停止讲读，便上书论述当今学习与不学习，关系到将来的治乱，并极力陈说应当把增进学业作为当务之急。他又逐一列举君主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的要点，言辞十分恳切。史书称他在迩英殿时遵守经义、据守正道，进言献纳尤其多。又称他长于劝导讲说，平生论谏有数十万字；他陈述治国之道，辨别邪正，分析说明政事，平易明白，能够洞察根本，即使贾谊、陆贽也不过如此。如今看这部书，言语简约而义理明白，铺陈论述恳切直率，确实没有辜负史臣的称誉。虽然哲宗受到党争议论的迷惑，不能完全采用范祖禹的意见，最终导致改变初政，国事和政治原则混乱，但范祖禹忠诚爱国的情怀，始终恳切地以防微杜渐为念，从这部书中，千年以后仍然可以看见。△《儒志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开祖撰写。王开祖字景山，永嘉人。皇祐五年进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辅佐处州丽水县政务。不久退居郡城东山，设馆授徒，年仅三十二岁便去世了。他的著作也大多湮没失传。这部书是他讲学时的言论，过去没有刊刻本。根据他的原序，是明代王循任永嘉知县时，才开始搜访散佚文献，编辑成书。当时有“儒志先生”的称呼，所以题名为《儒志编》。但是考察《宋史·艺文志·儒家类》，其中有王开祖《儒志》一卷，那么这部书就不是王循所辑录的。或许原本已有残缺，王循替它整理订正后刊刻了出来吧？这部书湮没已久而重新出现，真伪虽然无法考定，但当时濂、洛之学还没有盛行，讲学的人各自尊奉所听闻的学说。孙复号称名儒，却尊崇扬雄，把他作为典范。司马光是三朝老臣，也怀疑孟子而看重扬雄。唯独王开祖没有走上歧途，与人共同讲明孔子、孟子的道理。虽然他的学说辗转流传，未必没有后人附加增益的地方，但风气已经衰微、人物也已远去，过了几百年，任职于此地的官员还替他搜集残存的篇章，必定是有所承受和依据的，这本来就不同于王通《中说》出于子孙夸饰的情况。王循字进之，休宁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顺天府通判。他所著有《仁峰集》，现在没有见到传本，不知道是已经散佚还是仍然保存。只有这部书还在世上流传。（案：以上各位儒者，都处在濂、洛之学出现以前。他们的学问在于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并没有所谓理、气、心、性等精微玄妙的论说。他们的学说不过是诵习并效法圣人，从未另行尊奉某一位先生来号召天下。其中只有王通师徒私下互相标榜，但当时也还没有门户之间彼此攻讦的事情。现在一并著录，是为了显示儒家最初的轨迹，以及后来逐渐变化的萌芽。）

译卷九十二 子部二 ○儒家类二 △《太极图说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一卷、《西铭述解》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曹端撰写。曹端字正夫，号月川，渑池人。永乐戊子举人。任霍州学正，后来改任蒲州学正。他的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史书称他的学问重在亲身实行、实际践履，以静心存养为要旨。他读《太极图说》《通书》《西铭》后说：“道就在这里了。”于是专心致志地研究，坐下时双脚所踏之处的两块砖都被磨穿了。他大概是明代醇正儒者中最杰出的人，曹端与胡居仁、薛瑄三人最为突出，而曹端又在他们二人之前开其先声。这部书为三部书作笺注解释，都是抒发自己研习所得，大旨以朱子学说为归依；其中《太极图》末尾附载“辨戾”一条，是因为朱子论述太极、阴阳的语录与注解互不相同，于是考察确定他的学说。大概注解出自朱子亲手，而语录是门人记录的，不可能没有讹误。曹端对朱子的学说领会很深，所以能够辨别其中细微的差异，不肯雷同附和，这就是他不同于依附他人、随声附和之人的地方。前面有曹端自序，作于宣德戊申，只论《太极图说》，并说明将诗赞和辨戾附在末尾的用意，没有涉及《西铭》。卷末有正德辛未黎尧卿的跋文，才兼及《西铭》。《通书》前后又有孙奇逢的序和跋。跋文只谈《通书》，序文则说渑池县令张燝把三部书合刻。大概是黎尧卿开始把《太极图说》和《西铭》合编，张燝又增入《通书》。据曹端本人的传记记载，这部书原名《释文》，他所注的《孝经》才叫《述解》。这个本子也题作《述解》，不知道是什么人改名刊刻的。版本相当拙劣，编排也没有体例，每句话都把正文和注解连在一起排印，字的大小相同，只用方框标出正文每句的起止作为识别，十分混杂，难以阅读。现在把正文和注解分开编排，使注解与正文分行，以便阅览。△《张子全书》十四卷、《附录》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代张载撰写。考察张载所著的书，见于《宋史·艺文志》的有《易说》三卷、《正蒙》十卷、《经学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撰写《吴澄行状》，称曾经校订张子著作，把《东铭》《西铭》列在篇首，次列《正蒙》。现在没有见到那个本子。这个本子不知道由谁编成，题名为《全书》，却只有《西铭》一卷、《正蒙》二卷、《经学理窟》五卷、《易说》三卷、《语录抄》一卷、《文集抄》一卷，另有《拾遗》一卷，又采录宋、元诸儒的论述及行状等作为《附录》一卷，共十五卷。除《易说》《西铭》以外，卷数都与史志不相符合。而且《语录》《文集》都称为“抄”，更明显不是完整的篇帙。大概是后人选录的本子，却题名为《全书》，实在很不妥当。不过，明代徐时达刊刻的已经就是这个本子。嘉靖年间吕柟撰写《张子抄释》，说《文集》已经没有完整本子，只保存了两卷。康熙己亥年，朱轼在陕西督学，称从张载后裔、五经博士绳武家得到旧稿，于是替它重新刊刻。考察它的卷次和篇目，也就是这个本子，可见它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张子的学问以深入思考、自行领会为主，本来就不以著作繁多见长。这个本子所收虽然卷帙不多，但取舍谨慎严密，横渠的深奥论述和精微言语，其中的精华已经大体采录齐全了。△《注解正蒙》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光地撰写。李光地有《周易观彖》，已经著录。《正蒙》一书是张子精心思考而写成的，所以义理广博、文辞深奥，注释者大多不能探究它的边际。并且篇章句读既然繁多，也难免偶有出入。有的地方与程子、朱子的学说相抵牾，注释者也不知道应当依据哪一方，不敢置评。李光地这部书疏通义理、考证说明，多处阐发了张子没有明说的意思。又对前代儒者意见不同的地方逐一辨析，例如“太虚”的学说与周子“太极”的学说不同；“清神浊形”的分别是程子所批评的；“太极阴阳为三”的说法，开启了胡氏三角太极之学；“地有升降”一条，黄端节认为是拘泥于地有四游的旧说。又如六经之中，解释《孟子》“过化”为不滞留于外物；解释《中庸》“敦化”为本体厚实而作用神妙；解释《易》“继善”为善行不止；解释《论语》“上智下愚”为习性形成；解释《中庸》“仁者”为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人，“智者”为学习而后得利的人；解释《论语》“空空无知”为无思无为；解释《易》“蒙以养正”为养育蒙昧而使之归正；解释《论语》“先进后进”为行动有急有缓，“洋洋盈耳”为音乐失去了它的次序；“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一句，把“共”字归属于下句；解释《论语》“好勇疾贫”一章中的两个“乱”字为迷乱错误；解释《易》“险阻”为圣德的高峻坚实；解释《论语》“素绚”“后素”中的两个“素”字意义不同；解释《诗经》“勿翦勿拜”的“拜”为跪拜之拜，认为《棠棣》是文王的诗而周公有所增益，认为《晨风》表达劳苦而不休止；解释《礼经》禘祭、祫祭的意义时牵合采用《注疏》的旧说，解释殇祭的意义时又改动《易》的旧说。这些地方都一一辨明是非，使读者明白无疑。在明代以来各家的注释中，可以说是较好的版本了。△《正蒙初义》十七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本朝王植撰写。王植有《四书参注》，已经著录。这部书解释《正蒙》，除《性理大全》所收的集释、补注、集解外，又采用明代高攀龙、徐德夫以及本朝冉觐祖、李光地、张伯行的注释，排列在程子、朱子的各家学说之后。还采录张子《经学》《理窟语录》《性理拾遗》三书中可以互相发明的内容，附在后面，并且各以自己的意见加以参订。他的大旨认为，张子见到道的本原，是从儒家和佛教的异同处入手，所以他所说的太虚，都是与佛教相对照的。又认为太虚有三层意义，还认为程子、朱子大多不满意这部书中的“太虚”二字；但是如果分析它的本旨，就会发现与程子、朱子殊途同归，实在不必拘执程子、朱子的各种议论来诋毁它。又认为《诗笺》《书序》《礼疏》的旧说，张子采用得很多；今人习惯听见、看见的说法，都是程子、朱子的遗泽，因此看到这些旧说便惊讶责怪。但只应分别加以阅读，不宜横生非议。这些论述都持平公允，很能破除门户之见。他认为张子亲自作的注，只见于“参两”“神化”“至当三十”“乐器”各一处，见于“王禘”五处，见于“乾称”四处；各本有的把集释误认为张子自注。

译他又认为，十七篇是苏昞传下来的，由张子亲手审定；李光地的本子大多有所割裂。他的辨析都很谨慎。至于他所说张伯行的注是别人假托张伯行之名写的，并非张伯行亲自撰著，据说是从张伯行当面听来的，这一点也足以作为考订的资料。△《二程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这是二程先生的门人记录的内容，后来朱子又重新编次整理。自从程子去世以后，流传下来的语录有李<籥页>、吕大临、谢良佐、游酢、苏昞、刘绚、刘安节、杨迪、周孚先、张绎、唐棣、鲍若雨、邹柄、畅大隐等各家所记，颇为散乱而失去次序，而且各自随着记录者的理解而有所不同，所记往往不一致。看尹焞把朱光庭抄录的伊川语录拿给伊川本人核问，伊川说有些话仿佛没有得到我的心意，记录下来的只是记录者自己的意思。由此可见，程子在世时，流传下来的话已经颇有失真。所以《朱子语录》说，游酢所录的语言舒缓，上蔡所录的语言险峻，刘质夫所录的语言简略，李端伯所录的语言宏大放纵，永嘉诸公所录的语言烦琐。这部书成于乾道四年戊子，是根据家藏旧本，又分类访求材料加以增补，大致依据所听闻的年代先后，编次成为二十五卷。又把行状一类的八篇编为《附录》一卷。《语录》记载，陈淳问：“第九卷中介甫谈论律的一条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伯恭认为凡事都已经具备，只有律没有谈到，偶然有这一条，于是随意把它记载下来。”又郑可学问：“《遗书》中有一段古语说乾坤不用六子，这是什么意思？” 回答说：“这一段却主张这是自然的道理，另有一段却不采纳这种说法。”又《晦庵文集》中有一封答复吕伯恭的信说：“《遗书》的节本已经抄出，我认为删去的内容也必须用草纸抄出来，逐条略写删去的意思，这样才能看出并非草率处理。如果暗中删掉，年代久远之后反而会使人迷惑，等等。”如今看这部书，其中如刘安节所记录的“谨礼者不透，须看《庄子》”一条，语言涉及偏执矫饰，便注明“别本增入”。又如畅大隐所记“道岂可离而不可离”一条，完全流入禅学，便注明“多半不是先生的话”。可见它的取舍也十分谨慎。考察《文献通考》所载《遗书》的卷目，与这个本子相同；但黄震《日抄》所载的《遗书》到十七卷为止，与此不同。又黄震所载《遗书》卷目中，吕与叔《东见录》和《附东见录》都编作第二卷，而这个本子则把《次附东见录》编作第三卷，大概是传本之间有所不同吧？至于《附录》中的年谱一篇，朱子自己说，是根据实录所载、文集内外篇所载以及其他一切可以相互证明的书籍写成的；黄震则说，朱子向张绎、范棫、孟厚、尹焞询访有关事情后写成。大概朱子列举的是他所引用、作为证据的书，黄震列举的是他所参考、询问的人，两人各自叙述了一个方面，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二程外书》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这也是二程先生的门人记录的内容，由朱子编次整理，成于乾道癸巳年六月，在《遗书》成书五年之后。后序说，《遗书》二十五篇，都是各位门人在当时记录下来的完整内容，足以纠正俗本纷乱改易的错误。不过，对于二位先生的言论仍然不可能没有遗漏。于是朱子取来各家的汇集记录，互相参校、删取，得到这十二篇，作为《外书》。其中采录朱光庭、陈渊、李参、冯忠恕、罗从彦、王蘋、时紫芝七家所记录的内容，又采录胡安国、游酢家藏本以及《建阳大全》集印本三家的内容；还采录传闻杂记，从王氏《麈史》直到孔文仲《疏》，共一百五十二条，全部附录进来。这些话都是《遗书》没有收录的，所以每卷都以“拾遗”为标题。之所以称为《外书》，是因为朱子亲自题名时说，所取材料来源杂多，有的已经不能考察出自何人；与前书相比，学者尤其应当精心选择、审慎取舍。书中间杂有传闻和异说，很难免有丛杂琐碎之处。例如《程氏学拾遗》卷中，把“望道未见”作“望治道太平”来解释，黄震《日抄》说恐怕是原文有所增益。又如《时氏本拾遗》卷中，把老子“天地不仁，万物刍狗”的说法列为正确的一条，黄震也说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大概都是因为记录繁多，自然难免有时失去原来的主旨。总的来说，其中也有很多程子一生中的精要言论，散见于各处。所以只能分别保存它们，而不能全部废弃。例如，吕氏《童蒙训》记载伊川说：“僧人读一卷经，必须把一卷经中的道理领会并付诸应用；儒者读书，却全都没有用处。”又记载明道到禅寺，看见僧众进退揖让的盛况，感叹说：“三代的礼仪威仪全都在这里了。”《朱子语录》曾说，这些记录不够精确，语意也不圆满；但最终认为其中的话足以警醒和切实告诫学者，所以连同其他传闻杂记一并收入，没有删削。从它编录的意图，也大致可以看出来了。《二程粹言》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杨时撰。杨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人。熙宁九年考中进士，官至国子祭酒。高宗即位后，授工部侍郎，兼侍读，又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去世后谥号文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杨时起初在颍昌以拜师之礼拜见明道，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明道去世后，他又到洛阳拜见伊川。南渡以后，朱子、张栻等人都讲诵和阐说程氏之学，卓然自立门户。它的源流脉络，实际上出自杨时。这部书是杨时从洛阳回到闽地时，把二程门人所记录的老师言论采集摘录、编排次序，分为十篇而成的。朱子曾称赞说，明道的话把道理阐发到了极致，善于启发人；伊川的话则就事物说明道理，尤其耐人寻味。不过，当时的记录已经很多，如《遗书》《外书》《雅言》《师说》《杂说》之类，卷帙浩繁，读者不能很快看出其中要旨；而且记录者又往往任意增删，更免不了彼此抵牾、庞杂混乱。朱子曾想删订成一部节本，却没有完成。世间流传说张栻编有《伊川粹言》二卷，其实又是托名伪作。只有杨时亲自拜二程为师，亲承指授，因此他所记录的内容，终究比那些剽窃贩卖的人所作的更真实。程氏一家的学问，从这部书来看，也可以说已经了解大半了。《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刘敞撰。刘敞有《春秋传》，已经著录。这部书题为《弟子记》，大概是托说为弟子所记录；但文章格调古雅，与刘敞所注《春秋》的文辞语气如出一人之手，似乎不是他的弟子所能写成。因此晁公武《读书志》认为，是刘敞自己记录与人问答的话，应该是有根据的。晁公武又说，书中提到王安石、杨慥一类人时写名字，提到王深甫、欧阳永叔一类人时写字，以此表示褒贬。现在考察晁公武所说的情况，也大体是凭意推测。例如王回一人，论“四岳荐鲧”一条、论“圣人”一条时写他的名，论“泰伯”一条、论“晋武公”一条时却写他的字。这种做法究竟把褒贬放在什么等级上呢？况且，这部书固然多有攻击王氏新学的内容，也兼有针砭元祐诸贤的意思，所以他说：“淫声出于律吕，却不是用来匡正律吕的；小道产生于仁义，却不是用来阐明仁义的。”又说：“八音所用之物不同而声音相同，声音相同才和谐；贤能之人的方法不同而治理相同，治理相同才安定。”又说：“忘却情感的人自以为通达，违背情感的人自以为艰难，放纵情感的人自以为真实；三者趋向不同，却同样造成混乱。” 又说：“不能实行的学说，君子不取；不能采用的话，君子不询问。”又说：“智慧不专求隐晦，辩说不专求机敏，名声不专求艰深，行为不专求奇异。”又说：“所谓无为而治，就是沿用尧的大臣、承袭尧的风俗、施行尧的政令，这才是孔子所说的无为。”又说：“贤者不过是做别人能够做到的事罢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贤者也不去做。”又说：“君子以有过错为耻，并想改正它；小人以有过错为耻，却想把错事继续下去。君子想行善，就反省自己；小人想行善，却欺骗自己。”又说：“夸耀小名声来推销大虚伪，装饰小廉洁来钓取大利益的，只有大大的懦弱者罢了。”大概当时三党互相争斗，而刘敞独自置身门户纷争之外，所以他的话能够这样平和。至于他说老子的无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新法而发；辨析孟子所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也是针对王安石自命为圣人而发。他的论说有时稍显激烈，也是因为有人专门针对这些事情发言。又如王守仁说“无善无恶是性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的作用”，明代人争相辨正，称之为卫护圣道。现在看这部书，才知道王安石早已有这种说法，刘敞已经用言辞加以驳斥。这样看来，他阐明正学，还在程、朱之前。他有时说“仁义礼智不如道的完整统一”，其实道本来就是仁义礼智的名称；如果仁义礼智不在其中，还要道做什么？这也预先杜绝了后来狂禅的弊病，见解非常正确。只是因为他独自守着先儒遗留下来的经书，淡泊于声誉，没有同伊洛诸人倾心交往，所以讲学家把他看作异党，压抑他而不加称许罢了。实际上，他是元丰、熙宁年间卓然出众的醇正儒者。这部书宋代在蜀中有刻本。乾道十年，豫章谢谔从刘文濬那里得到此书，交给三衢江溥重新刊刻。淳熙元年，赵不黯又从刘敞从曾孙子和以及子和的从叔椿家得到两部旧本，校正其中的错讹脱漏，按照江本改刻了十八页，补入三百七十字。现在这个本子就是从赵不黯所刻本抄出的，末尾有谢谔、江溥、赵不黯三篇跋文，以《永乐大典》所引内容校对，逐一相合，可知是原书，也可以说是罕见的书册了。刘敞墓志和《宋史本传》都称《弟子记》为五卷，《读书志》则作一卷，大概南宋初年已经嫌它繁碎，于是合并为一卷。现在因为篇页稍多，厘定为四卷，以取其中。又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极没要紧》一卷，注说：“就是刘原父的《弟子记》。”考察浙江进呈的遗书，其中有《极没要紧》一卷，也题为公是先生撰。那部书的文字都是摘取郭象《庄子注》中的话，似乎出于托名伪作，显然与此为两部书。现在把它的书目另行保存在道家类中，以免真本和伪本相互混淆。《节孝语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徐积撰。徐积字仲车，山阳人。考中进士。元祐初年因推荐授任扬州司户参军，后任楚州教授。历任和州防御推官，改任宣德郎，监中岳庙，任内去世。政和六年赐谥“节孝处士”。事迹详见《宋史·卓行传》。这部书是他的门人江端礼记录的。《文献通考》记载为一卷，与今本相合。其中解释经书的条目，例如解释《诗经》“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认为“偏”应读作“遍”，意思是花朵开放遍布后又合拢。现在考察《礼记》所说“两名不偏讳”的注释，“偏”读作“遍”，可见“偏”“遍”二字原本相通；但用来解释“偏其反而”，就是曲解了。他解释《春秋》“壬申，御廪灾；乙亥，尝”时说，解说者都认为先记御廪发生火灾，接着举行尝祭，是记载其不敬；其实《曾子问》说，天子、诸侯举行祭祀，遇到日食、火灾或丧服，就都停止祭祀。现在御廪发生火灾，按理可以停止尝祭却没有停止，这才是不敬，何必说是在火灾余烬未尽时举行尝祭？现在考察《曾子问》说：“正当祭祀而发生日食，太庙失火，于是停止祭祀。”其他地方发生火灾，并不停止祭祀。徐积笼统地说发生火灾就停止祭祀，反而驳斥《公羊传》《穀梁传》，也很不合经书本意。又如他把《论语》的“三嗅”解释为“三叹”，认为《春秋》记“西狩获麟”时，重新书写“狩”是因为出狩不合礼，却不重新书写“获麟”，这些也都是穿凿附会。至于他评论古人，推重扬雄而讥刺贾谊，甚至认为陈平是秦、汉以来第一人，实在很不公允。他又错误解释《礼记》“葬欲速朽”，以为接近后世使用厚棺的做法是不对的，更是荒谬。不过，徐积笃实地亲身实行儒道，纯粹专精于儒术，所说的话都中正平和，没有宋代苛刻议论古人的习气；大体上都是论事论人，没有空谈性命的说法，大概还接近古代的儒家。《儒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晁说之撰。晁说之字以道，钜野人。年轻时仰慕司马光的为人。司马光晚年号迂叟，晁说之因此自号景迂。元丰五年考中进士，苏轼以著述科推荐他。元符年间因上书被列入邪等。靖康初年，召任著作郎、试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年，升任徽猷阁待制。高宗厌恶他写文章非难孟子，勒令他退休。这部书已经编入《景迂生集》。但晁公武《读书志》已经另行著录，看来当时也在文集之外单独流传。晁公武认为，这部书是为了辨析王安石的学术，因其违背正道而作。现在看其中的论述，大多针对《新经义》和《字说》，而且以王安石废除《春秋》为开端，晁公武所说确实可信。不过，序文说此书作于“元黓执徐”，实际是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宁二年王安石配享孔子之后。因此，书中“孔、孟”一条、“名圣”一条、“祀圣”一条，都直接斥责这件事。这样看来，它实际上是在同绍述之党辩论，并不只是同王安石辩论。另外，“不夺”一条、“心迹”一条，以及“流品”以下的几条，也都兼有斥责王安石用心和行事的内容，并不只是辨析他的学术。当时绍述之说盛行，他却理直气壮、毫不屈服，确实不愧为儒者之言。至于因为王安石附会《周礼》就诋毁《周礼》，因为王安石尊崇孟子就压抑孟子，那是因激愤而发的言论，专门务求同王安石相反。只是把个人恩怨当作是非标准，实在不足以作为准则。元祐诸人确实有意气用事、争强求胜、相互攻击过甚，以至酿成党禁之祸的一面。贤者和智者的过错，也不必曲意为之隐讳；只取其大旨正确之处就可以了。《童蒙训》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代吕本中撰。吕本中有《春秋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家塾中用来训诫课读的书。吕本中出身北宋旧家，又见过元祐遗老，师友之间的传授都有渊源。因此，他所记载的多是正确的议论和格言，大都以经书训诫为根本，务求切合实际应用。对于立身和从政的原则，很有帮助。其中记载申颜、李潜、田腴、张琪、侯无可等人的事迹，史书大多已经失传，依靠这部书还可以考见其大略。它当然不只是供儿童启蒙的材料。考察朱子《答吕祖谦书》，其中有“舍人丈所著《童蒙训》极力主张诗文一定要以苏、黄为法”的话，但今本没有这一内容。其他书中所引用的论诗言论，也都不见于本书。因此何焯作跋时怀疑，它只是摘录重要语句编成的，已经不是原本。不过，删削旧文，如果只是删去精华之外的枝蔓，为什么接近语录的内容全部保留，接近诗话的内容却全部删去？按意推测，大概是洛党、蜀党已经分裂之后，传授这部书的人轻视词章而重视道学，不想让眉山一派的议论夹杂其中，于是删去论诗文的话，确定成为现在这个本子吧。这部书起初在长沙刊刻，后来又在龙溪刊刻，讹误错乱很严重。嘉定乙亥年，婺州知州邱寿隽重新校订刊刻，有楼昉所作的跋。后来绍定己丑年，眉山人李埴任郡守，从提刑吕祖烈那里得到此书，又在玉山堂刻板。现在流传的本子，就是明人依照宋刻本翻刻的。版式行款和字形笔画全都沿用旧样，是最好的版本。现在也全部依从这个本子。《省心杂言》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李邦献撰。李邦献是怀州人，太宰李邦彦的弟弟，官至直敷文阁。这部书在宋代有临安刻本，题为林逋撰。又有人认为是尹焞所撰。到了宋濂为此书作跋时，则说林逋本来从未著述，尹焞也只是因为与和靖的号偶然相同而被误认，这些说法都不符合事实。但王佖编纂的《朱子语录续类》中有《省心录》，是沈道原所作的文字，一定有所依据，应当确定为沈道原的书。陶宗仪《说郛》收录其中几条，仍署名为林逋所作，始终没有定论。现在考察《永乐大典》，其中完整收录这部书，共二百多条，大概是依照宋代刻本全书录入的。前面有祁宽、郑望之、沈濬、汪应辰、王大实五篇序，后面有马藻、项安世、乐章三篇跋，另有邦献的孙子耆冈和第四代孙景初所作的三篇跋文，都说这部书是李邦献所作。耆冈还说曾经见过手稿，并辨明世人所说林逋所作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出自李氏子孙，自然不会是凭空捏造。又考察王安礼为沈道原所作的墓志，详细列出他所著的《诗传》《论语解》等书，并没有《省心杂言》这个书名，足以证明此书确实不是沈道原所作。宋濂于是根据《朱子语录》把它确定为沈道原所作，他考察得也不够周密。这部书内容切近、简要，质朴而又概括全面，对于规范世道人心、勉励风俗的道理颇有阐发。谨慎地校正其中的错讹，确定为李氏之书，并把它与其他说法的异同考证如下。《上蔡语录》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这是宋代曾恬、胡安国记录谢良佐言论的书，朱子又为之删定。谢良佐字显道，是上蔡人。考中进士。建中靖国初年，任职于京师。召见回答皇帝询问时触犯圣旨，被调出监理西京竹木场。后来又因事获罪，被罢官成为平民。事迹详见《宋史·道学传》。曾恬字天隐，温陵人。胡安国有《春秋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绍兴二十九年，当时朱子三十岁，任监潭州南岳庙。它是朱子一生论著中最早的一部。据朱子后序说，他起初得到括苍吴任的抄本一篇，都是曾天隐所记录的；后来又得到胡文定公的抄本两篇，总共四篇，互相参照校对。胡氏上篇有五十五章，记录胡文定公的问答；下篇有四十九章，与刻本、吴氏本大致相同，但有时略有差异。于是依照旧本，订定为两篇。唯独刻本增加的内容还多出一百多章，其中有的失去原意，混杂了其他书籍。尤其严重的五十多章，甚至诋毁程氏来帮助佛学，于是全部删弃。其余部分也删去了一些，又得到先生遗留下来的言论三十多章，另编为一篇；总共如此订成三篇书，等等。这说明朱子对这部书删削得特别严格。后来乾道戊子年，又重新编排，增入谢良佐和胡安国亲笔书信若干条，确定为现在的本子。

译朱子又作后记，说胡宪在吕祖谦家得到江民表的《辨道录》，看见其中有所删去的五十多章，首尾次序没有一个字不同。由此才知道那些内容果然是江氏所作，不是谢氏的书。这样看来，取舍也十分精审。看《语录》中说，某人在二十年前得到《上蔡语录》来读，起初用朱笔画出相合之处；再次阅读时发现已经不同，于是改用粉笔；第三次阅读又不同，便改用墨笔。多次阅读以后，竟然完全不同于最初阅读时的看法。可见这是经过精心思考、熟读深究后才订定的，并不是草率决定的。谢良佐的学问，以切实提问、联系实际思考为要。他的言论宏大奔放，足以启发后学。只是才高而意气广博，不免有超过适度的弊病。因此《语录》说：“看道理不能不仔细。程门的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后来都进入禅学去了。”又说：“上蔡《观复斋记》中所说的道理，都是禅学的意思。”又说：“程子各位门人，上蔡有上蔡的毛病，龟山有龟山的毛病，和靖有和靖的毛病，都是一开始所见不周全而有所偏失，因而错了。”这些评论都颇以谢良佐接近禅学为讥刺。不过，朱子为谢良佐作《祠记》时，又说他以生机勃发来论仁，以真实来论诚，以始终保持清醒来论敬，以求得正确来论穷理；这些立意都精当。而且他直接指出穷理、居敬是进入德行之门，尤其得到明道教人的纲领，因此又对谢良佐极为推重。大概谢良佐的学问，精纯与瑕疵各占一半；朱子在《语录》中举出他的瑕疵，在《祠记》中举出他的精纯之处，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谢良佐的长处和短处了。《袁氏世范》三卷（《永乐大典》本）。宋代袁采撰。考察《衢州府志》，袁采字君载，是信安人。考中进士第三名。任剧县县令，以廉洁明察、刚正直率著称。官做到监登闻鼓院。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袁采曾任乐清县令，修纂县志十卷。王圻《续文献通考》又说，他在政和年间任县令时，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如今都已失传。这部书就是他在乐清任职时所作。全书分为“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题名为《训俗》。府判刘镇为它作序，起初又改名为《世范》。书中对于立身处世的道理，反复论述，十分详尽，用来磨砺衰微的世俗风气，极其恳切。虽然这是家塾中训导儿童的书，旨在通俗易懂，词句难免鄙俗浅近，但大体明白切要，使读者容易理解、容易实行，确实不失为仅次于《颜氏家训》的著作。明代陈继儒曾把它刻入《秘笈》，其中文字脱漏讹误特别严重。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所载的宋本互相校勘，补充遗漏，订正错误，仍按照《文献通考》所载的内容，编定为三卷。《延平答问》一卷、《附录》一卷（浙江、福建总督采进本）。宋代朱子撰。程子的学说，第一代传给杨时，第二代传给罗从彦，再下一代传给李侗。李侗字愿中，延平是他的居处。李侗与朱子父辈相交。绍兴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岁，将要赴任同安主簿，前往延平拜见李侗，才开始跟随他学习。绍兴三十年冬，朱子同安任期届满，再次拜见李侗，只停留了一个多月。又过了四年，李侗去世。计算前后相从的时间，不过几个月。因此两人之间多是书信往来和问答。后来朱子将这些辑录成书。又收录他与刘平甫的两条问答，编成此书。朱子的门人又把朱子平日谈论延平的话，以及祭文、行状另编为一卷，题作《附录》，显然不是朱子原来所有的本子。后来李侗的后裔孙葆初，另外搜集李侗的各种文章，增入一卷，改题为《延平文集》，并且总题为朱子所编，已经大失原貌。现在仍然收录原本，而把葆初窜改扰乱的本子另存于集部目录中。《近思录》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宋代朱子与吕祖谦共同撰成。考察年谱，这部书成于淳熙二年，当时朱子已经四十六岁。书前有朱子题词说：“淳熙乙未年夏天，东莱吕伯恭从东阳来，经过我的寒泉精舍，留住了十天。” “我们一起阅读周子、程子、张子的著作，感叹它们内容广大宏博，仿佛没有边际，又担心初学者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于是共同摘取其中关于大体、而又切合日常使用的内容，编成这部书，如此等等。”可见此书是朱子与吕祖谦共同审定的，朱子确实亲自撰成此书，并且还一并收录了吕祖谦的题词。又《晦菴集》中有乙未年八月写给吕祖谦的一封信，另有丙申年写给吕祖谦的一封信、戊戌年写给吕祖谦的一封信，都是商议修改审定《近思录》的，证据十分明确。《宋史·艺文志》还并列题作朱熹、吕祖谦类编。后来讲学家极力争论门户，务求排斥众说而尊奉一家，于是埋没了吕祖谦的名字，只称《朱子近思录》，这并不符合事实。全书共六百六十二条，分为十四门，实际上是后来各种性理著作的祖本。然而朱子的学说，大旨在于格物穷理，由博返约，以六经为根本，同时参照诸子百家的学说，原本并不是拘守某一位先生言论的偏狭之学。因此题词中说：“穷乡僻壤的后进之士，有志于学习，如果真能得到这部书而用心研习，也足以找到入门之处了。然后再寻求四位君子的全部著作，使自己的知识由博而返约，希望能够全部得到他们的学说。如果害怕烦劳，贪图简便，认为从这部书中取得所需便到此为止，那就不是编纂此书的本意。既然如此，四位先生的言论尚且不以这十四卷为限，难道还会教人拘守这部编本，而把所有圣经贤传都束之高阁吗？”又吕祖谦的题词谈到开头列举阴阳性命的道理时说：“后出的晚辈，对于义理的本原，虽然不宜一下子就谈论，但如果茫然不知其大概，那么又将达到哪里呢？把它列在篇首，只是让人知道这些名称和意义，从而有所向往罢了。”

译至于其余各卷所载的讲学方法、日常生活中亲身实行的实际内容，自有次序等级。沿着这个次序前进，由低处升到高处，由近处达到远处，希望不至于违背编纂此书的宗旨。如果厌弃低近而追求高远，越级超次，流于空虚，最终没有任何依据，那哪里是所谓“近思”呢？这些话说得明白深切，尤其足以医治那些连篇累牍、动不动就谈论天地形成以前事情的弊病。至于《集解》，是朱子去世后叶采补作的。淳熙十二年，叶采任朝奉郎、监登闻鼓院兼景献府教授时，曾把它进呈朝廷。书前有进表和自序。叶采字仲圭，号平岩，建安人。他的序说，书中全部依据朱子的旧注，参照《升堂记闻》和各位儒者的辨论；有简略缺漏的地方，才提出自己的说法。又概括阐述全书大旨，写在各卷末尾，总共经过三十年才完成，如此等等。《近思录集注》十四卷（编修徐天柱家藏本）。国朝茅星来撰。茅星来字岂宿，乌程人。康熙年间为诸生。考察朱子的《近思录》，宋代以来作注的有好几家，只有叶采的《集解》直到今天还广泛流行。茅星来认为它粗疏草率、浅薄，把本来不必解释的地方作了解释，而稍微需要推究的地方却空缺，又有许多前后错乱、字句讹误。因此他取周子、张子、二程的全部著作，以及宋、元两代的《近思录》刊本，互相参校异同。凡是近代刻本中的错乱，都按照朱子考订错简的办法，分别注在各条下面。又汇集众说，参杂自己的见解，为全书分条析理、逐段作注。对于名物和训诂，考证尤其广博。又把《伊洛渊源录》所载四位先生的事迹全部作成笺释，放在篇首，称为“附说”。书成于康熙辛丑年，有茅星来的自序。又有一篇后序，作于乾隆丙辰年，距离成书时已经十五年。大概是耗尽一生精力完成的。后序说：“自从《宋史》把道学、儒林分为两类以后，谈论程、朱学说的人，只在身心性命之间寻求，不再把通经学古作为事业。我曾私下评论说，马、郑、贾、孔解释经书，好比各种货物的聚集；程、朱诸先生解释经书，好比手持权衡度量之器，来衡量各种货物的轻重长短。” “没有权衡度量之器，就看不出货物的轻重长短；但如果没有各种货物聚集在一起，即使有权衡度量之器也无从使用。因此想求得程、朱之学的人，必定要从马、郑诸家的传注、疏义开始。我在这部书中，详细记载汉、唐各家的学说，用来说明程、朱诸先生的学问是有根源的，使那些空疏少学的人不能以此为借口，如此等等。”他的论说光明通达，没有党同伐异、争名求胜的私心，可以说是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术了。《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国朝江永撰。江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近思录》虽然成于淳熙二年，但后来又多次删改增补，所以流传的本子颇有不同。至于各卷之中，只是按照所引用书籍的先后编排，没有标立篇名，各种本子则没有差异。到了淳祐年间，叶采编成《集解》，其中还没有任意窜改原文。明代有个叫周公恕的人，才开始妄加分析，各自设置细目，移动篇章，有时漏掉正文，有时混淆注语，错误多得几乎无法阅读。江永认为这会贻误后学，于是依照原本次序编作集注。凡是《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能够互相发明的言论，全都采入，分别作注。有时朱子的说法不完备，才采用叶采及其他各家的说法加以补充。间或也附上自己的意见，引用论据相当详尽周密。大概江永精通经学，深入研究古义，在典籍上下的功夫很深；虽然只是用余力编这部书，也自有体例，和那些空谈尊奉朱子的人不同。《杂学辨》一卷，附《记疑》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宋代朱子撰，用来斥责当时各位儒者的学说夹杂佛、老思想。全书摘录苏轼《易传》十九条、苏辙《老子解》十四条、张九成《中庸解》五十二条、吕希哲《大学解》四条的原文，分别在下文加以驳正。末尾有乾道丙戌年何镐所作的跋。何镐字叔京，是何兑的儿子。丙戌是乾道二年，当时朱子三十七岁，任监岳庙而居家。 《记疑》一卷，前面有朱子题词，说偶然得到一册杂书，不知道是谁记录的，担心它流传久远后会给师门带来牵累，如此等等。大概是程子门人记录老师的言论时，夹杂了自己的意见，因而流入佛、老两家思想的内容；本书也摘录出来，同它进行辨析，共二十条。这部书作于淳熙二年丙申三月，当时朱子正在婺源，距离写作《杂学辨》已经十年。后人把它附刻在《杂学辨》之后，因内容相近而合在一起，现在也仍按旧本收录。《小学集注》六卷（通行本）。宋代朱子撰，明代陈选作注。陈选字士贤，临海人。天顺庚辰年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追赠光禄寺卿，谥号恭愍。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朱子的这部书，成于淳熙丁未年三月。内篇共四篇，分别是《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篇，分别是《嘉言》《善行》。考察《晦菴集》，其中有癸卯年写给刘子澄的信，大概编纂、分类这部书，实际上是托付刘子澄办理的。起初还有“文章”一门，所以书中说文章尤其不可泛泛而论；像《离骚》一篇，就已经收得太多了。《叙古蒙求》也太多，而且深奥艰涩，难以阅读，不是启蒙的工具。倒是《古乐府》和杜子美的诗，意思很好，其中有很多可以选取的内容。又有乙巳年写给刘子澄的信，说《小学》已经见到并正在修改，凡是确定编成的共有六篇，如此等等。这说明淳熙十二年才开始修改并确定体例，又过了两年才完成。考察《语类》，陈淳记录说：“有人问：《小学·明伦篇》为什么没有‘朋友’这一条？回答说：当时是大家共同编排的，偶然遗漏了这一条。”黄义刚记录又说：“《曲礼》中‘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这一条，非常切要，为什么没有编入《小学》？”回答说：“这样的地方遗漏的也很多。”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说，根据这两条记录来看，参与编排的人不只是刘子澄一人。而且从这两条记录还可以看出，古人著书，抓住大的方面即可，对小小的地方也不屑于一一追究；这个说法最为确切。

译后人有的援引古书来证明这部书疏略，有的误以为其中一字一句都是朱子亲手记录的，于是把它尊崇得如同六经，这些都是片面之论。陈选作注，是为了乡塾教学，随着原文推演意义，务求容易理解，他的解释相当浅近。然而这部书本来就是为了启蒙，并没有深奥内容，又杂取文集、诸子、史书，并不全是圣人的言论。注释者如果推衍得支离破碎，务必高谈阔论，反而会遮蔽它的本旨。因此本来就不如陈选的注释，尤其有益于初学者。这部书从陈氏《书录解题》起，就列在经部小学类中。考察《汉书·艺文志》，把《弟子职》附在《孝经》之后；而小学家所列的著作，始于史籀，终于杜林，都是训诂文字的书。现在考察起来，把幼仪附在《孝经》之后，终究不相类；若收入《小学》，古代又没有依据。这部书所收录的，都是宋儒所谓培养正道的功夫，是教育的根本。改列在儒家，或许才符合它的实际情况。《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内府藏本）。宋咸淳庚午年导江黎靖德编。起初，朱子与门人问答的话，门人各自记录成编。嘉定乙亥年，李道传汇辑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记录的内容，编成四十三卷，又续增张洽所录一卷，刻于池州，称为《池录》。嘉熙戊戌年，李道传的弟弟李性传继续搜集黄幹等四十二人所记录的内容，编成四十六卷，刊刻于饶州，称为《饶录》。淳祐己酉年，蔡杭又汇集杨方等二十三人所记录的内容，编成二十六卷，也刊刻于饶州，称为《饶后录》。咸淳乙丑年，吴坚采集前三种录本所遗漏的二十九家，又增入四家未刊的记录，编成二十卷，刊刻于建安，称为《建录》。按分类编纂的，则是嘉定己卯年黄士毅所编，共一百四十卷，史公说刊刻于眉州，称为《蜀本》。又有淳祐壬子年王佖续编的四十卷，刊刻于徽州，称为《徽本》。各本既然互有出入，后来翻刻又不一致，讹误错乱越来越多。黎靖德于是汇集各本重新编纂，删去重复的一千一百五十多条，分为二十六门，颇为清楚整齐，容易阅览。其中有些内容很值得怀疑，例如包杨录中谈到胡子《知言》把书说成沉溺心志的大陷阱之类，一概删削。这对朱子也有很大的功劳。《靖德目录》后记说：“朱子曾说，《论语》后十篇不如前十篇，‘六言六蔽’也不像圣人的规范言语。孔门所记录的尚且可以怀疑，何况后世的书呢？”从他所说的话来看，如今其他书中偶尔流传、而《语类》中没有的朱子言论，大概都是因为黎靖德删削的缘故。郑任钥不了解这一点，于是把《四书大全》中引用、而今本《语类》中没有的内容，指为朱子《或问》小注的证据，他实在太不考察了。《戒子通录》八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刘清之撰。刘清之字子澄，号静春，临江人。绍兴二年进士。光宗时任袁州知州。《宋史》本传称他一生著述很多，这部书就是其中之一。书中广泛采集经史和各类典籍，凡是有关家庭训诫的内容，都节录其大要；至于母亲的训导和内闱教育，也都详细记载。史书称他甘于贫困、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因此这部编书采集丰富繁多，有时难免冗杂。但它随事加以教导，不怕曲折详尽，即使是琐碎言语和细小事情，也无不是劝诫的材料，当然不能把内容过多看作弊病。元代虞集非常重视此书，曾劝他的后人把它刻印于金谿。后来崔栋又重新刻印。但从宋代以来，史志和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只有《文渊阁书目》记载有两册，也没有卷数。外间流传的本子尤其稀少。现在谨依据《永乐大典》所载本，大略按照篇页，厘定为八卷。所引用的各条，原本都在标题下粗略列举相关人物的生平始末，其中有些地方不完备，现在一并考订补充并增加注释，使体例统一。只是宋代以前的时代先后错杂，颇无次序，大概是随手摘录于一时，未经排比的缘故。现在也姑且保存它原来的样子。《知言》六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胡宏撰。胡宏有《皇王大纪》，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他论说学问的言语，起初只是随笔札记，经过多次修改订正才完成。吕祖谦曾认为它胜过《正蒙》。但是胡宏的学说以他的父亲胡安国为根本；胡安国的学说虽然出自杨时，又兼出于东林常总。常总曾说，本然之性并不与恶相对而言。胡安国沿袭他的说法，于是把本然之性与善恶相对的部分分成两种性。胡宏写这部书，也仍然遵守家传学说。他所谓“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指名其体叫作性，指名其用叫作心；性不能不动，动了就是心”，如此等等。朱子极力斥责这种说法不对，甚至作《知言疑义》，与吕祖谦以及胡宏的门人张栻相互论辩；就连张栻也不敢完全认为老师的学说正确。他论述治国之道，认为井田、封建绝不可废除，也属于拘泥古制而流于迂腐谬误。但他的其他论述大多明白正大，足以阐明正学、排斥异端。朱子也曾称赞他思考精深周到之处远非一般人可及，当然没有因为一两处瑕疵就完全废弃这部书。自元代以来，这部书在世上流传得不太广。明代程敏政开始在吴中得到旧本，后来书坊商人便有了刻本。然而明人翻刻古书，往往出于好意而任意窜改，这个本子也被妄人强行拟定篇名，颠倒次序，字句错乱，完全失去真实面貌。只有《永乐大典》所载的本子，还属于宋代刻印的原本，首尾完整，条理清楚。现在谨依据它的篇章目录，详细加以刊正，以恢复旧貌；其中《朱子语录》的各条，也仍然依照原本。另编《附录》一卷，系于书末，用来备作考证。《明本释》三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刘荀撰。刘荀是东平人，尚书左仆射刘挚的孙子。书中所称的“先文肃公”，就是指刘挚。

译孝宗时，他曾任盱眙军知军。至于他的事迹，就无法考证了。这部书是他讲学的话，大意认为用力应当探求根本。于是列举其中最切要的三十三条，分别作为标题，并撰写论说来阐明它们。论说没有说尽的地方，又亲自作注。书中多次称引元祐年间诸人、程门诸子以及同时代胡宏、张九成、朱子的言论，所持见解颇为醇正。文章大都详明恳切，只求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而已。北宋各位名臣的言行和出处，也附在注文中。大概是因为他属于党籍者的子孙，所以尊重先世流传下来的旧闻。《宋史·艺文志》和晁公武《读书志》都没有记载此书，陈振孙《书录解题》、马端临《经籍考》只记载刘荀所撰《建炎德安守御录》，而对这部书也略而不载。只有明代《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有著录。大概此书在宋代并不显著，到元、明之间才开始流传于世。杨士奇、焦竑都作《明本》二卷，题刘荀撰。但《永乐大典》所载，实际上都题作《明本释疑》；此书原名或许是《明本》，后来人因为其中有注而增加了“释”字吧。△《少仪外传》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吕祖谦撰。吕祖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这部书末尾有云谷胡岩起的跋，以及他弟弟吕祖俭的后序。丹阳谭元献曾经把它刻在学宫，年代久了散失，长期没有刊本，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未曾见到。此本收载在《永乐大典》中，首尾还完整，没有讹误缺漏。现在仍按旧本分为二卷，以恢复原貌。这部书是为训导幼童学习而编，所以取《礼记》的“少仪”为书名。然而其中杂引前代贤哲的美好行为和嘉言，也涉及立身行事以及应对世务、居官任职的道理，内容十分丰富，并不专讲洒扫、进退之类的末节。因此命名为《外传》，就像韩婴引用事例解说《诗经》，自题为《外传》一样。吕本中旧有《童蒙训》，全是自己撰写的告诫之语；这部书则采集编录旧文，体例接近朱子的《小学》。《小学》盛行于世，《童蒙训》也有刊本，而这部书却湮没不显。大概书籍能否流传，也有幸运和不幸，不能据此判定优劣。《永乐大典》另载《辨志录》二卷，也题吕祖谦撰，文字与此书完全相同。大概是一部书有两个名称，编纂者又不是同一个人，所以才分别收录。现在附记在这里，不再重复抄录文字，也不另行保存这个书目。△《丽泽论说集录》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这是宋代吕祖谦的门人杂录其老师言论的书。书前有吕祖谦从子吕乔年的题记，说先君曾经编集过这些内容，不可以不使它流传，所以现在仍依据旧录，并颇加增补、编排次序。吕乔年是吕祖谦弟弟吕祖俭的儿子，那么搜集记录的人是吕祖俭，吕乔年又补缀编排了次序。全书包括《易说》二卷、《诗说拾遗》一卷（按：《诗说》单独称“拾遗”，是因为吕祖谦著有《家塾读诗记》）、《周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史说》一卷、《杂说》二卷，都冠以“门人集录”字样，明确不是吕祖谦亲手所著。吕祖谦起初与朱子相互契合，后来因为争论《毛诗》而意见不合，于是彼此深相排斥。黎靖德编纂的《语类》，把议论吕祖谦兄弟的内容另编为一卷（第一百二十二卷），其中议论吕祖谦的共有三十一条，只有“病中读《论语》”一条稍微称许他的长处；“答项平甫书”和“与曹立之书”一条，则说编纂其文集的人误收了别人的文章。其余三十条中，诋毁他所著《系辞精义》的有二条，诋毁《读诗记》的有二条，诋毁《大事记》的有五条，诋毁《少仪外传》的有一条，诋毁《宋文鉴》的有五条，诋毁《东莱文集》的有三条，其余十一条则全都诋毁他的学问。例如说：“东莱博学多识，这一点是有的；但说他能守约，恐怕还未必。”又说：“伯恭的弊病，全在于机巧。”又说：“伯恭讲义理太多，反而伤于机巧，不免有杜撰之处。”又说：“伯恭教人读文字，也很粗疏。”又说：“东莱聪明，但看文章义理却不仔细，因为他先读史书很多，所以看文章时只粗略地着眼。”又说：“伯恭对于史书格外仔细，对于经书却不太理会。”又说：“伯恭想做到无所不包，只是匆忙掠过，什么都不精。”可以说是寻找缝隙、攻击瑕疵，毫不遗余力。托克托等人修撰《宋史》，于是把吕祖谦列入《儒林传》，使他不能列入《道学传》。吕乔年的记文也说，书中所涉及的讲说，是门人记录下来的。吕祖谦还健在时，曾因这些记录错误很多，告诫不要传习。大概这也是暗中替朱子解围，想把错误归于门人。可是当两人投契时，朱子却引用吕祖谦参与共同审定《近思录》，使他得以预先听闻道统的传承；两人发生抵牾以后，却字字讥刺弹劾，使对方几乎体无完肤，难道不是意气用事、彼此攻击，因为受到刺激才这样的吗？《语类》记载李方子所记的一条说：“伯恭再也不教人读《论语》。”可是这部书第六卷却有门人集录的《论语说》六十八条，又怎么解释呢？道学家讥讽儒林，说他们“不曾听闻道”；儒林讥讽道学家，说他们“不考察古事”。双方争执不休，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儒者穷尽研究经义，才可以判断义理的是非；也必须广泛阅读史书，才可以明白事实的得失。古人说“博学反约”，并没有说尚未博学就先行简约。朱氏的学问精深，吕氏的学问又怎么可以全部废弃呢？△《曾子》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汪晫编。汪晫字处微，是绩溪人。这部书成于庆元、嘉泰年间。咸淳十年，他的孙子汪梦斗和《子思子》一书一起进献朝廷，因此获得赠官通直郎。考察《汉志》，记载《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也记载《曾子》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二卷、十篇，说就是唐本。高似孙《子略》说，它与《大戴礼》四十九篇、五十八篇以及杂见于《小戴记》的内容没有异同，是后人搜集拼缀而成的。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说有慈湖杨简的注。可见宋代原来有《曾子》流行于世，大概汪晫偶然没有见到，所以辑成了这部书。全书共十二篇：《仲尼闲居》第一，《明明德》第二，《养老》第三，《周礼》第四，《有子问》第五，《丧服》第六，第七、第八两篇缺失，《晋楚》第九，《守业》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一篇单独标作“内篇”，从《养老》以下都标作“外篇”；但《仲尼闲居》篇没有说明内外，疑心原本有“内篇”二字，只是传写时遗失了。第一篇其实就是《孝经》，却删去经名，另立标题，未免有自作古人的意味。第二篇其实就是《大学》。考察宋代以前，只有子思作《大学》的说法，没有曾子作《大学》的说法；把它归于曾子，已经属于可疑，又改动篇名，和前篇一样武断。至于外篇十篇，也常常割裂经文，以迁就篇目。例如从“曾子问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到“老聃云”，孔颖达疏说：这一节论述出兵时应当带取迁庙之主，以及币帛、皮、圭等同行，说明宗庙不能没有神主。开头问“出兵一定要带迁庙之主同行吗”，讨论的是通常情况；“出兵没有迁庙之主”，又谋划它的变通情况。两个问题前后相承，意义实际上相互补充，所以孔颖达的疏把它们合为一节。如今却把“古者师行无迁主”到“盖贵命也”割入《周礼》篇，把“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到“老聃云”割入《丧服》篇，文义几乎彼此隔绝。如果说因为文字涉及丧服，所以分别归类，那么《周礼》篇中又明明记载“三年之丧吊乎”等数节，作为例子尤其不纯。然而汉本早已散佚，唐本如今也没有见到，先贤遗留下来的文字和论述，大体还可以借此考见。因此即使有错误而保存它，也仍然胜过有错误而将它废弃。卷首冠有汪梦斗的进表，说汪晫有自序。但这个本子已经散失，只存有元代汪泽民、俞希鲁、翟思忠、明代朱文选的序四篇，以及明代詹潢的后序一篇；这些序都把两部书合在一起称说，大概汪晫原本就编成一部书。现在因为前代史志把这两部书都分别作为各自的书，所以也分开著录。△《子思子》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汪晫编。考察晁公武《读书志》，其中记载有《子思子》七卷，汪晫大概也没有见到原本，所以另行编成这部书。全书共九篇：内篇有《天命》第一、《鸢鱼》第二、《诚明》第三；外篇有《无忧》第四、《胡母豹》第五、《丧服》第六、《鲁缪公》第七、《任贤》第八、《过齐》第九。他割裂《中庸》而另列篇名，与《曾子》载录《孝经》《大学》的做法相同。他编《曾子》时采用朱子改定的《大学》本，至于《孔丛子》一书，朱子反复辨明其为伪书，汪晫却反而大量采录，已经失去了鉴别能力。他又常常窜改、扰乱原文。例如《孔丛子》说“子上杂所习请於子思”，注说：“杂，是指诸子百家。”所以下文子思回答说：“杂说不存焉。”这部书引用时改成“子上请所习於子思”，这样就与子思回答的意义完全不能贯通。《孔丛子》说“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这部书引用时在“圣”字下面多了一个“区”字，在“疑”字上面多了一个“物”字。《孔丛子》又说“伋於进瞻亟闻夫子之教”，这部书引用时把“进瞻”改成“进善”，轻率改动旧文，都失去了先儒详慎的治学方法。而且它与《曾子》所引用的内容一样，都不注明出处，也不符合辑录古书的体例，比起薛据的《孔子集语》，大概相差得很远。只是书中所录虽然真伪相杂，但多有先贤格言，所以即使编次错杂，到今天也不能废弃。△《迩言》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刘炎撰。刘炎字子宣，是括苍人。这部书分为十二章，分别是《成性》《存心》《立志》《践行》《天道》《人道》《君道》《臣道》《今昔》《经范》《习俗》《志见》。他的言论醇正笃实，切合人情，接近事理。没有迂阔难行的说法，也没有苛刻过高的议论。例如他说：“井田、封建制度，要形成并非一天，败坏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不必拘泥于它的制度。能够保存它的精神，也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又说：“有人问，节义之士为什么会遭到党锢？回答说：是自己招致的。君子一百件事中，也必有一件错事；小人一百件错事中，也必有一件对事。天下的士人已经不少了，难道一定是登龙门、乘仙舟的人全都贤能，没有入选的人全都不肖吗？互相标榜题名，自己招来祸患罢了，别人哪里能给他造成祸患呢？”又说：“有人问，学习圣贤之道的人，他们的流派也会有偏差吗？” 回答说：“近来从真公那里听到这个道理，学习而能够达到圣贤境界，怎么会有偏差？学习却达不到，即使是孔子、孟子的门人，也不能没有偏差。能够追溯源流，便可以归于正道；否则，差之毫厘，谬误就会越来越远。”这足以成为学习二程而没有达到其境界者的戒诫。

译像这样的内容，都是其他儒者心里明白却绝不肯说出口的；唯独刘炎把它们写入书中，可以说光明磊落，没有丝毫门户之见。这部书是嘉靖己丑年光泽王所刊刻的。考察《明史·诸王世表》，光泽王宠瀼在成化二十三年受封，嘉靖二十五年去世；己丑年是嘉靖八年，应当就是宠瀼。书前有梅南生的序，说从棠陵方思道那里得到抄本；梅南生就是宠瀼的别号。又有嘉泰甲子年刘炎的自序、嘉定壬午年真德秀的后序、嘉定癸未年叶克的跋。书中《君道》篇第一条、第二条，《习俗》篇第十一条，《志见》篇第九条，宠瀼都注有脱误。现在没有别本可以校勘，所以仍保留原样。《经籍》篇“唐无全史”一条，其中也有讹误脱漏。宠瀼没有作注，现在为它补注。《经籍》篇第二条下面有夹注“止菴曰”的一段，驳斥尊崇扬雄、陶潜、苏轼而贬抑屈原的错误说法。这些话有道理，也一并附录。考察宠瀼序末有一方私印，印文是“止菴”，那么这条注也应当是宠瀼所加。△《木钟集》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埴撰。陈埴字器之，是永嘉人。曾经考中进士，授官通直郎，后来退休。他的学问源出于朱子。永乐年间修撰《五经大全》时所称的“潜室陈氏”，就是陈埴。这部编书虽然以“集”为名，实际上是他所作的语录。全书有《论语》一卷、《孟子》一卷、《六经总论》一卷、《周易》一卷、《尚书》一卷、《毛诗》一卷、《周礼》一卷、《礼记》一卷、《春秋》一卷、《近思杂问》一卷、《史》一卷。他把论述《大学》《中庸》的内容列在《礼记》之中。大概当时《四书章句集注》虽然已经完成，但仍是私人著作，尚未成为国学所遵行的法令，所以仍然依据古本编排。史论只涉及汉、唐，说明伊、洛一派的传授并不重视史学，只是偶然谈到，并非专门论史。它的体例都是先提出问题，再作回答，所以卷首自序说，取《礼记》中善于提问如同砍削坚木、善于回答如同撞击大钟的意思，命名为《木钟》。刊本流传日久后散佚。明弘治十四年，温州知府邓淮才得到旧本重新刊刻。从第五卷到第十一卷，都题作“某卷下”，疑心可能各自都失去了上半卷。但核对其中所列内容，《尚书》从《尧典》《舜典》开始，《毛诗》从比、兴、赋开始，《春秋》从隐公元年开始，《近思》《杂问》从理气开始，《史》从汉代开始，都不像还另有前文。只有《周礼》不是从《天官》开始，而是从“府史”开始；《礼记》不是从《曲礼》开始，而是从《王制》开始，看起来似乎有所散佚。不过，“府史”这个名称先见于《序官》，而《王制》也是《礼记》的第三篇，即使从这里开始，也未尝不可。既然宋本已经无法见到，姑且把疑问留缺，也就可以了。△《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没有记载编辑者的姓名。最初刻于正德辛巳年，有杨一清的序，只说是前代儒者编辑的。万历丙午年再次刊刻，有朱吾弼的序，只说是董崇相家藏本，也不能指出作者是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记载此书是马季机编的，所列《前集》《后集》《续集》的卷目，也都相合。乾隆乙未年，南昌杨云服重刻此书，程恂为它作序，称是宋代滕珙编纂的。考察滕珙字德章，号蒙斋，是婺源人。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任合肥县令。他和哥哥滕璘一起游学于朱子门下。朱子为其父作墓志铭，说两个儿子在州县之间都有声望；又说滕珙廷试对策很好，他大概也是新安一带朱子的高足。如今看这部书，是把朱子的语录、文集分类编排而成。《前集》全论学问，《后集》全论古事，《续集》则兼收前、后两集遗漏的内容并加以补充。每一篇论说都先记载其缘起，然后标明立论的主旨，条分缕析，层次秩然。与其他人编的《经世大训》一类书相比，有的简略而不详尽，有的繁多而缺少条理，这部书截然不同。即使不是滕珙亲手编成，也绝非没有深厚学术渊源的人所能完成。只是朱子一生学问的大端都在这里了，却偏偏以“经济”为名，实在难以理解。即使只拿开卷第一篇来说，太极、无极有什么可以称为经济的呢？它的篇目也过于琐碎，许多内容本不应当分列，却偏偏分开编排。《前集》尤其严重，这也是一个瑕疵。读者取其宏大的主旨就可以了。△《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真德秀撰。真德秀有《四书集编》，已经著录。这部书依据《大学》的义理加以推演阐发。开头说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以及帝王为学的根本。其次列出四大纲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各自附列细目。格物致知有四个细目：明辨道术、辨识人才、审察治国之体、体察民情；正心诚意有两个细目：崇尚敬畏、戒除安逸和欲望；修身有两个细目：谨慎言语行为、端正威仪；齐家有四个细目：重视妃匹、严明内治、确定国本、教育亲属。其中特别是“修身”一门没有子目，其余各门分列子目共四十四条，都是征引经书训诫，参证史实，并旁采前代儒者的论说，用来说明应遵守和戒禁的道理，同时各自以自己的见解加以阐发。全书主旨在于端正君心、整肃宫闱、抑制权臣和宠幸。理宗虽然表面上浮泛地仰慕道学的名声，内心实际上欲望很多；权臣和外戚相互煽动，结党作奸，终于使国家元气衰败，经过五十多年，宋朝便灭亡了。德秀这部书成于绍定二年，进呈于端平元年。全书都是暗中切合当时政事来立论，先除去那些有碍于天下治理的因素，作为实现治平的基础，所以《大学》的八条目只举出了其中六条。然而自古帝王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道理，实际上也不超出这些。至于统驭百官、总理万事，处理常变、权衡经权，因应时机，考察利弊与真伪，都是要随着具体事情来寻求办法。这些道理虽然彼此贯通，但做起来有次序，实行起来有实际内容，并不是空谈心性就可以坐着达到的。因此邱濬又续作此书，以补足它的缺漏。《读书记》六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真德秀撰写。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说《西山读书记》分甲、乙、丙、丁四部分：甲部讲性理，中部讲治道，末部讲出处，大体上依据经史格言，再用自己的见解加以阐述。现在只有甲部三十七卷、丁部二卷，乙、丙两部没有见到，所以《文献通考》所记载的只有三十九卷。现今流传的明代旧刻本，甲、丁二记的卷数与《书录解题》相合，其中又多出乙记二十二卷。书前有开庆元年德秀门人汤汉所作的序，说《读书记》只有甲、乙、丁三记已经成书。甲、丁二记先行刊刻。乙记上部就是《大学衍义》，很早已进呈朝廷；下部还没来得及誊写，德秀就去世了。汤汉从他的儿子仁夫那里抄得，分编为二十二卷，在福州刊刻。据此看来，丙记原书本来就缺失，乙记是汤汉续行刊刻的。陈振孙只见到最初刊行的本子，所以只记甲、丁二记。甲记从论述天命之性到论述鬼神，各自分列标题。前面有一篇纲目，详细说明编排次序先后的宗旨。乙记记载虞、夏以来名臣贤相的事迹，大体仿照编年体。前面也有一篇纲目，说内容截至“五闰”，但书中记到唐代李德裕为止，大概是编纂次序尚未完成。丁记上卷全都论述出处的大义，下卷分列处贫贱、处患难、处生死、安守义命、审察轻重等标题，与上卷相互发明。德秀的《大学衍义》辅翼圣经，这部书又分类编录，从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一直到前代儒者学术传授的源流，无不分条说明。名言和绪论征引极多，都有助于学术研究。至于致力于治理国家的方法，《大学衍义》没有涉及的内容，详细的都在乙记中完备记述了。古今兴衰、治乱的原因，也清楚可见。在宋代儒者的各种著作中，可以说是有实际内容的一部书。《心经》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真德秀撰写。这部书汇集圣贤论述心性的格言，并以各家的议论作为注释。末尾附有一首四言赞。端平元年，颜若愚在泉州府学刻印此书，并作跋一篇，说他在粤山之下筑室居住，虽然只是日常休息的地方，却常常像君父就在面前一样。淳祐二年，大庾县令赵时棣又把此书与《政经》合刻。书前有德秀门人王迈所作的序，说《心经》一书流传于世，后来甚至传入宫禁。端平乙未年，真德秀去世后两个月，侍从洪咨夔在经筵侍讲时，皇上拿出真德秀的《心经》说：“真某的这部书，朕在深夜阅读后很赞赏，卿应当为它作序。” 它受到重视的程度就是这样。《文献通考》题作《心经法语》，与《书录解题》相合，大概是同一本书而有两个名称罢了。明代程敏政曾为它作注，但怀疑其中有引用真德秀《西山读书记》的内容，并非德秀原文。大概是后人又有所增益，不是旧本的原貌。《政经》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真德秀撰写。先摘录典籍中论述政事的话，列在前面；再把实行政治的事迹列在后面，题作“传”以示区别；末尾附有当时的近事六条，称为“附录”。其后又收载真德秀任长沙帅时的咨呈，以及任泉州知军事时的劝论文、任长沙帅时劝民间设置义仓的文章、任福州帅时的晓谕文等篇，大概都是后人增补的，正如《心经》中引用《读书记》的情况一样。真德秀虽然自命为大儒，但决不敢把自己的条教题作“经”。据《宋史·道学传》，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时，以“廉、仁、公、勤”四字勉励僚属；又设置惠民仓、社仓。他任福州知州时，告诫所属不得滥施刑罚、横征暴敛，不得徇私贪财。真德秀在朝廷任职的时间较短，他的政绩大多在出任外职时取得，所以留心民间疾苦，撰成这部书。他的门人王迈作序说，先生第二次任温陵时，撰写了《政经》。考察真德秀第二次任泉州是在理宗绍定五年，这应当是他晚年的作品。王迈又说，赵时棣任法曹时，早晚与真德秀相处，因此得到这部经书；实际上他在四方门人中最早得到此书，但四方门人也未必都见过。《书录解题》记载《心经》而没有提到这部书，难道是《心经》较早流传于世，而这部书较晚出现吗？还是因为真德秀名望很高，好事之徒便假托他的名义来撰作呢？真伪既然无法考究，而书中言论又没有违背儒者之道，所以姑且把它与《心经》一并保存。《项氏家说》十卷、《附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项安世撰写。项安世有《周易玩辞》，已经著录。这大概是他读经史时逐条记录所得，积累而编成的书。考察嘉定辛未年，乐章作《周易玩辞后序》说：“项公过去触犯权臣，被排斥十年，闭门谢客，足迹不曾越过门槛。他专心思考经史，专意著述，写成了几部书。等到战事开始、边境告急，他奉命起用，独自担当一方事务。对外抵御侵凌，对内巩固根本，成就卓著。”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项安世在庆元年间获罪时，谪居江陵，闭门潜心治学，日常起居不出一室，即使送迎宾客朋友，也从未越过门槛。这样看来，这部书就是庆元年间被排斥居住江陵时所作。项安世的学问兼具体用，通晓治国之道；他解释经书不崇尚空言，考订异同、考察是非，往往能够洞见根本，远远超过同时代各家。这部书见于《宋史·艺文志》的有十卷，附录四卷，另外还有《孝经说》一卷、《中庸说》一卷。《书录解题》的记载也相同。自明初以来，其刻本长期散佚，如今只有部分内容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中。

译核查其中所载内容，多数还涉及说经、说事、说政、说学等篇名，而且每一条又各有标题。原书的体例大致可以看出，篇章卷帙也还保存得较为完整。现谨按类别编排。经学部分按照各经的文字次序排列：卷一、卷二都讲《易》，卷三讲《书》，卷四讲《诗》，卷五讲《周礼》，卷六讲《礼记》，卷七讲《论语》《孟子》等。这些是说经篇，共七篇。第八、九、十三卷则先列说事篇，其次是说政篇，再次是说学篇。虽然原来的目录已经不存在，未必完全符合旧本。但陈振孙说此书“九经都有论著”。第八卷以后杂论文史政学，编排次序大概也不会相差太远。陈振孙又说，附录包括《孝经》《中庸》《诗篇次》《邱乘图》，这些原本各自是一部书。如今在各类中重复出现，似乎附录四卷本是分成四种单行本，后来又取来附在《家说》之后。现在检索《永乐大典》，只有《孝经说》《中庸臆说》两部书，而《诗篇次》《邱乘图》没有收入。怀疑它们当时已经散佚，无法考订补充。现谨依据尚存的内容，仍合编为附录二卷，编列在末尾，以大略恢复原书的旧貌。《先圣大训》六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宋代杨简撰写。杨简有《慈湖易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搜集孔子的遗言，编排成五十五篇，并分别作注。钱时作杨简行状说：“他从胄监回乡后，在家闲居十四年，在德润湖边筑室居住，更名为慈湖。开始选取散见于各种杂说中的先圣大训，刊正讹误，辨别诬妄，汇集编成六卷，并为之作解，就是这部书。”杨简的学问出自陆九渊。嘉泰二年，他拟写辞谢入朝的奏札，说：“臣希望陛下就凭这颗虚明而不起意念的心来施政，不增不减，自然没有什么不能照察。”嘉定三年入对时，他称说舜的道心明察，心就是道。孔子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按：这句话依据《孔丛子》的文字，实际上《尚书大传》中先有此语，并没有说是孔子的话；伪造《孔丛子》的人剽窃了这段文字，却假称出自先圣。现谨附记订正于此。）孟子说：“仁，就是人的心。”这颗心虚灵明澈，没有固定形体，广大无边；日常的行为作为无不处于变化之中，虽然无所思、无所为，却能照见万物。考察杨简立论的宗旨，已经开启了新会、馀姚一派的学说。因此他为这部书作注时，往往借机抒发心学见解，未免有所牵强附会。不过自秦、汉以来，各家诡异偏激的言论、纬候中的怪诞说法，没有一种不假托先圣来增加分量，内容庞杂污秽，对圣道的危害越来越深。学者喜爱博杂、嗜好奇异，不能一一加以辨别取舍。杨简编写此书，删去虚妄之说而取其精纯，删落琐碎而保存其正大；其中字句的异同、文义的错乱，也都加以参校斟酌，使之归于正确。与《薛据集语》相比，此书颇为典雅精核。寻求洙泗遗文的人，固然应当把这部书视为深入探寻的渊源。《黄氏日抄》九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震撰写。黄震有《古今纪要》，已经著录。这部书原有九十七卷：其中读经三十卷，读三传和读孔氏书各一卷，读诸儒书十三卷，读史五卷，读杂史和读诸子各四卷，读文集十卷，共六十八卷，都是评论古人的；第六十九卷以下，收有奏札、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等，共二十九卷，都是黄震自己所作的文章。其中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九卷原本都已缺失，所以现存的实际是九十五卷。黄震与杨简是同乡，杨简学习陆氏之学，黄震则自立朱氏之学，彼此不相附和。这部书是他随读诸书随笔札记，并用自己的见解加以判断。有的只摘录切要的几句话，有的一个字也不摘，只保存标题，还有的连标题也不保存，只摘录一两个字。全书大旨在学问方面排斥佛、老，从陆九渊、张九成往上追溯到杨时、谢良佐，认为他们都夹杂禅学。即使朱子校订《阴符经》《参同契》，也不能没有疑问。在治国方法方面排斥功利之说，对王安石极力诋毁。即使朱子说《周礼》可以达到太平，他也不敢马上相信。至于其他解释经义的地方，有时引用各家来辅翼朱子，有时舍弃朱子而采用各家，也不固守门户之见。黄震学习朱子，正如朱子学习程氏一样，反复阐发，务求正确，并不是自己没有所得，只是借助他人声望来抬高身价的人。《北溪字义》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陈淳撰写。陈淳字安卿，号北溪，是龙溪人。嘉定十年授任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还没有赴任就去世了。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他的门人清源人王隽记录的，把《四书》的字义分为二十六门，每次拈取一个字，详细论述其源流原委，旁征博引、互相证明，以畅达自己的论说。最初由永嘉赵氏刻印，后来又有清漳本，在宋淳祐年间刻成，就是九华叶信的原本。旧版散佚，明弘治庚戌年才重新刻印。又有四明丰庆本，增删各不相同。近来只有桐川施氏本较为详备，但《大全》所引用的内容，也有施氏本没有收入的。这部本子是本朝顾秀虎校正各本异同，又把散见于其他书中的内容辑录为补遗一卷。另附严陵讲义四条：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工节目、读书次第。这是陈淳嘉定九年参加待试后回乡，经过严陵时，郡守郑之悌请他在郡学讲学所作。考察陈淳同时有程端蒙，也撰有《性理字训》一卷，其大旨也与陈淳相同。然而这部书颇为浅陋，所以赵汸答复汪德懋《性理字训》疑问的书中（按：《汸东山集》误作《性理字义》），称它是为初学者设置的。现在只收录陈淳的这部书，而程端蒙的书姑且附存其书名。《准斋杂说》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吴如愚撰写。吴如愚字子发，钱塘人。年轻时因父亲的恩荫补授承信郎，任福州连江商税监。后来调任常熟，解除职务回乡。嘉熙二年，经丞相乔行简奏荐，改授承信郎，差遣充任秘阁校勘。

译他三次上疏辞免，朝廷特意转授秉义郎，并给祠禄。其任职履历见于《馆阁续录》和赵希弁《读书附志》，但《宋史》没有为他立传，所以他的生平事迹大多不详。现在考察徐元杰《楳埜集》中有一篇所作的吴如愚行状，详细铺陈了他的事迹。大略说吴如愚孝顺友爱、忠厚宽恕、安于贫困而以求道为乐，义理明白而品行修养良好。他所作的各种著述，在学问方面都有很深的个人所得。另有《易诗》《书说》《大学》《中庸》《论孟》及《阴符经解》等书，都已经散佚不传。这部书也长期没有流传于世的刻本，只有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还保存四十多篇，大体都是研究理学的文章。徐元杰又说，吴如愚早年曾留心清净之教，共有三四年；后来忽然彻底放弃所学，专心讲求圣道。这样看来，吴如愚的学术最初也稍稍涉及禅学。他解释《大学》时，以“格物”为“格正”作训释；明代王守仁《传习录》所说“格物”如同孟子所说“格君心”的“格”，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吴如愚首先提出的。他似乎想坚定地独自树立一家之言。然而吴如愚平时曾说，充塞天地的都是实理，流行于万世的都是实用，只有竭尽心力、认识本性，才能使实理融通而实用贯通。他用功致力，实际以体用兼备为主，不陷入虚无。因此他剖析义理，如辨析天理与人欲、论述三畏四勿等，无不阐发得深刻透彻；在宋末儒者中，他的造诣较为平实。徐元杰又说，永嘉人陈昉亲自接受吴如愚教诲而不知疲倦，得到他的著述后，回去就加以记录，刻成一部书。临川人罗愚又在广右漕台重新刊刻，流传更加广泛。这部书大概就是陈昉辑录的，长期经过刊刻流布，在当时很受重视。现在检查行状，其中记载吴如愚另有《践形》《践迹》等说法，已经不在《永乐大典》中。这样看来，现存辑录的内容也不免有所缺失。不过大略还保存着。现谨加以编次，编成一帙，分为二卷，仍然可以考见其大概。《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熊节编，熊刚大作注。熊节字端操，建阳人，官至通直郎、知闽清县事。熊刚大也是建阳人，曾受业于蔡渊、黄榦。嘉定年间考中进士。自称是觉轩门人，掌管建安书院朱文公等先贤的从祀祠。他的仕宦经历则无法考知。注中称“近年皇上亲自挥笔书写《白鹿洞规》，来赐给南康”，由此可知他是理宗时人。熊节曾受业于朱子。这部书采集宋代诸儒的遗文，分类编排。开头列有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涑水、考亭的遗像及传道支派，接着依次为赞、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辨、论、图、《正蒙》、《皇极经世》、《通书》、文，最后以七贤的生平事迹结束。书中列入司马光一人，这与后来讲学诸家的论说大不相同。考察朱子在绍熙五年冬天修筑竹林精舍，率领诸生在那里向先圣先师行舍菜礼，并把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李侗七位先生列为从祀对象。文集中载有他的祝文，其中说：“邵氏、张氏，以及司马氏，虽然学术道路不同，道却同归一处。” 可见朱子排列学统，本来就把司马光列在其中；后来门户日益分裂，讲学者才排斥并删去了他。熊节亲自受业于朱子，所以还不敢任意发表过高的议论。书中所收文章也以七贤为主，同时偶尔收录杨时、罗仲素、范浚、吕大临、蔡元定、黄榦、张栻、胡宏、真德秀的作品。上溯到范质，是因为朱子编《小学》时曾收录他的诗。旁及苏轼，则是由于司马光行状的缘故，并不是因为苏轼本人。明永乐年间，诏令编修《性理大全》；其中收录诸儒的言论，都是依据《近思录》加以扩充的；所收诸儒文章，则是依据这部书加以扩充的，连“性理”这个名称似乎也沿用了本书的旧称。这样看来，这些文章虽然常见，但毕竟也像制乐者所用的苇管、造车者所用的椎轮一样，具有创始作用。熊刚大的注，大概是为教训童蒙而设，浅近得很，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因为它原来就附在这部书中一同流传，所以姑且一并著录，以保存原貌。△《东宫备览》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陈模撰。陈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庆元二年考中进士。嘉泰二年授任秘书省正字。嘉泰三年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开禧三年又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嘉定二年授任校书郎，仍兼任检讨。他的历任官职和生平始末见于《馆阁续录》。这部书是他任正字时进呈的。它汇集经史旧文中有关教导太子的材料，编成一书。全书分为二十条，分别是“始生”“入学”“立教”“师傅”“讲读”“宫僚”“择术”“广诲”“谨习”“主器”“正本”“问安”“友悌”“戒逸”“崇俭”“辨分”“正家”“规谏”“几谏”“监国”。分支细密，次序详明。书前有进书表一篇、序一篇；又有上给宰相的札子，申述二十多条，其中选择妃嫔、简选宫僚、谨慎游习三条尤其是切要事务。书前还冠有改官省札和诰词，并把它同温峤的《侍臣箴》相比，可见当时十分重视这部书。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陈谟《东宫备览》一卷，然而进书表和序都说分为六卷，因此《宋史》中的“陈谟”应是文字错误。现存本第二卷“讲读”条缺一页，“宫僚”条缺一页，第六卷“监国”条缺一页。如今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勘，也只好姑且照旧著录。△《孔子集语》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宋代薛据撰。薛据字叔容，永嘉人，官至浙东常平提举。林德阳《霁山集》有《二薛先生文集序》，说：“薛氏世代治学，大概已有三百年。玉成公向慈湖杨敬仲求学，刊华据实，仍然承接程门的余绪。伪学禁令兴起后，他独力捍卫圣道，撰写《伊洛源流》，分别为诸人作谱传。又把弓冶家传授给儿子叔容公；他志向宏大、努力坚毅，承担起千年的传承。感念圣人已远、言论将要湮没，于是撰成《孔子集语》二十卷，就是这部书。”这个版本只分为二十篇，只有三卷。大概旧本以一篇为一卷，后来被后人合并了吧。书中所列的书籍共有三十多种。凡例说，《曾子》《大戴礼》《孔丛子》《孔子家语》四部全书，以及《左氏》《庄子》《荀子》《列子》，一概不予采录；只有在其他古书中见到的材料才采录。然而《孔子世家》列在正史中，并不比《孔丛子》《孔子家语》偏僻；而且既然说不录《大戴礼记》，颜叔子篇第十二又引用其中一条，也自行破坏了自己的体例。至于引用《说文》中“黍可以酿酒，是禾进入水中”“一贯三为王”“推一合十为士”等语，把几条合并成一条，意义彼此不连贯，更是失于编次。其他如《韩非子》的《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下》《难一》《难三》等篇，可以采录的几乎有二十条，而本书引用的只有三条。又如《淮南子》的《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人间训》《泰俗训》等篇，可以采录的不下十多条，而本书引用的也只有三条。由此可见，其余遗漏的地方也大致可以推知了。又如文翔凤《云梦药溪谈》摘录“五酉”一条，引用《搜神记》却隐去出处，并且把“五酉”误作“五酋”，所以内容驳杂、文字错乱，也是难免的。只是书中所录还有很多秦、汉古书的残篇断句，有时可以借此使它们勉强保存下来。因此考证古书的人也不能废弃它。△《朱子读书法》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洪、齐<臣灬>同编。张洪字伯大，齐<臣灬>字充甫，都是鄱阳人。二人的事迹都无法考知。据张洪自序，咸淳年间他在四明分教，齐<臣灬>恰好客游浙东，于是二人共同商讨订正这部书，并把它刻印在鄞县学宫。这部书本来是朱子门人辅广编纂的。巴川度正曾嘱托遂宁于和校刊。鄱阳王氏又扩充为后编，张洪和齐<臣灬>又据此加以补订。以辅广的原本列为上卷，把后来续增的内容列为下卷。全书都把文集和语类中的材料排比编缀，分门归类。虽然只是搜集、抄取和剪辑旧文，不足以称为著述，但条理分明、纲目井然；对于朱子一家的学说，也可以说是深思研究过了。元代的刻本已经不存。至顺年间，江南行台御史赵之维在集庆路学重新刻印，所以《永乐大典》把全书收入其中。原来的卷次已经无法考知。现在斟酌篇幅，将它分为四卷，使讲习新安之学的人有所考证。△《家山图书》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永乐大典》题作朱子所撰。现在考察书中引用的各种说法，有“文公家礼”，并且有称朱子的话，那么显然不是朱子亲自编定的。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家山图书》是晦庵私淑弟子的作品（按：‘弟子’二字，刊本误倒了次序，今已改正），大概是散佚的书。李晦显翁从刘世常平父那里得到它，刘世常平父又从鲁斋许文正公那里得到它。这部书把《易》《中庸》《古大学》《古小学》参列在图中，并且对于修身宗旨的纲领分条说明，极其详尽。这部书很可惜不常见，应当刊印流布，以扩大它的流传。”钱曾家所藏的旧本，早已失传。世上没有刻本，这部书也就散失了。只有《永乐大典》还完整载录了它的原文。然而书的开头列的是《小学》本旨图，中间多是《曲礼》《内则》《少仪》的内容，与钱曾所说把《易》《中庸》《古大学》《小学》参列在图中的体例略有不同。想来这部书是诸儒相互传抄流传时，彼此有所增删，流行于世的并不是同一个版本吧。不过概括它的宗旨，还是一致的。这部书先列图，后作说明，依据《礼经》，按类别标出标题，文词义理清楚。从入学直到成人，依次叙述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宾礼，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等各种仪节，极为详尽完备。其中负剑<召辛>咡以及乡饮、五御等图，尤其足以补充聂崇义所未涉及的内容。大概《朱子小学》一书详于义理，而这部书则详于名物、制度和数量方面；两书相辅而行，根本与枝末彼此资助，内在修养与外在仪节兼顾，对童蒙教育都有很大帮助，是不能偏废其中一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