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四 集部十七

译卷一百六十四　集部十七。别集类十七。《庸斋集》六卷（《永乐大典》本）。宋代赵汝腾撰。赵汝腾字茂实，“庸斋”是他的自号。他是宋太宗的七世孙。居住在福州。考中宝庆二年进士。历任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任翰林学士承旨。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的文集，《宋史·艺文志》和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厉鹗《宋诗纪事》记载宋代宗室共七十五人，也没有赵汝腾的姓名。只有《永乐大典》各韵部中收入赵汝腾的文章，有的题作《赵庸斋集》，有的题作《庸斋蓬莱阁紫霞洲集》，又有的题作《庸斋琐闼集》。但旧序已经散佚，卷目次序无法再考。谨慎地搜集残缺篇章，整理编次成书，分为六卷。篇章不多，可以不必繁列名目，统称为《庸斋集》，以便归为一部。赵汝腾生长在朱子的故乡，所以承接并追溯朱子学说的余波，很能讲论学术。然而史书称他坚守正道而不屈服；他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时，上疏极力论说奸佞谄谀、专事兴利的臣子损害国家根本，并规劝切责理宗偏私地恩惠小人。如今集中《壬子六月内引第一劄》《第二劄》，就是那两篇奏疏的全文。反复陈说，详细明白，深深切中时弊。又在集中《内外制序》中自称：“曾经因为起草诏制触犯史嵩之而被逐出国都。” 又说：“当时有无罪被贬谪的人，如王三俊、李伯玉之类，都把诏书留在黄门而不下发；我上疏申诉营救，施行这件事后来遂成为定例。”由此可见，他的气节高峻，确实不愧为朱子的门徒，不是那些借朱子门墙来装点自己的人所能相比的。只是周密《癸辛杂识》说：“赵汝腾任从官时，极力推荐三衢徐霖担任著作郎，甚至把他比作范文正公。但徐霖举止怪诞，妄自尊大。徐霖之所以肆无忌惮，都是赵汝腾纵容他的狂妄。徐霖甚至称赵汝腾为大宗师，称自己为小宗师，彼此递相提携。徐霖被逐以后，赵汝腾自己也感到不安，于是请求外任。”等等。考察集中，赵汝腾与徐径坂唱和的诗最多，径坂就是徐霖的字。他的《赠詹生谒径坂》诗说：“瞻彼径坂，今之泗水。”又有《赞径坂使君柯山讲席之盛》诗说：“立天地心鸣道铎，开生灵眼识师儒。”这些推崇赞美的话，实在荒诞无耻，由此可知周密所记并非虚妄。这正是宋末士大夫崇尚道学、矫激求名所造成的弊病。考察这部集子，确实足以作为千古明亮的鉴戒。《文溪存稿》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李昴英撰。李昴英字俊明，是番禺人。宝庆三年廷对第三名。淳祐初年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后来致仕。去世后谥号忠简。文溪是他退居的地方。张端义《贵耳集》记载：“李昴英最初任临汀推官时，陈孝严激起军队变乱，他拿出全部家产将其安抚平定。曾冶任广帅时，激起曾忠之变，崔菊坡到城下借用经略使的印信进行安抚晓谕，李昴英缒城进入贼军之中，向他们说明祸福，五羊城的城郭才得以保全。” 贼军到了肇庆便被捕获，朝廷记录功劳时把他列为首功，授任荣王府教授。他极力推辞，不肯任职，只说自己一向没有学问，难以改变人的气习。士大夫舆论认为这是对的。”等等。由此看来，李昴英大概具有办事济务的才能，又能坚定自守。后来他弹劾史嵩之、赵与，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并非没有来由。这部集子是元代至元年间他的门人李春叟编纂的，共有奏稿、杂文一百二十二篇，诗词一百二十五首。明代成化年间重刻，陈献章为它作序。他的文章质朴实在而简练刚劲，正像他的为人。诗中间或有粗俗的语句，没有脱离宋代格调，但骨力劲健，也不是柔靡软弱的声音。大概文章是作者心声的表现，他刚直的气概自然流露，无法掩饰。《彝斋文编》四卷（《永乐大典》本）。宋代赵孟坚撰。赵孟坚字子固，自号彝斋，是宋太祖的十一世孙。他的先祖以安定郡王的身份跟随高宗南渡，家居嘉禾的广陈镇。但赵孟坚在自己所作的告墓文中，又写作“广成”。大概是俗语沿用，起初并没有固定的字样。元代《嘉禾志》记载：“广陈镇在海盐县东北九十里。”那么赵孟坚应当是海盐人。有人把他写作嘉兴人，是错误的。赵孟坚以宗室子弟身份考中宝庆三年进士。他好学，擅长书法，喜欢收藏名家书画，当时人把他比作米芾。直到今天，他遗留下来的墨迹仍在流传，人人都能知道他的姓名。只是他的生平始末，各种书籍记载往往不同。如周密《齐东野语》说，他最终任提辖左帑，死后有严陵之命。这就是说赵孟坚死于宋代。而姚桐寿《乐郊私语》说：“赵孟坚进入元朝后，不喜欢做官，隐居避客。他的堂弟赵孟頫前来拜访，坐定后，问弁山、笠泽好不好。赵孟頫说好。赵孟坚说：‘弟弟怎么能忍受山泽这样美好呢？’赵孟頫离开后，他让人把赵孟頫坐过的坐具洗濯干净。”等等。这样说来，又好像赵孟坚在元初还活着。两种说法相互矛盾，差别很大。现在考察赵孟坚《甲辰岁朝把笔诗》中有“四十五番见除夕”一句，按干支倒推，他应当生于庆元己未。到宋朝灭亡时，总共相隔七十八年。赵孟頫在元朝做官还在这之后，赵孟坚必定不可能见到他。又考察朱存理《铁网珊瑚》所载赵孟坚《梅竹谱卷》，其中有咸淳丁卯叶隆礼的跋文，写道：“我从江右回来，正要同他校正，而子固已经死了。” 这篇跋是叶隆礼的亲笔，所说的话可信。由此可见，赵孟坚死在丁卯以前，更加确凿，也足以证明姚桐寿的说法是荒诞的。至于他历任官职的次序，其他书没有记载。但从他在诗文中的自述可以看到，例如他曾任湖州掾，后来进入转运司幕府；又知诸暨县，因御史进言而罢官归家，这些都清清楚楚可考。唯独没有说到他曾任朝官。《宋诗纪事》却说他在景定初年升任翰林学士，不知道依据的是什么。关于他的文集，《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只有明代《秘阁书目》记载有四册，但世间早已失传。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补缀，整理为四卷。大体都清远脱俗，和他的为人相似。虽然只是残存的玉璧碎珪，但他的风流文采还没有泯灭，也足以同他的书法绘画一起流传而不朽了。《张氏拙轩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张侃撰。张侃字直夫。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书。根据集中自称邗城人，又称淮海人来看，应当是扬州人。然而从《宝祐维扬志》以后，凡是记载广陵人物的书，都不曾列举他的姓名。只有钱溥《秘阁书目》记载有《张拙轩初稿》四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记有张侃《拙轩稿》四卷；但《宋艺文志》《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宋人的《江湖》前后诸集以及近来选录宋诗的书，也大多没有涉及他。这样看来，他在世间湮没无闻，大概已经很久了。现在《永乐大典》各韵部中还保存了不少他的诗文，有的题作《拙轩集》，有的题作《拙轩初稿》。核对书名，与钱溥、焦竑的记载相合，应当就是这部书，只是他的身世已经无法考见。现在根据集中谢楼监丞为他的父亲所作的一篇行实，反复参照核验，知道张侃就是开禧年间知枢密院张岩的儿子。考察《宋史》，张岩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升任掌管枢密院的官职，督视江淮军马。书中称他的父亲谋划两社、出任军队统帅，历任官职也都相符。又记载张岩附和韩侂胄，因用兵失败，御史弹劾他朋比奸邪、贻误国事，于是被夺去官职。书中说，他的父亲只是以和为主，来使国家安定；有人也许没有察觉这一点，反而极力诋毁他，等等。这些话都是替父亲辩白的，更足以同关于岩的事情相互印证。史书又称，岩家本来是大梁人，后来迁居扬州；绍兴末年渡过长江，居住在湖州。考察集中《归来诗》，其中有“结亭苕水旁”的句子；《江淮录跋》中也有“吾家近西塞”的话。由此可知，他是在吴兴置宅居住的，这一点尤其有确实的证据。至于他的生平仕宦经历，虽然没有全部记载，但考察他的诗文，可以知道他曾任常州奔牛镇酒税监，后来升任上虞丞，大致情形也略可见了。岩因为谄媚权奸，得以身居显要，受到世人诟病；而侃却独自保持萧散的志趣，沉浮于低级僚属之间。他所交游的人，如赵师秀、周文璞等，都是吟咏自娱、恬静而不争的人。因此他的作品格律也多清新俊秀、圆转流畅，时常有闲适淡泊的意味。虽然还不能开辟新的门径、自成一家，但他的文集久已散佚，如今仅存，实在是世人未曾见过的书。谨慎地加以编排订正，厘定为六卷，使谈论宋诗的人还能够知道他的姓名。《灵岩集》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唐士耻撰写。各书都没有记载唐士耻的爵位、籍贯和生平始末。考察《金华志》，其中有灵岩山，山上有灵岩寺，是梁代刘孝标的旧宅。他的文集以“灵岩”为名，与这座山相合。集中有《两溪诗》，据《金华志》所载，两溪就是金华的瀫溪。那么唐士耻应当是金华人。集中又有《府判何公行状》一篇，府判名叫何松，字伯固，就是金华何基的祖父。唐士耻的母亲是何松的妹妹，唐士耻又娶了何松的女儿，这也是他们世代籍贯在金华的证据。考察金华诸唐氏，唐尧封最早登进士第，时在绍兴二年，后来累官至龙图阁朝散大夫。他的儿子唐仲温任饶州教授，唐仲义任乐平主簿，唐仲友任台州知州，都在绍兴年间登进士第。唐仲友又考中宏词科。唐仲友有三个儿子，名叫士俊、士特、士济，也都同何氏结为姻亲。此事见朱子所作《考仲友第三状》。集中《通吉守史弥忠启》说：“大父朝迹之累年，尝在王国履簪之列；先世符麾之昔日，又联金昆羁靮之游。”上联似乎是说唐尧封任朝散大夫时的事，下联似乎是说唐仲友任台州知州时的事。考察他们的世系，大概是唐尧封的诸孙、唐仲友的侄子。只是他究竟是唐仲温的儿子，还是唐仲义的儿子，就无法详细考知了。他可以考见的官阶，集中有《谢许南丞荐举启》，其中说：“只是凭借门荫调补，玷污了士人之流。”又有一篇启文说：“从前因为受到荫庇，常常掌管簿书。”《通罗守启》中说：“牵连任职于县属，担任审理狱讼的掾吏。”又有《交代张司理启》一篇。其他书信大多说：“冒昧地掌管理曹，主管五听。”由此知道，唐士耻凭借门荫入仕，经荐举后改授官秩，曾任丞、倅等掌管刑狱的官员。他的仕宦经历可以考知的地方，有吉州、临江、建昌、万安，由此知道他历任的官职都在江右诸郡。他的文字中可以考见的年代，上自嘉定，下至淳祐，由此知道他是宁宗、理宗时的人。其他情况，集中没有明确文字可考，就无法查考了。集中所收制诰等作品，完全没有写出授官者的姓名；即使表、檄、箴、铭、赞、颂等篇，也都是模拟创作。篇题所涉及的时代，上自羲、轩，下至汉、唐，间或取材于北宋八朝和南渡初年的时事。考察宋高宗设置词科，共有十二种题体：制、诏、诰、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其中杂取六种，分为三场。每场的文体，一种仿古，一种用今体。唐士耻所作，大概就是为应备词科而写的。唐仲友曾著《词科杂录》，唐士耻也许是受到家学熏染，世代擅长这一方面吧。文集早已失传，不仅《宋史》不予著录，地方志书也没有登记他的姓名，所以谈论文章的各家大多没有提到他。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辑录，编次为十卷，并把代人所作的文章按类别附在其中。反复诵读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其学识广博、见闻完备，古代文章的遗泽斑斓可见。这不是南宋末年那些凭空臆断、驰骋空谈的人所能望其边际的，不能因为他的姓名没有显著流传，就忽视这部集子。《玉楮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岳珂撰写。岳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收诗三百八十五首，编年起于理宗嘉熙戊戌年，止于庚子年。岳珂在《桯史》中说，绍熙壬子年他十岁，那么这部集子就是他五十八岁时编成的。书名叫《玉楮》，大概取自《列子》中刻玉作楮叶，三年才完成的意思。考察岳珂在绍定癸巳年元夕于京口观灯，因而作诗涉及祐陵的事情。韩正伦怀疑他借此讽刺自己，于是构成嫌怨，以其他罪名陷害他。恰逢事情真相大白，他得以获释，到戊戌年又被召回任用。因此集子的第一篇有“五年坐奇谤”的话，其他诗中也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诗只记录这三年的作品，实际原因就在这里。《自叙》说：“树木因为不成材而长寿，大雁因为不鸣叫而被弃，犠尊因为青黄斑纹而丧失，大<夸瓜>因为浮游而获取。”大概是这些话有所感慨吧。虽然有时伤于浅露，缺少诗人反复咏叹的意味，但气象轩昂爽朗、胸襟磊落，气度格调也有可观之处。王士祯《居易录》称，这部集子流传极少，安邱张贞得到高唐王氏的旧抄本，便抄录下来传播，这大概也是难得一见的书册了。《梅野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徐元杰撰写。徐元杰字仁伯，是信州上饶人，绍定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国子祭酒、权中书舍人，拜工部侍郎，谥号忠愍，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徐元杰刚直敢言，不回避权势。史嵩之被重新起用时，徐元杰极力上书攻击他，最终使成命被搁置。后来徐元杰因突然得病去世，人们都认为是史嵩之毒害了他。台谏官和太学生们都上疏为他申诉冤屈，诏令设置狱案追查审理，最终仍不能查明真相。本传记载了不少这件事，而周密《癸辛杂识》所记尤其详细。这部集子旧有赵汝腾作的序，也极力说徐元杰死因不明令人悲痛，并说奸邪小人承担了审理狱案的责任，大概是指侍御史郑寀。然而据《癸辛杂识》，郑寀实际上首先替徐元杰申诉冤屈，只是没能查明并纠正这起狱案；而赵汝腾却突然以奸邪反复之人斥责他。大概当时朝廷内部彼此水火不容，任意排斥异己、互相依附，局势像沸汤中的羹、乱鸣的蝉一样纷扰，始终没有定论。仅从这一件事，也大致可以看出宋朝纲纪不立的情况了。这部集子没有收入《宋史·艺文志》。看徐元杰之子直谅的跋语，原来是景定二年直谅任兴化州知州时刊刻的，原本二十五卷，后来久已失传。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次，厘定为杂文十一卷、诗词一卷。仅存原书的十分之五六，但本传所列的奏议，篇目都还保存着，仍然可以知道大概。其中如《戊戌轮对劄子》，是他任校书郎时所上；《甲辰上殿劄子》，是他任左司郎官时所上。他论说济王应当设置后嗣、应当戒止并抑制骄奢、对于敌国外患应当以宗社为念，都恳切地进献忠言，言辞意旨诚恳周到。他的《白左揆论时事》数篇书信，是受杜范邀请而作，也多涉及国家大计，凡应说的话无不说尽。虽然他早年曾同陈文蔚、真德秀交游，有时难免过分拘泥古义，稍显拘谨迂腐，但不能说他不合乎正道。周密《浩然斋雅谈》记载，徐元杰的母亲张氏能作诗，有“不知帘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几枝”的句子；但徐元杰的诗却很是质朴粗拙。大概真氏以文章正宗自持、立论如此，徐元杰也虔诚地遵守老师的学说吧。《耻堂存稿》八卷（永乐大典本）。宋代高斯得撰写。高斯得字不妄，是邛州蒲江人，绍定二年进士。李心传征召他任史馆检阅，后来升任秘阁校勘。历任端明阁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任参知政事。后来被留梦炎构陷，罢官后以祠禄官闲居。宋朝灭亡后，隐居在苕霅之间而死。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高斯得的父亲高稼，端平年间任沔州知州，与元兵作战而死。高斯得能够以忠孝继承家风。他在朝廷任职时正直敢言，把话说尽，只以培养国家根本、抨击奸邪为志向。本传记载他所论奏的事情有十多件，大多切中当时的要害。如今集中只保存奏疏十篇，同本传相比，已经不能没有遗漏了；但对于宋末政治废弛、欺骗蒙蔽的现象，他都痛切地加以陈述，凛然足以作为警戒。至于他的生平遭遇，早年受阻于史嵩之，中年受困于贾似道，晚年又被留梦炎排挤。虽然登上政府高位，却不能大力施展自己的志向。他怜悯时局、忧虑国家的心情，全都寄托在诗中。虽然抒写胸中感受时有些率直浅易，用韵也时常有出入，但感怀咏事，自然有白居易讽谕诗的遗风。如《西湖竞渡》《三丽人行》等诗，都拾取了《奸臣传》中遗漏的事情。《雷异》《鸡祸》等篇，也可以补充《五行志》中没有记全的内容。要考察宋末故事，这些诗也足以称为诗史了。考察本传记载，高斯得所著有《耻堂文集》，明代叶盛《菉竹堂书目》中也有《耻堂集》七册，但都没有说有多少卷，后来便亡佚不传。厉鹗编撰《宋诗纪事》，也没有收录高斯得的姓名。现在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搜集拾取，编排次序，厘定为文五卷、诗三卷，用来保存其大概，并仍把元代龚璛的《原序》置于卷首。《秋崖集》四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方岳撰写。方岳字巨山，号秋崖，是歙县人。绍定五年进士。淳祐年间任赵葵的参议官。调任南康军知军时，因为杖责舟卒而触怒荆帅贾似道。后来任袁州知州，又触犯丁大全，被弹劾罢官归乡。他的文集世间有两个本子：一是《秋崖新稿》，共三十一卷，是根据宋宝祐五年刻本影抄的；一是《秋崖小稿》，其中文章四十五卷、诗三十八卷，是明嘉靖年间他的后代方谦刊刻的。现在拿两个本子互相参校，嘉靖本收载得较为完备；然而宝祐本有而嘉靖本没有的诗文，也还各有几十首。另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题作《秋崖小简》，比本集多出书札六首。谨慎地删去重复内容，按类别合并编排，合成一部集子，刊定为四十卷。方岳才思锋利。洪焱祖作《秋崖先生传》，说他的诗文四六不采用古体或近体的固定格式，而是随意构思，语言有时像天然生成。可以说把他的长处和短处都说尽了。总的说来，他的名言俊句接连而来，尤其擅长骈体，可以同刘克庄并列高下。集中有《在淮南与赵葵书》，列举赵葵统领军队的过失，言辞非常恳切正直，也不失为忠告。至于赵葵的哥哥赵范任帅时违反军纪，导致襄阳失守，关系重大，他的罪过也不小。方岳因为身居赵葵幕府，所以写信委婉地替他宽解。把这封信收入集中，未免有违心之辞了。《芸隐横舟稿》一卷、《芸隐倦游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代施枢撰写。施枢字知言，“芸隐”是他的号，丹徒人。嘉熙年间曾任浙东转运司幕属，又曾任越州府僚。《横舟稿》卷首有嘉熙庚子年所作《自序》一篇；《倦游稿》前面有丙申年所作《自序》一篇。考察其中的纪年，《倦游稿》应当编成于《横舟稿》之前，但原本却把《横舟稿》列在前面。厉鹗《宋诗纪事》也只收载《横舟稿》，没有提到《倦游稿》。大概因为《横舟稿》的篇章较多，所以以它为主，而《倦游稿》只是按附载的例子收入。宋人编纂《江湖小集》时，已经收入他的诗。这是他的另行刊本。别集中有《漕闱揭晓后述怀》一首，大概他当时曾参加进士考试却没有考中。他的《自序》说：“像浮萍一样漂泊而不受拘束，常常因此有所感而作诗；至于写到市桥见月的句子，仿佛有所领悟。”

译现在考察集中《见月诗》说：“楼台重叠、翠色环绕着清溪，淡云边挂着一弯月。走到市声相接的地方，靠着桥边的灯火还没有亮多久。”这也只是平常的吟咏，没有看出有什么超凡高妙之处，不知道为什么竟这样自我夸耀。至于其他登临、酬答、赠别的作品，虽然缺少气势格调，但神韵还算清新婉约。在江湖诗派中，本来仍然算是平庸之中的优秀者。《蒙川遗稿》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刘黻撰写。刘黻字声伯，号质翁，乐清人。淳祐初年，因为考试入太学，上书朝廷指责丁大全，被送往南安军安置。丁大全失败后，朝廷召他回来参加廷试，他又因为对策触犯贾似道，再次受到压制。后来他由昭庆军节度掌书记授任学官，提升为御史。历任官职至吏部尚书，因母亲去世服丧而解除官职，此后便没有再被起用。适逢宋朝灭亡，二王航海，刘黻追随他们进入广南，到罗浮时去世，谥号忠肃。他所著有《谏坡奏牍》《薇垣制稿》《经帷纳献》等书，航海时随身携带，后来散失不存。这四卷诗文残稿，是他的弟弟应奎搜集编成的。刘黻言论危切、气节刚劲，多次触犯权奸；在国家动荡之时，颠沛流离，抱守节操而死，忠义已经足以不朽。他的诗也淳厚古朴、淡泊自然，虽然受时代风气限制，格律不够纯熟，但由于人品高尚，精神思致自有不同。若从高处俯视方回等人，便如凤凰飞翔在千<亻刃>之上。只是传抄日久，文章多有讹误脱漏，又没有别的版本可以校对，实在令人惋惜。卷首有《应奎序》，作于元大德年间；又有郑滁孙《朝阳阁记》一篇。朝阳阁是刘黻在山中读书的地方，刘黻去世后，旧宅全部毁坏，只有这座阁还保存着，所以应奎请郑滁孙为它作记。《雪矶丛稿》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乐雷发撰写。乐雷发字声远，宁远人。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宝祐元年，他的门人姚勉登第，上疏请求把名次让给乐雷发。理宗下诏亲自考试，乐雷发回答关于选举八件事的问题，赐为特科第一人。但他最终终身没有出仕，居住在雪矶，自号雪矶先生，因而用它为诗稿命名。乐雷发的人品颇高，但集中有《谒易祓山斋诗》，这似乎是同苏师旦一党结交，实在难以理解。然而考察易祓和苏师旦牵连在一起而同时失败，是在韩侂胄失败之前；诗中又说“淳熙人物到嘉熙，见说山斋亦白髭”，则写作时间是在易祓被贬谪后二十多年，并不是有所谓权势可以攀附。大概是因为易祓精心研究经学，又是前辈旧人，所以乐雷发略去他的瑕疵而同他交往，这本来不足以连累乐雷发。他的诗旧时列入《江湖集》中，但风骨颇为刚健，声调也清亮流畅，确实没有猥琐杂乱、粗俗鄙俚的弊病，同江湖诗派大不相同。如《寄姚雪篷》《寄许介之》《送丁少卿》《读系年录》等篇，还有杜牧、许浑诗歌的遗意。即使《秋日村落》绝句中“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蜓伴绿螳螂”这样的句子，虽然涉及纤细偏狭，也没有俗气的韵味。《北磵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释居简撰写。居简字敬叟，是潼川王氏的子弟。嘉熙年间奉敕住持净慈光孝寺。因为长期居住在北磵，所以用它为集子命名。他的诗和文章分别编成一编，这一部都是他所作的杂文。《张诚子序》说：“读他的文章，可以同宗密比较高下；诵读他的诗，若要把参寥、觉范合为一人，也不能同他相比。”宗密就是圭峰禅师，裴休曾为他书写传法碑。他的文集《唐志》没有著录，如今也没有见到传本，无法比较其工拙。只是就宋代僧人而言，九僧以下，大多有诗而没有文章。在文集中兼有诗文的，只有契嵩和惠洪最为著名。契嵩《镡津集》喜欢竭力同儒者争论是非，文章内容博大而善于辨析。惠洪《石门文字禅》多阐明佛理，同时抒发文章议论，文字轻快秀丽。居简这部集子不拾取禅门语录，而是格调意趣清新挺拔，自然没有蔬笋般的枯淡气息；把它放在契嵩、惠洪二人之间，也还不至于成为蜂腰之作。《西塍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代宋伯仁撰写。宋伯仁字器之，是湖州人。嘉熙年间任盐运司属官。他常与高九万、孙季蕃唱和，也是江湖派中的人物。本书卷首题作《雪岩吟草》，下署《西塍集》；又有一首《寓西马塍诗》，题下注明：“嘉熙丁酉五月二十一日，寄居京城，遭逢暑热，暂住在西马塍。” 书名中称“西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雪岩吟草》才是全集的总名，《西塍》只是全集中的一种。厉鹗《宋诗纪事》说宋伯仁有《雪岩集》《马塍稿》，分为两编，这是错误的；又把“西塍”写成“马塍”，就更加违背事实了。他的诗有流丽的地方，也有浅近率意的地方，大体没有超出“四灵”的余派。《自序》说：“随口应声而作，无论高下精粗，任意挥洒而没有节制；音调的高低、节奏的快慢，都随着形势自然表现出来。即使想强行改变它，也做不到。”由此可知，他只是任意挥洒，原本缺少锤炼的功夫；但其中点缀映衬、清新妩媚之处，偶尔也颇有情致，大概属于思致清新而才力较弱的人。陈起《江湖集》中已经列有他的作品目录，这就是他的单刻本。现在也另行著录于此。△《梅屋集》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许棐撰写。许棐字忱夫，是海盐人。嘉熙年间居住在秦溪，自号梅屋，因而用“梅屋”作为集名。书首是《梅屋诗稿》一卷，其次是《融春小缀》一卷，再次是《第三稿》一卷、《第四稿》一卷，最后是杂著一卷。《梅屋诗稿》是他的初集，《融春小缀》是他的二集，所以以后才称为《第三稿》《第四稿》。厉鹗《宋诗纪事》只说他有《梅屋诗稿》《融春小缀》，显然考察得不够仔细。看他的《趁得山间筍蕨春》一首，原来收在《梅屋稿》中，题作《山间》；厉鹗录入这首诗时，却把题目改为《筍蕨羹》，并注说“出自《山家清供》”，可见他没有仔细查阅诗集。许棐生在诗教极其衰弊的时候，受到江湖末派的影响，大体把赵紫芝等人当作作诗的尺度。

译杂著中的《跋四灵诗选》说：“这五百篇诗，出于天然，归于神悟，数量虽多却不泛滥，难道不是像玉的纯美、香的奇妙一样吗？后世学者珍爱重视它们，正是这个缘故。”他把高翥等人作为羽翼，《招高菊礀诗》所谓“自改旧诗时未稳，独斟新酒不成欢”，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又把书商陈起作为声气相通的联络者，《赠陈宗之诗》所谓“六月长安热似焚，廛中清趣总输君”，以及《谢陈宗之叠寄书籍诗》所谓“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说的也是这件事。他还把刘克庄作为领袖，《读南岳新稿诗》所谓“细把刘郎诗读后，莺花虽好不须看”，说的就是刘克庄。后来因为《江湖小集》中《秋雨梧桐》一联，终于酿成了诗祸。陈起因此获罪，被刺面发配；刘克庄也因受牵连遭弹劾而免官。但诗派的流波不断推荡，唱和之作接连不断。整个南宋时期，诗坛始终没有超出这一派。不过，他们吟咏闲适生活、描写山林景物的作品，偶尔也有新颖的语句值得观赏。把它们记录保存下来，也足以用来观察诗道的变化。△《潜山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释文珦撰写。文珦是於潜人。他一生的游历，大略可见于所作《旧游一百十韵诗》中。他大致是在杭州出家，游历湖州，后来游历浙东直到福建，又从金华、严陵返回越地；随后又到毗陵、阳羡、金陵、淮甸，最后仍回到杭州。他因遭人谗毁而入狱，过了很久才获免，随后隐遁终身。集中有“又看景定新颁朔，百岁还惊五十过”一句，由此知道他生于宋宁宗嘉定三年辛未，宋朝灭亡时六十六岁。又据《杭州荐福寺记》，题署至元乙酉二月；《遣兴诗》称“七十七岁潜山翁”，可知他到至元丁亥年仍然在世。他的事迹也由此略可见一斑。只是《咸淳临安志》记载，咸淳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贾似道到小麦岭旌德显庆寺游山，题名中列有四名僧人，文珦也在其中。这样看来，他似乎也曾托身于权贵门下。然而集中《过似道葛岭旧居诗》极力斥骂贾似道，仿佛还留有余愤。《纪事》一诗，作于贾似道刚被贬谪之时。诗序说，贾似道地位高、志意骄横，暗中谋划篡逆之事，言语泄露给夏金吾；夏金吾想杀他，他害怕了，连夜逃走，等等。这件事虽然与《宋史》所载夏贵请求誓死守卫淮南、贾似道逃回扬州的情况不太相符，但文珦揭发贾似道隐秘的罪恶，甚至把曹瞒代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因此可以知道他不是贾似道一党。而且，他集中独自吟咏的作品占十分之九，唱和之作不到十分之一。他所唱和的人，也不过是褚师秀、周密、周璞、仇远几人；这些人都是一时的高士文人，也足以证明文珦不是奔走求见、巴结权贵之流。也可能是贾似道看重他作为名僧，游山时偶然相遇，便偶尔带他一同游览，于是把他的名字列在宾客随从的末尾，这一点也不能确定。他的诗多是山林闲适之作，比兴寄托不深；但就眼前事物加以讽谕，主旨在于劝善戒恶，所持的议论大多合乎道理。看他的《裒集诗稿》一篇说：“我所学习的根本是经论，依此便能契合无为之道。书生的习惯还没有忘掉，有时也吟诵诗歌。兴致来了就有话可说，长短都任意施展。完全忘掉工巧和拙劣，往往也不修饰文辞。只觉得意思很真实，也没有邪僻的念头。”他的宗旨和品格，从这里可以完全看出。厉鹗《宋诗纪事》所收释子共二百四十人，顾嗣立《元百家诗选》所收释子诗集共十五家，都没有他的名字。《禅藻》一集搜罗相当丰富，也没有收录他一个字。可见这部集子的散佚，已经很久了。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所得诗作还将近九百首。宋元以前僧人的诗作，工整而又丰富的，没有哪一位能超过他。△《孝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林同撰写。林同字子真，号空斋，是福清人。他和弟弟林合都具有隐逸操守。后来元军到达福州，他坚守节操而死。考察《宋史·忠义传》，只称“林空斋”，遗漏了他的姓名，已经属于考证失误；又错误地把“空斋”当作林同的儿子，把一个人分成两人，还说空斋考中进士，历任知县。考察本书前有淳祐庚戌年刘克庄的序，其中说林同兄弟二人都没有脱去布衣，又说“年未四十，慨然罢举”。由此可知，林同确实从未考中过进士。宋人刘麟瑞《昭忠逸咏》又称“林处士同”，所以林同确实从未任过知县。况且刘麟瑞诗中有“血书矮壁存吾节，气贯长虹任汝烹”两句，又与《宋史》所说“咬破手指，以鲜血书写在墙壁上，发誓不屈服”等话相合。这样看来，死守节操而死的人是林同，不是林同的儿子。《宋史》记错了。又据《福建通志·人物传》，林同字子真，是林公遇的儿子，元军到来后，他不屈而死。《隐逸传》又称林仝字子贞，和弟弟林合都具有隐逸操守；至元年间，郡府上报他的品行，诏令征召他而他没有应召；林合字子常，等等。那种说法又不同。然而林同、林合都是林公遇的儿子，已经见于《原序》；林同字子真、林合字子常，已经见于《鬳斋集》，都确凿可信。《通志》既然把死难的林同说成林公遇之子，那么隐逸传中的林仝就不应再说“弟弟林合字子常”。而且把“同”改成“仝”，把“子真”改成“子贞”，只是字形和读音的变化，明显是传抄造成的讹误，却把一人分成了两人。至于曹溶《学海类编》，也收载《孝诗》一卷，题为长乐林同季野撰写。姓名相同，但籍贯和字都不同，也不知道它究竟依据了什么。现在一并详细考订，希望不致失去事实真相。林希逸《鬳斋续集》中有很多与他兄弟二人相互赠答的诗文，又有林同所作《壬申酬倡集跋》，如今都已经散佚。只有这部集子还流传着，内容都是辑录古今孝行故事，每一件事作五言绝句一首，偶尔也有把两件事合在一首诗中咏叹的。共计《圣人之孝》十首，《贤者之孝》二百四十首，《仙佛之孝》十首，《异域之孝》十首，《物类之孝》十首。其中如唐代李迥秀一类人物，本来就是佞幸；寒山子“煮爷煮娘”一类故事，也属于主张爱无差等的说法，难免驳杂。不过，全书主旨在于敦厚整饬人伦，感发人的天性，不能因为文辞和旨趣陈旧就把它抛弃。况且林同开始因孝行著名，最后又以忠节闻名。即使只是零散篇章，也仍然应当珍惜；这部书本来就不能只从文章方面评价。△《字溪集》十一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阳枋撰写。阳枋字宗骥，原名昌朝，是巴川人。他居住在字溪小龙潭之上，因此自号字溪。端平元年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淳祐四年因蜀地战乱而免于入对，赐同进士出身。阃帅相继征召他，先在昌州任监酒税，在大宁任理掾，在绍庆任学官。晚年因儿子“炎卯”显贵，加授朝奉大夫，退休。八十一岁去世。他的事迹在史传中没有记载。只有《文渊阁书目》载有阳枋《字溪集》的书名，却没有记载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称他的文集为十二卷。此书长期没有传本。现在查考《永乐大典》所载内容，将其搜集编纂，并附上他儿子所作的年谱、行状，仍分为十二卷，正好与原目录所记卷数相符。虽然经过割裂，未必没有残缺，但散佚的部分似乎也不多了。阳枋曾跟随朱子门人度正、渊游学，所以集中与人往来的书信，大多是讲学的话。总的来说，这些内容都明白笃实，不涉及玄虚。他的《易象图说》一篇，多参用卦气、纳甲的方法，因此并不完全与《朱子本义》相合。考察李性传《朱子语录序》，说朱子在与诸家论学答问时，往往存在不同之处，而《易》方面尤其明显；渊所记录的一编，和《本义》不同的地方有十分之三四。阳枋大概是转述渊所传授的内容，所以议论才有所不同吧。又有《与税与权论启蒙小传》一篇，是晚年所作，更能看出他勤勉求学，至老不衰；即使在紫阳学派中，也仍未脱离其宗旨。△《勿斋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杨至质撰写。杨至质字休文，号勿斋，是阁皂山道士。淳祐年间，敕赐“高士”称号，任右街鉴仪，主管教门事务。这部集子全是四六体书信和启奏，多是与当时执掌政事者酬答的作品。他的《兼领旌德观都监谢京尹赵节斋启》说：“道观以道得名，景境也随着人的声望而增重。贺知章有学问，才专门领略鉴曲的烟霞。清老能够作诗，所以奉祀金陵的香火。倘若只是酒囊饭袋之辈，岂不是徒然承受斋钟粥鼓的羞辱。”等等。可见他也以文学自负，不愿与普通道士同列。第二卷大体上是代替别人写的作品，应当是因为他熟悉文辞，所以士大夫请他代笔的很多。宋末的启札文章，大多喜欢拼合经史中的成语，勉强凑合，显得生硬；又喜欢夹杂散文句式，往往冗长软弱，唐代以前的旧有文格已经荡然无存。杨至质的作品虽然篇幅和格局稍显狭窄，但对偶精工，文辞雅洁，还保留着樊南《甲乙集》的遗风，确实不能因为他是方外之人就轻视。△《巽斋文集》二十七卷（大学士程景伊家藏本） 宋代欧阳守道撰写。欧阳守道字公权，原名巽，字迂父，是吉州人。淳祐元年中进士，授任雩都主簿，调任赣州司户，入朝任秘书正字。多次升迁至秘书郎，后罢官归乡。咸淳三年，经少傅吕文德推荐，添差通判建昌军，升任著作佐郎，兼任崇政殿说书，又兼权都官郎中。最终任著作郎。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文集分为甲、乙、丙、丁、戊五集。其中如《复刘学士书》，辨析李习之把“守其中”解释为慎独，并非《中庸》的本旨；《答丁教授书》，辨析刘景云“中心为忠，如心为恕”的说法，认为它本于王安石的字说，并非六书的本义。诸如此类，他的议论都有根柢，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宋史》称欧阳守道幼年丧父而贫困，没有老师，靠自己努力求学。还不到三十岁，便在乡里郡中一致被视为以德行为重的儒学宗师。他确实是崛起而特立独行，并非依靠门户和凭借关系而来，所以见解都出于自己的心得。《宋史》又称，江万里创建白鹭洲书院，首先邀请欧阳守道，为学生讲学；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又聘请他担任岳麓书院山长。后来江万里任国子祭酒，又推荐欧阳守道充任史馆检阅。江万里是以身殉国的忠臣。吴子良得到叶适的传授，他的《林下偶谈》对文章的关键处有精妙的解释。从他所推崇的人来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精神气类。《吉州人文纪略》又称，文天祥、刘辰翁都是欧阳守道的门人；由此更可以了解欧阳守道。那么，读这部文集的人，怎么可以把它与诸家语录同等看待呢？△《雪坡文集》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姚勉撰写。姚勉字述之，又字成一，是高安人。宝祐元年凭词赋考取进士，廷对万言策列第一。授任校书郎，兼任太子舍人。《宋史》没有他的传记，《艺文志》也漏载这部集子。本书是他的侄子龙起编纂的，共有奏对、笺、策七卷，讲义二卷，赋一卷，诗十一卷，杂文二十九卷。姚勉曾向乐雷发学习，诗法颇有渊源，虽然略带粗豪之气，但气势显得开阔。文章也颇为雅正可观，没有宋末语录体的俚俗词语。外间流传的版本很少，讹误残缺尤其严重。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所载分别校订补正；《永乐大典》没有收载的部分，就仍按旧本保留。集首有文及翁的序，说他磊落而有奇特的节操，官职仅做到校书郎，著述却足以充实青宫的文采。又有方逢辰的序，也称他是奇异杰出的人士。看他所上封事、奏札以及廷对诸篇，议论时政的错误，辨析宰相的奸邪，都正直敢言，不向权势屈服。只是第二十二卷载有《贺丞相贾秋壑》一启，题下注明庚申五月十六日。考察《宋史》，理宗开庆元年十二月，贾似道上奏说鄂州之围已经解除。景定元年正月，诏令褒奖贾似道的功劳；四月，诏令他赴阙。庚申就是景定元年，这篇启文大概作于这个时候。它与姚勉弹劾丁大全的封事，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实在是白璧上的一点瑕疵。不过，启文结尾多有规劝的话，仍然有乐曲终了时奏出雅乐的意味。与刘克庄、王柏的阿谀颂扬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文山集》二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宋代文天祥撰写。文天祥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文天祥一生的大节，光耀古今；他的著作也极其宏富，如长江大河，浩瀚无边。他在廷试中的对策以及上给理宗的各种文章，持论刚正直率，尤其无愧于“肝胆如铁石”的评价。所以长谷真逸《农田馀话》说：“宋朝南渡以后，文风破碎，诗风卑弱，只有范石湖、陆放翁的诗平正。到了朱晦庵等人，才想改变当时的习气，仿作古文古诗，因此有了‘神头鬼面’的说法。当时人受到这种风气浸染已久，没有谁能够改变它。等到文天祥留心学习杜甫的诗，所作诗歌顿时除去了当时的凡俗鄙陋，读《指南前后录》就可以看见。不仅是忠义贯穿当时，也是斯文中刚正之气的显现。他一生有《文山随笔》几十大册，常常随身携带，遭难以后全部遗失了。元贞、大德年间，他的乡人搜集寻访，编成《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世人称为道体堂刻本。”考察文天祥有《文山道体堂观大水记》，其中说“从文山门进去，经过障东桥，到达道体堂”等等。这样看来，道体堂本来是他乡里的名胜，而乡人把它作为刊刻书版的地方。书中有《原跋》九条，并且详细记载了相关本事，很可以用来资助考证。明初时，这部书的版本散失，尹凤岐从内阁得到它，重新编排成诗文十七卷。内容起于宝祐乙卯年，止于咸淳甲戌年，都是文天祥取得官籍以后、任职赣州以前的作品。江西副使陈价、庐陵处士张祥先后刊刻了它，并附有《指南前录》一卷、《后录》二卷；这些作品是从德祐丙子年文天祥奉使命进入元营，取间道渡海，誓师于闽、粤，羁留燕邸，到身陷患难之中亲手编定的。《吟啸集》是当时书坊刊行的书，与《指南录》有很多重复之处。《纪年录》一卷，也是文天祥在狱中亲自撰述的，后来的人又汇集众说加以增补。只有《集杜诗》因为长期单独流传，未被收入。现在分别著录于目录中。至于原书所载的序、记、碑、铭之类，是他的家族子孙缀辑记录的，颇为冗杂，现在一并删削。△《文信公集杜诗》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又名《文山诗史》，宋代文天祥撰写。大概是他被捕押送到燕京以后，在狱中创作的。前面有《自序》，题作“岁上章执徐，月祝犁单阏，日上章协洽”。考察起来，“上章执徐”是庚辰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正是他赴燕的第二年。“祝犁单阏”应当是己卯月，“上章协洽”应当是庚未日，但与干支纪次不相合。考查这一年正月初一是癸卯日，二月以内应当有三个庚日、两个未日，必定是传抄者把它们弄错了。至于用岁阳、岁名来纪日，源自吴国山碑中的“日惟重光大渊献”一语；但把这种方法同时用于纪月，却只有这篇序中见到。序后又有跋文，称“壬午元日，就是天祥受命之年”。诗共二百篇，都是五言二韵，专门集取杜甫诗句编成。每篇开头都有标题和次第，题目下面叙述时事，对于国家沦亡的原因、平生经历的处境，以及忠臣义士在患难中的交往周旋，都一一详细记载事实。事情的始末明白清楚，不愧称为“诗史”。吴之振在《宋诗选》中只以剪裁拼合巧妙来评价它，看来他的见识也实在流于浅末。《刘定之序》说，原书的序跋中有缺文，涉及元朝君臣、宋朝叛逆的部分，缺而未写，现在都补成白字。又有一处题作“姓某履善甫”，这就是《指南集》中所说的“越蠡改陶朱”的意思。考察今本序跋，并没有缺字，大概就是刘定之补写的。但“履善甫”上面已经署有天祥的名字，却不知道是什么人增添进去的。刘定之又说此书分为四卷，但今本只有一卷，完全失去了原来的编次。现在仍然分为四卷，以保存旧本的面貌。△《叠山集》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谢枋得撰写。谢枋得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所著的《易诗书三传》《四书解》以及杂著、诗文，原本共六十四卷，年代久远，已经散佚。明嘉靖年间，揭阳人林光祖任广信府知府，才根据黄溥校订的本子刊行于世，只分为上、下二卷。万历年间，御史吴某编纂《叠山集》，又在上饶刊刻。编排错乱，未称精审。这个本子是本朝康熙年间弋阳知县谭瑄重新订正的，比旧本较为完备。谢枋得忠孝的大节，光照史册。《却聘》一书流传不朽，即使乡塾中的儿童，也都能诵读学习。至于他的其他文章，也宏博通达，具有法度，不愧为有根本、有来历的文章。看他编选的文章规范，其中多有阐发，由此可以知道他并不是草率写作。只是原本有《蔡氏宗谱》一首，末尾署着至元二十五年。它的文辞气势不像谢枋得，确实是伪托。又有《贺上帝生辰表》《许旌阳飞升日贺表》，这类文章总有十多篇，都像道流所作的青词，不应当是谢枋得所有，也绝不是谢枋得愿意写的。它们是伪本而被误收入，毫无疑问。现在一并加以刊削，不让这些文章混淆真本。△《本堂集》九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陈著撰写。陈著字子微，号本堂，鄞县人，宝祐四年进士，任著作郎，出任嘉兴府知府，因触犯贾似道，改任临安通判。这部集子共收诗三十四卷、词五卷、杂文五十五卷。根据原来的目录，还有《讲义》二卷。这个本子有目录而没有书，大概是在传抄中散佚了。宋代著作能保存到今天的，除周必大、楼钥、朱子、陆游、杨万里之外，卷帙浩繁没有比得上这部集子的。只是他的诗大多沿袭《击壤集》的流派，文章也颇多语录体的风格，比不上周、楼、陆、杨的深厚雅正；又常常过分推重、借誉二程，尤其比不上朱子的纯粹。然而宋代自元祐以后，讲学家已经以说理文章另行开辟门径。南渡以后辗转沿袭，终于另成一种文风，也不能完全废弃。况且真德秀撰作《文章正宗》，甄别最为严格；胡寅撰作《崇正辨》，攻驳尤其有力。但德秀的《西山集》、胡寅的《斐然集》中替二程挥笔作文的人并不少，也不能只把责任归咎于他们。淘沙取金，其中有时也有可以采录的内容。宋人的旧书，本来不妨保存，以备一家之说。△《汶阳端平诗隽》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周弼撰写。周弼字伯弜，汶阳人。他选编的《三体唐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记载，却称他是新建人。洪武年间，他凭明经科出任训导。考察本书前面有宝祐丁巳年菏泽李龏的《序》，说自己与周弼同年出生，同住一乡，相互讨论诗歌三十多年，曾亲手刊刻《端平集》十二卷流行于世。又说周弼十七八岁时就博闻强记，侍奉父亲晋仙，已经喜爱吟咏。成年以后，四十年间出游并任职于吴、楚、江、汉之间。又说周弼“名声震动江湖，人人都争着先来求取、购买。但书卷中有些是晚年学习者不能理解的内容，恐怕多有不能流行的弊病。因此摘取其中明白易懂的作品，又汇集集外所得二百多首，题作《端平诗隽》。” 为了续写芸陈君的书塾，使之刊入书版流传。而篇末又说：“伯弜平生心气不肯居人之下，如今我与他都已隔在九泉之下，他读到我的这部选本，一定不会认为我错了。”如此说来，在宝祐丁巳年以前，周弼已经去世很久了，怎么能在明初担任学官呢？而且他与李龏同乡，也不可能是新建人。黄虞稷所说的是错误的。这个本子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印行”字样，大概还是从宋本抄录出来的。它的诗歌风格不高，未超出宋末江湖诗派；但不时出入于晚唐诗风，还没有当时粗犷的习气。一丘一壑之间，也颇有一些小小的佳趣。△《鬳斋续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林希逸撰写。林希逸有《考工记解》，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林希逸有《鬳斋前集》六十卷，早已散佚不存。只有这部称为《竹溪十一稿》的《续集》还有传本，就是这三十卷。全书包括诗五卷、杂著一卷、少作三卷、记二卷、序一卷、跋一卷、四六三卷、省题诗二卷、挽诗一卷、祭文一卷、墓志二卷、行状二卷、学记四卷。由他的门人福清人林式之编成，共分十三类。但称为《十一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十份中保存一份”的意思吧。刘克庄曾说，乾淳年间林光朝开始喜好深沉的思想，写文章极其锤炼；一传传给林亦之，再传传给陈藻，三传传给林希逸。与他的老师相比，他在枯槁中显出华美滋润，在疏散中显出严密，在局促中显出舒展，因此对他的推许非常过分。现在看他的文集，其中多是应酬、颂美之作；而且以道学名重一世，《上贾似道启》却极力称誉贾似道，甚至把他比作赵普、文彦博。这大概和杨时跟从蔡京一样，都是白璧上的瑕疵。集末载有《学记》，其中一半是解释《太玄经》的。他的诗也多采用宗门语。王士祯《居易录》中所记载的情况，确实不是诬枉。然而南宋遗留下来的文集，流传得一天比一天少。他的诗文虽然不完全像刘克庄所称许的那样，但还没有失掉前人的规范。他在《学记》中所论述的学问、文艺之事，也不时有可取之处。取其一端长处，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书前有咸淳庚午年林同的《序》，说：“戊辰年九月，皇上擢任鬳斋为长仙蓬，侍奉缉熙。第二年春天再次进入禁林，掌管词翰。催促起行的诏令接连下达。出行已有日期，到此时《续集》刊入书版的已经有三十卷了。”如此看来，这部集子是在林希逸被召入朝时编成的。△《鲁斋集》二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柏撰写。王柏有《书疑》，已经著录。王柏喜欢任意施展个人臆见，篡改扰乱古代经典。《诗》三百篇，他重新删定；《书》中的《周诰》《殷盘》，都公然加以排斥攻击，毫无顾忌，实在不能拿来作为准则。他的诗文虽然也豪迈奔放，但大旨却一概归于说理。《宋史·儒林传》称，他年轻时仰慕诸葛亮的为人，自号长啸。三十岁以后，才知道家学的根源。（按：王柏的祖父师愈，曾向杨时受业；他的父亲瀚也曾受学于朱子、吕祖谦门下，所以史文这样说。）他与友人汪开之撰写《论语通旨》，读到“居处恭，执事敬”时，警醒地感叹说：“长啸不是圣门持敬之道。”于是立即改号为“鲁斋”。大概他的天资卓异，本来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后来虽然改变态度来学习问学，以熔炼自己的气质，但喜好高远、务求奇异的意念，仍然时时不能自我抑制。因此，当他挺身任性而行、横冲直闯时，甚至敢于攻击孔子亲自订定的经书。他的诗文虽然有意收敛，力求使之符合义理，但勉强纳入规矩，时常显露出刻意牵合的痕迹。终究不像濂溪一派诸儒那样深厚醇和、纯粹自然，能够自然而然地合于道。只是他勇于磨炼自己，约束浮躁之气，使纵横奔放的才气都归于正道，这一点足以取法。集子第一卷有《寿秋壑诗》，极力称颂秋壑援救鄂州的功劳，谀颂到了极点，这也是白璧上的瑕疵。然而核查各种书籍，都没有记载王柏曾有依附权贵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会写下这首诗。根据正统八年《杨溥序》，这部集子是他的六世孙、四川按察司佥事迪亲自编成的；又不知道为什么把这首诗收入集中，完全没有避讳，这些都无法解释。姑且把疑问作为疑问保存下来，不加评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