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八 集部四十一
稷山人，克己，金末尝举进士，入元不仕，成己登正大间进士，授宜阳主簿，元初起为平阳府儒学提举，坚拒不赴，兄弟并以节终。初，克己、成己均早以文章擅名，金尚书赵秉文尝目之曰“二妙”，故其合编诗集，即以为名。泰定间，克己之孙辅，官吏部侍郎，以示吴澄，始《序》而传之。朱彝尊《曝书亭书目》於《二妙集》下，乃题作段镛、段铎撰。考虞集所作《段氏世德碑》，镛、铎实克己、成己之五世祖，铎官至防御使，未尝有集行世，彝尊盖偶误也。集凡诗六卷，乐府二卷，大抵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值故都倾覆之馀，怅怀今昔，流露於不自知。吴澄《序》言其有感於兴亡之会，故陶之达、杜之忧，其诗兼而有之。所评良允。房祺编《河汾诸老诗》八卷，皆金之遗民，从元好问游者，克己兄弟与焉。而好问编《中州集》，金源一代作者毕备，乃独无二人之诗。盖好问编《中州集》时，为金哀宗天兴二年癸巳，方遭逢离乱、留滞聊城，《自序》称据商衡《百家诗略》及所记忆者录之，必偶未得二人之作，是以不载。故又称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非削而不录也。《河汾诸老诗集》所载，尚有克己《楸花诗》一首，成己《苏氏承颜堂》等诗七首，皆不在此集中，疑当时所自删削。又此集成己《冬夜无寐》一首，《中秋》二首，《云中暮雨》一首，《河汾诸老诗集》皆题为克己作。此集出自段氏家藏，编次必无舛错，当属房祺误收，今姑各仍其旧，而特识其同异於此焉。△《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内府藏本）元方回撰。回有《续古今考》，已著录。是书，兼选唐、宋二代之诗，分四十九类，所录皆五、七言近体，故名律髓。《自序》谓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五星聚奎之义，故曰《瀛奎》。大旨排“西昆”而主“江西”，倡为“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也。其说以生硬为健笔，以粗豪为老境，以炼字为句眼，颇不谐於中声。其去取之间，如杜甫《秋兴》惟选第四首之类，亦多不可解。然宋代诸集，不尽传於今者，颇赖以存。而当时遗闻旧事，亦往往多见於其注；故厉鹗作《宋诗纪事》，所采最多。其议论可取者，亦不一而足，故亦未能竟废之。此书世有二本，一为石门吴之振所刊，注作夹行，而旁有圈点；前载龙遵《叙》，述传授源流至详。一为苏州陈士泰所刊，删其圈点，遂并注中所圈是句中眼等句删去；又以龙遵《原序》屡言圈点，亦并删之以灭迹，校雠舛驳，尤不胜乙。之振切讥之，殆未可谓之已甚焉。△《谷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杜本编。本有《清江碧嶂集》，已著录。是编末有张榘《跋》，称右诗一卷，凡二十三人，无名者四人，共一百首。明毛晋《跋》，则称《谷音》二卷，宋末逸民诗也，凡二十有九人，诗百篇。此本上卷凡十人，诗五十首；下卷凡十五人，无名者五人，诗五十一首。当为三十人，诗一百一首。与二《跋》皆不合。其厘为二卷，亦不知始自何人也。每人各载小传，惟柯芝、柯茂谦父子共一传；杨应登、杨零祖孙共一传。凡小传二十有八，其间如王浍、程自修、冉琇、元吉、孟鲠，皆金元间人。张璜以牙兵战没，汪涯以不草露布为贾似道所杀，毛晋以为皆宋逸民，亦约略大概言之耳。本所著《清江碧嶂集》，词意粗浅，不称其名；而是集所录，乃皆古直悲凉，风格遒上，无宋末江湖龌龊之习。其人又皆仗节守义之士，足为诗重。王士祯《论诗绝句》曰“谁嗣箧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其品题当矣。△《梅花百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冯子振与释明本倡和诗也。子振字海粟，攸州人，官承事郎集贤待制。明本姓孙氏，号中峰，钱塘人，居吴山圣水寺，工於吟咏，与赵孟頫友善。子振方以文章名一世，意颇轻之，偶孟頫偕明本访子振，子振出示《梅花百韵诗》，明本一览，走笔和成；复出所作《九字梅花歌》以示子振，遂与定交。是编所载七言绝句一百首，即当时所立和者是也。后又附“春”字韵七律一百首，则仅有明本和章，而子振原倡，已不可复见矣。《宋史艺文志》载：李祺《梅花百咏》一卷，久佚弗传。又端平中有张道洽者，作《梅花诗》三百馀首，今惟《瀛奎律髓》仅存数首。子振才思奔放，一题衍至百篇，往往能出奇制胜；而明本所和，亦颇琱镂尽致，足以壁垒相当。今明本所著《中峰广录》，虽有传本，而只有偈颂数十首，不载此诗。而子振著作，则惟《元文类》诸书略见一二，全集久佚无存。此集虽游戏之作，而半爪一鳞，犹可以窥见崖略。其诗别本，互有同异，《东阁梅》一首，中峰和章原阙，而别见於韦德珪集。国朝夏洪基为之订正校刊，颇有依据。今亦并仍之焉。
译二人都是稷山人。段克己在金朝末年曾考中进士，进入元朝后不出仕；段成己在正大年间考中进士，授任宜阳主簿，元初起用他为平阳府儒学提举，他坚决拒绝不赴任，兄弟二人都以守节终身。当初，段克己、段成己很早就凭文章闻名，金代尚书赵秉文曾称许他们为“二妙”，所以合编他们的诗集，便以此为名。泰定年间，段克己的孙子段辅任吏部侍郎，把诗集拿给吴澄看，吴澄才作《序》并使之流传。朱彝尊《曝书亭书目》在《二妙集》名下，却题作段镛、段铎撰。考察虞集所作《段氏世德碑》，段镛、段铎其实是克己、成己的五世祖；段铎官至防御使，从未有文集流传于世，朱彝尊大概是偶然弄错了。全书诗六卷、乐府二卷，大体骨力坚劲，意趣苍凉；正值故都倾覆之后，对今昔的惆怅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吴澄《序》说，他们感慨于兴亡之际，所以陶渊明的旷达和杜甫的忧思，在他们的诗中兼而有之。这种评价确实恰当。房祺编《河汾诸老诗》八卷，所收都是金代遗民、曾与元好问交游的人，段克己兄弟也在其中。元好问编《中州集》时，金朝一代的作者几乎都收录齐全，却唯独没有段克己、段成己二人的诗。大概元好问编《中州集》时是金哀宗天兴二年癸巳，正逢战乱，他滞留聊城；《自序》说自己依据商衡的《百家诗略》和记忆所及来录诗，必定只是偶然没有得到二人的作品，所以没有收录。因此他又说，日后如果有所得到，应当按甲乙顺序补入，并不是有意删削不录。《河汾诸老诗集》中还收有段克己《楸花诗》一首、段成己《苏氏承颜堂》等诗七首，这些都不在本集中，疑心是他们当时自行删去的。此外，本集中段成己《冬夜无寐》一首、《中秋》二首、《云中暮雨》一首，《河汾诸老诗集》都题作段克己所作。这部集子出自段氏家藏，编次一定不会有误，应当是房祺误收；现在姑且各自依照旧本保留，并特别把这种异同记在这里。△《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内府藏本） 元代方回撰写。方回另有《续古今考》，已经著录。这部书兼选唐、宋两代诗歌，分为四十九类，所收全是五言、七言近体诗，所以称为《律髓》。《自序》说，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五星聚奎的意义，因此又称《瀛奎》。全书大旨排斥“西昆”而推重“江西”，倡导“一祖三宗”之说。所谓一祖，就是杜甫；三宗，就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这种说法把生硬当作刚健的笔力，把粗犷豪放当作老成的境界，把锤炼字句当作诗句的关键眼目，很不合于中和雅正的声律。他在取舍诗作之间，例如杜甫《秋兴》只选第四首之类，也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然而，宋代许多诗集，今天没有全部流传下来的，很有赖这部书保存；当时流传的遗闻旧事，也常常在它的注释中见到，所以厉鹗撰写《宋诗纪事》时，采录这部书最多。其中可取的议论也不止一处，因此终究不能完全废弃它。这部书世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石门吴之振刊刻的，注释夹在正文之间，旁边有圈点；书前载有龙遵的《叙》，详细叙述了传授源流。另一个是苏州陈士泰刊刻的，删去了圈点，于是连注中“所圈是句中眼”等语句也一并删掉；又因为龙遵《原序》中多次提到圈点，也一并删去以便销灭痕迹，校勘错乱驳杂，尤其不胜枚举。吴之振严厉地讥讽它，大概不能说是讥讽过分。△《谷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杜本编。杜本另有《清江碧嶂集》，已经著录。这部编集末尾有张榘的《跋》，说所收诗为一卷，共二十三人，其中无名者四人，共一百首。明代毛晋的《跋》则说，《谷音》二卷，是宋末遗民的诗，共二十九人，诗一百篇。这个本子上卷共十人、诗五十首；下卷共十五人，其中无名者五人，诗五十一首。应当是三十人、诗一百零一首。与两篇《跋》都不相符合。它分为二卷，也不知道始于何人。每个人都各载小传，只有柯芝、柯茂谦父子合为一传；杨应登、杨零祖孙合为一传。小传共二十八篇，其中像王浍、程自修、冉琇、元吉、孟鲠，都是金、元之间的人。张璜因率牙兵作战而死，汪涯因不肯起草露布被贾似道杀害，毛晋把他们都看作宋代遗民，也只是约略说个大概而已。杜本所著《清江碧嶂集》，词意粗浅，不配与它的书名相称；而这部集子所收的诗，却都古朴正直而悲凉，风格劲健高上，没有宋末江湖诗人的鄙陋习气。这些作者又都是守持节操、坚守道义的人，足以使这些诗增重。王士祯《论诗绝句》说：“谁来继承箧中的冰雪诗句，《谷音》一卷独自铮铮有声。”这样的品评是恰当的。△《梅花百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这是元代冯子振与释明本相互唱和的诗。冯子振字海粟，攸州人，官至承事郎、集贤待制。明本姓孙，号中峰，钱塘人，住在吴山圣水寺，擅长吟咏，与赵孟頫交情很好。冯子振当时正凭文章名重一世，心里颇轻视明本。一次赵孟頫与明本一同拜访冯子振，冯子振拿出《梅花百韵诗》给明本看，明本一看完就挥笔唱和；冯子振又拿出自己作的《九字梅花歌》给明本看，于是两人订交。这部书所载七言绝句一百首，就是当时所作的唱和诗。后来又附有“春”字韵的七言律诗一百首，但只有明本的和诗，冯子振原先倡作的诗已经无法再见。《宋史·艺文志》记载：李祺有《梅花百咏》一卷，早已散佚不传。端平年间又有张道洽，作《梅花诗》三百多首，如今只有《瀛奎律髓》保存了几首。冯子振才思奔放，一个题目铺衍到一百篇，往往能够出奇制胜；明本所作的和诗，也颇为精雕细琢，写尽其意，足以与之相抗。如今明本所著《中峰广录》虽然有传本，但只有偈颂几十首，没有收录这些诗。而冯子振的著作，只在《元文类》等书中略见一二，全集早已散佚无存。这部集子虽然是游戏之作，但从其中保存的零鳞片爪，仍然可以窥见其大概。他的诗另有版本，彼此有同有异；《东阁梅》一首，中峰的和章原本缺失，却在韦德珪集中另有收录。国朝夏洪基为此订正校刊，颇有依据。现在也一并沿用这个本子。
△《河汾诸老诗集》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元房祺编。祺，平阳人，据高昂霄《跋》，称祺为大同路儒学教授，而祺作《后序》，自称“横汾隐者”，岂罢官后乃编斯集耶？所编凡麻革、张宇、陈赓、陈飏、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八人之诗，人各一卷，皆金之遗老从元好问游者。曹之谦本大同人，以流寓河汾，遂营邱墓，故总以“河汾诸老”题焉。祺《后序》称，好问有专集行世，故不录其诗。然段氏兄弟，亦自有《二妙》集，乃其孙辅所编。盖《二妙集》出於泰定中，祺为此集时，尚未辑成，故其诗仍得录入也。其书成於大德间，皇庆癸丑，高昂霄为鋟版，明弘治十一年，御史沁水李叔渊，复授开封同知谢景星刊行，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为之《序》。今旧刻皆佚，此本为毛晋汲古阁所刊，称以林古度、周浩若、及智林寺僧所抄，三本互校，乃成完书。然祺《后序》称古律诗二百一首，暤暤郝先生序於前，今郝《序》已佚，而诗止一百七十七首，则尚非全本矣。然诸老以金源遗逸，抗节林泉，均有渊明、义熙之志，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吉光片羽，弥足宝贵，又何论其完阙乎？△《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元周南瑞撰。南瑞始末未详，考吴澄《支言集》，有《赠周南瑞序》，称安成周南瑞敬修，扁“濂溪”二字於室，或者议之。又称敬修之文词，固已早冠於乡儒之上，自濂溪视之则陋也。盍暂舍其所已学，而勉其所未学？云云。当即其人也。澄《序》多不满之词，至称其欲为濂溪后人，当知其门户路径。是明以冒称周子之裔诮之，其人盖好趋附高名者。观其目录末标“随有所传录，陆续刊行”九字，其体例与今时庸陋坊本无异，可以概见也。卷首有刘将孙一《序》，亦潦倒浅陋，似乎依托。然其所载颇有苏天爵《文类》所未收，而足资当日典故者。如《元史》崔彧上宝玺事，见於《成宗本纪》及彧本传，未详得玺月日，是集所载崔彧《献玺书文》，知为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又《成宗本纪》元贞元年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陈日燇遣使上表，并献方物，而《安南国传》则纪其事於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之下，与本纪互异。今考是集所载《安南国王贺成宗登极表》，末云元贞元年三月初一日，知《列传》为误书。皆可以旁资考证，其他文亦多有可观者，其中十七卷、十八卷，三十一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四十一卷并阙，盖麻沙旧式，分卷破碎，传抄易於佚脱。今既无别本校补，亦姑仍原本录之，以存其真焉。△《古赋辨体》八卷、《外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祝尧编。《江西通志》载：尧，上饶人，延祐五年进士，为江山尹，后迁无锡州同知。《广信府志》载：尧字君泽，与此本所题同，惟云官萍乡州同知，与《江西通志》异。其书自楚词以下，凡两汉、三国、六朝、唐、宋诸赋，每朝录取数篇，以辨其体格，凡八卷。其外集二卷，则拟骚、琴操歌等篇，为赋家流别者也。采摭颇为赅备。其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谓问答之体其源出自《卜居》、《渔父》，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於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於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於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何焯《义门读书记》尝讥其论潘岳《耤田赋》，分别赋颂之非，引马融《广成颂》为证，谓古人赋颂通为一名，然文体屡变，支派遂分，犹之姓出一源，而氏殊百族。既云辨体，势不得合而一之。焯之所言，虽有典据，但追溯本始，知其同出异名可矣。必谓尧强主分别即为杜撰，是亦非通方之论也。△《圭塘欸乃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许有壬及其弟有孚、子桢，倡和之诗也。有壬有《至正集》，已著录。是集乃至正八年有壬既致仕归，乃以赐金得康氏废园，於相城之西，凿池其中，形如“桓圭”，因以“圭塘”为名。日携宾客子弟，觞咏其间，积成巨帙，共诗二百一十九首，乐府六十六首。中惟《乐府十解》为其客马熙所作，馀皆有壬、有孚及桢之作。既而桢如京师，以其本示马熙，熙复取而尽和之，凡诗七十八首，词八首，别题曰《圭塘补和》附之於后。其诗虽多一时適兴之什，不必尽刻意求工，而一门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师友，其风流文雅之盛，犹有可以想见者焉。
译△《河汾诸老诗集》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代房祺编。房祺是平阳人，据高昂霄《跋》说，房祺任大同路儒学教授；但房祺作《后序》时自称“横汾隐者”，难道是罢官以后才编成这部集子的吗？所编收麻革、张宇、陈赓、陈飏、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八人的诗，每人一卷，都是金朝遗老、曾与元好问交游的人。曹之谦本是大同人，因为流寓河汾，便在那里营造坟墓，所以总题为“河汾诸老”。房祺《后序》说，元好问已有专集流传，所以不收他的诗。然而段氏兄弟也自有《二妙》集，是他们的孙子段辅编的。大概《二妙集》成于泰定年间，房祺编这部集子时还没有辑成，所以段氏兄弟的诗仍得以收入。此书成于大德年间，皇庆癸丑年，高昂霄刻版；明弘治十一年，御史、沁水人李叔渊又交给开封同知谢景星刊行，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为它作《序》。如今旧刻都已散佚，这个本子是毛晋汲古阁刊刻的，据说用林古度、周浩若以及智林寺僧所抄的三种本子互相校勘，才成为完书。然而房祺《后序》说古体诗、律诗共二百零一首，前面有郝暤《郝先生序》；现在郝《序》已经散佚，而诗只剩一百七十七首，可见仍不是全本。但是这些老诗人作为金源遗逸，在山林泉石之间保持节操，都有陶渊明、义熙遗民那样的志向；既然人品高尚，所以文章也超然脱俗。即使只是吉光片羽，也更加值得珍藏，又何必计较它是否完整呢？△《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周南瑞撰写。周南瑞的生平始末不详。考察吴澄《支言集》，其中有《赠周南瑞序》，称安成人周南瑞敬修，把“濂溪”二字题在室内，有人对此提出非议；又说敬修的文章，本来早已超过乡里儒生，但从濂溪的标准来看却很浅陋，何不暂且放下已经学到的东西，而努力学习尚未学到的呢，等等。所说的应当就是此人。吴澄《序》中有许多不满之词，甚至说他想做濂溪的后人，就应当知道濂溪一派的门径。这显然是在讥刺他冒称周子的后裔；此人大概是喜欢攀附高人声名的人。看他的目录末尾标有“随有所传录，陆续刊行”九字，其体例与如今浅陋的坊刻本没有不同，由此也可以大致看出。卷首有刘将孙的一篇《序》，也写得潦倒浅陋，似乎是托名伪作。然而其中所收的文章，有不少是苏天爵《文类》没有收录的，而且足以帮助考察当时的典故。例如《元史》所载崔彧进献宝玺的事情，见于《成宗本纪》和崔彧本传，但没有详细记载得到宝玺的月份和日期；这部集子所载崔彧《献玺书文》，使人知道那是在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又如《成宗本纪》记载，元贞元年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陈日燇派遣使者上表，同时进献方物；但《安南国传》却把这件事记在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之下，与《本纪》不同。现在考察这部集子所载《安南国王贺成宗登极表》，末尾说是元贞元年三月初一日，由此知道《列传》误记了日期。这些都可以从旁帮助考证，其他文章也有许多值得观览的地方。其中第十七卷、第十八卷、第三十一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五卷和第四十一卷都缺失，大概是因为麻沙旧式书籍分卷零碎，传抄时容易散失。如今既然没有别的版本可以校补，也姑且依照原本录存，以保存它的真实面貌。△《古赋辨体》八卷、《外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祝尧编。 《江西通志》记载：祝尧是上饶人，延祐五年进士，任江山县尹，后来升任无锡州同知。《广信府志》记载：祝尧字君泽，与这个本子题写的相同，只是说他任萍乡州同知，与《江西通志》不同。这部书从楚辞以下，收录两汉、三国、六朝、唐、宋各代赋作，每代选取若干篇，用来辨析它们的体格，共八卷。外集二卷，则收拟骚、琴操歌等篇，是赋家流别的作品。采集材料相当完备。他评论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认为问答体的源头出自《卜居》《渔父》，宋玉一类的人继承发展，到汉代才兴盛起来。开头和结尾是文章，中间是赋，世代流传已久，变化了一次又一次。中间的赋，如果铺陈夸张而流于过度，专注于辞藻，就会流变为齐、梁、唐初的俳体；开头和结尾的文章，如果以议论为便利，专注于义理，就会流变为唐末和宋代的文体。对于正体、变体的源流，他说得也最为确切。何焯《义门读书记》曾讥评他论述潘岳《耤田赋》时把赋与颂分别开来的说法，并引马融《广成颂》为证，认为古人把赋、颂通称为一个名称。不过，文体屡经变化，支流于是分开，就像姓氏出自同一个源头，而后来的氏族却分成百族一样。既然书名是《辨体》，按道理就不能把它们合并为一体。何焯所说虽然有典籍依据，但追溯本源时，知道它们同源而名称不同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说祝尧强行主张分别就是杜撰，这也不是通达事理的说法。△《圭塘欸乃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这是元代许有壬及其弟许有孚、儿子许桢相互唱和的诗集。许有壬另有《至正集》，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成于至正八年，许有壬退休归来后，用皇帝赐金买得康氏废园，在相城西面，在园中凿池，形状像“桓圭”，于是取名“圭塘”。他每天带着宾客和子弟，在其中饮酒吟咏，积累成一部大集，共诗二百一十九首、乐府六十六首。其中只有《乐府十解》是他的客人马熙所作，其余都是许有壬、许有孚和许桢的作品。后来许桢到京师，把这部集子的抄本给马熙看，马熙又取来全部唱和，共诗七十八首、词八首，另题为《圭塘补和》，附在集子后面。他们的诗虽然多是一时兴到之作，不一定都刻意追求工巧，但同一家族之中，父亲、儿子、兄弟彼此以师友相待，其风流文雅的盛况，仍然可以由此想见。
集前周伯琦《序》，后有段天祐等八《跋》，及赵桓、陆焕然题诗各一首，皆至正庚寅、辛卯、甲辰、丙午诸年，惟末有洹滨一《跋》，不著名氏，称此集“江湖友人”躬录装潢者。二十八年南归展读。外皆破碎。兵后所存惟此本，乃力疾补葺，遗我子孙，后题“上章涒滩四月”。案：“上章涒滩”为庚申岁，乃明洪武之十三年。而丁文昇《跋》内亦有“从洹滨御史领归抄录语”。盖“洹滨”乃“有孚”别号，而所谓“江湖友人者”，即文昇也。△《忠义集》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赵景良编。初，南丰刘埙作《补史十忠诗》一卷，述宋末李芾、赵卯发、文天祥、陆秀夫、江万里、密祐、李庭芝、陈文龙、张世杰、张珏之事，埙自为《序》。其子麟瑞，复取宋末节义之士，撰述遗事，赋五十律，题曰《昭忠逸咏》，凡四卷，亦自为前后《序》。又有岳天祐者《序》之。景良合二集为一编，又采宋末遗老诸作，续为二卷，而并麟瑞诗四卷为三，总名之曰《忠义集》。於时《宋史》未修，盖藉诗以存史也。其书在元不甚著，明弘治中，江右何乔新始《序》而梓之。《序言附录》中有汪元量诗，然此本实无之，未详其故。又方回背宋降元，为世僇笑，其人最不足道，而景良列之忠义中，亦所未解也。埙有《隐居通议》，已著录。麟瑞号如村，至治中人；景良字秉善，二刘之乡人也。△《宛陵群英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元汪泽民、张师愚同编。泽民字叔志，婺源人，延祐戊午进士，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历南安、信州两总管府推官，以母忧归。服除，补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调济南路兖州知州。至正三年，召为国子司业，与修“三史”。书成，迁集贤直学士，寻以礼部尚书致仕，居宣城，自号“堪老真逸”。十五年，长枪贼陷宁国，被执不屈，骂贼死，年七十，赠江浙行中书省左丞，追封谯国郡公，谥文节，事迹具《元史》本传。师愚字仲愚，宁国人，曾两领延祐、天历乡荐，与泽民友善。《江南通志》称其尝撰《梅尧臣年谱》；然《年谱》乃其弟师曾所撰，已别著录，以为师愚者误也。是编，盖泽民晚居宣城时所辑。上自宋初，下迄元代，得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体，订为二十八卷，同里施璇为鋟版以行，其后久佚不传。故《宁国》、《宣城》二志载籍门内均不著其目。今核《永乐大典》各韵内，所录此集之诗，共得七百四十六首，作者一百二十九人，视原本犹存十之五六。中如王圭等七十馀人，载於《宣城旧志文苑传》者，其遗篇往往藉此以见。又如梅鼎祚《宛雅》所录诸家佚句，以为原诗散亡者，今其全什亦多见集中。宋、元著作放失者多，此集虽仅一乡之歌咏，亦可云文献之徵矣。谨裒集校定，厘为十二卷，凡其人之爵里事迹有可考者，俱补注於姓名之下；不可考者，阙之。其《永乐大典》原本失载人名，无可参补者，则仍分类附录於后，以待审订焉。△《元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元苏天爵编。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录。是编刊於元统二年，监察御史王理、国子助教陈旅各为之《序》。所录诸作，自元初迄於延祐，正元文极盛之时，凡分四十有三类。而理《序》仿《史记自序》、《汉书叙传》之例，区为十有五类，盖目录标其详，《序》则撮其网也。天爵三居史职，预修《武宗、文宗实录》，所著自《名臣事略》外，尚有《松厅章奏》、《春风亭笔记》诸书，於当代掌故，最为娴习。而所作《滋溪文集》，词章典雅，亦足追迹前修。故是编去取精严，具有体要，自元兴以逮中叶，英华采撷，略备於斯。论者谓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鼎立而三。然铉选唐文，因宋白《文苑英华》；祖谦选北宋文，因江钿《文海》，稍稍以诸集附益之耳。天爵是编，无所凭藉，而蔚然媲美，其用力可云勤挚。旅《序》篇末，称天爵此书所以纂辑之意，庶几同志之士，相与博采而嗣录之，而终元之世，未有人续其书者，可以见其难能矣。叶盛《水东日记》曰：苏天爵《元文类》，元统中监察御史南郑王理《序》之，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阎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马祖常、元好问之卓卓者，今皆无传（案：祖常《石田集》，好问《遗山集》，今皆有传本，盖明代不甚行於世，盛偶未见，故其说云然）。则所以考胜国文章之盛，独赖是编而已。尝见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陈旅《序》，此本则有书坊自增《考亭书院记》，建阳县江源《复一堂记》，并高昌《偰氏家传》云云。今此本无此三篇，而有陈旅《序》，盖犹从至正元刻翻雕也。△《元风雅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译集子前面有周伯琦《序》，后面有段天祐等八人的八篇《跋》，以及赵桓、陆焕然各题诗一首，都写于至正庚寅、辛卯、甲辰、丙午等年。只有末尾有洹滨一篇《跋》，不署名氏，说这部集子是“江湖友人”亲自抄录装订的。二十八年南归时展开阅读，此外都已残破。战乱后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本子，于是勉强支撑病体加以修补，留给我的子孙，后面题写“上章涒滩四月”。考察可知，“上章涒滩”是庚申年，即明洪武十三年。丁文昇《跋》中也有“从洹滨御史领归抄录”的话。大概“洹滨”就是“有孚”的别号，而所谓“江湖友人”，就是丁文昇。△《忠义集》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赵景良编。起初，南丰人刘埙作《补史十忠诗》一卷，叙述宋末李芾、赵卯发、文天祥、陆秀夫、江万里、密祐、李庭芝、陈文龙、张世杰、张珏的事迹，刘埙自己作了《序》。他的儿子刘麟瑞又选取宋末守节仗义的人，撰述他们的遗事，作律诗五十首，题为《昭忠逸咏》，共四卷，也自己作了前后两篇《序》。又有岳天祐为它作《序》。赵景良把这两部集子合编为一书，又采录宋末遗老的作品，续编为二卷，并把刘麟瑞的诗四卷合在一起，共三部分，总名为《忠义集》。当时《宋史》尚未修成，大概是借诗来保存史事。这部书在元代并不很著名，明弘治年间，江右人何乔新才作《序》并刊刻。那篇《序》说附录中有汪元量的诗，但这个本子实际上没有，不知是什么缘故。又方回背弃宋朝投降元朝，受到世人耻笑，这个人最不足称道，但赵景良却把他列入忠义之士中，也令人无法理解。刘埙有《隐居通议》，已经著录。刘麟瑞号如村，是至治年间人；赵景良字秉善，是刘氏父子的同乡。△《宛陵群英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汪泽民、张师愚共同编纂。汪泽民字叔志，婺源人，延祐戊午进士，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历任南安、信州两总管府推官，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服丧期满后，补任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调任济南路兖州知州。至正三年，被召为国子司业，参与修撰“三史”。书成后，升任集贤直学士，不久以礼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居住在宣城，自号“堪老真逸”。至正十五年，长枪贼攻陷宁国，他被俘后不屈服，痛骂贼人而死，时年七十岁，追赠江浙行中书省左丞，追封谯国郡公，谥号文节，事迹详见《元史》本传。张师愚字仲愚，宁国人，曾两次领延祐、天历年间的乡荐，与汪泽民友好。《江南通志》说他曾撰写《梅尧臣年谱》；然而《年谱》是他的弟弟张师曾撰写的，已经另行著录，把它说成张师愚所作是错误的。这部集子大概是汪泽民晚年居住宣城时编成的。上起宋初，下至元代，共收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为古体、近体，编定为二十八卷，同乡施璇刻版流传，后来长久散佚不传。因此《宁国志》《宣城志》在典籍门中都没有著录它的书名。如今考核《永乐大典》各韵部所收这部集子的诗，共得到七百四十六首，作者一百二十九人，与原本相比还保存了十分之五六。其中像王圭等七十多人，见载于《宣城旧志·文苑传》，他们遗留下来的篇章往往借此得以看见。又如梅鼎祚《宛雅》所收各家的佚句，原以为原诗已经散亡，如今他们的完整诗篇也有许多见于这部集子。宋、元两代散失的著作很多，这部集子虽然只是一个乡里的诗歌，也可以说是文献的征验了。谨慎地搜集并校定，将它分为十二卷；凡是作者的爵位、籍里和事迹有可考的，都补注在姓名之下；不可考的，就缺而不注。《永乐大典》原本漏载姓名、没有办法参考补全的，则仍按类别附录在后，以等待审订。△《元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元代苏天爵编。苏天爵有《名臣事略》，已经著录。这部书刊刻于元统二年，监察御史王理、国子助教陈旅各自为它作了《序》。所收各篇文章，上起元初，下至延祐，正是元代文章最兴盛的时期，共分为四十三类。王理的《序》仿照《史记·自序》《汉书·叙传》的体例，分为十五类，大概目录标明了详细分类，《序》则概括说明纲要。苏天爵三次任史官，参与修撰《武宗实录》《文宗实录》，除《名臣事略》外，还著有《松厅章奏》《春风亭笔记》等书，对于当代掌故最为熟悉。他所作《滋溪文集》，文辞典雅，也足以追踪前代名家。因此这部书取舍精严，体例纲要完备；从元朝兴起直到中叶，精华文章大致都收集在这里。评论者说它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鼎足而立，合为三部名作。然而姚铉选唐文，是依据宋白《文苑英华》；吕祖谦选北宋文，是依据江钿《文海》，只是稍微增补了各家文集罢了。苏天爵这部书没有凭借已有的选本，却能蔚然与它们相媲美，他所下的功夫可以说既勤奋又诚挚。陈旅《序》的末尾说，苏天爵编纂这部书，是希望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共同广泛采集文章，继续编录下去；然而直到元朝灭亡，也没有人续写这部书，由此可见这件事确实很难做到。叶盛《水东日记》说：苏天爵编《元文类》时，元统年间监察御史、南郑人王理曾为它作序。元代名人的文集，如王百一、阎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马祖常、元好问等卓越之人的作品集，如今都没有流传（按：马祖常有《石田集》，元好问有《遗山集》，现在都还有传本，大概是明代流传得不广，叶盛偶然没有见到，所以才这样说）。这样看来，考察前朝文章的盛况，就只能依靠这部书了。我曾见过至正初年浙江行省刻的大字本，书前有陈旅的序；这个本子却有书坊自行增补的《考亭书院记》、建阳县江源的《复一堂记》，以及《高昌偰氏家传》等篇。现在这个本子没有这三篇，却有陈旅的序，大概还是按照至正年间的刻本翻刻的。△《元风雅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前集十二卷，元傅习所采集，孙存吾为之编次；后集十二卷，则存吾所续辑也。习字说卿，清江人。存吾字如山，庐陵人。习仕履不可考；存吾尝为儒学正，亦不详其始末也。前集首刘因，凡一百十四家；后集首邓文原，凡一百六十六家。间载作者爵里，俱不甚详。所录江西人诗最多，盖里闬之间，易於摭拾。惟一时随所见闻，旋得旋录，故首尾颇无伦序。或有一人而两见者，殊乖体例。然元时总集传於今者不数家，此集虽不甚赅备，而零章断什不载於他书者颇多，世不习见之人，与不经见之诗，赖以得存者，亦不少矣。又案：范氏“天一阁”所藏，有《元朝野诗集》二册，亦题曰《元风雅》，不知何人所编，其体例与此迥殊，又传写多讹，参差失序，几至不可句读，盖断烂不全之本，无足甄录。以二书同出元代，名又相淆，姑附著其异同於此，以祛来者之疑焉。△《唐音》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元杨士宏编。士宏字伯谦，襄城人。是书成於至正四年，虞集为之《序》。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而士宏《自记》称十五卷，盖《遗响》有一子卷也。其《始音》惟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诗以体分，而以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诸家之作咸在，而附以僧诗、女子诗。李白、杜甫、韩愈三家，皆不入选。其凡例谓三家，世多有全集，故弗录。其书积十年之力而成，去取颇为不苟。明苏衡作《刘敬伯古诗选序》，颇以是书所分《始音》、《正音》、《遗响》为非。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则曰，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选唐诗者，惟杨士宏《唐音》为庶几云云。其推之可谓至矣。高棅《唐诗品汇》即因其例而稍变之，冯舒兄弟评韦縠《才调集》，深斥棅杜撰排律之非，实则排律之名，亦因此书，非棅创始也。曹安《谰言长语》称，旧有丹阳颜润卿注，今未见其本，此本题张震辑注。震字文亮，新淦人。其仕履始末及朝代先后皆未详，注极弇陋，明唐觐《延州笔记》尝摘其注李商隐《咸阳诗》“自是当时天帝醉”一条，李颀《赠从弟诗》“第五之名齐骠骑”一条，卢照邻《送赵司仓入蜀诗》“潘年三十外”一条。他如杨炯《刘生》一首，乃乐府古题，而震曰：刘生不知何许人。后篇亦有“刘生要皆从军之士”也。又炯《夜送赵纵》一首，其诗作於初唐，而震曰：赵纵，郭子仪之婿也，仕至侍郎。如斯之类，不可毛举，殆必明人也。以原本所有，且间有一二可采者，姑附存之，备一解焉。△《古乐府》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元左克明编。克明自称豫章人，其始末未详。《自序》题至正丙戌，则顺帝时也。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清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於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当元之季，杨维桢以工为乐府倾动一时，其体务造恢奇，无复旧格。克明此论，其为维桢而发乎？考宋郭茂倩先有《乐府诗订》，所录止於唐末，极为赅备。克明此集，似乎床上之床。然考李孝光刻《乐府诗集序》，称其书岁久将弗传。至元六年，济南彭叔仪始得本校刻，是郭书刊版之时，仅在克明成书前六年。其版又在济南，距江西颇远，则编此集时，当未必见郭书，非相蹈袭。且郭书务穷其流，故所收颇滥。如薛道衡《昔昔监》凡二十句，唐赵嘏每句赋诗一首，此殆如“春官”程试，摘句命题，本无关於乐府，乃列之薛诗之后，未免不伦。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於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每类各有小序，核其词气，确为克明自作，其题下夹注，则多摭《乐府诗集》之文，《紫玉歌》条下，并明标《乐府诗集》字。今考其《临高台》条下，引刘履《风雅翼》之说，尚与克明相去不远。至《紫骝马》条下，引冯惟讷《诗纪》之说，则嘉靖中书，元人何自见之？其由明人重刻，臆为窜入明矣。又冯舒校《玉台新咏》，於《焦仲卿妻诗》“守节情不移”句下，注曰：案：活本杨本，此句下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二句，检郭、左二《乐府》并无之。今考此本，乃已有此二句，知正文亦为重刻所改，不止私增其解题矣。然元刻今未之见，无由互校刊除，姑仍明刻录之，而附订其谬如右。
译前集十二卷，是元代傅习采集、孙存吾编次的；后集十二卷，则是孙存吾续编的。傅习字说卿，清江人。孙存吾字如山，庐陵人。傅习的仕宦经历无法考知；孙存吾曾任儒学正，但他的生平始末也不详。前集以刘因为首，共收一百十四家；后集以邓文原为首，共收一百六十六家。书中有时记载作者的爵位和籍贯，但都不太详细。所收江西人的诗最多，大概是乡里之间比较容易搜集。只是当时随见随闻，得到一首就收录一首，所以前后颇无条理。有的同一个人还出现两次，这很不合体例。然而元代总集流传到今天的没有几部，这部集子虽然收罗得不算完备，但其中有不少零篇断章是其他书没有收录的；那些世人不常见的作者和不曾见过的诗，也有不少依靠它才得以保存。又按：范氏“天一阁”收藏有《元朝野诗集》两册，也题作《元风雅》，不知道是谁编的；它的体例与这部书大不相同，而且传抄错误很多，前后错乱，几乎到了无法断句的程度，大概是残破不全的本子，不值得甄别著录。由于两部书都出自元代，书名又相互混淆，所以姑且把它们的异同附记在这里，以消除后来读者的疑惑。△《唐音》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代杨士宏编。杨士宏字伯谦，襄城人。这部书成于至正四年，虞集为它作了《序》。全书包括《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但杨士宏《自记》称共十五卷，大概是《遗响》还有一卷子卷。《始音》只收王、杨、卢、骆四家；《正音》按诗体分类，又把初唐、盛唐合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收录各家的作品，并附有僧人诗和女子诗。李白、杜甫、韩愈三家的诗都没有选入。凡例说，这三家世间大多有全集流传，所以不再收录。这部书积十年之力编成，取舍相当严慎。明代苏衡作《刘敬伯古诗选序》，很认为这部书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是不对的。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则说：选诗确实困难，必须有足以兼通各家的见识，才能选各家的诗；有足以兼通一代的见识，才能选一代的诗。一代诗人没有几个，一个人也没有几篇，而想由一个人来选一代之诗，不是很难吗？选唐诗的，只有杨士宏的《唐音》差不多如此，等等。他对这部书的推许可以说到了极点。高棅的《唐诗品汇》就是沿用它的体例而略加改变；冯舒兄弟评论韦縠《才调集》时，极力斥责高棅杜撰“排律”的错误，其实“排律”这个名称也是因此书而产生的，并不是高棅首先创立的。曹安《谰言长语》说，旧时有丹阳颜润卿作注的本子，现在没有见到；这个本子题作张震辑注。张震字文亮，新淦人。他的仕宦经历、生平始末以及所处朝代的先后都不详，注释极其浅陋。明代唐觐《延州笔记》曾摘出其中为李商隐《咸阳诗》“自是当时天帝醉”所作的一条注、为李颀《赠从弟诗》“第五之名齐骠骑”所作的一条注，以及为卢照邻《送赵司仓入蜀诗》“潘年三十外”所作的一条注来批评。像杨炯《刘生》一首，本来是乐府古题，张震却说：“刘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 后篇也有“刘生要皆从军之士”这样的说法。又如杨炯《夜送赵纵》一首，诗作于初唐，张震却说：“赵纵是郭子仪的女婿，官做到侍郎。”像这类错误无法一一列举，大概张震一定是明代人。因为这些内容原本就有，而且其中偶尔也有一两处可以采择，所以姑且附存下来，作为一种解释的参考。△《古乐府》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左克明编。左克明自称豫章人，生平始末不详。《自序》题为至正丙戌，即顺帝年间。这部书收录古乐府辞，分为八类：一是《古歌谣》，二是《鼓吹曲》，三是《横吹曲》，四是《相和曲》，五是《清商曲》，六是《舞曲》，七是《琴曲》，八是《杂曲》。《自序》说：开头冠以“古歌谣词”，是看重它发自自然；末尾用“杂曲”作结，是说明乐府逐渐流向新声。他又说：风俗教化日益改变，繁杂的音乐日益滋长，担心这种古声会因此消亡，所以不自量力，上溯三代以前，下止于陈、隋，截然把它们单独奉为宗旨；即使因此获罪于当世君子，也无所逃避，等等。元代末年，杨维桢以工巧的乐府诗轰动一时，他的诗体专事营造宏伟奇特的风格，已经完全没有旧有格调。左克明这番议论，难道是针对杨维桢而发的吗？考察可知，宋代郭茂倩已经先编有《乐府诗集》，所收止于唐末，极其完备。左克明这部集子似乎成了重复之作。然而考察李孝光所刻《乐府诗集序》，其中说郭氏的书年代久远，恐怕将要失传；至元六年，济南彭叔仪才得到原本加以校刻。这样看来，郭氏书刊刻的时间只比左克明成书早六年，而且刻版又在济南，距离江西很远，那么左克明编这部集子时，未必见过郭氏的书，并非相互抄袭。况且郭氏之书致力于穷尽乐府流变，所以收录颇为芜杂。例如薛道衡《昔昔盐》共二十句，唐代赵嘏竟然每句作一首诗，这大概就像“春官”主持的考试，摘取诗句作为题目，本来与乐府没有关系，却把它列在薛道衡诗的后面，未免不合体例。这部集子致力于追溯乐府的源流，所以重视古题、古词；至于变体和拟作，取舍相当谨慎，它的编纂意图也完全不同。每一类各有小序，考察其中的词气，确实是左克明亲自撰写的；题目下面的夹注，则多半摘取《乐府诗集》的文字，《紫玉歌》一条下面还明确标出“《乐府诗集》”字样。现在考察《临高台》一条，其中引用刘履《风雅翼》的说法，尚且与左克明相距不远；至于《紫骝马》一条，引用冯惟讷《诗纪》的说法，那是嘉靖年间的书，元代人怎么可能见到？显然是明人重刻时擅自窜入的。又冯舒校订《玉台新咏》时，在《焦仲卿妻诗》“守节情不移”一句下面注说：按，活字本、杨氏本在这句下面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两句，但查郭、左两部《乐府》都没有。现在考察这个本子，竟然已经有了这两句，可知正文也被重刻者改动了，并不只是私自增添了题解。不过元代刻本现在没有见到，无法相互校勘并删改，姑且仍按明代刻本录入，同时把上述错误附记在这里。
△《玉山名胜集》八卷、《外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顾瑛编。瑛有《玉山璞稿》，已著录。其所居池馆之盛，甲於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因裒其诗文为此集，各以地名为纲，曰《玉山堂》、曰《玉山佳处》、曰《种玉亭》、曰《小蓬莱》、曰《碧梧翠竹堂》、曰《湖光山色楼》、曰《读书舍》、曰《可诗斋》、曰《听雪斋》、曰《白云海》、曰《来龟轩》、曰《雪巢》、曰《春草池》、曰《绿波亭》、曰《绛雪亭》、曰《浣华馆》、曰《柳塘春》、曰《渔庄》、曰《书画舫》、曰《春晖楼》、曰《秋华亭》、曰《淡香亭》、曰《君子亭》、曰《钓月轩》、曰《拜石坛》、曰《寒翠所》、曰《芝云堂》、曰《金粟影》。每一地各先载其题额之人，次载瑛所自作春题，而以序记、诗词之类各分系其后。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於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於辋川、云谿。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则未有过於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草堂雅集》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顾瑛编。瑛早擅文章。又爱通宾客，四方名士，无不延致於“玉山草堂”者，因仿段成式《汉上题襟集》例，编唱和之作为此集，自陈基至释自恢，凡七十人。又仿元好问《中州集》例，各为小传，亦有仅载字号里居，不及文章行谊者，盖各据其实，不虚标榜，犹前辈笃实之遗也。其与瑛赠答者，即附录己作於后，其与他人赠答，而其人非与瑛游者，所作可取，亦附录焉，皆低书四格以别之。盖虽以《草堂雅集》为名，实简录其人平生之作，元季诗家，此数十人括其大凡；数十人之诗，此十馀卷具其梗概。一代精华，略备於是。视月泉吟社惟《赋田园杂兴》一题，惟限五七言律一体者，赅备多矣。是书世罕传本，王士祯《居易录》记朱彝尊於吴门医士陆其清家仅一见之，此本纸墨犹为旧钞，疑或即陆氏本欤。△《玉山纪游》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元顾瑛纪游倡和之作，明袁华为类次成帙者也。所游自昆山以外，如天平山、灵岩山、虎邱、西湖、吴江、锡山、上方山、观音山，或有在数百里外者，总题曰“玉山”。游非一人，而瑛为之主；游非一地，而往来聚会悉归“玉山堂”也。每游必有诗，每诗必有小序，以志岁月。所与游者，自华以外，为会稽杨维桢、遂昌郑元祐、吴兴、郯韶、沈明远、南康于立、天台陈基、淮南张迟、嘉兴瞿智、吴中周砥、释良琦、昆山陆仁，皆一时风雅胜流；又有顾佐、冯郁、王濡之三人，里贯事迹皆未详。然以其侪偶推之，定亦非俗士矣。所收不及《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之富，而山水清音，琴樽佳兴，一时文采风流，千载下尚如将见之也。华已入明，然其诗皆作於至正中；华编是集之时，亦尚在至正中。故不以编集之人为断，而以作诗之人为断，仍列诸元代焉。△《大雅集》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赖良编。良字善卿，天台人。是集皆录元末之诗，分古体四卷，近体四卷，前有至正辛丑杨维桢《序》，又有至正壬寅钱鼐《序》，末有王逢《序》，不署年月。维桢《序》，称其所采皆吴、越人之隐而不传者，《序》末良自识云：良选诗至二千馀首，铁崖先生所留者，仅存三百。铁崖道人即维桢别号，是兹集乃良所裒辑，而维桢所删定，故每卷前署维桢评点字也。然观集中止首卷前数篇有维桢评语，七言律诗中顾瑛《和维桢唐宫词》十首，亦列评语於其下，馀无维桢一语，或传写不完，或但经维桢点定，中间偶评数首，良重其名，遂以评点归维桢欤。顾嗣立选元诗三百家，众作略备，然大抵有集者登选，虽称零篇佚什，各人癸集，而癸集实阙而未辑。此集所录，多嗣立之所未收，其去取亦颇精审。盖维桢工於篇什，故鉴别终为不苟。又每人之下，皆略注字号里贯，元末诗人无集行世者，亦颇赖以考见，固不失为善本矣。△《元音遗响》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玉山名胜集》八卷、《外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顾瑛编。顾瑛有《玉山璞稿》，已经著录。他所居住的池馆之盛，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当时的名流大多跟随他游宴，于是他把他们的诗文汇集成这部书，以各处地名为纲，分为《玉山堂》《玉山佳处》《种玉亭》《小蓬莱》《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读书舍》《可诗斋》《听雪斋》《白云海》《来龟轩》《雪巢》《春草池》《绿波亭》《绛雪亭》《浣华馆》《柳塘春》《渔庄》《书画舫》《春晖楼》《秋华亭》《淡香亭》《君子亭》《钓月轩》《拜石坛》《寒翠所》《芝云堂》《金粟影》。每一处先记题写匾额的人，接着记载顾瑛自己所作的春题，再把序、记、诗、词等分别编排在后面。元代末年有名的士人，列在其中的有十分之八九。考察起来，宴集唱和的盛况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则始于辋川、云谿。其中宾客的优秀、文辞的丰富，是没有哪部集子超过它的。虽然他们身逢衰乱的时代，借此有所寄托而避世，但文章风采照耀一代；数百年之后，仍然仿佛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把这部书保存下来，也算是千百年来文艺界的一段佳话。△《草堂雅集》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顾瑛编。顾瑛早年就以文章著称，又喜爱广交宾客，四方名士没有不被他邀请到“玉山草堂”的，于是仿照段成式《汉上题襟集》的体例，把唱和之作编成这部集子，从陈基到释自恢，共七十人。又仿照元好问《中州集》的体例，分别为他们作小传；其中也有只记字号、籍贯居处而没有涉及文章品行的，大概是各自依据实际情况，不虚加赞誉，这仍然保留了前辈笃实的遗风。与顾瑛相互赠答的人，就把顾瑛自己的作品附录在后面；与其他人互相赠答、而那些人并没有同顾瑛交游的，只要作品有可取之处，也附录在后面，且都低四格书写以示区别。这部书虽然名为《草堂雅集》，实际上是简略收录这些人一生的作品；元代末年的诗人，大体都包括在这数十人之中，而这数十人的诗作，这十多卷也概略具备了。一代文学精华，大致都集中在这里。与月泉吟社只有《赋田园杂兴》一个题目、且只限五言七言律诗一种体裁相比，它的收罗完备得多。这部书世间很少有传本，王士祯《居易录》记载朱彝尊在吴门医生陆其清家只见过一次；这个本子的纸墨还像旧抄本，怀疑或许就是陆氏的藏本。△《玉山纪游》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这是元代顾瑛记载游览及唱和作品、明代袁华将其分类编次成帙的书。所游之地除了昆山以外，还有天平山、灵岩山、虎邱、西湖、吴江、锡山、上方山、观音山，有的甚至在数百里之外，总称为“玉山”。游览并非只有一个人，但以顾瑛为主人；游览也不止一个地方，而往来聚会都归入“玉山堂”。每次游览必有诗，每首诗必有小序，用来记载年月。与他同游的人，除袁华以外，有会稽杨维桢、遂昌郑元祐、吴兴郯韶、沈明远、南康于立、天台陈基、淮南张迟、嘉兴瞿智、吴中周砥、释良琦、昆山陆仁，都是一时文雅之士；又有顾佐、冯郁、王濡之三人，籍贯和事迹都不详。然而推想他们的同伴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也一定不是庸俗之士。所收作品不如《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丰富，但山水间的清雅诗篇、琴酒相伴的美好兴致，以及一时的文章风流，千年之后仍仿佛可以看见。袁华已经进入明代，但他的诗都作于至正年间；袁华编这部集子时，也还在至正年间。因此不以编集者所处的朝代为断，而以作诗者所处的朝代为断，仍把它列入元代著作。△《大雅集》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赖良编。赖良字善卿，天台人。这部集子全收元代末年的诗，分为古体四卷、近体四卷。前面有至正辛丑杨维桢的《序》，又有至正壬寅钱鼐的《序》，末尾有王逢的《序》，但没有署年月。杨维桢《序》说，他所采录的都是吴、越地区隐没不传的作品；序末赖良自识说：赖良选诗二千多首，铁崖先生保留下来的只有三百首。铁崖道人是杨维桢的别号，因此这部集子是赖良汇辑、杨维桢删定的，所以每卷前都题有“维桢评点”字样。然而看集中情况，只有第一卷开头的几篇有杨维桢的评语；七言律诗中顾瑛《和维桢唐宫词》十首，诗下也列有评语，其他地方没有杨维桢一句话。或许是传抄不完整，或许只是经过杨维桢点定，中间偶尔评论几首，赖良看重他的名望，于是把评点都归在杨维桢名下。顾嗣立选编元诗三百家，众多作品大致都收齐了，但大体上是有文集流传的人才入选；即使说收录了零篇散作，其实各人的文集仍有缺漏而没有辑全。这部集子所收，多数是顾嗣立没有收录的，取舍也颇为精审。大概杨维桢擅长裁量篇章，所以鉴别始终不肯草率。而且每位作者名下都略加注出字号和籍贯，元代末年没有文集流传于世的诗人，也有不少依靠这部书才得以考见，因此确实不失为善本。△《元音遗响》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八卷为胡布诗，又名《崆峒樵音》。后二卷则张达、刘绍诗也。三人皆元之遗民，而他书罕称其诗者，且亦罕称其人者，故其出处莫之能详。今即诗中考之，则绍为布姻家，曾入汝南王幕。布与绍诗，《序》称俱客闽帅，不遂所志，盖元末皆尝参谋军事。布又有诗云：“我时瘴疠使，分迹南荒最”。又云：“自我使岛夷，衔命出蛮障”。是布复尝奉使海外矣。又布有《入理问所作》及《丙辰岁狱中元夕》诗，注云：先生以高蹈有忤时政，被谪，又《丙辰十月初五发龙江》诗云：“羁人得遣如承檄，日暮登舟似到家”。丙辰为洪武九年，殆明初徵之不屈，被谴，既而得释者也。至其近闻自从诸诗中，有“想见霓旌拥行在”之句，当为顺帝北狩后所作。故君旧国之思，拳拳不置，其志节可见，其诗格调亦皆高古，不失汉、魏遗意，虽声华消歇，名氏翳如，而遗集犹存，固可与柴桑一老尚友於千载前矣。布字子申，达字秀充，皆盱江人；绍字子宪，黎川人也。△《风雅翼》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刘履编。履字坦之，上虞人，入明不仕，自号“草泽闲民”。洪武十六年，诏求天下博学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起之，至京师，授以官，以老疾固辞，赐钞遣还，未及行而卒。《浙江通志》列之《隐逸传》中。是编首为《选诗补注》八卷，取《文选》各诗删补训释，大抵本之“五臣旧注”，曾原演义，而各断以己意。次为《选诗补遗》二卷，取古歌谣词之散见於传记、诸子，及乐府诗集者，选录四十二首，以补《文选》之阙。次为《选诗续编》四卷，取唐、宋以来诸家诗词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为“文选嗣音”。其去取大旨，本於真德秀文章正宗，其铨释体例，则悉以《朱子诗集传》为准。其论杜甫《三吏》、《三别》太迫切而乏简远之度；以视“建安乐府”，如“典谟”之后别有“盘诰”，足见风气变移，不知讽谕之语，必含蓄乃见优柔，叙述之词，必真切乃能感动。王粲《七哀诗》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此何尝非“建安诗”，与《三吏》、《三别》何异？又如《孤儿行》、《病妇行》、《上留田》、《东西门行》以及《焦仲卿妻诗》之类，何尝非“乐府诗”，与《三吏》、《三别》又何异？此不明文章之正变，而谬为大言也。又论《塘上行》后六句以为魏文帝从军，而甄后念之。不知古者采诗以入乐，声尽而词不尽则删节其词；词尽而声不尽，则摭他诗数句以足之。皆但论声律，不论文义，《乐府诗集》班班可考，《塘上行》末六句忽及从军，盖由於此；履牵合魏文帝之西征，此不明文章之体裁，而横生曲解也。至於以汉、魏篇章，强分比兴，尤未免刻舟求剑，附合支离。朱子以是注楚词，尚有异议，况又效西子之颦乎？以其大旨不失於正，而亦不至全流於胶固。又所笺释评论，亦颇详赡，尚非枵腹之空谈，较陈仁子书犹在其上，固不妨存备参考焉。又案：叶盛《水东日记》，称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刘履《风雅翼》常别加注释，视刘益精。安成李先生者，李时勉也。其书今未之见，然时勉以学问醇正，人品端方，为天下所重。诗歌非其所长，考证亦非其所长。计与履之原书，亦不过伯仲之间矣。△《荆南倡和集》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元周砥、马治同撰。砥字履道，无锡人；治字孝常，宜兴人。《明史文苑传》，并附载《陶宗仪传》末。至正癸巳、甲午、乙未三年，砥遭乱，客治家，治馆砥於宜兴荆溪之南，随事倡和，积诗一卷，录成二帙，各怀其一。同时遂昌郑元祐为之《序》，二人亦自有《序》。后砥从张士诚死於兵，而治入明为内邱县知县，迁建昌府知府，与高启友善，遂以此集手录本付启。启复以与吕敏，有启《后序》及徐贲《题志》。敏后仍归诸马氏。成化间，乡人李廷芝携至京师，俾李应祯、张弼校正付梓。集后附录数首，皆砥在荆南前后之作，及治赋砥哀词，与其追和之诗。砥以吟咏擅长，与顾阿瑛往来。《玉山雅集纪游》诸编中，多载所作，格调皆极谐婉。其撰是集，正元末丧乱之际，感时伤事，尤情致缠绵。治诗稍逊於砥，而隽句络绎，工力亦差能相敌。以视《松陵倡和》、《汉上题襟》，虽未必遽追配作者，而两人皆无全集行世，存之亦足见其一斑焉。（案：周砥与马治诗同一集，而人隔两朝，遂无时代可归，今以治虽入明而在元所作，尚可谓之元诗；若砥则断断不可编於明。故以砥为主，缀元人之末，此不得已之变例也。）
译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前八卷是胡布的诗，又名《崆峒樵音》；后两卷则是张达、刘绍的诗。这三人都是元代遗民，但其他书很少称述他们的诗，也很少称述他们本人，所以他们的出处经历无法详细考知。现在从诗中考察，刘绍是胡布的姻亲，曾经进入汝南王的幕府。胡布与刘绍的诗，《序》中说他们都客居闽帅麾下，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大概元代末年都曾参与谋划军事。胡布又有诗说：“我时瘴疠使，分迹南荒最。”又说：“自我使岛夷，衔命出蛮障。”可见胡布还曾奉命出使海外。胡布又有《入理问所作》和《丙辰岁狱中元夕》诗，注说：先生因为高蹈自守而触犯时政，被贬谪；又有《丙辰十月初五发龙江》诗说：“羁人得遣如承檄，日暮登舟似到家。”丙辰是洪武九年，大概是明初朝廷征召他而他不肯屈从，因而被责罚，后来又获释。至于他在《近闻自从》等诗中说“想见霓旌拥行在”，应当是顺帝北狩以后所作。因此，他对故君和旧国的思念始终深切不忘；他的志节可以由此看出，他的诗歌格调也都高雅古朴，不失汉、魏诗歌的遗意。虽然声名才华已经消歇，姓名也湮没不彰，但遗留下来的诗集还存在，确实可以同柴桑那位老人隔着千年相互引为知己了。胡布字子申，张达字秀充，都是盱江人；刘绍字子宪，是黎川人。△《风雅翼》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刘履编。刘履字坦之，上虞人，进入明代后不出仕，自号“草泽闲民”。洪武十六年，诏令寻求天下博学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行起用他；他到了京师，朝廷授给他官职，他以年老多病坚决推辞，朝廷赐给他钞币，遣送他回去；还没有出发就去世了。《浙江通志》把他列入《隐逸传》。这部书的第一部分是《选诗补注》八卷，选取《文选》中的各首诗，删补并加以训释，大体依据“五臣旧注”，曾经推演其中义理，同时又都用自己的意见来作判断。其次是《选诗补遗》二卷，选取散见于传记、诸子以及《乐府诗集》中的古代歌谣词，共四十二首，用来补足《文选》的缺漏。其次是《选诗续编》四卷，选取唐、宋以来各家诗词中较为近古的作品一百五十九首，作为“文选嗣音”。它取舍作品的大旨，本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诠释体例，则完全以《朱子诗集传》为准。书中评论杜甫《三吏》《三别》过于急切，缺少简约深远的风度；拿它同“建安乐府”相比，就像“典谟”之后另有“盘诰”一样，这足以看出文风的变化，却不知道讽谕的言语必须含蓄，才能显出优柔深厚；叙述的言辞必须真切，才能打动人心。王粲《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难道不是“建安诗”吗？它同《三吏》《三别》有什么不同？又如《孤儿行》《病妇行》《上留田》《东西门行》以及《焦仲卿妻诗》这一类，难道不是“乐府诗”吗？它们同《三吏》《三别》又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不明白文章正变的道理，却妄自发表夸大的言论。书中又评论《塘上行》末六句，认为是魏文帝出征，而甄后思念他。不知道古人采集诗歌收入乐曲时，如果乐声已经结束而歌词还没有唱完，就删节歌词；如果歌词唱完而乐声还没有结束，就摘取其他诗中的几句来补足。这样做只讲究声律，并不讲究文义，《乐府诗集》中有清楚的考证。《塘上行》末六句突然涉及出征，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却牵强地联系到魏文帝西征，这是不明白文章体裁，任意产生曲解。至于把汉、魏篇章强行区分为比、兴，更不免像刻舟求剑，附会得支离破碎。朱子用这种方法注释《楚辞》，尚且有不同意见，何况又去仿效西施皱眉呢？不过，它的基本宗旨没有偏离正道，也还不至于完全流于拘泥固执。此外，书中的笺释和评论也相当详尽丰富，还不是腹中空空的空谈，比陈仁子的书仍要高出一筹，所以不妨保存下来作为参考。又考：叶盛《水东日记》称，祭酒安成李先生对刘履《风雅翼》常常另加注释，比刘履的更为精密。所谓安成李先生，就是李时勉。他的书如今没有见到，但李时勉学问醇正、人品端方，受到天下人的尊重。诗歌不是他的长处，考证也不是他的长处。推想他同刘履原书相比，大概也不过是伯仲之间罢了。△《荆南倡和集》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周砥、马治共同撰写。周砥字履道，无锡人；马治字孝常，宜兴人。《明史·文苑传》将二人一并附载在《陶宗仪传》末尾。至正癸巳、甲午、乙未三年，周砥遭逢战乱，寄居在马治家中；马治在宜兴荆溪之南设馆接待周砥，二人随事唱和，积成诗一卷，抄录为两册，各自收藏一册。当时遂昌郑元祐为此书作《序》，二人也各自作了《序》。后来周砥跟随张士诚战死，马治入明后任内邱县知县，升任建昌府知府，同高启友善，于是亲手抄录此集交给高启。高启又把它转交给吕敏，并有高启《后序》和徐贲《题志》。吕敏后来仍将书归还马氏。成化年间，乡人李廷芝把书带到京师，请李应祯、张弼校订后付梓。集后附录诗数首，都是周砥在荆南前后的作品，以及马治为周砥写的哀词和追和之诗。周砥长于吟咏，同顾阿瑛有交往。《玉山雅集纪游》等编中多载有他的作品，格调都极为谐和婉约。他编撰这部诗集时，正值元末丧乱之际，感慨时局、哀伤世事，尤其情意缠绵。马治的诗稍逊于周砥，但俊秀的句子接连不断，创作功力也大致能够同周砥相匹敌。拿它同《松陵倡和》《汉上题襟》相比，虽然未必马上就能赶上那些作者，但二人的全集都没有流传于世，保存这部诗集，也足以让人看见他们成就的一斑。（考：周砥与马治的诗合为一集，但二人所处朝代不同，因此无法归入某一个时代。现在马治虽然入明，但诗作是在元代写的，还可以称为元诗；至于周砥，则绝对不能编入明诗。所以以周砥为主，附列在元人作品的末尾，这是不得已而采用的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