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经部五

译《经》分为上、下两篇，朱子说：“因为篇帙简短而分量重大，所以分为上、下二篇。”蔡清则说：“六十四卦为什么不以三十二卦为《上经》、三十二卦为《下经》，却是《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呢？”又如“用九，见群龙无首”，朱子说：“‘用九’是六十四卦一百九十二个阳爻的通例；‘见群龙无首’是本卦六爻都用九时的占辞。”蔡清则说：“孔子《象传》和《文言》逐节都是针对六爻都用九来说的，但《本义》不采用这种说法。”又说：“如果依照朱子的说法，那么在‘用九’下面还应当添上‘六爻皆用九者’一句。” “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朱子说：“上句的‘知’字语意较重，下句的‘终’字语意较重。”蔡清则说：“这未必是本文的意思。本文下句有一个‘知’字，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只是姑且用来和上句相对，却没有实际意义吗？”其他地方也都不肯曲意附和，大多是这样。朱子不完全遵从程《传》，但能够阐发程《传》的人没有超过朱子；蔡清不完全遵从《本义》，但能够阐发《本义》的人没有超过蔡清。这大概就是醇正儒者发自内心体悟的学问，与争论门户之见的人有所不同吧！△《读易馀言》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代崔铣撰写。崔铣字仲凫，又字子锺，安阳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侍郎。谥号文敬。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此书以程《传》为主，同时采纳王弼、吴澄的说法，与朱子《本义》颇有异同。大旨是舍弃象数而阐明义理，所以说陈抟所传的图象都属于推演术数，与《易》无关。各位儒者关于卦变的说法也支离琐碎，没有可取之处。书中的《上经卦略》《下经卦略》《大象说》都只标出卦名，不载《经》文；《系辞辑》《说卦训》则完整抄录《传》文。大概此书不是一次写成的，所以体例偶有不同。况且《经》中有卦名，而《系辞》《说卦》没有章名，体例也势必不能相同。只是删去了《说卦广象》八章，另外按照蔡清的说法加以增删。又把《序卦》《杂卦》《文言》三传一概删去，未免有擅改经文之嫌。总的说来，它质朴笃实而接近义理，当然可以算作洛学、闽学的传承。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崔铣《读易馀言》五卷，又记载崔铣《易大象说》一卷。考察可知，此书第三卷就是《大象说》；朱彝尊因为它另有版本单独刊行，便析分为两部，偶然没有考察清楚。现在附记于此，不再另行著录。△《易学启蒙意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韩邦奇撰写。韩邦奇字汝节，朝邑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号恭简。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编依据朱子《易学启蒙》来阐明其中的学说。第一卷题为《本图书》，第二卷题为《原卦画》，都是推演邵氏之学，并详细作图解释。第三卷题为《明蓍策》，也阐发古代筮法，并附论近世以后第二变、第三变不挂蓍的错误。第四卷题为《考占变》，叙述六爻不变以及六爻依次变化的旧例。第五卷题为《七占》：六爻不变、六爻全变以及一爻变，都沿用旧法；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变，则另立新法来占断。所列卦图，都是由一卦变化出六十四卦，与焦延寿《易林》相同。然而它的宗旨是宋儒的《易》，不是汉儒的《易》。△《易经存疑》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林希元撰写。林希元字茂贞，号次崖，同安人。正德丁丑年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见于《自序》和王慎中《序》。《泉州府志》称他官至大理寺丞，这是错误的。《明史·儒林传》把他附载在《蔡清传》中。此书采用注疏本。解释经文一概以朱子《本义》为主，并多引用蔡清《蒙引》。所以杨时乔《周易古今文》说，他是继《蒙引》而作，只有细微的异同。书名叫《存疑》，洪朝选《序》说，是保存朱子的疑义，用来辅助程、朱的《传》和《义》。《自序》说：“如今如果一定要把程、朱看低，那么我的学说怎么能比他们高明？如果不能这样，那么即使尊崇郑玄、贾逵，郑玄、贾逵的说法难道能够施用于今天吗？”大概此书本来是为科举而作，所以主张疏远汉学而尊崇宋学。不过，他研究义理，立论谨严；与古代经学大师相比虽有所不足，但终究胜过那些剽窃浅陋内容、把写时文当作猎取功名手段的人。大概正德、嘉靖以前的儒者还比较接近笃实之学。原刻本已经漫漶不清，这个本子是乾隆壬戌年由他的后裔廷玣刻印的。旧本有王慎中、洪朝选两篇《序》，朱彝尊《经义考》曾予以收载，廷玣把它们删去了。两篇序文所说都没有重大的发明，现在也不再补录。△《周易辨录》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明代杨爵撰写。杨爵字伯修，富平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因上疏极力论说符瑞，被下诏投入诏狱拘禁，七年后才获释。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书前有《自序》，题为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年，大概就是他与周怡、刘魁等人在狱中讲论时所作，所以取《系辞》中“困德之辨”一句作为书名。《明史》本传题作《周易辨说》，书名略有不同。但《艺文志》仍作《周易辨录》，大概是刊本文字错误。书中只解释六十四卦，每卦只载《上经》《下经》的卦辞。然而解释时六爻以及《彖传》《象传》都兼而论及，只是不把原文列出罢了。他的说法多以人事为主，颇为切实明白。大概他凭借正直的操守，处在艰难危险的时局中，幽居狱中而思虑深远，寄托极其深厚，其中有些地方不能用一般经生的常见义理解说来衡量。然而从始至终没有一个字的怨恨责怪，这就是他成为纯正忠臣的原因吧！△《易象钞》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胡居仁撰写。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馀干人，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此书前有胡居仁《自序》，说：“我读《易》二十年，有所得便抄录积存下来，亲手整理编成一册，把先儒的图书、论说中与自己心得相合的内容记录下来。”第三卷以下，都是与人往来讨论《易》的札记以及自己记录的学问；又把内容概括编成歌辞来举出要旨。胡居仁的学问虽然出自吴与弼，但其笃实远胜于老师。所以在明代，他与曹端、薛瑄并称醇儒。其所著《居业录》，至今仍被称为道学正宗。他解释《易》也简明切实，不涉及支离玄虚的言论。考察万历乙酉年御史李颐《请以居仁从祀孔子庙庭疏》，其中说胡居仁著有《易传》《春秋传》，如今已经散佚且次序错乱。朱彝尊《经义考》记载胡居仁有《易通解》，并注“未见”，却没有记载这部书，难道这部书另一个名称就是《易通解》吗？但李颐当时已经说它散佚失次，为什么这个本子却独自完整？因此怀疑是后人搜集他的零散言论，重新编排而成，不是胡居仁亲手撰著的。△《周易象旨决录》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熊过撰写。熊过字叔仁，号南沙，富顺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陈束传》中，称熊过与陈束、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任瀚、李开先、吕高为“嘉靖八才子”；然而熊过钻研经学训诂，实际上不只是以文章著名。据熊过《自序》，此书起初名为《易象旨》，后来才加上《决录》的名称。考察《三辅决录》，书名始于赵岐；至于这种命名的含义，古代没有流传下来的解释。按意思推测，大概是“定本”的意思。《自序》又说：“起初听说闽人蔡清善于研究《易》，买到他的书，只见他阐明卦理宗旨，却没有涉及卦象，于是稍微记录疑问作为补充言论。辛丑年被贬入滇地，遇到杨慎，杨慎劝我完成此书。”大概他最初研读宋儒的《易》，觉得不合意，于是舍弃宋学而研究汉《易》，所以他的学说以卦象为主。考察《左传》记载韩起到鲁国，看到了《易象》《春秋》，可知古人既然以“象”命名，就知道卦象是《易》的本旨。因此《系辞传》说：“易，就是象。象，就是仿像。”从王弼以下，转而谈论义理；从陈抟以下，转而谈论数术，这就是所谓各自阐明一个方面。后人把二者合在一起，概称为象数。于是喜好幽深玄妙学说的人把它们合在一起加以扫除，便忌讳谈论象数。明人的《易》学，谈数的归入道家，谈理的归入释氏，原因就在这里。熊过写这部书，虽然不能完全恢复汉学，但凡是解释义理必定考察古说，确实胜过那些支离恍惚的言论。他依据旧说来考证今本文字，共考证字一百零一个、音三十八个、句二十六处、脱字七十九处、衍文三十处、应当移置的地方三十二处，以及旧本本来没有错误却被认为有误的地方三处。他所依据的书，如郭京伪托的旧本、吴澄妄自改动的古经，也一概引用，不免有轻信之处。又如《坤卦小象》，他只知道《魏志》作“初六履霜”，不知道《后汉书》实际作“履霜坚冰”，间或也有考察不周之处。但这些都依据前代文献，并非凭空撰造。又只注明某字据某书应当作某字，并不敢擅自改动一个字，仍然属于谨慎严密。在明代诸家《易》说中，本书确实是卓越出众的。△《易象钩解》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陈士元撰写。陈士元字心叔，应城人。嘉靖甲辰年进士。官至滦州知州。此编专门阐发《经》文取象的含义。前面有陈士元《自序》，说：“朱晦菴、张南轩这些善于谈论《易》的人，都认为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之类都不能废弃。文王、周公的卦辞和爻辞，虽然不是后世纬书数术那样琐碎，但其中的道理无不包括这些内容。

译传注家只是把它们按照虚玄的宗旨来解释，因而遗漏了应当论述的内容。” 他在《履卦》的注解中又说：“京房的学说有明确的传授源流，如今的学士大夫却排斥而不采用。假如圣人不是因为卜筮而作《易》，只是想立言垂训，那么画卦、揲蓍又是为了什么呢？朱子说：《易》取象，当然一定有它的来源，只是这种学说一定已经具备在太卜官那里，如今无法再考察，也不能说卦象是虚构的。那么，怎么知道京氏之学不是太卜所收藏的学说呢？”等等。考察太卜的法则虽然无法详考，但《左传》所记载的变爻、互体等占法，仍然可以看见大概。汉代《易》学自田何以下没有异说。孟喜“六日七分”的学说，说是出自田王孙，但田王孙的门徒认为不是这样。焦赣按日值而行事的条例，说是出自孟喜，但孟喜的门徒又认为不是这样。刘向校书时，也说“只有京氏属于异党”。《汉书·儒林传》把源流始末记载得很有条理，可以据此复核。京氏的书虽然大多散佚，但《易传》三卷还保存着，他的占法大致也可以考察，与《左传》所载的完全不同。陈士元把京氏《易》当作太卜所收藏的学说，实在没有根据。而且京氏的占法完全不以卦象为主，拿它来作为阐明卦象的证据，也失去了本来面目。但他说《易》以卜筮为用，卜筮以卦象为根本，这一点与作《易》的本旨非常契合。所以他的论说虽然有时牵强附会，但大多还是很有切合之处，总的来说胜过空谈名理、荒废轻视古义的人。此书每卷卷目标目下面都题有《归云别集》，卷数从五十八到六十一。大概当时编入全集，就像李石《方舟集》收录《易互体》一样。书中的《序》又称，过去曾作《汇解》二卷，概括说明其大要。考察《明史·艺文志》，记载陈士元有《易象钩解》四卷、《易象汇解》二卷，那么《汇解》也是阐发象学的书。现在因为没有见到这部书，所以不予著录。△《周易集注》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来知德撰写。来知德字矣鲜，梁山人。嘉靖壬子年举人。万历三十年，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推荐授予他翰林院待诏。来知德以年老有病推辞，皇帝下诏让他以所授官职退休。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来知德自从乡试中举以后，就迁居万县深山，专心思考《易》理。从隆庆庚午年到万历戊戌年，经过二十九年才写成此书。他立论专门取《系辞》中“错综其数”来讨论《易》的卦象，并用《杂卦》来处理。所谓“错”，是阴阳相对交错，例如《先天圆图》中《乾》与《坤》相错、《坎》与《离》相错，以及八卦相错。所谓“综”，是一上一下，例如《屯》《蒙》本来是一卦，处在下方就是屯，处在上方就是蒙，这是文王《序卦》所载的情况。他论“错”有四正错、四隅错；论“综”有四正综、四隅综，有以正综隅，也有以隅综正。他所论的象，有卦情之象、卦画之象、大象之象、中爻之象、错卦之象、综卦之象、爻变之象、占中之象。他的注解都先解释象义、字义以及错综之义，然后训释本卦本爻的本来正意。这些说法都是他专心苦思、竭力探索而得到一点头绪后，再相互参照、旁通推演，自成一家之说，当时被推许为绝学。然而《上经》《下经》各十八卦的说法本于旧说，而他所说的中爻之象也就是汉代以来的互体之法，只是来知德纵横推演、专门阐明这一义理，比先儒说得更加详尽罢了。他的《自序》却把自己评价得过高，甚至说孔子去世以后《易》学就失传了，二千年如同漫漫长夜。这难道不是因为困居乡村私塾，没有完全看到流传下来的遗文秘籍，也没有完全听到老师宿儒的论说，只凭自己的心意体悟，偶然有所收获，便贸然妄自尊大吗？所以一百多年来，相信他学说的人很多，攻击他学说的人也不少。但《易》道深广幽深，包罗各种义理，随便从一个缝隙进入，都能曲折贯通并有所阐发，也不必全都斥为支离繁琐。△《读易纪闻》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代张献翼撰写。张献翼字幼于，昆山人，后来改名为敉，嘉靖年间国子监生。《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皇甫涍传》末尾。此书是他早年在上方山中读书时所作。张献翼放纵诞妄而不受拘束，言行奇异，几乎有狂易之病。然而他解释《易》的学说却平正通达，笃实而不支离，摒弃庄子、老子的玄虚，阐发程朱的义理；凡是吉凶、悔吝、进退、存亡等足以作为人事鉴戒的内容，多有发明，得到了圣人示人以戒的宗旨。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张献翼关于《易》的注作共有五种，只有《读易韵考》注为“存”。他的《读易约说》三卷、《易杂说》二卷、《读易臆说》二卷以及此书六卷，都注为“未见”。现在搜集散佚的著作，只得到《读易韵考》和此书。《韵考》错误疏漏非常严重，就像盲人谈论黑白、聋人辨别宫商，已经另列存目。此书不载经文，只逐节摘取加以论说，具有札记的体例。《江南通志·文苑传》称张献翼喜好《易》，十年之中曾三次为之笺注。大概也是逐渐积累研究思考后才完成的。他在中年专心治学的时候，大概还没有颓废下来而任意放纵自己吧？△《八白易传》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叶山撰。叶山字八白，籍贯不详。《经义考》引用张云章的话说：“八白的生平事迹无从考见，详细考察他的《自序》，应当是一名老诸生。”这部书多次修改稿本，《自序》共有四篇。他的《初序》大略说：“我十岁读《周易》，过了十年便能厌弃学究的说法。又过十四年是嘉靖丁卯年，又过六年在鹿田精舍见到杨诚斋的《易传》，又过九年是现在的壬子年。”《再序》题为“癸丑六月”。《三序》题为“丁巳三月”。《四序》题为“嘉靖三十九年七月”。考察可知，壬子年是嘉靖三十一年，从壬子年逆推十六年，应当是丁酉年。《序》中所说的丁卯，是因为原本中的“酉”字用古体书写，后来传抄时误写了。按照他所说的情况，这部书始于壬子年，完成于庚申年，共用九年。根据《初序》的年月推考，叶山应当生于弘治十七年甲子。到庚申年此书完成时，他已经五十七岁了。这部书专门解释六十四卦的爻辞，对于《彖》《象》《文言》以及《十翼》都没有涉及。全书大旨以诚斋的《易传》为主，旁及子部、史部著作，并辅以广博辨析。大概是借《易》来谈论人事，并不一定都是《经》义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但是其中所说的，往往也可以用来彰明应当效法和应当警戒的道理。△《洗心斋读易述》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潘士藻撰。潘士藻字去华，号雪松，婺源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事迹附见于《明史·李沂传》。此书分为《上经》《下经》十卷，《系辞》至《杂卦》七卷。每条都先阐发自己的意见，然后把各位儒者的学说采集编列在后面。书前有焦竑的《序》，称说：以义理为主的学说，没有比房审权更完备的；以卦象为主的学说，没有比李鼎祚更完备的；潘士藻将二者汇集起来加以选择。这样看来，他所依据的旧说，只采录了《周易义海》《周易集解》两书。不过全书大旨多以义理为主，所以采用《义海》的内容较多；《集解》中所载虞翻、干宝等家涉及象数的说法，大都弃置不录。大概是以房氏之书为主，而以李氏之书作为辅助。考察《义海》一百卷早已散佚，如今保存的只是李衡所编《撮要》十五卷，并不是它的旧本。焦竑《序》中所说的这些话，难道是万历年间旧本还存在吗？然而《宋史·艺文志》已经没有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只见到四卷。”那一百卷的本子既然没有人见过，潘士藻怎么能够见到，焦竑大概只是夸饰之辞。不过李衡所编的书，其来源本出于房氏，把它称为房氏之书也可以。△《像象管见》九卷（内府藏本） 明代钱一本撰。钱一本字国瑞，武进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因建言获罪罢官归里。天启初年追赠太仆寺卿。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钱一本研究六经，尤其精通《易》。这部书不采用京房、焦赣、管辂、郭璞的学说，也不采用陈抟、李之才的义理，只是就卦爻来探求卦象，再通过卦象说明人事，所以称为“像象”。所谓“象”，是天道；把天道之象具体呈现出来，就是使一切人事合于天道。因此书名为《像象》。全书大旨认为，从卦辞、爻辞中得到卦象，之后才能避免空泛悬置地谈论义理的弊病；知道卦象就是具体呈现天道之象，之后才能达到神明默成的学问；并且深切批评只谈卦象而遗弃义理、只谈义理而遗弃卦象，以及仿佛知道卦象却仍不知道卦象究竟为何物的弊病。虽然其中间或有枝蔓之处，但大多笃实而合乎义理。他自称用功将近二十年，也可以说是志向专一了。△《周易劄记》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逯中立撰。逯中立字与权，号确斋，聊城人。万历己丑进士。由行人擢升为给事中，因建言被贬为陕西按察使司知事。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明史·艺文志》没有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也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当时编次没有章法，把它同他的《两垣奏议》合为一书，所以著录经学解说的人无从单独著录它的名称。全书开头是《启蒙集略》，接着分为《上经》一卷、《下经》一卷、《系辞》以下一卷。不载《经》文，只标出卦名、篇名。内容是随笔记录，采录各家说法的较多。用自己的意见论述的，只占十分之四五。然而取舍颇为精审，大旨以义理为主，没有失去纯正。至于《中孚》《复》《姤》等卦，也参用《易纬》关于卦气从《中孚》开始以及一卦值六日七分的说法。可见他是平心静气地论说义理，并不树立门户之见。△《周易易简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高攀龙撰。高攀龙字云从，无锡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解释《易》的义理，每条不过几句话。《自序》说：“它的道理容易知晓，它的作用能够简易；由简易而天下的道理便可以得到。”又说：“五经由后儒作注，《易》由夫子作注；解释《易》的人只要阐明夫子的话，《易》的道理就明白了。”这就是他著书的大旨。高攀龙的学说在朱熹、陆九渊之间出入，所以用心性来谈《易》。然而他的说法是：“天下有不是《易》的心，却没有不是心的《易》；因此学习最为重要。所谓学习，就是知道不是《易》便不是心，不是心便不是《易》。合于《易》就吉祥，不合于《易》就有凶、悔、吝。”如此等等。可见他的主张是通过学习《易》来检点自己的心，并不像杨简、王宗传等人那样，把《易》牵引到心学，再把心学牵引到禅学，专力排斥象数，割裂世间事物，逃入恍惚幽深之境，把它当作不可传授的秘密。因此，不能说以心性来谈《易》就是高攀龙的过失。△《易义古象通》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魏濬撰。魏濬字苍水，松溪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

译这部书前面有《明象总论》八篇：一是《原古象》，二是《理传象》，三是《八卦正象》，四是《六爻位》，五是《卦爻画》，六是《卦变》，七是《互体》，八是《反对动爻》。全书大旨认为，文王、周公的《易》是通过卦象来显示义理，孔子的《易》则是用义理来阐明卦象。对于汉、魏、晋、唐诸人所论的卦象义理，又选取其中接近正确的内容，因此命名为《古象通》。书名冠以“易义”，是说即通过卦象来通达义理。朱彝尊《经义考》改称为《周易古象通》，这就与魏濬命名此书的意思不相符合了。明代自万历以后，经学日益荒疏；笃实的人拘泥于文字句读，没有什么发明；高明的人则驰骛于玄虚，流于放纵。唯独魏濬能够广泛考察旧文，同时保存古代义理。在当时解释《易》的人中，他就像不曾被食用的硕果，大概差不多可以称得上这样的人了。△《周易像象述》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吴桂森撰。吴桂森字叔美，无锡人。万历丙辰岁贡生。曾跟随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讲学，又跟随武进钱一本学习《易》。钱一本曾著《像象管见》等书，吴桂森继承他的旨意并加以推演阐发，写成这部书，命名为《像象述》，以表明师承关系。书中的《经》文采用注疏本，只删去每卦开头的六画。卷首列有《像象金针》一篇，标明全书大旨。卷中所作注释逐字逐句探究义理，很有一些可以参考的新意。根据吴桂森《自序》，此书完成于天启乙丑年。书中上方用朱字所作的评语，署称“景逸高先生批”的，是高攀龙的手笔；署称“钱师批”的，是钱一本的手笔。考察高攀龙在天启丙寅年居家时听闻被捕而自杀，乙丑年在前一年，尚且来得及看到此书。钱一本在万历年间任御史，因建言被黜死；天启辛酉年已经追赠太仆寺少卿，不应当还能看到此书。大概吴桂森在万历丁巳年跟随钱一本到龟山时，此书已经开始起草；《自序》所说“间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为面订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说的就是这件事。这样看来，吴桂森这部书确实有师承渊源，并不是凭自己的主观臆见任意撰作的。△《易用》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祖念撰。陈祖念字修甫，连江人。是陈第的儿子。陈第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在考证、引证方面有所发明，彻底洗刷了吴棫等诸家的浅陋，对于韵学贡献很大。但他所作《伏羲图赞》却支离穿凿，毫无可取之处。陈祖念的学问不及他的父亲，但解释《易》却胜过他的父亲。这部书不载《经》文，只对每一卦详细论述其义。《系辞》等传则分别标出章目加以解释。它对每一卦的论述，都逐爻探求义理，力求以切合人事为主，所以命名为《易用》。书前《原序》说：“义理无穷，不是言语所能穷尽。因此，汉代为之作传注，唐代为之作疏义，宋代为之作议论，一天天兴起，也一天天变化；而《易》的作用则可以随着时代、事情而自行体察。所以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筮；圣人所以谈《易》，不过如此。《传》说：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达到实际运用；善于运用而使自身安定，是为了崇尚德行。朱文公说：人能够选取《易》中的一卦或一爻，熟读并深入玩味，把它推用于事情，再反求自身，那么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就没有求取而得不到的，也没有处置而不恰当的。这就是‘致用’‘利用’的含义。”《序》的后半篇已经散佚，不知道是谁所作。然而全书的大旨，已经完整地包含在这里了。每卦末尾，通常总论取象的意义，多采纳互体的说法。可见他的学说对于汉儒、宋儒并没有偏附于任何一方。△《易象正》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道周撰。黄道周字幼元，一字螭若，漳浦人。天启壬戌进士。崇祯年间官至少詹事。明朝灭亡后，任唐王聿键的礼部尚书，出婺源督师。军队溃败后被擒，不屈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乾隆乙未年赐谥忠端。孟应春说，此书是崇祯庚辰年黄道周在西库开始创作的，共完成二十四图；后来经过北寺，在毒刑剧痛之下，手指关节刚刚接续，又作了《六十四象正》。刘履丁则说，三十年前黄道周就已有《易本象》八卷、《畴象》八卷。大概那就是这部书的稿本。黄道周起初作《三易洞玑》，用卦图推求休咎，却没有涉及各爻变化所呈现的卦象。这部编书则对每卦六爻都依据之卦来观察其变化，大概就是《左氏内传》《左氏外传》所列的古代占筮方法。他的《自序》说：“凡是《易》，从《春秋》《左传》《国语》以及两汉名儒，都是依据动爻来论说；到了虞翻、王弼以下，才开始依据本卦的正应来观察攻取，只论阴阳刚柔，不区分七、八、九、六。虽然《易》中有刚柔相杂而居的文字，但卦无不动、应当玩味占筮的道理。《象正》专门依据动爻来加以阐明。”这就是他撰述此书的大旨。前面列有《目次》一卷，采用汉人以爻分别配属日期的方法，按照文王的卦序，来推求历代政治的治乱。后两卷则用《河图》《洛书》的数相互乘除，制作三十五图。其中《诗斗差图》《诗斗差退限图》《诗元命图》《春秋元命图》，是依据汉人纬书关于“四始五际”的说法，另外推衍为推测的方法，与他所著《三易洞玑》相互为表里。虽然他把《大传》所解释的十一爻都作为明之卦而作，未免有附会之处。因此朱朝瑛说：“《易象正》是黄道周自己所作的《易》，是孔子没有完全说尽、说了也没有完全表达其意的内容。”然而由此引申触类旁通，也不过是《易》中的一个方面。宋儒沈该的《易传》、都絜的《易变体义》，都阐发了之卦，与这部书的体例相似。不过这部书在每爻之下，先列本卦的《彖辞》，其次列本卦的《象辞》，然后列本爻的《象辞》，与沈氏、都氏的书又各不相同。保存它作为二书之外的传本，也未尝不可。

译（案语：这部书和《三易洞玑》都是邵氏《皇极经世》的支流。《三易洞玑》完全在《易》之外推衍，因此收入数学类。这部书以及倪元璐的《易内外仪》，虽然同《易》之外的学说有所纠缠，却仍有依据经文来创立义理、在《易》中发挥的内容。而且二书作者都是忠贞守节之士，应当因人而加重其书的价值。因此这两部编书仍然附录在《经部》，这不是通常的体例。） △《皃易内仪以》六卷、《皃易外仪》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倪元璐撰。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启壬戌进士。历任户部尚书，兼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崇祯甲申年殉难。世祖章皇帝赐谥文贞。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的《内仪以》专门用《大象》解释经文，每卦列出卦辞、爻辞，直到《大象》为止。六十四卦的《大象》中都有“以”字，“以”是说运用，所以用它来命名此书。《外仪》则分为《原始》《正言》《能事》《尽利》《曲成》《申命》六个篇目，又另分小目来记述。篇名都取自《系辞》中的字义，每篇各有图。朱彝尊《经义考》说：“倪元璐的《皃易内仪》六卷、《外仪》十五卷。《内仪》书名下没有‘以’字。”然而这部书是当时的刻本，实际有“以”字，因此是《经义考》误删了。书名用“皃易”，蒋雯阶《序》说：“公作《皃易》，皃是他的姓。”考察《说文》，倪、皃本来是两个字；只是《汉书·皃宽传》中“皃”与“倪”相同，可见这两个古字本来可以通用。但考察倪元璐《自序》，实际是取“孩始”的意义，文意十分清楚。因此蒋雯阶不免有附会之处。万历年间紫溪、苏濬已经先有《儿易》，难道也是把它寄托为自己的姓氏吗？倪元璐这部书作于明朝国运危急之时，所以其说法大多是忧虑时局、感慨世事，借《易》来抒发自己的心意，并不一定都是经义本身所包含的内容。然而，《易》兴起于中古时代，作《易》的人本来就有忧患之心。它的书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尽，书中的话也不可能把一切意义都表达尽；但由此引申触类旁通，其中的道理大概没有不包括的。《春秋繁露》的说法，也不完全都能同《春秋》相互比附，但儒者直到今天仍尊崇并采用它，是因为其中的大义能够同《春秋》相互发明。倪元璐这部书，也可以这样看待，大概同黄道周的《三易洞玑》等书一样，都是依据经文建立训说的著作。倪元璐这个人足以同这些人并传，他的言论也足以同这些书并传。如果一定要拿章句训诂去核对它与经文的离合，那就太拘泥细节了。△《卦变考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董守谕撰。董守谕字次公，鄞县人。天启甲子举人。这部书完成于崇祯癸未年。全书大旨认为，卦变的学说出自汉学，程子开始废弃并排斥它。朱子认为伊川不相信卦变，所以对于“柔来文刚”等地方没有依据；于是兼采卦变之说，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变通，共涉及十九卦，这就是今天《本义》的第九图。然而朱子在《上经》中解释卦变的有九处，只有《讼卦》同《卦变》图相同。其余如《随》卦从《困》《噬嗑》《未济》而来，按照图却是从《否》《泰》而来。《下经》中解释卦变的有十处，只有《晋卦》同图相同。其余如《复》变为《师》、《姤》变为《同人》之类，依照的规则是：把《复》的初爻上移作为《师》的二爻，把《复》的二爻下移作为《师》的初爻；把《姤》的初爻上移作为《同人》的二爻，把《姤》的二爻下移作为《同人》的初爻；以及把初九变为初爻的八、初六变为初爻的七，都不免前后规则不同。于是向上考察郎顗、京房、蜀才、虞翻诸家的说法，确定为这幅图。每一卦都参列古法，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判断。宋元各位儒者以及明代以来像来知德这一类人的说法，也都加以参考。他的论述大多有根据，不像其他学者那样穿凿附会。他用《彖》文作证，虽然不免有所附会，但例如说：《屯》卦本于《坎》卦，初六上升到二位，九二下降到初位，这就是“刚柔始交”。《比》卦本于《师》卦，一阳居于二位，便成为师众所尊奉的对象，所以是《师》；变而居于五位，便成为天下所归附的对象，所以是《比》。《谦》卦中，《乾》的上九来到《坤》的三位，这是天道下济而光明；《坤》的六三上升到《乾》的位置，这是地道虽卑下却向上运行。《豫》卦中，《复》的初爻变到五位，形成《比》的卦体，所以说“利建侯”；《复》的初爻上升到二位，形成《师》的卦体，所以说“利行师”。这些说法与《经》文往往也恰好相合。只是他在篇末说：“有人认为，卦变只是《易》中的一种义理，并不是画卦作《易》的根本旨意，我却独自认为不是这样。”这样坚持自己的主张，未免过分。至于《乾》《坤》生出六子，就如同阴阳生出五行；六十四卦彼此配合，就如同干支配合成甲子。根据卦来推求奇偶的变化，就如同根据干支相配来推求冲、合、制、化。驳斥卦变说的人认为“不应当先有某一卦，后来又有某一卦”，这就像谈论五行的人说“水生于庚辛，却不在丙辛中化；火生于甲乙，却不在戊癸中化”一样。主张卦变说的人把它看作作《易》的根本，认为六十四卦都由此产生；这又如同把化气当作本气，同样违背了五行相生的宗旨。因此，不能说卦变之说不是《易》的一种义理，也不能说它就是《易》的根本义理。汉代以来儒者相传的说法，必定有所可取，姑且一并保存，以备参考就可以了。△《古周易订诂》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何楷撰写。何楷字元子，晋江人。天启乙丑年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唐王朱聿键在闽地起兵，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被郑芝龙排挤，愤懑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

译此书成于崇祯癸酉年，大概是他在江南任筦榷期间所作。卷末附有《答客问》一篇，借解释经义来议论时事。看他的《自序》，他认为把《经》和《传》分开并不合古制，但又引用魏淳于俊回答高贵乡公的话，这又说明他并非不认为分开编附更为便利。因此，书的前六卷把《上经》《下经》分为六卷，而《彖》《象》《系辞》等《传》的文字仍随各卦分别列出，这是承袭费直的意思。第七卷以后则仍列出《十翼》的原文，以恢复田何旧本的形式。大概把《经》《传》分开，是为了保存古本；而《经》下面列出的《十翼》文字，则用来互相参证，所以都低一格书写，以区别于后面的正文。他仍以“古周易”为书名，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只是他在《上经》《下经》中又另立“初”“中”“终”等名称，这就是自作古制了。何楷的学问虽然广博，却不够精深。然而他取材丰富，汉晋以来的旧说杂采并陈，不拘守某一家之言。他的论述也必有根据，不作毫无依据的臆断和穿凿附会之说，因此往往能够看出先儒学说的余绪。明代人的经学解说，大多空疏；抛开短处而取其长处，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情况下，何楷的书仍值得作为采择的材料，实在不能因为其中杂取各说就加以废弃。△《周易玩辞困学记》十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次仲撰写。张次仲字元岵，海宁人。天启辛酉年举人。此书前面有《自序》，说自己天性愚钝，不敢夸谈象数，而且一向不相信谶纬之说；只是从语言文字中寻求真实恰当、对身心有益的内容，便随即疏录下来。年深日久，积成篇帙。经过二十多年，前后改了六七稿才完成，所持论断最为笃实。对于《乾卦》，遵照采用王弼本，以便解释训诂，但仍把郑康成本列在卷首。开头汇集各位儒者的论述以及自己的论述数十条，题为《读易大意》。其中所论辨的内容，例如认为八卦重叠的方法，从十六卦、三十二卦到六十四卦，以及说某卦由某卦变化而来，都是孔子没有说过的。《河图》《洛书》之外，并没有其他图式，后人依托孔子的话而作支离蔓衍的发挥。又认为一卦六爻就像主、伯、亚、旅，不能说这一爻是君子、那一爻是小人，否则反而违背错综的道理。他大体上扫除纷杂纠缠的说法，独以义理为宗旨。虽然把各家的义例全部废弃，未免为臆断打开了门径；但他把各种图式全部废除，确实有铲除杂草、清理荒芜的作用。而且全书大旨切合人事，对学者较有帮助。与那些图画连篇、徒然类似算经和棋谱，却反而不讲《易》理的著作相比，它远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