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 集部五十三

译卷二百　集部五十三 ○词曲类存目 △《寿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代杜安世撰写。杜安世字寿域，京兆人。黄昇《花庵词选》又说他名寿域，字安世。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书录解题》记载《寿域词》一卷。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始末，陈振孙已经说不详。集中各首词都没有标出原来的题目，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看陈振孙把它列在张先词之后、欧阳修词之前，那么他应当是北宋人。陈振孙说他的词不算很工整，如今核查集中所收八十六阕，往往流于浅俗，字句尤其多有拼凑之处。即使其中所收《折红梅》一词，毛晋在跋中指出是吴感所作，通篇又都抄袭柳永《望梅词》，也不能称为佳作。陈振孙的评价并不过分。至于《菩萨蛮》第二首，原来是南唐李后主的词；《凤衔杯》第二首，原来是晏殊的词，只是结句增加了一个“空”字，略有不同。毛晋都没有注明。毛晋所说的《诉衷情》一首，见于《花庵词选》，也只是附在跋语中，没有补入词集。字句讹误脱漏，更是到处可见。全书从头到尾只有二十多张纸，错误多得无法校尽〔原文“不可胜乙”疑有讹误〕。毛晋大概也忽视了这些词，随意刊刻而没有校对吗？△《后山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代陈师道撰写。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已经著录。他的《诗馀》一卷，已经附载在文集中。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后山词》一卷；《宋史·艺文志》则称为《语业》一卷。魏衍作《师道集记》，只谈到《后山丛谈》的义理考究，没有提及他的词。可知宋代时这部书在文集之外另行流传。胡仔《渔隐丛话》记述陈师道自我夸耀的话，说他的词不比秦七、黄九差。如今看他的《渔家傲》词中写道：“拟作新词酬帝力，轻落笔，黄秦去后无强敌”等语，自负确实不浅。然而陈师道作诗专心深思、独出心裁，本来就是北宋诗坛的巨擘。至于强行运笔填词、依声制曲，却不是他的长处。像《赠晁补之舞鬟》这一类作品，尤其不多见。他的诗话说曾子开、秦少游的诗像词，却不知道自己的词像诗。大概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本来不必事事都争第一。△《哄堂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卢炳撰写。卢炳字叔阳，籍贯和生平不详，所处时代也无从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列出词集九十二家，并在总注中说：“从南唐二主词以下，都是长沙书坊刻印的，号称百家词。其中最后一家是郭应祥，陈振孙称他为嘉定年间人。那么这些人都在宋宁宗以前，卢炳的词次序还列在侯寘词之后。”侯寘在绍兴年间任建康知府，因此卢炳也是南渡以后的人。集中有“庚戌正月”的字样。庚戌是建炎四年，所以集中各词多采用周邦彦的韵，二人的时代正好相接。这部词集在《书录解题》中原作《哄堂词》，毛晋刊本却作《烘堂》。考察唐代赵璘《因话录》，御史台中众人一起大笑，称为“哄堂”。卢炳大概是谦称自己博取众笑，所以用这个名称。若作“烘堂”，在意义上没有可取之处。由此可知毛晋刊刻的本子是错误的。卢炳大概曾在州县任职，所以集中有很多与同僚相互唱和的词。然而他的同僚没有一个是知名士人，他那些颂扬祝贺之作也都庸俗低劣。至于《武陵春》用“老”与“叶头”押韵，《水龙吟》用“斗”“奏”与“表”押韵，《清平乐》用“皱”与“好”“笑”押韵，虽然古韵本来可以相通，但词家没有使用古韵的惯例，也算是破格。其他如《贺新郎》中的“问天公底事教幽独，待拉向锦屏曲”，《玉团儿》中的“把不定红生脸肉”，《蓦山溪》中的“鞭宝马，闹竿随，簇著花藤轿”，都鄙俗而缺乏文采，有违词的雅调。只有那些咏物作品还算细腻贴切，间或有可观之处。△《近体乐府》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代周必大撰写。周必大有《玉堂杂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共收词十二阕，已经编入《文忠集》。这一卷是毛晋摘录的本子，刊刻在《六十家词》中。题目下所注的干支年份，可以考定的从丁亥到庚寅，大约都是四年以内所作。怀疑在周纶编次全集时，已经搜集了散失遗文中的残余部分，因此不是完整的原本。△《金谷遗音》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代石孝友撰写。石孝友字次仲，南昌人，乾道年间进士。他的著作世间不多见。《钓台集》收有他的一首七言绝句，也没有什么可供采录的地方。他的词却一直流传到今天。《书录解题》记载石孝友《金谷遗音》一卷，与这个本子相同。他的长调以端庄为主，小令以轻盈妩媚见长。但长调大多是献谀之作，小令也有一些接近俚俗。毛晋在黄机词《恨草堂诗馀》的跋中说，没有收录黄机和石孝友的一篇作品；在石孝友词的跋中，又特别称赞《茶瓶儿》《惜奴娇》等篇轻盈纤艳。如今考察《茶瓶儿》的结句：“而今若没些儿事，却枉了做人一世。”《惜奴娇》前一阕说：“我已多情，更撞著多情底你。”后一阕说：“冤家你教我如何割捨，冠家休直待教人咒骂。”〔“冠家”疑为讹字〕这些话实在只是市井俚语，而毛晋却特别加以赞赏，反而把其中较好的作品置之不论。他这种颠倒，是在《草堂诗馀》之下。又杨慎《词品》极力称赞石孝友《多丽》一阕，这部词集却没有收录。详细考察那首词，原来是张翥所作。杨慎只是偶然记错了，现在附带辨正于此，不再据此把它补入词集。△《白石词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姜夔撰写。姜夔有《绛帖平》，已经著录。这部词集是康熙甲午年陈撰刻印的，附在诗集之后。共五十八阕，比毛晋《汲古阁》本多二十四阕。然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凭意图删改窜易的，不是原来的文字。例如毛晋本《暗香》《疏影》两调，都注明为《仙吕》宫调；而且《暗香》题目下有四十九字的小序，叙述创制此调的缘由。这个本子把这些内容删去了，只在《疏影》题下注有“仙吕宫”三个字。又如《鹧鸪天》第三阕题下，毛晋本有“十六夜出”四字；《忆王孙》题下，毛晋本有“鄱阳彭氏小楼”六字；《齐天乐》结句有十一字的原注。这个本子也都删去了，实在疏漏。又《齐天乐》题下，毛晋本注有“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八字；这个本子却注作俗名“正宫黄锺宫”五字，另又注“促织”二字。《鬲溪梅令》毛晋本注作《仙吕调》，这个本子却错误地写成《高溪梅》，又错误地注作《仙宫调》。《湘月》一阕，毛晋本题下注明是《念奴娇》的鬲指声。文义非常明白。这个本子却把“鬲指”二字当成曲调名称，注说“一名《湘月》”。这些说法全都错误而没有道理。其中咏草的《点绛唇》一阕，陈撰作跋说又见于逋翁集中的作品，但所引用的依据无法查证，难以凭空断定。他不知道《草堂诗馀》收载这首词，实际署作林逋。宋人的题署一定不是毫无根据的；而且《草堂诗馀》没有收入姜夔的词，更足以证明这首词不是姜夔所作。陈撰考证得也不够审慎。至于《长亭怨慢》题下注释“桓大司马”等语，是误把庾信《枯树赋》末尾六句当作桓温本人的话。这是姜夔记忆偶有错误，并不是校刊者的过失。△《别本白石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姜夔撰写。这个本子是毛晋收入《六十名家词》中刊刻的。共三十四阕，比康熙甲午年陈撰刊刻的本子少二十四阕。大概只是依据《花庵词选》所收录的内容，仅增加《湘月》一阕、《点绛唇》一阕而已。△《文溪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代李昴英撰写。李昴英有《文溪集》，书目中已经著录。这部词集是毛晋刊刻的，卷首题作“宋李公昴撰”。卷后的跋语称，《花庵词选》作名昴英，字俊明；杨慎《词品》作名公昴，字昴英，是资州盘石人。毛晋所藏家本作名公昴，字俊明，等等。考察李昴英附见于《宋史·黄雍传》，他的《文溪集》记载其生平始末很详细，并没有说他另名公昴。而且现在的《黄昇词选》也确实写作昴英。不知毛晋所依据的词选究竟是哪一种版本。至于杨慎说他是资州盘石人，考察词中所写，只有岭南，没有一字提到巴蜀。杨慎把他引作同乡，尤其是凭空杜撰。原集明明存在，怎么可以硬加诬说？他的词集原本分为二卷，这部书却合为一卷。字句错误不止一处，也不如原集完整。大概杨慎和毛晋都没有见过《文溪全集》，所以才产生这种辗转相传的讹误。△《空同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洪瑹撰写。洪瑹字叔玙，自号空同词客。这部集子只有十六首词。据毛晋跋语，是从黄昇《绝妙词选》中全部摘出另行刊刻的，并不是完整的篇帙。卷末咏渔父的《清平乐》一阕，按照《花菴词选》本与连久道的词相连，并且很清楚地记载了那首词的本事。因为两人的词相连，便误收入洪瑹词中，实际上只有十五首。△《洺水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程珌撰写。程珌有《洺水集》，书目中已经著录。二十一阕诗余，已经收入他的文集。这是毛晋摘出另行刊刻的本子。程珌的文章以欧阳修、苏轼为宗，他所作的词，也在苏轼、辛弃疾两家之间出入。集中多有给人祝寿和为自己祝寿的作品，颇嫌缺乏意味。至于《满庭芳》第二阕中“萧”“歌”通叶，《减字木兰花》后阕中“好”“坐”同韵，都是乡音，更不能作为规范。△《风雅遗音》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林正大撰写。林正大字敬之，号随菴。据卷首易嘉猷的序言，他大概在开禧年间担任严州学官，但籍贯无法考知。这部书都是取前人的诗文，概括其意旨，制成杂曲。每首曲子之前，仍然完整载录原文，大概仿效苏轼《隐括归去来词》的例子。然而语言意思艰涩拙劣，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卷末有徐釚跋语说：《风雅遗音》上下卷，是南宋刊本，为泰兴季沧苇家藏书。灵寿傅使君在都门珠市口买到，便交给小史抄录。林正大的序缺少前七行，卷末《清平调》失去了一半，都是旧时脱落的，今天也仍旧如此。这个本子的字迹和文字有讹误缺漏，大概又是从徐釚本传抄而来。△《后村别调》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刘克庄撰写。刘克庄有《后村集》，书目中已经著录。他的诗余已经附载在文集中。毛晋又摘出另行刊刻。刘克庄处在宋朝末年，以诗歌闻名。他所作的词，张炎在《乐府指迷》中讥评说直白浅露而近于俗，效法辛弃疾却不如他。现在看这部集子，虽然纵横奔放，也颇为自负。然而在填词这件事上，终究不是行家。例如赠给陈参议家舞姬的《清平乐》词中“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这样的句子，在他的集中并不多见。△《芸窗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张榘撰写。张榘字方叔，南徐人。他的生平始末无法考知。看集中《被檄出郊·青玉案》词，有“六朝旧事，一江流水”之句；又有和上元王仇香猷、含山邵梅仙有涣叙别的《浪淘沙》词，其中有“锺阜石城何处是”之句。由此可知他曾经在建康做官。又有次和虚斋先生雨花宴的《水龙吟》词，其中有“何时脱了尘埃墨绶”之句，那么他的官职应当是县令。他的词很少被各家选本采录。这部书是毛晋刊刻的，也不清楚依据何本。词只有五十首，其中应酬之作就有四十三首。

译这四十三首中，为贾似道祝寿的有五首，为贾似道的母亲祝寿的有两首。其余大多也是谄媚歌颂上官的作品。满篇尘俗的形态，打开书就令人厌恶。只有小令中偶尔有佳句。毛晋跋语称，他的《摸鱼儿》中“正挑灯共听檐雨”，《浪淘沙》中“小楼燕子话春寒”，《青玉案》中“秋在黄花羞涩处”，《水龙吟》中“苦被流莺，蹴翻花影，一栏红露”等句子，确实稍微值得一看。然而仍不能掩盖其全集的鄙陋。△《蕉窗蒠隐词》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作元代吴琯撰写。前后没有序跋，不知道吴琯是什么地方的人。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各种选本也完全没有提及。详细考察其中的词，都是明代刘基的作品。大概是奸诈的书商抄录刘基的词来出售伪书，把书名署在明代编纂《古今逸史》的吴琯名下。后来又察觉集中有“舒穆尔元帅”之类的称呼，不像明代人，于是又增加一个“元”字，连同作者身份一起伪造了。△《烟波渔隐词》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宋伯仁撰写。宋伯仁有《西塍集》，书目中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作于淳祐元年。它取太公、范蠡、陶潜等人，各配一首词；又有潇湘八景、春夏四时景，也各配一首词，都说是《水调歌头》。后面附有《烟波渔具图》，舟、笛、蓑、笠之类，各配七绝一首。绝句略有意趣，词却十分浅俗。△《乐府遗音》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瞿佑撰写。瞿佑有《四时宜忌》，书目中已经著录。这部集子从第一卷到第二卷都是古乐府，从第三卷到第五卷都是词曲。其中古乐府华丽柔靡而流于熟滥，接近温庭筠、李商隐，没有脱出元末的习气。词本想兼学南宋、北宋，反而显得夹杂而不纯，实在名不副实。△《玉霄仙明珠集》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代吴子孝撰写。吴子孝字纯叔，长洲人，是吏部尚书吴一鹏的儿子。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江南通志》称他议论英发，文章宏大纵肆而内容丰富。这是他所作的词集，共一百八十多阕。颇有凄清哀婉的情致，但造诣不深，不能进入宋人的深奥境界。△《花影集》五卷（内府藏本） 明代施绍莘撰写。施绍莘字子野，华亭人，自号峰泖浪仙。这部集子的前三卷是乐府，后两卷是诗余，大多作于崇祯年间。大体都是写红花凋残、绿意惨淡的词，正所谓亡国之音悲哀而多思。△《蓼花词》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余光耿撰写。余光耿有《一溉堂诗集》，书目中已经著录。他的父亲余懋衡在明朝末年遭遇党祸。余光耿年幼时便孤苦无依，词中多有感慨，常常借填词来排遣自己。《满江红》等作品思念亲人、怀念弟弟，寄托的情感很深。他把集子题名为《蓼花词》，大概也是取“多难集蓼”的意思吧？△《玉山词》（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陆次云撰写。陆次云有《八纮绎史》，书目中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有小令五十九首、长调十八首、中调九首。尤侗、秦松龄为它作了选评。陆次云的《云北墅绪言》中有《属友人改正诗余姓氏书》，大概是因为《西泠词选》借用他的名义刊刻了他的三首词，所以极力加以辨明。高士奇称他自处甚高。现在看他的作品，却往往很像元曲，不能像书中所说的那样属于周邦彦、秦观、苏轼、辛弃疾的词体。△《炊闻词》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本朝王士禄撰写。王士禄有《读史蒙拾》，书目中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原名《炊闻卮语》。前面有王士禄自序，称自己“兀兀南冠”，与邯郸一梦没有不同，所以截取《杜陵诗语》中的话来命名。因为文辞没有意义、思绪没有端绪，所以又加上“卮”字。这一版本改题为《炊闻词》，但目录末尾有附记，称原名《炊闻卮语》。大概是王士禄晚年亲自改的，而序言没有改吧？这部集子都是他因科场磨勘之事被关进狱中时所作。初刻本一百二十首，后来删去二首，增加五十五首，共一百七十三首。其中如《渔歌子》的“逐鹭徵凫下远洲”，《生查子》的“堦怜好月痴”，《点绛唇》的“雨嬲空庭”，《卜算子》的“暗烛影疑冰”，都不免雕琢过度，犯了过分追求奇特的毛病，不是词家应有的本色。不过总体说来才思新颖，不肯沿袭旧套。如《南柯子》中《窗午》一阕，《昭君怨》中《楼外》一阕，《两同心》中《咏鸳鸯》后半阕，都足以同作者相抗衡。他的《满江红》叠韵九阕，也显示出才思丰富。这些作品已经收入孙默《十五家词》中，所以这里只附存书名目录。△《南耕词》六卷、《岁寒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曹亮武撰写。曹亮武有《南耕草堂》，诗集已经著录。《南耕词》先刻五卷，第六卷是丧偶后所作，后来续刻，并附入《悼亡词》十阕。《岁寒词》则是康熙癸亥、甲子两年所作。他的同乡陈枋把这些词全部和作，题为《荆溪岁寒词》，也附刻在集内。曹亮武以填词闻名，与陈维崧是中表兄弟，当时名声几乎相当。他词中缠绵婉约之处，也不比陈维崧逊色；但才气稍差，所以纵横跌宕的气势终究不能与陈维崧抗衡。△《情田词》三卷（给事中邵庾曾家藏本） 本朝邵瑸撰写。邵瑸起初名宏魁，字柯亭，大兴人。康熙己卯年举人。官任新河县教谕，升任昌邑知县。他填词的学问源自朱彝尊。这部集子是乾隆癸酉年由他的儿子邵履嘉刊刻的。△《澹秋容轩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范青撰写。范青有《筠轩诗集》，书目中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范青自己编成的，共有小令十一阕、中调二十七阕、长调十七阕。又附入太仓许旭和作的一首词。△《四香楼词钞》（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范缵撰写。范缵有《四香楼诗钞》，书目中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把小令、中调、长调分别编排，不分卷数。大体上以周邦彦、柳永为宗法，还保有词家的正统声调。但天然超妙之处不如前人，免不了有雕琢痕迹。至于像《南歌子》第二首之类，虽然属于脂粉绮罗一类、符合诗余的本色，但也稍微接近于轻薄亵狎。──以上“词曲类”中词集一属，共二十五部、四十三卷，其中二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方壶词》三卷、《水云词》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方壶词》由宋代汪莘撰写，《水云词》由宋代汪元量撰写。汪莘的词原本载在他所著《方壶存稿》中，汪元量的词也载在他所著《湖山类稿》中。这部书是休宁汪森从两部集子中摘出后合并刊刻的。《方壶词》前面有汪莘自序，可见宋嘉定元年曾经刊版另行流传。△《鸣鹤馀音》八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仙游山道士彭致中编，不清楚编于什么时代。书中辑录唐代以来道教人士所作的诗余，至元代为止。朱存理《野航存稿》中有此书的跋语，怀疑它是明初人的作品。书中所录多是方外人士的言语，不以文字工拙来评判；但其中寄托幽深旷达，也时常有可观之处。△《词林万选》四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杨慎编。杨慎有《檀弓丛训》，书目中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嘉靖癸卯年楚雄府知府任良榦刊刻的。大概杨慎戍守云南时，任良榦得到他的本子。前面有任良榦的序，称“杨慎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闲暇时选取其中最为绮丽精练的，编成四卷，都是《草堂诗余》没有收录的”，等等。考察《书录解题》所载，从唐至五代，除赵崇祚的《花间集》外，只有南唐二主词一卷、冯延巳《阳春录》一卷，此外再没有别的词集。南北宋则从《家宴集》以下，总集、别集不过一百零七家。明末毛晋尽力搜集宋本，也只得到六十家。杨慎所藏怎么会达到五百多家？这一点首先就不可信。而且书中所录还有金、元、明人，为什么序文只说唐、宋？序文和书本内容也不相符合。书中又时常有评注，全部极其粗疏浅陋。例如晏几道《生查子》说：“看遍颍州花，不似师师好。”注释说：“这是李师师。”这虽然与颍州不合，但晏几道死于靖康之难，能够见到李师师，尚且可以这样说。又秦观《一丛花》题下注说：“师师在子野、小山、淮海的词中都出现过，难道就是李师师吗？” 考察李师师得到宋徽宗宠幸一事，虽然不能确切考知年月，但刘翚《汴京书事》诗说：“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擅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那么南渡以后，李师师流落楚南，还在追随歌席。推算她最得意的时候，一定在宣和、政和年间。张先于天圣八年考中进士，是宋仁宗时的人。苏轼作“莺莺燕燕”的句子时，张先已经八十多岁了。秦观在宋哲宗绍圣初年就已经被贬到南方，后来便死在藤州，从未返回北方。他怎么能见到李师师？杨慎学识广博，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吗？他所选录的作品想搜求隐僻之作，因此也不免雅俗并列。毛晋跋语称，自己曾经仰慕这部集子，却没有机会见到，后来才从金沙于季鸾那里得到。由此怀疑杨慎的原本已经亡佚，这部书只是后来假托而成的。△《唐词纪》十六卷（通行本） 明代董逢元撰写。董逢元字善长，常州人。这部编书完成于万历甲午年。虽然以《唐词》为名，但五代十国的作品占十分之七。大概因为时代相近，末流相沿，往往都是唐代的旧人，不能截然划分疆域。正如录唐诗的人收录王周、徐铉的诗，也还说得通。至于把隋炀帝《望江南》词收入其中，姑且不论用段安节《乐府杂录》来考证，已经知道《海山记》确实是托名之作；即使按照划定时代界限的道理来衡量，也同样名实不符，完全没有体例。而且它既不按作者排列，也不按词调分类，却划分为景色、吊古、感慨、宫掖、行乐、别离、征旅、边戍、佳丽、悲愁、忆念、怨思、女冠、渔父、仙逸、登第十六门，已经割裂而没有头绪。又有时按词句分类，有时按词牌名分类，忽而如此，忽而那样，茫然没有一定规则，更是把丝理乱了。卷首列有词牌名征引一卷，略作解题，很少有考证。至于把郭茂倩说成元代人，那么其他错误也就可想而知了。△《宋名家词》（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毛晋编。毛晋有《毛诗陆疏广要》，书目中已经著录。词萌发于唐代，在宋代兴盛。当时的歌伎乐工只把词作为歌曲来演唱，而士大夫也大多懂得音律，就像今天使用南曲、北曲一样。金、元以后，院本、杂剧兴盛，歌词的创作和演唱之法失传了。然而词的音节婉转，比诗更容易表达感情，所以喜爱它的人始终没有断绝。于是音律之学变成了吟咏之学，词也就成为文章的一种体裁。尊崇宋词，也如同诗歌尊崇唐诗一样。明代常熟人吴讷曾经汇辑宋、元一百家词，但卷帙很重，抄写流传的极少。只有毛晋这次刊刻，搜集得相当广泛，填词的人都能从中取资采择。他所收的词分为六集，从晏殊《珠玉词》到卢炳《哄堂词》，共六十一家。每家词后各附跋语。排列先后以获得词稿并付诸雕版的时间为准，并没有按照时代先后调整。而且得到什么就雕刻什么，也从未有所取舍。因此，除此之外，如王安石的《半山老人》词、张先的《子野词》、贺铸的《东山寓声》，以及范成大的《石湖词》、杨万里的《诚斋乐府》、王沂孙的《碧山乐府》、张炎的《玉田词》等，虽然还有传本，却都没有收入。大概是按次序开雕，恰好先完成了这六集，于是便把六十家词传刻出来，并不是说宋词只有这些。其中姓名的错杂，篇章字句的讹误，虽不能完全避免，但对于各本把甲误作乙的地方，考证订正的也相当多。所以各家词集虽然分别著录于目录中，仍附存其书名，以免湮没晋人搜集、辑录、校刊的功劳。△《秦张诗馀合璧》二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王象晋编。王象晋有《群芳谱》，已经著录。这部书把宋代秦观的《淮海词》和明代张綖的《南湖词》合编为一书，因为两人都出生在高邮。然而，一个是古人，一个是当时人，相隔三四百年却称为“合璧”，本来就不相称。何况张綖的词哪里足以和秦观相比，这不也像把老子和韩非合在一起作传吗？△《群贤梅苑》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作松陵朱鹤龄编。朱鹤龄有《尚书埤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是辑录宋人咏梅的词。然而详细考察此书，原来是取宋代黄大舆的《梅苑》加以颠倒割裂而成的。第一、二卷就是黄书的第六、七卷，第三卷则依旧不变。第四卷以后八调移到第五卷开头，而第五卷中又删去了九调。第六、七卷就是黄书的第一、二卷，到了第八卷又恢复原样。第九卷以后五调移到第十卷开头，而第十卷删去了十调。颠倒错乱，大概是书商为了售卖伪书而做的。朱鹤龄不至于做出这种事。△《选声集》三卷、附《词韵简》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绮撰。吴绮有《岭南风物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卷，都是五代、宋人的词。它标明平仄作为格式。字旁加方框的，都是可平可仄的字；其余则是平仄不可更换的字。这种方法仍然来自《填词图谱》。所谓第一体、第二体之类，也沿袭旧例。后面附有《词韵简》一卷，都是以沈谦、毛先舒的说法为依据。大概只是为了便于携带和翻阅，并没有什么大的创作。△《蕉雨轩诗馀汇选》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陈澍编。陈澍字雨夏，嘉兴人，岁贡生。这部集子汇选唐、宋、元人的词，共二千六百多首。这部书还是陈澍亲手抄写的，大概是旧时尚未刊印的本子。△《粤风续九》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吴淇编。吴淇任浔州推官时，杂采当地人的歌谣，又附录猺、狼、獞的几种歌辞，汇编成一书。书名说“续九”，是因为屈原有《九章》《九歌》，因而拟作续补。书前有吴淇自序。卷首有孙芳桂撰写的《刘三妹传》，说刘三妹是最早创作歌谣的人。这种说法荒诞怪异，不足以相信。△《东白堂词选初集》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佟世南编。佟世南字梅岑，辽阳人。唐、宋诗馀有《花间》《草堂》等集子，而明代词选向来没有好的本子。本朝词家虽然有《倚声》《今词》两种选本，但搜罗不够丰富。因此他与陆进、张星耀商议取舍，把前明和昭代词人的作品汇集为一编。称为“初集”，是因为见闻不广，还应当继续编成二集。卷首列有张星耀的词论十三则。又总列作者的爵位、乡里，共三百七十一人，搜集得相当繁富。但选录不够精审，不免有良莠混杂的毛病。△《名家词抄》（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国朝聂先编。聂先字晋人，庐陵人。所选自吴伟业、龚鼎孳以下，共三十家。考察卷首曾王孙的序文，称为“百家名词”，与集子中所载的数目不符。序中又说：“词体的演变以及选者的编次，凡例自然会详细说明。”但卷首也没有凡例，似乎是尚未完成的本子。△《林下词选》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周铭撰。周铭字勒山，松江人。这部集子题名《林下》，大概取自《世说》中所记谢道韫的故事。书中选取女子的作品，从宋、元、明一直到国朝，编排很没有条理。末卷把《减字木兰花词》题作南齐苏小小所作，也是沿袭田艺蘅的错误，不能加以订正。△《浙西六家词》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记载编者的姓名。所选是国朝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的词。龚翔麟是仁和人，其余五人都是嘉兴人，所以称为“浙西六家”。全书包括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三卷、李良年《秋锦山房词》一卷、沈皞日《柘西精舍词》一卷、李符《边词》二卷、沈岸登《黑蝶斋词》一卷、龚翔麟《红藕庄词》三卷。书前有宜兴陈维崧的序。──以上“词曲类”中词选一类，共十四部、九十九卷，其中两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乐府指迷》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张炎撰。张炎有《山中白云词》，已经著录。陈继儒的《续秘笈》收载此书，题作“西秦张玉田”。玉田是张炎的别号；西秦是张炎祖先张俊的祖籍。其实是同一个人。这部书分为词源、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十四篇，另外附有杨万里的《作词五要》五条。杂论中提到周草窗所选的《绝妙好词》。可惜刻版已经不存，墨本也被好事者收藏。书中又说元遗山极力称赞辛稼轩的词，大概成书于北游大都以后吧？《续秘笈》把这部书刻作上卷，把陆辅之续写的书刻作下卷。陆辅之的书末有原跋说：“这部书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古雅精妙，比起这部书来还差一着”，等等。考察可知，宋代沈义父字伯时，有《乐府指迷》一卷，今收在陈耀文《花草稡编》中。跋文只称沈氏之书，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部书。那么，这部书是后来出现的，跋文作者没有见过龚翔麟刻《山中白云词》时附载的这部书，大概是后人增入的，并非原本所有。曹溶的《学海类编》收录此书，比这个本子多了一篇北轩居士的跋文。这篇跋文把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和胡应麟的《诗薮》误合为一书，已经极其疏漏错乱。书中又收录金粟头陀的《制曲十六观》一卷，后面有睡庵居士的跋。金粟头陀就是元代顾何瑛，睡庵居士就是明代汤宾尹。但那篇文章完全抄袭此书，只在每条末尾增加“制曲者当作此观”一句。句句雷同，竟然一点也没有校检，尤其令人奇怪。△《词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元代陆辅之撰。陆辅之有《吴中旧事》，已经著录。这部书在陈继儒《续秘笈》中被认为是《乐府指迷》的下卷；在这个本子中则收入曹溶《学海类编》，题名为《词旨》。究竟哪个是原名，哪个是改名，无法详细考察。明代万历以后，伪造之风盛行。所编纂的丛书往往改头换面，已经无法查究。曹溶生于明代末年，所以还沿袭这种积习，以夸耀收藏丰富。他的目录中，第一项叫《词说》；第二项叫《属对》；第三项叫《乐笑翁奇对》；第四项叫《警句》；第五项叫《乐笑翁警句》；第六项叫《词眼》；第七项叫《单字集虚》，其中的词语无法理解，似乎有残缺；第八项叫《两字》，则只有目录而没有书了。这些内容都没有什么高明的议论，散佚了也不值得惋惜。△《古今词话》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雄编纂。沈雄字偶僧，吴江人。这部书所记，上起唐代，下至康熙中年。书中杂引旧文，参酌近人的议论，间或附带自己的说法。分为词评、词辨、词品三门，征引相当贫乏。而且很多地方不注明出处。所引用的近人说法尤其多有标榜，不能当作定论。△《古今词论》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王又华撰。王又华字静斋，钱塘人。这部书杂录评论词的言论。虽然以《古今词论》为名，但古人的论述只占十分之一，近人的论述却占十分之九。△《填词名解》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毛先舒有《声韵丛说》，已经著录。拾取古语，牵强附会地解释词调名称的做法，始于杨慎的《丹铅录》。毛先舒又加以铺衍，附会支离，大多不足凭信。末尾附有毛先舒自己创制的十五支曲子，更是凭空杜撰。古乐府重在声调而不在文字。唐人得不到古乐府的声调，所以拟作古乐府时，尚且只能借题发挥，不能自己创制曲调。他们所作的新乐府，只是五言、七言古诗，也不能自己创制曲调。当时采诗入乐的，只有五言、七言绝句，或从律诗中截取四句；依声制词的作品，最初如《竹枝》《柳枝》一类，仍然是绝句。后来又创作《望江南》《菩萨蛮》等曲。因为懂得它们的声调，所以能够制订它们的曲调。到了宋代，只传下了创作歌词的方法，没有传下歌唱诗篇的方法，所以《阳关曲》借用《小秦王》的声调来歌唱，《渔父词》借用《鹧鸪天》的声调来歌唱。苏轼、黄庭坚的两部集子可以作为考察依据。只是词在当时盛行，所以作者常常自己创制曲调。也是因为懂得声调，所以才能制订曲调罢了。金、元以来，南曲、北曲流行，而词律已经失传。创作这种体裁的人，不过是考证旧词，了解它的句法和平仄；参照同调的词，知道某一句可以长一些或短一些，某个字可以用平声或仄声罢了。当时的宫调已经茫然不知，却还凭空依靠主观臆测，自己创制新的腔调。无论分析得多么精细，断然不可能真正识得。即使人人熟知的《白石词》，其中所说《念奴娇》的“鬲指声”，如今有谁能解释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叫作以英雄自居来欺骗人。──以上“词曲类”中词话一类，共五部、十三卷，都附入《存目》。△《诗馀图谱》三卷、《附录》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张綖撰。张綖有《杜诗通》，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取宋人的歌词，挑选声调合乎节拍的词一百一十首，汇集编成谱。先分别图示其平仄，后面附列歌词。有“当平当仄”和“可平可仄”两种标记。但往往不依据古词，而是凭主观意图填写标注。对于古人特意写成拗句、用来取得声调抑扬顿挫的地方，多改成协和诗句的格律。并且校勘不精。所谓黑圈为仄声、白圈为平声、半黑半白为平仄皆可的标记，也多有混淆。这实在不是善本。难怪受到《万树词律》的讥评，末尾附有秦观的词和张綖所作的词各一卷，更加不相称。△《啸馀谱》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程明善撰。程明善字若水，歙县人，天启年间监生。这部书总括记载词曲的格式。因为歌唱的源头出于啸，所以命名为《啸馀》。卷首列《啸旨》《声音度数》《律吕》《乐府原题》一卷。其次是《诗馀谱》三卷，附有致语。再次是《北曲谱》一卷、《中原音韵》及务头一卷。接着是《南曲谱》三卷、《中州音韵》及切韵一卷。考察古诗，都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唱的，就是当时文士所作的词。五代以后，诗流变为词；金、元以后，词又流变为曲。因此，曲是词的变体，词是诗的余绪。源流虽然久远，但本末相互生成。诗如果不是源于啸，词曲又怎么会源于啸呢？这样的命名已经不准确。卷首列《啸旨》，尤其是牵强附会。《皇极经世》《律吕》《乐府原题》之类的内容，同词曲也相去甚远。书中所列词谱的第一体、第二体之类，以及平仄和字数，都是凭臆测确定的，早已受到词家的驳斥。曲谱所载，也不如南北《九宫谱》详细完备。只是因为通俗易用，才流传至今；其实并不是善本。△《填词图谱》六卷、《续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赖以邠撰。赖以邠字损庵，仁和人。这部书承袭张綖的书而作，也取古词编成词谱，并用黑白圈标记平仄作为图谱。书中颠倒错乱，缺漏很多。受到《万树词律》驳斥的地方，无法一一列举。△《词韵》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国朝仲恒撰。仲恒字道久，号雪亭，钱塘人。词韵过去没有完整的著作，明代沈谦才开始创立它的轮廓。仲恒写这部书，又依据沈谦的书加以订正。考察可知，填词在宋代最为盛行，二百多年间作者如云，却只有创制曲调的作品，完全没有编撰词韵的事情。考察他们的作品，有的竟使用诗韵，有的各自夹杂方言，也完全没有一定的规则。不应当一代名家都忘了这件事，留待数百年以后才来补缺拾遗。大概当时所讲究的是声律、抑扬顿挫以及细微的辨析；至于词的文字，则无论雅俗都可以歌唱，只求声调谐和罢了。这就是所谓“有井水吃处都唱柳词”。又怎么能把礼部的韵略颁行到酒垆、茶肆中去呢？作者不受拘束，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并不是他们的才智有所遗漏。此后，周德清作《中原音韵》，把入声摊派归入其他声类，建立为固定规则；但《词韵》始终没有后来续作并加以确定。实在是因为北曲必须使用北韵，正如梵呗必须使用梵音一样。既然已经自成一家，就可以自成一格。至于词这种体裁，处在诗与曲之间，押韵不受地域限制，词也不分古今。如果完全使用俗音，就和诗相距不远；如果完全遵从诗韵，又会与俗音多有不合。既担心针、真与因、阴没有分别，又担心元、魂与灰、咍不能押韵，所以即使有沈约、陆词，也始终不能整理成一部书。沈谦既不明白这个道理，偏要强作聪明地解释。仲恒又沿袭错误、跟随谬说，使纠缠更加严重。单就他所划分的韵部来说，平、上、去三声分为十四韵，把魂割入真、轸，把咍割入佳、蟹，这算是接近俗音；但麻、遮仍合为一部，又是沿袭古法。三声既然把真、轸合为一部，侵、寝合为一部，庚、梗合为一部，元、阮合为一部，覃、咸合为一部。入声则把质、陌、锡、职、缉合为一部，这就是真、庚、青、蒸、侵又合为一部；把物、月、曷、默、屑、叶合为一部，这就是文、元、寒、删、先、覃、盐又合为一部。不俗不雅，不古不今，却想用它来规范天下作者，不是很难吗？大体说来，作词用的韵，越考察分歧越多。万不得已，就在古韵相通的范围内，选择读起来顺口的使用，如东、冬，江、阳之类。（江、阳古代也不相通，这里是依据六朝以来的情况说的。）至于分割归属，也选择古韵相通的加以分割，如把魂割入文，是因为魂本来与文相通；把咍割入佳，是因为咍本来与佳相通。入声也以此作为依据。这样在今音和古音之间斟酌，或许不会有大的错误。如果一定要强行制定章程，不弄成非马非驴的样子是不会罢休的。所以如今除各种韵书外，只收录曲韵；至于词韵，则一概列入《存目》。△《词学全书》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查继超编。查继超字随庵，海宁人。这部书编于康熙己未年，把毛先舒《填词名解》四卷、王又华《古今词论》一卷、赖以邠《填词图谱》六卷及《续集》一卷、仲恒《词韵》二卷汇编为一书。没有什么新的发明或考订。──以上“词曲类”中词谱、词韵一类，共五部、三十九卷，都附入《存目》。△《张小山小令》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张可久撰写。张可久字仲远，号小山，是庆元人。他曾任路吏，后升任首领。李开先说，这是如今税课局大使一职的前身。他大概最终只是一个下级官吏。当时他凭借散曲创作称雄一时，但他的文集后来失传了。明初，宋濂在礼贤馆得到他的词稿半册；后来方孝孺又买到一部抄本，拿给宋濂看。于是两人互相参校订正，分为上下两卷，刻版流传于世。这大概只是根据他们二人所见的材料编成的书。实际上，张可久的作品不止这些。从五代到宋代，诗歌衰落而变成了词；从宋代到元代，词又衰落而变成了曲。文人学士往往凭借这种文体取得长处。像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宫大用这一类人，都借此在世上获得了名声。可以说，他们把精神耗费在了没有用处的事情上。然而，曲子在抒发感情、描写景物方面，有时也能得到乐府遗留下来的风韵。这种旁门小道也有可观之处，因此也不能完全废弃。张可久的曲词，《太和正音》称赞它像瑶天上的笙和鹤，既清雅又新奇，华美而不艳丽，带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又说它像披拂太华山的天风，招引蓬莱的海月。如今看他的作品，无论遣词还是立意，确实都能脱离尘俗的旧路。所以，它虽然不是文章的正统道路，仍将其附录保存，以便看出一代风尚所处的方向。△《碧山乐府》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明代王九思撰写。王九思有《渼陂集》，已经著录。这是他所作的杂曲和小令。自宋代赵彦肃按照字句配合宫调律吕，便有了曲谱。到了元代，像《骤雨打新荷》这一类曲子，越来越新颖。不拘泥于字数，用工尺谱填定曲调。民间流传的说法只知道有正宫、越调作为南北曲的区分，却不知道相带、相犯的妙处；填词家也不知道度曲的四声另有把去声作平声、把上声作平声的规则。所以说到它的体格，在文章中是最低下的，但要写得合乎曲格却又极其困难。王九思酷爱音律，曾经倾尽钱财购买乐工的技艺，学习琵琶，领会了其中的精髓。这部书所收的作品，大半依照弦索越调而兼用相带、相犯，合拍很是得当。另外，明人的小令大多以艳丽见长，唯独王九思擅长叙事抒情。他的作品曲折婉转而协调妥帖，没有失去元人的遗风。他在填写曲子的四声时，夹杂使用带字，也没有失去法度。有人说，他在声音和文字两方面都发挥了长处。然而，作为士大夫却把全部力量耗费在这上面，同伶官、歌妓争长短，即使把幽深微妙之处做到极致，难道不也可以停止了吗？△《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元代杨朝英撰写。杨朝英自称是青城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这部集子前五卷是小令，后三卷是套数。凡是当时士大夫所作以及院本中优秀的作品，都选录其中，也算是曲艺的一种。书中有许多残缺，大概是传抄时脱漏的。△《词品》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旧本题为元代涵虚子撰写，但不知道他的姓名。书中评论元代一朝的北曲，给每个人分别拟定品目，大略像敖陶孙的《诗评》。臧懋循编《元人百种曲》时，曾把它列在卷首。这一版本收在曹溶的《学海类编》中。大概就是从《元人百种曲》中抄出，借用它的名目来凑数的。△《雍熙乐府》十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译旧本题为海西广氏编纂，没有署姓名。它的凡例说，各种声音分别对应宫调律吕，原来分为十七调。如今流传下来的有十二调，大概缺少了五调。现在考察这十二调：第一是黄钟，第二是正宫，第三是大石，第四是小石，第五是仙吕，第六是中吕，第七是南宫，第八是双调，第九是越调，第十是商调，第十一是商角，第十二是般涉。其中商角、般涉两调，只有调目的名称而没有曲词，大概是散佚了。明代李元玉的《北调广正谱》订正各调，颇为全面严密。虽然它所辑录的内容比此书多出道宫、高平、揭指、宫调、角调五类，但其中揭指以及宫、角二调，也同样只有调目而没有曲词。完整具备的，才有十四调。考察它的体例，实际上全都是以此书原本为依据的。其中每一调的词曲，有些名称相同而实际内容不同，有些句子和字数不拘一格、可以增删，也都是据此书加以推广的。△《度曲须知》二卷、《弦索辨讹》三卷（内府藏本）。明代沈宠绥撰写。沈宠绥字君徵，是吴江人。由于度曲家沿袭流传而忘记了根本，往往出现声音与字不相合、曲调与意义不相合的情况，因此写了这部书来厘正音调。全书分为二十六目，分析说明相当详细。《弦索辨讹》则收录《西厢》二卷、《杂曲》一卷。各篇都加上标记，用来说明北曲字音的差异。它大概也是《九宫谱》一类的著作。△《琼林雅韵》（没有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明代宁王朱权编纂。朱权有《汉唐秘史》，已经著录。这部书共分十九韵，大体沿袭周德清《中原音韵》的体例：一为穹、窿，二为邦、昌，三为诗、词，四为丕、基，五为车、书，六为泰、阶，七为仁、恩，八为安、闲，九为<角耑>、鸾，十为乾、元，十一为萧、韶，十二为珂、和，十三为嘉、华，十四为砗、<石邪>，十五为清、宁，十六为周、流，十七为金、琛，十八为潭、严，十九为慊、谦。它与《中原音韵》的十九韵大致相似，只是名称不同。只有《中原音韵》第十韵标作先、天，而此书第十韵标作乾、元，于是把元韵的一半归入一先。此外，这部书每一韵都选取两个平声字来概括平、上、去三声，但第六韵的“泰阶”之“泰”字又兼用去声。这是自己扰乱了原有的条例。至于书中说北方没有入声，把入声附在平、上、去三声之后，这一点与《中原音韵》的体例完全相合，但也略有不同。例如第四韵标作丕、基，后面附有“悔”字，说它去声读作上声；而《中原音韵》第四韵后面没有记载这一条。考察“悔”字读作上声的情况，在纸韵中，有“诗不我以，其后也悔”可以证明；在庆韵中，则有陆机《凌霄赋》以“悔”与“旅”押韵可以证明。周德清对于这一条似乎漏收了。然而，曲韵本来就使用方音，不能根据古韵来增删。朱权所补充的内容，也只是知道了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南曲入声客问》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代毛先舒撰写。毛先舒有《声韵丛说》，已经著录。当初，毛先舒撰写《南曲正韵》一书，认为所有入声都应单独押韵，不与平、上、去三声混押。后来又撰写这一卷，认为南曲的入声都可以作为平、上、去三声来押韵。他假设以客人提问的形式，来阐明自己的说法。──以上是“词曲类”中南北曲这一属，共八部、三十五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全部附入《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