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九 史部三十五
卷七十九 史部三十五○职官类前代官制，史多著录，然其书恒不传。《南唐书徐锴传》称：“后主得齐职制，其书罕覯，惟锴知之。今亦无举其名者。世所称述《周官》外，惟《唐六典》最古耳。”盖建官为百度之纲，其名品职掌，史志必撮举大凡，足备参考。故本书繁重，反为人所倦观。且惟议政庙堂，乃稽旧典。其间如元丰变法，事不数逢。故著述之家，或通是学而无所用。习者少则传者亦稀焉。今所采录，大抵唐宋以来一曹一司之旧事与儆戒训诰之词。今釐为《官制》、《官箴》二子目，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劝官方。明人所著率类州县志书，则等之自郐矣。△《唐六典》三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唐玄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敕注。其书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列其职司官佐，叙其品秩，以拟《周礼》。《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曰：“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煚、徐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程大昌《雍录》则曰：“唐世制度，凡最皆在《六典》。或曰：书成未尝颁用。今案《会要》，则牛僧孺奏升谏议为三品，用《六典》也。贞元二年定著朝班次序，每班以尚书省官为首，用《六典》也。又其年窦参论祠祭当以监察莅之，亦援《六典》也。此类殆不胜述。草制之官，每入院，必首索《六典》，则时制尽在故也。”二说截然不同。考《吕温集》有《代陈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一篇，称：“宣示中外，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遂使丧祭冠昏家，犹疑礼之等威名分，国靡成规。请於常参官内选学艺优敏者三五人，就集贤院各尽异同，量加删定。然后特降德音，明下有司”云云。与韦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说，当无讹误。大昌所引诸事，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如明代之《会典》云尔。范祖禹《唐鉴》，论其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尚书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盖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无寺监。自秦迄陈，有寺监而无六官。独此书兼之，故官多重复。今考是书，如林甫注中以诸州祥瑞预立条格，以待奏报之类，诚为可嗤。然一代典章，釐然具备，祖禹之所论，或以元丰官制全祖是书，有所激而云然欤？又《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三年九龄等撰是书，而《唐书》载九龄以开元二十四年罢知政事，则书成时九龄犹在位。后至二十七年，林甫乃注成独上之。宋陈骙《馆阁录》，载书局有“经修经进”、“经修不经进”、“经进不经修”三格。说与九龄皆所谓“经修不经进”者。卷首独著林甫，盖即此例。今亦姑仍旧本书之，不复追改焉。△《翰林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唐李肇撰。案，肇所作《国史补》，结衔题“尚书左司郎中”。此书结衔则题“翰林学士左补阙”。王定保《摭言》又称肇为“元和中中书舍人”。《新唐书艺文志》亦云“肇为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以唐官制考之，盖自左司改补阙，入翰林，后为中书舍人，坐事左迁。《国史补》及此书各题其作书时官也。唐时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为待诏之所。《新唐书百官志》谓“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於别院，以备燕见者”是也。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亦谓“其地乃天下以艺能伎术见召者之所处”。盖其始本以延引杂流，原非为文学侍从而设。至明皇置翰林待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其职始重。后又改为学士，别置学士院，谓之东翰林院。於是旧翰林院虽尚有以伎能入直，如德宗时术士桑道茂之类，而翰林之名，实尽归於学士院。历代相沿，遂为儒臣定职。肇此书成於元和十四年，唐宋《艺文志》皆著於录。其记载赅备，本末灿然，於一代词臣职掌，最为详晰。宋洪遵辑《翰苑群书》，已经收入。今以言翰林典故者莫古於是书，故仍录专本，以存其朔焉。△《麟台故事》五卷（永乐大典本）宋程俱撰。俱字致道，衢州开化人。举进士，试南宫第一，廷试中甲科，历官徽猷阁待制，封新安县伯，事迹具《宋史文苑传》。《玉海》载元祐中宋匪躬作《馆阁录》，绍兴元年程俱上《麟台故事》，淳熙四年陈骙续为《馆阁录》。
译卷七十九 史部三十五 ○职官类 前代的官制，史书大多有记载，但有关的书通常不能流传下来。《南唐书·徐锴传》说：“后主得到《齐职制》，这部书很少有人见到，只有徐锴知道它。如今也没有人举出它的书名。世人所称述的《周官》以外，只有《唐六典》最为古老了。”大概设置官职是百官制度的纲要，官职的名称、品级和职掌，史书、史志一定会概略列举，足以备作参考。所以这部书内容繁多厚重，反而使人厌倦阅读。而且只有在朝廷上议论政事时，才会考察旧典。其间像元丰年间的变法那样的事情，并不常遇到。因此，著述之家有的通晓这门学问，却没有实际用途。学习的人少了，流传的人也就稀少了。如今所采录的，大体是唐、宋以来各曹、各司的旧事，以及警戒、训诫和诏诰一类的言辞。现在厘定为《官制》《官箴》两个子目，也足以考察掌故，激励和劝勉官员。明人所著的，大多属于州县志书，那就等于自郐以下了。△《唐六典》三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亲自撰写，李林甫奉诏作注。这部书按照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排列其职司和属官，叙述其品秩，用来模拟《周礼》。《书录解题》引用韦述《集贤记》的注说：“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奉旨修撰此书。皇帝亲手在白麻纸上写了六条，分别是理、教、礼、政、刑、事，命令按照类别相从，撰录后进呈。张说把这件事交给徐坚办理，思考了一年仍不能确定。后来又交给毋煚、徐钦、韦述，才开始把令式纳入六司，并将沿革一并写入注中。后来张九龄又交给苑咸，至开元二十六年奏上草稿。直到现在还放在直院中，也没有施行。”程大昌《雍录》却说：“唐代的制度，凡是最重要的都在《六典》中。有人说：这部书写成后从未颁行使用。现在考察《会要》，牛僧孺奏请将谏议升为三品，就是采用《六典》的规定。贞元二年确定朝班次序，每班以尚书省官员为首，也是采用《六典》的规定。又在这一年，窦参议论祭祀应当由监察官到场，也是援引《六典》的规定。这类事情几乎无法尽数叙述。起草诏制的官员每次进入官署，必定首先索取《六典》，正因为当时的制度都在其中。”这两种说法截然不同。考察《吕温集》，其中有《代陈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一篇，说：“诏书宣示中外，已经历六个星纪周期。却没有明确诏令施行，于是丧祭、冠昏等礼，家家仍然疑惑礼制的等级、威仪、名分，国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制。请在常参官中选取学问技艺优异敏捷的三五人，到集贤院分别考察异同，酌情加以删定。然后特别颁下恩诏，明确交付有关官司”云云。这与韦述的话相吻合。唐人的说法应当没有错误。程大昌所引用的那些事情，可能是当时讨论典章制度时彼此援引为依据。而公私方面的科条律令，却未曾件件遵照施行，就像明代的《会典》一样。范祖禹《唐鉴》评论说：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尚书省，这是政务出自两个系统；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这是政务出自三个系统。大概从唐虞到周代，有六官而没有寺、监；从秦到陈代，有寺、监而没有六官。只有这部书兼列二者，所以官职多有重复。如今考察此书，例如林甫注中把各州祥瑞预先制定条格，以等待奏报之类，确实很可笑。然而一代的典章制度，条理清楚、完备具列，范祖禹的评论，或许是因为元丰官制完全取法此书，因而有所激愤才这样说吧？又《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张九龄等撰成此书；而《唐书》记载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被罢免知政事，那么此书完成时张九龄仍在任。到开元二十七年，李林甫才作成注本，单独进呈。宋代陈骙《馆阁录》记载，书局有“经修经进”“经修不经进”“经进不经修”三种等级。张说和张九龄都属于所谓“经修不经进”的人。卷首唯独题写李林甫的名字，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也姑且沿用旧本的写法，不再追究改动。△《翰林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李肇撰写。考察李肇所作《国史补》，署衔题为“尚书左司郎中”；这部书署衔则题为“翰林学士左补阙”。王定保《摭言》又称李肇为“元和中中书舍人”。《新唐书·艺文志》也说：“李肇任翰林学士，因举荐柏耆获罪，由中书舍人降为将作少监。”按唐代官制考察，大概是从左司改任补阙，进入翰林，后来任中书舍人，又因获罪被贬为左迁官。《国史补》和这部书分别题写的，是他撰书时所任的官职。唐代的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面、重廊之后，是供待诏者居处的地方。《新唐书·百官志》说：“皇帝所到之处，必定有通晓文词经学的人，甚至卜筮、医术、技艺之流，都在别院值班，以备皇帝召见。”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也说：“这个地方就是天下以技艺、方术被召来的人所居住的地方。”大概翰林院起初本来是用来延揽各种杂流，并不是为文学侍从而设置的。到明皇设置翰林待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这个职务才变得重要。后来又改为学士，另设学士院，称为东翰林院。于是旧翰林院虽然仍有凭借技艺进入值班的人员，如德宗时的方术士桑道茂之类，但“翰林”这个名称实际上全都归于学士院。历代沿袭下来，翰林遂成为儒臣的固定职务。李肇这部书成于元和十四年，唐、宋两代的《艺文志》都著录过它。它的记载全面完备，始末清楚，对于一代词臣的职掌，最为详细明晰。宋代洪遵编纂《翰苑群书》时，已经收入此书。如今谈论翰林掌故的书，没有比这部更古老的，所以仍然单独抄录成书，以保存它的源流。△《麟台故事》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程俱撰写。程俱字致道，是衢州开化人。考中进士，廷试为第一，殿试中甲科，历任徽猷阁待制，封新安县伯，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玉海》记载，元祐年间宋匪躬作《馆阁录》，绍兴元年程俱进呈《麟台故事》，淳熙四年陈骙续作《馆阁录》。
盖一代翰林故实，具是三书。今宋录已亡，陈录仅存，而亦稍讹阙。是书则自明以来惟《说郛》载有数条，别无传本。今考《永乐大典》，徵引是书者特多。排比其文，犹可成帙。其书多记宋初之事，典章文物，灿然可观。盖绍兴元年初复秘书省，首以俱为少监。故俱为是书，得诸官府旧章，最为详备。如《东都事略邢昺传》载，由侍读学士迁工部侍郎，不著加中散大夫。《宋绶传》载，召试中书，不著迁大理评事。《宋史韩琦传》载，由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不著为太常寺丞及太子中允。《王陶传》载，为太子中允，不著编校昭文馆书籍。《孙洙传》亦不著洙尝为於潜令及编校秘阁书籍。而皆见於是书。又如《玉海》引《谢泌传》，泌上言：“请分四库书籍，人掌一库。”事在端拱初。而其一百六十八卷又载此事於天圣五年，前后自相剌谬。据此书所载，则在咸平之初。又《续通鉴长编》载，咸平二年七月甲寅，幸国子监，还幸崇文院，而此日之后又有癸丑。则是月之内不容先有甲寅，显然牴牾。据是书乃是七月甲辰。如此之类，凡百馀条，皆足以考证异同，补缀疏略，於掌故深为有裨。原书《文献通考》作五卷，今所裒录，仍符此数，疑当时全部收之。《通考》又称凡十二篇，而不详其篇目。其见於《永乐大典》者，有《官联》、《职掌》、《廪禄》三门，皆与陈骙书标题相合。疑骙书即因俱旧目修之。今即以骙之篇目分隶诸条，莫不一一条贯，无所龃龉。亦可谓神明焕然，顿还旧观矣。骙录载曝书会、饯会及大宴学士院三条，俱云出《麟台故事》。然引其事，不载其词。殆姚广孝等排纂之时，刊除重复，误削前而存后。当时编辑无绪，即此可见一端。今亦无从补入。惟俱《北山集》中载有后序一篇，并附录之，以存其旧焉。△《翰苑群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洪遵编。遵字景严，鄱阳人，皓之仲子也。与兄适同中绍兴十二年博学鸿词科，赐进士出身。历官徽猷阁直学士，出知平江府。孝宗时召除翰林学士承旨，拜同知枢密院事、江东安抚使、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谥文安。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后有乾道九年遵题记曰：“翰苑秩清地禁，氵公唐迄今为荐绅荣。遵世蒙国恩，父子兄弟接武而进，实为千载幸遇。曩尝稡《遗事》一编，朅来建业，以家旧藏李肇、元稹、韦处厚、韦执谊、杨钜、丁居晦洎我宋数公，凡有纪於此者，并刊之木。仍以《国朝年表》、《中兴题名》附。”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自李肇而下十一家，及《年表》、《中兴后题名》共为一书。”此本上卷为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李昉《禁林宴会集》，凡七家。下卷为苏易简《续翰林志》、苏耆《次续翰林志》、《学士年表》、《翰苑题名》、《翰苑遗事》，凡五种。其《遗事》为遵所续，不在其数，实止四家。除《年表》、《题名》外，所收不过九家，与振孙所记不合。考《宋史艺文志》载是书本三卷，此本止上下二卷。又《文献通考》所载尚有唐张著《翰林盛事》一卷，宋李宗谔《翰苑杂记》一卷，若合此二家，正足十一家之数。岂原本有之，而今本佚其一卷耶？△《南宋馆阁录》十卷、《续录》十卷（永乐大典本）《南宋馆阁录》十卷，宋陈骙撰。《续录》十卷，无撰人名氏。骙字叔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庆元初官至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忤韩侂胄，提举洞霄宫。卒谥文简。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氏《书录解题》，谓淳熙中骙长蓬山，与同僚录建炎以来事为此书，李焘为之序。《续录》者，后人因旧文而增附之。今考是录所载，自建炎元年至淳熙四年；《续录》所载，自淳熙五年至咸淳五年。皆分《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撰述》、《故实》、《官秩》、《廪禄》、《职掌》九门。典故条格，纤悉毕备，亦一代文献之薮也。世所传本，讹阙殆不可读。惟《永乐大典》所载，差为完具。今互相考订，补其脱漏者三十一条，正其舛错者一十六条。而其纪载诸人爵里有与《宋史》互异者，并为胪注，以资参考。惟前录中《沿革》一门，续录中《廪禄》一门，《永乐大典》所载亦全卷皆佚，无从补葺。盖是书残阙已在明以前矣。今亦姑仍其旧焉。△《玉堂杂记》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一代翰林的旧日掌故，大都具备在这三部书中。如今宋匪躬的《馆阁录》已经亡佚，陈骙的《馆阁录》仅存，而且也略有讹误、缺漏。这部书自明代以来只有《说郛》记载了数条，此外没有别的传本。现在考察《永乐大典》，征引这部书的地方特别多。把这些文字排列编次，仍然可以整理成册。这部书多记载宋初的事情，典章制度和文物制度，灿然可观。大概绍兴元年刚刚恢复秘书省时，首先任命程俱为少监。因此，程俱撰写这部书时，能够从各官府取得旧有章程，内容最为详备。例如《东都事略·邢昺传》记载邢昺由侍读学士升任工部侍郎，却没有写加授中散大夫；《宋绶传》记载宋绶被召试于中书，却没有写升任大理评事；《宋史·韩琦传》记载韩琦由淄州通判入直集贤院，却没有写任太常寺丞和太子中允；《王陶传》记载王陶任太子中允，却没有写编校昭文馆书籍；《孙洙传》也没有记载孙洙曾任於潜令及编校秘阁书籍。这些事情在本书中都有记载。又如《玉海》引用《谢泌传》，说谢泌上言：“请把四库书籍分开，每人掌管一库。”事情发生在端拱初年；但《玉海》第一百六十八卷又把此事记在天圣五年，前后自相矛盾。根据本书记载，此事应在咸平初年。又《续通鉴长编》记载，咸平二年七月甲寅，皇帝临幸国子监，回来后又临幸崇文院；但这一天之后又出现癸丑。因此，这个月内不可能先有甲寅，显然相互抵牾。根据本书，应当是七月甲辰。像这样的情况共有一百多条，都足以考订记载的异同，补缀疏漏，对于考察掌故很有帮助。原书《文献通考》作五卷，如今所搜集编录的仍合乎这个卷数，疑心当时已经把全书收录了。《通考》又说全书共有十二篇，却没有详列篇目。在《永乐大典》中见到的，有《官联》《职掌》《廪禄》三门，都与陈骙书的标题相合。疑心陈骙的书就是根据程俱的旧目录修订的。现在就按照陈骙的篇目把各条分别归类，没有一条不条理贯通、彼此不相抵牾。也可以说是神采焕然，顿时恢复了旧貌。陈骙的《馆阁录》记载曝书会、饯会以及学士院大宴三条，都说出自《麟台故事》，但只是引用其中的事情，没有记载原文。大概姚广孝等人编排时，删去了重复内容，错误地删掉了前面的文字而保留了后面的文字。当时编纂缺乏条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例证。如今也没有办法补入。只是程俱《北山集》中载有一篇后序，现在一并附录，以保存它的旧貌。△《翰苑群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洪遵编纂。洪遵字景严，是鄱阳人，洪皓的次子。他与兄长洪适一同考中绍兴十二年博学鸿词科，赐进士出身。历任徽猷阁直学士，出任平江府知府。孝宗时被召任翰林学士承旨，授同知枢密院事、江东安抚使、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去世后谥文安。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后面有洪遵在乾道九年写的题记：“翰苑官秩清贵，地位禁近，氵公唐以来一直是荐绅的荣耀。洪遵世代蒙受国恩，父子兄弟接踵入仕，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幸运。从前曾经编辑《遗事》一编，后来来到建业，把家中旧藏的李肇、元稹、韦处厚、韦执谊、杨钜、丁居晦以及我宋数位人物凡是有记载于此的，一并刊刻成书。仍把《国朝年表》《中兴题名》附在后面。”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从李肇以下十一家，加上《年表》《中兴后题名》，合为一书。” 本书上卷是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李昉《禁林宴会集》，共七家。下卷是苏易简《续翰林志》、苏耆《次续翰林志》、《学士年表》《翰苑题名》《翰苑遗事》，共五种。《遗事》是洪遵续编的，不在上述数目之内，实际只有四家。除《年表》《题名》外，所收不过九家，与陈振孙所记不相符合。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此书原有三卷，而本书只有上下二卷。又《文献通考》所载还有唐代张著《翰林盛事》一卷、宋代李宗谔《翰苑杂记》一卷，如果加上这两家，正好是十一家之数。难道原本有这两家，而今本亡佚了其中一卷吗？△《南宋馆阁录》十卷、《续录》十卷（《永乐大典》本） 《南宋馆阁录》十卷，宋代陈骙撰写。《续录》十卷，没有署撰人姓名。陈骙字叔进，是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庆元初年官至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他触犯了韩侂胄，被任命为提举洞霄宫。去世后谥文简。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淳熙年间陈骙主管蓬山，与同僚记录建炎以来的事情，编成这部书，李焘为它作序。《续录》是后人根据旧文增补附录的。如今考察《馆阁录》所记，从建炎元年到淳熙四年；《续录》所记，从淳熙五年到咸淳五年。两书都分为《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撰述》《故实》《官秩》《廪禄》《职掌》九门。典故和条格细微周详、全部具备，也是一个时代文献汇聚之处。世间流传的版本，讹误缺漏多得几乎无法阅读。只有《永乐大典》所载的，较为完整。如今将两书相互考订，补上脱漏三十一条，订正错误十六条。对于其中记载的人物爵位、籍贯与《宋史》不同的，也一并列出注释，以供参考。只是前录中的《沿革》一门、续录中的《廪禄》一门，连《永乐大典》所载也整卷亡佚，没有办法补辑。大概这部书的残缺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现在也姑且沿用它的旧状。△《玉堂杂记》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庐陵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中宏词科，权中书舍人。孝宗朝历右丞相，拜少傅，进益国公。宁宗朝以少傅致仕，卒谥文忠。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皆记翰林故事，后编入必大文集中。此乃其别行之本也。宋代掌制，最号重职，往往由此致位二府。必大受知孝宗，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凡銮坡制度沿革，及一时宣召奏对之事，随笔纪录，集为此编。所纪如奉表德寿署名、赐安南国王嗣子诏书之类，皆能援引古义，合於典礼。其他琐闻遗事，亦多可资谈柄。洪遵《翰院群书》所录，皆唐代及汴都故帙。程俱《麟台故事》，亦成於绍兴间。其隆兴以后翰林故实，惟稍见於《馆阁续录》及洪迈《容斋随笔》中。得必大此书，互相稽考，南渡后玉堂旧典亦庶几乎釐然具矣。△《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徐自明撰。自明字诚甫，号慥堂，永嘉人。尝官太常博士，终零陵郡守。初，北宋时神宗命陈绎为《拜罢图》一卷、《枢府拜罢录》一卷。元丰间司马光复作《百官公卿拜罢年表》十五卷。其后曾巩、谭世勣、蔡幼学、李焘各有撰述，而不能无所阙略。自明因摭拾旧事，补其遗漏，续作此书。以宋世官制，中书、枢密为二府，俱宰辅之职。故自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签书枢密院事，皆著其名位，而详其除罢黜陟之由。编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迄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鉴长编》、《系年要录》、《乙未录》、《东都事略》，而又旁采他书以附益之。本末赅具，最为详核。又据宋朝《大诏令》、《玉堂制草》，备录其锁院制词，更有裨於文献。以《宋史宰辅年表》互相考校，如建隆元年赵普拜枢副，此录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兴国四年石熙载拜签枢，此录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兴国八年宋琪拜参政，此录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参政，此录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类极多，亦足为读史者考异之助。至宋世所降麻制，例载某人所行之词，此录间存姓名，亦可备掌故。其中如熙宁四年《陈升之起复入相制》，乃元绛之词，载於《宋文鉴》中。以升之力辞不拜，其事未行，并其制词不录是也。至如端拱元年《吕蒙正拜相制》，为李沆之词。治平二年《文彦博除枢密使制》、熙宁二年《陈升之拜相制》，皆为王珪之词。元符三年《曾布拜相制》，为曾肇之词。亦并见於《宋文鉴》，而此反阙注。皆不免有所挂漏。然二百五十年间，贤奸进退，毕具是编。於以考国政而备官箴，亦可云谙习典故者矣。宝祐间，自明子居谊宰永福，尝刻之县学，后渐亡佚。明嘉靖间，大兴吕邦燿始得抄本於焦竑家，而阙其两卷。后周藩宗室勤{艹美}，以所藏残本补足，复梓以传。盖亦仅存之本也。△《秘书监志》十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王士点、商企翁同撰。士点有《禁扁》，已著录。企翁字继伯，曹州人。官著作佐郎。其书成於顺帝至正中，凡至元以来建置迁除、典章故事，无不具载，司天监亦附录焉。盖元制司天监隶秘书省，犹汉制以太史令兼职天官之义也。后列职官题名，与《南宋馆阁录》例同。其兼及直长令史，皆纤悉详录。则以金源以后，以掾吏为士人登进之阶，往往由此起家，洊至卿相，其职重於前代耳。其所纪录，多可以资考核。朱彝尊尝据以辨吴鄹即张应珍，以大德九年改名，历仕秘书少监，非宋遗民，证《吉安府志》之误。则於史学亦多所裨矣。△《翰林记》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案《明史艺文志》载黄佐《翰林记》二十卷，而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序有“与泰泉黄佐纂《翰林杂记》六册”之语，则是书自当出於佐手。佐即撰《泰泉乡礼》，著录於经部礼类者也。所载皆明一代翰林掌故，始自洪武，迄於正德嘉靖间，每事各有标目，凡二百二十六条。本末赅具，首尾贯串，叙次颇为详悉。如所记殿阁卿寺转衔，与《明会典》诸书互有同异。又“会议缮写”诸条，制度甚详，均足以备考核。其十七、十八两卷具列馆阁题名，尤足以见一代人材升降之概。廖道南撰《殿阁词林记》，自九卷以后，多采佐书以足成之。今以此本互相检核，其文不尽相合。盖道南又有所点窜，以归一家之体例。此则佐之原本耳。其文与道南之书互有详略，可以参考证明。以继李肇、程俱、陈骙、王士点诸人所作，唐宋元明以来词林故事，亦大略具备矣。△《礼部志稿》一百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周必大撰写。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是庐陵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考中宏词科，代理中书舍人。孝宗朝历任右丞相，授少傅，进封益国公。宁宗朝以少傅身份退休，去世后谥文忠。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全都记载翰林掌故，后来编入周必大的文集。这是它另外单独刊行的版本。宋代掌管制诰，被称为最重要的职务，往往由此升至二府。周必大受到孝宗知遇，两次进入翰苑，从权直院到学士承旨，这些职务都曾任过。凡是銮坡制度沿革，以及当时皇帝召见、臣下奏对的事情，他都随笔记录，汇集成这部书。所记如奉表时德寿宫署名、赐给安南国王嗣子的诏书之类，都能援引古义，符合典礼。其他琐碎传闻和遗闻旧事，也多可作为谈论的话题。洪遵《翰苑群书》所收，都是唐代以及汴都的旧日文籍。程俱《麟台故事》也成书于绍兴年间。隆兴以后翰林的掌故，只略见于《馆阁续录》和洪迈《容斋随笔》中。得到周必大这部书后，互相考订，南渡以后玉堂的旧典也差不多可以条理清楚、完整具备了。△《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徐自明撰写。徐自明字诚甫，号慥堂，是永嘉人。曾任太常博士，最终官至零陵郡守。起初，北宋神宗时命陈绎编写《拜罢图》一卷、《枢府拜罢录》一卷。元丰年间，司马光又编写《百官公卿拜罢年表》十五卷。此后曾巩、谭世勣、蔡幼学、李焘各有撰述，但都不免有所缺略。徐自明于是搜集旧事，补足遗漏，续作此书。按照宋代的官制，中书、枢密院是二府，都是宰辅的职务。因此，对于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都记载其姓名和官位，并详细说明其授官、罢免、升降的缘由。按年代编排并系以日期，起于建隆戊午，止于嘉定乙亥。大体以《通鉴长编》《系年要录》《乙未录》《东都事略》为依据，又旁采其他书籍加以补充。事情的始末完备，最为详尽核实。又根据宋朝《大诏令》《玉堂制草》，完整记录锁院时所作的制词，对文献也更有补益。与《宋史·宰辅年表》相互考校，例如建隆元年赵普拜枢密副使，本书记在八月甲申，《年表》记在戊子；太平兴国四年石熙载拜签书枢密院事，本书记在正月庚寅，《年表》记在癸巳。太平兴国八年宋琪拜参知政事，本书记在三月庚申，《年表》记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参知政事，本书记在六月戊戌，《年表》记在甲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也足以帮助读史者考察记载的异同。至于宋代颁下的麻制，按惯例记载某人所撰的文词，本书有时还保留撰写者的姓名，也可以备作掌故参考。其中如熙宁四年的《陈升之起复入相制》，是元绛所撰，载于《宋文鉴》中。因为陈升之竭力推辞而没有接受任命，这件事没有施行，所以连同那篇制词也没有收入本书。至于端拱元年的《吕蒙正拜相制》，是李沆撰写的；治平二年的《文彦博除枢密使制》和熙宁二年的《陈升之拜相制》，都是王珪撰写的；元符三年的《曾布拜相制》，是曾肇撰写的。这些文章也都见于《宋文鉴》，但本书反而没有注明作者，显然也免不了有所遗漏。然而，宋代二百五十年间贤能与奸邪之人的升降进退，在这部书中都具备了。用它来考察国政、作为官员的鉴戒，也可以说是熟悉典章掌故的书了。宝祐年间，明子居谊任永福县县令时，曾经在县学刻印此书，后来逐渐散佚。明代嘉靖年间，大兴人吕邦燿才从焦竑家中得到抄本，但缺少其中两卷。后来周藩宗室勤{艹美}用所收藏的残本补齐，又重新刻印流传。这大概也是仅存的版本了。《秘书监志》十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代王士点、商企翁共同撰写。王士点有《禁扁》，已经著录。商企翁字继伯，曹州人。官至著作佐郎。这部书成于元顺帝至正年间，把至元以来秘书监的设置、迁调任免以及典章旧事，全部详细记载下来，司天监的情况也附录其中。大概元代制度中司天监隶属于秘书省，这与汉代让太史令兼任天官的意义相同。书后又列出历任职官的题名，体例与《南宋馆阁录》相同。对于兼任的直长、令史，也都纤细详尽地记录下来。这是因为金朝以后，把掾吏作为士人入仕晋升的阶梯，很多人由此起家，逐步升到卿相，所以这些职位比前代更加重要。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大多可以用来资助考证。朱彝尊曾据此辨明吴鄹就是张应珍，张应珍于大德九年改名，历任秘书少监，并不是宋朝遗民，从而证明《吉安府志》记载有误。由此看来，这部书对史学也多有帮助。《翰林记》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考察《明史·艺文志》的记载，其中有黄佐《翰林记》二十卷；而廖道南《殿阁词林记》的序中有“与泰泉黄佐纂《翰林杂记》六册”的话，那么这部书应当出自黄佐之手。黄佐就是撰写《泰泉乡礼》的人，该书已著录在经部礼类中。书中记载的都是明代翰林院的掌故，始于洪武，止于正德、嘉靖年间；每件事各有标题，共二百二十六条。事情的始末都记载完整，前后贯通，叙述次序也相当详细。例如其中所记殿阁卿寺官员改任衔名的情况，与《明会典》等书互有异同。又如“会议缮写”等条，制度记载得十分详细，都足以备查考。第十七、十八两卷详细列出馆阁官员题名，尤其足以看出一代人才升降的大致情况。廖道南撰写《殿阁词林记》，从第九卷以后，大多采录黄佐的书来补足成篇。如今拿这部书相互校核，其中文字并不完全相合。大概廖道南又有所删改润色，使之归于自己一家的体例。这部才是黄佐的原本。它与廖道南的书互有详略，可以相互参考、互相证明。接续李肇、程俱、陈骙、王士点等人的著作，唐、宋、元、明以来翰林词臣的掌故，也大致齐备了。《礼部志稿》一百一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明泰昌元年官修。首列纂修姓氏，自礼部尚书林尧俞至司务顾民碞等四十人。次列批委纂修，自东阁大学士前礼部尚书孙如游至仪制司员外郎张光房等六人。次列巡按直隶苏松等处御史。据松江府知府揭荐生员俞汝楫纂修《礼部志书》公移，并礼部准聘赴书局批文。则此书实出汝楫之手。《明史艺文志》有俞汝楫《礼仪志》一百卷，当即此书。此题曰《礼部志稿》，盖其草创初成，尚未定名之本也。卷首汝楫名后，并列上海生员俞廷教名，为荐举公移所无。殆入局以后续招协修，故初揭不载欤？其书首为《圣训》六卷，为洪武至隆庆诏谕；次《建官建署》一卷；次《总职掌》一卷；次《仪司职掌》十六卷；次《祠司职掌》十卷；次《客司职掌》十卷；次《膳司职掌》及《司务职掌》共二卷；次《历官表》四卷；次《奏疏》五卷；次《列传》八卷；次《仪司事例》二十一卷；次《祠司事例》九卷；次《客司事例》九卷；次《膳司事例》一卷；次《总事例》七卷，共为一百一十卷。前列《凡例》三则，其“溯初制”一则，称研讨典故，要在沿流溯源；其“理条贯”一则，称典故之编，不急於薈萃，而急於贯通；其“慎稽考”一则，称网罗旧闻，匪独挂漏是惧，而考正谬误，亦编摩第一义。其言皆深得纂辑要领，故其书叙述详赡，首尾该贯，颇有可观。如释菜、荐举诸诏，为《明实录》所不载。祈雪、建宫诸谕，为《嘉靖祀典》所未录。王妃冠服、百官常服及大宴乐章，较《明史礼乐志》为详。贡举起送之额、诰敕表章之式，较《明会典》为备。经筵传班员额，拾《明集礼》之所遗。朝觐赏赉诸制，补《星槎胜览》、《西域行程》之阙。虽案牍之文，稍伤冗杂；而取备掌故，体例与著书稍殊，固不能以是病之也。△《太常续考》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考书中所录，盖明崇祯时太常寺官属所辑也。凡祭祀、典礼皆详悉具载，虽不免为案牍簿籍之文，而沿革损益之由，名物度数之细，条分缕晰，多《明史礼志》、《明会典》、《明集礼》及《嘉靖祀典》之所未载。盖总括一代之掌故，则体贵简要；专录一官之职守，则义取博赅。言各有当，故详略迥不同也。况《集礼》作於洪武，《会典》作於成化，《嘉靖祀典》惟载一时更张之事，自世宗以后百馀年之典制，记载阙如。此书职官题名终於崇祯十六年，则一代仪章始末，尤为完具。固数典者所不可废矣。△《士官底簿》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但云抄之海盐郑氏，亦不言作者为谁。其书备载明正德以前诸土司官爵世系、承袭削除。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疑当时案牍之文，而好事者录存之也。所载云南土司百五十一家，广西土司百六十七家，四川土司二十家，贵州土司一十五家，湖广土司五家，广东土司一家，共三百五十九家。其官虽世及，而请袭之时，必以并无世袭之文上请；所奉进止，亦必以姑准任事，仍不世袭为词。盖其相沿体式如此。欲以示驾驭之权，不容其据谱而索故物也。然明自中叶后，抚绥失宜，威柄日弛。诸土司叛服不常，仅能羁縻勿绝而已。我国家声灵赫濯，逆命者必诛。旧籍所载，大半皆已改土归流。其存者亦无不革心顺化，比於郡县。此书中所列，皆前代一时苟且之制，本不足道。以《明史土司列传》只记其征伐刑政之大端，而於支派本末未能具晰。是编词虽俚浅，而建置原委，一一可徵存之，亦足资考证焉。其地虽在中外之间，与郡县牧守稍殊，而受敕印、袭爵禄、纳租赋、供力役、随征调，实与官吏不殊，故《明史》不与外国同传。今亦附载於明代职官之末焉。△《词林典故》八卷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圣驾临幸，赐宴赋诗。因命掌院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纂辑是书。乾隆十二年告成奏进，御制序文刊行。凡八门：一曰《临幸盛典》，二曰《官制》，三曰《职掌》，四曰《恩遇》，五曰《艺文》，六曰《仪式》，七曰《廨署》，八曰《题名》。《临幸盛典》，即述乾隆甲子燕饮赓歌诸礼，以为是书所缘起，故弁冕於前。《官制》、《职掌》皆由西汉以至国朝，以待诏之选、写书之官，皆自汉肇其端也。《恩遇》断自唐代，以专官自唐代始也。於列圣及我皇上宠渥之典，别分《优眷》、《迁擢》、《侍宴》、《赉予》、《词科》、《考试》、《议叙》、《赠恤》八子目，著圣代右文远逾前古也。《艺文》惟收唐以来御制及应制诸作，而词馆唱和不与焉，美不胜收也。《仪式》、《廨署》亦皆断自唐代，与《恩遇门》同例。《题名》则惟载国朝，近有徵而远难详也。考翰林有志，自唐李肇始。洪遵辑而录之，凡十一家。然皆杂记之类也。
译明泰昌元年由官府修撰。开头列出纂修人员的姓名，从礼部尚书林尧俞到司务顾民碞等，共四十人。接着列出奉批委任的纂修人员，从东阁大学士、原礼部尚书孙如游到仪制司员外郎张光房等，共六人。随后列出巡按直隶、苏松等处的御史。根据松江府知府为荐举生员俞汝楫纂修《礼部志书》所发的公文，以及礼部准许聘请他赴书局的批文，可知此书实际上出自俞汝楫之手。《明史·艺文志》著录俞汝楫《礼仪志》一百卷，应当就是这部书。这里题作《礼部志稿》，大概是因为它只是草创初成、尚未正式定名的稿本。卷首在俞汝楫姓名之后，又列有上海生员俞廷教的姓名，而荐举公文中没有提到他。大概是进入书局以后又续招来协助修纂，所以最初的荐举文书没有记载吧？本书首先是《圣训》六卷，记载洪武至隆庆年间的诏谕；其次是《建官建署》一卷；其次是《总职掌》一卷；其次是《仪司职掌》十六卷；其次是《祠司职掌》十卷；其次是《客司职掌》十卷；其次是《膳司职掌》和《司务职掌》共二卷；其次是《历官表》四卷；其次是《奏疏》五卷；其次是《列传》八卷；其次是《仪司事例》二十一卷；其次是《祠司事例》九卷；其次是《客司事例》九卷；其次是《膳司事例》一卷；其次是《总事例》七卷，共一百一十卷。书前列有《凡例》三条：“溯初制”一条说，研究典章掌故，关键在于沿流溯源；“理条贯”一条说，编纂典章掌故，不急于汇集材料，而急于使其前后贯通；“慎稽考”一条说，搜罗旧闻，不仅要担心有所遗漏，考订纠正错误也是编纂修订的首要原则。这些话都深得编纂要领，所以本书叙述详细丰富，前后贯通，很有可观之处。例如释菜、荐举等诏书，是《明实录》没有记载的；祈雪、建宫等谕令，是《嘉靖祀典》没有收录的。王妃冠服、百官常服以及大宴乐章，比《明史·礼乐志》记载得详细；贡举起送的名额、诰敕表章的格式，比《明会典》记载得完备；经筵传班的员额，补充了《明集礼》遗漏的内容；朝觐赏赐等制度，补充了《星槎胜览》《西域行程》的缺失。虽然是公文案牍的文字，稍嫌繁杂；但它取材是为了完备掌故，体例与专门著书略有不同，本来不能因此责怪它。《太常续考》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考察书中所记，大概是明代崇祯年间太常寺的官员编纂的。凡是祭祀、典礼，都详细完整地记载下来；虽然免不了带有公文簿籍的文字风格，但制度沿革、损益变化的原因，以及名物、数量、制度细节，都分条析理，清楚明白，其中有许多是《明史·礼志》《明会典》《明集礼》和《嘉靖祀典》没有记载的。大概总括一代掌故，体例贵在简要；专门记录一个官署的职守，意义则在于广博完备。各有所宜，所以详略极不相同。何况《集礼》作于洪武年间，《会典》作于成化年间，《嘉靖祀典》只记载一时变更制度的事情，世宗以后一百多年间的典章制度便缺少记载。这部书的职官题名记到崇祯十六年，因此一代礼仪制度的始末尤其完整。它确实是考察典章制度的人不能废弃的书。《士官底簿》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这部书的跋文，但只说是从海盐郑氏那里抄来的，也没有说作者是谁。书中详细记载明代正德以前各土司的官爵、世系，以及承袭和削除的情况。从它的命名和书写格式来看，疑心是当时的公文档案，被好事者抄录保存下来的。书中所载云南土司一百五十一家，广西土司一百六十七家，四川土司二十家，贵州土司一十五家，湖广土司五家，广东土司一家，共三百五十九家。这些官职虽然世代承袭，但在请求承袭时，必定以“并无世袭之文”为理由上奏；所奉的批示，也必定以“姑准任事，仍不世袭”为措辞。大概相沿的格式就是这样。这样做是为了显示朝廷驾驭土司的权力，不允许他们凭借家谱索取祖先旧有的官爵财物。然而明代自中叶以后，抚慰安置失当，威权日益松弛。各土司叛服无常，朝廷只能勉强加以羁縻而不使其断绝罢了。我国家声威显赫，违抗命令者必定诛杀。旧籍所记的土司，大半都已经改土归流；还存在的也无不改变态度、顺从教化，和郡县没有区别。这部书所列，都是前代一时苟且实行的制度，本来不值得称道。只是《明史·土司列传》只记载征伐刑政的大概，对于支派源流和事情始末未能详细说明。这部书的文字虽然俚俗浅显，但有关土司设置及其沿革原委，都一一加以考证保存，也足以资助考据。那些地方虽然处在内地与边外之间，与郡县的长官略有不同，但接受敕书和印信、承袭爵位俸禄、缴纳租赋、承担劳役、随军出征调发，实际上与一般官吏没有不同，所以《明史》没有把他们与外国列在同一传记中。现在也把这部书附录在明代职官类的末尾。《词林典故》八卷。乾隆九年，翰林院重修落成，皇帝亲临，赐宴并赋诗。于是下令掌院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编纂这部书。乾隆十二年完成，上奏进呈，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并刊行。全书分为八门：一是《临幸盛典》，二是《官制》，三是《职掌》，四是《恩遇》，五是《艺文》，六是《仪式》，七是《廨署》，八是《题名》。《临幸盛典》专门记述乾隆甲子年宴饮联句等礼仪，因为这是本书编纂的缘起，所以列在最前面。《官制》《职掌》从西汉一直记到本朝，因为待诏、写书等官职的设置，都是从汉代开始的。《恩遇》从唐代开始记载，因为专门设置翰林官也是从唐代开始的。对于历代圣主以及我皇上优厚宠遇翰林的制度，又分别分为《优眷》《迁擢》《侍宴》《赉予》《词科》《考试》《议叙》《赠恤》八个子目，用来彰显圣朝尊崇文教远远超过前代。《艺文》只收录唐代以来皇帝亲制的文章和应制作品，而不收词馆之间的唱和诗文，佳作多得难以尽收。《仪式》《廨署》也都从唐代开始记载，体例与《恩遇门》相同。《题名》则只记载本朝，因为近代的资料有据可查，远代的情况难以详尽考察。考察翰林院的志书，从唐代李肇开始。洪遵加以辑录，共有十一家，但都属于杂记一类。
其分条列目，汇为一编者，自程俱《麟台故事》始，陈骙以下作者相仍。然皆仅记一代之事，朱彝尊作《瀛洲道古录》，又於今制弗详。故张廷玉等《进书表》称：“槐厅芸署，不少前闻；刘井柯亭，独饶故事。但记载非无散见，而薈萃罕有全书。今仰禀圣裁，始成巨帙。元元本本，上下二千载，始末釐然。稽古崇儒之盛，洵前代之所未有矣。”△《钦定国子监志》六十二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先是国子祭酒陆宗楷等辑《太学志》进呈，而所述沿革故实，滥载及唐宋以前，殊失限断。乃诏重为改定，断自元明。盖本朝国子监及文庙，皆因前代遗址，其缔构实始於元初也。首为《圣谕》二卷，以记褒崇先圣，训示儒林之大法。次《御制诗文》七卷，备录列朝圣文，皇上宸翰。次《诣学》二卷，纪亲祀临雍之礼。次《庙制》二卷，前列图说，后志建葺年月规制。次《祀位》二卷，详载殿庑及崇圣祠诸位号。次《礼》七卷，分记释奠、释菜、释褐、献功、告祭诸仪，及祭器图说。次《乐》六卷，分记乐制、乐章，律吕、舞节二表，及礼乐诸器图说。次《监制》一卷，详述条规。次《官师》五卷，载设官、典守仪制、铨除、题名表。次《生徒》七卷，载员额考校甄用，及外藩之入学者。次《经费》四卷，恩赉岁支俸给备载焉。次《金石》五卷，冠以《钦颁彝器图说》、御制诸碑，并元以来《进士题名碑》，而殿以《石鼓图说》。次《经籍》二卷，具载赐书及版刻之目。次《艺文》二卷，则列诸臣章奏诗文及诸谕者。《识馀》二卷，曰《纪事》，曰《缀闻》，并捃摭杂记，以备考核。识大识小，罔弗详赅，於以志国家重道崇儒、作人训俗之盛。较诸监臣之初编，如苇籥土鼓改而为韶钧之奏矣。△《钦定历代职官表》六十三卷乾隆四十五年奉敕撰。粤自龙鸟水火，肇建官名。然夏、商以前，书阙有间，遗制不尽可考。其可考者惟《周礼》为最详。迨秦、汉内设九卿，外置列郡，而官制一变。东京以后，事归台阁。虽分置尚书六部，而政在中书，其权独重。汉魏之制，至唐、宋而又一变。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尽归其职於六部。永乐间复设内阁，而参以七卿。唐、宋之制，至是而又一变矣。其间名号品数，改革纷繁。大抵势足以相维则乾纲不失，权有所偏属则魁柄必移。故官制之得失，可以知朝政之盛衰也。我国家稽古建官，循名核实。因革损益，时措咸宜。我皇上朗照无私，权衡独秉，举直错枉，宫府肃清，尤从来史册所未有。复念历朝官制，典籍具存，宜备溯源流，明其利弊。庶前规可鉴，法戒益昭。乃特命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内阁学士今升兵部右侍郎臣纪昀、光禄寺卿今升大理寺卿臣陆锡熊、翰林院编修今升山东布政使臣孙士毅、总校官詹事府少詹事今升内阁学士臣陆费墀等，考证排次，辑缀是编，分目悉准今制。凡长贰僚属具列焉，明纲纪也；其兼官无正员，而所掌綦重，如军机处之类，亦别有专表，崇职守也；八旗及新疆爵秩，前所未有者，并详加胪考，著圣代之创建，远迈邃古也。或古有而今无，或先置而后废，并为采掇，别附於篇，备参订也。每门各冠以表，表后详叙建置。首列国朝，略如《唐六典》之例。次以历代，则节引诸书，各附案语，以疏证其异同。上下数千年分职率属之制，元元本本，罔弗具焉。考将相及百官公卿之有表，始自马、班二史。后如《唐书》之《宰相表》，《宋史》之《宰辅表》，《明史》之《内阁七卿表》，俱沿其例。然所纪仅拜罢年月，与官制无关。且断代为书，不相通贯，寻检颇难。至抄撮故实，如孙逢吉《职官分纪》之类，又但供词藻，於实政无裨。是书发凡起例，悉禀睿裁。包括古今，贯串始末。旁行斜上，援古证今。经纬分明，参稽详密。不独昭垂奕祀，为董正之鸿模。即百尔臣工，各明厥职，用以顾名而思义，亦益当知所儆勖矣。──右“职官类”官制之属，十五部、三百六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州县提纲》四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陈古灵撰。古灵者，宋陈襄别号也。襄字述古，侯官人。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莅官所至，必讲求民间利病。没后友人刘彝视其箧，得手书数十幅，皆言民事。则此书似当出於襄。然襄所著《古灵集》，尚传於世，无一字及此书。
译至于分条列目、汇编成一部书的，则从程俱《麟台故事》开始，陈骙以下的作者相继仿作。然而这些书都只记载一个朝代的事情，朱彝尊所作《瀛洲道古录》又对本朝制度记载不详。因此张廷玉等人的《进书表》说：“槐厅、芸署的旧闻并不少；刘井、柯亭尤其多有掌故。只是这些记载并非没有散见之处，而汇集成完整专书的却很少。如今恭敬地遵奉圣上的裁定，才编成这部巨著。上下二千年，原原本本，始末都清楚明白。考察古代、崇尚儒学的盛况，确实是前代所未有的。” 《钦定国子监志》六十二卷。乾隆四十三年奉诏撰修。在此之前，国子祭酒陆宗楷等人编纂《太学志》进呈，但其中叙述沿革和旧事，竟然泛泛记到唐宋以前，明显失于没有划定范围。于是下诏重新修订，断自元、明两代。大概本朝的国子监和文庙，都沿用了前代的遗址，其建筑营造实际上始于元初。开头是《圣谕》二卷，记载褒扬尊崇先圣、训示儒林的大法。其次是《御制诗文》七卷，完备收录历朝圣文和皇上的御笔。其次是《诣学》二卷，记载皇帝亲自祭祀、临幸国学的礼仪。其次是《庙制》二卷，前面列图并加说明，后面记载营建修葺的年月、规制。其次是《祀位》二卷，详细记载殿堂廊庑以及崇圣祠中各神位的名号。其次是《礼》七卷，分别记载释奠、释菜、释褐、献功、告祭等仪式，以及祭器图说。其次是《乐》六卷，分别记载乐制、乐章，律吕、舞节两表，以及礼乐器物图说。其次是《监制》一卷，详细说明各项规条。其次是《官师》五卷，记载官职设置、典守仪制、铨选任用以及题名表。其次是《生徒》七卷，记载学生员额、考核、选拔任用以及外藩来入学的人。其次是《经费》四卷，恩赐、每年支出的俸给都详细记载。其次是《金石》五卷，卷首列《钦颁彝器图说》、御制各碑以及元代以来的《进士题名碑》，卷末以《石鼓图说》收束。其次是《经籍》二卷，详细记载赐书和刻版本书目的名称。其次是《艺文》二卷，列载各位大臣的章奏、诗文及各种谕令。《识馀》二卷，分为《纪事》和《缀闻》，并搜集杂记，以备考核。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不记载详备的，用来记述国家重视道统、崇尚儒学、培育人才、教化风俗的盛况。与国子监官员最初编纂的书相比，就像芦苇笛、土鼓已经改成了韶乐和钧天广乐的演奏。《钦定历代职官表》六十三卷。乾隆四十五年奉诏撰修。从龙官、鸟官、水官、火官开始，才创立了官职名称。然而夏、商以前，史书有所缺失，古代遗制不能全部考察。能够考察的，以《周礼》记载最为详细。到了秦、汉，内设九卿，外置各郡，官制发生了一次变化。东汉以后，政事归于台阁。虽然分设尚书六部，但政权在中书，权力尤其集中。汉、魏的制度到了唐、宋又发生了一次变化。明太祖废除中书省，罢免丞相，把丞相的职权全部归于六部。永乐年间又设置内阁，并由七卿参与。唐、宋的制度到此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这期间官职名称和品级数量改革繁多。大体说来，权势足以相互制衡，皇权的纲纪就不会丧失；权力有所偏重归属，国家的主要权柄就必然转移。因此，官制的得失可以用来了解朝政的盛衰。我国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依据名分核实职能；制度的沿袭、改革、增损，都随时势而安排得当。我皇上光明洞察而无所偏私，独自掌握权衡，提拔正直而置换邪曲，朝廷内外都肃清整饬，尤其是历来史册中从未有过的。又想到历代官制的典籍都保存完备，应当用来追溯源流，说明利弊，使前代的规制可以作为鉴戒，法则与警戒更加清楚。于是特命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内阁学士、现升任兵部右侍郎的臣纪昀，光禄寺卿、现升任大理寺卿的臣陆锡熊，翰林院编修、现升任山东布政使的臣孙士毅，以及总校官、詹事府少詹事、现升任内阁学士的臣陆费墀等人，考证编排，辑录缀合成这部书，各部分的分类都依照本朝制度。凡是长官、副职和属官，都全部列出，以彰明纲纪；兼任官职而没有正式员额、但所掌事务极其重要的，如军机处之类，也另行编制专表，以尊重职守；八旗以及新疆的爵位品秩，是前代没有的，也都详细考订列举，以彰显圣朝的创制远远超过上古。古代有而今天没有的，或先前设置后来废除的，也都采集记录，另附于篇末，以备参考订正。每一门前面各列一表，表后详细叙述设置沿革。开头先列本朝，体例大略仿照《唐六典》。其次列历代制度，节取各书内容，并分别附上案语，用来疏通证明它们的异同。上下数千年间分设官职、统率属员的制度，原原本本，没有不完备的。考察将相以及百官公卿的表，始于马、班二史。后来如《唐书》的《宰相表》、《宋史》的《宰辅表》、《明史》的《内阁七卿表》，都沿袭这一体例。然而它们记载的只是任免年月，与官制没有关系；而且按断代分别成书，彼此不能贯通，查找起来很困难。至于抄录史实，如孙逢吉《职官分纪》一类的书，又只是供辞藻之用，对实际政务没有帮助。这部书创立体例，全部遵奉皇帝的裁定；兼收古今，贯通始末；横向旁行、斜向上溯，援引古制来证明今制；经纬分明，考核详密。不仅可以昭示后世，成为整顿官制的宏大范本；就是各位臣工，也都应明确自己的职责，从而顾念名分、思考职义，更应当知道有所警戒和勉励。——以上是“职官类”中“官制”一属，共十五部、三百六十五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州县提纲》四卷（《永乐大典》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为陈古灵撰写。所谓古灵，是宋代陈襄的别号。陈襄字述古，侯官人。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宋史》说他任职所到之处，必定讲求民间的疾苦和利弊。他死后，友人刘彝查看他的箱箧，得到几十幅亲笔手稿，内容全都在谈民政之事。那么这部书似乎应当出自陈襄之手。然而陈襄所著的《古灵集》还流传于世，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这部书。
又所著《易讲义》、《郊庙奉祀礼文》、《校定梦书》等，见《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中，不言更有此书。晁、陈二家书目亦皆不著录。书内有“绍兴二十八年”语，又有“昔吕惠卿”、“昔刘公安世”语。考襄卒於元丰三年，距南渡尚远，不应载及绍兴。且刘、吕皆其后进，不应称昔，其非襄撰明甚。今《永乐大典》所载本，盖据元初所刻。前有吴澄序，止言前修所撰，不著其名氏，盖澄亦疑而未定。知《文渊阁书目》所题当出讹传，不足据矣。其书论州县莅民之方，极为详备。虽古今事势未必尽同，然於防奸釐弊之道，抉摘最明。而首卷推本正己省身，凡数十事，尤为知要，亦可为司牧之指南。虽不出於襄手，要非究心吏事、洞悉民情者不能作也。△《官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吕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录。此乃其所著《居官格言》，凡三十三则。《宋史本中列传》备列其著作之目，不载是书。然《艺文志杂家类》中乃著录一卷。此本载左圭《百川学海》中，后有宝祐丁亥永嘉陈昉跋，盖即昉所刊行。或当日偶然题记，如欧阳修《试笔》之类，本非有意於著书。后人得其手稿，传写镌刻，始加标目，故本传不载欤？本中以工诗名家，然所作《童蒙训》，於修己治人之道，具有条理，盖亦颇留心经世者。故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曰：“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矣。至其论不欺之道，明白深切，亦足以资儆戒。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固有官者之龟鉴也。△《百官箴》六卷（内府藏本）宋许月卿撰。月卿字太空，后更字宋士，婺源人。始以军功补校尉。理宗时换文资就举，以《易》魁江东，廷对赐进士及第，官至浙江西运幹。贾似道当国，召试馆职，语不合，罢去。闭门著书，自号泉田子。宋亡不仕，遁迹十年乃卒，亦志节之士也。是书仿扬雄《官箴》，分曹列职，各申规戒。考《宋史百官志》，经筵乃言路兼官；二府掾乃枢密中书属吏；参知政事以门下中书侍郎为之；登闻院隶谏议，进奏院隶给事中，俱辖於门下省；军器监、文思院俱辖於工部。是书皆各自为箴。盖以所掌之事区分，故既列本职，又及其兼官；既列总司，又及其所分掌。非复出也。又考《永乐大典》所载宋何异《中兴百官题名》，虽残阙不完，而所标官署职掌，与此书颇有异同。盖自元丰变制以后，品目至为淆杂。南渡以后，分析并省，益以靡恒。此书据一时之制言之，故互有出入也。前有月卿进表，称“《百官箴》并发凡言例共七帙”。而今止六卷。校以次第，实无遗漏。殆原本凡例自为一卷，传录者合并之欤？虞人之箴，远见《左传》。绳阙匡违，其风自古。月卿效法其本，虽申明职守，仅托空言。而具列官邪，风戒有位，指陈善败，触目警心，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昼帘绪论》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胡太初撰。太初，天台人。端平乙未，其外舅陶某出宰香溪，太初因论次县令居官之道，凡十五篇以贻之。后十七年，为淳祐壬子，太初出守处州。越明年，复得是稿於其戚陶云翔，遂鋟诸板，以授属县。其目首曰《尽己》，次曰《临民》、曰《事上》、曰《寮寀》、曰《御吏》、曰《听讼》、曰《治狱》、曰《催科》、曰《理财》、曰《差役》、曰《赈恤》、曰《行刑》、曰《期限》、曰《势利》，而终之以《远嫌》。条目详尽，区画分明。盖亦《州县提纲》之类也。书中胪列事宜，虽多涉宋代条格，与后来职制不尽相合。然其大旨，以洁己清心、爱民勤政为急务。言之似乎平近，而反覆推阐，实无不切中事情。《世说新语》载傅氏有《理县谱》，其书不传。牧民者能得是编之意而变通之，则此一卷书，亦足以补其阙矣。△《三事忠告》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元张养浩撰。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
译此外，他所著的《易讲义》《郊庙奉祀礼文》《校定梦书》等，见于《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中，却没有说还另有这部书。晁、陈两家的书目也都没有著录此书。书中有“绍兴二十八年”的话，又有“昔吕惠卿”“昔刘公安世”的话。考察吕襄死于元丰三年，距离南渡还很遥远，不应当记载绍兴年号。而且刘、吕二人都是他的后辈，不应称作“昔”，可见这部书不是吕襄所撰，十分明显。如今《永乐大典》所收的本子，大概依据的是元初刻本。书前有吴澄的序，只说是前代修撰者所作，却没有写出作者姓名，大概吴澄也有所怀疑而没有定论。由此可知，《文渊阁书目》所题的作者应当出于讹传，不足为据。这部书论述治理州县、管理百姓的方法，非常详尽。虽然古今的事势未必完全相同，但对于防止奸邪、厘正文弊的方法，剖析揭示得最为明白。而且第一卷推究端正自己、反省自身的根本原则，共有几十件事，尤其懂得抓住关键，也可以作为地方长官的指南。虽然不是出自吕襄之手，却不是深入思考吏治、洞悉民情的人不能写成的。△《官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吕本中撰写。吕本中有《春秋集解》，已经著录。这是他所著的《居官格言》，共三十三则。《宋史·吕本中列传》详细列举了他的著作名称，却没有记载此书。然而《艺文志·杂家类》中却著录为一卷。此本收入左圭的《百川学海》，后面有宝祐丁亥年永嘉陈昉的跋，大概就是陈昉刊行的。或许当时只是偶然作下题记，如欧阳修的《试笔》一类，本来并不是有意著书。后人得到他的手稿，传抄并刻印，才开始加上书名，所以本传没有记载吗？吕本中以工于诗歌闻名，但他所作的《童蒙训》，对于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条理完备，可见他也很留心经世致用。因此这部书中有许多从阅历中获得的见解，可以用于实际事务。书的开头就提出“清慎勤”三个字，认为这是做官的准则，这句话千古不变。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说：“皇上曾亲笔书写‘清慎勤’三个大字，刻在石碑上赐给内外群臣。考察这三个字，正是吕本中《官箴》中的话。”几百年以后，仍然受到圣明天子的采纳，用来训示百官，那么它所说的合乎道理，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它论述不欺骗的原则，明白而深切，也足以用来帮助人警戒。虽然篇幅不多，但文辞简约、意义精深，确实是做官者的借鉴。△《百官箴》六卷（内府藏本） 宋代许月卿撰写。许月卿字太空，后来改字宋士，是婺源人。起初凭军功补任校尉。理宗时改任文职参加科举，凭《易》学成为江东第一，廷试对策后赐进士及第，官至浙江西运幹。贾似道掌权时，召他参加馆职考试，因言语意见不合，被罢职离去。他闭门著书，自号泉田子。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隐遁十年才去世，也是有志节的人。这部书仿照扬雄《官箴》，分列各曹各职，分别申述规诫。考察《宋史·百官志》，经筵是兼任言路的官职；二府掾是枢密院、中书省的属吏；参知政事由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担任；登闻院隶属于谏议，进奏院隶属于给事中，都由门下省管辖；军器监、文思院都由工部管辖。这部书都分别为这些官职作箴言。大概是按照各机构所掌管的事务来区分，所以既列出本职，又涉及兼任的官职；既列出总管机构，又涉及其分掌的事务，并不是重复。又考察《永乐大典》所载宋代何异的《中兴百官题名》，虽然残缺不全，但所标明的官署、职掌，与这部书颇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大概自元丰改制以后，官职名目极为混杂。南渡以后，机构有分有并，更加没有定规。这部书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制度来叙述的，所以彼此之间有出入。书前有许月卿的进表，称“《百官箴》连同发凡言例共七帙”。但现在只有六卷。按照篇次校对，实际上并没有遗漏。大概原本的凡例另自成一卷，传抄记录的人把它合并了吧？虞人的箴言，很早就见于《左传》。纠正过失、匡正违失，这种风气自古就有。许月卿效法它的体例，虽然申明官员的职责，只是寄托在空泛的言辞上；但详细列举官员的邪曲，警戒居官之人，指陈成败得失，令人触目警醒，也未尝没有百分之一的补益。△《昼帘绪论》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胡太初撰写。胡太初是天台人。端平乙未年，他的岳父陶某出任香溪县令，胡太初于是论述县令为官的道理，写成十五篇赠给他。后来过了十七年，到淳祐壬子年，胡太初出任处州知州。第二年，又从他的亲戚陶云翔那里得到这份稿本，于是刻印成书，发给属县。篇目第一篇叫《尽己》，其次是《临民》《事上》《寮寀》《御吏》《听讼》《治狱》《催科》《理财》《差役》《赈恤》《行刑》《期限》《势利》，最后以《远嫌》结束。条目详尽，区分清楚。大概也是《州县提纲》一类的书。书中列举各种政务事项，虽然多涉及宋代的条格，与后来的职制并不完全相合，但它的主旨是把洁身自持、清心寡欲、爱护百姓、勤于政事作为急务。说起来似乎平实浅近，但反复推演阐明，实际上无不切合实情。《世说新语》记载傅氏有《理县谱》，但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治理百姓的人如果能领会这部书的主旨并灵活变通，那么这一卷书也足以补充《理县谱》的缺失了。△《三事忠告》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元代张养浩撰写。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是济南人。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
天历中，拜陕西行台中丞。卒谥文忠。事迹具《元史》本传。养浩为县令时，著《牧民忠告》二卷，凡十纲，七十二子目。为御史时，著《风宪忠告》一卷，凡十篇。入中书时，著《庙堂忠告》一卷，亦十篇。其言皆切实近理，而不涉於迂阔。盖养浩留心实政，举所阅历者著之。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明张纶《林泉随笔》曰：“张文忠公《三事忠告》，诚有位者之良规。观其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居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考其为人，能竭忠徇国，正大光明，无一行不践其言”云云，其推挹可谓至矣。三书非一时所著，本各自为编。明洪武二十二年，广西按察司佥事扬州黄士宏合为一卷刻之，总提曰《为政忠告》，陈琏为序。（案，此本序文中称《为政忠告》，而其标题亦称《三事忠告序》，盖重刻所追改。）宣德六年，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考《书》称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诗》称三事大夫皆在王左右之尊阶。施於《庙堂忠告》，犹为近之。御史县尹，不在是列。如曰以三职所治为三事，则自我作古，转不及“为政”之名为该括一切矣。盖明人书帕之本，好立新名，而不计其合於古义否也。相沿已数百年，不可复正。今姑以通行之名著录，而附订其乖舛如右。△《御制人臣儆心录》一卷顺治十二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凡八篇：一曰《植党》，二曰《好名》，三曰《营私》，四曰《徇利》，五曰《骄志》，六曰《作伪》，七曰《附势》，八曰《旷官》。前有御制序。盖因勋臣谭泰、石汉，大学士陈名夏等，先后以骄怙伏法，因推古今来奸臣恶迹，训诫群臣，俾共知炯鉴也。夫一气流行，化生万品。鸾枭并育，穀稗同滋。实理数之不得不然。故有君子必有小人，虽唐虞盛时，四凶亦厕名於朝列，无论秦、汉以下也。不幸而遇昏乱之世，则匪人得志，其祸遂中於国家，前明诸权倖是也。幸而遇纲纪修明之时，则翔阳所照，物无匿形，虽百计弥缝，终归败露，则陈名夏诸人是也。在我世祖章皇帝圣裁果断，睿鉴英明，足以驾驭群材，照临万象。雷霆一震，鬼蜮潜踪。虽有佥壬，谅不敢复蹈覆辙。而圣人虑周先事，杜渐防微，恐小人惟利是营，多昏其智。於陈名夏等不以为积愆已稔，自取诛夷；反以为操术未工，别图掩盖。因特颁宸翰，普示班联。曲推其未发之谋，明绘其欲施之策，俾共知所聚党而私议者，已毕在洞照之中。如九金铸鼎，先图魑魅之形。倘逢不若，皆可以指而目之，名而呼之。山鬼之伎俩，自穷而无所逞也。国家重熙累洽百有馀年，列圣相承，并乾纲独断。从无如前代奸臣得以盗窃魁柄者，岂非祖宗贻谋有以垂万年之家法哉。──右“职官类”官箴之属，六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译天历年间，授任陕西行台中丞。去世后谥号文忠。事迹详见《元史》本传。张养浩任县令时，著《牧民忠告》二卷，共十纲、七十二个子目；任御史时，著《风宪忠告》一卷，共十篇；进入中书省时，著《庙堂忠告》一卷，也有十篇。他所说的都切合实际、合乎道理，不涉及迂腐空疏的言论。大概张养浩留心实际政务，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了下来，不是讲学家专门发表高论、只能坐着说却不能起身实行的那种作品。明代张纶《林泉随笔》说：“张文忠公的《三事忠告》，确实是居官者的良好准则。看他任守令时，有守令的规范；居台宪之职时，有台宪的箴言；做宰相时，有宰相的谋略。醇厚深沉、明白纯粹，真是有德之人的言论。考察他的为人，能够竭尽忠诚、以国事为重，正大光明，没有一件行为不履行他所说的话。”等等，对他的推崇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这三部书不是同时写成的，原本各自成编。明洪武二十二年，广西按察司佥事、扬州人黄士宏把它们合刻为一卷，总题为《为政忠告》，陈琏作序。（按：此本序文中称《为政忠告》，但标题又称《三事忠告序》，大概是重刻时追改的。） 宣德六年，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此书，改名为《三事忠告》。考察《尚书》所说的任人、准夫、牧三事，以及《诗经》所说的三事大夫，都是位列君王左右的尊贵官阶。把这个名称用于《庙堂忠告》，还比较接近古义。御史、县尹并不在这一列。如果说因为分别治理三种职务而称为“三事”，那就是自我创立古制，反而不如“为政”这个名称概括一切。大概明代人刊印书籍，喜欢另立新名，却不考虑是否符合古义。这个名称沿用至今已有几百年，不能再改正。现在姑且采用通行的名称著录，同时把其中的乖谬附记如下。△《御制人臣儆心录》一卷，顺治十二年世祖章皇帝亲自撰写。全书共八篇：第一篇《植党》，第二篇《好名》，第三篇《营私》，第四篇《徇利》，第五篇《骄志》，第六篇《作伪》，第七篇《附势》，第八篇《旷官》。前面有御制序。大概是因为勋臣谭泰、石汉，大学士陈名夏等人先后因骄横自恃而伏法，于是推考古今奸臣的恶行，训诫群臣，使大家共同知道这些鲜明的鉴戒。一种元气流行，化生出万物。鸾鸟和枭鸟一同生长，谷子和稗草一同滋生，这是事理和命数所决定的，不得不如此。所以有君子就必然有小人；即使在唐尧、虞舜的盛世，四凶也列名于朝廷，更不用说秦、汉以下了。不幸遇到昏乱的时代，坏人得志，祸患就会殃及国家，前明的权臣幸臣就是这样。幸而遇到纲纪修明的时代，如同阳光照耀，万物没有能够隐藏形迹的；即使千方百计弥补遮掩，最终也会败露，陈名夏等人就是这样。在我们世祖章皇帝圣明果断的裁决、睿智英明的鉴察之下，足以驾驭群臣，洞察万象。雷霆一震，鬼魅便潜藏踪迹。即使有奸邪小人，料想也不敢再重蹈覆辙。然而圣人考虑周全，预先防范，防微杜渐，担心小人只顾谋求私利，使自己的智慧更加昏昧。对于陈名夏等人，不把他们看作罪恶累积已深、自己招致诛杀，反而认为他们的权术还不够高明，另想办法加以掩盖。因此特意颁发御笔，普遍告示朝廷百官。详细推究他们尚未实施的阴谋，清楚描绘他们准备施行的计策，使大家都知道那些结党聚集、私下议论的人，早已完全处在圣上的洞察之中。就像铸造九鼎时，先把魑魅魍魉的形状画出来一样。倘若遇到不守正道的人，都可以指着认出他，叫出他的名字。山鬼般的伎俩，自然会穷尽，再也无法施展。国家长期太平、恩泽相继已有一百多年，历代圣主相承，都亲自独断朝政。从来没有像前代奸臣那样能够窃取最高权柄的人，难道不是祖宗留下的谋略足以垂示万年的家法吗？──以上是“职官类”中官箴一属，共六部、十七卷，都是《文渊阁书目》著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