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 子部十八

译卷一百八　子部十八 ○术数类一 术数的兴起，大多在秦、汉以后。概括它的宗旨，不超出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际上都是《易》的支派，只是附会了各种杂说罢了。万物产生就有形象，形象产生就有数理，通过乘除推演阐发，务求探究造化根源的，叫作数学。星辰、土地、云气、物类等现象，见于经典；后来流传的妖妄说法逐渐失去真实，但不能说古代没有这类说法。这一类叫作占候。除此以外，末流繁杂，无法一一列举，史书和志书总括称为五行。现在参验古书，旁考近代方法，把它们分析区分为三类：一是相宅相墓，二是占卜，三是命书相书。合并归为一类的有一类，叫作阴阳五行。有成书的杂技术，也另立一类附在后面。其中只有数学一家是《易》之外的别传，虽不切合实际事务，却还接近理；其余则大多是百种虚妄中只有一种真实，彼此接连煽动。若一定说古代没有这些说法，也没有这些道理，固然是儒者迂腐的议论；若一定说今天的术士能够得到它的真传，也只是世俗受到感动的想法，不过是借此希望得到福、害怕遭遇祸患。古今人的情感相同，一旦产生趋福避祸的念头，方术之流便各自乘隙而入，迎合利用。因此荒诞悠谬的说法，越变化越多。可是众人的意志所趋，即使圣人也有无法禁止的。其中可以贯通的，就保存它的道理；其中不能贯通的，姑且保存它的说法，也是可以的。△《太玄经》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汉代扬雄撰写，晋代范望作注。《汉书·艺文志》称扬雄所编定的有三十八篇，《太玄》有十九篇。扬雄本传则说《太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称为一、二、三，与太初历相应；又说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都是用来解释、剖析玄的本体，分散其文字的，章句至今已经不存在。这与《艺文志》所说十九篇已经互相矛盾。桓谭《新论》则称《太玄经》有三篇，传有十二篇，合起来就是十五篇，比扬雄本传又多一篇。考察阮孝绪称《太玄经》九卷，扬雄亲自作《章句》；《隋志》也载有扬雄《太玄经章句》九卷，推测《汉志》所说的十九篇，是把正文和章句合在一起说的。现在《章句》已经亡佚，所以篇数有所不同。至于桓谭《新论》，当世已经没有传本，只有各书相互援引，也可能是把“十一”讹写成“十二”。用今本校勘，它的篇名、篇数都与扬雄本传一一相合，原来并没有脱漏亡佚。自汉代以来为此书作注的，只有宋衷、陆绩最为著名。到了晋代范望，才依据宋衷、陆绩二家的注释，编成一部书。扬雄这部书本来仿照《易》而作：以“家”对应卦，以“首”对应彖辞；以“赞”对应爻辞，以“测”对应象，以“文”对应《文言》，以“摛”“莹”“掜”“图”“告”对应《系辞》，以“数”对应《说卦》，以“冲”对应《序卦》，以“错”对应《杂卦》，完全仿照《周易》。古本中经和传各自成篇，范望作注时，把《玄首》一篇析出，置于八十一家之前；又把《玄测》一篇析出，分系在七百二十九赞之下，从此改变了旧式，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此书《唐艺文志》作十二卷，《文献通考》作十卷，都题为《太玄经注》。这个本子为十卷，与《通考》相合；但卷首标题却称“晋范望字叔明解赞”。考察《玄测》第一条下的附注说：这是宋衷、陆绩二家所注，并不是范望的注。大概范望采录了这些注释，亲自为经文和赞文作解；儒生近世承习而不知本末，竟把这条注释妄置在“测曰”之上，与范望的注混在一起，扰乱了义理训释。现在依照范望的正确本子，把它移到“测曰”之下，以免误导学习者。以下七百二十九条测注也都如此说明。考察范望自己的序文，也说他以陆绩的注为本，采录宋衷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把《玄首》一卷放在正文之上，把《玄测》一卷的注文分散编入正文之中，训释并整理其中义理，以“测”为依据。这样看来，范望亲自作的注，只有赞辞的注释；其他文字则斟酌采用宋衷、陆绩二家的旧注，所以只把“解赞”作为他的著作名称。现在概称为范望注，只是取其最终成书的名目罢了。卷首列有陆绩《述玄》一篇，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这是范望原本中旧有的。又列王涯《说玄》五篇，另列《释文》一卷，则不知道是什么人附加进去的。此书的《太玄图》旁、范望序末以及《玄首》《玄测》的首尾，共有附记九条；卷末又有一篇跋，都没有署名。考察序文后的附记，称是近来的林瑀所作。林瑀与贾昌朝同时，那么这九条附记应当出自北宋人之手。又王涯《说玄》末尾附有一行题记说：“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实校勘。”那么这些附记或许出自张实吗？其中《释文》一卷也没有署名。考察郑樵《通志》称《太玄经释文》一卷为林瑀所撰。推测张实刊刻此书时，同时把王涯的说法、林瑀的《释文》列在编首。△《太玄本旨》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叶子奇撰写。叶子奇字世杰，号静斋，龙泉人。明初因被荐举，任巴陵县主簿。扬雄用玄仿拟《易》，卷首所列旧图，具备七十二候。晁说之《易玄星纪谱》也把星候作为纲领。唯独叶子奇认为，《太玄》把律历节候附会在一起而强行使其相合，不免有主观臆见。他逐项列举其中八条无法贯通之处，以说明《太玄》不能完全穷尽《易》的旨意；但又称赞它能够自成一家之学，在两汉时期不可多得，于是另行作注释，以纠正宋衷、陆绩旧注的讹误。这也如同讲解《易》的学者，废弃象数而只谈义理。考察《太玄》的大意，虽然不完全涉及飞伏互应，与焦延寿、京房的学说不同，但《汉书·扬雄本传》说，玄首四重并不是卦，而是数。它的运用从天玄推演一昼一夜阴阳的数度和律历的纲纪，以九乘九为大运，与天始终相应，与太初历相应，也有颛顼历的内容。汉代儒者的记述，其说已经十分明白；叶子奇偏偏认为它不合律历，他的说法很是乖谬。然而《玄》的文字艰涩，叶子奇能够依循原文加以阐发，使读者容易明白，也有可取之处。数百年来，注释这部书的人寥寥无几，保存它以备一家之说，也是可以的。△《玄包》五卷、附《玄包数总义》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北周卫元嵩撰写，唐代苏源明作传，李江作注，宋代韦汉卿注音。其中《总义》二卷，是张行成补撰的。杨楫曾为此书作序说：卫元嵩是益州成教人，精通阴阳、历算，向后周献策，被赐爵持节蜀郡公。胡应麟《四部正讹》则说，卫元嵩是后周人，所撰著作有《齐三教论》七卷，见于郑樵《通志》。又《隋志》释氏类称，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说僧徒过多而混乱，周武帝因此下诏一律废毁佛教，说的就是这个人。杨楫原序与《隋志》大体相合；序中说卫元嵩有传，但考察《北史》并没有，杨楫弄错了。考察胡应麟说卫元嵩先前曾是沙门，他考证得比杨楫详细。然而《北史》把卫元嵩列在《艺术传》中，胡应麟却在专传中寻找，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于是认为《北史》没有记载他。这样看来，杨楫没有错，胡应麟反而错了。后来《崇文总目》认为此书是唐人所作，《通志》和《通考》也都沿袭这一说法，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唐代释道宣的《广弘明集》对元嵩颇有诋毁之辞，大概是因为元嵩淘汰僧徒，所以僧侣们长期怀恨在心。然而温大雅《创业起居注》记载，元嵩制造谣言和谶语，裴寂等人引用这些话来劝李渊即位，那么元嵩也不过是妖妄之徒罢了。这部书的体例近似《太玄》，编排次序则采用《归藏》，以坤卦为首，接着是乾、兑、艮、离、坎、巽、震八卦，共七次变化，加上本卦，总共组成八八六十四卦。每卦下面都系有卦辞，文字大多曲折难懂；又喜欢使用冷僻字，很难一下子读懂。等到考察它的传注和音义解释，才发现并没有什么深奥的义理，只是把浅近的文章写得艰深难解，不过是仿效《太玄》而不得其神罢了。宋绍兴年间，临邛人张行成认为苏氏、李氏二家只是空谈其义理而不知道其数理，于是又遍取《易》学诸说来贯通它的旨意，著成《总义》。元嵩之书，《唐志》著录为十卷，现今本子只有五卷，其中或者是合并，或者有所散佚，大概已经无法考察了。杨楫的序说，大观庚寅年，前进士张昇字景初，带着《玄包》来赠送给他，说此书自后周经过隋、唐直到当时，已经五百多年，世上没有人听说过。不久，因杨公玄素内翰传来秘阁本，便让人刻版流传。然而，此书在《唐志》和《崇文总目》中都已经著录，为什么还说五百多年世上没有人听说过呢？王世贞怀疑它是托名伪作，似乎并非没有根据。如今术数家从来没有用它来占卜的，只是因为流传已久，姑且抄录保存罢了。张行成的书，《玉海》作二卷，与今本相合；另有《玄包》本单独著录。然而考察张昇之子张洸的跋文，已经说张行成的《疏义》与临邛韦汉卿的《释音》合为一编，那么这两部书合并流传，已经由来很久了。毛晋刻书，大概有所依据，如今也仍按此本保存。《释音》漏署韦汉卿的名字，是毛晋疏漏了。△《潜虚》一卷，附《潜虚发微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司马光有《温公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仿照《太玄》而作。晁公武《读书志》说：此书以五行为根本，五行相乘为二十五，再加倍便是五十。书首有气、体、性、名、行、变、解七图，但其中的文字有缺漏，大概尚未完成。他亲手写的一份草稿，如今在子建侄子的房中。朱子为张氏《潜虚图》作跋，也说：范仲彪炳文家中收藏了许多司马文正公的遗墨，曾经给我看过另一种《潜虚》本，其中缺漏的文字很多。我问他，他说温公晚年撰写此书，尚未完成就去世了，所以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些。近来见到泉州刻本，竟然没有一个字缺漏，这才又感到惊疑。读了几行之后，便释然说，这是伪本。它的说法与晁公武相合。这个本子首尾完整，应当就是朱子所说的泉州本，不是司马光的旧本。晁公武又说有气、体、性、名、行、变、解七图，熊朋来则说《潜虚》有气图，其次是体图、性图、名图、行图、命图，总目共有六图。张氏有时说是八图，是因为行图中包含变图和解图。这个命图是后人补进去的。晁公武说五行相乘为二十五，再加倍为五十，但今本实际上有五十五行，可见其中又有五行是后人补入的，并不只是增加了文句而已。吴师道《体部集》中有这部书的后序，说他起初得到《潜虚》的全本，又得到孙氏的缺本，后来又得到许氏的缺本，带回去相互校勘，采用朱子的办法，把不是原书的内容都用朱笔圈出作为区别；然而他的这个本子如今也没有流传下来。林希逸曾作《潜虚精语》一卷，现在还收在《鬳斋》十一稿中，其中保存的都是缺本中的文字，续补的内容没有收录，从中还可以大略看出全书的概况。但即使在缺本的文字中也没有全部采用，最终还是无法知道哪一条是伪本，大概世上没有原书已经很久了，只好姑且认为它源出于司马光而保存下来。陈淳讥讽它所谓的“虚”，认为不免归于老氏之说。总的说来，它以气的过与不及来判断吉、藏、平、否、凶等占验，也还没有违背圣贤的旨意。张敦实的论说共十篇。据吴师道后序说，元代已经附刻在书后，如今也一并保存。张敦实是婺源人，官至左朝奉郎、监察御史。他的生平始末没有考证。考察《太玄经》末尾有“右迪功郎、充浙江提举盐茶司幹办公事张实校勘”字样，怀疑就是同一人。或许南宋为避宁宗的讳，在重刻《太玄经》时删去了“敦”字？这件事已经无法详细考证了。△《皇极经世书》十二卷（通行本）

译宋代邵子撰写。据晁说之所作《李之才传》，邵子的数学源自李之才，李之才源自穆修，穆修源自种放，种放又源自陈抟。大概这套术数原本出自道家。李之才初次在百泉见到邵子时，便把义理、物理、性命之学传授给他，《皇极经世》大概就是所谓的物理之学。这部书以“元”推经“会”，以“会”推经“运”，以“运”推经“世”。起于帝尧甲辰年，终于后周显德六年己未年，凡是兴亡治乱的迹象，都用卦象来推演。此后王湜作《易学》，祝泌作《皇极经世解起数诀》，张行成作《皇极经世索隐》，各自传承这门学说。《朱子语录》曾说，自《易》以后，没有人能把一件事做得这样整齐，能够包罗无遗；又说，康节的《易》一旦看懂了，其他人的《易》就都无法再看了。他对这门学说推重到了极点。然而《语录》又说，《易》是卜筮之书，《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经世》用十二辟卦统摄十二会，确定时节，却在其中推求吉凶、消长，这与《易》本身并没有关系。又说康节的学说本来就是《易》之外的别传。蔡季通的《数学》也是传承邵氏学说的著作，但他的儿子蔡沈作《洪范皇极》内篇时说：把数作为象，便会零碎而没有用处，《太玄》就是这样；把象作为数，便会多有偶合而难以贯通，《经世》就是这样。可见朱子师徒对于这部书，也处于既认可又怀疑的状态。明代何瑭批评说，它认为天以日月星辰的变化形成寒暑昼夜，地以水火土石的变化形成风雨露雷，未免牵强；又批评它把乾卦不解释为天而解释为日，把离卦不解释为日而解释为星，把坤卦反而解释为水，把坎卦反而解释为土，与伏羲的卦象大不相同。到了近代，黄宗炎、朱彝尊批评得尤其有力。按说，邵子的占验如同神明，那么这部书似乎可以相信；可是这部书取象配数的做法，又往往实在难以解释。据王湜《易学》所说，这部书实际上并不完全出自邵子。流传既久，只能把疑惑传疑惑，也就罢了。至于它所说学习以人事为大，又说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重视在事情尚未发生时预先防备，这些话确实纯粹是儒者之言，不是术数家所能达到的。这大概就是它能够列于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之间的原因吧？△《皇极经世索隐》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行成撰写。张行成字文饶，一作子饶，临邛人。他的生平始末不太可考。他进呈所著《易说》七种的表文中说，自己从成都府路提辖司幹办公事任上请求祠禄而归。《玉海》称，乾道二年六月，因为张行成所进的《易》书可取，便授任直徽猷阁。汪应辰《玉山集》中有一篇讨论邓深弹劾知潼川府张行成的奏状。他大概是由直阁出任知府吧？这部书就是他进呈的七种书之一。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没有见过。如今在《永乐大典》中看到的本子，另外收有序文、总要和机要二图，而所解释的《观物》各篇却分散缀附在邵伯温解释的各段文字之下，大概经过割裂分附，已经严重失去原来的次序。现在摘录并重新编排叙次，使它恢复原来的篇第，于是重新成为完整的一部书。邵子的数学源自陈抟，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理截然不同，所以他曾把这套术数传授给程子，程子却没有接受。朱子也称它为《易》之外的别传，不是专门研究这套学说的人，不能了解它的头绪。儒者有时引用它的书来解释《易》，有时又引用《易》来解释它的书，反而造成混淆，不能互相阐明。张行成在邵子学说上用力很深，认为邵伯温的解释对象数说得不详细，于是又推演发挥其中的意义，所以称为《索隐》。《宋史·艺文志》作一卷，考察张行成进书的原表，他自己说是二卷，《宋史》显然是文字错误。现在根据原表，厘定为二卷。△《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九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行成撰写。这部书专门阐明《皇极经世外篇》的意义，也是他进呈的七种《易》书之一。《皇极经世内篇》前四卷推演元、会、运、世的次序，后四卷辨析声音、律吕的精微之处；外篇则通过比物引类来发挥其中的深奥义理。张行成认为内篇义理深而数理简略，外篇数理详尽而义理显明，学习先天之学的人应当从外篇开始，因此补正缺漏和错误，使文字按类别相从，并推演阐释其旨意，编成此书。上三篇都讲数，中三篇都讲象，下三篇都讲理。全都是张行成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订定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篇次。然而自明代以来的刻本，大多把外篇置于前面，却题作内篇，难免错乱失序；幸亏有张行成这个本子，还可以用来纠正通行刻本的错误。而且原书本来就是杂纂而成，原无一定的义例，张行成加以区分、编排，使端绪容易寻找，也颇有条理。虽然乾坤开合，变化无穷，张行成依据旧图，沿着文字推生义理，对于天地造化自然的妙处未必能够窥见；但对于邵氏一家的学说，可以说已经真正理解了它的旨意。魏了翁曾称赞他能够详细掌握《易》数，但这部书并未全部流传下来，可见宋代时已经不免散佚。朱彝尊《经义考》只记载《皇极经世索隐》，没有提到此书，可见它已经沉没散失很久了。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还是完整本。现在根据原书目录，仍厘定为九卷，著录于此。△《易通变》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行成撰写。这也是他进呈的《易说七种》之一。这部书取陈抟到邵子所传的先天卦数等十四图，铺陈演绎并加以解释，以贯通其中的变化，所以称为《通变》。考察以数理谈《易》，本来出自汉代儒者。不过孟喜的《易》只讲六日七分，京房的《易》只讲飞伏纳甲，费直的《易》只讲乘、承、比、应。到了魏伯阳作《参同契》，借《易》来阐明炼丹口诀，才开始讲甲、壬、乙、癸的方位。《易纬·是类谋》也说，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易通卦验》又说，乾在西北，主管立冬；坎在北方，主管冬至；艮在东北，主管立春；震在东方，主管春分；巽在东南，主管立夏；离在南方，主管夏至；坤在西南，主管立秋；兑在西方，主管秋分。这大概是《易》的支流中所产生的演绎之说。到了宋代，陈抟制作图式，经穆修传授给邵子，才开始借助儒者的力量广泛流行于世。因此南宋以后，凡是用数理谈《易》的人，都以陈抟、邵子为宗。又因为陈抟属于道家，所以避开陈抟的名号，只称邵子。

译张行成在蜀中任守时，登记官吏人家的藏书，得到邵子所传的十四图，于是撰写了这部书。他在自序中说，康节的学说以交泰、既济二图为主，而这两图尤其以卦气为根本。通过参伍错综来求取其理，那么世运的否泰、人物的盛衰，都不能超出这一范围。他对自己的推演评价很高。其中像人体的五脏，也用《易》数来推算，甚至说应当有多少斤多少两，实在是穿凿附会。《李心传》讥讽他牵强附会，祝泌则说其中阐发明白的地方很多，但枝蔓支离的地方也很多。然而他的学说也自有一套道理。自袁枢、薛季宣以下，虽然常常批评它，却始终不能阻止它流传。这部书流传很少，外间只有宋刻本和明代费宏家的抄本。现在参照《永乐大典》所收本互相考订，抄录保存，以备术数中的一家之说。这部书的名称，《永乐大典》作《易通变》，费宏本作《皇极经世通变》，宋本只题作《通变》，没有“易”字，也没有“皇极经世”四字。大概原刻的全书共有七种，这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只有细目而没有总名，不能据此判断两个本子的是非。由于《永乐大典》的题名在费氏本之前，应当是旧本，现姑且据此著录。△《观物篇解》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祝泌撰写。祝泌字子泾，鄱阳人，自号观物老人。书首所署官衔称为承直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幹办公事，而《起数诀》里面又自署提领所幹办公事，不知道他最后做到什么官职。考察朱彝尊《经义考》，其中有祝泌所撰《皇极经世钤》十二卷；这个本子题作《观物篇解》，又只有五卷，与朱彝尊所记的目录次序不相合。但书中另外收有祝泌的一篇自序，其中所陈述的大旨又与这个本子的义例很相近。或许是一部书有两个名称，后来被人合并了？又考察祝泌的自序，末尾署端平乙未年，而《起数诀》的序中题淳祐辛丑年；淳祐辛丑距端平乙未已经六年，而《皇极经世钤》在此之前已经完成。而且如今的《起数诀》是单行的别本，《观物篇解》第四卷中也有“分别把起法、用法编成一卷”的话。这应当是把它与用法分为两部书，而用法已经散佚；现存的《起数诀》也只是一份声韵谱，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现在姑且把它附在《观物篇解》之后，以保存大概。祝泌所说的大运、小运之数，虽然最终都归结到挂图，但判断的方法并不专在卦，而在四象。它的大旨是先使用四爻藏闰，接着使用四爻直事；大运从泰卦开始，小运从升卦开始，对于牛思纯《宝局》、张行成《通变》多有驳正。然而，邵子说四象相交而成十六事，祝泌便创立二十五变之说；邵子说姤、复是小父母，祝泌便创立同人卦起于分秒之说，这些都与《经世书》相违背而不相合。他推算大运、小运，一次变化不相合就再变，直到三变、四变来求得相合，尤其不是出于自然。至于声音、律吕之学，邵子从他的父亲邵古那里得到，邵古的书在《正音叙录》中记载完备，路径清楚可寻。祝泌却取三十六字母的翻切法，以声音起数，以数配合卦象，只是与壬遁共同使用，追求深奥反而变得浅陋。而且《声音韵谱》中所说的，以“夫普”旁边的母字充当字母使用，也属于支离牵强。至于所谓人用分数、物用秒数，以及数从同人卦起等说法，更是迂曲难解，似乎并不完全出自邵氏本意。然而《永乐大典》另行收有祝氏的占例，其中所说的实际都非常奇验。陶宗仪《辍耕录》记载祝泌的《精皇极数》，他的外甥傅立传承这套术数，曾为元世祖占卜，尚且能够预先知道事情，那么这也算是小道中值得观赏的一种了。大概他的学说虽然以康节为宗，但也有自己独到的所得，所以他的术例颇多与《经世书》不相符合，而他的推占却往往显出应验。方技之士各自掌握一套术数，邵子未必完全采用《易》，祝泌也未必完全采用邵子之说，没有必要因为彼此有异同就产生怀疑。这两部书世间流传的抄本，偶尔有讹误脱漏，各种本子又都相同，无法校正，现在也姑且仍旧保存。△《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本书为国朝王植所撰。王植还著有《四书参注》，已经著录。考《皇极经世书》，邵伯温认为全书共十二卷：第一至第六卷讲元、会、运、世，第七至第十卷讲律吕声音，第十一、十二卷为《观物篇》。赵震又把讲元、会、运、世的六卷分为三十四篇，把讲律吕声音的四卷分为十六篇。《性理大全》则把内篇十二篇、外篇二篇合为六十四篇，又说《律吕声音》十六篇共有图三千八百四十幅。明代嘉兴徐必达刻印的《邵子全书》细目，又把元经会分十二会列为十二篇，把会经运分二百四十运列为十二篇，把运经世分为十篇；《律吕声音》则合并有字有声、无字无声，以及平、上、去、入四声，各列九百六十图。王植撰写本书时，把元、会、运、世合并为三卷，把律吕声音合为一卷，内篇、外篇共编为八卷，并在卷首标明蔡元定原来编纂的图十幅、后补录的图五幅、新附的图三幅。他对旧本作了许多修改订正。例如“午会”的“六世”部分，书中记载秦国夺取宣太后的权力，黄畿的注释没有收入，王植补录了这一条；声音篇中以卦相配的内容，黄畿认为出自《祝氏钤》，王植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了。他又广泛引用各家的学说来互相发明，对材料的考订研究相当勤勉认真。邵子的数术虽然在《易》中属于别派，但既然有这样一家之学，也不能让它在天地之间湮没。王植的说法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原书本意，但自宋代以来，注释这部书的不过几家，保存下来也足以作为旁证。△《易学》一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王湜撰写。本书《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它的书名见于晁公武《读书志》，但只称其为同州王湜，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生平。张世南《游宦记闻》说，康节先生的《皇极经世》，他的学说没有传人。此外还有所谓《太乙数》。宋室南渡以后，有一位来自北方、同州的免解进士王湜，潜心研究这部书，撰成《太乙肘后备检》三卷，为阴遁、阳遁绘制图一百四十四幅，内容上自帝尧以来，下至绍兴六年丙辰等。这说明他是南宋初年人。如今《太乙肘后备检》没有见到流传的刻本，这部《易学》则由《通志堂经解》刊行。书的开头先论述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并用半夜太阳居中、心肾升降之气来阐明这些道理。书中又引用《庄子》“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的话，全部依据道家的学说。他的自序说，自己对陈抟、穆修、李之才、刘牧的著作兼收并思考，因此认为先天之学出自炉火之证。然而他论述先天图时说，在希夷以前，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传来。当时距离邵子并不远，而他却这样说。由此可以知道，所谓先天图传自伏羲、秦代焚书后流传于方外的说法，是后儒附会出来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日〕 本书末尾是《皇极经世节要》。自序中说，康节的遗书，有的得到于他家中的草稿，有的得到于外间的传闻；其中间或有讹误，于是辨别取舍是非，编成此书，为阅读《皇极经世》的人指出门径。由此也可以知道，《皇极经世》一书并非全部出自邵子。这些话可以说是明白而不欺人，保留了先儒淳厚朴实的遗风。△《洪范皇极内篇》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蔡沈撰写。蔡沈的父亲蔡元定深入研究《洪范》的数术，还没有来得及著书立说，曾说：“成就我的著作的人，是沈。”蔡沈反复研究数十年，才写成此书。全书分为内篇、外篇，但解释数理的文字还不完备，所以有些条目下面只标着“数曰”二字，却没有正文。《永乐大典》和《性理大全》都题作《洪范内篇》，只有熊宗立注本把论述三篇列为内篇，把八十一章数理列为外篇。考察此书，八十一章数理仿拟《易》的六十四卦，应当是内篇；论述三篇仿拟《易》的《系辞》《说卦》等传，应当是外篇。如今各本都把论述三篇列在前面，把八十一章列在后面，篇次很不协调。怀疑《性理大全》和《永乐大典》同时编纂，依据的是同一本错误的底本，只是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明代余深著《洪范畴解》，曹溶说它是解释蔡氏内篇的书，“畴”就是八十一章的数理。程宗舜作《洪范内篇释》，他的自序说，解释八十一数，并不涉及三篇的论述。韩邦奇《引论中象》以“偶为用数”等语句，作《洪范传》；“传”与“经”相区别，这就是外篇了。想来当时一定有流传的善本，和永乐年间书局所依据的本子不同，所以各家的说法才会这样。这些讹误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然而余深等人所依据的本子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我不敢轻易改动古书，姑且仍按旧有篇次编排。又考王应麟《玉海》，记载此书题名为《洪范数》；王圻《续通考》题作《洪范皇极内外篇》；朱彝尊《经义考》题作《洪范内外篇》。如今详细考察此书，应当以《续通考》所题的名称为正确。《续通考》没有记载卷数，《经义考》作七卷；如今按照内容类别相从，编为五卷。考察“《洛书》”这个名称，见于《易》，不见于《书》。《洪范》的文字是用来阐明道理的，并不是用来阐明数术的；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后人把《乾凿度》中太乙运行九宫的方法指作《洛书》（按：《史记·日者列传》所记载的占日之术有七家，太乙家居其中之一；《汉书》记载太乙诸术，也列在五行家中，显然是方技之说，并非经义），卢辩注《大戴礼记·明堂篇》时，才开始把它附会到龟文上（按：卢辩是北齐人，他的说法出现得最晚。朱子引用这个注来证明龟书，指认为郑康成所作；朱子博览群书，难道不知道郑康成没有注《大戴礼记》吗？只是他想申明龟文之说，又没有别的古代证据，所以不得不把它移归郑康成罢了）。到了宋代，图书之说大为兴盛，于是便认为《洪范》确实属于《洛书》，《洛书》确实属于龟文，龟文确实就是“戴九履一”等九个数字；这样一来，圣人叙述常伦的著作就变成了术家谈论奇偶的书。蔡沈撰写此书，把刘歆关于《河图》《洛书》相为表里、八卦九章相为经纬的说法附会进来，借《书》的文字来仿拟《易》的形式，把九九演绎为八十一畴，仿照《易》八八相变而成六十四卦的例子。他取用《月令》的节气，把它们分配给八十一畴，暗中采用了孟喜解释易卦气、以卦值日的方法；他用三作为揲蓍的纲领，累积数目达到六千五百六十一，暗中采用了焦赣所说六十四卦各自变化为六十四卦的方法。大体说来，是认为《太玄》《玄包》《潜虚》既然已经仿拟《易》，不足以显示新奇，所以变换说法，把它归到《洪范》上。实际上，这不过是早上说三、晚上说四，早上说四、晚上说三，都是同样僭越经书罢了。在术数家中，这已经是重叠的重叠，本来不值得称道。只是自蔡沈以后，又开创了演绎《洪范》的一派，枝蔓纷杂，后来仿效这种做法的人很多。既然已经有它的末流，就不能不记载它的本源。因此录存此书，但另行著录在术数类中，明确说明这不是解释经书的正当途径，也不是儒者的根本职责。△《天原发微》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鲍云龙撰写。鲍云龙字景翔，是歙县人，景定年间乡贡进士。进入元代后没有出仕，直到终身。此书认为，秦、汉以来谈论天道的人，有的拘泥于数术，有的沉溺于空虚之说，以致天人之间的道理受到壅塞而不明白；于是取《易》中各个重要纲目，广泛考察、详细研究，先把诸儒的说法列在前面，再在下面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辨析论述，仿照《易大传》所说的天数二十五，立为二十五篇。第一篇为“太极”，用来说明道体；第二篇为“动静”，用来说明道的作用；第三篇为“静动”，用来说明作用根本上出于本体；第四篇为“辨方”，说一年运行必定以坎位为胎；第五篇为“元浑”，说万物的终始，总摄天体的运行；第六篇为“分二”，说动静开始分化；第七篇为“衍五”，说阴阳再次分化；第八篇为“观象”，说四象产生两仪的缘故。

译第九篇为“太阳”，第十篇为“太阴”，第十一篇为“少阳”，第十二篇为“少阴”，把日、月、星、辰分别配属其中，采用邵子的说法，与《大传》的旨意不同。第十三篇为“天枢”，讲北辰；第十四篇为“岁会”，讲十二次；第十五篇为“司气”，讲七十二候；第十六篇为“卦气”，说焦京之学是从《太玄》产生的；第十七篇为“盈缩”，讲置闰；第十八篇为“象数”，讲图书；第十九篇为“先后”，讲先天、后天。第二十篇为“左右”，讲左旋、右旋；第二十一篇为“二中”，说五、六是天地的中数；第二十二篇为“阳复”，说“复”卦是天心；第二十三篇为“数原”，说万般变化都不超出一个道理；第二十四篇为“鬼神”，说后世所谓鬼神大多不是正道；第二十五篇为“变化”，说天有天的变化，人有人的变化，最后以朱子“主敬”的学说作结。其中有些内容铺陈象数，采用扬雄的旧说较多，不免略显驳杂。总的说来，它条理分明，对于数理也可以说是融会贯通了。元元贞年间，郑昭祖刊行此书，方回、戴表元都作了序。到明初，他的族人鲍宁依据赵汸的学说，附入辨正一百多条。鲍宁剖析各种说法的异同，作了许多推演阐发；又撰写《篇目名义》，并摘取鲍云龙与方回问答的话，编成《节要》一卷，置于全书卷首，大概也是能够阐明鲍云龙学说的人。但他对原文颇有删改，已经不是元贞刊本的旧貌了。△《大衍索隐》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丁易东撰写。丁易东还著有《周易象义》，已经著录。本书专门阐明大衍之数，汇集先儒的论述，并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王宏撰《山志》说，丁氏汇集五十七家的说法，编成《稽衍》，又自己撰写《原衍》《翼衍》。根据丁易东自序，已经写成《原衍》《翼衍》二书后，又撰写《稽衍》，可见王氏没有见到原本。本书的篇次，大概从“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以下的三十六图为《原衍》；从“图五十五数衍成五十位”以下的二十九图为《翼衍》；从《乾凿度》以下列举各家学说并附上论断的部分为《稽衍》，共三卷，每卷都有序。《永乐大典》既删去了目录和《原衍》的序，又把《翼衍》误作《翼行》，还把《稽衍》的篇题错置在《翼衍》之内，前后极其混乱。朱彝尊《经义考》又误把《原衍》序当作全书自序；世间流传的另一种刻本又把《稽衍》一篇全部删去，大概因为流传稀少，讹误更加严重。幸而别本所载的原目录还保留全文。我谨依据《永乐大典》补足《稽衍》一卷；至于次序混乱的地方，则依据原目录加以厘正，仍然编成完整的书帙。△《易象图说内篇》三卷、《外篇》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张理撰写。张理还著有《大易象数钩深图》，已经著录。本书内篇共三篇，分别是“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外篇也有三篇，分别是“象数”“卦爻”“度数”。书中把元、会、运、世的升降，岁时寒暑的进退，日月运行度数的盈缩，以及治乱所以相互依伏、理欲所以相互消长，乃至先王制定礼仪、制作音乐、划分井田和疆界，一切都推本于图书。这大概与张行成《易通变》相类似，都是《皇极经世》的支流。图书之学，王湜认为在陈抟以前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传来，而论说者则认为它秘藏于道家，到陈抟时才显露出来。本书引用《参同契》“巽辛见平明，十五乾体就”等语来阐明圆图，又引用“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姤始纪绪；履霜最先”等语来阐明方图，所说颇为相互吻合。所谓秦代焚书、此图流传于方外的说法，想来就是借影附会于这一类材料吧。黄虞稷说，邓锜的《大易图说》和张理的这部书，都被道藏收录。如今考察《白云霁道藏目录》，它们确实在洞真部灵图类的“灵”字号中。由此可知，这种说法出自道家。△《三易洞玑》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道周撰写。黄道周还著有《易象正》，已经著录。本书大概是把天文、历法、数术归入《易》。所谓《三易》，是指伏羲的《易》、文王的《易》、孔子的《易》。所谓《洞玑》，“玑衡”是古人测量天体的器具，意思是用《易》来测量天道，丝毫不会有差错。第一、二、三卷为“伏羲经纬上、中、下”，就是陈抟、邵子所传的《先天图》；第四、五、六卷为“文图经纬上、中、下”，就是《周易》上下经的次序；第七、八、九卷为“孔图经纬上、中、下”，就是《说卦传》所说的“出震、齐巽”等方位；第十、十一、十二卷为“杂图经纬上、中、下”，讲的是《杂卦传》的意义；第十三卷为“馀图总纬”，由《周官·太卜》推广到占梦的六梦、眂祲的十煇，以及后世奇门、太乙之术；第十四、十五、十六卷为“贞图经纬上、中、下”，与杂图相配合，其中有“衡”、有“倚”、有“环”；“衡”是平，“倚”是立，“环”是圆。黄道周自述说：“孔子说过，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凡是《易》的言语文字，不过是修辞和玩味的一端。即使焦、京、管、郭幽微地阐发其中的精义，取来验证也不过在一时之间，揲蓍、扐蓍也不过使用若干蓍策。” 圣人不去从事这种钻研仰观，已经很明白了。除去这两条，孔子所说的三极并立、穷尽变化和幽深玄妙、范围天地而曲成万物、与天地相似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大概天、地、人的象数，都具备于万物之中；铺展开来成为历法，排列起来成为律吕，统摄起来成为《易》。去掉图和蓍，辨别虚实，便成为《春秋》《诗》。又把孟子所说的“千岁之日，至五百兴王”作为七十二相承的历法，所以撰写此书，是想把古今之学网罗起来，把三才全部包容进去。虽然其中失误之处时时流于禨祥之说，陷入驳杂，但《易》道广大，既不拘泥于数，也不脱离数；既不滞留于一端，也不遗漏任何一端。纵横推演，各自都有道理。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序说，郑玄多参验天象，王弼完全解释人事；天道难以明白，人事容易习知。《易》的道理，难道会偏滞于天、人中的一方吗？所以黄道周这部书，乍看似乎都是新创所得。然而郑康成解释《随》卦初九说，震为大路，又为日门，是春分阴阳交会之处；这就是黄道周所说岁气根本的依据。所以他说，日晷影增长，太阳运行的时间就减少；日晷影减短，太阳运行的时间就增加。

译郑康成解释《比》卦初六说，“有孚盈缶”，爻辰在未，上面正值东井；井中的水是人所汲取的，所以使用缶。这就是黄道周所说星名的依据。所以他说，坤为箕，复为尾；斗宿的合舌便成为噬嗑，牛宿能够负重而行远便成为随。卦气值日之说开始于京房，推广它就是元、会、运；推演蓍策以确定历法，详备于一行，扩展它就是章、蔀的纪法。追溯其源流，各有端绪。史书说，黄道周死后，家人得到他的小册子，记载他自己推算寿命终止于丙戌年，享年六十二岁；由此看来，他对于“藏往知来”的道理，大概并不只是徒托空言。然而这些旁见侧出的说法，归根到底自成一家之学。若把它当作经书的正义则不可以，所以退列在术数类，按照它的类别收录。──以上是“术数类”中的数学一属，共十六部、一百四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太玄经》说自己仿照《易》而作，揲蓍的方法使用三十六策。王谠《唐语林》说：王涯注释《太玄》时曾取它来占卜，自己说应验的地方多于用《易》筮问；那么《太玄》也是占卜书了。然而除了王涯以外，各位儒者所论说的，不过是推重它数理的缜密、义理的深奥罢了，没有听说有人用它来占卜，也没有人说它能够确定吉凶、决断疑惑。即使王充以下的各位儒者，接连加以讥刺指责，也没有人以占卜无效来诋毁它。） 这样仍然只是一种数术而已。所以现在仍把它归入术数类的数学，不列入占卜类。《玄包》《潜虚》以下的著作，也按这一类附列。《皇极经世》虽然也是《易》的余绪，但实际上并不是作《易》的本义。各家著录因为它出自邵子，便把它列入儒家。然而古代的儒者讲道德仁义，诵习讲说先王之道；后世的儒者讲主敬、存诚，阐明理学，都没有以数术为宗旨的事情，从义理上说颇为不妥。著述各有体裁，学问也各有流派。朱子的《晦菴大全集》全都是六经的旨意，但既然属于诗文，就不得不列入集部。《通鉴纲目》所讲的也是《春秋》的义理，但既然采用编年体，就不得不列入史部。这是体例上的区别。《阴符经刊误》《参同契刊误》都是朱子亲自撰写的，但既然属于黄老神仙之说，就不得不列入道家。这是宗旨上的区别。邵子既然推演数术来著书，那么把他的著作列入术数类，也就再没有疑义了。△《灵台秘苑》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此书原为北周太史中大夫、新野人庾季才撰写，后来又由宋人重加修订。庾季才的著作见于《隋志》的有一百一十五卷，《周书·季才本传》又作一百一十卷。这是北宋时奉诏删订的本子，只存十五卷。目录后题有编修官司天监丞、管勾测验浑仪刻漏于大吉，司天中官正、权判司天监丁洵同，看详官奉议郎、轻车都尉欧阳发，看详官翰林学士、承议郎、知制诰、权判尚书吏部、判集贤院、提举司天监公事、上骑都尉王安礼等人的官衔姓名。考察可知，欧阳发字伯和，是欧阳修的长子，史书称他对天文地理没有不深入研究的，官至殿中丞，却没有说他曾参与此书。王安礼字和甫，是王安石的弟弟；他任翰林学士是在元丰初年，也就是官制尚未改定以前，所以太史局仍称为司天监。《宋史·艺文志》载有王安礼撰写的天文书十六卷，大概因为他研究这门学术，所以让他负责看详吧。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了此书的目录，称其考订精确，不是随便写成的书。朱彝尊的跋文则说，庾季才完整的著作一定有很多深奥义理，各人删削之后，只摘取了十分之一二，就像酿酒时除去酒浆，只剩下糟粕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五卷、一百十卷〕 现在看这部辑本，开头先列《步天歌》及其图，接着解释星象应验，再讲分野和土圭，随后讲风、雷、云、气的占验，最后取日、月、五星、三垣、列宿，逐项详细作注。总的说来，其中颇多涉及占验之说，并非都可以凭信。又特别相信分野和次舍，把州郡强行加以分配，也有穿凿附会的毛病。但是它所列举的内容首尾详尽、贯通完整，也还能够自成一家之言。宋代司天台修撰的各种书，如《乾象新书》《大宋天文书天经》《星史》等，见于《文献通考》的，如今都已亡佚不传，只有苏颂的《仪象法要》和这部书保存下来。一部详细记载浑仪测验的制度，一部记载日官占候的方法。虽然这些只是预测吉凶的小术，不足以谈论观测文象、察知变异的道理，但《隋志》所载的天象类书籍如今没有一部保存下来。这部书既然以庾季才的著作为蓝本，那么周代以前的古书，还可以借它略见大概。保存它作为考证的资料，也没有什么不可。△《唐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代瞿昙悉达撰写。《唐书·艺文志》记载为一百一十卷。《玉海》引用《唐志》时也相同，又注说《国史志》为四卷，《崇文目》为三卷。这个本子有一百二十卷，与各书所载不相符，应当是后人分卷不同造成的。从第一卷《天占》到第一百一十卷《星图》，都是占测天象；从第一百一十一卷《八穀占》到第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都是占测物类的异常现象。也许一百一十卷以前是瞿昙悉达的原书，所以卷数与《唐志》《玉海》相符；后面的十卷，或许是后人把杂占增补附入的。卷首所题官衔说，悉达曾任太史监事。考察《玉海》可知，开元六年诏令瞿昙悉达翻译《九执历》，那么悉达任太史监，应当是在开元初年。卷首又题为奉敕撰写，但奉敕和成书的年月都无法考定。只是书中记载历代历法止于唐代麟德历，并且说李淳风所采用的是现行麟德历。考察可知，唐代一行在开元九年奉诏创制大衍历，到开元十七年颁行。这时麟德历便不再施行。此书仍说麟德历是现行历法，可知它成书于开元十七年以前。书中所说的占验方法，大体是术士一家的异学，本来没有保存的必要；但其中第一百零四卷、第一百零五卷完整记载麟德历和九执历。九执历不见于《唐志》，其他书也不过概略摘述大意，只有此书把全部法则都记载下来，是近世推步家所无法窥见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一百十一卷〕

译《玉海》又记载九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初一为历首；现在考察此书，书中明确说“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按：把显庆改作明庆，大概是为了避唐中宗的讳）二月一日”作为历首，这也足以订正《玉海》传载的错误。至于麟德历，虽然《唐志》有记载，但用此书校对，二者有许多不同。例如“推入蚀限术”“月食所在辰术”“日月蚀分术”等类别，《唐志》都没有记载。此书又记载章岁、章月、半总章闰、闰分历、周月法、弦法、气法、历法等名称，与《新唐书》所载完全不合；相合的只有辰率、总法等条目。大概瞿昙悉达依据的是麟德历，而现行本《唐志》成书远在其后，其中不免有传闻异说。这又可以订正史书传记中的讹误，对考证很有帮助。书中征引古籍极其广博。例如《隋志》所说的八十一篇纬书，此书还保存了其中七八篇的内容，尤其难得。那么，它所用的术数虽然可以废弃，而这部书本身却有可以采录之处。卷首有万历丁巳年张一熙的识语，说此书历经唐代直到明代约数百年，才由挹元道人得到。钩取沉埋的资料，疏通积滞的疑义，显然不是偶然得到的。──以上是“术数类”中的占候类，共二部、一百三十五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作《易》本来是为了垂示教化，后来流变为趋避祸福；占测天象本来是为了授予时令，后来流变为测验灾异吉祥。这些都是末流的迁变，失去了原初的本意。所以占候与天文，名称相同而实际是两回事。君王无时无刻不敬畏上天，不必等到上天显示灾变才修身反省。君王修养德行以迎接福佑，也不必先期等待上天以符命告知。后世把占候当作天文，大概并不是圣人的本意。《七略》把二者分开，它的见识很高明。这一类书本来不值得著录，只因为《灵台秘苑》《开元占经》都是唐代以前的书，许多古籍的内容已经亡佚，还要依靠它们的征引才能流传下来。所以附带收录它们，并不是通常的体例。）

译卷一百九 子部十九 ○术数类二 △《宅经》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名为《黄帝宅经》。考察《汉志·形法家》，其中有《宫宅地形》二十卷，那么相宅的书比相墓的书更早。但是《隋志》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旧唐志》有《五姓宅经》二卷，都没有说出自黄帝。这部书大概是假托黄帝之名。考察书中称引《黄帝二宅经》以及《淮南子》、李淳风、吕才等人的宅经，共二十九种，可见写书时本来并没有假称黄帝所作，只是方技之流想使自己的说法显得神秘，才虚假题作黄帝所撰。它的方法分为二十四路来考察吉凶，把八卦方位中的乾、坎、艮、震以及辰定为阳，把巽、离、坤、兑以及戌定为阴。阳以亥为起首，以巳为末尾；阴以巳为起首，以亥为末尾。其主旨在于阴阳相互协调，颇有义理。文辞也都雅正通顺。在《宋史·艺文志》的五行类中有《相宅经》一卷，怀疑就是这部书。在术数类书籍中，它还算是最接近古代的一部。△《葬书》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为晋代郭璞撰写。郭璞有《尔雅注》，已经著录。葬地之说，不知道起源于何时。周官中的冢人、墓大夫，职掌都说按照族属合葬，这是三代以前葬地不加选择的明证。《汉书·艺文志·形法家》开始把宫宅地形与相人、相物的书并列，说明这种术数从汉代才开始萌芽，但当时还没有专门讲葬法。《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的父亲去世后，他访求葬地，路上遇到三个书生，书生指给他一处地方，说葬在那里可以世代成为上公，袁安听从了他们，所以袁家连续几代显贵兴盛。这说明这种术数在东汉以后广泛流传。其中以这种术数著名的，郭璞最为突出。考察郭璞本传，记载郭璞跟随河东郭公学习《青囊中书》九卷，于是通晓天文、五行、卜筮之术。郭璞的门人赵载曾经偷取《青囊书》，书被火烧毁，传记没有说郭璞曾撰写《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也没有说是郭璞所作。只有《宋志》记载有郭璞的《葬书》一卷，看来这部书是从宋代才出现的；此后方技之家竞相增饰，于是竟有二十篇之多。蔡元定认为它内容芜杂，删去了十二篇，保存八篇。吴澄又认为蔡氏没有穷尽其中的深奥内容，于是选择最为纯粹的列为内篇，把精纯与粗疏相杂、纯正与驳杂各半的列为外篇，把粗疏驳杂本应删去但姑且保存的列为杂篇。新喻人刘则章亲自从吴氏那里接受此书，替它作了注释。现在这个本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大概还保留着吴氏旧本的样子。至于注释是否出自刘氏之手，就无法考定了。书中文字简略质朴，仍像是懂得文义的术士所作。如果一定认为它出自郭璞亲手，就没有可以征信的依据。也许后世见到郭璞把母亲葬在暨阳，最终远离永患，所以把这部书归给了他。其中关于遗体承受祖先荫庇的说法，使后世迷惑于祸福，有的人因此拖延不葬，有的人迁徙葬地而不能固定，已经受到博通儒学者的深切驳斥。但是，像“乘生气”这一句话，含义相当精确。又如书中所说，葬地要追溯生气的起源，乘接生气的止息；气遇风就散，遇到界水就停止等条目，也多明白简要。王祎《青岩丛录》说：选择葬地来安葬，相关术法本起于晋代郭璞。他所著《葬书》二十篇，大多是后人增加的荒谬妄说。蔡元定曾删去其中十二篇而保留八篇。后世研究这种术法的人把它分为两宗，一叫宗庙之法。宗庙之法起始于闽中，源流非常久远。到宋代王伋时才大为流行。这一派的说法以星卦为主，阳山配阳向，阴山配阴向，彼此不能相违，纯粹取用八卦和五星来确定生克的道理。这种学说在浙中流传，但采用它的人很少。另一派叫江西之法。它起始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以及赖大有、谢子逸等人尤其精通这门学问。这一派的说法以山川形势为主，追溯山脉的起源，顺着它的止息处，以此确定方位和朝向，专门讲究龙、穴、砂、水彼此配合，其他拘泥的内容都不讨论。如今长江以南没有不遵从它的。两派的说法虽然不同，但都以郭氏为本源，诸如此类。这样一来，后世讲地理学的人都把郭璞当作鼻祖。所以这部书虽然是假托之作，最终也不能废弃吗？根据《宋志》，它原名《葬书》，后来术士尊崇它的说法，改名为《葬经》。毛晋汲古阁刻本也承袭了这一讹误，实在是考察不周。现在仍题作旧名，以遵从它的源始。△《撼龙经》一卷、《疑龙经》一卷、《葬法倒杖》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为唐代杨筠松撰写。杨筠松不见于史书传记，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他的姓名。《宋史·艺文志》只称他为杨救贫，也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生平。只有术士之间相传，说杨筠松名益，是窦州人，掌管灵台地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年间遇到黄巢攻犯宫阙，便偷取宫禁中的玉函秘术逃走，后来往来于虔州。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传说，大概不值得相信。但他的书却在世上广泛流传。《撼龙经》专门讲山龙的脉络和形势，把山龙分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分别加以论述。《疑龙经》上篇讲从干龙中寻找枝龙，以关局和水口为主；中篇讲寻找龙脉到达尽头时，观察朝面、背面、朝向、迎接的方法；下篇讲结穴的形势，并附有疑龙十问，用来阐明其中的道理。《葬法》专门讨论点穴，有倚、盖、撞、黏等说法；所谓倒杖分为十二条，就是对上面所说内容的引申。书后附有二十四种砂葬法，也是临近穴位时辨别分寸毫厘的方法。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有《疑龙经》一卷、《辨龙经》一卷，说是吴炎抄录以保存下来，都没有署名，因此此书在宋代并没有题作杨筠松所作；现在的本子不知道依据什么这样说。《撼龙》是否就是《辨龙》，也没有办法考证。但是这种传说流传已久，书中论述山川的性情和形势，颇能抓住要领，所以一直流传而没有废弃，也是有道理的。旧本有李国木的注释和所附各图，庸俗浅陋，完全没有可取之处。现在一并加以删削刊除，不让它们与正文混杂。△《青囊奥语》一卷、《青囊序》一卷（通行本）

译《青囊奥语》旧本题为唐代杨筠松撰写，其序则题为杨筠松弟子曾文辿所作。相传曾文辿是赣水人。他的父亲曾求己先到江南，节制李司空征召他担任南康军事，曾文辿因此得到杨筠松的术法，后来又传给陈抟。这部书就是曾文辿所传授的老师学说。考察赵希弁《读书后志》，其中有《青囊本旨》一卷，说不知道撰写者姓名，内容是演述郭璞的《相墓经》。陈氏《书录解题》有《杨公遗诀曜金歌并三十六图象》一卷，注说杨公就是杨筠松。现在这部书用阴阳顺逆、九星化曜来辨别山水的贵贱吉凶，不知道它与《曜金歌》究竟是一部还是两部。只是郑樵《通志·艺文略》另外记载有曾氏《青囊子歌》一卷，以及杨、曾两家的《青囊经》一卷，或许就是这部书原来的名称。其中有许多只引用而不加发挥的语句。例如“坤壬乙巨门从头出”一节，历来的注家很少能够详细说明它的起例。至于序文中关于二十四山分顺逆的一条，大意是把木、火、金、水分别归属于甲、丙、庚、壬和乙、丁、辛、癸，交互推起长生，例如甲木生于亥，库于未；乙木生于午，库于戌之类。于是以亥卯未、寅午戌、巳酉丑、申子辰作为四局，反复推演，得到四十八局。阳气采用左旋，阴气随右转，大概是根据《说卦》中阳顺阴逆的例子，成为地理学中讲理气一派的起源。明人伪造的吴公《教子书》、刘秉忠《玉尺经》，大概就是窃取了它的余绪，推演成图局。到了僧人彻莹作《直指元真》，专门认为三元水口可以随地确定朝向，于是讲地理学的人舍弃形法而谈理气。后人剽窃附会，都把这部书作为根据。但是，不能因为后来流派分歧很多，就把责任都归咎于创立这种方法的人。旧本有注，假托为刘基所作。李国木又加以润色，文字繁芜蔓衍得很。又妄自依据伪造的《玉尺经》窜改原文，尤其荒诞无稽。现在根据旧本加以订正，并删去其中的注释，以免增加混淆和迷惑。△《天玉经内传》三卷、《外编》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作唐代杨筠松撰写。考察郑樵《通志·艺文略》和陈振孙《书录解题》，杨氏、曾氏两家的著作中都没有《天玉经》这个书名。相传杨氏师徒把此书秘藏起来，没有流传于世。到了宋代，吴见诚遇到真人，真人才把这部经传授给他；他的儿子景发于是阐明其中的义理。这样看来，此书也是到了宋代才出现的。它究竟是不是杨筠松所撰，实在还在似是而非之间。只是此书流传得较远，文辞旨意也颇有义理，所以讲求理气的人直到今天仍奉它为宗旨；至于真伪，可以暂且不必讨论。内传开头说“江东一卦，江西一卦，南北八神一卦”，术士很少能通晓其中的意思。近来潘思榘作《天玉经笺》，许清奇作《天玉经注》，才推演说明下文有“父母三般卦”，又有“天卦江东掌上寻”的话。疑心所谓“江东”就是天卦，所谓“江西”就是地卦，所谓“南北”就是父母卦，大概是把甲、丙、庚、壬四个阳干向左旋转、从长生开始的，称为东卦。阳数为奇数，所以叫天卦，又叫“八神四一”。把乙、丁、辛、癸四个阴干向右旋转、从长生开始的，称为西卦。阴数为偶数，所以叫地卦，又叫“八神四二”。又把山家的坐向作为南北一卦，由天地推及人，所以叫父母卦。这是因为故意把自己的说法神秘化，所以使用隐晦深奥的言辞，使人恍惚迷离，突然之间不能得到它的要旨。方技家的诡诈机巧，往往如此，并不只是这部书这样。外篇专门讲四经五行，把子、寅、辰、乾、丙、乙定为金，把午、申、戌、坤、壬、辛定为木，把卯、巳、丑、艮、庚、丁定为水，把酉、亥、未、巽、甲、癸定为火，又称为玄空卦。也没有人能够说明这样安排的原因。旧时有天谷散人的注本，不详其姓名，文辞和意义还算明白，现把它一并收入，以备考证。△《灵城精义》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南唐何溥撰写。何溥字令通，籍贯和履历不详。这部书上卷论述形气，重点在山川形势，辨析龙脉和穴位；下卷论述理气，重点在天星、卦例以及生克吉凶。自宋代以来，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看它说宇宙有大的关合，以气运为主；又说地运有推移，天气随之变化；天运有转旋，地气也随之应和。这大概是主张元运学说的。考察元运学说，以甲子六十年为一元，配合《洛书》九宫；上元、中元、下元三元历完为一周，经过三周、五百四十年为一运。每一个甲子有九元，每元六十年为大运；一元之中，每二十年为小运，用来推测地气的旺、相、休、囚。例如上元甲子由一白司运，那么坎得到旺气，震、巽得到生气，乾、兑得到退气，离得到死气，坤、艮得到鬼气，大体上是根据《皇极经世》推演出来的。这种方法出自明初宁波幕府中的讲学僧人，五代时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它不是明代以前的书，已经确实无疑。此书注本题为刘基撰写。前面列出的引用书目共有二十二种，其中像《八式歌》一类，也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伪书，那么此书出于伪造，也毫无疑问。但只就这部书本身来说，其中所说“大地无形看气概，小地无势看精神；水成形，山上止；山成形，水中止；龙是地气，水是天气”等话，在它所讲的方法中颇为近理。注文也阐发得条理通畅，比其他书浅陋的说法高明，仍像是懂得文义的人所作。术数类书籍没有不是托名伪作的；其中所说若有可取之处，就抄录保存，作为一家之言。真伪本来不必辨，也没有必要去辨。△《催官篇》二卷（通行本）

译宋代赖文俊撰写。文俊字大素，处州人。曾在建阳任官，喜好相地之术。后来弃官漫游，自号布衣子，所以世人称他为赖布衣。他著有《绍兴大地八钤》和《三十六钤》，现在都没有见到。这部书分为龙、穴、砂、水四篇，各篇都编成歌诀。龙篇以二十四山分阴阳，把震、庚、亥列为三吉，把巽、辛、艮、丙、兑、丁列为六秀，并说明它们变化、受穴时吉凶的应验。穴篇仍以龙为主，但受气有靠左、靠右的不同。砂、水两篇也以方位作判断。它的说法很有玄妙的解释。例如说寅、甲两龙会生出疯病、跛足的人，是因为木气旺盛会生风；又因为对应尾、箕二星而喜风，震卦主足，风邪侵入四肢末端会致病，所以主疯跛。丙方在天上对应星马，所以有养蚕缫丝的祥兆。丁方在天上对应寿星，所以多有长寿的征兆。兑龙遇辰水，辰有金杀，兑主口舌和毁折，所以主缺唇露齿。又因为辰、酉相合，土堵塞金声，所以主重舌，说话含糊。它的言论虽然颇为涉及神怪，但对于阴阳五行以及生克制化，确实能够讲出道理。与那些悠谬无根、只夸谈休咎却不能说明原因的说法相比，高明得多。书中旧有注解，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阐发得相当详尽。此书流传已久，现把注解一并收入，以供考订。△《发微论》一卷（通行本） 宋代蔡元定撰写。元定字季通，建阳人。曾游学于朱子门下。庆元年间伪学之禁兴起，他因被列入党籍而获罪，流放道州，死在贬谪之地。后来韩侂胄败亡，追赠迪功郎，赐谥文节。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元定的学问旁涉术数，尤其用心研究地理。这部书就是他的相地著作。全书大旨在于说明地道一刚一柔，借以明辨动静、观察聚散、审察向背、观察雌雄、辨别强弱、区分顺逆、识别生死、察看微著、探究分合、区别浮沉、确定浅深、校正饶减、详察趋避、懂得裁成，共有十四个方面，逐层推演阐发，最后以《原感应》一篇说明福善祸淫的道理。术家只论数理，蔡元定则用儒家义理加以推究，所以他的学说能够不违背正道。如他说水本来是动的，却希望它静止；山本来是静的，却希望它活动。聚散说的是总体形势，面背说的是它的性情；先了解山川的大势，在数理之外默默确定下来，然后才能在咫尺而幽微的范围内推求顺逆。善于观察的人由有形察知无形，不善观察的人反而被无形遮蔽了有形。这些说法都能揭示精微深奥之处，不是方技之士支离荒诞的言论所能相比的。《地理大全》也收载此书，题为蔡牧堂撰写。考察蔡元定的父亲蔡发，自号牧堂老人，那么此书应当出自蔡发之手；也可能是后人误把它归给蔡元定，实在还不能确定。然而核对各个版本，题为元定撰写的居多，所以现在仍沿用元定的名字著录。──以上“术数类”中相宅、相墓一类，共八部、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案：相宅、相墓的人，自称堪舆家。考察《汉书·艺文志》，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列在五行家中。颜师古注引许慎的话说：“堪，是天道；舆，是地道。”这段话的意思不很明白。《史记·日者列传》则记载，汉武帝召集占卜之家会见，询问某日是否可以娶妇，堪舆家说不可以。《隋书·经籍志》写作“堪馀”，也都是讲日辰的书。这样看来，堪舆就是占卜之家，他们又自称形家。考察《汉书·艺文志》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列在形法家中，名称稍微相近。然而形法一类所列的书兼及相人、相物，并不是专指相宅、相地的名称，也属于借用。现在题作《相宅相墓》，采用《隋书·经籍志》的文字，是遵从其本来的性质。） △《灵棋经》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汉代东方朔撰写。有人又认为它出自张良，本来是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后来东方朔传承了这套方法；《汉书》所载东方朔射覆无不奇中，全部使用的就是这部书。又有人说是淮南王刘安撰写的。这些说法纷纭不一，大体都是术士托名的说辞。只是考察《隋书·经籍志》，其中已经有《十二灵棋卜经》一卷。《南史》所载“客从南来，遗我良材，宝货珠玑，金碗玉杯”的繇辞，实际上就是今本经书中的第三十七卦象辞。由此可见，这部书本来出自六朝以前，它的来历也已经很古了。卦共有一百二十四个，再加上纯阴镘卦，即十二枚棋子全部覆下，表示混沌未明；这一卦不在一百二十四之数内。晁公武《读书志》只记载一百二十繇，大概是没有检查到而偶然遗漏了。旧传晋代颜幼明、宋代何承天都曾为它作注，李远为它作序，元代庐山陈师凯又为它作解。《宋史·艺文志》另有李进注《灵棋经》一卷，但现在已经失传。明初刘基又仿照《周易象传》的体例作注，以申明其中的意义，见于《明史·艺文志》。他的后序说，灵棋仿照《易》的象而作，以三为经、四为纬；三以上为君，中间为臣，下面为民。四以一为少阳，二为少阴，三为太阳，四为老阴。少阳与少阴相配为耦，老阴与太阳相敌。得到相配就喜悦，遇到相敌就争斗。有时失去正道，原本相配的反而成为仇敌；有时行为合宜，原本相敌的反而可以发挥作用。“阳多则道路相同而互相帮助，阴盛则志向不同而彼此乖离”等几句话，足以概括这部经的要旨，大体上与《易筮》互相表里。现存各家的疏解，有的文辞意义浅俗，不能没有后人增饰的成分；只有青田这一注，独自显得驯雅。也可能确实是刘基亲自所作，这仍不能确定。看它文辞简约、意义精深，确实不同于世上那些只以生克制化作为术数的人。因此把它著录保存，作为古代占卜方法的一种。△《易林》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汉代焦延寿撰写。延寿字赣，梁地人。昭帝时由郡吏举荐，任小黄令。京房曾向他学习，所以《汉书》把他附见在京房传中。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他名赣、字延寿，与史书记载不合。又根据后汉小黄门谯君碑称焦赣的后裔，怀疑赣本来是谯姓；但史传无不写作焦，汉代碑刻中又常有借字、通用字，如把欧阳写作欧羊之类，不胜枚举，也不能把这一点当作确证。至于旧本《易林》，开头有费直的话，称王莽时的建信天水焦延寿。这段话大概出于伪托，郑晓已经作过详尽辨析。焦赣曾向孟喜请教《易》，但他的学问并不出自孟喜，《汉书·儒林传》记载了事情的始末。大概在《易》的象数之中另立占候一派，确实是从焦赣开始的。他撰有《易林》十六卷，另有《易林变占》十六卷，都见于《隋书·经籍志》。《变占》早已失传，只有《易林》还保存着。此书把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变化总数为四千九十六种，每一卦都系有辞语，全部是四言韵语。考察《汉书·艺文志》所载《易》家十三家、《蓍龟》家十五家，都没有焦氏。《隋书·经籍志》才开始把它著录在五行家中。唐代王俞才为它作序并加以称述，这似乎是后人附会的。因此郑晓《古言》怀疑其中“明夷”的咸林，似乎说的是汉成帝时的事情；“节”的解林，似乎说的是定陶傅太后的事情。这些都发生在焦延寿之后。顾炎武《日知录》也摘出其中四五条可疑之处。不过，这两家所说某一“林”似乎指某件事，都是揣摩它的辞意。顾炎武所指出的“彭离济东，迁之上庸”，虽然文字出自《汉书》，但事情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元年，并不一定要等到《汉书》才记载。《左传》虽然在西汉尚未正式立为学官，但张苍等人早已长期传述讲解。焦延寿引用《左传》的话，也不足以令人怀疑。只有“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四句，事情发生在汉元帝竟宁元年，人物姓名也清楚可考，明显是焦延寿以后才出现的话。然而李善注《文选》任昉《竟陵王行状》时，引用《东观汉记》说：沛献王刘辅在永平五年秋天，京师少雨，皇帝驾临云台，下诏让尚席取来卦具，亲自起卦，用《周易卦林》占问。它的繇辞说：“蚁封穴户，大雨将集。”第二天果然下大雨，皇帝于是拿诏书询问刘辅：“道理难道真是这样吗？”刘辅上奏说：“考察《易卦》，这是震卦变蹇卦。蚁封穴户，大雨将集。蹇卦下为艮、上为坎，艮为山，坎为水；水气出云就是雨。蚂蚁居住在穴中，能够预知下雨；将要有云雨时，蚂蚁封闭洞穴，所以借蚂蚁来起兴作文。”等等。今本中蹇卦的繇辞确实在震林之中。这样看来，此书出自焦氏，足以作为明确的证据。至于昭君一类的内容，也可能是方技之士辗转增饰、窜改扰乱原文，仍然不能确定。《崇文总目》说它推演使用的方法已经失传，但黄伯思记载王佖占卜、程迥记载宣和年间和绍兴年间的两次占卜，都有奇异的应验，那么仍有懂得这套术法的人。只是黄伯思认为，《汉书》所说焦延寿的《易》把六十四卦分别按值日轮流主事，那是《变占》的方法，不是《易林》的方法。薛季宣《易林序》却说《易林》正是采用值日法，并辨明黄伯思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绘制图例来说明，论述得很清楚。现在抄录薛季宣的序和王俞的序，以保存一家之言。王俞的序本来题名《大易通变》，与各个版本不同，疑心是后来卜筮家改过的，不是原来的名称。这部书在《隋书·经籍志》、唐代和宋代的书志中都作十六卷，所以薛季宣的序说每卷有四林、每林有六十四变。现在有一个版本作四卷，不知是什么时候合并的；这并不影响大旨，现今也姑且仍作四卷。（案：《汉书·儒林传》说：孟喜从田王孙那里接受《易》，得到易家关于候察阴阳灾变的书；他欺骗别人说，田生将死时，曾枕着孟喜的膝独自传授给他。同门梁邱贺上疏说明并证明这件事，说田生是在施雠手中断气的。当时孟喜正在东海，怎么可能有这件事？焦延寿曾向孟喜请教《易》，京房认为焦延寿就是孟氏的学派。翟牧、白生不肯承认，都说不是这样。刘向校书时认为，各家关于《易》的说法，都以田何、杨叔、丁将军为祖师，大义大略相同，只有京氏是不同的一派。焦延寿独自得到隐士的学说，却把它托名为孟氏之学，并不与孟氏相同。这样看来，阴阳灾异的说法始于孟喜，他另得到一部书却托名为田王孙所传；焦延寿又另得到一部书却托名为孟喜所传，它的源头其实不出于经师。朱彝尊《经义考》详细列出焦氏、京氏两家的著作，大概是想完备易学的宗派体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把《隋书·经籍志》列入五行家的做法看作恰当。现在把它移入“术数类”，以保存它真实的归类。） △《京氏易传》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代京房撰写，吴代陆绩作注。京房原本姓李，因为吹律而自行改定为京氏，字君明，东郡顿邱人。他向焦延寿学习《易》。汉元帝时，他因谈论灾异而得到宠幸，被石显等人嫉恨。后来出任魏郡太守，最终因诬陷而被杀。事迹详见《汉书》本传。陆绩有《易解》，已经著录。京房著有《易传》三卷、《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错卦》七卷、《周易妖占》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另有六卷，《周易飞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时候》四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委化》四卷、《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易传积算法杂占条例》一卷，现在只有《易传》保存下来。考察《汉书·艺文志》作十一篇，《文献通考》作四卷，都与这个版本不同。然而《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书，卷数篇数大多与今本不同。不只这部书如此，《文献通考》所说的四卷，根据晁、陈两家的书目考察，大概是把《杂占条例》一卷合入《易传》三卷，共作四卷，也没有什么可疑。只是晁氏把《易传》说成就是《错卦》，把《杂占条例》说成就是《逆刺占灾异》，未免是毫无根据的臆断。

译这部书虽然以《易传》为名，却完全不解释经文，也完全不附会《易》的义理。上卷、中卷以八卦分为八宫，每宫以一个纯卦统领七个变卦，并注释世应、飞伏、游魂、归魂等例。下卷先论圣人创作《易》时如何揲蓍布卦，接着论纳甲法，再论二十四气候配卦，以及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龙德、虎形、天官、地官和五行生死所寄寓的类别。这大概就是后来的钱卜法，实际上由此发展而来。所以项安世说，拿《京易》来考察，世上流传的《火珠林》就是它的遗法。用三枚钱掷卦时，两背一面为“坼”，两面一背为“单”，三面朝上为“交”，三面朝下为“重”。这是后人一味追求便捷、以适应卜肆需要的做法，但原来的意义还可以考见。它与此不同之处，在于不以“交”“重”作为占断，而是自行以世爻作为占断依据，所以它的占法只涉及六十四爻，不能穷尽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张行成也说，卫元嵩的《玄包》在方法上与《火珠林》相合，而《火珠林》的用法又承自京房。陆德明《经典释文》却在《周易》六十四卦之下，全部注上某宫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游魂、归魂等名称，并牵强附会到经义上，错误得非常严重。△《六壬大全》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卷首题为怀庆府推官郭载騋校订，大概是明代刊刻的。六壬与遁甲、太乙，世人称为“三式”，其中六壬的传承尤其古老。有人说它出自黄帝的玄女，这当然属于无稽之谈。大体说来，这种术数当然不是后世方技家所能创制的，大概数理根源于五行，而五行起始于水。举阴以发动阳，所以称为“壬”；举成数以概括生数，所以采用“六”。其中有天地盘和神将加临，虽然逐渐接近《奇遁九宫》的形式，但由干支而有四课，也就是两仪四象；由发用而有三传，也就是“一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六十四课，无不以羲皇的爻象为根本，大概也是《易》象的支流，是推演扩展而来的。考察《国语》中伶州鸠回答七律的文字，用其中所称的夷则上宫、大吕上宫来推求，都与六壬的义理相合；然而那只是用五音十二律来确定数目，不能立即指认为六壬的源头。《吴越春秋》记载伍员和范蠡所用的鸡鸣、日出、日昳、禺中四课，其中时将加乘以及龙蛇刑德的用法，完全如同今天流传的形式。而《越绝书》记载公孙圣，也有“今日壬午时加南方”之语；这件事虽然不见于经典传记，似乎是有所依托而成。然而赵煜、袁康都是后汉人，由此可知这种方法在汉代已经形成著述。史书中见于记载的， 《隋志》有二家，《唐志》有六家，《宋志》有三十家，而焦竑《经籍志》所列多达八十三家，但大多散佚失传。现存的作品，如徐道《符心镜》、蒋日新《开云观月歌》、凌福之《毕法赋》以及《五变中黄经》，被术士奉为蓍蔡。流传既久，学说分歧很多：有的专门论述课体，失于拘泥；有的专门以类神为主，失于粗疏；有的杂取神煞，失于支离；这些也都不能奉为法则。这部书总汇各家的遗文，开头记载入手法总钤以及贵神、月将、德煞、加临、喜忌等内容，并旁采唐、宋以来的各种论说，如汇括《囊云霄赋》《课经》等篇，又以《心镜》《观月》等篇作为参照，采录编纂相当详备。查《明史·艺文志》有袁祥《六壬大全》三十三卷，名称相同而卷数不同，未必就是袁祥所辑。总的来说，它博采而简括，确实是六壬家的总汇。只是六壬所重视的，没有超过天乙贵神；阴阳顺逆是吉凶产生的根由，就像工匠使用的准绳规矩。先天的德从子位开始，后天的德从未位开始；依据五干德合神来取贵人，学习此术的人大多没有探究它的根源。我圣祖仁皇帝亲自制定的《星历考原》一书，贯通天文仪器和法则，权衡并确立标准，用来订正曹震“圭昼丑夜未”的错误，确实足以成为千古标准。我皇上亲自纂修的《协纪辨方》一书，又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旨意。谨按：《吴越春秋》所载子胥的占例，三月甲戌日，时在鸡鸣，以为青龙在酉，这就是甲日丑时为阴贵。范蠡在石室中的占例，十二月戊寅日，时在日出，也以为青龙临酉，功曹为螣蛇，这就是戊日丑时为阳贵。沿袭并考察古义，都与圣人垂示的旨意相合，前后完全一致。这部书所采用的天乙贵人，仍沿用世俗的旧例。卷中只载有一幅先天贵人图，却没有采用，未免有所错乱。又如所载十二宫分野，也多拘泥于旧说，未能订正。现在因为原本已有这些内容，姑且仍按旧样录入，同时附带订正它的错误，如上所述。△《卜法详考》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本朝胡煦撰。胡煦有《周易函书约注》，已经著录。考察古代，遇到大事多用占卜，所以《尚书》中提到龟卜的内容很多。《汉书·艺文志》记载《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可见汉代这类书还很多。汉文帝所遇“大横”的征兆，就是它的繇辞。褚少孙补写《龟策传》所叙述的，就是它的占法。《隋书·经籍志》只记载《龟经》一卷，注称为晋代掌卜大夫史苏所撰；又有《龟卜五兆动摇诀》一卷，没有注明姓名。可见《汉志》所记的书已经亡佚。《旧唐书·经籍志》完全没有记载龟卜。《新唐书·艺文志》才记载孙思邈《龟经》一卷，又有《五兆算经》一卷、《龟卜五兆动摇经诀》一卷，已经比前代多了。《宋史·艺文志》又一下增加了史苏以下十九部，这些书是辗转托名而成的情况，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如今这些书也大多不再流传，世上流传的只有元代陆森《玉灵聚义》最为著名，但该书内容芜杂，很不典雅纯正。胡煦编纂这部书，首先列入《周礼》《尚书》的文字，因为那是经典训诫。其次列入《史记·龟策传》，因为它还比较接近古代；再其次列入《古龟经》（按：这部经没有注明作者，大概也是后人所作，并非史苏、孙思邈的书），再列入全赐《三图》，又列入杨时乔《龟卜辨》，再列入《龟繇词》，都是通过参考这些材料来探求古义。

译接着列入《玉灵秘本》和《古法汇选》，这些都是近代术士所传的著作，借以考察稽核，从而穷尽其中的变化。总的来说，古代占卜方法流传到今天的情况，以及今天的占卜方法中不违背道理的内容，大体都已经具备于此书之中。它虽然不是周官太卜的旧法，但与卜肆中鄙陋浅俗的书相比，却具有条理。它驳斥唐代李华、明代季本、杨时乔关于卜用生龟的说法，也极为明白透彻。保存这样一家之言，也可以由此看见古人钻龟灼卜的大概情形。这部书过去附在所编《周易函书》中，考察它的内容，与解释《易》的书终究不相同，现在另行著录在术数类中。──以上“术数类”中占卜一属，共五部、三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汉志》《隋志》都设有《蓍龟》一门，这是就古代方法而言。后世不只是龟卜废弃了，连蓍草占卜也改成了钱卜。现在凡是依托《易》的义理，依据数目来观察吉凶的，一概称为占卜。） △《李虚中命书》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为鬼谷子撰写、唐代李虚中注释。李虚中字常容，是魏侍中李冲的八世孙。进士及第。元和年间，官至殿中侍御史。韩愈为他撰写墓志铭，见于《昌黎文集》。后世传授星命之学的人，都把李虚中当作祖师。韩愈《墓志铭》中所说的：“最精深的是五行书，按照人出生的年、月、日所对应的日辰干支，斟酌其相生、相胜、衰、死、旺、相，推算人的寿命长短、贵贱以及有利或不利，往往先确定他的年和时，百次之中不会错一两次”，说的就是这种方法。然而韩愈只极力称赞他的学说广博深奥、精美玄妙，千头万绪，却没有说他著有哪部书。《唐书·艺文志》也没有这部书的名称，直到《宋志》才有李虚中《命书格局》二卷。郑樵《艺文略》则作李虚中《命术》一卷、《命书补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又作《李虚中命书》三卷。焦氏《经籍志》又在《命书》三卷之外，另列《命书补遗》一卷。这些书名和卷数都互相错杂而不相合。世间流传的本子早已绝迹，无法考订它们的异同。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文字还大多完整，卷次前后也颇有次第。其中还载有李虚中自序一篇，称司马季主在壶山南面遇见鬼谷子，鬼谷子拿出《逸文》九篇，论述幽深微妙的道理。李虚中搜集各家著述，注释编成一集，等等。详细考察书中的义例，开头论述六十甲子，没有涉及出生者的时刻干支，其方法与韩愈墓志所说的按照出生年月日推算相当吻合。但后半部分却多次称说四柱，这种说法实际上起于宋代，与前文大相矛盾。并且其中其他职官称谓，多涉及宋代的事情，因此显然不可能全部出自李虚中之手。书中有些文笔古奥难解，似乎出自唐人；又有些浅陋可笑，似乎是后来添附的内容。真伪混杂，无法究问。怀疑唐代原本确有此书，宋代谈论星命学的人把自己的说法夹杂进去，假托为李虚中注《鬼谷》，借此神化自己的术数罢了。现在因为其中的议论精当切实、接近义理，多能得到星命学的正旨，与后来幽深恍惚的说法不同，所以依照晁氏原来的目录，整理为三卷，著录于此，以保存这种方法。至于其中明显属于依托伪托的内容，则分别加上按语，随着原文予以纠正，使读者不要受到迷惑。△《玉照定真经》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为晋代郭璞撰写、张颙注释。考察《晋书·郭璞传》，没有说郭璞有这部书。《隋志》《唐志》《宋志》以及各家书目，也都没有著录。只有叶盛《绿竹堂书目》记载有这部书一册，也没有注明作者。大概这是晚出的托名之书，张颙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考察书中多处涉及江南方言，怀疑此书和注文都是张颙一人所作，只是假托郭璞的名义流传。术士攀附名人，往往如此，不值得辨析。此书世上没有传本，只有元、明人的星命书偶尔引用。现在查考《永乐大典》所载，首尾完备，仍是一部完整的书。虽然文句不很典雅纯正，但大旨相当简洁明白，还保留有《珞琭子》和《李虚中命书》的遗意，所说吉凶应验切近事理，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如论年仪、月仪、六害、三奇、三交、四象等，尤其多有阐发。只是推论到外亲、女婿时，采用曲解来穿凿附会，不免牵强。大概旧本既然相传，总有所承受，终究不是后来杜撰的书所能相比。因此予以著录保存，作为星命家的一种著作。△《星命溯源》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第一卷为《通玄遗书》，杂录唐代张果的说法，共三篇。第二卷为《果老问答》，称明代李憕遇到张果时由张果口授，共四篇。第三卷为《玄妙经解》，称为张果撰、元代郑希诚注。第四卷为观星要诀。第五卷为观星心传口诀补遗。这些都没有说是谁所作。详细考察各卷题词，似乎观星要诀是郑希诚编纂的，补遗又是术士搜集整理、增补郑希诚未完备之处。考察《明皇杂录》，其中记载张果许多神怪事迹，却没有说他懂得禄命之学。只有这部书把五星推命之学托名于张果，术士于是以“果老五星”自称一家。考察韩愈为李虚中作墓志铭，称李虚中推命时还只用年、日、月，不用时辰；那么开元、天宝年间还没有八字，似乎不应当已经有五星推命。然而王充《论衡》说，上天施放气，众星布列精气；上天所施放的气，众星的气也包含在其中。人承受这种气而出生，含着这种气而成长；得到贵气就显贵，得到贱气就卑贱，显贵的人有官秩高低，富有的人有财产多少，都是由星位的尊卑大小所授予的。这样看来，汉代末年已经用星位来论说禄命了。韩愈《三星行》又说：“我出生的时辰，月亮运行到南斗，牵牛星扬起它的角，箕星张开它的口。”杜牧自己撰写墓志铭说：“你出生在角星、昴星、毕星所在之处；角为第八宫，称为病厄宫，也称八杀宫，土星在那里，火星接着位于木星宫。”杨晞说：“木星在张宿，对角宿来说是第十一福德宫；木星主管福德，大君子会救助他的父亲，没有忧患。”我说：“我任湖州太守不到一年就升任舍人，这是木星回报角宿的福德；土星、火星回到角宿而主死，也就应验了。”由此可见，唐代确实用五星的宫位和度数来推求吉凶，把这些说法托名于张果，也不是毫无根据。

译郑希诚自署的官职是主簿，籍贯写作瑞安，号称沧洲，其生平始末不详。李憕自称是中都人，说在嘉靖二年九月遇到张果，这尤其荒诞妄诞，不值得辨析。总之，术士只是致力于使自己的学说显得神奇罢了。然而世上流传的五星类书，以这部书为鼻祖；另有所谓《果老星宗》，实际上就是由此扩展而来。后来又有天官五星术，与此颇不相同。按道理说，化气应当取法天官，正气应当取法果老，两家的术数也可以相互参照。其中关于星度之间的乘除、生克，以及兼取当年神煞的论述，也不能全部废弃。△《徐氏珞琭子赋注》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徐子平撰。《珞琭子》这部书，是讲禄命之学的人所由出的著作，其方法专门根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时这八个干支来推演吉凶祸福。李淑《邯郸书目》说，书名取自“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的意思，却不知道作者是谁。朱弁《曲洧旧闻》说，世间流传的《珞琭子三命赋》，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为它作序并解释它的人，认为是周代世子晋所作。然而考察赋文，其中引用秦代河上公，又如悬壶化杖之类的故事，都是后汉末年壶公、费长房一类人的事迹，因此显然不可能是周代世子晋所作。这部书前面有楚颐的序，又说“珞琭子”是陶弘景的自称。然而禄命之说，到唐代李虚中时还只按照年月日起算，还没有所谓八字；在陶弘景那个时代，又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考察此书最早见于《宋艺文志》，晁公武《读书志》也说，在宣和、建炎之间此书才开始流行，那么它应当是北宋人所作。旧日所称的那些作者，都是托名。自宋代以来，给这篇赋作注的人有王廷光、李仝、释昙莹和子平四家。子平的事迹无法考察，只有他的命学被世人所尊崇；如今称推算八字的人为“子平”，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刘玉《已疟编》说，江湖上谈论命理的人有子平派，也有五星派。相传宋代有个徐子平，精通星命学，后世术士奉他为宗师，所以称为子平。又说，子平名居易，是五代人。他与麻衣道者、陈图南、吕洞宾一起隐居在华山，大概都是异人。如今推算子平法的人，是宋末的徐彦升，并不是子平本人，等等。这种说法不知道依据什么。然而术士的话百无一真，也无从考究诘问。他的注本早已没有传本，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还比较完整。谨慎地加以搜集编纂，整理为上、下二卷，以符合《宋志》的旧本。其中论述运气的顺逆、金木刚柔的得失、青赤父子的相应，都说得接近事理。间或有与今法不合的古法，那就要看后人能否善于分别取舍了。又考察《三命通会》，其中也载有《珞琭子》寥寥几句，与这个本子完全不相合，大概是由于原书散佚，谈论命理的人又托名伪作。伪书中的伪说，更加不足凭据，应当以这个本子为正确。△《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卷（《永乐大典》本） 查钱曾《读书敏求记》，称《珞琭子三命消息赋》二卷，有王廷光、李仝、释昙莹、徐子平四家的注解。如今考察《永乐大典》所载，共有两种本子：一种就是徐子平注本，另一种就是此本，只题释昙莹的名字，但王廷光和李仝的说法都收在其中。或许钱氏所见的本子，是后人辑录四家的说法合成一书，所以题署的撰注者姓名彼此不同。又或者，此本是昙莹撮取王廷光、李仝的注释，再附上自己的说法，因此文中兼涉两家？王廷光的书进呈于宣和癸卯年，昙莹的书成于建炎丁未年，比王廷光晚五年，可知不可能是他与王廷光等人共同作注。并且卷首董巽、楚颐的两篇序，也只称昙莹一人，那么应当以《永乐大典》单独题署昙莹之名为正确。书中的说法往往把命理附会到易理上，似乎不如徐子平注本明白切实。不过，像其中列举的王廷光推演命限一条，就颇为精确；昙莹自己论述孤虚一条，也有值得采纳之处。它与徐氏的书并行流传，也可以说是相互辅佐、各有价值。上卷之中，三家的注释都收录了；下卷之中，则昙莹的注释较多，王廷光和李仝的注释较少。又昙莹的自序把李仝、郑潾并称，但卷中没有一句提到郑潾，怀疑是传抄时脱漏，或者《永乐大典》有所删节，也不能确定。王廷光和李仝的爵位、籍里及事迹，都无从考证。李仝的名字，《读书敏求记》写作“同”，晁公武《读书志》写作“全”，也不能详知哪个正确。昙莹号萝月，是嘉兴人，因谈论《易》在当时很有名。洪迈《容斋随笔》记载了他，称他为“易僧”。他用易理来解释命理，大概就是由此而来。△《三命指迷赋》一卷（《永乐大典》）旧本题为宋代岳珂补注。岳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经著录。其他著述如《愧郯录》《桯史》《金陀粹编》《宝真斋法书赞》《玉楮集》，都还有传本，唯独没有听说他有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只有《桯史》中有岳珂与盲人杨艮讨论韩侂胄禄命，以及讨论幕官袁韶禄命的一条记载，所说颇为详细。由此看来，岳珂也很讲究这件事，或许是术士因此借他的名义托称此书[疑“钦”为“欤”]。元、明以来，各家命书大多引用其中的文字。拿这部书来校勘，彼此也相符合，可知它仍然是宋人所作。《文渊阁书目》载有此书一部一册，叶盛《绿竹堂书目》也有此书一册。可见明初时这部书还存在。如今却早已没有单独成帙流传于世，只有《永乐大典》所录，首尾还完整。现谨慎地采集并校订，编为一卷，附入术数类。书中所论大体专门推崇子平法，对于夹马、夹禄、拱库、拱贵等说法，辨析论述十分详尽，往往是其他各家没有阐发过的，其中拱库一条尤其精细明晰。其他文字意义通达，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只是专门把月建和胎元作为推测的依据，不能当作定论。月建是行运所主，但一定还要结合日、时来参看。人怀胎十个月而出生，固然是通常的期限，然而禀气各不相同，也有超过期限或未满期限就出生的。如果一概以十个月作为限期，就像刻舟求剑一样，未免反而失于支离拘泥；这又要由学者自己加以取舍了。△《星命总括》三卷（《永乐大典》本）。

译旧本题为辽代耶律纯撰。有耶律纯的原序一篇，末尾署统和二年八月十三日，自称是翰林学士，奉命出使高丽商议疆界，因而得到该国国师传授星躔之学，等等。查统和是辽圣宗的年号。《辽史·本纪》记载，这一年没有遣使高丽的事情。辽、高丽二国的外纪只称统和三年下诏东征高丽，因辽泽地势低洼泥泞而停止出兵，也没有遣使商议疆界的文字。辽代显贵官员不出耶律氏、萧氏两族，但遍查列传，唯独没有耶律纯这个名字。大概也是假托之作。《文渊阁书目》载有此书一部，但没有记册数。《绿竹堂书目》记作五册，却又没有记卷数。外间没有其他传本，只有《永乐大典》所载，首尾完整，但计算它的篇页，不足五册的数目，或许叶盛的记载有错误吧。书中有些议论精当，剖析义理，往往能够深入微妙之处，是术数家应当参考的。只是书中所说的“宫有偏正”，立论非常新奇，但用事实验证却多有不合。大概天道深远，不是人所能完全测知的，所以谈论命理，只应掌握其中的大要就停止。如果一味提出奇特的见解，曲意揣测，希望做到无一不合，反而会变得阻塞不通。这是术数家流弊往往产生的原因。读者取其长处而略去繁琐之处就可以了。△《演禽通纂》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这是一部用演禽法推断人的禄命和造化的书。相传说它出自黄帝七玄之说。唐代有《都利聿斯经本梵书》五卷。贞元年间，李弥乾将要到京师时，推算十二星的运行历程，能够预知人的贵贱。到了宋代，又有《秤星经》，推演十二宫的星宿度数来推断吉凶，也认为它出自梵学。晁公武《读书志》又载有《鲜鹗经》十卷，以星禽推知人的吉凶，并说明人的性情和嗜好。论者说它本是神仙之说，所以收入《道藏》。这些书都已经失传。详细追溯其源流，大都成为讲演禽法者所尊奉的祖本。如今世上也颇有通晓这种术数的人，他们认为此术本出于明代刘基。但其中如《甲子宝瓶》之类，名称与回回历所载相近，似乎它的源头也出自西域。大概这就是《秤星经》《鲜鹗经》的支流，传授者忘记了它的来历，于是全都归到刘基名下，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此书上卷记载三十六禽的喜好吞咽、干支取化，以及旬头、胎命、流星十二宫行限入手的方法；下卷为《鉴形赋》，详细论述贫富、通达、夭折、长寿、吉凶和变化的道理。书中的文辞是俗师拼凑编集而成，大体鄙俗浅陋、缺乏文采，但它的方法承传已久，可以同三命之学相互表里，所以保存下来，以备一家之说。至于《鉴形赋》，世间有时另编为一书，称为《星禽直指》。实际上，上卷提出纲要，下卷完成其具体运用，两部分的说法相互补充。现在仍合为一集。△《星学大成》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万民英撰。万民英字育吾，是大宁都司人。嘉靖庚戌年进士，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出任福建布政司右参议。这部书采集旧时星学家的说法，按次序编排，间或加以注释和论断。卷一称《星曜图例》，卷二称《观星节要宫度主用十二位论》，卷三称《诸家限例琴堂虚实》，卷四称《耶律秘诀》，卷五至卷七称《仙城望斗三辰通载》，卷八称《总龟紫府珍藏星经杂著》，卷九称《碧玉真经邓史乔庙》，卷十称《光矞渊微星曜格局》。对于星命家流传的古法，无论细小或重大都没有遗漏，可以说极为完备。自来谈论术数的人，只有章世纯所说的“其法有验有不验，验的是人的智谋所能达到的，不验的是天道的微妙所在”最为恰当。然而术数家一定要追求事事应验，所以往往另出途径来测算，途径越多，反而越不能命中。其中尤其难以相信的，莫过于“乔庙”一说。此说认为火、土二星相反而又相成：白昼火星位于参、轸以及箕、壁便没有灾咎，反而是大吉；夜间土星位于角、斗以及井、奎，降福也是如此。他们不知道五行的道理只在于生克关系。例如季末之土坐落在凋零的木上，本来就要借助木的疏通；旺盛的火临于水流细弱的地方，也反而乐于得到水的滋益。至于冬天火星处在水的方位、春天土星处在木的方位，难道可以只看作“乔庙”而断定为吉吗？况且土虽旺盛，木却已经被它深深埋没；火即使炽烈，水也已经担心被烤干。在一方面有利，就会在另一方面不利。这些都是喜好标新立异、追求应验，却不考虑五行生克原因的说法。万民英对于这类内容，大体沿袭旧说，没有能够驳正其中的谬误。而且如今五星的运行度数与古代相比，岁差已经不同，也很难断定它们完全相合。不过，这部书汇集各家说法，其中有许多术数家不传的根本内容，确实是五星术的大全，与子平家的《三命通会》并行而不相违。后来讲果老术的人相互参校考证，一定要从这部书中取材。《明史·艺文志》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把这部书说成陆位所撰，另列万民育《三命通会》十二卷。如今查考此书卷首自序和凡例，确实是万民英所撰。《艺文志》大概沿袭了黄氏的错误，所以仍以万民英之名著录。△《三命通会》十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卷首只题“育吾山人”。《明史·艺文志》有万民育《三命会通》十二卷，与此本卷数相同，只是把“通会”写成“会通”，略有不同。考察世间流传的《星学大成》一书，是万民英所撰。万民英字育吾，与此本题署相合，因此此书也应当出自万民英之手。《艺文志》大概误把民英写成民育，又把“通会”二字传抄倒置了。明代以来，谈论星命的人都把此书作为总汇，几乎家家都有。书中所载做官者的生辰八字，往往涉及明代末年的人，大概是后来书坊刻印时掺入的，已经不是原貌。然而它阐发子平遗留下来的方法，对于官、印、财、禄、食、伤等名义，用神的轻重，以及各种神煞所关联的吉凶，都能采集众说而取得精要，所以一直为术数家所使用，确实有不能仓促废弃的地方。至于它立论多取正官、正印、正财，却不知道偏官、偏印、偏财也能发挥作用；知道食神能够吐秀，却不知道伤官也可以显出奇异作用，这就是它见解偏执，尚未圆通透彻之处。而且胎元等说法用于今天，也有很多不应验。研究命学的人只应掌握它的大意，再加以变通即可。

译至于它所引用的《珞琭子》，与如今《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完整本子，文字相差很大。可见当时秘藏的册本仅仅保存下来，外间无从看见，于是误信了假托的本子，原本也不足以成为指责它的理由。△《月波洞中记》二卷（《永乐大典》本）。查《月波洞中记》见于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的有一卷，称老君在太白山月波洞记下此书，共九篇。晁公武《读书志》也载此书一卷，序中称唐代任逍遥在太白山月波洞的石壁上得到它，共九篇，是相形术，和《艺文略》所记相合。《宋史·艺文志》载有《月波洞中龟鉴》一卷，又有《月波洞中记》一卷，都没有撰写人的姓氏。它们究竟是同一本书的不同名称，还是两种本子分别流行，已经无法考证。历来术数家也很少引用它，只有《永乐大典》所载还保存着。核对它的体例，大概仍是依据宋代刻本录入的。书中还有原序一篇，称老君题写在太白山鸿灵溪月波洞中七星南龛的石壁之间。其说法与《艺文略》相合，但序中没有提到任逍遥的名字，因此也不是晁氏所见的旧本了。序末又题赤乌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考察相术从《左传》起就已有记载，但序中却只称钟、吕二位真人。钟离权出生于汉代，他的事迹已经很渺茫；吕真人则是唐代的吕洞宾，传记记载明确。三国时代的人怎么能够预先知道他们的姓名呢？况且赤乌这个年号总共只有十三年，又怎么会有赤乌二十年呢？这明显是没有学识的人假托附会之作，其中的荒诞大概不值得再加以辨析。只是它所论的相法，比后来流行的俗本较为精细明晰，必定有所传授。篇目从《仙济》到《玉枕》共九章，文辞也颇为古雅深奥。大概就是郑樵、晁公武所说的九篇，怀疑原本实际上只到这里为止。各家著录所以都称一卷，九篇以后或许是后人增补的，也未可知。不过它流传已久，如今也不再删削淘汰。因为篇页稍多，分为二卷，以便阅读浏览，同时略微显示原本与续入部分的区别。△《玉管照神局》三卷（《永乐大典》本）。旧本题为南唐宋齐邱撰。宋齐邱字超回，后来改字子嵩，是庐陵人。起初以平民身份侍奉李昪，被授为殿直军判官，升任右司员外郎，屡次升迁至同平章事，兼任知尚书省事。李璟继位后，他以太傅身份兼领剑南东川节度使，封楚国公。不久获罪被废黜，自缢而死。事迹详见《南唐书》本传。宋齐邱生于五代纷乱的时代，以权谋诡诈自得，尤其喜好术数。凡是凭借星象纬候、青乌、姑布、壬遁等术数投奔门下的人，常有几十人，他都丰厚地资助他们。这部书专门论述相术，怀疑就是他门下宾客所编撰，假借宋齐邱的名字流传于世。《宋史·艺文志》、焦竑《经籍志》都称《玉管照神局》二卷，书名与此本相同。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玉管照神》，没有“局”字，而且只有一卷。怀疑陈振孙所见的本子并不完整。吴任臣《十国春秋》则记载宋齐邱有《玉管照神经》十卷，名称略有不同，卷数也与《宋史·艺文志》不合。钱曾《读书敏求记》的记载，则与《十国春秋》相合。钱曾又称，上局所论都是人的体貌，有形状可以看见，所以称为阳局；下局所论都是形体之外的内容，没有形象可以观察，所以称为阴局。他对书的体例说得很详细。此本为《永乐大典》所载，大旨都是根据形状立论，与钱氏所说有阴、阳二局并不相合。怀疑此本就是《宋史·艺文志》所称的二卷本，因此与十卷本有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吧。术数家的书被后人加以修饰、增删，彼此抵牾，往往就是这样，不值得深究。只是其中的议论颇为精细明晰，所取各书尤其多是世间未曾见到的，仍属于传承下来的旧文，所以略加订正，整理为三卷，录存以备一家之说。△《太清神鉴》六卷（《永乐大典》本）。旧本题为后周王朴撰。这是一部专门论述相法的书。考察王朴曾侍奉周世宗，任枢密使。周世宗用兵，所向无不取胜，其中有很多是王朴筹划的功劳。欧阳修《新五代史》称王朴为人明敏，多有才干，不只是当代政务，至于阴阳、律法等学问，也没有不通晓的。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说王朴涉猎广博，星纬、声律等无不竭力研究[原文“渭”疑为“谓”]。但这些记载都没有说他擅长相法。而且本书前面有一篇自序，称自己离开林屋洞下山三年，搜集编纂古今资料，编成此书。考察王朴家世在东平，后来入仕中朝，游历踪迹从未到过江左，怎么会有隐居林屋山的事情？它是假托无疑。大概王朴因精通术数而闻名，所以世间流传的奇异诡怪之事，往往都归到王朴身上。例如《玉铚默记》所载，王朴与周世宗微服出行，半夜到五丈河边，看见火轮小儿，便知道宋朝将要取代后周；这件事极其荒诞，不可信。但小说家反而喜欢津津乐道，编写这部书的人也就应该是借王朴的名字来流传此书。不过书中所引用的各种书籍篇目，大多是宋代以前的版本；它综合考核数理、剖析义理，也有许多切中要害之处，怀疑也是宋人所作，不是后来的术士胡乱议论。《宋史·艺文志》没有记载此书，各家书目也很少著录，只有《永乐大典》中散见一些文字。虽然其中偶有缺漏脱佚，但搜集整理、排比编次后，仍可得到原书的十分之七八。谨慎地汇辑成编，整理为六卷。王朴的名字则删去而不题，以消除假托之处。△《人伦大统赋》一卷（《永乐大典》本）。

译金代张行简撰写。张行简字敬甫，是莒州日照人，礼部侍郎暐的儿子。大定十九年考中进士，历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太傅，死后追赠银青荣禄大夫，谥号文正。他的事迹详见《金史》本传。张行简世代担任礼官，对天文、术数方面的学问都很用心研究。《金史》称他的文章有十五卷，礼仪条例汇编有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禘祫、丧葬等礼仪，都有记录；以及《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载，收藏在家中。但唯独没有记载这部书的名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有《人伦大统赋》一册，也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只有《永乐大典》所收内容，都题为张行简撰写，并且有一个名叫薛延年、字寿之的人为它作注，序末署皇庆二年。皇庆是元仁宗的年号，与金代相接，因此其中所说的内容一定不会有误，大概是本传偶然漏载了。这部书专门讲相法，词义相当明白简要。薛延年在序中说，它提纲挈领，不下二三千字，几乎包括了相术的全部内容，条目疏朗通畅而有条理，这确实不是虚夸。只是作者想把自己的术法说得神奇，其中不免有些言辞涉及虚夸。这也是五行家附会说法的常态，不足以作为缺点。至于薛延年的注，虽然推演阐释得很详细，但对于不必作注便能明白的地方，也一概增入，繁冗蔓延过甚，反而难免流于浅陋。原本卷数不多，但检查其首尾，内容完整，应当是足本。金源时期的著述，流传到后世的很少。现在特意加以整理订正，著录在书目中，希望研究术数的人还能由此窥见其大概。——以上是“术数类”中命书、相书一属，共十四部、五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证：相人之术见于《左传》。《汉书·艺文志》的《形法》类有《相人》二十四卷；人的出生时刻与星辰所值及贵贱之说，见于王充《论衡》。《隋书·经籍志》有《杂元辰禄命》二卷，以及《河禄命》三卷。可见这种学说由来已久，只是流传到今天的书，大多是附会、假托之作罢了。谨慎选择其中年代较早、说理较近于合理的几家，著录保存，以显示其大概。这些说法也都以五行为根本，所以古代与相宅、相墓等类别合为一类。现在另立一类，是因为命书讲的是预先知道未来，主要认为命运已经确定、不可改变；其他术数则都说可以趋吉避凶，立论有所不同。） △《太乙金镜式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唐代王希明撰写。王希明的籍贯不详。开元年间，他凭借方技任内供奉，待诏翰林。这部书是他奉诏编纂的，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所以书中多次自称“臣”。但书中推算太乙积年，有的推到宋景祐元年，说明后人已经有所增补，并不全是王希明原来的内容。《史记·日者列传》所载术数有七家，太乙家是其中之一。《史记·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中有一颗明亮的星，是太乙经常居处的星。《封禅书》记载亳人谬忌上奏祭祀太一的方法，称天神中尊贵的叫太一。郑康成认为太一是北辰之神的名称，也有人认为它是木神；屈原《九歌》中也称东皇太乙，因此这个名称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汉书·艺文志》的五行家有《泰壹阴阳》二十三卷，应当就是太乙家的书，但已经亡佚失传。只有《周易乾凿度》记有太乙运行九宫的方法，而今天流传的次序却特意向右旋转，以乾、巽分别为一、九。王希明说太乙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圣人使它错开一个位置，以表示先知的意义。郭璞则说东方和南方地势有缺，所以错开九位来填补它。乐产又说，太乙之理后来被君王得到，用来统治天下，所以错开一位而归于乾。这些说法颇不一致，而且都接近附会，因此黄宗羲甚至斥责它们经纬混乱、运行没有根据。这大概是术家又把各种说法搅乱了。考察它的主旨，是仿照《易》和历法而作。它以“一”为太极，由此产生二目，二目产生四辅，如同《易》的两仪、四象；又有计神，与太乙合为八将，如同《易》的八卦。它以年、月、日、时为纲，以八将为纬，以三基、五福、十精等为经，也如同历法。它的方法是根据八将推算掩、迫、囚、击、关、格等情况，占断内外灾祸福庆；又推算四神所临的分野，占断水旱、战争、丧亡、饥荒、疾病和瘟疫；还推算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卦大运，占断古今的治乱。术士传习这种方法，流传已经很久，所以《汉书》中已经记有“阳九”“百六”的说法。《南齐书·高帝纪赞》所引用的太乙九宫占，从汉高祖五年推算到宋祯明元年，几乎有数百年之久，于是这种术法在世上大为显著。到王希明奉诏编次时，又参照校订各种方法，使它更加详备。看李焘《续通鉴长编》，称夏主元昊通晓蕃、汉文字，曾推算太乙金鉴，可见这部书已经流行到四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它所说的征验，实际上多有错误。例如东周逢遇阳九，却没有涉及夏癸、商辛；少昊、帝舜都以灵神为首出，周代的成王、宣王，唐代的太宗，当时也可以称为天下安定，却说他们和秦始皇一样逢遇百六，这种说法实在无法解释。它所说的凶神、吉星会合，都以分野作为依据，但割裂牵强地加以配合，尤其渺茫而没有根据。所以宋代刘黻也曾批评它不正确。（《宋史·刘黻传》记载，刘黻上疏说：传说太一所临的分野就会有福；近来从吴地迁往蜀地，如果真如这种说法，那么只要刻木维持安定就可以了。如今五六十州，能够安全的不到十几个，福在哪里呢？）大概星平、壬遁之类的术数，推算所涉及的不过一个人、一个时段。普通人的精神志气不能与自然造化相通，因此韩非、苏秦、箕子、斗臣，范蠡、文种、龙蛇等，也偶尔受气数支配而不能逃脱，但这些事情已经是圣人很少谈论的了。至于历代政治的兴盛、衰败、兴亡，真正能够承受天意的根本，实际上在于君主的德行，并以此作为凝聚、承受天命的根本。所以圣王统治天下时，四方蛮荒都宾服，九谷顺利成熟；时令有和气甘露，万物没有灾害疾病。那种太和之气充满天地，自然有使田畴收获、赐予福佑的原因，哪里是推演纪数、追寻本源所能推测的呢？这部书所列的内容，是秦、汉之间纬书的遗存，是关于灾异祥瑞的小术数曲说，不合于正道，理应为圣人所必然斥责。只是因为这种术法是三式之一，流传较古，而且此书又出自唐人，所以把它附录在书目中，并详细加以辨正，用来消除千古以来的迷惑。△《遁甲演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程道生撰写。程道生字可生，是海宁人。讲遁甲的人都把《洛书》作为祖本。但《河图》因称“图”，应当有奇数、偶数的图象；《洛书》因称“书”，应当有文字的形态。所以班固认为《洛书》有六十五个字（见《汉书·五行志》），刘向认为有三十八个字，刘歆认为有二十个字（都见《尚书正义·洪范篇》），这些都是西汉以前以来《洛书》没有图形的明证。如果像宋代以后流传的四十五个点的图形，和《河图》没有区别，那么就应当叫《洛图》，不应当叫《洛书》。考察《大戴礼》记载明堂古制，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文字，这就是九宫法的起源；《易纬乾凿度》记载太乙运行九宫，尤其详细，遁甲之法实际上就是由此产生的。方技家不知道寻求它的源流，所以妄自托名。它的方法以九宫为根本，以三奇、六仪、八门、九星为经纬；根据它们加临的吉凶，来决定趋吉避凶。因为太阳在乙日出生，月亮在丙日明盛，丁代表南极、为星之精，所以乙、丙、丁都称为“奇”。甲本是阳气之首，戊、己以下的六仪分别附丽于它，用来配合九宫，并起用符使，因此称作“遁甲”。它关于离、坎分宫，正授、超神，闰奇、接气等说法，与历法、音律相通；开、休、生三门取北方三个方向，与太乙相通；龙虎蛇雀以及刑、囚、旺、墓的意义，不外乎乘、承、生、克，与六壬、星命之术相通。至于风云纬候，也无不包括在内。因此，把它说得神奇的人，认为它出自黄帝、风后以及九天玄女。它的这些假托，本来不必辨析。但在各种方技中，它最有条理。考察《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只有《风后六甲》《风后孤虚》，对于奇门遁甲还没有明确记载。到梁简文帝《乐府》中，才开始有“三门应遁甲”的说法；《陈书·武帝纪》中，遁甲之名于是见于史书。这种学说大概在南北朝时兴盛起来。《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伍子胥遁甲文》《信都芳遁甲经》《葛秘三元遁甲图》等十三家著作，它们的遗文世上大多看不到。唐代李靖有《遁甲万一诀》，胡乾有《遁甲经》，都见于史志。到了宋代，传述这种学说的人更多。仁宗时期，曾下令修撰《景祐乐髓新经》，叙述七宗、二变，汇合古今音乐，并参照六壬、遁甲；又命司天正杨维德撰写《遁甲玉函符应经》，并亲自为它作序。所以当时壬遁之学最为盛行，直到今天谈论术数的人还大多引用它。后来好奇的人借它来谈论军事，于是出现了靖康年间郭京一类人，以妖妄之说误国。后人又把道家的符箓之法搀杂进去，使它更加怪诞，无法考究。于是六壬盛行，而遁甲之学几乎废弃。究其根本，遁甲与六壬相通，六壬对于人事更切近，遁甲在天文方面更优长，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世上流传的《五总龟烟波钓叟诀》，还略微保存了它的梗概。这部编书主旨简约、文辞周备，对于使用三奇、安排闰法的要点，讲得相当详细。至于论述本命、行年，认为应当乘用本局中的吉星，使其处于生旺状态，这种说法也是其他书所没有涉及的。保存它，是为了作为三式之一供参考，大概也是五行家不应废弃的内容吧。△《禽星易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池本理撰写。池本理是赣州人。《明史·艺文志》记载，他所著有《禽遁大全》四卷、《禽星易见》四卷。这个本子只作一卷，大概是传抄者合并而成的。禽星的用法不止一种，这部书专门取七元甲子局，用翻禽倒将的方法推算时日吉凶，以便使用。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始于张良，本于风后《神枢鬼藏》的宗旨，是兵家的秘密传授；这大概是好事者附会的说法，实际上对于一切人事的得失和趋避都可以占测。至于行军扎营、设置营寨的吉时，只是偶尔涉及。它论述禽宫的性情、喜好、吞咽、进退、取化等道理，比其他书简明。又把时禽、日禽作为彼我双方共同使用的禽，专门取翻禽为我方，倒将为彼方，这是它独到的解释，尤其值得采纳。只是没有记载治曜，和其他书较为不同。至于把斗木解释为蟹，所以说它的性情最为柔弱、安静而安闲，并不是獬豸的“獬”，这也足以订正星家文字上的讹误。保存它，与六壬、遁甲诸书互相参看，仍不失为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御定星历考原》六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起初，康熙二十二年，朝廷命群臣商议修订《选择通书》，与《万年书》一同颁行。但两部书没有统一，其他内容仍沿袭旧说，也有许多没有改正。这一年，因而简选熟悉数学、音学的诸臣，在内廷蒙养斋编纂算法、乐律等书，于是又取曹振圭的《历事明原》，奉诏命大学士李光地等重新考订，编成这部书。全书分为六目：一是《象数考原》，二是《年神方位》，三是《月事吉神》，四是《月事凶神》，五是《日时总类》，六是《用事宜忌》，每一目为一卷。考察古代制度，对外事使用刚日，对内事使用柔日；所用的日子以占卜确定，而不是选择。赵岐《孟子注》说天时有孤、虚、王、相，这说明战国时期已经逐渐讲究这些内容了。但神煞之说却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易纬乾凿度》有太乙运行九宫的方法，太乙是天上的尊贵之神。《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类也说，应当顺应时令出兵，推算刑德，跟随斗柄所指，借助五行相胜，并假借鬼神作为助力。阴阳家类又说这种学说出自羲和之官；拘泥的人采用它，就会被禁忌牵制，拘泥于细小术数，舍弃人事而任凭鬼神。因此神煞之说从汉代起就已经盛行了。鬼神本于阴阳二气，二气化生为五行，以相生相克作为作用。得到相生之气的神就是吉神，得到相克之气的神就是凶神，这也是自然的道理。至于给各种神分别命名，虽然看起来似乎没有根据，但万物本来没有名称，所有名称都是人加给它们的；例如周天列宿各有名称，也是人加上去的，并不是它们本来就有的。因此所谓某神某神，不过是借名称来记识方位、区别性质罢了，不必因为字面而妨害其本意。历代方技家传下来的说法并不一致，辗转增益，越来越繁杂；总的说来，不违背阴阳五行之理的，才比较接近正确。这部书删简各家说法，删去粗鄙悖理的内容，概括其中的纲要。对于顺应天道、便利百姓的用途，大圣人对待百姓，总是事事希望他们趋利避害，没有一点做不到。△《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乾隆四年奉诏撰写。

译过了三年书告成，进呈皇帝审定。全书包括本原二卷、义例六卷、立成一卷、宜忌一卷、用事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以及附录、辨讹各一卷。它把术家附会而不合常理、繁琐而多有妨碍的说法，全部依据四时五行生克、衰旺的道理加以订正。钦天监原有《选择通书》，体例杂乱，动辄互相矛盾。圣祖仁皇帝曾编纂《星历考原》一书，用来纠正其中的错误，但《通书》旧本还没有改定；这部书于是逐条驳正，以消除众人的疑惑。例如《通书》所载子月、巳月天德的错误，五月、十二月月恩的错误，甲日丑时为喜神的错误，正月庚日、七月甲日为复日的错误，以及九空、大败等日的错误，都逐条分列、详细剖析，指出它们的谬误。至于男女合婚嫁娶的大小利月，以及各种妄自托名许真君《玉匣记》的荒诞无稽说法，则一概删去。在趋吉避凶之中，保存了尊崇正道、排斥邪说的意义。这样可以破除拘泥和禁忌，确实足以便利百姓、引导百姓。至于御制序文，特别标明敬天的纲纪、敬地的方位这两层意义，并认为人的祸福取决于是否敬畏，于是借助习俗加以启发引导。尤其可以看出圣人诱导百姓、启发世人，使他们明白趋吉避凶的道理，深刻而切实。——以上是“术数类”中阴阳五行一属，共五部、五十五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证：五行所主的吉凶见于《洪范》，大概是用来验证人事的得失，反过来探求其根本，并不是推测祸福、预先谋划趋避。后世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于是成为术数所凭借的说法。《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召集占卜者讨论娶妇的日期，其中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文家、太乙家，共七家。《汉书·艺文志》把它们合并为阴阳、五行两家；兵家中又出现阴阳十六家。阴阳家所列的各种书，已经不太能够考察。《隋书·经籍志》以后，只有五行家而没有阴阳家。大概这两家的道理本来就互有相通，后来流派合为一体，学习这些技艺的人也不能再分别清楚了。现在总题为阴阳五行，是为了保存旧有的分类名称；书籍则大略按类别聚集，不再琐细地区分。）

译卷一百十　子部二十 ○术数类存目一 △《正易心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为宋代麻衣道者撰写，共四十二章，每章四句，每句四言。又题作希夷先生传授并加以阐释。《文献通考》载李潜的序说，是从庐山异人那里得到的。马端临注说，有人认为作者是许坚。书中又载有张栻的跋，张栻也相信这是陈抟传下来的。只有《朱子语录》说，这部书的文辞和思想都平凡浅近，不像一二百年前的文字；例如所谓雷从天下发出、山从天上坠落，都是没有道理的妄谈。所谓一阳在子月产生，却在卯月应验，只是术家的小术数。所谓经过破体炼制就能成为全体，是炉火炼丹的末流技艺。所谓人间万事全都是虚假聚合，是佛教徒的幻妄言语。这部书一定是近年术数末流之人，把道听途说以及老子、佛教、医术、卜筮各家学说中鄙陋的内容拾取拼凑起来而成的。后来过了二年，朱熹任南康守，有个前任湘阴主簿戴师愈前来求见，谈话中就说到了《麻衣易》。于是又追问他，果然像是这位老人所作，正想赶快写信告诉敬夫，可敬夫已经去世了。当时当涂太守李侍郎寿翁很喜欢这部书，立即写信来，说：“正如您所说，如果这个人能够写成这样的书，也是我所希望见到的，幸望替我把他引荐来。”戴某不久也死了，而寿翁也得到许可西归了。他又说：《麻衣易》是戴师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的第二篇跋文，说的就是这个人。我昨天亲自见到他，他非常称许这部《易》，认为是从隐士那里得到的，问他隐士是谁，他却不肯明说。我恰好到了他家，看见有一册杂录，原来是戴公亲自写的，里面的话都和《麻衣易》的说法相类似。等戴公死后，他的子弟把所谓的《易图》拿来，我才知道确实是戴公自己所作。看这两条记载，那么这部书是伪造妄作，就很清楚了。△《翼玄》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行成撰写。张行成有《易通变》，已经著录。查张行成进献此书的奏状说：起初得到邵氏的书，后来又得到司马氏的书，潜心思考、竭力探索，很久以后才贯通其理[原文“贯勇”疑有讹误]。拿它来考察《易》，没有不相合的地方。于是撰写《翼玄》十二卷，用来阐明扬雄的《易》。又说：扬雄作《太玄》，义理根本出于《连山》。从蓍策来说，《易》用七、二，这是阳数中最少的；《太玄》用三、三、三，五和六相合为十一，再加三天。从卦象来说，《周易》以八为体、以六为用，是天包容地的数；《太玄》以四为体、以三为用，是地承受天的数，等等。这大概就是所进献的七种《易》书之一。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没有见到。”现在查《永乐大典》还保存着它的本子，但《太玄》本已属多余，《翼玄》更是画蛇添足了。△《太玄别训》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斯组撰写。刘斯组有《拨易堂易解》，已经著录。这部书解释扬雄的《太玄》，分别用韵文阐发其中的意义，意图用深奥奇崛的文辞来与扬雄相匹配。然而原书的词义已经深奥艰涩，本来就需要注释；注释又写得冷僻难懂，使人无法理解，这样的注释又有什么取用价值呢？△《皇极经世书类要》九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锺过撰写。锺过字益斋，庐陵人。这部书作于咸淳年间。吴应丑作序说：锺君把邵子的书分类编排，图就是书，书就是图了。他分类的项目有“道”“太极”“阴阳”，并把外篇的文字分别附在各类之后。考察《皇极经世》的外篇，本来是邵子门人所作的解说，所以张行成也另行编次。这部书只是搜集材料、排列编纂，根本没有什么发明，更比不上张行成探求隐微的功夫。△《皇极经世节要》（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浙江《遗书目录》题作元代周爽撰。查朱彝尊《经义考》记载《经世节要》为宋代周奭所著。周奭是湘乡人，乾道年间曾与胡安国、张栻交游，潜心研究《易》，等等。这样看来，应当是周奭而不是周爽，是宋人而不是元人。然而书中推算元、会、运、世，一直推到明嘉靖辛巳年登极、壬午年改元，那么它又不是周奭的旧本了，大概是明人增补进去的。△《皇极经世书说》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代朱隐老撰写。朱隐老字子方，号潜峰，丰城人，是洪武年间大学士朱善的父亲，大约是元末明初的人。朱隐老认为邵子的《皇极经世》义理旨趣深奥，学者仓促之间不能领会其说，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训释解说。凡是邵子没有说到的地方，他都斟酌各家意见加以论定；至于邵子自己已经论说的地方，他又姑且选取极其浅近的道理加以指示，希望读者容易找到入门和边际。然而邵子作这部书，大旨在于推步计算；朱隐老却多讲义理，对于数学很少有所发明，因此仍然没有掌握它的纲领。△《皇极经世书传》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畿撰写。黄畿字宗大，香山人，是黄佐的父亲。这部书有黄佐的附记说：《皇极经世》没有完整的书本，先君从道藏中得到，亲手抄录下来。现在《性理》所收载的只是蔡西山的《指要》，不是全书。祝泌把泰卦作为元卦，六十四卦都用四爻，这和邵子不同，廖应淮的《元元集》也采用这种说法。只有朱隐老才开始遵循原书宗旨来作解说，但仍未完备。先君从成化乙巳年隐居在粤洲草堂开始，才领悟到气有六变，体分为四，用九则有三十六宫，用六则有二十四闰；声音、律吕方面，圆形的唱与方形的和相互配合，然后乾、坤、坎、离四卦才得以运用，天地万物的道理于是贯通为一。他又说，凡是注释中有所不足的地方，黄佐便附上自己的浅见，这些内容讲的是推步。年、月、日、时、分、秒，以及昼夜的进退，积累而成一元的消长，就命令算工来补足其中的缺漏。既然如此，这部书就是黄佐续成的了。又说黄畿有自序，但这个本子没有，大概是在传抄过程中散佚了。△《皇极经世心易发微》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向春撰写。杨向春字体元，号野厓，普洱人。这部书推演《皇极经世》的旧说，建立占卜的方法，只论干支之间的生克以及五行的制化。它大概是方技家的说法，并不是解说《易》的书。作者自称此书为六卷，但隆庆二年邓世芳的序称为八卷，和这个本子相合。根据邓世芳的序，这部书第一次在大理刊刻，第二次在京师刊刻；后来到了武定，又把前两次刊刻中不完备的地方汇集起来重新刊刻。大概自序是在初刻时写的，这个本子则是增补修订后的版本。△《皇极经世考》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徐文靖撰写。徐文靖有《禹贡会笺》，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列出邵子起算的方法，概括为两幅图：一叫“数皆不离於五图”，一叫“皇极经世一元图”，都是概括王湜《节要》的内容绘制的。末尾附有《三十六宫解》，引用郑康成《乾凿度注》和《黄帝素问》中太乙游九宫的说法作为证明。这些内容都是因为论述邵子的学说时偶然涉及，所以顺带论及；它的主旨则是用《竹书纪年》驳斥《皇极经世》纪年的错误，上起唐尧甲子，下至秦始皇甲寅，详细列出干支，考订其中的异同。考察顾炎武《日知录》，他详细论述说，自王莽以前，古人不用甲子来命名年份，并且逐一引用《尔雅》《周礼注》《左传》《史记》《吕氏春秋》、贾谊《鵩赋》《汉书》以及许慎《说文》来考证，论据十分清楚。现在的《竹书》不用岁阳、岁名，却像后世那样题作甲子，这正是明人作伪的证据，并不是汲冢旧文的证据。邵子的学问无所不窥，而他推算历代帝王年数，却没有一项不与《竹书》相违，竟然没有一句考订纠正的话，这又是今本《竹书》出得晚、邵子没有见过它的证据。徐文靖不因《皇极经世》而怀疑《竹书》，反而用《竹书》来攻击《皇极经世》，大概是文人喜爱奇异、嗜好博闻，却没有加以详细考察，终于颠倒了是非。毛渐的《三坟》，除了郑樵以外，宋代以来人人都知道它是伪书，而徐文靖竟然据此编作《竹书前编》，他相信《竹书》也还是同样的道理。△《洪范九畴数解》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熊宗立撰写。熊宗立有《素问运气圆括定局立成》，已经著录。朱彝尊《经义考》记载这部书为八卷，与这个本子不符。但朱彝尊注说“没有见到”，恐怕是传闻中的讹误。起初，蔡沈作《洪范九畴数》，没有完成就去世了。现在收入《性理大全》和《永乐大典》的本子都不是完本，所以天台谢无楙作序说，蔡沈寿命不长，解释数理的部分没有完备，仍然留下遗憾。熊宗立为这部书作训释，又根据蔡沈的方法加以扩充。比如蔡沈书中解释数理的文字，只有“潜”这一数的解释，其余地方只是空标出“数曰”二字，却都缺少正文；熊宗立便一一补写出来。又如蔡沈以“原、冲、从、公、中、用、分、戎、终”九数作为九畴的纲领，熊宗立就据此加以重演，分别推衍为八十一数；如同焦赣《易林》由一卦推演出六十四卦的例子，排列编缀，于是成为一部完整的书。书中的注释推演阐发《易》的义理，曲折地相互比附，从各方面牵强联系，使它形成一套道理，也颇能自行申说其观点。只是没有注明哪些是蔡沈的原文，哪些是熊宗立续补的文字，体例庞杂，毫无头绪；如果蔡沈的原书还保存着，几乎就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是谁作的。这也是明代以来刊刻古书者长期形成的习惯。△《洪范图解》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韩邦奇撰写。韩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经著录。这部书依据蔡沈《洪范皇极》的内篇、外篇重新作图解，在每一畴所分的九个字下面附上判断语，使占卜的人容易明白。它用揲蓍的方法，和《易》的蓍卦相同。所说的休咎，都以《洪范》为根本，也和《易》的卦象相互表里。大概万物都离不开数，而数又离不开奇偶，所以随意牵合，没有不相通的地方。△《洪范皇极注》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经纶作注，国朝汤倓增注。李经纶有《礼经类编》，已经著录。汤倓号漫湖，南丰人。李经纶先为这部书作注，题名《范数观通》，汤倓又改成现在这个书名。书中凡是称“漫湖曰”的，都是汤倓的说法。书的第一卷记载揲法、筮占以及辨析诸说的条目，以下分为内篇、外篇，末尾附缀范数的分类，每卷都配有图，大概专门为占筮而作。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李经纶有《诗教考》，极力驳斥王柏的学说，删改圣人经典，大概也是一个好标新立异的人。这部书朱彝尊没有记载，不知道原本有多少卷；中间又经过汤倓改定，大概也不是李经纶的旧稿了。△《皇极数钞》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陶成撰写。陶成是南城人，康熙己丑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把《洛书》与《河图》印合起来，再推演其中的数来占卜。上卷采集蔡沈的说法，下卷采集李经纶的说法，并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推衍。大旨是把一重为三，把三重为九，九再与一合为十，以此贯通河洛之数。奇数和偶数相乘，没有不能构成数的。陶成却贸然说，蓍草生长时，每一茎有一百根，可以作为大衍之数的有两部分；筮《易》已经用掉其中一部分，怎么知道不是储存另一部分，等待蔡沈的数筮来使用呢？这是剽窃《易》的旁支学说，俨然想用来与《易》相配了。蔡沈的说法怎么可以和羲、文、周、孔相提并论呢？△《洪范皇极补》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世衢撰写。刘世衢字何甫，永新人。这部书成于康熙甲子年。他认为蔡沈《洪范数》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谢无楙的注释也不够详备，于是补作图数释二篇、序数释三篇、对数释一篇。“蒙数”原本缺少畴传，“豫数”原本缺少注释，都一一补上；又补写了九个小数的文字。书中凡是低一格的文字，都是刘世衢续补的。原书为四卷，另把凡例、杂论、原序以及各图数的总名合为一卷，置于书首；又把五行等十二图以及他的弟弟世履所作的《五六天地之中合赋》一篇合为一卷，附在书末。△《易范同宗录》（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李灝撰写，李灝字柱文。卷首自己署名“南丰”，前面又有雍正丁未年自序，后来又署名“嘉禾”，其中原委没有详细说明。他的学说取刘歆所谓《河图》《洛书》相互经纬的意义，把《易》和《洪范》合为一体，分成三篇：第一篇叫“河洛”，是总纲；第二篇叫“易卦”，第三篇叫“范数”，是两个分目。“河洛”列出图书表里关系的图；“易象”列出伏羲卦图、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最后附上揲法、占法；“范数”列出箕子的《洪范》、九峰蔡氏的《洪范》、寅清李氏的《洪范》，附上他所作的数词，又附上改定的蔡氏占法。图书之说本来就纷杂极了，把《洛书》牵合进来解释《易》，已经属于附会，又一定要取《洪范》来和《易》相合，他的学说于是更加枝蔓。而且把《易》看作蓍筮，把《洪范》看作龟卜，这又是根据龟文之说拼合为一体，在古代同样没有依据。△《洪范补注》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士权撰写。潘士权有《大乐元音》，已经著录。这部书增补蔡沈的著作，在原书之外又增添了许多内容。第一卷是畴词，蔡沈原本从“潜”以下只有“数曰”之类的文字；从“其理曰”以下则完全没有，都是潘士权增入的。第二卷是蔡氏内篇，分章析节，阐明它的主旨。外篇三卷都是潘士权所撰，把蓍筮、龟卜、五行、卦气、声音、律吕交互起来论述。△《易十三传》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朱彝尊《经义考》也说不清楚是谁作的，只知道是嘉靖年间的人。它的说法是把乾卦上九爻作为一传，接着取姤卦和大过卦的十二爻，每一爻作为一传，合计十三爻，共成十三传；每传都用历代纪年加以证明，大概是仿照《皇极经世》作成的。然而对于六十四卦相互生成的图，它又不采用邵子的说法。邵氏《博闻见后录》记载有一个叫邱濬的人，用《易》数推算元丰元年应当是丰卦，我猜想他的学问大概就是这种方法。其中的论述大多穿凿附会，对于历代事迹也都牵强比附。这不过是术数家的支流杂说，与经义没有什么关系。△《性理三书图解》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韩万锺撰写。韩万锺有《象纬汇编》，已经著录。这里所说的“三书”，是《易学启蒙》《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这三部书原本都没有“性理”的名称，韩万锺大概因为永乐年间编修《性理大全》时收载了这三部书，所以沿用后来“性理”的名称来追题。原序称，他在《启蒙》中辨析主遇卦之卦的不同，在《律吕》中辨析管孔的差异，在《皇极》中辨明止戎的错误，阐明象数和占筮的意义。现在考察这部书，在《启蒙》考变占的三十二图中，每一爻都从一爻变到六爻；六爻皆变的，则按照爻位逐次列出，并在下面各自附上爻辞。这大概是依据韩邦奇《启蒙意见》而作，只是更加繁复。它对于遇卦之卦并没有什么发明；律吕中关于管孔的说法，仍然径一围三，是最粗疏的比例，完全没有加以纠正。至于燕乐字谱，大吕、太簇、夹钟、清声各用五字，并用上下位置加以区别。这是唐、宋相传的旧法，所以取夹钟作为二十八调的标准。韩万锺对于四清只列黄钟、太簇、夹钟，却遗漏了大吕清声，又说旋宫的方法尚未考定，可见他对于燕乐还茫然没有依据，更何况雅乐呢？《皇极内篇》把八个“戎”作为系分，小数纵横排列，次序应当是悔、凶、休、祥、平、灾、咎、吉、吝。刊本误把“止”的纵数列作“戎纵”，韩万锺根据数理加以订正，这一考订是正确的。然而蔡沈这部书并不是圣人所作的《易》，《御定性理精义》已经以僭越经典斥责它，世人也没有拿它来占卜的，因此它究竟错误与否，实在没有必要深入辨析。△《范衍》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钱一本撰写。钱一本有《像象管见》，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圣人以书契叙述九畴，以龟甲裂纹作为卜法。后世重视蓍筮而龟卜失传，《太玄》《皇极》都依据《洛书》而作。朱子批评它们是零星拼凑，于是摹仿《易》象，想从龟卜中探求《洛书》的旧说。它符合原有数理，以此作为兆象，综合九章来考察占验，推演成繇辞，并且自己作了音释。卷首列有衍法，仿照《灵棋经》的体例而略加变化。又把九畴数理的意义总论附在卷末，他的意图是补充蔡沈书中没有完备的地方。然而蔡沈的书又何必补充呢。（谨按：推演《洪范》始于蔡沈，所以凡是因袭蔡沈之书而作的著作，都大致按这一类编次。只有这部书以及顾昌祚、舒俊鲲的书，虽然以《范衍》《衍范》《洪范图说》为名，却各自有不同于蔡氏的说法，所以仍然按照作者所处的时代编排。） △《太微经》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文翔凤撰写。文翔凤字天瑞，号太青，三水人。万历庚戌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他撰写此书，大概是想仿效《易》，全书分为四经、十二赞、十二图、六十四纬、四表，共一百篇。卦画用白、黑代替连画和断画，每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始于四象，重之为十六星，参之为六十四傃、三百八十四斯。又把卦画相参，作“十”、作“乂”、作“┴”、作“┬”，共得到策数二万四千五百六十。用参两之法乘《河图》之数推算，得到日数十八万兆；用太微的变爻与太玄的变爻交相推算，得到月数一万亿兆。四经：第一名为《昱经》，用来规范天道；第二名为《廱经》，用来规范王道；第三名为《尧经》，用来规范圣道；第四名为《颢经》，用来规范神道。把四经会合八卦，排列在赞图中，再与纬表相合，共二十卷。全书大意认为周子《太极图说》说“无极”不妥，所以依据《虞书》中“道心惟微”的话来命名。又认为扬雄《太玄》虽与历数相合，但与《易》的义理不协调；司马光《潜虚》则错杂无伦；邵子关于开物、闭物的数只推到八万多年，仍然有极限。因此旁通各说，交相阐发，积累二十六年才写成此书，其用功也确实十分勤苦。然而，《易》象的精微之处，六十四卦都已经阐明了；应当发挥的内容，《十翼》也已经发挥了。除此之外，都是圣人没有说过的。圣人没有说过的，术数家却一定要勉强加以解释，那么说其支离纠缠，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像文翔凤这样，正所谓用心用错地方的人吧！△《说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乔中和撰写。乔中和有《说易》，已经著录。这部书分为五项目。第一是“正误”，全都沿袭宋、元诸儒关于经文错简的说法，颠倒经文的次序。第二是“释次”，说明五行的次序。其中说五星只有金星、水星运行三十度，实在无法解释。考察可知，金星、水星靠近日行进，太阳每天运行一度，而金、水二星又有迟、疾、顺、逆的差别；这里说三十度，是把它们统按月份计算了。第三是“广形”，推衍五行之类，其中说百饵为金、姜汁为金等，分配牵强，毫无确实根据。第四是“辨是”，把十说成《洛书》，把九说成《河图》，申述刘牧的说法，也不过是空话聚讼。第五是“卜繇”，把雨、霁、蒙、驿、克错综相乘，合为二十五类，分别归属于五方，每方得到五九四十五畴，各自配以辞语，体例像《易林》。末尾是用骰子代替龟甲的说法，大概与卢氏《签易》一样是儿戏。若照他的说法，那么神祠中的珓杯占卜，方法更加快捷，何必这样纷纷扰扰地牵扯《河图》《洛书》呢？△《河图发微》（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士槐撰写。陈士槐字植甫，莆田人，明朝末年的诸生。这部书的主要意思是，把“天一、地二”直到“天九、地十”作为《河图》的方位；有了方位以后才有数，方位变化为五，数变化为十，凡是干支、卦爻都用十数推演。又从二画推演到一千六百七十七万余，才停止。又说，有《河图》的卦，才有伏羲的卦。他所说用五阴、五阳彼此交替变化而成的，叫作“位变”；用一至十的数乘一而得到的，叫作“数变”；由三画累积到十画，说使用三、使用四直到使用十的，叫作《河图》的卦。这些都是零碎拼凑，不是自然形成的；至于把《河图》卦置于伏羲卦之上，更是杜撰。另有杂说二篇，说历法家说法种种不一，总归以九百四十分为一度，却不知道各家所用的日法不同，九百四十分只是太初历法。陈士槐不明白岁差的道理，把十九年一章中奇零不尽的数当作固定比例，实在没有考察日行盈缩的变化。他说握机八阵前后两边各四个叫“风云”，左右两边各四个叫“天衡”，并把这些列为固定阵局，也不懂得奇兵、正兵相互生成的妙处。至于说孔子是第一世佛，伯鱼是第二世佛，子思是第三世佛，奇圣以上是过去佛，衍圣以下是未来佛，更是荒诞不经到了极点。△《<石肃>庵椠》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陈荩谟辑录。陈荩谟有《皇极图韵》，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收集的与黄道周往来书信四篇。第一篇是崇祯甲戌年陈荩谟论述《洞玑》的书信，第二篇是黄道周的答书，第三篇也是黄道周所作的《三易皇极答》，并把陈荩谟论述律吕的一篇书信附在后面。各篇说法不一，没有合适的类别可以归入。因为所论多属律历之学，姑且附在术数家中。△《参两》（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全书共四十一目。起于《参两图说》，终于《静生图说》。大体仿效《太玄》《潜虚》《玄包》《洞极》一类著作，却更加诡异。图天只画一个白色圆圈；图地则在白圈中加一个黑色方形来表示形体；图人又在黑方中画一个白圈来表示形体，就把这些作为卦画。其中称为“甹”的，类似于《易》的爻、《玄》的测、《虚》的辞；称为“譓”的，类似于《易》的象、《玄》的赞、《虚》的变解。全书大意认为，日、月、星、汉、云、霞、风、雨、露、霜、雷、电、雾、虹、雪，是在天上形成的象；山、石、金、火、水、田、木、谷、丝、盐，是在地上形成的形；并用“参天两地”来概括形与象的深奥。全篇大多烦琐支离，无法追究诘问。△《衍范》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昌祚撰写。顾昌祚号忍园，娄县人。康熙年间举人，任江夏县知县，后降职补任莱州府经历。这部书附刻在他儿子顾成的《天文集》之前。开头是三幅图：第一幅叫“皇极图”，中央是一个小圆圈，形状像车毂，圈内写着一个“诚”字；外面是大圆圈，形状像车辋，并用三十二条线分界，形状像车辐。一幅叫“老子之极图”，三个圆圈相互包含，像射箭的靶子，中间的小圈内写着一个“虚”字；一幅叫“佛氏之极图”，两个圆圈像月亮的光晕，中间空着，又在外面另画一个小圈，写着一个“空”字。上卷是顾昌祚自己的解说，下卷引用经书加以证明。全书大意是用《洪范》的“皇极”贯通统摄万理万事，所以命名为《衍范》。自从朱子传述周子的《太极图》以后，儒者尊奉它为道学的正统源流，并上接孔子。后来讲学的人便纷纷制作图式，希望追随并相配，这部书也是其中之一。△《画前易衍》（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灿撰写。徐灿字朗亭，号玉峰，昆山人。乾隆辛酉年举人。他的书以太极包含三才并综合《河图》《洛书》的义理和数理，取周子《太极图说》加以引申，作为交兆。又采集古今格言，再增添自己的说法，作为占辞。方法以太极演化出的十六事为纲：顺、矫、潜、建、照、劲、近、约、折、止、回、宜、练、脱、经、纬。十六事两两错综，得到二百五十六种；每一事各有五兆，名为合五、八三、九二、七四、六五。每一兆都有占辞，合计一千二百八十兆。占法使用一百二十个字，阴字黑色、阳字白色，各半混合揉匀；先拈出一个字放在中央，以对应天一之数，中央位置还空出四数，等以后累积的数来补足。然后在前、后、左、右依次排列十一数加以推演，称为十六兆。内消象用纯黑圈表示；息象用纯白圈表示；交兆中，纯阳数表示阳气达到极点而生阴，下半圈为黑色；纯阴数表示阴气达到极点而生阳，下半圈为白色。如果方数不相符，消、息相犯而重叠的，就不列入。他又把十六纲配合二十四节气，这是此前谈数学的人所没有的。他在自序中说，梦见周子、二程子各自写下一个“三”字和一个“一”字给他看；又授给他一枝笔和一册书，题名为《画前易》，于是他便推衍成这部书，等等。可以说是讲怪异之事了。△《濬元》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必刚撰写。张必刚有《三礼会通》，已经著录。这部书把岁时、气候写成论说。

译先作五幅图，第一幅是“元运图”，第二幅是“立数图”，第三幅是“平数图”，第四幅是“平数奇图”，第五幅是“平数偶图”。接着以一岁、二气、三元、四时、五行、六运、十二月、二十四气、三十六旬、四十八弦、六十子午、七十二候为项目，每一项目都从开头确立义旨，作为正文。其次是系说，再其次是赞辞。张必刚自己说明撰述本意，说《易》的卦爻记录物象，是事先确立文字；《春秋》的征伐、会盟，是事情发生以后确立文字。至于岁时节候，自古至今都是共同的事物，也就是它所说的文字。上观下察，远取近证，参伍错综，抉取发挥；对于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的意义，可以说略微有所依附，等等。他的议论曲折而有条理，大体本于张行成《易通变》的说法，只是更加铺陈扩展；不能说没有自成一理之处，但若认为这就是《易》的本旨，则不是这样。至于他所说天地是轮硙的形象，日月是运行轮硙的蚍蜉，就是古人所说蚂蚁推磨的比喻。又说时令和节气是刻画在轮硙上的尺寸、刻度和齿轮运行，物候是轮硙中的谷滓；这就是《太玄》所说阴阳相互研磨、万物生成而呈现雕离之状以及“若是若非”的旨意，只是稍微改变了字句。他前面所载的各图，由一岁推到二气，再推到三元、四时、五行、六运，层层累积成图，是算家所说的尖堆法。六角全图从六起数，四角的奇、偶两图，一个从四起数，一个从八起数，是算家的平堆法。也只是改换了名称而已。△《洪范图说》四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舒俊鲲撰写。舒俊鲲字潜夫，溆浦人。他的自序说，因为钦定《易图说》而得到《洪范九畴》的数，又得到八十一畴的全部数目；因为钦定《书图说》而得到《洪范九畴》的名称，又得到八十一畴的原本名称。由此推衍，分为元、会、运、世四卷：元卷名为《述旧闻》，会卷名为《形今意》，运卷名为《释名义》，世卷名为《通数占》。每卷各作图，并附论说。《述旧闻》以《河图》《洛书》为主，《形今意》采用《衍范》的数，《释名义》则从五行直到六极都有解释，《通数占》仿效《皇极经世》的意思推算元会之数。这大概是自成一家的学说，并不是经文原来的意义。△《演极图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锡淳撰写。秦锡淳字沐云，临海人。这部书推演周子关于太极的学说。第一卷是“机极图”和“衍极图”，阐明太极最初产生阴阳的义旨；第二卷讲六阳、六阴和十二节气；第三卷论述天象；第四卷论述地理，最后讲潮候。各部分也都分别作图并加以论说，阐明阴阳变化、会合的道理。对于万事万物，他都逐一探求其所以然，大体都是凭自己的意见推测。以上“术数类”中的数学一属，共二十八部，一百六十五卷，其中五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黄石公行营妙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后有总论，称此书是黄石公传授给张子房的，大概也是术数家假托之作。上卷论述日月星辰、风云和气候，中卷论述鸟雀禽兽，下卷间或采用六壬、天罡、游都的说法，文辞意义很浅陋。卷首有一百多首《望江南》词，就是世人所称的李卫公《望江南》，但又杂入其他占法，尤其杂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东方朔占书》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原书前后都没有序跋。所记载的都是预测风云星月以及太岁六十年丰歉吉凶的占验方法，文辞都粗俗鄙陋，缺乏文采。考察《隋书·经籍志》，有《东方朔占》一卷、《东方朔书》二卷、《东方朔书钞》二卷、《东方朔占候水旱卜人善恶》一卷。大概自古以来，各种杂占之书托名东方朔的很多。然而考察蔡绦《西清诗话》说：都城人刘克，广泛通晓典籍中的事情，很多人都向他请教。他曾说，杜甫诗中所说从元日到人日，没有一天不是阴天；人们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只有杜子美和刘克了解。刘克便从书架上取书给我看，是《东方朔占书》：年后第八天，第一天是鸡，第二天是狗，第三天是猪，第四天是羊，第五天是牛，第六天是马，第七天是人，第八天是谷。这些日子天气晴朗，所主之物就生长繁育；阴天就有灾祸，等等。现在这部书中没有这些话，可知不是刘克所见的旧本。又考察《北史·魏收传》说，魏帝宴请百官，问为什么称为“人日”，众人都不能回答。魏收说，晋代议郎董勋回答关于礼俗的问题说：正月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初七是人日，等等；并没有说出自东方朔。那么，刘克所见的那部占书已经是托名之作，这部又是伪本中的伪本。△《乙巳占略例》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代李淳风撰。书中杂论天文、云气、风雨占验，以及分野、星象等说法。考察李淳风有《乙巳占》十卷，大概因为贞观十九年为乙巳年，处在上元甲子之中，书作于这一时期，所以用“乙巳”命名。《唐志》《宋志》所记卷数相同，只有《宋志》另列《乙巳指占图经》三卷，没有说明是谁撰写，也没有这部《乙巳占略例》。尤袤《遂初堂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也只记载《乙巳占》，没有说另有《略例》。查检《永乐大典》，完全没有征引一个字，由此可知明代以前没有这部书。钱曾《述古堂书目》才开始把《乙巳占》和《乙巳略例》两书并列，却又没有说明来源。考察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乙巳占》跋，可知他的时代这部书近来还存在，只是现在恰好没有见到罢了。朱彝尊所论的分野，与这部书相比全都错杂不合。而且书中所占推到天宝九载，显然不是李淳风所作。书中引用的材料也多而杂乱，没有头绪，怀疑是后人取《开元占经》和《乙巳占》的文字相互参照编成此书，另外题作这个名称，托名于李淳风。△《玉历通政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旧本题作唐代李淳风撰。历代史志和各家书目都没有记载，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提到，卷数与今本相同。大概是南宋人托名李淳风所作。书中关于天文占验的内容，大多不足凭信；这部书不过是采集唐代以前各史书中的天文、五行诸志，略加删改增益而成。即使真是李淳风所作，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何况还是伪本。△《观象玩占》五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作唐代李淳风撰。凡是日月、五纬、经星、云汉、彗孛、客流、杂气，以及山川、陆泽、城郭、宫室、营垒、战阵，都记载了相应的占验；阴晴、风雨、雹、露、霜、雾也都附录在后面。对于日月的交会、五星的退行和留行，以及今天能够预先推算、每年有固定规律的现象，也往往用占候来断定。甚至连日月不到、五星不经过的地方，也凭空陈说其形象，实在不足凭信。考察《旧唐书·经籍志》，有李淳风《乙巳占》十卷、《皇极历》一卷、《河西甲寅元历》一卷、《缉古算术》四卷、《缀术》五卷。《新唐书·艺文志》有《淳风注周髀》二卷、《注五经算术》二卷、《注张邱建算术经》三卷、《注海岛算经》一卷、《注五曹孙子等算经》二十卷、《注甄鸾孙子算经》三卷、《天文占》一卷、《大象玄文》一卷、《乾坤秘奥》七卷、《法象志》七卷、《太白通运逆兆通代记图》一卷。《宋史·艺文志》收有李淳风《太阳太阴赋》一卷、《日月气象图》五卷、《上象二十八宿纂要诀》一卷、《日行黄道图》一卷、《九州格子图》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收有李淳风《玉历通政经》三卷。尤袤《遂初堂书目》收有李淳风《运元方道》，但没有记载卷数。钱曾《读书敏求记》收有李淳风《天文占书类要》四卷、《乾坤变异录》四卷。古书日益散佚、日益减少，李淳风的著作却独独越传越多，可见这些书大概都是术士假托李淳风之名而作的。△《玄珠密语》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王冰撰。王冰有《黄帝素问注》，已经著录。《素问》序说，因其中言辞和义理深奥隐秘，难以粗略论述，所以另撰《玄珠》来阐明其道；这样看来，王冰确实有《玄珠》一书。然而考察王冰是宝应年间的人，官至太仆令，而此书序中有“因则天理位而乃退志休儒”的话，时代和事迹都不相合。此书本于《素问》五运六气的学说加以铺衍，起初谈论医术，后来逐渐涉及观测、占候之术。书前有自序，说这是他的老师玄珠子所传授的，所以称为《玄珠密语》。又自称曾向玄珠子启问，因此号称“启玄”。但考察王冰所注《素问》，其中义理深广，文辞典雅，不像此书这样迂曲怪诞。而且序末说，若把它传给不合适的人，就会祸及九祖，这是粗俗的道士之言。序中又说，我在百年之内没有遇到有志求学的人，也不敢使圣人的言论湮没，于是写成五本，藏在五岳的深洞之中。这等于明说藏此书时自己已经超过百岁，竟然自称神仙，尤其荒诞可疑，不能相信。宋代高保衡等校正《内经》时说，详细考察王氏《玄珠》，世上已经没有流传的版本；现在的《玄珠》，是后人附会托名之文罢了。虽然不是王氏的书，但对于《素问》第十九卷、第二十四卷也颇有发明，因此宋代时已经知道它是伪书。明洪武年间吕复作《群经古方论》说，《密语》所述的是六气之说，与高氏所指的那些卷完全不同；那么吕复所见的就不是高保衡所见的本子，也是伪本中的又一种。况且郑樵《通志略》称《玄珠密语》十卷，吕复也称十卷，而此本却是十七卷，可见后人又有所增益，也不是明初的本子了。术数家假托古人著书，往往如此，没有必要再去追究。此书旧时列在医家类，现因其中多涉及禨祥之说，所以把它的书目保存在术数家类中。△《通占大象历星经》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卷首题签原来缺失一张，书末也有脱佚；每卷第一行有“姜七”“姜八”等字，是用《千字文》来标记卷数的，大概是道藏的残本。大体上每颗星绘一幅图，并附有占辞；其中出现宋、汴、蔡、幽等州名，似乎是唐人的文字。内容从紫微垣的四辅开始，经过角、亢以及二十八宿，至壁宿为止。但书中错误很多，次序也颠倒杂乱，大概已经被传抄者窜改扰乱了。△《天文鬼料窍》（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考察郑樵《通志》说，《步天歌》只在灵台流传，不传到民间，术士把它秘密收藏，称为《鬼料窍》，其实就是《步天歌》。而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天文机要鬼料窍》十卷，前半部详细解释丹玄子的说法，后半部兼采各家言论，附列各种图，最后是汪默《浑天注疏》和张素宗《浑象图说》。综合这两种说法来看，《步天歌》被称作《鬼料窍》，只是相互传称的秘密说法，并没有真正改换书名。后人因为郑樵有这句话，于是辑成《鬼料窍》一书，并把《步天歌》采入其中。就实际内容说，《鬼料窍》包括《步天歌》，而《步天歌》不包括《鬼料窍》；就名称说，《步天歌》兼有《鬼料窍》这个名称，而《鬼料窍》不兼有《步天歌》这个名称。此本所载内容与《步天歌》有许多异同，其中所注的占辞也多有冗长泛滥之处。又没有收录汪默、张素宗两家的著作，已经不是钱曾所见的本子了。儒者讲求古义，务必要追溯源流，稍微笃实一些的人，都不敢窜改扰乱旧文；方技之士只知一端、理解片面，却一定要把新说附加增益进去。不知道这是何人改写的，却仍然冒用原来的书名罢了。△《天文主管》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卷首题作“明昌元年司天台少监赐紫金鱼袋臣武亢重行校正”。大概是金章宗时进呈的书。

译考察《金史·百官志》，司天少监的官秩为从六品，而武亢的姓名在本纪、列传中都没有见到。只有王鹗《汝南遗事》说，哀宗天兴二年，右丞仲德上奏，前司天台管勾武祯的儿子武亢（原注说是徐州人），继承父业，精通占候。皇上派人召他来，他到达后，皇上与他交谈非常高兴，立即任命他为司天长行。武亢多次说到灾祸，往往符合皇上的心意。这年九月，敌人包围蔡州，武亢预先奏报十二月初三日攻城，到了这一天果然如此。皇上又问什么时候能够解围，武亢说，一直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才会没有一个人、一匹马；第二年正月城陷，十三日敌军撤营离去。他的推算精妙到这种程度。这样看来，武亢是哀宗末年的人，不应当在章宗时已经担任司天台少监并校正此书。怀疑此书是托名之作，所以时代前后错乱。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只有晁氏《宝文堂书目》收有此书。书中记载恒星以及五星次舍的占辞，都相当清楚明白，但绘图错误很多。末尾附有《周天立象赋》和《五星休咎赋》各一篇，题作李淳风撰，文辞也不像唐人。钱曾《读书敏求记》收有明代李泰《天文主管释义》三卷，说此书依据丹元子的《步天歌》，分布垣舍中的星辰作为纲目；这应当就是为解释此书而作的。然而他没有提到这部书，难道是钱曾偶然没有见过它吗？△《戎事类占》二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李克家撰。考察《江西通志》，李克家字肖翁，是南昌富州人。至正末年，任本学教谕，后升任辽阳儒学提举，就是此人。这部书取用兵家占候之术，辑录编成。卷首是天象图、分野图，中间分为天类、日类、月类、星野类、星类、风类、云气类、蒙雾类、虹霓类、雨雹类、雷电类、霜露类、冰雪类、五行类、时日类、厌胜类，共十五门。天高远而人事切近，不是个人的聪明和浅陋的小术所能窥测的；把甲说成这样、把乙说成那样，只是徒然迷惑众人的听闻；至于厌胜之术，更是属于鬼神般的诡谋。郭京所谓六甲神兵，难道足以抵挡金源吗？这实在是妖妄之言，是法律必然要斥责的。△《天文秘略》（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作新安胡氏撰，没有记载姓名。此书杂采占候之说，并附上《步天歌》中所说的观测验证，大体上都是牵强附会，真伪混杂，不过是术士的技艺。书前有刘基序，应当是元末明初的人所作。然而文辞旨意浅薄，刘基文集中也没有收录，大概是妄人托名伪作的。△《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刘基撰。刘基有《国初礼贤录》，已经著录。此书是洪武年间奉诏编写的。考察星土分野之说，本于《周礼》的保章氏，而相关占法错杂地见于《左氏传》中。这种方法把星宿分配给各国；汉、晋各志稍微改变了这种体例，改为把星宿分配给州郡。以天空的广大范围，却只取中国的疆域来分析隶属，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刘基作这部书，又把一州一县用来推测星辰运行的度数，分析得细微入毫厘，更免不了支离破碎。只是它不记载占验之事，比术士附会的说法稍好一些。然而既然不讲占验，又何必再推测分野，在道理上同样难以说通。大概附会之说沿袭已久，即使凭刘基的学识，也不能完全破除拘泥空谈的见解。△《白猿经风雨占候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明刘基注。此书前有洪武四年刘基的自序。考察《明史·艺文志·天文类》，其中载有《白猿经》一卷，没有记载撰写人，怀疑就是此书。书中专门论述风雨、雷电、久雨、旱灾、昏暗、晴明等征兆，末尾附有日、星、云、气的图，大概是好事之人从《天文祥异》一类的书中摘拾编成的。注文和序文都很浅陋，也绝不是刘基所作。考察沈士谦《明良录略》说，刘基于洪武八年四月去世，把天文书交给儿子刘琏，让他等服丧期满后进呈，并且告诫他说：“不要让后人学习。”既然如此，刘基连自己的术数都不肯传给子孙，又怎么会有这种注释流传于世呢？△《神枢鬼藏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卷首题作南极冲虚妙道真君，大概是道家托名之作。书前有自序，说辑成三卷，分为十二章，逐条陈述一百一十九件事。现在这个本子只分上、下两卷，大概又是传抄者合并的。上卷记载风云、阴晴等占候，用来预知年岁的时令和丰歉。下卷杂述青乌家之言，用来判断宅第的吉凶，推算小儿的年命。末尾还涉及观物拆字、斩三尸、验神光等内容，所说极为冗杂而且没有条理。自序又说，内篇有神遁天奇的秘密，不敢轻易泄露，附在别录中，这种说法同样夸张荒诞，不足相信。其中有“皇明洪武”的说法，大概是明人所作。△《象纬全书》（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看卷末自跋，大概是明万历年间的人所作。跋文说，监台的畴人子弟分科各自学习一种技艺；精于算数的人不懂象占，精于占候的人又不通晓数理，必须把象和数相互参照，考察它们的异同，这才是司天之官。书前列举七政、二十八宿的变异，以及风角、星气等各种术法，分类相当详细。然而大体上都是杂引各种占书，参杂史事，没有经过考订。末尾是太阳运行度数的立成表等各类表格，大概就是所谓象数相参。但全书讲象的内容超过十分之九，讲数的内容还不到十分之一。△《参筹秘书》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汪三益撰。汪三益字汉谋，是贵溪道士。这部书采集禽遁、奇门等书，汇编成册，用来供兵家占卜。成书于崇祯己卯年，杨廷枢为它作序。己卯年就是崇祯十二年。当时流寇气焰正盛，朝廷主张招抚，而民间却争相谈论军事，甚至方外之士也炫耀兜售自己的法术，托称是异人传授的。关于天时的说法见于《孟子》，那么孤虚、旺相也属于古已有之的说法。然而周朝兴起、纣王灭亡，用的是同一个干支；我方出兵、对方灭亡，也很难区分什么是宜、什么是忌。军政不加整顿，却拘泥于用小术来寻求胜负，这是末流的做法。△《星占》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刘孔昭撰。考察《明史·功臣世表》，刘孔昭是刘基的第十三世孙，天启三年承袭诚意伯爵位。这部书因刘基所撰《在齐馀政》而作注释。第一卷论述恒星，先绘出三垣、二十八宿星座的形状，后面附《步天歌》，并给各种星辰加上占辞，大多是抄袭旧文，只略作增删。第二卷论述太阳、月亮、五星、飞星、流星、彗星、孛星、天象异常，以及分野和宿次，说月食不如日食。第三卷论述阴晴、风雨的占候，也都是杂采《观象玩占》《天元玉历》等书，没有什么发明和考证。只有其中所载的《测天赋》，比《观象玩占》所载的版本颇有条理，而刘孔昭的注释仍免不了枝蔓。怀疑它原本另有所承，是熟悉干支、宫卦的人订定的。末尾列出雨师、雷煞、金虎、火铃、太乙、天罡访察使者等名目，全都采自道家说法。又附有日月、星象、云气等图，也是占书中的陈旧内容，都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天文书》（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柯洽撰。柯洽字九疑，是天台人。这部书是他亲手抄录天官家的说法，所以没有卷帙和次序。第一册论述垣、宿等星辰；第二册论述分野；第三册论述五星，都是杂采史书传记，并缀以各家的占候方法；第四册论述天地间星曜的交食、冲犯，多采《草象新书》，并附加自己的意见。大体上都与现在的历法不同，不足以用作考核依据。△《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考察《北史·庾季才传》，说他所著有《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都流行于世。这部书的书名和卷数都与之相合。然而书中征引的史实一直到元末，且记载冬至从日躔箕宿四度起算，因此是明人编辑的，只是仍沿用了庾季才的名义。全书第一卷至第五卷论天，第六卷至第十二卷论日月，第十三卷至第十七卷论五星，第十八卷至第二十七卷论三垣，第二十八卷至第五十三卷论二十八宿，第五十四卷论杂星，第五十五卷至第六十卷论望气，第六十一卷至第六十六卷为天象杂占，第六十七卷至第七十卷论风角，第七十一卷至第一百二十卷为杂占候。大体上推算星辰纬度的内容少，观测祥异的内容多，体例也相当冗杂拖沓。大概是方技之流杂抄占书编成的。△《注解祥异赋》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专门讲天象的祥瑞和灾异，共有七篇赋。占测天地的称为《玄黄赋》，占测太阳的称为《炎光赋》，占测月亮的称为《元精赋》，占测五纬的称为《躔经赋》，占测彗星、孛星和飞星、流星的称为《瑞妖赋》，占测宫室、城郭、营垒的气象的称为《雰零赋》，占测风角的称为《飚飏赋》。每篇都分别作了注释。大体上与明仁宗所作《天元玉历祥异》相似。△《天汉全占》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上卷是《步天歌》，下卷是《天汉经》，两部分都在上面绘图，下面记载相关说法和各种占法。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星图都施以彩色，绘制颇为工整，具有观赏性，怀疑也是从明代内府本抄录出来的。△《海上占候》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潮汐、风雨、晴暗、日月、虹霓、雾气之类，都有固定的验证方法。它是为在海上航行而观测占测的人编写的，所以取名为《海上占候》。△《军占杂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中所载也多是行军用兵的占候方法。它的前半部已经有缺佚，后半部另题为《神武金鉴》，前后彼此错乱。大概是一本残断不完整的书。△《占候书》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卷首列出《步天歌》，并附有各星象的图。其次便详细记载各种占法，每一种占法绘一幅图，并把占验结果附在图下。书中引用的内容不超出史志以及京房《易传》《乙巳占》等书，大体上都是附会穿凿，十分鄙杂。△《天文诸占》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也不能详细考知时代。书中的各种占法，一半出于抄袭，一半出于主观臆断。例如所注“日影”一条，说使用八尺长的竿子，立在地中来测量它的影子，每逢节气当天午时，测量影子的长短，以此决定丰歉、疾疫以及人畜的夭亡和伤害。却不知道太阳、太阴在正午时的高度，随着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处处有别，哪里能够限制在一套固定方法之内，笼统地谈什么占验呢？又如所注“月影”一条，说正月元宵夜，月亮运行到午位中央时，竖立七尺长的竿子来测量影子；影长八尺就是水涝，六尺就是年成丰熟，一尺就是饥荒和瘟疫之类。这是连日月运行的度数都不懂，却妄自陈说吉凶祸福，难道不是荒谬吗？《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本朝黄鼎撰写。黄鼎字玉耳，六安人。明末以诸生身份从军，因累积军功升至总兵官，入本朝后官至提督。这部书是他晚年编集的。书中把古今关于天文占候的内容分门编录，由大学士范文程作序。全书大旨重在说明灾异和祥瑞，而不以推算天体运行作为主旨。书中铺陈繁多、引证广博，还多掺杂迂腐怪诞、荒唐不经的说法。以上是“术数类”中的占候一属，共二十六部、三百八十卷，其中四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