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 史部十

译》，说自己身在军中，全面看到了事情的进行。大概书中所说仍然是实录。按：这部书虽然只记载文书而不专门记事，但这些文书全是为平定播州而作，实际上具备这件事的始末。它记载文书，也就是在记事。又虽然题名为奏疏，但奏疏只占三分之一，不可列入《奏议》类。虽然出自一人之手，但大多是书记和吏胥所作，也不能列入《别集》类。因此按照它所记的本事，将它列入《杂史类》。《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屠叔方撰写。屠叔方是秀水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他的书分为《逊国编年》《报国列传》《建文传纪》《建文定论》等目，大概杂采野史和传闻，汇集编成。大体上沿袭讹传，不能算信史。至于搜集典故、辑录遗闻形成的种种谬说，比如说宣宗是惠帝的儿子，更是毫无顾忌了。《明祖四大法》十二卷（内府藏本）。明代陈栋如撰写。陈栋如字子极，无锡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事迹附见于《明史·冯应京传》。这部书是他从襄阳推官任上被捕入狱、获释返回家乡时编纂的。他把明太祖的事迹分为心法、治法、祀法、兵法四门，都是从《宝训》《实录》中选取与国家政体有关的内容，分条分类记载。大概是以宋濂《圣政记》为基础加以扩充的。然而编排归类多不贴切，详略也常常失当，不足以用来查考核验。《肃皇外史》四十六卷（内府藏本）。明代范守己撰写。范守己字介儒，洧川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按察司佥事。这部书记载明世宗一代的朝政，按年份系月日编排，列出纲目，颇为详细完备。但文字近于琐碎，不合史书体例。当时南京书坊曾经刊刻它的节本，并附上雷礼的《大政记》一同发行。这一部则是全书。《圣典》二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明代朱睦撰写。朱睦有《易学识遗》，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太祖开国的事迹，分为八十一目。体例仿照《贞观政要》，比宋濂《洪武圣政记》所载更为详细。《倭患考原》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黄俣卿撰写。作者自题为闽人，生平始末不详。黄俣卿因为嘉靖、隆庆年间福建沿海的郡县曾遭受倭患，所以写成此书，探究祸乱发生的原因。上卷追溯洪武初年派使者与倭通好，直到万历初年广东海贼林凤之乱。下卷记载援助朝鲜，所记是宋应昌、杨镐东征的事情。卷末附有《倭俗考》，其中记载福建的事情较多。内容多为民间传闻，十分简略。《典故纪闻》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代余继登撰写。余继登字世用，号云衢，交河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杂记前明故事，从洪武直到隆庆。然而其中“某帝曰……”这一类内容，多属于空泛议论。大体上都是润色记注、实录的文字。书中也涉及不少琐碎杂事，并不全都关系到政务要事。例如太祖进攻婺城时看见五色云，不论事情是真是假，总之不属于可以作为法则或借鉴的内容。又如成祖时灵邱百姓一胎生下三个男孩，有关官员商议供给廪禄到八岁，成祖下令供给到十岁。这也是细小的事情，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原文缺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明代萧崇业、谢杰共同撰写。萧崇业是云南临安卫人，隆庆辛未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谢杰是长乐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总督

译仓场。万历七年，萧崇业任户科给事中，谢杰任行人司行人，奉命出使，前往册封琉球国世子尚永为中山王。这一年六月，他们渡海抵达琉球，十月返回福建。于是记述此次出使的仪式礼节以及琉球的山川、风俗，编成此书。大体上依据嘉靖十三年陈侃和嘉靖四十年郭世霖所作的两部《录》，又略加润色增补。《明史·艺文志》记载谢杰《使琉球录》六卷。此书只分为上、下两卷，经查核并没有缺失，恐怕“六”字是传抄错误吧。△《乙未私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余寅撰写。考察明代有两个余寅。其中一人字仲房，是歙县人，曾与徐渭、沈明臣一同进入胡宗宪的幕府，《明史》附载在《徐渭传》中。这里的余寅是鄞县人，原字君房，晚年改字僧杲，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年冬天，皇帝因考察军政失职，贬谪科道官三十多人，九卿竭力进谏而未被采纳。不久，皇帝厌恶大学士陈于陛上疏论救，又命令改为贬谪到远方。吏部尚书孙丕扬等再次上疏抗辩劝谏，皇帝更加愤怒，把他们的官籍全部革除。余寅因此写成此书，记载事情的始末以及被贬黜诸臣的姓名。考察《明史·陈于陛传》，把这件事记作两都言官，而《孙丕扬传》则记作南京言官，略有不同。根据余寅的记载，实际是北京科道耿随龙等人、南京科道伍文焕等人，这与《陈于陛传》相合。由此可知，《孙丕扬传》中的“南”字，是因字形与“两”字相似而造成的讹误。△《驭倭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士骐撰写。王士骐字冏伯，太仓人，是尚书王世贞的儿子，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因妖书案被捕入狱并削除官籍，《明史·文苑传》附载在《王世贞传》末尾。这部书是他任兵部主事时，搜集明代一朝倭寇事迹编成的，起于洪武元年，止于万历二十四年。当时奉行的诏旨、各位大臣的章奏，以及朝廷内外作战和防守的方略，都按年份编录，事情的始末相当完备。《自序》认为，薛浚的《考略》、王文光的《补遗》、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多取野史作为证据，往往失实。因此本书所录内容，都从国史中摘取出来。然而当时的奏报也多有掩盖失败、夸说功劳，欺骗蒙蔽、粉饰太平的情况。国史所记载的内容，也未必全都是实录。△《建文书法儗》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鹭撰写。朱鹭字白民，吴县人。这部书写于万历乙未年下诏恢复被革除的年号之时。大概是想把它进呈朝廷，用来补充国史，所以书名称作“儗”，署名时自称“臣”。此书《前编》一卷，记载惠帝出生到成为太孙时的事情；《正编》二卷，记载惠帝在位四年的事情。体例完全仿照朱子的《通鉴纲目》。《附编》二卷，则杂录明人的论述。卷首列有《颂圣德》十条，记载明朝历代宽待惠帝君臣的旨意；《述公论》六条，记载历朝请求恢复革除年号的奏章；《儗书法》十六条，则自述自己记事的体例。他论述惠帝的过失，只认为在于削弱宗藩、改变祖制，这种观点未尝不正确。只是关于惠帝逃亡、跟随亡国的说法，还沿袭旧说。又，成祖即位以前，把惠帝降称为王，从义理上说虽合适，但不应出自明朝臣子的笔下。至于《序》末尾的一条题识，称万历甲午年梦见明太祖示给他“一朝表谱”四个金字，第二天便上奏，并在孝陵下焚烧；后来又梦见太祖召见他，这就近于妖言了。△《绳武编》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吴瑞登撰写。吴瑞登另有《两朝宪章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万历壬辰年，把洪武至隆庆年间的事迹分类编纂。体例完全依照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共分四大纲：一是《格致》，二是《诚正》，三是《修身》，四是《齐家》。列为十二个门目，又分为五十个子目。然而明朝从太祖开创之初，就已经有许多过失。成祖篡夺帝位，暴虐之势横行扩散。英宗以下，也都是缺点多而优点少。到了世宗、穆宗时期，善政不到十分之一，弊政却超过十分之九。吴瑞登竟然罗列空洞的颂词，使他们可以同古代帝王相提并论；这虽然符合臣子应有的体例，却并不是事实。至于把法戒两方面都保存下来，真德秀编录前代史书，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吴瑞登却列举历朝的过失，公然排斥攻击孔子名讳以内的说法，这又并非臣子应有的体例了。这就是所谓进退都没有依据。△《北楼日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明史·神宗本纪》，万历二十年，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杀死巡抚都御史党馨、副使石继芳，占据城池反叛。这部书就是记载这件事的。所谓“北楼”，是宁夏镇城楼中叛贼占据并发动变乱的地方，所以以此命名。书中记载从正月己丑开始作乱，到九月辛未平定叛贼，按日期记事，相当详尽。其中月份、日期的先后，常常与《明史》不合。例如叛贼聚众杀死党馨、释放狱囚、焚烧案牍，发生在二月戊申日，而《明史》记作三月戊辰日。总督魏学曾下檄安抚，发生在二月壬子日，而《明史》记作三月壬申日。河套各部大举进入援助叛贼，发生在三月庚午日，而《明史》记作六月乙未日。叶梦熊接替魏学曾担任总督，发生在六月甲午日，而《明史》记作七月甲申日。都督李如松率辽阳、宣大军队到达，发生在六月戊申日，而《明史》记作四月甲辰日，类似的情况很多。看来应当以此书的记载为真实。《明史》大概是所见记载不同。它记载原州总兵李昫率副总兵王通、参将赵武等统领五万兵马，驻扎灵州讨伐叛贼；以及河套各部再次进入定边，抢掠延庆，几千骑兵渡过黄河等事，《本纪》都没有记载。也可能只是偶然遗漏了。大概《明史》记载的是一朝的大事，总括其纲要；私人记载记述一地的事情，详细列出细节。体例本来就各不相同罢了。△《明宝训》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万历壬寅年，南京礼部郎中陈治本、工部郎中吕允昌、礼部主事朱锦等人刊刻。大概是把历朝由官府编撰的各部书汇集起来，编成一部书。原本《洪武》六卷，成于永乐十六年；《永乐》十五卷、《洪熙》二卷，都成于宣德五年；《宣德》十二卷，成于正统三年。《正统》十二卷，成于成化三年；《成化》十卷，成于弘治四年；《弘治》十卷，成于正德四年；《正德》十卷，成于嘉靖四年；《嘉靖》二十四卷，成于隆庆五年；《隆庆》八卷，成于万历二年。每部都有当时皇帝亲自撰写的《序》。合计一百一十三卷。

译这部四十卷本，是陈治本等人合并编刻的。建文朝本来没有实录，景泰朝虽有实录却没有编修《宝训》，所以刊刻的只到十朝。英宗一朝，把天顺年间的事情也并入其中，一概以《正统》为书名，这很不合体例。大概当时的官修书籍原本题用庙号，而陈治本等汇刻时改题年号，以求简便。既然不能一部书使用两个书名，于是总题为《正统》。这些书都从实录中摘录出来，分类编排，门类大同小异，都是以《贞观政要》为体例。△《吴淞甲乙倭变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鼐撰写。张鼐字世调，华亭人，万历甲辰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兼任詹事府詹事。吴淞的倭寇祸患发生在嘉靖甲寅、乙卯两年之间，所以这部书对这两年的事情记载得特别详细。上卷分为《纪兵》《纪捷》《歼渠》《周防》四个门目。下卷分为《十德》《十勋》《十忠》《十节》《僧兵》《狼兵》《盐丁》《遣祀》《三太学》《四辩士》《两孝子》《三乞儿》《三腐儒》等十三个门目。《明史·艺文志》已经著录。此本题为《甲乙倭变抄录》，是因为删省了原文。张鼐《自序》说：“松江的灾难，松江的遗老能够讲述。”然而考察《筹海图编》《海防考》等书，其中的日期颇不相合。难道不是因为境外的事情，境外的人无法传述吗？我宁可相信亲眼见到此事的人。现在考察正史，倭寇侵扰松江始于嘉靖甲寅年，而此书说是癸丑年。张经在王江泾取得胜利，正史记在乙卯年，而此书说是甲寅年。书中所记载的事情，大多相差一年，不只是日期有差异而已。张鼐写这部书时，已经任谕德，直史馆，对于旧府的典章掌故，有条件加以考核，不应当错到这种程度。因此怀疑他一定有所依据。“汪直”在书中都写作“王真”，不明白其中原因，恐怕是传抄错误吧。△《两朝平攘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诸葛元声撰写。诸葛元声是会稽人。这部书共记载五件大事。考察《明史》记载，隆庆五年三月己丑日，封俺答为顺义王；六月甲寅日，顺义王俺答进贡马匹，告祭太庙并接受庆贺；丙辰日，俺答押送赵全的余党十三人前来献上。这部书第一卷记载这些事情。又，万历元年九月丙戌日，四川都掌蛮被平定，这部书第二卷记载这件事。又，万历二十年三月戊辰日，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杀死巡抚党馨、副使石继芳，占据城池反叛；壬申日，总督魏学曾讨伐宁夏叛贼。秋七月，朝廷以叶梦熊代替魏学曾。九月壬申日，宁夏叛贼被平定。十一月壬辰日，皇帝在午门接受宁夏俘虏。这部书第三卷记载这些事情。又，万历二十年五月，倭寇侵犯朝鲜；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在平壤进攻倭寇，攻克平壤；四月，倭使小西飞投降纳款；二十四年九月，平秀吉再次进攻朝鲜；二十六年十二月，总兵官陈璘在乙山击败倭寇，朝鲜平定。这部书第四卷记载这些事情。又，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杨应龙反叛，抢掠合江、綦江；二十八年二月，李化龙率军分路进攻讨伐播州；六月，攻克海龙囤，杨应龙自缢，播州平定。这部书第五卷记载这些事情。卷首有万历丙午年的《商浚序》。考察丙午年是万历三十四年，那么诸葛元声完成这部书时，所记内容大多是亲眼见闻。△《梃击始末》一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代陆梦龙撰写。陆梦龙另有《易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刑部员外郎时所记，详细叙述张差事件的始末，也是“明末三案”之一。对于当时各人相互牵连、设法弥补遮掩的情状，描写得十分详尽。用《明史·张问达传》来核对，书中的话都相互吻合，大概是实录。△《逊国君记钞》一卷、《臣事钞》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盐官淡泉翁编，句吴潜庵子订”。淡泉是郑晓的别号。这部书多与《吾学编》相互重复，大概是依据郑晓的书增补改写的。看其中记载隆庆六年的诏书，可知潜庵子是明末人，但不知道他的姓名究竟是谁。他的《君记钞》，记载惠帝以及太后、皇后、储贰、诸王的事情。《臣事钞》分为十类：一是《首事并谏死》，二是《谋国死》，三是《战守死》，四是《守义死》，五是《事后图报死》，六是《出隐死》，七是《论逮死》，八是《事后自尽死》，九是《隐避传》，十是《外传》。书中辨明汤宗曾经侍奉文皇，直到宣德年间，这足以纠正《吾学编》中《表忠记》的错误。至于建文皇子在宫中抚养一事，书中暗中采取宣宗是建文帝之子的说法，实在荒诞，不值得采信。△《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这三部书都记载天启年间阉党祸乱的始末，分别按年月编排。《虐政集》记载东林党人先后遭祸的事情；《邪氛集》记载阉党中各人得到提拔、掌握权柄的事情；《倒戈集》则记载阉党势力强盛以后，其党徒互相攻击，后来又有人被驱逐离去的事情。每条都有纲目，详细记载当时发布的诏旨，并间或加以评论。例如“知县唐绍尧逮治”一条，说真正下手的是刑曹姚诚立，而姚诚立仍然在藩臬之间任职。又如“御史方大任”一条，说方大任这样受苦，却最终忘记了这件事。大概崇祯初年韩爌等人议定逆案以后，曾经受祸的人都得以牵连恢复名位，而被斥退、驱逐和重新起用的处理，仍有尚未完成之处，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然而明朝末年党派门户争吵喧嚣，结党排斥异己，确实有牢不可破的情况。本来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好恶言论，就一概把它当作定论。△《泰昌日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杨惟休撰写。杨惟休字叔度，丰城人，天启年间监生。明光宗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即位，把第二年改为泰昌元年。九月庚辰日，熹宗即位，又把第二年改为天启。于是把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称为泰昌年间。这部书记载光宗在位一个月的事情，都是正史中已有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同，文字也相当拙涩。书末所载他撰写的《河清赋》，也不太工整。

译△《阉党逆案》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崇祯二年正月，大学士韩爌等奉诏定案。对于结党依附魏忠贤的各位大臣，分别区分首要和从犯，拟定等级次序。每个人名下都写有罪状，都是当时定罪文书中的内容。夹注中关于科分、籍贯的内容，似乎是后人增补的。△《逊国逸书》七卷（内府藏本） 明代钱士升编。钱士升另有《周易揆》，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崇祯甲申年的《自序》。所收录的书共有四种：第一种是《拊膝录》，题称玉海子刘琳撰写。刘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书中记载的都是建文帝君臣的事迹，分为三十多篇纪传。第二种是《从亡随笔》，题称程济撰写；第三种是《致身录》，题称史仲彬撰写，这两种都叙述建文帝出亡的事情。第四种是《钱老先生冤报录》，所记陈瑛私下淫恶之事，尤其污秽猥亵，是憎恶陈瑛的人所作。大都荒诞虚妄，不可信。△《守麇纪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高斗枢撰写。高斗枢字象先，鄞县人，崇祯戊辰年进士。由刑部主事逐步升任湖广按察使，分守郧阳。辛巳年六月以后，郧阳多次遭受叛寇进攻。高斗枢竭力防守了两年，城池幸而得以保全。癸未年六月，高斗枢上疏请求援助，朝廷这才知道郧阳还在坚守。然而阁臣陈演与高斗枢有嫌隙，于是另行推举郧阳知府徐起元为郧阳巡抚，只给高斗枢加授太仆寺少卿的官衔。到了甲申年二月，才调任高斗枢为陕西巡抚。当时陕西全境已经陷落，他无法赴任。后来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任命高斗枢为湖广巡抚，但道路不通，高斗枢最终也没有听闻此命。明朝灭亡后，他逃回故乡，后来去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他回乡后追述守卫郧阳的事情。书中所记作战和守城的方法相当完备，也是陈规《守城录》一类的书。△《建文史待》（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代陈继儒撰写。陈继儒字仲醇，是松江华亭人，事迹详见《明史·隐逸传》。这部书是他辑录的建文帝事迹。书前列出所引用的书籍，共一百二十六种。首先是《逊国编年》，其次是《报国列传》；接着是有官职而姓名不可考的四人，有姓名而官职不可考的七人，隐遁的十五人，宫阃中的十五人。末尾附有《建文传疑》，讲的是建文帝逊国出亡的说法。△《事辞辑馀》（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謏撰写。前面有沈謏的《自序》。他的私印一方刻着“沈謏之印”，另一方刻着“渚椒”。卷首还有一方长印，刻着“渚椒手书”，以及一方连珠印，刻着“天彝”二字。署名为“归安沈炳震录字”。字迹与《序》出自同一人之手。沈炳震是近人，大概是重新抄录他祖先的旧本，仍然用祖先的私印作为标记。《序》中说，他曾撰写《明事词类辑》，后来又看到同郡朱国桢撰写的《大政》《大事》二纪，于是重新编成此书。《目录》分为七略：一是《除官略》，二是《武功略》，三是《封贡略》，四是《宫藩略》，五是《贵幸略》，六是《礼制略》，七是《内阁事实略》。末尾另有《补遗》六篇。这一版本只保存了前六略，《内阁事实略》和《补遗》都已经散佚，大概是残缺的本子。朱国桢任内阁官员，能够看到国史所记载的时事年月，比野史更真实。例如《五朝注略》记载，嘉靖年间言官弹劾尚书王琼，以及起用王守仁任南兵部尚书、彭泽任兵部尚书，都在嘉靖十六年六月；而此书记在四月。梁储致仕在四月，而此书记在五月。《五朝注略》又记正德十六年五月，分别派遣行人慰问在籍的韩文、刘健、章懋、谢迁、王鏊、杨一清；但用此书相互核对，则慰问刘健在五月，谢迁、韩文在七月，王鏊、杨一清、章懋在十二月。这些都应当以此书为准。然而此书过于简略，对各项事情都只有纲要而没有细节，终究不能给考证提供多少帮助。△《逊国正气纪》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曹参芳撰写。书中记载建文时期的事迹，大致是抄取《致身录》《靖难纪》《逊国纪》等书编成的。上卷首先是《诏谕》，其次是《年表》，再次是《本纪》。下卷首先是《外纪》，其次是《从亡诸臣》。每条下面分别附有《论断》。其中记载的事情，如燕王来朝、行御道、登上台阶却不行拜礼，以及程济等人随建文帝出亡以后的各项事情。又把《牢落西南四十秋》这首诗作为惠帝的诗。大体上都是沿袭传闻，没有考订纠正。曹参芳的爵位、籍贯和事迹不可考。只有他所著《本纪表》一篇，自署为“南国郡博士弟子员”。书中又记载崇祯甲申年为建文帝上尊谥，并称当时皇帝为“今上”。他的《从亡诸臣传》中又称愍帝为“先皇帝”。这部书大概是在福王南渡时写成的吧。《明史·艺文志》记作九卷，现在的本子只有二卷，但首尾完整，怀疑“九”字是传抄错误。△《嘉靖大政类编》二卷（三通馆本） 明代茅元仪撰写。茅元仪字止生，是归安人，茅坤的孙子、茅国缙的儿子。崇祯初年，他因被推荐授任翰林院待诏。不久参与孙承宗的军务，改授副总兵官，镇守觉华岛，后来因士兵哗变而入狱，被遣戍漳浦，最终在那里去世。这部书记载嘉靖一朝的大政，从大礼、四郊等事以下，共分十九类。抄本多有缺漏和讹误。书末有万历己酉年的《跋》，说这部书开始编写于癸巳年，脱稿于丁酉年，藏在箱笥中，已经受到蠹虫侵蚀；又因多次眼睛昏花，不能再次加以订正。于是口头作了几句话，交给刻书者刊刻在书后。这样看来，当时大概另有刻本。△《平巢事迹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茅元仪撰写。这部书是因为明朝末年流贼猖獗，官兵不能抵御而作。茅元仪提出建议，想利用宣大地区投降的士兵来剿灭流贼。他认为唐朝黄巢起兵作乱时，沙陀军只有五百人，就能够歼灭黄巢的部众；可是唐朝人心存疑虑，不肯采用这一办法，直到国家灭亡。

译所以他叙述记录这件事，希望后人鉴戒唐朝的祸患而采用自己的主张。这部书的大意见于《自序》。不过这也只是一种片面的见解。自古以来，召引外兵来救援内部的灾难，不论最终成功还是失败，没有不以导致祸乱收场的。这部书所记，从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作乱开始，到中和四年黄巢被平定为止，全部抄录《资治通鉴》的文字。有些地方删去其他事情而不完整，例如乾符五年郑畋、卢携因南诏之事激愤争论，就是如此。有时偶然遗漏原来的事情，例如广明元年漏记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起兵入援；但在下面叙述王重荣的事情时，突然出现王处存的名字，却不知道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大概茅元仪只是借黄巢的事情寄托自己的意见，所以疏漏到这种程度。△《定保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赵元祉撰写。赵元祉是无锡人。这部书成于崇祯十年。它仿照《贞观政要》的体例，按照明代各帝的事迹分为《修身》《尊贤》《训储》《纳谏》《驭臣》《严宦寺》《子民》《诘戎兵》《帝训》九类，共编为三集。第一集记载太祖的事迹；第二集记载成祖的事迹；第三集记载仁宗至世宗六朝，只写了寥寥几句话，不再分类。大体上次序叙述繁杂，很没有体例。书名下自题为“锡山草莽臣”，又有“师邹期桢谨订”一行。怀疑赵元祉本是期桢的弟子，所以标出这一称呼。不过这样做也太过创意了。△《蜀国春秋》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荀廷诏撰写。荀廷诏字宣子，是成都人，崇祯癸未年进士。这部书从第一卷到第十四卷，上溯唐、虞，下至元、明。凡是兴亡废替中与蜀国有关的事迹，都按朝代分别记载。比如西汉的公孙述、东汉的刘焉、西晋的李雄、唐代的王建、后唐的孟知祥、元代的明玉珍，都附录在其中。从第十五卷到末卷，则总述郡县沿革。大体上是从正史抄录而来，另外没有搜集考订，与《蜀中广记》等书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二，而且议论也多不醇正，没有超出明末的积习。△《先拨志始》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文秉撰写。文秉字荪符，是吴县人，大学士文震孟的儿子。这部书《江南通志》记作六卷。这个本子只有二卷，但首尾内容并不相连，或许卷数曾经有过分合吧。书中记载的都是明朝末年的遗闻。上卷从万历年间起，至天启四年为止；下卷从天启五年起，至崇祯二年为止。像妖书、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以及魏忠贤乱政、崇祯钦定逆案之类的事情，无不详细记载。《自序》说，开头记载国本，是为了说明门户之争由此开始；结尾写到逆案，是为了说明忠贞与奸佞由此判定。书名叫《先拨志始》，意思是要及早加以辨别。另有一个抄本，后面附有《逆案》十九页。《跋》中说：《钦定逆案》一册与《先拨志始》略有不同，是从石惠珍家得到的，而石惠珍又是从冯涿州家得到的。有刻本，于是抄录在馆中。后面又附有《东林列传》十页，是江阴陈鼎编写的；还附有《魏忠贤建祠》二页。这三种都不是文秉的书，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它们汇集附在卷末。△《守汴日志》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明代李光壂撰写。李光壂是祥符人，崇祯十五年因守城有功，由贡生议叙，授任知县。这部书成于崇祯癸未年李光壂寓居南京之时，记载李自成三次进攻开封，最终黄河决口、城池被淹没的事情。大体上与史传有所出入，但按日记载，对事情的曲折经过尤其详细。史书称陈永福射中李自成，使他的左眼失明；这部书说是被永福的儿子、守备陈德射中的。李光壂登上城墙亲眼看见，应当得知了真实情况。李光壂创制车营，打算把车辆连接起来一直抵到河边，以接应北岸的援兵。众人意见相持不下，车辆造好还没有试用，城墙就坍塌了，他对此很是遗憾。然而当时已经不是三代，车战所凭借的条件恐怕终究会成为房琯旧事的重演。因此，康熙乙巳年鄢陵梁熙为此书所作的跋，也深深怀疑这次举措。此外，各书记载城中原本打算决开河水灌溉贼军，反而会造成灌城。李光壂这部《志》却完全没有这件事。而且《志》说，九月初一日以后，守城的士兵每天饿死三四百人。那些空着肚子等待死亡的人不到一千，连守城墙都尚且做不到，何况还能抵挡贼军的锋芒，出去拿着锄头作战。《熙跋》也说，决水灌入贼营是谏官们的建议，城中没有来得及听闻。或许这也是一种持平的说法吧。这一战中，贼军三次进攻都未能攻克，李光壂和生员张尔猷出力最多；推官黄澍、总兵陈永福坚决拒守，尤其突出。后来陈永福最终向李自成投降，黄澍也归附国朝，后来又潜入徽州诱捕金声，他们都不是忠于自己所侍奉之人的人。这里只是记载他们一时的功劳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东林始末》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蒋平阶撰写。蒋平阶字大鸿，是华亭人。这部书叙述东林党争的始末。事情始于万历二十一年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司郎中杨于廷在京察中受到考察，终于崇祯十六年大学士周延儒被赐死。只是叙述朋党之间互相攻击的事情，所以对梃击、红丸、移宫之争，客氏、魏忠贤之祸，以及辽东经略、巡抚之间的构陷，都不作叙述。大概是着意于齐、楚、浙三党之间的胜负，其他事情不是它所详述的。但是，各案中那些被当事人借来进行攻击的关键事情，既然已经通过楚案写出沈、郭二人结怨的缘由，却不涉及其他案件，遗漏实在很多。其中如记载顾宪成援助李三才、徐石麒称誉吴昌时，一处写出顾宪成受人欺骗的原因，一处写出徐石麒害怕祸患的缘故，颇不隐讳。至于周延儒通过曹化淳谋求重新入相，实际是张溥出力，却把这件事归于丹阳监生贺顺和应城侯氏，未免有意曲笔。至于吴昌时改任吏部官职，实际是因为与周延儒交往，却把这件事归于郑三俊，写得好像与周延儒毫无关系，更不符合事实。△《谈往》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译旧本题作花村看行侍者偶录。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大概是明朝遗民，隐遁行迹而出家为僧的人。书中记载的都是明末轶闻，共二十七条。其中“捣钱造钞”一条和“票拟部覆”一条，可以看出当时粉饰掩盖的弊病和巧诈的风气；“两谳翻案”一条和“宜兴再相”一条，可以看出当时上下蒙蔽的过失。只是“宜兴再相”一条把周延儒被赐死说成过错；“项周恶过”一条极力为项煜、周锺申辩冤屈，实在违背公论。至于“前朝宫女”一条，极力铺陈庄烈帝的奢侈，例如宫中每天耗费三千金，一次宴会使用十万金，冬月使用数以千计的金银火炉之类，也似乎不是实录。又如“灯庙二市”一条，说明朝灭亡是因为把奢侈改变为节俭，这种论断尤其荒谬。△《平叛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霦撰写。毛霦字荆石，是掖县人。这部书记载崇祯四年叛兵李九成等攻打围困莱州的始末。主要是表彰知府朱万年、总兵杨御蕃、参将彭有谟、巡抚御史徐从治、谢琏等人死守全城的功劳，同时记述孙元化、刘宇烈、余大成抚慰贼寇、误害国家的罪过。事情始于这一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吴桥的激变，终于崇祯六年四月十三日麻坨的胜利。全书按日记载，既有纲要也有细节。这些事情都是毛霦亲眼见到的，所以细微末节全都具备。他的《自序》说：当年那些文武大臣，谁是在死守，谁是在浴血奋战，谁是在痛哭请求援兵，谁是在挑选懦弱之人而放纵贼寇；谁有功、谁有罪，没有不清清楚楚的。明朝末年军政的败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斑。△《平寇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管葛山人撰写，没有注明姓名。前面有《序》，题为龙湫山人李确撰写。按照“著”字的用法推断，怀疑这部书就是李确所作。考察《海盐县志》，李天植字因仲，是前明崇祯癸酉年的举人；甲申年以后隐遁在龙湫山中，改名为确，字潜初，应当就是这个人。这部书记载明朝末年群盗作乱，按年份记载。起于崇祯元年，止于国朝顺治十八年平定滇南张献忠余党孙可望、李定国等，叙述相当详细。其中涉及军事谋略成败、国家兴亡的地方，都附有评论。它的议论相当平允。不过体例未免杂乱，叙事也不免重复错杂。例如把郭中杰任副总兵、充任督辅中军一事，已经记在甲申正月己酉日之下，又在乙卯日之下再次记载。贼军把伪诏射入城中的事，发生在都城陷落以前，却记在庄烈帝去世以后。王章死于彰义门外，是城刚陷落时的事情，却编在皇帝出宫之后。丁未年都城才陷落，却把内城陷落和皇帝临幸南宫叙述在丁未年以前。又在皇帝去世的条目下附上他所作的八首《大行挽词》，很不合史书体例。又如孙传庭，在这里写作“傅庭”。陈永福投降贼军，这里却说他被贼军杀死。襄城伯李国祯投降贼军已经很久，事情也早已论定，这里却说他穿着丧服徒步，哭吊大行皇帝，入殓完毕后自缢。这仍然沿用了野史的错误。周奎被贼军拷打而没有死，后来又回到吴地，这里却说贼军命令他挑水、掌灶，直至死亡。阎尔梅就是世人所称的阎古古，康熙年间还在世，这里却只附带记载，表示对此存疑。这些都是记载失实的地方。大概自甲申年以后，南北隔绝，传闻各不相同，所以书中记载不能完全准确。△《明倭寇始末》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国朝谷应泰撰写。谷应泰有《明纪事本末》，已经著录。这就是《明纪事本末》中的一卷，书商抄录出来，用来欺骗收藏书籍的人。△《见闻随笔》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苏撰写。冯苏有《滇考》，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记载《李自成张献忠传》，其次叙述永明王擅自称号的始末，又记载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张同敞、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李元胤、李乾德、杨展、王祥、皮熊、杨畏知、沐天波、李定国十五人的传记。当时正开始设局编修《明史》，总裁叶方蔼因为冯苏长期任职云南，向他询问西南地区的事实。冯苏于是摘取自己记忆所及，编成这部书，送到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时，其中大略都取材于此。与那些荒诞的稗官野史相比，这部书较为确实。不过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逐一记载详尽。△《安南使事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李仙根撰写。李仙根字南津，是遂宁人，顺治辛丑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康熙七年，李仙根以内秘书院侍读的身份，与兵部职方司主事杨兆杰出使安南，返回后详细叙述宣谕的事实，编成这部书。书中文字多质朴而少文采，大概是随笔记录，没有来得及删改润色。△《交山平寇本末》三卷、《附诗》一卷、《详文》一卷、《书牍》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夏骃撰写。记载交城县知县赵吉士剿灭贼寇的事情。交山过去是盗贼聚集的地方。康熙七年，赵吉士前往任职，使用计谋逐步将贼寇擒获，经过四年才全部平定。夏骃当时客居赵吉士幕府之中，于是记载这件事的始末。上溯盗贼兴起的原因，中间叙述预先制定计策的经过，最后陈述取胜的谋略。松江陆庆臻为此书作评点，并在后面附上祝贺赠送的诗篇。余姚邵以发又选取赵吉士有关平寇的详文、书牍，另编为两册，加以评论并刊刻。夏骃字宛东，是湖州人。赵吉士字天羽，是钱塘人，顺治辛卯年举人，官至户科给事中。△《平闽记》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清代杨捷撰。杨捷字元凯，镶黄旗汉军，官至昭武将军、江南提督。这部书收录的都是他在康熙十七年征讨郑成功时所上的奏疏，以及笺启、咨文、牌檄、告示等稿件。冯溥、王广心的《序》和叶映榴的《跋》，都称此书为《平闽纪事》。书前有《张玉书序》，又称为《平闽记》。此书起初名为《纪事》，后来又改成现在的书名。△《师中纪续》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王得一撰。王得一字种龙，是螺阳人，曾任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的幕友。这部书都是记载万正色战功的，共二十三件事。起于康熙十二年万正色由兴安调任宁羌州守，止于康熙二十年议论征讨台湾，所记前后共十年。万正色与姚启圣意见不同，坚持不愿攻打台湾，因此被姚启圣上奏弹劾。皇帝下旨将他调任陆路提督，改由施琅担任水师提督。然而施琅最终荡平了残余势力，可见万正色的主张并不足以作为依据。王得一把停止远征也列为功绩之一，未免有意曲解事实了。△《武宗外纪》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毛奇龄撰。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明武宗的事，共九十四条，都是取自《实录》。书前有《自序》，说同馆中担任史官的人，对于武宗那些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全都遗漏而没有记载，所以作此书来补充。然而本纪自有体例，没有逐条铺陈琐碎事情的惯例。况且这些事情在《实录》中已经具备，野史也大多详细记载了。既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见闻，又何必重复增饰呢？毛奇龄注释《大学》时，详细引用汉代以来的训释，认为“一切”二字表示苟且，斥责朱子《章句》误解“一切”的错误，证据确实可靠。可是他在《彤史·拾遗记·仁宗张皇后传》中写有“勿干预一切”的话。这部书中又有“上一切行礼”的话。在《张后传》中还可以说是转述原书，不能任意润色；但这部书中的话却是叙事用语。这也是意气用事、求胜逞强而不顾及后来的一处表现。△《后鉴录》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毛奇龄撰。全书记载有明一代盗贼的事情，大概也是《明史》拟稿中遗留下来的部分。毛奇龄在自序中说，建溪谢给舍曾作《后鉴录》，大致辑录明代镇压盗贼的始末，定名为“爰书”。这部书因袭前辈旧闻，汇集编成一帙，仍沿用谢书的旧名。书中事迹如今大多见于正史，没有什么重大的异闻。只有推论祸乱发生的原因时，说明朝三百年间过于轻视武官：儒臣把边疆将帅当作奴隶对待；军籍虚冒滥杂，军队被视为病坊、菜佣，任意处置而完全不加省察；军队中的将领动辄受到牵制。又加上宦官监军，对军队进退的干预没有止境，于是身穿惠文冠服的官员便操持名分法令，在后面加以控制。这也是亲眼见闻所得的确实论断。△《封长白山记》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清代方象瑛撰。方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丁未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这部书记载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派遣官员前往长白山的事情。大略说，这年六月三日从乌喇出发，经过文德痕河、阿虎山、库纳纳林、邪尔萨河、浑陀河、法布尔堪河、纳丹佛勒地方、辉发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纳尔浑河、敦敦山、卓龙窝河等处，到达讷阴。十一日又从讷阴出发，十四日才到达山麓。书中还记载了所见的各种祥瑞。大概是把当日的奏疏概括编写而成，所以只粗略叙述了梗概。而使臣也失去了姓名，只称为觉罗武某。△《辨苗纪略》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俞益谟撰。俞益谟字嘉言，号澹菴，宁夏人，官至湖广提督。康熙四十二年，辰州红苗作乱，朝廷下诏命吏部尚书席尔达统率荆州驻防兵以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的汉兵和土兵，将其剿灭平定。俞益谟当时率领湖南兵随军出征，攻占小天星寨，进逼天星寨，红苗于是请求投降。这部书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开头是地图，接着说明明代以来用兵的得失以及近来争端发生的原因，之后是分条议论的案牍和记事文章。大意认为，明朝的事情坏在一个“抚”字上：废除了剿杀的办法，而地方豪强和营官又借此牟利。酿成变乱并非一天的事情，到这时才一举彻底平定。△《逊代阳秋》二十八卷（内府藏本）。清代余美英撰。余美英一名珣，字璈伯，钱塘人。这部书专门记载明惠帝的事迹。第一卷至第十二卷为《君纪》，共分三十二篇，附有《论》九首、《书》一首。第十三卷至第二十四卷为《臣纪》，都是建文年间诸臣的列传。第二十五卷为《后死表》《阙表》。第二十六卷为《归命表》。第二十七卷为《不义表》。第二十八卷为《备遗篇》《余阕》。书中搜集的材料相当丰富，并且采用了《从亡》《致身》等录。自建文四年以后，每年都写明皇帝在某处、皇帝幸临某处，记载得十分确凿，不保留疑案，未免有轻信错误之处。△《二申野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孙之騄撰。孙之騄有《重编尚书大传》，已经著录。这部书采录明代一朝的妖异之事，按编年记载。起于洪武元年戊申，止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所以用“二申”作为书名。它与《明史·五行志》也有很多相合之处。其中荒诞的内容，就是小说家的说法了。△《衡湘稽古》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代王万澍撰。王万澍字霍霖，别号勉亭，常宁人。卷首题作“衡湘野人述”，却没有署名。他的姓名是在别人所作的《序》中见到的，也是一位喜好偏僻事物的人。书的大意认为，衡湘是古代帝王巡狩、会集的地区；春秋时期芊楚兼并此地，圣人将其排斥在外，后人于是忘记了它先前的盛况。于是逐一叙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二代直到周昭王的事迹，编成此书。每件事都标举纲要，又杂引群书作为条目。书中许多材料采自《路史》等书。它既不是地理志，也不是史传，和廖道南的《楚纪》一样，都是内容杂乱而叙述简略。──以上“杂史类”共一百七十九部、七百五十七卷，其中七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