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七 史部十三
卷五十七 史部十三○传记类一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则《晏子春秋》是即家传，《孔子三朝记》其记之权舆乎。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至繁。盖魏、晋以来，作者弥夥。诸家著录，体例相同。其参错混淆，亦如一轨。今略为区别。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录》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其杜大圭《碑传琬琰集》、苏天爵《名臣事略》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至安禄山、黄巢、刘豫诸书，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莸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谓之曰《别录》。△《孔子编年》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旧本题宋胡舜陟撰。考书首有绍兴八年《舜陟序》，乃自静江罢归之日，命其子仔所撰，非舜陟自作也。舜陟字汝明，绩溪人。大观三年进士。靖康间官侍御史。南渡初，知庐州，有御寇功。更历数镇，最后为广西经略使。欲为秦桧父建祠，高登不可，因劾登以媚桧。会以他事忤桧意，亦逮治死於狱。事迹具《宋史》本传。仔字元任，后流寓吴兴。当辑《诗话》行於世，即所谓苕溪渔隐者是也。是书辑录孔子言行，以《论语》、《春秋三传》、《礼记》、《家语》、《史记》诸家所载，按岁编排，体例亦如年谱。其不曰年谱而曰编年，尊圣人也。自周、秦之间，谶纬杂出，一切诡异神怪之说，率托诸孔子，大抵诞谩不足信。仔独依据经传，考寻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而附以他书。其采掇颇为审慎。惟诸书纪录圣言，不能尽载其岁月，仔既限以编年，不免时有牵合。如《左氏襄公二十一年郑人游乡校传》，仲尼闻是语也云云。《杜预注》谓仲尼於是年实是十岁，长而后闻之。知孔子为此言，不当在是年也。仔乃系其事於十岁之下，殊为疏舛。又《礼记儒行篇》，对鲁哀公云云，则系之六十八岁。《哀公问篇》，大礼何如云云，则又系之七十二岁。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此类尤失於穿凿。然由宋迄元明，集圣迹者，其书日多，亦猥杂日甚。仔所论次，犹为近古。故录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焉。△《东家杂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孔传撰。传字世文，至圣四十七代孙。建炎初，随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绍兴中，官至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封仙源县开国男。是编成於绍兴甲辰。上卷分九类。曰《姓谱》，曰《先圣诞辰讳日》，曰《母颜氏》，曰《娶亓官氏》，曰《追封谥号》，曰《历代崇封》，曰《嗣袭封爵沿改》，曰《改衍圣公》，曰《乡官》。下卷分十二类。曰《先圣庙》，曰《手植桧》，曰《杏坛》，曰《后殿》，曰《先圣小影》，曰《庙柏》，曰《庙中古碑》，曰《本朝御制碑》，曰《庙外古迹》，曰《齐国公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时去古未远，旧迹多存。传又生长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记特为简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异》一篇，末题“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谨书”。末有《南渡庙记》一篇，题“宝祐二年二月甲子汝腾谨记”。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称旧有《尹梅津跋》，此本无之，而后有淳熙元年《叶梦得跋》。盖三篇皆重刻所续入也。去疾《考》中历驳诸家之误，而以为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於十月二十一日，卒於四月十八日。其说殊谬。殆由是时理宗崇重道学，胡安国传方盛行，故去疾据以为说欤。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壬戌冬日，叶九来过芳草堂，云有宋椠本《东家杂记》，因假借缮写。此书为先圣四十七代孙孔传所编。首列《杏坛图说》，记夫子车从出国东门，因观杏坛，历级而上，顾弟子曰：“兹鲁将臧文仲誓将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瑟而歌。其歌曰：“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去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考诸家琴史俱失载，附录於此。详其语意，未知果为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案此歌伪妄，不辨而明。曾乃语若存疑，盖其平生过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实二卷。曾云首列《杏坛图说》，此本《杏坛》为下卷第三篇，且有说无图，亦无此歌。不知曾所见者又何本也。其或误记欤。──右“传记类”圣贤之属，二部、七卷，皆文渊阁著录。（案：以上所录，皆圣迹也。以《存目》之中有诸贤之叙录，名统於一，故总标曰《圣贤》。）△《晏子春秋》八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旧本题齐晏婴撰。晁公武《读书志》：婴相景公，此书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
译卷五十七 史部十三。○传记类。传记一类，据说是从黄帝开始的，这是道家荒诞的传说。追究它的根源，那么《晏子春秋》就是这类家传，《孔子三朝记》大概就是这种记载的开端吧。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用的传记极其繁多。大概从魏、晋以来，作者越来越多。各家著录的体例相同，其中相互错杂混淆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现在姑且略作区别：第一类称为《圣贤》，如《孔孟年谱》一类；第二类称为《名人》，如《魏郑公谏录》一类；第三类称为《总录》，如《列女传》一类；第四类称为《杂录》，如《骖鸾录》一类。至于杜大圭的《碑传琬琰集》、苏天爵的《名臣事略》等书，虽然没有“传记”的名称，也分别核实其实际内容，依类别编入。至于记载安禄山、黄巢、刘豫等人的书，既不能立即删去其书名，也不能把善恶不分地混在一起。因此依照把叛臣诸传附载于史书末尾的先例，另列一类，称为《别录》。△《孔子编年》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旧本题作宋代胡舜陟撰写。考察书首有绍兴八年胡舜陟的《序》，那是他从静江被罢职归来之日，命令他的儿子胡仔撰写的，并不是胡舜陟亲自所作。胡舜陟字汝明，绩溪人，大观三年进士。靖康年间任侍御史。南渡初年，任庐州知州，有抵御敌寇的功劳。后来历任数镇长官，最后任广西经略使。他想为秦桧的父亲建立祠堂，高登不同意，于是胡舜陟弹劾高登，以此向秦桧献媚。适逢他又因其他事情违逆秦桧的心意，也被逮捕治罪，死在狱中。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胡仔字元任，后来流寓吴兴。他编纂的《诗话》流传于世，就是所谓的“苕溪渔隐”。这部书辑录孔子的言行，以《论语》《春秋三传》《礼记》《孔子家语》《史记》等书的记载为依据，按年份编排，体例也像年谱。它不称为“年谱”而称为“编年”，是为了表示对圣人的尊敬。从周、秦之间开始，谶纬之书杂乱出现，各种诡异神怪的说法大多假托孔子之名，总的说来荒诞欺妄，不值得相信。唯独胡仔依据经书和传记，考察寻求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并附以其他书籍。他采集取舍相当审慎。只是各部书记录圣人言语时，不能把年月全部记载下来；胡仔既然限定按编年编排，就免不了有时强行牵合。例如《左氏传》襄公二十一年“郑人游乡校”的记载中说“仲尼听到这些话”云云。《杜预注》认为，孔子在这一年实际只有十岁，是长大以后才听到这番话的。可见孔子说这些话，不应当是在这一年。胡仔却把这件事系在孔子十岁之下，十分疏漏错误。又如《礼记·儒行篇》中回答鲁哀公的问题云云，胡仔把它系在孔子六十八岁时；《哀公问篇》中关于“大礼是什么”云云，又把它系在孔子七十二岁时。不知道他依据什么这样说。这一类尤其失于穿凿附会。然而从宋代到元、明，汇集圣人事迹的书越来越多，杂乱也越来越严重。胡仔的编次，仍然较为接近古制。因此把这部书列在《传记》类的开头，用来说明这类著作的源头。△《东家杂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代孔传撰写。孔传字世文，是至圣孔子的第四十七代孙。建炎初年，随孔端友南渡，于是流寓衢州。绍兴年间，官至右朝议大夫，任抚州军州事，兼任管内劝农使。封仙源县开国男。这部书成于绍兴甲辰年。上卷分为九类：一为《姓谱》，二为《先圣诞辰讳日》，三为《母颜氏》，四为《娶亓官氏》，五为《追封谥号》，六为《历代崇封》，七为《嗣袭封爵沿改》，八为《改衍圣公》，九为《乡官》。下卷分为十二类：一为《先圣庙》，二为《手植桧》，三为《杏坛》，四为《后殿》，五为《先圣小影》，六为《庙柏》，七为《庙中古碑》，八为《本朝御制碑》，九为《庙外古迹》，十为《齐国公墓》，十一为《祖林古迹》，十二为《林中古碑》。当时距离古代还不远，旧迹大多保存着。孔传又在仙源长大，这些事情都是亲眼所见，所以记载特别简要确实。书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异》一篇，篇末题作“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谨书”。书末有《南渡庙记》一篇，题作“宝祐二年二月甲子汝腾谨记”。二人都是宋朝宗室子弟，所以都没有署姓。去疾说原来有《尹梅津跋》，但这个本子没有，书后却有淳熙元年叶梦得的跋。这三篇大概都是重刻时续入的。去疾在《考异》中逐条驳斥各家的错误，认为《春秋》采用夏正，并确定孔子生于十月二十一日，死于四月十八日。他的说法非常错误。大概是因为当时宋理宗崇尚重视道学，胡安国的《春秋传》正盛行，所以去疾依据它来立说吧。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壬戌年冬天，叶九来拜访芳草堂，说有宋代刻本《东家杂记》，于是借来抄写。这部书是至圣第四十七代孙孔传编纂的。开头列有《杏坛图说》，记载孔夫子的车马随从从国都东门出发，因而观看杏坛，登上台阶后回头对弟子说：‘这里是鲁国将由臧文仲发誓主持修建的坛。’他看见遗物而思念先人，命人奏瑟并歌唱。歌辞说：‘暑去寒来春又秋，夕阳向西水向东流。将军战马如今在哪里，野草闲花满地愁。’查考各家琴史，都没有记载，于是附录在这里。详细考察这些话的意思，不知道果真是不是孔夫子所作的歌，等等。”考察可知，这首歌是伪造妄作，不加辨析也很明显。钱曾却说得好像还存有疑问，大概是他一生过分尊重宋刻本的过失。然而钱曾说是三卷，这个本子实际是二卷；钱曾说开头列有《杏坛图说》，这个本子的《杏坛》是下卷第三篇，而且只有文字说明没有图，也没有这首歌。不知道钱曾所见的又是哪一个本子，或许是他记错了吧。──以上为“传记类”圣贤一属，共二部、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按语：以上所收录的，都是圣人的遗迹。因为《存目》中有对诸位贤人的叙录，名称统一归入一类，所以总称为《圣贤》。） △《晏子春秋》八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旧本题作齐国晏婴撰写。晁公武《读书志》说：晏婴是齐景公的相国，这部书记载他的事迹以及进谏和争辩的话。
《崇文总目》谓后人采婴行事为之，非婴所撰。然则是书所记，乃唐人魏徵《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特失其编次者之姓名耳。题为婴者，依托也。其中如王士祯《池北偶谈》所摘齐景公圉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戏剧。则妄人又有所窜入，非原本矣。刘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其旨多尚兼爱，非厚葬久丧者。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薛季宣《浪语集》又以为孔丛子诘墨诸条今皆见《晏子》书中，则婴之学实出於墨。盖婴虽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鲁，实在惠公之时，见《吕氏春秋仲春记当染篇》。故婴能先宗其说也。其书自《史记管晏列传》已称为《晏子春秋》。故刘知几《史通》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然《汉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盖二名兼行也。《汉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陈氏、晁氏《书目》乃皆作十二卷，盖篇帙已多有更改矣。此为明李氏绵眇阁刻本。《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与《汉志》八篇之数相合。若世所传乌程闵氏刻本，以一事而《内篇》、《外篇》复见。所记大同小异者，悉移而夹注《内篇》下。殊为变乱无绪。今故仍从此本著录，庶几犹略近古焉。（案《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旧列《子部》，今移入於此。）△《魏郑公谏录》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唐王方庆撰。方庆名綝，以字行，其先自丹阳徙咸阳。武后时，官至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终於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县公。谥曰贞。事迹具《新唐书》本传。此书前题“尚书吏部郎中”，盖高宗时所居官。而本传不载，则史文脱略也。《传》称方庆博学练朝章，著书二百馀篇，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方庆在武后时，尝以言悟主，召还庐陵。后建言不斥太子名，以示复位之渐，皆人所难能，盖亦思以伉直自见者。故於徵谏争之语，摭录最详。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元至顺中，翟思忠又尝作《续录》二卷，世罕流传。明苏州彭年采《通鉴》、《唐书》补为一卷。今思忠所续录二卷已於《永乐大典》内裒辑成编。年书寥寥数条，殊为赘设。今故删年所补，不复附缀此书之末焉。△《李相国论事集》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旧本题曰《李深之文集》，唐李绛撰。深之，绛字也，陇西人。擢进士。补渭南尉。历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具《新唐书》本传。今考其书，乃唐史官蒋偕编绛奏议之文与论谏之事。虽以集名，实魏徵《谏录》之类也。前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称今中执法夏侯公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凡数十事。其所争皆磊磊有直臣风概，读之令人激起忠义。始自内廷，终於罢相，次成七篇，著之东观，目为《李相国论事集》云云。其说本明。此本标题，殆后人传写所妄改欤。《偕序》称七篇，今佚其一。所存惟为翰林学士时四十六事，为户部侍郎时四事，为宰相时十五事，其六十五条。叙事朴拙，颇乏文采。谢状、贺表之类，杂录其间，多与论谏无关。又“批答贺屏风”一条、“宣示李栻密疏”一条、“盛夏对宰臣”一条，皆宪宗之事，尤与绛无涉。编次芜杂，亦乖体例。然遗闻旧事，纪录颇详。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考核。王楙《野客丛书》引其“救郑絪”一条、“论采择良家子”一条，谓足补《唐书》之疏。叶梦得《避暑录话》引其“论吐突承璀安南寺碑楼”一条，订《唐书》之误。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证矣。《陆游集》有此书《跋》，称旧有两本，其一本七卷，无《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蒋偕作《序》。以《序》考之，偕所序盖七卷者。今一卷之本未见，而此为七卷之残本，乃有《偕序》。岂后人以《游跋》更正欤？△《杜工部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崇文总目》认为，是后人采集晏婴的事迹编成的，不是晏婴所撰。那么，这部书所记载的，就属于唐代魏徵《谏录》、李绛《论事集》一类的书，只是失去了编纂者的姓名罢了。题作晏婴撰，是假托。其中如王士祯《池北偶谈》所摘录的齐景公圉人的一件事，鄙俗悖谬而荒唐，几乎和戏剧一样。那么又是妄人有所窜改增入，并非原本了。刘向、班固都把它列在儒家之中。只有柳宗元认为，是墨子门徒中齐国人所作；书中主旨多崇尚兼爱，并不是主张厚葬和服久丧的人。他还常常说墨子听到其中的道理后曾加以称许。薛季宣《浪语集》又认为，《孔丛子》中诘难墨子的几条内容，如今都见于《晏子》一书之中，那么晏婴的学说实际上出自墨家。大概晏婴虽然大致早于墨翟，但史角只到过鲁国，确实是在鲁惠公时，见《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篇》。所以晏婴能够先行宗奉这种学说。他的书从《史记·管晏列传》起就已经被称作《晏子春秋》。因此刘知几《史通》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他们的书篇章次第本来没有年月，却也称作《春秋》。但《汉志》只写作《晏子》，《隋志》才称为《春秋》，大概是两个名称并行使用。《汉志》《隋志》都作八篇，到陈氏、晁氏的《书目》才都作十二卷，大概篇卷已经有了许多改动。这是明代李氏绵眇阁刻本。《内篇》分为《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为上下两篇，与《汉志》八篇的数目相合。至于世间流传的乌程闵氏刻本，同一件事在《内篇》《外篇》中重复出现，所记大同小异的内容，全都移作夹注附在《内篇》下，实在变乱而没有条理。现在因此仍依照这个本子著录，希望还大致接近古本。（按语：《晏子》一书，是后人搜集晏婴的逸闻编成的。虽然没有传记的名目，实际上却是传记的鼻祖。旧日列在《子部》，现在移入这里。） △《魏郑公谏录》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代王方庆撰写。方庆名綝，按照字行世；他的祖先从丹阳迁到咸阳。武后时期，官至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最后任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县公，谥号贞。他的事迹详见《新唐书》本传。这部书前面的题名写作“尚书吏部郎中”，大概是他在高宗时担任的官职；而本传没有记载，是史书文字脱漏简略。传记称王方庆博学，熟悉朝廷典章，著书二百多篇；这部书就是他所辑录的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认为是魏徵的谏诤事迹，司马光《通鉴书目》认为是魏元成的故事，书名各不相同。只有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本相合。王方庆在武后时期，曾经用进言使皇帝醒悟，召回庐陵王。后来他建议诏令中不要直斥太子的名号，以显示逐步恢复太子地位的意图；这些事情都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大概也是想以抗直正直来表现自己。因此对于魏徵进谏争辩的话，搜集记录得最为详细。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魏徵的事，多以此书为依据。其中尚未采录的内容，也都确实可信，足以和正史相互参照验证。元至顺年间，翟思忠又曾撰写《续录》二卷，但世间很少流传。明代苏州彭年采集《通鉴》《唐书》的材料，补成一卷。如今翟思忠续录的二卷已经在《永乐大典》中辑集成编。按年编写的内容只有寥寥几条，实在是多余的设置。现在因此删去彭年按年份补入的内容，不再把它附在这部书的末尾。△《李相国论事集》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旧本题作《李深之文集》，唐代李绛撰写。深之是李绛的字，陇西人。考中进士，补任渭南尉，历任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详见《新唐书》本传。现在考察这部书，原来是唐代史官蒋偕编录李绛的奏议文章和论谏事迹。虽然以文集为名，实际上属于魏徵《谏录》一类。书前有大中五年蒋偕的《自序》，说当时中执法夏侯公把自己一生所论谏的事情交给我，共有数十件。他所争辩的事情都光明正大，具有直臣的气概，读来令人激发忠义之心。始于在内廷任职，终于被罢免相位，编次成七篇，写入东观，题名为《李相国论事集》，等等。他的说法本来很清楚。这个本子的题名，大概是后人传抄时擅自改动的吧。《蒋偕序》称有七篇，现在缺失了一篇。现存的内容，只有李绛任翰林学士时四十六件，任户部侍郎时四件，任宰相时十五件，共六十五条。叙事质朴笨拙，很缺乏文采。谢恩状、贺表之类，也杂录其中，多与论谏无关。又有“批答贺屏风”一条、“宣示李栻密疏”一条、“盛夏对宰臣”一条，都是宪宗时的事情，尤其与李绛无关。编排杂乱，也违背体例。但其中遗闻旧事，记录得相当详细。其中许多内容是新、旧《唐书》没有记载的，也足以用来补充考订。王楙《野客丛书》引用其中“救郑絪”一条、“论采择良家子”一条，认为足以补正《唐书》的疏漏。叶梦得《避暑录话》引用其中“论吐突承璀安南寺碑楼”一条，订正《唐书》的错误。这也是有助于考证史事的一项证据。《陆游集》中有这部书的《跋》，说旧有两个本子：一本七卷，没有《序》；另一本一卷，有史官蒋偕所作的《序》。根据《序》来考察，蒋偕作序的应当是七卷本。现在一卷本没有见到，而这个七卷本是残本，却有《蒋偕序》。难道是后人根据《游跋》重新校正过的吗？△《杜工部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赵子栎撰。子栎字梦授，太祖六世孙，元祐六年进士，绍兴中官至宝文阁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子栎与鲁訔均绍兴中人。然子栎撰此谱时，似未见訔《谱》。故篇中惟辨吕大防谓甫生於先天元年之误。考宋人所作甫年谱，又有蔡兴中、黄鹤二家，皆以甫五十九岁为大历庚戌。独子栎持异议，以为卒於辛亥之冬。不知辛亥甫年六十矣。且子栎以《五年庚戌晚秋长河送李十二》为甫绝笔。甫生平著述不辍，若以六年冬暴疾卒，何至一年之内竟无一诗，此又其不确之证也。其所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以其旧本而存之，以备参考焉尔。△《杜工部诗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鲁訔撰。訔字季钦，嘉兴人，官至福建提点刑狱公事。周必大《平园集》有《訔墓志》，述其官阶始末甚详。诸书或云字季卿，或云海盐人，或云仕至太府卿，皆误也。訔曾注杜诗，今存者惟此谱。篇首有訔《编次杜工部诗序》。末有《王士祯跋》，谓甫年谱创始於吕汲公大防，訔以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卒於大历五年庚戌，盖承吕《谱》之旧也。考甫生卒之岁，诸书往往错误。《旧唐书》谓甫卒於永泰二年。永泰在大历之前，甫诗有大历三年以下诸作，则《旧书》为误，王观国辨之是也。然观国云甫生於先天元年癸丑，卒於大历五年辛亥。不知癸丑乃先天之二年，即开元元年；辛亥乃大历六年，则观国亦未深考矣。元稹作《甫墓志》云：“享年五十九。”王洙原叔《注子美诗序》曰：“大历三年，甫下峡入湖，南游衡山，寓居耒阳。五年夏，一夕醉饱卒。”大历五年为庚戌岁，上距先天元年壬子适五十有九年，则甫生於壬子无疑。訔此谱根据吕《谱》，未尝误也。姚桐寿《乐郊私语》云：《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季卿编定。一循少陵平生行迹，可以见其诗法。近时滏阳张氏、吴江朱氏所注杜诗，其《年谱》大率仿此，而推拓之。知密於赵子栎《谱》多矣。虽间有附会，又乌可以一眚掩乎？△《绍陶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王质撰。质有《诗总闻》，已著录。质於淳熙中奉祠山居，以陶潜、陶弘景皆弃官遗世，其同时唐汝舟、鹿何可继其风，因作此书。上卷载栗里、华阳二谱，而各摘其遗文遗事为题，别为词以咏之。下卷纪唐、鹿事而附以林居咏物之诗。其曰《山友词》者，皆咏山鸟。曰《水友词》者，皆咏水鸟。曰《山友续词》者，皆咏山草。曰《水友续词》者，皆咏水草。曰《山水友续词》者，则杂咏禽虫诸物。盖质以耿直忤时，厄於权倖。晚岁欲绝人逃世，故以鸟兽草木为友。盖亦发愤之作。旧於《雪山集》外别行。国朝康熙中，商邱宋荦尝摘录其《山友》诸词，分为五卷，改题曰《林泉结契》，亦取其有寄怀尘外之致也。今观录中诸作，虽惟意所云，往往不甚入格。然人品既高，神思自别。诵其词者，赏之於酸咸之外可矣。△《金陀稡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岳珂撰。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著录。是编为辨其祖岳飞之冤而作。珂别业在嘉兴金陀坊，故以名书。《稡编》成於嘉定戊寅，《续编》成於绍定戊子。《稡编》凡《高宗宸翰》三卷、《鄂王行实编年录》六卷、《鄂王家集》十卷、《吁天辨诬》五卷、《天定录》三卷。《吁天辨诬》者，记秦桧等之锻炼诬陷，每事引当时记载之文，如熊克《中兴小历》、王明清《挥麈录》之类，而珂各系辨证。《天定录》者，则飞经昭雪之后，朝廷复爵褒封谥议诸事也。《续编》凡《宋高宗宸翰摭遗》一卷、《丝纶传信录》十一卷、《天定别录》四卷、《百氏昭忠录》十四卷。《丝纶传信录》者，飞受官制札及三省文移札付。《天定别录》者，岳云、岳雷、岳霖、岳甫、岳琛等辨诬复官告制札及给还田宅诸制。《百氏昭忠录》者，飞历阵战功，及历官政绩，经纶於国史，及宋人刘光祖等所作碑刻行实，黄元振等所编事迹，以次汇叙者也。其《宸翰拾遗》中《舞剑赋》，乃唐乔潭之作，因高宗御书以赐，故亦载焉。编首《自序》，称况当规恢大有为之秋，鱼复之图，穀城之略，岂无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检其所当行，稽其所可验，而勿视之刍狗之已陈云云。殆开禧败衄之后，端平合击以前，时局又渐主战，故珂云尔也。其书岁久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刻於江浙行省，陈基为之序。又有戴洙《后序》，称旧本佚阙，遍求四方，得其残编断简，参互考订，复为成书。故书中脱简阙文，时时而有。明嘉靖中刻本，并仍其旧。今无从考补，亦姑仍嘉靖旧刻录之焉。△《象台首末》五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译宋代赵子栎撰写。子栎字梦授，是宋太祖的第六世孙，元祐六年进士，绍兴年间官至宝文阁直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赵子栎和鲁訔都是绍兴年间的人。但赵子栎撰写这部年谱时，似乎没有见过鲁訔的《谱》。所以篇中只辨明吕大防所说杜甫生于先天元年的错误。考察宋人所作的杜甫年谱，又有蔡兴中、黄鹤两家，都认为杜甫五十九岁时为大历庚戌年。只有赵子栎持不同意见，认为杜甫死于辛亥年冬天。他不知道辛亥年杜甫已经六十岁了。而且赵子栎把《五年庚戌晚秋长河送李十二》作为杜甫的绝笔诗。杜甫一生著述从未停止，如果认为他在六年冬天因暴病去世，怎么会在一年之内竟然没有一首诗？这也是这种说法不确切的证据。他所引用的材料也很简略，不如鲁訔《谱》详细。因为它是旧本，所以保存下来，以备参考而已。△《杜工部诗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鲁訔撰写。訔字季钦，嘉兴人，官至福建提点刑狱公事。周必大《平园集》中有《訔墓志》，对他的官阶和生平始末记述得很详细。各书有的说他字季卿，有的说他是海盐人，有的说他官至太府卿，全都错了。鲁訔曾经注释杜诗，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这部年谱。篇首有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末尾有《王士祯跋》，说杜甫年谱创始于吕汲公大防；鲁訔认为杜甫生于睿宗先天元年壬子，死于大历五年庚戌，大概是承袭吕氏《谱》的旧说。考察杜甫生卒的年份，各书往往有错误。《旧唐书》说杜甫死于永泰二年。永泰在大历之前，但杜甫有大历三年以后所作的诗，那么《旧唐书》的说法就是错误，王观国辨明这一点是对的。然而王观国说杜甫生于先天元年癸丑，死于大历五年辛亥。他不知道癸丑是先天二年，也就是开元元年；辛亥是大历六年，所以王观国也没有深入考察。元稹作《甫墓志》说：“享年五十九岁。”王洙原叔《注子美诗序》说：“大历三年，杜甫下三峡进入湖区，向南游历衡山，寄居耒阳。大历五年夏天，一夜之间因醉酒饱食而去世。”大历五年是庚戌年，从先天元年壬子到大历五年正好五十九年，因此杜甫生于壬子年是确定无疑的。鲁訔这部年谱以吕氏《谱》为根据，并没有错。姚桐寿《乐郊私语》说：《杜少陵集》从游龙门到过洞庭，诗的篇目次序，是季卿编定的。完全按照少陵一生的行迹，可以看出他的诗法。近来滏阳张氏、吴江朱氏所注的杜诗，其《年谱》大多仿照这一体例，并加以推演扩充。由此可知，它比赵子栎的《谱》详细得多。虽然偶尔有附会之处，又怎么能因为一处过失就掩盖全书呢？△《绍陶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质撰写。王质有《诗总闻》，已经著录。王质在淳熙年间奉祠闲居山中，因为陶潜、陶弘景都弃官离世，而与他们同时代的唐汝舟、鹿何可以继承这种风尚，于是写作这部书。上卷记载栗里、华阳二人的谱系，并分别摘录他们的遗文遗事作为题目，另作词来歌咏。下卷记载唐汝舟、鹿何的事情，并附以闲居山林、吟咏事物的诗。称作《山友词》的，都是歌咏山鸟；称作《水友词》的，都是歌咏水鸟；称作《山友续词》的，都是歌咏山草；称作《水友续词》的，都是歌咏水草；称作《山水友续词》的，则杂咏禽鸟、虫类等各种事物。王质因为耿直触犯时势，受到权贵宠臣的困厄，晚年想与世人断绝往来、逃离尘世，所以把鸟兽草木当作朋友。这大概也是发泄愤懑的作品。过去曾在《雪山集》之外单独流传。国朝康熙年间，商邱宋荦曾摘录其中《山友》的各篇词，分为五卷，改题为《林泉结契》，也是取其寄托于尘世之外的情趣。如今看这部摘录中的作品，虽然只是任凭心意抒写，往往不太合乎词格；但作者人品高尚，精神思致自然不同。诵读这些词的人，在酸咸等一般滋味之外欣赏它们就可以了。△《金陀稡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岳珂撰写。岳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为了辨明他的祖父岳飞所受的冤屈而作。岳珂的别业在嘉兴金陀坊，所以用它给书命名。《稡编》成于嘉定戊寅年，《续编》成于绍定戊子年。《稡编》共包括《高宗宸翰》三卷、《鄂王行实编年录》六卷、《鄂王家集》十卷、《吁天辨诬》五卷、《天定录》三卷。《吁天辨诬》记载秦桧等人罗织罪名、诬陷岳飞的事情，每件事都引用当时记载的文字，如熊克《中兴小历》、王明清《挥麈录》之类，并由岳珂分别加以辨析考证。《天定录》记载岳飞昭雪之后，朝廷恢复爵位、褒奖封赠和议定谥号等事情。《续编》共包括《宋高宗宸翰摭遗》一卷、《丝纶传信录》十一卷、《天定别录》四卷、《百氏昭忠录》十四卷。《丝纶传信录》记载岳飞所接受的官制札以及三省的公文、札付。《天定别录》记载岳云、岳雷、岳霖、岳甫、岳琛等人辨明冤诬、恢复官职的告制札，以及发还田宅等诏令。《百氏昭忠录》记载岳飞历次阵战的功劳以及历任官职时的政绩，这些事迹经国史整理记载，还有宋人刘光祖等所作的碑刻、行实，以及黄元振等编纂的事迹，按次序汇集叙述。《宸翰拾遗》中的《舞剑赋》，是唐代乔潭所作，因为高宗曾亲笔书写并赐予，所以也一并载入。编首《自序》说：况且正当谋求恢复、奋发有为的时期，鱼复的图谋、穀城的方略，难道没有一两件可以在这个时代奉祀效法的吗？考察那些应当实行的事情，核验那些可以验证的事情，不要把它们看成已经陈旧无用的刍狗，等等。这大概是在开禧战败之后、端平合击以前，当时局势又逐渐倾向主战，所以岳珂这样说。他的书年久散失。元至正二十三年，在江浙行省重新刻印，陈基为它作序。又有戴洙《后序》，说旧本已有散失缺漏，便遍寻四方，得到残编断简，互相参校考订，重新编成此书。所以书中脱落的篇章和缺失的文字，时常可见。明嘉靖年间的刻本也仍然沿袭旧状。现在没有办法考订补足，也姑且依照嘉靖旧刻本著录。△《象台首末》五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胡知柔编。知柔父梦昱，字季昭，号竹林愚隐，吉水人，嘉定丁丑进士，官大理评事。以论济王事贬死象州。宝庆元年，追赠员外郎。咸淳三年，追谥刚简。知柔始末未详。考高斯得《耻堂存稿有感一首》，称近者昌言，多出诸贤之后。其注中有胡评事梦昱之子，不著其名，或即知柔欤。则亦以忠谏世其家者也。知柔於宝祐四年编其奏疏遗文。后又益以谥议及诸家赠答题跋之作，以成此书，而弹文亦具载焉。其编次颇无法度。如第一卷《封事》及《上史弥远书》之下，忽搀以李孝先、梁成大纠弹梦昱二疏及徐瑄《救梦昱书》。其下又为梦昱《祭弟文》一篇。其下又以追复省札之类。共为一卷。第二卷告词行述之下，忽搀以梦昱所进札子四篇。其下又赘以赵文等所作《梦昱水石图赞》五首。共为一卷。第三卷诸人赠诗十八首之下，忽搀入梦昱《自咏步王卢溪韵诗》二首。再寄二首。其下又载他人诗七首。共为一卷。梦昱《自咏榕阴图》一首。其下又载他人诗十六首，共为一卷。第四卷为诸家哀词、祭文、题跋。而第五卷省札、谥议反居其后。末附像赞六首，又与《水石图赞》各编。而《出身印纸题跋》亦与《封事题跋》各编。均庞杂无绪。又其书作於宋理宗时，安得载及元、明人诗文，殆必其后人所窜乱，非知柔之旧矣。徒以梦昱气节足重，故流传至今。而《宋史》梦昱无传，所载亦不免阙漏。今特著之录，以示表章之义焉。△《魏郑公谏续录》二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案元亦祖丁《魏郑公谏录序》云：唐王綝《谏录》五卷，至顺初下邳翟思忠为常州知事，摭其馀为《续录》二卷。其书刻於元统中，明初已罕流传。故彭年蒐采遗文为《续录》一篇，以补其阙。此本载《永乐大典》中，缀王綝所作《谏录》之后，篇数与伊足鼎所说合，盖即翟思忠所续本也。王氏所辑《谏录》，仅据其所见闻，未能赅备。《唐书》魏徵本传所云：前后凡二百馀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已不尽传。其他片语单词，随时献纳者，更为史所不尽纪。此本虽捃拾众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然大旨明白切要，於治道颇为有补，要非他小说杂记比也。据《伊足鼎序》，称思忠起家为儒官，曾著《易传衍太玄》，盖亦好学稽古之士。然朱彝尊《经义考》二书悉不著录。盖不特著作散佚，并其名氏翳如矣。兹编得复见於世，岂非幸乎？△《忠贞录》三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李维樾、林增志同编。维樾字荫昌，增志字可任，俱吉州安福人。是编为其同里卓敬而作。卷一为《遗稿》，凡诗十九首、序二首、志铭一首，而冠以《像赞》及《遗稿序》。卷二、卷三为后人记载题咏诗文，而附录《黄养正》、《陈茂烈》二传，皆敬乡人也。然养正为敬门人，又死於土木之难，其附录为宜。茂烈于敬别无渊源，而又以弃官养母终於乡里，其事截然不类，附之《忠贞录》中，名实舛矣。敬非惟死节慷慨，震耀千古，即於乘燕王来朝之时，密请乘其不意，徙封之於南昌，计亦良善。其疏虽无完本，然刘球所作传中，尚载其略。不录之於《遗稿》中，亦编次之疏也。敬在明初，不以诗名，而所作落落有气格。如五言之“小舟冲浪出，幽鸟背人飞”；七言之“白云忽去山在户，红日乍晴人倚栏”；绝句《晚眺》云“浣花溪上双楠木，老杜草堂生夏寒。门外青山三十六，读书终日倚栏杆”；《题山水》云“长松雨过秋声满，日日携琴自往回。安得扁舟乘晚兴，载将山色过江来”；《栽梅》云“风流东阁题诗客，萧洒西湖处士家。雪冷江深无梦到，自锄明月种梅花”，亦皆有致。惜其所传不多，不能自为一集。故仍从崔与之集例，入之《传记类》焉。△《诸葛忠武书》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杨时伟编。时伟有《春秋编年举要》，已著录。初，太仓王士骥撰《武侯全书》十六卷。时伟病其芜累，更撰是书，存其《连吴》、《南征》、《北伐》、《调御》、《法检》、《遗事》六卷，而增《年谱》、《传略》、《绍汉》、《杂述》四卷，共为十卷。昔陈寿所进《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其文久佚，惟其目尚见《亮传》末。今世所传《亮集》四卷，由后人采摭而成，文多依托。如《梁父吟》、《黄陵庙记》之类，时伟皆釐正其讹。又如小说所载转生韦皋之类，亦援据正史，纠其附会。较他本特为详审。其排比事迹，具有条理，可以见亮之始末。亦较士骥原本特为精核。旧本与《陶潜集》合刻，题曰《忠武靖节二编》。盖寓意於进则当为亮，退则当为潜。然潜之诗文自为别集之流，亮之事迹自为传记之类，难以并为一书。故今录此书於《史部》，而《潜集》则仍著录於《集部》焉。
译宋代胡知柔编纂。知柔的父亲胡梦昱，字季昭，号竹林愚隐，吉水人，嘉定丁丑年进士，官任大理评事。因为议论济王的事情，被贬后死于象州。宝庆元年，追赠员外郎；咸淳三年，追谥刚简。胡知柔的生平始末不详。考察高斯得《耻堂存稿》中的《有感》一首，称近来直言进谏的人，多出自诸位贤人的后代。他在注中提到胡评事梦昱的儿子，却没有记载姓名，或许就是胡知柔吧。那么，他也是以忠诚进谏使家风世代相传的人。胡知柔在宝祐四年编成他的奏疏和遗文。后来又增入谥议以及各家赠答、题跋之作，编成这部书，弹劾奏章也全部载入。它的编排很没有章法。例如第一卷《封事》和《上史弥远书》之后，突然夹入李孝先、梁成大弹劾胡梦昱的两篇奏疏以及徐瑄《救梦昱书》；下面又收入胡梦昱《祭弟文》一篇；再下面又收入追复官职的省札等内容，共编成一卷。第二卷在告词、行述之后，突然夹入胡梦昱所进的札子四篇；下面又附加赵文等所作《梦昱水石图赞》五首，共编成一卷。第三卷在各人赠诗十八首之后，突然夹入胡梦昱《自咏步王卢溪韵诗》二首。又有寄诗二首。下面又载入他人的诗七首，共编成一卷。胡梦昱《自咏榕阴图》一首之下，又载入他人的诗十六首，共编成一卷。第四卷是各家的哀词、祭文、题跋；但第五卷的省札、谥议反而排在它后面。末尾附有像赞六首，又与《水石图赞》分别编排；《出身印纸题跋》也与《封事题跋》分别编排。全书都庞杂而没有条理。而且这部书作于宋理宗时期，怎么会载有元、明人的诗文？大概一定是后人窜改搅乱的，不是胡知柔的旧本了。只是因为胡梦昱的气节值得尊重，所以流传到今天。而《宋史》中胡梦昱没有传，所记载的也不免有缺漏。现在特意把它著录下来，以表示表彰的意义。△《魏郑公谏续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按元代亦祖丁《魏郑公谏录序》说：唐代王綝的《谏录》五卷，至顺初年，下邳人翟思忠任常州知事时，搜集其中遗漏的内容，编成《续录》二卷。这部书刻于元统年间，明初已经很少流传。所以彭年搜集遗文，编成《续录》一篇，用来补足它的缺失。这个本子载于《永乐大典》中，接在王綝所作《谏录》之后，篇数与伊足鼎所说相合，大概就是翟思忠续编的本子。王氏辑录的《谏录》只根据他所见所闻，不能完备。《唐书》魏徵本传所说：前后总共有二百多篇奏章，没有一篇不恳切地合乎皇帝的心意；这些已经不能全部流传下来。其他片言只语以及随时进献的意见，更是史书不能全部记载的。这个本子虽然搜集了各种说法，与史传有时存在异同，而且有些确实不是进谏争辩的事情，也泛泛地收入录中。然而它的主旨明白切要，对于治理之道很有补益，终究不是其他小说杂记所能相比的。根据《伊足鼎序》，说翟思忠出身后任儒官，曾著《易传衍太玄》，大概也是一位好学而考求古事的人。但朱彝尊《经义考》中的这两部书都没有著录。看来不只是他的著作散失了，连他的姓名也湮没不彰。这部编书能够重新见于世间，难道不是幸运吗？△《忠贞录》三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维樾、林增志共同编纂。李维樾字荫昌，林增志字可任，都是吉州安福人。这部书是为他们的同乡卓敬编写的。卷一是《遗稿》，共有诗十九首、序二首、志铭一首，卷首冠以《像赞》和《遗稿序》。卷二、卷三是后人所作的记载和题咏诗文，并附录《黄养正》《陈茂烈》两篇传记，他们也都是卓敬的同乡。不过，黄养正是卓敬的门人，又死于土木之难，把他附录在这里是合适的。陈茂烈与卓敬并没有特别的渊源，而且他是弃官奉养母亲，最终终老乡里的，事迹与卓敬截然不同，把他附在《忠贞录》中，名实并不相符。卓敬不仅慷慨赴死、守节不屈，足以震耀千古；就是在燕王入朝时，他秘密请求趁燕王没有防备，把燕王改封到南昌，这个计策也很好。他的奏疏虽然没有完整的本子，但刘球所作的传记中还记载了大略。不把它收入《遗稿》，也是编次上的疏漏。卓敬在明初并不以诗歌著名，但他的作品疏宕有气势、有格调。比如五言诗中的“轻舟冲破浪头驶出，幽鸟背着人飞去”；七言诗中的“白云忽然飘去，山峦映入门户；红日刚刚放晴，人倚着栏杆”；绝句《晚眺》说：“浣花溪上有两株楠木，杜甫草堂在夏日里仍生凉意。门外青山三十六座，整日读书倚着栏杆”；《题山水》说：“长松经过雨洗，满耳都是秋声；我天天带着琴来回往返。怎样才能驾一叶扁舟趁着晚间兴致，把山色载过江来”；《栽梅》说：“东阁题诗的风流客，西湖隐士的潇洒家。” “雪冷江深，梦也无法到达；我在明月下亲自锄土，种下梅花”，这些诗也都很有情趣。可惜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不能独自编成一集。所以仍依照崔与之文集的体例，把它收入《传记类》。△《诸葛忠武书》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杨时伟编纂。杨时伟还编有《春秋编年举要》，已经著录。起初，太仓王士骥撰成《武侯全书》十六卷。杨时伟认为它内容芜杂重复，因而另撰此书，保存其中《连吴》《南征》《北伐》《调御》《法检》《遗事》六卷，又增加《年谱》《传略》《绍汉》《杂述》四卷，共为十卷。从前陈寿进献的《诸葛亮集》有二十四篇，文章早已散佚，只有篇目还见于《亮传》末尾。现在流传的《亮集》四卷，是后人搜集编成的，文章多有托名伪作。像《梁父吟》《黄陵庙记》之类，杨时伟都校正了其中的错误。又如小说中所记诸葛亮转生为韦皋之类的说法，他也援引正史加以纠正附会。此书比其他版本尤其详细审慎。它排列诸葛亮的事迹，很有条理，可以看出诸葛亮一生的始末；也比王士骥的原本尤其精审。旧本曾与《陶潜集》合刻，题名为《忠武靖节二编》。大概是借此寄托这样的意思：出仕就应当像诸葛亮，退隐就应当像陶潜。不过，陶潜的诗文自属别集一类，诸葛亮的事迹自属传记一类，难以合编为一书。所以现在把这部书著录在《史部》，而《潜集》仍著录在《集部》。
△《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内府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所记乃惠献贝子富喇塔平定浙东之事。康熙十三年，耿精忠据福建反，圣祖仁皇帝命富喇塔为宁海将军，同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统兵讨之。是年至台州，破贼於黄瑞山。又连破之紫云山、九里寺山。十四年，败其众於黄土岭。贼将曾养性乘夜遁去。遂复黄岩县，进取温州，浙东底定。其事具载《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八旗通志》中。是书盖即台人所编，自十三年四月耿逆初叛，至十四年八月贼党自台州遁还温州，凡所闻见，各举崖略，随条纪录。所述战功次第，虽不若国史所载见於奏报者明晰赅备，而情事之委折，节目之纤悉，土人得诸目击者，缕举为详。以与本传相校，亦时有足资参核者焉。书前原有《记略》一篇，别记贝子温、台二郡战绩。又《抚嵊事实》一篇，纪嵊县土寇应贼，贝子遣兵讨定之事，亦俱不言何人所撰。又《平闽功绩闻见录》一篇，为闽人金泳所作，乃记贝子自浙进兵平闽之事，其文亦颇详悉。谨各仍其旧，附录於末，以备互稽。惟原本各条下俱缀以七言绝句，凡九十六首，词旨浅俚，无足采录，今并从刊删云。△《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国朝王懋竑撰。懋竑字予中，宝应人，康熙戊戌进士，授安庆府教授。雍正癸卯特召，入直内廷，改翰林院编修。初，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三卷，其本不传。明洪武甲戌，朱子裔孙境别刊一本，汪仲鲁为之序，已非方子之旧。正德丙寅，婺源戴铣又刊《朱子实纪》十二卷，惟主於铺张褒赠，以夸讲学之荣，殊不足道。至嘉靖壬子，建阳李默重编《年谱》五卷，《自序》谓猥冗虚谬不合载者，悉以法削之。视旧木存者十七。然默之学源出姚江，阴主朱、陆始异终同之说。多所窜乱，弥失其真。国朝康熙庚辰，有婺源洪氏续本，又有建宁朱氏新本，及武进邹氏正讹本，或详或略，均未为精确。懋竑於朱子遗书，研思最久。因取李本、洪本互相参考，根据《语录》、《文集》，订补舛漏，勒为四卷。又备列其去取之故，仿朱子校正韩集之例，为《考异》四卷。并采掇论学要语，为《附录》二卷，缀之於末。其大旨在辨别为学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论之说。故於学问特详，於政事颇略。如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后人颇有异论，乃置之不言。又如编类小学，既据《文集》定为刘子澄，而编类纲目乃不著出赵师渊。《楚辞集注》本为赵汝愚放逐而作，乃不著其名。至於生平著述，皆一一缕述年月，独於《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两书不载其名，亦似有意讳之。然於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考异审同之辨，元元本本，条理分明。无程瞳、陈建之浮嚣，而金谿紫阳之门径，开卷了然。是於年谱体例虽未尽合，以作朱子之学谱，则胜诸家所辑多矣。──右“传记类”名人之属，十三部、一百一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案：此门所录，大抵名世之英，与文章道德之士也。不曰名臣而曰名人者，其中或苦节卓行，而山林终老；或风流文采，而功业无闻。概曰名臣，殊乖其实。统以有闻於后之称，庶为兼括之通词尔。）△《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内府藏本）汉刘向撰。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之后。以父任为辇郎，历中垒校尉。事迹具《汉书》本传。《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载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载《列女传》十五卷，注曰：“刘向撰，曹大家注。”其书屡经传写，至宋代已非复古本。故曾巩序录称曹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本书然也。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编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於馆阁。是巩校录时已有二本也。又《王回序》曰：此书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等目，而各颂其义，图其状，总为卒篇。《传》如《太史公记》，《颂》如《诗》之四言，而《图》为屏风。然世所行向书，乃分《传》每篇上下，并《颂》为十五卷。
译△《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内府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的是惠献贝子富喇塔平定浙东的事。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占据福建反叛，圣祖仁皇帝任命富喇塔为宁海将军，与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统率军队讨伐他。这一年，富喇塔抵达台州，在黄瑞山击败叛军；又接连在紫云山、九里寺山击败叛军。十四年，在黄土岭击败叛军，贼将曾养性乘夜逃走。于是收复黄岩县，进军攻取温州，浙东于是平定。这些事都详细记载在《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和《八旗通志》中。这部书大概是台州人编写的，从十三年四月耿精忠刚开始叛乱起，直到十四年八月贼党从台州逃回温州止，凡是听闻和亲眼见到的，都列举大略，逐条记录。所叙述的战功次序，虽然不如国史根据奏报所载的那样明晰完备，但事情的曲折经过、细节的纤微详尽，是当地人从亲眼所见中得到的，逐一列举得很详细。拿它与本传相互校对，也时常有足以资助考核的地方。书前原有《记略》一篇，另行记载贝子在温州、台州二郡的战绩。又有《抚嵊事实》一篇，记载嵊县土寇响应叛军，贝子派兵讨伐平定的事情，这两篇也都没有说明是谁撰写的。又有《平闽功绩闻见录》一篇，是闽人金泳所作，记载贝子从浙江进兵平定福建的事情，文章也相当详细。这些篇目谨依旧本原样保存，附录在末尾，以备相互考核。只是原书每条下面都缀有七言绝句，共九十六首，文辞和旨意浅显鄙俗，没有值得采录的地方，现在一并删去。△《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本朝王懋竑撰写。王懋竑字予中，宝应人，康熙戊戌科进士，授任安庆府教授。雍正癸卯年特旨征召，入内廷供职，改任翰林院编修。起初，李方子撰有《朱子年谱》三卷，但他的版本已经不传。明洪武甲戌年，朱子后裔朱境另行刊刻一部，汪仲鲁为它作序，已经不是李方子的旧本。正德丙寅年，婺源戴铣又刊刻《朱子实纪》十二卷，只致力于铺陈朱子所受的褒奖和赠谥，以夸耀讲学的荣耀，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到了嘉靖壬子年，建阳李默重新编纂《年谱》五卷，《自序》说，凡是烦琐、冗余、虚假、荒谬而不应载入的内容，都依法删削。与旧刻本尚存的内容相比，只保留了十分之七。可是李默的学说源自姚江，暗中主张朱熹、陆九渊两家学说开始不同而最终相同的观点。他对原文多有窜改扰乱，更加失去了真实面貌。本朝康熙庚辰年，有婺源洪氏续本，又有建宁朱氏新本，以及武进邹氏正讹本，有的详细，有的简略，但都不够精确。王懋竑对于朱子遗书，钻研思考最为长久。因此取李本、洪本相互参考，根据《语录》《文集》订正补充其中的错误和遗漏，编定为四卷。又详细列出取舍的缘由，仿照朱子校正韩愈文集的体例，编成《考异》四卷。并且采集有关论学的重要言论，编成《附录》二卷，缀于书末。它的主旨在于辨明为学的次序，以驳斥姚江晚年所定的结论。因此对于学问写得特别详细，对于政事则相当简略。比如淳熙元年弹劾奏报台州知州唐仲友的事情，后人颇有不同意见，书中却置而不谈。又如编纂《小学》，既然根据《文集》确定是刘子澄编类的，却不注明编纂纲目的出自赵师渊。《楚辞集注》本来是为赵汝愚被放逐而作，却不注明他的姓名。至于朱子一生的著述，都逐一详细记载年月，唯独《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两书不记载其姓名，也似乎是有意为之避讳。然而对于朱子一生探求学问根本、致力求学的方法，以及考辨异同的工作，都原原本本记述，条理清楚。没有程瞳、陈建那种浮夸喧嚣，而金谿、紫阳两家的学术门径，打开书就能清楚看见。这部书按照年谱的体例虽不完全合适，但作为朱子学术的谱录，却比各家所编的年谱高出许多。——以上“传记类”名人一属，共十三部、一百一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这一门所著录的，大体是闻名于世的英杰，以及文章、道德方面有成就的人。有的人并非名臣，却苦守节操、行为卓异，终老于山林；有的人风流有文采，却没有功业名声。） 统一称为后世有所闻知的人，或许可以作为兼容概括的通称。） △《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内府藏本） 汉代刘向撰写。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是楚元王的后代。因父亲的职位荫庇而任辇郎，后来历任中垒校尉。他的事迹详见《汉书》本传。《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载有刘向所校序的书六十七篇，注说：“就是《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载《列女传》十五卷，注说：“刘向撰，曹大家注。”这部书多次经过传抄，到宋代已经不是原来的古本了。所以曾巩在序录中说，曹大家所注的本子，把七篇分开成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并增加陈婴之母以及东汉以来共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的内容。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把《颂义》编排进去，又把这部书确定为八篇，与十五篇的本子一起收藏在馆阁中。这样看来，曾巩校录时已经有两个版本了。又《王回序》说：这部书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等篇目，各篇都歌颂其中的意义，描绘人物的形状，总共编成一部书。《传》如同《太史公记》，《颂》如同《诗经》的四言诗，《图》则画在屏风上。然而世间流行的刘向之书，却把每篇《传》分成上下两篇，并把《颂》合计为十五卷。
其十二《传》无《颂》，三《传》同时人，五《传》其后人，通题曰向撰，题其《颂》曰向子歆撰，与汉史不合。故《崇文总目》以陈婴母等十六《传》为后人所附。予以《颂》考之，每篇皆十五《传》耳。则凡无《颂》者宜皆非向所奏书，不特自陈婴母为断也。向所序书多散亡，独此幸存，而复为他手所乱。故并录其目，而以《颂》证之，删为八篇，号《古列女传》。馀十二《传》，其文亦奥雅可喜，故又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又称：直秘阁吕缙叔、集贤校理苏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尝见《母仪》、《贤明》四传於江南人家，其画为古佩服，而各题其《颂》像侧。是回所见一本，所闻一本，所删定又一本也。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此本始於有虞二妃，至赵悼后，号《古列女传》。周郊妇人至东汉梁嬺等，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颂义大序》列於《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而《传》各有图，卷首标题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苏子容尝见江南人家旧本，其画为古佩服，各题其《颂》像侧者，与此恰相符合，定为古本无疑”云云。此本即曾家旧物，题识印记并存。验其版式纸色，确为宋椠，诚希覯之珍笈。惟苏颂等所见江南本在王回删定以前，而此本八篇之数与回本合，《古列女传》、《续列女传》之目亦与回本合，即嘉祐八年回所重编之本。曾据以为江南旧本，则稍失之耳。其《颂》本向所作，曾巩及回所言不误。而晁公武《读书志》乃执《隋志》之文，诋其误信颜籀之《注》。不知《汉志》旧注，凡称“师古曰”者乃《籀注》，其不题姓氏者皆班固之《自注》。以《颂图》属向乃固说，非籀说也。考《颜氏家训》，称《列女传》刘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是讹传《颂》为歆作，始於六朝。修《隋志》时，去之推仅四五十年，袭其误耳，岂可遽以驳《汉书》乎？《续传》一卷，曾巩以为班昭作，其说无证，特以意为之。晁公武竟以为项原作，则舛谬弥甚。《隋志》载项原《列女后传》十卷，非一卷也。必牵引旁文，曲相附会，则《隋志》又有赵母《注列女传》七卷、高氏《列女传》八卷、皇甫谧《列女传》六卷、綦毋邃《列女传》七卷，又有曹植《列女传颂》一卷、缪袭《列女赞》一卷，将《续传》亦可牵为赵母等，《颂》亦可牵为曹植等矣，又岂止刘歆、班昭、项原乎？今前七卷及《颂》题向名，《续传》一卷则不署撰人，庶几核其实而阙所疑焉。△《高士传》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晋皇甫谧撰。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尝举孝廉，不行。事迹具《晋书》本传。案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曰：“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皇甫谧传高士亦七十二人”，知谧书本数仅七十二人。此本所载乃多至九十六人。然《太平御览》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全收此书，凡七十一人，其七十人与此本相同。又东郭先生一人，此本无而《御览》有，合之得七十一人，与李石所言之数仅佚其一耳。盖《御览》久无善本，传刻偶脱也。此外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小臣稷、商容、荣启期、长沮、桀溺、荷丈人、汉阴丈人、颜斶十人，皆《御览》所引嵇康《高士传》之文。闵贡、王霸、严光、梁鸿、台佟、韩康、矫慎、法真、汉滨老父、庞公十人，则《御览》所引《后汉书》之文。惟披衣、老聃、庚桑楚、林类、老商氏、庄周六人为《御览》此部所未载。当由后人杂取《御览》，又稍摭他书附益之耳。考《读书志》亦作九十六人，而《书录解题》称今自披衣至管宁惟八十七人。是宋时已有二本，窜乱非其旧矣。流传既久，未敢轻为删削。然其非七十二人之旧，则不可以不知也。△《卓异记》一卷（内府藏本）旧本题唐李翱撰。《唐书艺文志》则作“陈翱”，注曰“宪穆时人”。案李翱为贞元、会昌间人，陈翱为宪、穆间人，何以纪及昭宗。其非李翱亦非陈翱甚明。《宋史艺文志》作“陈翰”，而注曰“一作翱”，亦不言为何许人。其《序》称开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乃文宗之末年。其次年辛酉，乃为武宗会昌元年。何以书中两称武宗。则非惟名姓舛讹，并此《序》年月亦后人妄加，而书则未及窜改耳。其书皆纪唐代朝廷盛事，故曰《卓异》。然中宗、昭宗皆已废而复辟，一幽囚於悍母，一迫胁於乱臣，皆国家至不幸之事，称为《卓异》，可谓无识之尤矣。又《读书志》称所载凡二十七事，今检其标目，仅有二十六条。或佚其一，或中宗、昭宗误合两事为一事，均未可知也。△《春秋列国诸臣传》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其中十二篇《传》没有《颂》，三篇《传》是同时代的人，五篇《传》是后代的人，却一概题作刘向撰，并把其中的《颂》题作刘向之子刘歆撰，这与汉代史书不相合。所以《崇文总目》认为陈婴之母等十六篇《传》是后人附加的。我根据《颂》来考察，发现每篇都应当有十五篇《传》。那么，凡是没有《颂》的，应该都不是刘向奏进的书，不仅仅可以以陈婴之母一篇为判断依据。刘向所校序的书大多散佚，只有这部书幸而保存下来，却又被他人扰乱。因此我连同篇目一并著录，再以《颂》作为证据，删定为八篇，题名为《古列女传》。其余十二篇《传》，文章也深奥典雅、颇为可喜，所以又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另成一篇，题名为《续列女传》。又说：直秘阁吕缙叔、集贤校理苏子容、象山令林次中，都说曾在江南人家见过《母仪》《贤明》四篇，图画中的人物穿着古代服饰，并且各自在画像旁题写了相应的《颂》。这样看来，王回所见的是一个本子，所听说的是一个本子，他删定的又是另一个本子。钱曾《读书敏求记》说：“这个本子从有虞氏的两位妃子开始，到赵悼后为止，题名《古列女传》。从周郊的妇人到东汉的梁嬺等人，按时代先后编排，另成一篇，题名《续列女传》。《颂义大序》列在《目录》之前；七篇《小序》散见于《目录》中间；《颂》见于各人的《传》之后，而每篇《传》都有图，卷首题作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绘图。苏子容曾在江南人家见过旧本，图画中的人物穿着古代服饰，并且各自在画像旁题写相应的《颂》，与这个本子恰好相符，确定无疑是古本。”等等。这部书就是曾家旧藏，题识和印记都还保存着。检验它的版式和纸色，确实是宋代刻本，实在是罕见的珍贵典籍。只是苏颂等人所见的江南本在王回删定以前，而这个本子篇数为八篇，与王回本相合，《古列女传》《续列女传》的篇名也与王回本相合，也就是嘉祐八年王回重新编定的本子。曾据此把它当作江南旧本，未免稍有失误。至于其中的《颂》确实是刘向所作，曾巩和王回的说法没有错。可是晁公武《读书志》却拘泥于《隋书·经籍志》的文字，指责它错误地相信了颜籀的注。他不知道《汉书·艺文志》的旧注中，凡是称“师古曰”的，才是颜籀的注；没有题写姓氏的，都是班固的自注。把《颂图》归于刘向，是班固的说法，不是颜籀的说法。考察《颜氏家训》，其中说《列女传》是刘向创作的，他的儿子刘歆又作《颂》，可见把《颂》讹传为刘歆所作，始于六朝。编修《隋书·经籍志》时，距离颜之推去世不过四五十年，只是沿袭了他的错误罢了，怎么能仓促地据此反驳《汉书》呢？《续传》一卷，曾巩认为是班昭所作，这种说法没有证据，只是凭意推测。晁公武竟然认为是项原所作，错误就更加严重了。《隋书·经籍志》载有项原《列女后传》十卷，并不是一卷。如果一定要牵引旁文，曲意附会，那么《隋书·经籍志》还载有赵母《注列女传》七卷、高氏《列女传》八卷、皇甫谧《列女传》六卷、綦毋邃《列女传》七卷，又有曹植《列女传颂》一卷、缪袭《列女赞》一卷，那么《续传》也可以牵强附会为赵母等人所作，《颂》也可以牵强附会为曹植等人所作，又哪里只会牵涉刘歆、班昭、项原呢？现在前七卷以及《颂》都题刘向的名字，《续传》一卷则不署撰人，希望这样能够核实事实并保留疑问。△《高士传》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晋代皇甫谧撰写。皇甫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人，是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曾被举荐为孝廉，但没有应召任职。他的事迹详见《晋书》本传。按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说：“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皇甫谧传高士也有七十二人。”由此可知，皇甫谧这部书原本只有七十二人。现在这个本子所载竟多到九十六人。然而《太平御览》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全部收录了这部书，共有七十一人，其中七十人与这个本子相同。又有东郭先生一人，这个本子没有而《御览》中有，合计得到七十一人，与李石所说的人数只少一人罢了。大概是《御览》长期没有善本，传刻时偶然脱漏。此外，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小臣稷、商容、荣启期、长沮、桀溺、荷丈人、汉阴丈人、颜斶十人，都是《御览》所引用的嵇康《高士传》的文字。闵贡、王霸、严光、梁鸿、台佟、韩康、矫慎、法真、汉滨老父、庞公十人，则是《御览》所引用的《后汉书》文字。只有披衣、老聃、庚桑楚、林类、老商氏、庄周六人，是《御览》这一部分没有收载的。这应当是后人杂取《御览》的内容，又稍微搜取其他书籍增补进去的结果。考察《读书志》，也作九十六人；但《书录解题》说现在从披衣到管宁只有八十七人。可见宋代时已经有两个版本，内容被窜改扰乱，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流传时间既然很久，不敢轻易删削。但它并非原本七十二人的旧貌，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卓异记》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唐代李翱撰。《唐书·艺文志》则作“陈翱”，注说是“宪宗、穆宗时人”。按李翱是贞元、会昌年间的人，陈翱是宪宗、穆宗年间的人，为什么书中却记载到昭宗时期？它不是李翱所作，也不是陈翱所作，已经非常清楚。《宋史·艺文志》作“陈翰”，注说“一作翱”，也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人。书中的《序》称开成五年七月十一日，这是文宗末年；它的下一年辛酉，就是武宗会昌元年。那么，书中为什么两次称武宗？可见不仅姓名有讹误，连这篇《序》的年月也是后人妄加的，只是书的正文没有来得及窜改罢了。这部书所记都是唐代朝廷的盛大事迹，所以称为《卓异》。然而中宗、昭宗都曾被废黜后又复位，一个被强悍的母亲幽禁，一个受乱臣胁迫，都是国家极其不幸的事情，却把它们称作《卓异》，可以说是最为无知了。又《读书志》说所载共有二十七件事，现在检查它的标题，只有二十六条。究竟是佚失了一件，还是把中宗、昭宗的两件事误合为一件，都无法确定。△《春秋列国诸臣传》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当撰。当字子思，眉山人。元祐中，苏轼以贤良方正荐。廷对策入四等，调龙游县尉。蔡京知成都，举为学官，不就。及京为相，遂不仕。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尝举进士不中，退居田野，叹曰“士之居世，苟不见用，必见其言”，遂著《列国名臣传》五十卷。则此书其未仕时作也。所传凡一百九十人，各以《赞》附於后。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议论纯正，文词简古，於经义多所发明。今核其书，如谓鲁哀公如讨陈恒，即诸侯可得之类，持论不免踳驳，殊非圣人之本意。史称当博览古人，惟取王佐大略。盖其学颇讲作用，故其说云然。然其编次时世，前后证引《国语》、《史记》等书，补《左传》阙略，该备无遗，於经传则实有补。《宋史艺文志》载是书作五十一卷，本传则作五十卷，均与此本不合。殆“三”、“五”字形相近，传写误欤。《玉海》又载当同时有长乐郑昂字尚明者，亦作《春秋臣传》三十卷，以人类事，凡二百十五人，附名者又三十九人。《宋志》亦著於录。与此书同名，但无“列国”字。后人传录此书，或省文亦题《春秋臣传》，溷昂书矣。今仍以旧名标题，俾有别焉。△《廉吏传》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费枢撰。枢字伯枢，成都人。《自序》题宣和乙巳，盖作於宋徽宗末年。前有《辛次膺序》，称其以艺学中高第。其仕履始末则无考也。是书《书录解题》作十卷，此本只分上下二卷，与旧目不符。然断自列国，讫於隋唐，凡百十有四人，与陈振孙所记人数相合。则卷数有所合并，文字无所删薙也。大旨以风厉廉隅为主，故但能谨饬簠簋，即略其他事，节录一长。每传各系以论断。如华歆、褚渊之属，皆极为扬榷，褒贬或偶失谨严。如史称盖宽饶深刻喜陷害人，枢既病其太清介，不能容物。库狄士文史亦称其深文陷害，枢又惜其公正受祸。持论亦自相矛盾。然如载公孙弘并著其忌贤之谋，载牛僧孺亦书其朋党之罪。综核大致，其议论去取，犹可谓不谀不隐者矣。△《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王佐榜进士题名录也。考刘一清《钱塘遗事》，宋时廷试，放榜唱名后，谒先圣先师，赴闻喜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年小录》。是科为绍兴戊辰，南渡后第七科也。所取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原本佚阙，《录》内仅存一人。首载前一年御笔手诏，次载策问及执事官姓名，又次载进士榜名，末乃载诸进士字号乡贯三代。后又有《附录》，记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而状元王佐等三人对策之语，亦载其略。皆附会和议甚力，不知何人所记。疑宋元间相率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惟宝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长留，足以搘拄纲常，振兴风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讲学之家亦自相传录，得以至今。明弘治中，会稽王鉴之重刻於紫阳书院，改名曰《朱子同年录》。夫进士题名，统以状头，曰“某人榜进士”，国制也。标以年号，曰“某年登科小录”，亦国制也。故以朱子传是书可也，以朱子冠是书而黜特选之大魁，进缀名之末甲，则不可。以朱子重是书可也，以朱子名是书而削帝王之年号，题儒者之尊称，则尤不可。鉴之所称，盖徒知标榜门户，而未思其有害於名教。今仍以原名著录，存其真焉。△《伊雒渊源录》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宋朱子撰。书成於乾道癸巳，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表见，甚若邢恕之反相挤害者，亦具录其名氏，以备考。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程源为伊川嫡孙，无聊殊甚，尝鬻米於临安新门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以下，剿入当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是直以伊雒为市矣。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记末派诸人之变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家，非诗礼之罪也。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前集》、《后集》并朱子撰。《续集》、《别集》、《外集》李幼武所补编。幼武字士英，庐陵人。据其《续集序文》，盖理宗时所作。其始末则未详。
译宋代王当撰写。王当字子思，眉山人。元祐年间，苏轼以贤良方正的名义推荐他。他参加廷对策试，列入第四等，调任龙游县尉。蔡京任成都知府时，举荐他为学官，他没有接受。等到蔡京做了宰相，王当便不再出仕。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史书说他曾参加进士考试而未中，退居田野时感叹说：“士人生活在世上，如果不能被任用，就一定要让自己的言论被看见。”于是撰成《列国名臣传》五十卷。这部书应当是他未出仕时所作。书中所传人物共有一百九十人，每人的传后都附有《赞》。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它的议论纯正，文辞简古，对于经义多有阐发。现在考察这部书，例如它说鲁哀公如果像讨伐陈恒那样行事，那么诸侯就可以得到之类的话，所持的论点难免错杂悖谬，实在不是圣人的本意。史书称孔子应当广泛阅览古人的事迹，只取辅佐君王的大略。大概孔子的学问很讲究施行作用，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然而它编排时代先后，前后引用《国语》《史记》等书来考证，补足《左传》的缺略，完备无遗，对于经书和传文确实有所补益。《宋史·艺文志》记载此书为五十一卷，而本传作五十卷，都与这个版本不合。大概“三”“五”二字字形相近，传抄时写错了吧。《玉海》又记载，同时有长乐人郑昂，字尚明，也撰有《春秋臣传》三十卷，按人物归类记事，共二百一十五人，附带列名的又有三十九人。《宋志》也著录了这部书。它与此书同名，只是没有“列国”二字。后人传抄记录此书，有时省略文字，也题作《春秋臣传》，因而同郑昂的书混淆了。现在仍按旧名题写，以便区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五人〕 △《廉吏传》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费枢撰写。费枢字伯枢，成都人。《自序》题作宣和乙巳年，大概写于宋徽宗末年。书前有《辛次膺序》，称费枢因经术学问考中高第。他仕宦经历的始末则无从考知。此书《书录解题》作十卷，这个版本只分为上、下二卷，与旧目录不相符合。然而它从列国写起，止于隋唐，共一百一十四人，与陈振孙所记的人数相合。可见只是卷数有所合并，文字并没有删削。全书大旨以勉励人们保持廉正操守为主，所以只要能够谨慎整饬祭祀器物和财货等事务，其他方面即使略写，也会把一件事完整记录下来。每篇传记后都附有评论。如华歆、褚渊之类，评论都极为褒贬扬抑，褒贬有时偶然失于谨严。比如史书称盖宽饶为人深刻，喜欢陷害别人，费枢既认为他过于清正耿介、不能容纳他人；库狄士文，史书也称其深文周纳、陷害他人，费枢却又惋惜他因公正而遭祸。他所持的论点也自相矛盾。然而像记载公孙弘时同时写出他嫉妒贤能的谋划，记载牛僧孺时也写明他的朋党罪行。综合考察全书大体情况，他在取舍和议论方面，还可以说是不阿谀、不隐讳。△《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这是宋代王佐一榜进士的题名录。考察刘一清《钱塘遗事》，宋代廷试放榜唱名以后，进士拜谒先圣先师，参加闻喜宴，把姓名、籍贯、三代等情况依次详细写入书中，称为《同年小录》。这一科是绍兴戊辰年，即南渡以后第七科。共录取三百三十人，另有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中四百五十六人的原本已经散失，录中只保存一人。开头记载前一年皇帝亲笔手诏，其次记载策问和执事官姓名，再次记载进士榜名，末尾才记载各进士的字号、籍贯和三代。后面又有《附录》，记载董德以下三十二人的事迹；状元王佐等三人答对策问的话，也记载了大略。这些内容都极力附会和议，不知是什么人记下的。怀疑是在宋元之间相继编成，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宋代的《同年小录》如今大多不再流传。只有宝祐四年榜，因为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受到世人推重，如同日月星辰、山岳河流一样，万古长存，足以支撑纲常、振兴教化；而这一榜中朱子的名字列在五甲第九十名，讲学之家也自行传抄记录，因此能够流传到今天。明代弘治年间，会稽人王鉴之在紫阳书院重刻此书，改名为《朱子同年录》。进士题名以状元为首，称作“某人榜进士”，这是国家制度；标明年号，称作“某年登科小录”，也是国家制度。因此，说朱子传录了此书可以；把朱子置于书名之首，却排斥特选的状元，把他排在题名末甲，就不可以了。因为朱子而重视这部书可以；因为朱子而命名此书，删去帝王年号，改题为儒者的尊称，则尤其不可以。王鉴之所作所为，大概只是知道标榜门户，却没有想到这会损害名教。现在仍按原名著录，以保存它的真实面貌。△《伊雒渊源录》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朱子撰写。此书成于乾道癸巳年，记载周子以下人物，以及程子交游和门弟子的言行。那些本人列在程门之中而言行没有可供表彰的人，即使像邢恕那样反过来互相排挤陷害的人，也都详细记录姓名，以备考察。后来《宋史》的《道学传》《儒林传》等许多传记，大多依据此书写成。大概宋人谈论道学宗派，是从此书开始的；宋人划分道学门户，也从此书开始。此后同声相应、相互攀援，转而彼此依附。那些君子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有的酿成水火不容的争斗；那些小人借助这种关系，有时无所不用其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程源是伊川的嫡孙，处境十分无聊，曾经在临安新门的草桥卖米。后来有人教他去求取权贵的援引，便写成《道学正统图》，从考亭以下，把当权者的姓名强行列入其中。于是他被特授初品官，接着授予二令；又因轮对改授合入官，升为寺监丞。这简直是把伊雒之学拿来做交易了。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记载的末流人物种种变幻，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然而朱子撰写此书的本意，本来是以古人的言论和往事作为后人的规范，并没有预料到会发展成这样。儒者凭借诗礼发达，并不是诗礼的过错。有人因此连这部书也一并非议，这又是因噎废食了。△《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前集》《后集》都是朱子撰写的；《续集》《别集》《外集》是李幼武补充编纂的。李幼武字士英，庐陵人。根据他的《续集序文》，大概是在理宗时编成的。他一生的始末则不详。
观其《外集》所录皆道学宗派，则亦讲学家矣。赵希弁《读书附志》载此书七十二卷。今合五集计之，实七十五卷。殆传刻者误以“五”为“二”欤。朱子《自序》，谓读近代文集及纪传之书，多有裨於世教，於是掇取其要，聚为此书。乃编中所录如赵普之阴险，王安石之坚僻，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莫详其旨。明《杨以任序》，谓是书各胪其实，亦《春秋》劝惩之旨，非必专以取法。又解“名臣”之义，以为名以藏伪，有败有不败者。其置词颇巧。然刘安世气节凛然，争光日月，《尽言集》、《元城语录》今日尚传，当日不容不见，乃不登一字，则终非后人所能喻。考吕祖谦《东莱集》，有《与汪尚书书》曰：近建宁刻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案祖谦所见乃《前集》，故但称“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当考订处颇多。近亦往问元晦，未报。不知曾过目否？《晦庵集》中亦有《与祖谦书》曰：“《名臣言行录》一书，亦当时草草为之。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云云。则是书瑕瑜互见，朱子原不自讳。讲学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转非朱子之意矣。又叶盛《水东日记》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仪赵崇硂引云，其外孙李幼武所辑。且云朱子所编止八朝之前，士英所编则南渡中兴之后四朝诸名臣也。今观《后集》一卷有李纲，二卷有吕颐浩，三卷有张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录》中。又阙残脱版甚多。颇疑其非朱子手笔，为后人所增损必多。盖朱子纂辑本意，非为广闻见，期有补於世教，而深以虚浮怪诞之说为非。今其间吕夷简非正人，而记翦髭赐药之详；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怀金之耻；苏子瞻苏木私盐等事亦无甚关系；若此者盖不一也。李居安所谓翦截纂要，岂是之谓欤。尝见章副使绘有此书，巾箱小本。又闻叔简尚宝家有宋末庐陵锺尧俞所编《言行类编举要》十六卷《前后集》。尚俟借观，以祛所惑云云。则盛於此书亦颇有所疑。顾就其所录观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於斯。旁资检阅，固亦无所不可矣。幼武所补，大抵亦步亦趋，无甚出入，其所去取，不足以为重轻。以原本附骥而行，今亦姑并存之，备考核焉。△《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宋杜大珪编。大珪，眉州人。其仕履不可考。自署称进士，而《序》作於绍熙甲寅，则光宗时人矣。墓碑最盛於东汉，别传则盛於汉、魏之间。张晏注《史记》，据墓碑知伏生名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多引别传，其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所不及。故讲史学者恒资考证焉。由唐及宋，撰述弥繁。虽其间韩愈载笔，不乏谀言；李蘩摛词，亦多诬说，而其议论之同异，迁转之次序，拜罢之岁月，则较史家为得真。故李焘作《续通鉴长编》，李心传作《系年要录》，往往采用，盖以此也。顾石本不尽拓摹，文集又皆散见，互考为难。大珪乃搜合诸篇，共为三集。上集凡二十七卷，中集凡五十五卷，下集凡二十五卷。起自建隆、乾德，讫於建炎、绍兴。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时代体制。要其梗概，则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铭、行状，下集别传为多。多采诸家别集，而亦间及於实录、国史。一代钜公之始末，亦约略具是矣。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皆当时所谓奸邪，而并得预於名臣，其去取殊为未当。然朱子《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名臣奏议》亦滥及於丁谓、王安石、吕惠卿诸人。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钱塘先贤传赞》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宋袁韶撰。韶字彦纯，庆元人，淳熙十三年进士，授吴江丞。历参知政事，赠太师、越国公，事迹具《宋史》本传。韶尝知临安府，请於朝，建许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而各为之《传赞》，事在宝庆丙戌。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毁。至正二年，有吕渊者，复其祠，重鋟传赞。后二年丙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班惟志叙而行之。是编犹元时旧刻。所纪录者虽止及一乡之耆旧，其中郎简、谢绛等十馀人，又俱见於正史。然是书为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实多所综核。
译看它的《外集》所收内容都是道学宗派方面的材料，可见李幼武也是讲学之人。赵希弁《读书附志》记载此书为七十二卷。现在合计五集，实际上是七十五卷。大概传刻者误把“五”写成了“二”吧。朱子《自序》说，阅读近代文集和纪传类书籍，其中有许多对于世道人教有补益的内容，于是摘取其中的要旨，汇编成这部书。然而书中所收，如赵普的阴险、王安石的固执偏颇、吕惠卿的奸诈，却与韩琦、范仲淹等人并列，未能详知其中意旨。明代《杨以任序》说，此书各篇都列举事实，也是《春秋》褒贬劝惩的旨趣，并不一定专门用来作为效法的榜样。他又解释“名臣”的含义，认为“名”可以掩藏虚伪，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种措辞颇为巧妙。然而刘安世气节凛然，与日月争光，《尽言集》《元城语录》至今还在流传，当时不可能看不见，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收录，这终究不是后人所能理解的。考察吕祖谦《东莱集》，其中有《与汪尚书书》说：近来建宁刻了一部书，名为《五朝名臣言行录》（案：吕祖谦所见的是《前集》，所以只称“五朝”），说是朱元晦编的，其中有许多地方应当考订。我近来也曾去询问元晦，但还没有得到答复。不知他是否曾经看过？《晦庵集》中也有一封《与祖谦书》，说：“《名臣言行录》这部书，也是当时草草编成的。其中我自己知道还有很多错误，编排也没有章法，起初根本不能算成文章。后来我看到了，能够替它订正，并把订正结果给我看，就是我的幸运。”等等。可见这部书优点和缺点并存，朱子原本并不隐瞒。讲学家把其中一字一句都像《春秋》一样尊奉，恐怕反而不是朱子的本意。又据叶盛《水东日记》说：现在印行的《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年浚仪人赵崇硂所作的引文，说是他的外孙李幼武辑录的。引文还说，朱子所编的只到八朝以前，士英所编的则是南渡中兴以后四朝的各位名臣。现在看《后集》，第一卷有李纲，第二卷有吕颐浩，第三卷有张浚，都另列在卷首，不在目录中；而且缺页、残缺和脱版很多。很值得怀疑它不是朱子亲手所作，后人增删改动的一定很多。大概朱子编纂此书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扩大见闻，而是希望对世道人教有所补益，并且深以虚浮怪诞的说法为非。如今其中记载吕夷简并非正人，却详细记下剪胡须赐药的事情；余襄公是正人，却记有杖臀藏金的耻辱；苏子瞻私用苏木、贩卖私盐等事，也没有什么关联；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李居安所谓删截编要，难道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曾见章副使绘有此书，是巾箱大小的小本；又听说叔简尚宝家有宋末庐陵人锺尧俞所编《言行类编举要》十六卷《前后集》，还等着借来观看，以消除疑惑，等等。可见叶盛对于此书也颇有怀疑。不过就它所收内容来看，宋一代的嘉言懿行，大略都具备于此。作为旁证以供检阅，本来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李幼武所补的，大体上也是亦步亦趋，没有多少出入；他的取舍，不足以据此决定轻重。现在姑且依附原本一同保存，以备考察核验。△《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代杜大珪编纂。杜大珪是眉州人。他的仕宦经历不可考。他自署为进士，而书序作于绍熙甲寅年，那么他就是光宗时人。墓碑在东汉最为兴盛，别传则在汉、魏之间最为兴盛。张晏注《史记》，依据墓碑知道伏生的名为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依据班固所作《泗上亭长碑》知道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也大量引用别传。那些散佚的文章和逸闻，往往能够补正史的不足。因此，讲习史学的人常常借助它们进行考证。自唐至宋，撰述更加繁多。虽然其中韩愈执笔撰文，不乏阿谀之言；李蘩撰写文辞，也有许多诬妄之说，但其中议论的异同、官职迁转的次序、任职和罢职的年月，比史家记载更为接近事实。所以李焘作《续通鉴长编》、李心传作《系年要录》，往往加以采用，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只是石刻文字不能全部拓印摹写，文集又都散见各处，互相考核很困难。杜大珪于是搜集合并各篇，共编成三集。上集共二十七卷，中集共五十五卷，下集共二十五卷。起于建隆、乾德，止于建炎、绍兴。大体上是随得到材料随即编入，并不十分拘泥于时代和体例。概括其内容，上集多为神道碑，中集多为志铭、行状，下集多为别传。大多采自各家的别集，也间或涉及实录、国史。一代大人物一生的始末，大略也都具备于此。其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都是当时所谓的奸邪之人，却都得以列入名臣之中，其取舍实在不当。然而朱子的《名臣言行录》、赵汝愚的《名臣奏议》，也泛泛收录了丁谓、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大概因为时代相近，恩怨还没有消除，他们的甄别自然比不上后世公允。这也是事情发展的常理，贤者也难免如此，实在不能只责怪杜大珪。△《钱塘先贤传赞》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代袁韶撰写。袁韶字彦纯，庆元人，淳熙十三年进士，授任吴江丞。历任参知政事，赠太师、越国公，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袁韶曾任临安府知府，向朝廷请求，为许由以下三十九人修建祠堂，并分别为他们撰写《传赞》，事情发生在宝庆丙戌年。到景定五年甲子，祠堂被毁。至正二年，有个叫吕渊的人恢复了祠堂，重新刻印《传赞》。又过二年，到丙戌年，浙江等处儒学提举班惟志作序并刊行此书。这部编本仍是元代旧刻。书中所记虽然只涉及一个乡里的前贤，其中郎简、谢绛等十多人，又都见于正史。然而此书是宋人撰写的，又在元人修史之前，对于事实多有综合考核。
如《东都事略谢绛传》，称阳夏人，是书称富阳人。考《宋史》本传，谓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则是书较为得实。又《东都事略》绛本传，不载绛判吏部流内铨及太常礼院，亦不载覈吏部官职田及使契丹事，此书详之。又是书《钱彦远传赞》，载杨怀敏妄言契丹宗真死，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窜海岛，赦归，遽得环卫官，许怀德高年未谢事，彦远上疏极论之。又言杨景宗、郭永祐小人，宜废不用，而《东都事略》彦远本传不载。又《钱藻传赞》，载藻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东院卒，神宗知其贫，特赙钱五十万，赠太中大夫，而《东都事略》藻本传不载。又《钱勰传赞》，载王安石许用以御史，勰辞谢，安石知不附己，命权盐铁判官。又载奉使高丽，却岛王金银器事，而《东都事略》勰本传不载。《沈遘传赞》，载知开封府后迁右谏议大夫，丁母忧，上赐黄金百两，居丧，日一食，既葬，庐墓侧以卒，而《东都事略》遘本传不载。凡此多得之故老流传，颇为详赡。修正史者因采以入传，故与《宋史》颇相吻合，《传赞》亦古雅可诵，固非后来地志家夸饰附会之比也。△《庆元党禁》一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亦不著录。惟见《永乐大典》中，题曰沧州樵叟撰。盖与《绍兴正论》均出一人之手。《序》称淳祐乙巳，则作於宋理宗十八年也。考党禁起於宁宗庆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书之作，盖距弛禁时又四十四年矣。宋代忠邪杂进，党祸相仍，国论喧呶，已一见於元祐之籍。迨南渡后和议已成，外忧暂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处堂。诸儒不鉴前车。又寻覆辙。求名既急，持论弥高。声气交通，贤奸混糅，浮薄诡激之徒，相率攀援，酿成门户。遂使小人乘其瑕隙，又兴党狱以中之。兰艾同焚，国势驯至於不振。《春秋》责备贤者，不能以败亡之罪独诿诸韩侂胄也。且光、宁授受之际，赵汝愚等谋及宵人，复处之不得其道，致激成祸变，於谋国尤疏。恭读御题诗章，於揖盗开门，再三致意。垂训深切，实为千古定评。讲学之家不能复以浮词他说解矣。书中所录伪党共五十九人，如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而顾未入籍。其去取之故，亦颇难解。盖万里之荐朱子，实出至公，与依草附木，攀援门户者迥异。故讲学之家，终不引之为气类。观所作《诚斋易传》，陈栎、胡一桂皆曲相排抑，不使入道学之派。知此书之削除万里，意亦如斯，未可遽执为定论也。至如薛叔似晚岁改节，依附权奸。皇甫斌猥琐梯荣，偾军辱国。侂胄既败之后，又复列名韩党，与张岩、许及之诸人并遭贬谪。阴阳反覆，不可端倪，而其姓名亦并见此书中。岂非趋附者繁，枭鸾并集之一证哉？总之，儒者明体达用，当务潜修，致远通方，当求实济。徒博卫道之名，聚徒讲学，未有不水火交争，流毒及於宗社者。东汉不鉴战国之横议，南北部分而东汉亡。北宋不鉴东汉之党锢，洛蜀党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鉴元祐之败，道学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鉴庆元之失，东林势盛而明又亡。皆务彼虚名，受其实祸。决裂溃覆之后，执门户之见者犹从而巧为之词，非公论也。张端义《贵耳集》曰：“朝廷大患，最怕攻党。伊川见道之明，不能免焉。淳熙则曰道学，庆元则曰伪学。深思由来，皆非国家之福。”斯言谅矣。谨恭录御题冠此书之端，用昭万年之炯戒，并详著古来党祸之由，俾来者无惑焉。△《宝祐四年登科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文天祥榜进士题名也。首列御试策题一道，及详定编排等官姓名。其覆考检点试卷官为王应麟。故《宋史文天祥传》，载考官王应麟奏其卷，称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敢为国家得人贺也。其一甲第九人为王应凤，即应麟之弟。盖当时法制犹疏，未有回避之例耳。天祥本列第五，理宗亲擢第一。第二甲第一人为谢枋得。第二十七人为陆秀夫。与天祥并以孤忠劲节，搘拄纲常。数百年后，睹其姓名，尚凛然生敬。则此《录》流传不朽，若有神物呵护者，岂偶然哉？五甲第一百八十九人朱<日制>以下，原本脱去二十四人。今检《录》中四甲二百二十七人赵与溥下，注“兄与镇同榜”，而《录》无其名。又《括苍汇记》有赵时、陈塈，《衡州府志》有罗雷春，《万姓统谱》有赵良金，并称宝祐四年进士，而此《录》亦无之。则皆在所阙内矣。后有天祥对策一道，理宗御制赐进士诗及天祥恭谢诗各一首。天祥是年登第后，即丁父忧归。至己未始授签书宁海节度判官厅公事。故谢表中有自叨异数，亦既三年之语。此《录》并载其表文，乃后人所增附者也。△《京口耆旧传》九卷（永乐大典本）
译例如《东都事略·谢绛传》称谢绛是阳夏人，此书却称他是富阳人。考察《宋史》本传，称他的先人是阳夏人，祖父懿文任杭州盐官令，葬在富阳，于是成为富阳人，可见此书的记载更符合事实。又《东都事略》谢绛本传没有记载他判吏部流内铨、任太常礼院，也没有记载他核查吏部官职田和出使契丹的事情，此书却记载得很详细。又《钱彦远传赞》记载，杨怀敏妄称契丹宗真已经死亡，于是被授为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因罪被流放海岛，赦免回来后，突然得到环卫官；许怀德年老仍未告老退休，钱彦远上疏极力论奏这些事情。又说杨景宗、郭永祐是小人，应当罢免不用，但《东都事略》钱彦远本传没有记载。又《钱藻传赞》记载，钱藻改任翰林侍读学士，任审官东院知院时去世；神宗知道他贫困，特意赙赠钱五十万，又追赠太中大夫，但《东都事略》钱藻本传没有记载。又《钱勰传赞》记载，王安石答应任用钱勰为御史，钱勰辞谢，王安石知道他不依附自己，便命他权任盐铁判官。又记载他出使高丽时，拒绝接受高丽王赠送的金银器物，但《东都事略》钱勰本传没有记载。《沈遘传赞》记载，沈遘任开封府知府后升为右谏议大夫，因母亲去世而服丧，皇帝赐给他黄金百两；服丧期间每天只吃一顿饭，葬母以后，在墓旁搭庐守墓，最终死在那里。但《东都事略》沈遘本传没有记载。以上这些内容大多得自故老相传，颇为详尽丰富。修纂正史的人因而采录收入传记，所以与《宋史》很相吻合。《传赞》的文字也古雅可诵，本来不是后来地方志作者夸张附会之作所能相比的。△《庆元党禁》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宋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只有《永乐大典》中见到此书，题作沧州樵叟撰写。大概它与《绍兴正论》都出自一人之手。《序》题作淳祐乙巳年，那么就是写于宋理宗十八年。考察党禁始于宁宗庆元二年八月，解除于嘉泰二年二月。此书写成时，距离解除党禁又已经四十四年了。宋代忠臣和奸邪之人杂然并进，党争祸乱接连不断，国政舆论喧嚣纷乱，在元祐党籍中已经可以看到一次。到了南渡以后，和议已经达成，对外忧患暂时平息。君臣上下都安乐和悦，像燕雀在堂屋里安居一样。各位儒者没有以先前的失败为鉴，又走上覆辙。求取名声越来越急切，所持的论调也越来越高。彼此声气相通，贤人和奸人混杂在一起，轻浮浅薄、诡诈激烈之徒相继攀附援引，逐渐形成门户。于是使小人乘其空隙，又兴起党狱来陷害他们。好人坏人一同遭殃，国势逐渐衰弱，终于不能振兴。《春秋》责备贤者，不能把国家败亡的罪责全都推给韩侂胄。况且在光宗、宁宗交接之际，赵汝愚等人谋划任用宵小之徒，却又没有以恰当的方法处置他们，导致祸变被激成，在谋划国事方面尤其疏忽。恭敬阅读御题诗章，其中对于“揖盗开门”一事再三致意，垂示的训诫深切，实在是千古不易的定论。讲学之家不能再用浮泛的言辞和别的说法来解释了。书中所记的伪党共五十九人，如杨万里曾因党禁被罢官，却没有列入党籍；其中取舍的原因，也颇难理解。大概杨万里推荐朱子，确实出于最公正的心意，与那些依附权势、攀援门户的人完全不同。因此讲学之家始终不把他引作同类。看他所作的《诚斋易传》，陈栎、胡一桂都曲意排斥压抑他，不让他列入道学一派。由此可知，此书删去杨万里，意思大概也是如此，不能立即执定为最终结论。至于薛叔似晚年改变节操，依附权奸；皇甫斌卑琐求荣，败坏军队、羞辱国家；韩侂胄失败以后，又把他们列名于韩党，与张岩、许及之等人一同遭到贬谪。政治上的阴阳反复，难以看出端绪，而他们的姓名也都出现在此书之中。难道不是趋附权势的人太多，才造成猫头鹰和凤凰一同聚集的一个证据吗？总而言之，儒者既要明白根本之理，又要通达实际应用，当前应致力于潜心修养；要达到深远境界、通晓事理，就应当追求实际成效。若只是徒然博取卫护道统的名声，聚集门徒讲学，从来没有不彼此争斗得水火不容，最终使祸害流及国家社稷的。东汉没有鉴戒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肆意议论，后来南北分裂，东汉便灭亡了。北宋没有鉴戒东汉党锢之祸，洛党、蜀党分裂争斗，北宋便灭亡了。南宋没有鉴戒元祐年间的失败，道学一派势力强盛，南宋又灭亡了。明代没有鉴戒庆元年间的失误，东林党势力强盛，明朝又灭亡了。这些都是致力于追求虚名，却遭受了实际的灾祸。即使在国家决裂、溃败覆亡之后，坚持门户之见的人还要随之巧妙地编造说辞，这并不是公正的舆论。张端义《贵耳集》说：“朝廷的最大祸患，最怕的是互相攻击、结成党派。伊川先生见道理非常明白，也不能免于此祸。淳熙年间称为‘道学’，庆元年间称为‘伪学’。深入思考它的由来，都不是国家的福分。”这话确实说得对。现恭敬地抄录御题，置于本书卷首，用来彰明万世的警戒；同时详细记述自古以来党争祸患的由来，使后世来者不再迷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宝祐四年登科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这是宋代文天祥中榜进士的题名录。开头列有御试策题一道，以及详定、编排等官员的姓名。负责覆考、检点试卷的官员是王应麟。因此，《宋史·文天祥传》记载，考官王应麟上奏称赞他的试卷：“古人的义理如同龟鉴，忠贞之心如同铁石，竟能为国家得到这样的人才而庆贺啊！”一甲第九名是王应凤，也就是王应麟的弟弟。大概当时法制还比较疏略，还没有实行回避的规定。文天祥原本列在第五名，理宗亲自提拔他为第一名。第二甲第一名是谢枋得，第二十七名是陆秀夫。他们和文天祥一样，都凭借孤高的忠心和刚劲的节操，支撑了纲常。数百年以后，看到他们的姓名，仍然令人肃然起敬。那么，这部《录》能够流传不朽，仿佛有神灵护佑，难道是偶然的吗？从五甲第一百八十九名朱<日制>以下，原本脱漏了二十四人。如今查考《录》中四甲第二百二十七名赵与溥以下，注有“兄与镇同榜”，但《录》中没有他的姓名。又《括苍汇记》中有赵时、陈塈，《衡州府志》中有罗雷春，《万姓统谱》中有赵良金，都称为宝祐四年进士，而这部《录》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这样看来，他们都在缺漏的二十四人之内。书后还有文天祥对策一道，理宗御制赐进士诗一首，以及文天祥恭敬致谢的诗一首。文天祥这一年登第后，立即因父亲去世服丧回乡。直到己未年，才授任签书宁海节度判官厅公事。因此，他的谢表中有“自叨异数，亦既三年”的话。这部《录》还一并载有他的谢表，是后人增补附入的。△《京口耆旧传》九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皆载其名，亦不云谁作。考书中《苏庠传》末云：予家世丹阳，先人知其状为详，又从其孙嘉借家传，则作者当为丹阳人。庠卒於绍兴十七年，而作者得交其孙，则当为南宋末年人也。其书采京口名贤事迹，各为之传。始於宋初，讫於端平、嘉熙间。其中忠烈如陈东，经济如张悫、张缜、汤东野、刘公彦，风节如王存、王遂、蒋猷、刘宰，文学如沈括、洪兴祖，书画如米芾父子，虽皆著在史传，而轶闻逸事，则较史为详。至《汤东野传》称，明受赦书至，东野谋於张浚，欲匿赦不宣。而《宋史》浚本传称，浚命守臣汤东野秘不宣。其说互异。证以刘宰《漫塘集汤侍郎勤王录跋》，乃与此书所载合，则足以订《宋史》记录之误。《漫塘集》称陈东於钦宗时凡六上书，高宗时凡四上书。《宋史》东本传第云於钦宗时五上书，高宗时三上书。证以此书，乃知《宋史》有据，《漫塘集》为传闻之讹。王巩《甲申杂记》谓陈亢以熙宁八年生廓与度。证以此书，廓中熙宁九年进士，则距生岁止一年；度中元丰三年进士，则距生岁止四年。尤足以纠小说附会之谬。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是书体例，全仿正史。每为一传，首尾该贯，生卒必详。与诸家杂说随笔记载，不备端末者不同。故事实多可依据，於史学深为有裨。《文渊阁书目》载是书不列卷数。《经籍志》则作四卷。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裒合成编，釐为九卷。考《宋史地理志》，京口凡丹徒、丹阳、延令、金坛四县。神宗熙宁五年，改延令为镇，并入丹阳，则所存者仅三县，而此书《吴致尧传》，其人在宣和之季，乃仍称曰延令人。盖沿袭旧名，偶然失改。犹汉高帝十一年已改真定为东垣，而《南越王传》犹称尉佗为真定人。史氏驳文，不足为据。今仍以三县分隶，庶从其实。至於诸书所载，互有同异，则并附载各条之下，以资考证焉。△《昭忠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所记皆南宋末忠节事迹，故以“昭忠”名篇。自绍定辛卯元兵克马岭堡，总管田璲等死节，迄於国亡徇义之陆秀夫、文天祥、谢枋得等，凡一百三十人。详其词义，盖宋遗民之所作也。每条先列姓名官爵於前，而记其死难事实於后。其文间有详略，而大都确实可据。以《宋史忠义传》互相校核，其为史所失载者甚多。即史传所有，亦往往与此书参错不合。如绍定辛卯西和州徇难之陈寅，《宋史》亦有传。而其同死之守将杨锐则史竟失载其战没事，且讹其姓为“王锐”。又《宋史林空斋传》，以空斋为林同之子，考此书方知即同之号。史又误以刘仝子为刘同祖，并失载其被执自缢及其妻殉节等事。凡此皆当以是书为得实。又张世杰在崖山及谢枋得被徵事，所载亦比诸书为详。考袁桷《清容居士集》、苏天爵《滋溪文集》，均有修《元史》时采访遗书之目，不载此名。孔齐《至正直记》所列修史应采诸书，亦无此名。知元时但民间传录，未尝上送史馆。故至正间纂修诸臣无由见也。此本乃旧传抄帙，文字亦间有讹脱，而大略尚可考见。谨著之於录，庶一代忠臣义士未发之幽光，复得以彰显於世。且俾读《宋史》者亦可藉以考正其疏略焉。
译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都著录了这部书，也没有说是谁写的。考察书中《苏庠传》末尾说：“我家世代居住在丹阳，先人了解他的情况最为详细；又从他的孙子嘉那里借来家传。”由此看来，作者应当是丹阳人。苏庠死于绍兴十七年，而作者还能与他的孙子交往，那么作者应当是南宋末年人。这部书采集京口名贤的事迹，分别为他们作传。上起宋初，下至端平、嘉熙年间。其中，忠烈方面有陈东，治理政事方面有张悫、张缜、汤东野、刘公彦，风操节义方面有王存、王遂、蒋猷、刘宰，文学方面有沈括、洪兴祖，书法绘画方面有米芾父子。这些人虽然都已载入史传，但遗闻逸事却比正史记得详细。至于《汤东野传》说，明受赦书到达时，汤东野同张浚商议，想把赦书藏起来不宣布；而《宋史·张浚本传》却说，张浚命令守臣汤东野秘密收藏赦书，不得宣布。两种说法互不相同。以刘宰《漫塘集·汤侍郎勤王录跋》为证，才知道它与此书的记载相合，足以订正《宋史》记载的错误。《漫塘集》称，陈东在钦宗时共上书六次，在高宗时共上书四次。《宋史·陈东本传》只说他在钦宗时上书五次，在高宗时上书三次。以此书相互考证，才知道《宋史》是有依据的，《漫塘集》所说是传闻造成的错误。王巩《甲申杂记》说陈亢在熙宁八年生下廓和度。以此书考证，陈廓中熙宁九年进士，距离出生年只有一年；陈度中元丰三年进士，距离出生年只有四年。这尤其足以纠正小说附会的谬误。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大概这部书的体例完全仿照正史。每写一篇传记，都首尾贯通，人物的生年和卒年必定记载详细。它不同于各家杂说、随笔只作零散记载而不能完整交代始末的情况。书中故事大多可以作为依据，对史学很有裨益。《文渊阁书目》记载这部书时没有列出卷数，《经籍志》则作四卷。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所载内容，汇集编成一书，分订为九卷。考察《宋史·地理志》，京口包括丹徒、丹阳、延令、金坛四县。神宗熙宁五年，把延令改为镇，并入丹阳，于是只剩下三个县；但本书《吴致尧传》中，吴致尧生活在宣和末年，仍然称为延令人。这大概是沿用旧名称，偶然没有改正。就像汉高帝十一年已经把真定改为东垣，而《南越王传》仍称尉佗为真定人一样。史家文字中的驳杂错误，不足以作为依据。现在仍按三个县分别归类，希望能够符合实际。至于各书所载内容彼此有同有异，就一并附录在各条之下，以供考证。△《昭忠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的都是南宋末年的忠臣节士事迹，所以用“昭忠”作为篇名。上起绍定辛卯年元军攻克马岭堡，总管田璲等人以死守节；下至国亡时以身殉义的陆秀夫、文天祥、谢枋得等人，共一百三十人。详细考察它的文字内容，大概是宋朝遗民所作。每条先在前面列出姓名、官职和爵位，后面记述他们死难的事实。文字有的详细，有的简略，但大体确实，可以作为依据。拿它同《宋史·忠义传》相互校核，其中有许多是正史遗漏记载的。即使是史传已有记载的人物，往往也与本书错杂不合。例如绍定辛卯年西和州殉难的陈寅，《宋史》也有他的传记；但与他一同死难的守将杨锐，正史竟遗漏了他战死的事情，并且把他的姓误作“王锐”。又如《宋史·林空斋传》把空斋说成林同的儿子，考察本书才知道空斋就是林同的号。正史又误把刘仝子写成刘同祖，并遗漏了他被捕后自缢以及他的妻子殉节等事。所有这些，都应当以本书的记载为准，因为它更符合事实。又如张世杰在崖山的事迹以及谢枋得被征召的事情，本书的记载也比其他书详细。考察袁桷《清容居士集》、苏天爵《滋溪文集》，其中都有修撰《元史》时采访遗书的目录，却没有列出这部书的名称。孔齐《至正直记》所列修史应当采录的各书，也没有这部书的名称。由此可知，元代时它只是民间流传抄录，从未送交史馆。因此，至正年间纂修史书的诸位大臣没有机会看到它。这一部是旧日传抄的书册，文字间也有讹误脱漏，但大致内容还可以考见。现谨慎地把它著录在书目中，希望一代忠臣义士尚未显露的幽微光辉，能够再次在世上彰明。同时也使阅读《宋史》的人能够借此考察并订正其中的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