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译作的作品，似乎不是完整本子。又把诗和文交错编在一起，总题却称作“诗”，体例也不合规范，怀疑是当时杂录的手稿，现存这样一册，后来人们因而抄录流传，所以编次才如此杂乱吧。这些诗虽然没有经过删选，金玉与砂砾并存，但气格质朴厚实，没有元末诗文纤弱浓艳的习气。他在塞外所作的诗，尤其可以用来考察山川和物产。《会稽怀古诗》一卷，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共收五言古诗三十首，每首题目下面都有小序，仿照阮阅、曾极、张尧同的体例。其中如写舜庙而不采用地方志所说舜耕田、象助耕的说法，写禹庙而不采用禹穴藏书的说法，都很有见识。这一卷原来在诗集之外另行流传，不过篇页很少，现在把它接在诗集后面。末尾附有长洲戴冠所作的和诗三十首。大体上只是勉强凑成篇章，比不上之淳的原唱。但因为旧本中本来就有，姑且也一并保存下来。△《继志斋集》十二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绅撰写。王绅字仲缙，义乌人，是待制王祎的次子。《明史》把他的事迹附载在《祎传》中，说：“王祎死时，王绅十三岁。他侍奉母亲、兄长，尽到了孝友之道。长大后博学多才，向宋濂求学。宋濂器重他说：‘我的朋友没有绝后啊！’蜀献王聘请王绅，对他以宾客之礼相待。王绅请蜀献王前往云南寻找父亲的遗骸，没有找到，写成《滇南痛哭记》返回。建文帝时，因推荐被征召为国子博士，参与编修《太祖实录》，进献《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二章，死于任上。”王泌《东朝记》认为是成祖召他入翰林、编纂《太祖实录》，这是错误的。他的文集开头是《铙歌》十二首，就是建文初年进献的作品；其次是赋二篇；再其次是古体诗、近体诗及各种杂文；末尾是《附录》一卷。王绅是名臣之后，又有正统的师承，他的文章铺陈流畅而丰美繁茂，没有失去家法；诗也有陶渊明、韦应物的风致，没有元末纤弱浓艳的习气。在洪武、建文年间，他卓然自成一家，并不只是因为品行高尚而已。他把书斋命名为“继志”，可以说没有辱没先人的德业了。△《练中丞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练子宁撰写。练子宁名安，以字行世，号松月居士，新淦人。洪武乙丑年进士。建文年间任左副都御史，燕兵入境后，为守节而死。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燕王篡位初期，诬称建文朝诸臣为奸党，严禁他们的文字。弘治年间，王佐才开始辑录他的遗文，命名为《金川玉屑》。所以徐泰《诗说》中有“金川练子宁的《玉屑》没有多少，却被世人视为珍宝”的话。这部书是泰和郭子章重新编定的，并附有《遗事》一卷；他的后裔孙绮又加以搜辑。黄溥《简籍遗闻》曾记载集中有三件可疑之处：第一，《送花状元归娶诗》一题，按说从洪武辛亥到建文庚辰，状元只有吴伯宗、丁显、任亨泰、许观、张信、陈安阝、胡靖七人，没有所谓状元花纶。花纶是洪武十七年浙江乡试第二名，不应有奉诏回乡娶亲的事情。第二，《故耆老理庭黄公墓志》一文，说练子宁是在洪武十八年中进士；但墓志后面题作洪武丙辰年三月的吉日，而洪武丙辰是洪武九年，不应在署名中称“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第三，《集后杂考》引用叶盛《水东日记》，记载长乐郑氏家有一卷手卷，其中有练子宁的赋、张显宗的跋，并称张显宗是状元及第；洪武年间也没有这个状元。他的考辨很精核。大概练子宁是当时的一代伟人，人们争相托名于他，因此有伪造作品的情况；但终究不能因为有伪作，就废弃他的真作。△《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方孝孺撰写。方孝孺有《杂诫》，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分为：杂著八卷，书三卷，序三卷，记三卷，题跋一卷，赞一卷，祭文、诔、哀辞一卷，行状、传一卷，碑、表、志一卷，古体诗一卷，近体诗一卷。史书称方孝孺死守节义以后，文禁非常严厉。他的门人王稔收藏了他的遗稿，宣德以后才稍稍流传，所以其中缺文、脱简很多。原本共三十卷，另有《拾遗》十卷，是黄孔昭、谢铎编成的。这部本子合并编为二十四卷，是正德年间顾璘任台州知府时重新刊刻的。方孝孺的学术纯正，但文章却纵横豪放，很有些出入于苏轼、陈亮之间。大概他的志向在于超越汉唐，锐意恢复三代制度，因此那种毅然自许的气概，奋发激越，时时流露在笔墨之间。所以郑瑗《井观琐言》说：“他的志向高远，气概锐利，文辞锋芒浩荡，足以把这些志气表现出来。然而圣人的道理要随着时代一起实行。周代距离唐尧、虞舜不过一千年，《周礼》一书已经不能完全采用唐、虞的制度。明代距离周代将近三千年，形势变化、事情变迁，不知有多少，可是他却和惠帝讲求六官制度，改革制度，制定礼仪。即使燕兵不起兵，他所规划实施的事情，也未必能达到天下太平。实在没有必要拘泥于讲学家门户之见，委曲地替他隐讳。只是燕王篡位之初，齐泰、黄子澄等人被燕王痛恨，即使委曲求生，形势也不允许他们保全。至于方孝孺，燕王却很想借助他的声望，让他起草诏书来欺骗天下。假如方孝孺稍稍迁就，也未必不能接续‘三杨’的仕途；但他却以死成就仁德，于是被诛灭十族而不后悔。说到他的气节，可以说贯穿金石，震动天地了。文章因为作者的人品而受到推重，那么这部集子确实是可以悬挂在日月之间、永远不可磨灭的著作了。” 都穆《南濠诗话》说：“《方正学先生集》流传天下，人人都知道喜爱诵读。”但其中夹杂了很多别人的诗，例如《勉学》二十四首，是陈子平所作；《渔樵》一首，是杨孟载所作；又有《牧牛图》一首绝句，也是元人所作。不过两种集子互相收录同一作品，古人常有这种情况。现在姑且仍按原本抄录，并把都穆的说法附在后面，作为考证资料。△《贞白遗稿》十卷、附《显忠录》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程通撰写。程通字彦亨，“贞白”是他的书斋名，绩溪人。洪武乙丑年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庚午年考中应天乡试。当时正要派诸王率兵，于是准备实行封建制度，在朝廷上策问贡士；程通的回答符合皇帝旨意，选为第一名，授辽府纪善，后来升为左长史。燕王叛乱以后，程通上书数千言，论述作战和防守的重大方略。永乐初年，锦衣卫都督纪纲揭发了这件事，诏令用刑具押送程通到京师，他和两个儿子一起被判处死刑。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所著的书共有一百多卷，全都被官府毁掉了。十年后，他的弟弟前往荆州，辽王把程通的画像和遗稿交给了他。嘉靖年间，党禁逐渐放松，他的从孙程长等人于是搜访散佚的篇章，汇编成六卷；又附上辽王以及同时代诸人赠言、行状、小传等篇，另编为四卷。天启年间，他的后裔孙程枢及其子程应阶又汇集前后为他建祠、请求赐谥的文章，编成《显忠录》二卷，附在文集末尾，就是这个本子。当初，程通因为祖父程平长期戍守，陈述实情请求准许他还乡，人们称赞他的孝行。到建文年间，遭逢国难，他上呈防御方面的奏疏，最终因此获罪而死，人们称赞他的忠节。如今陈情的表文还保存着，但防御奏疏只有题目，没有正文。大概是嘉靖年间刊刻文集时，仍有需要避讳的内容，不敢保存下来。《封建》二策，是他因此受到太祖赏识的文章，所持的主张相当正当。其他诗文，也都纯厚质朴而有法度。虽然保存下来的不多，但他的大节凛然可见，不是只从文章辞采方面评价的人。因此确实应当和方孝孺、练子宁等人的文集一同流传不朽。△《静学文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王叔英撰写。王叔英名原采，以字行世，黄岩人。洪武年间，他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佑一起被征召到朝廷，王叔英坚决推辞，返回乡里。后来因推荐出任仙居训导，改任德安教授，又升为汉阳知县。建文年间，召入任翰林修撰。燕兵到达淮河时，他奉诏招募军队。行军到广德，正好齐泰逃来投奔；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于是写下《绝命词》，在玄妙观自缢。官府搜捕他的家人，他的妻子金氏和两个女儿也一同殉难。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史书称王叔英在建文朝曾上奏《资治八策》。又称方孝孺想实行井田制，王叔英写信给他说：“有些事情在古代可以实行，在今天也可以实行，例如夏代的历法、周代的冕服就是这样；有些事情在古代可以实行，在今天却不能实行，例如井田制、封建制就是这样。可以实行的事情去实行，人们就容易服从，百姓也能得到好处；难以实行的事情去实行，人们就难以服从，百姓也会受到祸患。”等等。现在这部集子只有三十篇，仅保存了序、记两种文体，而他所上奏的八策以及《贻孝孺书》都没有收录。考察《徐敬孚跋》，说杨士奇曾想编集王叔英的文章，却找不到完整本子，对此深感痛惜。成化年间，有个叫谢世修的人，想募资刊刻，以扩大它的流传。大概这部集子是搜集残篇重新编成的，不是原来的本子。卷首所谓林佑作于洪武年间的《序》，是后人抄录收入的，并不是专为这部本子所作。王叔英曾自己说：“赵孟那样的富贵不是我所羡慕的，陶朱那样的财富不是我所希望的。假如我的文章能够像圣贤一样，这就是我的心愿。”现在看这部集子，大体都在模仿韩愈，稍微有失拘谨，但简洁质朴而有尺度，不是那些毫无剪裁的文章可比。保存下来的虽然很少，但已经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情况了。集子前面有黄绾所作的传，称赞他的文章有根本，能够了解时势、通达事理，是有志于经世致用的儒者，这种评价大概并不虚妄。△《刍荛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周是修撰写。周是修有《纲常懿范》，已经著录。这部集子由他的孙子周应鼇编成。共收诗三卷，赋和杂文共三卷。大体上风骨峻拔，充溢于纸墨之间，一看便知道是忠臣义士的文章。其规矩、法度和气势波澜，也都符合古代文法，不在当时其他作者之下。世人不太称道他，大概反而被他的气节遮掩了吧。史书称周是修由霍邱训导升任周王府纪善。周王多有不守法度的行为，周是修动辄用礼法约束他。现在看集中《修己十箴》和《保国直言》两篇，大概就是他当时所作。他刚正不阿的品格，不必等到后来才看得出来。末尾附有解缙所作《志铭》和杨士奇所作《传》。《志铭》只说他回到京师，任纪善，参与翰林院纂修，后来死去，始终不说他是殉节。《传》则说他在应天府学自缢。大概解缙作《志铭》是在永乐九年，当时党禁正严，所以隐讳了这件事；杨士奇作《传》是在宣德四年，当时公众舆论稍稍明朗，所以写出了事实。《传》又说：“周是修多次论述国家大计，甚至指责掌权者误国，掌权者发怒，众人一起挫败他。”等等。对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算掌握了真相。虽然周是修的精气贯通日月，并不需要依靠这两篇文章才显扬；这两人的文章也远不足以使周是修增光。然而，有人发誓至死却没有死，后来才显出真正能够赴死之人的难得；有人委曲周旋来掩饰自己没有死，后来才显出慷慨赴死之人的无愧无怍。把这些文章一并收录保存，也可以通过彼此对照而更加显明。△《巽隐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程本立撰写。程本立字原道，号巽隐，桐乡人。洪武九年，因通晓经学被选授秦王府引礼舍人，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后来补任周府礼官，因牵连获罪，被贬为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他有平定百夷的功劳，被征召入翰林。历任官职至右佥都御史，调任江西按察副使。还未赴任，正遇燕王篡位，于是自尽殉节。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集子收诗二卷、文二卷，由他的曾孙程山编成。弘治乙丑年，桐乡知县、莆田人李廷梧为它作序。嘉靖初年，南溪吴氏刻印；西虞范氏又重新刊刻。年代久了，这些版本都散佚了。这部本子是万历乙丑年桐乡知县濮阳棐从程本立的后裔孙九泽那里得到遗稿，又嘱托训导李诗校订刊刻的。程本立的文章典雅，诗也深沉稳健而质朴刚健，很接近唐诗的声调。不仅他的节义值得重视，即使只从文辞风采来看，把他置于明初作者之中，也没有什么惭愧的。△《易斋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璟撰写。刘璟字仲璟，青田人，是诚意伯刘基的次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命他承袭父亲的爵位，他却把爵位让给兄长的儿子刘廌，于是太祖特意设置閤门使一职授予他，不久又任谷王府左长史。燕王起兵后，他随谷王回到京师，命令他参与李景隆的军事事务。军队失败后，他上书却没有得到采纳，于是回到乡里。燕王即位，召他入朝，他称病不去。后来被捕押入京城，下狱，自缢而死。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事迹附载在《明史·刘基传》中。他的遗文长期散佚，没有流传。明朝末年，杨文骢任青田县令，从诸生蒋芳华家得到抄本，这才交付刊刻。考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其中记载《璟集》十卷，怀疑这还不是完整的篇帙。另有《无隐稿》一卷，如今已经散佚不见。它与这部集子的异同，也无法考察。刘璟年轻时通晓诸经，慷慨豪迈，喜欢谈论军事，太祖曾认为他是真正的刘伯温之子。但他的诗文失于粗率，比他的父亲逊色不少。天台卢廷纲称赞他的诗说：“酒意酣畅时落笔，文辞更加工巧；构思立意，不同于常人。清澈如冰制的酒器、玉制的碗中盛着繁多的露水；和谐如朝廷大廷、清庙中奏响的丝竹。迅疾如黄河在怒风中卷起波涛；绮丽如锦江秋水映涵着芙蓉。” 虽然这样的赞誉未免超过实际，但他的气势苍劲，傲然不群，仍然保有《覆瓿集》的一种风格。而且他正值革除之变，舍弃生命以保全节操，没有辱没家声，更应当因为他这个人而加以推重。△《野古集》三卷（内府藏本） 明代龚诩撰写。龚诩字大章，昆山人。父亲龚詧，洪武年间任给事中，因议论政事被发配戍守五开卫，龚诩于是隶属于军籍。后来调任金川门守卫。燕王篡位后，龚诩改名换姓逃回乡里，靠卖药、授徒维持生活。正统己未年，巡抚周忱推荐他任松江学官，他不肯就职。后来又推荐他任太仓学官，他也不肯就职。他曾对都御史吴讷说：“我做官并不妨碍义理，只是怕辜负当年在城门痛哭一场的心情罢了。”成化己丑年才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明史》把他附载在《牛景先传》中。这部集子是崇祯乙亥年由他的八世从孙龚挺刻印的。前面有《李继贞序》，说删去了原文的十分之二三。大概龚诩的诗歌格调处在《长庆集》和《击壤集》之间，其中那些流于鄙俗浅率的作品，李继贞稍加删汰了。总的说来，他的性情深厚真挚，直抒胸臆。若以讲究声律、安排辞藻、雕琢篇章字句的标准衡量，确实不能和文士争工；若以纲常名教的宗旨来衡量，那么不符合《诗经》风人传统的地方就很少了。末尾附有《上周忱书》，以及王执礼、张大复等人所作的《家传》《墓志》《谥议》《像赞》等文章。又有《年谱》，据说是龚诩的族侄龚绂编的。年谱在建文四年说，传言皇帝出逃退位；在正统七年说，旧君返回京城，先生作《落叶吟》来表达心意。考察龚绂作年谱是在成化十三年，杨应能的事情早已确定，不应当有“旧君还京”的说法。而且《落叶》一诗本来没有明确指向，怎么知道不是另有所寄托、借以讽刺呢？顾氏却根据这一点断定它是惠帝出奔后返回京城时所作，也看不出有什么依据。这部年谱在康熙乙巳年由龚挺从他的族弟龚维则那里得到，所以崇祯乙亥年的原刻《总目》没有把它和《墓铭》《家传》等并列。从这一条来看，这部年谱究竟是不是龚绂所作，仍然处于两可之间。既然有疑问，就把这个疑问传留下去，姑且一并保存罢了。（按：练子宁以下这些人，按照他们取得仕籍的年份来看，大概有些人在解缙等人之后。然而，一方死于革除之祸，为旧君效命；另一方却迎接靖难之师，向新君献媚。把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个器皿里，从义理上说是不妥当的。） 所以把它们分别编排，使各自归入相应的类别。至于龚诩在成化己丑年去世，比解缙等人晚得多，如今也把他的条目提升到解缙之前，用来彰明名教的是非，留待千秋之后评定。身居高位、享有显贵荣誉的人，最终竟不能同一个荷戟的老兵争得这一纸书中的先后次序。△《文毅集》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解缙撰写。解缙字大绅，吉水人。洪武戊辰年进士，永乐初年任翰林学士，出任江西参议，改任交阯。被汉王高煦诬陷，下狱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解缙所著有《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等书，死后大多散失。天顺初年，金城人黄谏才开始辑录他的遗文，编成三十卷，后来也逐渐湮没。嘉靖年间，同乡罗洪先又同解缙的从孙一起辑成十卷。《千顷堂书目》又记载有《似罗隐集》一卷、《学士集》二十卷，如今都没有见到。这部十六卷本，是康熙戊戌年由他的十世孙悦补辑的。解缙才气纵逸，下笔不能停止，当时被称为才子。直到如今，民间巷里流传的关于他少年早慧等事，大多鄙陋荒诞，不合事实。所以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他的诗没有完整稿本，真伪各半，大概多是后人窜改扰乱的。然而其中仍间有佳句，也并不逊于作者本人。至于他的奏议，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长冤》等篇，都明白恳切。黄汝亨《狂言纪略》指责他的文章文义繁复，如果让他处在贾长沙的位置上，简直只能算奴隶，这种批评太苛刻了。又考察《大庖西封事》，其中说：“陛下喜欢阅览《韵府》一类的杂书，抄辑污杂芜乱的内容，几乎没有文采。如果是因为喜欢它便于查阅，希望召集一两个儒学英才，按事分类，编成一部经书。”后来成祖修纂《永乐大典》，解缙实际上担任总裁官。果然采用分韵编类的方法，编成巨大的书册。一切散佚的文章和残缺的简册，竟依靠它流传到今天，以等待圣朝加以表彰。即使只从功在典籍这一点来论，他的著作也应当保存著录，没有必要对它逐铢逐两地苛求衡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虚舟集》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偁撰写。王偁字孟扬，永福人，是元代潮州总管王翰的儿子。王翰在明初抗节而死。王偁出生刚满六岁时，他的母亲教他读书。洪武庚午年考中乡试，乞求归家奉养母亲。成祖即位后，征召他到京师，授任国史院检讨，充任《永乐大典》副总裁。后来因解缙党羽之罪受牵连，下狱而死。王偁是“闽中十子”之一。《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林鸿传》中。这部书就是他的诗集，前面有《王汝玉序》。另有《解缙序》两篇，一篇题为《虚舟集序》，一篇题为《王孟扬文集序》。又有弘治六年《桑怿序》，是袁州守王世英翻刻《虚舟集》时所作。序中没有说王偁另有文集，大概当时已经失传了。集末附有书评，以及《自述》《诔》各一首。王偁与解缙交情友善，才气学问大致相似，最终又同样被诬陷而死。不过解缙的诗颇显剽悍直露，王偁的诗恬淡平和、安详典雅，大概胜过解缙。《自述》中说：“服膺群圣，博览百家，穷究幽明；每当登高凭吊古迹，便慨然抒发其中悲壮和愉悦的情感，把它们寄托在文章或诗歌中。”他的立意也很不凡。所以集中如《感遇》等作品，取法于张九龄；《咏史》数篇，步趋于张载；《将进酒》《行路难》等诗，也颇有李白的风格。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古人的境界，但其意趣气度和波澜，有时也很具体充实，确实不能同优孟穿戴衣冠模仿他人相比。△《王舍人诗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绂撰写。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别号友石生，又称九龙山人。洪武年间，被征召到京师，不久因受牵连戍守朔州。永乐初年，因推荐以擅长书法供职于文渊阁，过了一段时间授任中书舍人，死于任上。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诗集由他的儿子王默编成，又名《友石山房稿》。前面有曾棨、王进的《序》，后面附有章昞如、胡广等人所作的《行状》《墓表》。王绂博学而擅长书画，所画山水竹石，风韵潇洒，在当时精妙绝伦，评论者说可以继承同乡倪瓒的成就。他的诗虽然篇章结构略显薄弱，但清新典雅有余，大概是因为他的精神思致本来就清澄，所以无论长篇还是短诗，任意挥洒，不完全计较工拙，却能摆脱尘俗气息，自然合乎法度。都穆《南濠诗话》唯独称赞《寄别娶妇者》这一绝句，说它显出粗鄙人的面貌，不能用来体现王绂的长处。△《泊菴集》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梁潜撰写。梁潜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年举人，授任苍溪训导，历任四会、阳江、阳春三县知县。永乐初年，召入修纂《太祖实录》，屡次升迁至右春坊右赞善。适逢修纂《永乐大典》，代替礼部尚书郑赐担任总裁，升任侍读。永乐十五年北征时，仁宗监国，他因释放陈千户一事受到牵连，被判死罪。事迹附见于《明史·邹济传》。这部集子前面有王直、胡俨的两篇《序》。《胡俨序》称此集由梁潜的儿子梁楘编纂。考察萧镠《尚约居士集》中的《陈循墓志》，说：“梁公梁潜因职务上的过错，被逮捕并籍没家产。梁潜平日所作的诗文，全部估价为书册，卖钱入官。陈循派人寻访，以高出原价一倍的钱赎回。如今刊刻流传的，就是陈循赎回的那些。”这样看来，他的稿本原是梁潜自己编纂的，因陈循而流传于世。《胡俨序》没有记载这件事，只说他的文章和遭遇，大概是忌讳谈及他被赐死。梁潜的文章格调清新俊逸，同时又有纵横浩瀚的气势，在明初可以自成一派。所以郑瑗《井观琐言》称赞他“内容丰富，曲折周详，也是当代的一位作家”。杨士奇《潜墓志》说：“他写文章，纵横驰骋于司马子长、韩退之、苏子瞻之间，有时还从庄子、列子中取法以写出奇异之作，务求去掉陈旧语言，表达新意。古诗的高妙之处逼近晋、宋。”这部书有文章而没有诗。集末有康熙辛酉年梁潜后裔孙天清所作《续刻家集小引》，说：“泊菴公的诗集已经埋入文冢，不再存于人间。”这样看来，旧本早已散佚。△《毅斋诗文集》八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洪撰写。王洪字希范，钱塘人。十八岁时考中洪武丁丑年进士，授任行人，不久升任吏科给事中。因推荐进入翰林，先任检讨，历任修撰、侍讲，担任《永乐大典》副总裁官。《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林鸿传》中，说：“成祖曾命王洪作文，王洪迟疑不肯奉诏。

译被同列排挤，从此不再得到任用。”但这部集子有刘公潜所作《挽诗序》和莫琚的《后跋》，却说王洪参与修纂国史时，适逢大臣想把自己家族的祥瑞异事载入日历，王洪坚持认为不可。这件事被成祖听到后，他因而获罪，被贬为礼部主事，死于任上。曾棨《挽洪诗》所说的“玉堂分职见孤忠”，也指的就是这件事。《明史》大概偶然遗漏了这件事。这部集子就是莫琚编成的。杂文都朴实典雅，骈体文也很工整，诗尤其具有唐代风格，却不模仿林鸿、 高棅。他的《序文》和《序书》两篇，立论都能看出深厚根基。他在《序胡俨诗集》中说：“至元、天历年间，赵、虞、范、揭各自成为一时的盛名。等到这种风气衰落，学者把粗豪当作壮阔，把尖新当作奇特，语言纤弱浅薄，声律也不协调。”他论述元末的弊病，非常切中要害。可见王洪的见识远远高出当时一般人。虽然他的名位并不显达，但终究是有明初年间卓然自成一家的作者。《明史·文苑传》称“王偁参与修纂《永乐大典》，学问广博，才气雄健，自负没有同辈，唯独推重并谦让于同僚王洪”，那么王洪的文章，大体也可以由此看出来了。△《颐菴文选》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胡俨撰写。胡俨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年以举人身份授任华亭教谕。永乐初年升任翰林院检讨，与解缙等人一同在内阁当值，升任国子监祭酒。洪熙元年加授太子宾客，退休后居家二十年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史书称胡俨年少时喜好学习，对于象纬、占候、律筭、医卜等技艺无不通晓。又说当时天下统一将近五十年，公卿大夫中有文才学问的人很多。胡俨是馆阁中的老儒，朝廷的大型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笔。编纂《太祖实录》《永乐大典》时都担任总裁官。但他议论刚直率真，不为同僚所容。因此长期任职国子监，未能得到重用。他的诗颇接近江西诗派，词意高远豪迈。寄托深远。这种气象与“三杨”平和安雅的风格略有不同。文章则从熊钊那里得到传授，熊钊又师法虞集，学术传授源流深远，承继自有来由。所以他的气势格调高古老成，格律法度谨严，可以追随古代作者，卓然成为明初的一家。《明史·艺文志》记载《颐菴集》原有三十卷。这部集子诗、文各只有一卷，是后人选编的本子，并不是他的全部著作。然而从一斑也足以了解全貌了。△《青城山人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璲撰写。王璲字汝玉，长洲人。洪武年间考中浙江乡试，因推荐代理府学教授，改任应天训导。永乐初年，升任翰林五经博士，官至左春坊左赞善。后来因解缙一案受到牵连，下诏狱后死于狱中。洪熙初年，追赠太子宾客，谥号文靖。事迹附见于《明史·邹济传》。史书称王璲年轻时曾跟随杨维桢学习。他曾奉诏撰写《神龟赋》，王璲列第一，解缙次之。他的文采受到当时人的重视。然而他所著的诗稿散失了。正统十二年，他的孙子钅堂才开始搜集编次，姻亲华靖删削审定为八卷，就是这个本子。《静志居诗话》称他的诗不用费力深思，处处谨守唐人的格调。吴人徐用理搜集永乐以后诗人三百三十人，编王璲为压卷。如今考察他的诗，音节和辞采都符合古代格调，确实有拟古而不能变化的地方。然而在元末诗格绮丽浮靡的余风之下，能够毅然以六代、三唐为楷模，也算卓然特立之士，又不能因为王、李诗派后来的弊端而预先苛责明初诗人。△《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士奇撰写。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已经著录。明初“三杨”齐名，而杨士奇的文章尤其优秀，制诰、碑版等文字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仁宗一向喜爱欧阳修的文章，杨士奇的文章也平正舒缓，约略具有欧阳修的神韵。所以郑瑗《井观琐言》称：“他的文章典雅有法度，没有浮泛的弊病。杂录叙事，极其平稳，不费力气。后来馆阁中的著作沿袭成为一个流派，终于成了七子派攻击的口实。”然而李梦阳有诗说“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也没有完全抹杀他的长处。大概他的文章虽然缺少新颖的裁制，却没有失去古代的格调。前代文人的典范于是主持了几十年的文风，这并不是偶然的。文集分为正集、续集两编。正集收录较少，续集几乎多出一倍。他的《别集》有四种，其中一种是《代言录》，一种是《圣谕录》，一种是《奏对录》，另一种是杨士奇传记、志状一类的文章，编缀在末尾作为《附录》。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杨文贞的《东里集》，是他亲自选编并在广东刊刻的，后来被人窜入数首。之后他的子孙又刊刻成续集，并不是杨士奇本人的意思。”这样看来，《续集》是杨士奇自己删削舍弃的，并非全是他得意的作品。只是因为搜集较为丰富，往往有足以备查考的材料，所以仍按旧本一并著录。△《杨文敏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荣撰写。杨荣有《后北征记》，已经著录。杨荣正处在明朝全盛时期，历事四朝，始终受到恩宠礼遇。儒生能够有这样的际遇，可以说是荣耀到了极点。所以他发而为文，具有富贵福泽的气象。应制作品声调流美，雅正动听。其他诗文也都雍容平易，符合他的为人。虽然没有深沉幽邃的思想，也没有纵横驰骋的才华，却足以震耀一世；而且从容曲折而有法度，醇厚充实而没有瑕疵，这正是台阁文章不同于山林隐士枯槁文字的地方。他与杨士奇共同主持一代文坛，确实是有原因的。长期掌握国政以后，后来的文人接连仿效他们，正如城里人梳高髻，四方人也都照着梳一尺高。余波流衍，渐渐流于浮泛空疏、冗长拖沓，千篇一律。事物发展到穷尽就会发生变化，于是何景明、李梦阳崛起，倡导复古之论，杨士奇、杨荣等人便成为文坛批评的对象。平心而论，凡是文章力量足以改变一代风气的人，开始时必然能自成一家，时间久了也无不产生弊病。不只是东里一派如此，前后七子又有谁不是这样呢？不能因为前人的盛况，就一味为后来者的衰弊加以掩护；也不能因为后来者的衰弊，就把前人的盛况一概抹杀。又怎么能因为末流的放纵失范，就贸然指责杨士奇和杨荣呢？△《省愆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黄淮撰写。黄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年进士，授任中书舍人。燕王篡位后，命他入文渊阁当值，升任翰林院编修，屡次升迁至右春坊、大学士，辅佐皇太子监国。被汉王高煦诬陷，获罪关入诏狱十年。洪熙初年恢复官职，授任武英殿大学士，屡次加授少保，死后谥号文简。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黄淮在革除建文旧制之际，身事两朝，免不了成为白圭身上的污点。史书又说黄淮性情颇为狭隘，同僚有小过错，便立即上报。解缙之死，黄淮也起了作用。他的人品也不算十分醇厚。然而他通晓治国体制，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纠正过不少失误。他辅佐教导仁宗时，从容调护，尤其有功。虽然因此遭受诽谤、获罪，但获赐还朝以后，又重新升入禁近之职。等到以年老请求退休归乡，受到三朝宠遇的时间又有几十年。他的际遇隆盛，几乎可以同“三杨”相比。他的文章从容典雅，也与“三杨”的体格大致相同。这部集子是他被囚禁时所作，所以取名《省愆》。身处患难幽忧之中，却仍和平温厚，没有怨恨责尤，可以说没有失去《诗经》作者的旨趣。所以特意保存它，用来显示他著作的大概。至于他的《退直》《入觐》《归田》三稿合编为《介庵集》，其门径与“三杨”没有不同。《东里》的各部集子既然已经著录，那么这部集子可以暂且置之不论。△《金文靖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金幼孜撰写。金幼孜有《北征录》，已经著录。金幼孜在洪武、建文时期没有什么显著事迹。到了永乐直到宣德年间，一直掌管文书和机密事务，与杨士奇等人不相上下。他的文章篇幅格局略显狭小，不如杨士奇等人的博大，但雍容闲雅、举止有度，也很能与他们并肩。大概当时明朝国运正在兴盛，所以朝廷文章唱和都很有气象，执笔作文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千顷堂书目》记载《幼孜集》十卷，又有《外集》一卷、《北征集》一卷。如今《外集》没有见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赞他的《北征集》说，大漠穷沙，没有一处不是他亲自经历过的，诗中不时流露出悲壮的声调。这样看来，朱彝尊还曾见过这部集子，但如今也没有见到。这部书是他的儿子昭伯辑录的，诗文大多是应制之作，大概就是黄虞稷所说的十卷本。书前另冠以《三朝恩荣录》一卷，收录敕谕、诰命、祭文、像赞、神道碑一类文字。金幼孜的事迹在《明史》中已经详细记载。拿它与本传核对，其中有许多是他的子孙夸大铺张的说法，与考证无关，如今删去不载，只把这部集子著录下来。△《夏忠靖集》六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夏原吉撰。夏原吉字维喆，湘阴人。因乡试被推荐，进入太学学习，选授户部主事。燕王篡位时，夏原吉投降归附。后来官至户部尚书。谥号忠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夏原吉诗文集共六卷，载于《明史艺文志》，卷数与此集相合，大概就是旧本。书后附《遗事》一卷，是他的孙子廷章辑录的。刻版早已散失。此本是本朝康熙乙酉年，潘宗洛任湖广学政时，从夏氏后裔那里得到的藏本，重新校订刊刻的。前面有《杨溥序》，说他的诗文平实雅淡，不追求华丽靡艳。考察夏原吉，他是以政事著称，并不是以文章著称。洪武、永乐年间，作者多如树林。以夏原吉的成就放在其中，还不能同中原名家并驾齐驱。可是，他那些讲求实用的文章，疏通畅达，仍有淳朴厚实的遗风。若说他可以与杨士奇、黄淮等人相提并论，也确实没有什么惭愧的。△《抑庵集》十三卷、《后集》三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直撰。王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甲申年进士。正统年间任吏部尚书。天顺初年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死后谥号文端。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王直在景帝更换太子的时候，支持得不坚定，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不过于谦掌权时，也不能据理力争，其中大概有难以明说的原因。至于起初劝阻皇帝亲征，后来又竭力争取派使者迎接英宗，他直言进谏，毫不屈服，甚至主动请求出使，最终在大节方面仍然无愧。他器量见识深厚稳重，在铨选部门任职十六年，奉行职守公正允当，也称得上名臣。诗文典雅纯正，有宋元遗风。自永乐初年任庶吉士起，便奉命入阁，掌管制诰。后来在翰林院二十多年，朝廷的著作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时他与王英齐名，有“西王”“东王”的称号。而且王直尤其长寿，始终以一代重臣的声望受到尊重。萧鎡作此集《序》，称他的文章浩荡绵延，像大河长川一样，曲折回环，呈现出万千形态。明代自中叶以后，文人才开始喜欢用矫激的言论来求取声名。王直处在宣德、正统年间，距离开国初年还不远，淳朴的风气尚未完全消失。写文章不致力于压倒别人，只求合乎义理。所以他的作品表面上似乎平易浅近，但其中的温厚和平，实际上是后来人所不能达到的。虽然不能追及古代作者，也可以说还保留着典范。文集由他的儿子检讨<禾资>编纂。成化初年，他的次子稙又加以校订，并把原集没有收录的作品和致仕后所作的文章另编为《后集》。△《运甓漫稿》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李昌祺撰。李昌祺名祯，按字行世，庐陵人。永乐甲申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礼部郎中。（按：明初六科都有庶吉士，并不只是翰林院有，所以能够直接授予郎中。）历任广西、河南左布政使。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全是古体诗、近体诗和诗余，是天顺三年吉安教授郑纲编纂的。史书称李昌祺参与修撰《永乐大典》，凡是偏僻的书籍和疑难的事，人们多去向他请教。他的诗清新华美，音调节奏自然。《陈循序》称他的诗以义理为根本，以气势充实，因此雅淡清丽、宏伟新奇，无不具备。不必拿它同古人遥相比，就当今而言，千百个作者中也不过有几个人能达到这种程度。曹安《谰言长语》极力推许他的《题文丞相研》一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说李祯的诗力求除去早晨花朵般的浮华，努力开启傍晚花朵般的秀美。取材和谋篇布局，很像段柯古。大概是因为他改变了绮丽纤巧的习气，而以流畅飘逸表现出来。所以格外具有鲜明润泽的意味，远远不同于平庸芜杂的作品。郑瑗《井观琐言》却说：“李布政昌祺，人们多称赞他刚毅不屈。我曾读他的《运甓诗稿》，浮艳之气过分张扬，不像庄重文雅之士所作，正所谓‘枨也欲，焉得刚’。”等等。仅凭这一篇《梅花赋》，就足以连累宋璟一生的声名了。拿着一部所谓文章正宗来评判古今作者，不也太狭隘了吗？只是其中《驺虞歌》《汴城阅武》等篇，有的稍微流于俚俗。但是评论一篇诗，应当逐字逐句地仔细考察。评论一家的诗，则应当全面观察其总体成就，不能凭一两章来判定优劣。△《古廉集》十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李时勉撰。李时勉本名懋，按字行世，安福人。永乐甲申年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死后谥号文敬，成化年间改谥忠文。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李时勉学术刚正，最初因三殿发生灾变，分条上奏时务而触犯成祖；后来又因上奏六件事触犯仁宗；最后因为不依附王振而被王振陷害。前后三次濒临死亡，但刚强正直的气节始终如一。他在国子监任职时，以道义磨砺诸生，人才大量涌现。他与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并称“南陈北李”，而李时勉尤其受到众人敬仰；明代以来，掌管国子监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至于他的文章，则平易通达，不显露锋芒，大多是和蔼可亲的仁义之言。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亲身实行、实际践履，所涵养的品德醇厚，所以不同于那些讲学之家自满骄傲、气势盛大、用夸张言论压服人的人吗？他的著作因为当时人们看重他的人品，脱稿后大多被人拿走，所以保存下来的不多。这部集子是成化年间他的门人戴难编纂的，由他的孙子、长乐知县容刊刻，并把墓志、传赞之类附在末尾。△《梧冈集》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文凤撰。唐文凤字子仪，号梦鹤，歙县人。他与祖元、父亲桂芳都凭文学才华享有声名。永乐年间，经推荐授任兴国县知县，改任赵府纪善，死时八十六岁。唐文凤治理兴国县，留下了政绩。泰和人刘鸿曾为他撰写《贤令祠记》，见于程敏政编纂的《唐氏三先生集附录》中。他的诗文也丰富深厚，删去浮华，能够不失其家传的风格。他的五世孙泽撰写《墓表》说：“先生的著述，在乡校时称《朝阳类稿》；在兴国时称《政馀类稿》，又称《章贡文稿》；在藩府时称《进忠类稿》；在洛阳时称《洛阳文稿》；归田以后称《老学文稿》。” 现在这部编本保存的只有诗四卷、文四卷，大概还不到原作的十分之三四，但也足以看出他作品的大概面貌了。△《曹月川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曹端撰。曹端有《太极图说述解》，已经著录。明初理学家中，曹端与薛瑄最为醇正。薛瑄的《诗文集》《读书录》等都流传于世，而曹端的遗著几乎散失殆尽，他的文集也不再保存。这部书是本朝仪封人张伯行搜集编纂而成的。开头是《夜行烛》，其次是《家规辑略》，再次是《语录》，再其次是《录粹》，然后是《序》七篇，最后是诗十五首。《夜行烛》《家规》两篇序言没有冠列在本书前面，而是另外载在诗作之后，中间又夹入《太极图赞》一篇，都不合体例，大概是编次者弄错了。末尾附有各位儒者的评论以及张信民编纂的《年谱》。曹端的诗都属于《击壤集》一派，格调很不合规范；文章也质朴直率，不以章法辞句的工巧为长处。但是，他的人品既然醇正，学问又十分笃实，直接抒写自己的见解，都以义理的要旨为根本，当然不能用音律来约束，也不能要求辞藻华美。何况这只是残缺的编本，从散失遗漏的作品中搜集而来，本来就应当因为其人而保存这些作品。△《薛文清集》二十四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代薛瑄撰。薛瑄有《读书录》，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关西人张鼎编纂的。当初，薛瑄的文集没有刊本。薛瑄的孙子、刑部员外郎禥把稿本交给常州同知谢庭桂，雕版还没有完成就停止了。弘治己酉年，监察御史杨亨从毗陵朱氏那里得到稿本，张鼎又从杨亨那里得到。文字句子错误很多，大多不是原来的面貌。于是重新校正，前后三次改稿才编成此书。共收得诗文一千七百篇，分为二十四卷。张鼎亲自作序，引用朱子赞颂程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两句话作为比喻，大概没有什么过分的言辞。考察北宋以来，儒者大多不留意文章。像邵子的《击壤集》之类，道学家称为正宗，但诗家终究认为是另一派。这种风气沿袭到庄氏一流，后来竟把“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送我两包陈福建，还他一疋好南京”等句子，定为风雅的嫡传。虽然他们自我定位很高，彼此相互推许，终究不足以使人心服。

译《刘克庄集》中有《吴恕斋文集序》说：“近世重视理学而轻视诗赋。偶尔有诗篇，大都只是把语录、讲义押韵罢了。”可见宋人自己已经对此感到厌倦了。明代醇正的儒者，薛瑄是第一人。他的文章雅正，具有典范意义，绝不以俚俗词语破坏格调。他的诗，如《玩一斋》之类，也间或涉及义理。总体说来，清淡高雅秀逸，出语自然，往往有陶渊明、韦应物的风格。大概既有德行又有文辞，薛瑄完全当得起这个评价。由此才知道，只把阐明义理、承载道统作为写作原则，以为平常粗俗的话没有不能写入文章，终究是用夸大的言辞来文饰浅陋，并不是真正笃实的论断。△《两溪文集》二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球撰。刘球字求乐，后来改字廷振，安福人。永乐辛丑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因杨士奇推荐，进入经筵侍讲，改任侍讲。后来触犯王振，被下诏狱，王振的党羽马顺在狱中将他肢解而死。景泰初年，追赠翰林学士，谥号忠愍。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本全是他所作的杂文。刘球死后二十八年，由他的儿子、广东布政司参政钺编纂，彭时、刘定之都为此集作序。王振势力最盛时，侯爵、伯爵、公卿大臣都战战兢兢地迎合他的风向，唯恐落后。刘球不过是一名文弱的词臣，却凭借大义与他抗争，直到死也坚定不屈。沈德符《野获篇》记载，刘球被害以后，仍然在马顺家作祟。《明史》也把这件事载入他的本传。可见他的刚毅之气，贯穿生死而不可磨灭。如今读他的文章，却大多和平温雅，完全不像他的为人。这大概是出于义理上的勇气，而不是由气质任性而为吧？但细细体味他的文辞旨意，大都光明磊落，没有依附逢迎、污浊卑下的姿态，这就是所谓君子的文章。即使只是残篇断简，也仍然应当珍视。何况全集完整保存，当然应当赶快采录，以此激励名教。△《于忠肃集》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于谦撰。于谦字廷益，钱塘人。永乐辛丑年进士，授御史，历任兵部尚书。英宗复辟后，被徐有贞、石亨等人诬陷，弃市。成化初年，追复原来的官职。弘治初年，追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倪岳撰写于谦神道碑，称：“于谦一生著述很多，只保存下《节菴诗文稿》《奏议》各若干卷。灾祸变故之后，大概只剩下原有的千百篇中的十分之一。”等等。可见于谦死后，遗稿已经大量散佚。世上刊行的版本，是后人搜集零散作品编成的，所以各本往往彼此有同有异。《明史艺文志》记载于谦《奏议》十卷、《文集》二十卷。又有嘉靖年间河南刊本，诗文共八卷，但没有疏议。这部书前面是《奏议》十卷，分为《北伐》《南征》《杂行》三类，与《艺文志》相合。后面依次是《诗》一卷、《杂文》一卷、《附录》一卷，与《艺文志》完全不同，也与嘉靖刊本完全不同。大概又重新编排过，不是原来的版本。于谦遭逢厄运，独自怀抱忠心，忧虑国事而忘却家庭，谋划安定宗庙社稷。他的大节光照史册，本来就不凭借文字来流传。然而集中所载奏疏，明白通达，切中时事要害，比史传的记载首尾更完整，更足以看出他经邦济世的谋略。至于他的诗，风格刚健高昂，意境深远；虽然志在匡时济世，并不曾专门在吟咏上求工巧，但作品品格反而超过文人，也足以看出他的才华没有什么不能施展的。又按王世贞《名卿绩记》和李之藻为于谦集所作的序，都说于谦曾两次上疏请求恢复太子。现在这部集子中实际上没有这篇奏疏，《明史》也没有记载这件事。只有倪岳《神道碑》说：“景帝身体不适，于谦与朝廷群臣一起上章请求恢复皇太子。”可见当时上的是朝廷大臣共同的奏疏，不是于谦一人所上，所以集子中没有收录他的稿本。王世贞等人把这件事专门归于于谦，大概也是考察得不够仔细吧。△《兰庭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谢晋撰。谢晋字孔昭，吴县人。擅长画山水，曾经自我戏称为谢叠山。他的名字，《明诗综》作“晋”；但集末《赠盛启东》一诗，却自题为“葵邱谢缙”。又附录所见《沈大本诗》一首，题作“寄谢缙”。按《易象传》称“明出地上晋”，《杂卦传》称“晋，昼也”。根据他的字孔昭来推断，写作“晋”有道理，写作“缙”没有意义，这部集子或许是传抄时写错了吧。他的生平始末不太可考。集中有《承天门谢恩值雨诗》，可见他曾以平民身份应召入朝。卷首有汝南周传、浚仪张肯二人的《序》。《张肯序》称谢晋的诗有二百多篇，但这部集子现存的竟不少于四五百篇。考察《张序》作于永乐甲申年，而集末有永乐丁酉年十月既望的作品。丁酉年距甲申年总共十四年，诗作逐渐增多，超过《张肯序》所说的数量也是合理的。《周传序》说，姑苏的诗作没有比杨孟载、高季迪更兴盛的，而孔昭得到了二人的旨趣。《张肯序》也说他获得了性情的正道，并且学问深厚；这样看来，谢晋并不只是凭绘画而流传后世。△《古穰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李贤撰。李贤有《天顺日录》，已经著录。李贤受到英宗倚重任用，自“三杨”以来，得到君主信任没有谁能同他相比。虽然他也颇有辅佐之功，但压制叶盛、排斥岳正、摒弃张宁以及不营救罗伦等事，颇受史家讥评。他的宰辅功业大概介于纯美和瑕疵之间。他并不留意文章，谈论文学的人也很少称道他。但当时距离明初还不远，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韵尚有典范意义。因此他的诗文也都质朴真实、娴雅自然，没有矫揉造作的习气。这部集子是他的女婿程敏政编纂的。全书包括《奏疏》二卷，《书》一卷，《记》二卷，《序》三卷，《说》《题跋》一卷，《神道碑》四卷，《墓碑》《碣》一卷，《墓表》二卷，《墓志》二卷，《行状》《传》一卷，《祭文》《铭箴》《赞赋》《哀辞》一卷，《古今体诗》二卷，《和陶诗》二卷，《天顺日录》三卷，《杂录奏疏杂文》三卷。书中有很多关于时事的记载，其中也有足以供史书参考核查的内容，不可弃置。他的《天顺日录》另有单行本，这里把原本编入集中，仍然一并收录。

译△《武功集》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徐有贞撰。徐有贞起初名珵，字元玉，吴县人。宣德癸丑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封武功伯。不久下狱，戍守金齿，获释归来，过了很久才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徐有贞专心研究经国济世之学，对于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等书无不广泛阅读，只是为人倾险急躁，急于求进，常想凭借智谋权术建立功名。他与石亨等倡议夺门，侥幸孤注一掷而成功；后来又倚仗权势、培植党羽，专擅威权和福祸，最终也被人构陷。所谓‘君主以此开始，必然也以此结束’，实在深受君子诟病。祝允明是徐有贞的外孙，他所作《苏谈》往往替徐有贞回护，但其中言辞终究不足以改变公论。不过，徐有贞的才干谋略本来就很强，见闻也很广博。因此他的文章奇特的气势奔涌而出，而学问又足以帮助他进行辩说。集中如《文武论》、《制纵论》以及《题武侯像、出师表》等篇，多夹杂纵横家的学说。他的学术不纯正，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才气非一般人所能及，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拿他同古人相比，大概属于夏竦《文庄集》一类。遗留下来的著作都还保存着，当然不必因为其人而全部弃置不论。至于他的诗，大多是任史馆时酬酢应制之作，并不是他的长处。集中《羽林子》二首，《静志居诗话》说是出自王维一派，但诗句也很平庸，只具备唐诗的外貌。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保存下来而不评论它，也就可以了。△《倪文僖集》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倪谦撰写。倪谦另有《朝鲜纪事》，已经著录。根据《李东阳序》，倪谦所著有《玉堂稿》一百卷、《上谷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又有出使朝鲜时所作的《辽海编》，另外流传于世，但如今都没有见到。这部书共收赋辞、琴操、古今体诗、诗馀十一卷，颂、赞、表、笺、箴、铭一卷，文章二十卷。大概是倪谦自己编定的，把一生著作删存为六分之一。三杨台阁文体到了弘治、正德年间弊病达到极点，文字冗长疲弱、空泛浮薄，几乎到了千人一腔的地步。倪谦处在明代盛世，距离前辈的典范还不远，所以他的文章章法谨严，质朴而不粗俗，简洁而不浅陋，体制接近“三杨”，却没有其末流的弊病。虽然比不上李东阳笼罩一代的气势，但有质朴也有文采，文质彬彬，自成一家，实在不能因为声望地位的高低来判断文章的优劣。△《襄毅文集》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韩雍撰写。韩雍字永熙，吴县人。正统壬戌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正德年间，谥号襄毅。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明代自正统以后、正德以前，金华、青田一派的文风逐渐衰退，而茶陵、震泽一派尚未兴起。数十年间，只是相沿使用台阁文体，逐渐变得庸俗浅薄。韩雍处在这个时期，虽然威势行于两广，凭武略雄视一世，却不屑于把雕琢辞章、铺陈文句当作工夫。不过他内心英气勃发、胸襟磊落，常常流露在文章中。因此虽然没有改变文体，文章却时常富有风骨。他的杂文也显得高视阔步，气象与众不同。韩愈所说的独自具有雄健刚直之气，大概接近这种情形。朱彝尊《明诗综》只说韩雍有文集，却没有写出集名；所收录的一首韩雍诗，也不是佳作。他的《赐游西苑记》，《日下旧闻》也没有收载。《静志居诗话》完全没有提到韩雍，大概是偶然没有见到这部集子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白沙集》九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献章撰写。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丁卯年举人，因被推荐授任翰林院检讨，追谥文恭。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集子由他的门人湛若水校订，万历年间何熊祥重新刊印。共收文章四卷、诗五卷，行状、志、表附在书后。史书称陈献章的学说以“静”为主。他教导学生，只让他们端坐澄心，在静中培养出思想的端绪，这很接近禅学，所以直到今天，对他的评价仍然毁誉参半。他的诗文有时偶然写得合宜，或高妙得不可思议；有时偶然任意挥洒，或粗俗野率得不堪入耳，所以至今评价也仍然毁誉参半。《王世贞集》中有《书白沙集后》说：“公甫的诗不合诗法，文章不合文体，而且都不切合题目；但其中的妙处，却有超出诗法、文体和题目之外的地方。”这可以说兼顾了他的长处和短处。他凭借高明而非凡的资质，又加上静心体悟的功夫，就像宗门中的老和尚，排空一切障蔽，使心境虚明，随处都能圆融通达。他辩才无碍，有时俚俗鄙陋的话脱口而出；有时精妙幽微的道理，随着机缘应时而发。他表现在文章中的，也仍然同他的学问一样罢了。虽然不能把他称为正宗，但终究不能说他不是豪杰之士。△《类博稿》十卷、《附录》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岳正撰写。岳正另有《类博杂言》，已经著录。天顺复辟以后，夺门诸臣倚仗功劳而骄横放纵。明英宗内心畏惧他们，却不敢立即谋划除掉他们。岳正以一个书生的身份在其中周旋，想设法离间曹吉祥、石亨的关系。事情没有成功，反而中了他们的计，以至于逃窜贬谪，濒临死亡。他的计策虽然粗疏，但他的志向终究是忠诚尽职。等到群奸相继败亡，他又受到李贤的嫉妒排挤，潦倒终身；但姜桂般辛辣坚贞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嘉靖初年，追赠太常寺卿。诰命中说：“嫉恶过甚，所受的诽谤日益加深。先贬谪到南方荒远之地，后来又编管到西部戍所。不久叛逆之臣伏法，正直之士获赐环召还。拟议提升到卿曹之列，希望能符合众人的意见。出任地方长官，最终却因坚持正道而难以容身。”这记载的正是他的实际情况。他的文章也天真自然、奔放不拘，显得落落大方。史书称他起草的《承天门灾谕廷臣诏》恳切明白、感人至深，朝廷上下都传诵它，足以由此看出他文章的一斑。这部集子由他的门人李东阳搜集遗稿编成，共收诗二卷、杂文八卷。

译另有《附录》二卷，前一卷收录各人所作的志铭、传赞等，后一卷则因为李东阳认为叶盛所作的志铭有许多隐讳，因而补作《传》来说明岳正的事迹。《传》中说：“岳正晚年喜好《皇极书》，所以所作《杂言》二篇，都是阐发邵子的学说；他的诗也完全采用邵子《击壤集》的体式。”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蒙翁才气很高，俯视一切，只是不屑于作诗。他说，既要讲究平仄，又要讲究对偶，哪里有那么多工夫。”这大概说中了实际情况。但《传》中却称赞他的诗典雅刚健、超脱俗流，未免是迎合他的爱好。至于说他的文章高洁简约、峻拔挺立，能够追踪古代作者，这仍然算是公允的评价。正统、成化以后，台阁文体逐渐形成舒缓柔弱的声调，只有岳正的文风峭拔刚劲，正如他的为人。李东阳曾向岳正求学，又娶了岳正的女儿；他的《怀麓堂集》也称他为一代词宗，然而雍容有余，气骨终究比不上岳正。这不正是所谓“语言是内心的声音”吗？△《平桥稿》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郑文康撰写。郑文康字时又，号介菴，昆山人。平桥是他居住的地方。《集》中有时自署“开封”，那只是他的祖籍。《江南通志·文苑传》称郑文康考中正统戊辰年进士。由于父母相继去世，他于是断绝了做官进取的念头，居家枕藉经史，拿起笔片刻之间就能写出千言。稿子写成后，总是被人拿走。他留存下来的作品有《平桥稿》十八卷，就是这部书。最初刊刻于天顺辛巳年，叶盛为它作序。旧版很久以前已经散失。康熙癸酉年，他的后代孙起泓又重新刊印。共收诗五卷、文章十三卷。他的诗旨趣在于劝善惩恶，语言意义质朴直率，很接近《击壤集》的体式；但又温柔敦厚，和蔼可亲，终究不失为《诗经》作者遗风的延续。他的文章也不屑于把修饰文辞当作工夫，却能在质朴之中自然合乎法度，比他的诗尤其高明。《江南通志》称他所作的文章多记载时事，有益于劝善惩恶；说他的文章尤其简洁质朴而有法度，大概不是虚假的赞美。《静志居诗话》把郑文康比作石介、尹洙，虽然成就有深有浅不同，但文章的意趣、气度和波澜，也差不多接近他们了。△《竹岩诗集》一卷、《文集》一卷、《补遗》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柯潜撰写。柯潜字孟时，号竹岩，莆田人，景泰辛未年进士第一名，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柯潜在当时享有文坛前辈的声望，他的文风余韵荫蔽映照着玉堂。他曾在后园修建一座清风亭，亲手栽植两株柏树，几百年来被传为古迹，就是所谓“柯亭学士柏”。柏树已经不存在了，但“柯亭”这个称号得以收入《御制临幸翰林院诗》，他的名声更加显著。只是《文集》的传本非常稀少。根据集首董士宏的序文，原集在嘉靖年间曾经刊刻。然而如今福建采进的版本仅仅是抄本。又根据康太和的序，可以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散佚。如今连康序所说的《记盆鱼》、《序愚乐》等作品也都没有见到，大概又被后人任意删削，更加导致散失。抄录本也有很多错误，更加失去了原貌。现在就以这部集子所保存的诗、文各一卷，重新加以订正。又从郑岳《莆阳文献》、郑王臣《莆风清籁集》中辑录诗十首、文二首，编成《补遗》一卷，附在末尾，用来保存其著作的大概面貌。他的诗冲淡清婉，不落入寻常路径；他的文章也峻拔整饬而有法度。大概因为当时何、李尚未出现，文风还没有改变，所以循守法度，仍然没有失去明初先正的风范。△《彭惠安集》十卷、《附录》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彭韶撰写。彭韶另有《政训》，已经著录。彭韶在朝廷上神色严正、立身端正，是卓然有望的老臣。他的文章虽然沿用台阁文体，但醇厚深沉、典雅端正，具有根基，不同于精神空虚而外表肥腴的作品。原名《从吾滞稿》。嘉靖年间重新刊印时，才改题为这个名称。不过根据郑岳原来的序文，已经有遗稿散佚的话，那么这似乎已经不是他的旧本，所以收录的诗只有十多首。例如《明诗综》收有他的《临江词》一篇，指斥东里，慷慨激烈，足以振作昏庸怯弱之人，而这部集子却没有收录。又如《莆风清籁集》收有他的诗十五首，其中也有一半是从别的书中辑录的。可见搜集散佚作品，仍有许多没有完成。只是有赖这部编集，他的作品幸而不至于全部散失，这就是校刊者的功劳。彭韶的风操节义虽不依靠文章流传，但他的文章也足以不朽。至于他巡视浙江、兼理盐法时，怜悯灶户的苦难，绘制八幅图进呈，每幅都配上诗，具有元结《舂陵行》、郑侠《流民图》的用意，这就不能只用辞采工拙来评论了。△《清风亭稿》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童轩撰写。童轩另有《纪梦要览》，已经著录。《千顷堂书目》记载《清风亭稿》十卷。这部书第一卷是骚赋，从第二卷到第七卷都是诗。由他的门人李澄编纂，并由刘珝、张弼加以评论。书后有魏骥、杨守陈、沈周等人的题词。它比《千顷堂书目》少三卷，不知道是原本散失，还是黄虞稷记载有误。戴冠《濯缨亭笔记》称童轩性情不合群，不随便接受或给予财物。他居住南京时，家人的衣食有时都不能充足。只有王恕送给他米和白金，他有时也不接受。毗陵的王亻与知道他操守耿介，便不敢送礼。有人用礼物和束帛请求他写文章，便引导那人前往童轩那里，童轩也不接受。他的人品本来就高洁，他的诗也典雅淡泊、超凡脱俗，但在明代并不以诗名世。大概是正德以后北地、信阳一派的诗说盛行，寥寥清雅的诗声与世俗的风尚不合，所以才这样吧。朱彝尊《明诗综》只收录他的一首五言律诗《忆金陵》，没有充分显示他的长处。又引用周吉父的话，说他的《九日诗》中“黄菊酒香人病后，白蘋风冷雁来初”这一联，以及《草堂诗》中“草堂夜雨生科斗，花径春风叫栗留”这一联，也不是他作品中最好的。也可能是朱彝尊偶然没有见到他的全集，这一点也不得而知。童轩另有《枕肱集》二十卷，以及《海岳涓谈》、《谕蜀稿》，《千顷堂书目》还著录这些书，如今却没有见到，它们究竟保存还是散佚，大概无人知道了。△《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读史录》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明代张宁撰写。张宁另有《方洲杂言》，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卷首有弘治四年仁和夏时正的《序》，称《方洲集》四十卷。又有余姚谢丕的《续集序》，说：“夏时正又搜集他在林下所作的文章四卷。” 又有钱升请求募刻的奏疏，说：“擅自编作《补遗》”，可见这又在四卷之外。然而现在的版本却只有二十六卷，连同所附《读史录》也只有三十卷，也许是钱升重刊时改编合并了吧。张宁任给事中时，正直敢言、坚持操守，六科的章奏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每当有重大议论，皇帝必定问“张给事怎么说”。石亨、曹吉祥厌恶他。适逢边境发生事端，朝廷上奏派他出使宣抚，最终晓谕平定后回来，他的才干谋略受到一时称赞。后来因进言触犯李贤，与岳正一同调任外地，他的气节尤其受到天下人的看重。虽然只是一纸诏令将他调出京城任职，失势后便没有再振作起来，但他作为资深人物的声望依然屹立不倒，并不在朝廷公卿大臣之下。如今看他的奏疏等篇章，言辞伟正、议论端正，通晓国家大体，不愧于他的声名。他的其他文章也磊落有气势，诗却颇杂有浮靡声调，但也没有猥琐软弱的姿态。看他出使朝鲜时，和接待使者朴元亨登上太平馆楼，片刻之间写成七言长律六十韵，大概是由于才情纵横奔放，不能耐心深思的缘故。△《重编琼台会稿》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邱濬撰写。邱濬另有《家礼仪节》，已经著录。他的文集世上并不只有一个版本。起初他的门人蒋冕等刊刻他的诗，名为《吟稿》；后来又搜集他的记、序、表、奏，名为《类稿》。嘉靖年间，郑廷鹄合并两稿所收的作品，又增入自己所得的抄本，厘定为十二卷，命名为《会稿》。天启初年，他的后代孙尔穀从《类稿》中选取十分之二，增入《会稿》十分之三，并同《吟稿》合刻，名为《重编会稿》，就是这个版本。它虽然不如《类稿》、《会稿》完备，但删汰颇为严格，精华都保存下来，足以概括邱濬的著作。邱濬的宰相事业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他在朝廷任职时与叶盛不和，又与庄姓宰相相互憎恶，详细情况都记载在《明史》叶盛及这两人的传中。他唆使御医刘文泰陷害王恕一事，连他的妻子也知道这样做不对，详细情况载在《明史·恕传》中。讲学家因为邱濬竭力尊崇朱子，便曲意为他辩护，但最终也不能以此同公论抗衡。他关于平定两广盗贼的策略，说得确凿有据，然而韩雍竭力驳斥他的主张，最终上奏荡平盗贼，详细情况载在《明史·雍传》中。由此看来，他喜欢议论天下大事，也不过是依仗自己博学善辩，并没有实际成效。不过他的记诵广博，冠绝一时。因此他的文章典雅，终究胜过那些空谈而没有根基的人。在有明一代，他也不能不列入作者之中。△《谦斋文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溥撰写。徐溥字时用，宜兴人，景泰甲戌年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号文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徐溥在孝宗时期任内阁大臣十二年，和刘健、谢迁等同心协力辅佐治理，不故意标新立异。然而遇到事情有不可行之处，他总是据理力争，纠正了许多错误。例如劝谏停止恢复李华的官职，坚持上奏不撰写《三清乐章》，又因为皇帝临朝视事越来越晚而上疏抗议，这些都表现出他正直敢言的节操。孝宗时期朝廷清明安闲，天下处于小康状态，评论者认为徐溥等人辅佐赞助的功劳很大。如今集中还保存着奏议，其中针对事情陈述意见，委婉曲折而恳切周到，充分体现了老成持重、忧虑国事的诚心；这同隆庆、万历以后靠攻击他人、激烈言辞来求取名声，喧嚣争斗、结党营私的人，文辞语气大不相同。大概明代盛世时士大夫的风气就是这样。至于其他作品，则有不少迎合世俗的文章，结构也嫌平直铺衍。大概当时台阁一派都以从容和雅相互推重，文风受到流波浸染，渐渐形成了无人知道为何如此、却自然而然如此的局面。王鏊《震泽纪闻》说：“徐溥在翰林院时，不以文学著名。后来在内阁，正值刘吉肆意施行威福、报复私怨之后，他一概以安定调和内外为务，使天下安宁太平。处理政务不一定要出自自己的主意，只要正确就行；任用人才不一定要出自自己的主意，只要贤能就行。当时人称赞他宽厚有容、具有大臣的气度。”如此看来，他的文章不如他的器量，这在当时已经有公允的评价。然而有德之人的言论，终究同涂饰辞句的文章不同；因此又不能不因为他的器量而更加看重他的文章。△《椒邱文集》四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何乔新撰写。何乔新另有《周礼集注》，已经著录。《明史·何乔新本传》记载，他历任内外官职，多有政绩；又因性情刚正有气节，被万安、刘吉排挤，所以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后来江西巡抚林俊替何乔新请求谥号时，皇帝中旨责问何乔新致仕的原因。给事中吴世忠替他申诉冤屈，把邹鲁弹劾何乔新，比作蒋之奇弹劾欧阳修、胡纮弹劾朱子。这确实说得太过分了。但考察他入朝任职的始末，他始终刚正不阿，在成化、弘治年间，不能不称为名臣。此集前三卷是策论，大概属于科举之学；接着五卷是史论；再接着十二卷是杂文；又十四卷是诗；六卷是碑、诔；三卷是奏议。《外集》一卷，是往来赠答的文章，由婺源人余莹编纂。何乔新并不以文章闻名，但他的作品详细明白、恳切直截，直接抒发胸中所想。他的学问和经世济民的才能，确实都在这些文章中有所体现。史书称他广泛通晓各类典籍，听说有奇异的书就借来抄录，积累了三万多帙，全部亲自校勘，著述非常丰富。这样有根基的言论，本来就应当与空腹高谈的人不同。△《石田诗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沈周撰写。沈周另有《石田杂记》，已经著录。这部诗集不标明诗体，也不按年月编排，只分为《天文》《时令》等三十一类，大概仿照宋人分类编排杜甫诗集的做法。据慈谿《张鈇跋》，大概是他的朋友光禄寺署丞华汝德编成的。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记载，都穆向沈周学习作诗，曾作《节妇诗》，其中有“青灯泪眼枯”一句。沈周认为按照礼法，寡妇夜里不应哭泣，所以议论说“灯”字用得不稳，可见沈周对于诗律不是不细致。不过，沈周以绘画名重一代，诗并不是他特别留意的事。并且他晚年的画境更加高妙，颓然任性而自然，方圆曲直都由自己创造，完全随着意趣而作。他的诗也挥洒淋漓，自然表现天趣，大概不以字句工巧为意。只是因为〔原文疑字〕心寄托于山林丘壑，名利两相忘却；与风月往来，以烟云自娱，他胸中本来没有尘世的牵累。因此他的作品也不雕琢，自然超凡脱俗，把情趣寄托在日常范围之外，只能用心领会，不能再用雕饰删改的准绳去约束。他对于诗，也可以说是佛教宗门之外另有传授了。都穆《南濠诗话》称赞他《咏钱》《咏门神》《咏帘》《咏混堂》《咏杨花》《咏落花》等诗句，但这些诗句都未免只能在字面下求取意义。大概都穆在诗歌方面的所得不深，所以他的见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集前有吴宽的《序》，称沈周的诗才如同从绘画中余溢出来，精妙得逼近古人。核实而言，沈周本来是绘画之外的余力溢出而成为诗，并不是诗歌之外的余力溢出而成为画。吴宽是在为他的诗作序，所以以诗为主、以画为宾罢了。又有李东阳的《后序》。李东阳与沈周并不相识，当时已经是大学士，同沈周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因为吴宽曾把抄本给他看，他敬重沈周的为人，所以过了三十年后又补写了这篇序。但这两篇《序》都是为全集写的，华汝德刊刻这部选本时仍照录下来，并不是为这部选本所作的序。△《东园文集》十三卷、《续编》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郑纪撰写。郑纪字廷纲，别号东园，仙游人。天顺庚辰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这部集子前四卷是经筵讲章和奏议，后九卷是杂文。《续编》一卷，共有文章二十一篇，是本朝康熙初年他的九世孙梁英等人续辑的。郑纪进入翰林后，归隐屏山，读书二十多年。他一生写文章，从不事先构思，也不改稿。文章被人取走后，也不再过问。门人吴濂称他的文章很像苏洵。文章气势昌盛，思想深沉，言辞正直而不阿谀，辨析广博而不杂乱。如今看集中的各篇奏疏，都恺切诚挚、详细明白，切中时政；其他各种文体，也多是有益于社会教化的言论。《续编》中有《归田咨目》十条，全都谨慎地以礼法约束自己。可见他的人品端正谨慎，也有值得尊重之处。△《怀麓堂集》一百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代李东阳撰写。李东阳另有《东祀录》，已经著录。李东阳依附刘瑾，他的人品和事业都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讨论的；但论他的文章，终究是明代的一大宗派。自从李梦阳、何景明在弘治、正德年间兴起，倡导恢复古学，于是作文一定要取法秦汉，作诗一定要取法盛唐；他们的才学足以笼罩一世，天下人也纷纷响应，茶陵一派的光芒几乎熄灭。等到北地、信阳两派相互模仿，流弊逐渐加深，评论者才稍稍重新整理李东阳一派的传承，以此与之抗衡。大概明代洪武、永乐以后，文章以平正典雅为宗旨，发展到后来渐渐流于平庸浅薄；平庸浅薄到了极点，就不得不改变而寻求新意。正德、嘉靖以后，文章以深沉博大、雄伟华丽为宗旨，发展到后来渐渐流于空虚自夸；空虚自夸到了极点，就不得不回归而讲求实际。二百多年间，这两派相互争胜负，大概都是事理发展的必然。平心而论，何梦阳、李献吉就像齐桓公、晋文公，功业震动天下，但终究还保留着霸者的气势；李东阳则像衰落的周朝、弱小的鲁国，力量不足以抵御强暴，但典章文物中还保有先王遗风。后来那些雄伟奇杰的才士，终究不能排挤并废弃它，也自有其原因。他的文集旧版已经毁失。这部本子是本朝康熙壬戌年茶陵州学正廖方达校刻的。全书有《诗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诗后稿》十卷，《文后稿》三十卷。又有《杂稿》十卷，分别是《南行稿》《北上录》《经筵讲读》《东祀录》《集句录》《哭子录》《求退录》，共七种。《诗后稿》原本是十卷，《张鸿烈跋》写成二十卷，是笔误。卷前有正德丙子年杨一清的《序》，以及李东阳的《自序》。但《自序》是为拟古乐府所作，并不是为全集所作，后人把它移来放在全集前面罢了。△《清谿漫稿》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倪岳撰写。倪岳字舜咨，钱塘人，后来迁居上元，是南京礼部尚书倪谦的儿子。考中天顺甲申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号文毅。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倪岳继承家学，精心研习典籍。明代父子都入翰林、官居九列，并且都有文集流传后世的，以倪氏为首。他任官时不迎合名声，铨选政务公平允当，与王恕、彭韶等人都是孝宗时期的名臣。史书称他任礼部侍郎、尚书时，礼仪文书和制度大多等候倪岳裁决；他议论政事从不苟且附和。前后陈述请求一百多件，军政和国家政务的弊病，没有不加以剔除揭发的。奏疏发出后，人们大多传抄记录。如今集中的奏疏共五十九篇，与所谓一百多件不相合，怀疑刊刻文集时已经有所删选。不过像《正祀典》《陈灾异》以及《论西北用兵》等奏疏，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建言，已经完整保存在集中；所说的话简洁切实、明白通达，符合劝告君主的体式，很有北宋诸贤奏议的遗风。他的其他文章也浩瀚流转，不屑于追逐琢磨章句的习气。大概当时正直之士在位，正值明代政治最盛的时期。因此倪岳虽然不以文章著名，却乘着时势抒发见解，大多是有根基的经世之言，如同布帛粮食切合日常使用，也由此可以知道文章同国运有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康斋文集》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译明代吴与弼撰写。吴与弼字子傅，临川人。天顺元年因忠国公石亨推荐，被征召到京师，授任左春坊左谕德；他推辞不肯就职，皇帝下诏让行人护送他回去。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他的文集最初刻于抚州，共四卷，年代久远，已经漫漶不清。这部本子是崇祯壬申年江南提学副使陈维新所刻。分为诗七卷，奏疏、书信、杂著一卷，序一卷，记一卷，目录一卷，跋、赞、铭、启、墓志、墓表、祭文一卷。他的诗从永乐庚寅年到正统辛酉年，都按年代编排。其后又有《洪都稿》《游金陵稿》《適上饶稿》《金台往复稿》《西游稿》《適闽稿》《东游稿》《东游饶州稿》等名称；而在注明某稿止于某处之后，又附录了一些诗，大概也是按年代续编进去的。关于吴与弼的出仕和退隐，舆论颇有不同。尹直作《琐缀录》，对他尤其用力诋毁。虽然不能排除其中有恩怨之人的说法，但吴与弼为石亨作族谱跋时，写道：“天顺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门下士崇仁吴与弼拜观。”这篇文章如今载在十二卷中，肯定不是尹直窜入的。《陈维新序》引用薛瑄被王振赏识的事来替他解释，《刘世节序》又引用孔子想见佛肸的事来替他解释，归根到底仍不能使天下人的疑问得到满足。他讲学的功夫，在《日录》中可以充分看出。第一条就说乙巳年梦见孔子、文王。第二条又说梦见朱子。后来又说丙子年三月初一日梦中拜访朱子，五月二十五日夜梦见孔子的孙子奉孔子之命来访。辛巳年饭后困倦睡觉，梦见朱子父子前来屈尊访问。这还可以说是仰慕到了极点，因心中所想而产生梦中形象，从道理上说也或许有这种情况。至于他说新居种竹后夜里归来，他的妻子也梦见一位老人带着两个随从，说孔夫子到这里来访问，难道不是他的妻子在戏弄嘲笑他，而吴与弼竟没有察觉吗？看他自称无论到哪里都只是感叹圣人难以学习，又说一味学习圣人，克服自己不像圣人的地方。他这样把自己置于很高的位置，真可以说是长期借用圣人的名义而不肯归还，谁知道他不是确实如此呢？然而吴与弼的学问确实能够兼取朱熹、陆九渊的长处，并且刻苦自立。他的入门弟子陈献章得到他静观涵养的方法，于是开创了白沙学派。胡居仁得到他专心立志、努力践行的学问，于是开启了余干学派。明代一朝，这两派相继传承，都由吴与弼倡导起来；他的功绩不能完全抹杀。他的诗文也都淳厚真实、接近义理，没有后来那种浮泛放纵的言论。也不能因为他急于推行道义、急于求取名声，就连同他的著作一起诋毁。△《楼居杂著》一卷、《野航诗稿》一卷、《野航文稿》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存理撰写。朱存理另有《旌孝录》，已经著录。据文徵明所作《存理墓志》称，他著有《野航集》，但没有说明卷数。朱存理亲自作《募刻诗疏》，称选出的诗超过一百首。沈周题写他的《诗稿》时，也有“虽止百篇诸体备，不拘一律大方谐”这样的句子，由此可知他的诗集不过一卷。《千顷堂书目》记载他有《野航渔歌》《鹤岑集》两种，也没有说明卷数，大概已经散佚很久了。这部编本是他的族孙观潜辑录的。只有《楼居杂著》一卷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原书。全书包括题跋二十二篇、引文一篇、逸事一篇、记二篇、尺牍二篇、募疏二篇，但杂乱而没有次序。又把王鏊《募造野航疏》一篇混入其中，实在难以理解。《诗稿》《文稿》各一卷，是观潜从各书中搜集编成的。《诗稿》只有十四首，其中一首是散佚的句子，一首是联句，实际只有十二首，却仍把杨循吉、祝允明的两篇《序》置于卷首。《文稿》也只有十篇，其中八篇见于《吴都文粹续集》，另外加上《欣赏编》所载的一篇跋，以及顾氏憩贤堂收藏的一帖而已。《附录》一卷，杂录朱存理的逸事及各家为朱存理所作的诗文，最后以观潜的跋语作结。朱存理喜爱古物，精于鉴赏。他的杂著中，如《题云林子诗后》《跋席上腐谈》《跋夷白斋稿》《跋夷白斋拾遗》《书杨铁崖遗文》《书吾氏类集》《跋鸣鹤馀音后》等篇，都足以考证各书的始末。诗文则都是散佚作品的残余，不能充分展现他的长处，姑且附录保存，以备一家之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当时人们极力称赞他“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这两句诗，这件事如今载在《附录》中。但这两句的格调和意趣都很低下，不知道为什么竟能流传吟诵。即使把折杨皇荂这样的乐曲折断，也会让人嗑然一笑，实在不足以提高朱存理的声望。大概成化、弘治年间，大体沿袭台阁旧体文章。因此人们一见到这种本色语言，马上觉得耳目一新，却不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他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