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三十二

译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三十二 ○杂家类六 △《困学斋杂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代鲜于枢撰写。鲜于枢字伯机，是渔阳人，官职为太常寺典簿。《书史会要》称他酒兴酣畅时豪放不羁，吟诗写字，奇异的姿态自然流露，赵孟頫极为推重他。这部书所记载的，多是当时的诗话和杂事。原本没有署名，所以嘉靖年间袁袠的跋文说作者不详。曹溶把它收入《学海类编》，因为鲜于枢自号困学民，又把住所题名为困学斋，于是认定这部书是鲜于枢所撰。现在考察此书，虽然是随笔札记，写得草率，不太经意，但字里行间自有高雅人士的深厚意味，不是庸俗之人能够伪托的。而且元初诸人中，也没有别的人称作困学斋主人，因此曹溶断定是鲜于枢所作，似乎可信。书末有厉鹗的跋文，说卷中记载的金源人的诗，可以补充刘祁《归潜志》的缺漏，保存下来也可以作为采录资料。开篇引述李平、许褚两件事，只记录旧文，没有作出判断，不清楚他的用意。书中赵复初的两首诗前后出现两次，字句也有不同。大概这也是偶然杂录、尚未编定的本子。后人可能因为得到他的墨迹，抄录编成此书，类似苏轼《志林》、仇池《笔记》之类吧。△《隐居通议》三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刘埙撰写。刘埙字起潜，是南丰人。书中自称开庆元年二十岁，那么宋朝灭亡时已经三十六岁，所以书中关于宋朝的内容多有内心的言词。不过书中又说，到至大辛亥年他任南剑州学官，按年龄计算已经七十二岁了。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又接受元朝的俸禄，而这部书却以“隐居”为名，实在难以理解。考察他《水云村稿》中延祐己未年重题梅氏海棠诗，有“花甲重周人八十”的句子，可知刘埙进入元朝四十四年后仍然在世，是极为长寿的人。这部书应当是他晚年退居时所撰。全书分为十一门：理学三卷，古赋二卷，诗歌七卷，文章八卷，骈俪三卷，经史三卷，礼乐、造化、地理、鬼神杂录各一卷。他论述理学，以“悟”为宗旨，尊奉陆九渊为正传，同时援引朱子的说法来调和。甚至说朱子后来同道士白玉蟾交游，才知道读书只是徒劳，这大概是姚江学派晚年的定论，其说法便源出于此。这些都是乡里门户之见，没有必要深入辨析。他在经史以下六门中的考证也不算精密严谨，而且多有堆砌；鬼神一门尤其接近稗官小说。只有评诗、论文的二十卷，刘埙生于宋末，旧日文集保存较多，他所引用的文章，如今有许多已经不见篇目卷帙；他所引用的人，如今也有许多已经无人知道姓名。而且其中常常完整抄录全文，首尾齐全，足以补充各家总集的遗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四十四年〕 例如宋璟的《梅花赋》，如今只根据田艺衡《留青日札》所传鲜于枢书写的一篇，又根据李纲《忠定集》知道原赋已经亡佚，李纲是补写的。现在看刘埙所抄录的内容，才知道宋、元之间流传于世的原来有两个本子。又如陆游投靠韩侂胄，是因为受到宠妾和幼子的牵累，这是其他书没有说过的；厉鹗《宋诗纪事》记载李义山的诗，却不能列出他的仕宦经历；看刘埙的记载，才知道他曾任江东提刑、知池州。诸如此类，很能扩大见闻。至于论诗、论文，尤其多是前辈论述的余绪，都出自各家说部之外；对于征引文章、考核文献，都很有帮助，当然是谈论文学艺术的人必定要记录的。刘埙所著《水云村稿》，世上有两个本子。其中一本另题为《泯稿》，卷数篇幅少了很多，不知是什么人删取了这部书的三分之一，附在稿本末尾，实在很不完整。这是三十一卷的足本，确实是罕见的秘籍。书中间有一些案语，大概是他的后人增附的，自己署名为“凝”。考察明初有南丰人刘凝，字二至，曾撰写《稽礼辨论》《韵原表》《石鼓文定本》三书，或许就是这个人吧。△《湛渊静语》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白珽撰写。白珽字廷玉，是钱塘人，家住西湖。有泉水从竺山汇流到他家门前，白珽命名为湛渊，于是以此为号。这部书是他的朋友海陵周<日东>编纂的。书前有白珽自序，又有周<日东>的序，题署至大庚戌年，称白珽这一年六十三岁。按长历推算，他应当出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戊申。元兵攻破临安时，他已经二十七岁，所以他的书中关于宋朝的内容多有内心的言词，与刘埙相类似。然而考察白珽入元以后，因为李衎的推荐，被授予太平路儒学正，不久代理教授事务，随后转任常州路教授，升任浙江等处副提举，调任淮东盐仓大使，又调任兰谿州判官，后来才退休；这样看来，他领取元朝俸禄已经很久了，却仍然写出宋朝遗民的言词，他的进退也没有依据，同刘埙相类似。这部书是他所写的杂记文章。根据卷末明人的跋语，称嘉靖丙午年抄自昆山沈玉麟家，并怀疑本书不止这二卷，大概是残本吧？厉鹗撰写《宋诗纪事》，搜集材料极为广博，但本书开篇载有宋理宗赐给林希逸的一首诗，厉鹗没有收录，可见厉鹗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其中如说皎然的铜碗是龙吟歌咏房琯的事，诗家从未有人引用，却不知道李贺《昌谷集》中实际上有《假龙吟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说《匡谬正俗》是颜真卿所作，却不知道实际上出自颜师古，未免稍有疏漏。《文中子》中关于李德林的一条，是晁公武《读书志》中的话；辨析常仪占月的一条，也是史绳祖《学斋佔毕》中的说法，也未免偶然有剽窃袭用之嫌。他记载倪思论司马光怀疑《孟子》的一条，说王安石援引《孟子》“大有为”的说法，想让宋神宗尊奉自己为老师，所以司马光撰写这部书，说明王安石的话不可完全相信；这种说法是过去从未涉及的。案：晁公武《读书志》称王安石喜爱《孟子》，亲自为它作注解；他的儿子王雱以及门人许允成也都有注释。大概唐代以前《孟子》都列入儒家著作，到宋代才尊奉为经。元丰末年，终于追封孟子为邹国公，在邹县建立庙宇，这也是王安石所促成的。这样看来，说司马光怀疑《孟子》确实是由于王安石提出异议而相互激发形成的，也不是没有见地。如果一定认为只是由于“大有为”这两个词，那么似乎又是牵强附会，并非确切的论断。不过，他其他方面的辨析考证，大多值得采纳。他记载汴京旧宫，尤其详细完备。在元人的说部著作中，确实不能算不是佳作。△《敬斋古今黈》八卷（《永乐大典》本）

译元代李冶撰写。李冶有《测圆海镜》，已经著录。这部书原来的目录共有四十卷。它取名为“黈”，考察《汉书·东方朔传》：“黈纟广充耳”，是用来堵塞听觉的东西。颜师古注说：表示不听外界之言。李冶大概是想专心精研、深入考察古今，以写成这部书，所以取“不听外界之言”的意义吧。《元史》本传、邵经邦《宏简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写作《古今难》，应当是因为字形相近，传抄时发生了错误。《文渊阁书目》题作宋人所撰，则连时代也弄错了。这部书都是订正旧文，以考证来辅助议论，文辞锋利，博洽善辩，论说没有穷尽。他论述《毛诗》草虫、阜螽的一条说：师说代代相承，五经大体都是这样，学者只能凭自己的理解去求取；拘泥的人不能通达，不拘泥才会通达。这就是他著书的宗旨。其中例如说，蚩尤这个名字，是取“蚩蚩之尤”的意义；又说《内则》一篇卑下鄙陋、烦琐猥杂，很像世间流传的《食纂》。他说《中庸》的“素隐行怪”中的“素”，是素餐的“素”；说《孟子》中“兄戴盖”为一句，“禄万锺”为一句，“戴盖”就是乘坐轩车的意思。这些说法或许不免喜欢提出偏僻的论断，横生别解。又如《淳化阁帖》中的汉章帝《千字文》，米芾《书史》、黄伯思《法帖刊误》、秦观《淮海集》都认为是伪帖，而李冶据此反驳《千字文》不是周兴嗣所作。《太平广记》记载徐浦盐官李伯禽戏弄侮慢庙神的事，事情发生在贞元年间，年月记载得很清楚，李冶却认为是李白的儿子伯禽，也偶然有考察不周之处。然而，像《辨史》记微子面缚、左手牵羊、右手拿茅，李冶认为是他的随从牵羊、拿茅，司马迁的记载没有错，孔颖达《正义》所驳斥的是错误的；辨析《郑语》“收经入行姟极”，认为“经”就是“京”，“姟”就是“垓”，韦昭不应把“经”注释为常；辨析《论语》“五十以学《易》”，认为这是《论语》中孔子尚未学习《易》时的话，《史记》记载的则是“作《十翼》后”的话，不必把“五十”改成“卒”；辨析《孟子》的“龙断”，就是《列子》所说的“冀州的南面、汉水的北面没有陇断”。辨析《史记》自叙中“瓯、骆相攻”，认为应当是“闽、越相攻”；辨析张耒写在《邹阳传》后面的文字，认为韩安国实际上两次见到长公主，《汉书》没有错，错的是张耒；辨析《卫青传》中的“三千一十七级”，认为“级”字承接上文的“斩”字，颜师古误作承接上文的“捕”字，于是把生擒的人也算作斩获的首级；辨析《魏志》“穿方负土”，认为就是《算经》中的立方定率；辨析《吴志》孙权告天文，认为不应当称上帝为“尔”；辨析《通鉴》“握槊不辍”，认为胡三省错误地把长行棋局解释成了长矛；以及辨析古代私人住宅和官府都可以称为“朝”，并引用《后汉书》刘宠、成瑨以及《左传》伯有的事作为证据；辨析驼背老人承接蝉的原因是为了供养食物，并引用《内则》郑玄注、《荀子》杨倞注作为证据；辨析《吴都赋》“犭军子长啸”应当是“常笑”，并引用《山海经》作为证据。这些都有根据，确实不同于那些虚浮夸饰、只凭主观臆断的说法。至于所引用《战国策》中蔡圣侯“因是已君王”的事，今本两个“已”字都写作“以”，而他以李善注《阮籍咏怀诗》所引为证，那里实际作“已”字。这些都足以考订古本。又如《大学》的“絜矩”，今本章句作“絜度”，李冶所见的本子则作“絜围束”。苏轼《赤壁赋》，今本作“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李冶所见的本子则作“共食”，并据此驳斥另一本作“共乐”的说法不对。这也足以扩大异闻。元代一朝的说部著作，确实没有超过它的。虽然原本早已散佚，如今从《永乐大典》中采辑出来的还不到原书十分之四五，但精华仍然保存，尚可看见大致面貌。现在谨按经、史、子、集四部，依类别分别辑录，每部各编为二卷，以备考证之用。△《日闻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李翀撰写。李翀不见于史传。只有书中记载至正甲辰、丙午年间的事，往下距洪武元年仅一两年，他这个人应当已经进入明朝。然而书中都称元朝为“国朝”，可见他是前朝遗老，抱守气节而不出仕。这部书多记历代故事，体例大致像蔡邕《独断》、崔豹《古今注》，但辨析论述比较详细，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说典命以九为节、以七为节、以五为节的“节”，就是掌节的“节”，实在属于主观臆断。又说唐代以后有关部门发给门旗二面、龙虎旗一面之类，是把节改成旗，不知道《周礼·司常》中诸侯建旗，孤卿建旗，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旗，县、鄙建旐，早已各自以旗、常作为标识，不能说从唐代以后才把节变成旗，考证未免稍有疏漏。又如真德秀题《三教图》之类，也未免是把传闻附会成事实。然而总体上引据详细严密，可以同史书、志书相互参照，熟悉典故的人当然应当有所取用。旧本早已散佚，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所载，抄合排比，编成一卷。《千顷堂书目》记载有这部书，但题作者为凌翀。《永乐大典》的题名中也有一条写作凌翀，然而其余地方没有写作凌翀的。现在选择出现较多的写法以从之，并附载姓氏写法的异同，以备考核。△《勤有堂随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元代陈栎撰写。陈栎有《书传纂疏》，已经著录。这是他的随笔札记。书中虽然多谈义理，但也颇兼及考证；对于宋末元初诸人，分别说明他们学问的源流、文章的得失，并不是把话泛泛地寄托在空洞的言论上。他说陈安卿是朱门第一人，黄直卿和李方子有许多差错；又说杨诚斋也是天地间特殊之气所生，怎么可以轻易议论？还说刘辰翁父亲去世后七年不除服，是故意标新立异、沽名钓誉；这尤其是平实公允的议论，不拘守门户之见。陈栎的《定宇集》前面载有年表一卷，称至治三年七十二岁时作《勤有堂记》，那么这部书应当成于晚年。不过这篇记在文集中没有收录，而文集末尾另有朱升写的一篇记，记述他的曾孙陈鎜的话说：“辛勤三十年，才有了这座房屋”，是韩公的诗句；“诗书勤乃有”，也是韩公的诗句。看到我家堂名而感到疑惑、不能辨明的人，请让我写下这篇记来说明它，如此等等。详细考察文意，主旨在于说陈栎夫妇辛勤劳作，才有了这座堂。大概宋末建阳余氏的书坊也名叫勤有堂，所以才有这番辨析吧。△《玉堂嘉话》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王恽撰写。王恽有《承华事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至元戊子年。记载他在中统二年初任翰林修撰、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以及调任官职、在晋府任职期满，至元十四年再次入翰林任待制时，所掌管的一切典章故事和词馆中考核讨论的各种事务。起于辛酉年，止于甲午年，共记三十四年的事情，其中对当时制诰记载尤其详细，足以由此看出一个朝代的制度。例如船落致祭文、太常新乐祭文之类，都是其他书中没有见过的。又如记载唐代张九龄、李林甫告身的格式，记载平定宋朝后所得法书古画的名目、宋朝聘后所用六礼的金钱数额、科举制度，以及论述宣谕和制诰的区别。根据柳公权的跋文，可以知道唐代已有《广韵》；辨析米芾被称为“南宫”是因为获赠太常官职；记载秦桧家庙的制度；摘出颜真卿书写《出师表》的伪作；说《金史·天文志》出自太史张中顺；再加上张德辉叙述塞北的路程、刘郁叙述西域的事情，这些都足以资助考证。至于宋、辽、金三史的编纂讨论，尤其说理充分而切合事理。其中如论述日月五星，却不知道推算历法的方法；说古代妇女没有谥号，却不知道声子、文姜的事例；论《六帖》时，却抄袭《演繁露》；论舜的事迹时，错误地相信钱时；论“野合”时，又牵强附会《博物志》；这些都构成了书中的缺点。《唐六典》中关于“女伯女叔”的一条，在第二卷、第五卷又重复出现，也是不加检查校勘的失误。但全书大体上内容完备、见闻广博，不能因为有瑕疵就掩盖它的优点。全书已经收入《秋涧集》，这里是它另外单独刊行的版本。△《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代盛如梓撰写。盛如梓是衢州人，“庶斋”是他的自号。曾任崇明县判官。这部书多是辨析评论经史、评定诗文的言论，也间或涉及朝廷内外的遗闻轶事。全书分为三卷，但第二卷另行析出一子卷，实际上是四卷。大体都是随时搜集记录而成。例如记载陆游的《姚将军》诗和《赵宗印》诗，却可惜不知道姚将军的名字；而《渭南集》中实际上有姚平仲的传记，王士祯《居易录》已经摘出并指出了他的疏漏。又如引用《左传》所载晋景公生病时上厕所陷入其中而死的事，说国君何必上厕所，并认为这是文辞胜过事实；其实他不知道《战国策》记载赵襄子、《史记》记载慎夫人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事情。古人质朴，并不把它当作怪事，怎么可以据此证明《左传》是诬妄呢？又把贾似道称誉为豪杰，也是不当的；记载曹东畎猥亵鄙俗的言辞，也都失于恰当。不过，像驳斥《吹剑录》、说明《广陵散》并非始于王凌和毌丘俭，以姑蔑墓来证明韦昭注《国语》错误的这类内容，也颇有考据价值。并且各条下面间或注明某人的说法，大概是因为盛如梓还来得及同元初的故老交游，所以所记多为前人的论说，其中颇有可以采录的内容。△《研北杂志》二卷（内府藏本） 元代陆友撰写。陆友有《墨史》，已经著录。陆友曾取用《汉上题襟集》所记载的段成式的话，自号“研北生”，于是用它来命名自己的杂著。书前有元统二年二月的自序，称元统元年冬天从京师回来，独居吴下，追忆想说的话，让他的儿子记录下来收藏。这大概是虞集、柯九思一同向朝廷推荐陆友，恰逢两人离职，陆友也罢官归乡的时候。书中所记录的都是散佚文章和琐碎事情。陆友很精于鉴赏，也擅长篆书、隶书，所以关于书画和古代器物的内容较多，其中也有不少考证。例如解释李商隐“金蟾齧锁”一句；辨析徐锴《说文系传》中“狝”字与“祢”字相互矛盾；援引《北史》证明马定国以石鼓出自宇文周为说的错误；引用郑康成的说法证明传注中所谓错简的错误，这些都颇有采录价值。至于说仉姓出自《梁四公子传》，却不知道孟母的先祖姓仉；又根据王明清字仲言，认为“本张华答何劭诗”中的“其言明且清”一句出自张华，却不知道《礼记》中早已有这句话；这些只是偶然的疏漏错误。徐显《稗传》记载陆友撰有《研史》《墨史》《印史》，却没有记载这部书。这一版本出自陈继儒家，末尾有旧跋，已经说其中文字多有讹误脱落；陈继儒把它刻入《普秘笈》中后，校勘又更加失当。例如关于皇象《天发神谶碑》的那一条，在上卷、下卷中重复出现了相同文字，由此可以知道全书颠倒错乱的情况。钱曾《读书敏求记》说有柯柘湖校本、项药师刊本，现在都没有见到。△《北轩笔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陈世隆撰写。这部书前面有一篇小传，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小传称陈世隆字彦高，钱塘人，是宋末书商陈思的从孙；顺帝至正年间，在嘉兴陶氏家中任馆客，死于战乱。他所著的诗文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宋诗补遗》八卷和这部书保存在陶氏家中。如今《宋诗补遗》也没有传本，只有这一卷还保存着。书中论述史事的内容很多，例如论西伯戡黎，竭力辨析委曲回护的说法；论鲁两生不懂礼乐；论胡寅讥讽刘晏的错误；论秦王廷美生于耿氏说法的诬妄；论周代以于谨为三老违背古制；这些都引据详细、说明清楚，并且有独到见解。至于所记僧人静如的事情，文体夹杂小说笔法，未免体例不纯。这也是宋代以来笔记著作的积习，并不只是这部书如此，但不妨碍它的大旨。△《闲居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元代吾衍撰写。吾衍有《学古编》，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吾衍的札记手稿，陆友仁从吾衍叔父家得到后，抄录并传播出去，还是未经编定的稿本，所以都是随手草写，先后没有次序，篇章、字句也多未加修饰。其中如驳斥戴侗《六书故》妄造古篆的一条，辨析徐铉《篆书笔法》的一条，都与《学古编》相互有出入。大概是先记在这里，后来采入那部书中，而初稿没有删去。不过其中也有零散而珍贵的内容，往往值得采录，例如辨析颜氏误解“勿勿”，辨析魏伯阳《参同契》错误地把“易”字解释为从日月，辨析杜甫并非没有吟咏海棠，所说都很有见识。只有论《尧典》“中星”，认为四时都以戌刻为昏时，未免过于武断。论借书用“一瓻”，说是用瓮来盛放卷轴，也属于牵强附会。以及论“奥灶”二字与《尔雅》相违，论“五伯”二字却不考察《后汉书·祢衡传》，反而认为是唐人行杖的数目，这些也都免不了有疏漏。其他杂谈神怪的内容，也多半芜杂。由于吾衍学问本来深广贯通，艺术尤其精妙，所以即使偶然下笔，也终究有典范可取。因此仍然把它抄录保存，以备择取。△《雪履斋笔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代郭翼撰写。郭翼字羲仲，昆山人，自号东郭生。因根据东郭先生的故事，把他的书斋命名为“雪履”。他曾向张士诚献策，但没有被采用，于是回到娄上耕田。年老时得到训导官一职，最终困顿而死。苏州知府卢熊题写他的墓碑，称他为“迁善先生”，又替他撰写墓志，记载郭翼死于至正二十四年。墓志文字见于朱珪《名迹录》，这样算来距离顺帝北行还有三年；其他书有的说郭翼到洪武初年曾被征召授予学官，并不是事实。这部书是他在江上舟中所记，随手杂录，完全没有编次，但议论多有可取之处。例如解释《尚书·商书》“兼弱攻昧”两句，采用张九成的说法；解释《论语》“犬马有养”，采用何晏《集解》的说法；驳斥张九龄《金鉴录》的伪作；辨析蔡氏关于三仁的论说；这些都有见地。他论述谢师直言语的一条、论《诗》的一条，也都具有义理。只有解释《论语》“怪力乱神”、解释“力不同科”的两条，过分相信古注，未免有意猎奇。这部书长期没有刊本，曹溶曾把它收入《学海类编》，但其中有近代袁了凡的话。袁黄是万历年间的人，郭翼生活在元末，怎么可能见到这些话？大概是明人有所窜改扰乱，已经不是它的旧本了。△《霏雪录》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镏绩撰写。考察《说文》，其中有“镏”字而没有“刘”字；徐铉附注认为，“镏”字就是“刘”字。此书写作“镏”，大概只是偶然采用古体字，后来沿袭下来，另成为一个姓氏，实际上并不是有两个不同的姓。镏绩字孟熙，祖先世代是洛阳人，后来迁到山阴。他的父亲镏涣，精通《毛诗》，元代曾任三茅书院山长。镏绩继承了家学，所以这部书辨析考核诗文中的疑难之处，颇有根据。又因为他曾同元末的各位遗老交游，所以杂记旧闻，也多有来历。不过他每每记载梦幻、诙谐之事，颇多夹杂小说家的说法。他把杜常的诗当作杜牧的诗，王士祯《香祖笔记》曾经纠正这一点，也不免有小的错误。又如他称自己的远祖马牧君曾侍奉金太祖，具有纪信那样的节操；元代修撰三史时，史臣向他的祖先索取贿赂，他不肯，于是这件事没有被记入史书。历来论史的人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然而当时元朝政事虽然已经衰败，执笔修史的大臣如揭傒斯、欧阳元等，都是一代名流，未必立即会发生索取钱财、接受贿赂的事情；这也只是一家人的私下说法，不能一概相信。因为书中可取之处很多，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明初说部中的一家。此书在成化年间曾经刊行，有胡谧的后序，称镏绩所著还有《嵩阳稿》《诗律》。现在这些书都没有见到，大概已经散佚了。△《蠡海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代王逵撰。考察宋代有三个王逵。其中一个王逵，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仁宗时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后调任淮南转运使。包拯接连上了七道奏章弹劾他，全部记载在包拯的奏议中。奏议极力斥责他贪婪卑鄙、残酷暴虐，看起来不像是能够著书的人。另一个王逵是濮阳人，天禧三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他的著作，只有吕希哲《杂记》记载他赠给蔡襄的一首诗，阮阅《诗话总龟》记载他咏叹酒帘的一联诗，没有听说他还有这部书。还有一个王逵是淄州人，是建炎年间徐州知州王复的孙子，绍兴年间太仆丞王佾的儿子。他的著作只有芦浦《笔记》记载送给田鄂的一首诗，也没有听说有这部书。这部书中论述脉象的一条，称“七表、八里、九道”合计二十四种，见于叔和《脉诀》，这是熙宁年间的书，前面两个王逵都不可能见到。论述百刻的一条，称赵缘督又有一种说法，这是至元以后才出现的书，后一个王逵也不可能见到，又怎么能够引用它呢？考察明代黄姬水《贫士传》，记载有一个王逵，是钱塘人，一只脚跛。他家里极其贫困，无法供给早晚生活，于是靠卖药为生。后来卖药也不能维持生活，又改行占卜。他广泛研究诸子、史书和百家著作，客人来到时，总是谈论古今而不停。人们知道他辨析广博，每每把疑难问题拿来向他请教，他没有不能当面应答的。传记把他列在张介福之后、王宾之前，大概是洪武、永乐年间的人。撰写这部书的，必定就是这个王逵。商濬刊刻《稗海》时，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错误地认为是宋代王逵所作。他的学问大概出自邵子，这部书也仿照《观物外篇》，分为天文、地理、人身、庶物、历数、气候、鬼神、事义八门，都是从数理探究事理，推求天地人物所以如此的原因。虽然颇有穿凿附会之处，但有时也有精深的义理。世人所称的二十四番花信风，杨慎《丹铅录》引用梁元帝的说法，此外没有别的出处，大概是有所依托，其说法也参差不合。只有这部书所列最有条理，应当必有所承袭。△《草木子》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叶子奇撰写。叶子奇有《太玄本旨》，已经著录。考察叶子奇所著的各种书，有《范通玄理》二卷，《诗》十六卷，《文》二十卷，《本草医书节要》各十卷，《齐东野语》三卷，另有《馀录》若干卷，记载元末明初的事情最为详细。如今只有《太玄本旨》和这部书保存下来。这部书中，黄衷的序说有二十二篇，郑善夫的序又说有二十八篇。正德丙子年，他的后代叶溥以南京御史身份出任福州知府，重新刊刻此书，大约编为八篇，名为《管窥》《观物》《原道》《钩玄》《克谨》《杂制》《谈薮》《杂俎》。每两篇为一卷，就是这个版本。郑善夫的序又说：旧本如今编为四卷，《野语》如今编为二卷，合起来称为《草木子》。这样看来，这四卷似乎已经把《野语》合并为一部书。然而四卷加二卷应当是六卷，不应当是八卷。《野语》如今没有另行传本，也无法核实它们的异同，详情不得而知。叶子奇的学问有渊源，所以他的书从天文、地理、人事到物理，都一一加以分析，颇多精微的义理。他论述元代故事，也相当详细严谨。只是关于贾鲁劝托克托开辟河北水田、制造至正交钞、寻求禹河故道等事，功劳和过失各自都不能掩盖，叶子奇却竟然斥责贾鲁为奸邪之臣，这就不如宋濂《元史》的论断公允。书前有叶子奇的自序，题为戊午年十一月，也就是洪武十一年，正是叶子奇被罢免巴陵主簿并被逮捕下狱的那一年。这部书大概是他在狱中写成的。△《胡文穆杂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胡广撰写。胡广字光大，建文庚辰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惠帝因为他的姓名与汉代胡广相同，便给他改名为靖，授任翰林院修撰。靖难之兵到来时，他迎接投降。永乐初年，恢复原名。历任升迁至文渊阁大学士，死后谥号文穆。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所著有《晃菴》《扈从》等集。这部书是他随手所作的札记，已经收入《文穆集》，这里是它另外单独刊行的版本。其中如说《资治通鉴》论维州悉怛谋的事情，司马光并非不知道李是牛而不是马，只是心意主张与邻国和好，不愿产生事端，所以故意说成这样，并引用他临终时给吕公著的信作为证明，可以说是深刻了解时势。又说灞陵县尉禁止人们夜间出行，是他的本职；李广对此不满，是出于个人意气；说子产议论黄熊，是启发信奉者妄自欢喜、逐渐喜好怪异的开端；说申屠嘉气节凛然，班固称他的学术不如陈平，这种说法不对；这些议论也都持论端正。又如说《易》卦中的吉凶都是告诫，占筮的人应当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这与《左传》中穆姜、南蒯的事情相合；说问名、纳吉、纳币时的占卜，都是占问日期，并不是占问吉凶，程子的怀疑不能作为依据；说李白并非没有写诗赠给杜甫，《容斋随笔》的考证不确切；说灌婴实际上平定了豫章，李白诗中没有说错，而胡若思把它指为陈婴，反倒是错的；这些也颇有考据价值。《广文集》还不足以称为名家之作，但这部书在明初的说部著作中仍然算是有可取之处。至于论述季布没有被杀的一条，说班固的话褒贬抑扬过分，胡广的事迹与他辜负王艮而迎接成祖截然相反，难道这部书是写成于建文壬午年以前吗？然而他论述汉代黄生、宋代苏轼关于周武王不是圣人的说法，又似乎是在曲意替靖难者辩解。或许是他自己知道气节上有亏，所以故意说成仁取义的话，以此蒙蔽后世的耳目吧。△《谰言长语》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曹安撰写。曹安字以宁，号蓼壮，松江人。正统甲子年中举人，官至安邱县教谕。这部书前面有曹安的自序，说书中都是零碎的言语，所以命名为《谰言长语》。“谰言”就是散佚的言论，“长语”就是多余的话，其中“长”应当读作“长物”的“长”。书中多根据自己的见闻来阐发义理。他论诗不切中要害，所记录的各种诗，大体也都写得不好。这大概属于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风雅一派。至于想把皋陶赓歌、五子之歌、《洪范》以及《诗经》中三言、五言、七言的体裁刻成一部集子，让人学习它们以恢复古风，更是万万不能实行的事情。不过全书大体持论醇正，对于人心和风俗多有补益。他论读经的一条，尤其切中明代俗学的弊病。成化丙午年顾纯所作题词，把它同《辍耕录》《水东日记》相比。正德乙亥年史纪重刊时所作的跋，又把它同《霏雪录》相比。如今拿这四部书比较，刘绩、叶盛两家的书大体相近，陶宗仪的书只是小说家的说法，远远比不上这部书。△《蟫精隽》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徐伯龄撰写。徐伯龄字延之，自号古剡，大概是嵊县人。书中十二卷末有《箨冠生传》一篇，说明张锡是为伯龄作传的人。传中又说：“箨冠生是杭州人。”难道嵊县是他的祖籍吗？传中称，他曾收集箨叶制成冠帽，啸歌自得，仿佛不与世人交往。他虽然博学能文，擅长书法，精通琴艺，熟悉音律，却不肯凭这些技艺求取世用，因此也是山林间放达旷逸的人。考察张锡，是天顺壬午科举人，官至山西山阴县教谕。那么徐伯龄应是天顺年间人，所以书中记有成化癸巳、癸卯年的事情。明朝末年杭州另有一个徐伯龄，是崇祯庚午科举人，官至永寿县教谕。二人姓名偶然相同，并不是同一个人。此书杂采旧文，也兼有自己的见解，共二百六十一条，大体上文评、诗话占十分之九，论述杂事的不到十分之一。体例略像孟棨的《本事诗》，其中多次完整收录篇章，又略像刘埙的《隐居通议》。其中琐屑鄙俗的言谈，有的近于小说；但遗文旧事中，也有不少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颇赖此书流传下来。书中论述周德清《中原音韵》的一条，尤其明确。《千顷堂书目》作二十卷，此本只有十六卷。书前书后都没有序跋，也没有目录，无法知道它是否完整。其中有许多缺字、缺句，所收诗文也常常只有标题，正文全都留下空行，大概是抄录者为了省事省力而有所遗漏。现在对于可以考查补足的地方加以补正，无法考查的也姑且保留缺文。△《震泽长语》二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王鏊撰写。王鏊有《史馀》，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退休归乡时随笔记录的著作，分为经传、国猷、官制、食货、象纬、文章、音律、音韵、字学、姓氏、杂论、仙释、梦兆十三类。王鏊的文辞醇正，又生逢明代盛世，当时士大夫还崇尚实学，不像隆庆、万历以后聚集门徒、树立党派，专门以心性之学互相标榜，所以他的议论颇有根据。只是他辨说历朝丝纶簿都完整保存在内阁中，并没有杨士奇私自送给司礼监的事情；焦竑的《笔乘》曾据此证明杨士奇受了诬陷。然而考察《复辟录》的记载，当初朝廷的旨意大多由内阁分条进呈，稿件留在内阁中，称为丝纶簿。后来宦官专横，奏疏收进簿册，秘密藏在内府。徐有贞取得权势和宠信以后，便向皇上报告，说应当按照旧例把簿册取回内阁等等。那么王鏊当时所见的簿册，是徐有贞重新取出带走的，不能拿来证明杨士奇没有送出簿册；他的考订之间有些地方并未审察清楚。他又想在河北试行井田制，实在迂腐空疏。关于梦兆的一条，他笃信占卜征验，也不是儒者应有的言论，未免成为白璧上的瑕疵。书前有贺灿然作的序，说王鏊的玄孙王永熙刊刻王鏊所著《长语》《纪闻》以及永熙父亲的《遵考纪闻续卷》《郢事纪略》，总题为《震泽先生别集》。这部书大概是别集中的一种。不过旧本另行流传，现今也分别著录。△《井观琐言》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闽南郑瑗撰写。锺人杰的《唐宋丛书》也把他列作宋人，但书中称明代为“国朝”，评论的人物又多是明初人物，绝不可能是宋人所作。考察弘治《八闽通志》，其中记载有莆田人郑瑗，字仲璧，成化辛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朱彝尊的《明诗综》也记载此人，说他著有《明省斋集》。那么这部书应当就是明代莆田郑瑗所作，题作宋人是错误的。此书大抵都在考辨旧事、评议古今，颇能有所发明。例如论王柏改动经书的不当，斥责《纲目发明》《书法考异》的曲解之说，辨析李匡乂《资暇集》解释律令的错误；驳斥史伯璿《管窥外编》所说天地之间相互抵牾；以及摘出胡三省《通鉴注》中没有详备说明的地方，都切中要害。又引用《宋书·柳元景传》，证明魏国的崔浩因另有图谋而被诛，只是借史事作为名义；这番议论也有根据，在明代的说部中还算典雅精确。只是他不喜欢宋濂，说宋濂的文章浮词很多，对性命之学不甚用心，未免失之过于苛刻。他论述各史纪年的体例，尤其偏颇驳杂，不足以作为依据。△《南园漫录》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志淳撰写。张志淳有《永昌二芳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正德十年自序，说是因为读了洪迈的《容斋随笔》和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两书，仿照它们写成。卷首几条，全都摘取《容斋随笔》的话，辨析其中的是非，大概就是此书的起因。其余部分则记述自己的见闻，各自进行考证。大体上像洪迈书的占十分之一，像罗大经书的占十分之九。所论如“江神”一条，讥讽洪迈舍弃人事而谄媚鬼神；“邱濬著书”一条，讥讽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不敢论及宦官，立意都极为正大。“避讳”一条说，蜀地版本的书中多缺唐代帝王的讳字，是因为沿袭旧刻本；“桂”一条说桂花与桂树是两种东西；“张籍诗意”一条说瞿宗吉的《归田诗话》不知道张籍作《还珠吟》时已经先在幕府中任职；这些驳正都相当明白准确。他辨析“永昌不是金齿地”等各条，考证导致错误的原因，也极其详尽严密。其他如“春草王孙”一条，王维诗中的词语本来出自《楚辞》，他却不明白出处而横加训诂之类，有的失于浅陋。“元顺帝”一条，错误地依据《庚申外史》《符台外集》的说法，把顺帝说成瀛国公的儿子之类，有的又失于毫无根据。这是一部优点和缺点都不能相互掩盖的书。其中颇多记载当时的事情、评论人物的内容，所以卷末又有嘉靖五年所作的一篇题跋，辨析何乔新的《抚夷录》记载失实，并把书中所记之事比作孙盛书中记载的枋头之事。它所记录的内容，也可以同《明史》相互参考。△《雨航杂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冯时可撰写。冯时可有《左氏释》，已经著录。这部书上卷多论学问、文章，下卷多记物产，间或涉及杂事。隆庆、万历年间，士大夫喜欢发表高论，所以语录、说部往往浮泛放纵，不合于正道。唯独冯时可持论笃实，说话多合乎道理。例如他说，汉人对于经书，好比台史官观测天象，不能穷尽天体，但观测天象的人不能废弃它；宋人对于学问，好比用规矩在地上画界线，不能穷尽大地，但治理田野的人不能违背它。又说，子静寻求本心，而他的门徒却抛弃经典；紫阳穷究事物之理，而他的门徒却拘泥于章句。这不是教人的过错，而是学习者的过失。又说，宋儒对于文章，喜欢容易而乐于浅近；对于评论人物，喜欢考核而务求深刻。对于奏报政事，重视直陈而少用讽谏。这些都是平心静气的议论。他评论王世贞《悲歌碣石虹高下》中的“击筑咸阳日动摇”一句，认为它近于造作而远离自然，这是指出了其中的一种弊病。他又引用徐叔明的话，评论王世贞给人作传志时极力称誉，连同乡学校考试列为第一这类事情，甚至细小琐事也津津乐道地反复述说；这不只是汉代以前没有这种情形，就是唐、宋人也没有这种浅陋见识。这些议论也都有见地。只是他认为《十三经注疏》确立以后，西汉诸儒的训释便亡失了，未免说得过头，偶然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罢了。△《采芹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徐三重撰写。徐三重有《馀言》，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卷论述养育百姓、教化百姓，第二、第三卷多论学校、贡举以及政事的利弊，第四卷多评论明代人物的是非。大体上都考核稽查典故，探究熟悉事物的实际情状，所持议论大多平正允当，没有激烈偏颇的见解，也没有因恩怨而毁誉的私心。它胜过明人所作的各种说部，因为后者动辄涉及浮泛空谈；也胜过徐三重所作的其他语录，后者借用周子的一个说法，便大讲太极阴阳，连篇累牍地在天地之外谈论学问。只是他极力主张均田、限田的议论，反复引证，坚持得最为坚决。究其实而论，自从阡陌开辟以后，田地产业属于百姓，不再由官府授予，至今已有二千年了。即使有圣帝明王，也绝不可能一旦之间把天下百姓所拥有的夺走，把他们没有的补给他们而使之均等；也绝不可能把天下田地逐一清查，规定哪些在限制之外、哪些在限制之内，哪些允许买卖、哪些不许买卖而加以限制。这样反而会使狡猾豪强得以隐瞒田产、从中作奸，使奸猾胥吏得以挟制百姓、从中牟利，而乡里的愚弱百姓则纷纷天天受到扰害。所以汉代董仲舒、北魏李安世、唐代陆贽、牛僧孺、宋代留正、谢方叔、元代陈天麟都反复谈论这件事，最终却不能实行。这还可以说是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手中、时势也不允许。宋太宗继承五代凋敝残破之后，宋高宗处在南渡初创之时，凭借天子的尊位，决意实行这些措施，最终也都没有成效。那么徐三重所说的这些主张迂腐而不切实际，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他如论述漕运粮食，便驳斥邱濬关于海运的错误；论述养兵，便驳斥徐阶所说塞外不能屯田的谬论，都属于卓越明达的议论。其他内容也多笃实近理，切合实际，仍可说是留心经世之学的人。△《画禅室随笔》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董其昌撰写。董其昌有《学科考略》，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卷论书法，第二卷论绘画，其中多有精微的道理；这是因为董其昌在这些事情上耗费了一生的力量，所以理解体悟很深。第三卷分为记游、记事、评诗、评文四个子目。其中如记载杨成把蔡经当作蔡京之类，颇为轻薄；把陆龟蒙的《白莲诗》当作皮日休所作之类，也未免有小错误。评文一门多谈制艺，大概因为董其昌应举时的文章与陶望龄齐名，当时广为传诵，所以不能忘掉这种习惯。第四卷也分为四个子目：一名“杂言上”，一名“杂言下”，都是小品闲文，但多有可取之处；一名“楚中随笔”，是他册封楚王时所作；一名“禅悦大旨”，则以李贽为宗旨。明朝末年士大夫的见识往往如此，不值得深究，把它看作蝉鸣般的过失就可以了。△《六研斋笔记》四卷、《二笔》四卷、《三笔》四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李日华撰写。李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经著录。李日华擅长书法绘画，所以这部书所记论书画的内容占十分之八。文辞旨趣清雅俊秀，体例都像题跋，大概是他长期浏览锦缎装帧、玉轴装裱的书画，心意已经受到它们的感染，所以一动笔就仿佛与它们相似。其他所记杂事，也写得清楚而有情致。每一件真迹，他都一定完整抄录题咏跋语、年月姓名，尤其足以资助考证。王士祯《居易录》曾讥讽他把韩愈《山石诗》说成白居易、陆游所作，把唐庄宗《如梦令》词说成李白所作，把韦应物《西涧诗》说成杜牧所作，把林逋说成与文同、李公麟同时代的人，把赵秉文说成元代人，这些确实都是错误。其他如把苏若兰同渤海高氏并列为擅长书法的妇人，却不知道根据是什么。又如文徵明“诗竹符调水沙泉活”一句，本来是使用苏轼诗中的语句，现今可以在《东坡集》中看到；他却说吴中诸公派人前往宝云取泉，先用竹子制成筹子，交给山僧作为凭证，这件事从未有人这样说过，也属于疏漏。总的说来，他擅长鉴赏，却疏于考证。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不能，取用他的长处就可以了。这部书分为三集，每集四卷。《明史·艺文志》作十二卷，大概是合计而言，实际上就是这三集。△《物理小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方以智撰写。这部书由他的儿子中通、中德、中发、中履编成，也是《通雅》的余绪。开头是总论，中间分为天类、历类、风雷雨旸类、地类、占候类、人身类、鬼神方术类、异事类、医药类、饮食类、衣服类、金石类、器用类、草木类、禽兽类，共十五门。大体上以《博物志》《物类相感志》等书为基础加以推衍。不过张华、赞宁所撰的书，只说事物相互克制以及生长变化的性质，而这部书则进一步阐发其中的所以然。虽然所收内容不免繁杂，未必每一条都完全准确，所论也不免有时牵强附会，但无论细小还是重大之事都兼收并蓄，固然可以用来增长博识，也有利于百姓使用。《鹖冠子》说：“在河流中部船沉失事时，一壶水价值千金。”韩愈说：“牛溲、马勃、破鼓皮，也要兼收并蓄，等待使用时不遗漏。”那么，琐细知识的言论也不能全部废弃。△《春明梦馀录》七十卷（内府刊本）

译国朝孙承泽撰写。这部书开头记京师的建置、形势、城池和畿甸，其次记城防、宫殿、坛庙，再次记官署，最后记名胜古迹、寺庙、石刻、山岩、河渠、陵园。它似乎是地志，但叙述沿革非常简略；分列官署，似乎是职官制度；每一门又多抄录明代章疏，连篇累牍，又似乎是掌故记录，体例相当庞杂。而且书中的门目标目全以明代制度为主，既然如此，就不应泛泛涉及前代；既然涉及前代，就应当从头到尾、前后贯通地详尽叙述，使事情的始末清楚明白，不应挂一漏万，每门只有寥寥数语，有的记有的又不记，完全没有统一标准。比如礼部门第一项标题叫“礼制”，开头却列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一条，接着列吴澄的《三礼考注》一条，再接着列《朱子家礼》一条；这些是儒者的著述，不是朝廷的典章，不应归入礼部。况且周代和宋代的旧文，并非明代的新制度，更不应归入明代礼部，这是什么道理呢？太医院门除了叙述官职的一条以外，全都杂录古人的医书序文以及各家的脉论，以此凑成一卷。这姑且不论不能全部收录，即使全部收录，与明代太医院又有什么关系？照这样说，难道翰林院门还要把历代制诰、诗赋全部收录吗？此外，孙承泽承袭门户之见的余波，所持议论都带有偏袒党派的倾向。例如万历以后历法发生差错，众说纷争；到了崇祯年间，西法与中法之间的争论更加喧嚣。这是沿革中的大事，但钦天监门对于郑世子载堉的各种说法——今见于《明史》的——全都删去不录；对于徐光启等人改订历法的事情也只保留大略，而且说旧法不过是时刻上的差异，并不妨害事情，又说新法将来也一定会有差错，显然有意抑制和贬低，不能算公平允当。大概当时的议论家大多攻击大统历，而大统历曾经许衡参与修订；孙承泽受讲学家宗派关系的影响，所以替它辩护。他反复以许衡为说辞，宗旨清楚可见。又如周延儒揽权受贿，赐死并不冤枉，孙承泽却在内阁门中录入一篇他的直房记，把这当作美谈；又在刑部门中把阁臣公开救援周延儒的揭帖列在慎刑条下，更加违背公正判断是非的原则。他的好恶任凭个人感情，往往如此，大概不能全部作为典要依据。不过，对于明代的旧闻，他采集得相当详尽；一朝的掌故，确实有很多依赖此书保存下来，而且多取自实录、邸报，终究不同于那些依据传闻、由稗官野史写成的书。所以，考察前朝的逸闻轶事时，大多会从这部书中取资。△《居易录》三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士祯撰写。王士祯另有《古欢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从康熙己巳年任左副都御史以后，到辛巳年任刑部尚书以前，十三年间所记的内容。书前有自序，说取顾况“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意思，篇末又以“居易俟命”为说，两层含义各不相同，不知道究竟取的是哪一层。书中有许多论诗的话，标举名家俊才，这是他的长处。至于记载他所见的各种古书，考察源流，论断得失，也最为详尽。其他辨析考证之处，尤其有许多可取的地方。只是从第三卷以后，忽然开始记载时事；第九卷以后，又兼记差遣、迁调、除授等事，完全按照《日历起居注》的体例编年记月，夹杂在各种杂说之中。这种体例虽然取法于庞元英《文昌杂录》，但终究违背了著书的义例。他又喜欢把自己平反的狱辞、刚直的廷议记录下来，用来显示自己的长处。邺侯家传是由子孙传述的，魏公遗事也是由僚属记载的；如果自己做、自己写，自己写、自己称誉，姑且说是句句实录，也未免太浅薄了。这正是由于见闻狭窄。△《池北偶谈》二十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士祯撰写。全书分为四类。“谈故”四卷，都是叙述朝廷特殊典礼以及士大夫中的盛事。其中像戊己校尉、裙带官之类，也偶尔涉及古代制度。“谈献”六卷，都是记载明代中叶以后以及清代的名臣、硕德、奇人、列女。其中像评论王缙、张商英、张采之类，间或有摘举并斥责其恶行的内容，大概属于附录。“谈艺”九卷，都是评论诗文，标新立异，确实是王士祯独擅的长处；全书的精华，都在这里。“谈异”七卷，都是记载神怪之事，这是文人喜好猎奇的习气，把它称为游戏之作也就可以了。“池北”这个名称，是因为王士祯住宅西边有园子，园中有池，建屋藏书，取白居易的话，把它命名为“池北书库”，并亲自作记。书库旁有石帆亭，他曾经在那里与宾客聚谈，所以用“池北”作为书名。书前有自序，作于康熙辛未年。△《香祖笔记》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士祯撰写。全书都是康熙癸未、甲申两年所记，到乙酉年才编排成书。“香祖”这个名称，王象晋《群芳谱》说：“江南把兰称为香祖。”王士祯大概取“祖”字的意思，用来命名滋兰的书室，因而又用来命名此书。这部书的体例与《居易录》相同，也有许多可采之处。只是评论尹吉甫的一条，错误最为严重。又如姚旅《露书》把章八元的诗说成卢照邻所作，某部诗话把柳恽的诗说成赵孟頫所作（案：某部诗话原本没有注明书名，大概有所避讳，现在也仍然沿用它的原文），记忆偶然发生错误，是常有的事，指出它的疏漏错误也就够了。可是，一处说是盲人的话，一处说是眯眼的人把黑白说反，任意开口恶毒辱骂，这些都违背了著书的体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任惇表言论的一条，难道不曾把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说成白居易的诗吗？渔洋《文略·游摄山记》难道不曾把左思“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两句说成郭璞的诗吗？这是因为他晚年辞去官职，失意的情绪还没有平复，于是笔墨之间便失去了原有的平和宽厚，也算是盛德上的一个牵累。又第十二卷有一条说：《辍耕录》记载，有人题画写“特健药”，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译我因此想到，古人如秦少游观赏《辋川图》而疾病痊愈，黄大痴、曹云西、沈石田、文衡山等人都擅长绘画，也都享有高寿，人们说这是“烟云供养”；那么把它称为“特健药”，不也很合适吗？案：《法书要录》载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说，驸马武延秀听说有王羲之、王献之的书迹，便努力学习并珍重收藏，于是召来薛稷、郑愔以及武平一，让他们评定书迹的优劣。众人都随着所问之事回答，武延秀在其中最上等的作品上题写“特健药”，说这是突厥语（案：《唐书》称武延秀曾经在突厥做人质，懂得突厥国语；《法书要录》所载太平公主的“四驮藐提”四字印，也属于突厥语），它的解释非常明确。王士祯却从字面意义上牵强附会，实在是考证失误。这并不是冷僻的事，难道是年老昏聩而忘记了吗？不过，他品评题识文艺、弘扬奖掖风雅之士，到老年仍未衰退，确实值得称许。△《古夫于亭杂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王士祯撰写。王士祯在康熙甲申年罢任刑部尚书，回乡居住；乙酉年续成《香祖笔记》以后，又搜集听闻见闻，编成这部书。自序说此书没有凡例，也没有次序，所以称为“杂”。因为他居住的鱼子山有古夫于亭，便用它作为书名。其中如依据《西京杂记》所记钩弋夫人的事来驳正正史，就是误用了伪书。依据《贵耳集》说王安石是秦王廷美的后身，是轻信小说。依据《诗经》“元龟象齿”的文字，说韩非关于很少见到活象的话不值得相信。依据《易经》“匪其彭”的文字，说《论语》“窃比老彭”的“彭”应读作“旁”，训释为旁边。又依据《子华子》来证明《诗经》有“有美一人”一句；依据《示儿编》解释《诗经》“黾勉从事”，都是牵强附会经义。把张为说成南唐人，把俞文豹说成元代人，也是考核失误。然而，像说岳珂《桯史》的书名出自李德裕，辨明刘表碑不是蔡邕所作，辨析贴黄古今不同，辨明《剧谈录》记元稹见李贺的说法是妄谈，辨明《丹铅录》所载苏轼词的错误，辨析洪迈《万首绝句》，辨明《西溪丛语》误引田子春，辨明《才调集》误题王之涣，辨明唐彦谦误把齐文惠太子宫人作为吟咏对象，这些都引证精确，考核严密；品评各种诗作，也都恰当。又记载董文骥评论模仿李白、孟浩然的诗，记载汪琬评论新奇的字句，不避讳说明自己的短处，好像预先知道诗派的流弊而加以防范，可以说是极为公允的评论，与那些沾沾自喜、只知自我维护的人不同。△《分甘馀话》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士祯撰写。这部书成于康熙己丑年罢任刑部尚书、居家之时。“分甘”二字，取自王羲之写给谢万的信中的话。全书大抵是随笔记录，琐碎事情居多。大概因为年过七十，借此消磨闲暇、排遣日子，已经没有考证的功力，所以不能像《池北偶谈》《居易录》那样详尽核实。书中如引用《懒真子》说《汉书》中昌邑王刘贺的妾名叫罗纣，就是罗敷，却不说明这两个字为什么可以通用，只说等待考证之类。现在考察《汉书·昌邑王传》，实际写作“罗紨”。颜师古注说：“紨音敷。”《说文》在“系”部有这个字，注释说是布，又说是粗绸，从“系”从“付”声。大概“紨”字与“敷”同音，所以能够与“敷”字通用；马永卿误引《汉书》，王士祯没有加以辨正，反而设置疑问，实在是疏漏错误。这也是随时摘录，来不及翻检查考的明证。其他传闻之语，偶然记载下来，也有许多不能完全凭信的地方。不过，像“繁台”应读作蒲禾切，梅福并非吴门市卒，苏州宣室有两处，这些说法都有典据，不是随意搜拾；从沙中淘金，仍然往往能发现珍宝。书中关于《沧浪诗话》的一条，唯独举出冯班《钝吟杂录》的说法，反复竭力诋毁，一点余力也不留下，这是因为王士祯论诗尊奉严羽，而赵执信论诗尊奉冯班。考察它的年月，正是在《谈龙录》刚刚刊行的时候；攻击冯班，实际上是为了攻击赵执信。然而赵执信曾经上书诉说王士祯诋毁自己，而王士祯只是借用旁证，并没有公开斥责赵执信，这说明他的涵养远胜于赵执信。──以上“杂家类”中的“杂说”一属，共八十六部，六百三十六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杂说的源流，出自《论衡》。这类著作有的抒发自己的意见，有的订正世俗讹误，有的叙述近来的见闻，有的综合古代义理；后人沿着这种流风发展，便产生了笔记。大抵是随意记录，不限制卷帙的多少，也不区分次序的先后。兴致所到，立即可以编成一书。所以自宋代以来，作者非常多，现在总汇为一类。）

译卷一百二十三 子部三十三 ○杂家类七 △《洞天清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赵希鹄撰写。赵希鹄本是宗室子弟，《宋史·世系表》把他的名字列在燕王赵德昭一房之下，大概是宋太祖的后代，但他的生平始末已经无法考知。根据书中有“嘉熙庚子年从岭右返回宜春”的话，可知他家住在袁州。这部书所论都是鉴别古器物的事，共有古琴辨三十二条，古砚辨十二条，古钟鼎彝器辨二十条，怪石辨十一条，砚屏辨五条，笔格辨三条，水滴辨二条，古翰墨真迹辨四条，古今石刻辨五条，古今纸花印色辨十五条，古画辨二十九条。大体上都能洞察源流，辨析精密审慎。例如说刁斗是行军时使用的炊具，而现在所见的古刁斗其实是王莽的威斗一类，是厌胜家所使用的东西。又说现在所见的铜犀牛、天禄、蟾蜍之类，都是古人用来储油点灯的器物，今人却误以为是水滴。它所引用的材料和考证，大多确凿可靠，确实是鉴赏家的指南。明代宁献王朱权曾经在江西刻印此书，见《宁藩书目》。曹溶《续艺圃搜奇》所记载的本子与此书相同，大概都是从宁王旧刻本传抄下来的。明代钱塘人锺人杰编纂的《唐宋丛书》，另外收载了一本，和这部书完全不同。考察其中有杨慎的说法、宁庶人朱宸濠的名字，以及永乐、宣德、成化年号，赵希鹄怎么可能预先知道这些？它是没有见过这部书，却摘取其他书的内容来冒充赵希鹄之名，这本来就不用再加以辨析了。△《负暄野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陈槱撰写，没有注明时代。卷末有至正七年王东的跋文，说不知道是什么人所撰述。这说明王东当时所见的本子没有署名。现在考察书中“秦玺”一条，说陈槱曾经听老先生们谈论过，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槱就没有疑问，只是不知道根据什么把他题作陈姓。案：《闽书》记载，陈槱是陈几的孙子，长乐人，绍熙元年进士。书中“秦玺”条说“近嘉定己卯”，从光宗绍熙元年到宁宗嘉定己卯，前后相隔三十年。又在“西汉碑”一条中说，曾听梁溪尤袤讲过，只可惜没有再次向他请问。尤袤也生活在光宗、宁宗时期，怀疑就是这个陈槱。他的书上卷论述石刻以及各家书法格式，下卷论述学习书法的方法以及纸、墨、笔、砚等事，源流始末都很清楚，足以资助考证。至于书中所载《鼠须笔诗》一首，《宋文鉴》题作苏过所作。当时《斜川集》还存在，必然不会有错误。然而陈槱却说，昨天看见邵道豫作《赋鼠须笔》，很有风度，现将它载在这里，如此等等。这实在是考证失误到了极点。△《云烟过眼录》四卷、《续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周密撰写。周密另有《武林旧事》，已经著录。这部书记录所见的书画和古器物，大略品评甲乙高下，却不太进行考证。书名大概取自苏轼的话。只是考察苏轼《宝绘堂记》，原文实际作“烟云之过眼”。旧本刻作“云烟”，大概是把原文倒置错了。然而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元至正年间夏颐的抄本已经作“云烟”，可见这种讹误由来已久。钱曾记载夏颐本作一卷，而现在这个本子作四卷，或许是后人分卷的。看其中所记收藏者，大概是元代以后编成的。书中有汤允谟、叶森文璧的话，大概是校勘此书时，各自写下题识，传抄者误把题识和正文合在了一起。例如“王子庆所藏宋太祖御批三件”条末说：“现在第三卷只有两件，怀疑有脱漏错误，应当参考《志雅堂杂抄》”等等。《志雅堂杂抄》也是周密所著，他不应当自己说应当参考此书，由此可知也是误把校正的话连入正文了。书中记载苏轼手书词，写作“郏湛初溢”，今本讹作“涟漪初溢”；但“郏湛”二字不可解释，恐怕也有讹误。又记载《兰亭序》有隋炀帝内府石刻，不知道根据是什么。又记载吴彩鸾书写《切韵》，把“一先、二仙”列为“十三仙、二十四先”，并说无法理解。案：《困学纪闻》载魏了翁的话，已经说《唐韵》下平声不列“一先”。那么《唐韵》或许确实有这样的别本，也不能断定没有。《续录》一卷，题作逢泽汤允谟撰写，共三十九条。董其昌《戏鸿堂帖》把绢本《黄庭经》定为杨羲、许迈的旧迹，大概就是以这部书的鉴赏意见为依据，因此也把它的鉴赏作为标准了。△《格古要论》三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代曹昭撰写。曹昭字明仲，松江人。这部书成于洪武二十年。全书分为十三门，分别是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每一门又各分若干子目，多的有三四十条，少的也有五六条。对于古今名贵玩赏器物以及器具的真伪、优劣，他都能剖析到细微之处。又熟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没有不清楚明白的，所以这部书很受鉴赏家的重视。郎瑛《七修类稿》曾经议论说，《琴论》之后应当收入《古笙管》，《淳化帖》之后应当收一卷谱系；珍宝门缺少祖母绿、圣铁，异石门缺少大理仙姑，异木门缺少伽楠香，古铜门缺少布刀等钱，古纸门缺少藏经纸；而且珍奇门之后还应当增设羽皮一类，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兕之类，文房门也不可不加以论述，等等。他的话虽然似乎有道理，但这部书不过是曹昭自行抒写见闻，作为后来考察古物的资料，本来就与分类书、编排掌故的书体例不同，终究不能因为偶然有一两项没有齐备，就立即指责它有所脱漏。只是他所论铜器入土千年，颜色纯青如翠；入水千年，颜色绿如瓜皮的一条，孙炯《砚山斋珍玩集览》认为，如果真如曹昭所说，那么水银色、褐色、墨漆古色的器物又应当埋在什么地方？并且严厉讥刺这种说法不确，这确实说明曹昭的说法不免疏漏而缺乏论证。△《竹屿山房杂部》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这部书共分为养生部六卷、燕闲部二卷、树畜部四卷，都是明代华亭人宋诩所撰；种植部十卷、尊生部十卷，是宋诩的儿子宋公望所撰；宋公望的儿子宋懋澄把它们合在一起编纂。宋诩字久夫，宋公望字天民，这些情况都见于书中，但他们的生平始末就不详细了。考察《千顷堂书目》所载此书，共二十七卷：前集有树畜部四卷、养生部六卷、家要二卷、宗仪二卷、家规四卷；后集有种植一卷、尊生一卷。现在这个本子大概是残缺不全的书。然而此书把农圃方面的内容和玩赏器物编在一起，又与《家要》《家规》《宗仪》合为一帙，实在不合体例。怀疑后来曾经拆分出来，另行刊刻。现在这五部按照类别集中在一起，自成一编，那么也不能说不是完整的一帙。至于种植、养生两部实际各有十卷，与黄氏所说的各一卷不合；而且按照黄氏所记的卷数计算，也与二十七卷之数不相合。因此黄氏所说的内容，也不足以据此确定这部书是否完整。书中对于田居杂事记载最为详尽，也间或附有考证。例如《养生部·<鱼时>鱼》条引用《尔雅》把鯦解释为魱，以此作为证据。郑樵注说，鯦就是魱，魱就是缩项鳊。郭璞注说，鯦像鳊而比鳊大，那么它不是鳊鱼就可以知道了。郑樵的注似乎错了。这部书采用张萱《汇雅》的说法，舍弃郑樵而依从郭璞，把鯦解释为<鱼时>，解释得很准确。这正是读书考察古事的人所做的事，并不只是山人墨客的说法。△《遵生八笺》十九卷（通行本） 明代高濂撰写。高濂字深父，钱塘人。这部书分为八个部分。卷一、卷二称为“清修妙论笺”，都是修养身心的格言，主旨大多出自道教、佛教两家。卷三至卷六称为“四时调摄笺”，都是按照时令进行调养的方法。第七、八卷称为《起居安乐笺》，所收都是有助于颐养身心的珍宝器物。第九、十卷称为《延年却病笺》，所收都是服气、导引等方法。第十一至十三卷称为《饮馔服食笺》，所收都是食品名称，并附载服食药物。第十四至十六卷称为《燕闲清赏笺》，所论都是鉴赏清玩之事，并附载种植花卉的方法。第十七、十八卷称为《灵秘丹药笺》，所收都是经过验证的方剂药物。第十九卷称为《尘外遐举笺》，所载则是历代一百位隐士的事迹。这部书所记，专门供人闲适消遣之用。它的标题和分类，也多涉及琐细偏僻之事，没有脱出明代末年小品文的积习，后来陈继儒、李渔等人的作品都可以说由此发端。又如张即之本是宋代书法家，却把他当作元代人；范式官至庐江太守，却把他列为隐逸；类似的错误也很多。不过，它抄录搜集的材料既然丰富，有时也有助于查考核对；其中详细论述古代器物、汇集单方，也不时有可取之处。与那些剽窃陈腐言论、勉强装出高雅姿态的作品相比，确实还要好一些。△《清秘藏》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张应文撰写，他的儿子谦德加以润色。张应文字茂实，是昆山监生，多次应试不中，便一心以古代器物和书画自娱。谦德就是撰写《清河书画舫》和《真迹日录》的张丑，后来改了名字。这部书杂论各种供玩赏鉴赏的物品，称作《清秘藏》，王穉登在序中说，是取意于倪瓒的“清秘阁”。上卷分为二十门，下卷分为十门，体例大致像《洞天清录》，文字则多采自前人的旧论。比如“铜剑”一条，本来是取自江淹《铜剑赞》之类，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却都不注明出处，大概仍沿袭明人剽窃删取的习气。其中所列香名，多引用佛经；所列奇珍异宝，多引用小说，颇杂有虚构无据的说法，也不能作为典据。不过，对于各种器物玩好之品，书中都辨别真伪，评定等级，并且对收藏、装裱等事项一一说得很详细，也颇有可取之处。卷末有一条记载所收藏和所见之物，说自己收藏的法书只有宋高宗行书一卷、苏子瞻《诗草》、元代赵子昂《妇田赋》；收藏的名画只有唐代周昉《戏婴图》、宋人《罗汉》八幅、《画苑杂迹》一册、元代倪云林《小景》一幅而已。然而他的儿子张丑撰写《清河书画表》，列在张应文名下的却有三十一种。这部书完成于张应文临终之日，不能用后来继续购买来解释；这样看来，张丑表中所列的，恐怕也有夸饰其收藏丰富之处，不足以完全相信吧。这部书是鲍士恭家《知不足斋》刊刻的，原来附在张丑《真迹日录》之后，大概仿照《山谷集》末尾附载《伐檀集》的先例。现在将两书各自作为一部书，仍分别著录。△《长物志》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文震亨撰写。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是文徵明的曾孙。崇祯年间任武英殿中书舍人，因擅长琴艺而供奉宫廷。明朝灭亡后，他殉节而死。这部书分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书名所谓“长物”，大概取自《世说新语》中王恭的话。凡是闲适玩赏之事，细微详尽之处全都具备。大体上，远承赵希鹄《洞天清录》，近取屠隆《考槃馀事》作为参佐。明代末年的山人、文士，大多用这些东西彼此夸耀，这就是所谓的清供。然而其中也有故意标榜高雅爱好、反而增添俗气的。只有文震亨世代以书画著名，耳濡目染，和一般人不同，所以他所说的收藏鉴赏方法，也很有条理。正如所说的王谢家子弟，即使有些地方不够端正，也仍然神采奕奕，自有一种风度吧。况且文震亨舍生殉国，气节光明显著；他亲手编纂的书，应当因其为人而受到重视，尤其不能让它湮没。因此特意著录保存，作为杂家中的一种。△《韵石斋笔谈》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国朝姜绍书撰写。姜绍书有《无声诗史》，已经著录。这部书仿照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所见的古代器物、书画以及各种奇玩。只是周密的书以收藏者为标题，这部书则以物品为标题；周密的书只记名称，这部书还详细说明形制，以及各家传授、得失的始末，体例只是略有不同。关于“天成太极图”的一条，不过是石头中的圆形纹理偶然呈现黑白相间的样子，他却据此拿来驳斥朱子关于太极无形的说法，实在迂腐荒谬。关于“延陵十字碑”的一条，他极力辨析孔子未曾到过吴国的说法，并引用后世撰写墓志的人未必都亲自到过墓门作为证据。然而墓上建立碑石，本来是汉代以后的事；越国相隔数千里，请人撰写墓表，本来是唐宋以后的事；拿这些事例来推论三代，恐怕不一定合理。至于他辨析黄氏文王鼎附会《博古图》，辨析天启甲子年所得玉玺不是秦代之物，辨析河庄《淳化帖》是宋人重新刊刻的，并非王著原来的摹本，辨析句容崇明寺所藏经卷有宋元祐五年张晖、潘泽的题名，并没有斗神幻书之事，辨析宋徽宗《山居图》被董其昌误认为王维之作，辨析宋代《藏经》多仿照苏轼、黄庭坚的字体，未必是二人的真迹，这些说法都确凿有理。其他内容也有很多可以用来考证，仍然是近代说部中值得观览的一种。上卷中关于秘阁藏书、《永乐大典》、名贤著述、朝鲜人喜爱书籍四条，下卷中关于晚季音乐、白兔沙杂事、文臣玉带四条，都是杂说其他事情，与全书不相类，大概是随笔记录时偶然没有删削。这些内容既然原本就有，仍一并保存。△《七颂堂识小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体仁撰写。刘体仁字公勇，有些书写作“公<甬戈>”。“<甬戈>”就是古代的“勇”字。河南棣川卫人。顺治乙未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王士祯《居易录》记载，刘体仁喜欢作画却画得不好，常常蓄养一个人代他执笔；他有一件宣州兔毛褐，真假相较，竟然真的不如假的，这件事成了至今流传的笑谈。然而他的鉴赏能力特别精湛。他所撰《七颂堂集》中有一封写给张实的《水尺牍》，说近来仿照《烟云过眼录》写成《识小录》一册，就是这部书。书中记载书画、古器共七十四条，多说是孙承泽、梁清标等旧家的物品。刘体仁当时与汪琬、王士祯同榜中进士，以诗文相互唱和；又与孙承泽等人以博古相互推重。每一条都详细说明收藏者以及物品传授的来源，都可以用来考证。王宏撰《山志》说：“近来刘公勇撰写《识小录》，其中说王《山史》也有一本五字未损的《兰亭》本，是宋拓豫章本。上面有米元晖的跋和宋仲温的跋，若说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就是画蛇添足。”汪苕文对此很不以为然。我曾经写信给公勇说：米元晖的跋固然令人怀疑是赝品，但它与宋仲温的跋用笔截然不同，您为什么说像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呢？” 现在竟然希望您删改这篇稿子吗？否则就是失言了，如此等等。他的跋如今没有见到。不过恐怕也是好事之人自夸所有之物，未必足以作为定论。只有苏轼所书《醉翁亭记》，《因树屋书影》认为是中州士人白麟所写，高拱却误认为真迹，刻在石上；刘体仁也说有人怀疑是赝品，有人指为锺生所摹，并说定州有苏轼草书《中山松醪赋》的残碑，笔法与此相同。苏轼每次作书往往自成一种字体，偶尔写成张旭、怀素那样的狂草，又怎么能断定他一定没有这种书体呢？恐怕是因为乡里私情，替这件事曲意回护吧。最后两条，一条是陆竺僧遇到鬼怪的事，一条是韦际飞在池河驿看见雌雄猿的事，都与鉴赏无关，怀疑只是偶然记在册子末尾，他的儿子大凡据此刻入书中，还来不及删掉。△《研山斋杂记》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研山”是孙承泽的斋名，有人怀疑此书就是孙承泽所作。然而书中引用的查慎行《敬业堂诗》、王士祯《居易录》等书，都产生在孙承泽之后，因此必定不是孙承泽亲手所作。又考察孙承泽的孙子孙炯有《研山斋珍玩集览》，这部书或许也是孙炯所撰吧。书首先论述六书，并附论玺印以及刊版、告身、表文之类；其次研究墨和墨谱，并附论眼镜；再次是铜器考、窑器考，都颇有助于考证。孙承泽虽然为人不足称道，但在书画古器方面好事而善于鉴赏，两方面都很擅长；他的收藏至今仍受到世人重视。孙炯继承了他的遗绪，耳濡目染，确有渊源。他所论述的内容，件件都能详细考究始末，细致辨别微小差异，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以上是“杂家类”杂品之属，共十一部，八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古人质朴，不涉及杂事。他们著成的书，内容止于射法、剑道、手搏、蹴踘。到了《隋志》，《欹器图》还附在小说类中，《象经》《棋势》还附在兵家类中，不能独立成为类别。宋代以后，凡是一切赏心娱目的器物，没有不编成专书的，图籍从此才多起来。如今对于专门说明一件事或一种物品的书，都另列为谱录；对于杂列许多物品的书，则从《洞天清录》以下，一并归入这一门。因为这是古代没有出现过的书类，不得不创立古代没有出现过的分类条例。） △《意林》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马总编纂。《唐书·马总本传》只说他的家世出自扶风，没有说明他是哪一地的人。他的字，《唐书》作“会元”，而此本题作“元会”，都无法详细考知。传记称他历任方镇，最终官至户部尚书，死后追赠右仆射，谥号“懿”。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马总官至大理评事，是考察得不够仔细。起初，梁代庾仲容把周、秦以来各家的杂记共一百七家，摘取其中的重要语句编成三十卷，名为《子钞》。马总认为《子钞》取舍繁简失当，于是重新增删，编成这部书。宋代高似孙《子略》说，庾仲容《子钞》每家有的摘取几句，有的摘取一二百字；马总《意林》完全遵循庾仲容的目录，多的十几句，少的一两句话，比《子钞》取舍更加严格，记录更加精炼。如今看它所采录的诸子之书，其中许多今天已经失传，只是依靠这部书才略有留存。其中流传到今天的，如老子、庄子、管子、列子等各家，也多与今天通行的本子不同，不仅《孟子》的文字像《容斋随笔》所说的那样。书前有唐代戴叔伦、柳伯存的两篇序，与《文献通考》所载相同。

译《唐志》著录为一卷，戴叔伦序说是三轴，柳伯存序又说是六卷。如今世上流行的有两个本子：一个是范氏天一阁抄本，缺佚很多，所以御题诗中有“《太玄》以下竟佚亡之”的句子；这个本子是江苏巡抚续行采进的，是明代嘉靖己丑年廖自显所刻，比范氏本少了戴、柳二序，但首尾特别完整。然而考察《子钞》原目录共有一百七家，这个本子只有七十一家。洪氏记载马总所引用的书，还有《蒋子》《谯子》《锺子》、张俨《默记》、裴氏《新书》、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等书，这个本子也没有收录。又据《通考》说，今本《相鹤经》是从《意林》抄出；《永乐大典》中有《风俗通姓氏篇》，题作出自马总《意林》，这个本子也都没有。合计卷数篇帙，应该已经失去了一半，并不是马总的原本了。然而即使是残缺的玉璋断裂的玉璧，也更加值得珍视。△《绀珠集》十三卷（内府藏本） 没有署编辑人的姓名。考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有《绀珠集》十三卷，说是朱胜非编纂百家小记而成；根据旧说，张燕公有绀珠，看见它就能记事不忘，所以用它作为书名。书中所说的体例和卷数都与今本相合，那么这部书应当是朱胜非所撰。然而书前有绍兴丁巳年灌阳令王宗哲的序，说《绀珠集》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建阳詹寺丞出镇临门，命他校勘，将要刻版来扩大流传，如此等等。考察丁巳年是绍兴七年，而《宋史》本传列朱胜非在绍兴二年入相，罢相以后，绍兴五年起任知湖州，后来以病请退，闲居八年后去世。王宗哲作序时，朱胜非正以已罢相的身份居住乡里。假如这部书果真出自朱胜非之手，那么刊刻校勘的人竟然都不能详细知道他的姓氏，按情理说很可疑；也可能是晁公武的记载有误，尚不能确定。这部书都是抄录小说杂说，摘录若干语句，分条编排，用来供人像水獭祭鱼那样罗列典故，体例很接近曾慥《类说》。只是《类说》所引用的书达到二百六十一种，而这部书只有一百三十七种，与曾慥的书相比仅有一半。然而它的取舍与《类说》颇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部。况且它所见到的书多是古本，也有足以和世上通行本互相参照考订的地方。例如《方言》“奕偞，容也”一条，今本注说：“奕、偞都是轻丽的样子。”而这部书则注说：“奕奕、偞偞。”又如今本“私策，纤稚杪小也”一条，这部书引用作：“私、纤、穉、杪、策，少也。”根据下文考察，“策”字本来排在“杪”字之下，因此这部书所引的文字较为完整。可见它虽然征引的材料杂乱，却常有从旁边显现、从侧面补出的资料，其中足以资助考证的地方也很多，当然不能一概用堆砌材料来讥评它。△《类说》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曾慥编纂。曾慥字端伯，晋江人。官至尚书郎，任直宝文阁。奉祠居家，著述很多。这是他寄居银峰时所作，成书于绍兴六年。它取材于汉代以来百家的小说，采集事实，编纂成书。前二十五卷为前集，第二十六卷以后为后集；有的书摘录稍多、卷帙太大，便又分出子卷，以便查阅。这部书刚出现时，麻沙书坊曾经有刻本，后来刻版散佚。宝庆丙戌年，叶时任建安守，又重新刻印，置于郡斋，如今也再见不到了。世上流传的本子，则是明人重新刻印的。它的体例大致仿照马总《意林》，每部书都删节原文，选取其中奇丽的语句，仍把原书名保留在条目开头。只是马总所取极其简略，而这部书取材稍宽，这是二者略有不同之处。南宋初年古籍保存较多，曾慥又精于裁量鉴别，所以他选录的，大多是散佚的文字和偏僻的典故，可以帮助增广见闻。而且每部书虽然经过节录，但现今保存下来的文字与原本对照，从来没有改动一个词。例如李繁《邺侯家传》下面有注说：“原文每次提到李泌都称作‘先公’，如今改作‘泌’。”即使只是一个字的改动，他也如此详细谨慎，绝不苟且。由此可见宋代的风俗接近古代，不是明人任意凭臆妄改的做法所能相比的。△《事实类苑》六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江少虞撰写。江少虞的生平始末不详。据序言开头自署，称“左朝请大夫权发遣吉州军州事”。《江西通志》也没有记载他的籍贯和履历，大概已经无法考知了。这部书成于绍兴十五年。宋代朝廷内外的事迹，见于各家记录的很多，但散乱不相连属，难以查考，于是加以选择、分类编次。全书分为二十二门，每门用四字标题，分别是：祖宗圣训、君臣事迹、德量智识、顾问奏对、忠言谠论、典礼音律、官政治迹、衣冠盛事、官职仪制、词翰书籍、典故沿革、诗赋歌咏、文章四六、旷达隐逸、仙释僧道、休祥梦兆、占相医药、书画技艺、忠孝节义、将相才略、知人荐举、广智博识、风俗杂记。自序说分为二十八门，大概是传抄记录的错误。所引用的书都按类别归并，完整抄录原文，不作增删。每条下面都注明书名，共有六十多家。全书历时十四年才编成，所以搜集征引的材料极其广博。其中杂采诸书编纂成篇，有一件事被两部书记载而前后并存的。又如边镐称边和尚等事，以及各家《诗话》中摘录的与宋朝史实无关的唐人诗句，也一概收录，未免在删汰取舍方面过于疏略。然而，北宋一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和逸闻，大致都具备于此。王士祯《居易录》称它是“宋人说部的宏大著作”，并且对史学有所裨益，这确实不是妄说。其中如记载本朝事迹起源的《三朝圣政录》、《三朝训鉴》、《蓬山志》、《忠言谠论》、《元丰圣训》、《傅商公佳话》、《两朝宝训》、《熙宁奏对》、刘真之《诗话》、李学士《丛谈》等书，如今都已久佚，借助此书还可以考见一二，这尤其可说是说部著作的总汇了。王士祯记载此书作四十卷，今本实际上是六十三卷，查核各本都相同，疑心是王士祯笔误，或者他当时所见的偶然不是完整的版本吧。

译△《仕学规范》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张鎡撰。张鎡字功甫，官至奉议郎、直秘阁。此书分为学问、修身行事、任官、阴德、作文、作诗六类，总共记载宋代名臣的事迹，并征引原文，分别注明出处。比如所采录的《九朝名臣传》等书，都是修史者所依据的材料，所以多与正史相合，而且可以补充正史的缺漏。如书中记载范仲淹镇守青、社时，设法免除青州百姓用车搬运的困苦，青州百姓甚至为他建立祠堂。又如赵抃治理越州，遇到荒年，命令囤积粮米的人反而提高价格卖出，后来米价更加便宜，百姓因此全都得以活命。这些事都说出自《四科事实》。又如张方平知昆山县时，收取剩余赋税来供给贫民，并且平息了百姓数十年来因侵越而产生的诉讼。说是出自哲宗《名臣传》。如今这些书都已失传，而这三人的本传中也没有记载这些事。这一类材料很多，都可以用来资助考证。它与朱子《名臣言行录》的体例虽然不同，但作为一代文献的征信作用则是一样的。△《自警编》九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代赵善璙撰。赵善璙是宋太宗的七世孙，家居南海。端平年间曾任江州知州。这部书编次宋代名臣和大儒中可以作为法则的嘉言懿行。全书分为学问类三个子目，操修类十二个子目，齐家类四个子目，接物类七个子目，出处类五个子目，事君类十一个子目，政事类十七个子目，拾遗类两个子目，共八类五十五个子目。大概也是仿照《言行录》的体例，只是稍微改变了它的分类规则。赵善璙生于南宋末年，但书中所记只截止于靖康年间。此后只有朱子的议论偶尔被采入，其余大多没有甄别收录。这固然是因为时代相接，难以取舍，也是由于宋代士大夫的风俗淳厚，其中以汴都时期最为盛美。南渡以后，距离汴都越来越远，门庭树立而党争形成，议论增多而实际内容减少，已经不再有先民笃厚的风气。因此，或许只是专门陈述旧日的德行，以表明取材的界限吧。虽然所列举的内容大多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层层分析、逐条分类，便于阅读。书中的财赋门、兵门以及拾遗一类，还一并记载了奸邪之人和奸佞小人，用来留下鲜明的警戒，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也如同医治弊病的药石。原本各处所注的引书书名，如今大多散佚脱落，大概是传刻者遗漏了。各本都相同，也姑且沿用旧本的样子。△《言行龟鉴》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张光祖编。张光祖在《元史》中没有传记，地方志乘也没有记载他的姓名，生平始末无从考见。只有大德癸卯年陈普为此书作序，称襄国张君字绍先，大德辛丑年任泉州推官。陈普看见他历任官职时的政绩，相信他是仁人君子。又有大德甲辰年熊禾作序，称张光祖资质美好、爱好学习，有惠及天下和后世的志向。陈普就是学者所称的石堂先生，熊禾就是学者所称的勿轩先生，都是宋元之间品行笃实的醇厚儒者，不会轻易许人为善。根据他们所说，张光祖也应当是君子。起初，宋代赵善璙作《自警编》，收录前辈的嘉言善行来作为法式准则；张光祖想把它刊行，熊禾认为赵善璙所编的书还有没有删削润色之处，于是张光祖就在赵善璙旧本的基础上，增入《典型录》、《厚德录》、《善善录》、《名臣言行录》，又广泛采集名臣碑志中的文章，汇集编排，编成此书。据原序称，全书分为学问、德行、交际、家道、出处、政事、民政、兵政八门。《千顷堂书目》著录作八卷，大概是一门一卷。原序又称，共分八十二类，逐项列举共有九百五十五条。如今原本已经散佚，只有收入《永乐大典》的部分还存有四百七十二条，而八十二个子目已经无法再考察。然而，唐代以前分类的书，不过是概括举出大纲，容易包罗。宋人著书，喜欢设置子目，子目越繁碎，分类归属就越容易避免混淆。如今子目既然已经无从考见，只依照原书所立的八门分类编排，反而觉得便于循序阅读。原序又说，每类之中先列善行，次列嘉言，先讲实践履行，后讲议论。可是言论和事行既然分别编排，同一个人的姓名在一类之中就会前后重复出现，时代先后难免颠倒。又有时同一件事中一个人的言论和事行同时出现，更难把文章割裂开来，体例很不完善。如今只以人物统摄事迹，再按时代叙述人物，希望头绪不混乱，层次清楚易见。虽然编排次序与原本稍有不同，但总的说来，标举美好的行迹，向人们显示效法的对象，张光祖著书的本意本来没有失去。宋元说部诸书，常常夹杂诙谐之事，夸张铺陈神怪内容，作为文人的谈资。这部书所记虽然平实浅近而没有奇异之处，却笃实切合事理，足以激发人的感受，也就是所谓像布帛和粮食一样的文章，虽然平常却不会使人厌倦吧。△《说郛》一百二十卷（通行本） 明代陶宗仪编。陶宗仪有《国风尊经》，已经著录。《因树屋书影》称，南曲老寇四家有陶宗仪《说郛》的全部，共有四个大柜，世间流行的本子并不完整。考察杨维桢为此书所作的序，称全书一百卷；孙作《沧螺集》中有陶宗仪小传，也称他所辑《说郛》一百卷。两人与陶宗仪同时且交情友善，亲眼见过他的书，必然不会是虚说，由此可知《书影》的记载是错误的。大概陶宗仪这部书实际上仿照曾慥《类说》的体例，每部书大略保存其梗概，不一定追求完整。也有原书早已亡佚，便从类书中抄合其文字，以凑成一种书的，因此它的体例与左圭《百川学海》大不相同。后人看见它的目录所列书目多达千百种，便妄想着求得它的完整本子，认为一定会堆满案桌、装满箱子。却不知道按照书目去查找，其中有许多是历代史志都没有记载的，陶宗仪又从哪里得到它们呢？都卬《三馀赘笔》又称《说郛》原本七十卷，后面的三十卷是松江人取《百川学海》中的书补足的，这又与孙作、杨维桢的说法不同，难道是都卬在世时原书已经残缺，只剩下七十卷吗？

译考察弘治丙辰年上海郁文博的序，称与《百川学海》重复出现的有三十六种，都已经删去。但如今考察《百川学海》所收的书，这个本子仍然载有它们。又卷首引用黄平倩的话，称所收录的诸子书籍，如果按数量来说，本来各自都有完整的全书；经籍中的各种注释，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应该删去这两类，以盐官王氏所收的几种《大学》《中庸》古本置于卷首，等等。如今考察此本，已经没有诸子书和经籍注释，一打开书就是《大学石经》《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三书，目录之下还分别注有补字，这竟然是采用了他的话，窜改旧本。大概郁文博所编的一百卷，已经不是陶宗仪的旧本；这个一百二十卷本，是本朝顺治丁亥年姚安陶珽所编，也不是郁文博的旧本了。其中，如《春秋纬》九种之后又另列一部《春秋纬》，《青琐高议》之外又另列一部《青琐诗话》，孔氏《杂说》之外又另列一部《珩璜新论》。周密的《武林旧事》分列九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另立三个名称，陈世崇的《随隐笔记》错误地标列两个名目，陶宗仪的错误绝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又如王逵的《蠡海集》，王逵虽然生活在明初，但作为陶宗仪的后辈，从商濬《稗海》开始却误认为是宋代的王逵；汉代《杂事秘辛》出自杨慎伪撰，杨慎是正德年间的人，又远在陶宗仪之后。如今这些书都并列收在集中，这更明显证明不是陶宗仪原编的本子。然而，虽然经过窜改混乱，大致轮廓终究还保存着；古书中如今已经失传的，常常还可以在断简残编中看到，散佚的文章和琐碎的史事，也时常能够找到征据。因此，它确实也是考证的渊海。全书所收共一千二百九十二种，自第三十二卷刘餗传载以下，有书目而没有书的共有七十六种。如今仍然保留旧数。原本各卷的“卷”字都写作某字，卷首引用包衡的话，说读音为“周”，与“轴”相同；《书影》则说读音为“缚”，并说出自佛书，如今也仍照旧保留。至于陶珽续编的四十六卷，全是明人的堆砌之词，整部书尚且不值得观览，摘录出来更没有可取之处，因此另存其书目，不再让它混杂在书册之中。△《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陆楫编。陆楫字思豫，上海人。此书辑录前代至明代的小说，分为四部七家。第一部叫“说选”，收小录、编记二家；第二部叫“说渊”，收别传一家；第三部叫“说略”，收杂记一家；第四部叫“说纂”，收逸事、散录、杂纂三家。所采录的书共一百三十五种，每种各自编成一帙，只是略有删节。考察把古书割裂开来、分别归入门类的做法，开始于魏代缪袭、王象的《皇览》。现存于今天的书，从修文殿《御览》以下，都属于这种体例。汇集各家著作，摘录保存精要，同时又不扰乱原书次序的，则开始于梁代庾仲容的《子钞》。现存于今天的书，从唐代马总《意林》以下，都属于这种体例。陆楫这部书作于嘉靖甲辰年，所收诸书虽然比不上曾慥《类说》丰富，其中有许多是今人没有见过的；又不像陶宗仪《说郛》那样搜罗繁多、巨细兼收，但每部书都删去浮泛文字，仍然保存首尾经过，因此比这两部书更加详备丰赡。相互参照比较，各有各的长处，但就搜集材料的功力而言，都不能埋没陆楫的贡献。△《玉芝堂谈薈》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应秋撰。徐应秋字君义，浙江西安人。万历丙辰年进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这部书也是考证之学的著作，但由于喜爱广博、偏好奇异，不免兼及琐碎之事。它的体例是设立一个标题作为纲目，再广泛引用各书来加以证明，大多采自小说，杂记类的材料最多。徐应秋自序说：“没有涉及足以垂示后世的典谟和经籍的精奇之处，只编录史传中令人解颐而意味深长的内容。”把它命名为《谈薈》，私下里依附于“说铃”一类著作，其宗旨本来就是在于记载小事。然而它搜集得很广，所以兼收并蓄，不拘泥于一种途径。逸闻旧事，往往都保存其中。因此，考证掌故、订正名物的材料，也错杂存在于书中。像从沙中淘金、聚集腋下的毛皮制成裘衣一样，它搜集广博的功力，很足以抵偿材料冗杂的过失，至于取舍则在读者自己。过去李昉编修《太平广记》，陶宗仪辑录《说郛》，其中诡奇怪异的内容很多，但都因为取材宏富、足以供人采择，最终流传不废。徐应秋这部书，虽然体例与这两部书略有不同，但基本情形相近。至于来集之的《之樵书》，完全仿照徐应秋而作。但它有徐应秋作品的芜杂漫衍，却没有他的博大丰赡，所以舍弃那部而取用此部。△《元明事类钞》四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本朝姚之骃撰。姚之骃有《后汉书补逸》，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摘取元、明诸书，分门归类编排，也属于江少虞《事实类苑》一类，似乎是类书，实际上却不是类书。它所编纂的内容，大多是值得观览的典章制度。例如元代旧事在说部中记载得最少，此书记载疆域时引用刘郁《西使记》，用来证明元代拓展疆土的遥远；记载任官时引用《经世大典》，用来证明铨选制度的严密，都足以补充《元史》各志的缺漏。又如引用《诗会小传》来记载马祖常的耿直，引用《名臣言行录》来记载霍肃的公正，也足以补充《元史》列传中没有完备记载的地方。至于宫殿一门，杂取元代《掖庭记》和元人的诗集，搜罗相当广博，更可以与《析津志》等书互相参看。只是记奎章阁却不知道崇文阁更加重要；记载只逊时引用《长安客话》说是皇上值宿时所穿的衣服，却不知道这就是《舆服志》所说的质孙（按：只逊、质孙都是“济逊”的讹字，《元史国语解》已经改正。如今为了辨明并订正它的讹误，所以仍分别写作各书的旧字，以显示异同和讹误相互产生的缘由）。这种服饰从天子到卫士都有，书中却前后互相引用，考证不够周密，未免稍有疏略。至于明代的说部著作，数量浩如烟海，此书所采也不能说详尽完备。然而万历以后，门户之间相互争斗，恩怨彼此纠缠，余波影响到文章著述，凡是当时的记载，大多不足以凭信。姚之骃或许正是担心材料冗杂泛滥，所以谨慎取舍吧？这也没有失去有疑问便暂存疑问的原则。──以上是“杂家类”杂纂之属，共十一部、五百三十六卷，都由文渊阁著录。（按：以上诸书，都是采集众家说法编成的书，因为来源不一，所以全都列入杂家。《吕览》《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也都是连缀汇合众家言论而成，但已经无法知道它们各自出自哪里，所以不列入这一类。）

译△《俨山外集》三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陆深撰。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的札记文章，由他的儿子陆楫汇编成集。全书包括《传疑录》二卷、《河汾燕闲录》二卷、《春风堂随笔》一卷、《知命录》一卷、《金台纪闻》二卷、《愿丰堂漫书》一卷、《谿山馀话》一卷、《玉堂漫笔》三卷、《停骖录》一卷、《续停骖录》三卷、《豫章漫抄》四卷、《中和堂随笔》二卷、《史通会要》三卷、《春雨堂杂抄》一卷、《同异抄》二卷、《蜀都杂抄》一卷、《古奇器录》一卷、《书辑》三卷。其中只有《史通会要》摘取刘知几的精华，加以概括编排，另行划分门目，并采集各家的议论来辅助，共十七篇，是专门论述史学的。《同异录》是进呈皇帝的本子，采择古人的嘉言，撮取大略，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叫“典常”，下篇叫“论述”，是专门为治理方法而作的。《古奇器录》都是记述珍奇器物的。《书辑》都是论述六书和八法的。其余各书则都是订正经典，综合叙述见闻，杂论事理。每一位官员、每一个地方，各自编成一集；虽然分成不同的部帙，体例却是相同的。虽然其中夹杂着谰言和琐碎的言语，但考察它的大致内容，足以供考证的地方很多，在明人的说部著作中，仍然算是较好的本子。旧刻本为四十卷。如今删去《南巡日录》《大驾北还录》《淮封日记》《南迁日记》《科场条贯》《平北录》六种，另存它们的书目，所以现存的只有三十四卷。△《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胡应麟撰。胡应麟字元瑞，兰谿人。万历丙子年举人。因为依附王世贞而得以成名，所以《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王世贞传中。这部书是他一生考据和杂说的著作。分为正、续二集，共十六种书。第一种是《经籍会通》四卷，都是论述历代藏书存亡、聚散的情况。第二种是《史书佔毕》六卷，都是论述史事。第三种是《九流绪论》三卷，都是评论子部各家的得失。第四种是《四部正讹》三卷，都是考证历代伪书。有《三坟补遗》二卷，专门论述《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书，用来补充《三坟》的缺失；有《二酉缀遗》三卷，都是采集小说家言；有《华阳博议》二卷，都是杂述古来博闻强记之事；有《庄岳委谭》二卷，都是纠正俗说附会之处；有《玉壶遐览》四卷，都是论述道书；有《双树幻钞》三卷，都是论述佛教经典；有《丹铅新录》八卷、《艺林学山》八卷，则是专门驳斥杨慎而作。其中征引的典籍极其丰富，很以辨析驳正自负，但错误之处也多有不能避免的。如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摘出他把峨嵋说成佛经中的金刚山这一错误，并辨析妇人缠足前后两种说法。王士祯《香祖笔记》摘出他误把秦宜禄的妻子当作吕布的妻子。唐人“长安女儿踏春阳”一绝，他只根据《博异志》而没有引用沈亚之的记载，成为疏漏。近来张文檒《螺江日记》认为《竹书纪年》实际出于晋太康年间，而应麟认为是咸宁年间，反过来指责杨慎的说法不对。现在核查他的论述，例如《经籍会通》说《崇文总目》只对经部、史部有所论列，子部、集部则缺失。这大概是根据《六一集》所载内容说的，然而《六一集》中也还保存着子部书籍的一半，并不是完全缺失。又说广川的书跋只以《说经》为主，其余各家仅存卷数，这大概是根据《书录解题》说的；然而《书录解题》所说的是广川的《藏书志》，并不是广川书跋。又说《孟子》有七篇，而《汉志》记载有十一篇，这大概是把“七”字误分成了两个字。然而他前面已经引用《困学纪闻》，称《孟子》外篇有四篇，以四篇合计七篇，不是十一篇又是什么？为什么相隔两页就自行矛盾呢？又说先于孔子而著书的人有《黄帝史孔甲盘盂》二十六篇，然而《汉志》明注明说这是依托之作，怎么能说这部书在孔子以前呢？又说《汉志》所载兵家有《儿子》一篇，书名很奇怪；但“儿”是古“倪”字，所以倪宽的史书也写作“皃宽”，倪子所著的书也如同《孙子》《吴子》，有什么奇怪的呢？又说雕版印刷应当始于隋代，并引用开皇十三年诏令“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作为证据。然而史书原文是“废像遗经，悉令雕造”，并不是“雕版”。这部史书大体上只是卖弄笔墨，没有什么考证。至于说世人只知道项橐八岁时拜孔子为师，却不知道蒲衣八岁时拜舜为师。甘罗十二岁就任上卿，已经算年少了，而伯益五岁掌管火政则更加年少。把小说杂谈列入史论，实在令人奇怪。至于把曹沫劫持齐桓公订立盟约说成葵丘之会，把《素问》中的雷公说成黄帝的弟子，更不知道是出自哪部典籍。《九流绪论》说史佚是墨家的祖师，却不知道《吕氏春秋》中有关于史角的明文。说《隋志》没有记载《孔丛》，却不知道《隋志》中《孔丛》七卷列在《论语》类，而不在儒家类。说孔传的《续六帖》是郑樵《通志》中没有的，却不知道孔传和郑樵都是建炎、绍兴年间的人，是同时代的书，郑樵怎么能够著录它呢？《四部正讹》说《惮於自名》是魏泰的笔录，然而《东轩笔录》确实署名魏泰，假托梅尧臣之名的其实是《碧云騢》。说卫元嵩的《元命包》袭用了《春秋孝经纬》的书名，然而卫元嵩的书名是《玄包》，不叫《玄命包》；况且《春秋》中有《元命苞》，“苞”字从草，《孝经》中也没有《玄命包》。至于说《子华子》中的程本就是伪作者的姓名，更是没有根据。姑且约略举出一两个例子，还不止沈德符等人所纠正的那些。大概是因为采集得太广博，又不再自行检点，所以矛盾纷纷出现，势必有所不能避免。然而明代万历以后，心学泛滥，儒学风气大坏，不再把考察古事当作要务。应麟独自研究搜求旧文，参互校勘疑义，编成这部书；虽然其中精粗并见，但可供考证的地方也不少。朱彝尊称他没有失去读书人的根本，这确实是公允的评论。在杨慎、陈耀文、焦竑诸家之后，录载这样一部书，也还可以说是差强人意了。

译△《钝吟杂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班撰写。冯班字定远，号钝吟居士，常熟人。卷首亲自署名“上党”，这是取郡望之称。这部书包括《家诫》二卷、《正俗》一卷、《读古浅说》一卷、《严氏纠谬》一卷、《日记》一卷、《诫子帖》一卷、《遗言》一卷、《通鉴纲目纠谬》一卷、《将死之鸣》一卷。冯班著述很多，死后大半散佚。他的侄孙冯武搜求遗稿，只得到九种，汇集编成此书。《家诫》多是讲历经世故的言论，其中议论明末儒者的弊病，颇为深刻。 《正俗》都是论述诗法；《读古浅说》多评论诗文；《日记》多讲笔法、文字学，其中都间杂附有其他议论。《严氏纠谬》辨析严羽《沧浪诗话》的错误；《诫子帖》多评论古代法帖，论述笔法，末尾附有社约四条，都是讲读书的方法。《遗言》《将死之鸣》的内容都与《家诫》相互重复。《通鉴纲目纠谬》尚未成书，只标记了五条，是冯武抄录保存下来的。总的说来，明末诸儒，恪守正道的多半迂腐，追逐名声的多半奸诈；明末的诗文承袭王、李、锺、谭的余波，伪体争相出现。因此，在冯班的这些书中，有些斥责未免过于激烈。但冯班的学问有源流根柢，评论事情多能通达事物实情，评论文章都能探究古法。虽然间或有偏颇驳杂之处，总体上可取的地方还是较多。──以上“杂家类”杂编之属，共三部、九十二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古代没有把几个人的著作合编成一部，另行题作总名的，只有《隋志》记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另有目录一卷。注文说，陆澄把自《山海经》以来的一百六十家著作合编成这部书。除陆澄本人的书外，原有的那些书大多已经散失，现存而仍以别部单独流行的只有四十二家。又记载《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注文说，梁代任昉在陆澄的书中增加八十四家，编成这部书。他所增收的旧书也大多散失，现存而仍以别部单独流行的只有十二家。这可以算是丛书的始祖，不过仍然是一家之言。左圭的《百川学海》出现后，才开始兼收汇编各家的杂记。到了明代，卷帙更加繁多，《明史·艺文志》没有可以归入的类别，便把它附在类书之下，终究不合适；应当归入杂家，在义理上才恰当。如今虽然把这些书拆分开来，各自著录，但仍附存它们的书目，不使搜集编纂的功劳湮没，于是全部另立一门，称为“杂编”。其中有些是同一人的著作合成总集，却无法归入某一类的，既无从附属，也列入这一门。）

译卷一百二十四　子部三十四 ○杂家类存目一 △《於陵子》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齐国陈仲子撰。王士祯《居易录》说：万历年间的学士，大多编撰伪书来欺骗世人，例如《天禄阁外史》之类，很多人都知道。如今类书中所刻唐代韩鄂的《岁华纪丽》，其实是海盐人胡震亨、字孝辕所伪造的。《於陵子》则是他的朋友姚士粦、字叔祥所作。全书共十二篇：第一篇《畏人》，第二篇《贫居》，第三篇《辞禄》，第四篇《遗盖》，第五篇《人问》，第六篇《先人》，第七篇《辩穷》，第八篇《大盗》，第九篇《梦葵》，第十篇《巷之人》，第十一篇《未信》，第十二篇《灌围》。书前有元代邓文原的题词，说前代《艺文志》《崇文总目》都没有著录，只有石廷尉熙明家收藏，又说是从道士那里得到的。他的说法彼此矛盾。又有王鏊的一篇引文和一篇跋文，但王鏊的文集中都没有这些文章。这部书是伪作，可以由此验证。只有沈士龙的一篇跋文，引用扬雄《方言》所载的《齐语》，以及《竹书纪年》《战国策》《列女传》所载的沃丁杀伊尹、齐国与楚国在重丘交战、楚王聘请仲子为相等事，借此证明《於陵子》是古书，所说颇为巧妙。然而，他摘取这四部书来伪造《於陵子》，又引用这四部书来证明它不是伪书，这正是朱子所说的“摘取《天问》来作《淮南子》，又摘取《淮南子》来注释《天问》”的情形。沈士龙与姚士粦交好，大概是共同作伪的人。书末有徐元文的跋，文辞更加浅陋粗俗，又像是近来的书商增补进去的，用来冒充传是楼旧藏本。△《天禄阁外史》八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汉代黄宪撰。书前有晋代谢安、唐代田宏和陆贽的题词。每篇又有宋代韩洎的赞语，并以王鏊的序置于篇首。文辞和旨意都很鄙陋，明显出自同一人的手笔。朱国桢《涌幢小品》载徐应雷《黄叔度二诬辨》说：关于黄叔度的言论和风范，没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到了明代嘉靖末年，昆山人王舜华，名逢年，才华很高而癖好奇异，著成《天禄阁外史》，假托黄叔度之名来表现自己。王舜华是我的朋友孟肃的祖父辈，我还来得及见到他本人，知道《外史》确实是他所著。此书刚出现时，已经有人把它编入东汉文章中，当时王舜华还在世。后来天下人都说《外史》出自秘阁，实为黄徵君所著，那么后世又凭什么来考察真伪呢？李诩《戒菴漫笔》又说：《天禄阁外史》是近年昆山王逢年诡称托名的书。近来有余姚人御史某人（案：就是刻印《两京遗编》的胡维新），沾沾自喜地以文学自负，把这些文章杂入左丘明、司马迁等人的文章中刊行，颁发到苏、常四郡的学宫，命令诸生诵读学习，实在也是一件奇事。根据这些记载，这部书出自王逢年之手，明代人早已这样说了。考察张孔教《云谷卧馀》，其中所说也相合。然而流传的版本仍然题作黄宪撰，实在令人无法理解。王铖《读书蕞残》说：其中《秦文》部分有《党锢》一篇。考察《后汉书》黄宪本传，陈蕃任三公时，临朝叹息说：“叔度如果在世，我不敢先佩印绶。”可见党锢之祸尚未发生时，黄宪已经去世了。又有《晋文》中的《董卓篇》，更是时代不相符合，辨明其伪造痕迹十分清楚。只是说它传自谢安，或者是谢安门下的士人及子弟所作；如果这样说，仍然是被伪序欺骗了，实在是考察不详。△《化书新声》（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清一撰写。书前有序，自称“先天风雷侍者”，并说万历壬辰年，他从京师上奏太后，请求取回武当山道藏经。只到三公岩，众人便推举他充任都管。大概是道士。这部书取谭峭《化书》，按章节分章，分别作注。其中如解释《大同章》中“思火生暖，思水生凉”等语句，有时也有一定的理解。然而大体上只是杂取道家言论，泛滥放纵，没有归宿。△《心传录》三卷、《日新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于恕编。于恕是张九成的外甥。这两部书都是记录张九成言语的。书前有淳熙元年于恕的序，说：无垢张先生，是我母亲的兄长。此前任春官宗伯，因为议论违逆当时的宰相，被贬斥到岭南十四年。寄居横浦僧舍，喜爱读书而不知满足。晚年眼睛昏花，便站在低矮屋檐下，展开书卷借光阅读，直到傍晚也不停下，石间还隐约可见他盘腿而坐的痕迹。南安太守张公见到后感叹不已，把这件事题记在柱子上，至今还在。考察《宋史·张九成本传》，说张九成被召任宗正少卿，权任礼部侍郎，兼任侍讲，又兼权刑部侍郎，后来贬为邵州知州。秦桧又令司谏詹大方弹劾他，说他与径山僧宗杲诽谤朝廷政事，于是贬居南安军，在南安住了十四年。根据《横浦集》考察，他到南安是在癸亥年三月，也就是绍兴十三年。他在横浦僧舍题写的柱上文字，按照于恕这篇序的说法，是南安张太守所记。而《南安府志》记载宝界寺柱上的题记文字是张九成亲自题写的，又遗漏了张太守的姓名，这是错误的。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张九成《无垢语录》十四卷，《言行编遗文》共一卷；张九成的外甥于恕编有《心传录》，他的门人郎昱记录有《日新录》。近来徐鹿卿、字德夫，在南安任教授，又收集他的言行，按年月编排，并把遗文三十篇附在末尾。如今这个版本只有三卷。于恕的序说，他和弟弟于宪徒步走了三千多里，到达岭南，得以侍奉张九成并听他讲论。凡是难以理解的问题和问答，没有不详细记录的，于是命名为《心传》。后来于恕因思念亲人回去了，弟弟于宪独自留下。两人各自把所得内容合成一集。又有学生郎昱，粗略记得几句话，编成一部录，故友刁骏为它作序。后卷《日新录》也题作于恕编写，大概不是陈振孙所说的徐鹿卿编集的本子。书中只有序、记等文章共八篇，也与所谓三十篇不相合，所以仍旧题名为《心传》《日新》，而不称为语录，可见它还没有合并订定。明人刻印《横浦集》时，已经收入这些文字。这是另行刊刻流传的本子。△《经鉏堂杂志》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倪思撰写。倪思有《班马异同》，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晚年札记性质的文章。他的学问杂出于佛、道两家，专门宣扬恬淡退隐和高远旷达的说法。然而例如他说不论妻子贤能还是不肖，都应当把她们视作冤家，这在道理上危害很大。其他内容也都浅陋无味，明代陈继儒一派的思想，正是由此发源。并且他的议论空疏，大多没有根据。

译例如，颜斶所说“生王死士”的议论，与“安步晚食”的话，出自同一时代，但倪思引用颜斶在“前王”之前的一段话，在下面附论说：“这就是以晚食当肉、以安步当车的那个颜斶吗？还是另一个人呢？”这说明他连《战国策》都没有读过。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作《鵩赋》以后，过了一年多便去世了。然而倪思却说贾谊陈述治安策略，是在《鵩赋》之后，难道他经历世故、讲明事理，反而更加深入研究了吗？这说明他连《汉书》《史记》也没有详细考察。《宋史》倪思本传记载，陈晦所作的弥远制词使用了“昆命元龟”的话。倪思认为这如同董贤的策文使用“允执厥中”的文辞，于是上疏争辩，因此获罪罢职。考察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倪思驳论时，陈晦多次上疏，援引唐人及宋代历朝任命宰相时都使用这句话，以此驳斥倪思，倪思于是被削减官秩。这样看来，陈晦虽然委曲地进献谀词，却反过来引用了经典文辞；倪思虽然极力坚持正论，却疏于考证。这部书的浅陋，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善诱文》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陈录撰写。陈录不知是什么地方人，自称“丹穴老人”。他的书全是通俗的劝善言论，大概是明代袁黄等人的先导。书前有嘉定辛巳年他弟弟陈炼的序，末尾有木石居士虞舜徒的跋，都是以阎罗王之事来劝说，文辞和旨意颇为鄙陋。△《樵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许棐撰。许棐字忱父，海盐人。嘉熙年间居住在泰溪，在水南种植了数千株梅树，自号梅屋。这部书全是劝善戒恶的言论。然而考察它的文辞语气，像是出自屠隆、陈继儒一类人的口吻，实在不像宋人的作品。△《几上语》一卷、《枕上语》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施清臣撰写。施清臣号东洲，是淳祐年间人，自称“赤城散吏”。这两部书都尊奉佛、道二家的宗旨，又用儒家道理加以附会，文辞多用对偶，明人的小品文，正是由此发端。他说《易》可以贯通修炼的宗旨，也不过是魏伯阳等人思想的余绪，没有值得采录的地方。△《千古功名镜》十二卷、《拾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吴大有撰写。吴大有字勉道，号松壑，嵊县人。宝祐年间游学太学，率领诸生上书揭露贾似道的奸邪行径，没有得到答复，于是退居山林，与林昉、仇远、白珽等以诗酒相互娱乐。元初征召他担任国子检阅，他没有赴任。这部书分为十五类，都是阐发因果报应之说，用来警戒世人、劝人行善。然而有意去做某事而后去做，假借因果来诱导愚昧之人还可以；如果是士君子求学，应该做该做的事，本来就不应取法这种做法。△《厚德录》四卷（内府藏本） 宋代李元纲撰写。李元纲有《圣门事业图》，已经著录。这部书大肆铺陈果报之说，同时夹杂神怪内容。例如说张孝基把归还的产业献给山神，以及福州张生捐资救助上吊者、遇到锺离权而得道之类的事，不胜枚举，实在不是儒者著述立言的方式。它和《圣门事业图》简直像是出自两个人之手，实在无法解释。△《乐善录》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李昌龄撰写。李昌龄的生平始末不详。书中引用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叶梦得的《岩下放言》，大概是绍兴以后的人。全书大旨都是谈罪福因果。所记宋代的事较多，间或也涉及汉代以来的事。不过像淳于棼梦入南柯等条目，和《乐善录》全无关系。记载小儿胞胎的一条，杂引道家符箓之说，竟有数百字，更加泛滥。△《西畴常言》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何坦撰写。何坦是旴江人。这部书分为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正弊九门，大体是根据旧说加以推衍。他在《讲学篇》中说，子贡没有听闻性与天道，后世学者却偷偷袭用陈旧说法，自称能够穷究事理、穷尽本性，这是妄说。《明道篇》说，儒者对待异端，比拒绝寇敌还要严厉。这些话大概都是有感而发的。不过他论心，拿水盘作比喻：把水放置端正，表里便清澈明亮；微风吹过，水面以下就会浑浊动荡。水在没有被搅动时，并不是有东西进入其中，只是没有除去其中的渣滓污物，澄清它罢了；风吹过，也不是有东西进入水中，而是搅动之后浑浊才升起。这种见解很接近禅学。他又说，孟子排斥杨、墨，深加排斥、严厉拒绝，费尽言辞而力量几乎耗尽。这些说法都不可作为训诫。△《东谷所见》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李之彦撰写。李之彦是永嘉人，“东谷”是他的自号。书中有一条《教导》，说自己游历湖海五十年，教过公卿大夫的子孙多次，教寻常百姓家的子弟也很多，可见他是位年老的塾师。这部书共十三则，都是愤恨世道、憎恶世俗的话，文辞怨愤而激怒。末尾记载一条太行山戏语，说是非不必同世人争辩，大概就是全篇所寄托的意思。书前有自序，题为咸淳戊辰小春，正是宋朝政治弊病达到极点的时候。△《鸣道集说》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作金代李之纯撰。考察元好问《中州集》和刘祁《归潜志》，都说李纯甫字之纯，因此此书应当是李纯甫所作。《金史·文艺传》和《大金国志》作“纯甫字之甫”，大概是传抄错误。李纯甫是宏州襄陵人，承安年间考中进士，前后曾三次入翰林。正大末年出任坊州倅，尚未赴任，改任京兆府判官，死于南京。这部书列举周、程、张、邵、朱、吕、蔡诸儒的学说，逐条加以辨析。末尾附有自己所作的数篇文章。全书大旨出自释氏，偏颇驳杂得很。《归潜志》说：李之纯自己把文章分类，凡是论述性理以及涉及佛、老两家的，称为《内稿》；其余碑志、诗、赋，称为《外稿》。他还解释《楞严经》《金刚经》和《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按：“解”字应当是“说”字的讹误，今姑且仍按原本记录），号称《中国心学》《西方文教》，共数十万字。他曾说，自庄周以后，只有王续、元结、郑厚和我，或者谈论儒、释两家的异同。四面围攻他，也不能使他屈服。他又说，屏山（按：屏山就是纯甫的号）平日喜欢佛学。他曾说，中国的书比不上西方的书。他作《释迦赞》说：偷取我的糟粕，借用我的糠秕；粉饰丘、轲，刻画老、庄。他曾评论伊川以及诸儒，说他们虽然号称深明性理、阐发六经圣人的心学，实际上都是偷取佛书的人，因此大受诸儒攻击，等等。

译这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了。《中州集》只说他读书无所不窥，而对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尤其擅长。三十岁以后，他遍读佛书，能够完全了解其中的精微。后来又取道学书来读，写了一部书，把三家合为一体，但仍然有所忌讳，含混其辞。△《中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敖氏撰写。书中有“古文渊字”，见于夏竦《古文四声韵》。作者的爵里都无从考查。这部书的大旨本于《河图》《洛书》，又杂有佛、老之说。开头列有先天、后天的天理数图，又有求仁、尽性等图。其《尽性图》说：“吸蒂思不出位，呼根不失赤子之心。”又说：“服气为上，服药为下。”还说：“数息，是禅学的长处；抱玄，是玄学的长处。仙山人，是不以自身许给他人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宗旨了。△《学问要编》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刘君贤撰写。刘君贤字文定，原本是泰和人。元末兵乱时，他投奔母族袁氏居住在雩昌，于是冒用袁姓。因此，左修品的序称他为刘文定，而郑应桂的序却称他为袁文定。不过左修品的序又说，如今他的子孙已经姓袁，而乡贤祠仍然称刘氏。这个版本题作刘君贤，大概是沿用了祀典中的称呼。这部书起初名为《雩昌集》。郑应桂的序说，从元代到明代，只有抄本，收藏在他的后代家中。康熙庚辰年，雩都县知县卢某才开始刊刻发行。全书分天地、理学、经济、伦纪、论古、杂说六类，共八十六个子目，也都是卢某编定的。左修品的重刊序却说，根据袁氏家谱得知，《雩昌集》是他的诗文，而这部书才是他所著的《学问要编》。考察古人的杂著、笔记，往往编入诗文集；这部书原来必定也在集中，卷数和标题相互关联，所以诗文虽然散佚，此书仍沿用《雩昌集》的名称。如今既然单独刊行，那么左修品改正书名是对的。书中所论虽以洛学为宗旨，但所援引的材料全都属于小说家言，实际上是用杂学来辅助雄辩。其中《好还类》第二条说，金人俘获宋人是在青城，元人俘获金人也在青城。如果确实是刘君贤所作，那么在元代绝不可能自称元人；考察它的文风，也完全像明代万历以后清谈小品的路数。元人质朴敦厚，不会有这种体裁。莫非是后人伪托，或者其中有所窜改错乱吗？△《虑得集》四卷、《附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华悰韡撰写。华悰韡字公恺，自号贞固处士，是无锡人。进入明朝以后，他始终不出仕，直到去世。这部书是他留给子孙的训诫之书，第一部分叫《家劝》，第二部分叫《祭礼习目》，第三部分叫《冠婚仪略》，第四部分叫《治丧纪要》。又辑录他的诗文杂著为二卷，附在书后。“《虑得集》”这一名称，取“千虑一得”的意思。后来，他的第八世孙继祥校订刊刻此书，在卷首增入赵友同所作《贞固处士传》一篇，以及陈鉴所作墓表一篇。△《郁离子》二卷（内府藏本） 明代刘基撰写。刘基有《国初礼贤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原本十卷，分为十八篇，共一百九十五条；如今只剩二卷，大概是后人合并编成的。刘基起初在元朝做官，不得志，于是弃官隐居到青田山中，写成此书。天台徐一夔作序说：“郁离”是因为离卦属火，是文明的象征；说到它的作用，就是使文章郁郁盛大，形成盛世文明的治理之道。此序已经附载在《诚意伯集》中，这大概是它单独刊行的版本。△《青岩丛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王祎撰写。王祎有《大事记续编》，已经著录。这部书论述纬书以及释、道两家的源流，堪舆、医书的异同，共五篇。内容已经见于王祎的文集。曹溶从中摘出另行刊刻，并另立了这个书名。△《华川卮辞》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王祎撰写。这部书杂论处世和治政的道理，间或使用比喻性的说法。书名取“卮言日出”的意思，称作《卮词》。也收载在王祎的文集中。曹溶摘出另行刊刻，“华川”二字也是曹溶加上的。△《空同子瞽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苏伯衡撰写。苏伯衡字平仲，是金华人。本来是宋代苏辙的后裔，因为苏辙的儿子苏迟任婺州知州，于是迁居婺州。元末在乡里被贡举，洪武初年被征召进入礼贤馆，后来任国子学正，因推荐升为翰林编修。宋濂以翰林承旨身份致仕时，推荐他接替自己，但他推辞没有接受。后来起任处州教授。因上表笺触犯皇帝旨意，被逮捕治罪，死在狱中。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书仿照诸子文章的体裁，多用借物寄意的言辞。已经收入《伯衡文集》第十六卷，这是它单独刊行的版本。后来李梦阳也著有《空同子》，与此书同名，实际上是两部书。△《笔畴》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达撰写。王达字达善，号耐轩居士，是无锡人。洪武年间因通晓经学被推荐，任县学训导。后来改任大同府学，之后升任国子助教。永乐初年升为编修，官至侍读学士。这部书多是抑郁愤世的言论。书前有题词，说自己远居塞外，大概是在任大同官职时写的。又有太仓陆之箕的序，说这部书原本收在王达所著《天游集》中，共一百零七篇。王澄的弟弟王渊先刊刻其中二十二篇，后来又得到五十二篇并刊行，仍缺少全书的三分之一；陆之箕又校订补足，完成全书，交给王渊全部刊刻。各条下面间或附有陆之箕的按语，也很浅薄，很少有考订订正之处。△《黎子杂释》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代黎久之撰写。黎久之字未斋，是临川人，官至高要县知县。书中出现永乐、宣德年号，因此他是宣宗以后的人物。这部书杂举奇异幻怪的事情，推求其中的道理，文辞极其明辨博洽，但大旨仍归于神怪。例如把铜炼成银、点石成金，以及能够聚集宝物的器物，都认为其中有道理可以推究，这些说法颇为荒谬。末尾附有两条论文。一条说诗就是文，文就是诗，杜甫的诗就是他的文章，韩愈的文章就是他的诗；另一条附带论述鲁两生所说礼乐百年后兴起、董仲舒所说道的根本源头出自天、韩愈所说“尧以是传之舜”等话，把这些作为汉、唐人精于讲学的证明；又列举《太极图说》《通书》《东铭》《西铭》等数篇，作为宋、元人擅长文章的证明。这些说法都一味反对旧说，不能算确论。△《类博杂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明代岳正撰写。岳正字季方，号蒙泉，是漷县人。正统戊辰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由编修改任修撰。天顺年间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因谋划除掉石亨、曹吉祥未成功，被贬为钦州同知。后来被逮捕拘禁，杖责后戍守肃州。宪宗即位后，恢复原官，留在宫中侍讲经筵。又因触犯大学士李贤，被调出任兴化府知府。嘉靖初年追赠太常寺卿，谥号文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杂论阴阳、五行以及医、卜、星、算等学说，其中论述大衍之数和《皇极经世》之数，也颇有发明。《明史·艺文志》记作二卷。现在已经编入《正类博稿》中。这个版本是曹溶《学海类编》所收，仅存六页，不是全本。△《警时新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澄撰写。胡澄字景高，是临川人。书末附有胡澄的墓志，称他生于永乐丙申年，卒于宏治乙卯年。这部书作于天顺庚辰年，共五十篇，每篇都有标题，都是警戒下愚之人的话，所以文辞不讲究文采。每篇又都用所见所闻的实事加以证明，也多杂乱。△《桑子庸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桑悦撰写。桑悦字民怿，是常熟人。成化乙酉年中举，官至柳州府通判。《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徐祯卿传中，称他怪异妄诞。考察桑悦的《思元集》，其中《道统论》说：“孔夫子把道传给了我。”《学以至圣人论》说：“我离去而孔夫子到来。”可以说是肆无忌惮，史书对他的诋毁并非虚妄。史书又说，桑悦在长沙写成此书，自以为穷究天人之际；如今考察书中的论述，实际上没有什么精深奥妙之处。△《祝子罪知》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祝允明撰写。祝允明有《苏材小纂》，已经著录。这部书是论说古人的著作。他举出五种论述方式：一是“举”，二是“刺”，三是“说”，四是“演”，五是“系”。“举”是说“是就是是”，“刺”是说“非就是非”，“说”是探究是非的缘故，“演”是铺陈反复曲折的情状，“系”是叙述古人的作品来证明本文。一至三卷都论人物，四卷论诗文，五、六卷论佛、老，七卷论神、鬼、妖、怪。他喜欢标新立异地解释。例如说汤、武不是圣人，伊尹是不忠之臣，孟子不是贤人，武庚是孝子，管、蔡是忠臣，庄周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人，严光是奸邪鄙陋之人，时苗、羊续是奸诈贪婪之人，谢安是大雅君子，终弈折断棋盘非矫情。又说邓攸对儿子不孝、对父亲不慈，是人中的野兽；王珪、魏徵是不忠之臣，徐敬业是忠孝之人；李白是百俊、千英、万夫所仰望的人；种放是鄙夫；韩愈、陆贽、王旦、欧阳修、赵鼎、赵汝愚都是隐匿过错的人。论文章则说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不能称为四大家；论诗则说诗在宋代已经消亡；论佛、老则说二者不可消灭。这些说法都是抄袭前人的论点，却变本加厉。王宏撰《山志》说：“祝枝山，是个狂士。他著有《祝子罪知录》。” 他评判人物、褒贬取舍，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刻薄而乖戾，偏僻而放肆，大概是学习禅学造成的弊病。由此可知，屠隆、李贽之类人的议论也有其来源，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在圣人居上执政时，把他的书烧掉就可以了；王宏的话是对的。《千顷堂书目》记载《祝子罪知》十卷，这个版本只有七卷，却散失了八、九、十三卷。每卷为一册。只是第五卷被并入第四卷之后，藏书人没有翻阅，误以为缺少第五卷，于是把“七卷”的“七”改成“ 五”，插入第六卷之前。他不知道第五、六两卷都是论佛、老的，怎么能把七卷所论的神、鬼、妖、怪夹在其中呢？大概是书坊中无知的商人所做的吧。不过这样的书，即使不完整，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浮物》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祝允明撰写。此书取韩愈“文气水也”“言浮物也”的意思命名。全书都力求发表新奇的见解，甚至把《诗》三百篇、《春秋》二万言说成是圣人的烦琐之作，由此可知其言论是多么放纵而无所顾忌。大概祝允明一生以具有晋人的放诞自负，所以立论矫激，不能完全合乎正道。△《读书笔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祝允明撰写。全书共三十四条，言论颇为近理，不像其他著作那样狂妄荒诞。书前有自序，说自己在乙巳年服丧居家时偶有所心得，便随手札记下来，请有道之人加以订正。乙巳年是成化二十一年。大概这是他年轻时所作，还没有完全放荡到礼法之外。△《空同子》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李梦阳撰写。李梦阳字献吉，是庆阳人，后来迁居扶沟。弘治癸丑年考中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此书分为《化理篇》二、《物理篇》一、《治道篇》一、《论学篇》二、《事势篇》一、《异道篇》一，共六类、八篇，已经编入《空同集》。这个版本是后人摘出另行刊刻的。李梦阳的文章模仿秦、汉，多有艰深曲折的言辞，受到后人的诋毁。这部书也仿照扬雄《法言》的体例，但在阐发义理方面颇有可取之处，不像他其他作品那样一味仿古。△《空同子纂》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收载在曹溶《学海类编》中。它从李梦阳《空同子》的每篇中摘抄十分之三四，所以题名为《纂》。但取舍完全没有准则，大概是平庸低劣的书坊商人所作，用来欺骗收藏书籍的人。△《濯旧稿》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俊撰写。王俊字机翁，弋阳人。宏治癸丑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庄。这部书多引用周子、程子、邵子、张子的言论来抨击朱子，也颇为攻击陆九渊，但他的学说仍多流于空虚渺茫。书后附有若干诗篇，尤其多像禅宗偈语。△《雅述》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王廷相撰写。王廷相有《慎言》，已经著录。《慎言》虽然有不少偏执之处，但还没有大大违背圣贤之道；这部书则颇多乖谬悖理之说。他在自序中说，宋儒的才情有限，沾染了泥污，使人不能达到清明通达的境界，从而看见孔门的景象。我在读书之余，时常提出一个论题，寻求与道的真实相合。日积月累，写成一卷，分为上下两篇，命名为《雅述》。所谓《雅述》，就是记述其中正当而恒常、足以治理天下的道理。现在看这部书，它以《中庸》所说“修道之谓教”为根本，并多次斥责枯禅静坐的错误，不能说全无见识；但过分排斥前人，也难免变成主观臆断。例如他说，人性有善有恶，儒者不管这是否与孔子所说的人性相违，只说孟子主张性善，这就是抛弃仲尼而尊奉孟子了；况且孟子自己也说过有不善之性，为什么偏偏以性善为名，等等。这种见解与告子几乎没有区别。他又说，人生下来处于寂静状态，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是本性的欲望。这不是圣人的话，那么圣人的发动也都是欲望，而不是天性吗？这又是不把情感称作欲望，而直接把私欲称作欲望，难怪他连性善也要怀疑了。至于他说雷相互搏击而发出声音，是事物自身造成的，只是人间无法看见，尤其近于小说家所说的神怪之言。王廷相以诗名重一时，可是他的立论竟然偏颇驳杂到这种地步。大概宏治、正德以前的学者只把笃实作为宗旨，到了正德、嘉靖之间，才开始任凭己意而追求新异。然而追求新异刚开始，其弊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可见不必等到隆庆、万历以后，才知道学术已经分裂而向四处散逸了。△《大复论》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何景明撰写。何景明有《雍大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仿照《昌言》《中论》而作。篇名有《严治》《上作》《法行》《任将》《势成》《功实》《用直》《敌中》《固权》《处与》《策术》《心迹》，共十二篇。已经收入《大复集》中，这一部是单独刊行的版本。△《经世要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郑善夫撰写。郑善夫字继之，闽县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书泛泛讨论立身处世和治理政事的道理，多是老生常谈。△《惜阴录》十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代顾应祥撰写。顾应祥有《人代记要》，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致仕以后所作，当时已经八十二岁了。他在自序中说，古今人物的贤能与否、政治的得失，都记录在册中。前几卷中论理、论学的各篇，都以良知学说为主。开头附有一篇《礼论》，大概是嘉靖初年讨论大礼时所作。他的主张是只尊奉天子的名号，另立一座庙宇，与桂萼最初的主张相同。他的这一论说曾被王守仁采纳，所以放在第一卷之前。这是因为王守仁对于大礼，也认为张璁、桂萼是正确的。《明史·艺文志》把它列入儒家类。不过书中颇多涉及杂说，并不专门讲学，现在改列入杂家类。△《西原遗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薛蕙撰写。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弘治甲戌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本由嘉靖癸亥年南充王廷刊刻，内容都是他晚年与朋友往来讲学的文字，并附有语录。全书大旨尊奉陆九渊、杨简的学说，甚至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已经进入禅学。至于说佛教在六度万行方面从未有所偏废，实在十分驳杂。薛蕙本来是诗人，凭诗文已经足以流传后世，却又多此一举，兼想取得道学家的名声，还一味追求新奇，终于遁入异教。他说《中庸》的根本在于“未发之中”，六经都不超出这个宗旨，借用李侗的说法加以扩充，实际上并不是李侗的本意。虽然言辞辩说纷纷而起，最终也不免成为臧三耳一类的人物。△《约言》（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薛蕙撰写。这部编本是他退居西原时学习养生家的言论，后来读到《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一句，自称有所领悟，于是写成此书。全书分为九篇，篇名为《天道》《性情》《潜龙》《时习》《君道》《学问》《君子》《立言》《春秋》。他的学说以复归本性为宗旨。因此《性情篇》说：“静是本性的根本，以守静为主，是复归本性的学问。”又说：“静是自然的本体，动是后来产生的外来感触。”既然有阴阳，就不可能只有静而没有动。把动说成外来感触，这是二氏以元寂为宗旨的说法。又说：“理就是这颗心，这颗心就是理。”理存在于我的心中，却不能说心的虚灵不昧本身就是理。把心和理等同起来，正是姚江良知学说的宗旨。他与濂、洛、关、闽之学的距离，确实已经很远了。△《钱子测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钱琦撰写。钱琦字公良，海盐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思南府知府。这部书是他札记中的言论。全书分为《象元》《繇庚》《浮风》《治本》《检精》《鉴远》《规世》《导儒》八门，没有超出明人小品文的习气。不过，正德、嘉靖时期的人还淳朴厚实，没有这种轻浮的文体。书末有他的孙子孺穀所作的跋文，称从前眉公陈先生曾亲笔写信索取阅读，等等。怀疑这是隆庆、万历年间伪体盛行后，钱琦的子孙迎合当时风气，假托钱琦之名写成的。△《百感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陈相撰写。陈相字汝弼，号古埜道人，怀宁人。书前有正德庚午年曾汉所作的序，说他四十岁时贡入成均，历任司封。按照明代制度，吏部官员必须出身甲科，不知陈相凭什么得以进入，关于他的始末已经无法详知。这部书仿照《庄子》中夔、蚿、罔两的寓意和《战国策》中桃梗、土偶的意思，选取虫、鱼、鸟、兽作为寓言，寄托自己心中的不平。寄托的意思浅近，也有许多不够雅正驯顺之处。△《拘虚晤言》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陈沂撰写。陈沂有《维桢录》，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他所写的杂说，共三十四条。大意是用两件事相互比类、取譬，在后面申明其中的意义，很接近连珠的文体，但不使用韵脚。不过，主旨在于修饰文辞，并不一定都包含名言至理。△《竹下寤言》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王文禄撰写。王文禄有《廉矩》，已经著录。这部编书共分十四篇。其中称“廉子”的，都是自称。书中例如诋毁韩愈的学问不如柳宗元，说张子的《西铭》本来可以不必作等类，都是错误而驳杂的说法。又说君子贵在无心，古今天地仿佛都处在大梦之中，杂糅佛、老思想，也不可作为训诫。至于《恶戒篇》解释轮回，更不是儒者立言的道理。△《海沂子》五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王文禄撰写。这部编书分为《真才》《作圣》《稽阐》《仪曜》《敦原》五篇，每篇各为一卷，立论往往偏颇驳杂。例如《真才篇》把于谦、石亨、石彪没有善终，都归结为天命；《作圣篇》把儒、释混合为一体；《稽阐篇》论说《大学》是孔门的元理、《中庸》是孔门的元神；《仪曜篇》纯粹列举佛教关于四大部洲的说法；《敦原篇》说古人重父轻母，因为制定礼制的是男子，所以是替自己谋划，难免偏私；这些说法都不能作为规范。△《宋学商求》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唐枢有《易修墨守》，已经著录。他的学问把儒学引入墨学，完全涉及狂禅。他所刻的《木钟台集》，无非是放纵恣肆的言论。这部编书都是评论宋儒，大体上接近禅学的就称赞，不接近禅学的就诋毁，不值得与之辨明是非。《附录》一卷，是他与别人讨论学问的言论，用来阐明这部书的宗旨。△《疑谊偶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篇首题作“门人潘鸣时述”，末尾又有潘鸣时的跋语。大概是唐枢写来给潘鸣时看的，共十八条。书中详细讨论古今学术、法制中值得怀疑的问题，所以以《疑谊》命名。文字曲折艰涩，几乎无法理解，大概就是所谓用艰深的文辞来掩饰浅显内容吧。△《一菴杂问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这部书从心性、知觉谈到进德修业，又旁及诗学、韵学、字学、乐律，全部设置成问答形式。他的学说以禅为宗旨，却附会儒家道理。例如有人问千手观音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一个身体有千百个化身，一双手化出千百双手，这就与“一致而百虑”的意思相近。这实在难免受到把儒学引入墨学的讥评。他又说，写字一定追求工巧，就是玩物丧志。还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说郛》《玉海》《通典》《通考》《艺文事文类聚》等书，一定不是有道之人所作，大体都是佛家扫除语言文字的见解。其余杂论，则多因袭常谈，很少有所考证。△《嘉禾问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唐枢在嘉靖壬辰、癸巳年间于嘉兴讲学，他的门人记录成这部编书，最初名为《四书杂问》，县令周显宗改题为今名。书中关于格物致知、心性等学说，大都承袭王守仁的绪论。原本二卷，后来他的门人王爱重刻时合为一卷。末尾附有几十条，是杂论经史传注的文字，并不专门针对四书，怀疑是王爱增补进去的。△《辖圜窝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这也是他所写的讲学杂文。他把书斋命名为“辖圜”，杭州唐禹在序中说，天若不是圆的，就无法承担覆盖万物的职责；人若没有心，就无法统辖圆满之理。大概是专门谈心学的。全书大旨尊奉王守仁，但实际上从未到过王守仁门下。看他所作的《元菴访谊》一篇，就知道他的学问实际上得自穆孔晖。书中间像“海上十三参”“梅花屋梦语”等条目，纯粹以禅机立论。这是沿袭姚江学派的末流而失去了它的本源，难怪思想恍惚而无所归依。△《酬物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书名取自韩非《说难》，内容都是用来阐明心学的。第一篇末尾说：考察心意所追求的事物，说明它前往而停止的地方；明达了就使它通达，力量达到极限就停下，形势停留在哪里就停留在哪里；详细说明参伍变化的情形，依据性情的适宜。他把这七句话分别列为七篇，附在书后。唐枢有一篇引辞说：我之所以难以应对万物，是因为有所惩戒，并在思考中感到苦楚；对于思考，鬼神是有所庇护的。大概是过分任凭自己的心意，所以固执偏僻到了这种地步。只看他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局限了。△《咨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唐枢聚集门徒讲学，到了哪里就在那里写作《咨言》。一篇作于金波园，一篇作于木钟台，一篇作于飞英寺，一篇作于天心书院。大体上都是铺陈阐述良知学说。末尾有《小学》咨言，专门说明“孝”“廉”二字的意义，是用于训导蒙童的文字。△《景行馆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嘉靖十七年，浙江人修建景行馆，聘请唐枢讲学。唐枢于是写成三十一篇论说，他的门人钱镇为之作序并刊刻。唐枢平日专门以探求真心为教，所以论说中首先谈到这一宗旨。当时还处在唐枢罢官后开始讲学的时期，他的学说还没有完全流于禅学，因此立论还不十分背离正道。△《积承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由他的门人吴思诚编订。因为把从师门所承受的内容积累编成一书，所以命名为《积承录》。卷首就提出“真心”二字来确立义理，大概这就是他的宗旨。书中所作的阐发，比《因领录》还稍微纯正一些；然而引用《圆觉经》以及支道林、刘静春的话来解释性命的宗旨，归根结底仍属于把儒学引入墨学。许孚远在序中所说的借用、援引来显示性学的真实，终究也难免是曲意为之辩护。△《一菴语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由他的女婿陆稃编订。唐枢起初号朋垣子，后来改号一庵，所以用“一庵”作为书名。唐枢曾说，良知一经提出，万事都可以贯通，本末全都具备；如今所欠缺的只是亲身实行。编书所记录的内容，大体不超出这个意思。不过，他所谓亲身实行，也只是任凭自己的心意行事罢了。△《因领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枢撰写，由他的女婿吴允恭编订。全书都是唐枢讲学时往来的书信。文辞和意思荒诞放纵，多涉及佛理。费攀龙在序中说，开头阐述神体以揭示要旨，末尾记录十谛以显示全貌。吴允恭在跋中也说，这是我老师与门人弟子彼此应答感通的话语，各种内容都从同一本性中显露出来。他提倡禅宗，强悍而毫无顾忌，又不只是表面尊儒、暗中奉释了。△《唐集辑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唐枢撰写。这一版本是本朝王表正删削辑录的。分为《讲学》《论治》《澄道》《阐性》四篇。唐枢的学问纯粹出自禅学，所说大多空虚幽渺。这部集子虽然删去了其中过分的部分，但根本如此，只剪去枝叶并没有用处。△《存愚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张纯撰写。张纯是永嘉人，嘉靖戊子年举人，官至南康府知府。这部编书虽然自称尊崇道学，实际上没有什么发明。至于把《王制》中的五祀解释为金、木、水、火、土，又把鬼怪等不合经义的事情杂入书中来解释经传，也很失纯正。△《百泉子绪论》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皇甫汸撰写。皇甫汸字子循，长洲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司佥事。《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其兄皇甫涍的传记中。这部书共八篇：第一篇《原墨》，第二篇《罪言》，第三篇《非俗》，第四篇《诡士》，第五篇《刺饮》，第六篇《慨礼》，第七篇《诒戚》，第八篇《知难》。都是针对当时的弊病而发，讥刺抨击十分尖锐。世间相传，皇甫汸被罢免官职后，曾被御史王言逮捕拘禁，又受到陈御史的困辱，于是家产败尽。看这部书极力批评台谏官的恶劣习气，甚至说他们逞发愤怒、满足私心，构陷善类；众人的议论足以毁人，百足之虫虽死不僵；这些都是公开抗辩、毫不回避的话。当时的人一定憎恨他诋毁自己，于是搜罗材料加以陷害。可以说他不肯随时俯仰、迎合时势。不过他的文章多用骈偶句式，往往因过分修饰辞藻而损害气势；这也就是王世贞所说的学习六朝文风，却时时失去章法。△《夜灯管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沈恺撰写。沈恺字舜臣，号凤峰，南直隶华亭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右参政。这部书是他任宁波知府、在海上防御倭寇时所作。共一百篇，每篇各有标题，都是借事寄托寓意，用来表示劝诫，大体仿照《郁离子》写成。不过摹仿古人留下了痕迹，也颇为纤巧轻薄。至于像说欧阳修撰写《五代史》却误说成韩愈，桓温不认识王猛却讹传为苻坚，都是兴致所到便写下，来不及查检核对的地方。△《冬游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罗洪先撰。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嘉靖己丑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赞善。隆庆初年赠官太常寺少卿，谥号文恭。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罗洪先宗奉姚江“良知”之说，此书是他赴朝廷征召时取道金陵，与王守仁的弟子王畿、王艮等人讲学的言论。书中所谈性命、学问，逐渐浸染佛教思想，陷入空虚寂灭之说，连王守仁学说的本来宗旨也失掉了。李贽等人沿着这股流弊发展而不回头，最终反而连累王守仁，使他受到儒者的严厉斥责。他们这种思想的来源，是逐渐演变而成的。△《太薮外史》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蔡羽撰。蔡羽字九逵，自号林屋山人，又称左虚子，吴县人。由国子监生授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文徵明传中。此书前面有嘉靖庚子年正月的自题，说自己夜里梦见一篇文书，文书上有符信，题作《太薮外史》。他私下想到，具区是扬州的薮泽，另一名称是太湖；左虚子离开翰林院归隐太湖，大概就是所谓“外史”。于是写成文章五首，题为《太薮外史》，以记载这个梦。这个说法相当荒诞。书中文章是《文苑考》上下篇两首、《政通》上下篇两首、《易大赞》一首。史书称蔡羽自负甚高，文章取法先秦两汉；可是这五篇文章大多是排比对偶的辞句，体格低劣驳杂，未能达到古人的水平，和书名实在很不相称。△《拟诗外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省曾撰。黄省曾有《西洋朝贡典录》，已经著录。此书杂论治乱的道理，共三十条。每条引用《诗经》两句作为证明，完全仿照韩婴《诗外传》的体例，所以称为“拟”。然而，感慨时事、发表议论，本来完全可以自己写一部书，却偏要学邯郸人走路，只拘泥于外在形式。这也是明人假托古人、摹拟古书的一种表现。△《客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省曾撰。此书共十五则。前四则论述阴阳、天象和星纬，后十一则论述人事，全都假设客人发问而由自己作答。其中论解州盐池的内容很牵强附会，论月亮和星星不借助日光的内容也不知道推算天象的方法；至于所论人事，大抵是愤恨时事、憎恶世俗的言论。△《闲适剧谈》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邓球撰。邓球自号三吾寄漫子，祁阳人。嘉靖乙未年考中进士，官至铜仁府知府。此书前四卷题作元集、亨集、利集、贞集，后一卷题作起元集，大概取“贞下起元”的意思。书末载有自跋，假托说万历癸未年遇到一位隐士，领悟了“忘言”的含义，大概此书到这里就停止了。书中杂论象数和义理，同时涉及儒、释、道三教，假设客人发问而自己作答。所注《太极图说》《西铭》《老子》等书，全部收入其中，也都采用问答形式。考察它的体例，似乎先把各书分别归类，分条列出，然后各自提出一个主旨来加以贯通。因此每次征引一件事，往往连篇抄录旧文，文字显得臃肿，不能融会运用。也有只征引其事而没有加以编排的，例如“问人不问位”“受吊不受庆”等条目，拼接的痕迹都清楚可见。△《汲古丛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陆树声撰。陆树声有《平泉题跋》，已经著录。此书论述阴阳五行的道理，多以《周易》为依据，但都掺杂了术数之说以及老子、庄子的思想，并不是《易》的精义。此书已经汇入《陆学士杂著》中；这个本子是陈继儒摘录收入《广秘笈》的。《明史·艺文志》记载陆树声所著的小说，没有《汲古丛语》这一书名，或许是偶然遗漏了吧。△《病榻寤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陆树声撰。自序说，自己卧病初愈，拿起笔来迅速写成，因此命名为《寤言》，是因为这些话得之于醒寤和睡梦之间。书中有许多养生家的言论。至于“缓步当车，晚食当肉”这两句话，出自《战国策》，陆树声却说出自《史记》，这正是明人读书不追究原始出处的缘故。△《耄馀杂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陆树声撰。此书成于万历甲寅年。书中杂抒自己的见解，其中颇有足以警戒世人、砥砺风俗的内容。但又夹杂许多佛、道二家的学说，因而不够纯粹。大概写这部书时，陆树声已经八十二岁，喜欢同方外人士交游，所以言论会是这样。

译至于论说许衡、吴澄不应当出仕元朝的一条，完全采用邱濬的话，偏颇错误尤其严重。△《金罍子》四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陈绛撰。陈绛字用言，上虞人。嘉靖甲辰年考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此书上篇二十卷，中篇十二卷，下篇十二卷。大体上想仿效同乡王充的《论衡》，广泛引用古代事例并加以论断考证，但其中大多迂曲怪僻。原名《山堂随钞》，陶望龄替他删削，改题为今名，因为他居住的地方有金罍山。△《经济录》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炼撰。张炼字伯纯，武功人。嘉靖甲辰年考中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佥事。此书上卷论述防守抵御西北的方略，全都是纸上空谈。其中《远计》一篇把坚壁清野作为上策，却完全不考虑我方强弱和敌方进退，世上哪有这样的安定边疆之法呢？下卷一篇论盐法，一篇论钱法，一篇论徒夫应当用来充当徭役。末尾附有史论四条：一条论赵盾，一条论秦朝坑杀儒生，一条论汉高祖杀丁公，一条论王导辜负周顗，越发与经邦济世没有关系了。△《学道记言》五卷、《事行纪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思兼撰。周思兼字叔夜，华亭人。嘉靖丁未年考中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佥事。后升任广西提学副使，还没有赴任就去世了。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书是他随时所作的札记。始于嘉靖壬戌年七月二十八日，止于甲子年五月二十二日，逐日记载，取前人的言论和往昔的事迹，以及自己所见所闻，加以论说辨析，大概属于语录一类。末尾附有补遗，其中收录家训、遗言各若干条；又汇录碑刻、传记、志书等文章，编成《事行纪略》一卷，都是他的儿子绍元、绍节增补辑录的。△《推篷寤语》九卷、《馀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李豫亨撰。李豫亨字元荐，松江人。自序说，船行时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被船篷遮蔽了；人对事物的认识昏昧不明，则是被睡梦障蔽了。这部书想开启从前的睡梦，使人获得今天的觉悟，所以名为《推篷寤语》。全书分为《测微》《原教》《本术》《还真》《订疑》《毗政》六篇，共三十类、五百五十章。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作十二卷，现在所见原刻实际上只有九卷，大概是黄虞稷记错了。书中参酌采集前人的见闻，附加自己的见解，多涉及佛、道二家的言论，其中《原教》《还真》两篇尤其驳杂。《馀录》一卷，是李豫亨汇集友人周思兼来往的书信，附在书后。所谈全是修炼真性、锻炼心性的说法，更加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三事溯真》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李豫亨撰。李豫亨认为人活着必然要依靠衣、食、居处三件事，于是探究这三件事的本源，把古今以来已经形成并可以作为世人准则的事例编缀在篇中。书前有王畿的序，称赞他见解卓越，能够私下承继良知之学。然而李豫亨特别喜好佛教经典，他所作《推篷寤语》已经陷入空虚寂灭一派，而本书中所说人身之生“净裸裸、赤洒洒”等话，尤其接近禅门语录。△《瞿塘日录》十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代来知德撰。来知德有《瞿塘易注》，已经著录。此书分为内篇七卷、外篇五卷。内篇分为十五种。第一种叫《弄圆篇》，画一个大圆圈，里面留空，以象征无极；外围采用陈敷文所传的蜀中太极图形，以黑白相互包合，象征阴阳交替消长，并把人事和世运绕着圆圈旋转的情形写在图旁加以说明。第二种是《河图洛书论》，都是他的《易》学说法的余绪。第三种是《格物诸图》，大意是把《论语》所说的三种戒惧解释为三种欲望，务必要加以格除、纠正。第四种是《大学古本》。它不采用朱子的说法，也不采用王守仁的说法，大意是把明德解释为五伦，把明明德解释为使人明白人伦，把亲民解释为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归根结底在于修身，并把格物解释为克制私欲。仍然是格除外物欲望的说法。第五种是《入圣工夫字义》，体例大略像陈淳的《北溪字义》，只是立论不同。第六种是《省觉录》，全是讲学的话。第七种是《孔子谨言工夫》，把《论语》中的四十条联贯成文，分为八段。开头一段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最后一段说：“言语少过失，行为少后悔，俸禄就在其中了。至于我，却没有闲暇这样做；起初我对待别人，谁能诋毁，谁能赞誉？如今我对待别人，谨慎地说出其余的话；说话要想到忠诚，不合礼的话不要说，仿佛不能说话的人一样；时机到了才说，说话一定切中事理。”它的大概情形由此可以想见。第八种是《省事录》，和《省觉录》相近，只是前者多讲学，这一篇多论事情。第九种是《九善榻记》。第十种是《四箴》。第十一种是《谕俗俚语》。第十二种是《革丧葬之俗》，只有目录而没有书文，大概是这个本子偶然散失了吧。第十三种是《理学辨疑》，所论都是阴阳、天象的事情，完全凭主观臆断。例如论昼夜长短，不以南北方向到达的程度为标准，却说冬至时一阳生，阳气主上升，所以太阳随之升高；夏至时一阴生，阴气主下沉，所以太阳随之降低。论太阳和月亮，说像一面镜子在桌上、一面镜子在桌下，月亮怎么能够接受太阳的光呢？论日食月食，说太阳和月亮像两个飞球，迅速奔驰而过，彼此怎么能够相互遮掩？所谓食，不过像雾气、妖气一类，偶然发生变化而已。各位儒者不明白天地造化、阴阳变化的根本道理，所以相信历法家的说法。第十四种是《心学晦明解》，是他自己说明为何要驳斥前代儒者的意见。第十五种是《读〈易〉悟言》，也只有目录而没有书文。

译不过在书名下作注说：“有《易注》另刻单行本。”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此书，说是在《日录》中看到的；或许朱彝尊所见的是另一本吧。来知德自嘉靖壬子年在乡试中举以后，后来因参加会试未中，退居空山，独自寻求领悟。他既没有老师朋友相互切磋，又没有依据典籍进行考证，只是专心独想，偶尔有所发现，便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所得，自以为正确，却不知道天下的事理不能仅凭坐在家中推演出来。所以他注释《周易》，虽然穿凿附会而自成一套道理，但对于天下的事物，如果不是确有实际见闻，就茫然没有根据。朱子的学说一定以格物致知为根本，正是担心凭主观臆想求理，弊病最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来知德因此讥刺朱子，难怪他把精力耗费在无用的地方，直到老死也始终没有醒悟。外篇是他所作的诗文，分别题为《斧山稿》《悟山稿》《游峨嵋稿》《快活菴稿》《八关稿》《游足稿》《重游白帝稿》《求溪稿》《买月亭稿》《铁凤稿》《游华山稿》《游太和稿》《续求溪稿》，共十三集。大体上不过是来知德自己的诗文罢了。△《一贯编》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罗汝芳撰。罗汝芳有《孝经宗旨》，已经著录。王守仁的学说传了一代成为王艮，传了两代成为徐樾，传了三代成为颜钧。颜钧就是所谓颜山农，凡是弟子前来拜访求教，一定先打三拳作为见面礼。罗汝芳学习他的老师的学说，所以立论放纵恣肆，纯粹涉及禅宗，也失去了王守仁学说的本来宗旨。此书是他的门人熊滨辑录的。卷首是《一贯说》，其次是讲论五经、四书的学说，再其次是论述心性。书前有熊滨的序，又有杨起元的序。杨起元也是罗汝芳的门人。考察《明史·杨时乔传》说：杨时乔向永丰的吕怀受业，最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极力加以排斥，尤其厌恶罗汝芳。他任通政时，专门上疏斥责罗汝芳说：“佛氏的学说起初并没有混入儒学，到了罗汝芳，假借圣贤仁义、心性的言论，倡导见性成佛的教法，说自己的学说直截了当，不需要修养实践。于是把传注说成支离琐碎，把经书说成糟粕，把亲身实行、躬行实践说成迂腐，把纲纪法度说成束缚。逾越界限，放荡不守规矩，违背正道、扰乱德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敕令有关部门明确禁止，以彰明风教。”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等等。可见当时持守正道的士人已经纠正他的谬误，朝廷还把它作为禁令公开施行。然而时运已经到了王朝末世，风气日益浇薄，喜好异说的人终究没有断绝。因此世道人心一天比一天轻薄，难道不是相互跟随而走向动乱和灭亡吗？△《近溪子明道录》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罗汝芳撰。书前有昆明郭斗的序，说罗汝芳把在家居住时富美堂以及云南五华书院所汇集的讲义二卷合在一起刊刻，一部题为《五华会语》，一部题为《双玉会语》。他的门人杜应奎又把自己记录的罗汝芳论学之语附在后面，编为三卷，题为《近溪先生会语》。这个本子题为《明道录》，分作八卷，而且每卷只题“会语”，不标明地点。卷首题有“门人乐安詹事讲校梓”，大概是应奎先编，事讲后来又编，所以书名和卷数各不相同。△《会语续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罗汝芳撰。此书是万历丙戌年罗汝芳游历南京时讲学的言论。他的门人杨起元加以评语，国子监祭酒赵志皋替它刊刻。因为先前已有《会语》，所以名为《续录》。书前有自题，说自己和同年朋友周君到了白下，名望很高的老先生们络绎不绝地来往。当时周君因小病先回去了，我还没能离开。那时各位老先生正在兴善寺方丈，鸡鸣时登上凭虚阁，后来又不断联合举行讲会，拉我一起前往。于是汇集编成这部书。不久，国子监祭酒瀫阳赵老先生送来书信，催促交付刊刻，并且说各位老先生的意思也都是这样，等等。这大概是为了夸耀讲席的盛况。开篇第一条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在凭虚阁聚集讲学，是天下文明的一大机会。大宗师、各位僚属以及各位俊彦不下千人，都应期而来，以昌明本朝圣人的教化。对于圣道的传承来说，当然应当更加光大显著；即使是文字中的精华，也应该在这里阐发出精妙的意义，等等。”这种语气也像禅僧登坛说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