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八 史部十四

译卷五十八 史部十四 ○传记类二 △《敬乡录》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吴师道撰写。吴师道著有《战国策校注》，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宋代婺州知州洪遵所记的《东阳志》中的人物还有遗漏，于是搜集旧闻，以补足其中的缺漏。上起梁朝，下至宋末。每个人先按次序叙述其生平大略，再附录其所写的诗文。也有的只记载作品篇目，可能是原作已经散佚，也可能是编者删去了。明代正德年间，金华知州赵鹤有《金华文统》十三卷，大概以这部《录》为蓝本。然而赵鹤编排的内容往往重复、错乱、缺漏。比如本书载有潘良贵的《矫斋记》《静胜斋记》《答雷公达书》《君子有三戒说》四篇，而《文统》只载《矫斋记》和《雷公达书》两篇，删取毫无原则，远远不如吴师道的原书。又如宋方符编纂《宗忠简遗集》，吴师道说自己没有见过，所以文集中的奏章等篇章，本书没有收载；但本书有《赠鸡山陈七四秀才》五言诗一首，方符编的书反而没有收录。这样看来，零散的诗文，借此得以保存的还不少。至于这部书所编写的宋人小传，仍然成书于《宋史》完成以前，所以记载常有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篇〕 比如说，梅执礼秘密同诸将谋划夺取万胜门，夜里进入金营，劫持徽、钦二帝回来；范琼认为这样做没有益处，只有吴革和赵子方联合军民，聚集了数万人的军队。王时雍、徐秉哲听说后害怕了，便让范琼把这个计划泄露给金军。《宋史》和《东都事略》的本传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情，只是在《三朝北盟会编》中略有记载，只有这部书说得相当详细。又如《宋史》记载，嘉定十四年三月丁亥，金军攻破黄州，知州事何大节弃城逃走后死去；己亥，金军攻陷蕲州，知州事李诚之为之死。这部《录》记载李诚之死的事情与《宋史》相合；但对于何大节逃走一事，却引用刘克庄《答傅谏议伯成书》加以辨析：何大节起初护送齐安的官吏、士民经过武昌，后来又亲自返回齐安坚守。过了半个月，城池被攻破，金军蜂拥而入，何大节死在赤壁矶下。这样看来，何大节实际上并没有逃走。这件事同《宋史》很不相同，也可以用来帮助考证。元好问的《中州集》以诗歌保存史实，受到世人重视。吴师道这部书，大概可以同它相提并论；只是它是因人物而保存文章，而不是因文章而保存人物。它的体例同元好问的书略有不同，所以归入《传记类》。△《唐才子传》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辛文房撰写。辛文房字良史，是西域人。他的生平始末在史传中没有记载。只有陆友仁《研北杂志》称他能作诗，与王执谦齐名。苏天爵《元文类》中只收载了他的一篇《苏小小歌》。这部书原本共十卷，合计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也都收入书中。见于《新唐书》《旧唐书》的只有一百人，其余都从传记、说部等各种书中采辑而来。它的体例是因诗系人，所以唐代名人中，不是有卓著诗名的便不收录。即使收录的人，也大多详细叙述其逸闻和著作流传情况，对于功业和品行道义则只概括记述大意。大概是以评论诗文为主，而不是以记述事迹为主。总的说来，对初唐、盛唐记得稍略，对中唐、晚唐以后逐渐详细。至于李建勋、孙鲂、沈彬、江为、廖图、熊皦、孟宾干、孟贯、陈抟这些人，都各有专传，这样下限就包括五代了。考察杨士奇《东里集》中的这部书《跋》，可知明初时还保存着完整的书帙，所以《永乐大典目录》在“传”字韵中收载了全书。如今“传”字这一韵的内容恰好散失，世间于是没有了传本。但幸好各韵之中还夹杂引用了它的文字。现今逐条搜集，汇辑编次，共得到二百四十三人，另外还有附传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现谨依次订正，分订为八卷。按照《杨士奇跋》所说，这部书凡是事迹与大体无关、没有劝善惩恶意义的，都不收录。《跋》中又说，书中夹杂了作者的臆说，并非全都可以作为依据。如今考察书中内容，例如《许浑传》称许浑梦游昆仑，《李群玉传》称李群玉梦见神女，杂取孟棨《本事诗》、范摅《云溪友议》中荒诞的说法，这些都不合乎史书裁断的标准。又如说储光羲曾受禄山伪命，却称赞他培养浩然之气，尤其违背大义。其他如说骆宾王和宋之问曾在灵隐寺中唱和，说《中兴闲气集》是高适选编的，说李商隐曾任广州都督，说唐代学习杜甫的只有唐彦谦一人，错误和乖谬多得数不胜数。大概辛文房抄录搜集的材料繁多，可能没有时间逐一核查详审，所以谬误和抵牾往往夹杂其中。然而与计有功《唐诗纪事》相比，它的叙述稍有条理，文笔也秀美润泽，值得观赏。传记后面间或缀有评论，多数是摘取诗人创作的得失，也足以引导和启发诗歌创作界。对于学习作诗的人来说，它在考订方面确实并非毫无补益。△《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代苏天爵撰写。苏天爵字伯修，是真定人。他由国子学生参加考试取得第一名，出仕后授任从仕郎、苏州判官，最终官至浙江行省参知政事，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书记载元代名臣的事迹，上起木华黎，下至刘因，共四十七人。大体上以各家文集所载的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主要依据；其中杂书里可以考证取信的材料，也加以采集。每一条都注明材料出处，以表示有所根据。它大概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的体例，但记述人物始末更加详细；又兼仿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只是有所取舍，没有把全文全部录入。后来苏霖撰写《有官龟鉴》，对于当代人物事迹都采自此书。《元史》的列传也都同此书有相互出入，由此足以知道它不失为可信的史书。△《浦阳人物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宋濂撰写。宋濂著有《洪武圣政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分为五类，称为《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所记共二十九人，书后附有《进士题名》一篇。《欧阳元序》称此书极为公正恰当，不凭个人私意决定取舍。宋濂本来就以文章著名于世，所以他的著作都具有史书的法则。这部书原本成书于元代，后来编纂宋濂文集的人，只选录了其中的论赞，而全书仍然另外流传。这一版本是明代弘治年间历阳王珍重新刻印的。卷末有宋濂的《自跋》，说当初刚刚起草稿本，廉侯景渊就仓促取去刊刻传播，因此错误抵牾很多。现在补充订正了五十多处，比旧刻本略好一些。跋文末尾题为至正十三年。这篇《跋》宋濂文集也没有收录，大概因为是宋濂在元代所作，文集中遗漏的很多。如今流传的未刻稿本，都是至正年间遗留下来的文章，可以相互印证。△《古今列女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解缙等奉诏撰写。此前，明洪武年间，孝慈高皇后每次听女史读书，读到《列女传》时，认为应当加以讨论，于是请太祖命儒臣考订，但没有完成。永乐元年，成祖已经追尊并加上高皇后的尊谥、册书和宝玺，仁孝皇后又以这部书为由进言，于是成祖命解缙以及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王洪、蒋骥、沈度等人共同编辑。书成后上呈，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刊印颁行。上卷全是历代后妃，中卷是诸侯大夫的妻子，下卷是士人和庶民的妻子。当时仁孝皇后又撰写《贞烈事实》，用来阐明幽微、彰显隐微之事，对风俗教化颇为留意。因此，诸位大臣编辑这部书时，稍微用心审慎，不像《五经四书大全》那样草率。所收事迹，上起有虞氏，下至元、明。汉代以前大多依据刘向的书，后代则略取各史《列女传》，并附益明初人物的事迹。取舍相当审慎，大概在明代官修书籍中仍算是较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秀水项元汴家收藏的，仍然是明代内府最初刊刻的版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此书成于永乐元年十二月。现在考察成祖御制《序》，实际题作九月朔旦。由此可知，黄虞稷没有见过原书，只是依据传闻著录的。△《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廖道南撰写。廖道南有《楚纪》，已经著录。廖道南在正德辛巳年改任庶吉士，由编修历任侍讲学士。他在翰林院任职最久，熟悉掌故。因此辑录词林、殿阁、宫坊、台省诸臣的旧事，分类记载，编成此书。书的体例是：凡官做到华盖、武英诸殿大学士的，称为“殿学”；文渊、东阁大学士，称为“阁学”；兼任六馆职务的，称为“馆学”；晋升詹事的，称为“宫学”；隶属春坊的，称为“坊学”；隶属弘文馆的，也称为“馆学”；掌管成均馆的，称为“雍学”；升任本院职务的，称为“卿学”；有节义的，称为“赠学”；擅长书法的，称为“艺学”；始终任职于本院的，称为“院学”。大体仿照列传的体例，全部记载他们的官阶和所受恩遇，事实也附带记载其中。从第九卷以下，书名下都题作“国子监祭酒黄佐、侍讲学士廖道南同编”。大概是廖道南采录黄佐《翰林记》中的文字，不隐没材料的来源，还保留了前辈笃实的遗风。现在也仍依照旧本，把他们的名字一并保存下来。△《嘉靖以来首辅传》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王世贞撰写。王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明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阁臣的事迹。考察明朝自太祖废除丞相设置后，把丞相的职权分归六部。到成祖时，才命令儒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但只称为阁臣，不以宰相为名。此后宦官和受宠幸者干预政事，阁臣大多碌碌无为、充数居位。到嘉靖年间，才把政务交给内阁，而居首位的首辅所负责任尤其专重。一时政治的得失，都看首辅其人而决定轻重。所以王世贞撰写此书，断定从嘉靖开始，以说明这种积渐形成的由来。书前有《总序》，说阁臣制度沿革的始末，已经有年表记载，所指的就是《弇山堂别集》中的《百官表》。书中所载从杨廷和开始，到申时行为止，都以首辅为主，间或附载其他人的事迹。对于当时国事的是非，以及贤能和奸邪之人进退的原因，编排叙述得很详细，很有史书的体例。只是王世贞与王锡爵是同乡，王锡爵家族曾妄称他的女儿得道成仙而离去，王世贞据此为她作传。当时弹劾王锡爵的人，有的也连带弹劾王世贞。王世贞撰写此书时，仍把昙阳子的事情载入其中，未免替错误掩饰、使是非颠倒。其余记载，大体接近事实，可以与正史互相参证。不能因为其中一处错误，就弃置全书。△《明名臣琬炎录》二十四卷、《续录》二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明代徐纮编纂。徐纮字朝文，武进人，弘治庚戌年进士，任刑部郎中时出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巡岭东，最后任云南按察司副使。这部书仿照宋代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编成，辑录洪武至弘治九朝诸臣的事迹。《前录》记载一百一十七人，《续录》记载九十五人，凡是碑铭、墓志、传记，以及地方志、言行录一类的材料，全都具备。其中如李景隆丧师误国，不能说是名臣。惠安伯张昇在外戚中虽然有贤能的声誉，但始终没有实际任事，也难以同功臣并列。又如陈泰墓志中说寇深嫉妒他的才名，唆使他人诬告弹劾他；而李贤所作的寇深墓志也收在书中，却极力称赞寇深执法严明。虽然作者自行附加《识语》从中调和，终究免不了前后矛盾。然而明朝在成化、弘治以前，风气淳厚，士大夫中执笔记事的人，大多质朴正直而不作虚饰，没有铺张夸大的言辞，还算可以取信。并且书中像郁新、吴寿昌这样的人共有数十名，都是史传记载不详细的。考察史实、征引文献，也足以作为证据。这当然不是小说家搜集传闻、凭空虚构的说法所能相比的。△《今献备遗》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项笃寿撰写。项笃寿有《小司马奏章》，已经著录。这部书采集明代名臣的事迹，编成列传。起于洪武，止于弘治，共二百零四人，大概是依据袁袠所著之书而稍加增删。《明史·艺文志》也著录了这部书的书名。之所以称为“备遗”，《自序》说是姑且用来备忘，大概是谦称自己不以撰写史书自任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人〕

译明代人治学没有根基，却最喜欢著书，尤其喜欢撰写私史。像雷礼的《列卿记》、杨豫孙的《名臣琬炎录》、焦竑的《国史献徵录》这样把历朝人物汇编成书的，卷帙最为浩繁，但内容冗杂泛滥，免不了有许多抵牾。只有项笃寿这部书，颇为简明而有法度。其中所载，例如刘基在西湖上饮酒，看见西北方的云气，便说那是天子的气在金陵，我应当辅佐他。这是方士附会而成的荒诞说法，项笃寿却把它写进《刘基传》中，实在失于辨别取舍。又如徐有贞的强悍凶猛、李东阳的模棱两可、张孚敬的偏执刚愎，都不能称为一代完人，但项笃寿推崇得过分。他在人物进退取舍方面也显得见识不足。然而叙述详细丰富，凡是年月先后以及事迹的异同，都可以帮助广泛考察、互相稽核，对于史学也并非没有补益。△《百越先贤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区大任撰写。区大任字桢伯，广东顺德人，嘉靖壬戌年以岁贡身份授任江都训导，升任光州学正，又升任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在《明史·文苑传》中附见于《黄佐传》。区大任是黄佐的门人。南方的国家中，越国最大；自勾践的六世孙无疆被楚国击败后，诸子分散居住在海上。其中著名的有东越无诸，国都在东冶，直到漳州、泉州一带，所以称为闽越；东海王摇建都于永嘉，所以称为瓯越；从湘水、漓水以南，所以称为西越；牂柯江以西，下至邕、雍、绥、建，所以称为骆越。总括起来，称为百越。区大任家居南越，因此搜集编纂百越的先贤，从东汉开始，得到一百二十人，分别为他们作传。收录范围还包括会稽，因为勾践的旧疆域从南越向北直到会稽。只是秦代会稽郡中跨有吴地的部分没有收录，因为那不是越国的旧疆域。书中所载，例如赵煜因著述而被收录；而作《越纽录》的袁康、吴平，事迹出自王充《论衡》，却没有收载。《方技》收录徐登、赵炳、董奉、介象，但作《参同契》的魏伯阳也是上虞人，姓名见于葛洪《神仙传》，却又没有收录。大概区大任多依据史传，而不很采录杂书，其中有遗漏，原因就在这里。他的体例谨严，胜过地方志的冗长蔓延，优点也正在这里。至于引用史书文字，删削得不够彻底。例如《梅福传》中说“语见《成纪》”。这本是《汉书》的文字，而此书没有《成帝本纪》，怎么会有这句话呢？这也未免失于因袭沿用。然而每篇传记末尾必定注明所依据的某部书，又根据该书参订修撰，一句一字都必有出处，尤其胜过其他人凭空杜撰。所有这些，都不能因为一处过失而全盘非议。黄佐编修《广东新志》时，汉代以前人物的小传都采自此书，大概也深知区大任编纂叙述并非草率。万历壬辰年，他的同乡游朴曾经刻版刊行。年代久远后散佚，只剩下抄本。第二卷中的《养奋传》《傅蠹地传》《邓盛传》《綦毋俊传》《李进传》都已经残缺。陈某一传残缺得尤其严重，只剩下姓氏，名字已经失传。现在也各自仍依照原本，遵从存疑而不妄补的原则。△《元儒考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冯从吾撰写。冯从吾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己丑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又改任御史。他因上疏议论政事而受到廷杖，历次升迁至左副都御史。后来因争论红丸、梃击两事请求归乡。起复为工部尚书，因病辞职，后来终于被削夺官职。等到宦官党羽败亡，诏令恢复他的官职，谥号恭定。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汇集元代诸儒的事迹，分别为他们作小传。大体以《元史·儒学传》为主，同时旁采志书、史乘加以补充。其中有大字特意立传的，也有小字附载传后的，都是根据他们学术成就的高下决定详略取舍，体例颇为琐碎。而且人名、姓氏往往错误，例如欧阳元的别号是圭斋，现在竟然题作“欧阳圭”。既把字号当作姓名，又删去一个字，校勘也未免太疏忽。然而宋代儒者喜欢依附师门，对于学术源流最为熟悉；明代儒者喜欢争论异同，对于学派宗旨尤其详尽。语录、学案类书籍动辄大量刊刻流传，多得不啻车载斗量。只有元代儒者笃实，不太追逐名声，所以讲学的书流传下来的极少，也没有人汇合各家，编成一部书，以说明学术相传的系统。冯从吾搜集残存资料，补辑成这部书，用来略见一代儒林的概貌，保存下来也足以资助考证。事物有因为稀少而显得珍贵的，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情况吧。△《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乾隆九年奉敕撰成。凡是甲族称为大姓，次一等的称为乙姓。分别详尽说明其得姓的来源和最初居住的地方，就像刘氏标明望族出自彭城、韩氏追溯支派出自昌黎一样。有的同姓而居地不同，就用居地加以区别，例如苏完瓜尔佳氏、叶赫瓜尔佳氏之类，就像王氏分别称太原王、琅琊王，李氏分别称陇西李、赵郡李一样。有的虽然同姓而属于不同旗籍，就把它们按同类附载，就像裴氏分为东裴、西裴，阮氏分为南阮、北阮一样。被赐姓的人，仍列在本族之中。只是详细说明接受赐姓的原因，以彰显荣宠，同时不混淆其昭穆次序。蒙古、高丽、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这些族人，长期隶属于八旗的，也追溯其来历，附载在末尾。每一姓中，选取功勋卓著的人列在最前面，并分别附上小传，以表示表彰和区别。他们子孙的世系、官爵，依次连缀记载，体例如《元和姓纂》。考察古代，族姓由官府掌管。到春秋末年，智果把自己的族分出，改为辅氏，这件事太史仍有记载。秦、汉以来，古代制度不复存在，于是家谱才兴起。刘歆《七略》说，考察《扬子云家牒》，其中记载甘露三年出生，就是这个意思。（这条案语见李善《文选注》。）私人记录的书也有这种体例，《世本》就是如此。

译六代直到唐代，虽然以门第相互夸耀，但牵强附会、攀援名门的情况，动不动就疏漏错乱。白居易是当时的名士，却在自叙世系时说自己的血统承自楚国白公胜、秦国白乙丙一脉相承，其他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到了两宋，谱学于是断绝；不是世代相传的名门旧姓，很少有人能够确切叙述自己的宗派。这难道不是因为族姓不由官府掌管，而各自凭臆测妄说的缘故吗？只有我朝法度修明，自开国之初，跟随太祖起兵的部属都以什伍相互担保，聚族而居，保留了古代比闾族党的遗意，因此民户数目可以考察。人的生卒必定由官府掌握，子孙必定登记在户籍中，所以族系也最为清楚。读这部书，还可以大略看见古代太史掌谱的成规；八旗各族枝干相维、彼此如臂指相连的情形，也可以大略看见。圣人制定制度，与三代相合，大致就是这样，真是盛美啊！△《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成。起初，乾隆二十九年命令宗人府、内阁考核宗室王公的功绩，编成《表》一卷，详细列出封爵和世系；《传》五卷，第一、第二卷记亲王，第三卷记郡王，第四卷记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第五卷记王、贝勒获罪被削夺爵位而过去有功劳的人。合计三十一人。又附传二十一人，到乾隆三十年六月完成。后来认为书中记述简亲王喇布、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洞鄂的事实都不够详尽；又《顺承郡王传》中“生有神力”这句话，也涉及荒诞不经之说。于是下诏命国史馆恭敬查阅实录和红本，重新撰写。前面的《表》和后面的《传》，体例仍和旧书一样；立传人数也和旧书相同，但事情一定具备始末，言语一定寻求可靠证据，因此比旧书更加详细而确实。考察古代同姓分封的制度，只有周代最盛。然而文王、昭王、武王、穆王的后代中，只有鲁公伯禽有征伐淮、徐的功劳罢了。各朝史书的列传中，记载跟随开国君主征战的，虽然不乏皇亲近族，却从来没有多到四五十人，并且都奋发有为、像鹰扬一般，功勋铭刻在史册上，共同辅佐建立万世基业的。大概我朝世代积累的德行得以发扬，能够承受上天的眷顾；正逢天地气运会合，光岳之气汇聚。太元浑厚浩大的精气，已经挺然孕育出历代圣祖；大地清明淑美的气息，于是共同聚集到宗室盟族之中。《左传》所谓“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便生出云气”，顺应时势辅佐天命，并不是偶然的。到了我皇上，深厚地顾念至亲，不忘过去的功绩，使那些在风云际会之时效命的人能够得到表彰，也使身居荣耀、佩带印绶行列的人知道有所观感。借此使皇室本支延续百世，像山河带砺一样绵延万年；其中用来垂示训诫、表示劝勉的意义，圣意尤其深远。如此反复考察、详细慎重，必须两次改稿才编成此书，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成。体例与《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相同。考察今天的蒙古各部，其人民大多是元代的部族，其土地则是辽代的旧疆域。从辽朝初年上溯到汉朝初年，攻伐之事从未断绝；从元朝末年下至明朝末年，攻伐之事也从未断绝。这固然由于风气刚强劲悍，习惯于战斗，始终不肯臣服于他人；也由于威势和恩德不足以制服他们，所以他们不为我所用，反而成为祸患。我朝在东土兴起，七德显著施行；背叛盟约的加以铲除，归顺效命的加以安抚收编。除了察哈尔林丹汗依恃顽强强梗，最终走向灭亡之外，天命四年，科尔沁首先归附，郭尔多斯、杜尔伯忒、札赖特随后归附。天聪元年，敖汉、柰曼前来归附。天聪二年，巴林、札鲁特前来归附。三年，土默特前来归附。六年，阿禄科尔沁、归化城土默特前来归附。七年，四子部落、吴喇忒、翁牛特、喀喇沁前来归附。八年，蒿齐忒、乌朱穆秦、克西克腾、毛明安前来归附。九年，阿霸垓、苏尼特、鄂尔多斯前来归附。崇德初年，阿霸哈纳尔也前来归附。无不把握风云际会，攀附真龙凤凰，执持兵器效命，拔旗先登。即使彭、濮、卢、髳跟随周武王，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所以他们抵御外侮、折冲御敌的力量，名列在旂常上；分封土地、赐予封国的荣耀，福泽延及子孙。直到今天翻检新编、查寻旧迹，仰望可见我朝历代圣祖掌握乾纲、驱策各方力量，施展长久驾驭、远方控制的谋略，使柳城、松漠之地内外成为一家，都叩首效忠，甘愿充当心腹和羽翼。其中那些光明显著、可以流传后世的，清清楚楚就是这样，实在是前代史书从未听闻的。不只是诸王公的功业灿然可观，足以在丹青史册上显耀。△《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成。明朝自万历以来，朝廷纲纪日益紊乱，中原分崩离析，天命暗中转移。我朝开始建立宏大的基业，在东土兴起。王师顺应天意出动，百姓盼望它如同盼望云霓。然而当时守土的各位臣子各自效忠于自己的君主，往往以身殉节、头破身死，在危急的疆场上浴血奋战。等到扫荡妖氛、平定中原、定都建国，天地重新得到整治，偏远地区也都归附之后，前朝遗老旧臣仍想以螳臂阻挡车轮，以致劳烦王师诛伐。史册中都载有这些事，一一可以考查。我皇上在政务之余浏览古史，悲悯这些遗忠，想到他们冒着刀刃、[原文“扌婴”字疑误]迎击锋刃，虽然属于不知天命运数，但在疾风中仍显劲草，百折不移，终究是至死不忘君主，没有辱没臣节，因此加以赠谥等典礼，以勉励纲常。特意命令大学士、九卿、京堂、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科道官员在朝廷集议，使他们各按原官职获得新的谥号。这大概是圣人的心胸，大公至正，把天下人的善行一视同仁。至于崇祯末年，铜马军等纵横驰骋，有的历经百战而捐躯，有的在孤城中以死效命。即使大厦将倾、一根木头难以支撑，但他们刚毅的魂魄和英烈的精神，自足以流传千古。从范景文等二十多人，已经蒙世祖章皇帝改赐谥名并赐祭，光耀于史册之外；至于那些拴住战马、埋下车轮，沉入深渊、伏剑自杀的人，在甲申三月以前殉节的，也一并命令广泛征求典籍记载，详细记录他们的芳名事迹。

译至于壬午年明朝革除之际，《传疑行遯》《致身一录》等书，所记见闻虽然说法不同，但那些抗节守义的臣子，其生死事迹总归有确实依据；也都详细加以甄别记录，以追悼并慰藉忠魂。大体以钦定《明史》为依据，同时参照官修《大清一统志》和各省通志等书。全都列出姓名，考证事迹，编成一书。凡是立身行事始终卓异、足以流传后世，又能舍生取义、成仁取义以支撑名教的，各自给予专谥，共三十三人。若一生没有特别显著的事迹，但能慷慨赴死、发誓至死不改志向的，则汇总给予通谥。其中较为著名的，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微末官员、低级官吏，诸生和布衣，以及山中樵夫、市场隐士，姓名无从考证、不能逐一议定谥号的，一并在所在的忠义祠中祭祀，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像杨维垣等失身投靠阉党，死一次不过足以自我赎罪的，就不滥列其中。书成后上奏进呈，奉命定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并亲自撰写宸章，置于书卷开头，交付武英殿刊刻颁行，用来流传示范于久远。臣等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为故国献身的人，往往反而被加上恶名。所以郑樵说，《晋史》偏袒晋而不承认魏，凡是忠于魏的人，都被斥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这一类人，只能抱屈埋骨黄土之下。《齐史》偏袒齐而不承认宋，凡是忠于宋的人，都被斥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这一类人，含冤埋于九泉。由此可见，阿附徇私，往往沿袭这种陋习。其间即使有追加褒奖和赠谥的，如唐太宗对尧君素、宋太祖对韩通，也不过偶尔涉及一两个人而已。实在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有像我皇上这样以天地为心，融通彼此，阐明风教，培植常伦，不因属于不同朝代而区别看待。臣等恭敬地解读诏旨，仰望可见其褒贬取舍的权衡，奖善罚恶如衮钺般明白。不仅使坚守节操的孤忠之臣都得到厚恩，也使彰明善恶、树立千古臣道防范的《春秋》大义如日月星辰般明亮。恭敬阅读这部书，更加对皇极所体现的常道训诫感到凛然敬畏。△《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写。黄宗羲还著有《易学象数论》，已经著录。起初，周汝登撰写《圣学宗传》，孙锺元又撰写《理学宗传》。黄宗羲认为这些书内容还不纯粹，而且遗漏很多，于是搜集明代一朝讲学诸人的文集、语录，辨析各个学派，编成此书。全书有《河东学案》二卷，列薛瑄以下十五人。《三原学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学案》四卷，列吴与弼以下十人。《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学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录二人。《浙中相传学案》五卷，列徐爱以下十八人。《江右相传学案》九卷，列邹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录六人。《南中相传学案》三卷，列黄省曾以下十一人。《楚中学案》一卷，列蒋信等二人。《北方相传学案》一卷，列穆孔晖以下七人。《闽越相传学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学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学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诸儒学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诸儒学案中》七卷，列罗钦顺以下十人。《诸儒学案下》五卷，列李中以下十八人。《东林学案》四卷，列顾宪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学案》一卷，列刘宗周一人，并把《师说》一卷置于卷首。所列人物从方孝孺以下十七人，大体上是朱、陆分立门户以后，到明代朱学的传承流变成为河东一派，陆学的传承流变成为姚江一派。其余各人有的属于这一派，有的属于那一派，总是在两派之间来往。黄宗羲生于姚江，若想压低王学而尊崇薛学，他心中不甘；若想压低薛学而尊崇王学，他又不敢。因此对于薛学门徒，表面上为之推重，暗中却略加批评；对于王学门徒，表面上表示攻击排斥，内心却加以调护。这两家的学说，各有所得也各有不足。到了末流的弊病阶段，议论增多而是非纷起，是非纷起而朋党形成，恩怨纠缠，毁誉纷乱。从正德、嘉靖以来，即使贤者也不能避免。黄宗羲这部书，仍然带有前朝门户之争遗留下来的风气，并不是专门为讲学而撰写的。但对于各位儒者学术源流的分合原因，叙述颇为详细，仍然可以据此考察他们的得失。由此知道明代末年党争祸乱的由来，也可以成为千古明鉴。卷首的《仇兆鳌序》和《贾润所评》，立论都较为公平，不偏袒自己所喜爱的人，因此一并录存，以备考察借鉴。△《中州人物考》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孙奇逢撰写。孙奇逢还著有《读易大旨》，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河南人物，分为七类。一是《理学》，二是《经济》，三是《忠节》，四是《清直》，五是《方正》，六是《武功》，七是《隐逸》，但不收文士。大概是有意排斥华丽辞藻，勉励实际操行。所收全是明代人，只有《忠节》末尾附有元代蔡子英一人。每个人都各写一篇传和赞，多的连接数页，少的有时只有一行；说无从考证的就不详细记载，并不以详略作为褒贬标准。后一卷称《补遗》，又称《续补》，不再以七类作为标题，大概是不想把这些人列入七类，所以借补遗、续补之名来安置罢了。但仍与七类采用同一体例，即使是平民也称“公”。最后有姓名而没有传记的三十四人，就直接写下姓名。书中的《赞》对普通人较为宽容，对贤者则要求严格，颇不马虎；只是《张玉传赞》最为错误。考察张玉是以元枢密知院的身份叛元归明，而孙奇逢却认为这是善于选择君主。

译这六位臣子奉传国玺归顺梁朝，难道都算善于选择君主吗？张玉后来辅佐燕王，起兵犯上，死于铁铉在济南的战事中，而孙奇逢却认为他死得其所。这就像李日月帮助李希烈，死在刀兵之中，也算死得其所一样。况且蔡子英在道义上不忘元朝，辗转出塞，最终回到旧主身边直到终老。孙奇逢既然把他列入《忠节》，却又赞许张玉的叛乱，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至于薛瑄本是河津人，李梦阳本是庆阳人，却牵强附会地把他们归入中州，这也是该书的一个缺点。孙奇逢虽然以布衣身份终老，但当时实际上享有很高声望，汤斌甚至面向他行弟子礼，自称弟子。他的著作，不是其他郡邑那些无关轻重的传记可以相比的。因此保存这部书，同时把这些问题详细说出，使读这部书的人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不能相互掩盖。△《东林列传》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鼎撰写。陈鼎字定九，江阴人。明万历年间，无锡顾宪成与高攀龙重修宋代杨时的东林书院，与志同道合者在那里讲学。声势和影响不断扩展，趋附的人几乎遍及天下。众人互相标榜，自立门户，人物品流也于是混杂起来。到魏忠贤开始乱政时，东林诸人奋力支撑抵抗，不能说不是为国谋划的忠臣。但同类之中贤者和奸人先已混杂，使小人得以伺机从中伤害，于是党争祸乱大为兴起，一时之间几乎被诛杀斥逐殆尽，并把他们的姓名登记后公布天下。到崇祯初年，专权的宦官魏忠贤已被诛杀，公论才开始明朗。但魏忠贤余党仍然存在，争相想要翻案，议论更加纠缠不定。其间奸诈狡猾的人，看到东林势力重新兴盛，争相借用东林的名义来壮大自己的锋芒。双方如水火般争斗，彼此互相报复。君子追求虚名而酿成实际祸患，小人借托公论来发泄私仇。最终导致国是日益混乱，直到明朝灭亡才停止。这部书所记一百八十多人，大概就是东林党人榜，以及沈氵隺、温体仁等人在《雷平》《蝇蚋》等书中所列姓名的人。节义显著的人，汇总记载在前面；其余的人也分别立传并列记载，叙述事迹颇为详细。其中有才德卓越、品行端正的士人，当然不在少数；但依附权势、攀附他人的人，实际上也很多。后来他们树立旗帜、分立朋党，干扰妨害时政，祸患最终暗中侵入国家。由此可知，聚集徒众讲学，其流弊可以发展到无所不至。即使最初创立这些组织的人未必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但追究祸乱的根源，一两个君子也不能不承担责任。这部书仿照龚颐正《元祐党籍传》的体例，对于诸人的姓名、履历和籍贯，无不把始末写得清楚明白。使读者能够评论时代、了解人物，辨别贤者与奸人，并深思贤奸杂处其中的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可以成为千古明鉴。△《儒林宗派》十六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写。万斯同还著有《庙制图考》，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孔子以下直到明末的儒者，说明他们学术传授的源流，按时代排列。上面没有师承、后面没有弟子的，就另外附录。自从《伊洛渊源录》问世，《宋史》便把《道学》和《儒林》分为两种传记。这不仅使文章之士、记诵之才不能列入儒林，即使自汉代以来传承先圣遗经的人，也几乎不能列入儒林。讲学者相继互相标榜，力求自我尊大。明代以来，谈论道统的人抬高自己、凌辱他人，彼此排斥倾轧，最终酿成门户之祸，流毒无穷。万斯同亲眼看到这种弊病，于是撰写此书。所记下限确定为孔子以后，杜绝僭称王道之人的过失，以端正纲常。凡是汉代以后、唐代以前传授经学的儒者，都一一列出。排除相互排挤的私心，以消除朋党。其立论独自保持公平允当。只是他的《附录》一门，旁及老、庄、申、韩一派的人物，未免矫枉过正。又唐代啖助的学说传给赵匡、陆淳，宋代孙复的学说传给石介，这些人都卓然自立一家；宋代说经的风气，实际上发端于这两派学者，但书中却把他们列入散儒之中，不归入宗派，也有不妥之处。至于朱、陆两派，在元代由金、吴两家分别承传，在明代则薛、王各自崇尚不同；四百年间，有时属于这一派，有时进入那一派，其学术源流各有来历，传承脉络也确实存在，不能因为朝代不同，就不为他们说明宗系。像这类情况，虽然都不免略有疏漏，但与《学统》《学案》等书相比，可以说已经清除了固陋的习气，没有门户疆界的成见。世间流传的版本只有十二卷。这个版本出自历城周氏，比通常版本多四卷，大概是万斯同晚年完成的定本。△《明儒言行录》十卷、《续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佳撰写。沈佳字昭嗣，号复斋，仁和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安化县知县。这部书仿照朱子《五朝名臣言行录》的体例，编排明代一朝的儒者。分别征引各类书籍，叙述他们的事迹，也间或摘录他们的语录附在后面。所列从叶仪开始，到金铉为止，共七十五人；附带记载的有七十四人。《续录》所列从宋濂开始，到黄淳耀为止，共五十九人；附带记载的有九人。沈佳的学术出自汤斌，但汤斌在朱、陆之间斟酌取舍，沈佳则完全尊奉朱子。因此这部书的大旨，是以薛瑄为明代儒者的宗师，对陈献章则颇为不满。虽然把王守仁收入正集，但对王守仁的弟子删削得很严格，王畿、王艮都没有列入。他的立论颇为醇厚谨严。起初，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采集最为详尽；但他的学术出自姚江，虽然对于河津一派不敢公开排斥，对于王门末流中那些流于狂妄放纵的人，也颇加回护，门户之见终究还没有完全消除。沈佳撰写这部《录》，大概正是暗中用来补救黄宗羲的偏颇。鄞县万斯大是黄宗羲的弟子，平生笃信老师的学说，却为沈佳这部《录》撰写序言，也只稍微说它过于严苛，而不能攻击它的缺失，大概也是内心赞同它。学者把两家的书相互参照考证，大概就可以较为公平允当地认识明代一朝的学派了。实在不必因为喜爱甘美而厌恶辛辣，因为喜欢丹色而否定白色。△《史传三编》五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朱轼撰写。朱轼还著有《周易传义合订》，已经著录。这部书包括《名儒传》八卷、《名臣传》三十五卷、《续编》五卷和《循吏传》八卷，成书于雍正戊申年。当时《明史》还没有完成，所以所记人物止于元代。自明代以来，传述名儒的人大多尊崇宋儒而轻视汉、唐儒者，而宋儒又从周敦颐、程颢、程颐以下开始记述。朱轼所作传记，上溯田何、伏生、申公等人，不埋没他们传授经书的功劳；中间写到董仲舒、韩愈等人，不埋没他们阐明道理的力量；对宋代的胡瑗、孙复、石介、刘敞、陈襄，虽然学术道路略有不同，也一并加以甄录，完全不存门户之见，可以说得到了圣贤大公无私的精神。他因为追逐利禄而削去扬雄、马融，因为崇尚玄虚而削去王弼、何晏，因为借经术之名而削去匡衡、王安石，也特别公平允当。只是胡寅对生母怀有怨恨，王柏披露狂妄放纵，甚至删改孔子的圣经，却都列入其中，似乎稍有滥收。依据王福畤空泛的言辞替薛收作《赞》，也未免有失考察。《名臣传》所列共一百八十人，取舍颇为慎重。《续编》所列又有三十九人，其《凡例》说：“《续编》是什么？就是选择次一等的人。有时卷帙编排已经确定，就把他们附在后面罢了。然而，若认为他们稍逊一筹而列为第二等，和因为偶然遗漏而补入，他们之间的品第是有差别的。”把这些情况混在一起而不加区别，也稍显疏略。《循吏传》所列共一百二十一人，虽然体例严谨，却颇不完备。像何易于这一类闻名于世、为人所熟知的人，反而多被删去。他取舍的标准也没有明说，实在难以理解。总的说来，它列举典型人物，用来显示应当效法的榜样，所附的议论判断也都醇正，确实不失为有助于世道人心的书。书前有朱轼和蔡世远的《总序》两篇，三编又各有一篇《专序》。大概《名儒传》由李清植编纂，《名臣传》由张江、蓝鼎元、李锺侨编纂，《循吏传》由张福昶编纂；蔡世远加以商榷，而朱轼负责裁定。△《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清馥撰写。李清馥字根侯，安溪人，是大学士李光地的孙子，因李光地的荫庇授任兵部员外郎，官至广平府知府。这部书原名《闽中师友渊源考》，所以《序文》《凡例》中仍称旧名。这个版本题作《理学渊源考》，大概是后来改的。《序》写于草创之时，书编成以后又有所增补。宋代儒者讲学，在二程时最为兴盛，他们的门人游酢、杨时、吕大临、谢良佐号称高足。其中杨时一派，经罗从彦、李侗传到朱子，辗转传授，大多在闽中。因此李清馥的叙述从杨时开始，分辨各支流，一直下至明末。凡某一派传承了多少人、某人又分出哪一派，在四五百年间追寻源头直到末流，就像昭穆世系谱牒一样，井然有序。其中家学相承的，以及以朋友相交而不是师生关系的，也都一并列出，以说明其学术的来源。体例是每人各写一篇小传，在传末注明所依据的书籍，并把语录、文集中有关论学的话摘录在后面，考证颇为详尽严密。对于败坏名声、毁弃节操、给师门带来污点的人，则删去不载。偶尔遇到纯粹与驳杂两面并存的人，便舍弃其短处而记录其长处。如《廖刚传》中删去他最初附和议和一事；《胡寅传》中只叙述他不为生母服丧、受到右正言章厦弹劾，而不详细记载其中缘由。这说明门户之见仍未完全消融，如同白玉上的微小瑕疵，分别看待即可。──以上是“传记类”总录之属，共三十六部、八百八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把众多人物的事迹合成一部书，也属于传记类。它的源头出自《史记》的《儒林》《游侠》《循吏》《货殖》《刺客》等传。若另行编成一部书，则始于刘向的《列女传》。《册府元龟》中有《总录》这一名称，现在就取它来命名。△《孙威敏征南录》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代滕元发撰写。元发起初名叫甫，后来因为避高鲁王的名讳，便以原来的字“元发”为名，改字为“达道”。他是东阳人，考中进士，历任龙图阁学士，谥号章敏。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前面有署衔题名“承奉郎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军州事滕甫”，大概是他尚未改名时所作。书中记载皇祐四年孙沔平定侬智高之事。当时孙沔任安抚使，狄青任宣抚使；孙沔与狄青会合军队商议作战计划，进军在归仁铺击败侬智高，孙沔留下处理善后事务。等到军队返回，余靖在长沙勒石铭功，专门赞美狄青。朝廷也任命狄青为枢密使，赏赐十分优厚，而孙沔只加官一级。滕甫认为，南征之事本来出自孙沔的谋划，他部署准备在先，又能屈己听从狄青，最终平定了寇乱。因此撰述此书，用来颂扬孙沔的功绩。大概孙沔任杭州知州时曾经惊异于滕甫的才干，授给他治理繁难政务、镇守边境的方略；两人有知己之谊，所以滕甫才这样竭力为他表彰宣扬。考察《宋史》记载征讨侬智高的事情，在《狄青传》中记得很详细，而《孙沔传》却相当简略。然而这部书已见于《宋史·艺文志》和陈振孙《书录解题》，当时都没有认为它是诬妄之作，大概其中必有缘故。这也是考察史事的人应当一并保存的书。（案语：削平寇乱的事情，应该收入《杂史》。但这部书是为了表彰孙沔的功劳，并不是记载侬智高之变，所以收入《传记类》中。） △《骖鸾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范成大撰写。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是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孝宗时历任权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升任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死后谥号文穆。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乾道壬辰年范成大由中书舍人出任静江府知府时，记载途中所见所闻的作品。书名叫《骖鸾》，取自韩愈诗“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之意。

译书末说：“至于当地风土的详细情况，则有桂海《虞衡志》。” 考察《虞衡志》，它是在范成大从桂林调任成都任帅时撰成的；他最初到粤地时还没有这部书。那么，这部《骖鸾录》大概也是后来增补删改而成的吗？书中间的叙述次序颇为古雅。其中辨析元结《浯溪中兴颂》的一条，排斥黄庭坚等人的刻薄议论，尤其符合诗人忠厚的旨趣。书中记载，仰山孚忠庙有杨氏称吴时加封司徒的竹册，至今还保存着，文中称年号为宝大元年；又说以前得到吴江村寺石幢上的记载，也使用宝大年号。因此怀疑钱氏统治吴越时，或许曾经采用杨氏的正朔，并以这两件实物为证。然而考察史书，钱氏与杨氏多次互相攻伐，彼此都有胜负，势力完全不相上下，绝不可能有臣事淮南的道理；况且杨氏自己还有武义、顺义、乾贞、太和等年号。吴越所用的宝大年号，正是杨氏顺义四、五年间，也不应出现一个国家同时有两个年号的事情。范成大所见的这些材料，或许是后人伪造的。吴任臣撰写《十国春秋纪元表》，对这件事没有加以辨证，大概是因为没有查阅这部书吧。△《吴船录》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范成大撰写。范成大于淳熙丁酉年由四川制置使任上奉召回朝，取水路前往临安，便根据每天的经历和见闻写成此书。起于五月戊辰，止于十月己巳。对于古迹和山川形势，记述最为详尽，也有自己的考证。例如解释继业所记乾德二年太祖派三百名僧人到西方求取舍利、贝多叶书的路线，这是其他记载中没有的，很可以扩充见闻。又记载所见蜀中的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所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所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所画《龙虎》，以及玩丹石寺唐代所画的一幅《罗汉》，都可以补充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没有记到的内容。又如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一句，印本有的把“拈”作“酤”，而范成大说叙州有碑刻本写作“粘”字，这也是注释杜甫诗集的人应当引用作为依据的。△《入蜀记》六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代陆游撰写。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是山阴人；陆佃的孙子，陆宰的儿子。最初因祖先恩荫补授登仕郎。隆兴初年，赐进士出身。嘉泰初年，官至宝谟阁待制。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陆游在乾道五年被授为夔州通判，第二年闰六月十八日从山阴出发，十月二十七日抵达夔州，于是叙述沿途所经过的道路，写成这部记。陆游本来就擅长文章，所以对山川风土的叙述很是雅洁；对于考订古迹，尤其留意。例如，丹阳皇业寺就是史书所说的皇基寺，是因为避唐玄宗的名讳而改名；李白诗中所说的新丰酒，产地在丹阳、镇江之间，并不是长安的新丰；甘露寺的很石、多景楼都不是原来的遗迹；真州的迎銮镇是徐温改名的，不是周世宗时改的；梅尧臣《题瓜步祠诗》误把魏太武帝当成曹操；广慧寺《祭悟空禅师文》的石刻所记保大九年，是南唐玄宗时期，不是后主时期；庾亮楼应当在武昌，不应当在江州，白居易诗和张舜臣《南迁志》都沿袭了这一错误；欧阳修诗中“江上孤峰蔽绿萝”一句，绿萝是溪名，不是泛指藤萝；宋玉宅在秭归县东面，旧时有石刻，后来因为避太守家讳而毁掉。这些内容都足以作为考证舆图的资料。此外，他还解释杜甫诗中“长年三老”和“摊钱”两个词，解释苏轼诗中“玉塔卧微澜”一句，说明南方以七月六日作为七夕的原因；辨析李白集中《姑孰十咏》《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书歌》等篇章，认为都是宋敏求窜入的，也足以扩充见闻。其他搜寻金石、引用诗文来互相考证地理的地方，更是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这不是其他人那些只留连风景、记载琐碎事情的游记可以相比的。△《西使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刘郁撰写。刘郁是真定人。这部书记载他作为常德的副使，随皇弟锡里库军中出使西方时，往返途中所见的情况。王恽曾把它收入《玉堂杂记》中。这大概是另行刊刻的版本。《元史·宪宗纪》记载：二年壬子年秋，派锡喇征讨西域的苏丹等国，这一年锡喇去世；三年癸丑年夏六月，命诸王锡里库和乌兰哈达率军征讨西域的法勒噶巴、哈台等国；八年戊午年，锡里库讨伐回回、法勒噶巴，平定了这些地方，擒获他们的国王，派使者前来献捷。考察《世系表》，睿宗有十一子，第六子名叫锡里库，而诸王中没有另外一个叫锡喇的人。《郭侃传》记载，郭侃在壬子年跟随锡里库西行，这与本《记》所说壬子年皇弟锡喇统率诸军奉诏西征，历时六年，拓展疆域近万里相合。这样看来，锡喇就是锡里库。因为《元史》是明代修撰的，所以译音有错误：一处写作锡喇，一处写作锡里库，错误地分成了两个人。《宪宗纪》二年记锡喇去世，三年又记锡里库西征，于是相沿承袭，错误地记载下来。这部《记》说常德出使西方是在己未年正月，大概是锡里库献捷的第二年所记。虽然它只是依据见闻，不能考证古迹，但其中也时常有奇异的见闻。《郭侃传》所载与此书大致相同，只是译语有时不同。我国皇上神武奋发，平定了西域，昆仑、月<骨出>都全部纳入版图。按常德所经过的路线计算，如今都已处在屯田和设置边防营垒的范围内。朝廷已经钦定《西域图志》，昭示后世亿万年。刘郁所作记录本来不足以称道，但根据他的叙述，也足以考察道路里程，考证古今的异同，所以仍然抄录保存下来。△《保越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这部书记载元顺帝至正十九年明军攻打绍兴的事情。当时明军将领是胡大海，抵抗他的则是张士诚部将吕珍。攻打了三个月，最终不能攻下，于是撤军。此《录》称张士诚的军队为“我军”，称吕珍为“公”，大概是张士诚灭亡以前绍兴人所记。其中称明军为“大军”，并称“太祖高皇帝”，则怀疑是张士诚灭亡以后由明人传抄时改写的。绍兴从这以后仍然守了八年，到至正二十六年才归属明朝。吕珍也是在这一年湖州战败后，才投降徐达。虽然他最初侍奉的不是明朝，晚年也没有保持名节，但在绍兴来说不能说没有功劳。胡大海攻打绍兴遭到挫败，以及他纵兵奸淫掳掠、发掘宋代陵墓等恶行，《明史》都没有记载。书中所记张正蒙妻韩氏、女儿池奴以及冯道的两位妻子抗拒屈服、守节而死的事情，《明史》也都没有记载，尤其足以补充史传的遗漏。△《闽粤巡视纪略》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杜臻撰写。杜臻字肇余，是秀水人。顺治戊戌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已经平定，各处叛逆都被消灭，沿海百姓全都安居并恢复旧业。当时杜臻任工部尚书，奉诏与内阁学士石柱前往闽、粤巡视抚慰，划定疆界和行政区域。他们于十一月出发，二十三年五月办完事务。杜臻于是叙述所经办事务的大致情况，写成这部书。开头是《沿海总图》，其次是《粤略》三卷，再次是《闽略》二卷，最后附记台湾、澎湖，合为一卷。大概杜臻巡视的路线是由广东到福建，所以按照这样的先后顺序编排。台湾则没有亲自到过，只根据访察所得记录下来，所以附在书末。书中按日期逐日记载，凡是沿海形势、营伍制度、兵力多少，都分条列举得十分详细；对于各海洋驻兵防守和控制设置的事务，也都能掌握要领。其中对山水古迹以及前人的题咏，有时加以考证，也可以用来增长见闻。这是根据亲眼所见来叙述的，与那些搜集舆图资料编写的书当然不同。△《扈从西巡日录》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本朝高士奇撰写。高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经著录。康熙癸亥年，圣祖仁皇帝巡幸山西，驻跸五台山。高士奇当时以侍讲身份供职内廷，随从往返，于是记载途中听到和看到的事情。起于二月十二日甲申，止于三月初七日戊申。凡是山川、古迹、人物、风土，都考察其源流，颇为详细准确；皇帝巡行时的仪仗和太平盛典，也一一记载。伏案读这部书，仍然仿佛能看到圣明教化普遍兴盛、皇帝出游和乐的景象，确实足以流传给后世。卷末记载诗二十四首，都是他途中所作，汇集附在书后。高士奇本来就擅长书写文章，又有幸遇到圣明的朝代，得以预先随从法驾，因此能够把这些事情写在简册上，流传到今天，也可以说是际遇中最大的幸运、文士中最大的荣誉了。△《松亭行记》二卷（通行本） 本朝高士奇撰写。康熙辛酉年二月癸酉，圣祖仁皇帝恭敬奉着太皇太后前往温泉。四月戊子，皇帝车驾出喜峰口。高士奇都随从前往，于是记载往返所经过的地方。他说喜峰口就是古代的松亭关，所以用它作为书名。然而松亭关在喜峰口外八十里，高士奇把两者合而为一，没有详细考察。书中叙述滦河源流，也不明确。至于温泉有朱砂、矾石、硫磺三种矿物，圣祖御制《几暇格物编》中说得很清楚。高士奇每天侍奉宫禁，担任掌管文翰的职务，不应当没有看到这部书，却仍然沿袭宋代唐庚凭臆测而作的说法，实在难以理解。因为它叙述山川风景，足以作为考证资料；附载的诗文也都值得观览。所以他所著《塞北小钞》另行保存其书名，而这部编录仍然收入。──以上是“传记类”杂录之属，共九部、二十一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语：传记是总称。分类区别后，叙述一个人始末的属于“传”，叙述一件事始末的属于“记”。以上所收录的都是叙事文章，类别并不单一，所以称为“杂”。）

译卷五十九 史部十五 ○传记类存目一 △《孔子世家补》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欧阳士秀撰写。士秀是庐陵人，仕宦经历不详。这部书成于淳祐辛亥年。大体上依据《皇极经世》来驳正《史记·孔子世家》的错误。然而邵子精通数学，没有听说他精通史学；他所记载的先圣事迹，也未必完全准确。《自序》又说，担心事情的精粗、隐显、大小、本末混杂在一起而不容易看清，所以撰写《年表》来提纲挈领，编列《世本》来区别族属，并且在末尾附上《弟子年名》，借此考察是非，解决众多疑问，消除自己的疑惑。现在考察《永乐大典》所载内容，已经没有所谓《年表》《世本》《弟子年名》，可见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孔氏实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末尾一条说：大蒙古国领中书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圣旨，从南京特意选取袭封者孔元措，命他前往阙里奉祀。（案语：元措在金承安二年袭封衍圣公。）这部书或许就是孔元措等人撰写的吧。开头记载历代褒奖尊崇孔氏的典章，凡是碑文、诏旨都记载了大略；末尾详细记载孔氏族人在乡里的官职。然而叙述编排很没有体例。例如开头记载圣母颜氏和圣配亓官氏，却独独不叙述孔子以上历代的事情，怀疑或许是传抄时散佚脱落，并不是完整的书。考察明代《文渊阁书目》，其中有《孔子实录》一册，而《永乐大典》所载却作《孔氏》，究竟哪一个名称正确，不清楚。不过《文渊阁书目》传抄时错误很多，也不能完全作为依据。现在仍依照《永乐大典》的名称著录。△《孔子论语年谱》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元代程复心撰。程复心字子见，是婺源人。皇庆癸丑年，江浙行省把他所撰的《四书纂释》进献朝廷，授任徽州路教授。退休后，终身领取一半俸禄。这部编年谱把《论语》的各章分别编入《孔子年谱》之中，又杂采《左传》等书中的事情来牵强附会。例如说孔子九岁时见季札，在鲁国观看乐舞；三十五岁时跟随昭公出逃，在齐国停留七年。这是因为旁文而牵强附会到孔子身上的。又说孔子五十三岁时被聘于齐国，执圭时恭敬弯腰如此等等。这是因为《论语》而妄自增造旁文。又说孔子六十三岁时在陈、蔡受困，不得已渡海到楚国，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等。陈、蔡之间怎么能够渡海，楚国都城郢又哪里有海路可以通达？这尤其是梦呓般的话，只能供人发笑。至于它所编排的《论语》，把《子钓而不纲》章列为孔子三十一岁，把《子以四教》《子所雅言》《子罕言》《子不语》《自行束脩以上》等章列为三十四岁，把《八佾》《雍彻》等章列为三十五岁，把《君子食无求饱》章列为四十三岁，把《道千乘之国》章列为四十八岁之类，数也数不完，全都不知道根据什么这样说。程复心以朱洪范为师，与胡炳文为友，虽然也是讲学之家，本来就不专心于考证，但也不应荒谬到这种程度。考察篇末辨析季本《圣迹图考》的荒谬之处，季本是王守仁的弟子，元代人怎么会看到他的书？大概是明代末年的狂妄之人所作，却被传抄者伪题为程复心之名。△《孟子年谱》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元代程复心撰。程复心既然撰写了《论语年谱》，又取《孟子》七篇编成年谱。他把某一章列为某一年所说的话，其荒谬妄诞与《孔子年谱》相同。他说孟子所说的邹人是陬邑人，不是邹国人。言辞极其雄辩却不确实，也是喜好奇异之谈。大概同《孔子年谱》一样，都是一手伪造的。考察朱彝尊《经义考》，载有谭贞默《孟子编年略》一卷，现今没有见到这部书。然而朱彝尊所载的谭贞默《自述》一篇，却与此书的《自述》一字不差。怀疑这只是把谭贞默的书诡称为元人之作，实在荒谬伪妄到了极点。△《阙里志》二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陈镐撰写，孔允植重新编纂。陈镐是会稽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任湖广巡抚。孔允植是孔子第六十五世孙，世袭衍圣公。阙里过去一直没有志书，只有《孔庭纂要》、《祖庭广记》等书。弘治甲子，重修阙里孔庙竣工，李东阳奉命前往致祭。当时陈镐任提学副使，于是嘱托他编次成志。崇祯年间，孔允植重新增订补辑，这就是现今的版本。全书分《图像》、《礼乐》、《世家》、《事迹》、《祀典》、《人物》、《林庙》、《山川》、《古迹》、《恩典》、《弟子》、《譔述》、《艺文》分类编排。但是编排冗杂，很没有体例。例如历代诰敕、御制文赞，不收入《追崇恩典志》，却另列为《提纲》；《碑记》本是《艺文》中的一类，却又另外增加《譔述》一门，都是繁复重复。△《孔颜孟三氏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刘濬编。刘濬是永嘉人，成化年间任邹县教谕。邹县是孟子的出生地，孟庙就在这里。刘濬于是考证孔、颜、孟三氏的世系，以及历代褒扬尊崇的典章，汇辑成书。先列《地图》，其次是《世系年谱》，再其次是《庙制》，最后是《志事》。卷末附《述圣》。卷首所列《提纲》一卷，则是壬子四月紫阳杨奂所撰的《东游记》。壬子是元宪宗二年。但刘濬在“壬子”下注说：“元宪宗淳祐十二年。”纪年已经错误，又把宋理宗的年号移到元代，实在非常疏漏错乱。仅这一点，其他方面也就可以大致看出了。△《孔孟事迹图谱》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季本撰写。季本有《易学四同》，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是论说，后面是图谱，对孔子、孟子的事实颇有考证。例如说孔子从未到楚国见昭王，孟子先到齐国而后到梁国，这一两条都有依据可查。然而其余内容大多是人们习惯听闻的说法。△《素王记事》（无卷数，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译旧本卷首题作“明浙江严州府通判太原傅汝楫校正”，可见并不是傅汝楫撰写的。卷末杨奂《东游记》的开头，又题作“河南开封府知府西蜀黄濬辑录”，似乎是黄濬所撰，但他的名字不列在书首，却缀在书后。体例杂乱，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这部书只是拾取《阙里志》的内容编成，仍然茫无头绪。大概是当时所谓书帕本，本来就不是以著书为目的的。（案：顾炎武《日知录》说：从前官员入朝觐见时，馈赠一本书和一方帕子，称为书帕。又说：官员任期届满，必定刻印一本书来充作馈赠，这也很雅致。但仓促草率地赶工，实在不值得阅读。陆深《金台纪闻》也说，有司刻书，只是为了供馈赠和送行之用。其制作粗劣，反而比坊间刻本还差。如今藏书家把书帕本看作最下等，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夷齐录》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张玭撰写。张玭字席玉，石州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永平府城西十八里的孤竹故城有清德庙，用来祭祀伯夷、叔齐。张玭镇守永平时，于是搜集历代祭祀典章和各家的艺文，编成一册。根据《目录》，原本有图；这个本子没有，大概是传抄者遗失了。△《孔圣全书》三十五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代蔡复赏编。蔡复赏是巴陵人。卷首自题为恩贡出身、南京户部修职郎，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官职。书前有《自序》，说此书开始编成时，曾请兵部侍郎姜廷颐指正。姜廷颐于是将它编次为六卷。上卷称《经书》，中卷称《子史》，下卷称《杂说》，首卷称《帝王崇重盛典》，末卷称《经术经理世务》，并说六卷之内又分列为四十卷等等。考察《序》文所说的上、中、下、首、尾五卷，不应称为六卷。书为三十五卷，也同四十卷的数字不相符合。书中内容鄙俗荒唐，庞杂割裂；鬼神怪诞之语、优伶戏谑猥亵之词，无不收入，说它是侮辱圣人也可以。△《尊圣集》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陈尧道编。陈尧道的籍贯不详，嘉靖末年任大埔县教谕。这部书分为《图像》、《世家》、《事迹》、《遗泽》、《制敕》、《譔述》、《封事》七门。大多抄袭《祖庭》、《纂要》等书，没有什么考证。△《仲志》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刘天和撰写。刘天和字养和，麻城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提督团营，谥号庄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书是刘天和任总督河道都御史时，因为济宁仲家浅有先贤仲子的祠庙，所以记述它建置的缘由，并且涉及仲子生平行事的大略，取名为《令名志》。崇祯年间，仲子后裔仲於陛等重新增删旧本，改用今名。又在卷首绘制画像、排列图表，很不雅正。△《闵子世谱》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云汉撰写。张云汉字倬侯，宿州人。这部编书还涉及闵子后裔的事情，所以称为《世谱》。卷首是《姓氏》，其次是《里居》，其次是《特传》、《列传》，其次是《祀典》，其次是《修葺》，其次是《官生》，其次是《世系》，其次是《迁徙》，其次是《复业》，其次是《列女》，其次是《艺文》，其次是《家约》。宿州旧有闵子墓，历代祭祀从未中断。大概闵子本来就是宿州人。春秋时宿属于青州，是齐地，所以《家语》认为他是齐人。△《夷齐考疑》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其久撰写。胡其久是崇德人，隆庆丁卯举人，官任龙南知县。这部编书认为好事者所传的《夷齐世系》，其中姓名都是根据《韩诗外传》、《吕氏春秋》附会而成的；连叩马、耻粟等事也多不真实，于是分别加以驳正，并把先贤论定的话以及传记、诗文附在后面。他的议论也相当广博、善于辨析。然而传闻流传已久，往事又没有证据，疑惑着传述疑惑也就可以了，不必全凭主观臆断。△《夷齐志》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白瑜撰写。白瑜字绍明，永平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在张玭《夷齐录》的基础上增删编成的，记载比旧《录》更加详细。△《道统图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根据卷首《樊维城序》，大概是衍圣公家刻印的。樊维城是万历己未进士，那么这部书应当出于明代末年。它就是《圣迹图》的旧本，只是在前面增加了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十幅画像，后面附有颜、曾、思、孟林庙八图。虽然以《图赞》为名，但只有图前有几行说明，根本没有所谓“赞”，尤其令人无法理解。△《圣贤图赞》（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这部书摹刻仁和县学的石刻，却没有注明刊刻此书的人姓名。卷首冠有明宣德二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虞吴讷的《序》。序中说，画像是李龙眠所画，高宗在绍兴十四年取岳飞的宅第建为太学。三月亲临太学，首先制成《先圣赞》，后来又为颜回以下诸人撰写赞词。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将这些文字刻在石上。又说旧时有《秦桧记》，后来将它磨去。这说明它是石刻上的题识，不是木刻本的跋语。因此，颜回、曾参二人的画像后面都有高攀龙的《赞》，可知是近代人刻成的。考察《玉海》，绍兴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己巳，高宗临幸太学，观看唐明皇帝以及太宗、真宗的御制赞文，命有关官员把从祀诸人的《赞》全部抄录进呈。二十四日乙亥，高宗亲制亲书《宣圣赞》，命人悬挂在大成殿并刻石，颁发给各路州学。

译绍兴二十五年，又制成《七十二贤赞》，亲自书写后刻石颁发。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戊午，朝廷大臣请求颁发给各州郡学校，高宗同意了。根据这些记载，高宗所撰《宣圣赞》是在绍兴十四年刻石；《七十二贤赞》是在绍兴二十五年刻石。《吴讷序》却说《先圣赞》和《七十二贤赞》都是在绍兴三十六年十二月刻石，错误十分明显。书中所列七十二名弟子，比《史记》和《唐六典》所载七十七人少十人、增加五人；同《宋史·礼志》所载八十二人相比则少十人；与唐、宋典制都不相同。考察《玉海》卷一百十三又说：高宗的《七十二子赞》，删去《史记》中的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颜祖、鄡单、句井疆、罕父黑、申党、原亢、颜何、公西舆如十一人，增加申枨、蘧伯玉、陈亢、林放、琴牢、申堂续六人，于是成为七十二人，与此书所列人数正好相合。然而《玉海》说删去的十一人中有申党，此书却仍然列有申党；《玉海》说增加申堂续，此书在申党之外增加的却是申枨；两者相互矛盾。又如颜子封为复圣公、曾子封为宗圣公，都是从元代至顺年间才开始的。绍兴年间撰写《赞》，怎么可能标列这样的封号？又考察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赠颜子为兖公，闵子以下至卜商九人都为侯，曾参以下六十七人都为伯。宋祥符二年，追赠闵子以下至卜商九人都为公，曾参以下七十二人都为侯。如今这部书所标爵位都沿袭开元年间的制度，高宗撰写《赞》也不应当越过近代废除的祥符制度而远远遵从唐制，因此怀疑它不是宋代原来的石刻。而且李公麟是北宋人，怎么可能到了绍兴年间才绘制这些图。图中的诸位贤人，大多手持书卷，这既不是古代简策的形制；又如把樊迟的名“须”画成一副多胡须的形象，把梁鳣的字“叔鱼”画成手里拿着一条鱼的形象；尤其像戏剧，荒诞无稽是确定无疑的。△《阙里书》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沈朝阳撰写，陈之伸补辑。沈朝阳是江宁人，天启年间贡生，官任池州府学教授。陈之伸是海盐人，任官经历不详。这部编书杂采圣贤事迹，拼凑成篇。每篇各自系有《赞》，但文辞和意旨浅薄，考订也很粗疏。例如《越绝书》所载子贡事迹之类，都没有加以辨正。△《圣门志》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吕元善撰写。吕元善字季可，号冠洋，海盐人，天启年间任山东布政司都事，后来死于流寇之乱。他的书第一卷是《圣门表传》，第二卷是《从祀列传》，第三卷是《四氏封典》，第四卷是《礼乐》，第五卷是《古迹》，第六卷是《东野氏仲氏世系》，分列小目六十五项。大概吕元善任职山东时，得到孔氏各家的详细谱牒，于是辑录其宗族世系，撰成这部书。又把后代理学诸儒附列在孔门弟子之后。然而像魁名内阁的人，与道统无关，却详细列举，另编在从祀诸儒的末尾，实在很不相称。又把没有列入祀典的诸儒另行记载，拟定从祀者三十五人。其中像岳飞的精忠，并不在于阐明理学；钱唐的直言进谏，也没有听说他解释圣人经典；却想按照历代儒林人物的例子来排列，拟议也很不恰当。吕元善的书写成后没有刊印，他的儿子吕兆祥重新加以校订。海盐县令樊维城将它刻入《盐邑志林》中。书末附有崇祯初年曲阜祠祀吕元善及四氏子孙等事的赐匾案牍，冗杂尤其严重。△《三迁志》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吕元善撰写。大概是根据史鹗、胡继先两家的旧本加以订正补充。尚未完成稿本，吕元善就死于寇乱。他的儿子吕兆祥、孙子吕逢时于是接续完成了这部书。书中记载孟庙的事迹，每卷之中又各分为三个子卷，共二十一类。每类前面各有一首四言赞，记载颇为详细。但体例和篇目名称，都不够雅正。△《宗圣志》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吕兆祥撰写。曾子祠和墓都在今山东嘉祥县。嘉靖年间，诏令寻访并录用曾子的后裔，使其世袭五经博士。找到他的后裔孙贤粹，居住在江西永丰。命令他返回嘉祥，世代守护祠庙。但历代尊崇祭祀的始末，记载并不完备。吕兆祥才开始修订成书。卷一为《像图志》，卷二为《世家志》，卷三、卷四为《追崇志》，卷五、卷六为《恩典志》，卷七、卷八为《事迹志》，卷九至卷十二为《艺文志》。此书成于崇祯年间，但《世家志》叙述谱系时，竟记载到本朝康熙年间的事情；《恩典志》中也记载到顺治初年的事情。不知是什么人增补的，大概不全是吕兆祥的旧本。△《陋巷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吕兆祥撰写。相传颜子的陋巷在曲阜孔庙东北六百步，旧时没有记载。正德年间，提学副使陈镐才开始为它编写志书。万历年间，御史杨光训又续加编辑。吕兆祥这部书大概是根据两家的本子重新订定的。书中所载都是历代尊崇祭祀的典礼，卷首还列有《退省》、《从行》等图。△《东野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海盐吕兆祥撰写、后裔东野武订正。考察吕兆祥和东野武都是明代末年人。这部书第二卷末附录顺治、康熙年间的奏议，详细记载圣祖仁皇帝恩准东野沛然为五经博士。大概就是东野沛然根据吕兆祥的旧志略加续补而成的。卷前有吕化舜、方应祥的《原序》；《粘本盛跋》作于康熙壬寅，《陈良谟序》作于康熙丙寅，也都是续刻时增加的。考察《元和姓纂》记载，伯禽的小儿子另立为东野氏，那么东野氏出自周公，毫无疑义。世代承袭这一职位，本来并不是滥受官职。只是书中叙述世谱，说第三代生二子，长子晖、次子晞；第六代生二子，长子缙、次子绅。这些人都在春秋以前，那么兄弟联用名字已经早于应玚、应璩。又说第二代东野宗在田野中选择地势高处建祠，以安奉先人的神灵，那么大夫的宗庙就可以不建在家中。第十六代东野获，字获德，号白云，那么别号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第二十一代东野质，遭逢楚国灭鲁，背负儿子、携带谱牒，逃窜到东吴。这样一来，这个家族分出旁支就不必经过太史记载，而战国末年竟然还能延续吴国的国统。

译大概谱牒之学，自古以来就不止一种说法。司马迁叙述五帝世系，往往同史籍记载相抵牾。白居易自己叙述世系，也同《左传》相违背。记载有异同，本来就不值得奇怪。△《孔子年谱纲目》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夏洪基撰写。夏洪基字元开，高邮人。这部书成于崇祯年间。书中按年份编排先圣的事迹，各年先提取要点作为“纲”，再详细记载事情作为“目”。对于各书记载的异同，略有订正，但也没有逐一精细核实。△《孔门弟子传略》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夏洪基撰写。此书合并《孔子家语》和《史记》中所记载的孔门弟子，共得八十人。卷首《凡例》说，《家语弟子解》只记姓名和籍贯，言行则散见于其他篇卷；《史记》杂取经书内容，言语没有条理；《四书人物考》和《备考》搜集群书，内容庞杂混乱而没有条理。本书每篇传记开头先叙述圣贤的教诲，次叙其事迹，最后附上评论。经史中典据确实的内容用大字书写，列为正传；事迹琐碎、文字异于正传的，用小字附录；荒诞妄说则杂录以供查阅。其搜集取舍相当勤勉。然而《论语》《礼记》的文字人人都熟读，却也逐字逐句全部抄录，未免过于冗赘。卷末附录九人，即仲孙何忌、仲孙说、左丘明、伯鱼、子思、孟子、颜涿聚、公罔之裘、序点。书中辨明仲孙说与南宫适是两个人，颜涿聚与颜雠由是两个人，《论语》中的左丘明与作《春秋传》的是同一个人，这些考辨都很有典据。至于把公伯寮列入孔子弟子，虽然依据《史记》，但明代已经停止祭祀公伯寮，洪基仍然滥加收录，就不免有所考察失误了。△《圣门志考略》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是书中自称自己的名字叫淐。“桧树”一条后面说，崇祯三年庚午春，随他的祖父登临岱山，到孔林去。“祀典”一条后面说，康熙八年因参加廷对而留在京城，可知是国朝人。但考察康熙庚戌进士题名碑，这一科没有名叫淐的人，大概是贡生。他的书杂抄阙里各志而成，实在不足以用作考证。△《阙里广志》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宋际、李庆长共同撰写。宋际字峨修，李庆长字简臣，两人都是松江人。《阙里志》自前明陈镐以后，多次修订编纂，但都杂乱不值得一看。康熙十二年，宋际任孔庙司乐，李庆长任典籍，两人共同搜集典故，于旧志基础上增删修订。全书分为《图像》《世家》《礼乐》《林庙》《山川》《古迹》《恩典》《弟子》《职官》《圣裔》《贤裔》《艺文》十二门。所记载的旧事比较详细，但也没有能够作出考订。△《三迁志》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孟衍泰、王特选、仲蕴锦共同撰写。此书成于康熙壬寅年。因为吕元善的旧志年代久远，已经漫漶不清，而国朝尊崇孟子的典制，以及子孙世系、林庙增修等，也没有编纂成书，于是按次辑录补充，分为二十一门。王特选是滕县人，仲蕴锦是济宁人。孟衍泰是孟子第六十五代孙，世袭五经博士。△《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阎若璩撰写。阎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经著录。此书广泛引用各种书籍，考察孟子出仕、行止的始末。首先辨明孟子出生的邹地是邾，不是鄹；其次考察孟子往来梁、齐、滕、宋的年月，中间旁及万镒、百镒的数目，以及孟子离开齐国而不进入燕国的原因。然而对于孟子的生卒年月，最终也没有确实的根据。考察《山堂肆考》，其中详细记载孔子、孟子的生卒年月，说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享年八十四岁。阎若璩唯独没有引用这条。大概先儒解释经书，多不采用杂书。郑玄注《礼记》“南风之诗”时不引用《尸子》，郭璞注《尔雅》“西王母”时不引用《穆天子传》《山海经》，都是因为取义谨严，并不是疏漏。△《孔子年谱》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方晃撰写。杨方晃字东阳，号鹤巢，是磁州人。此书中间三卷是年谱，以天、地、人三部分分别记载。前一卷称为《卷首》，最后一卷称为《卷尾》。其中对于《史记·世家》的历聘纪年、《阙里旧志》等书颇有订正。然而注文过于琐碎，又夹杂评论，都不合体例。至于《卷首》依据《祖庭广记》而作成《麟吐玉书图》，实在没有能够免俗。《卷尾》广泛引用杂史，记载孔子身后的奇异事迹，例如鲁人泛海见到先圣、七十子在海上游历，以及唐代韩滉转生为子路等事，整篇都是谈论怪异之事，尤其荒诞无稽。△《至圣编年世纪》二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灼、黄晟共同编纂。李灼字松亭，是嘉定人；黄晟字晓峰，是歙县人。此书成于乾隆辛未年。一至十六卷为《至圣年谱》，十七至二十四卷记载历代直到国朝尊崇孔子的典制。卷首冠以李灼所作的《孔子生日说》《孔门出妻辨》《增祀孔璇论》三篇。《孔子生日说》认为，《公羊传》《穀梁传》与《史记》记载的年份相差一年。《公羊传》《穀梁传》记的是孔子受孕的年份，司马迁记的是孔子出生的年份，这种说法实在是穿凿附会。自古至今，从没有听说把受孕的年份写进书里的。至于《孔门出妻》，说它记载错误还可以，却一定要说庶氏之母是庶子之母；子思是嫡长子，怎么能说是庶子呢？书中辨析“野合”的说法，弊病也相同。周道衰微以后，诸子百家肆意议论，编造言语来诬蔑圣人的事情，无法一一说尽。司马迁妄自采录，张华错误转述，只须用一句话判定，把这些说法斥出名教范围之外就是了。如今却牵强附会这些言辞，说孔子曾到尼山祈祷，夜宿野外而怀孕，所以称为“野合”，这样反而更加穿凿，也更加错误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洙泗源流》（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自序》，也没有署年月。《序》中说，所采录的内容始于尧、舜，作为洙泗的源头；终于颜、曾、思、孟，作为洙泗的流派。如今考察此书，只从唐、虞写到孔门弟子二十多人，直到子思为止，还没有写到孟子，大概是一个不完整的本子。前面有钱曾的两方印，一方是“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另一方是“雒阳忠孝家”。篆刻拙劣，朱色还很新，大概是庸俗浅陋的书商伪造冒托的。──以上“传记类”圣贤一属共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一卷，其中三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考察：孔子称伯夷、叔齐为古代的贤人。孟子也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一类。”所以《孤竹录》能够收入《圣贤》类。其余不是亲自受教于邹鲁学堂的人，一概不滥加列入。大概圣贤的名声，只有圣贤才能评定。司马迁为孔子弟子作列传，却没有涉及七十子门下的弟子，也没有涉及孟子的弟子，谨慎到了极点。） △《别本晏子春秋》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为齐国晏婴撰写。此书原本八卷，已经著录。这个本子是乌程闵氏的朱墨版。由于《外篇》所载而又已见于《内篇》的内容，全部移录编缀，附在《内篇》各条之下。这与梅士享所刻的《管子》一样，都是窜改、扰乱古书。但如今世上流行的，大多是这个本子。恐怕时间久了会使人误认为这是原来的编次，所以附录保存其书目，以说明它的失误。△《王文正公遗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素撰写。王素字仲仪，是王旦的小儿子，考中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历任工部尚书，谥号懿，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此书所记王旦的事情，虽然有子孙赞扬夸饰的言辞，但大体上与史传相互符合，因为王旦本来就是贤相。只是书中记载，真宗东封西祀以后，命近臣编录符瑞。王旦说：“我两次担任大祀使，所奏报的符瑞，没有一件是臣亲眼看见的。如今堂吏取来司天监邢中和的文状，声称确有这些祥瑞。请下令让编修官据实记录，臣所奏之事不可漏掉一件，等等。”这在事理上很不近情理。大概王旦对于符瑞斋醮之事不能加以匡正，论者因此留下了非议。所以王素用这件事暗中为父亲解脱，并不是实录。晁公武《读书志》作四卷，注说共五百条。这个本子只有一卷，大概不是完整的书。然而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经称为一卷，可见南宋末年已经流行这个节本。△《韩魏公家传》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宋代韩琦一生的事迹。陈振孙《书录解题》认为这是韩氏家族所传的本子。晁公武《读书志》则认为是韩琦的儿子忠彦撰录的。晁公武距离韩忠彦所处时代很近，应当有所依据。此书按年份编排，颇为繁琐冗长。晁公武引用陈瓘的话说，魏公的名望德行在人们耳目中已经如此显著，哪里需要借门生子弟和子孙之手来作这区区的自我陈列呢？这个说法是对的。△《韩魏公别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王岩叟撰写。王岩叟字彦霖，是清平人，乡举、省试、廷对都考取第一，调任栾城主簿，历任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王岩叟曾在韩琦幕府任职，每次与韩琦交谈，总是退下后把谈话记录下来。韩琦去世以后，才编次成《别录》三篇。上篇都是韩琦奏对的话，中篇是韩琦平日的言论，下篇则杂记他所听到、看到的事情。《读书志》说，以国史考察，其中年月往往互相矛盾，大概有失实之处。此书《读书志》作四卷。《书录解题》记载有《语录》一卷，也说与《别录》稍有不同而实际相同。《别录》分为四卷。如今把这些合成一篇，都与这个本子的三卷不相符合。究竟在什么时候合并，已经无法考查。△《韩忠献遗事》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强至撰写。强至字几圣，是钱塘人。各种书都没有详细记载他的生平始末。此书结衔称他为群牧判官、尚书职方员外郎。根据他的《祠部集》中的诗文考察，他登第以后，通过谒选得到泗州掾的职务；因荐举历任浦江、东阳、元城三县县令；最后任三司户部判官、尚书祠部郎中。他在《上河北都运元给事书》中所说的“四历州县、三任部属”，虽然不能全部考实，参照本书所题官衔，大体还可以看出他的仕历。强至曾在韩琦幕府任职，所以本编叙述韩琦遗事颇为详细。世间流传的韩琦《重阳诗》“不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两句，各家诗话接连引用。最初表彰、传播这两句的，实际上就是强至的这篇文章。△《丰清敏遗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李朴撰写。李朴字先之，是兴国人，绍圣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国子祭酒，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此书编次记载他的老师礼部尚书丰稷的事迹。《宋志》著录一卷，与今本相同。书末有绍熙二年朱子的《后序》，并在后面附有《墓志》《本传》。丰稷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多次发表正直的议论，当时称为名臣。李朴所叙录的内容，比史传详细。书末又有《稷注孟子》三章、《幸学诗》一首，以及曾巩所赠歌行、袁桷《祠记》，这些都是明代景泰年间丰稷第十一世孙、河南参政丰庆搜集考订后增入的。△《种太尉传》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代赵起撰写。赵起字得君，自称河汾散人。河汾地域广大，不知道他的籍贯究竟在哪里。他的书专门记载龙骧四卫指挥使、知延州种谔的事迹。种谔是种世衡的次子，与兄长种古、弟弟种诊号称“关中三种”，颇有威名。《宋史》把他的事迹附载在《种世衡传》之后。赵起的叙述比正史详细。书末说“按次编排他的事迹，作《种谔传》”，但这个本子卷首却题作《种太尉传》。考察正史，未说种谔担任过太尉，此传中也没有这句话。大概唐代以后，武臣中显贵的人往往加授太尉，于是逐渐成为习惯性的尊称，并不一定实际担任过这一官职。例如李煜归附宋朝后，只任特进、陇西郡公，而徐铉奉诏前往拜访时，却对守门人说希望见太尉。大概当时的社会习俗中有这类称呼，想来仍是宋人旧有的题称。史书说种谔虽然是名将，却喜欢滋事、贪求战功，实际上成为永乐之衅的开端。如今《种太尉传》中没有贬斥的话，大概也不免有过分赞美之处。△《三苏年表》二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孙汝听撰写。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三苏年表》三卷，右奉议郎孙汝听编，就是这个本子。但《永乐大典》所收的只保存《苏洵》一卷、《苏辙》一卷；《苏轼》则另收王宗稷的《年谱》，于是孙汝听的本子就失传了。大概当时编录这些内容的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取舍彼此不同到这种程度。如今仍以《三苏年表》著录，沿用它原来的书名。△《东坡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王宗稷撰写。王宗稷字伯言，是五羊人。他自己记载说，绍兴庚申年随外祖父任职黄州，到黄州后首先访求东坡先生的遗迹，至今已经过了一个甲子。他想到各家的诗文都有年谱，唯独东坡的还没有，于是谨慎地编排苏先生仕进、退处的大略，叙述其年月先后，编成《年谱》。如今刻印在《东坡集》卷首的，就是这个本子。到了国朝查慎行补注苏轼诗，对这部《年谱》多有驳正，都切中了它的错误。大概创始者难以精工，后来接续编纂的人容易做到周密，本来就是事理的自然情况。△《范文正年谱》一卷、《补遗》一卷，附《义庄规矩》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年谱》一卷，宋代楼钥撰写。楼钥字大防，是鄞县人，隆兴元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授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死后谥宣献，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补遗》一卷，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前面有一条《自识》，说选取《旧谱》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分别列在各年之下。所采录的《前谱》遗漏很多，也足以与《年谱》相互考证。元代天历三年，范仲淹第八世孙国俊与《文正奏议》一同刊行此书。《义庄规矩》一卷，则记载范仲淹曾在苏州买田设置义庄，以赡养族人。他制定规矩，刻在版榜上，后来这些规矩逐渐败坏。治平年间，他的儿子纯仁任襄邑县知县，上奏请求下达指挥给本州，准许官府受理，于是义庄制度得以不废。南渡以后，他的五世孙、左司谏范之柔再次加以整理，续增规式。这个本子是范氏后人所记录的，共有皇祐二年范仲淹初定的规矩十条，以及熙宁、元丰、绍圣、元祐、崇宁、大观年间范纯仁兄弟续增的规矩二十八条；庆元二年的十二条，则是范之柔增订的。书中所称的“二相公”指纯仁，“三右丞”指纯礼，“五待郎”指纯粹，都是他们子孙的称呼。△《綦崇礼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綦焕撰写。綦焕是綦崇礼的孙子，仕至通直郎，任饶州德兴县知县，主管劝农事。这部《年谱》详细叙述綦崇礼历任的官职，并附上他所作的诗文。綦崇礼有《北海集》，年代久远，已经散佚。近来才搜集《永乐大典》所载内容，编次成书。这部《年谱》颇可用来考察綦崇礼著作年月的先后。△《吕忠穆公遗事》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过此书，也没有说是谁所作。书中记载吕颐浩的言行，每一条都一定说“公在某件事上如此如此”。大概是他的后人所述。△《吕忠穆公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中颇多记载吕颐浩的诗句，与其他家年谱的体例稍有不同。△《涪陵纪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冯忠恕撰写。冯忠恕是临汝人，绍兴初年任黔州节度判官。他的父亲冯理拜伊川程子为师，与尹焞是同门好友。冯忠恕又拜尹焞为师。尹焞在金人围困洛阳时脱身奔赴蜀地，绍兴四年停留在涪陵。当时冯忠恕任职于峡中，后来调任黔州，往来时一定经过涪陵。绍兴六年，尹焞被征召前往都城。第二年，尹忠恕因审理案件来到涪州，于是搜集整理旧闻，编纂记录下来，完成了这部书。尹忠恕侍奉尹焞的时期大多在涪州，涪州是程子被贬后居住的地方，而这部书又恰好在涪州写成，所以取名为《涪陵纪善录》。书前有尹忠恕的《自序》。《宋史·尹焞传》说，尹焞的言论和事迹在《涪陵纪善录》中记载得很详细，可见修史时就已经采录了这部书。△《尹和靖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和靖是尹焞的谥号。根据书中的称谓来看，大概是他的门人编写的。尹焞讲学以存养心性为首要，著述不多；而且在朝廷任职的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显著事迹。因此，这部《年谱》记载的事迹非常少，比《涪陵纪善录》还要简略。△《周子年谱》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代度正撰写。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绍兴元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嘉定十四年度正在蜀地任职时所作。他自己说，对于周子入蜀的始末记载得最详细，但其他方面也不能保证没有遗漏和错误。此本前面有《像赞》，后面附有《行录》《志铭》以及《宋史》本传，大概是后人又增补进去的，不是度正的原本。明代张元祯曾把它同《朱子年谱》合刻。△《二梅公年谱》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梅询年谱》一卷，是宋代淳熙年间陈天麟撰写的；《梅尧臣年谱》一卷，是元代至元年间张师曾撰写的。两人都祖籍宣城，与梅氏是同乡。明代万历年间，梅一科把两部年谱合在一起刊刻。又在《梅询年谱》后收录《诗略》一卷、《附录》一卷，在《梅尧臣年谱》后收录《文集拾遗》一卷、《附录》一卷。△《韩柳年谱》八卷（编修汪如藻藏本） 《韩文类谱》七卷，是宋代魏仲举撰写的。魏仲举是建安人，庆元年间的书贾。他曾刊刻《韩集五百家注》，又辑录吕大防、程俱、洪兴祖三家所撰的《谱记》，编成这部书，置于文集之前。《柳子厚年谱》一卷，是宋代绍兴年间知柳州事文安礼撰写的，也附刻在文集中。近来祁门人马曰璐得到宋代刻本《柳集》的残卷，其中《年谱》保存完整，于是便将它与《韩谱》合刻为一编，总题为这个名称。△《朱子年谱》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袁仲晦撰写。考察《朱子年谱》的版本，宋代洪友成刊刻的称为洪本，福建省另行刊刻的称为闽本，明代李默刊刻的称为李本。这个版本前面有朱子后裔怀庆所作的《序》，说是因为各版本有所不同，所以加以订正后重新刊刻。然而拿它与王懋竑本校对，这个版本仍有很多遗漏和简略之处，不能逐一精细核对。

译△《君臣相遇录》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宋代韩琦的事迹。考察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书目，除了今天流传的《韩魏公家传》《韩魏公别录》《韩忠献遗事》之外，还有《韩魏公语录》一卷，以及韩忠彦撰写的《辨欺录》一卷。《语录》就是《别录》的文字，只是把前后次序颠倒了，只有卷末多出一条。《辨欺录》是韩忠彦记载他的父亲在嘉祐末年奉命办事、与文彦博、富弼等人辨论的事。如今虽然没有见到它的原本，但书中的大意都可以考见。只是晁公武、陈振孙都没有著录这部书，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大概是南宋时韩氏家族的子孙所作，把《辨欺录》《别录》中记载的内容汇集成一书。看书末记载曾孙十二人的名字，却没有韩侂胄，大概是因为避讳而删去了，由此可知此书成于开禧以后。△《鄱阳遗事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贻范撰写。陈贻范是天台人。当初，范仲淹曾经镇守鄱阳，施行政绩良好，饶州人便为他建立祠堂。绍圣乙亥年，陈贻范任通判，于是搜集范仲淹在饶州任职时修建的厅堂亭台遗迹，以及他游览、观赏和吟咏过的地方，采集编纂成书，以记载人们对他的遗爱。从《庆朔堂》到《长沙王庙记》，共列十三项。书前有陈贻范的《自序》。△《范文正遗迹》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辑录范仲淹一生游历的地方：从他出生于吴中、成长于山东，到洛阳、陕西、睦池、饶州、润州等地任职所经过的地方，以及后人传称为其遗迹的地点，采集这些名称，汇编成一部书。其间还附有前人题咏的碑刻。至于西夏的堡寨，也一并记载。其中有《文正书院》等六幅图，是范仲淹后裔安崧绘制的，大概也是他的后人编纂的。△《言行拾遗事录》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范仲淹在《行状》《墓志》中没有记载的言论、行为和事迹，所以称为《拾遗》。大体上取材于《实录》《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等书，同时也把说部中可以采录的材料附列其中。第四卷所记，则是范仲淹的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体、纯粹的遗事。△《道命录》十卷（内廷藏本） 宋代李心传编纂。李心传有《丙子学易编》，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程子、朱子仕进和退处的始末。详细收录对他们褒奖、赠谥、贬谪、荐举、弹劾的文书。《宋史·李心传本传》记作五卷，这个版本为十卷，与本传不相合。考察卷首元代至顺癸酉年新安程荣秀的《序》，其中称宋代秀岩先生李公的《道命录》为五卷，刻板藏在江州，后来毁于战乱。程荣秀曾得到并读过它，怀疑那是初稿，还想删定却没有完成。程荣秀在斋居闲暇时，冒昧依据原本，略加整理订定，汇编为下面所列的十卷，等等。这样看来，这部书是程荣秀编成的，不是李心传的旧稿。《永乐大典》中收有李心传的原本，但其中只记程子的事，和这个版本前六卷相同的内容超过一半。这个版本有而《永乐大典》没有收载的，共二十八条；《永乐大典》有而这个版本没有收载的，共八条。第七卷以下的内容，《永乐大典》完全没有。因此，程荣秀对这部书有大量增删，连其中记载朱子的若干条目，也怀疑是程荣秀添加的。那么所谓“略加厘正”，只是他忌讳说自己改动删削了原书，并不符合事实。它的基本观点不出门户之见。书名大概是把孔子比作程子、朱子，但对于“道命”的含义也没有真正理解。御制《诗序》和《识语》已经对此批驳得十分详尽，这里就不再一一论述了。△《饶双峰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双峰是宋代饶鲁的号。饶鲁自称曾跟随黄幹、李燔游学，距离朱子只有两代传承。当时人们看重他的学术渊源，很多人都来趋附。他先后主持东湖、白鹿、西涧、安定等书院的讲学。因此，这部《年谱》所记，也只是讲学的事情最详细。考察周密《齐东野语》，其中对饶鲁非常不满，而且说他自称是黄幹的弟子。传闻相传而无法核实，大概没有人能够说明真相，但这也不值得深究辨析。△《许鲁斋考岁略》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耶律有尚撰写。耶律有尚字伯强，号迂斋，东平人，因担任伴读有功而授助教，历任昭文馆大学士，谥号文正，事迹详见《元史》本传。元世祖时，许衡被任命为中书左丞，坚决推辞不接受。于是上奏请求选取旧日门生十二人担任伴读，耶律有尚就是其中之一。这部书记载许衡的言论和事迹，比正史详细；不过，大体内容在正史中已经具备。△《刘文靖公遗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苏天爵撰写。苏天爵有《名臣事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为容城刘因撰述的事迹。考察苏天爵《名臣事略》第十五卷，正是记载刘因事迹的。但这一卷所叙述的，都是《事略》中没有说到的内容。苏天爵在《事略》完成以后，另外采集旧闻，补充其中的缺漏，所以题名为《遗事》。《元史·刘因本传》多采用这一卷的材料，大概也是因为后来搜集编纂得比较详细吧。△《辜君政绩书》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陶凯撰写。陶凯字中元，江都人。至正七年丁亥乡试中榜后，被授予永丰教谕。当时永丰县令辜中任期届满离任，县里的父老和子弟希望把辜中的善政刻在石碑上。陶凯于是为辜中的政绩作序，写成这部书，并把《赠言》《学记》等篇附在后面。△《思贤录》五卷、《续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谢应芳撰写。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至正年间被荐举授任三衢清献书院山长，因战事阻隔不能赴任。明洪武年间，归隐横山直到终老，自号龟巢老人，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书是为他的同乡、宋代宝文阁直学士邹浩而作的。《正录》完成于至正十五年，分为五类，分别是《事实》《文辞》《祠墓》《祠墓废兴》《古今题咏》。有杨惟桢、郑元祐所作的两篇《序》。《续录》都是谢应芳以及知府张度等人祭扫邹浩墓时所作的文章，完成于明洪武十二年。其中又收有洪武十三年以后至正统十年的祭文、碑记等篇，是后人附加收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