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经部三十五

译卷三十五 经部三十五 ○四书类一《论语》《孟子》，旧时各自编为一帙。《大学》《中庸》，旧时是《礼记》中的两篇。把它们编成《四书》，始于宋淳熙年间；把它们列为科举考试的法令条文，则始于元延祐年间恢复科举之时。古代本来没有“四书”这个名称。不过，戴德、戴圣所编录的《曲礼》《檀弓》等篇，并不是一个人的著作；到后来确定名为《礼记》，《礼记》便成为一家之书。又如王逸所编录的屈原、宋玉等人的篇章，《汉志》都称为赋；到后来确定名为《楚词》，《楚词》也就成为一家之书。元代邱葵《周礼补亡序》说，本朝以“六经”取士，那么当时本来就把《四书》作为一经。前人创立，后人沿袭，时间久了便成为法令，这本来就难以拘泥于一种说法。现在依照《明史·艺文志》的体例，另立“四书”一门，也就是所谓礼制根据义理而制定。朱彝尊《经义考》在《四书》之前仍设《论语》《孟子》两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是解释《大学》《中庸》的书，都附在礼类之下：大概是想像不撤去祭祀用的生羊那样，略微保存古义。然而朱子之书流行已经五百年了，赵岐、何晏以下的古籍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梁武帝《义疏》以下的著作，也都散失殆尽；元、明以来的解释，都是从《四书》这一类别中分出来的。《明史》把它们并入《四书》，大概是依照实际情况。现在也不再强行把这些名称分开了。△《孟子正义》十四卷（内府藏本） 汉代赵岐作注。它的《疏》，旧本题作“宋孙奭撰”。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起初名嘉，字台卿。永兴二年，被征召为司空掾，升任皮氏长。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的哥哥玹担任京兆尹，与赵岐早有嫌隙，赵岐为躲避祸患逃往四方，于是自行改了名字。后来遇到赦免得以出仕，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后来又遭遇党锢之祸十多年。中平元年，被征召任命为议郎，举荐为敦煌太守。后来升任太仆，最后官至太常。事迹详见《后汉书》本传。孙奭字宗古，博平人。宋太宗端拱年间考中九经，宋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篇注是赵岐避难北海时，藏在孙宾家柱子夹层中所作的。汉代儒者注经，大多阐明训诂、名物，只有这篇注专门解释文句，很像后世的口头讲义，与古学稍有不同。不过，孔安国、马融、郑玄注《论语》的文字，今载于何晏《集解》中的，体例也正是这样。大概《易》《书》的文字都最为古老，不通晓它们的训诂就无法明白；《诗》《礼》的语言都着重事实，不明白其中的名物也无法理解。《论语》《孟子》的词意显明，只要阐释其中的义理就够了，这就是所谓不同的言语各有适当的处理。其中，像说宰予、子贡、有若因为孔子的圣德高尚美好而极力称赞他，《孟子》知道他们说得太过分，所以贬称他们为卑污下流之类的话，错误严重得很。又如把屈原的憔悴说成表现在脸色上，把甯戚敲击牛角说成发出声音之类，也都是比拟不伦。可是朱子作《孟子集注或问》时，对赵岐的说法并没有过分抨击。至于书中的人名，只有盆成括、告子不采纳赵岐关于他们向孟子求学的说法，季孙、子叔不采纳他关于这两人为孟子弟子的说法，其余人名都采用赵岐的说法。书中的字义，只有“折枝”解释为按摩之类的说法不采用，其余也多采用。大概他的说法虽然不如后来的精密，但开辟了荒芜的领域，使后人能够沿着道路深入研究，这一功劳实在不能埋没。胡爌《拾遗录》依据李善《文选注》引《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致於踵。”赵岐说：“致，就是到。” 由此可知，今天通行本的《孟子》经文和注文，都与唐本不同。现在拿孙奭《音义》中注音的文字来验证，赵岐的注文也有很多不相符合的地方（具体内容详见《孟子音义》条下），大概已经不是旧本了。至于《尽心》下篇“夫子之设科也”一句，注文说：“孟子说：‘这是我设置教授科目的话。’”等等，这就明显应当是“予”字，今本却写作“夫子”。又如“万子曰”一句，注文说：“万子，就是万章。”这就明显应当是“子”字，今本却写作“万章”。这又是注文没有改动，而经文误刻的情况了。它的《疏》虽然题称孙奭所作，但《朱子语录》却说是邵武士人假托的，蔡季通知道这个人的姓名。现在考察《宋史·邢昺传》，其中说邢昺在咸平二年奉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的义疏，并没有说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记载孙奭所校定、撰著的书，有《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尔雅正义》，也没有说有《孟子正义》。所以说它不是孙奭亲手所作，确实可以相信。它的《疏》全是铺陈敷衍的语气，像乡塾里的讲章。因此《朱子语录》说它完全不像疏的体例，从未解释名物制度，只是围绕赵岐的说法纠缠。赵岐的《注》喜欢用古事作比，《疏》却常常找不到这些典故的依据。例如《注》说“非礼之礼”，就像陈质娶妻而长久拜谢；说“非义之义”，就像藉交报仇。这确实找不到它的出处。（考按：“藉交报雠”是说借助交游的力量来报仇，如朱家、郭解，并不是有一个人姓藉名交。这里的意思恐怕无法确定，谨附记于此。）至于“单豹保养内在而被老虎从外面吃掉”的故事出自《庄子》，《疏》也不能举出出处，可见其见闻浅陋得太厉害了。朱彝尊《经义考》摘录其中“想见西施的人每人交纳一文钱”的故事，谎称出自《史记》。现在考察《注》把尾生说成获得“不虞”的声誉，把陈不瞻说成遭到“求全”的毁谤，《疏》也都称出自《史记》。尾生的事实见于《庄子》，陈不瞻的事实见于《说苑》（考按：《说苑》写作“陈不占”，大概是古字同音通假），都是《史记》中没有的。像这类情况，更是凭空编造、毫无根据了。只是因为它长期列在学官采用的书目中，所以姑且仍依照旧本收录罢了。△《论语义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魏何晏作注，梁皇侃作疏。书前有《奏进论语集解序》，题署光禄大夫关内侯孙邕、光禄大夫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曹羲、侍中荀顗、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何晏五人的姓名。《晋书》记载，郑冲与孙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同汇集《论语》各家训诂中好的部分，遇到义理不安妥的地方就加以改易，名为《集解》，并且也称作五人合撰。可是今本只署何晏一人。考察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学而》第一”下面题有“集解”二字，注说：“一本作何晏集解。”《序录》又说：“何晏汇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的说法，加上自己的意见，作《集解》。正始年间进献朝廷，盛行于世。现在以它为主。”等等。可见只题何晏之名，已经由来很久了。大概是何晏凭借亲贵身份总领此事吧？孙邕字宗儒，乐安青州人。郑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曹羲是沛国谯人，魏宗室之子。荀顗字景倩，是荀彧的儿子。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是何进的孙子、何咸的儿子。皇侃，《梁书》写作皇偘，大概只是字形不同。他是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梁武帝时任国子助教，不久授任散骑侍郎，仍兼任助教。大同十一年去世。事迹详见《梁书·儒林传》。《传》中说，他所撰《礼记义》五十卷、《论语义》十卷。《礼记义》早已散佚，这部《论语义》在宋代《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中都还著录。《国史志》说，皇侃的《疏》虽然有时粗俗浅近，但广泛穷究众家学说，补足了各书尚未达到之处，成为后学所宗奉的著作。大概当时讲学风气还没有十分兴盛，儒者解释经书也还没有完全抛弃古义，所以史臣才这样评论。到了乾道、淳熙以后，讲学家的门户日益巩固，党羽日益增多，铲除异己，唯恐遗漏一个字，于是再也没有人称引它，陈氏《书录解题》也就不再著录。由此可知，它在南宋时已经散佚。只是唐代旧本还在海外流传。康熙九年，日本国山井鼎等人编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他们国家保存有此书；然而中国没有人得到它的版本，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未见。” 如今恭逢我皇上崇尚文教、考察古事，经籍之道昌盛，于是它从鲸涛鲛宫之中显现光彩，借助海船登上了秘阁。大概仿佛有神物护持，使汉、晋经学保存一线生机，等待圣明时代而重新显现。它应时而来，确实不是偶然的。据《中兴书目》说，皇侃取舍何晏《集解》的内容，作成《疏》十卷。书前又列出晋代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瑰、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的爵里，并说：“这十三家是江熙所汇集的。他们的解释中凡是对何氏《集》（考按：“何集”二字不太容易解释，大概是何氏《集解》的省称，现在姑且依照原本记录）没有妨碍的，也都引用来作为解释，以表示见闻广博。”等等。这个本子前面列有十三人的爵里，数量与《中兴书目》相合。只是把“江厚”写作“江淳”，把“蔡溪”写作“蔡系”，把“周怀”写作“周瑰”，大概是传抄时产生的异文吧？它的经文与今本也有许多异同。例如“举一隅”一句下面多出“而示之”三字，颇为赘余，但与《文献通考》所引石经《论语》相合。“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句下面有“已矣”二字，也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相合。它的《疏》文与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所引的文字，虽然字句有些小的不同，但主旨完全相合。由此可知它确实是古本，不是依托伪造的。看《古文孝经》孔安国《传》，鲍氏知不足斋刻本把它确实当作真本，而《七经孟子考文》却自己说它是伪书；由此可见，日本对于书籍传授的源流，显然有所考察，可以据此相信。至于“临之以庄则敬”写作“临民之以庄则敬”，《七经孟子考文》也怀疑其中“民”字是错误衍文，但仍谨慎遵守古本而不敢改动。由此可知，日本各本辗转传抄，偶然出现讹误是有可能的，却从未任意窜改。至于何氏《集解》，异同尤其多。虽然其中有把“包氏”写成“苞氏”、把“陈恒”写成“陈桓”等不可据用的地方，但胜过明代刻本、监本的地方也不少，尤其可以作为旁证来帮助考订。△《论语正义》二十卷（内府藏本） 魏何晏作注，宋邢昺作疏。邢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年间考中九经，官至礼部尚书。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大概是咸平二年宋廷诏令邢昺改定旧疏，颁行并列入学官所用书籍，直到今天仍沿用，但流传翻刻中颇多讹误。《集解》所引用的十三家，今本各自只题作“某氏”，皇侃《义疏》则都题写他们的姓名。考察《奏进序》中说，汇集各家的长处，并记载他们的姓名。皇侃《疏》也说：“何氏《集解》所注都称人的名字，只有包氏单独称‘氏’，因为包的名字叫咸，而何家避讳‘咸’字，所以不说他的名字。”这与《序》文相合。由此可知，今本是后来的刻本省略了文字；但周氏与周生烈于是无法区分，远不如皇侃本能够分别清楚。

译考察邢昺《疏》中也记载皇侃关于何氏避讳“咸”字的话，而他解释“记其姓名”一句时说：“《注》只记载他的姓，而这里连名字也说，是因为写出他的姓是为了指明这个人，并不是说名字的‘名’。”可见邢昺所看到的本子已经只题姓氏，所以才有这样的曲解。《七经孟子考文》说，日本所藏皇侃《义疏》本是唐代流传下来的，这也是一条证据。它的文字与皇侃所载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各有长处和短处。例如《学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一章，皇侃《疏》中有王肃《注》一条；《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皇侃《疏》中有何晏《注》一条，今本都没有。看顾炎武《石经考》，他用石经《仪礼》校对监本，有时连经文的整节都脱漏，那么今本《集解》在传刻中散失脱落，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蔡邕石经《论语》在“而在萧墙之内”一句，两种本子都保存着，见于《隶释》。陆德明《经典释文》对于各本的异同，也都并列保存。大概唐代以前，经师之间的传授各自谨守专门之学；即使经文本身也不能完全统一，更何况注文呢。本来不必用这个改动那个，也不必用那个改动这个。现在仍按今本抄录，是为了让它们各自保存旧貌。昺的《疏》，《宋志》记作十卷。今本二十卷，大概是后人依照《论语》的篇次分拆而成。晁公武《读书志》说，此书也是依据皇侃所采集的各家说法，刊正编定而成的。如今考察此书，大体删去了皇氏繁枝蔓节的内容，只稍稍以义理加以阐发。这正是汉学转入宋学的关节点。此《疏》出现以后，皇氏的《疏》渐渐衰微；等到伊洛之学兴起，此《疏》又渐渐衰微。所以《中兴书目》说：“此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方面，已经很详尽了。”这大概是委婉地说它还没有达到精微的境界。然而正因为先有此《疏》，后来讲学的儒者才能沿流溯源，窥见其中的奥妙。祭祀先河，然后才到大海，怎么能因为后来者居上，就把前人的功劳全部废弃呢？△《论语笔解》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旧本题作“唐韩愈、李翱同注”。书中间的注释，用“韩曰”“李曰”来区别。考察《张籍集》的《祭韩愈》诗，其中有“《论语》还没有注完，手迹如今已经模糊难辨”的诗句。邵博《闻见后录》于是引用它作为《论语》注没有完成的证据。可是李汉作《韩愈集序》，却说韩愈有《论语注》十卷，与张籍的诗说法不同。王楙《野客丛谈》又引用它作为已经完成的证据。晁公武《读书志》说，《四库、邯郸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只有田氏《书目》有韩氏《论语》十卷、《笔解》二卷。这样看来，《笔解》是从《论语注》之外另行产生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韩愈《论语注》十卷，也没有《笔解》。只有郑樵《通志》著录二卷，与今本相同。推想此书大约出于北宋末年。然而唐代的李匡乂，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的人，他所作《资暇录》有一条说：“《论语》‘宰予昼寝’，梁武帝把‘寝’读作寝室的‘寝’；‘昼’读作胡卦反，并且说这里应当是‘画’字，意思是绘画寝室。如今人们很少知道其中的缘由，都认为这是韩文公所作的训解。”又有一条说：“‘伤人乎不问马’，如今也有人说韩文公把‘不’读作‘否’。”既然如此，在大中年间以前已经有这个本子，不能说是宋人伪造的。况且“昼寝”一条今本有，而“厩焚”一条今本没有；如果作伪者剽窃李匡乂的文章，就不应当两条相连，却只取其中一条而遗漏另一条。因此也不能说今本是据此伪托的。按情理推测，怀疑韩愈注《论语》时，可能先在简册开头有所记录，李翱也偶尔参与讨论，把有关内容附记在其中。等到全书完成以后，后人得到他的稿本，便把注中没有载入的内容采录出来，另编为二卷流传。比如程子有《易传》，而《遗书》中又另有论说《易》的若干条；朱子有《诗传》，而朱鉴又编有《诗传遗说》。题作《笔解》，正说明它不是韩愈自己编定的。今本有些内容有、有些内容没有，是因为王存以前世间没有刻本，传抄时可能存在异同。邵博所说“三月”字读音的一条，王楙所见的本子也没有，这正是各本互有差异的明证。王存的本子如今没有见到。魏仲举刻《韩文五百家注》时，把此书附在末尾，如今流传的本子也很少。这一本是明代范钦根据许勃本传刻的，前面载有许勃的《序》，仍题作《笔解论语》一十卷，怀疑是文字讹误。此外，赵希弁《读书附志》说：“其中称‘翱曰’的，是李习之。”可见旧本不署韩愈之名，而李翱的说法则题署其名以作区别。此本改称“韩曰”“李曰”，也不是旧本的原貌。△《孟子音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孙奭撰写。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各部经典都有《音义》，唯独缺少《孟子》。孙奭奉诏校订赵岐《注》，于是刊正唐代张镒的《孟子音义》和丁公著的《孟子手音》两书，又兼采陆善经的《孟子注》，编成此书。书前《序》的前半部分，与世间流传的孙奭《孟子正义序》相同。大概《正义》的伪《序》，就是依据这篇《序》删改窜易而成的。书中解释经文时，声称完全遵循赵岐《注》，但拿今本校对，很多地方并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有“集穆”“太平”“谲”，《篇下》有“恂”“无堕”“夫将”。《公孙丑篇上》有“介者”，《篇下》有“素餐”“藉道”“危行”“食功”。《滕文公篇上》有“景行”“论语”“力行近仁”“师知”，《篇下》有“素餐”“涅”“骈踬”“周公卬思”。《离娄篇上》有“踣”“恐栗”“三省”“而错”“桐子”，《篇下》有“不比”“由天”“风谕”“见几”“好言”“忮”“之行”“行其”“五伯”“辟害”“跌”“汙”。《万章篇上》有“百行”“舍小”，《篇下》有“沮溺”“景行”“伊发有莘”。

译《告子篇上》有“长义”“好下”“几成”，《篇下》有“雨雪”“瀌々”“见睍”“或折”。《尽心篇上》有“远之”“下贱”“邪辟”“辟若”“蟠辟”“论之一篑”“瞀”“柚<木莘>”“和寡”，《篇下》有“远祸”“恶杀”“舍生”“为之”“造”“臧否”“自遗”“子率”“剖其末”“孟子”。《篇叙》有“其行”“当期”“括”。总共六十九条，全都是今本《注》文中没有的。只有单独流传的《孟子注》，世间还有宋本传抄本，可以用来考核。伪《正义》删改了其中的文字，已经不是赵岐原书的面貌，所以与《音义》不相符合。凭借此书可以考证赵岐《注》的旧貌，也可以考证孙奭《疏》的伪作性质，那么它对于典籍所作的贡献，也不可算小了。（案：宋代《礼部韵略》所附的条式，从元祐年间起，就已经以《论语》《孟子》来考试士人。这说明当时《孟子》已经被尊为经书。然而晁氏《读书志》仍把《孟子》列在儒家类。到了陈氏《书录解题》，才把它与《论语》一起列入经部。宋代尊崇《孟子》，大概始于王安石。元祐年间诸人竭力与他作对，所以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他们不是在反对《孟子》，而是在反对王安石。白珽《湛渊静语》所记载的内容，说得相当详细。晁公武不把《孟子》列入经部，不过是因为沿袭晁说之家的学术立场罢了。陈振孙虽然改变了晁氏的旧例，把《孟子》列入经部，但他立论时却以程子为依据，这也不是尊崇《孟子》，仍然只是尊崇程子而已。考察赵岐《孟子题词》，汉文帝时已经把《论语》《孝经》《孟子》一同设置博士。孙奭编纂此书，实际上是在大中祥符年间奉诏校刊《孟子》时修成的。这样说来，表彰《孟子》的功劳，在汉代是汉文帝，在宋代是真宗；训释《孟子》的功劳，在汉代是赵岐，在宋代是孙奭。这件事固然不是始于王安石，也不是始于程子。那些纷纷扰扰的门户之见和爱憎，都是追逐末节罢了。） △《论语拾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苏辙撰写。苏辙有《诗传》，已经著录。此书前面有《自序》，说他年轻时作过《论语略解》，哥哥苏轼被贬黄州时，撰写《论语说》，采纳了他原来解释的十分之二三。大观丁亥年间，他闲居颍川，与孙子苏籀等讲论《论语》，于是取苏轼学说中自己认为不妥的地方，重新编成此书。苏轼的书，《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如今没有见到传本，不能详知哪一种记载正确，他的学说也无法再考察。此书补充了二十七章，其中把“思无邪”解释为没有思虑，把“从心不逾矩”解释为没有心念，很有些禅理意味。把“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解释为有爱而没有憎恶，也是冤亲平等的见解。把“朝闻道夕死可矣”解释为即使死亡也不发生动乱，尤其偏离了来去自如的含义。这大概是眉山一派的学问本来就夹杂佛、道二氏思想的缘故。他明显驳斥苏轼学说的地方共有三条。“请讨陈恒”一章，苏轼认为，如果能够战胜田氏，那么三桓不必治理就会自行服从，孔子想借此来伸张公室。苏辙则认为，孔子虽然知道这样做没有益处，却是想借此表明君臣之义。“子见南子”和“齐人归女乐”两章，苏轼认为，卫灵公尚未接受天命，所以孔子可以去见他；季桓子已经接受天命，所以孔子不可以去见他。苏辙则认为，像卫灵公这样的诸侯很多，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离弃。齐国离间孔子时，鲁国的国君和大夫已经接受了它送来的女乐，孔子如果不离开，就会坐等遭受他们的祸害。“泰伯至德”一章，苏轼认为，泰伯不占有至德的名声，所以没有发生祸乱；鲁隐公、宋宣公贪取这个名声，因此都遭受了相应的祸患。苏辙则认为，鲁国的祸乱始于摄政，宋国的祸乱成于好战，都不是谦让造成的过错。他的这些说法都比苏轼的说法高明。此外，他还用“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互印证，把“六蔽”一章所说的不好学与“入孝出弟”一章所说的学习文献相互参照，也颇有新的发明。历来书目都有著录，如今也保存下来，足以作为一家之说。△《孟子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苏辙撰写。旧本卷首题有“颍滨遗老”字样，这是他晚年退居时的号。根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考察，此书实际上是他年轻时所作。全书共二十四章。第一章说，圣人亲身实行仁义而使利益自然存在，并不是把仁义当作谋利的手段；第二章说，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是山林薮泽与百姓共同使用的；第三章说，小大、贵贱之人的命运无不出自上天，所以说要敬畏天、以顺应天命为乐。第四章引用“责难于君，陈善闭邪，畜君为好君”，说明这是爱护君主；第五章说，浩然之气就是子思所说的“诚”；第六章论述养气在于学习，并等待它自然到来；第七章论述知言，说是要知道言语产生弊病的原因；第八章把“克己复礼”解释为射箭者先端正自己；第九章论述贡法还不完善，是因为处在先王草创之初，所以还不能周密；第十章论述陈仲子的廉洁，认为问题在于使天下人没有可以共同立身的人；第十六章论述孔子借细小的罪过离去，对上可以使君主免受牵连，对下可以使自己免受牵连；第十八章论述侍奉上天、确立命分；第十九章论述顺受正命；第二十二章论述前进过猛便退得过快；第二十四章论述扩充仁义：这些立论都醇正而不支离。第二十章用《周官》的“八议”来驳斥“窃负而逃”；第二十三章以司马懿、杨坚取得天下为例，说论仁义不必拘泥于成败得失，也自有其见解。只有第十一章说学习圣人不如学习道，第十二、十三、十四章用孔子关于人性的言论来诘难孟子关于人性的言论，第十五章把智慧归于伯夷、柳下惠，把力量归于孔子，第十七章以“守正而不显明”来诘难君子不显明，第二十一章把“形色天性”说成是在外表上勉强装饰，这些都未免驳杂。大概这是一本优点和缺点同时存在的书。然而与他晚年所作纯粹归入佛、老一派的著述相比，此书要严谨得多。△《论语全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宋代陈祥道撰写。陈祥道有《礼书》，已经著录。晁公武《读书志》说：“王介甫的《论语注》，他的儿子王雱作《口义》，他的门人陈用之作《解》。绍圣以后，这些书都在科场中流行，受到当时人的重视。”晁公武又引用有人所说的话，认为陈用之的书其实是邹浩所作，只是假托陈用之的名义。考察《宋史·艺文志》另有邹浩《论语解义》十卷，那么邹浩所作本来就是一部书，并不是假托给陈祥道，因此怀疑那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此本有陈祥道的《自序》，卷首题“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都标作“重庆陈用之真本经论语全解”，不详其含义。难道当时曾把这个本子作为通用的经义之书，所以才这样题署吗？陈祥道长于三《礼》之学，他所作《礼书》，世人多称其精深博大。因此他解释《论语》，对于礼制也最为清楚。如解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一章，就引用《乡饮酒》的义理来说明；解释“师冕见”一章，就引用礼书中“对待盲人要像对待老人一样”的义理来说明。虽然未必完全符合经文义旨，但旁征曲证，很有一些见地。又如“臧文仲居蔡”一章，他说：“冀地有很多良马，所以称为骥；泸水所产的黑色马，所以称为卢；蔡地出产宝龟，所以称为蔡。”对于“《关雎》之乱”一章，他说：“治理污秽叫作治汙，治理弊病叫作治弊，治理荒乱叫作治荒，治理混乱叫作治乱。”这类解释都不免另立新说，但按照类别加以引申，也多有助于考证。只是他的学术本来尊奉王氏，所以往往杂引《庄子》的文字作为证据，这很不符合解经的体例。由于其中征引详尽而考核严密，可取之处很多，因此不能因为一点过失就掩盖全书的价值。△《孟子传》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宋代张九成撰写。张九成字子韶，自号无垢居士。他的祖先是开封人，后来迁居钱塘。绍兴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任镇东军佥判，历任宗正少卿、兼侍讲，代理刑部待郎。他触犯了秦桧，秦桧诬陷他诽谤讪谤，于是被贬居南安军。秦桧死后，起用为温州知州，请求祠禄归居。死后，追赠太师、崇国公，谥号文忠。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宋史·艺文志》记载张九成有《孟子拾遗》一卷，今已附载于《横浦集》中。《文献通考》记载张九成有《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没有见到”。此本是南宋旧刻本，实际题作《孟子传》，不作《孟子解》。而且《尽心篇》已经亡佚，《告子篇》以上就有二十九卷，因此也不止十四卷，大概是《通考》传抄时发生了错误。张九成的学问出自杨时，又喜欢与僧人宗杲交游，所以不免夹杂佛教思想。他所作《心传》《日新》二录，大体都是用禅宗机锋来解释儒家义理。因此朱子作《杂学辨》，很是批评他的错误。只有注释这部书时，因为当时冯休作《删孟子》，李觏作《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郑厚叔作《艺圃折衷》，都以排斥《孟子》为事，所以特别阐明义利、经权的辨析，指出《孟子》尊王贱霸有很大的功劳，拨乱反正有很大的作用。每一章写成一篇《解》，主旨在于阐发宏大的义理，不以训释字句为主。因此行文曲折纵横，完全像论说文体。此外，辨析政治治理方法的内容多，辨析修心方法的内容少，所以他的言论也切近事理，没有机会旁涉空寂之说。在张九成各种著作中，这部书最为醇正。至于“草芥”“寇雠”的说法，他认为君主应当懂得这个道理，而臣下不可以怀有这种心思。考察“观其眸子”的说法，他认为“了”和“眊”是邪正的分别，不只是讨论眼睛明暗，还必须具备孟子的学识，然后才能辨别邪正。他尤其能够领会文字之外的微妙旨意。王若虚《滹南老人集》中有《孟子辨惑》一卷，他在《自述》中说：“《孟子》一书，随着具体情势设教，不拘守固定的常规，总之只是把人引向善地而已。司马君实写了十多篇所谓疑问，大概浅近得不足以谈论。” 苏轼解释《论语》，与《孟子》一书相辨析的有八处，他的论述略胜一筹。等到仔细体会，也都失去了原来的主旨。张九成最被称为深知义理的人，却也不能完全做到。例如解释“施行仁政就能称王”“王者是不会出现的”，曲意替它掩护忌讳，不敢直说，只含糊地说“王者，是王道的意思”，这仍是郑厚叔一类人的见解。至于回答齐宣王关于商汤、周武王的问题，以及辨析任用贤人和食色之性的疑惑，都搁置不论，无法措辞回答，等等。这大概是说，在各家的注解中，唯独推许张九成，但仍认为有些地方没有讲尽、不能完全满意。不知道“施行仁政就能称王”这一类话，文义本来很清楚，张九成并不是不能解释，只是孟子的意思是想挽救当时的战争，而张九成的解释则是想防止后世的僭越作乱。虽然这是把郢人的书拿到燕国去解释，和原意不合，但对于世道也并非没有益处。至于商汤、周武王放逐、征伐以及任人、食色等问题，他保留疑问而不强作解释，正好可以看出他的立说并非草率。这本来不能算作张九成的过失。△《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余允文撰写。余允文字隐文，建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此书，卷数与今本相同。朱彝尊《经义考》只说它附载在《朱子全集》中，并在条目下加注“阙”字。大概从明代中叶以后，就已经没有完整的本子了。现在考察《永乐大典》所收内容，共有辨析司马光《疑孟》的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析李觏《常语》的十七条，辨析郑厚叔《艺圃折衷》的十条。《续辨》则有辨析王充《论衡·刺孟》的十条，辨析苏轼《论语说》的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三篇，总括全书大意，反复申明这些道理。它把《尊孟辨》《续辨》《别录》作为书名，也确实条理清楚，大概还是一部完整的书。现在大致按照篇页，把《尊孟辨》定为三卷，《续辨》定为二卷，《别录》定为一卷。在前面冠以原来的《序》，后面接上朱子《读余氏尊孟辨说》。

译首尾完整，恢复了旧日面貌，也可以说是久已湮没而重新显现的珍秘典籍了。考察朱子文集中有一封《与刘共父书》，说余允文干预宋家的产业，说话傲慢无礼，恐怕会招惹方氏回来生事，于是让陈、吴两位妇人写状子，经官府告发他。这样看来，余允文大概是乡里间专横武断的人，他的人品实在不值得看重。又据周密《癸辛杂识》记载，晁说之写了《论非〈孟子〉》。建炎年间，宰相拟定让他出任官职。宋高宗认为《孟子》阐发了正道，晁说之是什么人，竟敢非议它，于是下令让他退休。这样看来，余允文写这部书，或许也是窥测上意、迎合风气而作，并不是真能辟除邪说、捍卫正道的人吧？然而在众多疑问纷纷兴起的时候，他能够辨明是非，确立唯一的尊崇对象，对于经籍来说也不能说没有功劳。但单就这部书来看，其中的论述本来就是卓越而不可磨灭的。△《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 宋代朱子撰写。考察《论语》，从汉文帝时起就设置了博士。《孟子》据赵岐《题词》，汉文帝时也曾设置博士；因为不久便撤罢，所以史书没有记载。《中庸说》两篇见于《汉书·艺文志》。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只有《大学》在唐代以前没有单独流行的版本。不过《书录解题》记载，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已经早于二程，并不是从洛学、闽学诸儒才开始加以表彰。只是对它们作详细论说，是从二程开始的；确定“四书”这个名称，则是从朱子开始的。原本先是《大学》，其次《论语》，再次《孟子》，最后《中庸》。书坊刻本因为《大学》《中庸》的篇页不多，便合并为一册，于是把《中庸》移到《论语》之前。明代科举命题，又按照作者的先后，把《中庸》移到《孟子》之前。不过这并不关系宏大的旨意，没有必要一定恢复原来的次序。《大学》古本原是一篇，朱子则分别划分为《经》《传》，颠倒原来的次序，并补缀其中的缺文。《中庸》也不按照郑注来分节，所以都称作“章句”。《论语》《孟子》综合融会各家的学说，所以称作“集注”，就像何晏给《论语》作注，汇集八家的学说而称为《集解》一样。只是何晏的注都标明作者姓氏，朱子的注则有时标明、有时不标明，体例稍有不同。《大学章句》方面，各位儒者颇有不同意见；但从“所谓诚其意者”以下，朱子都采用旧文，他特别创作的部分不过是补写《传》的一章，并不是在八条目之外增加内容。既然在义理上没有妨害，对学者也并非没有帮助，又何必分门别户、互相争逐呢？《中庸》虽然不遵从郑注，但实际上比郑注更加精密。大概考据之学，宋儒不如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也不如宋儒。言论怎么会只有一个方面，关键在于各自都有适当之处，何况郑注中好的地方，如“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要警戒谨慎”四句，朱子未尝不采用它的意思；“即使有了那样的地位”一节，也未尝不全部沿用郑注的文字。看朱子取舍材料的情况，可以看出他确实有鉴别和裁断，尤其没有必要一定拘守古义来互相争论。《论语》《孟子》中也颇多采用古注。例如《论语》“瑚琏”一条与《礼记·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条注与《春秋传》不合，评论者有时因此感到疑惑。不知道“瑚琏”采用的是包咸的注，“曹交”采用的是赵岐的注，并不是朱子杜撰的。又如“夫子之墙数仞”的注说“七尺叫作仞”，“掘井九仞”的注说“八尺叫作仞”，评论者尤其认为这是矛盾。不知道“七尺”也是包咸的注，“八尺”也是赵岐的注。由此可知，朱子是熔铸汇合各家言论，并非出于个人臆见。如果不详细考察它们的出处，本来就不能笼统地说是他只凭自己的主观意见。总的说来，朱子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四书》上。他剖析疑似之处、辨别细微差别的功夫，确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之上。读他这些书的人，应当从重大义理和精微言语中寻求根本。明代以来，攻击朱子的人专门摘取他在名物、度数方面的疏漏；尊崇朱子的人又连这些末节也一并替他辩护。这些都是门户之见，哪里懂得朱子著书的用意呢？△《四书或问》三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朱子撰写。朱子既然写成《四书章句集注》，又因为各家的学说纷杂而不一致，于是设为问答的形式，说明自己取舍各说的意图，写成这部书。全书《大学或问》二卷、《中庸或问》三卷、《论语或问》二十卷、《孟子或问》十四卷。这部书不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中庸或问》原来和《辑略》一起附在《章句》的末尾。《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则各自成书。后来把它们合为一帙，大概是书坊商人合并的。其中《大学或问》用力最久。因此朱子回答潘恭叔时，曾自称各书都修改过一遍，《大学》改动尤其多，比旧本已经极其详密。《中庸或问》则是朱子平日颇不满意的。《语类》记载，游某问：“《中庸》编集得怎么样？”朱子说：“因为前辈诸位先生已经说得很多，其中很有些错误的地方，我又不想把他们的说法全部驳斥，所以很难下手。不像《大学》，完全没有人说过。”又记载朱子把《中庸或问》交给黄云，说：“其中也还有没有令人满意的地方。比如评论程子和其他诸子的说法，仍有许多粗疏之处。”等等。可见他自己仍认为这部书没有完全妥善。至于《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其中的说法往往和《集注》以及《语类》的说法有许多抵牾，后人于是有的拿《或问》来怀疑《集注》。他们不知道，《集注》曾多次修改，直到老年还没有停止；而《或问》却没有时间重新编订。所以《年谱》说，《或问》这部书从未拿出来给人看过。书坊有人私自刊刻，朱子立即请求县官追查，追回刻版。又《晦菴集》中有《与潘端叔书》说：“《论语或问》这部书，已经很久没有工夫修订了。只有《集注》多次改动而未定，所以和《或问》前后不能相互对应。”等等。由此可见二者异同的情况，即使朱子也不避讳明说。把这些内容一并抄录保存下来，其中与《集注》相合的地方，可以清楚看出朱子折衷众说的缘由；其中与《集注》不合的地方，也可以知道朱子当时还有许多尚未定论的说法，不能偶然从《语录》《文集》中摘取几句话，就把它们当作不可更改的经典。

译△《论孟精义》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朱子撰写。当初，朱子在隆兴元年把各家解释《论语》的学说辑成《要义》，但那个本子没有流传下来。后来过了九年，到乾道壬辰年，朱子又取二程、张子以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的学说，汇集编排，分条疏解，命名为《论孟精义》，并亲自为它作序。当时朱子四十三岁。后来在豫章郡刻版，又改名为《要义》。《晦菴集》中有《书论语孟子要义序后》，说：“我前些年编次这部书，在建阳刻版，学者传习它已经很久了。后来仔细考察，程、张诸位先生的说法有时还遗漏了某些内容。于是加以补充，又从建阳的陈焞，字明仲那里得到毗陵周氏学说四篇半，便把它附在相应章句之后。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字商伯，已经把它刻在自己的学宫里，又担心读者对详略不同之处产生疑惑，便请我把文字写在原《序》的左边，并且把原来称为《精义》的书名改定为《要义》。”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又改名为《集义》，见于《年谱》。现在世上刊刻的本子仍称《精义》，大概是沿用朱子原《序》中的名称。全书《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另外各有《纲领》一篇，不计入卷数。朱子最初编这部书，大概是依据程氏之学来阐发经书旨意。后来采集其中精华，撰成《集注》。其中有异同疑似、需要进一步剖析的地方，又另行写在《或问》中。这样看来，这部书似乎已经被当作废弃的糟粕了。然而考察《语录》，朱子却说：“读《论语》，必须把《精义》拿来读。” 他又说：“《语孟集义》中所记载的各位先生的话，必须熟读，把每一句都记在心里，时时拿来玩味，时间久了自然就能领会。”这又表明他并没有因为《集注》而废弃这部书。所以现在仍然把它记录保存下来。△《中庸辑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石{敦山}编，朱子删定。{敦山}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太常主簿，出任南康军知军。《中庸》是《礼记》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疏》引用郑玄《目录》的话说：“这部书在《别录》中属于通论。”《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说：“现在《礼记》中有《中庸》一篇，它也不是原来《礼经》中的篇章，大概是子思所作。” 这部书本来是用来阐明天人关系的深奥道理的，汉儒因为它无所归附，便把它编入《礼记》。其实它不属于五礼中的任何一类，所以刘向称它为“通论”，颜师古也认为它不是原来的礼经。梁武帝曾作《义疏》，见于《隋志》，但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宋代，各位儒者开始研究性命之道，才把它确定为心传的重要典籍，相关论说也日益详尽。因此，{敦山}编纂这部书时，断定从周子、二程子、张子开始，此外又增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的说法。起初命名为《集解》。乾道癸巳年，朱子为它作序，极力称赞其谨慎、严密、详尽、审慎。过了十六年，到淳熙己酉年，朱子写成《中庸章句》，于是重新删定此书，改名为《辑略》，仍把《集解》的原序放在书首。考察朱子《中庸章句自序》，他说：“已经确定写成《章句》一篇，以等待后世君子；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又取石氏的书删去其中繁杂错乱的部分，命名为《辑略》，并且另作《或问》附在后面。”据此看来，这部编本和《或问》都应当与《中庸章句》合为一书。后来《章句》单独流行，而这部书逐渐湮没。明嘉靖年间，御史新昌吕信卿才从唐顺之那里得到宋代刻印的旧本，在毗陵刊刻。凡是先儒的论说在《或问》中受到驳斥的，大多删节了。例如第九章游氏把舜说成绝学无为的说法、杨氏所谓有能力便有所作为的说法，以及第十一章游氏离开众人而独自处于未发状态便产生念头的说法，大多都删去，不再把这些说法保存在本书中。至于第一章中引用程子回答苏季明的下一章内容，《或问》中也极力斥责其记录失实，但原文却仍然载在书中。究竟是刊刻时疏于删削，还是另有取义，其中的缘故就无法详细知道了。△《论语意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郑汝谐撰写。郑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经著录。此书前面有《自序》，说：“二程、横渠、杨氏、谢氏诸位先生互相发明之后，《论语》的义理才显明。说诸位先生对《论语》有功劳，可以；说《论语》的义理已经完备地见于诸位先生的书中，却不可以。我年少时诵读此书，长大后辨析它，精研深思，用来探求它的归旨。既然以自己的说法作出判断，又附上诸位先生的说法，希望归于恰当而已。”又说：“起初在赣州、洪州刻版。开始的意思是想用它来诱导扶助后学，但失之过于详尽，于是只摘取其中简要的部分，再在池阳刻版。”这样看来，郑汝谐这部书前后共两次改稿，也可以说是用心研究了。《书录解题》记载《论语意原》一卷，却没有写明撰者。《宋志》沿用了这一记载。似乎当时还有另一部同名的书。不过陈振孙把《诗总闻》误记为三卷，也说不知道撰者；等到核对他的解题内容，却确实是王质的书。怀疑他所记载的《论语意原》就是郑汝谐这部书，只是偶然没有考察出书名。真德秀的序说郑汝谐的学问出自伊、洛，但他的解释颇多与朱子《集注》不同。例如认为卫灵公问陈，并不是不能回答，而是有所寄托而后实行；认为子贱为人沉厚、沉默而简朴，如果鲁国没有许多君子，就不能选取他作为君子：这些都足以作为一种解释。至于把“使民战栗”说成鲁哀公的话，又把“见善如不及”一节和下面的“齐景公”“伯夷叔齐”合为一章，就非常奇异了（考察钱时《四书管见》，也把“见善如不及”一章同下一章连合为一章）。不过综合考察全书大意，其中精密的地方居多。因此真德秀称赞说，他的言论虽然不同于前代儒者，却未尝不符合正确的义理。朱子也说：“赣州刊刻的《论语解》，就是郑舜举侍郎所作的。中间略微看过，也有好的地方。”可见朱子也不因它与自己不同而加以嫌弃。△《癸巳论语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宋代张栻撰写。这部书成于乾道九年，这一年干支为癸巳，所以命名为《癸巳论语解》。考察《朱子大全集》，其中完整载有朱子与张栻商订此书的言论，挑出瑕疵多达一百一十八条，又订正错误文字两条。拿现今流行的本子校对，按照朱子改正的只有二十三条，其余全都仍是旧稿，似乎在文字上彼此争执、并不相合。然而“父在观其志”一章，朱子说旧来有两种说法，应当采用前一种才顺当。他反复辨论，写了二百多字。后来撰作《论语集注》，却竟然采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的义理，仍然和张栻的说法相同。大概讲学之家，对于一字一句的异同，务必要彻底说明、辨难，绝不肯随声附和、含糊迁就。其中有些地方以笔墨和言辞相互攻击，有时难免激愤争胜。等到学问逐渐精纯，意气逐渐平和，于是能够明辨是非，坦然共同说明，不再回护自己先前的说法。这正是学术造诣有浅有深，逐月逐年不断变化的表现。既然如此，这一百一十八条，只不过是一时各自抒发见解、共同商榷的言论，不能据此认为张栻有过失。况且二十三条之外，张栻不再修改，朱子也不再争辩，这必定是已经有了涣然冰释、起初意见不同而最终归于一致的地方。更不必拘泥于文集旧稿，拿朱子的说法去责难张栻了。△《癸巳孟子说》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张栻撰写。这部书也是在乾道癸巳年完成的。对于王道与霸道的辨析、义与利的区别，论述得最为明白。《自序》说：“岁在戊子年，我把自己的见解编成《孟子说》。第二年冬天，适逢接到严陵的任命，未能写完全书。辛卯年我从都司任上罢归，秋冬间行舟于大江之中，重读旧说，很多地方都不满意，于是加以删改订正。回到旧居后，又过了两年，才得以誊写完成。”大概这是他由左司员外郎出任严州知州，退职居家时所写的。张栻出仕时，是因为进谏请求罢黜张说而被任命为执政，所以这部书在“臧仓沮孟子”和“王驩为辅行”两章，都略有寄托于时事之意。至于解释“交邻”一章时说：“所谓敬畏天命，难道只是侍奉大国而无所作为吗？只是说不曾把一切委之于命运罢了。因此，修养德行、施行政事、光大开启王业的是太王；养育人民、训练军队，最终消灭仇敌的是句践。至于周平王，只是没有因骊山之事而发怒，所以东周最终不能振兴。”这些话含有感慨愤懑之意，也是针对南渡而发的。然而这些说法都只是推演阐发经文原有的义理，与胡安国《春秋传》专门借事抒发议论、因而多有失于《春秋》笔削宗旨的做法，本来就有不同。△《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戴溪撰写。戴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卷首有宝庆元年许复道所作的《序》，说淳熙丙午、丁未年间，戴溪担任石鼓书院山长，与湘中诸生汇集平日所闻而写成此书。朱子曾经看过一次，认为它接近于道。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记载的情况与《序》相符。这部书解释义理，持论醇正，但考证方面间有疏漏错误。例如解释“缁衣羔裘”一节，说先穿贴身的明衣，再穿中衣，冬天则再穿裘，在裘上加裼衣，在裼衣上加朝服。这种说法源自崔灵恩，并不是毫无根据。然而《诗·羔裘篇》的孔《疏》说：“《玉藻》说：‘君主穿狐白裘，用锦衣罩在外面作为裼衣。’”又说：“用帛包裹布，不合礼制。”郑《注》说：“冕服的中衣用素，朝服的中衣用布。” 如果认为皮弁下面直接以锦衣作为裼衣，那就是用帛包裹布。因此可知中衣是在裼衣之上。这些文义十分明白。戴溪大概没有深入考察。又如解释“吉月必朝服而朝”一节，认为《玉藻》所说“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不必依照郑《注》把“端”改为“冕”，因为称“端”可以通称冠冕。他的说法又依据《乐记》“端冕而听古乐”，郑《注》说“端是玄衣”，孔《疏》说“端是玄冕。凡是冕服，都是正幅制作，所以称为端”。然而《玉藻》把“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同下文“玄端而居”对举，正显示二者不同，所以朝日时穿玄冕，就不能通称为玄端。这正是郑氏判定把“冕”误作“端”的原因，戴溪也没有考察清楚。不过，训诂和义理，是解说经书的两种不同路数，各有长处，不能偏废。戴溪能够研究经文旨意，阐发精微的言论，对学者并非没有帮助，实在不必因为名物典故方面的问题而苛责他。△《蒙斋中庸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袁甫撰写。袁甫字广微，鄞县人，是宝文阁直学士袁燮的儿子。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任兵部尚书。谥号正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宋史》说他著有《孟子解》，现在没有传本，大概已经散佚。这部书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但史志却没有提到。只有朱彝尊《经义考》记载袁甫撰有《中庸详说》二卷，并注说“已经散佚”，或许就是此书的另一个名称吧？这部书完整列出《中庸》经文，逐节训释解说。大概是他平日记录下来用以教授门弟子的。书中有许多曲折详尽的推演阐发，常常觉得语言还不足以说明，于是反复申说。他的学说出自杨简，杨简的学说又出自陆九渊，所以立论多与陆九渊相合。例如讲解“语大语小”一节说：“包罗天地，囊括万物，天下不能承载的，只有君子能够承载；但天下又凭什么来承载呢？幽深处通达鬼神，细微处深入毫发，天下不能剖析的，只有君子能够剖析；但天下又凭什么来剖析呢？”这就是《象山语录》所说“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的，道广大而没有外限；如果能够承载，就有了分限。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剖析的，一事一物，无论纤细微末，从来没有与道相分离”的说法。他讲“自诚明”一节说：“诚是不能传授的，能够传授的是明。明就是性，并不在诚之外。”这就是《象山语录》所说“诚就明，明就诚，这并不是有先后次第，而是其中的道理本来如此”的说法。其他宗旨，大多也不超出这一范围。虽然有时主张过于偏执，不免使人茫然无所归依，但总的说来，他在心得体会方面，未尝不能自成一家。现在谨依照《中庸》经文的次序编排，厘定为四卷，以保存金溪这一学派。至于其中在义理上极为错误的地方，则在书中另加案语，考核订正其错误，以防止狂禅放肆发展的苗头。△《四书集编》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宋代真德秀撰写。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入词科。绍定年间授任参知政事，升任资政殿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去世后谥号文忠。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这部书只有《大学》一卷、《中庸》一卷是由真德秀亲自确定的。《大学章句序》后有一行题记，说“宝庆三年八月丁卯，后学真德秀编于学易斋”，这就是成书年月。他的儿子志道所作《序》，也只提到《大学》《中庸》，并说《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虽然已经点校，但《集编》还没有完成。咸淳九年（按：原本作“咸宁九年”。宋代没有这个年号，今改正），刘才之的《序》才开始说：“西山编纂的《中庸》《大学》，只有《论》《孟》二书缺失。向家中长辈询问，得知已经点校，但还没有编辑。由此可知，《论》《孟》并非从来没有成书。一天在堂上谈论此事，学正刘朴谿接着说，《读书记》中所载《论》《孟》的内容，与现在刊行的《中庸》《大学》的凡例相同。其他如《文集》《衍义》等书，也有可以采择的内容。于是勉励他把这些汇集成书，总共用五个月编成书帙，又用五个月刊刻完成。”由此可知，《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都是刘承依据真德秀遗书补辑完成的。朱子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他的《章句》多有新的见解，他的《集注》虽然参考采用了旧说，但也有许多地方与前代儒者不同。他取舍的意图，散见于《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录。不过，《或问》《语类》《文集》中又有许多一时尚未定论的说法，以及门人记录失真的地方，所以前后异同、重复错乱，读者往往以为是毛病。这部书广泛采集朱子的说法来相互发明，又间或附上自己的见解，以折中裁定其中的讹误和差异。志道《序》叙述真德秀的话，自称在选择、编订和润色方面有功，大概并非虚言。赵顺孙《四书纂疏》详细列举真德秀所著诸书，却没有载录这部书的名称。大概此书到宋末才刊行，问世最晚，赵顺孙没有见到。此后接踵而作的同类著作多得像牛毛充栋，然而它们的学问都比不上真德秀，所以著作也最终没有超过这部书。△《孟子集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蔡模撰写。蔡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是蔡沈的儿子、蔡抗的哥哥。赵顺孙《四书纂疏》记载蔡模著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现在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据书末蔡抗《后序》说，蔡沈认为朱子的《论语》《孟子集注》气象含蓄深厚，语言意义精密，到了引而不发的地方，尤其不容易读懂。他想取用《集义》《或问》以及张氏、吕氏诸贤的门人中学业最高者往复问答的话，正如朱子所说搜集各家杂说、增益各种论述那样，分门类聚，逐条分析，希望做到语意脉络分明、宗旨准确。还没有来得及编排次序就去世了。蔡模于是与蔡抗共同商讨，完成了这部书。书中都完整列出朱子《集注》的原文，并阐明其中的意义，所以称为《集疏》，意思是像注的疏一样。然而贾、孔诸家的《疏》是依循原文加以阐发，章句没有遗漏；这部书则有时用来佐证注义，有时旁推引申的意思，并不逐条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也不像疏文那样曲折引用、广泛征引。大体上说，它对各家说法有所取舍，却很少加以辨析订正。只有解释“不得于言”一条时，对《语录》和《集注》的不同产生疑问，认为这是还没有来得及修改；解释“效死而民勿去”一条时，引用《语录》说，《集注》中的“义”字应当改为“经”字而已。又如“是乃仁术”一条，《集注》认为“术”是方法的巧妙之处，蔡模则引用蔡氏的说法说：“《乐记注》说：术，就是所由的途径。”又说：“术，就像道一样。这里说仁术，恐怕是仁心所发出的道路。”又如“禹疏九河”一条，《集注》认为简水、洁水是两条河，蔡模则引用《尔雅》，认为九河中的简、洁是一条河，说《书传》和《集注》略有不同；《书传》实际上是先师晚年订正的，应当以它为定论。（按：朱子订正《书传》，只涉及《大禹谟》的一半。这种说法是蔡模曲意回护之辞，不足以作为依据。）又如“仁之端也”，《集注》把“端”解释为头绪，蔡元定则把“端”解释为末尾，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大概其他人的说法与老师的说法不同，就舍弃其他人的说法而遵从老师；老师的说法与祖父的说法不同，又不得不舍弃老师的说法而遵从祖父。这也是人之常情的极致表现。不过蔡抗《序》说，开始编书于嘉熙己亥，到丙午还不敢脱稿，可见删汰取舍颇为谨慎。因此所采用的材料非常简约，但大义已经全部概括，远远不同于后来抄撮朱子说法、专以繁多丰富相夸尚的著作。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学术渊源有来历，认识确切，所以选择精当。△《论语集说》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蔡节撰写。蔡节是永嘉人，生平始末不详。只见书首淳祐五年的《进表》，署衔称“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末尾有淳祐丙午文学掾姜文龙所作的《跋》，这就是进献此书的第二年。其体例是：完全采用一家说法的，只单独写出一家姓名；参用一两家说法的，各自在本句下注明原说；杂取众家说法的，在末尾重复写出各家姓名；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润色的，就说“本某氏”，这些都称为“集”。有时在后面附上自己的说法，另称“节谓”；蔡节自己作解释的，称为“释”。彼此相互发明的说法，夹注在下面；推演阐发旁义的说法，则低一字书写。当时朱子的学说已经流行，所以全书大旨大体遵从《集注》。

译其中偶尔有与朱子不同的地方。例如，“贤贤易色”解释为看到贤人的贤德便为之改变态度、改变容貌；“攻乎异端”解释“攻”为攻击，认为这反而会给我们的道造成损害（按：这是郑汝谐的说法）；“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解释为，懂得鲁国僭越举行禘祭这件事，就能使名分端正；名分端正，天下便不难治理；“无所取材”解释为没有什么可取用的桴材（按：这是郑玄的说法）；“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解释为，美貌尚且不足以免除祸患，只有口才才能免祸；“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解释为，韶本来是揖让之乐，如今却流传到了齐国（按：这也是郑汝谐的说法）；“五十以学易”解释为，孔子当时还没有到五十岁，所以说“增加年数”；“互乡童子”一章不认为是错简；“不至于穀”解释为，三年还不能达到善的境界，那么所学就很难有所收获；“没阶趋进”解释为“进”字疑当作“退”；“虽疏食菜羹瓜祭”解释为“瓜”按本字读，把“祭”字归入下一句；“三嗅而作”认为“嗅”字疑当作“叹”（按：这是徐积的说法）；“冉有退朝”解释“朝”为跟随季氏到鲁君的朝廷；“不恒其德”一节认为另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认为这是子路的话；“有马者借人乘之”认为这里就是史官遗漏的文字；“齐景公有马千驷”一章与上文连在一起算作一章（按：这是郑汝谐、钱时两家的说法）；“太师挚适齐”一章认为鲁君沉溺于女乐，所以乐官纷纷散去。其中只有“太师挚”一章可以作为一种说法，其余都牵强附会。大概朱子在注释《易》、注释《诗》时，确实不免有可供议论之处；至于《论语集注》，则凝聚了他一生的精力，他的说法比其他各家准确；如果一心务求与之立异，反而会达到不合义理的地步。不过，出入不同的地方也不过这几条，其余都解释简明，言辞简约而义理完备，终究不是胡文炳等人所能比的。△《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黎立武撰写。黎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年间考中进士第三名，官至军器少监、国子司业。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闲居三十年而终。黎立武任抚州官时主持校文，举荐吴澄充任贡士，所以吴澄为他撰写墓志，自称为门人。吴澄又说，黎立武任秘省官时，阅读官府藏书，喜爱二郭氏的《中庸》。郭游曾受学于程门，新喻人谢尚书仕于夷陵时，曾经传授郭游的学说。黎立武准备通过谢氏追溯程氏，以承继其学术传统，所以他论说《大学》《中庸》等书时，间或与世人所推崇的说法不同。大概《中庸》的学说传自程子，后来各位弟子分别述说老师的学说，门径于是分歧。游酢、杨时的说法被朱子采用，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也说这是程子晚年的定论。黎立武的《中庸指归》全都阐发这一宗旨。至于他的《中庸分章》，则把“天命之谓性”以下列为第一章，把“仲尼曰”以下列为第二章，把“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列为第三章，把“道不远人”以下列为第四章，把“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列为第五章，把“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列为第六章，把“鬼神之为德”以下列为第七章，把“哀公问政”以下列为第八章，把“诚者天之道也”以下列为第九章，把“惟天下至诚”以下列为第十章，把“诚者自成”以下列为第十一章，把“大哉圣人之道”以下列为第十二章，把“仲尼祖述尧舜”以下列为第十三章，把“惟天下至圣”以下列为第十四章，把“《诗》曰：衣锦尚絅”以下列为第十五章。这些著作都阐明了郭氏的宗旨，所论也很有条理。他所著《大学》有《发微》一卷，认为曾子传授道理在于“一贯”，领悟道理在于“忠恕”，成就道业在于《周易》的《艮》卦。全书大旨以“止于至善”为归宿，而把“诚意”作为要领。《本旨》一卷仍采用古本，认为全书都是曾子的著作，不分《经》《传》，并把书中所说的曾子解释为曾晳的言论。概括其归宿，与程颐、朱熹的说法也没有抵牾，不同于王守仁等人借古本来伸张自己学说的做法。只是他认为《中庸》《大学》都贯通于《易》，排列图式，建立学说，彼此牵连贯串而加以阐述，未免专门发表高深之论。这部《四书》原本合编，前面有大德八年赵秉政所作的《序》。原书先列《中庸》、后列《大学》，大概也是沿袭《礼记》的原来次序。这个本子却依照今本《四书》的次序，把《大学》移到《中庸》之前，又把赵秉政的《序》插在四书之间，实在丧失了原书的本意。现在加以厘正，恢复它原来的次序。△《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代赵顺孙撰写。顺孙字格菴，是括苍人。考察《黄溍集》，其中有顺孙的《阡表》，说：“自从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作注解以来，他那些精微的言辞和深奥的旨意，散见于门人所作的记录中，没有人能够互相参照。赵公开始搜集这些材料，编成《纂疏》。大概赵公的父亲少傅魏公赵雷曾向考亭门人滕先生滕璘求学，滕璘把《尊所闻集》传授给他。赵公凭借从家庭中得到的学问，追溯探求考亭学说的源流始末，《纂疏》就是因此写成的。”这样看来，顺孙与朱子之间已经隔了三代传授。所以这部书详细引用朱子的学说，用来辅翼《章句集注》。旁征博引的只有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十三家，也都是学习朱子之学的人，没有旁涉其他学派。邓文原作胡炳文《四书通序》，很嫌赵顺孙此书烦琐泛滥，胡炳文也颇多摘举其中的错误。然而经学家所述，各有不同的体例。注家崇尚辞语简明，疏家则保存曲折详尽的考证。赵顺孙的书以“疏”为名，而他的《自序》说“陪颖达、公彦后”，那么本来就是疏体。文字繁多而不加删削，在体例上也是适宜的。邓文原大概没有考察孔颖达、贾公彦以来的旧有体例，所以才少见多怪吧？△《大学疏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金履祥撰写。金履祥著有《尚书考注》，已经著录。金履祥的籍贯隶属兰溪，与王柏是同郡人，所以拜王柏为师。然而王柏的学说诋毁圣人经典，悖谬失常得非常严重。金履祥却谨慎严密、笃实诚恳，还保有朱子的遗风。当初朱子审定《大学章句》后，又作《或问》来申明其中的意义。后来《章句》多次修改，《或问》却不再改动，因此前后互相抵牾，学者仍有疑惑。金履祥于是依照《章句》的篇章次第，作《疏义》来阐明其旨意，又作《指义》一篇来概括其要点，柳贯曾为此作序。朱彝尊《经义考》对这两部书都注作‘未见’，但《一斋书目》已经把它们著录其中。这个本子是金氏后裔刊刻的，大概出现在朱彝尊《经义考》之后。然而现在只存《疏义》一卷，《指义》和柳贯的《序》也都一并散佚了。书中依照原文逐句解释，阐发之处很多。大概仁宗延祐以前科举制度还没有恢复，儒者大多以通晓经书求取功名，而不是以应付程试为目的，所以书中的言论切实，和后来时文式的讲义不同。△《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金履祥撰写。书后有《自跋》，说：‘古书有注的，必定有疏。《论语考证》《孟子考证》就是《集注》的疏。因为已有《纂疏》，所以不称作《疏》。至于文义已经详细明白的地方，也不敢再作多余的说明。只是采用《经典释文》的体例，对那些标明疑难的地方加以疏解。’这部书对于朱子尚未确定的说法，只是折中各说，使之归于一致。对于事迹和典故，考订尤其多。大概《集注》以阐明义理为主，对于这一类内容大多沿袭旧文，来不及详细核查，所以金履祥拾取遗缺、补正阙漏，用来弥补其中的空隙，对朱子实在很有功劳。只是他自己也说此书并非没有细微抵牾：从我这方面说就是忠臣，从他人方面说就是谗贼，这种说法实在不可作为准则。经书是古今共同的大常理，义理是天下共同的公正原则。议论的得失只应看言论本身，不应看说话的人。假如所补正的确实正确，即使是别人也不失为忠臣；假如所补正的有些不正确，即使是弟子门人也难免成为谗贼。为什么金履祥就可以这样判定，而别人却一定不可以？这是宋元时期门户之见的表现，不是笃实的论断。其中如辨析《论语注》“公孙枝”一条说：“考察《左传》，应当作‘公孙发’，这是《集注》传写时的错误。”辨析《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一条说：“《史记》所列六家中没有农家，《汉书·艺文志》所列九流中才有农家。”这些都很典确。至于辨析《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认为公刘躲避桀而居住在邠地，距离后稷的时代很远，不可能是后稷的曾孙。他不知道古人对于遥远的祖先往往称为“高祖”，《左传》中郯子称“我高祖少皞”就是这样；对于遥远的后代往往称为“曾孙”，《左传》中蒯聩称“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就是这样。像这类情况，是《注》没有错误，反而金履祥错了，所以他的说法也未必完全确当、不可改变。然而他旁征博引、曲折考证，既不轻率地标新立异，也不盲目附和；与胡炳文之流拘泥偏狭、只知有注而不知有经相比，相差很远。全书共十七卷。卷首有许谦《序》，卷后有吕迟《刊书跋》，仍然是旧本。朱彝尊《经义考》说《一斋书目》著录为二卷，并注“未见”。这大概是沿袭讹误，不足以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