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九 子部九

译卷九十九　子部九 ○兵家类 《史记·穰苴列传》说，齐威王派大夫追述考论古代的司马兵法，这是古代确有兵法的明证。然而从风后以下的著作，都出于假托。其中关于孤虚、王相的说法，夹杂着阴阳五行；关于风云、气色的说法，又夹杂着占候。因此兵家著作常常与术数相互混杂，终究不是古代真正的兵法。最古老的兵书，应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根本，大体不过是使人口聚集、训练军队的方法，以及运用权谋的适宜原则罢了。现在所采录的，只以论说军事为主，其余杂说全部另列于《存目》。古代流传已久的伪书，如果文辞不妨碍义理，也一并保存，以备一家之言。明代末年的游士著述尤其杂乱。只有那些确实有明显功效的，如戚继光《练兵实纪》一类，才列入正文。△《握奇经》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一作《握机经》，一作《幄机经》。旧本题为风后撰写、汉丞相公孙弘解说、晋西平太守马隆述赞。考察《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其中记载《风后》十三篇。班固自注说：“图二卷，是假托的。”其中并没有《握奇经》这个书名。而且这十三篇已经由《七略》著录，班固尚且认为是假托的。那么，这部经书及其解说，连《七略》都没有著录，其假托性质就更不必辨析了。马隆的述赞，《隋书·经籍志》也没有著录，那么它和公孙弘的解说一样，也是后人假托的。考察唐代独孤及《毗陵集》中的《八阵图记》，说：“黄帝顺应煞气而制定兵法，文昌用来任命将帅。风后掌握制胜的机要，制作八阵图，所以把阵分为八种，用来确定方位。” “衡木横置在外，轴线布置在内，风、云附列于四维，用来完备各类器物。虎张开双翼向前推进，蛇朝向敌人盘曲，飞龙、翔鸟在两旁上下配置，用来发挥作用。至于用疑兵来巩固其余地域，用游军来控制后列，营门全部准备好、将要出发，然后合兵交战。松弛和紧张交替运用，便由二广轮番出动；形成犄角之势，便四支奇兵一同出动，等等。”这里所说的内容竟然一一与这部经书相合。怀疑是唐代以来好事者依据诸葛亮的八阵法推演成图，假托为风后所作。后来又因独孤及的这篇记载，推演编造出这部经书，并取其中“握机制胜”的话作为书名。《宋史·艺文志》才开始将它著录，这正是它出世较晚的明显证据。高似孙《子略》说，马隆的原本作《幄机》。序文说：“幄就是帐幕，是大将居住的地方。说的是军事机密，不能随便给人看，所以叫《幄机》。”这就是因为“握”和“幄”字形音相近而牵强附会。如今通行本大多题作《握奇》，又是因为经中有“以四为正，以四为奇，余奇为握奇”之语，于是改换了书名。高似孙又说：“总共有三种本子，一种三百六十字，一种三百八十字，大概是吕尚增加文字来加以阐明的。” 其中一种本子行间有“公孙弘”等字样。今本多出四个字。校验这部本子，分为三章，正好有三百八十四字，大概就是高似孙所说的多出四字的本子。经文后面原来附有《续图》，据《书录解题》也说是马隆补作的。然而现在只有篇目而没有图，大概是在传抄过程中散失了吧？△《六韬》六卷（通行本） 旧本题为周代吕望撰写。考察《庄子·徐无鬼篇》，其中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说：“司马彪、崔譔说，‘金版’‘六弢’都是《周书》的篇名，本来又作《六韬》。”它所说的是《太公六韬》，即《文》《武》《虎》《豹》《龙》《犬》六篇。（按：今本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次序，与陆德明所注不同。不清楚哪一种正确，谨附记于此。）由此可见，战国初年原本就有这个书名。然而把它直接认定为《太公六韬》，却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汉书·艺文志·兵家》没有著录，只有儒家著录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说：“在惠王、襄王之间，有人说是显王时，也有人说是孔子问得此书。” 可见《六弢》另是一本书。颜师古把今天的《六韬》当作它，难道不是因为陆德明的说法而牵强附会吗？《三国志·先主传注》开始称刘备闲暇时遍览诸子以及《六韬》《商君书》，这有益于增长人的志趣。《隋书·经籍志》才开始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并注说：“梁代为六卷，周文王的老师姜望撰写。” 唐、宋各代的书志都沿袭这种说法。如今考察这部书的文字，大体上词意浅近，不像古书。书中有些内容，例如“避正殿”，是战国以后才有的事；“将军”二字始见于《左传》，周初也没有这个称呼。（按：《路史》有虞舜时伯益任“百虫将军”的话。这类杂说都是假托，不足为凭。）它是假托之书的痕迹，显然可以验证。又如《龙韬》中有《阴符篇》说：“君主与将领之间有阴符，共八等；能够战胜敌人的符长一尺，能够攻破军队的符长九寸，直到失利的符长三寸为止。”大概伪作者不知道“阴符”的含义，误把它当成符节的“符”，于是粉饰编造出这番话，尤其鄙陋。它大概未必是汉代的旧本。因此《周氏涉笔》说，这部书还牵连吴起，搜取各家言辞，缀辑成篇，并混入接近近代军政的浮泛言论，浅薄驳杂，无法施用。胡应麟《笔丛》也说，其中《代》《阴书》等篇，是孙武、吴起、尉缭都不屑于谈论的。然而晁公武《读书志》称，元丰年间，曾将《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行于武学，号称“七书”。可见它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谈论军事的人家常常相互称引。因此如今仍把它著录保存，同时把它的错杂驳杂说明如上。△《孙子》一卷（通行本） 周代孙武撰写。考察《史记·孙子列传》，记载孙武的书有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却记载《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因此张守节《正义》认为十三篇是上卷，另外还有中、下两卷。杜牧也说，孙武的原书本来有数十万字，都是曹操删削其中繁杂多余的部分，记录其精华，才编成了这部书。

译然而《史记》称十三篇在《汉书·艺文志》之前，不能把后来增益的内容当作原书，杜牧的话本来就不能作为依据。这部书的注本极多。《隋书·经籍志》所载的，除曹操外，还有王凌、张子尚、贾诩、孟氏、沈友等家。《唐书·艺文志》又增加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孙镐等家。马端临《经籍考》中又有纪燮、梅尧臣、王晳、何氏等家。欧阳修说，军事贵在变化无穷，以此为奇，所以解释它的人多，这话最有道理。然而流传到今天的注本却寥寥无几。参加武举的人所诵习的，只有坊间刊刻的讲章，粗俗浅陋，没有一部可取。因此现在只保存它的正文，著录于书目中。孙武的著作是历代谈论军事者的祖本，叶适因为孙武这个人不见于《左传》，怀疑此书是春秋末年、战国初年隐居山林的处士所作。然而《史记》记载阖闾对孙武说：“您的十三篇，我已经全部看过了。”由此可确知，确实是孙武亲自撰写的，并不是后人借孙武之名托作。△《吴子》一卷（通行本） 周代吴起撰写。吴起的事迹见于《史记·列传》。司马迁称，吴起的兵法世间流传很多，但没有说有多少篇。《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四十八篇。然而《隋书·经籍志》作一卷，注明贾诩作注；《唐书·艺文志》也相同。郑樵《通志略》又记有孙镐注一卷。这些记载都没有所谓四十八篇。大概也像孙武的八十二篇一样，是后来增益的内容，吴起的原书在世上已经失传了。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三卷，称唐代陆希声为之分类编次，共分为《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如今流行本虽然仍合为一卷，但篇目与《读书志》相合，只有《变化》作《应变》，不知道哪一种有误。吴起杀妻求将、咬破手臂向母亲盟誓，这些行为实在不值得称道。然而他曾向曾子求学，长期受到熏陶，最终仍有一定的规范法度，所以他的主张颇不违背正道。例如回答魏武侯时说，国家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谈到治理国家、整顿军队时说，要用礼来教导他们，用义来激励他们；谈到为将之道时说，所应谨慎的有五点：一是治理，二是戒备，三是果断，四是警戒，五是简约；大体上都还保留着先王节制的遗意。高似孙《子略》说，他崇尚礼义，重视教化训练，或许从《司马法》中有所获得，这话确实正确。△《可马法》一卷（通行本） 旧题为齐国司马穰苴撰写。如今考察《史记·穰苴列传》，说齐威王派大夫追述考论古代的司马兵法，并把穰苴附列其中，于是称为《司马穰苴兵法》。这样看来，这部书是齐国各位臣子后来追述辑录而成的。隋、唐各志都认为这是穰苴亲自撰写的，其实不是。《汉书·艺文志》称《军礼司马法》有一百五十五篇。陈师道认为，传记所记载的《司马法》文字，如今的书中都没有，因此怀疑这不是全书。不过，书中所说的大体依据道、遵循德，以仁为本、以义为祖，三代军政遗留下来的规制，仍有千百之中保存十分之一。大概因为当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先王的旧典并非全无凭据，搜集整理而编成此书，也和汉文帝时博士追述王制一类的著作相似。班固将兵书分为兵权谋十三家、兵形势十一家、阴阳十六家、技巧十三家，唯独把此书列入礼类，难道不是因为它的论说多与《周官》相互出入，属于古来五礼之一吗？胡应麟《笔丛》惋惜此书把穰苴所说的内容杂糅进仁义礼乐之中，不免像身上长了赘疣、又添了附赘。然而概括它的主旨，终究还是接近正道，与一切权谋术数之书截然不同。隋、唐各志都记作三卷。世间流行的版本因篇幅不多，合并为一卷。现在也依从这种编排，以免繁琐零碎。△《尉缭子》五卷（通行本） 周代的尉缭撰写。关于此人的生平，在六国时期，已不知道他的来历和结局。有人说他是魏国人，因为《天官篇》中有梁惠王询问的文字。又有人说他是齐国人，是鬼谷子的弟子。刘向《别录》又说：“尉缭曾向南君学习。”究竟哪种说法正确，无法详考。《汉书·艺文志》的杂家类著录《尉缭》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记作五卷。《唐书·艺文志》记作六卷，也都列入杂家。郑樵讥讽他只见到书名而没有见到书，马端临也认为如此。然而，《汉书·艺文志》的兵形势家中实际上另有《尉缭》三十一篇。因此胡应麟认为，兵家类的《尉缭》就是今天流传的这部书，而杂家类的《尉缭》并不是此书。如今杂家类的《尉缭》已经亡佚，只有兵家类的流传下来，郑樵认为这是班固的错误，并不对。只是今天的书仅有二十四篇，与所谓三十一篇的数量不相符合，那么后来已经有所亡佚，并非完整的本子。此书的主旨在于区分根本与枝末、辨别主次、明确赏罚，所说的话往往合乎正道。例如说，军队不应攻打没有过错的城池，不应杀害无罪的人。书中又说，军队是用来诛除暴乱、禁止不义的。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离开自己的田地和产业，商人不离开自己的店铺和住宅，士大夫不离开自己的官府，因此军队可以不经过交战、不使刀刃染血，天下人便亲附了。这些都是战国时代谈论用兵的人所不说的。晁公武《读书志》载有张载注释的《尉缭子》一卷，可见讲学之人也采纳其中的说法。不过，书中的《兵令》一篇，对诛杀逃亡者的法令说得极其详细。由此可以想见它的军纪约束，因此它也不是毫无谋略、只会高谈仁义的书。此书坊间版本没有卷数。现在斟酌其篇幅，仍依照《隋书·经籍志》的编目，分为五卷。△《黄石公三略》三卷（通行本） 考察黄石公的事迹，见于《史记》。《三略》这个书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志中说是下邳神人撰写，成氏作注。唐、宋的艺文志记载都相同。相传此书源自太公，圮桥上的老人交给张良一卷书，就是这部书。大概自汉代以来，谈论兵法的人往往借用黄石公之名，史志所载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黄石公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黄石公神光辅星秘诀》一卷，另外还有《兵法》一卷、《三鉴图》一卷、《兵书统要》一卷。如今这些书虽然大多已经亡佚不存，但大体都是附会之作。这部书的文义并不古雅，也应当是后人托名伪作的。郑瑗《井观琐言》说它剽窃老子的遗意，迂腐迟缓、支离破碎，不适合实际使用。书中关于知足、戒贪等话，大概是因为子房明智而替他编造的说辞，并不是子房反过来从这部书中有所获得。它不是圮桥授书之作，十分明显。不过，后汉光武帝诏书引用黄石公“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话，确实出自书中所载的《军识》文字。究竟是汉诏引用此书，还是此书剽窃汉诏，虽然都无法考证。

译对于可疑之处姑且以传疑的态度相待，也暂且保留下来。△《三略直解》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刘寅撰写。刘寅的生平始末不详，只在书中自题为前辛亥科进士。考察太学进士题名录，洪武辛亥年有刘寅，崞县人，大概就是此人。张纶《林泉随笔》称，太原刘寅撰写《六书直解》，谨慎依据经史，辨析其中的错误。然而刘寅所注的是六书，这部只是其中一种。《三略》一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张商英伪造《素书》，谎称盗墓者从张良墓中得到此书，并认为称《三略》出自黄石公是错误的。刘寅辨析说，此书杂取诸子书中的话，更换字样，联缀成篇，并斥责张商英的说法涉及虚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他一定要认为《三略》确实出自太公，后来由黄石公传授给张良；对于书中越王句践投醪给士卒饮用的事情无法解释，便指称这是黄石公增附进去的。他又为自己的说法寻找退路，认为在句践以前或许另有投醪之事，如今无法考证。这样，他的欺罔就和张商英一样了。真德秀《西山集》中有此书的序，也认为此书虽然不是太公所作，却应当是子房接受的。这样看来，刘寅的说法也有其来源。此书的大旨出于黄老之学，着重于沉着地观察事机变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寻求战胜敌人的机会。运用谋术相当巧妙，兵家有时也采用它。刘寅的注释也很能阐发这一层意思，又能参校各个版本，注明彼此的异同，比其他人刊刻的版本尤其详细丰富。其中有缺字，无法考证补足，现在也姑且依旧保留。△《素书》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黄石公撰写，宋代张商英作注。全书分为六篇：第一篇《原始》，第二篇《正道》，第三篇《求人之志》，第四篇《本德宗道》，第五篇《遵义》，第六篇《安礼》。黄震《日抄》认为，它的说法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一体，虽然对于阐明要旨没有什么帮助，但多主张谦卑、谦让、节制，违背义理的地方很少。张商英妄加训释，采用老子关于先道后德、先德后仁、先仁后义、先义后礼的说法来解释，结果与本书的说法恰好相反。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张商英的注释不对，却没有特别斥责本书是伪作。然而看它后序所说：圮桥上的老人把书交给张子房，晋朝发生动乱，有盗墓者挖掘子房的坟墓，在玉枕中得到此书，这才流传人间；又说书上有秘密的告诫，不许传给不道、不仁、不圣、不贤之人，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必然遭受它的祸害；得到此书却不传给合适的人，也同样会遭受祸害。这尤其是道家鄙陋荒诞的言论。因此晁公武说，张商英的话，世上从来没有人相信。到了明代都穆《听雨纪谈》，认为从晋代到宋代，学者从未有一人提到此书，不应当只有张商英一人发现它，于是断定书中有三处伪造。胡应麟《笔丛》也说，书中“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等话，都是仙经、佛典中极其浅近的说法。大概张商英曾向从悦学习浮屠之法，喜欢讲说禅理，这几句话都接近他的思想；前后的注文和正文也多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根据这些考察，可以明确看出此书就是张商英伪撰的。由于书中的话颇为切合理义，而且自宋代以来一直有旧本流传，所以姑且著录保存，以备参考。△《李卫公问对》三卷（通行本） 这是唐代司徒、并州都督、卫国景武公李靖与太宗讨论用兵的话，后人记录下来编成的书。考察史书，称李靖所著兵法在世上没有完整的书，只有《通典》中略见其大概。这部书出现于宋代，大旨是在杜佑已有材料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何薳《春渚纪闻》说，苏轼曾经说过，世间流传的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和这部书，都是阮逸伪撰的，苏洵曾见过它们的草稿。马端临撰写《四朝国史·兵志》时说，神宗熙宁年间，曾诏令枢密院校正此书，这似乎说明它不是阮逸假托的。胡应麟《笔丛》却又说，此书的文辞和旨意浅陋鄙俗，最没有采录价值；阮逸也不应粗鄙到这种程度，应当是唐末宋初乡村儒生、浅陋学者搜集贞观年间君臣遗事而编成的。各种说法纷纭，大多互不相合。如今考察关于阮逸伪撰诸书的记载，一次见于《春渚纪闻》，又见于《后山谈丛》，还见于《闻见后录》，何薳、陈师道、邵博不可能事先相约，却共同编造诬陷之词。至于熙宁、元丰年间的政治，主要只求革新，哪里曾经考察古制？尤其不能根据这部书采用七书体制，就断定它是唐代旧文。只是此书区分奇兵与正兵，指示进攻和防守，改变主客态势，对于兵家的微妙道理时常有所领会，也不至于像胡应麟所贬斥的那样一无是处。郑瑗《井观琐言》说，《问对》虽然是伪书，但一定出自有学识、有谋略的人之手。这句话比较接近事实。因此现在虽然订正它是伪作，仍然把它著录保存下来。△《太白阴经》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代李筌撰写。李筌的籍贯和生平不详，只有《集仙传》称他官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著有《太白阴经》。又据《神仙感遇传》说，李筌有将帅谋略，撰写《太白阴符》十卷，入山访道，后来不知所终。《太白阴符》应当就是这部书，只是传抄时错了一个字。考察《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说《太白阴经》十卷，而这个版本只有八卷，怀疑不是完整的篇帙。然而核对它的篇目，从天地阴阳、险阻开始，到杂占结束，首尾完整，又好像没有缺佚。大概是后人传抄时有所合并，所以卷数不同吧？兵家一流大体崇尚权谋，儒家一流又往往持论迂阔，忌讳谈论军旅，这两方面大概都有失偏颇。李筌这部书先说君主应有道德，后说国家应当富强，内外兼修，可以说是持平之论。他最终只做到一郡的长官，他的谋略也没有得到施展，不像孙武、吴起、穰苴、李靖等人那样，以将帅谋略显名于后世。然而杜佑《通典》在兵类中选取两家的通论，一家是李靖兵法，另一家就是这部经书。其中，《攻城具篇》被选作攻城器具；《守城具篇》《筑城篇》《凿濠篇》《弩台篇》《烽燧台篇》《马铺土河篇》《游奕地听篇》被选作守城防御的方法；《水攻具篇》被选作水战器具；《济水具篇》被选作军队行军渡水的方法；《火攻具篇》《火战具篇》被选作火攻兵器；《井泉篇》被选作辨识水泉的方法；《宴娱音乐篇》被选作以声乐感动人的方法。

译杜佑采用这部书，与采用李靖的书没有不同，可见其中必定有值得取用之处。李靖的兵法到了宋代已经残缺错乱，阮逸所传的版本又混入了伪本。李筌这部经书至今还保存着，只是篇首的《阴阳总序》和《天地无阴阳篇》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亡佚，如今已经无法校补。△《武经总要》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曾公亮、丁度等奉诏撰写。晁公武《读书后志》说，康定年间，朝廷担心各路统帅不熟悉古今兵学，便命曾公亮等采集古代兵法以及本朝的谋略方术。经过五年才上奏进呈，仁宗亲自撰写序文。此书分为前、后两集。前集记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其中第十六卷、第十八卷各分上下。后集记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仁宗是守成的贤明君主，但军事并非他的长处；曾公亮等人也只是辅佐太平，并不熟悉将帅谋略。书中所说的阵法和战具，制度越是详细，拘泥牵制也越严重，大体不过是所谓按图谱比试角力。至于各番的地形和形势，都是出自传闻；所说的道路里程、山川形势，拿今天来考察，也多有错误。不过，前集完备地记载了一朝的制度，后集具备历代的得失，也有足以供考证的地方。《读书后志》另载王洙《武经圣略》十五卷，是宝元年间西部边境用兵时，诏令王洙把祖宗任用将领、出兵作战和边防的事迹编为十二门的书，如今已经亡佚。南渡以后，又有《御前军器集模》一书，如今只有《造甲法》二卷、《造神臂弓法》一卷还载在《永乐大典》中，其余也已亡佚。宋代一朝朝廷编修、讲习武备的书，保存下来的只有这部编书而已，本来就应当保存下来，与史志相互参证。△《虎钤经》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许洞撰写。许洞字渊夫，吴兴人。考中咸平三年进士，任雄武军推官，免职归乡。不久被召入中书考试，改任乌江县主簿。因获罪而改名换姓，隐居中条山。龚明之《中吴纪闻》说，许洞平生以文章自负，所写诗篇很多，欧阳修曾称他为俊逸之士，说的就是此人。这部书卷首有许洞的进表和自序，大意说：《孙子兵法》深奥精妙，学者难以理解和运用；李筌《太白阴符》谈论心术则隐秘而不明说，谈论阴阳又散漫而不完备。于是演绎孙武、李筌的要旨，综合天时、人事的变化，把各种占候都完备地列举出来。凡是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以及宣文设奠、医药的用途、人和马的相法，没有不记载的。历时四年成书，共二百一十篇，分为二十卷，命名为《虎钤经》。大体是汇辑前人的说法，再参入自己的意见；只有第九卷所载的飞鹗、长虹、重覆、八卦四种阵法，以及飞辕寨的各种图，才是许洞自己创制的。他认为这四阵的总论远胜李筌所编的内容。书中也有许多迂阔、荒诞、渺茫的说法，不足以实际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篇〕 然而考察《汉书·艺文志》，兵家一流有兵权谋、兵形势、阴阳等类别，共七百多篇。大概自古以来本来就有这门专门的学问，如今《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书早已亡佚，只有许洞能够搜集遗文，编次成书，不能说不是一家之言。把它著录保存下来，也足以作为一种说法备考。△《何博士备论》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何去非撰写。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丰五年以特奏名被召入。经过廷试，授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博士。元祐四年因苏轼推荐，改任承奉郎。元祐五年出任徐州教授。苏轼又上奏进呈他所撰的《备论》，推荐他担任馆职，但没有实现。这部编书就是苏轼上奏进呈的本子。苏轼的奏状称全书二十八篇，这个本子只有二十六篇，大概亡佚了其中两篇。何去非本来就是因为对策论兵而获得官职，所以这部书全是评论古人用兵的作品。文章雄健明快、纵横激越，如风发泉涌，风格与苏氏父子最为接近。苏洵作《六国论》，责怪六国用财物贿赂秦国；苏辙作《六国论》，责怪四国不去救援；何去非所论，兼有这两层意思，主旨尤其相近，所以苏轼多次称赞他。卷首只载苏轼推荐他的两篇奏状，是为了记明此书的由来。卷末有明代归有光的跋文，严厉批评这篇论说的错误，并且把元符、政和年间的失败归罪于何去非。北宋的祸端，确实由于用兵；但导致祸端的原因，则起于习惯安逸安宁、废弛武备，驱使不能作战的军队去交战。因此一试就失败，再试便灭亡。南渡以后，终于积弱不振。归有光不责怪宋朝的溃乱是由于士大夫不懂军事，却反过来责怪何去非谈论用兵？明代博学通儒的见识竟然如此，明朝之所以也因弱小而灭亡，难道不正是这个原因吗？△《守城录》四卷（《永乐大典》本） 这是宋代右正议大夫陈规在德安抵御寇盗的事迹。陈规字元则，密州安邱人。考中明法科。靖康末年，金兵南下，荆、湖各郡到处都有盗贼兴起。陈规以安陆县令的身份代理守御事务，接连击败强大的盗寇。建炎元年，授任德安府知府，升任镇抚使。群盗先后前来进攻，他根据形势随机防御，都把他们击溃赶走。不久被召赴行在，又出任顺昌知府，与刘锜一起击退金兵。后来调任庐州知府，兼任淮西安抚使，最终去世。乾道年间追封为忠利智敏侯，在德安为他建立庙宇。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陈规撰写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朝野佥言》本来是夏少曾撰写的，详细记载靖康年间金人攻打汴京的始末。

译规在顺昌见到这部书，痛惜当日大臣、将帅防守抵御失策，于是分条列出应对变化的方法，附在各条下面，称为《后序》。徐梦莘曾把它收入《北盟会编》一百三十九卷中。然而其中文字与本书大同小异，疑心是传抄记录的人有所删改润色。其次是《守城机要》，也是规所作，都是论述城郭、楼橹的制度，以及攻城和防御的方法。《宋史》本传记载规有《攻守方略》流传，疑心就是这部书。其次是《建炎德安守御录》，是浏阳人汤璹所作。璹在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任德安教授。不久，他访求规守城的遗事，写成这部书。绍熙四年，他被任命为太学录，才上表献出此书。考察规的本传，记载乾道八年诏令刻印规的《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作为各位守将的法则。《艺文志》也另有刘荀《建炎德安守御录》三卷，却没有汤璹之书的名称，疑心刘荀所撰的就是乾道年间颁行的本子。汤璹的书在绍熙年间进呈，距离乾道已经二十多年，或许又是依据刘荀之书重新增订的吧？三部书本来各自成帙，不知是什么人开始把它们合编为一部。看书末的题记，应该是宁宗以后的人辑录的。宋朝自靖康年间发生战乱、天下相继沦陷以来，只有规能够独自支撑多年，不能说他不善于防备抵御。然而这只能作为守一座城、据一道屏障的人应变的谋划，却不足以成为拥有国家和家业者巩固边防的根本。当时把它编成规范，本来想让沿边地区学习操练，希望保全残存的疆土；然而到了元军南下，直接攻破临安，又成为东京覆亡的后续，最终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登上城墙抵抗敌人。难道不是根本先被动摇了，即使有防守抵御的办法，也没有地方可以使用吗？恭敬地读了睿题，才明白其中精微深刻之处：它揭示汴梁败亡的原因，重申守卫国家在于四夷的训诫；这才知道保全邦国、承受天命，自有恒常的经法。区区输攻墨守一类的技巧，本来就是末节事务罢了。谨慎地抄录保存这部书，以免埋没规的一项长处。又恭敬地抄录皇帝的御笔，置于书简开头，使天下后世知道圣人的见识是宏大的。△《武编》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顺之编。唐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论述用兵要领的文字，分为前、后两集。前集六卷，从将士、行阵讲到器用、火药、军需、杂术，共五十四门。后集征引叙述古代事情的材料，从料敌、抚士讲到坚壁、摧标，共九十七门。体例大致像《武经总要》。所记录的前人旧说，从孙、吴、穰苴、李筌、许洞等兵家的言论，以及唐、宋以来名臣的奏议，无不搜集汇编。史书称唐顺之对于学问无所不窥，凡是兵法、弓箭、壬奇禽乙等都能探究其原委，所以他的论述都有始末根由。他奉诏起用，担任淮扬巡抚、剿灭倭寇时，自负一向的声望，空疏骄傲而意气用事，一战便几乎被寇贼困住。幸亏胡宗宪料定他必败，预先埋伏军队救援，才得以免难。他几乎被宗宪玩弄于股掌之上。然而后来部署既已确定，他也颇能转战，迫使贼寇退缩，防守抵御得当，取得了显著成效，终究不是房琯、刘秩那种迂腐荒谬、败坏军政的人所能相比。这部编书虽然有纸上谈兵的内容，但很多也是从亲身经历中得到的，当然不能一概把它看作书生的见解。△《阵纪》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何良臣撰。何良臣字惟圣，会稽人。不到二十岁便放弃诸生身份从军，嘉靖年间官至蓟镇游击。这部书都是叙述练兵的方法。第一卷讲募选、束伍、教练、致用、赏罚、节制；第二卷讲奇正、虚实、众寡、卒伍、技用；第三卷讲阵宜、战令、战机；第四卷讲摧陷、因势、车战、骑战、步战、水战、火战、夜战、山林谷泽之战、风雨雪雾之战，共二十三类、六十六篇。明朝中叶，武备废弛，边疆有警，大多临时拼凑乌合之众去迎敌，十次有九次失败。因此何良臣的论述，反复把选拔和训练放在首位。他列举的机要，也多半是针对中原野战立论。战事的变化万端，应对全在一心，正如苏轼所说：神妙的用兵之术不是学习就能得到的，自古也没有留下秘诀。明代谈论兵法的人，除了戚继光的几部书以外，往往搜集陈旧说法，凭空产生鄙陋的议论，如汤光烈所谓掘坑藏锥、彭翔所谓木人火马，几乎像戏剧一样。只有何良臣正处在嘉靖年间海滨不得安宁的时候，身在军中，亲眼看见形势，不是凭空推理、挽袖空谈的人所能相比。在明代兵家中，他还算是切实而接近事理的人。△《江南经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郑若曾撰。郑若曾有《郑开阳杂著》，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为江南倭患而作，同时涉及防御土寇的事情。八卷之中，每卷又分为上下两子卷。卷一上为《兵务总要》，卷一下为《江南内外形势总考》。从卷三上至卷六下，分别论述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所属地区的山川险易、城池兵马，并各自附载土寇的要害。卷七上下论述战守事宜。卷八上下则杂论战具、战备，最后讲水利、积储以及苏、松两地的浮粮。明朝末年武备废弛，法令形同儿戏，倭寇常常只凭几十人便横行数千里，没有人敢于抵挡锋芒，土寇也乘机作乱不止。郑若曾这部书，大概专门针对当时而写，所以多是当时权宜应变的计策。福建人林润当时任应天巡抚，为此书作评并刊刻，所作评论也多是迁就时势的言论。然而书中列举的江海险要、道路的要冲和偏僻处所，以及守御的缓急，所涉及的地形水势，古今大致相同，未尝不足以供后来考证使用。究竟不是检阅谱录、相互角力一类的纸上空谈。△《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戚继光撰。戚继光字元敬，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历任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升任太子太保。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考察隆庆二年，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务。到任后，上疏请求从浙东征募杀手、炮手各三千人，另外招募西北壮士马军五枝、步军十枝，专门听从训练。这部书就是记载他练兵的实际成效的。第一项训练编伍的方法，第二项训练胆气，第三项训练耳目，第四项训练手足，第五项训练营阵，第六项训练将领。附载的《杂集》分为：一是储将通论，二是将官到任，三是登坛口授，四是军器制解，五是车步骑解。

译戚继光作为将领，精通训练；临事时则像暴风骤发、闪电迅疾，当时称他的军队为戚家军。现在用这部书考察他守边的事迹，没有不相互符合的，不是泛泛搜集韬略常谈的书可以相比。戚继光初到镇时的奏疏中说，训练士兵的方法，外表好看就不实用，实用就不好看。这部书题为《实纪》，正是征验实用。考察《登坛口授》中说：当时是庚午年夏六月，各边新台已经建成过半，奉奏准许暂时停止，以便举行训练事务。庚午是隆庆四年。又考察戚继光请求刊刻此书的移文说，拟定训练条目已经两年，如今将各项条约汇集成册。由此可知此书成于隆庆五年辛未。《明史本传》称，蓟镇十七年中更换大将十人，大都因罪离任。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防整顿，蓟门安然无事。他的继任者沿用他的成法，几十年得以无事。又称他所著《纪效新书》《练兵事实》，谈论兵法的人都遵照采用。这一版本题为《练兵实纪》，与史书不同，或许是史书偶然错了一个字吧。△《纪效新书》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戚继光撰。这部书是他任浙江参将时，先后在宁波、绍兴、台州、金华、严州各地分区驻防、训练士兵和准备防倭期间写成的。开头是三篇申请训练的公文。所谓提督阮某，就是阮一鹗；所谓总督军门胡某，就是胡宗宪。其次是《或问》，题下有戚继光自己的注说：编束队伍既然已有成法，取信于众人，命令就能贯彻；如果有一个字引起疑惑，那么一百条法令都会废弃，所以写成《或问》来加以说明。这大概是因为明人的积习，只顾使自己私下便利，而把国事置之不问。因此自己身在事中时，就争功避过，以自身利害作为可否的标准，以内心爱憎作为是非的标准；自己置身事外时，就嫉妒成功，憎恨别人胜过自己，随声附和、结党营私，倡导浮泛的议论来牵制他。戚继光担心局外之人的阻挠会败坏他的成绩，所以反复论辨，把这篇文字放在书简开头，大概是针对当时的文臣而发。下面十八篇，分别是《束伍》《操令》《阵令》《谕兵》《法禁》《比较》《行营》《操练》《出征》《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诸器》《旌旗》《守哨》《水兵》。每篇都附有图并加以说明，都是从亲身经历中得到、经过验证的话，所以称为《纪效》。文字大多像口头语言，不再润色修饰。因为宣告军令和刑罚，如果不是这样写，士兵就不能明白。《或问》第一条说：布列大阵、面对强敌，同在场中较量技艺、擒捕小贼不同。成百上千人列阵向前，勇敢的人不能走在前面，胆怯的人不能落在后面，只能一齐拥进。转身都很困难，哪里容得下左右跳动；一个人回头，众人都会疑惑，哪里容得下有人前进或后退！这可以说是深刻明白战阵形势，不是陈旧的韬略套话。第四篇中有一条说，如果违反军令，即使是我的亲生子侄，也要依法执行。后来他果然因为临阵回头观望，斩杀了自己的长子。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所说的话。难怪他所向建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以上“兵家类”二十部，共一百五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