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 经部四十一

译卷四十一 经部四十一 ○小学类二 △《急就章》四卷（通行本） 汉代史游撰写。《汉书·艺文志注》称史游为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大概是宦官。他的生平始末就无法考察了。这部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只写作《急就》一篇，而《小学类》末尾的《叙录》则称史游作《急就篇》，所以晋代夏侯湛《抵疑》说“乡曲之徒，一个普通士人，曾经诵读《急就》，通晓甲子”，《北齐书》称李铉“九岁入学，书写《急就篇》”。有的写作“篇”字，有的没有“篇”字，起初并没有固定说法。《隋书·经籍志》作《急就章》一卷，《魏书·崔浩传》也称人们多托请他人抄写《急就章》。可见把“篇”改为“章”是在魏代以后。不过考察张怀瓘《书断》说：“章草，是汉代黄门令史游创作的。王愔说（按：这里大概引用王愔《文字志》的话）：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把隶书的形体解散开来。汉代风俗简略懒散，渐渐以这种写法流行开来，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看来，所谓“章草”，正是因为史游作了这部书，而用他所改变的草书笔法来书写。后人因为它出自《急就章》，于是命名为“章草”。现在的版本每一节开头都有“章第几”三个字，由此可知《急就章》才是它的本名；有时称《急就篇》，有时只称《急就》，只是偶然出现的异文。这部书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重复的字。文辞典雅深奥，也不是《蒙求》一类书能够相比的。《玉台新咏》载有梁代萧子显《乌栖曲》，其中有“帬边杂佩琥珀龙”一句，冯氏校本把“龙”改成“红”。现在检阅这部书，其中有“系臂琅玕虎魄龙”一句，才知道萧子显确实采用了这句话，冯氏因为不知道而误加改动。这样看来，散佚的文章和琐碎的事迹，也颇能依靠它得到征验，并不仅仅是供儿童识字使用的。旧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的注本，现在都已失传，只有颜师古的一卷注本保存下来。王应麟又为它补注，分成四卷。颜师古的本子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但少了“齐国”、“山阳”两章，只有三十二章。王应麟《艺文志考证》标出“真定常山至高邑”一句，认为这两章起于东汉，这是最为精确的判断。他的注文考证典雅精确，足以补充颜师古的缺漏。另有黄庭坚本、李焘本、朱子越中本，字句略有不同。王应麟的注释多取自颜本，大概因为颜本考证精深，比其他各家更为可靠。△《说文解字》三十卷（通行本） 汉代许慎撰写。许慎字叔重，汝南人。官至太尉南阁祭酒。这部书成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全书十四篇，连同《目录》一篇共十五篇。分为五百四十部，收录篆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注文共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字。它推究六书的意义，分部归类，极其精密。不过训释简要质朴，骤然之间不容易读懂。再加上音韵发生变化，古今读音不同，谐声字也常常难以明白。所以流传的版本往往有讹误和差异。宋雍熙三年，诏令徐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新刊校审定。凡是字在《说文》的注文、叙例中有所记载，而各部没有收入的，全都补录进去。又有经典相传沿用、当时习俗需要使用而《说文》没有收载的字，也一并增加，另题作“新附字”。原来有正体，而俗书发生讹变的，就在注文中加以辨析。违背六书原则的，另列在卷末。有的注文解释不完备，便再加补释，也题作“臣铉等案”以便区别。反切注音则一概以孙愐《唐韵》为准。因为篇卷繁重，每卷又分上、下，这就是如今流行的毛晋刊本。明代万历年间，宫氏刻印李焘《说文五音韵谱》，陈大科为它作序，误以为就是徐铉校订的本子。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顾炎武作《日知录》，也都沿袭了这个错误。难道毛氏所刊的本子，在明朝初年还没有广泛流行吗？书中的古文、籀文，李焘根据唐代林罕的说法，认为是晋代【字形疑误：巾弦】令吕忱所增加的。考察许慎《自序》说“现在编次篆文，把它同古文、籀文合在一起”，这句话说得很明白。书中所记重文的数量，也与此相互吻合。《法书要录》载有后魏江式《论书表》，说：“晋代义阳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上表进献《字林》六卷。考察它的旨趣，是依附许慎《说文》，并按偶数篇章编排，隐约区分古文、籀文以及奇异难辨的字。文字采用规范的正隶，不违背篆书的意义。”那么，吕忱的书并不使用古文、籀文，也有明显证据；正如林罕所说：“吕忱《字林》大多补充许慎遗漏的字，只是扩大《说文》没有收录的字而已。” 这部书如今虽然已经失传，但像《广韵·一东部》的“炯”字、“谾”字，《四江部》的“【字形疑误：口农】”字之类，凡是说出自《字林》的，都属于《说文》没有收录的字，大致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李焘把《说文》中的古文、籀文说成是吕忱增加的，错误得太厉害了。自魏晋以来，谈论小学的人都以许慎为宗师。到李阳冰才开始曲意排斥许慎，并不符合最公允的原则。不过许慎的书以小篆为宗旨，至于隶书、行书、草书，则各自成为一种字体；字形繁衍转变，时常有异同，并不是一概用小篆来衡量。所以颜元孙《干禄字书》说：“自从篆书改为行书、隶书，逐渐失去了本真。如果总是依据《说文》，那么下笔时往往多有妨碍。应当去掉过分之处，使轻重各得其宜。”徐铉《进说文表》也说：“高雅的文章和大型册籍，应当用篆籀文字刻写在金石上；至于日常通行的简牍，草书、隶书就足够了。” 这两个人都精通小学，却持有这样的论断。明代黄谏作《从古正文》，一概把隶书改成篆书，难道懂得六书的宗旨吗？至于他所引用的《五经》文字，同今本大多不同，有的还常常彼此矛盾。顾炎武《日知录》曾摘举其中的例子：“汜”字下面写作“江有汜”，“氵臣”字下面又写作“江有氵臣”；“卺”字下面写作“赤舄己己”，“掔”字下面又写作“赤舄掔掔”。可见他所说《诗经》采用毛氏本，也同今天的版本不同。这大概是虽然属于同一家学问，但宗派既然不同，彼此也各不相合。好奇的人如果依据它来改动经文，错误就非常严重了。能够通晓它的意思，同时又不拘泥于它的字迹，才差不多可以算是善于读《说文》的人。

译按：许慎《说文解字序》自称：“《易》采用孟氏，《书》采用孔氏，《诗》采用毛氏，《礼》、《周官》、《春秋》左传、《论语》、《孝经》，都是古文。”考察刘知几《史通》，说：“《古文尚书》是从孔壁中得到的，博士孔安国拿它校对伏生所诵读的本子，增加二十五篇（按：这也是依据梅赜古文所说，实际上孔氏原本只增加十六篇）。又用隶书写古文字，编成四十六卷。司马迁多次采录其中的事迹，所以司马迁常有古说。到了后汉，孔氏的本子就断绝了。那些还能见于经典的，诸儒都称为逸书。”这样看来，孔氏从孔壁得到的书，许慎不可能见到。《说文》末尾载有许慎之子许冲的上书，称许慎从贾逵那里接受古学。而《后汉书·儒林传》又称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的同郡人贾逵为它作训释，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解。由此《古文尚书》才在世上显著流传。许慎所说的孔氏之书，就是杜林传下来的本子。不过《隋书·经籍志》称杜林所传《古文尚书》只有二十九篇，又夹杂今文，并不是孔氏旧本（按：古文中除去没有师说的六篇，正好得到伏生二十九篇的数目，并非夹杂今文。《隋书·经籍志》的这段文字，也是依据梅赜古文写成的，没有同《汉书》相互校对）。其余部分完全没有师说。陆德明《经典释文》采用马融注释的地方很多，但都是今文《尚书》，没有一句说到古文。即使《说文》注文中所引用的内容，也都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朱彝尊《经义考》辨析得很清楚（按：朱彝尊又说，只有“若药不瞑眩”一句出自古文《说命》，大概是因为《孟子》引用过这句话而涉及它。不过这句话是徐锴《说文系传》中的话，并不是许慎原来的注文。朱彝尊偶然记错，把甲书的内容移到了乙书，所以现在不采用他的说法）。那么，许慎所说的孔氏本，就不是今天流行的五十八篇本。推究其意义，《汉书·艺文志》称：“刘向用中古文校对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的《经》文，《洒诰》脱落一简，《召诰》脱落二简，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字几十处。”这里所说的“中古文”，就是孔氏进献、保存于中秘的古文。三家本既然立于博士官所掌之中，都经过刘向用古文校定，改正讹误脱漏，它们的经文就已经都同古文本相同了。儒者根据它们的训诂来说，就称作大小夏侯、欧阳《尚书》；根据它们的经文来说，也可以称作孔氏《古文尚书》。第三家的解释，只有伏生传下来的二十八篇代代相授，其余增加的十六篇无法解释，于是置而不谈。所以马融《书序》称逸出的十六篇完全没有师说（按：《马融序》如今已经失传，这句话见于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假使贾逵传授的杜林本就是今天的五十八篇本，那么马融早就应当依据它作传了。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呢？又据《后汉书·杜林传》称：“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曾经把它珍爱如宝，即使遭遇艰难困苦，也始终握持在身边不离身。”如此看来，杜林所传的是古文字体的本子，所以称为“漆书”。这一定是在刘向校正三家经本时，随着二十八篇一同流传出来的。因为字形不是隶书和古文通行的写法，世间不流行使用。杜林偶然得到它，便传给贾逵；贾逵得到后又传给许慎，所以许慎称它为孔氏本，但也只有二十八篇，并不是真正见到孔安国的旧本。谈论《尚书》的人，只有《说文》中的这一句话最为疑窦丛生。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受这句话牵累，于是错误地把马融、郑玄所注的本子当作孔氏原本，这也是千虑之中的一个失误，所以附带在这里考察它的源流。△《说文系传》四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南唐徐锴撰写。徐锴字楚金，广陵人。官至右内史舍人。宋军攻下江南时，他死于围城之中。事迹详见《南唐书》本传。此书共八篇。第一篇《通释》三十卷，把许慎《说文解字》十五篇每篇分为两篇。凡是徐锴有所阐发以及征引经传的地方，都加上“臣锴曰”和“臣锴案”等字样，以便区别。其次是《部叙》二卷、《通论》三卷，以及《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祛妄》斥责李阳冰的臆说。《疑义》列举《说文》偏旁中有部首而缺少字形，以及篆体笔画相承而略有差异的情况。《部叙》仿照《易经·序卦传》，说明《说文》五百四十部排列先后的次序。《类聚》则列举字形相近而意义相关的字，如一、二、三、四之类。《错综》则旁推六书的旨意，贯通各种人事，以穷尽其含义。最后是《系述》，就像《史记》的《自序》一样。徐锴还曾另作《说文篆韵谱》五卷，宋孝宗时李焘据此撰成《说文解字五音谱》。李焘《自序》中说：“《韵谱》应当同《系传》一起流传。如今《韵谱》有时还能刻印在学官，而《系传》直到现在仍未能显扬。我搜求访查多年，仅得到它七八个残缺的卷次。错字无从校正，每每因此叹息。”由此可见，《系传》在宋代时已经残缺不全了。如今流传的只有抄本，钱曾《读书敏求记》甚至惊叹它是“惊人的秘笈”，然而脱漏讹误特别严重。卷末有熙宁年间苏颂的记文说：“旧缺二十五、三十两卷，等待另外寻求来补写。”此本卷三十并不缺失，或许是后来寻得而补入的。卷二十五则直接抄录徐锴之兄徐铉校订的本子，并删去了其中新附的字。大概是后人求取徐锴原书而没有得到，便取徐铉的书来补足。这就像《魏书》的《天文志》散佚后，用张太素的书来补一样。其余各部的缺文，也多有从徐铉书中窜入的。考察徐铉的书使用孙愐《唐韵》，而徐锴的书则使用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郎朱翱另行制定的反切。徐铉的书称“某某切”，徐锴的书则称“反”。如今书中凡是音切与徐铉书相同的地方，其训释也必定相同。这些移抄窜入的痕迹，清楚可见。

译至于《示部》中窜入徐铉新附的“祧、祅、祚”三个字，更是有确凿证据。它们错编在篇末，文字也像是没有写完。没有可供采录补充的材料，便干脆空缺下来。此书成于徐铉之书以前，所以徐铉书中多引用它的说法，但有时也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例如徐铉本说“福，祐也”，此本作“备也”；徐铉本说“{艹耒}，耕多草”，此本作“耕名”；徐铉本说“<辶巿>，前颉也”，此本作“前顿也”；徐铉本说“鹨，大雏也”，此本依据《尔雅》作“天鸙也”。又如徐铉本在“禜”字下引用《礼记》，在“裯”字下引用《诗》，此本则作“臣锴按《礼记》曰”“臣锴按《诗》曰”，说明这些是徐锴所引，而徐铉本把许慎的文字和徐锴的引文混杂在一起的地方很多。又如“{氐}”字下说“阙”，此本作“家本无注。臣锴案，疑许慎之子许冲所言也”。这说明徐铉直接删去了“家本无注”四字，改成一个“阙”字。如果不是依靠此书保存下来，又凭什么能够证明徐铉曾任意删改呢？此书原出于苏颂所传的篆文，由监察王圣美、翰林祗候刘允恭书写。卷末题作“子容”的人，就是苏颂。乾道癸巳年，尤袤从叶梦得家中得到此书，抄写后送给李焘。详情见尤袤《跋》。书中有称“臣次立案”的地方，次立就是张次立。张次立官至殿中丞，曾参与书写《嘉祐二字石经》，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了事情的始末。按：此书在徐铉校订《说文》之前，但把它列在徐铉书之后，是因为徐铉校订的是许慎的原本，以许慎为主，徐铉只是附加其中；此书则是徐锴的论著，以徐锴为主，所以不能排在许慎书之前。△《说文系传考异》四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汪宪撰写。汪宪号鱼亭，仁和人。乾隆乙丑年进士，候选主事，尚未参加铨选便去世了。南唐徐锴撰写《说文系传》四十卷，年代久远后散失。自明代以来，方以智号称精通小学，而《通雅》称说徐锴楚金所作的系传，如今也都已经遗失。因此世间少有传本，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好事之人秘密地互相传抄，文字讹误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到了无法断句的程度。汪宪所见的，还是影宋钞本，但也已经错讹得不胜校改。于是他参考今本《说文》，旁征所引用的各部书籍，考证其异同，编成此书。错误的地方加以订正，无法解释的地方则一并保留，等待核定。考察洪适《隶释》，其中载有《汉石经论语碑》，末尾有“‘而在於萧墙之内’，盍毛包周无‘於’一行”，这就是考异之学的始祖。《经典释文》以后，沿袭这一流派而作书的人很多。只是韵书、字书的条目繁琐细碎，从来没有人把旧文逐条剖析，从头到尾订正错乱，并汇编成一部书。汪宪撰写此书，也可以说是用心于小学了。末尾有《附录》二卷，是朱文藻编纂的。上卷是各家评论《系传》的文字，下卷载有徐锴的诗五首及其兄弟的轶事，也颇费搜罗。可是其中所收李焘《序》一篇，取自《文献通考》，其实是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序》。由于《文献通考》的刻本错误地脱去了一行标题，于是把它连接到《说文系传》之下。朱文藻竟没有加以辨别便收录，实在失于考订。至于有关二徐的琐碎记载，同《系传》更加没有关系。若以此为例，难道还要把郭璞《尔雅》《方言注》的末尾也附载《游仙诗》吗？现在保留它的上卷，用来资助考核；下卷则全部删去，希望不要因为贪求博杂、嗜好奇异而破坏著书的体例。△《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南唐徐锴撰写。此书取许慎《说文解字》，按四声分部，编排成书。凡是小篆都有音义训释，没有音义训释的，都是许慎书中附列的重文。注作“史”字的，是籀书；注作“古”字的，是古文。所作注释很简略。大概六书的意义已经具备于《说文系传》中，这里只是为了便于查阅，所以不再重复烦琐说明。据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序》说，此书的篆字都是徐锴之兄徐铉书写的。徐铉文集收有此书的两篇《序》。后篇说：“《韵谱》完成以后，广泛搜求其他本子，勤勉地考订校勘，作了不少刊正。如今奉诏校定《说文》，又同诸位儒者精心加以研究核验。还得到李舟所著《切韵》，很有补益。其中有《说文》没有记载、但见于序例和注义中的字，必定是知道有脱漏，便一并编录。存疑的地方，则以李氏《切韵》为准。”由此可知，此书后来又经过徐铉重新厘定，并不只是徐锴一人所作。把序例、注义中的字增补进来，也是徐铉所做的。前一篇《序》说“命令徐锴取叔重所记的字，用《切韵》编次，使声韵有所区分，打开书就可以看见”等等。考察后一篇《序》又说得到李舟《切韵》，那么所谓用《切韵》编次，当时所指的就是陆法言的书，也就是《唐韵》《广韵》所依据的书。不过，徐锴所编的分部同《广韵》略有不同：上平声中把《痕部》并入《魂部》；下平声中《一先》《二仙》之后另列《三宣》一部。但《魂部》的注释中又说附有《痕部》的字，《宣部》却没有注明另行分部。这似乎说明《切韵》原来确有这一部，但实在难以弄清。或者此书的分部是徐铉又依据李舟《切韵》确定的，并非陆法言《切韵》，所以分合不同吗？此书传本很少。现存本是明代巡抚李显所刻。《寒部》的“籣澜涟澜阑”五字应当排在“乾兰谰讠间”四字之后，却错排在前一行；《豪部》的“高皋{艹皋}羔膏”五字应当排在“獆諕号<呆虎>号阝”五字之后，也错排在前一行；《麻部》的“娲哗譇觰”五字应当排在“秅讠夸侉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却错排在后两行。大概刻印此书的人没有认真校核。后来的一篇《序》也散佚没有刊载，如今从徐铉《骑省集》中抄录出来补入，才成为完整的一部书。△《重修玉篇》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梁大同九年，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写；唐上元元年，富春人孙强增补字数；宋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新修订。全书共五百四十二部。如今世间流行的共有三种本子。

译一种是张士俊刊刻的本子，前面有顾野王《序》一篇和启一篇，后面有神珙《反纽图》及《分毫字样》。朱彝尊为它作序，称为上元本。一种是曹寅刊刻的本子，同张本一字不差，只是前面多了一道大中祥符年间的《敕牒》，称为重修本。还有一种是明代内府刊刻的本子，字数同前两本相同，但每部中的次序不同，注文略少，也称大中祥符重修本。按《文献通考》记载《玉篇》三十卷，引用晁公武《读书志》说：“梁代顾野王撰写，唐代孙强又曾增补字义解释，神珙《反纽图》附在后面。”又记载《重修玉篇》三十卷，引用《崇文总目》说：“翰林学士陈彭年与史馆校刊吴锐、直集贤院邱雍等重新加以刊定。”由此可见，宋代的《玉篇》原来有两个本子。陈彭年等人的《进书表》说：“恭敬地奉行诏令条文，使它得到详细阅览；错误荒谬的地方全部加以刊定，浅陋的地方仍旧进行讨论。” 其《敕牒》后面列出的字数说：“旧有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有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旧合计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可见陈彭年等人增删很多，已经不是孙强的旧本了，所以明代内府本和曹本都称张本为重修本。既然它同曹本相同，也就是重修本。可是它竟删去重修本的敕牒，妄称为上元本，而大中祥符年间改定的《大广益会》书名以及卷首列出的字数仍没有删改，可以说很不善于作伪。朱彝尊《序》却说它胜过如今流行的《大广益会》本，大概也是没有见到所刊本子，只凭想当然随意写下的吧？元代陆友《研北杂志》说：“顾野王《玉篇》只有越本最好，末尾题为会稽吴氏三一娘所写，楷书法度非常精妙。”又考察《永乐大典》，每个字下面都引用顾野王《玉篇》，又引用宋代《重修玉篇》，两部书并列。由此可见，明初上元本还存在；但《永乐大典》在“篇”字韵中所收的《玉篇》全部内容，仍然收的是《大广益会》本，而没有收上元旧本，顾野王、孙强的原书全帙于是就无法考查了。大概是因为重修本的注文比较繁多，所以当时把数量多看作可贵吧？当时编纂者的无知，这也是一个例子。卷末附有沙门神珙的《五音声论》和《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这是研究等韵的人所宗奉的祖本。近来休宁戴氏撰写《声韵考》，竭力辩说反切起始于魏代孙炎，而不是神珙；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至于他说唐代以前没有字母之说，神珙的字母是剽窃儒家书籍、假托出于西域，则非常不对。考察《隋书·经籍志》说：“婆罗门书用十四种音贯通一切文字，汉明帝时随同佛经一起传入中国。”那么这远在孙炎以前。又考察佛教经典译经所用的字母，从晋代僧伽婆罗以下，可以考见的还有十二家，也远在神珙以前。大概反切产生于双声，双声产生于字母。这些都是从喉舌发音的自然规律中产生的，华夏与梵语并无不同，梵语与华夏也并无不同。中国用双声来构成反切，西域用字母来统摄双声。这都是各自凭借聪明才智自行领悟的，中国没有袭取梵语，梵语也没有袭取中国。考察它的源流，确实都有端绪。只是神珙以前，字母之学自行流行于西域教派；神珙以后，才开始流入中国的韵书。这也如同利玛窦之后，推步测验中参用西方的方法一样，难道可以说欧洲的书全都剽窃洛下、鲜于的旧有技术吗？戴氏没有探究根本，只知道神珙生活在唐元和以后，便据此追究末流，同神珙争辩，想在这方面胜过西域教派。他不知道声音之学，西域确实是专门的。儒家胜过佛教的地方，自有其他方面，不必在这里争论。△《干禄字书》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代颜元孙撰写。颜元孙是颜杲卿的父亲、颜真卿的叔父。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死后追赠秘书监。大历九年，颜真卿任湖州官职时，曾书写此编并刻石。开成四年，杨汉公又在蜀中摹刻。如今湖本已经剥蚀残缺，蜀本仅存。宋宝祐丁巳年，衡阳人陈兰孙才把湖本刻成木版；本朝扬州马曰璐得到宋刻本后重新翻刻，这就是此本。然而以蜀本相互校勘，错误很多。例如卷首《序》的文字本来是颜元孙所作，其中所谓“伯祖故秘书监”，指的是颜师古。陈兰孙因为颜元孙也被追赠秘书监，便误以为这是颜真卿称颜元孙，于是把《序》中“元孙”二字改成“真卿”来迁就这种理解。马曰璐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实在是考订失当。其他缺漏和错误，也处处都有。现在以蜀本互相校勘，补入缺文八十五字，改正讹误字形十六字，删去衍文二字，才稍微恢复颜氏旧本的面貌。此书是为章表、书判而作，所以称为“干禄”。它的体例是按四声归类文字，又按照二百零六部排列字的先后。每个字分为俗体、通体、正体三种，颇为详尽严密。其中如“虫”“蟲”、“图”“啇”“商”、“冻”“涷”等，明明是两个字，却把上者列为俗体、下者列为正体。又如“皃”是古代的“貌”字，却说“貌”为正体、“皃”为通体；“韭”写作“韮”，“刍”写作“、”，明明只是俗字，却把它们列为通用字。虽然这些说法都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失误，但此书斟酌古今，确实可以施行使用，并不是假称复古、用奇怪的字体来沽名钓誉。论说字体的人，应当把它作为折中适宜的标准。至于二百零六部的次序，同《广韵》有些不同，或许颜元孙所采用的是陆法言旧有的次序，而《广韵》的次序是宋人改定的吧？△《五经文字》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唐代张参撰写。张参的籍贯不详。《自序》题作“大历十一年六月七日”，末尾署衔称“司业”，大概是唐代宗时人。《唐书·儒学传序》说，文宗把《五经》文字审定后刻在石上，张参等人校正错误文字，这是不对的。考察《后汉书》，熹平四年春三月，诏令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张参给书命名，大概就是取自这件事。全书共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按偏旁分为一百六十部。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说：“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任国子司业，开始详细审定《五经》，书写在讲论堂东西两厢的墙壁上。经过六十多年，祭酒皞、博士公肃重新修整墙上的文字，于是剖削坚木，背靠墙壁排列起来。它的形制像版牍一样，但高而宽，背面设置阴关，使众版连接成一体。”由此可以知道，《五经文字》最初写在屋壁上，后来改用木版，到后来又改刻在石上。朱彝尊《跋》说：“《五经文字》唯独没有雕版本，是一件缺憾。”考察《册府元龟》，其中说后周显德二年，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献印版书《五经文字》，奏称：“臣等自长兴三年起校勘雕印《九经》书籍。” 这样看来，此书的刻本在印版书刚开始创制时就已经有了，只是那个本子没有流传下来。如今马曰璐《新刻版本跋》说：“过去购买的宋拓石经中有此书，于是按照旧样抄写，在家塾雕版。”然而马曰璐虽然说是摹刻宋拓本，如今拿石刻本校对，却发现有些字的笔画还保留着，而他的本子已经改易。又如下一卷《幸部》脱去了“睪”字的十九字注，以及“盩”字及其注文共八字。现在全部依照石刻补正，使它不失原来的真实面貌。△《九经字样》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唐代唐玄度撰写。玄度的籍贯不详。仅据此书可知，他在开成年间任翰林待诏。考察《唐会要》记载：“大和七年二月，下诏命唐玄度复审核定石经字体。十二月，下诏在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建石刻《九经》。”玄度的《字样》，大概就是在这时撰成的，共四百二十一字，仿照《五经文字》分为七十六部。书前载有开成二年八月的牒文说：“依照大和七年十二月关于复审核定《九经》字体的诏令。如今详细复核，多以司业张参的《五经文字》为准。各经之中，另有疑难缺漏之处，古今字体不同，隶书变体也不一样。如果总是依据《说文》，古体会使俗人惊异；如果依照近代文字，又可能因传写而产生讹误。现在与校勘官共同商议考订是非，取其中适当的折中方案。编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在《五经文字》的末尾。”看来这两部书是相辅而行的。当时就列置在石壁《九经》之后。明代嘉靖乙卯年发生地震，两书连同石经一起损坏残缺。近来马曰璐得到宋代拓本并刊刻出来，仍然比较完整。其中传写失真以及校勘者凭意改动的地方，往往不能避免。现在又依据石刻残碑，详细加以复核订正，并分别把考订意见附在下方。《五经文字》的音训大多依据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有的注“某反”，有的注“音某”。玄度当时避讳使用“反”字，对于没有同音字可以标注的，就说“某平”“某上”，借四声的转换来表示字音。这也是两书体例上的差异。△《汗简》三卷、《目录叙略》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郭忠恕撰写。忠恕字恕先，洛阳人。这部书开头有李建中的题字。后面有附题两行，说郭忠恕在后周任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推测也许是李建中所记。然而根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和《苏轼集》所载《忠恕小传》，都说宋太宗时召郭忠恕任国子监主簿，后来流放到登州，死在那里。这样就不可能是后周人。又据陶岳《五代史补》记载，后周太祖进入京师时，郭忠恕任湘阴公推官，当面责骂冯道卖国。如此看来，他此前已经在后汉任职，题作后周更是错误。《宋史·艺文志》把此书同《佩觿》一起著录，而晁氏、陈氏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可见此书在宋代也很少见。这个本子是宋代李建中从秘府得到的。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从李建中那里得到它。起初没有撰写人的姓名，李建中因为字下注文中有“臣忠恕”三字，又以徐铉所说的话加以考证，确定是郭忠恕所作。它的分部沿用《说文》的旧法。所征引的古文共七十一家，书前列出各家名称，在字下分别注明出处。当时王球、吕大临、薛尚功的书都还没有出现，所以没有收录钟鼎文字。它分列各字部类，使用的就是古文偏旁，与后人用楷书分部、按韵排列字形的做法不同。《钝吟杂录》记载冯舒曾评论此书，认为“沔”“汸”“膌”“驶”等字依据字形强行归部，令人怀疑。但古文的部类，不能完全用隶书、楷书的标准来约束；正如隶楷的转变，也不能完全用古文的标准来约束。冯舒所怀疑的地方，大概不足以成为此书的缺陷。而且它所征引的七十一家，如今保存下来的还不到二十分之一；后来谈论古文的人辗转援引，大多都是从这部书中相互贩运。因此郭忠恕编纂的这部书，实际上是各家古文字书的根基，尤其不能忘记它的来源。△《佩觿》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郭忠恕撰写。上卷全面论述形声字讹误变异的缘由，分为三类：一叫造字，二叫四声，三叫传写。中、下两卷则选取字形笔画相近而容易疑惑的字，按四声分为十段：平声自相对，平声与上声相对，平声与去声相对，平声与入声相对，上声自相对，上声与去声相对，上声与入声相对，去声自相对，去声与入声相对，入声自相对。末尾附有与《篇》《韵》音义不同的十五字，又附有辨析订正错误的一百一十九字。没有署名，不知道是谁增补的。因为可以用来资助考证，所以仍然一并保存。惠栋《九经古义》曾驳斥郭忠恕把“示”字当作“视”字，却反过来把“视”当作俗字。现在考察其中如说“车”字读作“尺遮反”，本来没有“居”音，大概是依据韦昭《辨释名》的说法，未免在考订上有所疏失。又如书中称“八分”字，早已有旧训；蔡文姬记述她父亲的话，当然不可能有讹误。

译却把它认为是八体之外另有一种字体，强行穿凿附会，也属于支离牵强。至于把“天”承接“口”解释为“吴”，已经见于《越绝书》，却又引用《三国志》作为证据；“景”是古代的“影”字，已经见于高诱《淮南子注》，却说葛洪《字苑》加了“彡”（案：这是沿袭《颜氏家训》的错误）。又把陶侃本来字士行误作士衡；东方朔以来，“来”字写作“枣”，本来只是大致相近，却又造出“{来来}”字，这些都属于略有疏漏。然而郭忠恕深通六书，所以他的论述大多切中事理。例如辨析逄姓的“逄”读作“皮江反”，不能读得像逢遇的“逢”本字，并以《汉隶字源》“逢”字下引《逄盛碑》通作“逢”来证明。那么姓氏的“逄”虽然通写作“逢”，仍然读作“皮江反”，可以证明颜师古的说法是错误的。又如辨析“甪里”本来写作“角里”，与角亢的“角”字没有差别，也不采用颜师古怕人误读而加一撇的说法。以汉代四老神位神胙几石刻来证明，甪里确实写作“角里”，与此书相合。由此可知，郭忠恕的论述比其他各家精确得多。△《古文四声韵》五卷（刑部郎中汪启淑家刊本）。宋代夏竦撰写。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考中贤良方正科。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谥号文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据吾衍《学古编》说，夏竦《古文四声韵》五卷，前面有《序》并署完整官衔的本子较好，另有僧人翻刻的本子不能使用。又据全祖望《鮚崎亭集》中的《跋》，说有这部书的《跋》，称曾从范氏天一阁借抄，绍兴乙丑年由僧人宝达重刊。这大概就是吾衍所说的僧人翻刻本。这个本子是从汲古阁影写的宋刻本翻雕而来，有庆历四年夏竦的《自序》。卷首题作“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夏竦集”。这就是吾衍所说的前面有《序》和完整官衔的本子。此书按四声分别编列隶书和古篆。全祖望《跋》说，书中所引遗书八十八家，与郭氏《汗简》校对，没有多出一种，实际上只是取《汗简》按韵编录，完全没有增减异同，即使不著录也可以。他的说法固然正确。然而《汗简》按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部采用古文，不依隶体，突然查找并不容易。此书按韵分列字形，并以隶书统领篆书，比较容易检阅。这就像已经有了《说文》，徐锴又作《篆韵谱》，两者相辅而行，当然不能废弃其中一部。只是这部书由杂乱缀辑而成，很多地方没有探究六书的根本。例如“寴”就是古代的“亲”字。“亲”字下既说古代《尚书》写作“【缺字】”，又另列一个“{穴亲}”字，把本来从宀的字讹误成从穴。又说“云”就是古代的“云”字；“云”字下既说《说文》写作“【缺字】”，又在“云”字下说王存乂《切韵》写作“【缺字】”。“<目目>”就是古代的“瞿”字；在“<目目>”字下引《汗简》写作“【缺字】”，在“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写作“【缺字】”，以及“朝黾”“闻”“协叶”之类，无法全部列举。“龛”字所引古代《尚书》的字形，是《西伯戡黎》中的“戡”字，古字本来相通，却不与“戡”字合并，而另列一条。这是因为不懂古文，把一个字误认为两个字。“澄”是“澂”字的异体。“澄”字下引《云台碑》写作“【缺字】”，“澂”字下引《王庶子碑》写作“【缺字】”。“彩”是“采”字的异体。“采”字下引《云台碑》写作“【缺字】”，“彩”字下引《义云章》写作“【缺字】”。此外还有“桐{同木}”“崇崈”“窥闚”“謩谟”“仙仙”“员圆”“熙”“奉捧”“准准”“帽冒”“竟竞”等类，无法全部列举。这又是因为不能辨别俗字，误把一个字当成两个字。《覃韵》的“函”是函盖的“函”；《咸韵》的“函”是函谷的“函”，却都引用《南岳碑》写作“【缺字】”。《仙韵》的“鲜”是腥鲜的“鲜”，古代应当从三个“鱼”；《狝韵》的“鲜”是鲜少的“鲜”，古代应当从“是”从“少”。但书中却都说古代《老子》写作“【缺字】”，颜黄门的说法写作“【缺字】”，古代《尚书》写作“【缺字】”。《说文》把“┅”解释为“大”，把“荒”解释为荒芜，本来是两个字；却把古代《尚书》的“荒”字、《籀韵》的“┅”字，都列在“荒”字下面。这是不辨音义，把两个字合成了一个。“亖”字和另一个字都出自《说文》，但这里只说“【缺字】”字出自《说文》；“【缺字】”字则说出自《贝邱长碑》、古代《老子》；“亖”字则说出自《天台经幢》；“【缺字】”字出自《石鼓文》，却说出自王存乂《切韵》；“镏”字出自《说文》，“庿”字出自《仪礼》，“法”字、“【缺字】”字、“飌”字、“篡”字出自《周礼》，却都说出自崔希裕《纂古》；“氵不”字出自《荀子》《公羊传》，却说出自古文。这是没有考求出处，只是随所见到的材料任意搜集。“篑”字《说文》本来写作“臾”，却说出自《唐韵》；“梦”字《说文》本来写作“【缺字】”，却说出自《汗简》；“烧”字《说文》本来写作“烧”，却说出自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等类，完全与《说文》相同的，也无法全部列举。这说明他连小篆也没有辨别清楚。至于“室”字，说《季札墓铭》写作“【缺字】”，但《季札墓铭》中没有“室”字；“怕”字说古代《孝经》写作“【缺字】”，但古代《孝经》中没有“怕”字，这就更加是杜撰了。其他如“【缺字】”“銕”“諐”等字相连并列，还说一个是篆文，一个是改篆为隶。至于“保”字下说：“崔希裕《纂古》作保。”又在“雁”字下说：“《籀韵》作雁。”这样全都写成隶书，点画没有差别，更不明白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缘故。读这部书的人，也不能完全把它当作典范依据。书中列出的韵目，据《自序》说：以唐代《切韵》为本，在《仙韵》下面增加一《宣韵》，与徐锴《韵谱》相同。

译《覃》《谈》二韵列在《麻》之后、《阳》之前，《蒸》《登》二韵列在《添》之后、《咸》之前，与颜元孙《干禄字书》相同。这大概就是唐代的制度。至于在《齐韵》之后、《佳韵》之前增加一《栘韵》，又与上述两书不同。难道《唐韵》也不止一个本子吗？这样就无法考证了。△《类篇》四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旧本题作“司马光撰”。景定癸亥年，董南一撰写《切韵指掌图序》，也说司马光曾奉命修纂《类篇》，古文奇字几乎搜罗殆尽。然而书后有《附记》说：“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度等上奏：如今修撰《集韵》，增加的字已经很多，和顾野王《玉篇》不能相互参照协调。请求委派修韵官把新韵增加的字编入，另作《类篇》，与《集韵》相辅施行。当时修韵官只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诏令王洙修纂。过了很久王洙去世。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替他。三年四月，胡宿奏请让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和大理寺丞张次立一同加以校正。六年九月，胡宿升任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替他。治平三年二月，范镇出任陈州镇守，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替他。当时书已经编成，只是缮写尚未完成。到四年十二月才进上。”这样看来，司马光对于此书只是负责缮写并奏进而已，后来传说是司马光修撰的，并不符合事实。此书共十五卷，每卷又分上、中、下三部分，所以称为四十五卷。最后一卷是目录，采用《说文解字》的体例。共分五百四十四部。它的编纂体例有九条：一是同音而字形不同的，都分别列出；二是意义相同而读音不同的，都只列一次；三是古义无法知道的，都依照原来的情况；四是古字发生变化而意义不同的，都依照今字；五是古字发生变化而失去本来面貌的，都依照古字；六是后来产生而没有依据的字，都不单独列出；七是字形失去本来面貌而形成现在写法的，都说明其缘由；八是《集韵》遗漏的，都予以收载；九是没有部首的字，都按类别聚集。考察《集韵》所收的字，连同重文共有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书正文共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个，共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比《集韵》所收还少三百六十字。可是体例说《集韵》遗漏的都收载，大概是因为《集韵》的重文颇为杂乱泛滥，此书对于后来产生而没有依据的字都不单独列出，所以删去的数量多于增加的数量。它的编录虽然不如《说文》《玉篇》严谨，但“字”就是滋生繁衍的意思，字形辗转相生，有些并不是九千这个旧数目所能穷尽的。《玉篇》已经比《说文》增加了字，此书又比《玉篇》增加了字。随着时代和风气的发展，时间久了就形成规范，其中有些是不知不觉形成的，本来就很难用一个固定标准加以限制。△《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薛尚功撰写。尚功字用敏，钱塘人。绍兴年间以通直郎兼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此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都作二十卷，与今本相同。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钟鼎法帖》十卷。卷数互有不同，似乎是传写时脱去了两个字。然而吾衍《学古编》也作十卷，所说刊刻于江州，与陈振孙的说法也相合。大概当时原本就有两个本子。所收篆文虽然大体以《考古图》《博古图》为依据，但搜集范围更广，实际上有许多出自两书之外。其中如第十六卷所载比干墓铜槃铭之类，难免真伪混杂，但总体上可以称为广博。仅考察卷首商代鼎器一类，像箕鼎以及维扬石刻出自古器物铭文，济南鼎出自向氵幡刻本，都不是旧图所收有的。至于它笺释名称意义，考证尤其精密。例如《考古图》解释虿鼎说：“周景王十三年，郑献公虿立。”此书却独自依据《博古图》，认为是商鼎。夔鼎铭文五字，《博古图》说：“上面一字不详。”此书把上面一字认作“夔”字。父乙鼎铭文也是五字，《博古图》说：“末一字不详。” 此书把末一字认作“彝”字。又如《博古图》解释召夫鼎铭文，词中有“午刊”二字，此书写作“家刊”。《博古图》解释父甲鼎铭文作“立戈父甲”，此书作“子父甲”。又凡是《博古图》所说的立戈形、横戈形，这部书多解释为“子”字。它所提出的说法都有依据。薛尚功爱好古物，喜欢奇异，又深通篆籀之学，能够汇集各家的长处并比较其异同，在订正讹误、刊改错误方面颇有功劳，不是抄撮袭取者可比。薛尚功另有著作《钟鼎篆韵》七卷，大概就是以此书为基础重新分部编排的。如今那部书已经失传，但大致内容已经具备在这里了。旧刻本早已散佚，这个本子是明代崇祯年间朱谋垔刊刻的，《自序》说购得薛尚功的手书本。虽然究竟是否真迹无法证明，但钩摹描写尤其精审，比世间流传的抄本要好。（考察：这部书虽然以《钟鼎款识》为名，但它所解释的是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而不是各种器物的形制。改归《字书》类，是按照它的实际内容来处理。至于《博古图》中那些因器物而考述铭文的书，则应归入《谱录》类，不属于这种情况。《隋志》把石经一并列入《小学》类，是因为石刻文字的异同可以用来参考。然而像万斯大的《石经考》这一类书，都只是追溯源流，并不讲述字体，与《小学》无关，现今仍附在《金石》类中。） △《复古编》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译宋代张有撰写。张有字谦中，是湖州人，张先的孙子。后来出家做了道士。这部书依据《说文解字》，用来辨析俗体字的讹误。它按四声给各字分类，正体使用篆书，别体、俗体则附载在注释中，犹如颜元孙《干禄字书》区分正体、俗体、通体的例子。下卷入声之后附录《辨证》六篇：第一篇叫“联绵字”，第二篇叫“形声相类”，第三篇叫“形相类”，第四篇叫“声相类”，第五篇叫“笔迹小异”，第六篇叫“上正下讹”，都剖析得极其细微，十分精密。不过，他只是以《说文》所载的正体小篆为标准，并不拿小篆去改写隶书，所以遇到小篆无法通用于隶书的地方，就说“隶作某字”。这也就是颜元孙所说的“如果一概依据《说文》，下笔就会多有妨碍，应当去掉过分之处，使轻重适宜”。《楼钥集》中有此书的《序》，说张有曾经为杨时续写《息菴记》的篆额，因为小篆中没有“菴”字，最终便用隶体写成。由此可知，他只是不把俗体字写入篆书；至于写隶书，则并不拒绝合于俗体。楼钥的《序》又记载，他曾为林摅的母亲撰写墓碑，把“魏”字写作“巍”，始终不肯去掉“山”字。陈振孙的记载也与此相同。但考察这部书，“巍”字下注说：“今人省去山旁，把它作为魏国之魏。”并没有把它看作俗体异字。可见他的主张是复归古体而又不违背今用，所以是通达之人的见解。至于祝魏校等人故意立异、窃取名声，强行把篆籀字体用于隶书，他们的见识情趣与此相差甚远。这个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黎民表刊刻的，字画相当清晰，只是没有收录楼钥的《序》。不过，楼钥所说的陈瓘、程俱前后两篇《序》，在此本中都相合，大概仍是根据旧本传刻下来的。△《汉隶字源》六卷（内府藏本） 宋代娄机撰写。娄机字彦发，是嘉兴人。乾道二年考中进士。宁宗朝历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升任参知政事，提举洞霄宫。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开头列出考察碑刻、分韵、辨字三项体例。其次是《碑目》一卷，共收汉碑三百零九通、魏晋碑三十一通，分别记载碑刻的年月、地理位置和书写者姓名，依次编排；并把所编的序号注在各卷碑字的下面，以省去繁琐文字。接着又把《礼部韵略》的二百零六部划分为五卷，全部用楷书标出部目，再把隶书排列在下面。有十四字无法归入韵部，附在第五卷末尾。文字的异同，也随着各字附加注释。例如后汉《修孔子庙礼器碑》中韩明府名为“敕”，字叔节，欧阳修说前代在史传中见过这个名字，但从未有名为“敕”的人。而这部书引用《繁阳令杨君碑》碑阴也有“程敕”，用来证明《集古录》的考核疏略。又如把“曲江”写作“曲红”，引用《周憬碑》为证；把“遭罹”写作“遭离”，引用《马江碑》为证；把“陂障”写作“波障”，引用《孙叔敖碑》为证；把“委蛇”写作“祎隋”，引用《衡方碑》为证。对于古音古字，也保存了许多大概情况，都足以作为考证的资料，并不只是把它当作书法家研究点画波磔的范本。△《班马字类》五卷（内府藏本） 宋代娄机撰写。书前有楼钥的《序》，称它为《史汉字类》。考察起来，司马迁在前，班固在后，把书名倒称为“班马”，始于杜牧的诗，从意义上说并不合适，似乎应当沿用楼钥《序》中所称的书名。不过，娄机在《跋》中确实自称“班马”，现今姑且仍用这个名称。这部书采集《史记》《汉书》中所记载的古字、僻字，按四声分类编排。虽然大体上与《文选双字》《两汉博闻》《汉隽》等书相同，但考证训诂、辨别音声，对于假借、通用等字，列举得相当详细。它确实有助于《小学》，并不只是供人搜取辞藻。书末有娄机的两篇《自跋》，辨析字义，也极为明白。其中像“降”的古音读洪、“眉”字古代写作“睂”之类，本来可以不必收录的也收了。又如“璇玑玉衡”本出《尚书》、“袀服振振”本出《左传》，却不能把《史》《汉》作为出处。至于“几至刑措”的“几”、“不茹园葵”的“茹”，音义与今字完全相同，也一概搜集，未免稍有不够简汰。又袁文《瓮牖闲评》纠正他引用《史记·礼书》“不禀京师”的“禀”应从示旁、不应从禾旁；《汉书·西域传》“须诸国禀食”的“禀”应从禾旁、不应从示旁，两个字的偏旁弄颠倒了：这也击中了他的错误。然而古今时代不同，往往会使训诂难以贯通。有这样一部书，能够把这些材料分别区分、归类编排，虽然其中间或有出入，毕竟不能不说是考察古代文字的津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字通》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李从周撰写。李从周的生平始末不详。据嘉定十三年魏了翁的《序》，只称他是彭山人，字肩吾。书末有宝祐甲寅年虞兟刻书的《跋》，也只说从魏了翁那里得到此书。两处都没有提到李从周的仕宦经历，因此无法考察。这部书用《说文》校正隶书的偏旁，共分为八十九部，收字六百零一。它划分部类不用《说文》的门类，而是依据隶书的点画来分类，这已经违背古法；而且既然依据隶书分部，却仍然用篆文大字书写部目，再夹注隶书，在体例上也很不协调。比如“水”字、“火”字已经收入上两点类，下面的三点类中又出现“水”字、“火”字；旁三点的示字类中又再次出现“水”字；下四点类中又出现“火”字、“水”字。

译像这样的字共有一百二十三个。分类破碎而烦杂，完全没有条理。至于“干”字收在上两点类中，却偏偏依据篆书而不依据隶书，已经自行扰乱了体例；“回”字收在中日字类，“臣”字、“巨”字、“楶”字收在自字类，“东”字收在里字类，这些甚至与隶书也不相合，都是乖谬之处。不过，它的主旨在于说明隶书的源流，并不是想用篆文改写隶书，仍然近似颜元孙所说的“去掉过分之处，使轻重适宜”。这是宋人的旧书，流传已久，保存下来也可以备查阅。卷末另附纠正俗书八十二字。其中如把“壅塞”必定写作“邕塞”、把“芝草”必定写作“之草”、把“衣裳”必定写作“衣常”、把“添减”必定写作“沾减”、把“规矩”必定写作“规巨”、把“心膂”必定写作“心吕”、把“镫炷”必定写作“镫主”、把“袒裼”必定写作“但裼”、把“负荷”必定写作“负何”、把“巾帨”必定写作“巾帅”、把“竭力”必定写作“渴力”、把“肘腋”必定写作“肘亦”，这些写法虽然古代有依据，但在今天确实绝不能通行。书前的《题词》中有“《复古编》《字通》尚未涉及，略具如下文”之类的话，似乎不是李从周的言语。又如在虍字类“虚”字条下，既说“今另作墟，不对”，却又列出“虚作墟非”一条，指称这是《字通》没有涉及的内容。假如这些话出自李从周，就不应当矛盾到这种程度。难道是后人窜改增入的吗？△《六书故》三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戴侗撰写。考察《姓谱》，戴侗字仲达，是永嘉人。淳祐年间考中进士，由国子监簿出任台州知州。德祐初年，由秘书郎升任军器少监，因称病辞职不起。至于他的结局，则没有详细记载。这部书的主旨在于用六书说明字义，认为字义明确了，就能贯通各种典籍，事理也没有不明白的。全书分为九部：第一叫“数”，第二叫“天文”，第三叫“地理”，第四叫“人”，第五叫“动物”，第六叫“植物”，第七叫“工事”，第八叫“杂”，第九叫“疑”。彻底改变《说文》部类的做法，实际上从戴侗开始。他论述假借的意义，认为前人把“令”“长”看作假借，却不知道这两个字都是从本义产生的，并不是从外部借来。比如“韦”本来指韦背，借来作为皮革之“韦”；“豆”本来指俎豆，借来作为豆麦之“豆”。凡是意义没有依据，只是特意借用它的声音的，才称为假借。这个说法也颇有辨析。只是他的文字都依据钟鼎文，注释却使用隶书，而且又都改写成篆体，既不像今体，也不像古体，很妨碍实际使用。元代吾邱衍《学古编》说：“戴侗用钟鼎文编写这部书，不知情的人多认为它很好。因为他的字字都有根据，不像《说文》那样有许多字与今体不同。字形古而字体今，杂乱而没有法度。钟鼎文的偏旁不能全部具备，却只用小篆补足。有的一个字有两种写法，很多人不知道。例如本来读作‘睘’，加上宀旁不过成为‘寰’字，却读成官府的‘官’。‘邨’字本不从寸木，却写成‘村’，还引用杜甫诗‘无村眺望赊’来作证明。这对学习者误导很大。许慎解释字义时引用经书，汉代还通用篆书、隶书，所以能够恰当。现在戴侗也引用经书，却不能精细考究经典中的古字，反而拿近世讹误的字来作证。像‘镑’‘锺’‘黎’‘锯’‘尿’‘屎’等字，竟用世俗字当作钟鼎文。‘卵’字的解释尤其不合典据。六书发展到这里，算是遇到一次灾难了。”吾邱衍的诋毁相当厉害。虽然不能说他没有击中这部书的弊病，但戴侗苦心考据的地方，也不能全部抹杀。略去其中的错误而取其精要，对于六书也并非没有发明。△《龙龛手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辽代僧人行均撰写。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晁公武《读书志》说，这部书卷首有僧人智光的《序》，题作“统和十五午丁酉七月一日”。沈括《梦溪笔谈》却说：“熙宁年间，有人从契丹得到这部书，带入傅钦家中，蒲传正取来刻版。它的《序》末原来写着‘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把这几个字删去了。”现在考察此本，是辽刻本的影写本，卷首智光原来的《序》还保存着。它的纪年确实写作“统和”，不写“重熙”，与晁公武所说相合，可知沈括记错了。又《文献通考》记载此书为三卷，但这个版本实际作四卷。智光原《序》也称四卷，那么《通考》的记载显然是把“四”误作了“三”。大概都是由于隔着疆域、依据传闻记载，所以难免失实吧？这部书以部首字按平、上、去、入四声为顺序，各部的字又按四声排列。南宋李焘后来作《说文五音韵谱》，确实采用了它的体例，只是略有改变。每个字下面必定详细列出正体、俗体、今体、古体以及或体等各种写法，这又是行均依照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的例子而稍加变化的。全书收录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释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连同注释总计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余字。在《说文》《玉篇》之外，还搜集了许多材料。虽然行均尊崇自己的佛教，经常引用《中阿含经》《贤愚经》中的字来补充六书没有收备的内容，但并不专门以佛经为主。沈括说它是把佛经中的字汇集起来为《切韵》作训诂，实在不对。不知道沈括为什么这样说。沈括又说契丹对本国文字禁止极严，传入别国的人依法都要处死。因此，辽代一朝遗留下来的著作，被各家著录的很少。这部书虽然掺杂了不少俗体字，间或也有讹误，但如同吉光片羽，幸而能够保存下来，本来就是文字学家应当珍视的。△《六书统》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元代杨桓撰写。杨桓字武子，号辛泉，是兖州人。中统四年，以郡中生员补任济州教授。历任太史院校书、监察御史，最终任国子监司业。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书在至大丙申年由他的儿子杨守义进献朝廷，诏令在江浙刻版。书前有翰林直学士倪坚的《序》，又有国子博士刘泰的《后序》，而杨桓的《自序》最为详细。全书主旨是用六书统摄各种文字，所以取名为“统”。其中象形例十条、会意例十六条、指事例九条、转注例十八条、形声例十八条（考察《周礼注》作“谐声”，这里作“形声”，大概是沿用许慎《说文》的说法）、假借例十四条。象形、会意、转注、形声四例，大体上是沿袭戴侗《六书故》的门目加以扩充；指事、假借二例，则是杨桓自己斟酌考察而作出的区分。书中先列古文、大篆，其次列钟鼎文，再次列小篆。他的说法是：“文字简约而意义完足，没有比古文、大篆更好的。可惜数量太少，不足以实际使用。能够完备使用的文字，没有超过小篆的；但后人传写时发生讹误，也是在所难免的。现在用古文来加以考证，使它们全部恢复原貌。”大概杨桓自我标榜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杨桓的错误也正出在这里。所以他的说法遇到无法贯通之处，就改变一种条例；改变后的条例又行不通，就不得不再改变另一种条例。如此反复改变几次之后，纷乱得像一团乱丝。于是，同样是指事，有直接指明事物的，有以形体指形体的，有以意义指意义的，有以形体指意义的，有以意义指形体的，有以注释指形体的，有以注释指意义的，有以声音指形体的，有以声音指意义的。同样是假借，又分为声义兼借、借声不借意、借意不借声、借谐声兼义、借谐声、借近声兼义、借近声、借谐近声、因借而借、因省而借、借同形、借同体、非借而借等类。辗转迷乱，几乎无法追究。许慎的《说文》是六书的祖典。假如书写分书、隶书、行书、草书，都必须用篆书的法则来约束，那么每个字各有固定形体，势必格格不入而难以施行。即使书写篆书，九千字也只是高祖、曾祖一类的法式规范。杨桓偏偏一定要违背并改错旧法，他的分类支离破碎，也就不足为怪了。若从六书的角度评论，这部书本来就不值得取法。只是，扰乱古文的做法，开始于戴侗，到杨桓才发展完成。戴侗的说法还只是稍有出入，杨桓却发展到横行而不顾。后来魏校等人随意造字，这种弊端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发端的。如果不把这部书著录下来，杨桓穿凿附会的过失就无法显明。因此，在所撰三部书中，收入这一部，用来说明改变古法的做法是从哪里开始的。这就是朱子所谓“保存它，正是为了废弃它”的意思。△《周秦刻石释音》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吾邱衍撰写。吾邱衍字子行，是钱塘人。起初在宋代淳熙年间，有个叫杨文昺的人，撰写《周秦刻石释音》一书，收载《石鼓文》《诅楚文》《泰山碑》《峄山碑》。到这时，吾邱衍认为其中收取的《琅邪碑》不像秦碑，不应收入，于是重新删削订定，编成这部书。书前有至大元年吾邱衍的《自序》，说《石鼓文》是依据他所收藏的《甲秀堂图谱》编成的，并删去了郑樵的音训。又校正《诅楚文》中的两个字，连同《泰山》《峄山石刻》的文字合为一卷，但仍沿用原书书名。书后又列出各家的音注和书评。他叙述《石鼓文》的次序，与薛尚功、杨慎的版本相合，却与今本不同。他所说每篇文字有几行、每行有几字以及“童文”“阙文”各缺几字，正是朱彝尊据以编写《石鼓考》的材料。不过，他所说缺了多少字，仍然只是依据某一时所见的版本而言。即使潘迪《音训》和吾邱衍这部书都作于元代，它们的音释也不完全相同。大概金石文字的摹拓有清晰和模糊之别，装潢装裱又有移动和改动，所以各人说法不同，并不值得奇怪。至于他所校正的《诅楚文》中的两个字，把“绊”改作“缝”，这种说法在古代没有根据。按照文义和字体来考察，都不能认为可信。把“遝”改作“遂”，那么“遝”“遂”二字在《诅楚文》的石刻本、版本中都没有文字，不知道吾邱衍依据的是哪个本子。不过，吾邱衍距今已有四百年，他当时所见的版本或许与今本有异同，不能拿今本硬去责难他。把这些记下来作为一种说法，总也足以扩大见闻。△《字鉴》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元代李文仲撰写。李文仲是长洲人，自称吴郡学生。他的生平事迹则无从考察。李文仲的叔父李世英认为六书中只有假借难以说明，于是编纂《类韵》二十卷。该书以字为根本，以字音为主干，以义训为枝叶，从一而二，条理井然不乱，历时十年才完成。但《类韵》韵部中的字形笔画还有没有校正的地方，李文仲因此续作此书，依照二百零六部韵编排，辨正点画，删去俗体和讹误，对各家著作都有所驳正。其中如“稾”字从禾、高声，却误写作“槀”；“隙”字从阜、从（缺字），却误写作“隟”，这是纠正《干禄字书》的错误。又如“肇、肈”本来是两个字，却只收“肈”字，反而把“肇”说成俗字；“竖”字误从立写作“竖”；“彻”字误从去写作“彻”；“析”字误从片写作“<木片>”，这是纠正《五经文字》的错误。又如“屯”本义是艰难，借作屯聚之“屯”，而郭忠恕把“屯”读作迍，另列“屯”为屯聚之字，这不合乎假借的意义，是纠正《佩觿》的错误。至于《增韵》《韵会》等书，举出并订正的地方就更多了。全书大体都以《说文》为依据，用来订正后世沿袭的错误，对于小学很有帮助。至于“字”变作“莩”、“陊”字变作“堕”、“隓”字变作“隳”这一类情况，他认为讹误沿袭已久，难以立即改正，所以只在本字下面分析其中本应如此的道理：深得通变的适宜，也不是那些拘泥古说、惊骇俗人的人所能相比的。此书长期没有流传的刻本，康熙年间朱彝尊从古林曹氏那里抄得，才交给长洲张士俊刊行。△《说文字原》一卷、《六书正讹》五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元代周伯琦撰写。周伯琦字全温，饶州人，官至兵部侍郎。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记载他投降张士诚，张士诚失败后，被明太祖诛杀。郎瑛认为《元史》所说他后来归还鄱阳、病逝，是错误的。

译考察徐祯卿《翦胜野闻》，此前已经有这种说法。但宋濂在明太祖时期修史，假如周伯琦果真与张士诚的党羽一同被诛，宋濂等人不可能不知道。至于《翦胜野闻》本来就是假托之作，不足以作为依据。郎瑛所说的，大概是传闻失实。这两部书前面有至正乙未年国子监丞宇文公谅所作的《总序》。《说文字原》开头有周伯琦的《自序》，题署“至正己丑”；而《六书正讹》没有序，想来是散佚脱落了。明嘉靖元年，滁阳于器之在浙中重新刊刻，琼州黄芳作序。崇祯甲戌年，胡正言又重新刊刻。胡正言字曰从，海阳人，官至中书舍人，擅长镌刻篆书，有《十竹斋印谱》两集。这两部书中的篆文，就是他亲手书写的。过去许慎《说文》共分五百四十部，这些部的先后次序，有的有义理依据，有的没有，不能完全考察。徐锴作《说文系传》，仿照《周易·序卦》的体例，逐一说明各部次序相承、相连的缘故，但未免牵强附会。周伯琦这部书又在许慎的部次中增加了廿、（缺字）、亍、芔、爿、（缺字）、（缺字）、（缺字）、（缺字）、羍、（缺字）、母、尢、一共十七部。又把“皕”改为“百”，把“箕”改为“其”，把“危”改为（缺字），把“云”改为“云”，改变其字形的有四部。删去飞、儿、（缺字）、凶、卤、矛、（缺字）、{山豆}、鼓、白、有、匚、蓐、<丰刀>、酋、（缺字）等十七部。移动原来的部次，使同类相从，以说明字形辗转孳生的意义，分成十二部。例如“秃”字，《说文》认为从“人”在“禾”中，伯琦则认为从“木”取谐声，从“禾”是错误；“尸”字的小篆一笔三折，弯曲相连，伯琦则认为是传写错误，应当按照卧人之形，用两笔写成：这些都与许慎颇有异同。至于把侧山写作（缺字）、把倒写作“币”这一类，解释为转注，却仍然没有同会意区分开来，未免自创古说。他的《六书正讹》，按照《礼部韵略》的部类把各字分别归属。以小篆为主体，先注释造字的意义，再在下面辨别隶书写作某字、俗体写作某字，大略有张有《复古编》的意图。其中如“芙蓉”的“蓉”一定写作“颂”，“枝幹”的“幹”一定写作“干”，多属牵强而不能实行。并且全书都使用今韵，唯独“宜”字因为篆文从“多”取谐声，移入歌韵。全书都使用小篆，唯独“香”字仍按古文写作“{白厶}”，另注小篆作“{黍甘}”。像这一类情况，尤其不免体例不纯。大体说来，周伯琦这两部书，一半是推衍《说文》，另一半也参杂了自己的见解。优点和缺点互相存在，通达与蔽塞大致相当；比不上张有《复古编》的精密，但也不至于像杨桓《六书统》那样杂糅。采摘葑菲之草，不能因为它的根部不好就全盘舍弃，姑且保存它以备一家之说，也兼有博采并收的意思罢了。△《汉隶分韵》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也没有标明时代。考察它分韵的方式，以《一东》《二冬》《三江》等作为标题，这是元韵，不是宋韵。此书取用洪适等人所辑集的汉隶字，依次编纂；又根据各碑字迹的异同，逐条列出辨析。考察吾丘衍《学古编》，其中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门，第七条《隶书品》中列有《隶韵》两册，说：“麻沙本，与《隶韵》为一副刊（按：这里的《隶韵》指刘球碑本《隶韵》十卷），字体不好，因为册数少，所以可以经常使用，故列在这里。”怀疑就是这部书。顾蔼吉《隶辨序》说，另有《汉隶分韵》，字形既不合规范，字迹又丑陋。他对这部书的诋毁，与吾丘衍大致相同。但两人只是从书法字迹和笔法方面评论罢了。总的说来，它在校勘点画、订正错乱方面，也有可以资助考证的地方。前人的旧本，即使只有一寸也有一寸的长处，终究不能完全加以排斥。△《六书本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赵捴谦撰写。赵捴谦原名古则，余姚人，是宋秦悼惠王的后代。明初征召他参与修纂《洪武正韵》，因意见不合，出任中都国子监典簿，后来罢职归乡。不久又因荐举任琼山县教谕。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焦竑《笔乘》称赞他的字学最为精深，流行于世的只有《六书本义》和《学范》六篇。《学范》杂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部书中的《六书论》《六书相生》等图，大体都是承袭郑樵的说法。其《凡例》说：“《说文》原来作五百四十部，现在定为三百六十部，不能产生子字的附在各类之后。”现在按照他的说法考察，例如《说文》把“畕”字列为一部，把“畺”字列为它的子字，而赵捴谦则将它们并入《田部》。《说文》把“包”字列为一部，把“胞、匏”字列为它的子字，而赵捴谦则将它们并入《勹部》。《说文》把“▯”字列为一部，把“几、幽”字列为它的子字，而赵捴谦则将它们并入《幺部》。凡是这一类情况，以母字产生子字，虽然不过一两个，却并非没有所产生的子字，与《凡例》所说的“不能产生子字”不同，却一概把它们合并，似乎不恰当。又如《说文·儿部》的“儿”读音如“人”，“充”“兊”等字从它，与“人”字是异体字，而赵捴谦却把它们并入《人部》。《说文·本部》的“皋”字从“本”从“白”，赵捴谦却错误地认为从“白”是从“自”，把它附入《自部》，这在字形方面尤其错误。不过，他在各部下面辨别六书的体例，颇为详细清楚；他的研究探索也确实下了苦心。因此记录并保存这部书，以免埋没它的长处。△《奇字韵》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杨慎撰写。杨慎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部书把字形稍有差异的字标列出来，按四声分类，所以称为“奇字”。考察六书，应以《说文》所载的小篆为正体；至于卫宏、扬雄所学习的，则另有古文奇字，不是凭六书的偏旁可以推求的。此书既以“奇字”为名，但其中如《说文》引经文“{宀丰}其屋”，把“丰”写作“{宀丰}”；“克岐克嶷”，把“嶷”写作“<口疑>”；“静女其姝”，把“姝”写作“<女殳>”；“庶草繁庑”，把“庑”写作“无”；“天地絪缊”，写作“壹”；“营营青蝇，止于樊”，把“樊”写作“棥”；“故源源而来”，把“源源”写作“謜謜”；“泣血涟如”，把“涟”写作“{连心}”这一类，虽然与今天经文的写法略有不同，但都可以从六书偏旁推求，所以是正体而不是奇字。而且这一类很多，无法全部载录。例如《说文》引用《尚书》“嵎夷”，写作“嵎夷”；引用《论语》“友便佞”，“便”写作“谝”。引用《诗经》“赫兮喧兮”，“喧”写作“愃”；引用《周礼》“膳膏臊”，“臊”写作“鱢”；“孤乘夏篆”，“篆”写作“<车川>”；引用《易经》“包荒用冯河”，“荒”写作“┅”；引用《诗经》“在河之洲”，“洲”写作“州”；引用《易经》“服牛乘马”，“服”写作“牜备”；引用《尚书》“濬畎浍，距川”，“畎浍”写作“（缺字）”。引用《春秋传》“<習元>岁而愒日”，“<習元>”写作“忨”，“愒”写作“氵歇”；引用《易经》“夫乾確然”，“確”写作“隺”；引用《春秋传》“执玉惰”，“惰”写作“憜”；引用《诗经》“纳于凌阴”，“凌”写作“（缺字）”。又引用《诗经》“白圭之玷”，“玷”写作“占刂”；引用《尚书》“辟四门”，“辟”写作“（缺字）”。这些异同之处，无法全部列举。此书所载的还不到十分之二三。至于“岷”写作“汶”、“祷”写作“裯”，都是假借字，却一概列为奇字，尤其不合体例。又如“蔷”字下面只注一个“灾”字，却不说明出自《盐铁论》“罕被寇蔷”，其中“蔷”读作“灾”；“廧”字下面只注一个“墙”字，却不说明出自《管子·地员篇》“行廧落”，房玄龄注为“行廧及蓠落”；“闿”字下面只注一个“开”字，却不说明出自《汉书·匈奴传》“乃遣闿陵侯将兵别围车师”以及“今欲与汉闿大关”，颜师古注说“闿与开相同”；“茬”字下面只注一个“槎”字，却不说明出自《汉书·货殖传》“然犹云山不茬蘗”，颜师古注说“茬，是古‘槎’字”；“闛”字下面只注一个“阊”字，却不说明出自《汉书·扬雄传》“东邻昆仑，西驰闛阖”，颜师古注说“闛与阊相同”，这样便完全不追溯它们的出处。“萁”字下面注“音该”，却只引用曹植诗，不知道《淮南子》“爨萁燧火”中高诱注说“萁，音该”。“氵不”字下面注“音流”，却只引用《贾谊传》“朝廷之视端氵不平衡”，不知道考察《荀子·荣辱篇》“其氵不长矣”，杨倞注说“氵不，是古‘流’字”，这样便没有追溯字形和字音的源头。又如《冬韵》收载“{容木}”字，引用《说文》，却不知道《汉书·地理志》中的“苍”字，颜师古说：“（缺字），是古‘松’字”，这与“{容木}”是同一个古今字。“贲”字下面注说“古文班”，却不知道《荀子·强国篇》说“如此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杨倞注说“贲读如坟”；《汉书·翟方进传》说“贲丽善为星”，颜师古说“贲音肥”。“蝯”字下面注“与猨相同”，却不知道《汉书·李广传》又写作“爰臂”，如淳说“臂如猿臂”。它遗漏的内容也无法逐一列举。大概杨慎凭借腹中所藏的学问，只把自己记忆中的内容记录下来，所以没有时间详细考察各部书籍。不过，对于秦汉时期的典籍，也已经取得十分之三四。研究六书的人去除其中的瑕疵而记录其精华，或许也不是没有帮助。△《古音骈字》一卷、《续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古音骈字》一卷，是明代杨慎撰写的。《续编》五卷，是本朝庄履丰、庄鼎铉共同撰写的。古人的字较少而韵部宽广，所以用字往往相互假借。这部书选取古书中通用的字，按韵部分类，并在字下分别注出所引用的书名。通过字形的相通来探求字音的相通，对于秦汉以前的古音颇有考证价值。但遗漏太多，牵强附会的地方也时常存在。就拿开头的《东冬韵》来说，《荀子·议兵篇》说：“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注说：“陇种，《新序》作龙钟。”《礼论》篇说：“弥龙。”注说：“弥按本字读，又读作弭。”《楚辞·九章》说：“荪详聋而不闻。”补注说：“详与佯相同。”《九叹》说：“登逢龙而下陨兮，违故都之漫漫。”注说：“逢龙，一本作逄，古本作蓬。”《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说：“大夫曳庸。”注说：“《左传》作后庸，《国语》作舌庸。” 《史记·五帝本纪》说：“其后有刘累扰龙。”应劭说：“扰的读音是柔。”所以《五帝本纪》又说：“扰而毅。”徐广说：“扰，一本作柔。”可见“扰”“柔”二字相通。《仓公列传》说：“臣意胗其脉曰迵风。”注说：“迵音洞，是说风邪洞入四肢。” 《汉书·地理志》说：“都庞。”应劭说：“庞音龙。”颜师古说：“音龚。”

译《扬雄传》说：“奋六经以摅颂。”颜师古说：“颂读作容。”《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说：“《诗经》说：‘受小共大共，为下国恂蒙。’”注说：“今本《诗经》作骏庞。”《五帝德篇》说：“鸟兽昆虫。”考察《说文》，把“虫”解释为“虺”，但汉代碑刻已经用“虫”表示“蟲”，所以“虫”和“蟲”相通。这部书的原本和续本都没有举出这些例子，可见采集还不完备。又如原本在“蜂门”二字下注明出自《荀子》，而《史记·龟策列传》也写作“蜂门”，却没有注明。续本在“虋冬、满冬、门冬”下引用《尔雅注》，而《山海经》说：“其中草木多有芍药、虋冬”，却没有注明。又引用《广雅》“膺匈”二字，认为“匈”“胸”相通，而《管子·内政篇》说：“平正擅匈”，注说：“和气独自充满胸中，也是古‘胸’字”，却也没有注明。这说明训释还不够详细。又如“圜锺”“函锺”是黄钟、林钟的别名，并不是“黄”通作“圜”、“林”通作“函”。其中把“浸卢维”读作“卢灉”，恐怕也是郑玄改字的结果，不能一概当作古音。却把这些字一概确定为通用字，未免有附会之处。不过，全书大体上征引广博，足以资助考证。古字见于典籍的，已经找到了十分之四五，也可以说是小学著作中的上乘之作了。△《俗书刊误》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焦竑撰写。焦竑著有《易筌》，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卷至第四卷按四声分类，刊正讹误的字。例如“若”字的非正体，容许不从“谷”，就是一例。第五卷考订字义，如“赤”通“尺”，“鼬”同“犹”。第六卷考订骈合字，如“句娄”不应写作“岣嵝”，“辟历”不应写作“霹雳”。第七卷考订字的始源，如把“对”改为从“士”，本于汉文；把“叠”改为从“畾”，本于新莽文字。第八、第九卷考订音同字异，如“庖犠”作“炮羲”，“神农”作“神由”。第十卷考订字同音异，如“敦”有九种读音，“苴”有两种读法。第十一卷考订俗用杂字，如山的分岔称“岔”，水的分岔称“汊”。第十二卷考订字形相疑相似者，如“禾”与“禾”，“支”与“攴”。他的辨析最为详尽，而且并非不可施用的偏僻议论，比拘泥于篆文而不区分字体的说法高明得多。△《字孪》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叶秉敬撰写。叶秉敬字敬君，是衢州西安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参议。不久调任南瑞，尚未赴任便去世了。叶秉敬学问颇为广博通达，著书四十多种。这部书选取字形相似而意义不同的字，分类加以解释，大旨与郭忠恕《佩觿》相同。每个字后缀以四言歌诀，这是叶秉敬自己创立的体例。《凡例》说，孪生孩子眉目、头发、肌肤虽没有区别，但兄弟长幼次序不能混淆，应当考察字形中子母相生的细微关系，并由此类推触类旁通。因此书中各说都以《说文》为根本，细微地加以辨析；对于偏旁点画，区分得十分清楚。又用韵语编写，便于记诵，也是学习小学的津梁。这部书由杭州人潘之淙刻印，前面有一篇《篆体辨诀》，用七言歌诀概括辨析篆文偏旁的异同，不知是什么人所撰写，流传已经很久。潘之淙认为它与此书可以互相参证研究，所以附刻在一起流传。它辨别字形，对于六书也颇有帮助。只是书末比旧本增多了一百二十四句，其中错误和杜撰之处不一而足。例如说“抽”字不应从“由”，“咽”字不应从“因”，已经明显与《说文》相违背。甚至还凭空臆造篆文，如“琴”字上加一画、“对”字内部从“干”，都极其错误；至于“勇”字本来从“甬”，却说“角力”为“勇”；“稷”字古文省作“畟”，却说它与“槐”“柳”相同。这类说法尤其乖谬错乱。大概是没有学识的人窜入其中的内容，不足以作为依据。现在姑且依照原本录下，同时在这里纠正它的错误，希望不至于使后来的学者疑惑误解。△《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古代小学著作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说文》《玉篇》最为古老。《说文》的字体全是篆书、籀文，不便于实际使用。《玉篇》的字没有次序，也难以检索。《类篇》以下的各书，则只有爱好古学的人收藏，世人并不通用。社会上通用的，大抵是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然而《字汇》疏漏错乱，《正字通》尤其繁杂，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康熙四十九年，便下诏命大学士陈廷敬等删去繁冗、补充遗漏，辨析疑义、订正讹误，编刻成这部书。仍采用两家的旧有目录，以十二辰标记十二集，每集又分为三个子卷，共一百一十九部。卷首列《总目》《检字》《辨似》《等韵》各一卷，卷末列《补遗》《备考》各一卷。部首字以笔画多少为次序，部中的字也是这样排列。每字之下，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的读音。《唐韵》早已亡佚，如今还能逐一征引的，是徐铉校订《说文》时所用的《唐韵》反切。其次训释字义，再列别音、别义，最后列古音。这些内容都引证旧典，详细说明始末，不使一句话没有根据。有所考订辨析的，就附在注释末尾。又每个字一定记载古体，采用《说文》的体例；改写为隶书，采用《集韵》的体例；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采用《干禄字书》的体例。各种字形都缀附在注释之后，采用《复古编》的体例；仍然依照字的偏旁，分别列入各部，采用《广韵》互相参见的体例。至于新增的字，各自按照笔画多少排列在相应数目的末尾，这是《说文》新附字、《礼部韵略》续降字的体例。它的《补遗》一卷，收录较为偏僻的字；《备考》一卷，收录不可以实际使用的字。凡是古籍所载的字，都务求包罗无遗。拘泥古义的人，从《说文》的九千字之外，都斥为伪体，于是把“音韵”一定写成“音均”，把“衣裳”一定写成“衣常”，把韩愈写成“韩瘉”，把诸葛亮写成“诸葛谅”，动辄造成滞碍，在事理上难以通顺，这当然是不可以的。至于孙休亲自造的字、王起没有认识的字、傅奕所称的“{泥土}人”、段成式所写的“<君卷>”字，考察古籍没有证据，今天使用又多使人惊骇。

译如果保留下来并列收录，通晓经学的儒者会嫌它荒唐；删去不收，浅陋的儒者又会怀疑有所遗漏。另编附录，把它们等同于外篇，这是所谓取舍适中、权衡周全的做法。御制《序》说：“古今字形的区别、方言声气的差异，部类和次序都编排清楚，打开书就能明白。没有一种意义不详细，没有一种读音不完备。确实是六书的渊海、七音的准绳。” △《御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写。我朝的发祥地在长白山，实际上是金源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记载：“明昌五年，因为叶鲁谷神开始制定国字，诏令依照仓颉立庙的成例，在上京祭祀他。”《选举志》又说：“进士科用策论考试金人，以国字作为考试文章。”陶宗仪《书史会要》则说，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写国字，此后熙宗也制定文字并行使用。完颜希尹所制的称为大字，熙宗所制的称为小字，字形的波磔繁密，很像籀文。当时一定有字书，如今已经无从考察。只有赵崡《石墨镌华》所记载的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仅保存了它的形制而已。大概元朝统一天下以后，这种文字的规则逐渐失传了。我太祖高皇帝开始建立宏大基业，命巴克什额尔德尼用蒙古字连缀国语组成句子，还没有另外制定书写礼制。太宗文皇帝才开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创制国书。以十二个字头贯通一切音，根据声音创立字形，合并字形而组成词语。如今内阁所收藏的旧籍（现在称作《老档》），就是它最初的字体。后来又增加圈点，音义更加详细。这也像籀文演变为小篆、隶书演变为八分，随着事情的发展不断增益，日益趋于精密。我圣祖仁皇帝担心口传笔授可能产生异同，于是命令分类分门，逐一编排，刻成《清文鉴》一书，以彰明规范、遵守法则，只是还来不及把其中的文字译成汉语。皇上又亲自指示馆臣，详细增补订定，分为三十五部，子目二百九十二。每条左边列国书，右边列汉语。国书左边用汉字译写读音，采用三合切韵；汉书右边用国书翻译，只取相对的音。因为国书的声音有许多是汉字所没有的，所以用三合切韵来取得；汉字的声音国书都具备，所以只用直音。至于钦定的《新语》，也一一载入，尤其详备。大概文字是不断繁衍增生的，许慎《说文》有九千多个字，李登《声类》已经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按：《声类》今已没有这部书，此数见于《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有一万二千零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经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的字，更是无法全部记载。这是由于名物日益繁多，记载也就不能不完备。圣人制作文字，也只是顺应形势的自然发展和事情的实际需要罢了。恭敬地伏案读它，可以借助汉文通晓国书，也可以借助国书通晓汉文。字形、字音、训释无不具备，也可以说是包罗大小、辨别精微了。书中的体例兼列字体和字音，本来应当收入训诂类。然而，译语取得读音、以骈合的音节组成字，与训诂类只解释音义的书不同，所以仍然列入字书类。△《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写。起初圣祖仁皇帝下诏撰写《清文鉴》，皇上已经命令补注汉字，各自具备反切和释文。后来因为蒙古字还没有全部列入，于是再次命令详细考校，续定了这部书。以国书为主，而贯通蒙古书、汉书。每一句国语，一定兼列一句蒙古语、一句汉语，用来说明它的意义。又把蒙古字、汉字各自按照国语的读音来确定其声。汉字所不具备的音，就用三合切韵取得；蒙古字所不具备的音，就分别采用各种读法、写法、收法来取得。经纬交织贯通，精密而又明白。沿着文字恭敬阅读，没有不一看就明白的。考察《辽史·太祖本纪》，记载说：“神册五年开始制定契丹大字。天赞三年，诏令镌刻、修治辟遏可汗的故碑，用契丹、突厥、汉三种文字记载他的功绩。”这样看来，三种字体彼此相通，使各方都能互相理解，确实是本于古义。许慎撰写《说文》，在小篆下面兼列籀文、古文，以互相证明字义。扬雄撰写《方言》，每一个词语和事物，也都记载某地称它为什么，以互相证明语言。那么把三种字体汇编成一书，使彼此互相解释，也是沿用古例，用来使书名传达于四方。即使成周时期天下大同的盛况，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做法。△《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写。此前，乾隆二十年声威远播，平定了伊犁；接着又削平各回部。昆仑山以西的月窟之地，全都归入版图。各地进献珍宝，远方使者辗转译语而来。于是命令考校各番部的文字，编定了这部书。其部族的分类，有天山北路、天山南路、青海、西番；其门类的分类，有地、山、水、人。文字的分类，首先列国书作为枢纽，其次用汉书详细注释名称和意义，再用三合切音曲折地取得读音，随后列出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字分别注明译语和对音，使纲目分明、前后贯通。考察译语的方法，流传已经很久了。但《国语》称之为“舌人”，只不过通晓声音而已，不能考究对方的文字。《左传》说楚人把乳称作“穀”，把虎称作“於菟”；《谷梁传》说吴人把善称作“伊”，把稻称作“缓”：这也只是因为他们接近中国，能够通晓声音的差异，并不是在遥远荒僻的异域认识其字体、辨别其读音。只有《隋书·经籍志》记载有《蕃尔雅》，但这部书已经失传。

译推测它所记载的内容，也不过是把“天”称作“撑犁”、把“子”称作“孤涂”之类，未必能认识横写右行的文字。而且书只有一卷，内容的疏略也可以想见。又《辍耕录》记载，元代杜本编有《五声韵》，从大小篆、分隶、真书、草书直到外番文字、蒙古新字，没有不收录的，题名为《华夏同音》。但用五声统摄文字，就只能收载单字，不能联缀成文；况且外国的声音有许多是中国所不具备的，却以中国文字来统摄韵部，错误必然很多。大概前代帝王的声教还不能远播，山川遥远，辗转传闻，自然难免讹误和遗漏。元朝虽然统一了天下，却没有余暇考订校正各地文字。杜本作为山林隐士，仅仅零星搜集，也不能通晓各地语言。我朝福运昌盛、和治累世，所有有知觉的生灵都知道归附。我皇上又神威奋发，濛氾以东全都成为属国。各地使臣和星使络绎往来，既已逐一熟悉他们的字形、通晓他们的文义；等到编纂进呈时，又逐一亲自用御笔指示修改订正，所以能够使各项内容条理贯通、各方融会贯通，打开一卷，异俗不同的声音全都如同面对面交谈。不只是功业的盛大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就是这样一部书，也是千古帝王所不能撰成的。△《篆隶考异》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周靖撰写。周靖字敉宁，是吴县人，也是明代吏部文选司郎中周顺昌的曾孙。这部书辨别篆书、隶书的异同，用意与张有《复古编》相类似。稍有不同的是，有的书以篆文为纲，附列隶字的正体和俗体；这部书则以隶字为纲，符合六书的注作“隶”，不符合六书的注作“俗”；隶书相通而篆书却不相假借的，注作“别”（例如隶字中“好丑”的“好”和“好恶”的“好”是一个字，篆文却分作“好”“<丑女>”两个字），并分别把篆文列在下面。又《说文》分为五百四十部，这部书则按隶字笔画多少为次序，分为二百五十七部，使读者能够凭借共同知道的字，通晓尚未知晓的字，比较容易查找。全书大旨斟酌古今，完全排斥鄙俗杜撰的文字，同时也不作怪僻难行的议论。它的《凡例》说：“庖犠画卦，已经开创了文字的根源。到了小篆，不知经历了多少变化。然而在许叔重以前，虽然有周鼓、秦碑，究竟没有可以依据的成书。所以郑樵说：‘六书没有流传，只有借助《说文》。’这部考订以《说文》为主。钟鼎上的款识，一概不收。”又说：“像‘犅{艹曲}’等字，只记载《说文》中的字，而‘刚’‘曲’见于经史，反而显得简略。这部考订宁可取其简要，不取其繁多，所以删去‘牛’和‘’，这是非曲直相悖谬的做法。《说文》实际上是要辅助经史，读者可以举一反百。”江琬为这部书作序，也把泥古和变古两种做法交相讥评，并称这部书“上引六经，旁及子史，考究其本末，分析其是非，极其详尽，却未曾有诡异的说法”，这个评价是恰当的。这部书没有刊刻版本，此本是康熙丙辰年长洲文仓亲手抄录的。篆文很工整，远非一般抄书人所能写成。验看他的私印，有“小停云”三字。大概是文徵明的后裔，所以笔法还保留着家传吧？现在录存这部书，用来阐明颜元孙“去泰去甚”的意义，使那些顺从俗体而违背古体的字，以及遵从古体却不能用于今世的字，都知道应当如何分别取舍。△《隶辨》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蔼吉撰写。顾蔼吉号南原，是长洲人。这部书钩摹汉代隶书文字，按照宋代《礼部韵略》编排。每个字下面分注碑名，并引用碑文。他的《自序》说：“我专心致志、精思考索，采集汉碑中所有的字，用来帮助解释经书；有不完备的，就到《汉隶字源》中求取。”又说：“《字源》错误很多。‘舩’‘船’被称为重复字，字形有时也不区分；‘血’‘皿’‘朋’等字很多，字形常常难以辨别。全都根据《隶释》《隶续》，详细考察碑刻、确定字形，指摘无所遗漏。”现在考察这部书，它所列字形的宽窄，与世间刊刻的娄机《汉隶字源》相同，可见暗中把娄机的书作为底本。而且，出现在娄机之后的汉碑，只有《鲁孝王刻石》《太室》《少室》《开母》各石阙，以及《尹宙》《孔褒》《曹全》《张迁》《韩仁》几种。与娄机书中所列相比，不过百分之一、二。娄机所见的三百零九种碑刻，如今保存下来的不过是《景君》《孔和》《史晨》《韩敕》《孔谦》《孔宏》《鲁峻》《郑固》《孔宙》《苍颉》《衡方》《张寿》《孔彪》《潘乾》《武荣》《王涣》《郑季宣》《白石神君》《西狭颂》《郙阁颂》二十多种。与碑目中所列的数量相比，已经不到十分之一。这二十多种之外，即使有旧拓本流传，也不过是残缺的片玉，偶然才能遇到，绝不可能像这样多。蔼吉怎么可能见到原碑，并且逐一亲手摹写碑字呢？那么，他所说的缺少的字，才去《字源》中寻找，恐怕不足为凭。他在每个字下面所引的碑文，也多有错误。例如“忠”字下面引用《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却误删了“躬”字；“宿”字下面引用《孔{雨尨}碑》“诺则不宿”，却误把上文“如毛”二字也连入句中；“奎”字下面引用《史晨前碑》“得在奎娄”一句，却误认为出自《史晨后碑》；“秦”字下面引用《华山碑》“改秦淫祀”一句，却误认为出自《韩敕碑》。这些或许是读碑时偶尔没有核查。至于“通”字下面引用《唐扶颂》“通天之祐”，而《唐扶颂》实际上没有这句话。大概是因为《隶释》所载“受天之祐”一句，恰好与前一行“通天三统”一句相对齐，因而误写成了这样。这尤其是只依据《隶释》而没有见到原碑的一个证据。洪适的书明明还在，怎么能隐瞒材料的出处呢？

译即使以原碑尚存的情况来说，例如《韩敕造孔庙礼器碑》，连同碑阴和碑的两侧，字数较多，文义大体还可以考察。碑文说：“莫不<马岂>思，叹卬师镜。”但在“师”字下面引用时，却误把“师镜”二字截出，和下文“颜氏”二字连成一句。碑文说：“更作二舆，朝车威熹。”但在“车”字下面引用时，却误把“二舆朝车”作为一句。碑文说：“仁闻君风，燿敬咏其德。”但在“闻”字下面引用时，却误把“闻君风燿”作为一句。“君”字下面所引用的情况也一样。碑文说：“长期荡荡於盛。”但在“长”字下面引用时，却误删了“於盛”二字。碑文说：“於是四方士。”但在“方”字下面引用时，却误把下文“仁”字也连成一句。碑阴有“陈国苦虞崇”的文字，“苦”是县名，“虞崇”是人的姓名；但在“虞”字下面引用时，却误作“陈国苦虞”。碑阴有“鄤阳李申伯”的文字，但在“申”字下面引用时，误删了“伯”字。又有“蕃加进子高”的文字，但在“进”字下面引用时，误删了“蕃”字。碑侧有“河南匽师度徵汉贤”的文字，旁边另有“河南匽师胥邻通国一人”，显然可以作为证明。然而“匽”字的剥蚀痕迹像“厚”字，于是误作“厚”。又不知道“匽”与“偃”通用，反而多加辨说，称河南有偃师而没有厚师。至于在“乡”字下面引用碑侧题名“金乡师耀”，不知道这其实是碑阴的小字，是后人所加，并非汉代文字，也不在碑侧。又在“率”字下面引用碑阴“鲁孔方广率”，不知道碑文清楚是“广平”。只是明代王云鹭刊刻《隶释》时，才误作“广率”。这样看来，即使是现存的碑，也只是沿袭旧刻，没有详细考察。却说自己采集汉碑，岂不是诬妄吗？只是他对于娄机以后续出的碑，全部摹录收入，字体的长短、肥瘦都不失原貌，这确实足以补充《字源》的缺漏。他所编纂的《偏旁》一卷，共五百四十部，能够依照《说文》的次序，辨析订正，精审核实。又附有《碑考》二卷，现存的碑注明现在收藏在哪里，已经亡佚的碑则引用某书，说明它在什么地方，引用证据都很完备。按照年代先后排列，条理相当严整。因此比《字源》的碑目更加详细准确。后面附有《隶八分考》《笔法》两篇，采集编录旧说，也都对后来的学习者有帮助。与娄氏的书相互补充流传，本来也不必全都拿来加以“重佁”的讥评。──以上是“小学类”字书一类，共三十六部、四百八十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字体随着时代而变迁，古文、籀文不能用小篆的标准来衡量，小篆不能用八分的标准来衡量，八分不能用隶书的标准来衡量（隶书就是今天的楷书）。然而它们承接前代而发生变化，源流却是同一的。所以古今字书，统统收入这一类。至于《急就章》一类的书，只有文字而不讲六书，但《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在《小学家》中。考察陆羽《茶经》所引用的司马相如《凡将篇》，也是用押韵的语句组成篇章，由此可知，古代小学类书籍的体例就是这样；《说文解字》还是后来才出现的。因此仍然把它同本书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