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七 集部四十
卷一百八十七 集部四十○总集类二△《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邵浩编。浩字叔义，金华人，前有张叔椿《序》云：岁己酉，朅来豫章，机幕邵君实隆兴同升，出示巨编，目曰《坡门酬唱》，总成六百六十篇，命工鋟木，以广其传，末题绍兴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又有浩自作《引》云：绍兴戊寅，浩年未冠，肄业成均，隆兴癸未，始得第以归，因取“两苏公”兄唱弟和及“门下六君子”平日属和两公之诗，摭而录之，曰《苏门酬唱》。淳熙己酉，浩官豫章，临江谢公为之作《序》，且更曰《坡门酬唱》，末题绍兴庚戌四月一日。考癸未为孝宗隆兴元年，己酉为淳熙十六年，上距高宗绍兴元年辛亥己五十九年，且庚戌为建炎四年，亦不得题绍兴，二《序》纪年显然有误。案：淳熙己酉，孝宗内禅，次年庚戌，即光宗绍熙元年，则《序》内，“绍兴”必“绍熙”之讹，特据浩《引》所言叔椿《序》当先成，乃浩《引》题四月，叔椿《序》反题五月，亦为舛错未合，殆传写既久，或经后人所妄改欤。前十六卷为轼诗，而辙及诸人和之者；次辙诗四卷；次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诗三卷，亦录轼及诸人和作，惟李廌阙焉。其不在八人之数，而别有继和者，亦皆附入，为注以别之。其诗大抵同题共韵之作，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较之散见诸集，易於互勘，谈艺者亦深有裨也。至於本集所有，《山谷外集》所载，《次韵子瞻书黄庭经尾》，《付蹇道士》、《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补之又有《和子瞻种松》、《赠杜舆秀才》三首，今《坡集》载坡诗止二首，而此集均未编入，小小挂漏，在所不免，亦不必为之苛责矣。△《乐府诗集》一百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郭茂倩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褎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本浑州须城人，此本题曰太原，盖署郡望也。是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凡《郊庙歌词》十二卷，《燕射歌词》三卷，《鼓吹曲词》五卷，《横吹曲词》五卷，《相和歌词》十八卷，《清商曲词》八卷，《舞曲歌词》五卷，《琴曲歌词》四卷，《杂曲歌词》十八卷，《近代曲词》四卷，《杂谣歌词》七卷，《新乐府词》十一卷。其《解题》徵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其声词合写，不可训诂者，亦皆题下注明。尤可以药摹拟聱牙之弊，诚乐府中第一善本。明梅鼎祚《古乐苑》曰：郭氏意务博揽，间有诗题，混列乐府。如《采桑》则刘邈《万山见采桑人》、《从军行》则王粲《从军诗》，梁元帝《同王僧辨从军》、江淹《拟李都尉从军》，张正见《星名从军诗》、庾信《同卢记室从军》之类，有取诗首一二语窜入前题。如“自君之出矣”，则鲍令晖《题诗后寄行人》，“长安少年行”则何逊学古诗《长安美少年》之类。有辞类前题原未名为歌曲，如《苦热行》任昉、何逊但云“苦热”，“斗鸡”篇，梁简文但云“斗鸡”之类。有赋诗为题，而其本辞实非乐府，若张正见“晨鸡高树鸣”，本阮籍《咏怀诗》“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张率“雀乳空井中”，本傅元杂诗，“鹊巢邱城侧，雀乳空井中”之类；亦有全不相蒙，如《善哉行》则江淹《拟魏文游宴》；《秋风》则吴迈远“古意赠今人”之类。有一题数篇半为牵合，如杨方《合欢诗》后三首为杂诗，《采莲曲》则梁简文后一首本《莲花赋》中歌之类，并当删正。云云。其说亦颇中理，然卷帙既繁，牴牾难保，司马光《通鉴》犹病之，何况茂倩斯集？要之大厦之材，终不以寸朽弃也。△《古今岁时杂咏》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蒲积中编。积中履贯未详。初，宋绶有《岁时杂咏》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宣献昔在中书第三阁，手编古诗及魏、晋迄唐人岁时章什，釐为十八卷，今益为二十卷。积中因其原本，续为此书；前有绍兴丁卯《自序》，称宣献所集，允称广博，然本朝如欧阳、苏、黄与夫半山、宛陵、文潜、无己之流，逢时感慨，发为辞章，不在古人下；因取其卷目而择今代之诗附之，名曰《古今岁时杂咏》。鋟版以传，盖所增惟宋人之诗，而目类则一仍其旧也，晁公武载绶原本诗一千五百六首，而此本二千七百四十九首，比绶所录增一千二百四十三首。
译卷一百八十七 集部四十 ○总集类二 △《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邵浩编。邵浩字叔义，金华人。书前有张叔椿《序》说：己酉年，我来到豫章，机幕邵君实隆兴同我相会，拿出一部巨编给我看，题名为《坡门酬唱》，总共编成六百六十篇，命工匠刻板，以扩大它的流传，末题为绍兴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又有邵浩自己作的《引》说：绍兴戊寅年，邵浩尚未成年，在成均学习；隆兴癸未年，才考中科举回乡，于是取“两苏公”兄长唱、弟弟和的诗，以及“门下六君子”平日应和苏氏兄弟的诗，摘录编成一集，名为《苏门酬唱》。淳熙己酉年，邵浩任官豫章，临江谢公替他作《序》，并改名为《坡门酬唱》，末题为绍兴庚戌年四月一日。考察可知，癸未年是孝宗隆兴元年，己酉年是淳熙十六年，距离高宗绍兴元年辛亥已经五十九年；而且庚戌年是建炎四年，也不可能题作绍兴年号，两篇《序》的纪年显然有误。按：淳熙己酉年，孝宗内禅，次年庚戌年就是光宗绍熙元年，那么《序》中的“绍兴”一定是“绍熙”的讹误。只是根据邵浩《引》所说，张叔椿的《序》应当先写成，但邵浩《引》题为四月，张叔椿《序》反而题为五月，次序也错乱不合；大概是传抄日久，或经过后人擅自改动了吧。前十六卷是苏轼的诗，以及苏辙和其他人应和的诗；接下来四卷是苏辙的诗；再接下来三卷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的诗，其中也收录苏轼及其他人的和作，只有李廌缺少。那些不在八人之列、另有后续应和的诗，也都附录进去，并加注以示区别。这些诗大多是同题共韵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可以看出各人的才力强弱以及意旨异同；与分散见于各家文集相比，更容易互相校勘，对谈论诗艺的人也很有帮助。至于本集中收录、而《山谷外集》所载的《次韵子瞻书黄庭经尾》《付蹇道士》《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以及晁补之另有的《和子瞻种松》《赠杜舆秀才》三首，如今《坡集》所载苏轼诗只有两首，而这部集子全都没有编入；这种小小的遗漏，在所难免，也不必苛责它了。△《乐府诗集》一百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郭茂倩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郭茂倩是侍读学士郭褎的孙子、郭源中的儿子，他的仕宦经历不详。郭茂倩本是浑州须城人，此书题作太原，大概是署他的郡望。此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至五代，共有《郊庙歌词》十二卷、《燕射歌词》三卷、《鼓吹曲词》五卷、《横吹曲词》五卷、《相和歌词》十八卷、《清商曲词》八卷、《舞曲歌词》五卷、《琴曲歌词》四卷、《杂曲歌词》十八卷、《近代曲词》四卷、《杂谣歌词》七卷、《新乐府词》十一卷。书中的《解题》征引材料广博，依据精审，自宋以来考订“乐府”的人，没有谁能超出它的范围。每个题目都把古词放在前面，拟作放在后面，使同一曲调的各种格律都齐备而又不相互沿袭，可以纠正剽窃外形、徒取相似的弊病。古词大多先列原词，后列入乐时改写的词，因此可以考察出哪一首属于侧、哪一首属于趋、哪一首属于艳，哪一首是增字、哪一首是减字。对于声调和歌词合写、无法训释的地方，也都在题下注明。尤其可以用来纠正摹拟作品生硬聱牙的弊病，确实是乐府书中的第一善本。明代梅鼎祚《古乐苑》说：郭氏的意图在于务求广泛搜罗，间或把诗题混列进乐府。例如《采桑》收刘邈《万山见采桑人》，《从军行》收王粲《从军诗》、梁元帝《同王僧辨从军》、江淹《拟李都尉从军》、张正见《星名从军诗》、庾信《同卢记室从军》等；有的还取诗篇开头一两句话，窜入原有题目。例如“自君之出矣”，收鲍令晖《题诗后寄行人》；“长安少年行”，收何逊拟古诗《长安美少年》等。有些辞句虽然属于这一类题目，原来却并没有被命名为歌曲，例如任昉、何逊只题作“苦热”的《苦热行》，梁简文帝只题作“斗鸡”的《斗鸡》篇等。有些以赋诗为题，但其原来篇辞实际上不是乐府，例如张正见的“晨鸡高树鸣”，本是阮籍《咏怀诗》中的“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张率的“雀乳空井中”，本是傅玄杂诗中的“鹊巢邱城侧，雀乳空井中”等；也有完全不相干的，例如《善哉行》收江淹《拟魏文游宴》；《秋风》收吴迈远《古意赠今人》之类。有的一个题目下列入数篇，其中一半是牵强拼合的，例如杨方《合欢诗》后三首其实是杂诗；《采莲曲》则梁简文帝的后一首本来是《莲花赋》中所歌咏的诗等，都应当删削订正。以上这些话。他的说法也颇有道理，但书卷既多，彼此抵牾难以完全避免，司马光的《通鉴》尚且为此感到遗憾，何况郭茂倩的这部集子呢？总之，大厦所需的材料，终究不会因为有一寸腐朽而全部弃置。△《古今岁时杂咏》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蒲积中编。蒲积中的生平履历不详。当初，宋绶有《岁时杂咏》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宣献过去在中书省第三阁，亲手编录古诗以及魏、晋直到唐人的岁时诗章，厘定为十八卷，如今增为二十卷。蒲积中依据它的原本，续编成这部书。书前有绍兴丁卯年《自序》，说宣献所编的书确实称得上广博；不过本朝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以及半山、宛陵、文潜、无己这一类人，逢时感慨，发而为诗文，才华并不在古人之下。因此便取用原书的卷目，选择本朝诗歌附在后面，名为《古今岁时杂咏》。刻版流传，可见所增加的只是宋人的诗，而目录类别仍完全沿用旧书。晁公武记载，宋绶原本收诗一千五百零六首，而此本有二千七百四十九首，比宋绶所录增加一千二百四十三首。
则一代之诗，已敌古人五分之四，其蒐采亦可谓博矣。其书自一卷至四十二卷，为元日至除夜二十八目；其后四卷，则凡只题月令而无节序之诗皆附焉。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於此，非惟歌咏之林，并亦典故之薮，颇可以资采掇云。△《严陵集》九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董弅编。弅东平人，逌之子也。自著曰广川，盖欲附仲舒裔耳。绍兴间知严州，因辑严州诗文，自谢灵运、沈约以下，迄於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诗，第六卷诗后附赋二篇，七卷至九卷则皆碑铭题记等杂文。弅《自序》谓，尝与僚属修是州《图经》，蒐求碑版，稽考载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彦先家所藏书，与教授沈愫广求备录而成。是集中如司马光《独乐园钓鱼菴诗》，本作於洛中，以首句用严子陵事，因牵而入於此集，未免假借附会，沿《地志》之陋习。然所录诗文，唐以前人虽尚多习见，至於宋人诸作，自有专集者数人外，他如曹辅、吕希纯、陈瓘、朱彦、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张伯玉、钱勰、李昉、扈蒙、刘昌言、丁谓、范师道、张保雝、章岷、阮逸、关咏、李师中、庞籍、孙沔、王存、冯京、刁约、元绛、张景修、岑象求、邵亢、马存、陈轩、吴可几、叶棐恭、刘泾、贾青、王达、张绶、余辟、刁衎、倪天隐、周邦彦、罗汝楫、詹亢宗、陈公亮、钱闻诗诸人，今有不知其名者，有知名而不见其集者，藉弅是编，尚存梗概，是亦谈艺者，所取资矣。惟弅《序》作於绍兴九年，而第九卷中，有钱闻诗《浚西湖记》，作於淳熙十六年，上距绍兴九年凡五十一年；又有陈公亮《重修严先生祠堂记》及《书瑞粟图》二篇，作於淳熙乙巳，《重修贡院记》一篇，作於淳熙丙午，亦上距弅作《序》之时，凡四十七、八年，则后人又有所附益。已非弅之本书，要亦宋人所续也。△《南岳倡酬集》一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朱子与张栻、林用中同游南岳倡和之诗也。用中字择之，号东屏，古田人，尝从朱子游。是集作於乾道二年十一月，前有栻《序》，称《来往湖湘二纪》，梦寐衡岳之胜，丁亥秋，新安朱元晦来访予湘水之上，偕为此游。而朱子诗题中亦称栻为“张湖南”，盖必栻当时官於衡、湘间，故有此称。而《宋史》本传，止载栻孝宗时，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不言其曾官湖南，疑史有脱漏也。其游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朱子《东归乱稿序》称，得诗百四十馀首，栻《序》亦云，百四十有九篇；今此本所录止五十七题，以《朱子大全集》参校，所载又止五十题，亦有《大全集》所有而此本失载者。又每题皆三人同赋，以五十七题计之，亦不当云一百四十九篇。不知何以参错不合。又卷中联句，往往失去姓氏标题，其他诗亦多依《朱子集》中之题，至有题作《次敬夫韵》，而其诗实为栻作者，盖传写者讹误脱佚，非当日原本矣。后有朱子《与林用中书》三十二篇，《用中遗事》十条，及朱子所作《字序》二首，皆非此集所应有。或林氏后人所附益欤？然以“南岳”标题，而泛及别地之尺牍；以倡酬为名，而滥载平居之讲论；以三人合集，而独载用中一人之言行。皆非体例，姑以原本所有存之云耳。△《万首唐人绝句诗》九十一卷（内府藏本）宋洪迈编。迈有《容斋随笔》，已著录。迈於淳熙间，录唐五七言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御，后复补辑得满万首为百卷，绍兴三年上之。是时降敕褒嘉，有“选择甚精，备见博洽”之谕，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中多采宋人诗，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嵒、王初之属，其尤不深考者，为梁何逊。刘克庄《后村诗话》，亦谓其但取唐人文集杂说，抄类成书，非必有所去取。盖当时琐屑摭拾，以足万首之数，其不能精审，势所必然，无怪后人之排诋。至程珌《洺水集》责迈不应以此书进御，则与张栻诋吕祖谦，不应编《文鉴》，同一偏见，论虽正而实迂矣。是书原本一百卷。每卷以百首为率，而卷十九至卷二十二，皆不满百首，又五言止十六卷，合之七言七十五卷，亦不满百卷。目录后载，嘉定间绍兴守吴格《跋》，谓原书岁久蠹阙，因修补以永其传，此本当是修补之后，复又散佚也。△《声画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这样一来，一个朝代的诗歌数量已经相当于古人所收的五分之四，它搜集材料也可以说很广了。这部书从第一卷到第四十二卷，按元日至除夜列为二十八个门目；其后四卷，则把只题月令而没有节序的诗都附录进去。自古以来关于时令的诗，摘录分类没有比这部书更完备的；它不只是诗歌的汇集，也是典故的渊薮，很可以用来搜集取用。△《严陵集》九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董弅编。董弅是东平人，董逌的儿子。自称“广川”，大概是想附会为董仲舒的后裔。绍兴年间任严州知州，于是辑录严州的诗文，从谢灵运、沈约以下，一直到南宋初年。前五卷全是诗，第六卷在诗后附有赋二篇，第七卷到第九卷则全是碑铭、题记等杂文。董弅《自序》说，他曾经和僚属修纂本州《图经》，搜求碑刻，考核典籍，所得散佚文章很多；又得到郡人喻彦先家所藏的书，和教授沈愫广泛搜求，备加记录，编成此书。此集中如司马光《独乐园钓鱼菴诗》，原本作于洛中，只因开头一句用了严子陵的典故，便牵强地收入此集，未免是假借附会，沿袭《地志》的陋习。然而所收诗文中，唐代以前的人虽然大多还是常见的，至于宋人的作品，除有专集的几个人之外，其他如曹辅、吕希纯、陈瓘、朱彦、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张伯玉、钱勰、李昉、扈蒙、刘昌言、丁谓、范师道、张保雝、章岷、阮逸、关咏、李师中、庞籍、孙沔、王存、冯京、刁约、元绛、张景修、岑象求、邵亢、马存、陈轩、吴可几、叶棐恭、刘泾、贾青、王达、张绶、余辟、刁衎、倪天隐、周邦彦、罗汝楫、詹亢宗、陈公亮、钱闻诗等人，如今有的已经不知道姓名，有的虽知其名却看不到他们的文集，借助董弅这部编集，还能保存一个大概，这也是谈论文学的人所取用的资料。只是董弅的《序》作于绍兴九年，而第九卷中有钱闻诗《浚西湖记》，作于淳熙十六年，距离绍兴九年整整五十一年；又有陈公亮《重修严先生祠堂记》和《书瑞粟图》两篇，作于淳熙乙巳年，《重修贡院记》一篇，作于淳熙丙午年，也分别距离董弅作《序》的时候四十七、八年，因此是后人又有所增补。这已经不是董弅原来的书了，但也仍然是宋人续编的。△《南岳倡酬集》一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这是宋代朱子与张栻、林用中同游南岳时相互唱和的诗。林用中字择之，号东屏，古田人，曾经跟随朱子游学。这部集子作于乾道二年十一月，前面有张栻的《序》，说他读《来往湖湘二纪》，梦中都想见衡岳的胜景；丁亥年秋天，新安朱元晦来湘水边拜访我，于是一起作了这次游览。而朱子的诗题中也称张栻为“张湖南”，大概张栻当时一定在衡、湘一带任官，所以有这样的称呼。但《宋史》本传只记载张栻在孝宗时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来任江陵府知府、安抚本路，没有说他曾任湖南官职，怀疑是史书有所遗漏。他们这次游览从甲戌到庚辰共七天。朱子《东归乱稿序》说，得到诗一百四十多首；张栻《序》也说有一百四十九篇。如今这部书只收五十七题，拿《朱子大全集》参校，其中又只收五十题；而且还有《大全集》中有、此书却漏载的作品。再者，每一题都是三人共同作诗，按五十七题计算，也不应说有一百四十九篇。不知其中为什么错杂不合。书中联句往往漏去了姓氏和题目，其他诗也多依照《朱子集》中的题目，甚至有题作《次敬夫韵》的诗，实际上是张栻所作，大概是传抄者造成讹误和脱漏，并不是当日的原本。后面有朱子《与林用中书》三十二篇、《用中遗事》十条，以及朱子所作《字序》二首，这些都不是这部集子本来应该收录的内容。或许是林氏后人附加进去的吧？然而以“南岳”为标题，却泛泛收入其他地方的书信；以“倡酬”为名，却滥收平日的讲论；明明是三人的合集，却只收林用中一个人的言行。这些都不合体例，姑且因为原本已有这些内容，便保存下来罢了。△《万首唐人绝句诗》九十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洪迈编。洪迈有《容斋随笔》，已经著录。洪迈在淳熙年间选录唐代五言、七言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呈御览；后来又补充编纂，凑足一万首，编为一百卷，于绍兴三年进呈。当时皇帝下诏褒奖，说“选择得很精，充分显示出博学广闻”。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其中有许多采自宋人的诗，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嵒、王初等人的作品；其中考订尤其不深入的，是梁代的何逊。刘克庄《后村诗话》也说，他只是取唐人的文集和杂说，抄录分类编成此书，并不一定有所取舍。大概当时只是琐碎搜集，以凑足一万首的数目；它不可能做到精密审慎，是形势所必然的，因此后人排斥诋毁它，也没有什么奇怪。至于程珌在《洺水集》中责备洪迈不该把这部书进呈御览，这同张栻责备吕祖谦不该编《文鉴》一样，都是偏见；说法虽然似乎正确，实际上却迂腐。这部书原本是一百卷，每卷大致以一百首为标准，但第十九卷至第二十二卷都不足一百首；此外五言诗只有十六卷，与七言诗七十五卷合起来，也不足一百卷。目录后附有嘉定年间绍兴知府吴格的《跋》，说原书年代久远，因虫蛀而残缺，于是加以修补，使它长久流传；这个本子应当是修补以后又再次散佚的。△《声画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孙绍远编。绍远字稽仲，自署曰谷桥，未知“谷桥”何地也。所录皆唐、宋人题画之诗。凡分二十六门：曰《古贤》、曰《故事》、曰《佛像》、曰《神仙》、曰《仙女》、曰《鬼神》、曰《人物》、曰《美人》、曰《蛮夷》、曰《赠写真者》、曰《风云雪月》、曰《州郡山川》、曰《四时》、曰《山水》、曰《林木》、曰《竹》、曰《梅》、曰《窠石》、曰《花卉》、曰《屋舍》、《器用》、曰《屏扇》、曰《畜兽》、曰《翎毛》、曰《虫鱼》、曰《观画》、《题画》、曰《画壁》、《杂画》。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其书不著编者姓氏，后人以卷首有刘莘老《题老子画像诗》，因误为莘老所辑。此本卷首，有淳熙丁未十月绍远《自序》，谓入广之明年，以所携前贤诗，及借之同官择其为画而作者，编为一集，名之曰《声画》，用“有声画、无声诗”之意也，则为绍远编集，确有明证。岂曾所藏本偶佚此序耶？其编次颇为琐屑，如卷五“梅”为一门，卷六“花卉门”中又有“早梅”、“墨梅”诸诗，殊少伦绪。然《序》称画有远近，诗有先后，其他参差不齐甚多，故不得而次第之，则绍远已自言之矣。其所录如刘莘老、李廌、折中古、夏均父、徐师川、陈子高、王子思、刘叔赣、僧士珪、王履道、刘王孟、林子来、李商老、李元应、喻迪孺、李诚之、潘邠老、崔德符、蔡持正、王佐才、曾子开、陶商翁、崔正言、林子仁、吴元中、张子文、王承可、曹元象、僧善权、祖可、壁师、闻人武子、韩子华、蔡天启、程叔易、李成年、赵乂若、谢民师、李膺仲、倪巨济、华叔深、欧阳辟诸人，其集皆不传。且有不知其名字者，颇赖是书存其一二，则非惟有资於画，且有资於诗矣。△《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宋吕祖谦编。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临安书坊，有所谓《圣宋文海》者，近岁江钿所编。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版。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谬，遂命祖谦校正。於是尽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悉行编类，凡六十一门，又称有近臣密启，所载臣僚奏议，有诋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后世。乃命直院崔敦诗更定，增损去留凡数十篇，然讫不果刻也。此本不著为祖谦原本，为敦诗改本。《朱子语录》称《文鉴》收蜀人吕陶《论制师服》一篇，为敦诗所删；此本六十一卷中仍有此篇，则非敦诗改本确矣。商辂《序》，称当时临安府，及书肆皆有版，与心传所记亦不合。盖官未刻，而其后坊间私刻之，故仍从原本耳。祖谦之为此书，当时颇铄於众口，张端义《贵耳集》，称东莱修《文鉴》成，独进一本，满朝皆未得见，惟大珰甘昺有之。公论颇不与。得旨除直秘阁，为中书陈骙所驳，载於陈之《行状》。《朝野杂记》又引《孝宗实录》，称祖谦编《文鉴》，有通经而不能文词者，亦表奏厕其间，以自矜党同伐异之功，缙绅公论皆嫉之。又载张栻时在江陵，《与朱子书》曰：伯恭好敝精神於闲文字中，何补於治道，何补於后学？承当编此等文字，亦非所以成君德也。而《朱子语录》记其选录五例，亦微论其去取有未当。盖一时皆纷纷訾议。案录副本以献中官，祖谦似不至是。所谓通经而不能文章者，盖指伊川，然伊川亦非全不能文。至此书所载《论政》、《论学》之文，不一而足，安得尽谓之无补？栻殆闻有此举，未见此书，意其议出周必大，必选词科之文，故意度而为此语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朱子晚年语学者曰，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亦系当时政治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尽在其间，非选粹比也。然则朱子亦未始非之，殆日久而后论定欤。△《古文关键》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吕祖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馀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卷首冠以总论看文、作文之法，考《宋史艺文志》载是书作二十卷，今卷首所载看诸家文法，凡王安石、苏辙、李廌、秦观、晁补之，诸人俱在论列，而其文无一篇录入。似此本非其全书，然《书录解题》所载，亦祗二卷，与今本卷数相合，所称韩、柳、欧、苏、曾诸家，亦与今本家数相合，知全书实止於此。《宋志》荒谬，误增一十字也。此本为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郑凤翔《序》。又别一本所刻，旁有钩抹之处，而评论则同，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版之时，不知宋人读书於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叶盛《水东日记》曰：宋儒批选文章，前有吕东莱，次则楼迂斋、周应龙，又其次则谢叠山也。
译宋代孙绍远编。孙绍远字稽仲，自署“谷桥”，不知道“谷桥”是哪里。书中所收都是唐、宋人的题画诗。共分二十六门：一为《古贤》，二为《故事》，三为《佛像》，四为《神仙》，五为《仙女》，六为《鬼神》，七为《人物》，八为《美人》，九为《蛮夷》，十为《赠写真者》，十一为《风云雪月》，十二为《州郡山川》，十三为《四时》，十四为《山水》，十五为《林木》，十六为《竹》，十七为《梅》，十八为《窠石》，十九为《花卉》，二十为《屋舍》，二十一为《器用》，二十二为《屏扇》，二十三为《畜兽》，二十四为《翎毛》，二十五为《虫鱼》，二十六为《观画》《题画》《画壁》《杂画》。钱曾《读书敏求记》说，这部书没有注明编者的姓氏，后人因为卷首有刘莘老《题老子画像诗》，便误以为是刘莘老编的。这一版本卷首有淳熙丁未年十月孙绍远的《自序》，说他入广的第二年，把自己带来的前贤诗，以及向同僚借来、选择其中适合题画的作品，编成一集，命名为《声画》，取“有声画、无声诗”的意思；由此可确证是孙绍远编成的。难道是曾经收藏的本子偶然佚失了这篇序吗？它的编排相当琐碎，例如卷五把“梅”列为一门，卷六“花卉门”中又有“早梅”“墨梅”等诗，实在很少条理。不过，《序》中说绘画有远近，诗歌有先后，其他编排参差不齐的地方很多，所以无法依次编排，这一点绍远已经亲自说明了。书中所收录的刘莘老、李廌、折中古、夏均父、徐师川、陈子高、王子思、刘叔赣、僧士珪、王履道、刘王孟、林子来、李商老、李元应、喻迪孺、李诚之、潘邠老、崔德符、蔡持正、王佐才、曾子开、陶商翁、崔正言、林子仁、吴元中、张子文、王承可、曹元象、僧善权、祖可、壁师、闻人武子、韩子华、蔡天启、程叔易、李成年、赵乂若、谢民师、李膺仲、倪巨济、华叔深、欧阳辟等人的文集，全都没有流传下来。而且还有些人的姓名都已无从知晓，很大程度上依靠这部书保存了其中一二，所以它不只是对绘画有帮助，对诗歌也有帮助。△《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宋代吕祖谦编。吕祖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考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临安书坊有一部所谓《圣宋文海》的书，是近年江钿编的。孝宗得到后，命本府校正并刻版。周必大说其中取舍错误，于是命吕祖谦校正。吕祖谦便把秘府以及士大夫所收藏的各家文集全部取来，又广泛采录传记和其他书籍，统统分类编排，共分六十一门。又有人说，其中有近臣的密奏，所载臣僚奏议中有诋毁祖宗政事的内容，不可以给后世看，于是命直院崔敦诗重新审定，增删取舍了几十篇，但最终没有刻成。这部书没有注明是吕祖谦的原本，还是崔敦诗的改本。《朱子语录》说，《文鉴》收录蜀人吕陶《论制师服》一篇，被崔敦诗删掉了；而今本六十一卷中仍有这一篇，那么它确实不是崔敦诗的改本。商辂《序》说，当时临安府和书肆都有刻版，这又与李心传的记载不合。大概官府没有刻成，后来书坊私自刻印，所以仍然依据原本。吕祖谦编这部书，当时受到众人非议。张端义《贵耳集》说，东莱编成《文鉴》后，只进呈了一部，满朝大臣都没有见到，只有大宦官甘昺拥有一部。公众舆论很不赞同他。吕祖谦奉旨被授予直秘阁，后来被中书陈骙驳斥，这件事载在陈骙的《行状》中。《朝野杂记》又引用《孝宗实录》说，吕祖谦编《文鉴》时，有些通晓经学却不会写文章的人，也把他们的作品列入其中，以此夸耀自己结党同类、攻击异己的功劳，士大夫的公论都嫉恨他。书中又记载，张栻当时在江陵，写信给朱子说：“伯恭把精神耗费在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对治国之道有什么补益，对后来的学者有什么补益？承当编纂这类文字，也不是用来成就君德的办法。”而《朱子语录》记载朱子列举了五条选录标准，也略微评论了他的取舍有不恰当之处。看来当时众说纷纭，都在非议他。考察这部书的副本是用来进献给宦官的，祖谦似乎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所谓“通经而不能文章”的人，大概是指伊川，但伊川也并非完全不会写文章。至于本书所载《论政》《论学》之类的文章，不胜枚举，怎么能全都说没有益处呢？张栻大概听说有这项举动，却没有看到这部书，以为那番议论出自周必大，必定只选取词科文章，所以凭自己的猜测说出了这些话。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朱子晚年对学者说：“这部书的编次，篇篇都有用意；其中所载奏议，也都是当时政治上的重大原则。祖宗二百年的规模以及后来发生变化的用意，全都在其中，不是一般选取精华的文集可比。” 既然如此，朱子也并没有始终非难它，大概是时间久了以后，评价才确定下来吧。△《古文关键》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吕祖谦编。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的文章，共六十多篇，分别标示出它们构思立意和谋篇布局的地方，向学者指示入门途径，所以称为“关键”。卷首冠有总论阅读文章和写作文章方法的文字。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此书为二十卷；如今卷首所载讲解各家文章方法的部分，凡王安石、苏辙、李廌、秦观、晁补之等人都在论述之列，但他们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收入。这似乎说明今本不是全书。然而《书录解题》所载也只有二卷，和今本卷数相合；其中所说的韩、柳、欧、苏、曾等家，也和今本所列作家数相合，由此可知全书确实只有这些。《宋志》记载荒谬，是误把“一十”两个字增入了。此本是明代嘉靖年间刊刻的，前面有郑凤翔《序》。另有一种刻本，旁边有勾画删抹的痕迹，而评论相同。考察陈振孙说：这些标抹和注释，是用来教导初学者的。这样看来，原本确实有标抹；今本大概是在刻版时，不知道宋人读书遇到要点常用笔涂抹，并不像今人用圈点，于是认为没有用而删去了。叶盛《水东日记》说：“宋代儒者批评选录文章，前面有吕东莱，其次是楼迂斋、周应龙，再其次是谢叠山。”
朱子尝以拘於腔子议东莱矣。要之，批选议论，不为无益，亦讲学之一端耳云云。然祖谦此书，实为论文而作，不关讲学。盛之所云，乃文章正宗之批，非此书之评也。△《回文类聚》四卷、《补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桑世昌编，世昌有《兰亭考》，已著录。考刘勰《文心雕龙》曰：“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梅庚注谓，原当作“庆”，宋贺道庆也。盖其时《璇玑图诗》未出，故勰云然。世昌以苏蕙时代在前，故用为托始，且绘像於前卷首，以明创造之功，其说良是。然《艺文类聚》载曹植《镜铭》八字，回环读之，无不成文，实在苏蕙以前。乃不标以为始，是亦稍疏。又苏伯玉妻《盘中诗》，据《沧浪诗话》，自《玉台新咏》以外，别无出典，旧本具在，不闻有图，此书绘一圆图，莫知所本。考原诗末句，称当从中央周四角，则实方盘而非圆盘；所图殆亦妄也，惟是咏歌渐盛，工巧日增，诗家既开此一途，不可竟废，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博洽。是书之末有世昌自《跋》，称至道御制，登载卷首。此本无之，殆传写佚脱欤？其《补遗》一卷，则国朝康熙中，苏州朱存孝所采，兼及明人。然於明典故中，所载御制回文诗三十图，在耳目前者，即不收，则所漏亦多矣，姑附存以备参考云尔。△《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魏齐贤、叶棻同编。齐贤字仲贤，自署钜鹿人。棻字子实，自署南阳人。考宋南渡以后，钜鹿、南阳皆金地，殆以魏氏本出钜鹿，叶氏本出南阳，偶题郡望，非其真里籍也。是编皆录宋代之文，骈体居十之六七，虽题曰五百家，而卷首所列姓氏实五百二十家，网罗可云极富。中间多采宦途应酬之作，取充卷数，不能一一精纯；又仿《文选》之例，於作者止书其字，人远年湮，亦往往难以考见，疑为书肆刊本，本无鉴裁，故买菜求益，不免失於冗滥。朱彝尊尝《跋》此书，惜无人为之删繁举要，则亦病其冗杂矣。然渣滓虽多，精华亦寓，宋人专集不传於今者，实赖是书略存梗概，亦锺嵘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者”矣。故彝尊虽恨其芜，终赏其博也。又彝尊所见徐炯家宋刻本，称二百卷，今抄本止一百十卷，寻检首尾，似无阙佚，殆彝尊记忆未审，或偶然笔误欤？首载绍熙庚戌南徐许开《序》。开字仲启，以中奉大夫提举武夷冲祐观。著有《志隐类稿》，见赵希弁《读书附志》。△《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内府藏本）宋楼昉撰。昉字旸叔，号迂斋，鄞县人，绍熙四年进士，历官守兴化军，卒追赠直龙图阁。是集乃所选古文凡二百馀首，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录自秦、汉而下至於宋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学者便之，所言与今本相合。惟《书录解题》作五卷，《文献通考》亦同。篇帙多寡迥异，疑传写者误脱三十二字也。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於今者，不过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如饮食惟取御饥，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弃。如衣服惟取御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论不为不正，而其说终不能行於天下。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而已。而此书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於学者，盖昉受业於吕祖谦，故因其师说，推阐加密；正未可以文皆习见，而忽之矣。△《成都文类》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案：《成都文类》诸家著录，皆称宋袁说友编，说友有《东塘集》，已著录。是编前有说友《序》，盖其庆元五年为四川安抚使时所作。然卷首别有题名一页，称：迪功郎监永康军崇德庙扈仲荣、迪功郎新差充利州州学教授杨汝明、从事郎广安军军学教授费士威、从事郎前成都府学教授何德固、文林郎山南西道节度掌书记宋德之、文林郎前利州东路安抚司幹办公事赵震、宣教郎新奏辟知绵州魏城县主管劝农公事徐景望、奉议郎新云安军使兼知夔州云安县主管劝农公事借绯程遇孙编集，而不列说友之名。说友《序》中亦但云，爰属僚士，摭诸方策，裒诸碑志。而无自为裁定之语。然则此集之编，出说友之意，此集之成，则出八人之手。当时旧本题识本明，后人以《序》出说友，遂并此书而归之，非其实也。所录凡赋一卷，诗歌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上起西汉，下迄孝宗淳熙间，凡一千篇有奇，分为十有一门，各以文体相从，故曰《文类》。每类之中，又各有子目，颇伤繁碎。然《昭明文选》已创是例，宋人编杜甫、苏轼诗，亦往往如斯，当时风尚使然，不足怪也。以周复俊《全蜀艺文志》校之，所载不免於挂漏，然创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固不能一例视之；且使先无此书，则逸篇遗什，复俊必有不能尽考者！其蒐辑之功，亦何可尽没乎？
译朱子曾经以拘泥于固定腔调为理由评论东莱。总的说来，批评选录文章并不是没有益处，也算是讲学的一种方式，如此等等。不过，祖谦这部书实际上是为评论文章而作，并不涉及讲学。叶盛所说的，是《文章正宗》的批评，不是对这部书的评论。△《回文类聚》四卷、《补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代桑世昌编。桑世昌有《兰亭考》，已经著录。考察刘勰《文心雕龙》说：“回文兴起时，是道原开始的。”梅庚注释说，“原”应当作“庆”，指宋代贺道庆。大概当时《璇玑图诗》还没有出现，所以刘勰才这样说。桑世昌认为苏蕙的时代在前，因此把她作为回文的开端，并在卷首前面绘制画像，以表明她创始的功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过，《艺文类聚》载有曹植《镜铭》八字，回环读来无不成文，实际上在苏蕙之前。却不标明它是回文的开端，这也稍有疏漏。又有苏伯玉妻的《盘中诗》，据《沧浪诗话》说，除《玉台新咏》外再没有别的出处；旧本还在，没听说有图。这部书却绘制了一幅圆图，不知道依据什么。考察原诗末句说，应当从中央绕到四角，那么实际应是方盘而不是圆盘；书中所画的大概也是凭空臆造的。只是回文诗的创作逐渐兴盛，技巧日益增多，诗家既然开辟了这条道路，就不能彻底废弃；把它记录保存下来，也足以帮助扩大见闻。这部书末尾有桑世昌自己的《跋》，说宋真宗至道年间的御制诗已登载在卷首。这一版本没有，难道是在传抄过程中散失了吗？其中《补遗》一卷，是本朝康熙年间苏州朱存孝采录的，也涉及明代人。然而在明代典故中，所载御制回文诗三十图，有些就在眼前可以看到，却没有收录，那么遗漏的也很多了。姑且附录保存，以备参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一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宋代魏齐贤、叶棻共同编纂。魏齐贤字仲贤，自署钜鹿人；叶棻字子实，自署南阳人。考察宋室南渡以后，钜鹿、南阳都属于金地，大概是因为魏氏本出钜鹿、叶氏本出南阳，偶然题写郡望，并不是真实的籍贯。这部书全都收录宋代文章，骈体文占十分之六七；虽然题名为“五百家”，但卷首所列姓氏实际上有五百二十家，搜罗可以说极其丰富。其中有很多官场应酬之作，用来充数，不能篇篇精纯；又仿照《文选》的体例，作者只署字，年代久远，人事变迁，往往难以考见。疑心它是书坊刻本，原本就没有鉴别裁定，因此像买菜时只求多买一些，不免失于冗杂泛滥。朱彝尊曾为此书作《跋》，惋惜没有人替它删去繁芜、提取要旨，可见他也认为此书冗杂。不过，虽然糟粕很多，精华也蕴含其中；宋人的专集如今没有流传的，实在依靠这部书大略保存了梗概，也就是钟嵘所说的“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所以朱彝尊虽然恨它芜杂，最终还是赞赏它搜罗广博。又，朱彝尊所见徐炯家收藏的宋刻本，称有二百卷；如今抄本只有一百一十卷，但查检首尾，似乎没有缺失，大概是朱彝尊记忆不准确，或者偶然笔误吧？卷首载有绍熙庚戌年南徐许开的《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许开字仲启，任中奉大夫、提举武夷冲祐观。著有《志隐类稿》，见于赵希弁《读书附志》。△《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内府藏本）。宋代楼昉撰。楼昉字旸叔，号迂斋，是鄞县人；绍熙四年进士，历任兴化军守，死后追赠直龙图阁。这部文集是他选编的古文，共二百多篇。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它大体上像吕氏《古文关键》，但所收文章从秦、汉以下直到宋朝，篇目增多，阐发尤其精细，学者使用起来很方便；他说的情况与今本相合。只有《书录解题》作五卷，《文献通考》也相同，和今本篇帙多少差别很大，怀疑是传抄者误脱了三十二个字。宋人多讲论古文，而当时流传至今的选本，不过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义理为主，就像饮食只取解除饥饿，五谷之外，鼎俎烹调和滋味都在舍弃之列；又像衣服只取抵御寒冷，布帛之外，刺绣纹饰和色彩都在捐弃之列。他的立论不能说不正，但这种说法最终不能在天下实行。世上流传诵读的，只有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和楼昉这部书而已。这部书篇目较为完备，繁简适中，对学者尤其有帮助，大概楼昉曾向吕祖谦受业，所以沿用老师的学说，并加以更细密的阐发；正因为文章篇篇都是人们熟知的，也不能因此忽视它。△《成都文类》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考察《成都文类》，各家著录都称是宋代袁说友编。袁说友有《东塘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袁说友的《序》，大概是他庆元五年任四川安抚使时所作。不过卷首另有一页题名，称由迪功郎、监永康军崇德庙扈仲荣，迪功郎、新差充利州州学教授杨汝明，从事郎、广安军军学教授费士威，从事郎、前成都府学教授何德固，文林郎、山南西道节度掌书记宋德之，文林郎、前利州东路安抚司幹办公事赵震，宣教郎、新奏辟知绵州魏城县主管劝农公事徐景望，奉议郎、新云安军使兼知夔州云安县主管劝农公事、借绯程遇孙编集，却没有列出袁说友的名字。袁说友《序》中也只说，曾委托属下官员和士人，从各地文书中搜取材料，汇集碑志；并没有说自己亲自裁定。那么，这部集子的编纂是出于袁说友的意思，而这部集子的完成则出自上述八人之手。当时旧本的题记本来很明确，后来人因为《序》出自袁说友，便把这部书也一并归于他名下，其实并非如此。书中所收赋一卷、诗歌十四卷、文章三十五卷，上起西汉，下至孝宗淳熙年间，共一千多篇，分为十一门，各按文体归类，所以称为《文类》。每一类中又各有子目，颇显得繁琐零碎。不过《昭明文选》已经开创了这种体例，宋人编纂杜甫、苏轼的诗集，也往往如此，这是当时的风气所致，不足为怪。拿周复俊《全蜀艺文志》来校对，这部书所收难免有遗漏；但创始者难以做到精密，继承者则容易做得周密，本来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如果此前没有这部书，那么散佚的篇章和遗留下来的作品，周复俊一定有无法全部考察到的！它搜集编纂的功劳，怎么能完全抹杀呢？
△《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内府藏本）宋真德秀编。德秀有《四书集编》，已著录。是集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於唐末之作。（案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其持论甚严；大意主於论理，而不论文，《刘克庄集》有《赠郑宁文》诗曰：“昔侍西山讲读时，颇於函丈得精微；书如‘逐客’犹遭黜，辞取‘横汾’亦恐非。筝笛焉能谐雅乐，绮罗原未识深衣；嗟予老矣君方少，好向师门识指归。”其宗旨具於是矣。然克庄《后村诗话》又曰：文章正宗初萌芽，以诗歌一门属予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弗取。余取汉武帝《秋风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辞为悔心之萌，岂其然乎？”意不欲收，其严如此。然所谓“怀佳人兮不能忘”，盖指公卿扈从者，似非为后宫而设。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收，详其词意，又若有所不满於德秀者。盖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顾炎武《日知录》亦曰：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异《唐风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风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辖，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刊落，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毋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所论至为平允，深中其失。故德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於天下欤。然专执其法以论文，固矫枉过直，兼存其理，以救浮华冶荡之弊，则亦未尝无裨。藏弆之家，至今著录，厥亦有由矣。《续集》二十卷，皆北宋之文，阙诗歌、辞命二门；仅有叙事、议论，而末一卷议论之文，又有录无书，盖未成之本，旧附前集以行，今亦仍并录焉。△《天台前集》三卷、《前集别编》一卷、《续集》三卷、《续集别编》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案：是集，皆裒辑《天台题咏》。《前集》，宋李庚原本，林师蒧等增修。皆录唐以前诗，成於宁宗嘉定元年戊辰，有郡守宣城李兼《序》。《前集别编》一卷，则师蒧子表民所辑补，又附拾遗诗十二首。有陈耆卿《跋》及表民《自记》，题癸未小至，乃嘉定十六年。《续集》前二卷亦李庚原本，后一卷则师蒧、林登、李次謩等所汇录，皆宋初迄宣、政间人之诗，亦成於嘉定元年。后附拾遗诗七首，《跋》称得此於会稽鬻书者十年，今刻之《续集》后。似亦为表民所题也。《续集别编》，则表民以所得南渡后诸人之诗，及《续集》内阙载者，次第裒次而成。前五卷末有表民《自跋》，题戊申中秋，乃理宗淳祐八年，后一卷末题庚戌夏五，则淳祐十年，盖父子相继甄辑，历四十年而后成书也。庚字子长，其爵里无考，惟李兼《序》有李棨出其先公御史所裒文集语，又有寓公李公语，则尝官御史而流寓天台者也。师蒧字咏道，临海人，尝官州学学谕；表民字逢吉，与林登、李次謩仕履均不可考。表民别有《赤城集》，诗文兼载，此集则有诗而无文，虽仅方隅之赋咏，而遗集沦亡者，每藉此以幸存百一，足为考古者采摭之所资；固当与会稽《掇英总集》诸书并传不废矣。此为明初刊本，而《前集》后题：台州州学教授姚宜中校勘一行，《前集别编》后题台州州学教授姜一容点检一行，盖原从宋刻翻雕，故尚仍旧式。惟每集下以元、亨、利、贞四字分编。案：贞乃宋仁宗嫌名，宋代诸书，例皆改避，师蒧等不应於标目之中显触庙讳，殆重刻者所妄加欤？△《赤城集》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林表民编。集中载吴子良《赤城续志序》，称其字曰逢吉，与撰《天台前集别编》之林表民合。又称为东鲁人，则里贯互异，盖其先世自曲阜徙临海，故从其祖贯言之，非别一人也。表民尝续陈耆卿《赤城志》，复取记志、书传、铭诔、赞颂之文，为《志》所不载者，薈而辑之，以成此集。前有淳祐八年吴子良《序》，称分门会稡，并诗为一。今此集仅有文一百八十二首，而无诗；又明谢铎《赤城新志》载，《赤城集》二十八卷，有刻本在内阁，而此本亦只十八卷，疑原本尚有诗十卷，为传抄者所脱佚，已非完本矣。△《妙绝古今》四卷（内府藏本）
译△《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内府藏本）。宋代真德秀编。真德秀有《四书集编》，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分为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收录《左传》《国语》以下直到唐末的作品。（按：总集选录《左传》《国语》，是从这部书开始的，后来书坊刻印古文便沿袭了这个体例。）它的立论非常严格，大意是重在论述义理，而不重文章本身。《刘克庄集》中有《赠郑宁文》诗说：“从前在西山侍奉讲读时，颇能在师长座前得到精微的道理；文章即使像‘逐客’那样，也还会遭到排斥；文辞即使采用‘横汾’那样的，也恐怕不合标准。筝笛怎么能与雅乐协调，华丽的绮罗本来就不懂得深衣；可叹我已经老了而你正年轻，还是好好向师门了解学问的根本吧。”它的宗旨都在这里了。不过，克庄《后村诗话》又说：最初编纂《文章正宗》时，真德秀把诗歌一门交给我编类，并且约定以有益于世道人心、民间伦理为主。像仙道、佛教、闺情、宫怨之类，全都不收。我选取汉武帝的《秋风辞》，西山说：“文中子也把这首辞看作悔恨之心萌发的表现，难道真是这样吗？”他的意思是不想收，严格到了这种程度。不过所谓“怀佳人兮不能忘”，大概是指随从皇帝出行的公卿，并非为后宫女子而作。我所选取的作品，有一大半被西山删去；他又增入了很多陶渊明的诗。像“三谢”一类的诗，大多没有收录。详细考察他的文辞和意旨，又似乎对真德秀有所不满。大概讲道学的儒者和从事文章的人各自阐明一种道理，本来就不能强求完全相同。顾炎武《日知录》也说：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选的诗，一扫千古以来的鄙陋，使它们归于正当的旨趣；但它以义理为宗旨，不能得到诗人的情趣。比如《古诗十九首》虽然不是一人所作，但汉代的风气大略都具备于其中。如今读真希元删去的作品，难道不像饮用美酒、穿着细绢和白绢的衣服吗？这和《唐风·山有枢》一篇有什么不同？“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大概也有《邶风·雄雉于飞》的意思。牵牛织女，意旨仿佛《小雅·大东》；兔丝女萝，情意同于《车辖》；《古诗十九首》中的作品，实在没有多大优劣之分。若一定要以禁止淫邪、端正风俗为宗旨，严格删削，那么虽然纠正了昭明太子的偏失，恐怕也会失去《国风》的意义。六代的浮华文风固然应当删去，但一定要使徐陵、庾信不能算作人，使陈、隋不能算作一个时代，未免太过分了。难道不是拘泥义理的过错吗？这番议论极为公允，深刻切中了它的弊病。所以真德秀虽然号称名儒，他的说法也卓然自成一理；但四五百年以来，除讲学家之外，没有人尊崇并采用它，难道不是因为这种做法不近人情，终究不能强行推行于天下吗？不过，如果专门拘守他的法则来评论文章，固然是矫枉过正；兼顾其中的义理，用来挽救浮华放荡的弊病，也未尝没有益处。收藏这部书的人家直到今天仍把它著录下来，也是有原因的。《续集》二十卷，全是北宋文章，缺少诗歌、辞命两门；只有叙事、议论两门，而末卷的议论文又只是有目录而没有文章，大概是尚未完成的本子，过去附在前集一起流传，现在也仍然一并著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天台前集》三卷、《前集别编》一卷、《续集》三卷、《续集别编》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考察这几部集子，都是汇集《天台题咏》而成。《前集》是宋代李庚的原本，林师蒧等人增修。其中都收录唐代以前的诗，成书于宁宗嘉定元年戊辰，有郡守、宣城人李兼所作《序》。《前集别编》一卷，是林师蒧的儿子表民编补的，又附录遗诗十二首，有陈耆卿《跋》和表民《自记》，题为癸未小至，即嘉定十六年。《续集》前两卷也是李庚的原本，后一卷则是林师蒧、林登、李次謩等人汇集编录的，收录宋初至宣和、政和年间人物的诗，也成书于嘉定元年。后面附有遗诗七首，《跋》中说这是十年前从会稽卖书人那里得到的，现在刻在《续集》之后。看来这篇《跋》也可能是表民所题。《续集别编》则是表民把所得到的南渡以后诸人的诗，以及《续集》中遗漏的作品，按次序汇集编成的。前五卷末有林表民的《自跋》，题作戊申中秋，这是理宗淳祐八年；后一卷末题作庚戌夏五，是淳祐十年。大概是父子相继搜集编纂，历经四十年后才成书。林庚字子长，爵位、籍贯和里居无从考知，只是李兼《序》中有“李棨出自其先公御史所搜集的文集”之语，又有“寓公李公”之语，那么他曾任御史，后来寓居天台。林师蒧字咏道，是临海人，曾任州学学谕；林表民字逢吉，他与林登、李次謩的仕宦经历都无法考知。林表民另有《赤城集》，诗文兼收；这部集子则只有诗而没有文章。虽然这里只是地方性的诗歌作品，但散佚的文集往往借此得以保存很少的一部分，足以成为考古者采择的资料；本来就应当和会稽《掇英总集》等书一样流传而不废。此书是明初刊本；但《前集》后题有“台州州学教授姚宜中校勘”一行，《前集别编》后题有“台州州学教授姜一容点检”一行，大概原来是依宋刻本翻刻，所以还保留旧式。只是每集之下用“元、亨、利、贞”四字分编。按： “贞”是宋仁宗的嫌名，宋代各书照例都要改字避讳，林师蒧等不应当在篇目中明显触犯庙讳，大概是重刻者擅自加上的吧？△《赤城集》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林表民编。集内载有吴子良《赤城续志序》，称他的字为逢吉，这与撰写《天台前集别编》的林表民相合。又说他是东鲁人，那么籍贯记载彼此不同；大概他的先世从曲阜迁到临海，所以按祖先的籍贯来称说，并不是另一个人。林表民曾续补陈耆卿的《赤城志》，又取其中《志》所没有收载的记志、书传、铭诔、赞颂等文章，汇集编成此书。书前有淳祐八年吴子良的《序》，说是分门汇编，并把诗合在一起。现在这部集子只有文章一百八十二篇，没有诗；而明代谢铎《赤城新志》记载，《赤城集》有二十八卷，内阁还有刻本，但此本也只有十八卷，疑心原本还有诗十卷，是传抄者脱漏散失了，已经不是完整的版本。△《妙绝古今》四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嘉靖乙卯南赣巡抚谈恺刊《书序》，后有南安知府王廷幹《跋》，但称为宋人所选，而不得其本末。《宋史艺文志》亦无此书之名。今以元赵汸《东山存稿》考之，盖汤汉所编也；汉有《东涧遗集》，已著录。是编甄辑古文，起《春秋左氏传》，讫眉山苏氏，凡二十一家，七十九篇，卷首原《序》有称“东涧书”者，即汉之自题：其称“紫霞老人”者，则赵汝腾所题。赵汸谓曾见鄱阳马公文，有《妙绝古今序》，后於书肆见是书，卷首不载马公之《序》，今此本亦无之；而马廷鸾《碧梧玩芳集》，世已失传，惟《永乐大典》间存一二，亦无此《序》，则其佚久矣。书中所录，代不数人，人不数首，似不足概古今作者，故赵汸称观马公词意若无取焉者，独汸以宋代衰微之故，与汉出处大概推阐其旨，以为南渡忍耻事雠；理宗容奸乱政，故取《左氏》、《国策》所载之事，以昭讽劝；而并及於汉、唐二代兴亡之由；又取屈原、乐毅、韩愈、孟东野《序》，欧阳修，苏子美诸篇，有感於士之不遇，而复进之於道，以庶几乎知所自反，其去取之间，篇篇具有深义，因作为题后以发明之。凡一千四百馀言，而汉著书之意始明，乃知以阙略议之者，由未论乎其世矣。书中间有评注，当亦出汉原本，今并录存之。《自序》称壬寅，乃理宗淳祐元年，盖犹其未仕时所选定云。△《唐僧宏秀集》十卷（内府藏本）宋李龏编。龏有《翦绡集》，已著录。此所选唐代释子之诗，自皎然以下凡五十二人，诗五百首。前有宝祐六年龏《自序》，采摭颇富，而亦时有不检。如释宝月《行路难》一首，载《玉台新咏》第九卷中，本非僻书；又锺嵘《诗品》下卷以齐释惠休、道猷、宝月共为一条，且详录其事。曰：《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云云。亦非僻事，龏乃录之第五卷中，殊为舛误。至贾岛始为浮屠，名无本。周朴始为浮屠，名清塞。后岛遇韩愈，劝返初服，仕至长江簿；朴为姚合所赏，亦加冠巾，黄巢之乱，抗节骂贼而死。其人在士大夫中亦卓然不愧於儒者。龏乃录其诗四十五首入此集，亦为不类。如云追录其为僧之作，则贾岛一集，何以又不采录？此亦自乱其例也。岂误以四卷所录《吟马嵬》、《濮上》诸诗之别一无本，为即岛耶？唐释能诗者众，其最著者莫过皎然、齐己、贯休。然皎然稍弱，贯休稍粗，要当以齐己为第一人。今观龏所录，如集中《听琴》、《剑客》、《登南岳祝融峰》诸篇，皆不见收，则别裁去取。亦未必尽诸僧所长，然唐僧有专集者，不过数家，其馀散见诸书，渐就澌灭。龏能裒合而存之，俾残章断简，一一有传於后；其收拾散亡，要亦不能谓之无功也。△《众妙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赵师秀编。师秀有《清苑斋集》，已著录。是集，录唐代五七言律诗，起沈佺期、讫王贞白，共七十六人，不甚诠次先后，五言居十之九，七言仅十之一。师秀之诗，太抵沿溯武功一派，意境颇狭，而是集乃以风度流丽为宗，多近中唐之格。冯氏《才调集》凡例，谓其惟取名句，殆不尽然。陈振孙《书录解题》不载其名。此本明季出自嘉兴屠用明家，寒山赵灵均以授常熟冯班，班寄毛晋刊之，始传於世。其书晚出，故谈艺家罕论及之。然其去取之间，确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托，疑当时偶尔选录，自供吟咏，非有意勒为一编，故前后无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传其诗法者，转相缮写，幸留於后耳。观其有近体而无古体，多五言而少七言，确为“四灵”门径，与其全集可以互相印证。明末作伪之人，断不能细意吻合如是也。△《江湖小集》九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书前有嘉靖乙卯年南赣巡抚谈恺刊刻的《书序》，书后有南安知府王廷幹的《跋》，但只说是宋人所选，却不知道它的始末。《宋史·艺文志》也没有这部书的名称。现在根据元代赵汸的《东山存稿》考察，大概是汤汉编的；汤汉有《东涧遗集》，已经著录。这部书搜集编选古文，起于《春秋左氏传》，止于眉山苏氏，共二十一家、七十九篇。卷首原来的《序》中有称作“东涧书”的，这就是汤汉自己所题；其中称作“紫霞老人”的，则是赵汝腾所题。赵汸说曾见鄱阳马公的文章，其中有《妙绝古今序》；后来在书肆见到这部书，卷首却没有收载马公的《序》，现在这个本子也没有。马廷鸾的《碧梧玩芳集》在世上已经失传，只有《永乐大典》中偶尔保存一两篇，也没有这篇《序》，那么它失佚已经很久了。书中所收，每个朝代不过几个人，每个人不过几首诗，似乎不足以概括古今作者，所以赵汸说，读马公的言辞和意旨，仿佛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赵汸因为宋代衰微的缘故，结合汤汉的出处，大致推阐其旨意，认为这是针对南渡后忍辱而向仇敌求和的事情；理宗容许奸邪、扰乱政事，所以选取《左氏传》《国策》所载的事迹，用来昭示讽谏劝诫；并且涉及汉、唐两代兴亡的原因；又选取屈原、乐毅、韩愈、孟东野的《序》，以及欧阳修、苏子美的各篇，感慨士人怀才不遇，又把他们引向正道，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反省自身。这样一来，选取和舍弃之间，篇篇都有深意，因此作了题在书后的文字来阐明它。总共一千四百多字，汤汉著书的意图才开始明白；由此才知道，那些认为本书有所缺略而加以批评的人，是因为没有考察它所处的时代。书中间有评注，也应当出自汤汉原本，现在一并抄录保存。《自序》称壬寅年，这是理宗淳祐元年，大概是他尚未出仕时选定编成的。△《唐僧宏秀集》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李龏编。李龏有《翦绡集》，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录唐代僧人的诗，从皎然以下共五十二人，诗五百首。书前有宝祐六年李龏的《自序》，采集得相当丰富，但有时也不加考察。例如释宝月的《行路难》一首，载在《玉台新咏》第九卷中，并不是冷僻的书；又锺嵘《诗品》下卷把齐代僧人惠休、道猷、宝月列为一条，并且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说：“《行路难》是东阳柴廓创作的，宝月曾在他家休息，适逢柴廓去世，便趁机窃取据为己有。柴廓的儿子带着手稿出都，想要控告这件事，于是宝月用厚礼行贿，使他停止控告。”等等。这也不是冷僻的事，李龏却把它编入第五卷，实在错误。至于贾岛，起初出家为僧，法名无本；周朴起初出家为僧，法名清塞。后来贾岛遇到韩愈，韩愈劝他恢复原来的服饰，他做到长江县主簿；周朴受到姚合赏识，也重新戴冠着巾。黄巢之乱时，他坚守节操，辱骂贼军而死。他们这些人在士大夫中也都卓然出众，并不愧于儒者。李龏却把贾岛的诗四十五首收入这部集子，也不合体例。如果说是追录他出家为僧时所作的诗，那么贾岛的诗集为什么又不一并选录？这也是自己扰乱体例。难道是误以为第四卷所收《吟马嵬》《濮上》等诗的另一个无本，就是贾岛吗？唐代能写诗的僧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不过皎然、齐己、贯休。然而皎然稍显柔弱，贯休稍显粗疏，总应当以齐己为第一人。现在看李龏所收的诗，如集中《听琴》《剑客》《登南岳祝融峰》等篇，都没有收录，可见他的取舍另有标准，也未必完全收取各僧人所长。不过唐代有专集流传的僧人，只有几家，其余散见于各书中的作品逐渐消亡。李龏能够搜集合并而保存下来，使残章断简一一得以流传后世；他收拾散佚作品的功劳，也不能说没有。△《众妙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师秀编。这部集子收录唐代五言、七言律诗，起于沈佺期，止于王贞白，共七十六人；先后次序编排得不很严密，五言诗占十分之九，七言诗只有十分之一。赵师秀的诗，大体上沿袭、追溯武功一派，意境颇为狭窄；而这部集子却以风度流丽为宗旨，大多接近中唐的风格。冯氏《才调集》的凡例说它只选取名句，大概并不完全如此。陈振孙《书录解题》没有记载它的名称。这个本子在明代末年出自嘉兴屠用明家，寒山赵灵均把它传给常熟冯班，冯班寄给毛晋刊刻，这才流传于世。由于它出书较晚，所以谈论诗艺的人很少提到它。然而它在取舍之间确实有一定法度，不像明人假托的作品，疑心是当时偶然选录供自己吟咏，并非有意刻成一部书，所以前后没有序跋，也没有刊刻印行于世。只是传授它诗法的人辗转抄写，幸而留存到后世。看它有近体诗而没有古体诗，多五言而少七言，确实是“四灵”的门径，与赵师秀的全集可以互相印证。明末作伪的人，决不能如此细致地吻合。△《江湖小集》九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宋陈起编。起字宗之，钱塘人，开书肆於睦亲坊，亦号陈道人。今所传宋本诸书，称临安陈道人家开雕者，皆所刻也。是集所录凡六十二家：洪迈二卷，僧绍嵩七卷，叶绍翁一卷，严粲一卷，毛珝一卷，邓林一卷，胡仲参一卷，陈鉴之一卷，徐集孙一卷，陈允平一卷，张至龙一卷，杜旃一卷，李龏三卷，施枢二卷，何应龙一卷，沈说一卷，王同祖一卷，陈起一卷，吴仲孚一卷，刘翼一卷，朱继芳二卷，林尚仁一卷，陈必复一卷，斯植二卷，刘过一卷，叶茵五卷，高似孙一卷，敖陶孙二卷附《诗评》，朱南杰一卷，余观复一卷，王琮一卷，刘仙伦一卷，黄文雷一卷，姚镛一卷，俞桂三卷，薛嵎一卷，姜夔一卷，周文璞三卷，危稹一卷，罗与之二卷，赵希<木路>一卷，黄大受一卷，吴汝弌一卷，赵崇鉘一卷，葛天民一卷，张弋一卷，邹登龙一卷，吴渊二卷，宋伯仁一卷，薛师石一卷，附诸《跋》及《墓志》，高九万一卷，许棐四卷，戴复古四卷，利登一卷，李涛一卷，乐雷发四卷，张蕴一卷，刘翰一卷，张良臣一卷，葛起耕一卷，武衍二卷、林同一卷。内惟姚镛、周文璞、吴渊、许棐四家，有赋及杂文，馀皆诗也。案：方回《瀛奎律髓》曰，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塘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俱与之善，刊《江湖集》以售，刘潜夫《南岳稿》亦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本改刘屏山句也。或嫁“秋雨春风”句，为敖器之所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版，二人皆坐罪，而宗之坐流配。於是，诏禁士大夫作诗。绍定癸巳，弥远死，诗禁乃解。今此本无刘克庄《南岳稿》，且弥远死於绍定六年，而此本诸集多载端平、淳祐、宝祐纪年，反在其后；又张端义《贵耳集》，自称其輓周晋仙诗载《江湖集》中，而此本无端义诗；又周密《齐东野语》载，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適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曰：“未必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免焉。（案：此说与方回所记小异，未详孰是。）而此本无曾极诗，亦无赵师秀诗，且洪迈、姜夔皆孝宗时人，而迈及吴渊位皆通显，尤不应列之江湖，疑原本残阙，后人掇拾补缀，已非陈起之旧矣，宋末诗格卑靡，所录不必尽工。然南渡后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是书以传，其摭拾之功亦不可没也。△《江湖后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宋陈起编。案：起以刻《江湖集》得名，然其书刻非一时，版非一律，故诸家所藏如黄俞邰、朱彝尊、曹栋、吴焯、及花谿徐氏、花山马氏诸本，少或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辗转传抄，真赝错杂，莫详孰为原本。今检《永乐大典》所载，有《江湖集》，有《江湖前集》，有《江湖后集》，有《江湖续集》，有《中兴江湖集》诸名。其接次刊刻之迹，略可考见。以世传《江湖集》本互校，其人为《前集》所未有者，凡巩丰、周弼、刘子澄、林逢吉、林表民、周端臣、赵汝鐩、郑清之、赵汝绩、赵汝回、赵庚夫、葛起文、赵崇嶓、张榘、姚宽、罗椅、林昉、戴植、林希逸、张炜、万俟绍之、储泳、朱复之、李时可、盛烈、史卫卿、胡仲弓、曾由基、王谌、李自中、董杞、陈宗远、黄敏求、程炎子、刘植、张绍文、章采、章粲、盛世宗、程垣、王志道、萧澥、萧元之、邓允端、徐从善、高吉、释圆悟、释永颐，凡四十八人。考林逢吉即林表民之字，盖前后刊版，所题偶异，实得四十七人。又《诗馀》二家，为吴仲方、张辑，共四十九人。有其人已见《前集》，而诗为《前集》未载者，凡敖陶孙、李龏、黄文雷、周文璞、叶茵、张蕴、俞桂、武衍、胡仲参、姚镛、戴复古、危稹、徐集孙、朱继芳、陈必复、释斯植及起所自作，共十七人。惟是当时所分诸集，大抵皆同时之人。随得随刊，稍成卷帙，即别立一名以售，其分隶本无义例，故往往一人之诗，而散见於数集之内。如一一复其旧次，转嫌割裂参差，难於寻检，谨校验前集，删除重复，其馀诸集，悉以人标目，以诗系人，合为一编，统名之曰《江湖后集》。庶条理分明，篇什完具，俾宋季诗人姓名、篇什湮没不彰者，一一复显於此日，亦谈艺之家见所未见者矣。△《三体唐诗》六卷（内府藏本）
译旧本题作宋代陈起编。陈起字宗之，是钱塘人，在睦亲坊开设书肆，也号称陈道人。现在流传的宋本书籍中，称作“临安陈道人家开雕”的，都是他所刻。这部集子所收共六十二家：洪迈二卷，僧绍嵩七卷，叶绍翁一卷，严粲一卷，毛珝一卷，邓林一卷，胡仲参一卷，陈鉴之一卷，徐集孙一卷，陈允平一卷，张至龙一卷，杜旃一卷，李龏三卷，施枢二卷，何应龙一卷，沈说一卷，王同祖一卷，陈起一卷，吴仲孚一卷，刘翼一卷，朱继芳二卷，林尚仁一卷，陈必复一卷，斯植二卷，刘过一卷，叶茵五卷，高似孙一卷，敖陶孙二卷，附《诗评》，朱南杰一卷，余观复一卷，王琮一卷，刘仙伦一卷，黄文雷一卷，姚镛一卷，俞桂三卷，薛嵎一卷，姜夔一卷，周文璞三卷，危稹一卷，罗与之二卷，赵希<木路>一卷，黄大受一卷，吴汝弌一卷，赵崇鉘一卷，葛天民一卷，张弋一卷，邹登龙一卷，吴渊二卷，宋伯仁一卷，薛师石一卷，附各篇《跋》和《墓志》，高九万一卷，许棐四卷，戴复古四卷，利登一卷，李涛一卷，乐雷发四卷，张蕴一卷，刘翰一卷，张良臣一卷，葛起耕一卷，武衍二卷，林同一卷。其中只有姚镛、周文璞、吴渊、许棐四家有赋和杂文，其余全是诗。按：方回《瀛奎律髓》说，宝庆初年史弥远废立皇帝的时候，钱塘书肆的陈起宗之能写诗，所有江湖诗人都和他友善，他刊刻《江湖集》出售，刘潜夫的《南岳稿》也在其中。宗之作诗有这样的句子：“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这本来是改写刘屏山的诗句。有的人把“秋雨春风”这两句说成是敖器之所作。言官又把刘潜夫《梅诗论列》一并牵连，将《江湖集》的书版劈毁，两人都因此获罪，陈起则被流配。于是下诏禁止士大夫作诗。绍定癸巳年，史弥远去世，诗禁才解除。现在这个本子没有刘克庄的《南岳稿》，而且史弥远死于绍定六年，但此本各集多载端平、淳祐、宝祐年号，反而都在史弥远死后；又张端义《贵耳集》自称，他悼念周晋仙的诗载在《江湖集》中，但此本没有张端义的诗；又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宝庆年间李知孝任言官时，和曾极、景建有嫌隙，常想寻找事端报复他们，恰好曾极有《春诗》说：“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乱时多。”这首诗刊在《江湖集》中；于是又改写刘子翚《汴京纪事》中的一联：“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认为这是指巴陵和史丞相。等到刘潜夫《黄巢战场》诗说：“未必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于是都被指为诽谤讥刺。同时受到牵连的人，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以及刊刻诗集的陈起，都不能幸免。（按：这种说法与方回所记略有不同，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而这个本子没有曾极的诗，也没有赵师秀的诗；况且洪迈、姜夔都是孝宗时人，洪迈和吴渊的官位都很显达，更不应列入“江湖”，疑心原本已经残缺，后人搜集补缀，已经不是陈起的旧本了。宋末诗歌格调卑弱靡丽，所收作品未必都工整。但南渡以后的诗人姓氏，很多并不显著，依靠这部书才得以流传，它搜集保存作品的功劳也不可抹杀。△《江湖后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陈起编。按：陈起因刻《江湖集》而闻名，但这部书并非一次刻成，书版也不统一，所以各家所藏的本子，如黄俞邰、朱彝尊、曹栋、吴焯，以及花谿徐氏、花山马氏等本，少的有二十八家，多的有六十四家，辗转传抄，真本和伪本混杂，无法详知哪一个是原本。现在查考《永乐大典》所载，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名称。从它们承接次第和刊刻的痕迹，大致可以考见。拿世间流传的《江湖集》本互相校对，其中人物为《前集》所未收的，共有巩丰、周弼、刘子澄、林逢吉、林表民、周端臣、赵汝鐩、郑清之、赵汝绩、赵汝回、赵庚夫、葛起文、赵崇嶓、张榘、姚宽、罗椅、林昉、戴植、林希逸、张炜、万俟绍之、储泳、朱复之、李时可、盛烈、史卫卿、胡仲弓、曾由基、王谌、李自中、董杞、陈宗远、黄敏求、程炎子、刘植、张绍文、章采、章粲、盛世宗、程垣、王志道、萧澥、萧元之、邓允端、徐从善、高吉、释圆悟、释永颐，共四十八人。考察可知，林逢吉就是林表民的字，大概是前后刊版时题写偶有不同，实际得到的是四十七人。又有《诗馀》二家，即吴仲方、张辑，共四十九人。有些人的姓名已经见于《前集》，但诗作是《前集》没有收录的，共有敖陶孙、李龏、黄文雷、周文璞、叶茵、张蕴、俞桂、武衍、胡仲参、姚镛、戴复古、危稹、徐集孙、朱继芳、陈必复、释斯植以及陈起自己的作品，共十七人。只是当时分编的各集，大体都是同时代人的作品，随得到一些就随即刊刻，稍微编成一卷，就另立一个名称出售；它们的分编本来没有规则，所以往往同一个人的诗散见于几部集子之中。如果一一恢复原来的次序，反而会显得割裂参差，不便查找。现谨慎校验《前集》，删除重复内容；其余各集，全部以人为篇目，以诗归属人物，合编为一部，总名为《江湖后集》。希望条理清楚，篇章完整，使宋末诗人的姓名和作品中那些湮没而不显的内容，在今天一一重新显现，也让谈论诗艺的人能够见到过去没有见过的作品。△《三体唐诗》六卷（内府藏本）
宋周弼编。弼有《汶阳端平诗隽》，已著录。是编乃所选唐诗，其曰三体者，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也。首载选例，七言绝句分七格，一曰“实接”、一曰“虚接”、一曰“用事”、一曰“前对”、一曰“后对”、一曰“拗体”、一曰“侧体”。七言律诗分六格，一曰“四实”、一曰“四虚”、一曰“前虚后实”、一曰“前实后虚”、一曰“结句”、一曰“咏物”。五言律诗分七格，前四格与七言同，后三格一曰“一意”，一曰“起句”，一曰“结句”。宋末风气日薄。诗家多不工古体，故赵师秀《众妙集》、方回《瀛奎律髓》所录者，无非近体，弼此书亦复相同。所列诸格，尤不足尽诗之变。而其时诗家授受，有此规程，存之亦足备一说。考范晞文《对床夜语》曰：周伯弼选唐人家法，以四实为第一格，四虚次之，虚实相半又次之。其说四实，谓中四句皆景物而实也。於华丽典重之中，有雍容宽厚之态，此其妙也。昧者为之，则堆积窒塞，而寡於意味矣。是编一出，不为无补。后学有识高见卓，不为时习薰染者，往往於此解悟。间有过於实而句未飞健者，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讥。然刻鹄不成尚类鹜，岂不胜於空疏轻薄之为？使稍加探讨，何患古人之不我同也。云云。又申明其“四虚”之说，及前实后虚、前虚后实之说，颇为明白，乃知弼撰是书，盖以救江湖末派油腔滑调之弊。与《沧浪诗话》各明一义，均所谓有为言之者也。旧有元释圆至注，疏陋殊甚，已别存其目。此本为高士奇所补正，虽未能本本元元，尽得出典，而文从字顺，视旧注差清整矣。△《论学绳尺》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魏天应编，林子长注。天应号梅墅，自称乡贡进士；子长号笔峰，官京学教谕，皆闽人也。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录之文，分为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每题先标出处，次举立说大意，而缀以评语，又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盖建阳书肆所刊，岁久颇残阙失次。明福建提学佥事游明访得旧本，重为校补，又以原注多所讹误，并为考核增损，付书坊刊行。何乔新《椒邱集》有是书《序》，今本不载，盖佚脱也。考宋礼部贡举条式，元祐法以三场试士，第二场用论一首，绍兴九年定以四场试士，第三场用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成。经义、诗赋二科并同。又载绍兴九年国子司业高闶《札子》，称太学旧法，每旬有课，月一周之；每月有试，季一周之。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云云。是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故有专辑一编以备揣摩之具者。天应此集，其偶传者也。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於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编以“绳尺”为名，其以是欤？绍兴重修贡举式中，试卷犯点抹条下，有论策经义连用本朝人文集十句之禁。知拘守之馀，变为剽窃，故以是防其弊矣。然当日省试中选之文，多见於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吴都文粹》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郑虎臣编。案：《苏州府志》，虎臣字景兆，曾为会稽尉，宋德祐初，自请监押贾似道，杀之於木绵菴者，即其人也。是书於吴郡遗文，综缉颇富，其中若李寿朋之《劄补新军》，汪应辰之《申奏许浦水军》，赵肃之《三十六浦利害》，郏亶之《至和塘六得六失》诸篇，均有关兵农大计。其他舆地沿革，亦多有因文以著者，如书中龚颐正《企贤堂记》曰：长洲为县，肇唐万岁通天中；而《吴地记》则云，建自贞观七年。考唐《地理志》，与颐正之《记》合，可以证《吴地记》之讹。又《吴地记》云：常熟县改自唐贞观九年。而书中范成大《常熟县题名记》曰：县旧为毗陵，至梁而改，又可与《吴地记》考异，盖是书虽称文粹，实与地志相表里。东南文献，藉是有徵；与范成大《吴郡志》相辅而行，亦如骖有靳矣。△《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宋代周弼编。周弼有《汶阳端平诗隽》，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选编的唐诗，所谓“三体”，就是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律诗。卷首载有选诗条例：七言绝句分为七格，一叫“实接”，一叫“虚接”，一叫“用事”，一叫“前对”，一叫“后对”，一叫“拗体”，一叫“侧体”。七言律诗分为六格，一叫“四实”，一叫“四虚”，一叫“前虚后实”，一叫“前实后虚”，一叫“结句”，一叫“咏物”。五言律诗分为七格，前四格与七言律诗相同，后三格一叫“一意”，一叫“起句”，一叫“结句”。宋末风气日益衰薄，诗人大多不擅长古体诗，所以赵师秀《众妙集》、方回《瀛奎律髓》所收的无非是近体诗，周弼这部书也同样如此。所列这些格式，尤其不足以穷尽诗歌的变化。但当时诗人之间传授诗法，有这样一套规则，把它保存下来，也足以作为一种说法。考察范晞文《对床夜语》说：周伯弼选取唐人作诗的家法，以“四实”为第一格，“四虚”次之，虚实相半又次之。他所说的“四实”，是指中间四句全都是景物描写，内容充实。在华丽典雅、庄重厚重之中，有从容宽厚的气度，这就是它的妙处。昧于此道的人去写，就会堆砌拥塞，缺少意味。这部书一出现，并不是没有补益。后来的学生中有见识高、见解卓越、不受当时习气熏染的人，往往从这里得到领悟。其中偶尔有过于追求充实、但诗句还不够飞动劲健的，也可以用来引起有些人关于闭塞的讥评。然而即使刻画天鹅没有成功，尚且还像野鸭，难道不胜过空疏轻薄的作品吗？假使再稍加探究研习，又何必担心不能与古人相同呢？如此等等。他又进一步说明“四虚”的说法，以及“前实后虚”“前虚后实”的说法，讲得颇为明白，这才知道周弼编写这部书，大概是为了挽救江湖诗派末流油滑轻佻的弊病。它和《沧浪诗话》各自阐明一个道理，都是所谓有感于时弊而发言的作品。旧有元代释圆至的注本，文字粗疏浅陋得很，已经另行保存其书目。这个本子由高士奇补正，虽然还不能逐本逐篇地完全考得出处，但文辞通顺、字句妥当，比旧注清楚整齐得多。△《论学绳尺》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魏天应编纂，林子长作注。魏天应号梅墅，自称乡贡进士；林子长号笔峰，官任京学教谕，两人都是闽人。这部书辑录当时科场应试的论，卷首冠以《论诀》一卷。所收文章分为十卷，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都各十六首，每两首编为一格，共七十八格。每道题先标明出处，接着说明立论的大意，再附上评语，又把典故略作注释，分列在正文下面。此书大概是建阳书坊刊刻的，年代久远，颇有残缺错乱。明代福建提学佥事游明访得旧本，重新校订补正；又因为原注多有错误，便加以考核增删，交给书坊刊行。何乔新的《椒邱集》中有这部书的《序》，今本没有收载，大概已经散佚脱落了。考察宋代礼部贡举条式，元祐年间的规定是分三场考试士人，第二场作论一首；绍兴九年规定分四场考试士人，第三场作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完成。经义、诗赋两科也都相同。又载有绍兴九年国子司业高闶的《札子》，说太学旧制是每十日有一次课试，每月举行一次周考；每月有一次考试，每季举行一次周考。都以经义为主，同时兼习论策，如此等等。可见当时每次考试都必有一篇论，比其他文体需要应用的地方更多，所以有人专门辑成一编，作为揣摩学习的材料。魏天应这部集子，就是偶然流传下来的。这种文章起初还不拘泥于固定格式，如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从不屑于拘守头、项、心、腹、腰、尾的格式。南渡以后，讲求逐渐严密，程式也逐渐严格，主考官执定格式来取士，应试者也依循固定格式以求合格，于是“双关三扇”的说法兴起，科场文章便有了另外一套规范；即使有纵横奇伟的才华，也不能超越它。这部书以“绳尺”为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绍兴年间重修贡举式，其中在试卷犯点抹条下规定，论策、经义不得连续引用本朝人文集十句。可见拘守格式到了后来，便变成剽窃，所以用这种规定来防止弊端。然而当时省试中选的文章，很多见于此书，保存它可以考察一个朝代的制度。而且其中的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等格式，实际上是后来“八比”的开端，也足以看出制举文章的源流所自。△《吴都文粹》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郑虎臣编纂。考察《苏州府志》，郑虎臣字景兆，曾任会稽尉；宋德祐初年，他自请监押贾似道，并在木绵菴将其杀死，就是这个人。这部书辑录吴郡遗文，搜集相当丰富。其中如李寿朋的《劄补新军》、汪应辰的《申奏许浦水军》、赵肃的《三十六浦利害》、郏亶的《至和塘六得六失》等篇，都关系到兵农大计。其他关于地理沿革的内容，也有很多是凭借文章加以考订的。例如书中龚颐正的《企贤堂记》说：长洲设置为县，始于唐万岁通天年间；而《吴地记》却说，建置于贞观七年。考察唐代《地理志》，与龚颐正的《记》相合，可以证明《吴地记》的记载有误。又《吴地记》说：常熟县是在唐贞观九年改置的；而书中范成大的《常熟县题名记》说：该县原来是毗陵，到梁代才改名。这又可以用来与《吴地记》互相考订。可见这部书虽然称为《文粹》，实际上与地方志互相参证。东南地区的文献，借此可以得到考证；它与范成大的《吴郡志》相辅而行，也如同车驾两旁的骖马各有靳绊一样。△《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庐陵王霆震亨福编，不著时代。观其标识名字，魏徵犹作“魏证”，而宋人奏议於朝廷国家诸字皆空一格，盖南宋书肆本也。卷端题“新刊诸儒评点”字，凡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楼昉之《迂斋古文标注》，一圈一点，无不具载。其理宗时所刊乎？集以十干为纪，而自甲至癸皆称曰“前某集”，则有“后集”而佚之矣。凡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录自春秋以逮南宋，计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虽多习见之作，而当日名流，其集不传於今者？如马存、程大昌、陈谦、方恬、郑景望诸人，亦颇赖以存。所引诸评，如槐城、松斋、斅斋、郎学士《戴溪笔议》、《东塾燕谈》之类，今亦罕见其书，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选本，传世者稀，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循览也。△《文章轨范》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谢枋得编。枋得有《叠山集》，已著录。是集，所录汉、晋、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韩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欧阳修之文各五，苏洵之文四，苏轼之文十二。其馀诸葛亮、陶潜、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覯、李格非、辛弃疾，人各一篇而已。前二卷题曰《放胆文》，后五卷题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点，其六卷《岳阳楼记》一篇，七卷《祭田横文》，《上梅直讲书》、《三槐堂铭表忠观碑》，《后赤壁赋》，《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序》七篇，皆有圈点而无批注。盖偶无独见，即不填缀以塞白，犹古人淳实之意。其《前出师表》、《归去来辞》，乃并圈点亦无之，则似有所寓意。其门人王渊济《跋》，谓汉丞相、晋处士之大义清节，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会也。前有王守仁《序》，称为当时举业而作，然凡所标举，动中窾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旧本以“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分标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观第三卷批有先熟“侯王”两集之语，则此本为枋得原题。近刻乃以意改窜之，虽无关大义，亦足见坊刻之好改古书，不可据为典要也。△《月泉吟社》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吴渭编。渭字清翁，号潜斋，浦江人。尝官义乌令，入元后退居吴溪，立月泉吟社，至元丙戌、丁亥间，征《赋春日田园杂兴诗》，限五、七言律体，以岁前十月分题，次岁上元收卷，凡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致方凤、谢翱、吴思齐评其甲乙。凡选二百八十人，以三月三日揭榜。此本仅载前六十人，共诗七十四首。又附录句图三十二联，而第十八联佚其名，盖后人节录之本，非完书也。其人皆用寓名，而别注本名於其下。如第一名连文凤，改称“罗公福”之类，未详其意，岂凤等校阅之时，欲示公论，以此代糊名耶？首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次列六十人之诗，各为评点，次为摘句，次为赏格及送赏启，次为诸人覆启，亦皆节文。其人大抵宋之遗老，故多寓遯世之意，及《听杜鹃》、《餐薇蕨语》。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清新尖刻，别自一家，而怪所品高下未当。为移第六名子进为第一，第十三名魏子大为第二，第九名全泉翁为第三，第五名山南隐逸为第四，第十五名蹑云为第五，第四名仙村人为第六，第十一名方赏为第七，第三名高宇为第八，第四十二名俞自得为第九，第二十五名槐空居士为第十，第四十三名东湖散人为十一，第三十七名徐端甫为十二，第四十四名仇近村为十三，第三十一名陈希邵为十四，第五十三名子直为十五，第二名司马澄翁为十六，第四十五名陈纬孙为十七，第五十一名闻人仲伯为十八，第五十九名君瑞为十九，第十七名田起东为二十，第一名罗公福为二十一。然诸诗风格相近，无大优劣，士祯所移，与凤等所定，均各随一时之兴，未见此之必是，彼之必非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元季国初，东南士人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於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取罗公福为首，其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云云。则凤等所定，东阳固以为允矣。△《文选补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陈仁子编。仁子有《牧莱脞语》，已著录。是书前有庐陵赵文《序》，述仁子之言，谓《文选》存《封禅书》，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剧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锡文》，何如存《蕃、固诸贤论列》？《出师表》不当删去《后表》；《九歌》不当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当止存《涉江》。《汉诏令》取武帝不取高、文，《史论赞》取班、范，不取司马迁。
译旧本题作庐陵王霆震亨福编，不注明时代。从书中的字样来看，魏徵还写作“魏证”，而宋人奏议中“朝廷”“国家”等字都空一格，大概是南宋书坊刊本。卷首题有“新刊诸儒评点”字样，凡是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楼昉的《迂斋古文标注》，都用圈点标出，毫无遗漏。这大概是理宗时刊行的吧？全书以十干为次序，从甲到癸都称为“前某集”，那么应当还有“后集”，只是已经散佚了。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收文章上自春秋，下至南宋，共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代文章占十分之八。虽然多是人们熟悉的作品，但当时名流中有些人的文集今天已经不流传了，例如马存、程大昌、陈谦、方恬、郑景望等人，也多依靠此书保存下来。书中引用的各种评论，如槐城、松斋、斅斋、郎学士的《戴溪笔议》《东塾燕谈》之类，今天也很少见到这些书，而且有些评论者的姓名已经无法考知。宋人的选本，流传到今天的很少，抄录保存下来，也足以帮助阅览和考察。△《文章轨范》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谢枋得编纂。谢枋得有《叠山集》，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所收汉、晋、唐、宋文章共六十九篇，其中韩愈的文章三十一篇，柳宗元、欧阳修的文章各五篇，苏洵的文章四篇，苏轼的文章十二篇。其余诸葛亮、陶潜、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覯、李格非、辛弃疾，每人只收一篇。前两卷题为《放胆文》，后五卷题为《小心文》，各篇都有批注和圈点。其中第六卷的《岳阳楼记》，第七卷的《祭田横文》《上梅直讲书》《三槐堂铭》《表忠观碑》《后赤壁赋》《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序》七篇，都有圈点而没有批注。这大概是因为偶尔没有独到见解，便不勉强增写来充数，还保留着古人淳朴诚实的意味。至于《前出师表》《归去来辞》，连圈点也没有，似乎另有寓意。他的门人王渊济在《跋》中说，汉丞相、晋处士的大义和清节，正是谢枋得深深寄托的意思，并非牵强附会。书前有王守仁的《序》，说这是为当时科举应试而作；然而书中所标举的内容，往往都切中要害。总的说来，古文的写作法则也不外乎这些。旧本把“王侯将相有种乎”七个字分别标在七卷之前，近刻本则用“九重春色醉仙桃”七个字替换了它。看第三卷批语中有“先熟‘侯王’两集”的话，可知这个本子采用的是谢枋得原来的题目。近刻本竟凭意改窜，虽然不涉及大义，也足以看出坊刻本喜欢擅自改动古书，不能把它当作典范依据。△《月泉吟社》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吴渭编纂。吴渭字清翁，号潜斋，浦江人。曾任义乌令，入元以后退居吴溪，创立月泉吟社。至元丙戌、丁亥年间，征集《赋春日田园杂兴诗》，限定为五言、七言律诗体，以前一年十月分题，次年上元收卷，共收到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邀请方凤、谢翱、吴思齐评定甲乙。共选二百八十人，于三月三日张榜。此本只收录前六十人，共七十四首诗。又附录句图三十二联，但第十八联佚失了姓名，看来是后人节录的本子，不是完整的书。这些人都使用化名，并在下面另注本名。例如第一名连文凤，改称“罗公福”之类，未详其中含义。难道是连文凤等人在评阅时，想表示这是公众评定，因而用这种方式代替糊名吗？卷首先刊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接着列出六十人的诗作，各篇都加以评点；然后是摘句，再后是赏格和送赏启，最后是各人的复启，也都节录了文章。这些人大多是宋代遗民，所以多有隐遁避世的意味，以及《听杜鹃》《餐薇蕨语》这样的题目。王士祯《池北偶谈》称这些诗清新尖刻，自成一家，却认为评定的高下很不恰当。于是他把第六名子进移为第一，第十三名魏子大移为第二，第九名全泉翁移为第三，第五名山南隐逸移为第四，第十五名蹑云移为第五，第四名仙村人移为第六，第十一名方赏移为第七，第三名高宇移为第八，第四十二名俞自得移为第九，第二十五名槐空居士移为第十，第四十三名东湖散人移为第十一，第三十七名徐端甫移为第十二，第四十四名仇近村移为第十三，第三十一名陈希邵移为第十四，第五十三名子直移为第十五，第二名司马澄翁移为第十六，第四十五名陈纬孙移为第十七，第五十一名闻人仲伯移为第十八，第五十九名君瑞移为第十九，第十七名田起东移为第二十，第一名罗公福移为第二十一。然而各首诗的风格相近，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王士祯的调整，与方凤等人的评定，都不过是各自随着一时的兴致而定，不能看出这个一定正确、那个一定错误。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元代末年、明代初年，东南士人重视诗社，每逢有财力的人便主持诗社，聘请诗人担任考官。隔年把题目封好，发给各郡擅长作诗的人，约定次年春天交卷私试，开榜排列名次，并把优秀作品刻印出来，大致如同科举的办法。如今世上流传的，只有浦江吴氏的“月泉吟社”，把罗公福列为第一；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没有很突出的警策之作，但卷中也没有能超过它的，等等。这样看来，方凤等人的评定，李东阳本来就认为是恰当的。△《文选补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陈仁子编纂。陈仁子有《牧莱脞语》，已经著录。书前有庐陵赵文的《序》，转述陈仁子的话，说《文选》保存《封禅书》，为什么不保存《天人三策》？保存《剧秦美新》，为什么不保存《更生封事》？保存《魏公九锡文》，为什么不保存“蕃、固诸贤”的论列？《出师表》不应删去《后表》；《九歌》不应只保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应只保存《涉江》。《汉诏令》选取汉武帝的，不选取高帝、文帝的；《史论赞》选取班固、范晔的，不选取司马迁的。
渊明《诗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不当以“诗赋”先“诏令、奏疏”，使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其排斥萧统甚至，盖与刘履《选诗补注》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说者。然正宗主於明理，文选原止於论文，言岂一端，要各有当，仁子以彼概此，非通方之论也。且所补司马谈《六家要旨论》，则齐黄老於六经；鲁仲连《遗燕将书》，则教人以叛主。高帝《鸿鹄歌》情锺嬖爱，扬雄《反离骚》事异忠贞，蔡琰《胡笳十八拍》非节烈之言，《越人歌》、《李延年歌》直淫亵之语；班固《燕然山铭》，实为贡谀权臣，董仲舒《火灾对》亦不免附会经义。律以正宗之法，皆为自乱其例，亦非能恪守真氏者，至於宋王《微咏赋》，讹为宋玉《微咏赋》，则姓名时代并讹；引佛经横陈之说以注《讽赋》，则庞杂已甚；荆轲《易水歌》与《文选》重出，亦为不检。观所著《牧莱脞语》，於古文、时文之格律尚未分明。则排斥古人，亦贸贸然徒大言耳。然其说云补《文选》，不云竟以废《文选》，使两书并行，各明一义，用以济专尚华藻之偏，亦不可谓之无功。较诸举一而废百者，固尚有间焉。△《苏门六君子文粹》七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不著编辑者名氏。卷首凡例称，或传为陈亮所辑。然亮辑欧阳《文粹序》，载《龙川集》，而此书之序无考，则未必出於亮也。《宋史》称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为苏门四学士。而此益以陈师道、李廌，称苏门六君子者，盖陈、李虽与苏轼交甚晚，而师道则以轼荐起官，廌亦以文章见知於轼，故以类附之也。其文皆从诸家集中录出，凡《淮海集》十四卷，《宛邱集》二十二卷，《济北集》二十一卷，《济南集》五卷，《豫章集》四卷，《后山集》四卷。颇有一篇之中，刊去首尾繁文，仅存其要语者。观其所取，大抵议论之文居多，盖坊肆所刊，以备程试之用也。陆游《老学菴笔记》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云云。盖风会所趋，并其从游之士，亦为当代所摹拟矣。然其去取谨严，犹工文之士所辑，且李廌集，世无传本。今始从《永乐大典》裒辑成帙，颇藉此书相补苴；又张耒集，写本仅存，字多舛误；陈师道集，刊本较诗差详，较文则略，亦颇藉此书以勘正云。△《三国文类》六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编辑人名氏。今流传有宋刊本。然《宋史艺文志》载此书，注云：集者不知名，则当时已无可考矣。案：柳宗元《河东集》，有柳宗直《西汉文类序》，其文皆采之《汉书》；是编惟采《三国志》之文，盖沿其例。凡分二十三门：曰《诏书》，曰《教令》，曰《表奏》，曰《书疏》，曰《谏诤》，曰《戒责》，曰《荐称》，曰《劝说》，曰《对问》，曰《议》，曰《论》，曰《书》，曰《笺》，曰《评》，曰《檄》，曰《盟》，曰《序》，曰《祝文》，曰《祭文》，曰《诔》，曰《诗赋》，曰《杂文》，曰《传》。所采上涉汉末，而下及晋初，则以《魏志太祖纪》，其事皆在建安，而裴松之注，所采多晋人书也。惟其中《劝说》、《对问》二门，皆当时口语，本非词翰，取盈卷帙，於义未安。又陈寿所评正犹马、班之赞，摘出别立篇名，亦乖体例。以其宋人旧本，姑存之以备考证焉。△《增注唐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明正德丁丑新安汪灿《序》，惟言旧刊《唐策》，不知谁集，考书中魏徵作“魏证”，与《古文集成》同，则亦宋人作也。其集中所录，兼有唐人策论、书状、表奏之文，而独以《唐策》为名者，盖辑以备答策之用，从所重耳。每篇略标其要语於上方，而卷前目录又摘其所标之语於题下，中间注语有“崇曰”、“张曰”、“李曰”、“窦曰”、“董曰”诸目，“崇曰”一处作“王崇”，则是其名，而馀又皆题其姓，均莫详其所自，亦不知诸人为谁。殆当时盛行，其本互相训释，而书贾合刊之耳。所注虽简略，而所录皆唐人名作，持择颇审，非明代坊选，冗滥无序者可比，存之亦足备采择也。△《十先生奥论》四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陶渊明是“诗家冠冕”，却十篇中只保存了一两篇；又不应把“诗赋”排在“诏令、奏疏”之前，使君臣的次序失当，质朴与文采的先后也不合适。他对萧统的排斥到了极点，大概是因为与刘履《选诗补注》一样，私下取法于《文章正宗》的说法。然而《文章正宗》以阐明义理为主，《文选》原本只限于评论文章，言论难道只有一个标准吗？各自都有适当之处。陈仁子用那一套标准概括这一套，并不是通达的论说。而且他补入司马谈的《六家要旨论》，却把黄老之学与六经并列；补入鲁仲连的《遗燕将书》，却是在教人背叛君主。汉高帝的《鸿鹄歌》是感情深系于宠妾，扬雄的《反离骚》所涉及的事情不同于忠贞，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不是讲节烈的言辞，《越人歌》《李延年歌》只是淫亵之语；班固的《燕然山铭》实际上是在向权臣献媚，董仲舒的《火灾对》也不免牵强附会经义。若按《文章正宗》的标准衡量，这些做法都成了自行破坏体例，也不能说是严格遵守真德秀的原则。至于把宋王的《微咏赋》误作宋玉的《微咏赋》，连姓名和时代都错了；又引用佛经中横向铺陈的说法来注释《讽赋》，内容已经十分庞杂；荆轲的《易水歌》又与《文选》重复收录，也是不加检点。看他所著的《牧莱脞语》，对古文和时文的格律还没有分辨清楚。那么他排斥古人，也不过是懵懂草率地说些大话罢了。不过，他说的是补充《文选》，并没有说竟然要废弃《文选》，让两部书并行，各自阐明一种意义，用来纠正专门崇尚华丽辞藻的偏失，也不能说没有功劳。与那种只取其一而废弃其余百家的做法相比，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苏门六君子文粹》七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卷首凡例说，有人传言是陈亮编的。然而陈亮编纂的《欧阳文粹序》载在《龙川集》中，而这部书的序文无从考察，因此未必出自陈亮。 《宋史》称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为“苏门四学士”。这部书又增加陈师道、李廌，称为“苏门六君子”。大概是因为陈师道、李廌虽然很晚才与苏轼交往，但陈师道是经苏轼推荐才出仕，李廌也因文章得到苏轼的赏识，所以按类附列在一起。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家文集中辑录出来的，共有《淮海集》十四卷、《宛邱集》二十二卷、《济北集》二十一卷、《济南集》五卷、《豫章集》四卷、《后山集》四卷。其中颇有一些篇章删去首尾的繁复文字，只保留重要语句。看它所选的内容，大多是议论文，或许是书坊刊刻出来供科举考试使用的。陆游《老学菴笔记》说：建炎以来，崇尚苏氏文章，求学的人一起跟从他，而蜀地士人尤其兴盛，有句话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如此等等。大概当时风气所趋，连那些追随苏轼的人，也成为当代人模仿的对象了。然而这部书取舍谨严，仍像是擅长文章的人编纂的；而且李廌的文集世上没有传本，如今才开始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成编，很有赖于此书加以补充。又张耒的文集只保存有抄本，文字多有错讹；陈师道的文集，刊本与诗集相比虽较为详备，但与文章相比仍然简略，也很有赖于此书来校勘订正。△《三国文类》六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如今流传有宋刊本。然而《宋史·艺文志》记载这部书时，注说编集者姓名不详，那么在当时就已经无法考察了。考察柳宗元《河东集》，其中有柳宗直的《西汉文类序》，文章都是从《汉书》中采辑而来；这部书只采录《三国志》的文章，大概是沿用了那个体例。全书分为二十三门：一曰《诏书》，二曰《教令》，三曰《表奏》，四曰《书疏》，五曰《谏诤》，六曰《戒责》，七曰《荐称》，八曰《劝说》，九曰《对问》，十曰《议》，十一曰《论》，十二曰《书》，十三曰《笺》，十四曰《评》，十五曰《檄》，十六曰《盟》，十七曰《序》，十八曰《祝文》，十九曰《祭文》，二十曰《诔》，二十一曰《诗赋》，二十二曰《杂文》，二十三曰《传》。所采内容上涉及汉末，下至晋初。至于《魏志·太祖纪》，其中所记的事情都在建安年间，而裴松之的注所采录的，多是晋人的著作。只是其中《劝说》《对问》两门，都是当时的口语，本来不是文章，为了充满篇幅而收录，义理上不够妥当。又陈寿的评论本来就如同司马迁、班固的赞语，却摘出来另立篇名，也违背了体例。因为它是宋人的旧本，姑且保存下来，以备考证。△《增注唐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书前有明代正德丁丑年新安汪灿的《序》，只说旧刊本《唐策》不知是谁编集；考察书中把魏徵写作“魏证”，与《古文集成》相同，因此也应是宋人所作。书中所收兼有唐人的策论、书状、表奏等文章，却独独以《唐策》为名，大概是编来供回答策问使用，所以采用了所重视的名称。每篇大略把要语标在上方，卷首目录又把标出的语句摘录在题目下面。篇中注语有“崇曰”“张曰”“李曰”“窦曰”“董曰”等名目，其中一处“崇曰”写作“王崇”，这就是他的姓名；其余又都只题姓氏，都无法详知出处，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谁。大概是当时流行的各种本子彼此互相训释，书商又把它们合刊在一起罢了。所作注释虽然简略，但所收都是唐人的名篇，取舍颇为审慎，不是明代书坊选本那种冗杂泛滥、没有条理的作品可比，保存下来也足以供采择。△《十先生奥论》四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亦无刊书年月，验其版式，乃南宋建阳麻沙坊本也。书中集程子、张耒、杨时、朱子、张栻、吕祖谦、杨万里、胡寅、方恬、陈传良、叶適、刘穆元、戴溪、张震、陈武、郑湜诸人所作之论，分类编之加以注释。据其原目，凡前集、后集、续集各十五卷，此本续集脱去前五卷，仅存十卷，而前集第七卷以上，亦属后人抄补，其原注并佚去不存。所亡之卷，已无篇目可考，不知作者凡几。此四十卷中，核其所作者已十六人，但题曰十先生，所未详也。中间《宋史》有传者凡十一人，其馀若张震字东父，益宁人，孝宗时中书舍人，龙大渊、曾觌，除知閤门事，尝缴回词头，事见《胡沂传》。郑湜有二，其一字溥之，福州人，光宗时为从臣，奏立太子监国，见《留正传》；其一则绍熙元年为从政郎，进《治术》十卷，见《书录解题》。此所载之郑湜，其进《治术》者欤。陈武有《江东地利论》，见《永乐大典》，方恬、刘穆元二人，则史传俱无可考见矣。宋人文集，名著史册者，今已十佚其八九，至於名姓无闻，篇章湮灭，如方恬诸人者，更指不胜屈。此书虽不出科举之学，而残编断简，得存於遗轶之馀，议论往往可观；词采亦一一足取，固网罗放失者所不废也。△《诗家鼎脔》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不著编辑者名氏。卷首有题词，署曰“倦叟”，亦不知倦叟为谁也。所录有王惲之诗，颇疑为元人所辑。然元王惲为东平人，而此题曰：“古汴王惲”，里籍既不相符，考《秋涧集》内亦不载此诗，则非元王惲明矣。方回《瀛奎律髓》称庆元、嘉定以来，有诗人为谒客者，钱塘湖山，什伯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蕃，高菊磵九万，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今考是书，阮秀实、林洪、孙季蕃、高九万诸人之诗，并在选中，或即其时所刊？如陈起《江湖小集》之类欤。上卷凡五十八人，下卷凡三十七人，每人各著其里居字号，为例不一，所存诗多者十馀首，少者仅一二首，盖取“尝鼎一脔”之意，故以为名。其间家数太杂，时代亦多颠倒，编次颇为无绪，然宋末佚篇，赖此以存者颇多，亦未可以书肆刊本忽之矣。上卷首原脱半页，上卷末金沙夏某一人，名字诗篇均有阙佚，今亦姑仍之云。△《两宋名贤小集》三百八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思有《宝刻丛编》，世隆有《北轩笔记》，并已著录。是编所录宋人诗集，始於杨亿，终於潘音，凡一百五十七家，有绍定三年魏了翁《序》，及国朝朱彝尊二《跋》，考所载了翁《序》，与《宝刻丛编》之《序》，字句不易，惟更书名数字，其为伪托无疑。彝尊《跋》中，谓是书又称为《江湖集》，刻於宝庆、绍定间，史弥远疑有谤己之言，牵连逮捕，思亦不免，诗版遂毁。案：刊《江湖集》者乃陈起，非陈思。且《江湖集》所载皆南渡以后之人，而是书起自杨亿、宋白，二书迥异。彝尊牵合为一，纰缪殊甚。然考彝尊《曝书亭集》有宋高菊磵《遗稿》序中，述陈起罹祸之事甚悉，未尝混及陈思，而集中亦不载此《跋》。当由近人依托为之，未必真出彝尊手。又《跋》内称，陈世隆为思从孙，於思所编六十馀家外，增辑百四十家，稿本散逸，曹溶复补缀之。今检编中所录，率多漏略，如王应麟集虽不传，其遗篇见於《四明文献集》者尚多，而此编仅以五首为一集，溶不应疏略若此，则谓曹溶补缀，亦不足信也。考王士祯《居易录》曰：竹垞辑《宋人小集》四十馀种，自前卷所列《江湖诗》外，如刘翼躔文《心游摘稿》，林希逸《肤斋十一稿》，敖陶孙《器之臞翁集》，朱继芳《季实静佳集》，林尚志《润叟端隐稿》，刘过改之《龙洲集》，刘仙伦叔《拟招山集》，黄文雷希声《看云集》，黄大受德容《露香拾稿》，武衍朝宗《藏拙稿》，张蕴仁溥《斗野集》，刘翰武子《小山集》，张良臣武子《雪窗集》，越希<木路>谊父《抱拙集》，利登履《道骳稿》，何应龙子翔《橘潭稿》，沈说惟肖《庸斋集释》，永颐山老《云泉集》，薛嵎仲止《云泉集》，俞桂希郄《渔隐稿》，葛天民《无怀集》，姚镛希声《雪蓬集》云云。是彝尊本有《宋人小集》四十馀种，或旧稿零落，后人得其残本，更掇拾他集合为一帙，又因其稿本出彝尊，遂嫁名伪撰二《跋》欤。然编诗之人虽出赝托，而所编之诗则非赝托，宋人遗稿，颇藉是以薈稡，其蒐罗亦不谓无功。黎邱幻技，置之不论可矣。△《柴氏四隐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柴望及其从弟随亨、元亨、元彪之诗文也。望有《丙丁龟监》，已著录。
译没有署明编纂者的姓名，也没有刊刻年月。考察它的版式，应该是南宋建阳麻沙坊刻本。书中汇集程子、张耒、杨时、朱子、张栻、吕祖谦、杨万里、胡寅、方恬、陈传良、叶适、刘穆元、戴溪、张震、陈武、郑湜等人的论说，分类编排并加以注释。根据原书目录，前集、后集、续集各十五卷；这个本子续集前五卷已经脱失，只存十卷，而前集第七卷以后也属于后人抄补，原有注释同样散佚不存。所亡各卷，已经没有篇目可以考查，不知道作者共有多少人。这四十卷中，核查出作者已有十六人，但书题却说是“十先生”，其中缘故不详。其间《宋史》中有传的共有十一人；其余如张震，字东父，益宁人，孝宗时任中书舍人；龙大渊、曾觌被授为知閤门事，曾经封还诏令词头，事见《胡沂传》。郑湜有两人：一人字溥之，福州人，光宗时任从臣，奏请册立太子并由其监国，见《留正传》；另一人绍熙元年任从政郎，进献《治术》十卷，见《书录解题》。这里所记载的郑湜，是那个进献《治术》的人吗？陈武有《江东地利论》，见于《永乐大典》；至于方恬、刘穆元二人，史传都无法考见。宋人的文集，即使是姓名著于史册的人，如今也已经十之八九散失；至于像方恬等这样姓名不为人所知、篇章也湮没无存的人，更是数也数不清。这部书虽然不属于科举之学，但残存的篇章片段能够在散佚作品中保存下来，其中的议论往往值得观览，文辞也一一有可取之处，本来就是搜罗散失文献时不应废弃的。△《诗家鼎脔》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没有署明编纂者的姓名。卷首有题词，署名“倦叟”，也不知道倦叟是谁。书中收录了王惲的诗，因此颇怀疑是元人编的。然而元代王惲是东平人，而这里题作“古汴王惲”，籍贯并不相符；考察《秋涧集》，其中也没有收录这些诗，那么显然不是元代王惲。方回《瀛奎律髓》说，庆元、嘉定以来，有些诗人以干谒为业，钱塘湖山一带，成群结队。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蕃、高菊磵九万等人，常常任意褒贬士大夫，言辞令人畏惧。如今考察这部书，阮秀实、林洪、孙季蕃、高九万等人的诗都被选入其中，或许就是当时刊刻的吗？大概像陈起《江湖小集》一类的书吧。上卷共五十八人，下卷共三十七人；每个人都写明籍贯、居处和字号，但体例并不统一。保存较多的有十多首，少的只有一两首，大概取“尝鼎一脔”的意思，所以用此命名。其中所收作家流派过于杂乱，时代也多有颠倒，编排相当没有条理。不过，宋末散佚的诗篇，有许多依靠此书才得以保存，也不能因为它只是书坊刊本就轻视它。上卷开头原来缺少半页；上卷末尾金沙的夏某一人，姓名和诗篇都有缺佚，如今也姑且仍旧保留。△《两宋名贤小集》三百八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陈思编、元代陈世隆增补。陈思有《宝刻丛编》，陈世隆有《北轩笔记》，都已经著录。这部书所收宋人诗集，从杨亿开始，到潘音结束，共一百五十七家；有绍定三年魏了翁的《序》，以及本朝朱彝尊的两篇《跋》。考察所收魏了翁《序》，与《宝刻丛编》的《序》字句完全相同，只改动了书名和几个字，显然是伪托。朱彝尊《跋》中说，这部书又称《江湖集》，刊刻于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怀疑其中有诽谤自己的话，于是牵连逮捕，陈思也未能幸免，诗版便被毁掉。考察可知，刊刻《江湖集》的是陈起，不是陈思；而且《江湖集》所收都是南渡以后的人，这部书却从杨亿、宋白开始，两书截然不同。朱彝尊把它们牵合为一，错误非常严重。然而考察朱彝尊《曝书亭集》中宋代高菊磵《遗稿序》，其中把陈起遭祸的事情叙述得很详细，从未把陈思牵扯进去，而且文集中也没有收录这篇《跋》。这应当是近人假托而作的，未必真出于彝尊之手。《跋》中又说，陈世隆是陈思的从孙，在陈思所编六十多家之外，又增辑了一百四十家；稿本散失后，曹溶再次补缀整理。如今查检书中所收诗集，大多有遗漏和简略。例如王应麟的文集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遗篇见于《四明文献集》的还很多，而这部编本仅以五首作为一集。曹溶不应当疏略到这种程度，因此说是曹溶补缀，也不足以令人相信。考察王士祯《居易录》说：竹垞编辑《宋人小集》四十多种，除前卷所列《江湖诗》之外，还有刘翼躔文《心游摘稿》、林希逸《肤斋十一稿》、敖陶孙《器之臞翁集》、朱继芳《季实静佳集》、林尚志《润叟端隐稿》、刘过改之《龙洲集》、刘仙伦叔《拟招山集》、黄文雷希声《看云集》、黄大受德容《露香拾稿》、武衍朝宗《藏拙稿》、张蕴仁溥《斗野集》、刘翰武子《小山集》、张良臣武子《雪窗集》、越希<木路>谊父《抱拙集》、利登履《道骳稿》、何应龙子翔《橘潭稿》、沈说惟肖《庸斋集释》、永颐山老《云泉集》、薛嵎仲止《云泉集》、俞桂希郄《渔隐稿》、葛天民《无怀集》、姚镛希声《雪蓬集》等等。这样看来，彝尊原本确实有《宋人小集》四十多种，或许旧稿零散残缺，后来有人得到它的残本，又搜集其他诗集合并成一册；又因为这些稿本出自彝尊，于是借用他的名义伪造了两篇《跋》吗？不过，编诗的人虽然是假托的，所编的诗却不是伪作；宋人的遗稿很大程度上借此得以汇集保存，其搜罗工作也不能说没有功劳。至于其中的欺饰伎俩，放置不论也就可以了。△《柴氏四隐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这是宋代柴望以及他的从弟柴随亨、柴元亨、柴元彪的诗文集。柴望有《丙丁龟监》，已经著录。
随亨字瞻屺，登文天祥榜进士，历知建昌军事；元亨字吉甫，与随亨同举进士，历官朝散大夫，荆湖参制；元彪字炳中，号泽矅居士，尝官察推。宋亡以后，兄弟俱遁迹不仕，时称“柴氏四隐”。望所著有《道州台衣集》，《咏史诗》，《凉州鼓吹》。元彪所著有《袜线集》；随亨、元亨著作散佚，其集名皆不可考。明万历中，其十一世孙复贞等蒐罗遗稿，元亨之作已无复存，因合望与随亨、元彪诗文共为一集，仍以“四隐”为名，因旧称也。世所行者仅望《秋堂》一集，而实非足本；钱塘吴允嘉始得刻本抄传之。又据《江山志》及《吴氏诗永》，益以集外诗五首，遂为完书。其诗格颇近晚唐，无宋人杈桠之习，随亨、元彪所作，差逊其兄。然谅节高风，萃於一门，虽遗编零落，而幽忧悲感之意，托诸歌吟者，往往犹可考见。存之足以励风教，正非徒以文章重矣。
卷一百八十八 集部四十一○总集类三△《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内府藏本）金元好问编。好问有《续夷坚志》，已著录。是集录金一代之诗，首录显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数。其馀分为十集，以十干纪之，辛集目录旁注“别起”二字，其人亦复始於金初，似乎七卷以前为《正集》，七卷以后为《续集》也。《壬集》自马舜之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等四人；隐德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而独标继先名，疑传写讹脱；《癸集》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而附见宋遗民赵滋及好问父兄诗於末。前有好问《自叙》，称魏道明作《百家诗略》，商衡为附益之。好问又增以己之所录，以成是编。《序》作於癸巳，盖哀宗天兴二年也。其例每人各为小传，详具始未，兼评其诗。或一传而附见数人，如乙集张子羽下附载僧可道、鲜于可、高鹍、王景徽、吴演之类；或附载他文，如丙集党怀英下附载《诛永蹈诏书》之类；或兼及他事，如乙集祝简下附载所论《王洙不注杜诗》之类。大致主於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至壬集贾益谦条下，述其言世宗大定三十年中，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鸷，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无一信。又称卫王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如斯之类，尤足存一代之公论。王士祯《池北偶谈》尝论其记蔡松年事，不免曲笔，然亦白璧之瑕，不足以累全体矣。惟大书刘豫国号、年号，颇乖史法，然豫之立国，实金朝所命，好问金之臣子，宜有内词，固不得而擅削之，亦未可以是为咎也。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故卷末自题有“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及“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句。士祯亦深不满之，殆以门户不同欤。后附《中州乐府》一卷，与此集皆毛晋所刊，卷末各有晋《跋》，称《初刻中州集》，佚其乐府，后得陆深家所藏乐府，乃足成之。今考集中小传，皆兼评其乐府，是《乐府》与《中州集》合为一编之明证。今亦仍旧本录之，不别入词曲类焉。△《唐诗鼓吹》十卷（通行本）不著编辑者名氏。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国朝常熟陆贻典题词。则据《金史隐逸传》，谓天挺乃好问之师，非其门人。又早衰厌科举，不复充赋，亦非中书左丞，颇以为疑。案：王士祯《池北偶谈》曰：金、元间有两郝天挺，一为元遗山之师，一为遗山弟子。考元史《郝经传》云，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晋卿，元裕之尝从之学。裕之谓经曰，汝貌类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继先，出於多罗别族，父哈赏巴图尔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於遗山元好问，累官河南行省平章事，追封冀国公，谥文定；为皇庆名臣，尝修《云南实录》五卷，又注《唐诗鼓吹集》十卷。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为《隐逸传》之“晋卿”，而致疑於赵文敏之《序》，称尚书左丞，又於尚书左丞上妄加“金”字，误甚云云。然则贻典等所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是集所录皆唐人七言律诗，凡九十六家，共五百九十六首，作者各题其名，惟柳宗元、杜牧题其字，未喻何故。第四卷中宋邕诗十一首，天挺注以为实出曹唐集中，题作宋邕，当必有据。然第八卷中胡宿诗二十三首，今并见文恭集中，实为宋诗误入，则亦不免小有疏舛，顾其书与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去取谨严，轨辙归一，大抵遒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实出方书之上。天挺之注，虽颇简略，而但释出典，尚不涉於穿凿，亦不似明廖文炳等所解横生枝节，庸而至於妄也。据都卬《三馀赘笔》，此书至大戊申江浙儒司刊本。旧有姚燧、武一昌二《序》，此本佚之。又载燧《序》，谓宋高宗尝纂唐、宋轶事为《幽闲鼓吹》，故好问本之。案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其语见於《世说》，好问立名，当由於此。燧所解，不免附会其文也。△《二妙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金段克己、段成己兄弟诗集也。克己字复之，号遯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
译柴随亨字瞻屺，考中文天祥榜进士，历任建昌军事知军；柴元亨字吉甫，与随亨同榜考中进士，历任朝散大夫、荆湖参制；柴元彪字炳中，号泽矅居士，曾任察推。宋朝灭亡以后，兄弟几人都隐遁不出仕，当时称为“柴氏四隐”。柴望著有《道州台衣集》《咏史诗》《凉州鼓吹》；柴元彪著有《袜线集》；随亨、元亨的著作已经散佚，文集名称都无法考知。明代万历年间，他们的第十一世孙柴复贞等人搜集遗稿，柴元亨的作品已经完全没有存留，于是把柴望与柴随亨、柴元彪的诗文合编为一集，仍以“四隐”为名，沿用旧称。世间流行的只有柴望《秋堂》一集，而且并不是足本；钱塘人吴允嘉才得到刻本并抄录传播。后来又据《江山志》和《吴氏诗永》，增补集外诗五首，于是成为完书。柴望的诗风颇近晚唐，没有宋人枝蔓的习气；随亨、元彪的作品略逊于其兄。然而，守节的高尚风操集中于一门，虽然后世遗编零落，但其中寄托于歌咏的幽忧悲感之意，往往仍可以考见。保存这部书足以劝励风教，当然不只是因为文章本身有价值。卷一百八十八 集部四十一 ○总集类三 △《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内府藏本） 金代元好问编。元好问有《续夷坚志》，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收录金一代的诗，开头收显宗诗二首、章宗诗一首，不计入卷数。其余分为十集，以十干为标记；辛集目录旁注“别起”二字，其中所收人物也重新从金初开始，似乎前七卷是《正集》，第七卷以后是《续集》。《壬集》从马舜之以下另列“诸相”一门，收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收郑子聃等八人；“异人”一门收王中立等四人；“隐德”一门收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的诗，却只单独标出薛继先的姓名，疑心传抄时有讹误脱漏。《癸集》列“知己”三人，即辛愿、李汾、李献甫；列“南冠”五人，即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末尾还附带列入宋遗民赵滋以及元好问父亲、兄长的诗。前面有元好问《自叙》，说魏道明编有《百家诗略》，商衡为它增补，元好问又把自己所搜录的诗增入其中，编成这部书。《序》作于癸巳年，大概就是哀宗天兴二年。它的体例是每个人各作一篇小传，详细叙述其生平始末，同时评论他的诗。有时一篇传记附带列出数人，例如乙集张子羽名下附载僧可道、鲜于可、高鹍、王景徽、吴演等人；有时附载其他文章，例如丙集党怀英名下附载《诛永蹈诏书》；有时还兼及其他事情，例如乙集祝简名下附载他所论《王洙不注杜诗》之事。大体上以借诗保存史实为主，所以旁及和附带记载的内容很多，不拘守一种体例。至于壬集贾益谦条下，记述他说：世宗大定三十年间，能够揭发海陵王隐藏的罪恶，就可以获得优厚官职；史官修撰《实录》时，却诬称他淫荡、狠毒、凶暴，使其遗臭无穷。如今看来，这些说法没有一条可信。又说卫王生活勤俭，慎重爱惜名器；考察他的行事，才干中等的人很多都比不上他。像这样的记载，尤其足以保存一代人的公论。王士祯《池北偶谈》曾评论它记载蔡松年事，不免有曲笔；但这也只是白璧上的一点瑕疵，不足以损害全书。只是它把刘豫的国号、年号大书特书，颇不合史书体例；然而刘豫建立国号，确实是金朝所命，元好问作为金朝的臣子，应该有这样的内在立场，本来不能擅自删削，也不能因此责怪他。它所选录的诗，精审到了极点，确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所以卷末自己题有“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和“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两句。王士祯对此也很不满意，大概是因为诗学门户不同吧。后面附有《中州乐府》一卷，和这部集子都由毛晋刊刻，卷末各有毛晋的《跋》。毛晋说，初刻《中州集》时，乐府已经散失，后来得到陆深家所藏的乐府，才补足成书。如今考察集中的小传，都兼评其乐府，这是《乐府》和《中州集》原本合为一编的明证。现在也仍按旧本收录，不另外列入词曲类。△《唐诗鼓吹》十卷（通行本） 没有署明编纂者姓名。据赵孟頫《序》称，此书由金代元好问编纂，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作注，国朝常熟陆贻典题词。然而根据《金史·隐逸传》，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而不是他的门人；又说他早年衰病，厌弃科举，不再应试，这也不符合中书左丞的身份，因此颇为可疑。考察王士祯《池北偶谈》说：金、元之间有两个郝天挺，一个是元遗山的老师，一个是遗山的弟子。考察《元史·郝经传》说，郝经的祖先原是潞州人，后来迁到泽州陵川；他的祖父郝天挺字晋卿，元裕之曾跟随他学习。元裕之对郝经说，你的相貌像祖父，才器非同寻常。另一个郝天挺字继先，出身多罗别族，父亲哈赏巴图尔在元太宗时多次建立武功。郝天挺英武爽朗、刚正直率，有才略，曾向元好问求学，历任河南行省平章事，追封冀国公，谥文定；他是皇庆年间的名臣，曾修撰《云南实录》五卷，又为《唐诗鼓吹集》十卷作注。近来常熟刊刻《鼓吹集》，竟把他当作《隐逸传》中的“晋卿”，因而怀疑赵孟頫的《序》；赵序称尚书左丞，刊本却又在尚书左丞前妄加“金”字，错误很严重，等等。这样看来，陆贻典等人的考证只是知道其中一个郝天挺，却不知道还有另一个。此书所收都是唐人的七言律诗，共九十六家、五百九十六首；作者通常题写姓名，只有柳宗元、杜牧题写字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四卷中宋邕的诗十一首，郝天挺注说实际上出自曹唐集中，只是题作宋邕，肯定有根据。然而第八卷中胡宿的诗二十三首，如今都见于文恭集中，实际是宋诗误收进来，因此也不免有小的疏漏。不过，这部书与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取舍谨严，体例一致，大体风格强劲雄健、宏阔开朗，没有宋末“江湖”“四灵”诗派琐碎寒俭的习气，确实高出方回那部书。郝天挺的注释虽然颇为简略，但只是解释出处，还没有牵强附会，也不像明代廖文炳等人的注解那样横生枝节，平庸而最终流于妄说。据都卬《三馀赘笔》记载，这部书在至大戊申年由江浙儒学提举司刊刻。旧本有姚燧、武一昌的两篇《序》，这个本子已经散失。书中又载姚燧《序》说，宋高宗曾经编纂唐、宋遗闻为《幽闲鼓吹》，所以元好问据此命名。考察“三都二京”“五经鼓吹”等说法，见于《世说》；元好问取这个书名，应当是由此而来。姚燧的解释，不免是牵强附会。△《二妙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这是金代段克己、段成己兄弟的诗集。段克己字复之，号遯庵；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