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十三 子部二十三

译网珊瑚》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朱存理撰写。书末有万历年间常熟人赵琦美的跋文，说原先从秦四麟家得到《书品》《画品》各四卷，后来又从焦竑那里得到一本，篇卷比原本多。于是用两本相互校对，增订为《书品》十卷、《画品》六卷。篇卷的先后次序，是赵琦美所审定的，又把他所见到的真迹续列在后面。他说秦氏原本没有撰写人的姓名，另有一篇跋文记载作者姓名，后来遗失了，无法再记，但作者并不是朱存理。如此看来，这部书是赵琦美得到无名氏残稿后编成的；其稿本既不是出自一家，赵琦美又有所增补，却题作朱存理撰写，显然是错误的。雍正六年，年希尧曾经刻印此书。他的跋文说，另有一种十四卷本，传说是朱存理的原本，如今也没有见到。世间又传说有朱存理所作《珊瑚木难》八卷，所载名迹末尾都有朱存理自己的跋语，体例与这部书截然不同，那么这部书不是朱存理亲手所作，就更加可以知道了。不过，书中所载书法、绘画的各种跋文，很能帮助辨析异同、考究真伪，直到今天鉴赏家仍多引用它作为依据。既然这部书所载内容值得采录，也就不必追问它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了。△《寓意编》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代都穆撰写。都穆著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经著录。这部书记录所见书画名迹，陈继儒《秘笈》中只收一卷，但世间刊刻的本子另有都穆《铁网珊瑚》二十卷，其中第五、第六两卷题为《寓意上》《寓意下》，因而多出一卷。考察上卷所载书画，每一条都附有收藏之家，而下卷则没有。上卷末尾说：“我家从高祖以来，喜爱收藏名画，但这些画往往被好事者得到，我也不再留意，等等。”详细考察这段话的语意，已经是全书结尾的话，不应当再有下卷。何况下卷末尾还载有何良俊《书画铭心录》中关于嘉靖丁巳正月人日所记的观赏书画之事。考察王宠所作的都穆墓志，都穆死于嘉靖四年乙酉，而何良俊撰写《铭心录》是在嘉靖三十六年，都穆怎么可能记载何良俊后来所记的事情呢？又从下卷以下各卷都标有“太仆寺少卿都穆”的姓名，其中却载有文徵明的山水画两轴，一轴作于嘉靖乙未，一轴作于嘉靖戊午。乙未是嘉靖十四年，戊午是嘉靖三十七年，都在都穆死后，这正是《铁网珊瑚》一书出于伪托的明证；那么其中的下一卷是妄人增益的，已经可以确定了。现在仍按照陈继儒刻印的一卷本著录，以保存它的旧貌。书中所载颜真卿《争坐位帖》、薛尚功《钟鼎款识帖》等，也足以资助考核。只是其中“成化戊申”一段，成化年间实际上没有戊申年，实在相互矛盾。这究竟是误记，还是刻本偶然讹误呢？△《墨池琐录》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杨慎撰写。杨慎著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王世贞《名贤遗墨》跋文说：“杨慎以博学闻名于世，书法也自负有吴兴堂庑的气象。世间传说，他被谪戍云南时，曾经喝醉后傅上胡粉，梳成双髻并插花，让众歌伎簇拥着在城中游行；有时用精白绫制作衣服，送给歌伎穿。酒席之间有人求他的书法，他醉后挥墨淋漓。人们常常买回去，装裱成卷。”由此可见，杨慎也是专心研究书法的人。这部书很贬抑颜真卿，却说米芾的行书不及他的言论。直到赵孟頫出现，才完全洗去了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弊病，直接以晋人为师；在王羲之之后，只有赵孟頫一人而已。这与王世贞所说的“吴兴堂庑”相合，可知确实出自杨慎之手。书中间或采录旧文，或抒发自己的意见，往往都是亲自领会所得的言论。其中叙述张天锡《草书韵会》的源流以及小王的破体书，也兼有考证。至于汉

译代司隶杨厥碑字一类的内容，偶有疏漏谬误之处，已经在洪适《隶释》相关条目下驳正，这里不再详论。

译△《书诀》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明撰写人的姓名。《明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考察书中称其十世祖名稷，曾祖名庆，祖父名耘，父亲名熙，那么应当是嘉靖年间鄞人丰坊所作。丰坊著有《古易世学》，已经著录。他一生喜欢伪造书籍，荒谬错误极多，直到今天仍被世人诟骂。但是在书法方面，他确实有自己的心得。因此詹氏《小辨》说：“丰坊为人超脱于法纪之外，但书法学问极其博大，五种书体都能写；魏、晋以来直到本朝各家的规矩法度，没有不兼通的，全都能从他的手中表现出来，大概是善于执笔的人。”所以他的书法很有腕力，只是神韵稍显不足。朱谋垔《书史会要》也说：“丰坊的草书承自晋、唐，和今人相比没有一笔流俗的姿态，只是喜欢使用枯笔，缺少风韵罢了。”这部书都是论述学习书法的方法，尤其注意篆书、籀书。又把古今善于书法的人家加以排列，评论其高下次序。他评论颜真卿，唯独推重其擘窠大字题署为第一，却贬斥《东方朔赞》《多宝塔颂》为俗笔。他又贬低苏轼，说苏轼用肉衬纸，俗气很重。在楷书法帖中，只取《上清碑》《储祥宫碑》等三种。他务求发表高论，大概仍然带有他狂放轻率的余习。不过，他终究各自抒发了自己的见解，当然不同于那些毫无实际内容却夸夸其谈的人。△《书画跋跋》三卷、《续》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孙鑛撰写。孙鑛著有《月峰评经》，已经著录。这部书题名《书画跋跋》，是因为王世贞先有《书画跋》，孙鑛又为王世贞所作的跋文作跋，所以重复使用“跋”字来表达这一意义。这和《非非国语》《反反离骚》的例子相同。明代以来一直没有刊本，只有抄本，原藏在仁和毛先舒家，后来归其同乡赵信所有。赵信是孙氏的女婿，所以孙鑛的六世孙宗溥、宗濂又从赵氏那里得到此书。乾隆庚申年，才开始刻版印行，由任兰枝为它作序。当初，宗溥等人认为孙鑛的书本来是因王世贞而作的，如果不载录王世贞原来的跋文，那么孙鑛所说的话就会有不知道指什么的地方，于是取王世贞的各种跋文，分散附在各题之下。明代人的书札，可以与孙鑛的文字相互参证，以及作为孙鑛所说内容缘起的材料，也一并附载。全书书法墨迹一卷、碑刻一卷、绘画一卷，《续》也按此编排。只是《续跋》中把“碑刻”写作“墨刻”，大概是偶然的文字讹误，不是全书主旨所在。詹氏《小辨》说：“王元美虽然不以书法闻名，但吴中各家之中，只有王元美一人懂得取法古人。”《书史会要》又说：“王世贞的书法学问虽然算不上名家，但议论洒脱，笔法古雅，大概是不善于挥毫，却擅长辨别古迹的人。” 孙鑛以制义闻名一时，也没有凭书画流传后世，但他的论述有时很有精辟的道理，与王世贞的长处和短处正相同，也属于鉴赏家应当拿来作为考证依据的著作。△《绘事微言》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唐志契撰写。唐志契字敷五，又字元生，江都人。他和弟弟志伊都能作画，但唐志契尤其以山水画闻名。这部书是他所著的画谱，姜绍书《无声诗史》认为它颇能得到六法的精髓。书中所辑录的画家名论，从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以下，直到明代李日华等人，都删去了芜杂冗长的内容，选取其中的精华。其中那些承袭讹误、沿用错误的说法，例如梁元帝《画松石格》、荆浩《画山水赋》，都不知道是赝本。《画麈》是吴中沈颢所著，见于陶宗仪《说郛》；后来因为沈颢字朗茜，辗转传抄而发生讹误，遂误写成“朗耀”。大概技艺之流大多喜欢假托古人，以神化自己的传授来源。风水师动辄称郭璞，术士常常署名刘基，都是接连沿袭谬误、流传讹说，突然之间很难查究追问；但只要所说合乎事理，也就不必深究。至于他自己所作的论断，大多说到了关键处。例如他说，佛道、人物、牛马等题材，现在不如古代；山水、林木、花卉、奇石等题材，则古代不如今天。又说作画以气韵为根本，以读书为先，这些都是确切的论断。读他的书，可以知道他不是平庸的画史作者，所以钦定《佩文斋书画谱》采录唐志契的说法很多。△《书法雅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项穆撰写。王穉登所作的项穆小传称，他原名德枝，郡大夫徐公将他的名字改为纯。后来又改名为穆，字德纯，号贞元，也号无称子。他是秀水项元汴的儿子。项元汴鉴藏书画，在当时首屈一指，直到今天鉴定真迹的人，仍然用墨林印记来辨别真伪。项穆继承家学，长期耳濡目染，所以尤其精通书法。他抒发自己的心得，写成这部书，共十七篇，分别是《书统》《古今》《辨体》《形质》《品格》《资学》《规矩》《常变》《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知识》。全书大旨以晋人为宗法，却排斥苏轼、米芾的书法，认为他们棱角外露、怒气张扬；认为倪瓒的书法寒俭，苏轼、米芾如果再加以功力，可以达到古人的境界，而倪瓒则始终不可能达到。虽然他的议论稍显过高，但他终身专攻这一门艺术，钻研得很深，在笔墨纸张之外，确实有许多独到的契合之处。用“取法乎上”的原则来衡量，这部书未尝不是书法家的准则。△《寒山帚谈》二卷、《拾遗》一卷、《附录》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赵宧光撰写。赵宧光著有《说文长笺》，已经著录。这部书原本收入他所撰的《说文长笺》中，后来又析出单独刊行。《说文长笺》穿凿附会，而且引用考据多有疏漏错误，很受小学研究者讥评。但它讲解篆文笔法，多少有其长处，所以这部书仍然受到后人重视。上卷分四个部分：一是《权舆》，论述十五种书体；二是《格调》，论述笔法和结构；三是《力学》，论述写字的功夫和书法；四是《临仿》，这是《力学》余下的内容，析出另成一篇。下卷分四个部分：一是《用材》，论述笔、墨、纸、砚以及使用的方法；二是《评鉴》，论述辨识书法高下深浅的方法。三是《法书》，论述古代法帖；四是《了义》，论述书法家的秘要真谛。《拾遗》一卷，阐发原书未尽的意义，并分别注明补入某条、补入某篇或某字。《附录》则收录《金石林》《甲乙表》以及各种论说。题名《帚谈》，是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的意思。△《书法离钩》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明代潘之淙撰写。潘之淙字无声，号达斋，钱塘人。这部书汇集旧有说法，分别按类别编排。大意认为，书法家下笔每一笔都有法度，必须深入掌握法度，然后才可以谈超越法度；又必须超越法度，然后才可以谈推进法度。拘泥于规矩绳墨的俗学，以及完全抛弃法纪的高明之士，都不是创作书法的正道。书中《知道从性》等篇，都是在说明“不拘泥于法而自有法度”和“有法度而不受法度拘束”的道理。书名取“离钩”，源于禅家所说“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的话。其中考论六书，如说籀文与古文、大篆略有不同，所以《说文解字序》说，新莽时称籀文为奇字。徐浩说，史籀创制籀文，李斯创作篆书；江式、唐元度则说史籀撰写了《大篆》十五篇。又如隶书在八分之前，行书在草书之后，所以蔡琬说：“我的父亲把隶字割取为八分，只取其中二分。”萧子良说：“灵帝时，王次仲把隶书加以修饰，成为八分。”《说文解字》说，汉朝兴起时已有草书；张怀瓘则说，八分是小篆的快捷写法，隶书也是八分的快捷写法。郭忠恕则说，小篆散化而产生八分，八分破体而产生隶书，隶书变异而产生行书，行书放纵而达到草书的境界。潘之淙大体杂录旧文，不能考订其中的错讹和差异。到杨慎把岳麓禹碑中的“南暴昌言”四字改为“南渎衍亨”，虚称是在梦中得到的，潘之淙也相信了，这尤其说明他见识浅陋。不过，这部书的主旨在于论述书法八法，不在于考论六书；学问各有门径，也不必用考证之学来责求艺术著作。书前有作者自撰的凡例，称此书原本与《淳化帖释文》合刻；现存本没有《淳化帖释文》，或许是收藏者所得版本有所残缺吧。△《画史会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朱谋垔撰写。朱谋垔既续作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又因而扩展其类别，采集上古至明代善于绘画者的姓名和事迹，编成这部书，并附录《画法》一卷。成书于崇祯辛未年。全书采用陶宗仪的体例，所以书名也沿袭相承。不过，陶宗仪的书只记到元代，因此朱谋垔所续的明代部分另列一卷，放在外域之后即可。这部书是朱谋垔自己编纂的，却把金朝列在元朝之前，稍稍移动了次序；所列明代人物即使是太祖、宣宗，也排在外域之后，这是拘泥于旧目录，颠倒错乱得太厉害了。至于目录把宋朝列为第二卷，把金、元及外域列为第三卷，而正文却把北宋列为第二卷，把南宋、金、元及外域列为第三卷。又删去了“南宋”的称号，只把“都钱塘”三个字作为卷首的标目，错乱尤其严重。大概明朝末年，士大夫大多喜欢著书，又争相崇尚狂禅，把潦草疏略当作高尚，不再把精审作为要务。所以顾炎武《日知录》说，万历以后所著的书，往往把“流贼刘七”写成“贼七”之类；所刻的书，往往把“壮月朔”改成“牡丹朔”之类。虽然这是责骂得稍微过分了些，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依据。现在为他改正文字，并把原目录的错误附注如下。这部书虽然采集不够丰富，疏漏很多，但宋、金、元、明各代画家，颇多凭借它来考见事迹始末，所以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的《画家传》中多引用它作为依据，也是谈论绘画者不能轻易废弃的书。△《郁氏书画题跋记》十二卷、《续题跋记》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郁逢庆撰写。郁逢庆字叔遇，别号水西道人，嘉兴人。这部书分为前、后两集。前集末尾有自识说：“我所见到的名家书法和名画，抄录它们的题咏，积累编成卷册，时在崇祯七年冬天。”后集没有跋文，所以不知道成书于哪一年。这部书随着他所见到的书画，抄录其题跋，起初并不以辨别真伪为要务。因此，像赵孟坚所藏《定武兰亭本》中“天圣丙寅”一条，以及范仲淹、王尧臣、米黻、刘泾四条，年月和位置都与海宁陈氏《渤海藏真帖》所刻褚摹本相同，大概是因为赵孟坚的落水本原来就有范仲淹的题跋，而褚摹本原来又有赵孟坚的印记，传抄时发生错误，于是把两个本子的题跋混成了一个本子。又如《五字损本》，文徵明的跋已经载在前集第十卷，写作嘉靖九年八月二日，下面注说“详见续集”；而续集第二卷载此跋，却写作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又七日。同一件帖、同一篇跋，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年月却完全不同。又如前集载高克恭仿米芾的《青绿云山》，说“详见续集”；而前集所载克恭的名款，以及至正戊子年吴镇题写的一段文字，续集反而没有。沈周《有竹居卷》也说“详见续集”，但徐有贞、文林、吴宽、钱仁夫、秦巘的几首诗，与前集所载内容却前后倒置。像这类情况，都是任意编录，完全没有考订。至于前集所载宋高宗《画册》、梁楷《画右军书扇图》，都有水西道人的题记，应当就是郁逢庆所收藏的作品。而第一至第四卷每卷末尾都有“崇祯甲戌冬日收藏”的题记，核对年月，也正是郁逢庆自题所说的时间；但都没有注明哪些是他所收藏、哪些是他所见到的，体例尤其不分明。只是因为采录十分丰富，很多内容可以互相参考，所以一并抄录保存，以备查阅。△《清河书画舫》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丑撰写。张丑是昆山人，原名谦德，字叔益，后来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字青父，号米庵。

译大概张丑在万历乙卯年得到米芾《宝章待访录》的墨迹，于是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宝米轩，所以用“米庵”自号。过了一年到丙辰年，这部书才完成。他以《书画舫》为书名，也是取自黄庭坚诗中“米家书画船”一句。明代鉴赏家考证大多疏略，唯独这部书有许多订正。例如《宋史·米芾传》错误地说米芾去世时四十八岁，但流传下来的真迹中，米芾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的很多很多，这就引起了很大的疑问。张丑则说，米芾生于皇祐三年辛卯，卒于大观元年丁亥，享年五十七岁，正好与米芾印记中的“辛卯米芾”四字相合，足以纠正托克托等人的错误。其他各条，也多有可以依据的地方。只是本书所收书画题跋，并不全是亲眼看到的手迹，很多是从诸家文集中抄录的，也有并未见到实物、只是根据传闻编入的。例如文嘉《严氏书画记》中称“枝山翁卷一”，又称“文徵明词翰二”，这也是并非全都出自原迹的一个证明。其中第三卷的顾野王、第五卷的杜牧之、李阳冰、苏灵芝等人，都没有标目；辗转传抄，也有很多失于校勘的地方。不过，张丑家四代收藏书画，对于前代卷轴，见闻特别广博；他的书采用张彦远《法书要录》的体例，对于题识和印记，记载也很详细，所以一百多年来，收藏家大多借助它来辨别、鉴定真伪。最后一卷名为《鉴古百一诗》，是张丑自己创作的。又把《米庵诗》二十首、《铭心小集》八十一首按类别编排，附在文集后面。第九卷末尾附刻米芾《宝章待访录》，第十二卷末尾附刻文天祥手札，都不是原本所有的，大概是鲍氏刊本增补附刻的。鲍氏刊本不分卷数，只用“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十二字标示次序。这大概是采用谢枋得《文章轨范》以“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编为七册的例子。不过，麻沙坊本不能作为典范依据，现在删去旧有题名，按十二卷著录。△《真迹日录》五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张丑撰写。全书共三集。书前有张丑自题，说《书画舫》完成后，鉴赏家认为大致值得观览，许多人拿名品卷轴给他，请他指正，于是他随手记录其中一二，命名为《真迹日录》。随见随记，不再按照时代编排。二集、三集都没有序跋，大概是逐渐续增、各自成卷的，实际上可以合起来看作一部书。这个本子是鲍士恭家知不足斋刊刻的。凡是原本所载、又与《书画舫》重复的内容，例如初集中的虞永兴《破邪论》，王右军《鹘不佳帖》《破羌帖》《此事帖》《谢司马帖》《思想帖》及《别本思想帖》、《大道帖》及《别本大道帖》，锺太傅《孔庙鼎铭》，曹不兴《兵符图》《桃源图》，李成《寒林平野图》，颜鲁公《书告及与蔡明远帖》，陆机《平复帖》，李西台《千文卷》，赵幹《江行初雪图》，钱舜举《临陆探微金粟如来像卷》，怀素《梦游天姥吟真迹》，倪云林《溪山仙馆小幅》，王齐翰《挑耳图》，展子虔《春游图》，鲜于伯机《题董北苑山水》《题赵摹本拓兰亭后》，王朋梅《金明池图》；二集中的《刘原父墨迹秋水篇》《黄子久山水》、郭熙《溪山秋霁卷》、李泰和《梅熟帖》、褚河南《小楷西昇经》、王叔明《惠麓小隐卷》、倪云林《跋黄子久画卷》、顾清臣《书李成读碑窠石图》《右军鹘》等帖、孙知微《十一曜图》、巨然《兰亭图》；三集中的吴道子《八部天龙卷》、李龙眠《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唐子畏《独乐园》《江山行旅图》，共二卷四十一条，都删去正文而只保留篇目。其中文字有详略和异同的，就仍然一并载录，以供参考。△《法书名画见闻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张丑撰写。这部书大概仿照米芾《宝章待访录》的体例，改编成表。全表分为四格：第一格是时代，第二格是亲眼见到的，第三格是确实听闻的，第四格则统计每个朝代的总数，题为“会计”。共列一百五十五人、一百八十八帖、三百五十六图。末尾附有顾恺之《夏禹治水图》、王羲之《行穰帖》，都注明为“见”；虞世南《临张芝平复帖》、颜真卿《鹿脯帖》，都注明为“闻”。这大概是成表以后续补载入的。张丑另有《南阳书画表》，所以在表首附记：已经见于该表的，本表不再收录。又说，凡是牵强附会的都不收录。不过，表中所列亲眼见到的各项，与他所作《书画舫》《真迹日录》多不相合。看来这几种表，或许是在两书之前编成的。△《南阳法书表》一卷、《南阳名画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张丑撰写。所列作品都是韩世能家收藏的真迹。《法书表》共列作者二十七人，计七十二件，分为五格：上格是时代，下格分别以正书、行押、草圣、石刻四类各为一格。《名画表》共列作者四十七人，计九十五图，也分为五格：上格是时代，下格分别以道释人物、山水界画、花果鸟兽、虫鱼墨戏各为一格，类别中又略有小的区分。两表前面都有张丑自序。大概是先编《法书表》，后来韩世能的儿子韩朝延又请他兼编《名画表》。韩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喜爱收藏名迹，董其昌《洛神赋跋》中所说的“馆师韩宗伯”，就是他。称为“南阳”，是因为韩氏的郡望在南阳，就像韩维把自己的文集称为《南阳集》一样。△《清河书画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张丑记载他家世代收藏的书画。张丑自序说，他的始祖号真关处士，曾经收藏书画。

译其中有黄庭坚、刘松年等人的作品，现已散失不存。这份表以书画的时代为经，以世系为纬：第一格是他的高祖元素所藏，第二格是他的曾伯祖维庆、曾祖子和所藏，第三格是他的祖父约之、叔祖诚之所藏，第四格是他的父亲茂实所藏，第五格是他的兄长以绳所藏，第六格是张丑自己所藏，第七格是他的侄子诞嘉所藏。上起晋代，下至明代，共计作者八十一人、四十九帖、一百一十五图，其中有很多名迹。大概从他的高祖起就出自沈度、沈粲门下，他的曾祖也曾与沈周交游；他的祖父、父亲都与文徵明父子结为姻亲，世代交好，渊源有自，所以张丑尤其以鉴赏书画闻名。不过按照他的自序来看，编作此表时，家道已经衰落，收藏品也已经全部卖掉了。这只是追溯记录它们的名称罢了。△《珊瑚网》四十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汪砢玉撰写。汪砢玉有《古今鹾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崇祯癸未年。全书中，法书题跋二十四卷，名画题跋二十四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汪砢玉留心著述，所编《珊瑚网》一书，与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并驾齐驱。大概张丑从高祖以下四代都鉴赏、收藏书画，汪砢玉也因为他的父亲爱荆与嘉兴项元汴交好，修筑凝霞阁来收藏书画，收藏之丰富，当时首屈一指。他们所凭借的条件，大致相当。所以都能广泛搜罗、汇集资料，编成巨著。不过，张丑的两部书对前后编排的年代都没有说明清楚；汪砢玉这部书则前面列题跋，后面附论说，比张丑的书纲目条理更加清楚。只是其中所载法书，有许多是亲眼见到或听闻所得，据此著录，并不全是他自己收藏的；却一律登载，完全不加注明，未免稍显没有区别。书中原迹全文，有的载录，有的不载，也完全没有说明原则。又如说唐刻《定武兰亭》有两块石，焦山《瘗鹤铭》有三块石，却没有辨别真伪；把李邕《书云麾将军李秀碑》误作《李思训碑》，把宋人所刻《临江帖》误作唐拓本，考据也不够精审。他所载的名画，宋、元各家铭心绝品收录得十分详细，装裱绢素之丰富，确实少有。后来卞永誉《式古堂书画考》、厉鹗《南宋院画录》都借助这部书完成，价值超过《书跋》。至于《书跋》后面附有《书旨》《书品》一类，《画跋》后面附有《画继》《画评》一类，都是杂录旧文，挂一漏万。枝指骈拇，两集相同。因为原本已有这些内容，姑且一并抄录如下。△《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御定。书法和绘画都兴起于上古，但没有考辨工拙的文字。考辨工拙大概始于东汉以后，起初只评论笔法，后来又有姓名品第、收藏著录、题跋古迹、辨证真伪等内容，这些著作有的流传下来，有的没有流传下来。把各种说法一并收录、汇编成一部书，则始于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和《历代名画记》。唐代以后沿袭发展，接连有人撰作，记载日益繁多，但大体各自依据所见所闻，不能完备无遗。我圣祖仁皇帝长期施行教化，功业成就，留心书法绘画。御制《书画题跋》篇章光辉灿烂，皇家的文献典籍也因此增添光彩。又下诏打开宫中秘藏，搜集编纂，一一亲自裁定，刻成这部书。全书分为：论书十卷，论画八卷，历代帝王书二卷、画一卷，书家传二十三卷，画家传十四卷，无名氏书六卷、画二卷，御制书画跋一卷，历代帝王书跋一卷、画跋一卷，历代名人书跋十一卷、画跋七卷，书辨证二卷，画辨证一卷，历代鉴藏十卷。全书分门列目，考求事迹，核查言论。所引用的书籍共一千八百四十四种，每条下面都注明出处。采用张鸣凤《吴兴备志》、桂故、桂胜、董斯张《吴兴备志》的体例，使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依据。前后条目贯通，没有重复，也没有抵牾；又像吕祖谦《家塾读诗记》那样汇集众说，分别标明姓名，再加以融会、删裁，仿佛出自一人之手。不仅能够寻究源流、穷尽艺术事项的精微，而且引证详备，义例精密，也可以说是考证的资粮、著作的规范。△《石渠宝笈》四十四卷，乾隆十九年奉敕编撰。评论书法和画品，起始于六朝；张彦远才开始汇总其大略，依据旧有文献，粗略陈述名目而已，不能全部见到真迹。唐、宋以来，记载日益增多，有的长于鉴赏，却受见闻限制；有的长于搜集，却短于辨识，直到后来仍未能兼收各种长处，编定成一部书，成为艺林的至宝。我朝承平盛世已有一百多年，内府收藏的书画，已经有许多人间从未见过的。皇上在政务之余游心艺事，精妙地契合天工；又因圣明的鉴识所及，万物都无法隐藏真相。因此对书画分别品评，既广博又精审，特命儒臣记录编成此书，收藏在宫殿楼阁中。按照次序列出纲目，分为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等条目；对于纸绢材质和尺寸、印记姓名、题咏跋识，以及奉有御题御玺的作品，全都逐一详载，纤细之处也必定详细说明。三朝帝王的亲笔墨迹和皇上的御笔，尤其珍贵，胜过球璧，光彩灿烂如玉石。由此可仰见，皇上在天未明时勤于政务之余、二更观书之暇，在松树云气之间、栋梁窗牖之内，安详凝神，用来调养天和、怡情悦性的，不过是纵心于翰墨、寄情于欣赏绘画而已。这与前代帝王专事追求奢侈、纷华、靡丽景象的做法，截然不同。△《秘殿珠林》二十四卷，乾隆九年奉敕编撰。

译凡是内府收藏的、涉及佛教经典和道家典籍的书画，都另外编录，汇编成这部书。首先记载三朝帝王的亲笔墨迹和皇上的御笔；其次是历代名人的书画，并附载印本、绣锦、刻丝之类；再次是臣工的书画；最后是石刻、木刻的经典、语录、科仪以及供奉的经像。编排次序先释后道，采用阮孝绪《七录》的体例。（按：《七录》今已失传，其分类总目载于道宣《广弘明集》中。）记载次序先书后画，先册、次卷、次轴，采用鉴赏家著录的通例；对于绢本、纸本、金书、墨书、水墨画、着色画，也一一分别。至于标题款识、印记题跋，以及高度、宽度和尺寸，同样逐一详列，比《铁网珊瑚》一类著录，体例更加详细。考察《宣和画学》，分为六科，把佛道列为第一科。（按：此事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宣和画谱》分为十类，把道释列为第一类。（按：《画学》称“佛道”，大概是唐代以来沿用的旧说；《画谱》作于林灵素掌权以后，才把“僧”改称“德士”，所以改变次序为“道释”。） 邓椿《画继》分为八个门目，也把仙、佛、鬼、神列为第一目。然而这些都没有另外编成一部书。至于书法家的著录，晋、唐人所书写的经典，都混杂列在古法帖、真迹之内，没有加以区分。把涉及书法和绘画两方面的作品另编成一部书，实在是从这部书才开始的。这是因为记载日益演变、日益增多，体例也越来越分门别类、越来越严密。《七略》把《史记》列在春秋家，把《离骚》列在赋家；后来《史记》另列为正史，《离骚》另列为楚词。文章的分类流别，逐渐增多。起初附带收录，后来便专门立项记载，往往都是这样。因此各家所记录的内容，似乎就像诸史《艺文志》一样，把释教、道教列为子部中的一类。这部书所收录的内容，则像佛教把经典列为三藏、道教把典籍编成七签一样，在四部之外另自成一类。古代简略、今天详细，各有各的恰当之处。圣人创制典章，有时创立新制，有时沿用旧制，无非是随着事情而使体例适宜罢了。△《庚子销夏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朝孙承泽撰。孙承泽另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孙承泽晚年想以讲学来显现自己的见识，评论者大多不赞许他；然而说到鉴赏书画，他却另有专长。这部书是顺治十六年孙承泽退居以后所作。内容始于四月，止于六月，所以取名为“销夏”。第一卷至第三卷，都是他收藏的晋、唐直到明代的书画真迹。第四卷至第七卷都是古代石刻，每条先标明名称，再在下面分别加以评定。第八卷是《寓目记》，所记都是别人收藏而曾经被孙承泽看过的作品，所以另成一卷附在书后。大体上，议论之中间或有考据。例如宋代的钱时，曾任秘阁校勘、史馆检阅，最后任江东帅属，本传记载得十分明白，但孙承泽却认为他隐居不仕。这类地方也颇有疏于核查之处。然而此书鉴别裁定精审，叙述编次雅正简洁，仍有米芾、黄长睿的遗风；与董逌文笔晦涩的著作相比，实在胜过它。孙承泽这个人可以鄙薄，但这部书却不可鄙薄。△《绘事备考》八卷（内府藏本）。清朝王毓贤撰。王毓贤字星聚，是镶红旗汉军。官至湖广按察使。陈鼎《留溪外传》记载狱吏汪金章的事，说王毓贤勤于吏治，案卷没有积压，可见他本来是以吏才著称的。然而这部书正是在康熙辛未年他任按察使时所作，可见他又能留心于鉴赏。第一卷是总论，都是撮录各家画法。第二卷至第八卷，则选取历代画家的姓名和事迹，按时代编排。自轩辕至隋共为一卷，辽、金、元共为一卷，唐、五代、南宋、明各自为一卷；只有北宋画家数量很多，分为三个子卷。所以总目虽然分为八卷，实际上却是十卷。体例是每个人各立小传，再把各书所记载的传世名迹附在此人传后。大体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夏文彦《图绘宝鉴》为蓝本，增补扩大其中尚未完备的内容，搜集编录相当详尽。其中如《穆天子传》说“封膜昼于河水之阳”，郭璞注说“膜昼是人名”；张彦远误把“昼”字写成“画”字，于是称封膜为画家之祖，并妄造郭璞的注语来证实此说。王毓贤又沿袭这一错误，实在是疏于考订。另外，辽代常思言说人品和画品都很高，附见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各书都把他的名字误失了，这部书也就缺载了。至于明代画家，只依据韩昂《图绘宝鉴续编》所载，止于正德年间；嘉靖以后，竟然没有搜采增补，也实在太过遗漏。然而前代如李嗣真、释彦悰、刘道醇之流，往往分别品第，时代混杂，难以核查。这部书仿照张彦远、夏文彦两家的旧例，按时代分类叙述，一看便可以明白；又删削繁冗，容易查找。虽然大量采用旧文，但本来不能把相互承袭作为弊病。△《书法正传》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清朝冯武撰。冯武号简缘，是常熟人，冯班的侄子。冯班以书法名重一时，冯武接受了他的传授。冯武八十一岁时，在苏州缪曰芑家中任馆师，为了阐述此书，专门论述正书的书写方法。开头载录绎曾《翰林要诀》一卷，其次是周伯琦所传《书法三昧》一卷，再次是李溥光《永字八法》一卷，因为三家论书各自独得精微旨趣。其中语意有不显明的地方，冯武便作补注来阐明。其次是明代李淳所进《大字结构八十四法》一卷；再其次是《纂言》三卷，内容是历代书家的精微论述。接着是书家小传、名迹源流各一卷，最后以冯班所著《钝吟书要》一卷作结。每卷之中，冯武也分别作附论，时常有精辟的言语。这大概是因为冯武在书学方面颇有渊源。△《江村销夏录》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高士奇撰。高士奇另有《春秋地名考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在他告老归居平湖之时所作，考察他所见到的法书、名画的源流，记载它们绢素的长短、宽狭，以及后人的题跋、图记，全都逐一记录，汇编成一部书；体例颇与《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相似。只是其中间或加入评论鉴定的话，又把自己所作的题跋一概附录进去，稍有不同。然而所记录的都出自亲眼所见，所以比那两部书更加详尽审慎。

译书中所录的书画，《式古堂汇考》已经全部载录，没有遗漏，大概就是从高士奇这部书中抄录进去的。由此也大致可以看出，他鉴赏的精湛程度受到收藏家的重视。所记作品从晋代王羲之直到明代文征明、沈周等诸家，都有收录；只是董其昌的旧迹全都没有载入。书的凡例说，董文敏的画另编为一卷，但这部书中没有，恐怕是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刊行吧？△《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清朝卞永誉撰。卞永誉字令之，是镶红旗汉军。官至刑部左侍郎。王士祯《居易录》说，卞中丞永誉赠送《书画汇考》六十卷，凡是诗文、题跋都收载其中；上溯魏、晋，下至元、明，收录最为详尽广博。朱彝尊《论画诗》中也有“妙鉴谁能别苗发，一时难得两中丞”的诗句，大概是说卞永誉和宋荦都精于鉴赏。宋荦当时任江西巡抚，卞永誉当时任福建巡抚，所以说“两中丞”。这部书书、画各三十卷，先列纲领后列条目，先总述后分述，先录原文再录题跋，先录本卷题跋再引用其他书籍，条理井然，而且比历来著录家的征引特别详细。只是所载书画并不全是他所收藏的，也不是都亲眼见过，大多是从汪砢玉《珊瑚网》、张丑《清河书画舫》等书搜集汇编而来，所以不能像《宝章待访录》那样，把亲眼见到和确实听闻的内容清楚地区分开来。又如所载原文，有褚遂良书写陆机《文赋》、吴通微书写《阴符经》、刘敞书写《南华秋水篇》、赵孟頫书写《过秦论》等，都与今天的版本没有大的异同，却把全文完整载录，实在是多余。至于陆机《平复帖》、虞世南《枕卧帖》，其中的文字是世人从未见过的，却反而略去不写。又如赵孟坚《水仙图卷》，《珊瑚网》记载有两本，不能没有前后混淆的疑问。卞永誉在后一条下面注明，其中一本恐怕是临摹本，姑且一并保存以等待考证，这种处理是恰当的。可是他所载定武兰亭落水本，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所载的前后题跋互有不同；所载神龙兰亭本，与朱存理《铁网珊瑚》所录定武本的题跋反而多有重复。又黄庭坚书写的《阴长生诗卷》，与朱存理、张丑所载的内容相互参差歧出，竟有三本；王诜《烟江叠嶂图》、苏轼为之作赋题诗的那一幅，竟有四本；这些都没有能够辨析真伪。又据王士祯《居易录》记载，他在卞永誉斋中观看所藏书画时，见到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卞永誉说自己曾见过一册，极为端正工整，是被好事者分割带走的，卞永誉只得到其中两三张纸。如今这部书也记载了这件作品，但只称为“史草”，也没有注明保存的页数，反而不如王士祯的记载可靠。王士祯又见过卞永誉所藏赵孟頫书写杜甫诗《天育骠骑歌》，上面有赵孟頫以小篆书写的“延祐四年九月既望”字样，这部书也一并没有记载，都是遗漏。至于“雁门”本来是郡名，“茂苑”是长洲的地名，却把它们当作文彭、文嘉的别号；居节的字是士贞，“贞”字的印章古篆与“鼎”字相似，却把居节的另一字说成士鼎。又把“秋岩”当作吾衍的别号，大概是因为吾衍所书《古文篆韵》后面有“至元丙戌秋岩记”一条。却没有想到，前一个至元丙戌年吾衍刚满二十岁，不应当自称老；而且他的跋文中所说的丁卯，如果是宋末咸淳丁卯年，正是吾衍出生之时，也不应当有“自征建昌”的话。现在以陶九成的跋文考核，所谓“至元”原来是“至正”的讹误，实际应是至正七年丙戌，距离吾衍去世已经三十七年。那个秋岩是陈秋岩，不是吾衍的别号。像这样的错误还有很多。然而此书收录既繁富，引述又丰富，足以供谈论书画艺术的人查阅的，没有超过这部书的，因此本来不应因为一两处小毛病而损害全书宏博的价值。△《南宋院画录》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清朝厉鹗撰。厉鹗另有《辽史拾遗》，已经著录。南宋自从和议达成以后，沉溺于湖山歌舞，专门致力于粉饰太平，于是仍然仿照宣和年间的旧例，设置御前画院，设有待诏、祗候等官品；这些官员所作的画，就称为“院画”。当时如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人，有“四大家”的称号。有人认为他们工巧过甚，与北宋的画法门径不同；然而他们早期还保留了许多宣和旧人的传统，流派相承，各自达到精妙境界，这种专门技艺，实在不是后人所能赶上的。所以即使是残断的绢帛，收藏者仍把它们视为珍宝。厉鹗曾撰写《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对于宋代史事最为博洽。因此他广泛考察院画的始末，写成这部书。第一卷是总述。其次从李唐以下共九十六人，逐人详细说明其事迹，并把各书所收藏的真迹、题咏之类附在每人名下，叙述编排颇为完备丰富。其中如杨妹子题写赵清献《琴鹤图》的绝句，有的书认为是马和之所画，有的书认为是刘松年所画，各书参差错杂而不一致；这类地方也没有全部加以考证。然而他的征引十分广博，对于遗闻佚事，大概已经搜集得没有遗漏了。△《六艺之一录》四百六卷、《续编》十二卷（礼部侍郎金甡家藏本）。清朝倪涛撰。倪涛另有《周易蛾述》，已经著录。他一生专心致志、嗜好学习，年近百岁时，仍然著书不停。由于贫穷，不能请人抄写，便全都亲手抄录，后来又由家中妇女协助完成。这部书仍然出自他的亲稿。全书分为六集：一是金器款识，二是刻石文字，三是法帖论述，四是古今书体，五是历朝书论，六是历朝书谱。凡是六书的异同、八法的变化，以及刊刻墨迹的源流和得失，只要典籍中有所记载，没有不搜集汇编的。其中只记录前人的成说，不用自己的意见作论断；有的地方各家意见不同、错杂难以调和，也把双方说法都保存下来，等待后人作出取舍。大概自古以来评论书法的人，唐代以前遗留下来的文章和论述，只有张彦远《法书要录》最为详尽；至于唐代以后论书的话，还没有比这部书更完备的。虽然搜集很多，所录内容未必全都雅正，条目范围过于广泛，体例也未能完全纯一；然而它排比贯串，上下二千多年，巨细无不具备，实在是书法家的总汇。楩、柟、杞、梓等良材，都汇聚在邓林之中，不应以其中夹杂未砍伐的榛木、楛木为缺点。

译他另有著作《文德翼佣吹录注》，以及刊削郦道元《水经注》的著作，如今都没有见到原本，不知道是否存佚。然而只要流传下这一部书，其他著作也不必计较了。△《小山画谱》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清朝邹一桂撰。邹一桂字小山，号让乡，是无锡人。雍正丁未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这部书全都论述绘画花卉的方法。上卷开头列出八法、四知。八法是：一叫章法，二叫笔法，三叫墨法，四叫设色法，五叫点染法，六叫烘晕法，七叫树石法，八叫苔衬法，都是斟酌采用前人的精微论述。四知是：一叫知天，二叫知地，三叫知人，四叫知物，这是前人未曾涉及的。其次分别论述各种花，共一百十五种，详细说明花和叶的形状、色彩。接着讲取用颜色，共十一条，详细说明颜色调制、炼制的方法。下卷开头摘录古人的画论，参杂自己的意见，共四十三条。还附有胶矾、纸、绢、画<ю枼>、画笔、用水等方法，最后以《洋菊谱》作结。这是因为邹一桂在乾隆丙子年闰九月奉诏为内廷绘制洋菊三十六种，承蒙皇上赐题，于是恭敬地记录花卉的名称、品类和形状，撰成这部谱，以记载荣幸相遇之事。当时《画谱》已经刊刻完成，因此把《洋菊谱》附在末尾。邹一桂是恽氏的女婿，他所画的花卉，得到了恽寿平的传授。这部书篇幅虽然简略，但其中有许多是他的心得之语。△《传神秘要》一卷（兵部尚书蔡新家藏本）。清代蒋骥撰写。蒋骥字赤霄，号勉斋，金坛人。他的父亲蒋衡，字湘帆，后来改名振生，曾以书法闻名一时。蒋衡曾书写《十三经》，于乾隆五年呈进朝廷，特赐国子监学正的官衔。蒋骥的书法不及父亲，但尤其以写真著名。这部书共分二十七目，对于各种构图布局、取势、运笔和设色，全都抒发自己的心得，论述最为详尽。考察古人的画法，大多重视描写人物形貌，所以顾恺之的画艺精妙绝伦，特别因这一点而著名。然而流传下来的画论，所论多是人物、花鸟和山水。像这样把写真方法编成一部书的，除陶宗仪《辍耕录》所记王绎《写像秘诀》之外，几乎没有大略可见的著作。丹青画家大多把技法口诀口耳相传，几乎认为这不是士大夫所应从事的艺术。蒋骥这部书深入研究、剖析其中的精微之处，标明格法和范例，确实可以补充古人尚未完备的地方。正不可以因为重视古代而轻视近代，把它看作工匠的技艺。以上是“艺术类”书画一属，共七十一部、一千零七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七十三卷〕 按：考订论述书画的著作，著录数量最多。有的记载姓名，体例像传记；有的叙述名品，体例像目录；有的讲解笔法；有的把书法和绘画各自编成一书；又有的合编为一书。其中彼此相互贯通，难以分类，现在一概按时代先后排列。兼论鉴赏古器物的，则另列入杂家类的杂品中。△《琴史》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朱长文撰写。朱长文有《吴郡图经续记》，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叙述琴的典故。前五卷记载自古以来通晓琴理的一百四十六人，附带记载九人，分别详细列举他们的事迹。后一卷分为十一篇：第一篇《莹律》，第二篇《释弦》，第三篇《明度》，第四篇《拟象》，第五篇《论音》，第六篇《审调》，第七篇《声歌》，第八篇《广制》，第九篇《尽美》，第十篇《志言》，第十一篇《叙史》。凡是琴曲演奏的沿革、琴制的损益变化，无不一一具备。这部书采辑材料详尽广博，文辞典雅丰富，比他所作的《墨池编》更为优胜。钱曾《读书敏求记》只记载其中关于宋太宗九弦琴的一条，把它当作奇闻，其实可以用来增长广博见识的内容远不止这一条。绍定癸巳年，他的从孙朱正大才开始刊刻此书，并写了后序。他的五世孙朱梦炎又作了一篇《长文事略》，旧本一并附在书后。现在仍把它录入，以便看出这部书的由来以及朱长文一生的始末。△《松弦馆琴谱》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严澂撰写。严澂字道澈，常熟人。大学士严讷的次子，凭借荫袭入仕，官至邵武府知府。这部书所收琴曲二十八首，全都是没有歌词的曲子。他在自序中说：古代音乐已经湮没，琴曲也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只有声音而已。近世有一两个庸俗的乐工，把古代的文辞拿来一字对应一个声音，却说这样就能歌唱；又把古曲按一个声音配一个字连缀成合乎义理的文辞，却说这样就能作文。这难道是古代的做法吗？大概一个字如果拉长声音来歌唱，五音几乎都可以遍及，所以古代音乐中一个字发声而击鼓，也不知要击多少次；如果想让声音和字逐一相当，哪有这样的道理？考察古诗配入管弦乐器演奏，大抵是依照曲调歌唱，并不是凭歌词来取得曲调。现在世上流传的古琴操，流传的都是歌词，不是曲调。看濮上的音乐，师涓能够听出并辨识它，这是有曲调而没有歌词的明显证据。孔子弹琴而领会其中所奏之人的志趣，师襄才说这是《文王操》。假如当时有歌词可以诵读，孔子就不必等待询问，师襄也不必等待说明了，等等。考察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庐州人崔闲姜弹奏的琴曲共有三十多首，想请叶梦得为每首曲子分别作词，这也是宋代琴谱有曲调而无歌词的明证。严澂的论述最为合乎情理。因此琴派各家虽然不止一家，但清微淡远的风格，只有虞山派最为突出。这部琴谱之后，继承它的有徐谼大的《还阁谱》，天池、青山两家于是成为虞山派的主要宗派。△《松风阁琴谱》二卷、《抒怀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程雄撰写。程雄字云松，休宁人。这部书汇辑各家的遗留琴谱，并参入自己的方法。前面附有《松风阁指法》两篇，原本是三山庄臻凤所作，程雄为之改订。《琴谱》上下二卷，从《清宫忘机》到《清商春山听杜鹃》，共十一曲。琴谱中增加的各种指法，大多出自程雄的新意，指法也比其他琴谱增加了一倍。像《醉渔》等曲，更想使声调舒展变化，以增加弦轸之外的趣味，可以说是深知其中意味的人。他的《抒怀操》一卷，则是把士大夫之间赠答的诗词谱成琴曲，共四十多调。配合五音，铿锵激越雄壮，也颇为合乎自然。他在弹琴调弦的技艺上，大体主要得力于勹法。可是琴谱曲调纯熟而不流于俗，也仍是学琴者不可废弃的著作。△《琴谱合璧》十八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译清代和素把明代杨抡所撰的《太古遗音》重新翻译。杨抡本是金陵的琴工，辑录旧琴谱编成这部书。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古代的雅乐不过如此，却不知道它仍然没有脱离俗乐。例如《普庵咒》之类，已经近于繁琐的指法；至于所谓“大音希声”、一字一音的宗旨，又哪里懂得呢？只是其中五十三种指法，颇得自师传，是当时琴谱中的佳作。又如《归去来词》、《听颖师琴诗》、《秋声赋》、《前赤壁赋》，一字不增不减，而声韵自然相合，也足以取法。其余牵强附会古人，文辞多鄙俗浅陋，只取其曲调，不取其歌词罢了。和素是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内阁侍读学士。他根据杨抡的旧谱用清文翻译；至于五音和指法，则采用对音，因为满洲的音韵精微而广大，无所不包，用在琴曲上，更能显出宫调正声的和谐以及天然之音的契合。以上是“艺术类”琴谱一属，共四部、二十九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以上所录，都是山人墨客的技艺以及辨识曲调、欣赏音乐的著作。至于熊朋来的《瑟谱后录》、《注浩然琴瑟谱》之类，全都属于雅正的演奏，仍归入经部乐类，不与这些书列在一起。△《学古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吾邱衍撰写。吾邱衍有《周秦刻石释音》，已经著录。这部书专为篆刻印章而作。开头列出三十五条，详细论述字体的正体与变体，以及篆书书写、摹写和镌刻的方法。其次汇列所应采用的文献和品目：第一《小篆品》，第二《钟鼎品》，第三《古文品》，第四《碑刻品》，第五《器品》，第六《辨谬品》，第七《隶书品》，第八《字源》，第九《辨源》，共四十六条。又把洗印法、印油法附在书后。摹刻私印虽然被称为小技，但不精通六书之法的人，一定不能做得好。宋代如晁克一、王俅、颜叔夏、姜夔、王厚之，各自都有相关谱录，吾邱衍于是又接续他们编写此书。其中辨析错误的部分，徐官《印史》说它多采纳其他家的学说，并附加自己的见解，剖析得相当精当。所列小学诸书，也都分别加以评断，很有考证。关于汉隶的一条，书中说书写方法载在前卷第十七举之下，因此这里不再重复计数。这说明原本应当是上、下二卷，现在合并为一卷，大概是后人合并的。△《印典》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朱象贤撰写。朱象贤号清溪，吴县人。这部书采录印玺的旧事以及各家的论说，分为原始、制度、赉予、流传、故实、综纪、集说、杂录、评论、镌制、器用、诗文十二类。书后有康熙壬寅年白长庚的跋，说书中引用的宋代王基《梅庵杂记》、《蜗庐笔记》、叶氏《游艺杂述》、元代宋无《考古纪略》四部书，都是从槜李曹氏的抄本中得到的，为各家所未见。然而它所援引的其他材料，大多不是秘籍；所分的各类也颇为混杂。例如“故事”和“综纪”两门，所载内容多有重复。又常常只因字句偶然涉及某事，便把它列入书中。例如《周顗传》说取来斗大的金印系在肘后，《辛替否传》说金银不能与他的印相配，这些都是因其他事情顺带谈到的。《王融传》说“穰侯的印难道就可以轻易解下吗”，《世说新语》说石勒派人读《汉书》，听到汉朝将立六国后代并刻印授给他们，这些也只是偶然追述旧典，都不是印玺的故事，却不免滥行收录。并且杂乱采录旧文，完全没有考订辨析。吾邱衍《学古编》说，夏、商、周三代没有印，又辨析《淮南子》记载子贡印章一事的荒谬；可是《印典》的“赉予”门却把这件事列为首条，也自相矛盾。不过它采集的材料既丰富，足以供考订查核使用。而且古人从未把有关印章的事汇编成书，姑且仿照《文房四谱》的体例，保存下来作为一家之言。朱象贤自称是朱长文的后裔，所以这部书初刻时附在《墨池编》之后。现在因为时代已经不同，所记内容也各不相同，便分别著录，使它们各自归入相应的类别。以上是“艺术类”篆刻一属，共二部、九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扬雄说，雕虫篆刻这类小技，壮士不做。因此像锺繇、李邕之类的人，有的亲自镌刻碑石，却没有一个人亲自制作印章，也没有人鉴别印章工拙。汉代印章的字形笔画往往错误奇异，大概是因为由工匠制作，工匠不懂六书，或者只是仿效制作；这正是好古过度的弊病。自王俅《啸堂集古录》开始稍微收集古印，自晁克一《印格》开始汇集古印编成谱录，自吾邱衍《学古编》开始详细论述印章的体例，于是成为鉴赏家的一门学问。文彭、何震以后，法式更加严密，技巧也更加繁多。然而《印谱》一类书一经传抄，必然会失去原貌，现在著录的，只是各家品评题咏印章的著作罢了。△《羯鼓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南卓撰写。《唐书·艺文志·乐类》载有南卓《羯鼓录》一卷，却没有说明南卓是什么地方人。杂史类又载南卓《唐朝纲领图》一卷，注说他字昭嗣，大中年间任黔南观察使。计有功《唐诗纪事》也说南卓起初任拾遗，因进谏被贬为松滋县令，大中年间任黔南观察使，与《唐书》相合，应当就是此人。只是此书自称会昌元年任洛阳县令，又说大中四年春阳罢免，返回海南。《书录解题》又认为他是婺州刺史，这些说法都互不相符。然而段安节《乐府杂录》说黔南节帅南卓作《羯鼓录》，也与《唐志》相合。段安节是唐代人，必定不会弄错。疑心书中所叙是南卓尚未任黔南节帅以前的事情，陈振孙所说的情况，则只是根据书中有到东阳的语句，凭推测断定他曾任婺州刺史。这部书分为前录、后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大中四年。前录开头叙述羯鼓的源流和形状，其次叙述唐玄宗以后有关羯鼓的各种故事；后录记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的故事，并附录羯鼓所用的宫调曲名。共列太簇宫二十三调、太簇商五十调、太簇角十四调，徵、羽两调缺失。

译只是因为使用太簇调的曲子以羯鼓为主，太簇是一个均的缘故。又有诸佛曲十调、食曲三十二调，曲调名称也多采用梵语，因为这些曲子本来是龟兹、高昌、疏勒、天竺四部所使用的。书中记载李琬的一条，说《耶婆色鸡》一曲声音已经结束而意味还没有尽，于是用其他曲子来解释它，这就是汉、魏乐府曲末有“艳”的遗法。例如《飞来双白鹄》、《塘上行》等曲，篇末文字与前文不相连接，都是这个例子。大概乐工靠专业传授，还能得到这种传统；文士不熟悉歌唱方法，只按照文字妄加解释，最终反而穿凿附会，变得无法通晓。△《乐府杂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唐代段安节撰写。段安节是临淄人，宰相段文昌的孙子，太常少卿段成式的儿子，温庭筠的女婿。（见《南楚新闻》）官至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唐书》把他附载在段成式传末，说他精通音律，能够自己创作曲调，所以这部书对乐府的规律叙述得很详尽。书中说唐僖宗巡幸蜀地，又在序中说“及至我经历离乱，礼寺毁坏，簨虡已经迁移，警鼓也无法辨认”，可知此书成于唐末。《唐书·艺文志》作一卷，与今本相合；《宋史·艺文志》却作二卷。但《崇文总目》确实作一卷，不应当《宋志》突然增加一卷，可知“二”字是传抄错误。书的开头列出乐部九条，接着列歌、舞、俳优三条，再列乐器十三条、乐曲十二条，最后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结束。不过只有文字说明而没有图，难道是旧本的图已经散佚了吗？《崇文总目》讥评它内容芜杂驳杂、没有条理；现在考察其中乐部各条，与《开元礼》、杜佑《通典》、《唐书·礼乐志》相互出入，可以知道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传闻。它的叙述也颇有条理，不知所谓“芜驳”究竟在哪里。徐充《暖姝由笔》说，琴有先攵声，苏轼谈到嵇中散《琴赋》说：“间辽故音痺，弦长故徽鸣。” 所谓“痺”，就是如今所说的先攵声。先攵的读音是“鲜”，见于《羯鼓录》。这样看来，这部书对考证也颇有帮助。只是所列乐曲名称，不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完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也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大概郭茂倩的书完备地记载古代乐府题目的名称，王灼的书向上追溯宋词的源流，而这部书所列的，是当时配入管弦乐器演奏的曲子；三书详略不同，原因就在这里。△《玄玄棋经》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晏天章撰写。张靖作序说：围棋的对弈，有人说属于兵法一类。现在取围棋中取胜和失败的要领，分为十三篇：第一《棋局》，第二《得算》，第三《权舆》，第四《合战》，第五《虚实》，第六《自知》，第七《审局》，第八《度情》，第九《斜正》，第十《洞微》，第十一《名数》，第十二《品格》，第十三《杂说》。书后有跋说：自宋代以来，以善于下棋而闻名天下的人，从前有待诏老刘宗，今天则有刘仲甫、杨中隐、王琬、孙侁、郭范、李百详等人，他们都能论述这十三篇，掌握其中的常法而产生变化。这篇跋没有署名。从跋文称刘仲甫为“今日”之人来看，作者应当是南宋初年的人。这部书大概在当时已经成为棋家的范本了。考察《通志·图谱略》说，《太宗棋图》一卷、《邯郸艺术志御棋图》一卷，都是上面为棋局命名的书。共列十四局，有“逍遥自在”“千变万化”“凝神静心”“玄之又玄”等名称。“玄玄”这个名称，或许就是取自这里吧。△《棋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刘仲甫撰写。刘仲甫是钱塘人，南渡时期的国手。这部书共四章：第一《布置》，第二《侵凌》，第三《用战》，第四《取舍》。刘仲甫说：下棋的道理与用兵相同，所以叙述这四篇，大体符合孙武、吴起的兵法。书后附有论棋杂说，就是晏天章《棋经》的最后一篇，由刘仲甫为之作注。按：刘仲甫凭借棋艺名重一世，但何薳《春渚纪闻》记载有个叫祝不疑的人胜过他。蔡绦《铁围山丛谈》又记载王憨子、晋士明都胜过他，可见他的棋诀也不是万无一失。然而关于计算和心智谋略的事情，大体都是后来的人胜过前人。大概是因为在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再推求尚未达到的境界，有所凭借就容易用力。况且盛名之下的人自以为天下无敌，后来者有时乘其暮气将衰，有时乘其骄气过盛，往往从防守的空隙中攻入，出其不意，胜负强弱的形势大概就是由此形成的。孙武能够率军攻入郢都，却不能阻止楚国重新夺回郢都，那么他也不是百战百胜的人。不过，谈论兵法的人不能超出这十三篇的范围。对于刘仲甫这部书，也可以这样看待。以上是“艺术类”杂技一属，共四部、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羯鼓录》、《乐府杂录》在《新唐书·艺文志》中都列入经部乐类，把雅乐和郑声混在一起，很没有条理。现在把它们按类别归入艺术类，希望各自得到适当的归属。

译卷第一百一十四　子部第二十四 ○艺术类存目 △《山水松石格》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梁孝元皇帝撰。考察这部书，最早见于《宋艺文志》的著录。书中文字十分鄙陋，不像六朝人的语言。而且，元帝擅长绘画，《南史》记载他画有宣尼像，《金楼子》记载他画有《职贡图》，《历代名画记》记载他画有《蕃客入朝图》《游春苑图》《鹿图》《师利图》《鹣鹤陂泽图》《芙蓉湖醮鼎图》，《贞观画史》记载他画有文殊像，可见他擅长的只是人物画。所以姚最《续画品录》只称“湘东王殿下擅长画像，尤其能穷尽神妙”。从未听说他以山水、松石画著称，怎么会有这部书呢？《后画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唐代僧人彦悰撰。书前有彦悰自序，说这是《帝京寺录》，把他所见的长安名画系以品评，共记三十七人，大概是用来续接姚最那部书的。序题为贞观九年，所以称阎立本当时还任司平太常伯；然而书末所列的一人，却是广陵郡仓曹参军李凑。考张彦远《名画记》，李凑是李林甫的侄子，起初任广陵仓曹，天宝年间贬为明州象山县尉。他尤其擅长画绮罗人物，在当时惊绝一时。这样看来，李凑是唐明皇时的人。彦悰生活在唐太宗时代很久以前，怎么能够预先把李凑记录下来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僧人彦悰的品评，最为谬误，传抄时又多有脱漏和错乱，实在不值得看。”既然真本尚且不值得重视，更不用说伪本了。《续画品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旧本题作唐代李嗣真撰。考《旧唐书》，李嗣真是滑州匡城人。永昌年间被授为御史中丞、知大夫事，后来被来俊臣陷害，流配岭南。万岁通天年间被征召还朝，走到桂阳时去世。这个本子的前题署名为御史大夫，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称他为“李大夫”，与《旧唐书》相合；张彦远又称嗣真是尹琳的弟子，擅长画佛道鬼神。尹琳是唐高宗时人，时代也相合，应当就是这个人。这部书的书名见于《唐艺文志》；朱景元《唐朝名画录》序说，嗣真只是空列画家姓名，却不记载他们的优劣，也不区别品格高下，这与本书的体例相合。然而《名画记》引用李嗣真的话说，曹不兴画一只苍蝇便能擅自抬高画价，把他列入上品，恐怕不恰当。况且关于拂去苍蝇的故事，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物是杨修；谢赫贬抑卫协而推举曹不兴，也属于只看重身份地位的说法，等等。这样的记载共有数条。李绅《尚书故实》也引用嗣真的话说，顾恺之的画屈居第一，然而“虎头”顾恺之又不如卫协所画的《北风图》，可见嗣真的书本来就有评论判断；同出于唐人之手，而说法却互相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嗣真有《名画记》一卷，另有《画人名》一卷，难道张彦远所引用的是《名画记》的文字，而这部书是《画人名》吗？可是李嗣真是唐代人，书中却称梁元帝为“湘东殿下”，仍然与姚最的文字相同。书序又说：“现在所记载的内容，都是谢赫所遗漏的，却反而连姚最的一句话也比不上。”恐怕李嗣真的原书已经散佚，明人剽窃姚最的书，略加增补，假托为李嗣真所作。《法书要录》记载李嗣真《后书品》一卷，所载八十一人，分为十等，每等都有叙录，又有评论和赞语，条理井然。按照他《画品》的体例，也一定会完全相同，不应当这样草率。这尤其是作伪的明证。《画学秘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唐代王维撰。文辞采用骈体，句式格调却都像南宋人的语言。王缙编纂《王维集》时，也没有收录这篇文章。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才开始著录它，大概是近代人的依托之作。明人把它收入王维文集，实在考查得太不仔细了。《山水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唐代李成撰。考《宋史·李觉传》，记载李成字咸熙，原籍京兆长安，唐末迁居青州。他擅长画山水，周朝枢密王朴将要推荐他的才能，恰逢王朴去世，李成郁郁不得志。乾德年间，司农卿卫融任陈州知州，召请李成，李成于是带着全族前往。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又记载他在开宝年间考中进士，参加礼部考试；邵博《闻见后录》也称宋初营丘人李成画山水。这样看来，李成是宋人，题作唐人是错误的。这部书，《宋志》以及晁公武、陈振孙的书目都没有著录，宋代各家画录也没有说李成有这部书。大概是后人根据这篇文字，又参照《王氏画苑》所载嘉定年间李澄叟《山水诀》，二者大同小异而作成的。大概一般庸俗画工原本就有这种口诀，辗转相传，彼此有所增删，后来便任意假题为古人之作。《宣和论画杂评》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这个本子载于《王氏画苑》，题作宋徽宗皇帝御撰。核对其中文字，实际上就是《宣和画谱》中的各篇评论。明人编纂丛书，往往如此，作伪也实在拙劣。《华光梅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宋代僧人仲仁撰。考邓椿《画继》说，仲仁是会稽人，住在衡州华光山。陶宗仪《书史会要》说，华光长老非常喜爱梅花，在方丈中种了几株梅树。每当梅花开放时，他就把床移到树下，终日吟咏。偶然在月夜看见窗间横斜的稀疏梅影，清幽而可爱，于是用笔描摹它的形状。从此喜爱画梅，领会了其中的精髓。黄庭坚诗说：“早就听说华光擅长画墨梅，还想求得一枝以洗涤烦恼。”华光画梅因此流传下来。然而黄庭坚又曾为他的《平沙远水》题诗，可见他并不只是会画梅。这部书大概是后人借仲仁之名托名写成的。书中有一条口诀，文辞和意旨都很鄙陋；有一条讲取象，牵强附会于太极、阴阳、奇偶，又旁涉讲学家的门径，尤其违背画家清疏旷达的趣味。末尾有补之的总论一条、华光指迷一条。补之就是杨无咎的字。南宋高宗时，杨无咎才开始以画梅著名。《独醒杂志》记载，绍兴初年有华光寺的僧人来住在清江慧力寺，士人杨补之、谭逢原与他交往，于是得到了仲仁的传授。仲仁在元祐年间，不应当预先引用杨补之的说法。至于华光写成的书，竟然又自己引用华光的书，其中的错误更是不必辨析了。《金壶记》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宋代僧人适之撰。适之的生平始末不详。考《拾遗记》记载，周代浮提国进献两名书生，并有一只金壶，壶中的墨汁洒在水石上，就会形成篆籀或科斗文字。这部书取名，大概就出于这个故事。适之原来有《金壶字考》一卷，把书中读音特殊的字按类别归在一起，标题写两个字，在下面注出读音，体例很有条理。这部书杂记各种书体和擅长书法的人名，内容颇为杂乱。例如把项籍记姓名、扬雄心画之类的内容，杂乱地叙述在五十六种书体之中，实在不相类。此外全都不注明出处，也违背了传信的原则。《画山水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宋代李澄叟撰。李澄叟的生平始末无法考察。只知道他在序中没有自称湘中人，序题为嘉定辛巳六月，而书中说在其中纵情游历、盘桓已经六十多年；这样看来，他是宋高宗末年的人，到宋宁宗时还活着。他评论绘画时说南渡以后有李、萧二位画家，但考察南渡以后姓李的画家不下数十人，姓萧的却没有，不清楚他所指的是谁。并且李澄叟只谈到绍兴末年，在一条泛论中却又说绍兴年间有一位晚进，这也很矛盾。考《画史会要》记载，元代有李澄叟，是湘中人，从小观察湘中的山水，长大后游历三峡、夔门，有时走水路，有时走陆路，完全掌握了山水的形态，用水墨画出，颇有精妙的领悟，著有《山水诀》一卷。人名、书名都与这里相合，只是时代和书中内容不合。现在核验书中所载，都是世间流传的李成《山水诀》文字，只把字句稍作改动；大概是原本散佚后，有人抄袭李成的书，伪撰成这个本子，又误认为是宋人之作，所以彼此完全抵牾。《王氏画苑》竟把它与李成的书同时收录，也是没有相互考校的缘故。《竹谱详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元代李衎撰。李衎的《竹谱》十卷，已经在《永乐大典》中采辑著录。这个本子只是从中抄录百分之一，却改题为《详录》，实在太荒谬了。《书法钩玄》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元代苏霖撰。苏霖字子启，镇江人。这部书选取前人论书法的话，从汉代扬雄开始，到宋代刘辰翁为止，共六十五条。大略具备纲要，但并不完备，取舍也不够精审。《字学新书摘抄》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元代刘惟志撰。刘惟志是达州人，仕宦经历不详。这部编著摘录古人论书法的话，分为四类。分别是六书、六体、书法、书评，内容非常简略。详细看它的书名，似乎原先有一部《字学新书》，刘惟志只是从中摘抄而成。《画纪补遗》二卷、《元画纪》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宋高宗以后、元至正以前的各位画家，其中错误很多。例如马远的父亲名叫马公显，字逵，书中却把逵说成马远的弟弟，把公显说成马远的孙子，还说他们继承家学却不及祖先，颠倒得十分厉害。其他脱漏之处，更是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法书通释》二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明代张绅撰。张绅字士行，一说字仲绅。《书史会要》只称他是山东人，洪武年间任浙江布政使。不知道他是山东何地人，也不知道他的出身。考《明史·吴伯宗传》附载鲍恂事迹，说洪武十五年，吉安余诠、高邮张长年、登州张绅都因精通经学、年老而有成，被礼部主事推荐，召到京城。鲍恂、张长年都因年老多病辞职回乡。只有张绅被授为鄠县教谕，不久召任右佥都御史，最终任浙江左布政使。这样看来，张绅是登州人，是通过荐举起家的。这部书分为十篇，分别是《八法》《结构》《执使》《篇段》《从古》《立式》《辨体》《名称》《利器》《总论》。内容都是汇集晋、唐以来的名家论说，间或涉及苏轼、黄庭坚、姜夔、吾衍的说法；所选古人的碑帖，只到唐代为止，但都是常见的文字。《立式》篇辨析古代没有“真书”这个名称，指出钟繇、王羲之的楷书都属于隶法，这一条足以纠正近代俗劄的鄙陋。书中引用的法书《瘗鹤铭》前后出现两次，一次列为小楷，一次列为大楷，难道是校录时偶然疏忽了吗？考《静志居诗话》说：“张绅擅长大小篆，精于鉴赏。法书名画，多有品评题跋。撰有《法书通释》一卷。”现在查验这个本子，实际是两卷，大概是朱彝尊偶然记错了。《书学会编》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黄瑜编。黄瑜字廷美，华亭人。考明代有两个黄瑜，都字廷美，也都是景泰、天顺年间人。其中一人是黄佐的祖父，著有《双槐岁抄》，另有著录。这个黄瑜在天顺六年任肇庆府知府，这部书就是他在肇庆刊刻的。全书收有四种书：一是刘次庄《法帖释文》，一是米芾《书史》，一是黄伯思《法帖刊误》，一是曹士冕《法帖谱系》。没有一字考证，讹误脱漏多到无法阅读，大概只是书帕本而已。《书纂》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有卷首有翠渠病叟的自序。考《明史·儒林传》记载，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己丑年进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学者称他为翠渠先生。他的号与自序相合。《明史·艺文志》又记载周瑛有《书纂》五卷，与这个本子的书名、卷数都相合，大概就是周瑛的书。全书分为《原始》《辨体》《考法》《会通》《择佐使》五篇。《原始》篇论述六书；《辨体》篇论述古籀、篆、隶、草、八分、飞白等书体及历代沿革；《考法》篇论述手法、笔法；《会通》篇论述各家书法；《择佐使》篇论述笔、墨、纸、砚。大体上是拾取旧文，所以取名为《纂》。自序说，他的长孙南凤十一岁时，他写这部书教给他，因此所录内容大多浅近易懂。《书辑》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陆深撰。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分为六篇：一是《述通》，二是《典通》，三是《释通》，四是《笔论》，五是《体位》，六是《古今训》。所采用的各种书籍，都列在篇首；篇末又附有《法帖源流》一篇，陆深曾亲自书写并刻在石上。《明书画史》三卷、《元朝遗佚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刘璋撰。刘璋字圭甫，嘉定人。这部书成于正德乙亥年。记载洪武以来擅长书法、绘画的人，共三百七十多人，另有六名僧人附列在末尾。又附录元代名家以及五代、宋、金时期姓氏偏僻、事迹少见的人九名，另编为一卷。每人只有寥寥数语，不能完整叙述其生平，只是粗略具备梗概而已。《平泉题跋》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陆树声撰。陆树声字与吉，平泉是他的别号。南直隶华亭人。嘉靖辛丑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著全是他题跋书画的文字。万历庚寅年，他的门人黄<禾来>、包林芳等人另行辑录刊刻，后面附有杂著四篇。《画苑》十卷、《画苑补益》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画苑》十卷，由明代王世贞编；《画苑补益》四卷，由詹景凤编。王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经著录。詹景凤字东图，休宁人，由举人出身，官至平乐府通判。王世贞所收的书，共有：谢赫《古画品录》一卷，李嗣真《续画品录》一卷，沙门彦悰《后画录》一卷，姚最《续画品》一卷，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一卷，沈括《图画歌》一篇，荆浩《笔法记》一篇，王维《山水论》一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刘道醇《宋朝名画评》三卷，朱景元《唐朝名画录》一卷，陈询直《五代名画补遗》一卷。（考察：这部书实际由刘道醇撰写，题作陈询直，是沿袭《文献通考》的错误，详细说明见本条下。）邓椿《画继》十卷，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三卷，米芾《海岳画史》一卷，共十五篇。詹景凤所补的，共有：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一篇，王维《画山水秘诀》一篇，荆浩《论画山水赋》一篇，李成《山水诀》一篇，郭熙《林泉高致》一卷，淳思《画论》一卷、《纪艺》一卷，宣和《论画杂评》一卷，韩纯全《山水纯全集》一卷，李澄叟《画山水诀》一卷，无名氏《论画山水歌》一篇，李廌《画品》一卷，华光和尚《梅谱》一卷，李衎《竹谱详录》一卷，张退公《墨竹记》一篇，董逌《广川画跋》六卷，共十六种。《王氏书苑》十卷、《书苑补益》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这部书也是明代王世贞编，詹景凤续编。当初，王世贞编纂《古书家言》，多达八十多卷。王世贞抚治郧阳时，选取十多种书付梓刊刻，刻版收藏在襄阳郡署。后来因水涨被冲失，不久又把五种刻本交给王元贞，在金陵翻刻，题名为《王氏书苑》。万历辛卯年，王元贞和詹景凤续刻八种，题名为《书苑补益》。王世贞的《书苑》五种，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米芾《海岳书史》一卷、苏霖《书法钩玄》四卷、黄伯思《东观馀论》二卷、黄讠乃《东观馀论附录》一卷。《詹景凤补益》八种，是孙过庭《书谱》一卷、姜夔《续书谱》一卷、米芾《宝章待访录》一卷、欧阳修《试笔》一卷、宋高宗《翰墨志》一卷、曹士冕《法帖谱系杂说》二卷、吾邱衍《学古编》二卷、刘惟志《字学新书摘抄》一卷。这些书都有另行单刻的版本，王世贞只是特意搜集合并刻印，便自行创立名目，这就是明人的拘泥习气，即使贤者也不能避免。朱国<木贞>《涌幢小品》说：“王弇州不擅长书法，却喜欢谈论书法。他说：‘我的手腕中有鬼，我的眼睛里有神。’” 这种说法一倡导起来，于是不擅长绘画的人喜欢谈画，不擅长诗文的人喜欢谈诗文，甚至禅学、玄学也无不如此。古语说：“真正懂得的人不说，喜欢说的人并不懂。”我的朋友董思白在书法、绘画方面当时独步一时，然而面对别人时绝不提及这些事。这是对王世贞的极端讥诋。不过，王世贞品评书画，鉴赏家实际上并不认为错误，或许只是因为喜欢谈论而招来诽谤吧。像这部书以及《画苑》，都是他喜欢谈论的一个证明。△《弇州山人题跋》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世贞撰。考察《弇州四部稿》，其中有杂文跋、墨迹跋、墨刻跋、画跋、佛经跋等类别；这部书只有墨迹跋三卷、墨刻跋四卷。书中文章与文集中所载相比，也有较大的详略不同，疑心是当时摘抄编成一帙，后来又经过删定收入文集。正如《集古录》有真迹本和汇编本的区别。△《中麓画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李开先撰。李开先字伯华，号中麓，是章邱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明史·文苑传》把他的传记附载在陈束传中。称他生性喜好收藏书籍，藏书之名闻于天下。如今他的书目没有流传下来，却流传下了《画品》。这部书大致仿照谢赫、姚最的体例，品评明代的绘画，分为五品，每一品中都兼列优劣。王士祯《香祖笔记》说：“章邱李中麓太常，收藏书画极为丰富，自负有鉴赏能力，曾作《画品》，排列明代画家，把戴文进、吴伟、陶成、杜堇列为第一等，倪瓒、庄麟列为次等，而沈周、唐寅列在第四等，持论与吴地人很不相同。王弇州与他友善，曾说经过中麓草堂，把所藏的画全部看了一遍，没有一幅好的。而中麓认为戴文进的画高于元人，却不及宋人，也还不足以作为定论。”这样看来，这部书的见解偏僻，是可以知道的。△《笔元要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徐渭撰。徐渭字文清，后来改字文长，是山阴人。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书论述书法，专门以运笔为主，大体上是从米氏那里发端的。△《吴郡丹青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穉登撰。王穉登字百穀，吴县人。嘉靖年间是平民。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书所记，神品一人，即沈周；附列三人，即沈周的父亲沈恒、伯贞，以及沈恒的老师杜琼。

译妙品四人，即宋克、唐寅、文徵明、张灵。附列四人，即文徵明的儿子文嘉、侄子文伯仁，以及朱生、周官。能品四人，即夏昶、夏昺、周臣、仇英。逸品三人，即刘珏、陈淳、陈栝。遗耆三人，即黄公望、赵原、陈惟允。栖旅二人，即徐贲、张羽。闺秀一人，即仇氏。各人都写了传赞，文辞全都纤弱轻佻。至于把仇氏善于绘画说成“牝鸡之晨”，也可以说是不善于考察典故了。△《绘林题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汪显节编。汪显节的生平始末不详。万历年间，秀水人周履靖钩摹古今名画，刻在石上，题名为《绘林》。当时有很多文士为它题写识语。汪显节汇集编次成帙，共四十二人。汪显节自己也在其中。△《海内名家工画能事》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张凤翼撰。张凤翼有《梦占类考》，已经著录。这部书辑录前人论画的绪言，不过其中言语多浅近，只能用来教导一般画工。书中有戴逵、王维论画的话，尤其是出于假托，张凤翼却不能辨别。△《画禅》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为明代释莲儒撰。莲儒自称“白石山衲子”，他的生平始末不详。他在自跋中说，古代高僧六十多家，见于《王氏画苑》和夏士良《图绘宝鉴》，可见他是嘉靖、隆庆以后的人。书中所记从惠觉到智海，凡是善于绘画的僧人都列在其中。不过元代僧人中，像见于《俟菴集》的绝照、见于《林屋漫稿》的天然、见于《桂隐集》的枯林、见于《梧溪集》的南岳云和莲公、见于《玩斋集》的镜塘，都完全没有记载。这样看来，它遗漏的还很多。△《湖州竹派》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明代释莲儒撰。记载与画竹有关的流派人物，共二十人。莲儒生活在明代中叶以后，但书中称“山谷为我作诗”等，又称“我问子瞻”等，之后才谈到金、元诸人，时代先后十分错乱。现在根据书中所载加以考察，其中李公择妹、苏轼两条，是米芾《画史》的文字；黄斌老、黄彝、张昌嗣、文氏、杨吉老、程堂六条，是邓椿《画继》的文字；刘仲怀、王士英、蔡珪、李衎、李士行、乔达、李倜、周尧敏、姚雪心、盛昭十条，是夏文彦《图绘宝鉴》的文字；吴璜、虞仲文、柯九思、僧溥光四条，是陶宗仪《画史会要》的文字，全都是剽窃原书，一字不漏。只有赵令庇、俞澄、苏大年三条，不知道剽窃自哪部书。可以说是拙劣地作伪。陈继儒把它收入《汇秘笈》中，也实在是考察得很不周详。△《竹嬾画媵》一卷、《续画媵》一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李日华撰。李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经著录。这两部书都是汇集他题写画作的文章。称为“媵”，是因为画作旁附有诗文，就像嫁女时陪送妹妹和侄女一样。所载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霜落蒹葭水国寒，浪花云影上渔竿。画成未拟人将去，茶熟香温且自看。”又有：“梦压春寒睡起迟，一林疏雨褪臙脂。诗翁艇子无人见，只有飞来白鹭鸶。”又有：“江乡风物正秋初，山影沈沈树影疏。野老惯游浑不觉，有人天上忆鲈鱼。”又有：“树影苔痕湿不分，栗留声隔几重云。沙弥诗梦浑无定，又在沧江野水滨。”像这样的诗，虽然风骨不高，却也潇洒有韵味。只是除了这几首以外，其他诗的语言和意境大略相同，七言律诗尤其颓靡，损伤诗格。而且还有把偶然题写的五言句子也刻印流传的，如“晚山无限好”这样的句子，只怕还不能和“枫落吴江冷”相提并论。△《墨君题语》二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项圣谟编。项圣谟字孔彰，秀水人。这部书都是题咏墨竹的文章。上卷是李肇亨所作，下卷是李日华所作。李肇亨字会嘉，嘉兴人，是李日华的儿子。△《画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莫是龙撰。莫是龙字云卿，以字行世，后来改字廷韩，是华亭人，莫如忠的儿子。万历年间以贡生身份进入国学。《明史·文苑传》把他的事迹附见于董其昌传中。他论画，把李成作为北宗的代表，把王维作为南宗的代表，对于王维尤其没有异议。他又说，只有轮廓而没有皴法，叫作“无笔”；有皴法而没有轻重、向背、明暗，叫作“无墨”。这些见解颇合画家的宗旨。只是所收录的仅十五条，并不详尽。最后一条说，师法赵大年、江贯道、北苑、子昂、大李将军、郭忠恕、李成，汇集他们的成就而自成一家，再过四五年，文、沈二位先生就不能在我们吴地独占鳌头了，等等。不知道他指的是谁。△《笔道通会》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朱象衡编。朱象衡字朗初，秀水人。这部书是在徐渭《笔元要旨》的基础上加以推广而作，其中多处叙述丰坊的话。华亭人唐文献为它作序。书末有朱象衡的自跋：“我的性情稍微聪慧，对于法书名迹的辨别，毫厘都不会错。”这话颇近于夸耀。米芾、黄伯思的鉴赏精妙入神，评论者尚且还有不同意见，这件事谈起来哪里容易呢？△《宝绘录》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泰阶撰。张泰阶字爰平，上海人。万历己未年进士。他家有宝绘楼，自称得到很多名画真迹，评论的口气很高。然而像曹不兴的画，据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记载，已经只能见到其中一幅龙首，不知道张泰阶凭什么得到他的《海戍图》。又如顾恺之、陆探微、展子虔、张僧繇，卷轴累累，都是前代从未见过的；而阎立本、吴道元、王维、李思训、郑虔等人，按照朝代排列，只能列名于第六、七卷中，几乎因为数量多反而被轻视了。按道理衡量，似乎不近情理。而且书中所列历代诸家的题跋，仿佛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也很可疑。△《游鹤堂墨薮》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周之士撰。周之士字士贵，自号四明居士，齐兴人。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把他列入书家传中，但也只是采用了瞿九思为此书所作序言中的话，因此他的生平始末没有可考。书中称董其昌为恩师，可见他是董其昌的弟子。他的书上卷论述字体源流和笔法大旨，排斥唐人而尊崇晋人；下卷评论书家的优劣，所称明代擅长书法的诸家，竟然把自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也可以说是急于自我标榜了。△《书画史》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陈继儒撰。陈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录书画家的琐碎事迹，间或涉及名迹。所记缺略而不完备，对考证没有帮助。比如记载岐阳石鼓、王祥卧冰处、刘蜕文冢之类，也多流于杂泛。末尾附有“书画金汤”四则，分别是“一善趣”“一恶魔”“一庄严”“一落劫”，各举十几件事加以品评，更没有脱离小品文的陋习。这大概是当时风气造成的。△《唐诗画谱》五卷（内府藏本） 明代黄凤池撰。黄凤池是徽州人。这部书刊刻于天启年间。选取唐人五言、六言、七言绝句诗各五十首，绘成图谱，并把原诗写在左边，共三卷。最后两卷是花鸟谱，只有图而没有诗。可见黄凤池是自己编集绘画，附上诗谱一同刊行。△《画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沈与文撰。沈与文自称姑馀山人。这部书所记画家，从唐代王维开始，到元代商琦为止，共十九人。后面附有宋代叶梦得《评画行》一篇，由沈与文作注。△《画谱》六卷（内府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开头是唐六如《画谱》一卷，接着是《五言唐诗画谱》一卷、《六言唐诗画谱》一卷、《七言唐诗画谱》一卷、《木本花谱》一卷、《草本花谱》一卷，随后又有扇谱一卷。各谱开头都有小序，大概是明代末年的坊刻本。△《草书集韵》五卷（内府藏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它收录汉章帝以下直到元人的草书写法，按韵编排。每个字下面分别注出书写它的人。它的编次采用《洪武正韵》，大概是明人所作。△《研山斋墨迹集览》一卷、《法书集览》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孙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一篇小序，就是《庚子销夏记》的序，文字也与《庚子销夏记》相同，只是前后编次很不一样，大概就是《销夏记》的稿本。后面附有元人攻破临安后所得宋代书画目录一卷，前面也有孙承泽的序。现在的《销夏录》没有这一卷。核对其中所列内容，就是元代王惲《玉堂嘉话》中的文字。大概因为与《秋涧集》重复出现，所以开始时收入，最后又删去了吧？△《无声诗史》七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姜绍书撰。姜绍书字二酉，丹阳人。他所著《韵石斋笔谈》中自称，前明时曾任南京工部郎，至于他的官阶就无法考知了。这部书搜集前明画家，从洪武到崇祯编为四卷，附有女画史一卷。从第六卷起，则有的是真迹已经不存在，有的品格不高，有的只是偶然涉笔染色、并不以绘画闻名，也附带记载。书后有嘉兴李光暎的跋，说同乡李芳和同时代的褚勋都没有载入，颇以遗漏为遗憾。不过这部书采录广博，却叙述没有章法。例如倪瓒在明初还活着，所以把他列入明代；王铎已经归顺国朝，官至礼部尚书，也把他列入明代，这是什么标准呢？刘基的传记，只说“公的鼎彝遗迹载在国史中，这里不再赘述”。岳正的传记，却全部叙述他直言进谏的事情。张灵的传记，也详细叙述他狂放荒诞的行为。连篇累牍，却与绘画之事毫无关系，这又是什么标准呢？至于最后附载他儿子彦初的传记，称彦初画山水小景，很有倪瓒、黄公望山水丘壑的意趣。说他不曾学习却能达到这种程度，更是创见。童乌没有成才，因此附载《法言》；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正在学习渲染，竟也把他列入古人传记之中，这就更加奇怪了。△《书学汇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同撰。万斯同有《读礼质疑》，已经著录。这部书收录历代擅长书法的人，上自仓颉，下至明代末年，共一千零五十四人。其中，如皇甫规的妻子，旧说不知道姓什么；这里依据张怀瓘《书断》，知道她姓马。后魏江式请求制定《正文字疏》，其中称汉代讲学大夫秦近、小学元士爰礼；这里依据《汉书》，认为这是王莽时期的官职。董羽说刘德昇就是刘表，是书法家的祖先；这里依据《三国志》所说刘表字景升，知道他并不是刘德昇。《宣和书谱》称詹思远的世系失传；这里依据《晋书》，知道他是应璩的孙子，詹是他的字，名为思远。书中又称王邃的行书有王羲之、王献之的笔法；这里依据《晋书》，知道王邃是元帝时期的人，处在王羲之、王献之之前。又称陈达是陈人、刘珉是北齐人；这里根据史书知道陈达是晋人，刘珉是南齐人。又称唐代有卢革、杨邠的书法；这里根据史书记载，卢革、杨邠都不知学习书法，未必有真迹。又称南唐有李霄远；这里依据《十国春秋》，知道应为李萧远。《宋史》记载鲍由，这里认为就是鲍慎由，是为了避宋孝宗的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五十四人〕 至于摹拓《兰亭》的《说断》说传自褚遂良，以及昇元祖帖的《说断》说作者是南唐元宗，这些也都颇有考证。然而这部书作于国朝初年，到了康熙年间御定《佩文斋书画谱》问世，它就只是沧海一粟了。△《画法年纪》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清代郭础撰写。郭础字石公，江都人。顺治壬辰年进士，官至顺德府知府。这部书记载历代善于绘画的人名，从晋代一直到清代，并附载古代画作的品目。书卷篇幅太少，难免有所遗漏。《草韵汇编》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代陶南望编纂。陶南望字逊亭，上海人。这部书成于康熙年间，辑录从秦代程邈到明代朱克诚，共三百四十一家。按照韵部分编草书字法，其中平、上、去三韵是陶南望亲自编纂的，入声一韵则由他的友人侯昌言等人续加订正。大概是以《辨疑》《汇辨》等书为依据，稍加整理订正；但流传刻本已经失真，恐怕不足以作为楷模。

译《石村画诀》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清代孔衍栻撰写。孔衍栻字石村，曲阜人。这部书都是他亲自记述的绘画方法。《历代画家姓氏韵编》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顾仲清撰写。顾仲清字咸三，号松壑，嘉兴人。擅长绘画，尤其长于画蝴蝶，有咏蝶诗三百首。这部书第一卷是帝王和藩封中善于绘画的人，末尾是僧人、道士、闺秀和外国人；中间则把画家的姓氏按韵编排，以便查找，没有考证。《研山斋图绘集览》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卷首有退翁的小序。退翁是孙承泽的别号。但书中多处称“先宫保公评”之类的话，怀疑是孙承泽采集旧文，为古代画家作传，草稿尚未完成，后来他的后人抄录成册，于是把他所作的画跋附在后面，形成了这部书。这部书对于古代画家，先叙述其生平始末，后记述所见真迹，并附上题跋。上卷起于顾恺之，止于包鼎，共四十二家，末尾附有一则无名氏《洛神图》。下卷起于苏轼，止于邹之麟，也是四十二家，末尾附有一则总题《明四家画册》的题记，以及两则题《冬日赏菊卷》的题记。自序称自己是“八十二老人”，那么这部书又在《庚子销夏记》之后，应当是他晚年所记。原本目录把王宰、卫贤、边鸾三人连列，并把《石榴猴鼠图》《花竹禽石图》《高士图》三幅画并列；核对书中记载可知，王宰的作品没有流传，《石榴猴鼠图》二图属于边鸾，《高士图》属于卫贤，与目录不同。又因目录止于明四家，而书末的《冬日赏菊卷》题记却散失未载，这也是当时草率编纂的明证。而且其中的文字已经大多收录在《庚子销夏记》中，这里只是他随笔记录的初稿，其中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都以《庚子销夏记》为更完备，所以只附存这部书的目录，不再抄录正文。《汉溪书法通解》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代戈守智撰写。戈守智字达夫，平湖人。这部书成于乾隆庚午年，采录古人论书法的话，分为述古、执笔、运笔、结字、诀法、谱序六门。卷首冠以《述古篇》，是戈守智自己撰写的。大体想仿效窦臮的《述书赋》，但其广博贯通终究比不上古人。《国朝画徵录》三卷、《续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张庚撰写。张庚另有《通鉴纲目释地纠谬》，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清代画家，每人各作一篇小传。但由于时代距离太近，其中许多人还没有经过定论，并不完全足以作为凭证。《月湖读画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清代王樑撰写。王樑是震泽人。这部书把所见的名画分别加以品评。其中宋、元人的画只有寥寥几轴，其余都是明代以及近代人的画。他的笔墨和写作路径完全仿效李日华的《六研斋笔记》《紫桃轩杂缀》等书。《艳雪斋书品》二卷、《画苑》二卷、《笔墨纸砚谱》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它与所作的诗评、词曲评合成一册，仍然是尚未完成的稿本。全都是抄录旧文，以供观览，没有一个字是自己的发明。以上“艺术类”书画之属，共五十二部，二百一十一卷，都附有《存目》。《琴谱正传》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题为明代无锡宋仕校正、杨嘉森编纂。后来又有梧冈道人黄献作跋，说自己年轻时向司礼监太监戴某学习琴艺，刻印琴谱以扩大其流传。考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其中有黄献《梧冈琴谱》十卷，注释说：黄献字仲贤，广西平乐人，宪宗时任中官。嘉靖丙午年有陈经作序。现在这部书的目录只到六卷，也没有陈经的序，却有嘉靖辛酉年总督漕运都御史、吉阳人何迁所作的序。序中说，培菴杨子拿着梧冈《琴谱》和无锡宋君的七首曲子给他看，等等。这样看来，这部书大概是黄献的原本，由杨嘉森等人重新刻印，并且连卷数也一并改动了。卷首列有三十八势，以及详细说明字母等篇，内容尤其鄙俗，大概也是杨嘉森等人增入的。另外，黄献的序文自称宏治丙辰年进入内府，那么他应是孝宗时的中官。黄虞稷说他是宪宗时人，或许是偶然记错了吗？《琴谱大全》十卷（通行本）。明代杨表正撰写。杨表正号西峰，延平人。这部书汇集记录各种琴谱和曲调，考订音调文字，注明指法。搜集的材料比其他版本广泛得多，最初刊刻于万历元年。这个本子又是在此后增入新曲、校订重刊的版本。《文会堂琴谱》六卷（通行本）。明代胡文焕撰写。胡文焕字德甫，号全菴，又号抱琴居士，钱塘人。这部书刻于万历丙申年，共分十八条，都是论琴的。后十一条大多论述弹琴的事情。卷首有自序说：琴谱大多不同，琴师炫耀新奇，改换曲目名称，欺骗蒙蔽的事情不止一种。然而琴独独推崇浙操，就像歌曲有海盐腔一样。如今我的这部琴谱，都是新近流传的浙操，其中有些曲子开头是自己创制的，末尾附上浅陋的意见，用“文会堂”来区别它，恐怕会混杂在众多恶劣的作品之中。《理性元雅》六卷（内府藏本）。明代张廷玉撰写。张廷玉字汝光，号石初，延安人。万历庚戌年进士，官至工部郎中。这部书是他所作的琴谱。琴共有四种式样，曲子共有一百篇。书中分为本调、正调、别调、指法、调法、研注等门类。另有一部分谱写弹奏瑟的方法，按照律来取音，按照音来协调，共合十二首曲子为一卷，附在后面。《青莲舫琴雅》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林有麟编纂。林有麟字仁甫，华亭人，是太仆寺卿林景旸的儿子。因父亲的荫庇，官至龙安府知府。凡是古琴的制度、名称、典故、赋和诗，这部书全都加以采录，反而把《琴谱》排除不录。大概这是一部罗列掌故的书，而不是审辨音律的书。根据林有麟的自序，这是他万历癸丑年游览西泖时所作的，青莲舫大概是他的船名。序中说是在行李箱中的书籍里采录的；然而一条船所装的书籍，能有多少卷轴呢？这些话似乎不可信。《伯牙心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杨抡撰写。杨抡号桐菴，又号鹤溆，江宁人。书中《客窗新语》一曲，题称为汤显祖所作。

译《神化引》一曲，题称为李如真所作，那么李如真就是万历以后的 人。全书宫音三曲，商音六曲，角音三曲，徵音七曲，羽音三曲，商角音三曲，慢宫调一曲，黄锺调一曲，凄凉调一曲，清商调二曲；有歌词的六曲，没有歌词的二十三曲。每首有歌词的曲子各有解题，歌词的主旨浅薄粗陋。甚至说墨子是梁惠王时代的人，其浅陋程度也就可以想见了。《太古遗音》（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杨抡撰写。卷首附有一篇四言赞。其中《上古琴样》一篇，从伏羲、神农一直到刘伯温，共三十四人的琴，全都画成图，极其荒诞不经。又画了锺子期的像，并把自己的像排在他的后面，更加荒诞。焦竑《经籍志》中有《太古遗音》四卷，称为袁均哲所著，现在没有见到。也许杨抡偷取了那部书，又加以改动删改，也未可知。《操缦录》十卷（内府藏本）。清代胡世安撰写。胡世安另有《大易则通》，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辨析丝弦乐器的音，杂引古书作为证据，也涉及诗赋，分为四门：一门叫《离音弋载》，总论声律；一门叫《乐统博稽》，论琴；一门叫《遗音缀笔》，论瑟；一门叫《丝系衍记》，论琵琶、筝、箜篌。关于丝弦乐器声音的论述，可以说相当完备。但它主要在广泛收集古代掌故，未必能够真正通晓其中深奥的道理。《溪山琴况》一卷（内府藏本）。清代徐谼撰写。徐谼是太仓人。这部书共二十四则，专门论述琴声。《琴学心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庄臻凤撰写。庄臻凤号蜨菴，江宁人。这部书专门论述琴声。先考察律吕的源流，接着辨析指法的错误，又自己创制新谱十二曲，增入旧有曲调之中，并把同时代人赠送的诗附在后面。《琴谈》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清代程允基撰写。程允基字寓山，徽州人。这部书上卷是汇集各种论说，所述都是弹琴的方法以及其中的高下得失。只有所论的奇特指法中，《余指要直》一法和《内法上徽得声》一法，颇能认识指法的奥妙，与《松风阁》诸谱不同。其余七要、十要等方法，都是人们共同知道的。下卷只记载琴的掌故，不过是用来作为谈资而已，与琴理没有关系。《琴学内篇》一卷、《外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曹庭栋撰写。曹庭栋另有《易准》，已经著录。这部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论述琴律正、变、倍、半的道理，以及定徽、转调的方法；外篇则汇集古今琴论，并按照自己的意见判断其中的是非。管律和弦的长度，它们产生声音时所取的分数，本来就彼此不相通；把律制用来配合琴，根本上已经错了。蔡元定说，琴按七弦定弦，只能弹黄锺一均；朱子说，季通不懂琴，弹出来就不能实行。曹庭栋却把《律吕新书》中所说的内容一一拿来附会，这是错误的。他在《制弦篇》中说，律有十二种，弦只有七根，认为转动琴轸就可以换调，但始终不能完全合乎所应使用的律，必须按照正律、变律、半律的数目全都制成琴弦，随着调的变化而重新张弦。这正是朱子所讥刺的地方，而曹庭栋却不知道。《立调篇》说，黄、太、大三律以一弦为宫，夹、姑二律以二弦为宫，仲、蕤、林三律以三弦为宫，夷、南二律以四弦为宫，无、应二律以五弦为宫；这种说法大概本于赵孟頫《琴原》。然而弦数的大小多少不能增加或减少；例如一弦既然定为黄锺，就不能又把它称为大吕、太簇，因此才有随着调来制弦的说法，以便迁就。现在考察书中的“五调统十二宫图”，其中列出的每根弦正、倍、变的区别共有十二种，七根弦就是八十四种。比如一弦有黄、大、太以及黄变四律，而大吕正律又因为宫正、羽、徵、角、商的倍律而分为五种，太簇正律又因为宫正、徵的倍律而分为二种，黄变又因为羽、徵、角、商的倍律而分为四种；不知道曹庭栋凭什么能够把它们全部区别开来？这也只不过是主观臆说罢了。以上“艺术类”琴谱之属，共十二部，四十九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都附有《存目》。《宣和集古印史》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来行学刊刻。来行学字颜叔，杭州人。自序称，他在石箐山旁耕作时，桐棺裂开，从中得到一函朱筩，里面用蜀锦重重封裹着一卷《宣和印史》，用素丝和玉轴装成，朱印墨书；大概是南渡以来好事之家珍藏并用来陪葬的物品。考察辑录古印的著作，开始于宋代晁克一的《集古印格》。这部书一卷，见于《郡斋读书志》。但这部《宣和印史》却没有被宋代以来各家书目记载。只有吾衍《学古编》末尾有明代隆庆二年罗浮山樵的附录五条，其中《世存古今图印谱式》一条，记载有《宣和印谱》四卷；按其年代计算，正好在这部书初次出现的时候。这样说来，难道是依据这部本子才把它载入书目的吗？这部书在古代根本没有存在过。何况桐木棺材容易腐朽，怎么可能从南宋一直保存到明代？它是托名伪造的，显而易见。末尾两行附有题记，说明所制印色的价格，某种若干钱，尤其猥琐鄙俗。屠隆作序极力称赞它，实在不能作为定论。《古今印史》一卷（内府藏本）。明代徐官撰写。徐官字元懋，吴县人，是魏校的门人。魏校撰写《六书精蕴》，用篆书改隶书，又用古篆改小篆，穿凿附会，专门靠奇异偏激来求取名声。徐官承袭老师的学说，把错误说法当作高深的议论。关于摹印一事，他动不动就引用六书来作说辞，实际上既不懂摹印，也不懂六书。许慎《说文序》记载，摹印之书另成一体，名叫缪篆；而汉人的印章流传到今天的，不止千百方，往往与小篆不相符合。比如小篆文字把“镏”借作“刘”，把“朋”通作“凤”，而顾氏《印薮》所载汉代“刘凤”印，却直接刻作隶书的“刘凤”二字，这类情况不止一例。大概古代的印章是用来表示信用的，希望人们能够辨认，所以务必像其本来的形体；如果把诸葛亮改成诸葛谅，把韩愈改成韩瘉，人们就不知道说的是谁了。何况像徐官所说的那样，动不动用钟鼎古文来刻印呢！其他如他说古篆首先列出《仓颉篇》，但此书《隋志》已经亡佚，徐官又怎么能够看见？又说隶书应当使结构略微方正，必须一一翻成篆书来写，这样汉、魏碑刻就完全荒谬了。又说比干盘铭、季札墓碑都是孔子的真迹；季札碑姑且不论，比干墓中的盘，孔子从哪里能为它书写呢？

译他又说曾经见过宋版《说文》，是徐铉书写、他的弟弟徐锴校正的；徐锴死于南唐，怎么能预先参与宋版的刻印？甚至说“县”字取的是系缚倒悬的意思，借作州县的“县”字，是为了说明百姓处于倒悬状态。他的荒谬妄诞，更不值得辨析了。《印薮》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明代顾从德撰写。顾从德字汝修，上海人。这部书搜集古代印章，摹刻成谱。开头是尚方诸玺，其次是官印，再其次是私印，按四声分部编排，查阅很方便。凡是收录的印章，从他家收藏的以及好事者所藏、他曾经亲眼看过的，都用朱色摹写印文，并在下面详细记载释文和形制。至于前人所编的书，如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赵孟頫的《印史》、吾衍的《学古编》、杨遵的《集古印谱》等，也都采录进来，以备考订。前面有隆庆壬申年沈明臣所作的序，说顾从德收藏的玉印有一百六十多方，铜印有一千六百多方，可以说极其丰富。序中又说，辑集印章的是太原王常幼安；现在卷首也题作“王常延年编，顾从德汝修氏校”，大概是当时共同编次的人。这部书最初名为《集古印谱》，王穉登才把它改名为《印薮》，相关说法见顾从德自序。《印史》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何通撰写。何通字不违，是松江人。这部书成于万历年间，选取历代名人，每人刻制一方私印，并在印下略附小传。秦代十九人，西汉二百二十一人，东汉二百六人，蜀十八人，吴七人，魏二十八人，晋八十一人，宋七人，齐二人，梁九人，北魏六人，周二人，隋十三人，唐一百七十八人，五代十一人，宋一百二十人，元十四人。其中取舍颇为难以理解。例如秦代以李斯为首，公孙鞅次之，这两人的事迹都没有什么值得取法之处，而且公孙鞅在李斯之前，不知为何颠倒次序。四皓只选东园公、绮里季二人，也不知依据什么判定优劣。汉代有孔仅、桑宏羊，唐代有李义府、许敬宗、高力士，五代有敬新磨，也不知为何将他们甄别收录。书中所刻印章想要仿效汉印，却多处违背汉印的规则。例如把双名分刻成两行，把复姓写成回文，却不知道汉印中双名、复姓都不割裂文字。书中又参用了钟鼎文字，却不知道汉印中不合小篆的字，大多是兼用隶书笔法，并不是采用古篆。班固写作“班固孟坚”，王粲写作“仲宣王粲”，汉印中没有这种文字格式。刘字、亮字是《说文解字》中没有的，参用隶书笔法是对的。庾亮、陈亮却写成谅字，这是采用了小篆。李阳冰又写成凝字，岂不是又自行破坏了自己的规则吗？总的说来，他拘泥于世俗工匠的配合方式，完全没有考察古制。△《印存初集》二卷、《印存玄览》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胡正言撰写。胡正言字曰从，是海阳人。前明时曾任武英殿中书舍人，以摹印闻名一时。这部书就是他的印谱。初集用朱色印制，另名《玄览》的则用墨色印制。大体上，名字印占十分之八，斋阁印占十分之一，刻有成语的印占十分之一。自明代中叶起，篆刻分为文彭、何震两家。文彭以秀美典雅为宗旨，其末流失于柔媚，完全没有古意；何震以苍劲为宗旨，其末流却破碎欹斜，种种弊病都有。胡正言想要纠正两家的缺失，独以端庄厚重为主，颇为符合古人摹印的方法；但学习他的人又失于呆板凝滞，结果又成了土偶的衣冠。──以上“艺术类”篆刻一属，共五部，二十四卷，都附有《存目》。△《适情录》二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林应龙编纂。林应龙字翔之，是永嘉人。曾充任礼部儒士。这部书成于嘉靖乙酉年。前八卷收载日本僧人虚中传下的《弈谱》三百八十四图，第九卷以下为外篇。补遗中的图和说明，则是林应龙搜集记录的。△《弈史》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穉登撰写。王穉登著有《吴郡丹青志》，已经著录。这部书逐一叙述古来的棋品，叙次相当简洁。末尾附有一则辨论，驳斥各书附会神奇的说法，也颇为合乎道理。△《弈律》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思任撰写。王思任字季重，是山阴人。万历乙未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佥事。这部书制定下棋的禁令，分别把明代律文列在前面，再附会比照下棋者所犯的罪行。分为笞、杖、徒三等，缴纳赎金也各有等级，共四十二条。下棋本来是用来消遣、寄托兴致的，却用苛细的条例加以限制，使人受到种种拘束和苦楚，动不动就获罪。这实在是最没有情趣的事了，至于所制定的条例是否恰当，更不必说。△《秋仙遗谱》十二卷（内府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内容全是棋图。卷首列有马融《围棋赋》、班固《弈旨》、张拟《棋经》、刘仲甫《棋法》以及《围棋》十诀。前集八卷，后集四卷。考察它的版式，大概是明代刊本。△《射书》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顾煜撰写。顾煜字铭柏，自题为西神矍圃。考察无锡有西神山，那么他就是无锡人。他的仕宦经历无从考知。这部书搜集群书中论述射箭的话，汇编成书。卷首收载明代武科的制诏、奏疏、议论数条，接着是射法、射式、马射、射礼。射法、射式中所引用的书，大多注有“秘授”二字，却没有详细说明来源；《射礼考》则首先收载明代考试武生的仪式。又从三礼以及《吴越春秋》《白虎通》《初学记》中摘取若干条，最后把袁黄《兵制考》、黄道周《马政考》、劳堪《马说》和前人的几篇诗赋杂乱地编在后面，体例颇为芜杂。△《射义新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程道生撰写。程道生是海宁人。这部书上卷杂引《礼记》《周礼》以及各家子书、史书中关于射箭的事情，抄录一些旧事，没有什么创见。下卷专门讲射箭口诀，所引用的《祗武编》《纪效新书》《武经节要》《射家心法》四种，也都是纸上空谈，对实际应用没有帮助。末尾附有几则杂记，记载养由基的神妙射法，详细列出咒语、符箓，尤其荒诞不合常理。△《壶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李孝元撰写。李孝元字松桥，是滑县人。嘉靖年间任都司经历。他把投壶的方法绘成图谱。共列十八项，一百三十多种形式。虽然不是礼经中的古制，也算是一种技艺。△《壶史》三卷（内府藏本） 明代郭元鸿撰写。郭元鸿是泰和人。这部书成于万历丁丑年。他认为投壶是射礼的遗存，于是加以考订。卷首先引用群书，接着收录司马光的谱，最后列出自己创新的名称。△《五木经》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唐代李翱撰写，元革为它作注。书中记载樗蒱这种游戏，既有图，也有规则。考察陈氏《书录解题》，其中记载《五木经》一卷，并有图和规则；如今图和规则已经散佚，因此不是完整的书了。程大昌《演繁露》怀疑书中所述与史书的记载不相符合，但认为樗蒱早已废弃失传，幸亏有这篇文字，五木的形制、齿数大致还可以考察。顾大韶作《五木经辨》，则认为如果按照古代六博格五的规则来考察，书中的内容十分错乱。由此可知，这部经是李翱创作的游戏文字，借用古代樗蒱中卢、白、雉、犊等名称来实行打马的规则，实际上并不是古代的五木。书中引用《后汉书·梁冀传注》和《列子·杨朱篇注》，考证十分详细。综合二人的论述来看，这部书显然是李翱自己创出的新意。△《丸经》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序中说，宋徽宗、金章宗都喜爱捶丸。序末说：“述为《丸经》增注简……”（案：‘简’字所在句子的意思没有完结，疑心下文脱去一个‘中’字，谨在此附记。） 想来是好事之人又跟着为它歌咏，那么《丸经》和注本就是同一个人所作。这部书借击球之事寄托含义，文辞颇有可观之处。序中说“龙集壬午”，似乎是元至正二年所作。△《双陆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为了角道人撰写。卷首有元代林子益的序，说双陆这种游戏始于陈思王。道人来到闽地，随意应对各种局势，没有不取胜的。有一天，他留下这部书离去，最终没人知道他的踪迹，于是人们称他为了角仙；得到这部谱的人使用它时如有神助，等等。书中有图、有规则、有论述，对于进退取舍的关键，说得相当详细。──以上“艺术类”杂技一属，共十一部，四十八卷，都附有《存目》。（案：射法，《汉志》列入兵家，《文献通考》则列入杂技艺类，现在依从《文献通考》。象经、弈品，《隋志》也列入兵家，认为这是以智力角逐胜负，是古代兵法的遗存。然而它们与兵法相距已经很远了，现在也归入杂技，不依从《隋志》的分类。）

译卷一百十五　子部二十五 ○谱录类 刘向《七略》的门类和目次很多，后来合并为四部，大纲于是确定了。中间的子目，历代不断有所增减，但彼此也没有相差太远。然而古人治学各守专门，著述都有源流，容易归类。六朝以后，作者渐渐创制新的体裁，书体大多出于创造，古代沿袭的旧目就不能全部包容，于是只好附会增补，往往显得牵强。《隋志》的谱系类，原本是根据陈代的族姓来分类，却在末尾收载《竹谱》《钱图》；《唐志》的农家类，本来讲的是种植，却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也把《香谱》列入农家类。这些做法都是明知不妥，却因为没有可以归属的类别而如此。后来又困窘而不加改变，所以分类支离、次序颠倒，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类别不同、名称各异的书都能够归入这一总类，这也算是有所改变而能够贯通了。现在采用他的例子，用来收录各种无法归属的杂书。但门目既然繁多，检索也容易陷于琐碎，因此各种事物按类别相从，不再按照时代排列。△《古今刀剑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梁代陶宏景撰写。陶宏景字通明，是丹阳秣陵人。齐初任奉朝请。永明十年，上表辞去俸禄，隐居在句曲山。梁大同二年去世。追赠中散大夫，谥号贞白先生。事迹详见《梁书·处士传》。书中记载帝王的刀剑，从夏启到梁武帝，共四十件；各国的刀剑，从刘渊到赫连勃勃，共十八件；吴国将领的刀，共十件，以周瑜为首；魏国将领的刀，共六件，以锺会为首。然而关羽、张飞、诸葛亮、黄忠都是蜀将，不应附在吴将之中，怀疑是传抄时脱去了“蜀将刀”三个字的标题。另外，董卓、袁绍不应列入魏，也不应排在邓艾、郭淮之间，这些都是次序错乱。再说，陶宏景生于宋代，齐高帝任宰相时已经引用他为诸王侍读，而书中却称顺帝刘准被杨玉所弑；这本来不应是亲身经历之事，谬误竟到了这种程度。而且陶宏景死在梁武帝之前，帝王刀剑一条却预先写出武帝的谥号，并且直呼其名，更加违背事理。怀疑这部书已经被后人窜改扰乱，不是陶宏景原文的全部内容。然而考察唐代李绰《尚书故实》引用《古今刀剑录》说：自古以来，喜爱刀剑的人多把刀剑投入伊水中，用来禳除膝人的妖异之事。它与本书所记汉章帝铸剑一条，虽然文字略有不同，但大致相合。这样看来，它的流传由来已久，并不全是后人伪造的。或许也像张华《博物志》一类的书，真伪夹杂。△《鼎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为梁代虞荔撰写。考察《陈书·列传》，虞荔字山披，是会稽余姚人。脱去平民身份后，任梁西中郎行参军，升任中书舍人。侯景之乱时，回到乡里。陈初被召为太子中庶子，兼领大著作，任东阳、扬州二州大中正。死后追赠侍中，谥号“德”。虞荔应当是陈代人。题作梁代，是错误的。这部书不见于他的本传，《唐志》才开始著录。然而查考书中载有陈宣帝在太极殿铸鼎的文字，虞荔死于陈文帝天嘉二年，距离临海王光大二年宣帝即位，前后相隔七年，怎么能预先称其谥号？其中这段文字无疑是后人插入的。又卷首序文记载夏鼎，应该排在黄帝条之后，也一定是没有见识的人因为原书没有序，把这段文字移来拼接上去的。大概此书流传已久，屡经窜改，真伪已经无法辨明，只是因为保存了旧有篇帙，才姑且保存它。又考察晁公武《读书志》另列吴协《鼎录》一条，《通考》把两书都收录了，但吴协之书别无所见。怀疑“吴”字与“虞”字形近，“协”字与“荔”字形近，传抄讹误，因而误分为两书。△《考古图》十卷、《续考古图》五卷、《释文》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吕大临撰写。吕大临字与叔，是蓝田人。元祐年间任秘书省正字。事迹附载于《宋史·吕大防传》。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吕大临《考古图》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则说，十卷之外还有《续考》五卷、《释文》一卷，是北宋镂版，得自无锡顾宸家，后来归泰兴季振宜，又归昆山徐乾学，钱曾又从徐乾学处借来抄录；其中图样也让良工绘制，毫发不差，纸张墨色比刻本更加精良，等等。这一版本核验印记，正是钱曾亲手抄录的本子。与世间通行本比较，卷一多出孔文父饮鼎图一幅，以及铭文十四字、说明五十一字。卷三邢敦图多出一幅器盖图。卷四“开封刘氏小方壶图”本是“秘阁方文方壶图”，“秘阁方文方壶图”本是“开封刘氏小方壶图”，今本把二者互相颠倒了。卷六目录多出“标题盘匜盂弩戈削”一行。卷八多出玉鹿卢剑具图、说明三则，共一百五十五字，又多出白玉云钩、玉环、玉玦图各一幅。卷九多出京兆田氏鹿卢镫图及说明一则，共四十七字；又有犀镫第二图，与今本大不相同；又内藏环耳鼒多出一幅器盖图。卷十中新平张氏连环鼎壶，关于它从何处得到以及度量铭识的文字都已缺失，无法考察，只保留了图样，共二十字；又多出庐江李氏鐎斗图一幅；兽炉第二图之后又多出说明三十五字；卷末又多出邛州天宁寺僧捧敕佩图二幅及说明二则，共四十六字。卷首吕大临的自序，原题为“后记”，附在卷末。其余文字、字句、行款的差异，无法一一列举；但参照核验文义，都以此本较为完备。《续图》卷一载二十件器物，卷二二十二件，卷三二十六件，卷四二十件，卷五十二件，前后并不按类别排列。大概是随见随录，所以第五卷收载独少；有的有铭文却没有摹录文字，有的有文字却没有解释读法。器物收藏者的姓名都记在图说开头，写作“右某人所得”，与前图在标题下标注姓名的格式也略有不同。《释文》一卷，卷首有吕大临题词，取铭识中的古字，按《广韵》四声分类编排。凡有异同的，就分别作训释、考证；疑字、象形字和无所从属的字，则附在卷末。《大临图》成于元祐壬申年，在《宣和博古图》之前。

译而且体例谨严，有疑问就缺而不录，不像《博古图》那样附会古人，动辄造成错误。其“弁阝敦”一条，胡安国注《春秋》记成周宣榭失火时，便引用它来解释经文，足以知道它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吾邱衍《学古编》说，这部图有黑、白两种版本（案：黑字、白字都指所刻的款识）；黑字本后面有韵图，但缺少璊玉璏；白字本博山炉上把鸡画成了人手。此本的铭文作白字，然而博山炉图中没有所谓人手，也没有所谓鸡。《释文》一卷按韵排列次序，应当就是吾邱衍所说的韵图；但第八卷确实有庐江李氏璊玉璏，可知吾邱衍所见的版本还不如这一版本完备。钱曾称它为“缥囊异物”，确实不是虚夸。只有《续图》五卷，《书录解题》没有记载，吾邱衍《学古编》也没有提到。其中第二卷引用“吕与叔说”等语，又引用“《考古图》说”等语；第三卷有“绍兴壬午所得之器”等语，那么这部书应当成于绍兴三十二年以后，与吕大临相隔甚远，大概是南宋人续写吕大临之书，却失去了姓名。钱曾把它也认为是吕大临所作，大概是考察得不够周详。它的《释文》中列举的器物，都在前十卷中；所解释的“榭”字，分析字形之类，也多与图说相合。只有“弡”字，《图说》解释为“张”，与欧阳修《集古录》相同，而《释文》却采取缺疑不释的做法，略有抵牾。或许是吕大临删改尚未完成，偶然留下了相互驳异的文字吧？至于题词说，古器的铭识不只与小篆不同；即使是同一器物、同一个字，笔画的多少、偏旁的位置也不一致。例如伯百父敦的“百”字、“宝”字、“蕲”字，叔高父簋的“簋”字，晋鼎的“作”字；至于不同器物上的字，如“彝”“尊”“寿”“万”等字，各器的笔画也都有小小差异。由此可知，古字未必文字一致，直到秦代才开始统一规范，所以不是小篆能够完全包容的，这也是通达的论断。△《啸堂集古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代王俅撰。王俅字子弁，一作球，字夔玉；米芾《画史》又作夔石，不知究竟哪个正确。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李邴的序只称他是故人长孺的儿子，没有说明究竟是哪一家的王氏。考察李邴的序，说自己与长孺同乡；李邴籍贯济州任城，那么王俅是齐地人便可以知道了。这部书收录古代尊、彝、敦、卣之类的器物，从商代到汉代，共有数百种，摹绘它们的铭文，并分别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加以解释。其中有几十方古印章，有一方刻着“夏禹”。元代吾邱衍《学古编》说，这是汉代巫师用来厌胜水灾的法印，民间相传有渡水时佩带“禹”字法印的说法；这方印是汉篆，因此可以知道这一点。吾邱衍精于鉴定古物，应当确实得到了事实。吾邱衍又说，滕公墓铭中的“郁郁”写成两个字，与古代法书中叠字只写成两个小笔画的情况不同，明显知道它是伪作；这样看来，本书确实真伪杂糅。不过，它所搜集的材料仍足以帮助考证鉴定，不能因为一两处瑕疵就把它废弃。大概身处千百年以后，辨别千百年以前遗留下来的器物，这些器物有的真、有的不真，其中的说法也有的确实、有的不确实；自《考古图》以来，大体都是这样，并不只是这部书如此。△《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查晁公武《读书志》说，《宣和博古图》是王楚撰写的；但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元代至大年间重刻《博古图》时，凡是题作“臣王黼撰”的字样都被删去了，大概是因为厌恶其人而废弃了他的书。这样看来，此书实际是王黼撰写的，“楚”字是传抄造成的错误。钱曾又说，《博古图》成书于宣和年间，却称为“重修”，大概是因为它采用了黄长睿《博古图说》的内容。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博古图说》十卷，由秘书郎昭武人黄伯思、字长睿撰写；共记各种器物五十九类，数量五百二十七件，印章十七类，数量四十五方。黄长睿死于政和八年，此后编修《博古图》时大量采用了他的书，也有删改等情形。钱曾所说的确实可信。然而考察蔡绦《铁围山丛谈》说：李公麟字伯时，最擅长绘画，性情喜爱古物，把一生所得以及所见所闻的古物画成图样，题名为《考古图》。到了大观初年，才仿照李公麟的《考古图》，编作《宣和殿博古图》。这样看来，此书是接续李公麟而作，并不是接续黄伯思而作；而且成书于大观初年，不是宣和年间。蔡绦是蔡京的儿子，他所说的都是亲眼所见，必定不会错；陈氏大概考察得不够审慎。当时还没有“宣和”这个年号，却称作《宣和博古图》，大概是因为徽宗宫禁中有宣和殿，用来收藏古器物和书画。后来政和八年改元为重和，左丞范致虚说这个年号触犯辽国年号（按：辽先以重熙建元，后来因为避天祚帝的名讳“禧”，于是追称为重和），徽宗对此不高兴，于是用自己平常居住的殿名来命名年号，并且自号“宣和人”，这件事也见于《铁围山丛谈》。所以，此书实际上是以殿名命名，而不是以年号命名。自洪迈《容斋随笔》开始，错误地说政和、宣和年间朝廷设置了数十个书局，并说其荒陋可笑没有比《博古图》更甚的，等等。钱曾于是沿袭这一说法立论，也属于考察失实。蔡绦又说，尚方收藏的器物多达六千多件，于是把三代典礼文章全部看遍；但读到前代儒者的讲说，几乎有值得耻笑之处。洪迈则摘出其中关于父癸匜、周义母匜、汉注水匜、楚匜盘、汉梁山鋗以及州吁、高克等条目，加以斥责，确实击中了它的毛病。由此可知，蔡绦的话是为了替当时的政局遮掩，并不能当作确定的评论。然而，此书考证虽然疏略，器物的形制却没有失真；音义解释虽然错误，字形笔画却都还保存着。读者仍可根据它所绘的图，认识三代鼎彝的形制和铭文，再重新加以考订。当时搜集编纂这部书的功劳，也不能抹杀。至于其中支离、荒诞的说法，不值得一一辩驳，搁置不论也就可以了。△《宣德鼎彝谱》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明代宣德年间，礼部尚书吕震等奉敕编纂。书前有华盖殿大学士杨荣的序，也题作“奉敕恭撰”。书后有嘉靖甲午年文彭的跋，说此书出自于谦家。宣德年间，有太监吴诚主管铸造冶炼事务，与吕震等人汇编成图谱，进呈尚方，世上没有流传本。于谦在正统年间任礼部祠曹，从吴诚那里得到副本；文彭又从于谦的孙辈那里借来抄录。大概当时编写此书只是供皇帝御览，并未颁行，所以直到嘉靖年间才流传于世。起初，宣宗认为郊庙所用彝鼎不合古代式样，命工部尚书吴中采集《博古图录》等书以及内府收藏的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物的式样，重新铸造；吕震等人汇总前后始末，编成这部书。第一卷、第二卷记载奉行的敕谕、礼部进呈图式的奏疏，以及工部议论物料的奏疏。第三卷记载工部请求拨给物料的奏疏、礼部和工部的议论，以及南郊、北郊到武学、武成殿所用鼎彝的名称。第四卷记载从太庙到内府宫殿所用鼎彝的名称。第五卷记载从敕赐两京衙门到天下名山胜迹所用鼎彝的名称，以及工部铸造冶炼完成和补铸的两篇奏疏，另有一道褒奖诏书。第六、七、八卷合起来详细解释鼎彝的名称和含义，凡是某处制造的某件器物仿照古代某种式样，都详细说明其事实、尺寸和制度，一一完整记载。宣炉在明代已经有很多伪造品。这部书辨析得极为精细，可以据此鉴别，颇足以帮助博雅之士。书末附有项元汴关于宣炉的几条博论，也可以用来考证。只是文彭原跋中有“命工绘图，敷采装潢”的话，而这部书中没有，大概是传抄者遗失了吧？杭世骏《道古堂集》中有《书宣德彝器谱后》一篇，说这是明代宣德三年的工部档案，辽阳年中丞希尧从工部抄录出来，因为宣宗谕旨中有“炉鼎彝器”等字，于是摘录采用；这属于年希尧的安排，并非事实，所说与此书完全不同。大概杭世骏所见的是一部不完整的残书，因为它抄自年希尧家，所以牵强附会地提出了这种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钦定西清古鉴》四十卷，乾隆十四年奉敕撰写。它以内府收藏的古鼎、彝、尊、罍之类为依据绘制器物图形，再根据图形加以说明，详细说明器物方圆、周围直径的形制，以及高矮、宽窄、轻重等情况，并钩摹铭文，分别撰写释文。它的体例虽然仿照《考古图》《博古图》二书，但摹绘精细审慎，毫厘不差，这是二书所不能比的。它的考证虽然兼取欧阳修、董逌、黄伯思、薛尚功等人的说法，但援引经史，辨正错误、分析疑义，也不是欧阳修等人所能相比的。例如，周文王鼎铭中的“鲁公”，断定是伯禽而不是周公；周晋姜鼎铭中的“文侯”，根据“虎贲”等文字与《文侯之命》相合，断定是文侯虎而不是文公重耳；汉定陶鼎则根据《汉书·地理志》济阴郡注中说宣帝甘露二年改名定陶，断定此鼎是宣帝时期定陶共王康所作，而不是赵共王恢所作。这些都足以纠正《博古图》在人名上的错误。又如商祖癸鼎，《博古图》说“我”字从“戈”，是敌对事物的“我”等等；本书便斥责这种说法杂用了王安石《字说》的观点。王氏铜虹烛锭，《博古图》说它是进献熟食的器物；本书则引用《说文》解释周代素锭，把“锭”解释为“镫”来加以纠正，也足以纠正它训释上的错误。其他如周召夫鼎、周鱼鼎之类，辨析驳正的地方尤其多。又如周单卣铭中的“爵”字、“景”字沿用《博古图》的写法，“丰”字则采用钟鼎铭文的写法，对两家的说法都取其长处；铭文开头的“凶”字，则考证它不应写作“冏”，对两家的错误一并加以订正。商瞿卣过去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引用《竹书纪年》的注，确定“瞿”是武乙的名字。它还能参照不同说法，补充缺漏。至于周象尊，根据器物考订《周礼》司尊彝注中所说用象骨装饰是不对的；周牺尊，根据器物考订郑玄注中所说用翡翠装饰是不对的；周虎錞，则引用《周官》鼓人关于用金錞和鼓的记载以及郑玄的注，证明《南史》所说灌水以及在器物下面盛水、用芒茎对准中央跪着灌入的说法不对；这些对于经史研究尤其有帮助。又如周邢侯方彝铭文中的“十八月乙亥”，引用《管子》中“十三月令人之鲁，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二十八月莱莒之君请复之”的几句话作证，破解欧阳修、蔡襄、刘敞等人不理解洛鼎铭文“十有四月”的疑问，更是历来考古者未曾达到的水平。大概在著述中，考证最难；在考证中，图谱最难；在图谱中，只有钟鼎铭文既涉及“六书”的意义，又兼有“三礼”的制度，尤其是难上加难。读了这部书，三代的法物制度仿佛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圣明的天子稽考古制、崇尚文教、重视实学，已经有明白的证明了。△《奇器图说》三卷、《诸器图说》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奇器图说》，明代西洋人邓玉函撰写。《诸器图说》，明代王徵撰写。王徵是泾阳人。王徵是天启壬戌科进士，官至扬州府推官。他曾向邓玉函询问西洋奇器的制造方法，邓玉函于是用口头传授本国流传的文字资料，王徵翻译编成这部书。这些技术能够用很小的力量运转很大的东西，所以称为“重”，又称为“力艺”。全书大意认为，天地生育万物，都有数、度、重三方面。数是算法，度是测量，重就是这种力艺之学，三者相互配合而成。因此先论述“重”的本体，以说明建立这些方法的原理，共六十一条。其次论述各种器具的制造方法，共九十二条。接着有起重图十一幅、引重图四幅、转重图二幅、取水图九幅、转磨图十五幅、解木图四幅，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图四幅；每幅图都有说明，其中对农具和水利方法尤其详尽。第一卷卷首有《表性言解》《来德言解》两篇，都极力夸赞这些方法的神奇精妙，大多荒诞放肆，不值得深究诘问。然而，它制造器具的巧妙，确实超过古今，有其独到长处，自然应当有所取用。而且书中记载的都是有益民生的器具，方法非常便利，用途也非常广泛。把它记录保存下来，作为一家之学的参考，本来没有什么不可。《诸器图说》共有图十一幅，分别为每幅图作说明，并附有铭文和赞语，都是王徵自己撰写的，也很有构思和情趣。△《文房四谱》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代苏易简撰写。苏易简字太简，是梓州铜山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

译他以礼部侍郎身份出任邓州知州，调任陈州知州后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包括《笔谱》二卷，《砚谱》《墨谱》《纸谱》各一卷，另外附有笔格和水滴。各篇分别叙述这些器物的源流始末及有关旧事，篇末缀以辞赋诗文，合成一部书。书前有徐铉的序，书末有雍熙三年九月的自序，说自己因为阅览秘府藏书，汇集编成了这部谱。考察欧阳询《艺文类聚》，每一门都是先列事迹，后附文章；苏易简大概仿照了这种体例。不过，欧阳询的书兼收各类事物，而专门列举一种器物、编成一部谱，并采用欧阳询这种体例的，则是从苏易简开始。后来《砚笺》《蟹录》等书都沿用这一成规，因此说这种编纂方法由苏易简创立，也可以。此书搜集材料相当详尽广博，例如梁元帝《忠臣传》、顾野王《舆地志》之类，虽然不免从类书中转相引录，其他引用的材料则都是唐代、五代以前的旧籍，足以扩大典籍依据，增长见闻。当时人很重视这部书，甚至收藏在秘阁，也有其原因。《宋史》本传只称《文房四谱》，与此本相同。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另外还有《续文房四宝谱》。考察洪迈《歙砚说跋》，说有人把苏氏《文房谱》悬挂在四宝堂，大概因此俗称为“四宝”，于是把这个称呼增入书名；后来又嫌它不雅，才重新题名。△《歙州砚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有卷末题有“大宋治平丙午岁重九日”十字。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记载有《歙砚图谱》一卷，说是太子中舍、婺源县知县唐积撰写，治平丙午年等语；它的年月与本书相合，那么这就是唐积所撰的书了。全书分为采发、石坑、攻取、品目、脩斫、名状、石病、道路、匠手、攻器十门，记载开采、凿取和制作的方法十分详细。大概歙石在南唐时显名，宋人因为它容易发墨，很喜欢使用。当地人靠此谋生，往往多造形制来求售。米芾曾讥讽他们喜欢制作端样，把平直的斗样看得最贵，认为这种砚台滞墨，十分可惜。但本书在“名状”一门中确实首先列出端样，也可以由此考见当时的风尚。《书录解题》作《图谱》，米芾也说如今的制作见于《歙州砚图》，而这个本子只有“谱”没有“图”；大概左圭刊入《百川学海》时认为绘图繁琐费事，便删去不载，如今已经无法考补了。△《砚史》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米芾撰写。米芾有《画史》，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列有“用品”一条，论说砚石应以发墨性能为上。后面附有“性品”一条，论说砚石质地的坚硬和柔软；“样品”一条，则详细列举晋砚、唐砚直到宋代形制的不同。书中记载各种砚台，从玉砚到蔡州白砚，共二十六种；其中对端石、歙石的辨析尤其详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石〕 米芾自称这些砚台都是自己亲眼见过并亲自使用过的，不是这样的就不记录，用意十分谨慎。书末记载所收藏的青翠叠石一方、正紫石一方，都把它们视为历代珍宝，唯独没有提到所谓南唐砚山；或许当时它还没有归入宝晋斋，或者已经被薛绍彭交换走了吧？米芾本来精通书法，各种石头的优劣都是亲自试用后得出的，所以他所论述的都符合砚石的实际道理，与其他家道听途说的说法不同。他论述历代砚台制作的变化，考证尤其精确，足以帮助文房器物的古物鉴定。△《砚谱》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旧时收入左圭《百川学海》中，也没有序、跋和年月。全书杂录砚石的产地及有关旧事。其中载有欧阳修、苏轼、唐询、郑樵等人的说法，因此应是南宋人所作。但尤袤、陈振孙两家的书目都没有著录，或许是偶然遗漏了。这部书只有三十二条，并不丰富广博，采录的材料也间有疏漏和错误。例如把端溪子石说成生长在大石之中，仍沿袭旧说，没有加以考订。又如许汉阳用碧玉作砚的故事，出自谷神子《博异记》，那是龙女的砚，不是许汉阳的砚，引用也有错误。因为它是宋人的旧书，流传时间已经很久，其中仍有一两处足以增长见闻，所以附在各家砚谱之后，以备查考核验。△《歙砚说》一卷、《辨歙石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了它们，也说都没有署姓名。左圭《百川学海》把它们列在唐积《砚谱》之后，卷末有跋，题为绍兴三十年十二月、弟左承议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迈跋。跋中说，景伯兄治理歙州时，既把苏氏《文房谱》悬挂在四宝堂，又另行刊刻三种砚说，等等。考察景伯是洪迈兄长洪适的字，那么这两部书似乎出自洪适之手，但这又与洪迈所说的“三种”不合。考察洪适《盘洲集》中有苏易简《文房四谱》的跋，说论述歙砚的共有三家，有一部评论李氏砚石的《墨苑》，用来接续这部书。如此看来，这两种书大概与唐积的砚谱合为三种，都是洪适刊刻、附在《文房谱》之后的书，实际上并不是洪适亲自撰写的。《砚说》兼记采石地点、琢石方法以及砚石品质的高下。《歙石说》则专门论述歙石的纹理和星晕，共二十七种，辨别得相当详细。唐询《北海公砚录》见于《郡斋读书志》，如今它的原本早已失传，只有本书引用了两条，此外无名氏《砚谱引》中引用了一条，还可以据此考见其内容的十分之一。△《端溪砚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篇末有淳熙十年东平荣{艹巳}的跋文说：“这部谱是缙云叶樾交叔传下来的，和一般人的说法略有不同，不知道是谁撰写的；其中称徽祖为太上皇，必定是绍兴初年的人所作。”如此看来，当时就已经不清楚它出自谁手了。这部书先论述砚石的产地、石质和石眼，其次论砚的价格，再论砚的形制，最后以砚病作结。考察端砚，最早见于李贺的诗；但柳公权论砚，只提到青州、绛州二地，并没有说到端石，苏易简《文房四谱》也还把青州红丝砚列为第一。后来端砚在世上独受重视，鉴别方法也逐渐精密起来。这部谱所记，对于产地的优劣、石品的高下，都分析得细致入微，可以作为依据。至于当时认为子石珍贵，而此书独自辨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荣{艹巳}所说的“与一般人的说法略有不同”，大概就是指这一类事情。然而米芾《砚史》早已说，他遍访石工，从未听说有子石。米芾任浛洸县尉时，曾亲自到端州，得知了详细情况；他的说法正与此书相合。这也足以说明此说是确实的。△《砚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有《剡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嘉定癸未年。书前有自序，序末几句话隐晦难懂，几乎无法解释；和他所作《蟹略序》的体格大致相似。陈振孙说高似孙的文章喜欢把怪僻当作奇特，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吧？书的第一卷讲端砚，分为十九个子目。卷中有一类砚图，列出四十二种式样，注说歙石也一样；但图已经不全了，想来是传抄时散失的。第二卷讲歙砚，分为二十个子目。第三卷讲各种砚，共六十五种。第四卷则收录前人的诗文。其中诗文标题明确写着“端砚”“歙砚”的，已经收入前两卷；本卷所载都没有标明品名，所以另列在诸品之后。《宋志》所著录的《砚谱》，现在还存有四五家，大多详于材料、产地和质地性质，却很少涉及典故。高似孙这部书成书较晚，能够广泛采录各家说法；而且他的学问本来就广博，能从群书旁征博引作为佐证，所以叙述颇有可观之处。其中稍有疏漏的地方，例如“李后主的青石砚被陶穀打碎”一条，原本出自无名氏《砚谱》，是曾慥《类说》所引用的；如今它的原书收入左圭《百川学海》，还可以查核，高似孙却竟认为出自《类说》，未免失去了根据。不过，它的大体风格驯雅，终究与杂乱的著作不同。例如端州线石没有记载在诸品砚中，他根据王安石的诗补入，内容也很完备。钱曾《读书敏求记》还说，唐人称赞吴融《八韵赋》古今无敌，可惜早已亡佚。这里保存了一篇《古瓦研赋》，如同巍然独存的鲁灵光殿。这部书对于考据也颇有帮助。△《钦定西清砚谱》二十五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写。每方砚都绘制正面、背面，间或也绘侧面。凡是有御题、御铭、御玺以及前人款识、印记的，全都按照原物摹绘，并详细说明它的尺寸、材质、形制以及收藏、鉴赏者的姓名，把相关说明附在图后。旧人的铭文和跋文，也附录在御制文章之后；直到臣工奉敕所题写的文字，也都一并记录。书序先列陶器一类，从汉代瓦砚上溯，下至明代制作的砚，共六卷。其次是石砚一类，从晋代王廞的璧水砚直到本朝朱彝尊的井田砚，共十五卷；合计收砚二百方，绘图四百六十四幅。之后三卷题为“附录”，收砚四十一方，绘图一百零八幅；如今松花、紫金、驼基、红丝等各品，以及仿制澄泥砚的各种样式，都完备地列在其中。古砚的斑驳古色、珍贵的产物成批罗列，确实让人目不暇接；而御笔文辞光彩灿烂，考证名称、按图核验形制，就像造化神工般肖似万物，尤其可以与帝鸿的制作、周武的铭文相互辉映于万古。不过，圣明的思虑深远，不忘借此劝诫，经常借器物寄托道理，也借具体事物警醒内心。我恭敬地读御制序，里面说到“因沉沦弃置而惋惜，因而领悟任用人才；谨慎对待爱好和憎恶，戒除玩物”，无不反复致意于这些道理。确实，圣人的心胸所见广大，不能只把这些砚看作文房中的书写器具。内廷收藏的版本共二十四册，现在按册分为卷，并把原来的目录列为第一卷，所以共二十五卷。△《墨谱》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李孝美撰写。李孝美字伯扬，自署赵郡人。赵郡大概是唐代习惯所称的郡望，不知道他的实际籍贯在什么地方；他的仕宦经历也不详。书前有绍圣乙亥马涓的序和李元膺的序，与《通考》所记相合。不过两篇序都称这部书为《墨谱》，而《通考》却题作《墨苑》，与序文不同。考察书中“出灰”“磨试”两条，注说出自《墨苑》，可见《墨苑》是另一部书，《通考》记错了。这个版本题为《墨谱法式》，又与《通考》不同。考察全书分为三卷：上卷称“图”，中卷称“式”，下卷称“法”。那么“法式”只是其中的子目，怎么能再作为全书总名呢？而且既然称《墨谱》，又称《法式》，文意重复，在体例上尤其不合，大概也是后人擅自改动的。现在只根据原序题名为《墨谱》，以保存原貌。上卷共收“采松、造窑、发火、取烟、和制、入灰、出灰、磨试”八图，但只有“采松”“造窑”两图有说明，其余都有说明而图已散佚。中卷共收祖氏、奚庭珪、李超、李廷珪、李承晏、李文用、李惟庆、陈赟、张遇、盛氏、柴珣、宣道、宣德、猛州贡墨、顺州贡墨以及不知姓名者等十六家的制墨式样，也都分别绘有正面图和漫图。书中只是把奚庭珪、李廷珪分作两个人，并且说奚庭珪远远不如李廷珪，这与《南唐书》所说奚庭珪赐姓为李的说法不同。不过两方面都没有明显证据，按道理可以并存。目录把盛氏列在柴珣之前，但图中盛氏却在柴珣之后，大概是传抄错误。下卷共列牛皮胶、鹿角胶、减胶、冀公墨、仲将墨、庭珪墨、古墨、油烟墨、叙药品胶十一种方法；其中牛皮胶有二法，庭珪墨有二法，古墨有三法，油烟墨有六法，实际共二十法。书中的论述都分析得极其细密，具有精深的道理。明代以来，油烟墨盛行，松烟墨的制作早已断绝。李孝美所论，虽然是今天的人不能采用的，但古代的方法和式样借此得以流传，确实是博物者应当知道的。△《墨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旧时收入毛晋《津逮秘书》中。原本题作晁氏撰写，没有注明时代和姓名。各书引用它时，也只称《晁氏墨经》。考察何薳《春渚纪闻》说：晁季一一生没有其他嗜好，唯独见到墨就高兴得眉宇舒展；他所制的墨，铭文写着“晁季一寄寂轩造”，不亚于潘、陈二家。又说他和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都能精心研究调胶的方法，他们制作的墨都像犀璧一样。这部书论胶时说，有上等煤而胶不合方法，墨也不好；如果得到制胶的方法，即使是次等煤也能制成好墨。它与何薳所说晁季一精心研究调胶的方法相合，疑心是晁季一所作。然而晁公武《读书后志》中只有董秉《墨谱》一卷，没有提到这部书；晁公武不应当看不到他从父的作品，因此仍然可疑。考察《读书志》子部的分类，九为小说，十为天文历算，十一为兵家，十二为类家，十三为杂艺，十四为医书，十五为神仙，十六为释书。而现在刊行的本子在小说之后缀有王氏《神仙传》、葛洪《神仙传》两种，却没有列出“神仙”这一标题，下面立即另标“释书类”。可见今本的子部缺失了五类，类书一类正好在所缺的部分中（按：《后志》把《墨谱》载在类书中），所以没有记载它也不值得怀疑。晁季一名贯之，与晁说之是兄弟辈。朱弁《风月堂诗话》说，他的官职一说是检讨，一说是察院，不知道实际上最终任的是什么职务，他的事迹也没有考证可知。△《墨史》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陆友撰写。陆友字友仁，又字宅之，平江人。他把自古以来精于制墨的人搜集起来，考察他们的事迹，编成一部书。在魏代找到韦诞一人，在晋代找到张金一人，在刘宋找到张永一人，在唐代找到李阳冰以下十九人，在宋代找到柴珣以下一百三十多人，在金代找到刘法、杨文秀二人。又详细记载高丽、契丹、西域所产的墨，附录杂记二十五则，都是有关墨的典故。其中搜集了许多隐僻资料，颇为广博丰富。书中论述奚廷珪不是李廷珪的一条，是根据《墨经》的记载：易水奚鼐的儿子叫超，奚鼏的儿子叫起；又另行叙述歙州李超，李超的儿子廷珪以及后代世系。由此看来，这是族姓有奚、李之别，居住地有易水、歙州之分。只是他们的名字偶然相同。所谓《墨经》，现在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本子，但宋绍圣年间李孝美撰写《墨谱》时，已经有这种说法，也可以作为旁证参考。考察《徐显稗传》，记载陆友仁出生在市井闾巷之间，父亲以在市场卖布为业；他却独能改变自己的爱好，刻苦求学，擅长作歌诗，精工于八分、隶书、楷书，博览并深究各种事物。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侍书学士虞集都佩服他的精深见识，一同向文宗推荐他。还没有来得及任用，二人就离职了，陆友也南归，自号砚北生，撰有《砚史》《墨史》《印史》，所作诗文有《杞菊轩稿》。这些书如今都已亡佚，只有《研北杂志》和这部书还保存着。△《墨法集要》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代沈继孙撰写。沈继孙是洪武年间人，只自署籍贯为姑苏，其余情况无法考知。只有倪瓒《云林集》中有《赠沈生卖墨诗》序说：“沈学翁隐居在吴地市集，以烧制墨来供给自己，正是所谓不急切追求富贵、不因贫贱而忧愁的人。墨烟细，胶质清，墨像点漆一样。近世已经不容易得到这种墨了。因此作诗赠给他。”时代、姓氏、里籍完全相符，那么“学翁”大概就是沈继孙的字吗？沈继孙自己说，起初从三衢的墨师那里接受教导，后来又跟随一位僧人得到制墨秘诀，于是合并记录成书。全书共绘图二十一幅，每图都有说明。它实际上是近代制墨家所遵循的祖本。古墨都用松烟，南唐李廷珪才开始兼用桐油；后来杨振、陈道真等各家都传述这种方法。元、明以来，松烟墨的制作逐渐废弃，只有油烟墨流行。沈继孙所制的墨如今没有流传下来，他的制作技艺究竟精良还是粗劣已无法考察；但这部书从浸油直到试墨，叙述详细周密，各有条理，古代方法清楚地保存其中，也可以说是深通此事了。世上流传的《晁氏墨经》，论述过于简略；明代以来方氏、程氏等墨谱，又只拘泥于夸耀花纹和式样，不如这部书把制作方法逐层剖析，切合实际使用。把它记录下来并传之后世，也是实用的一端，不是其他杂家技术只供游戏玩赏的东西可以相比的。△《钦定钱录》十六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写。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详细列举历代的钱币，从伏羲氏直到明代崇祯年间，按编年排列。第十四卷列举外域的各种钱币。第十五、十六卷最后列入吉祥语钱、异形钱、厌胜钱等品类。考察钱谱，最早见于《隋志》，但没有说是谁撰写的；那部书如今已经不传。唐代封演以下各家所记录的著作，如今也都不传。现存流传的著作中，以宋代洪遵《泉志》最古，毛氏汲古阁刊刻的就是这一部。然而它所分的正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奇品、神品等类别，既有混杂之弊，而且大多没有亲眼见过实物，只根据各书记载想象着绘图，如同聂崇义绘制三礼图一样。有的书只记有钱的名称，却没有说明形制、文字，便一概画成外圆内方的轮廓；这样一来，图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至于注文解释，大多是主观臆测，更不足以作为定论。这部书所记录的，全都以内府收藏、亲眼见到的实物为依据，所以不只是字迹、花纹一一酷似，连外周直径的分寸毫厘、色泽的红黄青绿，也都把形状和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摹绘得十分逼真。考察异同、辨别订正真伪，也都根据典籍，没有一句是凭空虚构的。即使是这样微小的一件事物，也能体现求实的道理和考察古事的意义。至于观察钱币的轻重、厚薄，可以探究某种制度能否实行；观察其优劣、精粗，可以知道有关政事是否得到推行。千古钱币制度的利弊，一眼便能全部看见，因此也不只是供博物之用罢了。△《香谱》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左圭《百川学海》题作宋代洪刍撰写。洪刍字驹父，南昌人。

译洪刍是绍圣元年进士，靖康年间官至谏议大夫，后来被贬到沙门岛并死在那里。他所作的《香谱》，《宋史·艺文志》有著录。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中有一篇题为《洪驹父〈香谱〉后》的文章说：“历阳沈谏议家，过去号称藏书最多。如今世上流传的《香谱》，大概是谏议公亲自汇集的，自以为已经把各家所记的香事全部搜集了。拿现在洪驹父所编的书来看，十分之中还没有得到一二成。我在富川时，建造妙香寮。永兴郭元寿作长篇诗，后来贵池丞刘君颖和我总共五次依韵唱和，来往作诗十篇。诗中所用的香事很多，仍有一两件是洪驹父谱中没有记载的。”如此看来，当时人把洪刍的《香谱》看得高于沈立的《香谱》。然而晁公武《读书志》说，洪刍谱汇集古今制香方法，其中有郑康成汉宫香、南史小宗香、《真诰》婴香、戚夫人迫驾香、唐员半千香，记载非常广博；但《通典》记载历代祭祀上天使用水沉香，洪刍谱却偏偏遗漏了。这个本子有“水沉香”一条，却没有记载所谓郑康成等条目；卷数又比《通考》所载的洪刍谱多一卷，看起来不像是洪刍所作。沈立的《香谱》长期没有传本。《书录解题》中有侯氏《萱堂香谱》二卷，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人所作，或者就是这部书吗？这部书共分四类，叫作“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香之法”，也相当完备，足以资助考证。△《香谱》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敬撰写。陈敬字子中，河南人。他的仕宦经历不详。书前有至治壬戌熊朋来的序，也没有记载陈敬的生平。这部书总汇沈立、洪刍以下十一家的《香谱》，编成一书。征引既然繁多，不免把博杂当作长处，稍微超出了范围。比如香名、香品，以及历代凝聚、调和、制作香料的方法，记载它们是适宜的。至于经传中的字句偶尔涉及香事、但实际上并非龙涎香、迷迭香之类的内容，例如卷首引用《左传》“黍稷馨香”，只有寥寥几条，却把它们作为追溯香事源流的经传材料，实在没有意义。这是仿效《齐民要术》开头援引经典的做法，却失于过度。其实真正出自经典的事项，反而常常有所遗漏。例如郁金香，记载了《说文》的说法，却独独遗漏《周礼》“郁人”条下郑康成的注释；这又是举取远处而忽略近处。不过，十一家的香谱如今不能全部流传，陈敬能够汇集群言，编成总汇，散佚的文章和遗闻轶事，多亏它才得以保存，对于考证总不是没有益处。△《香乘》二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周嘉胄撰写。周嘉胄字江左，扬州人。这部书最初编纂于万历戊午年，只有十三卷，李维桢为它作序。后来周嘉胄自己认为原书内容疏略，于是续加编纂成这部书。到崇祯辛巳年刊刻完成，周嘉胄亲自为它作前序和后序。全书包括《香品》五卷、《佛藏诸香》一卷、《宫掖诸香》一卷、《香异》一卷、《香事分类》二卷、《香事别录》二卷、《香绪余》一卷、《法和众妙香》四卷、《凝合花香》一卷、《薰佩之香涂傅之香》共一卷、《香属》一卷、《印香方》一卷、《印香图》一卷、《晦斋谱》一卷、《墨蛾小录香谱》一卷、《猎香新谱》一卷，以及《香炉诗》《香文》各一卷，采集征引极其丰富。考察宋代以来各家的《香谱》，大多不过一两卷，只有《书录解题》记载《香严三昧》十卷，篇幅最为丰富。但那部书的版本已经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陈敬的《香谱》较为详备。周嘉胄编纂此书，耗尽二十多年精力，凡是香的名称、品类和有关故实，以及调制、合成、品赏、鉴别等方法，无不广泛征引资料，逐一叙述始末；编排次序也颇有条理。谈论香事的著作，确实没有比这部更详备的了。

译○附录 △《云林石谱》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杜绾撰写。杜绾字季扬，号云林居士，山阴人，是宰相杜衍的孙子。这部书汇总记载石头品类，共一百一十六种，分别记载产地、采集方法，详细说明形状和色泽，并评定品第高下。不过，像端溪石一类，也涉及砚材；像浮光石一类，也涉及制作器物的材料，并不只是为假山和清赏之物作谱。书前有绍兴癸丑年阙里孔传所作的序，孔传就是续编白居易《六帖》的人。序中称杜绾是杜甫的后代，于是引用杜甫诗中“水落鱼龙夜”一句，说长沙、湘乡的山中，鱼龙变化成石，杜甫因此在诗中描写了它。杜绾撰写这部石谱，是能够继承家学风范。考察杜甫这句诗，它见于《秦州杂诗》，是在由陕西前往蜀地的时候所作，怎么会到达楚地呢？而且杜甫诗中的本意，本来并不是咏叹石头，这种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没有道理。书末附有《宣和石谱》，都是记载艮岳各种石头的内容，有名称而没有说明，不知道是谁所作。又附有渔阳公《石谱》，都是记载嗜好石头的故事，也不知道渔阳公究竟是谁。其中列有周公谨、元遗山等人的姓名，就一定不是杜绾的书，大概是明代周履靖刻印此书时窜入的。现在只收录杜绾的原书以供考证，所附的两种石谱全部删去，不再收载。另外，毛晋曾经刻印过这部书，并将它编为一卷，同时又删去了孔传的序；文字句意却没有大的差异，因此现在也不另行著录。（按：宋代以后的书籍，很多超出了古来分类门目的范围。像这部石谱所品评的各种石头，既不是器物，又不是珍宝，而且是自然形成的，也不属于技艺。哪里只是四库之中没有可以归属的类别，即使在谱录这一门中，也没有可以归入的类目。又因为它涉及器物的材料，所以把它附在器物类的末尾。）──以上“谱录类”《器物》一属，共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九卷，附录一部，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陶弘景的《刀剑录》，《文献通考》一次把它列入类书，一次把它列入杂技艺；虞荔的《鼎录》也列入杂技艺。陶弘景所记载的刀剑，都是古来的事实，不是讲解击刺的技巧，也不是说明铸造的方法，列入类书还可以说得通，列入杂技艺在道理上就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它无所依附，列在这一类觉得不妥，移到那一类又觉得不妥，反复迁移而没有定论，最终竟然没有删掉，反而两处都保存。所以《谱录》这一门不可不设。） △《茶经》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代陆羽撰写。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桑苎翁，复州竟陵人。上元初年，隐居在苕溪。朝廷征召他，授任太子文学，后来又调任太常寺太祝，他都没有赴职。贞元初年去世。事迹详见《唐书·隐逸传》。史书称陆羽嗜好饮茶，撰写《茶经》三篇。《艺文志》把它列在小说家，作三卷，与今本相同。陈师道《后山集》中有《茶经》序说：陆羽《茶经》有三篇，《家书》一卷，毕氏、王氏的书三卷，张氏的书四卷，内书、外书共十一卷，各书文字有繁有简。王氏、毕氏的书内容繁杂，推想是旧本。张氏的书简明，与《家书》相合，但脱漏和错误较多。《家书》接近古本，可以用来考订校正。序中又说，从“七之事”以下的文字，是合并三部书编成的，录为两篇，收藏在家中。现在这部书有三卷，难道是王氏、毕氏的书吗？还是《后山集》在传抄时错误很多，把三篇误写成两篇呢？本书分为十类：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所谓“具”，都是采茶、制茶所使用的工具；所谓“器”，都是煎茶、饮茶所使用的器具，所以“具”和“器”分属不同的类别。所谓“图”，是说把以上九类统括起来，绘写在绢帛上张挂，并不是另有图画。本书名义上分十类，实际上文字只有九类。谈论茶的著作，没有比陆羽更精到的；他的文字也朴实典雅，具有古意。“七之事”中引用了很多古书，例如司马相如《凡将篇》的一条，共三十八字，是其他书中没有的，也可以作为旁证考辨的一项资料。△《茶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蔡襄撰写。蔡襄是莆田人。宋仁宗赐给他字“君谟”（见其文集中的《谢御笔赐字诗序》）。官至端明殿学士，谥号忠惠。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他在皇祐年间任右正言、修起居注时进献的，前后都有蔡襄亲自写的序。前序称，陆羽《茶经》没有专门论述建安的茶品；丁谓《茶图》只论采摘和制造的根本，至于烹煮和品试，却从未谈到，于是列举几件事情，文字简要而容易明白。后序是在治平元年刻石时写的。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都是所谓烹煮、品试的方法。《通考》记载此书时，题作《试茶录》。然而考察蔡襄的两篇序文，都自称书名为《茶录》，石刻本也作《茶录》，可见“试”字显然是后人误加的。费衮《梁谿漫志》记载，陈东为此书作跋说：我听先生长者说，君谟起初任闽漕时，出于自己的意愿制作密云小团茶作为贡品。富郑公听到后，叹息说：“这只是仆妾爱护主人的事情，没想到君谟也竟然做这种事！”我当时还是孩子，听到这话也知道感到仰慕。后来看到《茶录》的石刻本，惋惜君谟没有把这支笔改用来书写《旅獒》一篇进献，等等。按《北苑贡茶录》所说，太平兴国年间，朝廷特意设置龙凤模具，制造团茶；那么团茶就是正式供应的土贡。又据《苕溪渔隐丛话》所说，北苑官焙由转运司每年进贡的茶为上品；那么制造茶叶就是转运使所掌管的职务。蔡襄尤其精通茶的制造，这也是整顿和办理官府政务的一项工作。陈东所叙述的富弼的话，未免说得过于苛刻。《群芳谱》也记载这句话，但认为是欧阳修说的。看欧阳修所作《龙茶录》后序，只是叙述蔡襄制造小团茶的事情，没有一句贬斥的话。由此可知，这句话是依托他人之名而说的；又怎么知道富弼的话不是依托而来呢？这大概都是因为苏轼诗中有“前丁后蔡致养口体”的说法，于是牵强附会地编造出这样的解释，并非事实。何况制造茶叶是在庆历年间的事，进献《茶录》是在皇祐年间的事；蔡襄本是闽地人，不过是文人喜好办事、夸饰本地特产的习惯。如果一定要深文周纳、加以苛责，那么钱惟演进贡姚黄花也被苏轼诗歌讥刺，欧阳修撰写《牡丹谱》，难道也要责怪他为什么不把这支笔拿去注释《大学》《中庸》吗？陈东所说的这些话，就是所谓言论似乎有根据、持之似乎成理，但实际上并不是通达事理的说法。△《品茶要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黄儒撰写。黄儒字道辅，陈振孙《书录解题》写作“道父”，是错误的。黄儒是建安人。熙宁六年中进士。这部书没有载入《宋史·艺文志》，明代新安人程百二才开始刊行它。书后有苏轼所写的一篇跋，称黄儒博学能文，不幸早亡，说他的文章见于阁本《东坡外集》。上元年间焦竑因而把这篇跋抄录附在书后。然而《东坡外集》实际是伪本（详见集部本条下的说明），那么这篇文章也处于真假难定之间。书中都论述建茶，分为十篇：一，采摘和制造过时；二，白合盗叶；三，混入杂叶；四，蒸制不熟；五，蒸制过熟；六，锅底焦糊；七，压坏茶叶；八，清膏；九，焙制受损；十，辨别壑源、沙溪。前后各有一篇总论。全书大意是说，茶叶的采摘、制造、烹煮和品试，各有各的方法，品质高低和成败得失，辨析得非常细微。园户为了牟利而售假欺骗，容易把茶叶混杂弄乱，所以特别详细地写出这些弊病来告知世人。它与其他人所作的《茶录》只论各地产品、品目以及烹煮品试器具的情况不同，用意略有区别。只有东溪《试茶录》中有“茶病”一条，其中所说的“鸟蒂”“白合”“蒸芽必熟”等话，也只是略略陈述端绪，不如这部书详细明白。保存这部书的说法，也可以与其他资料相互参证。△《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附《北苑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撰写。书中记述的都是建安茶园采摘、焙制以及进贡的制度和方法。淳熙年间，他的儿子校书郎熊克才开始把它刻印成书。全书共绘图三十八幅，并附采茶诗十首。陈振孙《书录解题》说，熊蕃的儿子熊克又增加描绘茶的形制而流传下来，那么这些图大概是熊克增补的。当时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赵汝砺又撰写《别录》一卷，用来补充原书的不足。书中所说水量的增减、火候的缓急、纲次的先后、品目的多少，尤其详尽明晰。考察饮茶在唐代兴盛，到南唐才开始设置茶官，这就是北苑得名的由来；到了宋代，建茶于是闻名天下。壑源、沙溪以外，只有北苑称为官焙，是转运司每年贡茶的产地。文士常常记述这些事情，但有关著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也大多疏略。只有这两部书，对当时因地制宜进贡的制度，记述得最为详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书中记载的模具、制作器具等，颇有许多新意，也有一些可以用来考证旧事、供文章写作参考的内容，保存它也是博物学问的一个方面，不可废弃。熊蕃字叔茂，建阳人。尊奉王安石的学说，擅长吟咏，见《书录解题》。熊克有《中兴小历》，已经著录。赵汝砺的事迹无从查考，只有《宋史·宗室世系表》在汉王一房之下记有汉东侯宗楷的曾孙赵汝砺，想来或许就是这个人吧。△《东溪试茶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原本题作宋代宋子安撰写，载在左圭《百川学海》中；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又作朱子安。不清楚究竟哪个姓名正确。然而《百川学海》是旧刻本，而且《宋史·艺文志》也作宋子安，那么《读书志》的记载就是传抄造成的错误。这部书大概是补充丁谓、蔡襄两家《茶录》遗漏的内容。“东溪”也是建安的地名。全书分为八项：总叙焙名、北苑、壑源、佛岭、沙溪、茶名、采茶、茶病。全书大意是认为品茶应当辨别产地，有些地方相距不过咫尺，茶叶优劣却会突然不同，所以书中对各焙之间道路的远近，记载得最为详尽。《宋史·艺文志》有吕惠卿《建安茶用记》二卷、章炳文《壑源茶录》一卷、刘异《北苑拾遗》一卷，如今都已失传。能够考见建茶大略的，只有这部书以及熊蕃、赵汝砺的两部茶录。△《续茶经》三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廷灿撰写。陆廷灿字秩昭，嘉定人。官职为崇安县知县候补主事。自唐代以来，茶品都推重武夷茶。武夷山就在崇安县境内，所以陆廷灿任该县官员时熟悉这些说法，开始撰写草稿。辞官归田以后，订正编纂成书，在书首冠以陆羽《茶经》原本，又按照陆羽原书的篇目采集各书资料加以续补。上卷续写“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中卷续写“四之器”，下卷分为三子卷：下之上续写“五之煮”“六之饮”，下之中续写“七之事”“八之出”，下之下续写“九之略”“十之图”。又把历代茶法附在末卷，这是陆羽原书篇目中没有的，是陆廷灿补入的。自唐代以来经过数百年，凡是产茶的地方、制茶的方法，都已经因历代不同而变化；即使烹煮茶叶的器具，也古今多有差异。因此陆羽所记载的内容，书虽然古老，但其中的方法有许多已经不能适用于今天。陆廷灿逐项订正、补辑，颇为切合实用，而且征引资料丰富。看他所作《南村随笔》，其中引用李日华《紫桃轩又缀》所载五台山冻泉的一条，陆廷灿自称《续茶经》遗漏了这条，于是在《南村随笔》中补录，可见他的搜集采录确实勤勉。把这些内容记录保存下来，也足以供考订之用。至于陆羽的旧本，陆廷灿虽然用它作为全书开头，但这部书早已另外流传，不能用续补之书遮蔽原书的篇目。所以现在删去陆羽原本而不收载，只收录陆廷灿的书。△《煎茶水记》一卷（内府藏本） 唐代张又新撰写。张又新字孔昭，深州陆泽人，是司门员外郎张鷟的曾孙、工部侍郎张荐的儿子。元和九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按：他的本传只称元和年间考中进士高第，由此书中所述可知是元和九年；由元人编纂的《氏族大全》称他状元及第，可知他是第一名。）历任右补阙。结党依附李逢吉，是所谓入关十六子之一。李逢吉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任命张又新为行军司马；张又新因田伾一事获罪，被贬为江州刺史。（按：新、旧《唐书》都说是汀州刺史，而书中自称“刺九江”，所以确实应是江州，只是“江”“汀”二字字形相近而造成讹误。《书录解题》写作涪州，则更加错误。）后来张又新又通过李训的关系，升任刑部郎中，出任申州刺史。李训死后，他又因牵连获罪被贬，最后任左司郎中。事迹详见《新唐书》本传。本书开头列出刑部侍郎刘伯刍评定的七种水，接着列出陆羽评定的二十种水。

译书中说，张又新在元和九年刚刚成名时，在荐福寺从一位楚地僧人那里得到此书，原题为《煮茶记》；这本书是代宗时期湖州刺史李季卿从陆羽口头传授处得到的。书后有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一篇、欧阳修的《大明水记》一篇和《浮槎山水记》一篇。考察《书录解题》记载此书时，已经说《大明水记》载在书末，那么它应是宋人附入的。叶清臣所记称，张又新把此书题作《水经》。按《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九引这部书时，也称作《水经》。或者它最初名为《水经》，后来改题，是为了区别于郦道元所记的《水经》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十九卷〕 欧阳修所记内容极力斥责张又新的荒诞，认为他的说法与陆羽所说都不相合。现在拿《茶经》来校对，确实如此。又据《唐书》陆羽本传记载，李季卿出使慰问江南时，有人推荐陆羽，李季卿便召见他。陆羽穿着野服、带着茶具进来，李季卿却没有以礼相待。陆羽因此感到惭愧，后来又写了《毁茶论》。这样看来，陆羽与李季卿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又怎么会口授《水经》给他呢？大概是因为陆羽号称精于茶道，当时受到重视，所以张又新借用他的名义吧。然而陆游《入蜀记》说，史志道送来几件谷帘水，确实是绝品；水味甘美肥厚而清凉，各种优点都具备。前人有时斥责水品之说，认为不可信，水品的说法本来就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说到谷帘泉，它明显不是惠山泉所能相比的，那么也不能诬蔑它。陆游也有取信于这部书的地方。△《北山酒经》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朱翼中撰写。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他为大隐翁，却没有详载他的姓氏。考察宋代李保有《续北山酒经》，与这部书一同载在陶宗仪《说郛》中。李保在自序中说：“大隐先生朱翼中，撰写书籍，酿造酒，寄居在湖上。朝廷大力兴办医学，起用他为博士。他因抄录苏轼的诗而获罪，被贬到达州。”那么“大隐”本来就是朱翼中的自号。这部书第一卷是总论，第二、三卷详细记载制曲和酿酒的方法。《宋史·艺文志》作一卷，大概是传刻造成的错误。《说郛》所选录的只有总论一篇，其余部分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那么这部书确实是完整本。明代焦竑的原序称，他是从田氏《留青日札》中考得作者姓名的，似乎没有见过李保的序。程百二又取保序，把它置于此书之前，题作《北山酒经》后，也是不合适的。卷末有袁宏道《觞政》十六则、王绩《醉乡记》一篇，大概是胡之衍附加进去的。不过，自古以来著述中谈论酒事的很多。附录一篇明人作品、一篇唐人作品，取其什么意义呢？现在一并删去。《酒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窦苹撰。窦苹字子野，汶上人。晁公武《读书志》记载窦苹有《新唐书音训》四卷，排在吴缜、孙甫之前，应当是宋仁宗时人。晁公武称赞他学问精深广博，大概也是一位好古之士。另有版本刻作“窦革”，但详细考察他的名和字，乃是取义于《鹿鸣》诗，作“苹”字才对。这部书杂录酒的故事，只有寥寥几条，似乎有所散佚；但《宋史·艺文志》著录时确实作一卷。看它从酒名开始，到酒令结束，首尾已经完备，可知原本只有这些内容。大体上是摘取新奇的字句，供人采择，体例也与谱录类书籍略有不同。其中引用杜甫《少年行》中“醉倒终同卧竹根”一句，说是把竹根作为饮酒器具。考察庾信诗中有“山杯捧竹根”一句，窦苹所说并非杜撰；但核对杜甫诗的意思，终究还是醉倒卧在竹林之下。窦苹的说法，姑且保存下来，以备异闻吧。《糖霜谱》一卷（内府藏本）。宋代王灼撰。王灼字海叔，号颐堂，遂宁人。绍兴年间曾任幕官。这部书共分七篇。只有第一篇题为“原委第一”，叙述唐大历年间邹和尚最初创制糖霜的事情。从第二篇以下都没有标题。现在根据文章考察，第二篇讲用甘蔗制糖的始末，说甘蔗浆最早见于《楚辞》，甘蔗饴最早见于《三国志》。第三篇讲种植甘蔗。第四篇讲制糖的器具。第五篇讲结成糖霜的方法。第六篇讲糖霜有时结成、有时不结成，似乎有赖于命运，于是又谈到宣和年间供给御用的各种事情。第七篇则讲糖霜的性味以及制作食品的各种方法。宋代生产糖霜的地方，大概有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五地，而以遂宁的最好；王灼生于遂宁，所以撰写了这部谱。他考察古人的题咏，从苏轼、黄庭坚开始。考察古人把糟称作糖，《晋书·何曾传》所说“蟹之将糖，躁扰弥甚”就是这样。《说文解字》中有“饴”字，没有“糖”字；徐铉《新附字》中才有“糖”字，但也只训为“饴”，没有说是用甘蔗制成的。徐铉是五代、宋初人，尚且不知道甘蔗糖的事情。那么王灼所征引的故实从元祐年间开始，并不是疏漏。只是王灼说糖霜以紫色为上品、白色为下品，而今天所崇尚的却是以白色为贵、紫色为贱。王灼说糖霜必须经过一年半才会结成，结成与否听其自然；如今制作它却非常容易，方法也不相同。这也是古今适宜之物不同，不能拿后来的情况去苛求议论前人。以上“谱录类”中的食谱一属，共十部、十九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考察：《齐民要术》完备地记载了饮食烹饪的方法，所以后世与它相类的书，全部收入农家类；其实贾思勰所说的，只是民间日常使用的常事。至于天厨珍馔、各州府的贡品，如果也连同收入，就不是农家所应涉及的事情了。因此，各书有可以按类相连归入的，如《书仪》可以附入《礼》类；也有不能按类相连归入的，如曲韵不能附入《小学》类。现在对于接近农家类的书，一并改归谱录类，使它们都不失其实际性质。） 《洛阳牡丹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欧阳修撰。欧阳修有《诗本义》，已经著录。这部记共分三篇：第一篇是“花品”，叙述所列的牡丹共二十四种；第二篇是“花释名”，说明花名的由来；第三篇是“风俗记”，开头简略叙述游宴和进贡花卉，其余都是接枝、栽植、灌溉的事情。文章格调古雅而有法度，蔡襄曾经抄写后刻在家中，并拓印本赠给欧阳修。欧阳修亲自作了跋，已经编入《文忠全集》，这里是它单独刊行的版本。周必大作《欧集考异》，说当时士大夫家中有欧阳修《牡丹谱印》本，开头列举花品，叙述名品，与这卷书前两篇很相同。后面则分为“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等十六门，共一万多字。后面有梅尧臣的跋。它的荒诞尤其严重，大概是伪托之作，等等。由此看来，宋代当时还另有一本这样的书。《宋史·艺文志》以《牡丹谱》著录而不称《牡丹记》，大概已经错误地承袭了这一讹误。《扬州芍药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王观撰。王观字达叟，如皋人。熙宁年间曾以将仕郎任守大理寺丞，主管扬州江都县事务。在任时撰写《扬州赋》进献上去，受到极大的褒奖，获赐绯衣银章。见《嘉靖维扬志》。汪士贤把它刻入《山居杂志》，题作江都人，是错误的。扬州芍药从宋初就闻名天下。《宋史·艺文志》记载为芍药撰谱的有三家：一家是孔武仲，一家是刘攽，另一家就是王观的这部谱。孔武仲、刘攽所述的书，世间已经失传，只有陈景沂《全芳备祖》还记载了它们的大略。现在与这部谱相比较，它所说前人确定的三十一品，实际上就是取自刘谱。只是刘谱有“妒裙红”一品，这部谱改作“妒鹅黄”，并略微调换了次序；刘谱没有的，只增加了八种。王观后面的论述说，有人认为唐代张祐、杜牧、卢仝等人长期居住在扬州，却没有一句提到芍药，意思是古代还没有像如今这样兴盛，等等；这也就是孔谱序中的话，王观大概是取用其意思而加以反驳。孔谱又说可以记载的有三十三种，并详细列出名称，比刘谱多两种。现在《嘉靖维扬志》还记载着它的原目录，内容也颇有不同。《范村梅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范成大撰。范成大有《桂海虞衡志》，已经著录。这部书是记载他所居范村的梅花的，共十二种。前面有自序，说石湖玉雪坡已经有数百株梅花，又在住宅南面买下王氏出租的七十楹房屋，全部拆除，整治为范村，把那块地的三分之一给梅花。吴地下种梅特别兴盛，品种不一，现在才全部得到，于是随着得到的品种为它们编谱。大概因为记载的是他别业中的所有梅花，所以以“范村”为书名。梅花的名称虽然见于经典，但古人不重视它的花，因此《离骚》遍咏香草，唯独没有提到梅。《说苑》开始记载越国使者拿一枝梅花赠给梁王的事情，这大概是重视梅花的开始吧。六朝和唐代，诗人相继吟咏；到了宋代，梅花遂成为诗人最为珍爱的花。然而把梅花汇编成谱，则从范成大这部书开始。他的品评往往与后世略有不同。例如绿萼梅如今是常见品种，范成大却认为极难得到，这大概是古今地气不同，所以因稀少而显得珍贵。杨无咎所画的梅花，后世珍视为绝作；但范成大在后序中却说，他的画大略都像吴地的气条，虽然笔法奇峭，却离真正的梅花很远，这与宋孝宗斥责杨无咎画的是“村梅”的说法相近。到了嘉熙、淳祐年间，赵希鹄作《洞天清禄》，才说江西人得到杨无咎的一幅梅花画，价格不低于百千匹，这是又一个重远方而轻近处的证明。《通考》把这部书与他所作《菊谱》合为一编，题作《范村梅菊谱》二卷；但看他的自序，实际上是两部不同的书，所以现在仍分别著录。《刘氏菊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刘蒙撰。刘蒙是彭城人，仕历不详。他在自序中记载，崇宁甲申年曾游龙门，访问刘元孙的居所，两人一起订正评议，于是撰成这部谱。他大概是宋徽宗时人。因此，王得臣《麈史》中已经引用过他的说法。焦竑《国史经籍志》把它列在范成大之后，是错误的。这部书首先是谱叙，接着是说疑，然后是定品，再列出菊花名称三十五条，分别叙述它们的种类、形状和颜色并加以评定，以龙脑为第一，最后用三篇杂记结束。书中所论各种菊花的名称和品种，都详细说明产地，从汴梁直到西京、陈州、邓州、雍州、相州、滑州、鄜州、阳翟等地，大体都是中州的物产，集中在洛阳园圃中的，与后来史正志、范成大等人在南渡以后受疆域限制、偏重记载一地的情况不同。不过，像金铃、金钱、酴醿等名称，史正志、范成大的两部志书也有记载，想来它们原本产于河北，后来把品种传到了江左吧？他在“补意”篇中说，采掇、嫁接、治疗的方法，以及栽培、灌溉、播种的适宜条件，应当到方册中去查看，并向老园丁询问，不需要等我来说明。所以全书只以品评花卉为主，其他方面都没有涉及。《史氏菊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史正志撰。史正志字志道，江都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历次授官至司农丞。宋孝宗时先后任庐州、扬州、建康的长官，官至吏部侍郎。告老归居姑苏，自号“吴门老圃”。所著有《清晖阁诗》《建康志》《菊圃集》等书，如今都已失传。这部书收入左圭《百川学海》中，《宋史·艺文志》也有著录。所列菊花共二十七种。前面有自序，说从前好事者为牡丹、芍药、海棠、竹笋作谱的很多，唯独没有人为菊花作谱，所以我根据所见撰成此书，等等。但刘蒙《菊谱》早已在前，史正志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见到。末尾有一篇后序，辨析王安石、欧阳修所争论的《楚辞》“落英”一事，说菊花有落英的，也有不落英的，讥讽二人连草木的名称都不能完全识别。他的说法很详细，确实可以平息两家的争论。至于他引用《诗经》中“访落”的话，把“落”训释为“始”，虽然也有《尔雅》作为依据，却反而是牵强附会地解释那篇文章，自行添出了多余的枝节。上句说木兰坠落的露水，“坠”字又怎样解释呢？花英落下不能食用，难道露水坠落反而可以饮用吗？这就是所谓拘泥文句而损害词义。

译《范村菊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范成大撰。记载他所居范村的菊花，成书于淳熙丙午年。大概是他以资政殿学士兼领宫观祠禄、居家时所作。自序称得到三十六种，但这部书所载黄色的十六种、白色的十五种、杂色的四种，实际上只有三十五种，还缺少一种，怀疑传抄时有所脱漏。菊花的种类极其繁多，形状和颜色变化不一，与芍药、牡丹相类似，但变化尤其多。因此范成大在自序中说，东阳人家的菊圃多达七十种，准备再访求其他品种，编成后谱。现在把这部谱与史正志的谱核对，两者已有五六成不同，可见菊花不可能靠一部谱全部记尽，大致情况可以看到了。不过，各自根据耳闻目见所及，记载一时的名品，本来不必因有所遗漏而感到遗憾。至于种植的方法，《花史》特别提出摘除花蕊一条，使一枝的养分全都归于一蕊，那么花就开得更大。范成大这部谱却把一根枝干上长出数千百朵、婆娑成团地栽植作为珍贵的形式，几乎就是俗话所说的“千头菊”了。这又是古今赏鉴标准不同，分别随各时代的风尚而变。又考察谢采伯《密斋笔记》，说《菊谱》中范石湖的记载简略，胡少瀹的记载详细。现在考察胡融的谱，仍载在史铸《百菊集谱》中，其中的名称也互有出入，大概只是各自列举所知道的内容，没有必要根据详略来评判优劣。《百菊集谱》六卷、《菊史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史铸撰。史铸字颜甫，号愚斋，山阴人，就是嘉定丁丑年为王十朋《会稽三赋》作注的人。这部书于淳祐壬寅年完成五卷。过了四年，到丙午年，又得到赤城胡融的谱，于是把原书第五卷改为第六卷，并摘取胡融的谱作为第五卷。又过了四年，到庚戌年，再编成《补遗》一卷。看他的自题，撰写《补遗》时已经改名为《菊史》了；但这里仍题作《百菊集谱》，难道是当时刊版已经刻成，不能再改了吗？开头列出各种菊花名称和品种一百三十一种，附注三十二种，另有一花五名、一花四名的两种，置于简首，不编入卷帙。第一卷是周师厚、刘蒙、史正志、范成大四家所作的谱，第二卷是沈竞的谱以及史铸撰写的新谱，第三卷是种植技艺故事、杂说、方术辨疑和古今诗话，第四卷是文章诗赋，第五卷就是增补的胡融谱及栽植事实，并附有张栻的赋和杜甫诗话一条，第六卷是史铸咏菊诗及集句诗，《补遗》一卷则是杂采后来续得的诗文。此书不是一次完成的，所以编排很没有体例；但它搜罗材料，可以说非常广博。《金漳兰谱》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代赵时庚撰。赵时庚是宗室子弟，他的生平始末不详。按照名字中“时”字的排行推断，大概是魏王赵廷美的九世孙。这部书也收入《说郛》中，但下卷已经散佚。这个版本三卷齐全，独为完整的一部，叙述也颇为详细，大体上与王贵学《兰谱》互有异同。像“大张青”“蒲统领”之类，这部书只列出名称，以及花、叶、根、茎的情况；王氏《兰谱》则详细说明名称的由来。所谓“大张青”，是因为发现者姓张，在读书岩谷中得到它。所谓“蒲统领”，是淳熙年间蒲统领带兵追赶寇盗，到了一个地方得到的。记载彼此有详有略，也足以看出著书不能照搬传说。开头有绍定癸巳年赵时庚的自序，末尾又有嬾真子的跋语。考察可知，嬾真子是马永卿的别号。马永卿曾从刘安世受业，是北宋末年人，不应当在绍定年间还活着；大概是另一个人与他恰好同号。《海棠谱》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陈思撰。陈思有《宝刻丛编》，已经著录。这部书不见于《宋史·艺文志》，只有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为三卷，与这个版本相合。前面有开庆元年陈思的自序，上卷全都辑录海棠的故实，中、下两卷则辑录唐、宋各家的题咏。至于栽种的方法、品类的区别，只在上卷中零散见到四五条。大概这是一本搜集典故的书，只以编排事类为主，但搜罗并不十分广泛。现在把它与《锦绣万花谷》《全芳备祖》等书所辑录的海棠故事相比较，其中的故实似乎稍微详细些，但题咏却有许多缺略。例如唐代的刘禹锡、贾岛，宋代的王珪、杨绘、朱子、张孝祥、王十朋等人的作品，陈景沂所收录的，这部书都没有收录。然而像张洎、程琳、宋祁、李定等人，陈思遗漏的，这部书反而有所收录。大概当时坊间刻本都是各自根据所见搜集编成，所以彼此有详有略。对于宋人的旧书，姑且一并保存，以供查考比较。《荔枝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蔡襄撰。这部书是为内阁中的荔枝而作，共七篇：第一篇“原本始”，第二篇“标尤异”，第三篇“志贾鬻”，第四篇“明服食”，第五篇“慎护养”，第六篇“时法制”，第七篇“别种类”。蔡襄曾亲手书写并刻印，现今还有墨版流传于世，也收入他所著的《端明集》中。末尾有“嘉祐四年岁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阳蔡某述”十九字，但这个版本没有。考察它的年月，大概是他从福州调任泉州知州时所作。荔枝有谱，从蔡襄开始；叙述特别详细，文辞也雅正简洁。可是王世贞《四部稿》却说白乐天、苏子瞻能够为荔枝传神，君谟比不上他们，这是因为不知道诗歌可以尽情描摹形神，而谱录只求记载事实。文章各有体裁，词赋与谱录不同。蔡襄的诗篇中多次吟咏荔枝，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四月池上》一首中的“荔枝才似小青梅”一句，就是谱中的火山；《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中的“绛衣仙子过中元”一句，就是谱中的中元红；《谢宋评事》一首中的“兵锋却后知神物”一句，就是谱中的宋公荔枝。刘克庄也是闽人，所以能够理解这些诗句所指的品种，知道蔡襄描写事物的功力。洪迈《容斋随笔》又说，方氏家有一株树，结了几千颗果实。为了抬高这种果子的名声，方氏拿两百颗送给蔡忠惠，并骗他说每年所产的果子只有这些。蔡忠惠便给它命名为“方家红”，并把这个名称写入果谱。此后，虽然花果极其繁茂，但到了成熟时，保存下来的从未超过两百颗，于是就成了这样的传闻。此事太荒诞，不合情理，大概是好事者错误编造了这些话；但也足以看出当时人们十分看重这部果谱，所以才有这样的附会。

译《橘录》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韩彦直撰。韩彦直字子温，延安人，是蕲忠武王韩世忠的长子。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提举万寿观，以光禄大夫身份退休，封蕲春郡公。事迹附载于《宋史·世忠传》。这部果谱是他在淳熙年间任温州知州时所作。《宋史·艺文志》和焦竑《国史经籍志》都题作《永嘉橘录》，卷数也与这个本子相同。《文献通考》作一卷，大概是文字讹误。韩彦直有才干谋略，文学修养也很高。他曾辑录宋朝旧事，书名《水心镜》，共一百六十多卷，受到尤袤称赞，现已失传。这部《橘录》也颇有条理。上卷记柑类八种、橙类一种；中卷记橘类十八种，以泥山乳柑为第一；下卷则讲种植方法，内容详备，值得观览。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引用韩彦直这部《橘录》时说，韩彦直只知道乳柑产于泥山，却不知道天台黄岩也出产乳柑；泥山所产固然奇特，黄岩所产更是天下奇品。陈景沂大概是天台人，所以夸耀本地物产，却不知道韩彦直这部书专门记载永嘉，不应当借用其他地方的材料。他这样做，也是不明白著作应有的体例。《竹谱》一卷（内府藏本）。旧本题为晋代戴凯之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戴凯之字庆预，武昌人；又引用李淑《邯郸图书志》的说法，认为不知道他是哪个朝代的人。考察《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类，其中有《竹谱》一卷，没有注明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农家类，才开始题上戴凯之的名字，但仍未注明时代。左圭《百川学海》题作晋人，而他的字写作庆豫。“预”和“豫”字形相近，究竟哪个正确，尚不清楚。至于题作晋人，也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不过，书中把“仑”押作“年”韵，把“邦”押作“同功”韵，还保留着古代读音；注文中的音义训释，也都引用《三苍》。其他援引的书，如虞豫《会稽典录》、常宽《蜀志》、徐广《杂记》、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郭璞《山海经注》和《尔雅注》，也都是晋代人的著作；而解释《尚书》中“条簜既敷”一句时，仍采用郑玄关于“筱、箭竹、簜、大竹”的注解。看起来，这部书似乎成于孔安国传本盛行以前。虽然题作晋人没有其他明确证据，但李善注马融《长笛赋》时已经引用其中“笼籦”一条，段公路《北户录》也引用其中“{▯纣}必六十复亦六年”一条，足以证明它是唐代以前的书。只是《酉阳杂俎》说《竹谱》记竹类三十九种，而今本却有七十多种，略有不合，怀疑是《酉阳杂俎》传抄时发生了错误。这部书用四言韵语记载竹子的种类，并为这些韵语自作注文，文章都古朴典雅。书中引用《黄图》的一条，今本已经没有；这与徐广注《史记》时所引《黄图》、而今本同样没有记载的情况相类似，也足以证明撰写此书时，《黄图》的旧本还没有经过改修。旧本流传翻刻很多，讹误脱漏也相当严重。例如“盖竹所生，大抵江东，上密防露，下疏来风，连亩接町，竦散冈潭”六句中，“潭”字不合韵。虽然“风”字根据《诗经·卫风》有“孚金切”的一种读音，按古音可以与“潭”押韵，但“东”字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之相协，似乎是“潭、冈、散、竦”四字的次序误倒了；这样以“竦”与“东、风”押韵，就如同刘琨诗以“叟”与“璆”押韵、潘岳诗以“荷”与“歌”押韵一样。然而各本都相同，难以凭主观意见改动。凡是这类情况，都姑且沿用旧本。《筍谱》一卷（内府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晁公武《读书志》认为是僧人惠崇所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认为是僧人赞宁所撰。考察惠崇，他是朱初九僧之一，擅长吟诗，有《句图》一卷，也擅长绘画；《黄庭坚集》中有题咏他所作《芦雁图》的诗，但没有听说他曾撰写这部书。考察《宋史·艺文志》也题作赞宁所撰，因此陈振孙的说法是正确的。赞宁是德清高氏的子弟，出家于杭州龙兴寺。吴越王钱镠任命他为两浙僧统。宋太宗曾在滋福殿召见他并与他问答，下诏修撰《高僧传》。咸平年间，加授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去世，谥号为圆明大师。他所著《物类相感志》年久散佚，世上流传的都是伪本，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原来的篇帙。全书分为五类：第一类讲名称，第二类讲产地，第三类讲食用，第四类讲有关事例，第五类讲相关议论。这样的标题大概仿照陆羽《茶经》。书中征引资料深奥而广博，所引用的古书有许多如今已经失传，对考证很有帮助。第三类“食”以前的内容都有注文，似乎是作者自注。但“用笋汁煮羹”一条，注文却反过来驳正正文，说煮羹不如蒸食，又像是后人增补的内容，无法考定。王得臣《麈史》说：“僧人赞宁撰《筍谱》非常详细，搜集古人的诗歌，从梁元帝直到唐代杨师道，凡是诗中提到笋的都收录了。只有孟蜀时期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的绝句（按：这几句似乎有脱文，现姑且照旧本保留），也可以说是勤勉专注，但还不够完备。例如韩退之应和侯协律所作的《咏筍》二十六韵，为什么不收？难道是赞宁恼恨韩愈排斥佛教，心中私自有所取舍吗？还是文公的文集当时尚未刊行呢？这些都不得而知。” 如今查考这部谱，确实没有收录这篇作品。不过，凭一个人的见闻来搜集历代诗歌，偶有一两处不周全，是势所必然的，不足以成为这部书的缺点。《菌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陈仁玉撰。陈仁玉字碧栖，台州仙居人。考中进士。开庆年间任礼部郎中、浙东提刑，入直敷文阁。嘉定年间重刊《赵清献集》，该书序文就是陈仁玉所作。他的其他事迹则无从考查。这部书成于淳祐乙巳年，前面有作者自序。考察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四明、温州、台州的山谷之间盛产菌类。周密《癸辛杂识》又说：天台出产的桐蕈，味道极其珍美，但要运送到远方，必须用麻油浸渍，色泽和味道难免大为减损。各位谢氏都是台州人，尤其喜爱这种菌，于是连桐木一起抬来运送，现摘下来供膳。这说明南宋时台州的菌类受到食谱重视，所以陈仁玉在这部谱中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名产：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共十一种。每种都详细说明产地、采集时间以及形状、颜色和味道；但没有提到桐蕈，不知是什么原因。考察《尔雅·释草》说：“中馗，菌。”郭璞注说：“就是地蕈。”《吕氏春秋》称赞美味，说越地骆越所产的菌为美味。这种菌自古以来就被列入食品。不过，它作为一种物产很微小，记载同类事物的书大多没有涉及它。陈景沂《全芳备祖》只记载了两条。保存这样一部书，也算是博物著作的一个方面。书末附有解菌毒的方法：把苦茶和白矾调匀，用新汲的水咽服。这与张华《博物志》、陶弘景《本草注》所说用地浆治疗的方法不同，可以相互参证，对医疗也有帮助。《御定广群芳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这部书是因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而扩充编成的。改正其门类的地方有三项：把“天谱”和“岁谱”合并为“天时记”，只记物候的荣枯；至于“天谱”中杂记的灾祥，以及“岁谱”中泛泛陈述的节令次序，都删去不录。“鹤鱼”一谱既与种植无关，也与百姓日用无关，于是全部删去。改正其体例的地方有四项：原书分条列目，前后不齐；今本对每一种物产先解释名称和形状，其次考证事实，统称为“汇考”；诗文题咏统称为“集藻”；制作、使用和移植等方法统称为“别录”。至于疗治一条，担心参校不精、拘泥药方而造成贻误，也全部删去。王象晋生于明朝末年，没有见到太平盛世万国朝会的盛况；如今流沙、蟠木等地都已纳入版图，航海登山，各地都能通行职贡，凡是异域远方出产、古代从未听闻的物产，都一一详细记载，以彰显圣朝盛大的制度。王象晋由于居住田间、以闲适自娱，偶然著书，不能窥见天禄阁、石渠阁的秘籍，考证颇为疏略；他所记载的内容又多从《花镜》《圃史》等书抄取，有的弄不清出处，有的误写姓名，讹误脱漏多得无法尽数。如今则搜取东观的藏书，打开西昆的府藏，并且追溯源流、穷究根本，详细加以补正，编成这部博物大书。赐名为《广群芳谱》，只是圣人褒奖微小的长处，不抹杀创始者的功劳罢了。实际上，新编内容占十分之八九，王象晋的旧文只保留了十分之一二。《禽经》一卷（内府藏本）。旧本题为师旷撰，晋代张华作注。汉、隋、唐诸志以及宋代《崇文总目》都没有著录此书。它的引用始见于陆佃《埤雅》，书名作者题作师旷也始见于陆佃；题作张华注，则见于左圭所刻《百川学海》。考察书中“鹧鸪”一条，称晋安为怀南，江右为逐隐；春秋时期怎么会有这样的地名？它是伪书，不必再辨。张华是晋代人，而注文却引用顾野王《瑞应图》、任昉《述异记》，涉及梁代的书籍，因此注也显然是伪作。不过，其中还有伪书中的伪文。考察王楙《野客丛书》，记载《埤雅》等书所引用、而王楙当时所见本子没有的内容，例如“鹤以怨望，鸱以贪顾，鸡以嗔睨，鸭以怒瞋，雀以猜惧，燕以狂<目行>，莺以喜啭，乌以悲啼，鸢以饥鸣，鹤以洁唳，枭以凶叫，鸱以愁啸，鹅飞则蜮沉，鵙鸣则蚓结，鹊俯鸣则阴，仰鸣则晴，陆生之鸟咮多锐而善啄，水生之鸟咮多圆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长脚者多立”等几十条。这说明王楙所见的本子并不是北宋本。王楙书中辨析“莺迁”一条，引用《禽经》说“鸎鸣嘤嘤”；辨析杜甫诗“白鸥没浩荡”一条，引用《禽经》说“凫善没，鸥善浮”；辨析叶梦得词“睡起啼莺语”一条，引用《禽经》说“啼莺解语，流莺不解语”。今本又都没有这些文字。马骕《绎史》全部抄录这部书，又另外取《埤雅》《尔雅翼》所引用、而今本没有的内容，附录在书末，称为《古禽经》。

译如今考察其中记载，王楙已经说《禽经》没有这些文字的共有三条；其余还有“青凤称为鹖，赤凤称为鹑，黄凤称为焉，白凤称为肃，紫凤称为鷟；鹤喜阴而厌阳，雁喜阳而厌阴；鹤老了声音低沉，不能高鸣，靠近时不能尞；转动眼睛的称为鹮，方形眼睛的称为<厷鸟>，两眼相交的称为鳽；鸟中体小而凶猛的都称为隼，体大而凶猛的都称为鸠；乌鸦叫声哑哑，鸾叫声噰噰，凤叫声喈喈，凰叫声啾啾，雉叫声鷕鷕，鸡叫声咿咿，莺叫声嘤嘤，鹊叫声唶唶，鸭叫声呷呷，鹄叫声哠哠，鵙叫声<口具><口具>；接近翠鸟的能走，接近蒲鸟的能投掷；朱鸢不抓肉，朱鹭不吞腥；挚鸟喜风，鸍鸟喜雨，鷞鸟喜霜，鹭鸟喜露；陆地的鸟称‘栖’，水中的鸟称‘宿’，独处的鸟称‘止’，群聚的鸟称‘集’；鹅见到异类便张翅鸣叫，鸡见到同类便拍翼鸣叫；鵻鸟飞行没有固定高度，鴢鸟飞行高度没有常规，雉飞一丈高，鷃飞到有赤色的地方；暮鸠鸣叫就会下小雨，早晨鸢鸣叫就会刮大风；鹯鹯的诚信不如鹰，周周的智慧不如鸿；淘河在岸边，鱼就下沉；沸河在岸边，鱼就涌出；雕鸟用周鸟捕取，鹫鸟用就鸟捕取，鹰用胸膺捕取，鹘用爪搰取，隼用尹法捕取；鸿雁爱惜气力，遇风就迅速飞起；孔雀爱惜羽毛，遇雨就高处停留；雁称为翁，鸡称为{沙鸟}，鹑称为鹰；鹰不攻击伏地之物，鹘不攻击怀孕之物；一只鸟称为隹，两只鸟称为雔，三只鸟称为朋，四只鸟称为乘，五只鸟称为鳸，六只鸟称为鶂，七只鸟称为<土鸟>，八只鸟称为鸾，九只鸟称为鸠，十只鸟称为<章鸟>；笨拙没有比鸠更甚的，灵巧没有比鹘更甚的；鹊见蛇就鸣叫而飞奔，孔雀见蛇就屈身跳跃；山禽的嘴大多短，水禽的嘴大多长；山禽的尾巴大多长，水禽的尾巴大多短；衡宿为雀，虚宿为燕，火宿为鷮，亢宿为鹤；鹳生三只，最后一只成为鹤；鸠生三只，最后一只成为鹗；鹰喜欢站立，隼喜欢飞翔，凫喜欢潜水，鸥喜欢漂浮；乾车折断舌头就坐着歌唱，孔雀拍打尾巴就站着起舞，这是因为人胜过它们；鸾到了夜里歌唱，凤到了早晨起舞，这是因为天胜过它们；霜附着在强枝上……” “鸟因勇武而生的少，雪封枯原时，鸟因文饰而死的多；雀交配不止一次，雉交配不超过两次；冠鸟性情勇猛，带鸟性情仁厚，缨鸟性情喜乐；鴺鸟不上山，鶮鸟不踏土”等条。其中有两条是王楙摘引过的，其余的王楙也没有说没有这些文字。这样看来，今天所见的本子又不是王楙所见的本子。观察“雕以周之”等语句，完全像《字说》的文风，怀疑是传承王氏学说的人伪造的，所以陆佃才把它们采入书中。这个本子是左圭《百川学海》所收的，那么它的伪作时间应当在南宋末年，流传至今已经几百年了。文人往往引用它。姑且保存下来以备考察，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蟹谱》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傅肱撰。傅肱字自翼，自署“怪山”。陈振孙说，怪山就是越州的飞来山，因此他应当是会稽人。他的书分为上、下两篇，前面有嘉祐四年所作的自序。但下篇“贪花”一条又引用神宗时期一位赵姓大臣出任京畿附近州镇长官的事，并避讳不写他的名字。考察《宋史》，只有神宗熙宁初年枢密使、参知政事赵概曾出任徐州知州，似乎就是这件事，那么嘉祐应当是元祐的讹误。然而《书录解题》也记载这篇序为嘉祐四年，而赵概是北宋名臣，也不可能留下贪墨的声名；或许刊本中的“神宗”二字有误。书中所记都是螃蟹的故事，上篇多采录旧文，下篇则是作者自己记述的内容。编次颇为典雅纯正，所引用《唐韵》的十七条尤其足以备考证。大概当时孙愐《唐韵》原本还保存着，所以傅肱还能够看到它。《蟹略》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高似孙撰。高似孙的《剡录》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傅肱《蟹谱》考证事例过于简略，于是另行搜集增补。卷一为“蟹原”“蟹象”，卷二为“蟹乡”“蟹具”“蟹品”“蟹占”，卷三为“蟹贡”“蟹馔”“蟹牒”，卷四为“蟹雅”“蟹志”。每一门之下都分条记载诗赋咏蟹的内容，多取“蟹”字作为标题，再把前人的诗句系附在后面。俞文豹《吹剑录》曾讥笑他误把林逋“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一联当成杜甫诗；如今检查卷首《郭索传》，确实如此，实在是疏于详核。又如《本草图经》“蟹生伊洛池泽中”一句，在“泽蟹”“洛蟹”两条下重复引用，也是重复出现。再如白居易诗中“亥日饶虾蟹”一句，原本是傅肱《蟹谱》所引用的，但本书在“虾蟹”条下反而遗漏了它。其余编次也略有疏漏。只是它搜集材料丰富，终究是博雅之书；散失的篇章和诗句，所记尤其多，和傅肱的《蟹谱》相比，最终还是胜过它。《异鱼图赞》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杨慎撰写。杨慎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嘉靖甲辰年自序，说西州《画史》收录了《南朝异鱼图》，自己将要补绘它。我读后发现其中鱼名多有错误，文字也不典雅通顺。于是取用万震、沈怀远的《异物志》，仿效郭璞、张骏的赞体，有的叙述鱼的形制，有的用新文加以发挥。句子中足以考证的内容都已具备，文字表面也能直接看出，不必再铺张地施以粉绘和<青盍>艳彩。全书《鱼图》三卷，赞八十六首，异鱼八十七种；附《海错》一卷，赞三十首，海物三十五种。文辞意旨也颇为古雅隽永，可以与宋祁的《益部方物略》相匹敌。只是解释名称含义，不过大略描写形状罢了。仓促声称可以代替图画，未免有自我夸耀的过失。况且万震《南州异物志》一卷、沈怀远《南越志》五卷，只见于《唐志》，《宋志》已经不再著录，杨慎从哪里看到它们的呢？尤其是出于假托。也只是就书论书，取其文辞丰富广博罢了。△《异鱼图赞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胡世安撰写。胡世安有《大易则通》，已经著录。杨慎的《异鱼图赞》中，间或有自注，只标明所依据的书名，没有来得及详细引述书中的说法。胡世安为它作了补充，又在崇祯庚午年广泛搜集传记资料为之作笺，征引十分繁富。对于名称和实际不相符合的地方，他在目录中分别加以驳正，也很有考辨。只是贪多好博，遗漏反而更多。有的是赞文中引用了材料却没有作注，如赤鲤条下引用务光愤世的事例；有的是自注明说依据某书，却也没有作考证，如鲂鱼条下引用《河雒记》中的谚语。有些前代旧事与名称含义完全无关，他却支离铺陈，连篇累牍地说个不停。这是一本考征事例的书，不再是训诂体例。然而，他搜集典籍确实非常广博，所以对于形状奇异的各种事物，都能逐一考辨其源流。虽然不免有杂糅混乱的讥评，却也未尝不是考识琐事的一种助益。△《异鱼图赞补》三卷、《闰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世安撰写。这部书前面有自序，题为万历戊午年，是他尚未中第时所作。因为杨慎的《异鱼图赞》还有许多遗漏，于是搜集其中遗失的部分，编成此书。鱼类补入一百五十四种，作赞五十七首；海错类补入三十八种，作赞二十八首。又有《闰集》一卷，记载鱼三十多种，开头列有“摩竭海多非常之鱼”，也分别为它们作赞，并由他的儿子胡璞及门人雷琯等共同加以笺释。《闰集》所载内容与目录大多不相符合，前后错乱，赞文也常有缺失，疑是当时修改尚未完成的稿本。杨慎作赞，虽属于文人的游戏之笔，但源出郭璞，终究古雅可观。胡世安继续仿作，所征引的典籍也很丰富，不失为典雅之作。它与杨慎的书相辅而行，对于水族的品类，也大致齐备了。──以上“谱录类”中草木鸟兽虫鱼一类，共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五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