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 史部十六

译卷六十 史部十六 ○传记类存目二 △《草庐年谱》二卷、《附录》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危素撰写。危素字太朴，金溪人，元代至正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出任岭北行省左丞，后来退居房山。淮王监国时，起用他担任原职承旨。明洪武二年，授任翰林侍讲学士。后来御史王著等人认为危素不应列入侍从之职，于是被贬居和州并在那里去世。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起初，吴澄的孙子吴当曾编次其祖父一生的事迹，编成《年谱》。危素是吴澄的门人，于是重新加以订正，在至正乙巳年刊刻。到明嘉靖甲寅年，吴澄的后裔朝祯又增入《行状神道碑列传祭文》一卷和《历代褒典奏议文移》一卷，邹守益为它作序，就是这个版本。△《褒贤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题写撰写人的姓名。书中取宋、元人的著作中与范仲淹有关的内容，以及朝廷颁下的文书等，汇编成一部书。第一卷是传、碑、铭、祭文，第二卷是褒奖尊崇的典礼，第三、第四卷是碑记，第五卷是诸贤的赞颂和论疏。中间记载到元顺帝至正年间的内容，说明这是明初人编纂的。△《滁阳王庙岁祀册》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明初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在滁州建立祠庙，命有关官府按时举行祭祀。此本前面列有洪武十五年的一通敕谕，完整记载祭祀典礼的规条以及守庙人户。接下来是太常寺丞张羽撰写的滁阳王庙碑文，大概就是从庙中的碑刻抄录出来另行刊行的。△《钟鼎逸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李文秀撰写。李文秀是昆明人，是黔宁王沐英的宦官。这部书全都记载沐英的事迹。前面列有三篇《祠堂碑记》，后面是十一条《言行拾遗录》，每条都作了评论。末尾附有唐愚士赠给李文秀的一首诗，前面冠有张紞、刘有年、王汝玉、王骥四篇《序》。《骥序》题作洪武壬午年，《汝玉序》则只写“元年十二月”，并把“年号”二字削去了。大概王汝玉是在革除建文年号以前撰写的，却在革除以后刊刻，所以删去了建文年号。《骥序》作于燕王篡夺帝位以后，所以仍奉行并称引洪武三十五年的诏令。宦官所作的书，本来不值得著录；但沐英本来是名臣，李文秀所记的内容与史传还有相互出入之处，并没有虚构夸饰、颠倒是非的事情，所以姑且保存其书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直道编》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陈怡编纂。陈怡是吴县人，仕宦经历不详。他的祖父陈祚，字永锡，永乐辛卯年进士，被授予河南布政司参议，因事获罪而罢职；洪熙初年，被起用为监察御史，最终任福建按察司佥事。他历任官职，都有正直的声誉。陈怡于是辑录他的年谱、行状、墓表、挽诗等类材料，编成这部书。吴宽为它题写了这个书名。它与《明史》中陈祚的本传，大体上也有相互出入之处。考察《千顷堂书目》，其中记载有孙堪的《直道编》，是记述御史陈祚事迹的。孙堪是嘉靖年间人。如今没有见到传本，不知道它与这部书究竟是一部还是两部，无法详考。△《翊运录》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刘廌编纂。刘廌是诚意伯刘基的孙子。这部书成于永乐年间，汇集他祖父所得的御书、诏诰以及行状、事实等，编成此录。取诰文中“开国翊运”的话作为书名。同郡人王景为它作序。成化年间，巡按浙江御史戴用因为刻板已经漫漶，于是增辑后重新刊刻，杨守陈为它作序。嘉靖初年，按照处州府知府潘润的请求，让刘基的九世孙刘瑜承袭爵位。刘瑜于是又增入袭封的诰敕，以及部议、题本、谢恩表等类文书，并亲自作《后序》，置于二卷之首。书中杂入刘基的表、颂五篇，很不协调。根据序文考察，这些内容就是刘瑜增入的。他大概只是想夸耀陈述祖先的功德，以光耀家族门第，却不知道著述的体例。△《崔清献全录》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代崔子璲编纂。这部书成于永乐年间，内容全是他的五世祖崔与之的遗事、遗文。崔与之字正子，广州增城人，绍熙四年进士，理宗时屡次升官至广东安抚使，后任参知政事、右丞相，退休后去世，谥号清献，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崔与之著有《菊坡文集》，在战乱中散失。他又有《岭海便民榜》《海上澄清录》两部书，都是记载当时政事的，后来也失传了。现在仅存《言行录》三卷、《奏札诗文》五卷，崔子璲于是把它们汇编成一部书。又把理宗的御札以及各家诗文编为《附录》二卷。《言行录》三卷，林钺的跋文说是宋代太社司令李公汇集编纂的，却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宋端仪序》说曾略加改订；《甘镛跋》又说曾参照史传，补充其中的脱漏。既然这样，就已经不是原本了。又据蒋曾荣家另有一种抄本，分为两集：《内集》二卷，前卷是《言行录》，后卷是《奏札诗文》；《外集》三卷，上卷是所赐诏札，中卷是《宋史》本传及《续通鉴纲目》等书所记载的与他有关的事，下卷是题赠诗文。书名题作他的十世孙爌重新编纂，成于嘉靖庚申年。前面有《测引》一篇，说重编本先行编录完成后，有人认为不应把行状置于言论之前，有人认为不应把臣子的事迹置于君主之前。后来看到旧版的篇次记号，才知道新本是后人删改的。爌所作重编本，实际上恢复了旧本的样子。如今看这部书，虽然把十卷合并为五卷，但篇章次序大体与子璲本相合。那么所谓恢复旧本，确实不是妄说。《陆右丞蹈海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丁元吉编。元吉是镇江人。这部书成于成化年间，记载宋代陆秀夫在海上殉难的事迹。编者采录《宋史》本传、龚开所作《传》和黄溍所作《年谱》，又增入各家题咏，汇编为一书。并收录陆秀夫遗文二首。末尾附有《桑海遗录序》《大忠祠碑》和祭文一篇。《张乖崖事文录》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颜端、徐浣共同编纂。颜端是应山人，任成都县教谕；徐浣是杭州人，任华阳县教谕。书前有文安《邢表序》，大概是弘治三年邢表任四川左布政使时，认为张咏是蜀地的名臣，因而嘱托二人辑录此编。一卷是《本传》和事迹，二卷是遗文十二篇，三、四卷是同时代人的赠答诗文以及后人所作祠记、祭文之类。《咏全集》当时还有传本，颜端等没有见到，所以辑录颇有遗漏。《李卫公通纂》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明代王承裕撰。承裕字天宇，三原人，是吏部尚书王恕的儿子，弘治癸丑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谥康僖，事迹附见于《明史·恕传》。王承裕与唐代李靖是同乡，所以既为李靖修建祠堂，又编纂他的遗事，写成此书。《明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作四卷。这个本子分为《史牒纂》一卷、《遗作纂》一卷、《文集纂》一卷、《存迹纂》一卷，与《明史·艺文志》相合。所收都是常见的文章。至于《李卫公问对》一书，明明出自阮逸伪托，却一概列入，完全没有考辨，由此可知编者考订十分疏略。《阳明先生浮海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陆相撰。陆相字良弼，余姚人，弘治癸丑年进士，官至长沙府知府。这部书专门记载王守仁在正德初年被贬为龙场驿丞，途经杭州时遭奸人谋害，投水而入海，后来漂流到龙宫，得以生还的事情。说法颇为荒诞无稽。评论者认为，王守仁多有智谋，担心刘瑾追杀迫害，所以丢弃衣冠，假装投江，实际上暗中前往龙场。因此王世贞《史乘考误》曾极力辨明此事不实。同时代杨仪的《高坡异纂》也记载此事，与陆相所记大致相同。这大概是文人喜欢猎奇的风气由来已久。《朱子实纪》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戴铣编。戴铣字宝之，婺源人，弘治丙辰年进士，官至给事中，因上疏弹劾太监高凤，被押入诏狱，受廷杖后伤势很重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详细叙述朱熹一生的始末。篇目依次为《道统源流》《世系源流》《年谱》《行状》《本传》《庙宅》《门人》《褒典》《赞述》《纪题》。此书本来是因《年谱》而作的，题名为《实纪》，戴铣在《自序》中说，如果称为《年谱》，那么承接前人、彰显后世的内容就不足以涵盖全书。一定要称作《实纪》，然后才能包罗全部内容而没有遗漏。因为《年谱》主要在于说明朱子的学问次序和出仕、退处之道。而戴铣这部书则着重于推崇褒奖朱子，把博取世俗夸耀当作荣耀。两书的立意本来各有所取。《韩祠录》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叶性、谈伦共同编纂。叶性籍贯不详，任潮州府同知；谈伦是上海人，天顺丁丑年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但本书前面有翰林院检讨盛端明的《序》，说叶性编录尚未完成，就因任职述事北上了。当时谈伦任潮州知府，于是续编完成此书。考察本书成于正德甲戌年，距离天顺丁丑年已经五十八年。而作《序》的盛端明是弘治壬戌年进士，距离天顺丁丑年也有四十六年。这与谈伦似乎没有关系。即使谈伦年老而仍然在世，也不应当在七八十岁时还任知府，后来又突然做到九卿。怀疑是另有一个谈伦，只是姓名偶然相同。书的开头收有《韩愈遗像》以及《韩山书院》《鳄鱼》《韩木》等图，接着是《唐书》本传和韩愈被贬潮州时所作的诗文，随后记载祠堂制度、祭祀仪式以及后人的碑记、诗赞，末尾附载赵鼎《得全书院记》、陆秀夫《马发祠记》。因为这些都发生在潮州，所以一并收录。至于《南珠亭记》一篇，又把潮州人物代代兴起的美名归于韩愈。《奕世增光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王道行编。道行字明南，阳曲人，嘉靖庚戌年进士，官至左布政使，是所谓续五子之一，在《明史·文苑传》中附见于《王世贞传》。这部书是他任常镇兵备副使时刊刻的魏校文集。第一至第五卷收载敕命、祭文以及同时代各人的赠答书启，第六卷收载魏校的行状、诔词和遗事，第七、八卷则是遗稿汇编。因魏校所受诰敕中有“永增奕世之光”的话，于是用它作为书名。《薛文清行实录》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王鸿撰。王鸿是河津人，任石灰山关税大使，是薛瑄的曾孙女婿。这部书第一卷收薛瑄像赞、行状、神道碑和事迹；第二卷收《请从祀疏》七篇；第三卷收祠堂、书院等记六篇和祭文三篇；第四卷收《读书录》《文集》等序四篇及诗五首；第五卷则杂录楹联之类，并附《薛氏历世科贡传芳图》。书前有乔宇所作《序》，写于正德辛未年；但奏疏中有隆庆五年，祭文中有万历二十六年，所记科贡又有崇祯壬午、癸未年。可见这些内容是薛瑄后人逐次续入的，并不是王鸿原来的编本。《商文毅公行实》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商汝颐编。汝颐是商辂的孙子。由于商辂的遗集两次毁于火灾，担心先人的德行不能流传，于是搜集编成此书。全书包括王献所作《行实》一篇、尹直所作《墓志铭》一篇、杨子器所作《神道碑》一篇。末尾有正德十年商汝颐所作《自跋》。正德十六年刊刻成版，王子言又为它作跋。《商文毅年谱》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商振伦撰。振伦是商辂的玄孙。书前有小像八幅，从乡试第一名直到官至谨身殿大学士，都画了出来，实在未能免除世俗习气。其中《言行录》一卷，是商辂的孙子商汝泰所作，商振伦一并刊入。《传信辨误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明代陈虞岳撰。虞岳是泰和人，是正统年间辅臣陈循的五世孙。土木之变时，陈循在内阁任首辅。后来景帝想废掉英宗的太子，陈循态度犹豫，不能匡正，因此受到当时人的讥讽。陈建《通纪》记载了这件事。陈虞岳认为这是诬蔑祖先，于是写了这部书来辨明。开头是各位名公叙述的略节。其次是“传信”六条：一是《首定储宫之策》，二是《力沮南迁之议》，三是《计退德胜之围》，四是《密运回銮之略》，五是《保护南宫苦忠》，六是《请复南迁谠疏》。所引用的各书中，只有《力沮南迁》一条，《弇山堂别集》和《丛记》记有陈循的姓名，其余五件事都没有确证。接着辨析诬蔑五条：一是《辨不诤易储之误》，二是《辨徐有贞馈玉带之误》，三是《辨请治龚遂荣狱之误》，四是《辨翰林用杂流之误》，五是《辨申明制科之误》。它的意旨与《孤儿吁天录》相同，也是孝子慈孙不得已而为之的苦心。《夏忠靖遗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夏崇文撰。崇文字廷章，湘阴人，成化戊戌年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他大概是夏原吉的孙子。这部编本详细追述夏原吉历任官职的始末。对于世间流传的“慈感蚌珠”故事，删去不载，体例简要而且相当严谨。不过，夏原吉治水的功绩在东南地区，他治理水患的方略却没有完整记载。大概是因为这些事情已经见于国史吧。只有燕王篡位后，夏原吉称臣一事，正如所说的范质一生只差为周世宗一死。可是本书却说“有人把他捉住献给燕王”，这就是子孙替祖先说话了。《云林遗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顾元庆撰。元庆字大有，号大石山人，长洲人，是都穆的门人。这部书全都记载倪瓒的事迹，分为《高逸》《诗画》《洁癖》《游寓》《饮食》五门。崇祯年间，常熟毛晋另有刻本，说是从天竺僧人的寮房中看到的，没有署作者姓名，所载比这个本子稍微详细。但这个本子后面附有赠诗和志铭二首，毛本没有。江宁李蘅曾把他的本子刻入自己辑录的《璅探》中，题为顾元庆撰。虽然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但考察顾元庆的著作，还有《瘗鹤铭考》《夷白斋诗话》，可见他也是一位雅士。《苏州府志》记载，他的兄弟都精打细算地经营产业，只有顾元庆以图书自娱。王穉登去拜访他时，他已经七十五岁，仍然应答不倦。可见他的志趣与倪瓒相近。或许他编纂这部书，是为了表明自己所崇尚的趣味，也合乎情理。《旌孝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成化十一年旌表朱灏孝行的事情。考察朱观潜在朱存理遗文后所作的跋文说：“野航先生的著述非常丰富。除《铁网珊瑚》世间有刊本、《珊瑚木难》有好事者传抄外，只买到《楼居杂志》一卷、《旌孝录》一卷，以及诗文几十篇，等等。”那么这部编本就是朱存理所辑。朱灏字景南，长洲人，就是朱存理的父亲。他的父母去世后，背土筑成坟墓，结庐住在坟旁，出现乌鸦驯服的奇异现象，皇帝下诏旌表其门。朱存理字性甫，博学雅正，擅长文章，终身没有做官。《岳庙集》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为明代徐阶编、张庭校、焦煜刊刻。但开头收有《阶序》，说自己从黄山焦子那里请求阅读他所辑录的武穆祠诗文；又说：“因为不自量力，便同五山张子商议，对它进行取舍。”由此看来，这是焦煜的初稿，徐阶和张庭替他删定。《庭序》却说：黄山子对少湖子和张庭说：“何不校订它？我将要刊刻。”于是拿汪氏所辑的抄本，反复参校。这样看来，初稿又不是焦煜所作。大体上是多人共同编成的，不能说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原本分为《传》一卷、《制》一卷、《议序记》一卷、《辞乐府诗》一卷，并附《岳武穆遗文》一卷。如今将《武穆遗文》析出，另收入《集部》，所以这个本子著录为四卷。徐阶字子升，华亭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贞，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张庭自署“眉山”，焦煜自署“宛陵”。考察太学进士题名碑，嘉靖癸未科有张庭，四川夹江人；焦煜，南直隶太平人，二人都是徐阶的同年，应当就是这两个人。至于所谓汪氏，则无法考定。《吴疏山集》十七卷（江南巡抚采进本）。明代吴悌撰。悌字思诚，“疏山”是他的别号。吴悌是金溪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谥文庄，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他的学问出自王守仁一派，但清苦刚正，卓然无愧于儒者，不是姚江末流那些倡导心学、任意发表狂妄议论的人所能相比的。文集原本只有三卷。但据原跋可知，其中还混入了两篇伪作，即《聂氏墓志》和《胡氏表》。第四卷是《言行录》，由吴悌的门人李约编纂。第五卷以下都是诰敕以及表章、颂美之文，是他的后人多次重刊、辗转增补而成的。原本大概名为《纪实录》，属于传记一类，体例如此并无妨碍。这个本子改题为《集》，于是附录的文章竟有十四卷，附录超过了正文，失去了最初编纂的宗旨。现在为了与《崔与之集》的分类相便，仍把它收入《传记类》。《胡梅林行实》（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胡桂奇编。桂奇是绩溪人，兵部尚书胡宗宪的儿子。这部书就是记载胡宗宪生平事迹的。梅林是胡宗宪的别号。胡宗宪平定倭寇的功劳，史册中已有记载，不会湮没；至于他依附严嵩、赵文华，公论也不能遮掩。这部书出自他的后人之手，本来就不能据此作为征信的依据。《忠烈编》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孙堪、孙墀、孙升共同编纂。三人都是巡抚江西副都御史、余姚人孙燧的儿子。孙燧遭逢宸濠之变，坚守气节而被杀。孙堪等人汇集他的制诰、文书、碑状、志传以及诔文、祭文，编成此集。书名为《忠烈编》，是因为嘉靖初年朝廷追赠的谥号。书序作于嘉靖辛亥年，作者是严嵩。他在序中的话不足以为孙燧增添光荣。大概是他的后人印行时偶然没有删削干净。

译《郑端简年谱》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郑履淳撰。履淳字叔初，海盐人，嘉靖壬戌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郑履淳是郑晓的儿子，所以追述郑晓的事迹，编成这部年谱。凡是郑晓所作的奏疏、诗文，都一一附载在其中。例如《盐政坏于折色》和《海盐官军宜掣回卫所操练》等奏疏，很能补充史志所没有记载的内容，但全书冗长散漫也正由此而来。末尾附有祭文、诰谕、恤典、墓志、行略之类，按照年谱体例已经属于重复收录。又把郑履淳所作的思亲诗文附刻在末尾，多达三卷，从体裁上说尤其不协调。《董子故里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李廷宝撰。廷宝字国用，号浍溪，曲沃人，嘉靖年间任景州知州。考察《汉书》，称董仲舒是广川人。但广川地域很大，如今山东德州、直隶景州、枣强县都属于其旧地。因此三地都祭祀董仲舒，也都有关于董仲舒的遗迹。它们编写地方志时，都自认为董仲舒是本地人。德州斥责景州牵强附会，景州斥责德州攀附，枣强又出来斥责两州冒占其名。数百年来，争论像聚众诉讼一样喧闹，直到现在仍没有定论。李廷宝任职景州，所以根据广川的里名，断定董仲舒是景州人。而书中所载马伟的《董子辨》一篇，又因为董学村划归故城，想借此把董仲舒牵引来提高故城的地位。惠、跖是兄弟，并不会因为惠而宽待跖；向、歆是父子，也不会因为向而使歆荣耀。何况前代的乡贤，与后人又有什么关系？郡县志书沿袭积习，纷纷进行这种毫无益处的争论，都是因为见识短浅。《濂溪志》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李桢撰写。李桢字维卿，安化人，隆庆辛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虽然以濂溪为名，看起来像地理志，实际上记述的是周子的事迹。开头载有《太极图说》《通书》，其次是墓志、各儒者的议论以及历代褒奖崇奉的典章，再其次是古今记述，最后是古今题咏和祭告文章。△《濂溪志》十三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嵊慈撰写。李嵊慈字元颖，龙城人，官任道州知州。这部书根据李桢的《旧志》稍作辑录增补，没有进行考证和阐明。△《东方类语》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维陛撰写。朱维陛是海盐人。这部书把汉代东方朔的事迹分类汇集起来。从《列传》《别传》《外传》以及《琐语》《神异经》《十洲记》等书，没有不采录的。书中创立十个门类，分为内、外两篇。《内篇》记东方朔平常的事迹，《外篇》则涉及神仙家的说法。其条例中考辨《史记》所载东郭先生是临淄人，而东方朔是厌次人，两地各不相同。历来引用时多有错误，这里也稍作考核。然而它征引的材料杂乱琐碎，终究不能超出小说的范围，不足以作为依据。△《二程年谱》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伯元撰写，国朝黄中订正补充。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黄中字平子，号云瀑，舒城人。考察二程遗书，只有《伊川年谱》而没有《明道年谱》。《宋文鉴》所载的《明道墓志》，朱子又恰好没有见到，所以另作《明道行状》。这部书取《明道行状》改成《年谱》，又取《伊川年谱》稍稍改变体例，都没有进行考订校正，只是沿袭旧文罢了。△《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司马晰编。司马晰字宗晦，夏县人，万历癸卯年举人，是宋代司马光的第十七世孙。卷首《自序》说：自从先文正公居住在河洛、安葬在鸣条，而曾孙开国公随驾迁往东粤，在会稽定居，南北相距将近四千里，世代相承已有十多代。于是北方人认为涑水氏已经没有后代，南方人认为山阴氏丢失了祖先。这部书所辑录的内容，先是记载先人的事迹和世系籍贯，接着是制诰、图册、题跋等传文，最后是纪述、题名等丰富资料。其用意大概是搜集材料，以备编入家谱。但第八卷中有《积德》诗什，竟记载司马晰从山阴重新归回夏县，以及万历癸卯年乡试第一名、乡里人赠诗祝贺等作品。这又是蔓延附载，仍未脱离谱牒的窠臼。△《武侯全书》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士骐撰写。王士骐有《驭倭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叙述诸葛亮一生的始末。开头是《三国志》本传，接着是张栻的《补传》，再接着是《鼎立》《继统》《连吴》《南征》《北伐》《遗命》《调御》《法简》八篇，用来补充张栻的《传》，然后是《心书》，再是《新书》。接着是《阵图》《篇翰》《世系》《朱子纲目》，又附录后人的评论、诗赋和杂文三卷，作为全书的结尾。考察陈寿《进诸葛氏集表》说：删去重复内容，按类别归并，共编成二十四篇，并把篇目全部列在本传之后。如今这部书早已无法见到。这部书搜罗得很完备，但《心书》《新书》之类的内容真伪混杂、芜杂不纯，没有加以删汰；各篇的分类归属也有不恰当之处。后来杨士伟依据王士骐这部书，另行改订为《诸葛书》，较为精审。因为王士骐是创始编纂者，所以仍保留他的书名。△《米襄阳外纪》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范明泰撰写。范明泰字长康，嘉兴人，万历庚子年举人。这部书记载米芾的遗闻逸事，分为《恩遇》《颠绝》《洁癖》《嗜好》《麈谈》《书学》《画学》《誉羡》《书评》《杂记》《考据》十二门，大多没有注明出处，不足以作为依据。其中也时时有错误，例如《恩遇》第一条说：皇祐二年下诏命米芾用黄庭小楷书写《千字文》。考察米芾出生于皇祐三年辛卯年，那么所说书写《千字文》竟在他出生前一年，难道会有这种道理吗？△《米芾志林》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也题作明代范明泰撰写。它与《襄阳外纪》基本相同，只是后面附刻《襄阳遗集》一卷，是范明泰辑录的。大概是因为没有见到《宝晋英光集》，所以才有这次刻本。又有《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研史》各一卷，这些都是米芾的遗书。然而《书史》《画史》竟没有编入，也实在是疏漏。△《精忠类编》八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代徐缙芳撰写。徐缙芳字奕开，晋江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附见于《明史·刘策传》。这部书辑录宋代岳飞的事迹和文章。开头是《表类》，记载姓氏、世系之类的内容；其次是《传类》，记述岳飞一生的始末；其次是《遗翰类》，都是岳飞的诗文；其次是《宸纶类》，都是高宗赐给岳飞的诏令，载于《金陀稡编》；其次是《褒赠类》，都是历代的制诰和公文；其次是《家集类》，都是岳珂所作、与岳飞有关的文章；其次是《异感类》，记载各种灵异感应；其次是《诗类》《文类》，则都是后人题咏记述的作品。编排次序颇为没有条理。《异感类》中像疯魔行者辱骂秦桧、胡迪进入冥界之类的故事，尤其近似传奇、演义。岳飞的忠烈，自然足以与日月争辉，不需要借助这些市井传闻，更不应夸张神怪之事来相互炫耀。△《薛文清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明代杨鹤撰写。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甲辰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考察此书后面有杨鹤的《自跋》，说原本是薛瑄的门人张鼎编纂的。年代久远后版本散佚，薛瑄的八世孙士宏偶然把旧本给满朝荐和杨鹤看。满朝荐嘱托杨鹤订正，杨鹤于是命令他的儿子嗣昌重新依据《瑄集》考订年月，并采录《瑄集》中的诗文和遗闻进行补充。这样看来，此本虽然题署杨鹤之名，实际上出自嗣昌之手。嗣昌字文弱，万历庚戌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年〕 △《苏米谭史》一卷、《苏米谭史广》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郭化撰写。郭化字肩吾，宣城人，生平始末不详。《谭史序》题署辛亥年，大概就是万历三十九年。这部书杂采苏轼、米芾的轶事中可供谈论的材料，各编成一卷。又把苏轼的事迹扩编为四卷，米芾的事迹扩编为二卷，都是从小说中拾取材料，没有其他奇异的见闻，而且都没有注明出处，更加难以作为依据。△《海珠小志》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李韡撰写。李韡是番禺人，万历年间官至武定府知府，是宋代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李昴英的后裔。广州城外珠江中有海珠石，高高耸立在水中。李昴英曾经在那里读书，捐资创建寺院，名叫慈度寺，后人就在寺中祭祀他。明万历年间，李韡因考察寻访古迹，辑成这部志书，共四卷。国朝康熙丁丑年，他的后人文炤重新校订刻印，又增加近人的一些作品，共成五卷。第一卷载有图像、各篇记文、行实和祭文，后四卷则是游览、拜谒祠庙的诗词。△《襄阳外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顾道洪编。顾道洪字嗣图，无锡人。这部书作于万历年间。开头绘有孟浩然像，并抄录史书中的《本传》以及各家赠答、题咏作品，又把古今诗话附列在后面。所采材料上起唐代，下至明代。然而王士元《浩然集序》近在眼前，竟反而遗漏了它，这是为什么呢？△《程朱阙里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赵滂编。赵滂是歙县人。这部书前面有高攀龙的序，因此应当成书于万历年间。全书大意认为朱子的祖籍出自新安，二程的祖墓也在那里，所以合在一起编志。全书分为七门。考察“阙里”本来是孔子的乡里之名，并不是尊崇孔子的称号。宋咸淳五年下诏称婺源祠所为“文公阙里”，已经失实。如今二程也称为“阙里”，更是沿袭错误、接连谬误，习惯了却不加考察。△《考亭朱氏文献全谱》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钟文撰写。朱钟文字吾沧，是朱子的第十二世孙，官任大足县知县。新安朱氏的支派并不只有一支。北洛墩头的朱氏，本来不是考亭朱氏的后裔。当时正筹集资金购买谱牒、修建祠堂，朱钟文担心因此扰乱宗族世系，于是从唐代茶院公以来追溯世代次序，编纂记述事情的始末。搜集考察相当详细，分类共分十三门，分别是《广睦》《明宗》《溯本》《尊祖》《著居》《庭训》《褒典》《汇文》《列传》《宦达》《女德》《外戚》《杂纪》。卷首冠有朱子所作的《世谱原序》。△《温公年谱》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马峦撰写。马峦字子端，夏县人，与司马光是同乡。因为司马光旧日没有年谱，于是编撰这部书，用来补充史传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全书大旨以司马光的行状为主，参考史传和《名臣言行录》，并用司马光所著《传家集》加以润色。其余诗话、小说也都详细考订，按年份编排记载。那些不能专属于某一年的内容，则总列为附录放在末尾。△《梅墟先生别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李日华、郑琬共同撰写。李日华字君实，号竹懒，嘉兴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明史·文苑传》附载于《王维俭传》中。郑琬字翰卿，自称闽人，生平始末不详。这部书是为嘉兴人周履靖而作。周履靖字逸之，能写诗，喜欢做有益的事，和他的妻子桑贞白相互唱和，刊刻了许多书籍流传。《夷门广牍》就是他编纂的。大概也属于赵宧光、陈继儒这一类人，即明代末年所说的“山人”。上卷是李日华撰写的，记载周履靖的生平非常详细；下卷是郑琬撰写的，也大略具备事实，但尤其多是摘录周履靖诗中的句子。△《苏米志林》三卷（内府藏本） 明代毛晋撰写。毛晋有《毛诗陆疏广要》，已经著录。这部书从苏轼文集遗留下来的琐言、碎事中拾取材料，编成两卷；又把米芾的轶闻编成一卷。大体上与《苏米谭史》互有出入。△《顾端文年谱》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顾与沐编。进入国朝以后，他的孙子泾、曾孙贞观相继完成此书。顾与沐是无锡人，顾宪成的儿子，由举人出身，官至夔州府知府。顾泾也是举人。顾贞观官任中书舍人。书前冠有崇祯二年的《谕祭文》以及志铭、行状，又附有顾宪成去世后请求赠谥的各篇奏疏。对于原文都删节保存大略，相比其他家谱较为简明精核，也有体例。△《张抱初年谱》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冯奋庸撰写。冯奋庸字则中，寿安人。他拜渑池张信民为老师，于是记述张信民的生平事迹，编成《年谱》。张信民字孚若，号抱初，渑池人，由乡贡出身，官任怀仁县知县。△《关帝纪定本》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戴光启、邵潜共同编纂。戴光启字方廷，邵潜字潜夫，都是江都人。当初，元至大年间，胡琦曾辑录关帝事迹编成书；明弘治、嘉靖、天启年间，吴濬、吕楠、薛三省等人也都编纂过相关记录。戴光启、邵潜依据各家的本子，删削增补，编成这部书。开头是《世系》，其次是《年谱》，其次是《封号》《诰命》《实录》《遗迹》《论辨颂赞》《奏疏碑记》《诗》《祭文》《灵异》。此书刻于崇祯戊辰年，姚希孟为它作序。△《心斋类编》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元鼎编。王元鼎是泰州人，王艮的后代。书中《纶音首简》《庙谟首录》两篇跋文，自称是王艮的玄孙；《汇选标题跋》又自称是王艮的曾孙。刻版必定有一处讹误。这部书记载崇祯四年王艮开始从祀孔庙的始末。上卷是《奏疏类篇》，收录嘉靖年间巡抚刘节、御史吴悌推荐王艮的两篇奏疏，以及各位廷臣请求王艮从祀的三篇奏疏和请求谥号的一篇奏疏。上卷前面冠有崇祯三年的一道谕旨，题为《纶音首简》。又载有崇祯辛未年会试策题一道，询问明代从祀文庙的人数以及王艮的姓名，题为《庙谟首录》，并把乡绅的揭帖、尺牍附在卷末。又把各家著述中涉及王艮的内容列为《汇选标题》，把公私祠祀中涉及王艮的内容列为《禋祀类》，还记载王元鼎《闻邸报志喜诗》四首，也编在其中，体例很是繁琐。考察《明史·儒林传》，王艮附载于《王畿传》中，记述他的生平始末非常详细，却没有记载他从祀孔庙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篇〕 如今孔庙两庑的祭祀位次中，也没有王艮的牌位。不知道王元鼎为什么会有这部书。△《邵康节外纪》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陈继儒编。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事迹详见《明史·隐逸传》。这部书取用邵伯温《闻见录》中所载的邵子事迹，大略编排其始末。连同邵伯温自称“伯温”以及称“康节先公”等文字，也没有删削，大概免不了受到葛龚作奏之类的讥评。又附载邵伯温的《易学辨惑》以及查颜散的《先天方圆图说》、余孟宣的《经世要旨》和家传《心易数序》三篇，最后以邵子和邵伯温的《本传》结尾。陈继儒号称隐士，他写这部书，大概是借此寄托自己。然而邵伯温的记录明明存在，何必又重复叙述他的文章呢？△《逊志斋外纪》二卷、《续集》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姚履旋撰写。这部书采集各书所记方孝孺殉难后的事情以及文书、案牍之类，汇编成一书。共分十类，分别是《表扬》《像赞》《传铭》《记状》《赐言》《赠遗》《碑记》《祭吊》《复姓》《祠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其中《复姓》一类，记载方孝孺幼子德宗冒用余姓，以及后来归还本宗、建立祠堂的事情，始末颇为完备。这部书成于崇祯年间。后来的《续集》二卷，是国朝康熙年间娄县训导、徽州人项亮臣补充辑录的。△《周元公集》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明代周沈珂编。周沈珂是吴县人，也是周子的后裔。这部集子第一卷是图像，第二卷是世系、年谱，第三卷是遗书，第四卷是杂著，第五卷是各儒者的议论，第六卷是事状，第七卷是褒奖、崇奉和优恤，第八卷是祠堂、墓葬等记文，第九、第十卷都是后人的诗文附录。虽然名为“集”，实际上周子亲自撰写的内容只占五分之一。现在把它收入《传记类》，是按照它的实际内容。△《周氏遗芳集》五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明代周沈珂和他的儿子周之翰编纂。此前，周子十七世孙与爵辑录先世的著述和事迹，从周子四世孙周兴裔以下，编成《遗芳集》。凡历代褒奖、崇奉的诏谕，以及传记、志书、记文、序文等作品，都依次附在其中。沈珂父子重新编排此书，但周与爵以下的内容仍没有增补。《灵卫庙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夏宾撰写。夏宾的生平经历不详。宋建炎三年，金兵攻打临安，守臣康允之弃城逃走。钱塘县令朱跸和县尉金胜、祝威率领民兵奋力作战，战死在那里。杭州人依靠他们抵御敌兵，才得以乘机逃脱，于是为他们在战死的地方建立祠庙。这部书把建庙、封侯的始末，以及祭祀典礼和碑记汇编成一书。可见对于有功者必定报答的礼义，也能激发人们忠贞刚烈的志气。《雍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陈念先撰写。陈念先是慈谿人。他的八世祖陈敬宗，字光世，是永乐甲申进士，宣德年间由司业升任祭酒，在南雍任官二十年，持身严正，颇有师法，与北雍祭酒李时勉齐名，世人称为“南陈北李”。陈念先在崇祯末年任职南雍，搜集《雍志》中的记载，又参考年谱、文集、编年体记录，编成此书。这部书只是完整记述陈敬宗一人任官的始末，并不是记载南雍的历史。《宋四家外纪》四十九卷（内府藏本）。没有署名编纂者。所谓四家，是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纪》由徐<火勃>编成，《苏纪》由王世贞编成，《黄纪》由陈之伸编成，《米纪》由范明泰编成，原本各自成书。这部本子大概是明代末年书坊商人合刻的。

译《罗江东外纪》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清代闵元衢撰写。闵元衢字康侯，乌程人，自号欧馀生。他认为自己终身没有考中科举，和罗隐相似，所以写了这部书。大概是借题寄托一时情怀的作品。《贺监纪略》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清代闻性善和他的弟弟闻性道共同编纂。性善字与同，性道字天迺，都是宁波人。这部书广泛搜集贺知章遗留下来的文章、轶事，以及唱和、酬答、题咏的诗词，汇编成一书，采集相当丰富。然而，唐明皇帝《送知章诗》有两个版本，方回的《瀛奎律髓》完整载有朱子的说法。又如韦縠《才调集》所载《杨柳枝词》，题目误加了“枝”字，于是把天宝以前的绝句误作长庆以后的乐府诗。这些都没有考订清楚，因此错误和疏漏也很多。引用古书时，每件事都要另立一个标题，尤其像小说的体例。《姑山事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吴肃公、杜名齐共同撰写。吴肃公有《诗问》，已经著录。杜名齐的生平经历不详。这部书记述明末沈寿民的事迹。沈寿民字眉生，宣城人。崇祯年间，巡抚张国维以贤良方正的名义推荐他，征召他赴京。沈寿民上疏抗辩，弹劾杨嗣昌以夺情起复而误国的罪行，以及熊文灿不能制敌的罪行。奏疏上呈后，留在宫中没有答复，他于是回去隐居姑山。吴肃公、杜名齐都是他的门人，因而写此书记载他的出仕和退隐。第一卷就是弹劾杨嗣昌、熊文灿的奏疏，以及答复荐举征召的几篇书信。第二卷以下都是巡抚、按察使推荐他的奏疏和公开文书，以及同时代友人往来的书信，最后以赠答诗文结束。福王时期，沈寿民又被马士英、阮大铖厌恶，几乎遭到毒手。另有一本书记载此事，名为《甲乙存略》，见吴肃公所作《凡例》中。现在没有见到流传的本子，不知道它究竟是否还存在。《谢皋羽年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清代徐沁撰写。徐沁字野公，会稽人。他曾刊刻谢翱的《晞发集》，于是又搜集谢翱的遗闻，编写了这部《年谱》。其中，例如紥木杨喇勒智发掘宋陵一事，参照《元世祖本纪》核验，应当在至元戊寅年，不应在乙酉年。徐沁却根据周密《癸辛杂识》，确定为乙酉年。黄宗羲为此书作序，对这一点很是怀疑。又如姜夔《乞正雅乐》作于宁宗庆元年间，而《年谱》认为是在理宗时期，这也是徐沁的错误。《宁海将军固山贝子保越平闽实绩》一卷（内府藏本）。没有署名撰写者。所记载的是惠献贝子富喇塔奉命讨伐叛藩耿精忠，率军在温州攻打贼军以及暂时返回处州的事情。起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四日，止于六月初九日，按日记载。大概是取宁海将军行营的塘报，拼集编成一册，所以文辞多不典雅通顺。而且所记录的只是四月间的事情，首尾也不完整。《保台实绩录》一卷（内府藏本）。没有署名撰写者。记载台州兵巡道杨应魁的政绩。杨应魁字斗垣，射洪人，以兵部郎的身份出任台州巡察使。正逢闽地叛军耿精忠派兵进犯关隘，屯驻台州，杨应魁便跟随贝子富喇塔驻守台州，安抚军民，谋划防守事务，颇受百姓爱戴。因此郡人写了这部书来记载他的功劳。内容从巩固根本到整治各项政务，共分二十个条目，每个条目各成一篇。《杨公政绩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清代黄家遴撰写。黄家遴是奉天人，官至嘉兴府知府。这部书记述明代杨继宗的遗事。杨继宗字承芳，阳城人，天顺初年进士，由刑部主事历任官职，做到云南巡抚佥都御史。黄家遴因为杨继宗曾任嘉兴府知府，被称为清正有政绩的官吏，于是搜集他的事迹编成此书。书末附有《继宗本传》一篇，比《明史列传》记载得详细，但没有记载他的追谥，也不知道这篇传记出自谁手，难道就是黄家遴所作吗？《杨文靖年谱》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清代张夏编纂。张夏有《雒闽源流录》，已经著录。这部书以旧本《杨时年谱》为基础，认为详略不当，于是参考史册、语录和文集，订定为上下二卷。考察《宋史·时本传》，说杨时安于州县任职，从未谋求名声显达，但道德声望日益提高。有人替蔡京谋划，认为事势必然失败，应当起用有旧德的老成之人，安排在身边，或许还可以挽救局势。蔡京同意了，于是推荐杨时为秘书郎。这部书在杨时七十一岁一栏记载：宣和五年癸亥四月，有诏召他赴都堂审察，他以疾病推辞。该处注文虽略微提到张觷的话，却把这件事归因于高丽王询问杨时在哪里，副使傅墨卿将此事报告朝廷，所以才有这次征召。又在杨时七十二岁一栏记载：宣和六年甲辰十月，召任秘书郎，仍命其上殿。十二月到京师入对。该处注文又把理由说成高丽使臣将要到来，傅墨卿再次向朝廷推荐杨时。注文还说：“这时蔡京已经被斥退。”这是想要抹去蔡京荐举征召杨时的痕迹。然而，杨时接受蔡京的推荐，《朱子语录》也深切指出这是他的过失。不是圣人，谁能没有错误的举动？本来不应因此抹杀他一生的品行。张夏因为把东林视为学派的起点，曲意加以文饰，仍然免不了门户之见。《忠武志》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清代张鹏翮撰写。张鹏翮字运青，遂宁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这部书记载汉代诸葛亮一生的始末。开头是《本传》，其次是《年表》，其次是《世系》，其次是《心书》，其次是《新书》，其次是《遗文》，其次是《遗制》，其次是《遗事》，其次是《用人》，其次是《胜迹》，最后是后人所作的诗文。其中《遗文》不收《黄陵庙记》之类的作品，颇能有所甄别。但《心书》《新书》确实是后人伪托的，却也一并收录，仍然显得杂乱。既然收录《心书》《新书》，姑且保存它们的旧有面貌，却又不收《十六策》，便又有疏漏。《梁甫吟》的词意虽然浅显，但见于欧阳询《艺文类聚》，流传已久。又增收一篇《白鸠篇》，却不知道它的出处。《周忠介公遗事》（不分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代彭定求撰写。彭定求字访濂，长洲人，康熙丙辰科第一名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

译这部书记述周顺昌因触犯魏忠贤而被逮捕的始末。开头记载周顺昌历任官职的敕诰，接着记载周顺昌的儿子茂兰为父鸣冤、请求建立祠庙并追谥的两篇奏疏，末尾记载书信、传记、碑记以及《茂兰传》，并把朱祖文和颜佩韦等五人的传记附在后面，彭定求都为这些内容作了跋。《别本朱子年谱》二卷、《附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代黄中撰写。这部书刊刻于康熙戊午年。卷首列有《画像》《世系》《题名录》《别录》，附有《庆元党籍》、吕祖泰的奏书以及历代褒奖典礼。其中《别录》只记朱子言行七条，不知道取舍的意图和编排的原则在哪里。又把朱子的名、字、号、谥夹注在末尾，更加令人无法理解。《年谱》中有很多附加的议论，大意在于歌颂赞美，没有什么考证。它的《附录》之《序》说，程朱学说的显达或隐晦，关系到国家宗庙社稷的存亡。序中把《李德裕论邪正》一条列在真德秀之后、张浚之前，似乎不知道李德裕是唐代人。《王文成集传本》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王守仁排斥宋儒的观点与毛奇龄相合。再加上余姚、萧山同属一郡，有乡党之谊，所以毛奇龄特意为王守仁作传，进呈史馆。后来这部传记散失了一半，毛奇龄的儿子毛远宗又搜集材料补足。传中凡是另低一格书写的，都是附录的杂事；标有“附”字的，则是辨论考证的文字。末尾附有门人名籍和承袭爵位的始末。史传不是讲学的书，王守仁是一个时代的伟人，也不必靠讲学来显示其重要。毛奇龄反复宣扬良知说，喋喋不休，免不了门户之见。他辨析那些附会、标榜之事，认为王文成的无妄之名是门人和各种记述造成的，这一点说得很正确。《梅里志》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代吴存礼撰写。吴存礼是奉天人，官至江南巡抚。考察《史记·吴世家》张守节《正义》，其中说泰伯居住在梅里，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吴存礼认为吴氏出自泰伯，因此写了这部书，用来叙述祖先的德行。《朱子年谱》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清代朱世润编纂。朱世润是朱子十八世孙，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旧本《朱子年谱》，明代戴铣增补为《实纪》。李默修订后，又称为《年谱》。清代又有洪去芜本、王懋竑本。在各家本子中，只有王懋竑本最为精审核实，其他各本都免不了疏漏错误。这部书意在铺陈夸大，不求考核，因此也免不了沿袭错误。至于李公晦用数万字叙述朱子生平，见于《性理大全》，洪本收有这部分内容。新闽本、王本所载比《大全》更多，大概就是李公晦所作的《言行录》。现在却只记载《魏序》，而不收录李公晦的书。又如朱子五十六岁时辨析陆学、陈学的错误，旧谱中本来有这些内容，只有李默本删去了，因为李默传承的是金谿之学。这部书沿用李默本，似乎也不符合朱子的本意。而且既然以《年谱》为名，《年谱》却只占第三卷。从第四卷开始是行状，其余褒奖、题咏之类的内容，竟占据前后四卷。本末倒置，在体例上也不协调。《陆象山年谱》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清代李绂撰写。李绂字巨来，号穆堂，临川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陆九渊年谱》是他的门人袁燮、傅子云共同编纂的。宝祐四年，李子愿又重新辑录，刘林在衡阳刻版刊行。李绂认为陆氏家祠所刻的本子，凡是与陆九渊文集重复的文章，大多删削；又认为该本没有记载陆九龄、陆九韶的事迹，于是重新增补辑录，编定为这个本子。全书大意是申述王守仁和朱子关于陆九渊晚年定论的说法。《考订朱子世家》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代江永撰写。江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江永家在婺源，与朱子是同乡，所以取旧本《年谱》重新删订，并分别附上考证，最后以婺源朱氏子孙承袭博士的支派结束。书后附有《天宁寺会讲辨》一篇，专门论述《学会录》所载庆元丙辰年朱子到新安在天宁寺会讲一事，认为这是明代末年良知学派的人凭空编造出来，用来严重诬陷朱子的。《左忠毅年谱》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清代左宰编纂。左宰是桐城人，是左光斗的曾孙。左光斗的事迹详细载于《明史》本传。乾隆己未年，左宰又搜集散失的材料，参考祖父传下来的见闻，并旁及文集中的记载以及与左光斗一同遭难者的叙述，补编成这部《年谱》。对于当时事情的始末，记载较为详细完备。《胡忠烈遗事》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清代史珥编纂。史珥是鄱阳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吏部主事。这部书记载建文末年大理寺少卿胡闰的遗事，以及后人题咏的诗文；胡闰的女儿郡姐和被连坐的亲属也一并记载。史珥的十一世祖史秉方是胡闰的女婿。胡闰死守节义后，女婿一家也受到连坐。因此史珥叙述胡闰殉节的始末，编成此书。在此之前，记载胡闰事迹的有史桂芳刊刻的《英风纪异》，题名者是杨际会；又有瞿凤翥刊刻、文德翼作序的《风忠录》；还有史乘古题名、屠叔方编纂例言的《忠义类编》。史珥汇合各书，考证颇为详细。例如考定胡闰的妻子是汪氏，不是方氏；《贞姑传》中所说的王安人，是史氏的妻子，不是胡闰的妻子。这些都有纠正错误、订正讹舛的功劳。只是旧《录》记载，万历十二年十月八日，朝廷下诏为革除诸臣昭雪，在县门张榜，忽然大风把榜文卷入云中，在空中飞舞，从午时到申时才坠落。因此有“风烈”“英风”等名称，这才是记载事实。可是史桂芳所作《诗序》却说，胡闰的风神奇异，放纵而前往，周流于六合；卷曲而返回，收摄聚合完毕。明明是圣学的气象，却把他仅仅看作忠臣，恐怕不足以慰藉他在天之灵吧。这种说法表面上高深，实际上是错误的。文天祥不是说过吗：“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读圣贤的书，所学的究竟是什么？”这些话已经十分明白，为什么要把忠臣说成微不足道，还说另有圣贤之道呢？《朱子文公传道经世言行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舒敬亭撰写。舒敬亭字孝徵，铜山人。这部书把朱子的言论和事迹汇编成一书。卷首有朱子小像以及父亲、老师的题辞，又有朱子自题的赞文和各人的先后题赞。第一、第二卷是年谱和行状。第三卷是道学渊源，其中《濂溪事实记》大概取自《文公文集》，《明道行实》则取自《二程文集》。第四卷是伊川行状及道体。第五卷讲存养和克己。第六卷讲教人警戒。第七卷讲观圣贤、辨异端。第八卷讲治道。各卷都取自《文集》《近思录》，最后以《读书志不自弃》一文结束。这些全是抄录、摘取人们熟知的文章，对于朱子的学说不能有所阐发。《曹江孝女庙志》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清朝沈志礼撰写。志礼字范先，会稽人，官至广东按察使。这部书记载孝女曹娥的事迹。其《自序》说，同乡印文学君素曾经初步编纂，张明经噩又续加纂辑，但都没有完成。志礼于是依据旧志重新辑录。孝女的事迹发生在汉顺帝汉安二年，见于邯郸淳撰写的碑文。如今法帖中流传的版本，与这部志书互有异同，可以互相参证。后两卷附载宋英宗时的孝女朱娥和明初孝女诸娥的事迹。这两位女子也都是以自身性命救护亲人，又都与曹娥同乡，所以在庙中一同配享，并把有关她们的传记、志书和歌咏文章附录在后面。以上是“传记类”名人一属，共一百零五部、五百卷，其中三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卷六十一 史部十七 ○传记类存目三 △《汉末英雄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魏王粲撰。王粲字仲宣，高平人，在魏任丞相掾，赐爵关内侯，事迹详见《三国志》本传。考察王粲死于建安年间。当时虽然已经出现黄星的征兆，但汉朝的历数尚未改变，不应当把书名题作“汉末”，似乎是后人追题的。然而考察王粲《从军诗》，其中已经称曹操为圣君，显然把魏看作新朝，那么这个书名也就不足为怪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八卷，并注说有残缺。原书早已散佚。现在这个本子是王世贞杂抄各书编成的。全书共记四十四人，大多取自裴松之《三国志注》。例如《水经注》记载白狼山曹操敲击马鞍作十片的事，这是通常所见的书籍，书中却遗漏不载。又如筑易京的公孙瓒事迹，竟在公孙瓒之外另列一个张瓒，把这件事归给他，不知依据的是哪一种错误的本子，尤其疏漏错乱得厉害。△《广卓异记》二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乐史撰写。乐史字正子，宜黄人，官任太常博士、直史馆，事迹附载于《宋史·乐黄中传》。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唐代李翱的《卓异记》三卷（按：《卓异记》不是李翱所作，乐史大概考察得不详细，这里谨附带订正），记述唐代君臣卓越不凡的盛大事迹，其中有许多遗漏。乐史起初写《续记》三卷，用来补其缺漏。后来又认为只记唐代还不够广博，于是编集汉、魏以下直到五代以及唐代的事迹，共成一帙，命名为《广卓异记》，分为二十卷。第一卷记帝王，第二卷记后妃、王子、公主，第三卷为杂录，第四至第十七卷都记臣下显贵至极和迅速显达的人，第十八卷为杂录，第十九卷记荐举选拔，第二十卷专门记神仙之事。大体上材料牵连杂乱，错误也很多。例如书中所说《晋书》记王导以下直到王褒九代，这些人本来都有各自的史传。书中有“俭子仲宝，仲宝子规”等话。考察乐史的说法，仲宝是王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