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 经部三十三

译《周礼正义》引用回答孙皓提问的一条，比本书少了“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阳气出，地始温，故礼应开冰，先荐寝庙”五句。其中《皋陶谟注》与《经典释文》及《正义》所引用的文字，也互有详略；而《尧典注》一条却不载于《正义》中，可见它还广泛采录了其他书籍，保存有今天不能全部见到的内容，并不只是抄取《正义》。又《玉海》卷十八引用《定之方中》诗，张逸问：“仲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回答说：“先师，是鲁人。”本书在“先师”下面多了一个“云”字，这才知道“先师”不是指仲梁子。类似这样的内容，也比其他书所载更完整。这足以证明它是旧人辑录的，不是近来新编的。只是其中也有搜集不全的地方，各经《正义》以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续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等书所引用的，还有三十六条。又《郑记》一书也早已散佚。如今还可以考见的，尚有《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用的三条。现一并附录，以保存郑氏经学的大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卷〕 同时也借此可以看出，汉代经师对专门学问的传授，师徒之间反复研讨求证，然后才把它写成传注，竟然详尽谨慎到这种程度。从前朱子与胡纮争论宁宗服禫的礼制，反复辨析诘难，始终没有依据可以驳倒对方。后来读到《礼记·丧服小记疏》所引用《郑志》的一条，才得到明确的证据。于是朱子亲自写在《本义》之后，记载事情的始末，并有“假使没有郑康成，这件事最终也不会得到裁决”的话。这说明朱子讨论礼制，也未尝不对郑玄心悦诚服。后世那些凭主观臆断谈论经书、动不动就排斥郑氏之学的人，也大多显得不知道自己的分量。△《经典释文》三十卷（内府藏本） 唐代陆元朗撰。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世，是吴地人。贞观年间任国子博士，兼任太子中允。他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癸卯年，我承乏任职于上庠，于是撰集《五典》《孝经》《论语》以及《老子》《庄子》《尔雅》等书的音义。古今音读一并记录，经文和注解全都详载，训诂义理兼加辨析，用来传授一家之学。”考察癸卯是陈后主至德元年，难道陆德明刚满弱冠就能这样学识广博吗？也可能是书积累很久完成以后，追记最初起草的时间。全书首先是《序录》一卷，其次为《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他把《老子》《庄子》列入经典，却不收《孟子》，很难理解。大概在北宋以前，《孟子》还没有列入经书，而《老子》《庄子》自西晋以来却受到士大夫推崇。陆德明生于陈朝末年，仍沿袭六代以来的余波。它的体例是：各经都摘取字词注音，只有《孝经》因为是儿童最初学习的书，《老子》因为各个版本差异很多，所以都摘取完整句子。原本给《经》注音用墨书，给《注》注音用朱书，以表示区别。现在的版本则《经》和《注》一律采用同一种格式。大概是刊刻书版无法同时使用朱墨两色，而且文字繁多，不能像《本草》那样制作阴阳字，所以自宋代以来已经混杂合并了。书中采录汉、魏、六朝的反切音凡二百三十多家，又兼载各位儒者的训诂，用来考证各版本的异同。后世能够考见古义，除注疏之外，只依赖这部书的保存。真可以说是残存的膏油和余留的芳香，滋润灌溉后世而无穷无尽。自宋代监本注疏起，就把它们分别附在各经末尾。因此《文献通考》把它们分列在各门之后，后来又散附在注疏之中，往往与注文混淆，无法辨别。这是通志堂刻本，还保留着原来的卷帙。何焯《点校经解目录》颇为讥讽顾湄校勘的疏漏，然而其中字句偶有讹误，整体规模仍在，研习经书的人最终还是把它作为考证的根本。△《七经小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刘敞撰。刘敞有《春秋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杂论经义的言论。所谓“七经”，第一是《尚书》，第二是《毛诗》，第三是《周礼》，第四是《仪礼》，第五是《礼记》，第六是《公羊传》，第七是《论语》。然而其中《公羊传》只有一条，而且都是校正《传》文中的衍字，对于《传》的义理没有辨正；后来又有《左传》一条、《国语》一条，也不应当单独以《公羊》作为书名。大概刘敞本来想撰写《七经传》，只是《春秋》先完成了。凡是他的札记，已经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部书中。这三条，一条是校订衍字，一条论都城墙三百丈之制，一条论禘祭、郊祭以及祖宗报功之礼，在经文中都没有可以附会的依据，所以原文仍保存在这部书中。它的书名本应题作《春秋》，因此可以兼及《外传》。传抄者看到第一条是《公羊》，第二条末尾也有“公羊”二字，于是题作《公羊》，并注“附《国语》”，已经失去了原意。《论语》的各条，有的和诸经采用同一种体例；有的直接抄录经文，在句下夹注，像注疏的体例；这也是《论语》的注解，尚未完成，只因把所注内容杂录在其中。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庆历以前，大多尊崇章句、注疏之学。到刘原甫撰成《七经小传》，才不同于诸儒的说法。王荆公撰修《经义》，大概是取法于刘原甫。”（按：《读书志》也记载了这段话，认为这是元祐年间史官的说法。）晁公武《读书志》还用其中所说“汤伐桀升自陑”之类的话来作证，认为它们与《新经义》相同，是王安石剽取刘敞学说的证据。总的说来，这些说法都对刘敞不满。

译可是《朱子语类》却说：“《七经小传》很好。”他的看法与前人不同。现在考察这部书，例如它认为《尚书》的“愿而恭”应作“愿而荼”，“此厥不听”应作“此厥不德”；认为《毛诗》的“烝也无戎”应作“烝也无戍”；认为《周礼》的“诛以驭其过”应作“诛以驭其祸”，“士田贾田”应作“工田贾田”，“九{筮合}，五曰巫易”应作“巫阳”；认为《礼记》的“诸侯以《貍首》为节”应作“以《鹊巢》为节”：这些都是为了迁就自己的说法而改动经文。至于《礼记》“若夫坐如尸”一节，他怀疑有脱简；“人喜则斯陶”九句，他怀疑有遗失的文字；“礼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他怀疑句子倒置。至于《尚书·武成》一篇，他考订篇章先后并调换次序，实际上早在蔡沈之前。大概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动经文、改变先儒淳厚笃实风气的人，确实是从刘敞开始的。又如他解释《尚书》“鸟兽跄跄”，说古代制作音乐，有时取法于鸟，有时取法于兽；解释《毛诗》“葛之覃兮”，说葛藤茂盛，就有人前去割取它，制成絺绤；正如后妃在家时，德行美好而充盛，君王便前去聘娶她，使她成为后妃；解释《论语》“乘桴浮于海”，说孔子周游各国，就像木筏在海上漂流，转徙不定：这些说法也往往穿凿附会，与王安石相同。所以民间流传的传闻，最终使他遭受了这种诽谤。然而考察他所著的《弟子记》，其中排斥王安石的地方很多，确实与新学明显不同。况且王安石刚愎自用，也不可能肯跟随刘敞。说刘敞解说经书，开启了南宋凭主观臆断解释经书的弊端，这一点刘敞不能推辞。说王安石的学说源自刘敞，则有把斧头偷走之嫌。况且略去他那些枝蔓浮泛的话，采录其中精粹的言语，加以疏通、剖析，其中精密确凿之处很多，又怎么能因为后世流传的弊病而把刘敞的书一并废弃呢？△《程氏经说》七卷（通行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全都是伊川程子的解经言论。《书录解题》称它为《河南经说》，说其中有《系辞》一卷、《书》一卷、《诗》二卷、《春秋》一卷、《论语》一卷、《改定大学》一卷。又说，程氏的学说以《易传》为完整著作，其余各经的说解都收在这里。它的篇目、分类和卷数，都与此本相合，因此仍然是宋人的旧本。其中像《诗书解》《论语说》，本来是一时杂论的汇集，并不是专门撰写的著作。《春秋传》则是专门撰写而尚未完成的作品，从崇宁二年《自序》中可以看出。至于《系辞说》一卷，《文献通考》把它并入《易传》，合为十卷。《宋志》则在《易传》九卷之外，另著录一卷。然而程子的《易传》实际上没有《系辞》，所以吕祖谦汇集十四家学说编成《系辞精义》来补足它。这一卷恐怕是后人搜集编排成册，用来补足缺失的。《改定大学》同时收载了明道的版本，或许是让兄弟二人的说法互相参考吧？明代徐必达编纂《二程全书》，把《诗解》二卷合为一卷，又另外增加《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为八卷。但是《经义考》引用康绍宗的话，说《孟子解》是后人从《遗书》之外的著述中编纂而成，并不是程子亲自撰写的。至于《中庸解》出自吕大临之手，朱子已经辨析证明得十分清楚，也不能把它混入《程氏经说》，增加这一种。因此今天所著录的，仍采用宋本的旧貌。△《六经图》六卷（通行本） 宋代杨甲撰写，毛邦翰补辑。杨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收录了他的几首诗，却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仕宦经历。这部书成于绍兴年间。毛邦翰不知是哪里人，曾任抚州教援。这部书成于乾道年间。据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杨甲的图曾经刻碑立在昌州郡学。如今没有见到拓本，无法考察它原来的篇目。陈振孙《书录解题》引用《馆阁书目》，记载毛邦翰补订的本子：《易》七十图，《书》五十五图，《诗》四十七图，《周礼》六十五图，《礼记》四十三图，《春秋》二十九图，合计三百零九图。这个本子只有《易》《书》二经的图数与《馆阁书目》相合。《诗》有四十五图，《礼记》有四十一图，都比原数少二图；《周礼》有六十八图，比原数多三图；《春秋》有四十三图，比原数多十四图。不知道是什么人重新改定的。考察《书录解题》，其中记载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新编纂毛氏的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图、《书图》六十三图、《周礼图》六十一图、《礼记图》六十三图、《春秋图》七十二图，只有《诗图》没有增减。他的卷数却增加到七卷，也与这个本子不相符。这样看来，也不是叶仲堪的书。大概明人刊刻旧本时，没有不凭主观臆断加以窜改扰乱的。至于这些增减的来龙去脉，已经无法追究。由于此书本来出自杨甲、毛邦翰两家，姑且按照最初编纂者的惯例，题署杨甲和毛邦翰的姓名。△《六经正误》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毛居正撰写。毛居正字谊父，有人说字义甫。“义”和“谊”、“父”和“甫”，古字可以通用。他是衢州人。

译他是免解进士毛晃的儿子。毛晃曾撰写《增注礼部韵略》和《禹贡指南》。毛居正继承家学，研究六书。嘉定十六年，诏令国子监刊刻、校正经籍，主管此事的人聘请毛居正负责校勘。四部经书已经整理完毕，适逢毛居正眼疾发作，罢职归家，他负责的《礼记》和《春秋三传》于是没有完成。然而他校订的四部经书，也因为工匠害怕烦琐，竟然篡改墨本来欺骗主管官员，刻版中的错字仍有十分之二三没有改正。毛居正于是汇集自己校正过的字，补编成这部书。杨万里为它作《序》，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它只是讲辨偏旁的疑似之处。现在考察这部书，其中校勘异同、订正讹误，对经学很有补益。不过其中辨论很多，也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例如“敕”字，古文作“敕”，隶书变体作“敕”。毛居正却因为高宗御书石经误写成“敕”，便说“来”字中间从两个“入”，不从两个“人”。“享”字古文作“亯”，隶书变体作“享”，有时省写作“亨”。毛居正却说“享”字训释为祭祀，“亨”字训释为通达，二者不能混淆。“坤”字古代从“土”从“申”，隶书另写成“巛”。毛居正却说“巛”是古字，乾、离、坎等字也都有古文，形状如同卦画。“<辶犀>”和“遟”在古文中本是同一个字，《说文》所谓“<辶犀>，籀文作”就是这个意思。毛居正却说这两个字的是非各占一半，不敢擅自改动。“赖”字古代从“贝”从“剌”，民间误写作“頼”。毛居正却说“赖”从“束”从“负”。他关于六书的说法都不够准确。又如《周礼·大行人》“立当前疾”一句，“疾”是“”字的错误写法。“”在车辕前面，郑康成所说的车辕前端的胡部，向下垂落支撑在地上，就是它。毛居正却认为应当作“軏”。“軏”是车前遮蔽车板的部件，实际上与“”没有关系。这类说法，在经义上也不相合。不过许慎《说文解字》、陆德明《经典释文》也难免有少许出入，被后人拾取来指摘；毛居正又怎么能够要求样样完备呢？总的来说，他审定字形的功劳，确实有不可磨灭之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岳珂撰写。岳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居住在嘉兴。他是鄂忠武王岳飞的孙子、敷文阁待制岳霖的儿子。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宋代刊刻《九经》时，以建安余氏本、兴国于氏本为佳。廖刚又加以整理订正，重新刻印，当时称为精审。岳珂再次取廖氏刻本的《九经》，增加《公羊传》《穀梁传》二传以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在相台书塾校勘刊行。并且说明校刊的意图，撰写《总例》一卷。余仁仲《左传字辨》曾经论及其中的错误，把杜预《注》“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倒写成“皆不与今说《诗》者同”，当时还可以见到原刻本。如今各经的印本大多已经少有流传。只有王弼《易注》有翻刻本，但已经失去原貌。《春秋年表》和《名号归一图》有重刻本，也很不符合原本。只有这部《总例》一卷，仍在世间流传。它的篇目依次是：一名《书本》，二名《字画》，三名《注文》，四名《音释》，五名《句读》，六名《脱简》，七名《考异》。这些篇目都参照、订正各种异同，考证精密而广博，整理错乱、辨析疑难，使读者有所依据，确实对经学有功。它论述字形的一条，斟酌古今标准，尤其属于通达之人的见解。△《融堂四书管见》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钱时撰写。钱时有《融堂书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共包括《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就是嘉熙二年乔行简奏请下令严州索取钱时所著书籍中的一种。书中都先列出经文，略作音义训释，然后在后面阐释经文的大意。《孝经》采用古文。《大学》只分为六章，不分《经》《传》。大概钱时的学问出自杨简，杨简的学问出自陆九渊，学术门户与程朱相差很远，所以不采用程朱的版本。他解释《论语》“崇德辨惑”一章，认为“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两句，是用来证明爱人希望他生存、憎人希望他死亡，二者是不同的。“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他把它和上文合为一章，认为“其斯之谓与”一句是指伯夷、叔齐，说的正是求得志向、通达道义。又如《大学》“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两句，仍附在第一章末尾，认为这是圣人承接上文重视根本、轻视末节，反复晓谕人的意思。这些做法也都是依据旧文，不肯相信是错简。正如朱子《与陆九渊书》所说的“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然而金谿之学只凭借内心体悟，有时会流于恍惚幽深。钱时则把笃实作为宗旨，所以他阐发义理，大多平正简朴，不作支离繁蔓的言论；又正如敖继公《仪礼集说后序》所说，是“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者”。卷首有绍兴己丑年钱时的《自序》，末尾有景定辛酉年天台钱可则的《刊书跋》。《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都没有著录，只有张萱《内阁书目》记载了它。虽然以“四书”为名，所解释的却没有《孟子》，与朱子所称的“四书”不同，所以附列在《五经总义类》中。△《四如讲稿》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黄仲元撰写。黄仲元字善甫，号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进士。授任国子监簿，没有赴任。宋朝灭亡后，改名为渊，字天叟，号韵乡老人，在乡里教授学生直到终老。考察《福建通志》和《莆田县志》，都记载黄仲元有《四书讲稿》。现在看这部书所讲的内容，实际上兼及各经，不只讲《四书》。其中许多说法是叙述朱子的绪论，但有时也提出新义，阐发前儒没有阐发的内容。例如解释“行夏之时”，便依据《礼运》“孔子得夏时于杞”的《注》，认为所谓夏四时，是关于夏代四时的书，而不采用三正的说法。关于《周官》的井田制，他认为周代普遍实行井田制，而不采用郑氏关于王畿以内实行贡法、都鄙实行助法的说法。关于伯鱼作《周南》《召南》，他依据《诗·鼓钟》以及《左传》中季札观乐的记载，认为“南”就是乐名。又认为周公、召公的采邑分别称周、召，并不是因为二公而得名。虽然按照经义考察，未必处处吻合，但总是一个好学深思、能够抒发自己见解的人。这部书出自他的后裔文炳家藏本，已经有残缺。嘉靖丙午年才开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经义考》只记载他所著的《经史辨疑》，没有提到这部书。大概是因为它刻在家塾中，闽地偏远，偶然没有见到传本吧？△《六经奥论》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郑樵撰”。朱彝尊《曝书亭集》有这部书的《跋》，说：“成化年间，旴江危邦辅收藏了一部本子，黎温为它作序并刊行，说这是郑渔仲所著。荆川唐氏编《稗编》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现在考察这部书，其中的议论与《通志》几乎没有相合之处。郑樵曾经上书陈述自己的著作，列举书名十分详细，却从未提到这部书，显然不是郑樵所著。后来昆山徐氏刻《九经解》，仍然题作郑樵的名字。现在检查书中论《诗》的部分，全都以毛氏、郑氏为主，已经与郑樵所著《诗辨妄》相反。又有“天文辨”一条引用郑樵的说法，称他为夹漈先生，这足以证明不是郑樵亲手所作。另有论《诗》的一条引用晦菴说《诗》。考察《宋史》郑樵本传，郑樵死于绍兴三十二年。朱子《诗传》完成于淳熙四年，而“晦菴”这个号则始于淳熙二年，这些时间都与郑樵没有关系。论《书》的一条还引用《朱子语录》，并且称朱子的谥号，因此显然是宋末人所作，有明确证据。不知道顾湄校订《九经解》时，为什么竟没有检查一遍。只是这部书流传已久，其中的论述也颇有可取之处，所以仍然收录保存，把它列在宋人著作的末尾，而郑樵的名字则删去。△《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春秋传》“素王”二字下引用真宗《宣圣赞》，只标作“真宗”，不称“宋”，又称“御制”，由此可以知道是宋人所著。卷首题作“明本”，是因为宋代刊本多取刊刻地点的第一个字来称呼，如建本、杭本之类。这大概是明州刊刻的本子，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府。末尾题作“岁次丁亥梅隐书堂新刊”，没有注明年号。考察丁亥年，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因此这是元初刊本。这部书不用反切而采用直音，颇带有乡塾的鄙陋习气，但所注读音都依据《经典释文》，仍然接近古法。《经典释文》中一个字有多个读音的，都一并保存。例如《金縢》“辟”字下说：“孔安国读作辟，意为法。《说文》读作必。郑玄读作辟。”《大诰》“贲”字下说：“音为坟。王肃读作《贲卦》的贲。”《礼记·内则》“接以太牢”一句，“接”字下说：“郑玄读作捷。王肃、杜预都认为是接待。”《祭法》“相近于坎坛”一句，“坎”字下说：“《注》作禳祈，《孔丛子》认为是祖先迎神。” 《祭义》在“爓”字下注说：“徐廉反，古音读作‘燖’。”《周礼·太宰》在“圃”字下注说：“布古反，又音布。”在“牧”字下注说：“徐音目，刘音茂。” 在“颁”字下注说：“郑音班，徐音坟。”《笾人》在“茆”字下注说：“茆音卯，又音柳。”《遗人》下注说：“遗音位，刘音遂，与卷首《序》中‘遗人’的读音不同。” 像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当然不是后来坊刻本那种只用直音、凭臆附会读音而一味求简便的做法。只有《礼记》“敖不可长”一句，《释文》说：“敖，依《注》读五报反，是轻慢的意思；王肃读五高反，是遨游的意思。” “长，竹丈反。卢植、马融、王肃都读亡反。”这部书却说：“敖，王氏音读平声。”这样，《释文》所说的“王”就是读五高反；而在“长”字下注又说：“长，张上反，又读平声。”于是又兼用了郑玄《注》中的“竹丈反”。同一句话，对郑玄《注》的意见一半遵从、一半违背，结果使“敖”和“长”两个字的音义彼此不相应。又如《周礼·太宰》“斿贡”下注说：“斿音留，是燕游的意思。”现在考察郑玄《注》说：“斿读音如燕游的‘游’。”这部书既然采用郑玄的义旨，那么“斿”就应当读“以周反”；它却读作“良周反”，音为“留”，这是《春秋传》“鞶厉游缨”的“游”字，前后又自相矛盾。又如《月令》“审端径术”下注说：“术，《注》作遂。方氏说：径，是道路中较小的路；术，是道路的末端。因此按本字读是对的。”现在考察《学记》说：“术有序。”《注》说：“术应当作遂。”《水经注》引用《学记》“术有序”时写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说：“秦伯使术来聘。” 《公羊传》和《汉书·五行志》中的“术”字都写作“遂”。可见古代“术”和“遂”本来相通。这部书反而相信方氏牵强的说法，实在不协调。又如《中庸》“壹戎衣”下注说：“《书·武成》作本字读是对的，《注》读作‘殷’没有根据。”现在考察古代“衣”字写作“[缺字]”，从“反身”得形；“殷”字就是从此字构成的。所以应当把“殷”读作“[缺字]”，读音与“衣”相同。《白虎通》说：“衣，意思是隐藏，用来遮蔽身体。” 这样看来，“衣”和“隐”的读音相近。《楚辞》“新浴必振衣”与“汶、尘”押韵，说明“衣”和“殷”二字的读音相通。

译这部书认为没有根据，也是没有考察周详。不过考察它的大体内容，还是多能判断是非。例如对于三《礼》，虽然多遵守方悫的《注》，但如《祭法》“幽宗”一条，《注》读作“禜”，方悫却把“宗”按本字读，因此兼存了郑玄的义旨。又《书·武成》在“识”字下注说：“陆德明没有音注，汉代翟酺的《疏》引用此字作‘恭’。” 可见它对于补正缺漏，也颇能有所考证。又如《檀弓》“卜人师扶右”下注说：“把‘卜’读作本字是不对的。”考察郑玄《注》说：“卜应当作仆，是声音相近造成的错误。”仆人、射人都是平时辅佐、纠正国君服饰和位置的人；如果作“卜人”，在义理上就没有可取之处。这部书不采用《释文》所记载的前代儒者说法，是最恰当的。又《周礼·醢人》在“菭”字下注说：“音治，又音代。”现在考察《释文》说：“又读丈之反，不知出处。”却不知道《说文》说“菭，水衣”，本来就写作“菭”，从草，以“治”为声。“水衣”的“菭”既然以“治”为声，那么“丈之反”就是“菭”的古音。因此草名“菭藩”作“澄之切”，可以互相印证。这部书把“丈之切”作为本音，把“代”作为又音；比起《释文》把“丈之切”说成没有出处来，考察得更加精密。而且《释文》所记载的都是唐代以前的音读，这部书还兼取宋代儒者的说法。例如《诗》、《中庸》、《论语》、《孟子》多采用朱子的说法，《易》兼采用程氏、朱子的说法，《礼》多采用方悫的说法，其他经书引用胡瑗、司马光音读的地方也很多，与陆德明的书正好相接续。在宋代人的经书音释中，这部书最为妥善。至于《九经》前后次序错乱，应当是坊刻本的错误。既然与全书大旨无关，本来就不必深究了。△《五经说》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熊朋来撰写。熊朋来字与可，南昌人。宋咸淳十年考中进士，在元代任福清县判官。他的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熊朋来的学说谨守宋代儒者的成说，所以谈《易》也讲《先天》、《后天》、《河图》、《洛书》，谈《书》也讲《洪范》篇次错简，谈《诗》也不以《小序》为依据，谈《春秋》也不取三《传》的说法。大概当时的老师宿儒相传如此，受学派门户限制，不敢稍有逾越。惠栋在《九经古义》中斥责他解释《大学》“亲民”一条时，不知道“亲”和“新”在通用本中相通；又斥责他把《金縢》解释成夏虫之见；还斥责他解释“言乃讙”一条时，没有考察《史记·鲁世家》所引《无逸》以及裴骃《集解》所引郑玄《注》；解释《周礼·乐师》的“皋”字和《大祝》的“皋”字时，也没有考察“皋、告、皞”三字相同，竟说郑氏前后采用了不同读音。这些都是任意妄加贬斥。大概他在古义、古音方面也多有出入。不过，这部书阐明义理，议论颇为醇正，对于《礼经》尤其疏通证明得明白。在宋学之中，也可以说是切实而不空疏。各有所长，本来不妨收录，以备一家之说。△《十一经问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何异孙撰”，没有注明时代。考察第二卷中论述《孟子》的彻法、助法，称大元的官制沿袭宋代的职田制度，可知应当是元代人。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者”一章，称王稼村先生在杭州府学讲过这一章。稼村是王义山的号。王义山是宋景定年间的进士，入元后任江西儒学提举。何异孙既然见过他的讲经，那么应当是在元初。因此，他在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时说，老儒还把“恒”读作“常”，是为了避宋真宗的讳，如今应当读“胡登反”；这也是宋朝灭亡不久的证据。全书所论包括《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它的编排次序颇无条理；又把《大学》、《中庸》各自列为一经，也是杜撰，实在很难理解。这部书全仿朱子《或问》的体例，设置问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体采用《章句集注》，但也有一些异同。例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一语，他认为箕子曾经居住在那里，直到今天礼义教化仍与中州相同，不能说那里鄙陋（案：郑汝谐《论语意原》已经先有这种说法，何异孙大概与之暗合）。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他认为指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中的“恶”字读去声：这些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至于“菉竹猗猗”，因为毛《传》有“绿，木贼”的说法，他便把“切磋琢磨”解释为用这种草来加工器物；“父母惟其疾之忧”，他说孟武伯这个人多忧虑，孔子以其他事情宽慰他，认为不必忧虑，只有父母的疾病才值得忧虑；“雍也可使南面”，他说孔子的这句话不合义理；“人皆谓我毁明堂”，他说当时七国都僭越建造明堂：这些就未免横生异说了。其他如认为《汲冢纪年》是淳于髡所作，认为《孝经》十八章的次序是唐玄宗确定的，更是凭空臆造、没有根据。其余解释《诗》的，多依据郑玄《谱》；解释《书》的，多依据蔡沈《传》；解释三《礼》、三《传》的，多摘取注疏。不过其中有些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来帮助初学者记诵，也不能说毫无益处。他评论赵岐注《孟子》说：“《六经》、《论语》、《孟子》，前后总共经过了多少人的训解，宋代儒者不过是汇集众说，寻求一个正确的归宿罢了。讲《易》就责骂王弼，讲《周礼》就责备郑康成、贾公彦，解释《尚书》就驳斥孔安国，未免太过分了。毕竟汉代儒者也有不少长处。赵岐在夹柱住了三年，才注成一部《孟子》，也应当体谅他的勤苦。”这尤其是持平之论。△《五经蠡测》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蒋悌生撰写。蒋悌生字叔仁，福宁州人。洪武初年，凭借通晓经学任训导。这部书是他在元代末年为躲避战乱、住在蓝田谷中时所作。嘉靖戊戌年（案：原序没有题年号，只说“戊戌”；根据序中“已过一百六十多年”的话推算，知道是嘉靖十七年），浮梁人闵文振纂修州志时，才从他的后裔宗雨那里得到稿本，于是作序刊刻。书前有洪武庚戌年蒋悌生的《自序》。全书《易》一卷、《书》一卷、《诗》三卷、《春秋》一卷。后面有闵文振的附记，说：“以上五经中，谈《诗》的最多，其次是《易》、《书》，谈《春秋》的最少，《礼记》已经散失残缺。现在仍题作《五经蠡测》，沿用旧名。”现在看这部书，有时载录经文，有时只标出章句的篇目；所说的内容有的用大字写，有的夹在注文中，体例完全不统一，大概还是没有完成的草稿。又《尚书·太甲篇》开头说：“《诗》、《书》、《小序》，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然而在此以前完全没有论述《诗》、《书》、《序》，可见不仅《礼记》散佚，《尚书》中也有脱佚。他解释《易》，多半斟酌程《传》和《本义》的异同。例如解释《颐卦》“虎视耽耽，其欲逐逐”，说大臣求取贤才以辅佐君主，就像老虎求取肉食一样，未免过于穿凿。解释“龙战于野”时，说坤卦的象不应称为龙，这个龙就是乾卦六爻之龙；阴气盛大而与阳相战，似乎会成为没有阳气的情况，所以称龙来说明阳气并非从未存在。这样立论就特别正大。他解释《书》，对蔡沈《集传》多有订正。解释《盘庚》时，怀疑其中有三章错简，未免因袭王柏的错误说法而加以扩展。至于《高宗肜日》，他说如果果真是高宗的事情，就应当称“王”，不应在开头称庙号；又采用邹氏音释的说法，认为是祖庚祭祀高宗，也不能说没有见地。他解释《诗》，认为《小序》固然有错误，但朱子对它的厌恶过于严厉；对于各篇的异同，力求在两家的说法之间持平。在元、明之间，可以说是卓然独立，不偏附任何一门。至于他把《鸤鸠》说成赞美周公的诗，认为它本是《豳风》的诗，错简后编入《曹风》，则又是臆断的旧习。《春秋》只解释“滕子来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孙于齐”、“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公及夫人会齐侯于阳谷”、“齐仲孙来”六条（案：“孙于齐”和“会禚”合为一条），而“仲孙”一条和“阳俗”一条的年月又颠倒了。他的说法并不很以胡《传》为依据。不过，他既说胡《传》不符合孔子编削《春秋》时的本意，又说圣人如果再生，也会取用胡氏的说法；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求它一一符合编削《春秋》的本意呢？可见他对于胡《传》仍处在半信半疑之间。总的说来，他居住在偏僻的深山中，很少见到古籍，因此考据引证不是他的长处；但专心研究、深入思考，往往也有自己的心得。名声虽比不上熊朋来，著作实际上却在熊朋来之上。△《简端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邵宝撰写。邵宝有《左觿》，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他读书有所心得，便题写在书简前端，日积月累逐渐增多；他的门人天台人王宗元把它们抄录合编成册，于是取名为“简端”。全书《易》三卷、《书》二卷、《春秋》三卷、《礼记》一卷，《大学》、《中庸》合为一卷，《论语》、《孟子》合为一卷。书前有邵宝《自序》。又有雍正壬子年华希闵的《重刊序》，说：“‘格物’这一义理，顿悟的人正想把一切都扫除。先生却说：格物就如同说穷理，理就是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的道理。不说穷理而说格物，是要把道理落实到实际事物上。”当时正盛行以良知为圣人的秘诀。儒者日益趋向玄虚，邵宝所学却独自笃实而不空疏，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全书的大旨，不外乎此。虽然他的学问还只是一步步趋近，尚未沉浸于经学深处，但马融、郑玄、孔颖达、贾公彦的学问到了明代几乎已经绝传；在二百七十年之内，研究古义的人稀少得像早晨的星星。到了明代中叶，狂禅之风泛滥，异说纷纷兴起，于是连宋代儒者的义理之学也失去了本旨。邵宝的札记虽然每条只有寥寥数语，但大旨归于醇正。赶快将它收录保存，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五经稽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睦撰写。朱睦有《易学识遗》，已经著录。据《明史·睦传》记载，他在万历五年被举为周藩宗正，主管宗学。他约定宗学生在三、六、九日的午前讲《易》、《诗》、《书》，午后讲《春秋》、《礼记》，即使严寒酷暑也不停止。他所撰写的有《五经稽疑》六卷。《艺文志》在记载朱睦《五经稽疑》六卷之外，又记载朱睦《春秋经传辨疑》四卷。他的《春秋稽疑》又有单独刊行的版本，分为四卷，于是与《明史》所称的《春秋经传辨疑》相合。考察朱睦《自序》，说：“我年轻时没有特别的爱好，只是用心于《六经》，曾经写作《春秋稽疑》，其余几经还没有来得及写。癸未年四月（案：《明史》称朱睦在万历五年被举为宗正，又过三年去世，那么他的去世应当在万历八年。癸未是万历十一年，与史文不合，怀疑是史书记载有误），我闭门谢客，于是取来另外四经，时时翻阅。有疑问的地方，就参考、订正各家说法而取其中道。边叙述边写作，得到若干卷。”

译按照他自己所说，完全没有提到《春秋经传辨疑》一个字。大概最初注释《春秋》四卷，题名为《经传辨疑》，先在世上流行；后来才完成《五经》，合成一部，统一改名为今名。著录的人各自依据所见的版本，于是把它分成了两部。《明史·睦传》只说他作《五经稽疑》六卷，没有提到《春秋经传辨疑》，是沿用了他最后确定的版本。《春秋》是他的初稿，大概倾注了全部力量来写。全书大旨取法于直截记载事情、善恶自然显现的原则。其中如误把邾仪父说成邾国受命的卿，大概沿袭程端学的牵强说法，没有想到晋国处父结盟一事，《春秋》自有书写成例，不免失于武断。然而对于“春正月”不书“王”，“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谭子”不书名，“柯之盟”不书日期，“祭叔来聘”不书使者等，他认为都是传写脱误，并非孔子有意删削。旁征曲证，足以破除穿凿附会的说法。又认为“穀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中的两个“朝”字应当作“奔”；“郑游速帅师灭许”的“灭”字应当作“入”。他又辨析《左氏》把“城小穀”解释成“城穀”的错误，以及《公羊》认为“晦不书事”的错误。这些说法精密核实的居多。《易》、《书》、《诗》、《礼》的论述则很简略。《易》多处错误地采用了郭京的版本。此书既把古文当作可疑之文，又认为《大禹谟》《皋陶谟》篇首的话是后人增添的；还采用程子的说法，引“文命允迪”这段文字来驳斥“放勋”不是帝尧名号的说法，也颇有自相矛盾之处。《诗》大多采用《小序》，也没有多少新的义理。《礼》对于后世儒者增补的文字，辨析得颇有见地。但篇末附上所制定的八条规则，则是自古以来讲说经书从未有过的体例。考虑到它考订古义，时时还有可取之处，所以也一并著录。抄本没有分卷，现在大致依照篇页编排，把四经各编为一卷，《春秋》编为两卷，仍与《明史》所记的卷数相合。△《经典稽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耀文撰写。陈耀文字晦伯，是确山人。万历庚戌年考中进士，官做到按察司副使。此书选取汉、唐以来与宋儒说法不同的经学见解，分条辑录。上卷讲《四书》，下卷讲《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先儒的专门之学各有师承，并不是凭空臆说。陈耀文想保存各经的古训，但本应只采录郑、王、贾、孔等人的遗说，不应杂入明人的议论。又如“宰予昼寝”一条，只采用《七经小传》所说“寝”是内寝的解释，却没有引用《资暇集》所载梁武帝绘制寝室图的一条材料。“窃比老彭”一条，只采用《经典释文》所引郑玄“老，是老聃；彭，是彭祖”的说法，却没有引用《礼记疏》《文选注》所载郑玄“老聃是周代太史，彭是彭咸”的一条注释。“乾，元亨利贞”一条，只采用《子夏传》所说“始、通、和、正”的解释，却没有引用《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的解释：“开始叫元，遂成叫亨，增益叫利，不偏私叫贞。”这类情况很多，也未免遗漏过多。又如《周礼》详细收录宋、元诸儒驳斥的言论，反而徒然引起纷纷争论；《孟子》又详细收录《笔谈》所记王圣美关于为何反而会见梁惠王的说法，就更流于诙谐戏谑了。大概陈耀文因为当时科举应试之士拘守一隅，所以稍加搜集各种异同来保存古义，并不一定每一条都完全遵从它们，因此所采内容也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然而嘉靖、隆庆年间，心学兴盛而经学衰落，陈耀文却能远加搜求，潜心研究训诂，也可以说如同空谷中难得听到的足音了。△《钦定繙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翻译《四书》，接着翻译《易》《书》《诗》三经，随后又翻译《春秋》《礼记》二经。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圣贤典籍用国书翻译的著作已经灿然完备。考察郑樵《通志·七音略》说：“宣尼的书，从中国向东到朝鲜，向西到凉、夏，向南到交阯，向北到朔易，都是我国过去的封域。因此，在这些故封之外，宣尼的书就无法流通。为什么瞿昙的书能够进入诸夏，而宣尼的书却不能传到跋提河呢？是声音的道路有障碍罢了。”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但文字的声音，越过几个郡，读音就可能不同；文字的义理，无论纵向贯通古今，都没有不同；横向推及四海内外，也没有不同。只要能够阐明它的旨意，用语言加以沟通，自然会有像符节相合那样的契合，又哪里会被声音所阻碍呢？考察《隋书》记载，魏氏迁都洛阳后，还不能通晓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用本族语言翻译《孝经》的义旨，教给国人，称为《国语孝经》，《经籍志》记载此书为一卷。这是古人已经实行过的事。只是当时他们的学问和见识都还没有窥见六艺的深奥，所以能够翻译的仅仅是文句浅显的《孝经》，至于各经则还没有涉及。我朝在东土兴起，创制十二字头，贯通一切声音；又御定《清文鉴》，把字联结成词语，概括一切义理。其精微巧妙，实在是小学家从未有过的。因此六书的形、声、训诂，都可以类比贯通。又自列圣以来，表彰经学，天下随之兴起，无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更不是前代所能比的。因此先翻译《四书》，作为初学者入门的津梁。至于《五经》：《易》则略去象数方面的痕迹，揭示其中的吉凶；《书》则疏通艰深曲折的文辞，使之归于明白浅易；《诗》则曲折摹写诗中的咏叹，使字句之外的寄托也可以想见；《春秋》则细密核对文字的异同，使一个字所包含的褒贬都清楚显现；《礼记》则对名物、度数详细考订，对精微的义理和著名的言论务求推求准确，尤其足以打破讲经家的纷争。大概先儒解释经书，大多拘守经文，所以拘泥而少有贯通；这部书解释经书，则疏通其中的意义，所以明白而没有错误。它不标立笺传的名目，也不采用注疏的体例，但在言辞轻重之间，自然契合删定、著述的深微旨意，这是有其原因的。

译学者遵守这一部书，有的凭借经书的义理来通晓国书，使文字相同的圣化传播到四方；有的凭借国书来通晓经书的义理，使阐明大道的遗编彰明于万世。它对文教的助益，都极其重大。即使是尧帝的文章、尼山夫子的删定，又怎么能超过它呢！△《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原书题作“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详细考察它的序文，大概是山井鼎先编成《考文》，物观补充了其中的遗漏。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检验它的版式和纸色，大概是日本国刊刻的。全书分为：《易》十卷，《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把《孟子》另列在《七经》之外，考察日本从唐代开始与中国交通，或许仍然沿用唐代的制度吧？书前有《凡例》，说该国足利学有宋刻本《五经正义》一部，又有《古文周易》三部、《略例》一部、《毛诗》二部、皇侃《论语义疏》一部、《古文孝经》一部、《孟子》一部。又有足利本《礼记》一部，以及《周易》《论语》《孟子》各一部。还有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年间的《十三经注疏》本。崇祯本就是汲古阁本。它的体例是先列《经》，其次《注》，再次《疏》，最后《释文》，专以汲古阁本为主要依据，再用各个版本考察它们的异同。全书共有五类项目：一是《考异》，二是《补阙》，三是《补脱》，四是《谨案》，五是《存旧》。按书中所说，古本是唐代以前博士所传的本子；足利本则是日本足利学刊行的活字本。如今都已经没有可以考信的依据。书中所说的宋刻本《五经正义》，现在拿毛居正《六经正误》和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引用的宋本来参校。例如《尚书·益稷篇》注文“粉若粟冰”，《六经正误》引用绍兴本作“粟冰”，监本作“粟水”，兴国军本作“粟米”，现在汲古阁本作“粟冰”，而此书不引用“粟水”“粟米”这两条；《毛诗·鸱鸮章》“予尾翛翛”，《经传沿革例》引用监本、蜀本、越本作“脩脩”，现在汲古阁本作“翛翛”，古阁本作“矛尾翛翛”，而此书不引用“脩脩”这一条；《生民章》笺文“訏谓张口呜呼”，《经传沿革例》引用余仁仲本，“呜”作“鸣”，现在汲古阁本作“呜”，而此书不引用“鸣”字这一条；《春秋左氏传·隐公四年》“老夫耄矣”，《六经正误》引用潭本，“耄”作“耄”，现在汲古阁本作“耄”，而此书不引用“耄”字这一条。《襄公三十一年》“夭厉不戒”，《六经正误》引用临川本，“夭”作“天”，现在汲古阁本作“夭”，而此书不引用“天”字这一条；《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经传沿革例》引用蜀大字本、兴国本，“偏”作“遍”，现在汲古阁本作“偏”，而此书不引用“遍”字这一条：这些都与毛居正、岳珂二人所说的宋本不相符，不知道它所依据的宋本究竟出自谁家。然而，例如《周易·小过》九四爻辞注文“不为责主”，此书引用宋刻本，“责”作“贵”，与《六经正误》所引善本相合。又如《春秋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此书引用宋永怀堂本，“级”作“伋”，与《六经正误》所引兴国本相合。《昭公二十四年》注文“不佞献王”，此书引用宋刻本，“王”作“玉”，与《六经正误》所引临川本相合。《僖公三十一年》注文“济水荥阳东过鲁之西”，此书引用宋永怀堂本，“荥”作“荧”，与《经传沿革例》所依据的善本相合。《僖公二十三年》“怀其安，实败名”，此书引用宋永怀堂本，“其”作“与”，与《经传沿革例》所引用的监本、蜀本以及各善本相合。《礼记·曾子问》注文“则卒哭而致事”，此书引用宋刻本，“则”作“周”；《丧服小记》“殇无变文不缟”，此书说“缟”是“缛”字的错误。它们都与《经传沿革例》所引用的兴国本相合。考察《经传沿革例》所记载的二十一种宋刻本，其中大多没有附《释文》，附有《释文》的只有建本和蜀中大字本。此书所载宋刻《毛诗》《左传》单独附有《释文》，那么或许是监本和蜀中大字本吧？又山井鼎说足利本统括了古本，而它所引用的古本，如《尚书·舜典》注文说“使各陈进治理之言。古理作礼”，《六经正误》所引用的监本也说“理”作“礼”，由此可知古本并非毫无根据。至于它所校正的《释文》错误，多称为“元文”，却不知道“元文”是哪一种本子。现在拿通志堂刊刻的本子来考察，逐条都相合。大概在徐本问世以前，这部书已经传入日本了。欧阳修作《日本刀歌》说：“徐福出行时秦书尚未焚，遗留下来的书一百篇至今还在。”现在考察此书所列的《尚书》，与中国的本子没有不同。又明代丰坊伪造各经，都声称是海外传来的本子。现在考察此书，与丰坊的伪本也没有一处相同，这也足以消除延续千年的疑惑了。△《九经误字》一卷（内府藏本）

译本朝顾炎武撰写。顾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经著录。此书认为明代国子监刊刻的各经文字有很多讹误脱漏，而坊间刻本的错误又比监本更严重，于是考察石经以及各旧刻本，编成此书。其中摘录的监本、坊本错误，各经还不过一两个字，只有《仪礼》的脱误比各经严重得多。例如《士昏礼》“视诸衿鞶”之下脱去“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字；《乡射礼》“各以其物获”之下脱去“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燕礼》“享于门外东方”之下脱去“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馈食礼》“长皆答拜”之下脱去“举觯者祭，卒觯，拜，长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振之三”之下脱去“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此外脱去一两个字的地方，还有二十处。都依靠顾炎武这部书校明，今天的本子才能补正，那么对于典籍来说不能说没有功劳。只是它所引用的石经“子朝奔郊”四字，字体与唐代的不像。考察《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说：“王师驻扎在京楚，辛丑日攻打京。” 注文说：“京楚，是子朝所在的地方。” 又考察《昭公二十三年》说：“王子朝进入尹地。”注文说：“从京进入尹氏的城邑。”这样看来，子朝并没有逃奔郊外的事情，这四个字显然是王尧惠等人擅自增入的。顾炎武也再次采录了它们，未免有拘泥古本的过失；但不能因为这一点过错就掩盖全书的价值。△《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毛奇龄讲说经书的言论，由他的门人记录编成。全书都是一问一答，所以题名为“经问”。后面的三卷，是他的儿子远宗补录的。其中有：论述褚师声子不解袜；论述肃容、肃揖、肃拜三者的区别；论述妇女不称敛衽；论述稽首、顿首的误用；论述杜预注释丘甲的不当；论述《仪礼》出于二戴，《礼记》不出于二戴；论述甘盘没有逃遁到荒野；论述姓分为氏、氏分为族；论述以字作为氏，不一定要用王父之字；论述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后嗣，驳倒汪琬关于弟弟继承兄长的说法；用《史记·诸侯年表》订正《赵世家》关于屠岸贾的错误记载；认为卫宣公没有与夷姜通奸的事情；认为《孟子》记载齐、楚攻打宋国时，宋国还没有灭掉滕国；认为《春秋》中桓公一事有多处缺文；论述公行子有儿子的丧事；论述微子、微仲；论述郑康成错误地把剿说注成雷同；论述孔子不是代理相国；论述孔子到周不是昭公二十四年的事；论述畏厌溺；论述鲁鼓、薛鼓并非没有文辞；论述媒氏禁止迁葬和嫁殇；论述子文三次出仕、三次被罢免；论述束缚牲畜并载录盟书。这些都证据和佐证分明，可以称得上精审核实。至于其中所排斥的人，例如钱丙、蔡氏之类，大多隐去姓名；点名攻击的，只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因为这三人都博学而享有重望，足以作为攻击对象，其他人则不值得一提。他的傲慢轻视可以说已经十分过分。李塨《序目》说：“仁和汪祭酒曾经写信答复别人，说西河讲论经书，始终看不出有不合义理的地方。似乎郑康成、杜预、孔颖达、贾公彦这些人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处，而西河随问随答，没有一处不是正确的。他对西河推崇到了极点。”而他凭借辩才争胜，务求在一时之间取悦取胜，不肯平心静气地衡量义理，这一点也可以从这里看出。真可以说是表面不说而内含褒贬了。然而凭借马融、郑玄那样的博通，再加上苏秦、张仪那样的口才，确实足以使老儒宿学变色失措，本来不能说不是豪杰之士。△《十三经义疑》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吴浩撰写。吴浩字养斋，是华亭人。此书取各经的笺注，标出其中可疑的义理，考订功夫颇为勤勉。例如季本《读礼疑图》认为一万人为一军，吴浩沿用了他的说法。对于《诗》“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他不采纳郑玄《笺》把它解释为举出成数的说法，而引用《司马法》“又以一乘总三十人”，确定一千乘应当是三万人，并怀疑贾公彦《疏》把这种说法附会成畿内制度。现在考察《大司马》说：“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小司徒》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天子和诸侯采用相同的制度。《小司徒疏》说，《司马法》所说“每成方百井，有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直到“同方百里，有一万井、三万家，革车一百乘，士一千人，徒二千人”，是天子畿内采地的制度。又《司马法》所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则是畿外诸侯国的制度。这就是周代确定的制度。《齐语》说：“管子治理国家，五家组成一轨，所以五人为伍。十轨组成一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四里组成一连，所以二百人为卒；十连组成一乡，所以二千人为旅；五乡组成一师，所以一万人为军。”韦昭《注》说：“一万人为军，是齐国的制度。” 周代则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这是《春秋》列国制度的变通。僖公时期的《颂》正值齐桓公时代，也许当时已经采用齐国的制度，这也未可知。浩据此怀疑《周礼》，是不对的。浩又在《仪礼·聘礼》中引用崔灵恩的说法，认为诸侯有三卿，司徒兼任冢宰，司马兼任宗伯，司空兼任司寇。诸侯虽有正卿，却仍不敢称“大”。《史记》说鲁国任孔子为大司寇；如果这样，难道鲁国也有像天子那样的六卿吗？宋是二王之后，所以有大司马。楚国设置大司马，也是因为僭越称王。现在考察《管子·王言篇》说：“甯戚治理粟政，使土地的利益得到充分发挥，于是立为大司徒；王子城父任大司马。”可见春秋时期诸侯的正卿明确可以称“大”，而称大司马的又不只是宋、楚两国。又《左氏传》说：“向为人任大司寇。”这样看来，宋国称“大”的官职又不只是大司马。鲁国的司寇是司空兼任的官职，本来不是正卿，也许只能称司寇；笼统地说诸侯的正卿都不能称“大”，也是没有考察清楚。又《周礼》说“于是设置春官宗伯”，郑玄《注》引用“夏父弗忌为宗人”。

译浩认为，《春秋内传》《春秋外传》都写作“我为宗伯”；宗人虽然也是掌管礼仪的官员，但地位低、权力轻，怎么能够擅自举行逆祀呢？现在考察“宗人”这个名称，实际上通用于上下各级。《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说：“派宗人衅夏献上立夫人的礼仪。他回答说：没有这种礼仪。哀公发怒说：你是宗司。” 称之为“宗司”，可见并不是低微的职位。又《文王世子》说：“公族在宗庙之中，便如同在外朝的位次。宗人按照爵位和官职授予职事。”《注》说：“宗人掌管礼仪以及宗庙之事。”这与郑玄《周礼·大宗伯注》所说“宗官掌管国家的礼仪及其祭祀”相合。又《大戴礼·诸侯迁庙》说：“斋戒时，祝、宗人以及随从者都斋戒，宗人担任摈相。”这与《周礼·大宗伯》所说掌管天子的傧相相合。郑玄把宗伯解释为宗人，大概就是根据这些材料。这是天子、诸侯的宗人。《鲁语》说：“公父文伯的母亲想为文伯娶妻，宴请他的宗老。”韦昭《注》说：“宗，就是宗人。”《晋语》说：“范文子对他的宗祝说。”韦昭《注》也说：“宗，就是宗人。”这是卿大夫的宗人。浩认为宗人地位低、权力轻，是把卿大夫的宗人与天子、诸侯的宗人混为一谈了，考证相当疏漏。其他方面，例如解释《左传》“得祏于橐中”，认为大夫、士也有主，这与蔡谟的说法相合；但他又引用《说文》“大夫以石为主”，则是前代儒者所引用的材料之外另有发挥。他解释《尔雅》“昏，强也”，认为“昏”应当写作“昬”。《尚书》说“不昬作劳”，“昬”读作“闵”，与“暋”相同，意思是强悍。又《尔雅》说：“夏日复胙。” 郭璞《注》说：“没有看到它所出自的文献。”浩引用《穀梁传》杨士勋《疏》的话说：“复胙，就是恢复前一天的礼仪。” 《有司彻》贾公彦《疏》说：“复胙，就是恢复昨天的胙祭。”这些说法都可以补充郭璞的《注》，他的说法也颇有可取之处。大概他对于注疏之学虽未能贯通融会，但在研究考证方面确实有根基。与那些抄袭语录、腹中空空却谈论经书，只凭夸大的言辞主观臆断的人相比，他远远胜过他们。△《九经古义》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国朝惠栋撰写。惠栋有《周易述》，已经著录。此书所解释的，共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其中《左传》六卷，后来改名为《补注》，另行刊刻，所以这里只存其余九经。所谓“古义”，是汉代儒者专门从事训诂的学问，其中能够考察并见于今天的内容。古代用漆书写在竹简上，传抄十分困难；师徒之间相互传授，多通过口头讲解，因此往往同音而异字，辗转传写后分歧很多。后来六书逐渐滋生，形声字日益完备，对细微差别才有了详细辨析。古人的字数不多，常常借用同音字。沿袭流传下来，便形成了通用假借字这一门学问。谈论经书的人不考察这些字的源流，常常用近代的形声字来探究古书的义旨，穿凿附会，大多由此而起。所以士人生于唐、宋以后，执笔作文，动不动就使用奇异古字，反而由今返古，这叫作扰乱常规。至于阅读古人的书，则应当先通晓古人的文字，这样才可以明白文句，逐步求得义理。惠栋写这部书，都是搜集旧文，互相参证。其中有些地方由于博爱广取、喜好奇异，不能割舍，如《易》的《需卦》，依据《归藏》写作“溽”；这与《象传》所说饮食的意义固然相合，但与爻辞中的“需泥”“需沙”在意义上却不协调。《尚书》的“曰若稽古”，采用郑康成的解释，实际上是把“古”训为“天”，经典中并没有其他证据。《仪礼·士昏礼》的“皇舅某子”，申述《注》《疏》以及张子、李子的说法，驳斥顾炎武的观点；实际上《春秋传》所谓男女辨别姓氏，指的是婚姻关系，并不是称号。《礼记·檀弓》的“子夏丧明”，汉代《冀州从事郭君碑》写作“丧名”，这确实是通假字；他却引用《尔雅》“眼睛上方叫名”，认为“名”是眼珠，实际上眼珠并不在眉目之间。《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蔡邕所书石经把“弑”写作“试”，并引用《白虎通》来证明，这已经属于附会；又引用《荀子·议兵篇》“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一句作证，实际上这里的“试”字又是另一种意义，蔡邕所写的字并不是由此而来。《成公二年传》“是土齐也”，把何休《注》的文字作为正确解释，却引用《周礼》《司马法》把“土”解释为“杜”；实际上“尽东其亩”本来就不是为了堵塞邻国的交通。《论语》的“咏而归”，依据郑康成、王充的说法，把“归”解释为“馈”，实际上在风雩之礼中并没有馈祭的道理。像这类地方，都不免曲意迁就古人的说法，失于拘泥。又如依据《周礼·牛人》认为“任器”二字出自经文，而不是出自子书、史书，驳斥宋祁《笔记》的错误；这类内容与说部相同，和经书训诂没有关系。他引用《荀子》《墨子》来证明《学记》的“撞钟”，引用《荀子》来证明秦穆公能够改变，引用《墨子》来证明许止没有尝药，引用杨方《五经钩沈》来证明《论语》所说的生而知之；这些也都是牵引旁枝材料，与训诂无关，未免举例不纯。然而除了这几条以外，大体上都能追溯根本，精审核查的地方很多。与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等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国朝郑方坤撰写。郑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这部书杂采前人解释经书的文字，共分为《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合为一卷，《四书》合为一卷。因为多取自各种说部，所以命名为“稗言”，就像正史之外另有稗官一样。汉代传授经书，专门师承、分别授受，除师承所传以外，很少肯从旁征引。因此研究这部经书的人，往往不通晓其他经书；即使在一部经书之中，这一位老师的训诂，也不与其他老师的训诂相通。专一而不杂，所以能够精通。自郑玄贯通六艺，参互考察，旁及纬书，也多有采集取用，考证之学才由此开始。

译宋代诸儒中，只有朱子穷究典籍，其余研求经义的人，大多以义理作判断，不太认真读书。因此当时博学的人，多跟随这一风气去探索旧文，搜罗散佚，举出古义来补足缺漏。于是汉儒的考证之学，便散见于杂家笔记之中。宋代的洪迈、王应麟，明代的杨慎、焦竑，国朝的顾炎武、阎若璩，都是其中尤其著名的人。穷究经书的关键在于讲明大义，获得立教的精髓，本来不以搜求奇异秘密为长处。然而有时名物训诂不明，事迹、时代、地点未经考察，便会出现凭空臆说、违背圣人本旨的情况。诸人在汉学散失之后，搜集保存其中一线遗绪，也未尝不是留下了供祭祀的少牢。只是各家没有专门谈论经书的著作，篇章卷帙繁多，很难查找。方坤能够汇集众说，按类别编排，因而对考核经义很有帮助。特意著录保存它，也有如朱子注《中庸》而不废弃沈括《梦溪笔谈》的意思。△《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沈廷芳撰写。沈廷芳字椒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这部书校正《十三经注疏》，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相互参照考证；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标准。全书包括《周易》三卷、《尚书》五卷、《诗》十四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一卷、《礼记》十五卷、《左传》十卷、《公羊传》四卷、《穀梁传》二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一卷、《尔雅》三卷。考察各经《正义》，宋代端拱、咸平、景德年间曾相继校正，但版本已经久佚。明代以来公私刻版，也有依据宋本刊刻校正的，但校勘结果往往不同。沈廷芳这部书，每条先标出所据版本的原句，然后在下文疏辨其中的讹误；凡是依据某一版本改动的，也一一明确标出。有尚未确定的地方，就保留疑问。有时依据某人的说法，也附在后面。对于形声和六书，尤其考究详细。然而文字由籀文改为篆书，篆书又改为八分书，再改为隶书，偏旁和点画有的沿袭、有的变革，不能局限于许慎所叙述的内容。而且经师口头传授，各自依据专门师承。《春秋》有三《传》的异文，《诗》有四家传本的不同字形；假借字和通用字又交错出现其中。所以“曰若”“越若”，《尚书》本身就不相同；“桑葚”“桑椹”，《诗经》也各有不同写法，这是同一部经书内部本来就有的差异。《周礼》的“篡”不能与《周易》的“筮”相通，《仪礼》的“庿”不能与《礼记》的“庙”相通，这是各部经书彼此不相协调的地方。郑康成屡次称引旧书，陆德明又多次引用别本，更不必说了。因此这部书所列举的内容，有时有所遗漏，有时有所拘泥，还不能做到丝毫没有遗憾。至于参照考察各种版本，检验六书，订正刊本的讹误，消除经生的疑惑和混淆，注疏对于圣经有功，这部书对于注疏更有功。与那些训诂尚未明白却自称能够穷究义理的人相比，其中确实有空谈与实学的区别。△《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程川编纂。程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这部书成于雍正乙巳年，是程川在敷文书院肄业时刊刻的。它取《朱子语录》中谈论《五经》的内容，按州分类编排，再各以同类归并，以便参考。全书《易》四十卷、《书》九卷、《诗》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从前朱子的孙子朱鉴曾辑录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辑录《诗传遗说》六卷；国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但《书》和《春秋》始终没有专书。只是各家引用散见的文字，据此折中各家说法而已，而且其中各自按照意旨取舍，不能完整看到朱子的全部说法；又没有注明由哪一家、哪一年记录，也就无法考察各说的异同以及先后缘由。黎靖德编纂的《语录》虽然汇集得没有遗漏，但没有逐条加以诠释编次，也很难突然理清头绪。程川这部编书，每部经都把总论放在前面，接着讨论旧说的得失，其余内容则按照经文顺序编排；并且在每条下面注明记录者，在开头一条还注明年月以及朱子当时的年龄。条理分明，分析得极为清楚。虽然其中有些记录可能失实，前后偶尔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没有逐一辨明；然而将同类内容相互参看，彼此校勘，其得失也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三《礼》篇末附缀《大戴礼记》，看起来似乎不相称。考察这部书，历代史志都把它著录在礼类中。史绳祖《学斋佔毕》说，宋代曾经把《大戴记》并列在《十三经》末尾，称为《十四经》。虽然史绳祖没有说明是在宋代哪一朝，但料想不是虚妄之说。而且它的文字与三《礼》有许多相互出入之处，可以作为参考材料。附录在篇末，也不能因此怀疑它是泛滥收录。△《群经补义》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国朝江永撰写。江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这部书取《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中庸》《论语》《孟子》九经，随笔加以解释，末尾附有杂说，其中很多内容补充了注疏所未涉及的地方。只是有过分纠正郑玄说法的地方，例如《礼记补义》说：“主通常在室内，朝事虽然把尸引出户外，而主不移动。所以说：‘在室内告诫祝官，在堂上安置尸。’堂上有尸而没有主。《大司乐职》说：‘尸出入时，就命令奏《肆夏》。’而《司巫》中没有主出入时奉主的文字。”现在考察《郊特牲注》说：“朝事时把尸引到户西，面向南。铺设神主席位，面向东。取牲的膟膋在炉炭上烧灼，把肝在郁鬯中洗涤后焚烧。捧入室内以告祭神，又拿出来洒在主上。

译主人亲自割制那块肝，这就是所谓制祭。当时尸把祭品放在笾豆中，到进献熟食时，才又把主引入室内的奥位。尸前来登席，从北面坐在主的北边。”康成这段《注》虽然不见于经传，但一定有所依据。现在江永说尸坐在堂上，那么堂上就没有主；却不知道下文说“直接在主前祭祝”，指的正是进献熟食时。《经》也只说“在主前祭祝”，不说“在尸前祭祝”，难道也能说进献熟食时尸不在室内吗？大概说“室”就概括包括主，说“主”就概括包括尸。《经》用互文来表明意义，大概是为了说明尸与主不能分离。何况《大司乐》说“尸出入时奏《肆夏》”，《注》解释为在宗庙中出入。如果只根据在宗庙中出入这一点，那么《曾子问》说“主出庙、入庙一定要清道”，就不能因为《司巫》没有说主出入而不相信《曾子问》。《公羊传》说：“祫祭时，已经毁掉的宗庙之主陈列在太祖庙，尚未毁掉的宗庙之主都升入太祖庙，与太祖合食。周代祭祀时轮流向六尸献酒，那么已经毁庙的宗庙有主而没有尸。如果按照朝践的仪节，只有尸在堂上，而各主都在室内，那么毁庙的宗庙之主就不能参加朝践之礼了。” 《曲礼》说：“把它安置在宗庙中，树立神主。称为帝主，是用来辨识世系的。尸所在之处，要根据主来辨别昭穆，所以尸与主不能分离。”《白虎通》说：“主是神灵所凭依的。”《淮南子》说：“神灵所凭依的是尸。”如果主在室内而尸在堂上，那么在朝践这一节，神灵一方面凭依堂上的尸，另一方面又凭依室内的主，分散而没有统属，这不是用来显示精神专一的方式。《论语补义》又说：“鲁国的禘祭在秋尝之时举行。周正的秋季，实际是夏历的月份，所以《明堂位》说‘季夏六月，在明堂祭祀周公’。”现在考察《闵公二年》：“夏五月，在庄公举行吉禘。” 《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大事。” 《宣公八年》：“夏六月，在太庙举行祭祀。”《昭公十五年》：“二月，在武宫举行禘祭。” 《定公八年》：“冬，在僖公庙举行禘祭。”据此可见，鲁国的禘祭四季都举行，不能拘泥于秋尝的月份。《明堂位》说：“季夏六月，按照禘礼在明堂祭祀周公。”《杂记》说：“孟献子说：‘正月夏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七月举行禘祭，是孟献子制定的。’”所谓七月夏至，就是夏历建午之月，那么六月实际上是建巳之月，按周正应当属于夏季，不属于秋季。永既然依据《明堂位》把六月定为禘祭之月，却又把六月作为周正的秋季，那就是把六月当成建未之月了。同样是鲁国的记载，记述正月、七月时称夏至，使用的是周正；记述六月时又使用夏正，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永又引用《祭统》“内祭则大尝禘”，认为书中把“禘”写在“尝”之后，说明大禘在尝祭之月。不知道“禘”写在“尝”之后，不过是错列词序，就像《左传》说“烝、尝、禘于庙”，尝在禘之前，却因错列而说成“禘尝”一样。这样看来，《经》文中“尝”在“禘”之上，原本并不是说禘祭在尝祭之月。永又引用《鲁颂》“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作为禘祭在尝祭之月的证据。他不知道毛《传》说：“诸侯夏季举行禘祭，就不举行礿祭；秋季举行祫祭，就不举行尝祭；只有天子兼行这些祭祀。”郑《笺》说：“秋季举行尝祭，夏季则饲养祭牲。”可见毛、郑都不认为这一节说的是禘祭。如今依据《鲁颂》认定禘祭、尝祭在同一个月，尤其不妥。然而，其他各条却典据确凿，不可磨灭。例如《尚书补义》把西海解释为青海，认为西海郡虽然始建于王莽时期，但《山海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可见西海这个名称很古，并不是始于王莽。《春秋补义》认为，在兄终弟及、宗庙昭穆相承的时代，天子、诸侯不能超出四亲范围，但昭穆之庙不必限制在四代以内，并且驳斥万斯大所依据的明堂五室之说。又认为春秋时期兵、农已经分开，引用《管子》“把国都编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公统率五乡，国子、高子各统率五乡”。这就是说，当时齐国的三军全部出自靠近国都的十五个士乡，郊野边远地区的农民不在其中。《论语补义》认为，先儒说麻冕用三十升麻布制作，每升布为八十缕，三十升就是二千四百缕。布一尺二寸，能够容纳一千二百缕，朱子已经说它极其细密，如今的细绢，怎么还可能加倍达到二千四百缕呢？这样看来，麻冕也不过用十五升麻布罢了。这种辨析尤其精确严密。其他如《禹贡》的地理、《春秋》的朔日和闰月，也都考证周详，对《经》文和注文的意义都有所阐发，当然不是空谈者所能比，也不是靠搜集零碎材料来炫博者所能比的。△《经咫》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陈祖范撰。陈祖范字亦韩，又字见复，常熟人。雍正癸卯年会试中式为举人，未能参加殿试。乾隆辛未年被荐举为经学人才，特赐国子监司业的官衔。这部书都是他解释经书的文章。书名叫“经咫”，取自《国语》中晋文公“咫闻”的话。陈祖范被荐举时，曾抄录此书进呈御览；这就是他的门人归宣光等刊刻的本子。全书《易》七条、《书》十二条、《诗》七条、《春秋》十三条、《礼》六条、《论语》十三条、《中庸》二条、《孟子》十条，又把与《礼》义有关的杂文八篇列在《礼》之后。他论《书》不采用梅赜本，论《诗》不废弃《小序》，论《春秋》不采用义例，论《礼》不以古代制度违背人情，都是通达的见解。《原序》称：“文章不离开《六经》《四书》，论说不夹杂支离怪僻之意。”与萧山毛奇龄专门攻击前人相比，虽同样是解释经书，纯正与驳杂显然不同。如今考察这部书，例如他驳斥《公羊传》“弟为兄后”的说法，却采用其中“母以子贵”的文句；

译他驳斥婚礼不告祭宗庙的错误说法；对《论语》“无所取材”，主张郑康成关于“桴材”的解释；认为甯武子没有来得及在卫文公时出仕；认为“瓜祭”不是“必祭”，以及“政逮大夫四世”等说法，采用毛奇龄观点的地方不胜枚举。只有对《古文尚书》明显提出了不同意见。陈祖范学问笃实，必定不是剽窃他人著作的人。或许是因为毛奇龄的著作气势凌厉、叫嚣张扬，肆意毁谤他人，陈祖范不愿阅读，所以不知道这些说法原先已经有人提出，只是偶然暗中相合罢了？然而，像毛奇龄的经学著作认为诸贤配享是多余之事，又认为学宫祭祀文昌、魁星有道理，这些说法陈祖范始终没有采用。△《九经辨字渎蒙》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沈炳震撰。沈炳震是归安人。这部书校订《九经》的文字。第一卷为《经典重文》，收录“翩翩”“坎坎”一类重叠词。第二卷为《经无重文》，收录“褫”“豮”一类字。第三卷为《经典传讹》，如《文言传》“重刚而不中”一句，“重”字《本义》怀疑是衍文；又如《象传》“履霜坚冰”，《魏志》作“初六履霜”等。第四、第五卷为《经典传异》，把注疏本列在上面，把石经的不同文字列在下面。各书所引用的异文，也一并附录。第六卷为《经典通借》，如“君子以顺德”一句，“顺”字王肃本作“慎”；“磐桓，利居贞”一句，“磐”字《释文》说“一本作盘”等。第七至第九卷为《先儒异读》，如《易》“大人造也”一句，“造”字刘歆引用时作“聚”；“君子体仁”一句，“仁”字董遇本作“信”等。第十卷为《同音易义》，如“彖”字本义训为猪奔走，而《易》中的“彖”则训为判断；“毒”字本义训为危害，而王弼注《师卦》“毒天下”时训为役使等，但字音不变。第十一卷为《易音易义》，如“元亨”的“亨”字，在“王用亨于岐山”一句中读作“飨”；“乾坤”的“乾”字，在《噬嗑》“乾胏”一句中读作“干”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 这一卷连字音也一并改动了。又附录《异字同义》，如《易》的“鼫鼠”就是《诗》的“硕鼠”；《易》的“臲卼”就是《书》的“杌”等。第十二卷则是《注解传述人》。书中排列、考索材料相当细密，可以根据文字的异同，研究训诂的是非得失，对经学颇有帮助。只是末卷《注解传述人》全部抄录陆德明《释文》所记载的内容，没有任何考证，只是勉强充满篇幅，实在没有可取之处。至于其中像骈拇、枝指那样的多余部分，姑且置之不论也就可以了。△《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余萧客撰。余萧客字仲林，长洲人。这部书辑录唐代以前诸儒的训诂。开头是《叙录》一卷，其次为《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一卷、《穀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共三十卷。但《叙录》《周易》《左传》各自又分出一子卷，实际上是三十三卷。自从宋学盛行以后，唐代以前的训诂传本大多遭到抨击，相关书籍也日渐散亡。到了明代，说解经书的人于是凭个人臆见空谈，有的甚至脱离规矩法度。清代儒学昌明，士人重视实学，又恰逢我皇上考察古代、崇尚文教，下诏校刊《十三经注疏》，颁行天下，使风俗教化相互观摩，凡是著书立说的人都争相奋发，力求赶上古人。余萧客这部书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叙录》详细记述先儒的姓名、爵位、籍贯以及所著义训。凡书籍尚存的，不收录；有书名但其说已经失传的，也不收录。其余则从各家经解的引文，旁及史传、类书中搜集，凡唐代以前的旧说，只要有片言只语可以考见的，都列出书目。即使只有人名而没有书名、只有书名而没有人名的，也都登记。又按照传文依附经文的次序，钩稽排比，逐一注明所出自的书籍。还仿照《资暇集》《龙龛手镜》的体例，同时注明所引书籍的卷数，以表示有所依据。至于经文的异同，都用北宋精善本参校，订正前明监本的错误和缺漏。《自序》说，著作始于己卯年，壬午年完成稿本。日夜亲手抄录，几乎到了左眼青盲之后才编成书帙。他用力也可以说很勤苦了。至于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日本还保存着完整的一部。另外，唐代史徵的《周易口诀义》，如今《永乐大典》中还保存着残余的说解。这部书把皇侃的著作列为亡佚之书，却没有采录史徵的著作。大概海外的书本当时还没有传到中国，而天禄阁的珍藏又收藏在清秘之处，不是下层贫寒儒生凭自己的力量能够看见的。不过，就余萧客所能接触到的材料而言，他的搜集也可以说相当完备了。

译○附录 △《古微书》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孙瑴编。孙瑴字子双，华容人。考察刘向《七略》，其中没有著录纬书。然而民间私下相互传习纬书，自秦代以来就已经存在。不仅卢生进献的书中可以见到《史记·秦本纪》所载的内容，就是吕不韦《十二月纪》说某项政令失误就会有某种灾祸到来，伏生《洪范五行传》说某件事情处理失误就会出现某种征兆，也都是谶纬之说。《汉书·儒林传》说孟喜得到《易》家关于候察阴阳灾变的书，这是更明确的证据。荀爽说谶纬起于哀帝、平帝时期，是根据它盛行的时间来说的。《隋志》著录纬书八十一篇。经过焚烧之后，湮灭的很多。到现在仍有传本的，朱彝尊《经义考》称《易乾凿度》《乾坤凿度》《礼含文嘉》还保存着，顾炎武《日知录》又说见过《孝经援神契》。然而，《含文嘉》是宋代张师禹所撰，并不是古代原文。《援神契》自宋代以来就没有著录，大概是顾炎武一时笔误，实际上并没有这部书。这样看来，流传于世的只有《乾凿度》《乾坤凿度》两部书。皇上大力崇尚文治，广开四库；二酉山的秘藏，没有不被搜罗取用的。又从《永乐大典》中搜得《易纬稽览图》《通卦验》《坤灵图》《是类谋》《辨终备》《乾元序制记》六部书，这是几百年来博通儒者都未曾见过的，其余的仍然无法考察。大概古代遗编残图，十部中连一部也保存不下来。孙瑴曾杂采旧文，分为四部，总称《微书》：第一部叫《焚微》，辑录秦代以前的逸书。第二部叫《线微》，辑录汉、晋之间的笺疏。第三部叫《阙微》，考取皇古七十二代的文献。第四部叫《删微》，就是这部书。如今前三部都已失传，只有这部编本保存下来，于是独享《微书》的名称。实际上它只是其中的一种。所收的有《尚书》类十一种、《春秋》类十六种、《易》类八种、《礼》类三种、《乐》类三种、《诗》类三种、《论语》类四种、《孝经》类九种、《河图》类十种、《洛书》类五种。用现在所得的完整本子校对，孙瑴所辑不过粗略保存了大概。又有唐代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距离隋代不远，所引用的各类纬书，如《河图圣洽符》《孝经雌雄图》等，多的有一百多条，少的也有几十条。孙瑴也没有见过这部书，所以遗漏了很多内容。又从伏胜《尚书大传》中摘出《洪范五行传》一篇，指称为神禹所作，尤其属于杜撰。然而，他搜集编纂这些材料，使生于千百年之后的学者仍能看到东汉以前的遗文，以供考证，这项功劳也不能抹杀。《经义考》的“毖纬”一门所引用的材料，出自孙瑴这部书的有十分之八九，可见他用力也可以说很勤苦了。纬书与经书，名称虽然相互配合，实际上各自是独立的书。卦气之说，是孟喜首先据以解释《易》的，何休、郑玄引用得尤其多。宋代欧阳修在《乞校正五经劄子》中想把注疏中引用的纬文全部删去，但这一主张最终没有实行。魏了翁撰写《九经正义》时，才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这确实是说经之家谨严的宗旨，与孙复解说《春秋》而废弃《传》、郑樵解说《诗》而废弃《序》那种深文巧诋、专门排斥汉学的做法不同。然而，在义理方面应当尊重正统轨道，在考证方面则不能废弃旁搜博考。例如郑玄注《礼》，把五方天帝都列有姓名，这和道家的符箓有什么区别？宋儒加以驳斥是对的。至于蔡沈《书集传》所说“昆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实际上是《洛书甄耀度》《尚书考灵耀》的文字；“黑道二度在黄道以北，赤道二度在黄道以南，白道二度在黄道以西，青道二度在黄道以东”，实际上是《河图帝览嬉》的文字；朱子注《楚辞》所说“昆仑是大地的中央，地下有八根柱子，彼此相互牵制，名山大川的孔穴互相贯通”，实际上是《河图括地象》的文字；“三足乌，是太阳的精气”，实际上是《春秋元命包》的文字（按：这四条都是朱彝尊《经义考》的说法）。至于“七日来复”，自王弼以来一直沿用；六日七分的说法，朱子作《易本义》时也未能改变，实际上是《易稽览图》的文字。《洛书》的四十五个点，自邵子以来被传为秘钥，这种方法出自太乙九宫，实际上是《易乾凿度》的文字。因此，宋儒也没有能够把这些内容全部废除。这样看来，孙瑴辑录这部书对经学义理并非毫无帮助，不能一概斥为喜好异说，所以现在仍把它附录在《五经总义》类的末尾。──以上“五经总义类”共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录一部、三十六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汉儒研究《五经》，只有《易》最先发生变化，而且变化最彻底；只有《书》和《礼》不变，《诗》和《春秋》则多次变化，却不能完全变化。这是因为《易》包罗万物，随便举出一个义理，都有可以贯通解释的说法。数目只由人来推求，象只由人来取法，道理只由人来解说，所以一变再变，永无止境。《书》记载政事，《礼》具备器物和数目的规定，都有实际依据，不是空谈所能混淆扰乱的，所以即使想改变它们也做不到。《诗》的赞美和讽刺，可以凭意会来解释；但其中的名物和训诂，却不能凭意会解释。《春秋》的褒扬和贬斥，可以凭言辞夺取其义；但其中事情的始末，却不能凭言辞改变。因此，这两部经虽然屡屡被改说，却不能彻底改变。刘勰说过：“意旨凭空翻新容易显得奇特，言辞涉及事实就难以巧饰。”这句话虽然是评论文章的，也可以拿来作为解释经书的例子。如今所甄别收录的，多是有事实依据的内容，不想用没有根基的浮泛言论，给天下人开启走捷径的道路。自王柏等人以下，逞弄小聪明而扰乱圣贤典籍的人，他们的覆辙一一都可以数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