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五 史部十一

译卷五十五 史部十一。○诏令奏议类记载言论和政事行动，二史分别掌管。起居注，是右史所记载的事情，左史所记录的内容没有听闻。帝王所发布的言论，只有诏令而已。《唐志》在史部中最初设置了这一门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把“制诰”移到《集部》，排在《别集》之后。帝王在明堂发布诏令，意义没有虚妄而无效的；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从中考察。这是政事的枢纽，并不只是文章一类。若把它放在词赋之中，从道理上说是轻慢了它。《尚书》中的誓、诰，本来就是经书中明白的证据。现在仍将它列在《史部》，是遵从古义。《文献通考》开始把“奏议”另立为一门，也放在集部末尾。考察《汉志》，其中记载奏事十八篇，列在《战国策》《史记》之间，附在《春秋》末尾。这样看来，议论政事的文章应当归入《史部》，证据十分清楚。现在也一并改为隶属史部，使它容易和纪传类书相互考察。△《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康熙二十五年由圣祖仁皇帝恭敬编纂。共九十二则，分为二十六门。乾隆四年，我皇上恭敬撰写序文，下令交付刊刻，昭示天下。从前明朝末年，海内群雄纷起，天命已有归属，真人应运而出。他确实聪明睿智，顺应时势；上天赐予他智慧和勇武来匡救时局，凭借遗留下来的十三人，依仗正义兴兵，开始创立宏大的基业。威严的弓箭接连震动，妖星的光芒熄灭。仰溯太祖临朝统治的时期，大体上多是亲自执掌旌旗和斧钺。然而对外传播天子的声威，对内修明王政；规划经营和创建基业，文治武功兼备。当时所有的指示、训诲和开导，以及阐发皇极的言论，无不属于常法训诫。黄帝经历七十次战争，功业铭刻在巾几之上；成汤十一度出征，大义彰明于誓诰之中。以今天比拟古代，他们的道理完全相同。只是建国初年质朴淳厚，这些言论仅由旧日的老臣口头传述，所以记载不够详细。圣祖仁皇帝追念先祖的功业，恭敬地编成了这部宏大的典籍。它昭示千古帝王的治国谋略，流传万年的家法。书中所说的启发保佑后代，使一切都归于正而没有缺失，先祖创建国家的规模，仍然可以仰望窥见。△《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顺治末年，世祖章皇帝编次尚未完成，康熙二十六年由圣祖仁皇帝续编完成。共一百一十一则，分为二十三门。乾隆四年皇上亲自撰写序文并刊布。我们的太宗文皇帝继承先祖的事业，更加拓展宏大的基业。他凭借营垒筑成高大的城墙，在坶野检阅军队；威势光耀，已经远远超过成周。至于使群伦敦厚有序、给万物确定名分、礼乐大备、文字开始兴起，这就和轩辕黄帝承受天命、对外在涿野奋扬威势、对内整肃合宫典礼一样，前后所行的道理相同。确实是既守成又创业，既奋武又兼修文治。大概能够统驭万类的人，他的聪明睿智必定超出万类之上，太祖具备这一点；能够把恩泽流传到万年的君主，他制定制度的精神必定周备于万年之后，太宗具备这一点。以“天”来称其谥号，尊奉他以经天纬地这样的伟大名号，是名实相称的。丰功伟业，史臣执笔，已经恭敬地记载在典籍中。至于圣德的表现、声律和仪度，一举一动都以乾坤为法则；一言一语，内外都符合典诰，这些就恭敬地传录天子的言语，全部收在这部书中。以上用来彰明祖德，以下用来启发后代谋略；整理珠囊、掌握金镜，确实是亿万世应当遵守的法则。△《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康熙二十六年由圣祖仁皇帝恭敬编纂。共一百一十三则，分为三十二门。乾隆四年皇上亲自撰写序文并刊布。我们的世祖章皇帝年少即登基，在燕京定鼎。他比帝尧起自唐地受封，还早五年。然而他生来神异聪慧，幼年便顺和敏捷，长大后敦厚聪敏，在德行上可与黄帝、轩辕氏相比。因此他掌握天下的枢纽，驱使和团结各方力量，削平三藩，平定四海，使文书制度和车轨统一，建立了亿万年伟大的基业。又加上他日夜勤劳政务之余，始终不忘学习经典。他亲自注释《孝经》，掌握了至德要道的根本；亲自编纂《内则衍义》，阐明了亲近身边之人并推及远方的根本。他亲自撰写《人臣儆心录》，于是振兴政典，整顿官吏秩序；亲自编纂《资政要览》，于是敦厚纲常，磨砺世俗教化。凡是圣贤的义理，无不加以阐明；凡是帝王的治国方法，无不讲解贯通。确实是从本心出发治理国家，所作所为都合宜。至于阐发圣人谋略、言语足以作为世间准则的内容，也都出自同样的诏令，珍贵程度可与球图相比。天不可测量，要用星辰的运行来测知；地不可测度，要用山川的纲纪来推知；圣人不可直接知晓，要通过典籍所传来认识。尧的告诫、汤的铭文流传后世，也差不多可以由此稍微窥见其高深厚重的万分之一。△《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雍正九年由世宗宪皇帝恭敬编纂。乾隆六年皇上亲自撰写序文并刊布。全书分三十二类，共一千九百多则。篇卷数量比历代圣帝的圣训都丰富。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圣祖仁皇帝的道与帝王之道相合，天命又由上天再次降临；国家盛大的福运绵延广大，预示国祚长久。六甲五子，首尾循环，与天运始终相接。所以他的神功圣德，史书都难以记尽。《实录》多达一千卷，而遗留下来的训诫也记录得特别繁多。考察《周易》说：日月得到天的运行规律，才能长久照耀；四时不断变化，才能长久生成万物；圣人长久遵行自己的道，天下才能化育成功。国运长久，所以常法训诫最为详备。这确实是帝王的盛大法则。但其中的原因又不只在这里。从前虞舜演奏《韶》乐，凤凰来仪、群兽起舞，而皋陶扬声拜谢时，仍然希望他谨慎法度、察省成效，是担心他开始勤勉而后来懈怠。如果经历的年岁久远，安逸享乐的念头偶然萌发，那么懈怠之气乘虚而入，又怎么能对天下的事情一件件加以权衡，对朝廷中的臣子一个个加以启发引导呢？如今跪读圣人的谋略，其中关于保守安泰、保持盈满、谨慎小事、戒惧细微的教诲，六十一年几乎如同一日。这样看来，圣训独多，固然在于享有国祚长久，也在于临政治理勤勉。周公告诫成王，逐一列举太戊、武丁、祖甲、文王长寿的事例，最后把根本归结到无逸。圣人的心意，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却确实相同。△《世宗宪皇帝圣训》三十六卷，乾隆五年由皇上恭敬编纂。皇上亲自撰写的序文已经刊布。全书分三十类，共九百一十六则，卷帙也极为丰富。

译我们的世宗宪皇帝励精图治，直到太阳偏西仍无暇休息，端坐九重宫阙之中而思虑天下四海。为了谋求万世长久赖以依靠的基业，所以即使政务繁多、治理复杂，也不回避其中的烦劳；因为怀有不忍一人不得其所的心情，所以思虑长远、防范细微，连细节也不遗漏。因此君臣之间的应答议论和训诫告诫尤其详尽。况且在癸卯年登基以前，他长期侍奉圣祖仁皇帝；上至政教的条文制度、刑罚赏赐的权衡，听闻得最为全面；下至各种制度的利弊、万物人情的真伪，了解得最为深入。因此他的睿智洞察毫无遗漏，如同金鉴澄澈明亮，事物一来便全都照见。他随时加以教诲指示，能够应对无穷的事务。皇上在龙楼问候起居，亲自聆听圣祖的诏令，也有二十多年。登极以后，对圣祖的仰慕更加深厚，追述其玉音始末，仍然能够详细完备地记录雍正十三年中的事情，积累起来超过三十卷。这些事情都有根源和来由。尧的典章、禹的谋议流传在简册之中。大圣人刚健运行、永不止息的心志，以及明察而有所作为的政治，都昭然垂示于天地之间，光辉灿然，与日月同样明亮。△《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雍正七年，世宗宪皇帝俯允朝廷大臣的请求，命和硕庄亲王允禄抄录刊布。所记载的内容起于皇帝登极之初，止于这一年，至雍正九年编纂完成。皇上即位以后，又命和硕和亲王弘昼编次雍正八年至十三年的上谕，校正后续刻，补成全书，到乾隆六年完成。原本都是每月分别起讫，没有标明卷数。现在恭敬地依照原来的次序，整理为一百五十九卷。原本也没有题写书名。现在恭敬地考察谕旨，大多是由内阁宣示的，所以谨题名为《上谕内阁》，以区别于《上谕八旗》等编。考察国家旧制，起初设置内三院，后来才改置内阁，用来传达皇帝的诏令。恭逢历代圣帝承受天命、登临帝位，乾纲独自掌握。自从增加使用奏摺以后，皇帝都高居紫极宫中，亲自御笔批阅；朝廷大臣对诏旨一句也不能赞助补充，这就是朱批谕旨。题本由内阁票拟时，遇到事情有两种可能，便恭敬地写成两份签条请示，不敢擅自专断。至于特别颁发的训诰，则由皇帝指示内直诸臣，在宫禁之中起草。如果有丝毫没有完全表达圣意的地方，皇帝一定亲笔涂改、增补注释，也完全不敢把私意夹杂其中。审定之后，发交内阁，向内外宣布而已。再没有像前代宰辅那样假借批答来窃取威权和福禄的事情。这一百五十九卷，名义上是臣工抄录的，实际上与皇帝亲笔札记、手谕没有不同。其中可以看到皇帝励精图治、日夜勤劳的心意，以及谨慎掌握大权的意旨，万世之后仍可跪读而知。我皇上亲自为程颐《经筵札子》作跋，极力斥责“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说法。这确实就是所谓聪明地听取常法训诫、把恩泽留给后代子孙。△《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雍正十年奉敕校刊，乾隆三年完成。篇首冠以世宗宪皇帝的《谕旨》，篇末收录皇上的御制《后序》。书中所载臣工奏折共二百二十三人。奏折多的，一人分成数册；奏折少的，数人合为一册。皇上所作的朱批，全部逐一恭敬抄录。有的写在简册开头，有的批在句旁，有的写在余纸上。少的有几十字，多的每次达到数百字。其中关键之处，经皇帝亲笔圈出、抹去的，更为详尽周密。没有一处不是按照名义核查实际，斥责虚伪而寻求真实；有时由一件事推知其根源，有时从细微处察见显著的情况。玉衡般的公平，不能用轻重来欺骗；金鉴般的明察，不能用美丑来炫惑。推求一件事情，却能旁及洞察万端；皇帝端坐九重之上，却能明察照临四海。凡是尧帝的警戒、舜帝的询问，都完整地寓于羲皇的卦画和禹王的《禹书》之中。天下臣民轮流跪读诵习，大概都能够仰承而明白其中的意思。考察经籍中所记载的情况，尧舜时代的应答询问，大多是当面陈述的。秦、汉以后，章奏制度兴起，史书所记载的，不过是有的省察、有的不省察，有的施行、有的不施行罢了。所谓“凤尾诺”，不过是一个字，从来没有连篇累牍、逐一亲笔下诏答复的情况。唐、宋以后，诏令多由代言之臣起草。因此各位大臣的文集，有的把批答列为内制的一种体例。比如宋太祖批答《截木》一章、宋真宗批答《邻壤》一事，都只是偶然落笔，不过数言，也从未有逐句逐字编排、标注甲乙，细微之处无不涉及的情形。至于把那些书囊集中起来，累积成巨大的卷帙，最多达到三四百卷，而臣下陈述、皇帝听取，不需要烦劳训示的，不在其中。内外章牍中由内阁奏进的，也不在其中。这尤其是自有文字契券以来从未听闻、从未见过的事。臣等校勘抄录之余，知道我皇上励精图治、从不安逸，年登七十而更加勤勉，是因为家法的深厚渊源有所承继。（以上为专集）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覆》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九年，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奉诏编纂。三部书合为一书。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后奉行的谕旨中，涉及八旗政务的，称为《上谕八旗》；在前面录载谕旨、并在后面附载八旗大臣议论答复的，称为《上谕旗务议覆》；在前面录载八旗大臣奏章、并在后面恭敬抄录谕旨的，称为《谕行旗务奏议》。三书兼用国书和汉文，刊刻颁行。考察三代以前，军队与百姓本为一体，文臣与武臣也不分途径。因此凡是著名登记在册的人，十六岁以下由上级抚养，六十岁以上由上级赡养；平时都可以合在一起训练，有事时人人都可以拿起武器。而当时的将帅，也由卿大夫担任，从来没有只治理百姓而不治理军队，或只治理军队而不治理百姓的。三代以后，时代和形势发生变化，即使尧、舜、禹、汤也不能再实行古代制度。只有我朝的八旗制度，还保留着古法。八旗虽然像手臂和手指一样相互维系，统一用军法管理，但其中的人又像邻里、宗族、党社之间相互担保一样，具备民政事务；其中的官员又像郡国、州县之间相互隶属一样，具备吏治事务。所以六职百司的政务，八旗无不具备，科条和案牍也于是变得极其繁多。我世宗宪皇帝深知根本大政的重要，圣明的谋划和制度安排，无论大小都周详完备。因此通过诏令宣布的事情特别多。还担心有丝毫遗漏，于是向卿士征询意见，议论答复积累起来便成了一部书；又向下层百姓询问，奏议也积累起来成了一部书。大概因为京城附近，皇帝的视听最为接近。

译筹划如此周详，咨询如此周密，尚且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天下四方如此广大，各类政务如此繁多，皇帝圣明的思虑又精细勤勉，一息之间便能周遍四海，岂不是更值得我们仰望窥见吗？谨按：历代圣帝的御制以及官府编撰的各书，都恭敬遵循圣谕，列在本朝著作的最前面。只有《诏令奏议》一门，依照惯例把专集放在前面，总集放在后面。然而所收录的汉、唐诏令都属于总集，不应列在专集之前。因此恭敬抄录圣训、圣谕，作为本门的首篇；前代诏令列在后面。△《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代宋敏求编。宋敏求字次道，赵州平棘人，是参知政事宋绶的儿子，进士及第，官至史馆修撰、龙图阁直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宋敏求曾参与修撰《唐书》，又私下编撰唐武宗以下实录一百四十八卷，对于唐代史事最为熟悉。这部集子是以他父亲宋绶亲手编定的本子为基础，重新整理编次，分为三十类。熙宁三年，他亲自作序，说书稿缮写成编之时，恰逢触犯权贵而被解除职务；只是既然没有其他文墨事务可做，便取唐代诏令作为这部集子的目录，收藏起来，等等。大概这是因为他封还李定的词头，因而由知制诰被罢免、改任奉朝请之时。此书世上没有刊本，辗转抄传，讹误相当严重。其中缺少第十四至二十四卷、第八十七至九十八卷，共二十三卷。参照校勘各本，情况都相同。这些缺卷大概已经散佚很久了。唐朝统治天下三百年，号令文章灿然明备。宋敏求父子又加以搜集、编类，使一代高文典册像眉目般排列、像掌中展示一样，很足以资助考据。其中有些地方不完全能够解释。比如裴度任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的制书，据《旧唐书》记载，文章是令狐楚起草的。制书颁出以后，裴度请求把制文中的“翦其类”改为“革其志”，把“更张琴瑟”改为“近辍枢衡”，把“烦我台席”改为“授以成算”，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令狐楚也因此被罢去内职，所以当时宣布的制文就是裴度奏请修改后的文字。如今这部集子所载的，仍然是令狐楚的原文，没有采用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如宝历元年册立尊号的赦书，据《敬宗本纪》记载，当时李绅被贬官，李逢吉等人不想让李绅量移，于是在赦书的条文中只说已经量移的左降官可以量移到近处，却不说尚未量移的官员也应当给予量移。翰林学士上疏论列此事，敬宗命人追回赦书，加以增改。如今这部集子所载的只提到赦免罪行一条，却没有左降官量移的文字，怀疑也有脱漏。又《旧唐书》所载诏旨最多。现在取来相互比较，其中大半已经收入此集，但也有遗漏未载的。例如纪年方面，有改元天祐的诏书；除授方面，有任命尹思贞为御史大夫、李光弼为兵马副元帅的各道制书；追赠方面，有追赠张说为太师、杨绾、颜真卿、李绛为司徒、郭暧为太傅、郑朗为司空、田布为仆射的各道诏书。优礼方面，有杜佑、萧俛致仕的各道诏书；奖劝方面，有慰劳解琬、奖励李朝隐、褒美令狐彰、奖励伊西北庭二镇的各道诏书；谪降方面，有贬王毛仲、韩皋、吕渭、张又新、李续之、熊望的各道诏书；诛杀流放方面，有下令处死长孙昕、流放裴景仙和裴茂的各道敕书。这些全都关系到朝廷重大举措，但这部集子却全部缺载。以宋敏求学识广博，不应当疏于搜集。也可能它们就在散佚的部分中，现在还不能确定。然而唐朝实录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唐代诏诰命令中能够借此考见的内容，实在是依靠有这部书，因此也可以称为典章故实的渊海。△《两汉诏令》二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西汉诏令》十二卷，宋代林虙编；《东汉诏令》十一卷，是宋代楼昉续编的。林虙字德祖，吴郡人，曾任开封府掾；楼昉字旸叔，鄞县人，官至宗正寺主簿。起初，林虙认为《西汉文类》所收诏令过于简略，于是采集纪传中的材料，得到《西汉诏令》四百零一篇，按照帝王世次先后分别编为一卷。大观三年，程俱为它作序。南渡以后，楼昉又依照林虙的体例，编成《东汉诏令》作为续编，并有嘉定十五年的《自序》。这两部编合为一书，题名《两汉诏令》，各自把原来的序附在后面。书首又收录洪咨夔所作《两汉诏令总论》一篇。考察洪咨夔的著述，他有《两汉诏令揽钞》，见于本传。而这篇《总论》中说：洪咨夔任龙阳代理太守时，纵览“三史”，搜集其中诏制、书策、令敕之类，记事只记大略，常常把自己的见解附在后面。这样看来，所谓《揽钞》，一定还有洪咨夔议论的文字；但如今书中没有这些内容。可见这只是后人把林虙、楼昉两书合编起来，又摘取洪咨夔的《总论》冠于书前罢了。它与《揽钞》实在不是同一本书。两汉诏令最接近古代，林虙等人采辑得详尽完备，也广博典雅，值得观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一篇〕 虽然陈振孙认为其中平帝、献帝两朝的诏令，以及王莽、曹操当权时期的材料，如赐给王莽和废黜伏皇后的事，都应当删去；这说明在删裁取舍方面，书中偶尔也有不恰当之处。然而全书首尾完整充实，十分便于阅读浏览，本来就很有参考价值。（以上为总集）——以上“诏令奏议类”中的诏令一属，共十部、八百二十二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诏令写得好的，没有超过汉、唐的。《唐大诏令》由宋敏求搜集编成，其中许多内容足以补助史事。《两汉诏令》虽然取材于“三史”，但把它们汇集起来，以便查阅，也足以让人看到古代文章的典雅、文辞的深厚遗风。两宋以后，国家政务的得失，大多见于奏议；内制、外制也多散见于各家文集，所以这里所收从略。） △《政府奏议》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范仲淹撰。范仲淹字希文，他的祖先是邠州人，后来迁居江南，于是成为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历任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死后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范仲淹从庆历三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到庆历五年罢任、改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在政府任职前后三年。这部书所收都是他任职期间的奏札，所以取名《政府奏议》。分为《治体》《边事》《荐举》《杂奏》四类，共八十五篇。皇祐五年，韩琦任河东经略安抚使，开始为此书作序并刊行。

译序中说编纂此书的是寺丞君，指的就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宋史·艺文志》记载范仲淹有《奏议》十五卷，与这个本子不同。考察韩琦的序文，称《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二卷；所谓十七卷，应当就是《宋史》所载的书，只是《宋史》荒谬，误把“七”写成了“五”。所谓二卷，应当就是这个本子，只是书名叫《论事》，不叫《奏议》。然而陈振孙《书录解题》有《范文正公奏议》二卷，可见它题名《奏议》已经很久了。史书称范仲淹执政时，仁宗锐意谋求天下太平，多次询问他当时的重要政务；仁宗曾开启天章阁，亲自下诏征询。范仲淹退朝后分条上奏十件事，仁宗全部采纳，只有府兵法因众人认为不可行而停止。如今文集中的《答诏条陈治道》一篇，大概就是这件事。又有请求由辅臣兼任诸曹长官的奏疏，也收在集中。范仲淹当时正把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意在裁减冗滥、考核官吏，但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不赞同。自从他所陈述的十件事施行后，任子恩荫变薄，磨勘制度严密，那些凭侥幸得利的人更加不便，于是相互编造谣言诽谤他，范仲淹因此不能安居其位而离职。他所推行的措施，也就渐渐受到阻挠而停止。考察这部文集，其中的条文、制度和规划，仍大致可以考见。《史赞》所说的那种宏大刚毅、足以承担这一责任的器度，范仲淹大概确实没有辜负。△《包孝肃奏议》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代包拯撰。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进士，历任御史中丞、知开封府，最终任礼部侍郎、枢密副使，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包拯有《奏议》十五卷。如今这个本子是包拯的门人张田编的，从应诏到请求退职，分为三十门，只有十卷。《张田序》也称十卷，与史志记载不合。然而《宋史》颠倒错乱、悖谬失实，是历来史家中从未有过的情况，不能拿它作为依据，大概是误衍了“五”字吧。只是张田编排次序，多有难以明白之处。《文献通考》引用《汪应辰序》说：“包公的《奏议》分门编类，其中事情的始末、时间的先后，已经无法考察。”例如《请那移河北兵马》共有三章，其中两章在第八卷《议兵门》，另一章却在第九卷《议边门》，彼此如此不相连贯，序文所说与这个本子相符。序文又说：“如今考察它们的年月，系在每章之下，并把作者的履历记在后面。”如果年月见于章中，以及那些无法考察的情况，也不能不有所缺漏，只希望读者还可以由此寻求事情的大概。由此可知，汪应辰对这部书本来每篇都作了笺注，而这个本子没有。大概汪应辰的笺注早已散佚，如今保存的仍是原本。序文又说：“例如弹劾罢免张方平、宋祁三司使的奏疏，《奏议》中没有收载。难道是包氏子孙不愿意把它示人吗？”考察史书所称，包拯攻击并罢免张方平、宋祁，朝廷于是让包拯代替宋祁担任三司使。欧阳修曾上《蹊田夺牛》的奏疏，包拯居家躲避任命很久。汪应辰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件事。然而包拯刚正不阿，哪里会驱逐别人而图谋占据他的职位？欧阳修虽然有这篇奏疏，也只是宋人喜欢议论的风气所致。包拯的心志和行迹，天下人以及后世都可以谅解。仓促地避讳而删去他的稿子，反而好像包拯确实有这种短处。这是张田编排时缺乏见识，并不是包拯本人的志意。张田字公载，澶州人，嘉祐年间曾任知庐州，清正声誉很高，大概足以不愧为他的老师。这部书第九卷中有《进张田边说七篇状》，并附有《赐张田敕书》，与其他篇目的体例不同，可知确实是张田所编。汪应辰认为是张田的子孙为他避讳而删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尽言集》十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代刘安世撰。刘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年轻时拜司马光为老师。哲宗初年，由于司马光推荐，被授任秘书省正字；又因吕公著推荐，授任右正言，升任左谏议大夫。绍圣初年，被削去职务，任南安军知军；后来又贬为新州别驾，安置在英州。徽宗即位，移任衡州。不久以濮州团练副使身份居住鼎州。后来恢复直龙图阁之职，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刘安世有文集二十卷，如今没有见到传本。这部《集》全是他的奏札，不知道由谁编成。书前有隆庆辛未年石星、张应福的序，都说是在西亭王孙家得到抄本。西亭，就是朱睦。《石星序》称此集共三卷，但这个本子实际有十三卷，与序文不合。然而拿《永乐大典》所载内容来验证，篇篇都相符。大概是校勘时偶然疏忽，在“三”字上脱去了“十”字。史书称刘安世忠孝正直，像司马光一样，而刚劲则超过司马光。因此他弹劾抨击权贵，尽情直言而毫不避讳，当时有“殿上虎”的称号。《集》中所论述的各项事情，史书没有全部记载，很足以用来考察当时的政务。其中略有一些议论值得遗憾。例如吴处厚弹劾蔡确，本来出于罗织罪名，而刘安世却申述吴处厚的说法，奏章共上了十二次，一定要把蔡确置于死地，明显免不了有偏颇的个人意见。然而这是因为他嫉恶过于严厉，甚至到了极端，所以只知道蔡确是奸邪之人，却没有察觉吴处厚并非善类。他一见有人对君主无礼，便像鹰鹯追逐猎物一样追击，实在不能与故意排斥挤压政敌相提并论。再看欧阳棐受到苏轼友善相待，程子又是苏轼的仇敌，而刘安世认为欧阳棐的差遣不当，奏章共上了九次，同时把程子斥为“五鬼”，在这些事情之间完全不加区别。这也是他孤立无党的一项证明，不足以作为他的瑕疵。只是他的气质有时支配了言论，所以措辞可能过于激烈。因此王偁在《东都事略》中评论他说：作为君子，不能深思远虑，不能从容地逐渐浸润，以消除小人的势力；却只是痛心疾首，竭力用口舌争辩。事情激化、形势变化，最终就形成朋党。这是公平恰当的评论。后来朱子编《名臣言行录》，对王安石、吕惠卿都有所采录，唯独因为刘安世曾弹劾程子的缘故，便一个字也不收录刘安世的事迹，这似乎是有意压抑他。总的说来，他对于朝廷政务的得失，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只要说就没有不说尽的；严正刚烈的气概，至今仍令人凛然如生。他的精神本来就足以流传千古，绝不是人力能够磨灭的。△《谠论集》五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陈次升撰写。陈次升字当时，兴化仙游人。熙宁六年考中进士。任安邱县知县。因被推荐任监察御史，提点淮南、河东刑狱。入朝任殿中侍御史，升任左司谏。后被贬为南安军监酒税。宋徽宗即位后，召他回朝，任右谏议大夫。不久又被除名，编管循州。政和年间恢复原职，后来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次升还是太学生时，就斥责王安石的《字说》是“秦学”，因此获罪而被排斥。取得出身资格后，三次担任言官，所提建议刚直切实，当时人都很畏惧。他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是阻止吕惠卿出使岭南；刘安世认为他对元祐诸臣立下了很大功劳。至于他弹劾章惇、蔡京、蔡卞、曾布等人的各篇奏疏，更是明白痛切，震动朝野。虽然未能把他们的根基全部拔除，最终仍被他们中伤，以至于年老时被流放荒远之地。但他刚直的气概，至今仍令人凛然可想。他的本传记载，他前后陈述的事情有十多件，都关系到贤臣和奸臣的消长以及政治得失的原因，是别人不敢揭露的。至于有人说，他弹劾曾肇、王觌、黄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人，有些并不符合公议。现在考察集中保存的各篇奏疏：他论王觌，是因为王觌与曾布交好；论曾肇，是因为曾肇是曾布的至亲；论吕希哲，也是因为吕希哲是韩忠彦的亲属；论范纯礼，则是因为范纯礼在答复辽国使者时误犯御名。这些事情各有各的原因，与那种牵强地加以指摘的情况不同。而且，是非分明，即使是当时的清流人物，也不肯稍有宽贷。这正说明他能够破除成见，完全没有结党同类、排斥异己的私心。编写史书的人却把门户之争说成是陈次升的过错，实在错得厉害。这部《集》是陈次升哥哥的儿子、南安丞安国编纂的。书名取自哲宗询问臣下时的言语。书中收录奏疏共二百零七篇，后来长久散佚失传。只有《永乐大典》中还零散保存着一些篇名。编者搜集整理后，共得到八十六篇；又从《历代名臣奏议》中增补三十篇，与原本保存的数量相比，仅有十分之五六。不过，其中直言无隐、见识宏大的议论，仍有史书没有记载的内容，可以考见其大概。谨慎考订当时的史事，按先后次序整理，厘定为五卷；并把《行实》一篇附在卷末，希望读史的人能够相互参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七篇〕 △《左史谏草》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吕午撰写。吕午字伯可，歙县人，嘉定四年进士，官至起居郎、右文殿修撰、知漳州，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编本共收奏议六篇，后面附有他的儿子吕沆的一篇奏议。后面又附载家传、诗文之类的文字。最后记载吕氏节女的事迹。这些都是因家传而附编进去的。吕午两次担任谏官，以风操气节自我勉励，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理宗曾称赞他的议论非常明白切实，又说他论述边疆事务很好。这六篇奏疏都是理宗嘉熙二年上奏的。虽然篇数不多，但宋末的时事仍有不少可以从中考见。他论述宋代宰相和台谏制度的弊病，尤其详细恳切。他儿子吕沆的一篇奏疏，以及方回为吕午和吕沆所作的传记，也有许多地方可以与《宋史》本传相互印证。方回说，吕午的文集名为《竹坡类稿》，可见吕午原本有全集，只是如今已经散佚。这六篇奏疏大概是散失遗文中保存下来的；其他遗文则多散见于《新安文献志》等书中。△《商文毅疏稿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商辂撰写。商辂字宏载，淳安人，正统乙丑科殿试第一名，官至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去世后谥号文毅，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侍讲良年编纂的。书后有他的孙子汝赜所作的《跋》，说商辂的《素庵文集》共数十卷，两次遭遇火灾，全部化为灰烬，幸好只有这卷留存，于是刻印刊行，等等。这个版本是天一阁抄本，可见刻版也已经散佚，能够偶然流传下来，实属幸运。书中收录奏疏共三十三篇。《明史》记载的景泰年间请求清理塞上军田、招集开封和凤阳等地流民，成化年间首先陈述八件事情以及为林诚辩诬、请求皇太子探视纪妃疾病、陈述消弭灾害八件事情、弹劾西厂太监汪直等奏疏，如今都收在集中。唯独弹劾汪直的一篇奏疏，史书记载列举汪直十一条罪状，却没有说明具体项目；本集所载却只有十条，或许是传抄时脱去一条，也可能是史书误多了“一”字吧。又有《边务》一篇奏疏，共论述两件事。其中第一件说，养兵没有比屯田更好的办法。如果不屯田，即使耗尽府库财物、竭尽军民力量，也不能使边城充实。应当禁止权势豪强侵占田地，命令边军分成两班耕种。这并不是专门说清理官田的。史书只说核查并归还军田，没有完全说明它的实际内容。其中第二件说，守卫边境是上策，守卫关隘次之；如果只是一味守卫京城，是最下策。不应把保定等地的精锐官军全部调来守卫京城，却把紫荆、倒马等重要关隘交给轮流调来的京军，导致他们一听到风声就先行溃败。他的这些话尤其深刻地切中了明代的弊病。史书删削而不记载，也删得太过分了。这部集子所收的是全文，尤其足以补充史书的缺漏。△《王端毅公奏议》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王恕撰写。王恕有《玩易意见》，已经著录。王恕的《吏部奏议》九卷，是弘治四年文选郎孙交编次、李东阳作序的。后来兵部尚书王宪把他从大理寺左寺副任上到南京兵部尚书任上的奏议编成六卷，在苏州刻印。御史程启元又在三原刻印。这部本子则是正德辛巳年三原知县王成章合并两个版本刻成的。第一卷收录任大理寺官以及巡抚荆襄、河南时所上的奏疏；第二卷收录任南京刑部、户部以及总理河道时所上的奏疏；第三卷收录任云南巡抚时所上的；第四卷收录任前参赞机务时所上的；第五卷收录任巡抚南直时所上的；第六卷收录任后参赞机务时所上的；第七卷至第十五卷，都是任吏部官员时所上的。刘昌《悬笥琐探》说，王恕历任官职四十五年，共上奏三千多篇，那么这里的奏议还只是删汰后保存下来的。《明史》王恕本传称，他在朝廷内外历任官职五十多年，刚正清严，始终如一。集中收录的文章，例如参奏镇守太监以及论述宦官使者扰民等奏疏，都直截恳切地陈述事实，毫不回避。又如处置地方事务以及调拨船只等奏状，都筹划周详，具有治理和经营的谋略。其他文章也多与当时的朝政有关，可以作为史传的参证。

译沈德符《顾曲杂言》说，邱濬创作《五伦全备杂剧》，王恕认为他是程学大儒，不应把心思放在词曲上。邱濬对此非常恼怒，于是说王恕所刻的奏疏稿中，凡是成化年间留在宫中没有发出的奏疏，都写成“没有答复”，因此暴露了先帝拒绝纳谏的过失。侍医刘文泰便借此事上疏攻击王恕，王恕因此离职，这是邱濬报复王恕轻视自己的办法。《明史·恕传》却说，两人是因为争夺座次，邱濬才构成这桩案件。考察起来，邱濬本来就凶狠嫉妒，只要王恕一天不离开，他就一天不能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嫉恨王恕，未必只是因为这几句话，也未必只是因为这一件事。不过王恕也确实违背了避开别人、烧掉草稿的用意，所以史书说他不明白“远名”的告诫。如今刊本已经没有这两个字，或许是后来删掉的吧。△《马端肃奏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马文升撰写。马文升有《三记》，已经著录。考察马文升磨炼品行、严守操守，熟悉并通达政务体制，朝廷中的重大议论，往往要等他来裁决。他与王恕、刘大夏一起享有当时的崇高声望。这部集子收奏议五十五篇，是嘉靖丁未年他的孙子天祐编次的，并附录《恩命录》以及行略、墓志等文章。史传所记载的直言谠论，全文都保存在集中。其中《请正北岳祀典于浑源州》一疏，本传没有记载，却见于《礼志》；他任左都御史时所说的《振肃风纪》十五章，本传没有详列各条内容，如今也只有此书保存。总体说来，这些奏议多涉及国家财政和国计，不像明朝末年的台谏官只顾喧闹争论。只是马文升在成化年间巡抚辽东、总督漕运，当时一定提出过很多建言，而集中对此一概没有记载，不知是什么原因。△《关中奏议》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明代杨一清撰写。杨一清字应宁，安宁人，成化壬辰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号文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本把他一生的章奏分为五类。第一、二卷称为《马政类》，第三卷称为《茶马类》，都是弘治十五年他以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时所上的奏疏。第四、五、六卷称为《巡抚类》，是寇盗进入花马池、朝廷任命他巡抚陕西时所上的奏疏。第七、八、九卷称为《总制类》，是正德初年寇盗侵犯固原、隆德，杨一清认为延绥、甘肃、宁夏有警而彼此不能救援，忧虑没有统一统辖，请求派遣大臣统领，于是朝廷任命他总制时所上的奏疏。第十卷称为《后总制类》，是他因触犯刘瑾而辞官后，安化王寘鐇反叛，朝廷重新起用他时所上的奏疏。由于所陈述的内容多是陕西、甘肃边疆事务，所以取名为“关中”。嘉靖初年开始在南京刊行。其中所收的内容，并不全是杨一清的奏稿。当时各部大臣的复奏以及前后奉到的谕旨，也全部编入其中。因此，对当时事件的始末记载得相当详细。史书称杨一清任陕西提学副使时，就已经详细研究边疆形势及其利弊。他曾遇到军情文书纷至沓来的时候，一夜之间起草十篇奏疏，而且全都切合机宜。他的才干在当时无人能比，有人把他比作姚崇。△《杨文忠公三录》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明代杨廷和撰写。杨廷和字介夫，新都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号文忠，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本名为“三录”，实际上包括《题奏前录》一卷、《题奏后录》一卷、《视草馀录》一卷、《辞谢录》四卷，共四种。《题奏前录》收正德年间所上的奏疏，《题奏后录》收嘉靖年间所上的奏疏，乔宇为它作序；《视草馀录》由萧大亨作序。又有《自序》，说他任内阁官员时，凡是朝廷奏对的言辞、关于政事可行与否的议论，都随事记录下来。《序》题署为嘉靖六年，但记载只到嘉靖二年，因此杨廷和是在嘉靖三年正月离职的。其中有些内容足以与史书相互参证。例如《武宗本纪》记载，正德十三年正月丙午，武宗从宣府回来，命群臣在郊外设置彩帐、准备羊和酒迎接，在御帐中接受祝贺。可见这件事最终确实实行了。杨廷和本传却说，皇帝命令在回銮那天让群臣各自制作旗帐迎接，杨廷和坚持不肯服从，于是作罢。这样看来又是没有实行。本书记载，皇帝传谕五府以及团营三大营，各自制作旗帐前往迎接，杨廷和不肯服从。钱宁以及廖鹏、张龙多次传达旨意加以威胁，杨廷和始终不肯服从。皇帝回銮后，最终没有使用旗帐，皇帝的意旨也没有因此受到触犯。据此看来，《本纪》记载了事情的开始，却没有详述最终结果，可知本传所说是正确的。又如本书记载，正德十四年正月七日，散本官把兵部侍郎冯清报捷的奏本送到内阁，朝廷想拟旨奖励威武大将军，杨廷和坚持认为不可。张龙、钱宁相继催促取走奏本，杨廷和最终拟定诏旨只奖励冯清，连“威武大将军”一字也没有提到。又记载慈寿派散本官传谕，想把“懿旨”改为“圣旨”，杨廷和极力争辩了两次，事情才作罢。又记载寿安皇后去世后，世宗坚持要服丧三年，并且准备颁布遗诰；杨廷和极力争辩，于是世宗只在宫中服丧二十七日，颁布遗诰的命令也随即停止。以上几件事，《本纪》和杨廷和本传都没有记载。至于擒获并杀死江彬以及议论兴献王庙等事，其曲折始末也比史书记载得详细。《辞谢录》全是辞职、谢恩的奏疏，由林俊作序。它的卷数比《三录》还多，但不计入“三录”之数，因为记载的是个人事务，不是国家政事。他的奏疏有过于朴实直率的缺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然而向君主进言，以表达意见、通达实情为主，并不以修饰文辞为工。如正德年间的《请慎重郊庙疏》《请还宫疏》，嘉靖年间的《请停斋醮疏》，都直接陈述时弊，在当时可以说是正直的言论。其他奏疏也多切实直率、合乎事理，言辞虽然质朴直露，但其义理足以启发君主，当然与那些炫耀文采、徒有外表的文章不同。△《胡端敏奏议》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胡世宁撰写。胡世宁字永清，号静菴，仁和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胡世宁任推官时，多次挫败岐藩的势力；任主事时，上书极力论述时政的缺失。他与李承勋、魏校、余祐友善，合称“南都四君子”。任江西副使时，上疏弹劾宁王宸濠，反被宸濠构陷，几乎遭遇杀身之祸。宸濠失败后，他又被起用，并多次纠劾宦官赵钦、刚聪等人，风操气节震动一世。只有在议论大礼时，他与张璁、桂萼意见相合；在其他事情上，却没有一件不与张璁、桂萼相冲突。这大概只是偶然意见相同，并不是有所依附。这部集子收录的奏议，都可以与史传互相发明。史书称胡世宁平时不善言谈，到了写奏疏时，却能援引古今事实，透彻地切中关键。如今看这部集子，确实如此。集中有很多辞职、请求罢官的奏疏。考察正德末年，宸濠与刘瑾在内外交相争斗；嘉靖初年，张璁、桂萼专权并相互倾轧。胡世宁处在这些矛盾之间，动辄受到牵制，于是时时产生退隐的念头。他大概是处境孤立而又受到猜疑，不能安然保住职位，不得已才这样做。有人因此称赞他安静退让，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薛应旂《方山文录》中有《世宁小传》说：“胡公曾说，求学贵在经世济用，不在诗文。” 所以他的奏议二十卷以及所著数十种书，都有益于世事，并不是空泛的言论。如今这个本子却只有十卷，汪汝瑮家藏本也一样。难道薛应旂所看到的是他的全部稿本，后来交付刊刻时只删存了一半吗？△《何文简疏议》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何孟春撰写。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弘治癸丑进士，授任兵部主事。屡次升迁至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后来任吏部左侍郎，因争论大礼而降为南京工部左侍郎。不久被削除名籍。隆庆初年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简。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何孟春去世后，遗稿散佚。万历初年，湖广巡抚、佥都御史汝阳赵贤才开始搜集他的诗文，在永州刻印；又另行编录他的奏议成为一集，在衡州刊刻，就是这部书。前两卷是任兵部时所作，第三卷是任河南参政、入朝任太仆寺卿时所作，第四卷至第八卷是巡抚云南时所作，最后两卷是任侍郎时所作。何孟春年轻时曾游学于李东阳门下，学问广博。但他的诗文颇为拙朴，最终不能自成一家。只有他一生以气节自许，历任官职所到之处，对于时事的得失都陈奏得恳切明白，因此章疏卓然可传。本传所记载的，如营救言官庞泮等人，请求停止万岁山工程，清宁宫发生火灾时陈述八件事情，出任陕西马政官时上奏整顿弊病五件事情，劝谏武宗不要巡幸宣府，嘉靖初年因旱灾水灾接连发生而分条上奏八件事情，都侃侃而谈、切实明确，关系到国家大计。不过，这部集子所载的正直言论还很多，史书只是特别列举了其中最著名的那些。△《垂光集》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代周玺撰写。周玺字天章，号荆山，合肥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礼科都给事中，被刘瑾构陷，死于廷杖。刘瑾失败后，礼科给事中孙祯上疏为他申诉冤屈。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官职，并荫封他的一个孙子。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集子的上卷收录奏疏十三篇，其中弘治朝所上的七篇，正德朝所上的六篇。这些奏疏所说的话都痛切恳挚，而弹劾刘瑾的两篇奏疏，尤其正直之气喷涌而出，声势仿佛溢出简册之外。《明史》本传只说他曾弹劾法王真人、太监齐元、侍郎李温、太监苗逵、尚书崔志端、熊翀、贾斌，以及都御史金泽、徐源；又说他应诏陈述八件事，弹劾大僚贾斌等十一人、太监李兴等三人、勋戚张懋等七人、边将朱廷等三人；还说他论述太监韦兴不应奉命镇守郧阳，以及触犯刘瑾党羽杨玉，却没有提到弹劾刘瑾的事情。这部文集可以补充史书的缺漏。奏疏后附有家书一封，从中可见他许身报国、忘却家庭的心意，在弹劾逆宦刘瑾以前早已决定了。它同《尽忠录》中陈东八月二十五日的家书，措辞和语气很相似，也可以说是享受国家俸禄，就不躲避国家的祸难。下卷附录有敕命、祭文、墓表、碑记以及题咏诗歌。其中嘉靖二年的谕祭文说：“权奸制造祸乱，削去官籍，遣归田里。内心郁结未能伸展，忽然就沉沦身亡。”这似乎是说玺死在归田之后，与史书记载玺被杖打致死的情状完全不相符。难道是当时忌讳说他被杖打死，所以案牍中只用“削籍”来表述吗？这也足以看出明代政治纲纪败坏，任意进行欺骗蒙蔽。△《孙毅菴奏议》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孙懋撰写。孙懋字德夫，号毅菴，慈谿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应天府尹，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孙懋任给事中时，武宗正亲近小人，宠臣和幸臣掌权，言官大多受到贬谪降职。只有孙懋抗直不屈。例如弹劾太监于喜、史宣、张泽的几篇奏疏，都能正直陈述而毫不隐瞒，很有风采。他所奏报的湖广管解绵花绒，以及严格考察的各项条款，也都足以补充《明史·食货志》《选举志》记载不完备之处。那时孙懋又随从皇帝驻行在，请求迅速确定平定宸濠之乱的功劳和赏赐，又请求返回京城；他多次陈述边境警报，直指天象变化，奏疏长达一千多字，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忠诚正直。他弹劾江彬时，史书说人人都替孙懋担心，而江彬当时每天侍奉皇帝寻欢作乐，也没有看见这些奏疏，孙懋因此侥幸免祸。也可以说，他是弹劾权贵、奋不顾身的人。集中所收的各篇奏疏，史书只摘录了大意，不能全部载入。现在把它们完整收录下来，以便同本传相互参照，仍然可以想见他遗留下来的正直风骨。只是奏疏中所弹劾的那些人，刻本大多删去了他们的姓名，大概是他们的子孙为避免结怨而采取的办法。如今无法逐一考证补出，也姑且依从旧本。△《玉坡奏议》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张原撰写。张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甲戌进士，授官吏科给事中。因上疏评论时事，被贬为贵州新添驿丞。嘉靖元年，召回恢复原官。他历经八年坎坷，志向并未受挫，反而更加以慷慨直谏自我期许。例如《正殷通等升职世袭疏》《赵云升命疏》《选近习疏》《请逐太监萧敬二疏》《论锦衣卫朱宸等罪状疏》《寝杨伦职命疏》《停国戚张鹤龄等恩典疏》《停司礼监乞请疏》《论国戚张延龄等罪状疏》《论内宦提督织造疏》《论张璁桂萼疏》，都竭力驳斥权贵宠幸，不躲避祸患，敢说别人不能说的话。如今全都载在这部文集中。他刚被赐还官职时，赵汉与他同科，赠诗给他，其中有“碧桃雨露空千树，老竹冰霜见一竿”两句，又有“回来龙剑星文在，迟暮提携得共看”两句。现在这些诗句载在赵汉的《渐斋诗稿》中。读这部文集，可以看出张原确实没有辜负这些话。△《南宫奏稿》五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夏言撰写。夏言字公谨，贵溪人，正德丁丑进士，授官兵科给事中。历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后来因为主张收复河套，被严嵩构陷，以同曾铣交结牵连获罪，弃市。隆庆初年，追复原官，谥号文愍。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夏言起初凭才干器识受到世宗知遇，但掌权之后，志意骄纵，意气张扬，傲慢固执而独断专行，最终因此失败；他的事业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只是他的学问渊博，对前代典章旧事一向很留意。又恰逢世宗锐意改革制度的时候，因此对于一朝典礼，多有斟酌确定之处，如南郊、北郊分别祭祀，重新确定文庙祭祀典制和大禘礼仪，建立先蚕坛等，都是夏言赞成的。等到皇帝提拔他掌管礼部后，他更加努力地履行职务。他前后所上的奏牍，也有许多值得采录的地方。这部本子是御史王廷赡刊行的，收录的是夏言任尚书时所上的奏疏。从郊庙大典直到封爵、贡举，大体都略有记载。其中牵强附会古代义理、迎合时局的地方，往往不能避免。然而明代典章制度，到嘉靖年间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史书和史志只摘录纲要，不能详细说明这些建议所以提出的缘由。阅读这部文集，事情的始末原委都一一具备。因此将它抄录保存下来，也可作为议论礼制得失的资料，并不是说其中的论断全都正确。△《讷谿奏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怡撰写。周怡字顺之，号都峰，后改号讷谿，太平人。嘉靖戊戌进士。授官顺德府推官，擢升为吏科给事中。因上疏弹劾严嵩，受到廷杖，关入锦衣卫监狱。三年后，世宗因感应神仙降乩之言，使他得以同杨爵、刘魁一起出狱。不久，熊浃弹劾降乩神仙之说虚妄，激怒世宗，周怡又被逮捕入狱。又过了两年，才得以释放。隆庆初年，召任太常寺少卿；他又上疏触犯宦官，被调任山东按察使佥事。稍后升为司业，仍任太常寺少卿，直到去世。他一生触犯权贵宠臣，多次遭难，困顿颠沛，几乎只剩一口气，但志向百折不改，刚劲正直而忠诚明亮，卓然可称一代完人。这部文集由他的弟弟周恪编纂，许谷为它作序。其中吏科奏疏十一篇，太常寺奏疏二篇。虽然篇卷不多，但气势生动凛然，仍足以看出他的基本风貌。卷末《乞休》一疏，注说“李石麓相公不允上”。李石麓，就是大学士李春芳的号。大概周怡被罢黜废置以后，不想再出仕，而李春芳因为穆宗实行新政，想奖用正直之臣，所以将这封奏疏扣下，不让它上达。然而周怡最终没有得到重用，大概也可以说是郭公所说的“善于奖善”吧。△《谭襄敏奏议》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谭纶撰写。谭纶字子理，宜黄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襄敏”是他的谥号，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集是他历任官职时所写的奏疏草稿，分为三集：第一集称《闽稿》，是嘉靖四十二年再次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时所上的奏疏；第二集称《蜀稿》，是嘉靖四十四年起任陕西巡抚，适逢大足百姓作乱、攻陷七城，调任四川以后所上的奏疏；第三集称《蓟辽稿》，是隆庆元年至四年间，他由兵部右侍郎升任左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时所上的奏疏。史书称谭纶沉着坚毅、熟悉军事；他任台州知府时，就同戚继光制定束伍法，训练军队，击破倭寇，几乎将其全部擒获斩杀。他任浙江海道副使时，又连续击破倭寇；再次起任浙江右参政时，击破饶平贼寇林朝曦；调任福建参政时，郡县多被倭寇攻陷，他奋力作战收复失地，福建于是平定；任四川巡抚时，在会理消灭云南叛酋凤继祖；总督两广时，岑冈贼寇江月照等听到风声便投降。朝廷依靠他办理贼寇事务，一遇警报就调派他，他任官从未满一年。后来在蓟辽，他同戚继光协力修整边防，三卫各部始终不敢南下放牧。前后从事军事将近三十年，累计首功二万一千五百。论其功名，并不在王守仁之下。然而儒者却偏偏艳称王守仁，是因为王守仁聚集门徒讲学，辅佐和依附他的人很多。现在特意收录这部文集，以便看到他的谋划大略，希望不至于埋没他的真实功绩。△《潘司空奏疏》六卷（浙江巡抚采巡本） 明代潘季驯撰写。潘季驯字时良，乌程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总督河道、工部尚书，兼任右都御史，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文集包括《巡按广东奏疏》一卷、《督抚江西奏议》四卷、《兵部奏疏》一卷。潘季驯巡按广东是在嘉靖三十八年。奏疏后有他的儿子大复所作附记，说原稿将近三寸厚，已经散失，只从掖垣中寻得，所以所收只有这些。他督抚江西是在万历四年。奏疏前有李迁、万恭所作的两篇序。他任南京尚书则是在万历九年。旧本把这一部分排在兵部奏疏之前，编排次序错了。潘季驯虽然因治理黄河而显名，但所到之处都有治理政绩。集中如《查议弓兵工食》和《损益南京兵政》等奏疏，都足以补充《明会典》记载不完备的地方；又如《查解兵卫存留粮饷济边》等奏疏，也深切指出了当时的弊政，足以同史书、史志相互参照。△《两河经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潘季驯撰写。万历初年，黄河在高家堰决口，淮、扬、高、宝都成为大水浸泡之地。潘季驯建议修筑堤防，疏通淤塞；论述水势的强弱，恢复黄河原来的河道。他分条上奏六件事，诏令按照他的建议施行。书中所收，都是他当时勘察筹划南北两河时所上的奏疏。卷首冠以图，卷末附有书信一封，没有注明是上给什么人的。书中有“奉大司空之教，亲往阅视”的话。考察当时的工部尚书是李幼滋，他始终主张办理这件事，大概就是那个人吧。潘季驯前后总管河务二十七年，晚年编纂《河防一览》。其大旨在于用堤防束缚水流，用水冲刷泥沙，最终凭此取得了功效。这部集子所收的各篇奏疏，同时规划测量地势，利弊分明，足以看出当时施工的先后次序。它同潘季驯所作《河防一览》，都是有益于实际应用的论述，不只是补充史志的疏略、供舆图考证而已。△《两垣奏议》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逯中立撰写。逯中立有《周易札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共收奏议六篇，都是逯中立任给事中时所上的。他先后任吏科、兵科，所以称为“两垣”。其中《论公用舍》《论修史用人》和《论会推阁臣》三篇奏疏，事情的始末大略都具载于《明史》本传。大概逯中立因为这三篇奏疏，一次触犯皇帝旨意而停发俸禄，一次被辅臣忌恨，一次被贬谪而外调，所以史书特意摘录在本传中。他的《请罢织造》《论东倭》和《请停例金》三篇奏疏，虽然事情没有施行，但也都铮铮有声、不肯阿附，无愧于封驳之职，不能因为篇卷少就废弃不录。旧本把它附刻在逯中立所作《周易札记》之后。如今既然分别归入四库分类，那么把它列在《经部》就不合体例了，所以析出另行著录。△《周忠愍奏疏》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起元撰写。周起元字仲先，号绵贞，海澄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因触犯宦官魏忠贤而被害。崇祯初年，追赠兵部侍郎，谥号忠愍，后改谥忠惠。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文集共收《西台奏疏》十一首，编为一卷，是周起元擢任湖广道御史、巡察漕运时所上的奏疏；又收《抚吴奏疏》十九首，编为一卷，是他巡抚江南时所上的奏疏。原本第一卷所载都是周起元的传记，第四卷是《兰言录》，全是题赠诗文，第五卷是《崇祀录》，全是呈词、碑记，后面又收录各人赠送、祭奠的诗文以及周起元遗诗七首。大概是他的后裔搜集编纂并刊刻的，所以得到什么就增加什么，已经没有次序。此外，明末积久形成的习气，是喜欢用喧哗攻讦来取得名声；他们的奏议大多是客套的浮泛言辞，对实际事务没有帮助。周起元的各篇奏疏，仍有许多涉及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不是那些虚夸气节的人所能相比的。他本人及其言论，都足以流传不朽。现在收录他的奏疏二卷，并把遗诗七首附在后面。至于周起元的姓名已经光耀史册，本来就不需要依靠传记、志书来流传。这里一并删削淘汰，以省去繁复。△《张襄壮奏疏》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勇撰写。张勇字飞熊，上元人，积累军功，官至靖逆将军、提督甘肃军务，封靖逆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这部文集由他的儿子云翼编纂。起于顺治六年的《谢实授甘肃总兵官疏》，终于康熙二十三年的《甘州遗疏》，共一百二十篇。张勇初任甘肃总兵官时，内有肃州回民作乱，外有昂汉夷人窥伺边境，每天都在进行攻讨。期间奉命调往南方征战，不久又回到甘肃，再次遇到王辅臣之乱。往来征剿，每天没有安宁的时候。他去世时，仍因为防御麦力幹，强忍疾病出兵，最终死在军营中。计算他前后征战，历时四十多年。王进宝、赵良栋等人，也都是从他的偏将、副将中起身成为名将的。康熙十三年以后，他因箭伤和足疾，乘肩舆督师达十年之久。多次请求解除职务，都承蒙优厚诏令慰留，让他居家处理政务。大概两朝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深，诸将没有超过张勇的。如今阅读文集中各篇奏疏，大体都是他在军旅之中所作，而且切实详明，有话无不尽情陈述。读这些奏疏，可以看出开国初年平定秦、陇的方略；也可以看出历代圣明君主知人善任，以及风云际会、千载难逢的极盛局面。△《靳文襄奏疏》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靳辅撰写。靳辅字紫垣，镶红旗汉军，起初授官翰林院修撰，官至总督河道、兵部尚书，“文襄”是他的谥号。这部编集全是他前后治理河道时所上的奏疏，由他的儿子靳治豫汇编刊行。靳辅由安徽巡抚升任河道总督时，正赶上河患十分严重，洪水倒灌，高家堰横向决口，淮水合流向东奔注，原来的河道反而被淤塞。靳辅在奏疏中说：“河水挟带泥沙流行，容易发生淤积堵塞。只有依靠清水帮助冲刷，才能不致阻滞。应当审察全局，彻底把首尾合在一起治理。不能任意施工，堵住这里却使那里决口，最终仍然没有益处。”于是分条陈述八件事、八项告诫，圣祖仁皇帝全部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疏浚运河和清口，直到海口的河道；又开凿白洋、清河以东的引水河，黄河水流才开始畅通；开凿清口、澜汛、浅地等处的引河，淮水才开始能够抵御黄河水；修筑河崖遥堤、缕堤，修整高家堰，堵塞翟坝，设置六座减水坝，于是泄水各处都有了凭借。至于开凿中河、早河等工程，更是规模很大的设施。他的主张以“筑堤崖，疏下流，塞决口，有先后而无缓急”几句话为纲领。因此，他任职办理河务十年，成绩十分显著。各篇奏疏都收在集中，无不指明事情的原委，论述确凿有力。直到现在，谈论治理河道的人仍然称道靳辅。末尾附有靳辅任巡抚时所上的三篇奏疏，其中极力论述骚扰驿站的问题，也充分表现出他的风力。△《华野疏稿》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郭琇撰写。郭琇是即墨人，“华野”是他的字，康熙庚戌进士，官至湖广总督。这部编集是他历任官职时所上的奏疏，起于康熙二十七年，止于康熙四十一年，共四十四篇。奏疏末尾多载有原来奉到的谕旨，大概是郭琇恭敬抄录下来的，后来他的后人又一并敬谨刊刻。郭琇起初由吴江县知县被行取入台，便弹劾罢免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人。圣祖仁皇帝赞许他敢于进言，连续提升为左佥都御史，进而升任左都御史。他又弹劾王鸿绪、高士奇、徐乾学等结党援引、相互交通，也都使他们受到谴责退职。后来因有关事务被降职，重新起用为湖广总督。在任四年，又因为红苗抢掠一事被免职回乡。大概在他弹劾确有实据时，就提拔他来表彰忠诚；在他贻误边疆事务时，就罢免斥退他来表明罪责。由此可以看到，圣祖仁皇帝处理政务、任用人才，极其公正而独断专行；赏罚全看他们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偏轻偏重。此前编纂《五朝国史列传》时，特意命令在《明珠传》中完整载录郭琇弹劾的奏疏，不必删削。后来又命令在《王鸿绪》《高士奇》《徐乾学》各传中补载郭琇弹劾他们的奏疏，不必有所隐讳。并再次颁发诏令，说明他被任用和罢免的原因，使大家都知道任用琇，并不是有人能够排挤、报复他；琇被罢官，也不是由于有人倾轧。各位臣工仰承诰诫，已经没有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了。臣等谨将琇的这部编纂录下，并恭敬地把先前奉到的谕旨抄录下来，置于各卷卷首。这样或许可以使常训显明，永远成为遵循的法则，也使大家更加知道警戒自勉。（以上为专集。）（案：以上所录，都是把奏议单独编成一集的。若有编入文集之中的，仍然著录于《集部》。） △《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汝愚编。卷前有淳熙十三年的札子，说他曾任职于三馆，有机会阅览秘府四库所收藏的书，以及历朝史官所记载的忠臣良士切合时宜的奏章。他收集编排，几乎有一千多卷。由于文字杂乱，查阅起来十分疲劳。自从代理闽郡长官以来，便利用处理政事的空闲，按照事情列出篇目，分门别类编次；又删去重复和不合适的内容，仍剩下数百卷。于是厘定为一百多门。上起建隆，下至靖康，推究考察了几个月，大致看到了事情的始末。如果不删繁取要，恐怕会使皇帝夜间阅览过于劳神。于是想再从其中选取最精要、最切合治国之道的内容，每缮写十卷，分次进呈。另有淳祐庚戌年《史季温序》，说这部书在闽郡开始编纂，在锦城进呈奏书。可见它历经多年，屡次删选，才编成此书，所以取舍颇为谨慎。他自称，上可以据此了解时事的得失、言路的通畅或阻塞，下可以为有关官署保存往事的实录。它的宗旨是弥补史书的缺漏，并不是夸饰。全书分为《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十二门。子目共一百一十四个。每篇末尾，都附注该作者当时所任的官职，以及奏章进呈的年月，极其详尽核实。他的奏札《自序》和《史季温序》，都称此书为《名臣奏议》，但这部书题名却叫《诸臣奏议》。难道是因为其中有丁谓、秦桧等人，所以改了名称吗？考察《朱子语录》说：赵子直想把奏议分门编纂。先生说：只是按每个人分别编好。于是谈到旧编的精义，按人编排，可以从头到尾贯串起来，是有深意的。如今一概删节拆散，就看不出完整的意思了，等等。现在这部集子仍然按门类划分，而不是按人物划分，没有采用朱子的主张。按人物分类，可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全面看出其是非得失，这是为评论人物和时代考虑；按事情分类，可以考察古今，全面了解某一事项的沿革利弊，这是为治理现实事务考虑。平心而论，赵汝愚的见识确实远大。△《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永乐十四年，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纂。上起商、周，下至宋、元，分为六十四门。篇目名目未免过于繁多，分类也往往不恰当。又如文王、周公、太公、孔子、管仲、晏婴、鲍叔、庆郑、宫之奇、师旷、麦丘邑人等人的言论，都是一时应答问对的话，却全都题作奏议；这样一来，《尚书》中所谓的扬言，还有什么不能采入的呢？这也实在杂乱而失去条理。然而，汉代以后所收集的材料十分完备。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原因、政治得失的缘由，大都确实可以同《通鉴》和“三通”互相考证。当时书编成后，只刊印了几百部，颁发给各地学宫，版片则收藏在宫中，世间很少见到。崇祯年间，太仓人张溥才开始刊刻一部节录本。他在序中自己说，生长三十年，从未见过这部书，最后才得到太原藏本，于是删节重刊，卷目都依照原书。不同之处在于，原本有《慎刑》一门，张本没有；张本有《漕运》一门，原本没有。不知道是张溥改动了篇目，还是传本彼此不同。但张溥的删取颇为缺乏鉴别裁量，以致唐、宋以后的文章全被割裂，几乎像把野鸭的脚接给鹤、把鹤的腿截给野鸭一样，完全失去了原貌。这部书是永乐年间颁行的原书，还算完整完善。虽然编排义例杂乱，但采录的材料全面完备，确实也是古今奏议的渊海。△《名臣经济录》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黄训编。黄训是歙县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副都御史。这部书辑录洪武至嘉靖九朝名臣经世治国的言论。其中缺少建文一朝，是因为避讳“革除”之事。全书分十门：其中《开国》一卷，《保治》十卷，《内阁》四卷，《吏部》四卷，《户部》五卷，《礼部》七卷，《兵部》十三卷，《刑部》三卷，《工部》五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共一卷。每门各有子目。《开国》《保治》二门按时代编排。《吏部》《礼部》《兵部》《工部》四部，各按所属四司分为四类。《户部》分为《图志》《田土》《赋役》《给赐》《黄册》《屯田》《婚姻》《粮运》《禄俸》《盐法》《茶法》《课程》《赈恤》十三类。《刑部》分为《律例》《论奏》《题奏》《杂论》四类。这是因为这两部所属各司，都是按省区划分，并没有专门掌管某一件事务的机构。《内阁》没有子目，因为它总摄百司，没有什么不包括的。《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也没有子目，因为篇帙很少。明永乐年间，敕令黄淮等编纂《历代名臣奏议》，编到元代为止。虽然门目繁多，不免有些冗杂，但两千年来的大谋略和宏伟规划，仍然历历可考。这部书所载，如《陶安传》《刘基行状》《蹇义墓志》《李东阳年谱》等篇，兼记言论和事迹；《汉府》《赵府》《石亨》《曹吉祥之变》等篇，还一并记载时事；又如谢铎《焉用彼相说》、何依《休庵诗序》之类，还采录了杂文；至于邱濬《大学衍义补》之类，甚至节取其所著的书，并不纯粹属于奏议体裁。所以只以《经济录》为书名。实际上其中十分之九是奏议，时代又同黄淮等人所编的书相衔接，很足以作为考察借鉴。现在把它附在《奏议类》中。其中像《胡广碑录》之类，偶尔有收录过滥的地方，或许也是因为朱子《名臣言行录》收取吕惠卿，赵汝愚《名臣奏议》不遗漏章惇、秦桧，具有这样的用意吧。分别看待就可以了。△《钦定明臣奏议》四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编纂。由皇子司负责选录，尚书房入直的各位臣子参与缮写。每编成一卷，就恭敬地呈给皇帝阅览，由皇帝亲自裁定。因为其中陈述政事得失的内容，足以昭示应当效法和引以为戒的地方；而且时代已经接近，作为殷鉴尤其明白。将要追溯前朝灭亡的原因，以及本朝兴盛的原因，用来垂训后世无穷，所以特别重视这件事。考察有明一代，只有太祖凭借宏大的谋略和雄才大略，统一了天下。传了几代以后，风气逐渐改变。朝廷议论所趋向的，大体竟同南宋相等。因此二百多年间，士大夫陈述政事，有的君子把国政放在一边而议论君心，一份札子动辄达到千万言，像策论的体裁；小人则抛开公事而争论私党，一件事有时竟上数十道奏疏，全都是互相攻击、争讼的言辞。到了末流，越发诡诈刻薄。不仅小人谋求私利，即使君子也不过是在争逐名声。台谏官在朝廷上喧闹，道学之人在民间喧哗。人们知道兵备和吏治日益败坏，却不知道它们败坏的原因，是阁臣和宦官为其提供了幕后援助；人们知道阁臣和宦官之间日益争斗，却不知道他们争斗的原因，是门户之见和朋党相互煽动构陷。宋人的弊病，还不过是议论多而成功少；明人的弊病，则简直是靠议论而亡国罢了。然而，一代之中的臣子，大多贤臣和奸臣并存，不可能人人都是忠臣，也不可能人人都是佞臣。即使同一个人，也往往同时陈述得失，不可能每句话都正确，也不可能每句话都错误。因此，在众多芳草和杂草混杂的时候，一定有名臣和贤辅挺身而出；众说混乱的时候，也一定有正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支撑其间。所谓从沙中淘选黄金，关键在于谨慎地加以选择。这部书遵奉训示，辨别优劣；删去浮华文章，简择保存宏伟的议论；考察史传，用后来事情的结果来验证前人的言论；考证实际情形，使众多议论归结于一个正确的判断。譬如童谣妇女所唱的歌谣，一经尼山夫子删定，便列入六经；一代得失的资料，也就是千古政治的借鉴。至于人品不好但言论正确的，也不废弃搜罗；议论正确但文辞不当的，只加以删改润色。圣德广大，不遗漏任何一点善行；圣度宏大，公正无私；尤其不是寻常人所能测量的。（以上为总集。）──以上“诏令奏议类”中奏议一属，共二十九部、七百二十六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