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四十九

译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四十九 ○类书类存目三 △《类姓登科考》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也没有序跋。此书把明代一朝考中进士的人按姓氏归类排列，并在姓名下面分别注明乡贯、科分和甲第。对于仕途显达的人，还一并注明官阶、爵位和谥号；有一家世代都曾中选的，就注上“某人为某人的儿子，某人为某人的孙子，某人为某人的兄弟”。记载相当详细完备。所注人物下限到崇祯末年，那么就是国朝人编纂的。考《唐书·艺文志》有崔氏《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李奕《登科录》二卷。晁公武《读书志》记载《乐史》采录唐武德至天祐年间进士及诸科中榜者，编成《登科记》三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记载洪适《唐登科记》十五卷。这部书详细列出科名，大概沿用了古例。唐代林罕的《元和姓纂》按四声分编，宋代谢维新的《合璧事类》所列各姓的事迹，则以乡塾所诵《百家姓》中的赵、钱、孙、李等字为纲领；这部书大概采用了谢维新的体例。《百家姓》中没有收录的姓氏，就附录在第六卷末尾。△《典制纪略》（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孙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孙承泽熟悉典章掌故，这部书广泛征引，颇有助于考核。但书中虽然分为官制、河道、漕运、盐茶、钱钞、礼乐等门类，河道前后却重复出现，礼教之后又杂入学田、刻书数条，贡举之中又杂入赵捴谦精通六书的一段，田赋之后又记载钱法两条，三司使一条又不附在官职之内，颠倒庞杂，完全没有次序。大概是偶然得到一两件事，就随手记下来，所以书中有许多空行。而且有时有增补之处，也有删削之处，大概是尚未定稿的书，后人抄录了它的残稿。△《经世篇》十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作昆山顾炎武撰。此书的门类完全依照科场策问的题目，每个题目写一篇，并附上各家的杂说，内容颇为浅陋。大概是应试的人抄撮类书编成的，书坊商人却假托顾炎武之名。△《考古类编》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柴绍炳撰。柴绍炳有《古韵通》，已经著录。此书分为三十三门，凡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内容，都摘取其要点，贯串编成篇章。自序说是为了便于蒙童学习，类似《小学绀珠》一类，大概是为科举后场策论设置的。原名《通考纂要》，雍正甲辰年，华亭姚培谦为它作评注，改题为今名。△《希姓补》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单隆周撰。单隆周字昌其，萧山人。起初，明代杨慎撰《希姓》二卷，单隆周认为其中还有缺漏和错误，于是撰写此书加以补充，仍然按四声编次；每一韵先列原编，接着列出补充的人名、姓氏以及订正的错误。自唐代以后，谱学失传，讹误和异说日益增加，记载难以完备。单隆周这部书也只是根据自己所见加以记录，不能没有错漏。△《广群辅录》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徐汾撰。徐汾字武令，钱塘人。此书补充陶潜《圣贤群辅录》的缺漏：西晋以前，补入陶氏遗漏的人物；东晋至明代，则续编下去。考察《群辅录》托名陶潜，实际是伪书；原书本来就不足为据，续编又弊在繁杂芜乱。至于所载明代七才子、十才子之类，都是末流人物相互标榜的称号，更加冗杂泛滥。王晫《今世说》记载，徐汾喜欢著书，却苦于没有钱购买纸张笔墨，常在破几案上起草，用麻束蘸煤汁写字。他编纂此书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这部书却算不上善本。△《氏族笺释》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峻运撰。熊峻运字在湄，新建人。此书取百家姓氏，按照文义分别编排。共四百六十八姓，每姓都配以四六骈语，略略注释事迹，供应酬和查检使用。对于氏族的源流，从未作过考证。△《历朝人物氏族会编》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禾川南里松山逸叟颖侯氏撰”，没有注明姓名。查考卷首姓名上的两方印章，一方说“尹敏”，一方说“颖侯”，由此知道此书就是尹敏所作。书中多记载明末殉节的诸位臣子，可知是国初人编写的，但他的生平始末就不详细了。此书以《重编百家姓》中“孔师东鲁、孟席齐梁”等句为纲，杂引历代人物列在下面，但错误百出。例如孔氏条说出自宋代郯子之后，师氏条说师旷是晋国乐师，孟氏条说孟蔑字献子，像这一类的错误到处都是，实在不足以作为典籍依据。△《二酉汇删》二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训撰。王训字敷彝，安邱人。顺治丁亥进士。此书分十六门、一百七十个子目，大概主要是为科举答策而设。有些材料采自原书，也有些是辗转抄袭，连出处都弄不清了。例如《敬廪篇》中“关龙逢冕危石履春冰”一语，本出自《苻子》，却漏掉“关”字，只称龙逢，好像有一个人姓龙名逢；而所注的书名却写作“《谏桀》”二字，又好像龙逢所著的书名叫《谏桀》。由此可知它只是抄撮类书，并不是有根柢的学问。△《古今疏》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朱虚撰。朱虚字邵斋，号可菴，又号介庵，曹州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绍兴府知府。此书仿照《广雅》《释名》的体例，从天地日月直到虫鱼草木，各自分篇，并加以解释。但征引的材料非常繁多，却不说明出处，使旧文和新义无法分别，即使有所依据，也没有办法考证。这就是抄撮材料编书的通病。△《三才藻异》三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屠粹忠撰。屠粹忠号芝岩，定海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此书选取可以用来题咏的典故，分类立题，条目多达一万余项，每项都用四言二韵概括，大概是类书的支流，也是《蒙求》的变体。然而拼凑辞句成文，繁杂而没有实际用处。自序说历时二十四年才写成，也只是劳苦而没有补益。△《三才汇编》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龚在升撰。龚在升字闻，嘉善人。顺治己亥进士，任苏州府推官。此书分类编纂，供科举答策使用。间或附有议论，例如说郊社应当合祀，乐律采用李文利的说法，都不是确切的论断。△《千家姓文》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崔冕撰。崔冕字贡收，巢县人。这部书认为村塾流传的《百家姓》语言没有文义，于是从史传中详细翻阅，得到复姓三十四个、单姓九百七十二个，共计一千零六个姓，把它们联缀成文。与原书相比，文字较为雅正驯顺，但不如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典雅确切、都有根据。前面有康熙癸卯年崔冕的自序。又有如皋冒国柱的序。书中的注释就是冒国柱所作，都只说某代有某人，却不注明出处，同样没有证据，不能令人相信。△《教养全书》四十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应捴谦撰。应捴谦有《周易集解》，已经著录。此书分为选举、学校、治官、田赋、水利、国计、漕运、治河、师役、盐法十考，节录史书文字，并把前人的评论分别附在下面，体例略仿《文献通考》，对于明代事实，记载尤其详细。应捴谦间或附加自己的判断，议论也多纯正。但同马端临的精密博洽相比，仍不能立即与之并驾齐驱。其中不记载律算，是因为徐光启已经有成书；不记载舆地，是因为顾炎武、顾祖禹二人正在着手编纂。△《姓氏谱》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绳远撰。李绳远字斯年，嘉兴人。此书杂抄《万姓统谱》编成，错误和遗漏很多。怀疑他只是抄录下来备用，本来并不是想著书。△《李氏类纂》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绳远撰。这部书大概是偶然抄录各家类书，以备自己使用。所以职官部分开头列宗人府，是采用现行制度；却又说国朝设置大宗正院。又把宗人府的宗人令一人，说成是前朝旧事，却认为是国朝制度。这就是沿袭抄录，遇到相同的事情也没有删去重复内容。△《韵粹》一百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国朝朱彝尊撰。朱彝尊有《经义考》，已经著录。此书采集古人新颖的语句，按韵编排，每一韵为一卷，所采材料不能说不丰富。然而只采词赋，不涉及经史；词赋所引用的其他书籍，也就以词赋本身作为出处，这种弊病与苏颂《文选双字类要》大致相同。朱彝尊的学问有根柢，著述又最为丰富，不应当从事这种琐碎的学问；他的生平著作中也从未提到此书。书中有时缺行缺字，也像是尚未完成的本子。怀疑是有人摘拾私下记录，供作词赋之用，后人看重其博洽，辗转传抄，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宫闺小名录》四卷，《后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尤侗撰。尤侗有《明史艺文志》，已经著录。这部书补充陆龟蒙、洪适、王铚、温豫、张邦几诸录的遗漏，上起汉代，下至明代，凡是以名字流传下来的女子，都分类编载。一为后妃，附列公主、外戚；二为列女，附列有节操品行的妓女、妾；三为妾婢，附列杂类；四为妓女；五为外传，附列寇盗；六为仙鬼，附列剑侠。每一类又有补遗。补录仍未收尽的，闽县余怀又续成《后录》一卷，尤侗连同跋文一起刊刻。旧录中已经有的人，也列出姓名而不记事迹，注作“已见”。他搜集材料相当勤勉，但尤侗本来擅长铺陈文辞，以词赋见长；余怀也喜欢选伎征歌，以风流自许，考证之学都不是他们的长处。例如明代宫人琼莲、媚兰之类都收录了，而王满堂、杨金英之类姓名见于国史的却遗漏；根据杜甫诗收录他的婢女阿稽，而刘整的婢女绿草见于《文选》却遗漏；根据魏文帝诗收录刘勋的妻子王宋，根据元稹诗收录他的女儿小迎，而焦仲卿的妻子兰芝、葛沙门的妻子郭小玉、左思的女儿纨素和蕙芳都见于《玉台新咏》，却都遗漏。至于《李波小妹歌》中的雍容、《东飞伯劳歌》中的莫愁、乔知之诗中的窈娘、李白诗中的女平阳和妓女金陵子、李商隐诗中的柳枝、杜牧诗中的定子、白居易诗中的都子、元稹诗中的念奴、秦观诗中的边朝华、晏殊诗中的刘苏哥、欧阳修诗中的娇儿，以及裴度的黄娥、司空图的鸾台，遗漏那些近在眼前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又如唐代李冶是女道士，元代薛兰英、蕙英是富民的女儿，有《联芳集》，却把她们列入妓女类；石崇的妾绿珠见于本传，窦滔的妾赵阳台见于《璇玑图序》，却没有把她们列入婢妾类。这样门类颠倒，紫云一人既列入仙鬼，又列入补遗，隔了六页而出现两次；赵娟一人既附在王韫秀名下，又另列一条，隔了一卷而重复出现；可见编排十分疏漏。把锦瑟当作令狐楚的青衣，还算是依据《刘攽诗话》；至于段文昌家的膳祖，竟和夜来的“针神”相提并论；鲍生的四弦，又和苏轼的胡琴婢相提并论；这些都是因技艺而得名，并不是她们的姓名，却一概列入，错误实在太深。甚至同时代的妇女也连篇累牍地收录进去，越发没有体例了。△《同姓名录》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王廷灿撰。王廷灿是钱塘人。康熙辛酉举人。官至崇明县知县。此书大概是在梁元帝和明代太常寺卿余寅的两部《同姓名录》基础上扩充而成。余寅的书止于金、元，王廷灿则兼及明代。然而，像宁都魏禧，到康熙己未年还被荐举为博学鸿词，却把他同崇祯末年的魏冲配在一起，题作“两魏叔子”；如果查阅州县户籍，同姓名的人可以得到成千上万，哪里只有这八卷呢？而且第三卷全抄梁元帝的书，第五卷也全抄余寅的书，又有什么必要在屋下再造一屋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古事苑》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邓志谟撰。邓志谟字景南，饶安人。此书成于康熙丙寅年。它搜集古代故事，裁剪编成骈偶文句，共六十篇，注释则分别附在各篇末尾。大体上想仿效吴淑《事类赋》，却不能使声韵协调、文脉贯通，于是每篇都成了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彼此不相连贯的四六文。

译△《行年录》（无卷数，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国朝魏方泰撰。魏方泰字日乾，号鲁峰，江西广昌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院学士。此书选取古人事迹中有年代可考的，分别按年份编排，每一岁为一篇。对于只知道几十岁而不知道具体零数的人，各自另立“几十余一”篇；对于连几十岁都无法考知的人，则分立初生、童幼、少壮、老年四篇，并在前面列出各朝历法和制度命令，附列生辰、同生、学生、遗腹、前后身四篇。原本不分卷，也没有目录，次序颇为颠倒。例如凡例说应在前面列出各朝历法，而这个本子却以“前后身”列在前面，可知不是魏方泰的旧本。所列儒者和异闻一并陈述，难免稍显杂乱。又随见闻所得，便依据那些书来记载人物，不再探究其根源，也稍显疏略。△《石楼臆编》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周纶撰写。周纶字膺垂，松江华亭人。康熙年间任国子监学正。这部书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门，下设五十九个目。从汉、唐直到本朝，凡是涉及六曹政务的内容，都分类记载；对于国初以来的章疏、案牍，也颇有征引。全书宗旨是供科场对策使用，但读书人局限于乡里，对于官府旧事不能明白熟悉，因而遗漏很多，不能完全用作考核查证的资料。△《五经类编》二十八卷（通行本） 清朝周世樟编纂。周世樟字章成，太仓人。这部编书摘取《五经》中的语句，分为十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都是为了备作时文之用。书末附有《诸经略说》《经义辨讹》《辨疑》，各若干条，也都与考证无关。△《同人传》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清朝陈祥裔撰写。陈祥裔有《蜀都碎事》，已经著录。这部书从秦、汉直到元、明，把姓名相同的人搜集编成一册，末尾又附录父子同名的几个人。搜采相当详细，取舍也颇为谨慎。例如《太平广记》中再生的王翰，和唐代诗人王翰同名；《通幽记》中神婚的李伯禽，和李白的儿子伯禽相同；这些事情既不合常理，人物又无法考证，如今一概不予收录，可见作者并非毫无区别地滥收，也不是喜爱猎奇、嗜好琐闻的人。只是全书都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古事比》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方中德撰写。方中德字用伯，桐城人。这部书把古代相类似的事情排列比较，编成一书。然而征引虽然广博，遗漏实际上很多。例如在父子一门中，把世代传承的事业和世代传授的经术分为两类：把世业归入随会士匄、王羲之、王献之，把经术归入韦贤、刘向父子。古今难道只有这一两家吗？四部之书浩如烟海，逸闻琐记多得无法计数，想用几十卷书把它们一一比较归类，难免是自己增加困难，所以顾此失彼也是理所当然的。△《政典汇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王芝藻撰写。王芝藻有《大易疏义》，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天下事务都由六曹统辖，这种体制始于《周官》；后世有的沿袭，有的改革，但总不超出它的范围。因此按各曹分别编纂古代事例，删去繁琐、提取要点，并随事附上评论。他所取的材料，大多来自《通典》《通考》二书；元、明的事情，则多采自王圻《续通考》和邱濬《大学衍义补》。△《典引辑要》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丁昌遂撰写。丁昌遂字秀崖，怀宁人。这部书成于康熙庚寅年，杂采旧文，分别概括其大意，分类编排。它的凡例说，制艺这种文体固然发自性灵，有时也要从古典中取证。这部书所辑内容足以供科举业者考证。既然宗旨如此，这部书的性质也就可以知道了。△《广事类赋》四十卷（内府藏本） 清朝华希闵撰写。华希闵字豫原，无锡人，康熙庚子年举人。华希闵因为校刻吴淑《事类赋》时，认为它还不完备，于是扩充编成这部书，附刻在原书之后，共二十七门、一百九十一个子目，也仿照吴淑的体例自行作注，但最终仍比不上吴淑的书。△《根黄集》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清朝杨文源撰写。杨文源是长泰人。这部书把三礼的文字割裂开来排列编纂，分为律吕、封建、井田、学校、祭祀五门，每门之中又各设子目。书名称作“根黄”，取黄锺为万事根本之意。卷首恭敬地收录圣祖御制《黄锺为万事根本说》一篇，以及朱子请修三礼的札子一首，用来说明编书的由来。书中的训释和辨论，一概以钦定义疏作为裁定标准，间或也附有自己的意见。凡例说仿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但书中所录内容大多与四子书中的典故互相发明，仍然不过是科举业的辅助读物罢了。因此现在把它列入类书类。△《三体摭韵》十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清朝朱昆田撰写。朱昆田字西畯，秀水人，是朱彝尊的儿子。他继承家学，也把广泛涉猎作为治学功夫。这部编书仿照阴氏《韵府》的体例，采集前人新奇艳丽的字句，编排成书；所收内容截至元代为止，只取骚、赋、诗三体，所以用“三体”命名。搜集的材料相当繁富，但词人精心锤炼、萌发新意的语句只有十分之一，熔铸旧文而成的有十分之九，不能把其中的一字一句都据作根本依据。即使以“一东”韵为例，“阿童”是王濬的小字，见于《三国志》注，书中却说出自苏轼诗。“鹤氃氋而不舞”是羊祜的事，见于《世说新语》，书中却说本于陆龟蒙诗。这还只是说它只引用词赋、不涉及子史的情况。至于椒风殿的殿名见于《两都赋》，书中却引用崔国辅的诗；“唐弓”一词见于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书中却引用贺知章的诗；“比红儿”本来有罗虬的原诗，书中却引用陆游的诗。这就是说，即使在词赋之中，也已经舍弃前人的材料而取用后人的材料。他如已经引用古诗“鱼戏莲叶东”，又引用岑德诗“莲东自可戏”，另列“莲东”一条，已经引用卫象诗“鹊血琱弓湿未乾”，又引用梅尧臣诗“休调鹊血弓”，另列“鹊血弓”一条，越发繁复而缺少条理。至于梁简文帝诗“剑饰丹阳铜”，“铜”字本应从金部，书中却错误地收入“桐”字之下。

译这样看来，校勘也不够精细。这大概是一本草创未定的稿本。后人因为它是名父的儿子所作，便把它记录流传下来，却不知道反而给朱昆田增添了累赘。△《文献通考节贯》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清朝周宗濂撰写。周宗濂有《耻亭遗书》，已经著录。这部书取马端临《文献通考》和王圻《续通考》，按照原书的先后编次，仍旧沿用二十四门的分类。只有帝系、象纬、物异、四裔、节义、方外六门，因为难以节略摘录而置之不取；那些因正文而附带出现的内容，如《户口考》中的奴婢占役、《学校考》中的祠祭褒赠等条目，也删削了很多。大概作者的意图是便于记诵，供科场对策使用，当然不能用著书的体例来要求它。△《考古略》八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清朝王文清撰写。王文清有《周礼会要》，已经著录。王文清起初撰有《考古源流》四百七十五卷，汇集《三通》《玉海》《册府元龟》《通鉴纲目》《大事纪》《学海津逮》《性理》等书编成，尚未刊行。这部书是先摘取其中浅近而切要的内容，辑编成书，所以命名为《考古略》。△《考古原始》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清朝王文清编纂。当初，明嘉靖年间桐城赵釴撰写《古今原始》十四卷，按历代帝王编年记载，分别说明每件事的起源。王文清认为赵书原本从天皇氏到阴康氏的内容荒诞渺茫、没有依据，便加以删削，依照圣经从伏羲开始记述，并补正错误和缺漏，一直到明神宗为止。考察《世本》多记载事物的起源，但此书早已散佚；冯贽的《事始》也没有传本。王文清这部书牵强拼凑，也和赵氏的书相差不多。又不注明出处，更加不足以作为考证依据。至于卷末补遗的各条，尤其像《兔园册子》一类的浅陋读物。王文清曾编纂《考古略》一书，在其凡例中叙述自己一生的著述，却没有提到这部书，大概是书坊商人假托他的名义所作。△《春秋经传类联》（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王绳曾撰写。王绳曾字武沂，无锡人。雍正庚戌年进士，任扬州府教授。这部书取《春秋》经传中的词语，稍加改动熔铸，编成对偶句，共分三十四类。自序说：宋代徐晋卿的《春秋类对赋》受声韵限制，选词难以工整，事类也不能相从，就像野战一样，却还被列入经解，得以和诸家并列而光照如群星，共同流传不朽。现在这部书分类汇集材料，联缀成骈体，以便记诵；宁可声律不协调，也不使句子软弱；宁可句子不工整，也不要使语言庸俗。开府的长处，或许可以从中有所取法吧？他的自我评价很高。所说的“开府之长”，大概是因为倪璠注《庾信集》时称庾信善于运用《左传》。然而徐晋卿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竟然耗尽心力争论这种无关轻重的长短，这也真是可以停止却偏不停止了。△《杜韩集韵》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清朝汪文柏撰写。汪文柏字秀青，号柯庭，嘉兴人。任兵马司指挥。这部书选取杜甫、韩愈两家的诗句，按照今韵摘出，编列在各字之下，供吟咏者取用。每卷各分上、中、下三部分。凡是杜甫、韩愈没有押用过的韵，就把该韵保存于韵部末尾。所摘诗句不注明原诗题目，大概属于宋人《十二先生诗宗》一类的书。△《古今记林》二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朝汪士汉撰写。汪士汉有《秘书》二十一种，已经著录。这部书分为二十七类，从正史直到诸子百家，随手摘录材料。作者自称编写体例有两点：一是记载善恶，以显示劝善惩恶；二是搜集珍奇事物，以增长见闻。但大体上是从类书中抄录摘取而成的。△《古学捷录》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朝陈应麐撰写。陈应麐原名应明，字缙英，莆田人。这部书是为科举答策而作的，共十篇，每篇各有子目。所采材料都是明人的类书，错误非常多。△《读古纪源》九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朝何懋永撰写。何懋永字念修，山阴人。这部书分为两编：一编叫《三才纬略》，一编叫《六官综制》，共分为九考。全都是抄录类书，不是有根柢的学问。△《经济宏词》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这部书前面有凡例，题作汪学信四如父编次；卷首又题作新安太易父汪以时选辑。没有序，也没有跋，不能确定究竟出自谁手。全书分为十二门，都是明人的文章，其中有些可以供科场答策使用；凡例也自称是为了方便制举业而选取的。△《唐句分韵初集》四卷、《二集》四卷、《续集》二卷、《四集》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清朝马瀚撰写。马瀚字炎洲，顺天人。这部书把唐人的诗句按一百七韵分类编排，供集句使用。《初集》《二集》兼收五言、七言，《续集》《四集》则只收七言。△《政谱》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朱栗夷撰写。朱栗夷字心菴，山阴人。这部编书摘录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和邱濬《大学衍义补》等书，按类别编排，分为十二门。虽然名为《政谱》，实际上只是策略之书。篇首总题为《象山岩新书》，大概是他杂著中的一种。△《是菴日记》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杨拥编纂。杨拥字蔚芝，号是菴，爵位和籍贯都无从考知。卷首列出的引用书目中有李渔《闲情偶寄》，可见他是接近当时的人。书中采集各书材料，分类编排，共分十四门。各处注明所引书名，有时也附上自己的意见。凡例自称，遇到有所领会的内容就记录下来，叙次不讲条理，遗漏很多，体例尤其不简要。这大概也是一本随意摘抄编成的书。△《类书纂要》三十三卷（内府藏本） 清朝周鲁撰写。周鲁字南林，无锡人。这部编书是在类书中辗转抄取拼凑而成，错误相互沿袭，又都不注明出处；流俗之人沿用它，颇为误导后人。△《骈语类鉴》四卷（编修周厚辕家藏本）

译清朝周池撰写。周池有《唐鉴偶评》，已经著录。这部书兼仿李瀚《蒙求》和吴淑《事类赋》的体例，把故事中可以作为效法或戒鉴的内容编成骈偶句，不设置门类，只按韵部分篇。最后一卷为《闺鉴》十二篇、《幼鉴》十篇，记载的是妇女和儿童的事情。其中有一篇只有一两韵，或许是尚未编纂完成的稿本。──以上“类书类”共二百一十七部，二万七千五百零四卷，其中七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小说家类一 张衡《西京赋》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记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释说虞初是武帝时的方士，那么小说兴起于武帝时期。因此，伊尹说以下的九家，班固大多注明是有所依托的。（《汉书·艺文志》的注释中，凡是不署姓名的，都是班固自注。）不过，屈原《天问》杂乱地陈述神怪之事，其中许多都不知道出处，我认为这就是小说家的言论。《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已经首先引用它，可见小说的源流由来已久，只是在虞初时特别兴盛罢了。考察它的流别，大致有三派：一派叙述杂事，一派记录异闻，一派缀辑琐碎言语。唐、宋以后，作者更加繁多。其中诬妄失实、妖异荒诞而惑乱听闻的作品固然不少，但寓含劝戒、扩充见闻、可以资助考证的作品也交错存在。班固说小说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稗官；如淳注说，君王想了解里巷风俗，所以设置稗官，让他们采集并陈说这些事情。这样看来，广泛采集、从旁搜求，也是古代制度，本来不必因为内容繁杂就全部废弃。现在选择其中较为雅正驯实的作品，用来扩充见闻；至于猥琐鄙俗、荒诞无稽、只会扰乱耳目的，则删去不载。△《西京杂记》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晋代葛洪撰写。葛洪有《肘后备急方》，已经著录。黄伯思《东观馀论》说，这部书中的事情都是刘歆所说，葛稚川采集而来；书中称“余”的地方，都是刘歆原文。现在考察书后有葛洪的跋，称他家藏有刘歆《汉书》一百卷。他考校班固所作的《汉书》，大概是全部取自刘氏；其中有少许异同，是班固没有采用的，不过二万多字。现在抄出编为二卷，命名为《西京杂记》，用来补充《汉书》的缺漏，如此等等。黄伯思所说，大概是根据书中的文字得出的。考察《隋书·经籍志》，记载此书为二卷，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汉书·匡衡传》的颜师古注说，如今流传的《西京杂记》，出自里巷传闻，也没有说作者究竟是谁。直到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篇》才记载葛稚川向上林令鱼泉询问草木名称的事情；这件事如今就在本书第一卷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毛延寿绘画王昭君的事情，也引用作葛洪《西京杂记》的内容。因此，把作者指认为葛洪，实际上始于唐代；所以《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此书时，便注为“晋葛洪撰”。然而《酉阳杂俎·语资篇》另载庾信作诗时使用《西京杂记》中故事的事情，随即又追改说这是吴均的话，恐怕不值得采用。晁公武《读书志》也说，江左人有的认为此书是假托吴均之名所作，大概就是根据段成式所记庾信的话。现在考察《晋书·葛洪传》，记载葛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传、良吏传、集异传、《金匮要方》《肘后备急方》以及各种杂文，共五百多卷，并没有《西京杂记》这个书名，那么把它说成葛洪所撰，显然是错误的。只是刘向、刘歆父子撰写《汉书》，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拿这部书的记载同《汉书》相互核对，也常常错乱而不相符合。例如《汉书》记载文帝以代王身份即位，而这部书却说文帝是太子；《汉书》又记载广陵王胥、淮南王安都因谋反而自杀，而这部书却说广陵王胥与猛兽搏斗，被猛兽陷住脖子而死，淮南王安则和方士一起离去。《汉书·杨王孙传》直接把王孙作为姓名，而这部书却说他的名是贵。看来这是故意把事情弄错，以迎合葛洪跋中所谓“略有异同”的说法。况且刘歆始终都做王莽的臣子，而这部书记载吴章被诛杀的事，却说吴章后来被王莽杀死，这尤其不像刘歆的说法。又，《汉书·匡衡传》中有“匡鼎来”一句，服虔解释“鼎”为“当”，应劭解释“鼎”为“方”，这部书也记载了这句话，却把“鼎”说成匡衡的小名。假如刘歆早已有这种说法，服虔、应劭都是后汉人，不可能没有见过；直到葛洪才加以传述，因此陈振孙等人都对此深感怀疑。不过庾信指明作者是吴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证据。段成式所述的庾信这句话，在其他书中也没有见到。流传已经很久，不能仓促改动。现在姑且依从原跋，并题写刘歆、葛洪的姓名，以保存旧貌。这部书在各家书志中都作二卷，现在作六卷。据《书录解题》，大概是宋人分成这样的，现今也仍依照它。其中所记虽然多是小说家的说法，但采集广博，取材不尽。李善注《文选》、徐坚撰《初学记》，都已经引用过它的文字。杜甫作诗用典谨严，也多采用其中的说法；文人沿用数百年，久已成为成例，确实有不能仓促废弃的地方。△《世说新语》三卷（内府藏本） 宋代临川王刘义庆撰写，梁代刘孝标作注。刘义庆的事迹详见《宋书》。刘孝标名峻，以字行世，事迹详见《梁书》。黄伯思《东观馀论》说，《世说》这个书名始于刘向；刘向的书已经亡佚，所以刘义庆所编的书名为《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王敦使用澡豆的故事时，仍称作《世说新书》，可以作为证明。不知是什么人把它改称为《新语》，大概是近世流传时改的。然而沿用已经很久，也无法再予以订正了。书中所记分为三十八门，上自后汉，下至东晋，都是逸闻琐谈，足以作为谈论的助益。《唐艺文志》称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十卷，《崇文总目》只记载十卷。晁公武说，应当是刘孝标《续世说》和刘义庆原书八卷合在一起，共成十卷。又说民间有详本、略本两种，差别很大。现在这两种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本相合。每卷又分为上下两部分，这是世间流传的陆游刊本就已经如此，大概就是旧本。至于陈振孙记载汪藻所说的《叙录》二卷，开头考订异同，接着列出人物世谱和姓名字形的异同，末尾记载所引用的书目，这部书早已亡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