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八 集部五十一

译卷一百九十八　集部五十一。○词曲类。词、曲这两种文体处在文章与技艺之间。它们的品格颇低，作者也不受重视，只是才华之士用华丽的言语彼此夸耀罢了。然而《诗经》三百篇演变为古诗，古诗演变为近体诗，近体诗演变为词，词又演变为曲，层层积累而逐渐降低，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由。追究它们的源流，实际上也是乐府的余音、诗人的末流。在文苑中，它们还只能算是附庸，却也不能完全斥为俳优之作。现在斟酌采用以往的例子，把它们附在本部末尾。词、曲两类又略分甲、乙。词分为五类：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曲则只收录品评论断曲的文字，以及《中原音韵》，曲文则不收。王圻《续文献通考》把《西厢记》《琵琶记》都列入经籍类，完全丧失了论述编纂的体例，不可作为准则。△《珠玉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晏殊撰写。晏殊有《类要》，已经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晏殊的词有《珠玉集》一卷。这个本子是毛晋刻印的，与陈振孙所记相合，大概还是旧本。《名臣录》称：“晏殊的词名为《珠玉集》，张子野为它作序。”子野是张先的字。现在卷首没有张先的序，大概是在传抄中散佚了。晏殊天性刚强严峻，但词语却格外婉约秀丽。因此刘攽《中山诗话》说，元献喜欢冯延巳的歌词，他自己所作的词，也不比冯延巳差。赵与旹《宾退录》记载，晏殊的小儿子几道曾说，晏殊的词不写妇人的口吻。如今看他的词集，绮丽艳情之词并不少。大概几道想抬高父亲的声名，所以才这样说，并不是确切的评论。集中《浣溪沙·春恨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本是晏殊给张寺丞、王校勘看的七言律诗中的颔联，《复斋漫录》曾记述此事。如今又把它填入词中，难道是因为自爱语句造得工巧，所以不嫌重复使用吗？考察唐代许浑的诗集，“一樽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两句也前后出现过两次，可知古人原来就有这样的例子。△《乐章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柳永撰写。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中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所以世人称他为柳屯田。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柳永做举子时，经常出入歌楼妓馆，擅长创作歌词。教坊乐工每得到一个新曲调，一定要请柳永填词，然后才在世上流行。我任职丹徒时，曾见到一位西夏归朝官说：‘凡是有井水可饮的地方，就都能唱柳永的词。’这是说他的词流传得很广。张端义《贵耳集》也说：‘项平斋说，诗应当学杜诗，词应当学柳词。杜诗、柳词都没有外在的道德功业，只是如实说来。’大概词本来就是管弦乐器伴奏的放荡之音，而柳永所作旖旎缠绵、接近人情，所以容易使人接受。虽然他的作品颇受“俗”的批评，但喜爱它的人始终没有断绝。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他的《乐章集》有三卷，如今只剩一卷，大概是毛晋刊刻时合并了。宋代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这部集子残缺得最厉害。毛晋这次刻本也很少校勘订正，讹误多得无法一一改正。曲调分段中明显错误的，例如《笛家别久》的“别久”二字、《小镇西久离》缺少三字、《小镇西犯路辽绕》缺少三字、《临江仙萧条》的“萧条”二字，都是后段换头的文字，现在却截取为前段结句。字句中明显错误的，例如《尾犯》“一种芳心力”的“芳”字应作“劳”字，《浪淘沙慢》“几度饮散歌阑”的“阑”字应作“阕”字，“如何时”的“如”字应作“知”字。《浪淘沙令》“有一个人人”一句中，“个”字有一个是衍文；“促尽随红袖举”中，“促”字下面缺少“拍”字；《破阵乐》“各明珠”中，“各”字下面脱漏“采”字。《定风波》“拘束教吟咏”中，“咏”字应按叶韵改作“和”字。《凤归云》“霜月夜”中，“夜”字下面脱漏“明”字。《如鱼水》“兰芷汀洲望中”中，“中”字应作“里”。《望远行》“乱飘僧舍，密洒歌楼”两句，上下次序颠倒。《红窗睡》“如削肌肤红玉莹”一句已经押叶韵，下面又错误地增加了“峰”字。《河传》“露清江，芳交乱”中，“清”字应作“净”。《塞鸿》“渐西风紧”中，“紧”字是衍文。《诉衷情》“不堪更倚木兰”中，“木兰”二字应作“兰棹”。《夜半乐》“嫩红光数”中，“光”字应作“无”；“金敛笑争赌”中，“敛”字应作“钗”。万树撰写《词律》时，曾经辨析订正这些问题，现在一并采用他的说法。其中确实无法通读的地方，就对传疑之说姑且保留疑问，暂时仍依照旧本。△《安陆集》一卷、《附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宋代张先撰写。考察仁宗时有两个张先，都字子野。一个是博州人，枢密副使张逊的孙子，天圣三年中进士，官至知亳州，死于宝元二年，欧阳修为他作墓志铭，说的就是这个人。另一个是乌程人，天圣八年中进士，官至都官郎中，就是撰写这部集子的人。《道山清话》竟然把博州张先当成了这个张先，错误非常严重。张铎《湖州府志》称：“张先有《文集》一百卷，只有乐府流传于世。”《宋史·艺文志》记载：“张先诗集二十卷。”陈振孙《十咏图跋》说：“偶然收藏到一册子野的诗，名为《安陆集》，是旧京本。乡守杨嗣翁见到后，于是取来在郡斋刻印。”（按：这篇跋载于周密《齐东野语》。）那么在陈振孙当时，他的集子还存在。然而陈振孙撰写《直斋书录解题》时，却只记载张子野的词一卷，没有记载他的诗集，实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从明代以来，连他的词集也不再流传，所以毛晋刻六十家词时，唯独没有收张先。这部本子是近时安邑葛鸣阳辑录的，共有诗八首、词六十八首。

译它编排次序虽然把诗列在词的前面，但诗的数量很少。现在以数量较多的词为主，把它收入词曲类。考察《苏轼集》中《题张子野诗集》后面的一段文字说：“子野的诗笔力老练精妙，歌词只是他的余技罢了。《华州西溪诗》中说：‘浮萍破处见山影，野艇归时闻草声。’（按：《石林诗话》《瀛奎律髓》中都误作‘棹声’，近时安邑葛氏刊本根据《渔隐丛话》改正，现在依从这一改法。）他与我的和诗说：‘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像这样的作品，都可以追配古人。然而世俗只称道他的歌词。从前周昉画人物，都达到神妙的品第；世俗却只知道有周昉画的士女。这不都是所谓没有见过喜爱美德如同喜爱美色的人吗？”然而苏轼所举的两联，都有纤巧的弊病。除这两联以外，如今流传的作品只有《吴江》一首稍可观赏。但“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一联，也有纤巧的毛病。平心而论，张先的词总的来说胜过诗，他当时因“张三影”而得名，大概并非没有缘故。苏轼所作题跋，应当是由于喜欢发表高论，不能据此作为确定的评价。△《六一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欧阳修撰写。欧阳修有《诗本义》，已经著录。他的词，陈振孙《书录解题》记作一卷。这是毛晋刻印的本子，也只有一卷，但在总目中注明原本三卷。大概庐陵旧刻兼载乐语，分为三卷；毛晋删去乐语，仍合并为一卷。曾慥《乐府雅词序》说：“欧公是一代儒学宗师，以风流自许，词章幽深精妙，是世人所尊崇的典范。可是小人有时创作艳曲，错误地说成是欧公的词。”蔡绦《西清诗话》说：“欧阳修那些浅近的词，有人说是刘煇伪作。”《名臣录》也说：“欧阳修主持贡举时，受到落第举子刘煇等人的嫉恨，他们用《醉蓬莱》《望江南》诬陷他。”这样看来，欧阳修的词中已经混杂了别人的作品。又元丰年间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说：“其中有误收入六一词的作品。”那么欧阳修的词也可能有窜入别集的。大概在宋代就已经没有确定的版本了。毛晋这个刻本也作了许多厘正，不过各选本中有梅尧臣《少年游》“阑干十二独凭春”一首，吴曾《能改斋漫录》唯独把它引作欧阳修的词。并且说不只是圣俞、君复的两首词比不上它，即使在唐人的温庭筠、李商隐词集中寻找，也几乎难以有能与它相当的。这样看来，梅尧臣应当另有词作，这首词断然应当归于欧阳修。毛晋没有收录这首词，仍不能说没有遗漏。又如《越溪春》的结语“沈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本来是六字两句。集内还沿袭坊本的错误，把“玲”误作“冷”、把“珑”误作“笼”，于是就把它当成七字句。可见这次校勘也并非完全没有错误。不过终究比其他刻本稍好，所以现在采用这个本子。△《东坡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苏轼撰写。苏轼有《易传》，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苏轼词一卷，《书录解题》则称《东坡词》二卷。这个本子是毛晋刻印的，后面有毛晋的跋说：“得到金陵刻本，其中混入黄、晁、秦、柳的作品，都已经删去。”然而删削仍不彻底，例如开卷的《阳关曲》三首，已经收入诗集，是送别李公择的绝句。所谓用《小秦王》来歌唱，是唐人歌诗的方法。宋代已经失传，只因《小秦王》这个调接近绝句，所以借用它的声律来歌唱，并不是另有一个词调叫《阳关曲》。假如当时有《阳关曲》这一调，就一定有它本调的宫调声律，何必还要借用《小秦王》呢？因此把它收入词集，未免失之泛滥。至于集中《念奴娇》一首，朱彝尊《词综》依据《容斋随笔》所载黄庭坚手书本，把“浪淘尽”改为“浪声沉”，把“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改为“多情应是我笑生华发”。他因此认为“浪淘尽”三字与词调不合，“多情”一句应当是上四字、下五字。然而考察毛幵所作的这个词调，像“筭无地”“阆风顶”都写作仄平仄，难道能一概说成不合词调吗？石孝友作这个词调说：“九重频念此，衮衣华发。”周紫芝作这个词调说：“白头应记得，尊前倾盖。”又何尝不是上五字、下四字的句式呢？赵彦卫《云麓漫钞》又辨析《贺新凉》词本“乳燕飞华屋”一句，说真迹中“飞”作“栖”；《水调歌》词本“但愿人长久”一句，真迹中“愿”作“得”，并把这说成妄改古书的错误。然而这两个字在工巧和拙劣方面相差都不大。前人的作品，时常会修改订定，何必一定要以真迹作为最终依据呢？毛晋刻这个本子时不采用洪、赵二人的说法，实在很有见识。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新明切、婉约秀丽为宗旨。到了柳永时发生一次变化，如同诗歌中有了白居易；到了苏轼时又发生一次变化，如同诗歌中有了韩愈，于是开创了南宋辛弃疾等人的一派。追溯它的源流，不能不说这是另一种风格；但说它不工巧却不可以。因此直到今天，它仍与花间一派并行，不能偏废。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创作《燕子楼》乐章。他的稿子刚写成，巡逻的士卒就已经听说张建封庙中有鬼在歌唱它。”这件事荒诞，不足相信；但足以看出苏轼的词曲连舆隶也相互传唱，所以才编造出这样的说法。△《山谷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黄庭坚撰写。黄庭坚有《山谷集》，已经著录。这是另行流传的本子。《宋史·艺文志》记载《庭坚乐府》二卷，《书录解题》则记载《山谷词》一卷，大概宋代传刻时已经合并了。陈振孙在晁无咎词调下引用补之的话说：“当今的词家，只有秦七、黄九，其他人都比不上。”在本集条目下又引用补之的话说：“鲁直偶尔创作小词，固然高妙，但不是本行词家的语言，只是自造腔调来唱好诗。”这两种说法互相矛盾。考察“秦七、黄九”这句话见于《后山诗话》，是陈师道说的，大概是陈振孙记错了吧？如今看他的词，例如《沁园春·望远行》、《千秋岁》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两同心》第二、第三首、《少年心》第一、第二首、《丑奴儿》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都淫亵戏谑得无法形容。至于《鼓笛令》第三首使用“<身差>”字，第四首使用“”字，都是字书没有收载的字，更加无法解释。这已经不只是补之所说的“不合本行”了。不过，其中写得好的作品，却能巧妙地脱离旧有路径，显出远超常人的慧心。补之所说的“腔好诗”之说，很接近事实。把师道与秦观相提并论，大概不能算定论。看他的《两同心》第二首和第三首、《玉楼春词》第一首和第二首、《醉蓬莱》第一首和第二首，都是改本和初本同时存在。可见当时因为他的名望很高，片纸只字都一概收集，好的坏的混杂在一起，所以才会成为这样。这本来就应该分别来看。陆游《老学庵笔记》考辨他的《念奴娇》词中“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一句。俗本不知道这里用的是蜀中的方音，改“笛”为“曲”来押韵。现在考察这个本子，仍作“笛”字，可见还是未经窜改的旧本。△《淮海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秦观撰写。秦观有《淮海集》，已经著录。《书录解题》记载《淮海词》一卷，但流传的本子都称三卷。这个本子是毛晋刻的，只有八十七调，汇编为一卷。它是杂采各种书籍编成的，不是原来的篇帙。书前总目注明原本三卷，只是姑且保存旧有卷数罢了。毛晋跋文虽然说订正讹误、搜集遗佚，但校勘仍有许多疏漏。比如集中《长相思·铁瓮城高》一阕，实际上用的是贺铸的韵，末句作“鸳鸯未老否”；《词汇》所载则作“鸳鸯未老绸缪”。考察当时杨无咎也有这一调，和秦观同题赋作，注说用方回韵，末句是“佳期永卜绸缪”，由此可知《词汇》的说法是对的。又如《河传》一阕末句作“闷损人天不管”。考察黄庭坚也有这一调，末句作“好杀人天不管”。黄庭坚自注说：“因少游的词，戏把‘瘦’字换成‘好’字。”这样看来，秦观原词应当是“瘦杀人天不管”，“闷损”二字是后人妄自改动的。至于“唤起一声人悄”一阕，是在黄州咏海棠时所作，调名为《醉乡春》，详情见《冷斋夜话》。这个本子竟然缺少题目，只用三方空白记着，也属于考察失误。现在一并厘正，稍稍恢复它原来的面貌。秦观的诗格不如苏轼、黄庭坚，但词作的情致和韵味兼胜，超过苏轼、黄庭坚。流传虽然不多，终究是倚声填词家中的一位能手。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说：“秦少游也擅长写乐府，语言工巧而合乎音律，懂音乐的人称它为作家歌。”蔡绦《铁围山丛谈》也记载：“秦观的女婿范温常常参加贵人家的宴会。贵人有个侍儿喜欢唱秦少游的长短句，在席间竟完全不理会范温。酒喝到兴浓欢乐融洽时，才问这个人是谁。范温立即起身叉手回答说：‘我就是“山抹微云”的女婿。’听到的人都笑倒了。”大意如此。叶梦得是蔡京的门客，蔡绦是蔡京的儿子。可是他们所说竟然如此，由此可知秦观的词在当时受到重视。△《书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程垓撰写。程垓字正伯，眉山人。他家有《拟舫名书舟》，见于本集词注。《古今词话》说他号虚舟，大概是把字弄错了。《书录解题》记载程垓《书舟词》一卷，流传的本子有的作《书舟雅词》二卷；而《宋史·艺文志》却作陈正伯《书舟雅词》十一卷，这又是把程误作陈，把二卷误作十一卷了。这个本子是毛晋刻的，仍作一卷。前面有王偁的序，和《书录解题》所载相合。序中说：“尚书尤袤曾称赞他的文章胜过诗词，如今他的诗文已无法考见，但词作颇有可观之处。杨慎《词品》尤其称许他的《酷相思》《四代好》《折秋英》几阕。大概程垓与苏轼是中表亲，耳濡目染，自然有所来由。集中《摊破江神子》‘娟娟霜月又侵门’一阕，各种刻本大多作康与之的《江城梅花引》，只有字句略有不同。这一调相传前半段用《江城子》，后半段用《梅花引》，所以合称《江城梅花引》。至于过变以下，却和这两个调都不相合。考察《词谱》记载，《江城子》也叫《江神子》。应当以题作《摊破江神子》为正确。详细考察它的句式格律，也确实属于程垓的本色。把它题作康与之所作，应当是传抄讹误。另外，卷末毛晋跋文说，《意难忘》《一剪梅》等几阕都确定为苏轼所作，于是全部删改订正。现在考察《东坡词》，其中已经增入《意难忘》一首，而《一剪梅》还没有收入。它的词却仍然载在这个集子里，并没有删去。不过这几首词的语意浅近俚俗，即使说是程垓所作，也不是佳制，所以可以相信它们一定不是苏轼所作。毛晋所说的依据，已经无法详知。△《小山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晏几道撰写。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是晏殊的小儿子。任监颍昌许田镇。熙宁年间郑侠上书获罪下狱，凡是和平时来往并且关系亲厚的人都被追究，晏几道也在其中。从郑侠家搜得他的诗，裕陵称赞这些诗，他才得以释放。事情见于《侯鲭录》。黄庭坚《小山集》序说：“他的乐府可以说是狭邪中的大雅、豪士的鼓吹。写得好的属于《高唐赋》《洛神赋》一流，写得差的难道也不如《桃叶》《团扇》吗？”《古今词话》又记程叔微的话说：“伊川听到有人吟诵叔原的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说：‘这是鬼说的话。’”他的意思很是欣赏它。这样看来，晏几道的词在当时确实受到极力推重。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小山词》一卷，并收录黄庭坚的完整序文。这个本子删去了那篇序文，只保存了无名氏跋文一篇。根据跋文所说：“似乎晏几道的词本来名叫《补亡》，是用来补足散佚的乐府。只有孤单的文字作为证据，不敢立即改动，姑且仍按旧本题名。”至于旧本的字句，往往有讹误。例如《泛清波摘遍》一阕中“暗惜光阴恨多少”一句，在“光”字上误加了“花”字，增衍成八字句。《词汇》于是又把“阴”改成“饮”，再次误作“暗惜花光饮恨多少”。像这一类情况，实在失去了原意，现在一并订正。△《晁无咎词》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晁补之撰写。晁补之有《鸡肋集》，已经著录。这个集子《书录解题》作一卷，只称《晁无咎词》。《柳塘词话》则说他的词集也名为《鸡肋》，又说晁补之常常亲自铭刻自己的墓志，题名《逃禅词》。考察杨补之也字无咎，他的词集名叫《逃禅》。不应当姓名相同，集名也再次袭用，或者是把两个人误合为一人了吧？这个本子由毛晋刊刻，题作《琴趣外篇》。跋文说《诗馀》没有收入集中，所以名为《外篇》。又分为六卷，这些都和《书录解题》不合，原因无法详知。卷末《洞仙歌》一首，是晁补之大观四年的绝笔，旧本没有收载，是毛晋从黄昇《花菴词选》中采录补在后面的。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集中如《洞仙歌》第二首摹写卢仝诗之类，未免有仿效苏轼《隐括》《归去来词》的痕迹。然而他的词神采高雅秀逸，确实可以和苏轼并列。陈振孙在《淮海词》下面记载晁补之的话说：“少游的词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即使不识字的人，也知道是天生的好语句。” 看他对这些作品的品评，就知道晁补之在这件事上造诣很深，不只是诗文擅长而已。刻本讹误很多，现在随文校正。他的《引驾行》一首，以柳永《乐章集》以及集中《春云轻锁》一首相互考证，确实缺少后半阕。没有办法考补，现在也仍旧保留原样。至于《琴趣外篇》这个名称，宋人中欧阳修、黄庭坚、晁端礼、叶梦得四家的词集都有此名，加上晁补之这一集就是五家，实在容易混淆。现在仍题作《晁无咎词》，以便区别。△《姑溪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李之仪撰写。李之仪有《姑溪集》，已经著录。《书录解题》记载《姑溪词》一卷。这个本子由毛晋刊刻，共四十个调，八十八阕。李之仪以尺牍闻名，他的词也写得很好，小令尤其清丽婉约而峭拔鲜明，大概不比秦观逊色。毛晋跋文说：“《花菴词选》没有采录，实在有遗珠之憾。”这话确实有道理。推想当时流传不广，黄昇偶然没有见到，未必是有意删削。至于他所称的“鸳衾半拥空床，月步懒，恰寻床。卧看游丝到地长。时时浸手心头润，受尽无人知处凉”等句，也不足以完全代表李之仪的长处。可见李之仪的佳作，毛晋也没有深入了解。他和陈瓘、贺铸、黄庭坚等人的唱和词，都把原作列在前面，自己的词列在后面。把唱和诗词一并载录，大概就是仿照《谢朓集》附载王融诗的例子。这样使赠答之情彼此呼应，足以看出遣词用意的缘由，比其他词集的体例更好。所载黄庭坚《好事近》后阕“负十分蕉叶”一句，今本《山谷词》把“蕉叶”误作“金叶”，也足以相互提供考证。△《东堂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毛滂撰写。毛滂有《东堂集》，已经著录。此词集一卷，载于马端临《经籍考》。与现在的本子相合。大概是他的文集早已散佚，如今才汇集编成篇帙；他的词集则由另一本子单独流传，幸而得以保存。马端临又引用《百家诗序》说，毛滂任杭州法曹期满离任时，凭借赠给歌妓的词中“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一句受到苏轼赏识。这首词题为《惜分飞》，现在载在集中。然而集中有几首《太师生辰词》，实际上是为蔡京所作。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他父亲掌权时，毛滂献上一首词，写得非常壮丽。突然得到进用的人，应当就是这几首词中的作者。这样看来，毛滂虽然因苏轼而得名，实际上是依附蔡京才得到官职。他只是凭才华获得名声，本来并不是端正之士。方回《瀛奎律髓》却认为他是守正之士，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考察到。至于他的词，情致韵味尤其优胜。陈振孙说，毛滂其他词虽然工巧，终究没有一首能赶上苏轼所赏的那一首。这也是随人立论的看法，不是确切的评论。他的文集、词集都称为《东堂》，是因为毛滂任武康县令时，把尽心堂改名为东堂。集中《蓦山溪》一阕的自注，对此事记载得很详细。△《溪堂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谢逸撰写。《宋史·艺文志》记载谢逸有集二十卷、《溪堂诗》五卷。年代久远，已经散佚。现在已经从《永乐大典》中搜集辑录编成一部，已经著录。《书录解题》另行记载《溪堂词》一卷。

译现在刊刻的本子为一卷，末尾有毛晋跋文，说既然得到《溪堂全集》，末尾载有乐府一卷，于是就按照篇章次序付梓。大概他的集子在明末还没有散佚，所以毛晋得以看到。谢逸在宣和、政和年间以诗闻名，但《复斋漫录》记载，他曾经过黄州杏花村馆，在驿站墙壁上题写《江神子》一阕，经过的人都一定向驿卒索取笔墨。驿卒对此感到苦恼，于是用泥把词涂掉。他的词在当时也受到重视。这首词现在载在集中，语言意境清丽，确实不是虚夸。其他作品也极其精于锤炼。卷首有序，署名漫叟但没有署名姓氏。序中所称“黛浅眉痕沁，红添酒面潮”两句，是《菩萨蛮》第一阕中的句子；“鱼跃冰池抛玉尺，云横石岭拂鲛绡”，是《望江南》第二阕中的句子。然而“红潮登颊醉槟榔”本是苏轼的词句，“鱼跃练江抛玉尺”也是王令的词句，都是剽窃前辈的旧文，算不上佳句。序文却偏偏摘取它们认为极其工巧，可以说是舍弃长处而取用短处，实在不能作为定论。毛晋跋文又载有《花心动》一阕，说是出自近来吴门的抄本，怀疑是伪作。沈天羽撰写《续词谱》时，却单独收录了这首词。朱彝尊《词综》选录谢逸的这首词，因此也首先收载了这一阕。考察宋人的词集，如史达祖、周邦彦、张元幹、赵长卿、高观国等人都有这个调。它的音律平仄如出一辙。唯独这首词随意拼凑，很多地方失合词调，措辞尤其鄙俗不文。它是伪作，大概没有疑义。毛晋刊刻这个集子时删去不载，特别有见识。现在也不再补入，以免鱼目混珠。△《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周邦彦撰写。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元丰年间进献《汴都赋》，被召任太乐正。徽宗朝官至徽猷阁待制，出任顺昌府知府。后来调任处州，死在那里。自号清真居士。《宋史·文苑传》说：“周邦彦性情疏放俊逸，少有检束，不受州里人推重。他喜好音乐，能够自己创制曲调，写作乐府长短句，词的音韵清丽丰茂。”《艺文志》记载《清真居士集》十一卷。大概他的诗文全集早已散佚，其中是否附载诗馀，已经无法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他的词有《清真集》二卷、《后集》一卷。这个本子题名为《片玉》。据毛晋跋文说，这是宋代刻本的题名，原来作二卷。《补遗》一卷则是毛晋从各种选本中采集编成的。推想旧本二卷就是所谓《清真集》，毛晋搜集的内容则是《后集》所载的。卷首有强焕的序文，和《书录解题》所传相合。他的词常常把唐人诗句隐括改写后填入词调，浑然天成。长篇尤其富丽精工，善于铺陈叙述。陈郁《藏一话腴》说他凭乐府词独步一时，贵人、学士、市侩、妓女都知道他的词值得喜爱。这并不是过分赞美。周邦彦本来精通音律，遣词用字和押韵都有法度。所以方千里唱和他的词时，每一首都按照词谱填腔，不敢稍有差错。现在把两集互相校对，例如《隔浦莲近》“拍金丸惊落飞鸟”一句，毛本注说：“按词谱，这里应是三字两句。”然而方千里的词作“夷犹终日鱼鸟”，可见周邦彦词原本是“金丸惊落飞鸟”，不是三字两句。又如《荔枝香近》“两两相依燕新乳”一句，只有七字；方千里的词作“深涧斗泻飞泉洒甘乳”一句，共九字。考察柳永、吴文英的两部词集，这一调也都作九字句，不能说方千里有误。这样看来，这一句还脱去了两个字。又如《玲珑四犯》“细念想梦魂飞乱”一句有七字。毛本因为旧谱误脱“细”字，于是注说：“按词谱，应当是六言。”却不知道方千里的和词正作“顾鬓影翠云零乱”七字，因此这里的“细”字不是衍文。又如《西平乐》“争知向此征途，区区伫立尘沙”两句，共十二字。方千里和词说：“流年迅景霜风败苇惊沙”，只有十字，因此这两句确实误衍了两个字。至于《兰陵王》末句“似梦里泪暗滴”，是六个仄声字组成的句子。考察史达祖所作这一调，末句作“欲下处似认得”，也只用六个仄声字，可以互相证明。毛本却在“梦”字下面增加一个“魂”字，作七字句，错误更大。现在一并厘正。根据《书录解题》，有一位曹杓，字季中，号一壶居士，曾经注释《清真词》二卷。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初寮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安中撰写。王安中有《初寮集》，已经著录。他为人反复无常、趋炎附势，虽然不值得称道；但才华丰富艳丽，也无法掩盖。《花菴词选》收录他的词，如《小重山》中的“椽烛垂珠清漏长，庭留春筍缓飞觞”，《蝶恋花》中的“翠雾萦纡消篆印，笛声恰度秋鸿阵”等句，都是当时所称道的。单就文章论，王安中也是南、北宋之间的佳手。《书录解题》著录《初寮词》一卷，与今本卷数相合。考察集中《安阳好》九阕，吴曾《能改斋漫录》说：“韩魏公在皇祐初年镇守维扬，曾作《维扬好》词四章。后来熙宁年间罢相，镇守安阳，又作《安阳好》十章。人们大多传诵它们。”据吴曾所录的一首，正是本集中《形胜魏西州》一首。安阳是魏郡之地，王安中未曾镇守那里。看来这首词应当属于韩琦，显然是误收入此集。大概又经过后人搜集编纂，并不是陈振孙所见的原本了。现在姑且存疑录下，以备考证。△《友古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蔡伸撰写。蔡伸字伸道，莆田人，是蔡襄的孙子，自号友古居士。宣和年间任彭城倅，历任官职至左中大夫。《书录解题》著录蔡伸《友古词》一卷，此本卷数相同。蔡伸曾与向子諲一同任职于彭城漕属，所以多次写词赠给向子諲。但向子諲《酒边词》中所载唱和者的姓氏很多，唯独没有提到蔡伸，不知是什么原因。蔡伸的词固然不如向子諲，但才情和笔力也大致不相上下。比如《南乡子》一阕，自注说：“因向词有‘凭书续断肠’一句而作。”现在考察，向子諲的词其实是《南歌子》。

译拿蔡伸的词相比，它的婉约风格并没有立即显得逊色。毛晋刊本错误很多。比如“飞雪满群山”一词，毛晋注说：“又名《扁舟寻旧约》。”却不知道这只是后人根据本词后阕的起句改的名称，并不是另有一种词体，也不应当就用这个名称来命名本词。《惜奴娇》这一调，毛晋注说：“一作《粉蝶儿》。”却不知道《粉蝶儿》另有一种词调，与《惜奴娇》截然不同。至于《青玉案》和贺方回的韵，前阕“处”字的韵被讹作“地”字。贺方回这一词调，南宋和作的人不知有多少，毛晋不能相互校勘以纠正错误，更加可见考证疏漏。△《和清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方千里撰写。方千里是信安人，任舒州签判。李蓘《宋艺圃集》曾收录他的一首《题真源宫》诗。他的事迹则没有详细记载。这部集子全是和周邦彦词的作品。周邦彦精通音律，是词家中的第一流人物。他所创作的各种词调，不仅字音的平仄应当遵守，即使仄声字中的上、去、入三声也不能混用。所谓分寸节拍和音律法度，都深深契合其中细微之处。因此方千里的和词，字字都把周词奉为标准。现在把两部集子相互校对，其中有些调名略有不同。例如《浣溪沙》的目录与周词相同，但词调却误作《浣沙溪》。《荔枝香》周词作《荔枝香近》，吴文英《梦窗稿》也相同，只有此集缺少“近”字。《浪淘沙》周词作《浪淘沙慢》。大概《浪淘沙》这一词调创制之初，皇甫松只有七言绝句体。李后主开始使用双调，也只有五十四字。周词多至一百三十三字，所以加上“慢”字。这里删去了“慢”字，就不是这个词调了。这些都是传刻造成的错误，并非方千里的原文。又有字句互异的地方，如《荔枝香》第二调前阕“是处池馆春遍”一句，周词作“但怪灯偏帘卷”。不只是音律不同，平仄也不同。《霜叶飞》前阕“自遍拂尘埃玉镜羞照”一句，只有九字，周词作“又透入清辉半晌特地留照”，共十一字，那么和词一定脱落了二字。《塞垣春》前阕结句“短长音如写”，只有五字，周词作“一怀幽恨如写”，是六字句，那么和词也脱落了一字。后阕“满堆襟袖”，周词作“两袖珠泪”，这样第二字就不用平声。和词应当是“堆满襟袖”的错误。《三部乐》前阕“天际留残月”一句，只有五字，周词作“何用交光明月”，也是六字句。那么和词又脱落了一字。至于《六丑》的分段，把“人间春寂”一句归在前半阕的末尾，周词刊本也这样处理。然而以吴文英所作的这一词调为证，应当是过变的起句。这样看来，两部集子的传刻本都错了。据毛晋跋文，乐安人杨泽民也有《和清真词》，或许与此集合并为《三英集》刊行。但毛晋所刻的六十一家词中没有杨泽民的词，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圣求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吕滨老撰写。吕滨老字圣求，嘉兴人。陈振孙《书录解题》写作吕渭老。考察嘉定壬申年赵师屷的序，也写作滨老。这两个字形相近，取义也相同，不知哪个才是正确的。吕滨老在北宋末年颇以诗歌闻名。赵师屷称他的《忧国诗》二联、《痛伤诗》二联、《释愤诗》二联，都是因徽宗、钦宗被北狩而作。《忧国诗》中有“尚喜山河归帝子，可怜麋鹿入王宫”的话，那么他在南渡时还活着。他的诗在赵师屷当时已经没有完整篇帙了，但词至今仍有流传。《书录解题》著录一卷，与此本相合。杨慎《词品》称赞他的《望海潮》《醉蓬莱》《扑蝴蝶近》《惜分钗》《薄倖》《选冠子》《百宜娇》等词，佳处不亚于柳永；《东风第一枝·咏梅》也不亚于苏轼的《绿毛幺凤》。现在考察，《咏梅词》没有收入集中，只附见于毛晋的跋文中。毛晋跋文也没有说明依据，原因不详。毛晋跋文又称，他的《惜分钗》一阕结尾使用两个叠字，比陆游《钗头凤》使用三个叠字更有特殊情致。但毛晋不知道，吕滨老是徽宗时人，陆游则是宁宗时人；《钗头凤》词实际上是因袭《惜分钗》的旧调，只是把平仄相间改为仄韵相间罢了。毛晋似乎认为这一词调反而出自《钗头凤》，未免偶然没有查考。△《石林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叶梦得撰写。叶梦得有《春秋传》，已经著录。这部编集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为一卷，与今本相同。卷首有关注的序文，说：“他的哥哥圣功在元符年间任镇江掾，叶梦得任丹徒尉，得到他的词作很多。品味这些词，婉转秀丽，有温庭筠、李煜的风格。晚年去掉浮华而归于充实，能在简淡之中不时显出雄奇杰出。在相合之处不亚于陶渊明、苏轼。”考察倚声填词这一道，与古诗相距很远。集中也只有《念奴娇·故山渐近》一首杂用陶潜的话，不能说它像陶潜。序注所作的比拟很不相类。至于“云峰横起”一首，则完全仿效苏轼的“大江东去”，并且直接参用苏轼的韵。又如《鹧鸪天·一曲青山》后阕，还直接采用苏轼诗中的话来补足。正因为这样，旧刻本颇有把叶梦得与苏轼的词彼此混入的情况。那么序注说叶梦得接近苏轼，这个说法并非虚妄。叶梦得著有《石林诗话》，表面主持王安石的学说，暗中却压抑苏轼、黄庭坚，这很不合于正当的评论。可是他作词时，却又吸取了苏轼词作的余波。这难道就是所谓是非之心终究不可能完全消灭吗？卷首《贺新郎》一词，毛晋注释中有的刻本题作李玉。考察王楙《野客丛书》说：“章茂深曾经得到他岳父亲手书写的《贺新郎》词，开头是‘睡起啼莺’的话。章茂深怀疑有误，便多次诘问他。石林说：‘老夫常常得到这首词。流莺不解语，啼莺解语，见《禽经》。”如此看来，这确实是叶梦得的作品，毛晋大概没有核查。又据《野客丛书》所记，正是说这句作“啼莺”语，所以章茂深怀疑“啼”字与“语”字重复。这个本子却改成了“流莺”，与王楙所记完全相违。由此可知毛晋疏于考证，擅自改动古书的地方很多。△《筠谿乐府》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宋代李弥逊撰写。李弥逊有《筠谿集》，已经著录。这部编集的旧本附在《筠谿集》末尾。考察李弥逊的家传，称他所撰奏议三卷、外制二卷、诗十卷、杂文六卷，与今本《筠谿集》相合，却没有提到乐府，那么这部集子本来就是另外单独流行的。全书共有长短调八十一首，其中长调大多学习苏轼，和柳永、周邦彦的纤细浓艳另成一派，但力量稍显不足，不能充分驾驭这种风格，不如苏轼运用自如。短调则不乏秀美的韵致，其中有很多与李纲、富知柔、叶梦得、张元幹唱和的作品。又有《鹏举座上歌姬唱夏云峰》一首，考察岳飞和汤邦彦都字鹏举，而且都是李弥逊同时代的人；然而岳飞在南渡初年忙于战事，不应有蓄养声伎的事情。或许应当是汤邦彦所作吧？开卷有寄给张仲宗的《沁园春》一首，注说《芦川集》误刻了字；但《蝶恋花》第五首现在也见于《芦川集》中，又不知道究竟是谁误刻的。从《虞美人》以下十二首，都是祝寿词。内容含混，通用套作，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宋人的词集往往不加删削，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现在也姑且仍旧依照原本，以保存它的旧貌。△《丹阳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葛胜仲撰写。葛胜仲有《丹阳集》，已经著录。他的词则由《书录解题》另行著录为一卷。这是毛晋刊刻的本子，大概就是单独流行的版本。葛胜仲与叶梦得唱和很多，作品品格也相当。只是叶梦得词中有《鹧鸪天·次鲁卿韵观太湖》一阕，本卷没有原唱；而本卷有《定风波·燕骆驼桥次少蕴韵》二阕，叶梦得词中也没有。不是当时有所删削，就是传写时散失脱漏。至于《浣溪沙》三首，在叶梦得词中说是次鲁卿韵，在本卷中又说是和少蕴韵。那么两者必有一处错误，已经无法重新考证了。他的《江城子》后阕押“翁”字韵，更可以证明叶梦得词押“宫”字韵是错误的。《鹧鸪天·生辰》一词独用仄韵，各家都没有这种体例。按照词调，应当改作《木兰花》。至于字句的讹误脱落，凡是《永乐大典》所载的，例如《鹧鸪天》后阕“欢华”原本作“欢娱”，第二首后阕“红囊”原本作“红裳”。《西江月》第二首后阕“禜涂”原本作“荣涂”。《临江仙》第三首后阕“擂鼓”原本作“釂鼓”。《浣溪沙》第二首后阕“容貌”原本作“容见”。《蓦山溪》第一首前阕“裋服”原本作“袨服”，“摸名”原本作“摸石”；第二首后阕“横石”也原本作“摸石”；第三首前阕“使登荣”原本作“便登荣”，“随柳岸”原本作“隋岸柳”。《西江月》第三首后阕“鲈鱼”原本作“鲈莼”。《瑞鹧鸪》后阕“还过”原本作“还遇”。《江城子》第二首后阕“歌钟”下面原本还有“卷帘风”三字。《蝶恋花》后阕今本作“二方空”的地方，原本是“黄纸”二字；“龙氵蒦”原本作“龙護”。《临江仙》前阕“儒似”原本作“臞仙”；第二首后阕今本缺少十二字，原本是“凭谁都卷入芳樽，赋归欢靖节”两句。《醉花阴》前阕“冻扌弃万林梅”一句原本作“冻枿万林梅”。《浪淘沙》第二首后阕“关宴”原本作“开燕”。这些都可以证明此本校勘疏漏。又《永乐大典》本还有《小饮浣溪沙》一首、《九日南乡子》一首、《题灵山广瑞禅院虞美人》一首，是这个本子所没有的。那么它的讹误脱漏就不只是字句方面了。△《坦庵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师使撰写。赵师使字介之，是燕王德昭的七世孙。集中有和叶梦得、徐俯的两首词，大概是南宋初年人。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坦庵长短句》一卷，称作者为赵师侠。陈景沂《全芳备祖》收录《梅花》五言一绝，也称作者为师侠。二者与此本不同，不知道哪个正确。大概“师使”二字与“师侠”二字的点画相近，就像田肯、田宵的史传也姑且两存一样。毛晋刊本说师使又名师侠，那么似乎此人本来有两个名字，但并非事实。这部集子前面有他的门人尹觉所作的序，据说坦庵作文，如泉水涌出，不择地势；词章只是他的余事。他描写事物形态，即使极其精巧，也都本于自然流露的性情。现在看他的集子，疏淡高远，不肯写剪红刻翠般的浮艳文字，确实是词中的高格。但稍微有些率意轻易，这就是他的偏处。赵师使曾考中进士，他宦游所到之处，都在各词的注中系以干支年次，至今还可以一一查考。大约始于丁亥，终于丁巳。所到之地有益阳、豫章、柳州、宜春、信丰、潇湘、衡阳、莆中、长沙；至于他的资阶，就无法详细考察了。△《酒边词》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向子諲撰写。向子諲字伯恭，临江人，是钦圣宪肃皇后的再从侄。元符初年因恩荫补官。南渡初年，历任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向子諲晚年因触犯秦桧而退职，便在清江五柳坊光禄杨遵道的别墅中购地营居，把居所命名为芗林。已经作七言绝句记述这件事，又把它扩展成词调，作《鹧鸪天》一阕。楼钥《攻媿集》曾记载此事。但楼钥只叙述他的诗，没有提到他的词。又向子諲的号是芗林居士，据《西江月·五柳坊中烟绿》一阕的注可知，这个号在政和年间已经使用，楼钥也没有考察清楚。《书录解题》著录向子諲的词有《酒边集》一卷，《乐府纪闻》则称有四卷。这个本子是毛晋刊刻的，分为二卷。上卷称《江南新词》，下卷称《江北旧词》，题下注释多标明干支年次。新词所注都是绍兴年间所作，旧词所注则是政和、宜和年间所作。卷首有胡寅的序，说把退居江北时所作的词放在后面，把江南时所作的词放在前面，以枯木般的心境幻化出花朵；

译斟饮元酒之尊，舍弃醇厚的滋味。玩味这些词的词意，这部集子似乎是向子諲亲自编定的。然而《减字木兰花·斜江叠翠》一阕的注中，兼记有“绝笔”等语，已经属于后人缀入。而且这首词以后所收的作品很多，年月先后又不按干支次序排列。大概后来又有人加以窜改错乱，并不是原本吧？其中《浣溪沙·咏岩桂》第二阕“别样清芬扑鼻来”一首，据注说是曾端伯的和作。大概把曾端伯的和词附录在集中，而目录却一并作为向子諲的词，题作《浣溪沙》十二首。由此可知，这已经不是原来的编次了。△《无住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与义撰写。陈与义有《简斋集》，已经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他的《无住词》一卷，因为他的居所有无住庵，所以用它来命名。陈与义作诗学习杜甫，当时称为陈与黄之后没有能超过他的人。他的词不多，而且没有长调，但语言和意境超凡绝俗。黄昇《花庵词选》称赞他可以与坡仙抗衡。至于《虞美人》中的“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临江仙》中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等句，胡仔《渔隐丛话》也称赞它们清新婉约、奇丽非凡。可见当时极其看重他的词。这部词集是毛晋刊刻的，只有十八阕，但吐词天然超拔，不作柳丝低垂、黄莺娇啼的柔媚姿态，也没有粗俗浅陋的气息。大概几乎篇篇都值得流传，不能因为篇数少就废弃它。方回《瀛奎律髓》称杜甫为“一祖”，又把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列为“三宗”。如果从词的成就来评论，那么陈师道只是勉强学步，黄庭坚则有时锋利、有时迟钝，都远远不是陈与义的对手。开卷所载“法驾导引”三阕，陈与义已经亲自注明是仿作。可是各家选本还把它们称作赤城韩夫人所作，列入仙鬼一类。以本集加以考证，也足以订正小说家的诬说。△《竹坡词》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周紫芝撰。周紫芝有《太仓稊米集》，已经著录。《书录解题》记载《竹坡词》一卷，此本却作三卷。考察卷首高邮孙兢的序文，称将全书分为三卷，那么《通考》所说的一卷就是三卷的错误。孙兢的序文称全词共有一百四十八阕，此本却有一百五十阕。据其子周栞乾道九年重刊时所作的跋文，《忆王孙》是绝笔之作，初刻只到这一篇为止。其中《减字木兰花》《采桑子》两篇，是周栞后来续得的散佚稿，另外附在末尾，所以与原本的数目不同。集中《鹧鸪天》共有十三阕，后三阕自注说：“我年轻时非常喜欢小晏的词，所以自己的作品有时像他的体制。这三篇是晚年所作，唱起来不太合人意，姑且载在这里。”如此看来，周紫芝填词原本是从晏几道入手，晚年才删去浓艳的风格，自成一格。孙兢序文称他年轻时师从张耒，稍长后师从李之仪，这说的是诗文的渊源，不是词的渊源。周栞跋文称此集先在浔阳刊刻，错误很多，于是亲自校勘。然而集中《潇湘夜雨》一调实际上与《满庭芳》两调相似，却确实不同。《潇湘夜雨》这一调本来有赵彦端的一首词可以作证。只是本集误把《满庭芳》当作《潇湘夜雨》，词调名称便混成了一调。到了《选声集》列出《潇湘夜雨调》时，反而不收赵词，只收周词。这样就越传越错了，其失实正是由此造成的。第三卷的《定风波》如今实际上是《琴调相思引》，也有赵彦端的词可以作证。《定风波》另有正体，和这一首不同，这些都是疏漏错乱。大概后来又有人任意窜改，已经不是周栞亲手校勘时的旧本了。△《漱玉词》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宋代李清照撰。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是济南人，礼部郎、提点京东刑狱李格非的女儿，湖州太守赵明诚的妻子。李清照擅长诗文，尤其以词著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她改嫁张汝舟，不久便与张汝舟反目。她曾写启事给綦处厚说：“我年老之时，竟卑屈地嫁给了这个市侩般的下等才材。” 传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讥笑她的。如今她的启事完整收在赵彦卫《云麓漫抄》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她同后夫构成诉讼的事情尤其详细。此本是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卷末详尽收载她的轶事和逸文，却不收这篇启事，大概是为她避讳。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李清照《漱玉词》一卷，又说另有本子作五卷。黄昇《花庵词选》则称《漱玉词》三卷。如今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此本只有词十七阕，附有《金石录序》一篇，大概是后人搜集编成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旧本了。她的《金石录后序》与刻本所载的文字，详略相差很大。大概是从《容斋五笔》中抄出，也不是完整篇章。李清照作为一个妇人，词的格调却能超过周邦彦、柳永。张端义《贵耳集》极力推重她的《元宵词·永遇乐》和《秋词·声声慢》，认为闺阁之中竟有这样的文笔，几乎是天地间的奇气所钟，确实不是虚夸。虽然篇数不多，当然不能不珍爱并保存它，实在是词家的一大宗。△《芦川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张元幹撰。张元幹有《芦川归来》集，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他的词有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一卷，与此本相合。绍兴八年十一月，待制胡铨被贬为新州，张元幹作《贺新郎》词为他送行，因此获罪被除名。（考察《宋史·胡铨传》，胡铨上书请求斩秦桧是在戊午年十一月，那么张元幹被除名自然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毛晋跋文认为是在辛酉年，实在没有考察清楚，谨附带订正于此。）李纲上疏劝谏和议，也在这一年十一月；李纲当时已经提举洞霄宫，张元幹又有寄给他的词一阕。如今看这部集子，正把这两阕词置于卷首，大概是有深意的。他的词慷慨悲凉，几百年后仍能想见其中抑郁不平而又磊落刚正的气概。不过他的其他作品，大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并驾齐驱。毛晋跋文说：“人们称赞他长于写悲愤之情，但读了《花庵》《草堂》所选的作品，又极其妩媚秀美。” 这可以说是懂得评论的话。至于称赞他的“洒窗间惟稷雪”一句，并引用《毛诗疏》来作证，认为用字大多有出处。

译那么这种说法似乎正确，实际上却不对。词曲以自然本色为最难得，不崇尚新奇生僻的字，也不崇尚典雅厚重的字。“稷雪”二字，特意拈来放入词中，终究属于别具一格的写法，不能拿它来树立通行的规范。卷中《鹤冲天》调本来应当作《喜迁莺》，毛晋却注说“旧来作《喜迁莺》是错误的”，如今改作《鹤冲天》，却不知道《喜迁莺》也称《鹤冲天》。后来人因为韦庄《喜迁莺》词中有“争看鹤冲天”一句才这样命名，此调只有四十七字。张元幹正是使用这一体式。毛晋竟拘泥于后来出现的新名称，反而把原来的名称说成错误，考证尤其疏略。△《东浦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韩玉撰。考察当时有两个韩玉。刘祁《归潜志》说：“韩府判韩玉，字温甫，燕地人。年轻时读书，崇尚气节。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任应奉文字。后来任凤翔府判官。大安年间，陕西帅府檄调授予都统之职。有人诬陷他怀有异志，他被逮捕审讯，死在狱中。”《金史》《大金国志》的记载都相同。这是其中一个韩玉，他最终死在金国。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司马文季出使北方时不屈服，生了儿子，取名通国，大概取自苏武的意思。通国有远大志向，曾经联络北方豪杰韩玉起事，但没有取得要领。绍兴初年，韩玉带着家人南来，被授予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他的哥哥韩璘在北方，也同通国友善。癸未年九月，韩璘把一首诗附在扇子上寄给韩玉。都督张魏公看到了这首诗，甲申年春天，派人送信到大梁，暗中劝说韩璘、通国等人。信使到了亳州，被巡逻者捕获，通国、韩璘等三百余人同日遇害。”这又是另一个韩玉，他是由金国进入宋朝的。考察集中有《张魏公生旦》《上辛幼安》，有辛幼安自广中出发经过庐陵时赠给歌姬段云卿的《水调歌头》三首，以及在广东写给康伯可的《感皇恩》一首，那么这部集子就是在归宋以后编成的。所以陈振孙《书录解题》有《东浦词》一卷，将它著录。毛晋把他的词刻入《宋六十家词》，又诋毁说他虽然同康与之、辛弃疾唱和，水平相差仍不止像苎萝与无盐那样悬殊。如今看他的词，虽然庆贺一类的篇章不免庸俗滥套，毛晋摘出的“且坐令中”两句也接近北曲，确实不是佳作。然而宋人的词中这类作品多得很，为什么偏偏苛责韩玉？况且集中如《感皇恩》《减字木兰花》《贺新郎》等作品，也未尝不是凄清婉转，为什么偏偏排斥而不谈，唯独纠正“冤家何处”这两句？大概明代一代积累下来的习惯，无不重视南方而轻视北方，尊重宋朝而排斥金国。毛晋只是因为门户地域之见，曲意排斥诋毁，并不是真正出于公允的评论。又因为轻视得太深，校勘也更加草率。如《水调歌头》第二首上阕“容饰尚中州”一句，“饰”字误作“饬”字。《曲江秋》上阕“凄凉飏舟”一句本来并没有脱漏，反而在“飏”字下面加了一个方框空格。下阕“萧然伤”一句，“伤”字下面本来应脱去一字，却反而没有用方框空格标记。《一翦梅》上阕“只怨闲纵绣鞍尘”一句，按词谱“怨”字不宜用仄声。《上西平调》就是“金人捧露盘”，上阕“暗惜双雪”一句，按词谱“惜”字也不宜用仄声。下阕“不知早”一句，按词谱“早”字下面还脱了一字。《贺新郎》第三首下阕“冷”字押韵重复，应当是讹字。《一翦梅》又名《行香子》，却误作《竹香子》。不知道《竹香子》另有一调，和此调完全不同。给辛幼安的《水调歌头》误脱了一个“头”字，于是没有同《水调歌头》合并刊载，反而另立《水调歌》的名称。编排错杂，错误极多。毛晋刊刻宋词，只有这部集子声称托友人校勘，大概也是自己知道其中疏漏吧？至于《贺新郎·咏水仙》以“玉曲”和“注女”互相押韵，《卜算子》以“夜谢”和“食月”互相押韵，则是张元幹兼用方言土音的缘故，如林外以“扫”与“锁”押韵，黄庭坚以“笛”与“竹”押韵一样。这就不是校勘造成的过错了。△《孏窟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侯寘撰。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侯寘字彦周，是东武人。绍兴年间以直学士知建康。如今考察集中有《戏用贺方回韵饯别朱少章》词，那么此人应当生活在南宋初年。《眼儿媚》词题下注说：“仿效易安的风格。”易安是李清照的号，也是绍兴初年的人。侯寘已经说仿效她，大概就像杜牧、李商隐集中仿效沈下贤体的例子一样吧？又有《为张敬夫直阁寿词》《中秋上刘其甫舍人词》，这些都是孝宗时的人物。而《壬午元旦》一词，实际上作于孝宗改元前一年。那么在乾道、淳熙年间他还活着。陈振孙只是举出他任官的年份罢了。侯寘是晁氏的外甥，还保有元祐旧家族的风流余韵，所以交游的人都是名流，他的词也婉约闲雅，没有酒楼歌馆中歌姬舞妓杂乱的情态。虽然名声不太显著，但在南宋各家词人之中，终究不能不推许为作者。《书录解题》著录一卷，与今本相同。毛晋曾把它刻入《六十家词》，校勘很有疏漏，其中最严重的，例如《秦楼月》就是《忆秦娥》。因为李白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一句，后人便据此改了这个名称；它本来属于双调。毛晋刊刻时在上阕末尾脱去一字，又把它同下阕连接成一段，于是看起来仿佛此调另有这种体式，实在是错误。其他如《水调歌头》的“欢倾拥旌旄”，“倾”字不应作“平”。《青玉案》的“咫尺清明三月暮”，“暮”字与上阕重复押韵。又如“冉冉年元真暗度”一句，“元”字从文义上无法解释，应当是“光”字。其中“遥天奉翠华引”一首，错误尤其多，几乎无法读通。如今没有别的本子可以校对，能够改正的就加以改正，无法考定的也姑且保留原样。△《逃禅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扬无咎撰。扬无咎字补之，自号逃禅老人，是清江人。各书记载“扬”字有的写作“杨”。

译据《图绘宝鉴》说：“无咎的祖先是汉代的扬子云，他的姓从‘才’，不从‘木’，所以写作‘杨’是错误的。”高宗时秦桧专权，扬无咎以依附秦桧为耻，于是多次被征召都不肯出仕。他的人品很高。他所画的墨梅，历代都珍重收藏，因此他的绘画技艺掩盖了他的文章成就。然而他的词格调非常工巧，在南宋初年也不愧为词家。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扬无咎《逃禅词》一卷，与今本相合。毛晋跋文称有人误把它当作晁补之的词。因为晁无咎也字补之，两人的名字相同，所以传抄时发生了错误。集中“明月棹孤舟”四首，毛晋注说：“从前误作《夜行船》，如今按词谱改正。”考察这个词调就是《夜行船》，也就是《雨中花》。各家词虽然有些小差异，但按照音律看，确实不是两个调。扬无咎这首词，实际上与赵长卿、吴文英词中所载的《夜行船》一字不差。毛晋只是看见《词谱》收有黄在轩的词，词名作“明月棹孤舟”，却不知道“明月”就是“夜”，“棹”就是“行”，“孤舟”就是“船”。近来《万树词律》才辨明这一点，毛晋大概没有来得及察考。又《相见欢》本来是唐代曲调的正名，宋人则称作《乌夜啼》，它与《锦堂春》也同名为《乌夜啼》，但实际是不同的词调。毛晋注说从前作《乌夜啼》是错误的，考察得尤其不详细。至于《点绛唇》原注说用苏轼的韵，后阕末尾的韵字，旧本作“裹”字。毛晋因此改作“堁”字，并在下面详细记载“堁”字的字义训释。实际上，苏轼词的末句押的是“破”字韵，这里的“裹”字尚且是错误的，“堁”字更是凭臆妄改。明人刊书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往往如此。现在姑且仍按毛晋本收录，同时附带订正它的错误如上。△《于湖词》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张孝祥撰。张孝祥有《于湖集》，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他的词有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记载《于湖词》一卷。黄昇《中兴词选》则称作《紫微雅词》，因为张孝祥曾任中书舍人。此本是毛晋刊刻的，第一卷末尾就接着刊有跋文，称遗憾没有见到全集。大概只是依据《词选》所载的二十四阕，又另外搜集四首增补进去，以成一家之词。后两卷没有目录，也没有跋语。大概后来已经见到了全集，删去重复的部分，另编成两卷续在后面；而第一卷没有重新刊刻，所以体例特别不同。卷首载有陈应行、汤衡的两篇序文，都称他的词中融入诗人的句法，承继苏东坡的道路。看他的作品，气概也几乎接近苏东坡。《朝野遗记》称他在建康留守的宴席上作《六州歌头》一阕，感慨愤激，情绪纵横，主人因此为他停止宴席。可见他忠贞愤懑、慷慨激昂的情怀，确实足以感动人。又《耆旧续闻》记载，张孝祥十八岁时就作有《点绛唇·流水泠泠》一词，受到朱希真的惊赏。有的刻本署作孙和仲，有的甚至认为是朱希真所作，都是错误。今本没有收录这篇，或许是因为它属于早年作品而散佚了吧？陈应行序文称《于湖集》的长短句共有数百篇，如今本子却只有一百八十多首。那么原稿已经散失，仅存一半，已经不是当日的旧本了。△《海野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曾觌撰。曾觌有《海野集》，已经著录。当初孝宗还在潜邸时，曾觌任建王府内知客，常常同他饮酒赋诗、唱和酬答。卷首《水龙吟》下阕有“携手西园，宴罢下瑶台，醉魂初醒”等句。这正是记载曾觌承受宠遇、游宴作乐的事情，所以用了飞盖游西园的典故。后来他常常陪侍宴饮、应制作词，如《阮郎归·赋燕》《柳梢青·赋柳》等词，也都是当时所作。曾觌又曾见到东都的繁盛，因此奉使经过京城时作《金人捧露盘》，在邯郸道上作《忆秦娥》，再次到临安时作《感皇恩》等曲。黄昇《花菴词选》认为他的词语多有感慨，凄然含有黍离之悲。虽然他曾与龙大渊结党作奸，名列《宋史·佞倖传》中，为谈论文学艺术的人所不齿，但他的才华丰美艳丽，确实有可观之处。宽容其过错而保存他的作品，也正如选六朝诗不遗漏江总、选唐诗不遗漏崔湜和宗楚客的例子一样。△《审斋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千秋撰写。王千秋字锡老，“审斋”是他的号，东平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审斋词》一卷，却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生平始末。根据本书中有《寿韩南涧生日》和《席上赠梁次张》两首词来看，韩南涧名元吉，隆兴年间任吏部尚书；梁次张名安世，淳熙年间任桂林转运使。这样看来，王千秋应是宋孝宗时人。只是梁安世的诗称王千秋为“金陵耆旧”，与陈振孙所说的东平人不相合。难道他曾寓居金陵吗？毛晋在跋中说，他的词大多是酬答庆贺之作。然而，南宋人的词集中都有祝寿词，为什么偏偏要责怪王千秋呢？何况他的词体本出于《花间集》，同时又取法于东坡的门径，风格秀美挺拔，自然不夹杂鄙俗之音。南宋南渡以后，他也卓然成为一位词作家。黄昇《中兴词选》没有选录他的作品，或许只是偶然没有见到他的词集罢了。毛晋在跋中贸然以“极少绮艳”评价他，也很不恰当。集中如《忆秦娥》《清平乐》《好事近》《虞美人》《点绛唇》以及咏花的作品，短歌低吟，情兴也很深。难道一定要有柳永的乐章才算是抒情之语吗？△《介菴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彦端撰写。赵彦端字德庄，号介菴，是魏王赵廷美的七世孙。乾道、淳熙年间以直宝文阁的身份知建宁府，最终任左司郎官。《宋史·艺文志》记载赵彦端有《介菴集》十卷、外集三卷，又有《介菴词》四卷。《书录解题》则只称《介菴词》一卷。此本为毛晋所刻，也只有一卷。但根据卷后的跋语来看，似乎原有旧刻已经散佚，只剩下这一卷，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张端义《贵耳集》记载，赵彦端曾作《西湖谒金门》词，其中有“波底斜阳红湿”一句，受到宋高宗喜爱，高宗还称赞说：“我家里人也会作这样的句子。”他的其他篇章也大多婉约纤丽，不愧为词家。

译词集末尾的《鹧鸪天》十阕，是为京口的角妓萧秀、萧莹、欧懿、刘雅、欧倩、文秀、王婉、杨兰、吴玉九人所作。词格平庸鄙俗，都没有可取之处。而且把她们的姓名连续写入词集，几乎成了北里妓院的名册，实在有违雅正的文辞。唐、宋以来，士大夫并不禁止到狭邪之地游乐。赵彦端作这些词，大概也是受习俗影响；保存下来而不加评论，也就可以了。△《归愚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葛立方撰写。葛立方有《归愚集》，已经著录。宋人中，父子都以填词著名的，是晏殊、晏几道；后来则以葛立方和他的父亲葛胜仲最为著名。他的词大多平实铺叙，少有清新婉转的情思，但大体上没有失去宋词的格调。流传时间已经很久，保存下来也可以作为一家之作。卷末毛晋跋说，集中《雨中花》《眼儿媚》两调都不合词谱，不敢擅自改定。现在参考各家的词集，《眼儿媚》其实是《朝中措》的讹误，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一阕可以相互证明。至于《雨中花调》，葛立方的两首词使用叠韵，原来并没有错误。反复按照音律勘校，实际是题目中脱漏了“慢”字。京镗、辛弃疾都有这一词调。葛立方词的开头三句，可以按照辛弃疾的词来读。第四、第五句，京镗、辛弃疾的作品都作上五下四，葛立方则作上六下三。虽然略有不同，但同样都是九字。其余部分不但字数相合，平仄也完全没有冲突。因此它是《雨中花慢》，可以没有疑问。毛晋大概考察得不够仔细。又如《满庭芳》这一调，连城十阕，后半阕换头处的两个字，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而直接作五字句。考察宋人的这一词调，这两个字本来就没有固定格式。黄庭坚的词押韵，书舟的词不押韵。葛立方的作品两种形式都保存了，并不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克斋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沈端节撰写。沈端节字约之，吴兴人。这部词集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但陈振孙也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生平始末。毛晋在跋中怀疑他就是咏叹贾耘老苕上水阁的沈会宗的同族，但也没有确切证据。只有《湖州府志》和《溧阳县志》都记载沈端节寓居溧阳。他曾任芜湖县令，知衡州，提举江东茶盐，淳熙年间官至朝散大夫。这些记载一定有所依据。只是志书把他的词集题作《充斋集》，大概是“充”“克”二字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他的词只有四十多阕，很多有词而没有题目。考察《花间》各集，往往词调本身就是题目，例如《女冠子》就是咏女道士，《河渎神》就是送迎神曲，《虞美人》就是咏虞姬之类。唐末五代的词，通常原本就是这样。后来人的题咏逐渐增多，题目和词调才彼此没有关系。如果不保存本事，词意就都无法详细了解。集中如《念奴娇》两阕中称“太守”，《青玉案》第一阕称“使君”，第三阕称“贤侯”，竟不知道是赠给什么人的。至于《念奴娇》“寻幽览胜”一阕，似乎是沈端节自述。根据词中“自笑飘零惊岁晚，欲挂衣冠神武”以及“群玉图书，广寒宫殿，一一经行处”等语句来看，沈端节本来应当曾经任过京职。由于词题已经散佚，便没有可以援引的依据了。像这样题目散失的宋人词集相当少，怀疑原本一定是词调和题目都完整的，只是在辗转传抄时，苟且求简便，于是遭到删削罢了。现在没有办法考证补足，姑且仍依旧本。至于他的措辞婉约，很有风致，并不因为《花庵》《草堂》等选本没有选录就降低价值。△《稼轩词》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辛弃疾撰写。辛弃疾有《南烬纪闻》，已经著录。他的词慷慨纵横，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概，在倚声作词家中属于变调之作。他另树一帜，能够在剪裁红花、雕琢翠色的艳词之外，卓然建立另一宗派，直到今天仍未衰废。看他的才气俊逸豪迈，似乎都是奋笔一挥而成；然而岳珂《桯史》记载：“辛弃疾曾当面诵读《贺新凉》《永遇乐》两词，让座客指摘其中的缺失。岳珂说，《贺新凉》词前后两阕的语句相似，《永遇乐》词用典太多。辛弃疾于是亲自改写词句，每天改几十处，连续几个月还没有完成。他用心之深就是这样。”如此看来，他并非没有经过苦思才写成。《书录解题》记载《稼轩词》四卷，又说信州本十二卷，比长沙本多。这一本是毛晋所刻，也作四卷，但总目又注称原本十二卷。大概就是依据信州本合并编成的吧？他的词集旧本错误很多。例如第二卷《丑奴儿近》一阕，前半是本调，残缺不全。从“飞流万壑”以下，整首其实都是《洞仙歌》。大概因为《洞仙歌》五阕正好在这一调之后，旧本便误把第一首割来补前一词的残缺，于是五阕《洞仙歌》就只剩四阕了；近来万树在《词律》中辨析得非常清楚。这个本子还没有来得及订正，其中“叹轻衫帽几许红尘”一句，按照文意看，“帽”字上面还脱漏了一个字。万树也没有校勘到这一点，这足以证明所谓“扫叶”之说了。现在一并详细勘定。至于那些实在无法解释、又没有其他版本可以证明的地方，就暂且遵从存疑的原则。△《龙川词》一卷、《补遗》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亮撰写。陈亮有《三国纪年》，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他的词有四卷，现在已经不流传了。这部集子共收词三十首，已经全部收入本集，但前后编次不很有条理。此本为毛晋所刻，按词调分类编排，并有毛晋的跋，说是根据家藏旧刻，大概是从另行刊刻的本子中摘出的。又补入遗词七首，是从黄昇《花菴词选》中采录的。这些词大多纤细华丽，与本集风格迥然不同，有人怀疑是伪作。毛晋跋说：“黄昇和陈亮都是南渡以后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谬误？或许黄昇只选取绮丽艳情的一类，而陈亮的儿子陈沈编成本集时，特意表彰父亲的磊落骨干，所以看起来像出自两个人之手。”考察陈亮虽然曾与朱子讲学，却没有停止到北里游乐。他与唐仲友不合，唐仲友向朱子进谗，朱子受其蒙骗而错误地兴起大狱，正是因为陈亮亲近台州官妓，请唐仲友替她脱籍，而唐仲友阻止了这件事。事情记载在《齐东野语》第十七卷中。这样看来，他的词夹杂香奁之体，也不足为怪。毛晋跋中的说法，可以说得到了事实。

译△《西樵语业》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杨炎正撰写。杨炎正字济翁，庐陵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西樵语业》一卷，题作“杨炎正济翁撰”。马端临《文献通考》引用它时，误把“正”字写成“止”字。毛晋刊刻六十家词，于是误把“杨炎”当作姓名，把“止济翁”当作别号。近来印行的版本，才改刊为杨炎正的姓名；跋中“止济翁字”也追改为“杨济翁”。但是旧印本和新印本同时流行，姓名出现两种写法，颇使人疑惑。因此厉鹗在《宋诗纪事》中辨析说：“我曾见过《西樵语业》的旧抄本，写作‘杨炎正济翁’。后来考察《武林旧事》，其中记载杨炎正有《钱塘迎酒歌》一首。《全芳备祖》也收载此诗，题作杨济翁。由此可见，炎正是他的名，济翁是他的字。”现在考察辛弃疾《稼轩词》，其中屡次有与杨济翁互相赠答的作品。又杨万里《诚斋诗话》说：“我的族弟炎正，字济翁，五十二岁才中进士。起初任宁远县主簿，很受京城丞相的知遇。他有一篇启文上呈丞相说：‘秋天因一片落叶而惊觉，感叹蒲柳最先知道秋意；春天来到百花之间，叹息桑麻在百花之后才生长。’ 丞相于是厚待他，授任掌故之令。”他的生平始末非常清楚，足以证明厉鹗的辨析没有错误，也说明毛氏旧印本不值得凭信。这部集子只有三十七首，其中因辛弃疾作序或涉及辛弃疾的作品共有六首。他纵横开张、豪迈不羁的气势，虽然不足以和辛弃疾抗衡，但摒弃纤细浓艳，自抒清俊之气，绝不是俗艳之作可以相比的。他们一时投合，想来也是有原因的。△《放翁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陆游撰写。陆游有《入蜀记》，已经著录。《书录解题》记载《放翁词》一卷，毛晋刊刻的《放翁全集》中附有长短句二卷。此本也是毛晋所刻，又合并为一卷，是在全集之外另行刊刻的本子。根据卷末毛晋的跋说：“我家刊刻《放翁全集》，已经收载长短句二卷，但还遗漏了一两个词调。篇章次序也有错乱，因此把它们收入并订正，编入名家词中。”这样看来，它比全集本更加精密。陆游一生的精力全用在作诗上，填词只是余力所及。因此今天流传的词作，仅相当于其诗集的百分之一。刘克庄《后村诗话》说他当时喜欢卖弄典故，总是一种毛病。杨慎《词品》则说，他纤丽之处像秦观，雄健畅快之处像苏轼。平心而论，陆游本来的用意，大概是想在这两家之间驰骋，所以兼有他们的优点，却都不能达到他们的极致。总的说来，诗人的语言终究接近雅正，与词人的冶荡不同。他的短处和长处，也都在这里体现出来。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韩侂胄喜欢陆游依附自己，甚至拿出自己宠爱的四位夫人中号称“满头花”的那一位，索要词作，词中有“飞上锦裀红皱”一句。现在词集中没有收载。大概陆游晚年失去节操，投身于韩侂胄门下，受到当时清议的讥刺。陆游自己也知道这是错误，于是把那篇稿子丢弃，不再保存。《南园阅古泉记》没有编入《渭南集》，也是这个意思。但他最终仍不能禁止当时人传述此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鲜明的警戒。△《樵隐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毛幵撰写。毛幵字平仲，信安人。旧刻题作“三衢”，大概只是偶然沿用古地名。他曾任宛陵、东阳二州的通判。著有《樵隐集》十五卷，由尤袤作序，现在已经不流传了。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樵隐词》一卷。这个刻本共四十二首，据毛晋跋说，是从杨梦羽家秘藏的抄本中得到的。不知道是不是陈振孙所见的本子。毛幵的其他作品不太著名，但小词最为精工。卷首王木叔的题词中有“有人嫌他的诗文，比起乐府来很有不及”这样的话，大概当时已经有了定论。集中《满江红》“泼火初收”一阕，尤其清丽婉转，所以杨慎《词品》特别赞赏。他的《江城子》一阕注明依照叶石林的韵，后半阕“争劝紫髯翁”一句，实际押的是“翁”字。可是今本《石林词》这一句却押“宫”字，在本词中就成了重复用韵。这可以订正《石林词》刊本的错误。至于《瑞鹤仙》这一调，宋人的各个本子都相同。这个本子却把题目和目录一并误作《瑞仙鹤》。又《燕山亭》前阕“密映窥亭亭万枝开遍”一句，只有九字。考察曾觌所作的这一词调，写作“寒垒宣威紫绶几垂金印”，共十字。因此“窥”字的上下必定还各脱漏了一个字。末句“愁酒醒绯千片”只有六字，曾觌所作这一调写作“长占取朱颜绿鬓”，共七字，因此“绯”字的上下又必定还脱漏了一个字。其他如《满庭芳》第一首注文中把“东阳”误作“东易”；第三首注文中把“西安”误作“四安”。《好事近》注文中把“陈天予”误作“陈天子”，这些鲁鱼之误，正说明毛本校勘疏忽。陈正晦《遯斋闲览》记载：“毛幵任郡守时，因为让一名妇人拿着诉状站在雨中，作了一首《清平调》词。这件事既轻薄猥亵，而且毛幵也从未任过郡守。这是宋人小说的诬陷。毛晋不收录这首词，正是因为有见识。现在附带辨明于此，也不再补入。” △《知稼翁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公度撰写。黄公度有《知稼翁集》，已经著录。他所作的词一卷，已经见于集中。这是毛晋刊刻的另行刊本。词只有十三个词调，共十四阕。根据卷末他儿子黄沃的跋语，这是收集到的还不到全部的一半，抄录下来收藏，以便传给后代。每首词下面都附有本事，并且详细记载同时代的唱和诗文。黄公度的生平始末，大致可以由此看见，比其他家的词集尤其完备。至于汪藻《点绛唇》词“乱鸦啼后，归思浓于酒”一句，吴曾《能改斋漫录》擅自改写成“晓鸦啼后，归梦浓于酒”，还凭空编造了一件事实，实在违背原意。黄沃因为父亲有和词，辨明并订正了这个错误，自然确凿可据。然而朱彝尊选《词综》时，仍相信吴曾的曲解，改动汪藻的原词，又把擅自改字的罪名归给《草堂》。不知道《草堂》只是把“归思”写成“归兴”，其余地方实际上从未改动。朱彝尊大概是偶然记错了吧？△《蒲江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卢祖皋撰写。卢祖皋字申之，又字次夔，号蒲江，永嘉人。庆元五年考中进士，嘉定年间任军器少监，代理直学士院。卢祖皋是楼钥的外甥，学问有渊源，曾与永嘉四灵以诗互相唱和，但他的诗集没有流传下来。只有《贵耳集》记载他的《玉堂有感》《松江别友》两首绝句和“舟中独酌”一联；梅磵《诗话》记载他的《庙山道中》一首绝句；《全芳备祖》记载他的《酴醿》一首绝句；《僧北磵集》附载他的《读书》《种橘》两首绝句；《东瓯诗集》只记载他的《雨后得月小饮怀赵天乐》一首五言律诗。《贵耳集》又称赞他的小词纤雅，称作《蒲江集》，但没有说有多少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为一卷。它的篇数多少也无法考察。这个本子是明代毛晋所刻，共二十五阕。现在拿黄昇《花庵词选》校对，前二十四阕全都是《词选》所收的，只有最后一阕《好事近》是毛晋增入的。怀疑原集已经散佚，毛晋特意抄取黄昇所收的作品，以凑成一家之集。其中的字句同《词选》颇有异同。例如卷首《贺新郎》“荒词谁继风流后”一句，《词选》作“荒祠”；《水龙吟》“带酒离恨”一句，“带酒”《词选》作“带将”；《乌夜啼》第三首下阕“昨日几秋风”一句，“昨日”《词选》作“昨夜》。这些地方都应以《词选》为优，想来毛晋没有来得及详细校勘。只有《贺新郎》序文开头写沈传师的“传”字，毛晋注《词选》作“傅师”，但今本《词选》确实作“传师”，那么就不知道毛晋所依据的究竟是哪一种版本了。至于《鹧鸪天》下阕“丁宁须满玉西东”一句，按文意应作“玉东西”，但这首词实际押的是“东”韵，因此是祖皋偶然误用。正如黄庭坚把“秦西巴”押作“巴西”，并不是校勘者的错误。△《平斋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洪咨夔撰写。洪咨夔有《春秋说》，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毛晋刊刻的。毛晋在跋中说没有见过洪咨夔的文集，大概是汲古阁偶然没有得到他的文集，只见到了他的词。洪咨夔以才艺自负，刚中进士后便上书给卫王，从宰相到州县官员，没有不搜寻指摘其短处的，于是被当时的宰相嫉恨，十年没有得到调任。因此他的词纵情挥洒、激越雄壮，多有抑郁不平而又磊落的感慨，很像辛弃疾、刘过的作品。毛晋在跋中却只因为王岐公的文章多有富贵气息就拿来相比，实在不恰当。洪咨夔的父亲名叫铖，号谷隐，以诗著名。洪咨夔出蜀时，得到数千卷书，收藏在萧寺中。父子二人考订、评论并诵读这些书，学问更加宏博纵恣。词中注文所称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他的儿子勋、焘、熹，也都能够继承家学。《鹧鸪天·为老人寿》下阕说：“诸孙认取翁翁意，插架诗书不负人。”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家学传承的盛况。又有一阕《汉宫春》，是为庆贺他的父亲七十岁所作。根据《平斋集》，其中有一首《壬辰小雪前奉亲游道场何山》五言古诗，诗中有“老亲八十健”一句，但文集内没有收录这首词，怀疑他流传下来的稿本还有很多散佚。△《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监察御史许宝善家藏本） 宋代姜夔撰写。姜夔有《绛帖平》，已经著录。这是他的乐府词。姜夔的诗格调高雅秀丽，受到杨万里等人的推重。他的词也精深华美，尤其擅长自创新腔。因此无论音节还是文采，都在一时之中首屈一指。他诗中所谓“自制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其风致还可以由此想见。只是他的词集长期没有善本，过去有毛晋汲古阁刊刻的版本，只有三十四阕，而且题下小序往往不载原文。康熙甲午年，陈撰刻印他的诗集，把词附在后面，也只有五十八阕；并且小序以及题下自注多半是任意删改的，反而比毛本更差。这一版本是从宋代刻本翻刻的，最为完善。卷一收宋代铙歌十四首、越九歌十首、琴曲一首。卷二收词三十三首，总题为“令”。卷三收词二十首，总题为“慢”。卷四收词十三首，题目都作“自制曲”。别集收词十八首，不再标列总名，疑为后人搜集编入的。九歌都在字旁注出律吕，琴曲也在字旁注出指法，这些都还可以理解。只有自制曲一卷，以及卷二的《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还有卷三的《霓裳中序》第一首，都在字旁记注拍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宋代的曲谱如今已经看不到了，也没有人能够演唱。无法辨认它们是像波势还是像磔笔，曲折回旋、斜欹错落，如同西域旁行文字一般，节奏又在哪里呢？然而歌词的法式，仅仅还保存着这一线痕迹。把它记录下来保存下去，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有能够悬解其义的人，寻找到它的节拍分寸呢？鲁鼓、薛鼓失去了声音而保存了曲谱，也是这个意思。旧本卷首冠以《诗说》，只有三页多一点，大概因为不能单独成卷，便附在词集后一同刊行。不过姜夔自己另有《白石道人诗集》，把它列在词集之后，实在不相类。现在把它移附到诗集末尾，这里就不再收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