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七 史部三十三

译卷七十七 史部三十三 ○地理类存目六 △《大涤洞天记》三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旧本题为元代邓牧撰写。（考订：邓牧以宋代遗民身份进入元代，始终不做官而死，按照陶潜在晋代书籍中仍题作晋人的先例，应当仍题为宋人；现在特意依据旧本的题署来著录。）考察这部书的内容，就是邓牧所撰《洞霄图志》中的《宫观》《山水》《洞府》《古迹》《碑记》五门，只删去了《人物》一门。每一门又多有删削，不都是全文。卷首吴全节、沈多福的两篇序也相同，只有增加了洪武三十一年正一嗣教真人张宇初的一篇序。序中称：“今年春天，某宫道士某人拿着宫志来请我作序，将要扩充后付梓。”这大概是明初道士重刻时，擅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删节，并改了书名。△《西岳神祠事录》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孙仁编。孙仁是贵池人。景泰辛未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这部书是他任西安府知府时所作，用来记载西岳神祠的事情。所收文章都完整记载首尾年月和撰写者姓名。与张维新的《华岳全集》所收相比，颇为完整而且体例严整。其中《延熹华山庙碑》一篇，已经剥蚀残缺得很严重，不再是洪适《隶释》中的旧貌了。△《石湖志略》一卷、《文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卢襄撰写。卢襄字师陈，吴县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石湖在苏州府城西南。宋代范成大任执政时，在湖上有一处别墅，宋孝宗亲笔书写“石湖”二字赐给他，石湖的名称才开始显著。卢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卢襄于是记述当地的山川古迹，编成《志略》；又汇集各人的题咏，编成《文略》。然而，这部书是为范氏别业而作，本来就应当以这一处地方为主，这和州郡地理志的体例各不相同。卢襄却又兼记人物，多达二十一人；这不仅文辞涉及夸张，体例也未免流于泛滥。△《石鼓书院志》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周诏撰写。考订：当时有两个周诏，一个是延津人，嘉靖庚戌年进士，见于《太学题名碑》；另一个就是此书作者周诏，号台山，富顺人，嘉靖癸巳年任衡州府知府。石鼓书院在衡州府治北面的石鼓山。宋景祐年间，仁宗应集贤校理刘沆的请求，赐予匾额并置办田产，与睢阳、岳麓、白鹿并称四大书院，讲学者很喜欢称道它。周诏任职衡州，于是搜集旧志，略加增删，编成这部书。书首先记《地理》，其次记《室宇》，再次记《人物》《词翰》，末尾附录《文移》。文字草率，遗漏简略，完全没有体例义例，大概只是书坊印本。△《净慈寺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僧人大壑撰写。大壑字元津，是杭州净慈寺的僧人。考订：净慈寺在杭州城西南的南屏山。过去没有净慈寺志，大壑才开始创修。他的书分为《形胜》《建置》《法嗣》《檀护》《著述》《僧制》《灵异》七门。自序说：“对于断碑和摩崖石刻，暗中搜寻，必定记录，大约经过二十年才完成。”他用力也很勤苦。△《径山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僧人宗净撰写。宗净的生平事迹不详。径山在临安县天目山东北，唐代宗时期，僧人法钦开始在那里建寺。这部书上卷记寺院的建置，中卷记禅宗，下卷收录艺文。原刻本校勘不精，僧人方一在序中说，书中鲁鱼亥豕之类的文字讹误层出不穷，就像白璧上沾染了苍蝇污点。△《白鹭洲书院志》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甘雨撰写。甘雨有《古今韵分注撮要》，已经著录。起初，宋淳祐辛丑年，江万里任吉州知州，在白鹭洲修建书院。白鹭洲位于两水之间，所以借用李白诗中“二水中分白鹭洲”一句来命名，并不是金陵的白鹭洲。当时宋理宗正重视道学，于是赐予匾额，设置山长，后来便相沿成为古迹。万历辛卯年，黄梅人汪可受任吉安府知府，又重修了书院。甘雨因此撰写这部志书，分为《沿革》《建置》《教职》《祀典》《储赡》《名宦》《人物》《公移》《贤劳》《义助》《纪述》《书籍》《生祠记》十三门。《生祠记》记的是汪可受的生祠，竟然特意另立一门，可见他编写这部志书的用意已经不在书院本身了。△《历代山陵考》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王在晋撰写。王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事迹附见于《明史·王洽传》。这部书只是从《一统志》中抄录摘取而成，没有任何考证。何况既然名为《山陵考》，却把赵宣子、孟尝君一类人的遗冢也列在其中，尤其不合体例。△《方广岩志》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谢肇淛撰写。谢肇淛有《史觿》，已经著录。方广岩在永福县东面。宋代给事中黄非熊曾在山中读书，作《十咏》来记述这里的胜景。谢肇淛当时任工部郎，奉使命经过家乡，游览了这处岩石，于是辑成这部志书。书前有《义例》一条，设《本纪》记方广，设《外纪》记附近的岩壑，设《别纪》记方外之事，设《文纪》《诗纪》辑录前人的作品。然而，“本纪”这个名称，史家是用来记载帝王事迹的，用来记山水，十分违背体例。《别纪》确实是在记志怪传闻，如宁之托生三元、德涵之丽刑地狱，都是佛教的说法，儒者不应谈论。《诗纪》末尾有清代人所作的诗，那是雍正年间江绩重修此书时附录进去的。△《石鼓书院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李安仁撰写。李安仁字裕居，迁安人。万历年间任衡州府知府。这部书根据周诏的旧志重修，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记《地理》《室宇》《人物》《名宦》，下部收录《艺文》。采集依据比周诏的志书更为详细。△《关中陵墓志》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祁光宗撰写。祁光宗后来改名祁伯裕，滑县人。万历戊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这部书是祁光宗督学陕西时，对历代陵墓详细考证，分别绘制图形，并附加说明。各陵墓距离所属州县城的方位和里程，也都完备地记载下来。它也属于《皇览圣贤冢墓记》一类的书。△《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葛寅亮撰写。葛寅亮有《四书湖南讲》，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金陵的佛寺，按照僧录司的分类编排，并以灵谷、天界、报恩三大寺统摄全书。其次列大寺五座、中寺三十二座、小寺一百二十余座。其余废寺另编一卷。卷首冠以《御制》《钦录》二集。《御制》是太祖的诗文；《钦录》是有关沿革的案牍。末尾附录《南藏目录》以及各经、租额、公费、僧规、公产等条例。其余大体都采用志书的体例，但编排颇显杂乱。△《径山志》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宋奎光撰写。宋奎光字培岩，万历壬子年举人，官至馀杭县教谕。这部书大概是在宗净旧志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分为《开山诸祖》以及《制敕》《诗文》《名胜》《古迹》《土产》等门，内容很是琐碎。原本只是一山一寺，地方又偏僻，宗净的志书已经具备大致轮廓。宋奎光却一定要加以铺张扩展，因而篇幅冗长烦琐，也是理所当然的。△《延寿寺纪略》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僧人圆复撰写。圆复字休远，鄞县人，与屠隆同时。延寿寺在鄞县南三里，旧名保恩院。宋祥符年间改为延寿寺。这部书详细叙述知礼禅师的生平始末，以及宋代宰相曾公亮置办购买庄田的旧事，其他事情没有记载。大概只是用来备录古刹的典故而已。△《禹门寺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戴英撰写。戴英字上慎，宜兴人。崇祯甲戌年进士。禹门寺在宜兴的龙池山。这部书前面记载山寺和僧侣，后面记载碑铭、序、记、诗文，大多不够典雅纯正。△《邓尉圣恩寺志》十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代周永年撰写。周永年字安期，吴江人。邓尉原有《沈津志》，这部书是在其基础上继续增补而成的。凡是寺院建筑、著名僧人、序文记文、语录等，无不完备地加以记载。大体上，对于寺院创建、设置及其始末，尤其记述详细，所以取名为《圣恩寺志》。此书成于崇祯十五年，但其中有康熙年间的碑刻，以及宋荦、徐秉义的诗文，大概是后人续入的。△《天童寺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杨明撰写。杨明不知是哪里人。天童寺在鄞县东面六十里。晋永康年间，义兴禅师居住在这座山中，有个童子来替他供给柴薪和饮水，过了很久告辞离去，自称是太白星。因此山名叫太白，寺名叫天童。这部书叙述山川形势，并缀录诗文。前面的序没有署名，怀疑就是杨明自己所作。书中称原来撰成七卷，如今只有两卷，似乎还不是完整的书。△《南溪书院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叶廷祥、郭以隆、纪延誉、陈翘卿共同撰写。叶廷祥任尤溪县知县。郭以隆自称署理县事，推测属于县丞、主簿一类的官员。纪延誉、陈翘卿则是尤溪县的教谕、训导，他们的籍贯都不详。所谓南溪，是因为朱子的父亲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确实在当地生下了朱子。理宗嘉熙初年，尤溪令李修见当时正崇尚道学，人们争相攀附，于是在当地建了两座朱先生祠，这就是书院的起源。志书中记载，书院匾额是理宗显德祐元年所赐；但李韶所作的记文写于嘉熙改元之年，已经称作南溪书院。这样看来，最初创建时就已经有这个名称，只是赐匾额在后来而已。这部书只记载书院的遗迹，所附诗文大多不够典雅纯正。纪延誉的序文把朱松、朱子和宋理宗都另起一行分别书写，使君臣并列，这是想尊崇朱子，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尊崇，实在十分悖谬。△《破山兴福寺志》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程嘉燧撰写。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崇祯末年为布衣。《明史·文苑传》附载在《唐时升传》的末尾。常熟县西北十里有破山，山麓有一座寺院叫“兴福”，是齐梁年间所建。此书第一、二卷记载山中的古迹，并附录诗文；第三卷记载寺院的建置；第四卷记载禅宗。编排次序雅正简洁，是山志中较为优秀的一部。△《灵隐寺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清代孙治撰写，徐增重新编订。孙治字宇台，仁和人。徐增字子能，吴县人。这部书依据明代万历年间昌黎白珩所编的志书，略加增删。体例与其他志书大致相同。只是把凡是宦游途中寄居在此的人一概收入《人物》一门，属于凭空创设，按体例义理说并不妥当。△《沧浪小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宋荦撰写。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商邱人。凭借荫生身份做官，官至吏部尚书。这部书是宋荦任江苏巡抚时，找到宋代苏舜钦沧浪亭的旧址，重新修缮后，搜集前人传记、诗文，并附上自己所作记文一篇、诗一首，以及尤侗、范承勋所作诗各一首，合成一集。当时很称赞他热心于此事。然而他所采录的材料，大多是为苏舜钦而作，与亭子本身没有关系。南禅寺虽然靠近亭旁，实际上也不是当日的旧址。把这些内容一概泛泛收载，也未免稍稍失去了取舍的界限。△《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郎遂撰写。郎遂字赵客，号西樵子，池州人。按：杜牧任池阳太守时，清明日外出游览，诗中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两句，这大概只是泛指风景的说法，就像“杨柳岸”“芦荻洲”一样。若一定要指实为某一个村庄，那么生动的句子反而会变成拘滞的实相了。然而民间习俗沿袭已久，多喜欢附会古迹，以此夸饰当地风俗。所以郎遂居住在这个村子里，便把古今名胜、建置以及人物、艺文汇集成这部书。这大概也是编纂志书的一种积习。至于把郎氏的族谱世系也附录在其中，就更不是志书的体例了。△《二楼小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程元愈撰写，汪越、沈廷璐又加以补订修缮。它与佟赋伟的《二楼纪略》相互补充，都是记载宁国府南楼、北楼的事。北楼就是谢朓的高斋，南楼就是文昌台，都是明代嘉靖年间知府朱大器所建。佟赋伟的书旁及其他事情，十分庞杂。这部辑录历代题咏，并记载南楼修建的始末，比较有条理。汪越有《读史记十表》，已经著录。程元愈字偕柳，沈廷璐字元佩，都是宁国人。△《青原志略》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清代僧人大然撰写，施闰章补辑。大然的生平始末不详。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顺治己丑年考中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康熙己未年，奉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授予翰林院侍读。青原是吉州的名胜，自唐代行思禅师开山说法以后，就成为大寺院。到了明代，王守仁、罗洪先、欧阳德等人在这里讲学，所以第三卷特意设立《书院》一门，略记当时问答的言语。但其中所采录的内容，都是义理上接近禅宗的东西，这是僧人把儒学援引到佛学中，借此扩张自己的教法。△《崇恩志略》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清代僧人智藏撰写。智藏字竺堂，安福人。崇恩寺在庐陵，创建于吴赤乌年间，屡次经历兴废。康熙丙午年，智藏重新修建，于是编纂了这部书。第一卷为《山水道场》和历代住持上堂时的《语录》；第二卷为《记疏》；第三卷为《诗对联》；第四卷为《序》；第五卷为《启书》；第六卷为《杂著法语》；第七卷为《法产》。全书大旨在于宣扬佛教，把得到外界护持看作最荣耀的事情。体例十分芜杂。△《江心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僧人元奇撰写。江心寺在温州府北面的永嘉江中，就是谢灵运诗中所说“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的地方。宋高宗曾经驾临此地，称其为名胜。明代僧人成斌和郡人王旸谷开始为它编纂志书。元奇依据旧本重新加以编辑。全书第一卷为《纪迹》，一卷为《敕书》，八卷为《艺文》，另有《世系》《杂记》二卷。△《白鹿书院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代廖文英撰写。廖文英有《正字通》，已经著录。当初，唐代李渤和哥哥李涉在庐山读书，养了一只非常驯服的白鹿，于是取名白鹿洞。宋代初年，在五老峰下设置书院。朱子任南康军时，援引岳麓书院的先例，上疏请求赐给院额，于是成为四大书院之一。康熙年间，廖文英任南康知府，便依据旧志加以修订编纂，完成了这部书。它有意追求内容繁多丰富，因此很失于剪裁。△《灵谷寺志》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代吴云撰写。吴云号舫翁，安福人。灵谷寺在江宁钟山的左边。明太祖把梁代宝志和尚的塔迁到这里，改赐现在的寺名，又把这座山命名为“紫金”。旧时有景泰年间僧人洁庵所编和嘉靖年间黄河所编的两部志书。康熙庚辰年，吴云重新辑录，编成这部书。书前有吴云自序，以及寺僧寂曙记述的修辑缘起。全书分为二十四类，各门的名目都沿用明代志书的旧制，只略作删补而已。△《白鹿书院志》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代毛德琦撰写。毛德琦有《庐山志》，已经著录。康熙甲午年，毛德琦任星子县知县，于是取廖文英的原志重新订正。分类共十门：一是《形胜》，二是《兴复》，三是《沿革》，四是《先献》，五是《主洞》，六是《学规》，七是《书籍》，八是《艺文》，九是《祀典》，十是《田赋》。《形胜》等七门都沿用旧志；《兴复》《主洞》《书籍》三门，则是毛德琦增补的。△《通元观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吴陈琰撰写。陈琰有《春秋三传同异考》，已经著录。通元观在钱塘县。宋代绍兴年间，刘鹿泉向宋高宗请求，在这里建成修真的场所。嘉靖年间，姜南开始为它编志。陈琰认为姜南的志书不完备，便重新编成了这部书。△《孔宅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代诸绍禹撰写。诸绍禹是松江人。青浦县治北面有一处地方名叫孔宅。过去那里有孔子庙，相传隋末孔子第三十四代后裔、苏州刺史孔祯侨居吴地，于是建立家庙，并把先圣孔子的衣冠葬在这里。后来逐渐湮没废弃，明代陆应阳重新修建，开始撰写《孔庙记》，陈功又作《续记》。康熙年间，诸绍禹删改旧本，编成这部书。考察来看，孔祯生于隋代，不应当还保存着先圣的衣冠；即使有，也不应当把它带到吴中。而且隋代的郡县中，并没有“苏州”这个名称。这种说法实在不能完全相信。△《丹霞洞天志》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代萧韵撰写。萧韵字明彝，南城人，康熙年间举人。明代万历年间，建昌府知府邬齐云曾经委托郡人左宗郢编写《麻姑山志》，后来时间久了，书版毁坏。康熙年间，湖东道罗森又命萧韵增补完成。书首附有图，接着列出考、表、志、记等门类，其中对于题咏、词赋记载尤其详细。△《武林志馀》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张旸撰写。张旸字东榑，号涤岑，钱塘人。这部书搜集编录武林各处名胜，对于道观、祠庙、名贤、古迹，记载尤其详细。末尾一卷附录地方物产，也颇有考订。取名《志馀》，是想补充前志没有记载完备的内容。然而采集材料虽然丰富，体例却不精密，往往流于烦琐杂乱。所收录的近人题咏，也很少有独到的取舍。△《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代高嵀、高嶐、高廷珍、高陛、许献共同撰写。高嵀等四人都是高攀龙的后裔，许献也是高攀龙的同县人。这部书分为《建置》《院规》《会语》《祀典》《列传》《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轶事》十门。意在广泛搜集材料，但体例非常冗杂。所附列的诸人，又有许多是牵强附会。不要说孙承泽滥列其中，即使宋荦一生，也只是着意于文章，从未听说他讲学。△《增修云林寺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厉鹗撰写。厉鹗有《辽史拾遗》，已经著录。这部书完成于乾隆甲子年，因为灵隐旧志遗漏仍然很多，而且圣祖仁皇帝巡视地方南巡时曾驻跸山中，并赐名为云林寺，不应当仍沿用旧名，所以依据前志加以增补编纂。书首记载《宸恩》，其次是《山水》《禅祖》《法语》《檀越人物》《艺文诗咏》，最后以《遗事杂记》收尾。△《宋东京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周城撰写。周城号石匏，嘉兴人。这部书前面有雍正辛亥年王珻所作的序，说周城“客居大梁三年，随所到之处搜求考察，完成了这部书”。他的凡例说：“建隆以前，东京不属于宋；靖康以后，宋已没有东京。”这大概是专门记载汴都一百七十年遗迹而写的。每条都引用旧书，并列出原文，大概仿照朱彝尊《日下旧闻》的体例。然而它多引用类书，内容的博洽丰富远不如朱彝尊。又记载了许多杂事，只求充满篇卷。例如所引用的《宋稗类抄》中“二近侍争辨贵贱由天”一事，只因为开头有“仁宗御便殿”一句，就把它列入《宫殿类》。照这样说，一代帝王还有什么事情不在宫殿里，难道能够全部记载吗？又如造字台、吹台、繁台，书中所引用的各种书都说是一座台而有几个名称；但他却把繁台并入吹台，又另外列出造字台之名一类，常常彼此抵牾，也没有考证可言。他的精审核实也不如朱彝尊。△《鹅湖讲学会编》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清代郑之侨撰写。郑之侨字东里，潮阳人。乾隆丁巳年进士，官至宝庆府知府。鹅湖是朱熹、陆九渊讲学的地方，如今此地属铅山县。郑之侨任铅山县知县时，因此编成这部书。第一卷是郑之侨所作的图、传、赞、考；第二卷至第八卷都是四位先生的问答诸书，以及学规、条约和讲义；第九卷是郑之侨和雷鋐制定的条约；第十、十一卷都是自宋代以来直到现在与鹅湖有关的诗文，郑之侨所作的也一并收录；第十二卷则是郑之侨所作的《鹅湖书田志》。书中的大旨，多在调和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异同。他的本意大概是想归入讲学一类，但实际上只是以书院为主。所以题咏名胜的作品也都收录了，如今仍附在地理类中。──以上“地理类”古迹之属，共三十七部、三百七十卷，都附列《存目》。△《豫章今古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隋书·经籍志》，其中有雷次宗的《豫章记》一卷。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又说：雷次宗作《豫章古今志》。这部书开头引用雷次宗的话，末尾说雷次宗在元嘉六年撰写《豫章记》，那么它一定不是雷氏原书。看它所记只到唐代为止，其中有“皇唐”“大唐”等说法，似乎是唐人所作。全书分为《郡记》《宝端记》《寺观记》《鬼神记》《变化记》《神祠记》《山石记》《冢墓记》《翘俊记》等九部，记载寥寥无几，完全没有体例。怀疑是依托古人名义，杂抄编成的。△《西湖繁胜录》一卷（《永乐大典》本）。旧本题作西湖老人撰写，没有署姓名。考察书中所说的内容，大概是南宋人所作。宋朝自从与金议和成功以后，就不再留意中原。士大夫只知道流连歌舞，在湖山之间放浪取乐。因此这部书所叙述的，大抵是游乐之事，以繁华奢丽相互夸耀。大概也属于耐得翁《都城纪胜》一类，但琐碎更加严重。△《庐阳客记》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明代杨循吉撰写。杨循吉有《苏州府纂修识略》，已经著录。正德元年，杨循吉的同年进士、西充人马金任庐州太守，请杨循吉修撰郡志；因意见不合，杨循吉回去了。两年以后，他因而采集当地风土的大概情况，写成了这部书。全书共分十一目，文字简洁峭拔，颇有结构，大概是借此施展自己的笔力。然而遗漏简略得太厉害，不足以供考证。△《蜀都杂抄》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陆深撰。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这是陆深任四川左布政使时记录的蜀中山川和古迹。他认为峨眉山应写作“蛾眉”，又极力辨析大禹出生于石纽是《元和志》的错误，颇有见识。其他内容也多是随笔札记一类的文字。△《闽部疏》（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世懋撰。王世懋有《却金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闽中各郡的风土、时令，以及山川、鸟兽、草木等，也属于地志的支流。大概王世懋曾任福建提学副使，所记是亲身阅历的事情。△《淞故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杨枢撰。杨枢字运之，自称细林山人，是华亭人。嘉靖戊子年举人，官至江西临江府同知。这部书是他记述松江一郡遗闻轶事的著作，用来补充地方志书的缺略。松江原本因吴淞江而得名，明初由于当地水灾很多，所以去掉“水”旁以求禳解灾害。这部书的书名仍沿用原来的名称。书中对于地理、人物、品行义举、技艺才能、文字、题咏，以及诙谐琐碎之事，无不详细记载。其中艺文类书籍采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的体例，从陆绩《浑天图》以下共记一百多种，都是当地人的著作，可以作为征考文章、考察文献的资料。至于元代杨维祯的名字，有的书从“木”，有的书从“示”，各书记载不一致。杨枢按照年代考察，认为字本来从“木”旁；入明以后，因为诸王中有名为讳桢的，才改从“示”旁。他的说法很属臆测，没有根据。又如李至刚在永乐年间善于附会，深受险诈之人的赏识，而杨枢却相信《明一统志》的虚妄言辞，反而称李至刚德行器量宽宏，可惜《松江旧志》简略而没有记载。杨枢也未免有袒护乡里的私心。△《秦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沈思孝撰。沈思孝字继山，是嘉兴人。隆庆戊辰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兵部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多记陕西各郡的地势险要和风土人情，间或引用经史诸书作为证据。他谈到收复河套一事，极力认为曾铣的主张不对，未免有所回护。△《晋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明代沈思孝撰。所记多是边疆关塞的地势险要，以及防守关键之处；其中《田赋》《盐课》等条目，与《明会典》也略有不同。至于叙述黄河所经州县以及太原晋祠的内容，大多是常见的文字，没有足以资助考证的价值。△《长溪琐语》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谢肇淛撰。谢肇淛有《史觿》，已经著录。长溪，就是今天的福宁府。这部书杂记山川名胜和人物故事，间或涉及神怪，大概也属于地志的支流。△《滇南杂记》二卷（山东巡无采进本） 明代许伯衡撰。许伯衡号听菴，是昆山人。万历庚子年举人，任晋宁州知州，兼摄昆阳州事务。许伯衡曾编纂《晋宁志》，又广泛采集云南的事情写成这部书。体例与《舆记》大致相同，只是不列仕宦人物姓名、坊巷、公署之类以及杂事，而是分别标出标题，这是略有不同之处。大体上对古迹记载简略，而对当时的事情记载详细，所以该书下卷从《丁产》以下所载的公文最为详尽。自序说：“对于云南的事情没有增益或损害，但总之不作游谈。”它的主旨由此可以看出。△《西事珥》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魏濬撰。魏濬有《易义古象通》，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是他任职粤西时所作。第一卷多谈山川地理，第二卷多谈风土，第三卷多谈时政，第四、第五卷多谈故事和人物，第六卷多谈物产，第七卷多谈仙人、佛道和神怪，第八卷多谈治理苗蛮的始末。虽然没有标明地志的名称，但考察它的编排，确实属于地志一类，只是没有分列门目罢了。他的考订颇为严谨，叙述也雅正简洁，没有说部作品杂乱拖沓的习气。不过，像记载舒宏志转生一类的事情，就稍稍涉于荒唐；明惠帝、程济等事，也沿袭了相沿已久的讹谬。△《泉南杂志》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陈懋仁撰。陈懋仁字无功，是嘉兴人，任泉州府经历。《浙江通志》称他不因处理文书而废弃著述，所记泉南的事情有许多是旧有文书没有完备记载的，说的就是这部书。书中所载山川、古迹、禽鸟鱼类、花卉树木以及郡县事实，颇为详细完备。其中如“淳化帖”“尼无著”等一两条，也稍有考证。他在“官山”一条中驳斥闽地关于葬地的说法，立论也很正当。下卷则多记载他在泉州任职时所办理和设置的事情，都是亲身经历的。不过，像泉州人在嘉兴任官，以及嘉兴人在泉州任官的，都逐一列出姓名，连簿尉也一并记载，这不是天下通行的例子。陈懋仁因为是嘉兴人而在泉州做官，所以把两地相互记载罢了。假使修撰地志的人个个都援引这个例子，那么把南山的竹子全部砍光，也不够用来供应他们私自记载的材料。凡是著成一部书，先保存优厚乡人的心思，都是见识过于浅薄的表现。△《闽中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陈鸣鹤撰。陈鸣鹤有《东越文苑》，已经著录。这部书考察的，都是福州府境内的山川和古迹。据称，他在长乐农家得到唐人的《闽中记》，又从徐<火勃>那里得到宋人的《三山志》，再参照自己的见闻，考订地方志书中的错误。他考证旧事，如指出东冶不是东治，泉山不是泉州的清源山，而越山、冶山都是泉山的支脉；指出冶县不是东瓯，炉峰石在南屿而不在旗山；旧志原本写得明白，新志却误删其文，因而又错误地把地点移了过去。这些考证也颇为精确严密。只是书的后半部分多采录小说中的怪事和僧人的语录，未免显得芜杂。△《两河观风便览》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其中有称万历二十年的内容，而所列《宗藩》一门还没有福府，因此这是神宗在位中期的书。全书分为十门：一是《图考》，二是《封域》，三是《官秩》，四是《宗藩》，五是《赋役杂差》，六是《户口》，七是《河防》，八是《驿传》，九是《储积》，十是《兵防》。大体是抄录公文档案编成的，对于河南的掌故一一记载得很详细。与地志诸书罗列山川、夸饰人物、滥载艺文相比，它较为接近实际。只是其中大事多见于史书，小事也都完备地记载在《通志》中，终究不免只是已经陈旧的公文记录罢了。△《增补武林旧事》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廷焕撰。朱廷焕字中白，是单县人。崇祯甲戌年进士，任工部主事。当初，宋末周密曾记录南渡以后百二十年的典故，以及风俗、游宴的盛况，写成《武林旧事》。朱廷焕在崇祯年间主管杭州的榷税事务，又采集《西湖志》《鹤林玉露》《容斋随笔》《辍耕录》以及周密所著《癸辛杂志》等书，补缀其中的缺漏，编成这部书。周密的书有十卷，这部增补本反而只有八卷，是因为周密另有一部六卷本，朱廷焕据此加以扩充。自序说增补了几十条，现在考察所增内容，共有《睿藻》《恩泽》《开垆》《故都宫殿》《湖产》《灾异》六门，合计补入一百五十四条，与自序不相符合。难道是序文有误吗？其中《湖产》一门，既不是宋代所独有的内容，也与断定时代范围的体例很不相合。《灾异》一门也不是地方风俗、民情、朝廷制度和国家典章，收录范围尤其泛滥。这些都不是周密著书的本意，实在属于多余枝蔓。明代人删改古书，大多不理解前人的义例，动辄破坏原书体裁，往往就是这样。△《帝京景物略》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明代刘侗、于奕正共同撰写。刘侗字同人，是麻城人。崇祯甲戌年进士，任吴县知县。于奕正字司直，是宛平人，崇祯年间为诸生。这部书详细记载北京的景物。于奕正搜集查访事迹，刘侗编排成文。全书把京师按东西南北分别划分为城内、城外，西山和畿辅也一并记载。所列篇目共有一百二十九篇，每篇末尾都附有诗，采集材料颇为疏略。王士祯《池北偶谈》曾批评它没有考察《萨都拉集》，遗漏了安禄山、史思明所建双塔的事情，考据也多不精确。它被朱彝尊《日下旧闻》驳正的地方，更是不止一处。书中把“艺”“元”二字割裂开来作为塑工姓名的一条，几乎足以供人笑谈。况且刘侗本是楚地人，多受竟陵派习气影响，文章都像细弦偏调，只以纤巧诡奇自相夸耀。至于“太学石鼓”一条，舍弃石鼓而歌颂太学，实在显得冗长泛滥。首善书院又与作者同时存在，却泛泛叙述讲学之事，与景物有什么关系？在体例上也颇为不合。所附各诗尤其杂乱。如今正奉命重新编纂《日下旧闻》，考察古事、验证今事，务必要追求流传真实。朱彝尊所撰的书，还是大车前面的短小车轮；刘侗等人那些诡奇的言辞，更只能拿来覆盖瓦瓮罢了。△《山左笔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黄淳耀撰。黄淳耀字蕴生，号陶菴，是嘉定人。崇祯癸未年进士。南京陷落后，为守节而死。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书所记，都是山东的风土、形势、山川、古迹，以及海运、备倭等事务。征引材料杂乱，尤其缺乏条理。考察起来，黄淳耀一生从未游历山东，他所著《陶菴集》中也没有这部书的书名；此书见于曹溶《学海类编》，也怀疑是伪托之作。△《楚书》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陶晋楧撰。陶晋楧字若楧，是秀水人。崇祯年间曾随侍父母在楚地任职，因此杂记湖南的山水和物产，间或涉及古迹。但考证很有疏漏，例如辨说《岣嵝碑》中确实是杨慎所录的真本，那么其他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山东考古录》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旧本题作国朝顾炎武撰，收入吴震方《说铃》中。不过，《说铃》所载顾炎武的四种著作，其中三种都是杂抄《日知录》，而这部书的文字却唯独不见于《日知录》。末尾题有“辛丑腊望日庚申，是日立春”字样，大概写于顺治十八年。考察王士祯《居易录》，记载顾炎武曾参与编修《山东通志》。也许这是他当时遗留下来的稿本，但也不能确定。△《京东考古录》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旧本题作国朝顾炎武撰，收入吴震方《说铃》中。书中文字都见于顾炎武所撰《日知录》和《昌平山水记》。大概是吴震方抄取另行刊刻的书，假造了这个书名。△《谲觚》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当时有乐安人李焕章，伪称给顾炎武写信，考驳订正地理方面十件事，所以顾炎武写了这部书来辨明。书中论述孟尝君封地在薛，以及临淄不是营丘等条目，都对地理学有所补正。△《天府广记》四十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孙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把京畿的事实分类编纂：有《建置》《府治》《学宫》《城池》《宫殿》各一卷；《坛庙》四卷；《官署》二十三卷，其中仓场、漕务附在户部，选举、贡院附在礼部之类，又分别按所属部门系联记载；《人物》二卷；《名胜》《川渠》《名迹》《寺庙》《石刻》《陵园》各一卷；《赋》一卷；《诗》三卷。全书采用地志的体例。孙承泽所作《春明梦馀录》，多记明代事情；这部书则上至历代，下到明代，体例略有不同。其中例如因记工部而涉及修筑，于是连淮河、黄河的形势也详细叙述，这就成了南河而不是北都；因记礼部而涉及仪注，于是连贵贱等级的服饰也逐一记载，这就成了会典而不是地志。况且既然以“天府”为名，本应以地理范围为限，但明代建都始于永乐年间，内阁的题名却上溯到洪武初年。元代把石鼓迁入大都，而《石鼓歌》却把韩愈、韦应物、苏轼在凤翔所作的诗也一并收入。像这一类情况，都是追求广博、贪多求全，未免失于泛滥。至于“六科”条目自己收录自己的奏疏，《名迹类》中自己收录自己的别业，这类情况也未免带有明代人自我炫耀的习气。又如《人物门·成德传》末尾，附载成德殉难时写给马世奇的信，其中有“在都缙绅尽如光含万、孙北海，天下事尚可为”的话。含万就是光时亨的字，他以给事中的身份跟随贼军，后来被福王诛杀。以成德刚正直率、明辨果断的性情来看，他与光时亨、孙承泽绝不是同类人，未必肯说这样的话。像这类情况，或许不免有所假托。李国祯投降贼军后被拷打致死，各种书都记载得很清楚；这里却说他弃城逃走，被贼军追上杀死。像这类情况，或许不免是传闻失实。前卷把翰林院说成元代的光禄寺，后卷又把翰林院说成元代的鸿胪寺。像这类情况，或许不免有小的抵牾。考察全书，大体上是缺点多而优点少。△《四州文献摘抄》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毕振姬撰，由他的同乡司昌龄摘抄。毕振姬字亮四，是高平人。顺治丙戌年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山西通志》称他所著有《四州文献》，收藏在家中。此本有司昌龄的跋文说：“《四州文献》，大概是潞、泽、辽、沁四州的综合考证。其中有些说法属于悬测附会。前面没有总序，条目类别又很杂乱。大概是草创尚未完成，而由他的门徒抄录编排，共二十五册。我认为前人的旧文各自都有原书；又因为内容繁多，不能全部抄录，于是节取其中论著的要旨，连同所编纂的物产，整理为四卷，题名为《四州文献摘钞》。”据他所说，现存内容还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却已经如此庞杂，那么全书的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瓯江逸志》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译国朝劳大舆撰。劳大舆字宜斋，是石门人。顺治辛卯年举人，任永嘉县教谕。这部书前面记载温州旧事，后面记载当地山川物产，大意是想补充郡志的缺漏，所以题名为《逸志》。但搜集的材料并不丰富，而且都没有注明出处，算不上精确严密。至于说“钱玉莲是妓女”，更是道听途说之言。△《粤述》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闵叙撰。闵叙号鹤瞿，是歙县人。《太学题名碑》写作江都人，怀疑是他的寄籍。顺治乙未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书是他任广西学政时所作，叙述山川物产，颇为雅正简洁。他考辨“狄青攻取昆仑关”一事，以地理加以核对，足以订正《宋史》的错误。只是他喜欢穿凿附会字义，例如说“猺”字应写作“侥”，就是《说文》中的“僬侥”，已经毫无道理。又说“猺人住的房屋分作两层，人住在上层，猪圈牛栏都在卧榻下面。《说文》中的‘家’字，上面是‘宀’，下面从‘豕’，可以会通出这个意义”，等等，更是附会。读书人喜欢谈小学，动辄声称六书是万事的根本，弊病往往达到这种地步。△《星馀笔记》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王钺有《粤游日记》，已经著录。这是他的《世德堂遗书》的第三种。这些内容都是他任西宁县知县时记录的当地风土物产，例如蚺蛇、狒狒等条目；对于旧有说法，其中有些作了驳正。所记录的“”字、“乪”字、“▯”字、“牮”字、“平”字、“冇”字之类，也足以补充《桂海虞衡志》的遗漏，不过大体上都是地方志已经记载过的内容。他当时正在担任县令，所以取巫马期戴星出行的意思，把书命名为《星馀》。△《中州杂俎》三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清代汪价撰写。汪价字介人，号三侬外史，自称是吴地人；他的籍贯居处则不详。顺治己亥年，贾汉复任河南巡抚，修纂《通志》，汪价参与了这项工作。过了一年书编成，他又搜集各书所载有关中州的轶闻琐事，汇集编成此书，分为天、地、人、物四函。天函分五个子目，名为《分野》《图谱》《馀论》《杂识》《时令》；地函分十六个子目，名为《建都》《封国》《纪邑》《纪乡》《纪山》《纪水》《纪室》《纪园》《纪寺》《纪塔》《纪观》《纪庙》《纪墓》《纪碑》《纪桥》《纪俗》。人函分二十一个子目，名为《帝迹》《圣迹》《贤迹》《官迹》《文迹》《武迹》《忠迹》《孝迹》《义迹》《节迹》《隐流》《羽流》《缁流》《术流》《技流》《女史》《老史》《儿史》《凶史》《异史》《人杂》。物函分十四个子目，名为《禽志》《兽志》《鳞志》《虫志》《草谱》《木谱》《花谱》《穀品》《果品》《菜品》《饮案》《食案》《器考》《物考》。搜采的材料繁多丰富，用力相当勤苦，但大多取自稗官野史一类的说法，完全是小说体裁。并且所记事情都不注明出处，人物也往往不注明时代。编排繁复，漫无体例，可以说是劳苦很多而成效很少。△《湖壖杂记》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清代陆次云撰写。陆次云字云士，钱塘人。康熙初年以拔贡生出任江阴县知县。这部书大概是续写田艺蘅《西湖志馀》而作的，像庆忌塔、夹城一类内容，也颇有考证辨析。不过其中十分之七八接近小说。大概田艺蘅的书，体例也是如此。△《姑孰备考》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夏之符撰写。夏之符字玹伯，当涂人。顺治年间修纂《太平府志》没有完成，于是删去其中八志、二表，编成这部书。开头是《郡纪》三卷，用来仿拟本纪；其次是《人物传赞》二卷，用来仿拟列传；再次是《乡音集》三卷，都是夏之符自己创作的诗。这部书既不是志，也不是诗集，体例很不合适。又在《人物传》中把韦弦佩列入先贤，而弦佩当时正在为这部书作序。这个人尚未去世，怎么能说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呢？弦佩原序称此书十二卷，张总序又写作九卷，彼此矛盾。只有陶元鼎序写作八卷，与此本相合。△《台湾记略》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清代李麟光撰写。李麟光号蓉洲，武进人。这部编著杂记台湾的山川，并附有《暹罗别记》一篇。篇幅很少，疑心是删削后尚未完成的本子。△《海表奇观》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全书共标列二十三门，分别是《溯源》《疆境》《形势》《分野》《气候》《潮汐》《节序》《风俗》《黎俗》《占历》《灾祥》《名山》《水泉》《名宦》《人物》《列传》《祠庙》《古迹》《坟墓》《物产》《奇人》《奇事》《题咏》。这大概就是抄录、摘取《琼州府志》，并且每条附上论赞和诗句。根据他的自序，称“戊申年任职于琼州”，又说“家在齐鲁”。考察《琼州府志》，其中记载：“康熙七年戊申，知府牛天宿，山东人。”这人应当就是作者。△《江南星野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叶燮撰写。叶燮字星期，吴江人。康熙庚戌年进士，任宝应县知县。他的书广泛征引《周礼》《尔雅》以及星经、史志中所记扬州、吴越的分野，唯独推重刘基《清类天文分野》一书，认为它对郡县分度记载得最详尽。考察起来，星土之说虽然本出《周礼·保章氏》，在《左传》的各种占验中也能见到，但先儒已经失去了它的传承，解释大多是牵强附会。术士用它来推验，偶尔应验的十次中不到一次，不应验的十次中常常超过九次。何况疆域已经不同于古代，却还拘守二十八宿，把它一尺一寸地扩展比附，这种乖谬几乎不必再辨析。

译地图上所列的内容，大多只是徒具形式。广泛引用、繁琐称说，不过徒然成为枝蔓赘疣罢了。△《岭南杂记》二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清代吴震方撰写。吴震方另有《读书正音》，已经著录。这部编著记载他客居游历广东时所见的事情。上卷多记山川风土，也涉及当时事务；所载番禺唐化鹏的《夫务条议》《花田立县议》、广西巡抚彭鹏的《禁官贩私盐示》等条目，也颇为留意政事的利弊。下卷则只记物产。书中称平南王尚可喜为逆藩。伏读五朝国史列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孝反复悖乱，最终被处死，说他是逆藩是可以的；尚可喜则始终恪守臣节，不可以把他视为叛逆。这也是听闻传说而未加审察。△《台湾随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清代徐怀祖撰写。徐怀祖字燕公，松江人。自序称乙亥年春天第二次到闽地漳州，又有一次台湾之行。大概是康熙三十四年所作。书中记载台湾的风土以及从闽地渡海前往台湾的水程，都不很详备，只是记述他亲身经历的事情。△《燕台笔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这个本子收入曹溶《学海类编》，题为清代项惟贞撰写。项惟贞字端伯，秀水人，是朱彝尊的门人。但核查其中文字，实际上就是朱彝尊《日下旧闻》中的《风俗》一门。疑心是朱彝尊曾经嘱托他搜集编纂，偶然留下残稿，作伪者于是另标这个书名。况且朱彝尊撰写《日下旧闻》时，曹溶已经去世很久了，又怎么能够把它收录进去呢？《学海类编》中有许多书是书商窜改增入的，并非曹溶的原本，这也是一个证据。△《神州古史考》一卷、《方舆通俗文》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倪璠撰写。倪璠字鲁玉，钱塘人。康熙乙酉年举人，任内阁中书舍人。这部书的自序说：“考察今天的版图，取汉代至唐代各史地志的材料，列在郡县条目之前。向上搜集旧闻，旁及采集遗逸。两京十四省，共一百五十多卷，称为《神州古史考》。又把唐代以后的内容另编一书，名为《方舆通俗文》。”然而实际刊刻的只有杭州一府九县，大概是尚未完成的书。（考：根据这部书的原序，本应归入《总志》；但是刻本只有一府，收入《总志》就不合体例，同时又不能列入《郡县》类。因此把它的书名附存于《杂记》中，这是无类可归时采用的变通例子。） △《西粤对问》（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江德中撰写。江德中字汉若，徽州人。官至广西布政司参议。这部书记载西粤的山川、风土和物产，很能提供奇异的见闻。不过它的考证依据疏漏错误之处也不少。例如引用《左传》“有仍氏生女黰”的故事，却不查杜预注中“头发美丽叫作黰”的话，反而误以为是肌肤黑。又说黑色的雉叫作鸥雉；按《尔雅》“秩秩海雉”的注说：“形状像雉而黑，生活在海中。”并没有说名称叫鸥。大概是因为看到“海”字而误解了吧？实在是没有认真考察。△《浔阳蹠醢》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文行远撰写。文行远字樵菴，江西德化人。康熙年间贡生。这部书专门记载九江一郡的旧事。卷首有凡例，作者自称：“读书时遇到有关本郡的事情，就随见随录；从经、史、子、集以及稗官、野乘、小说之类，无不采录。”第一卷分为《象纬》《地舆》《书院》《祠庙》《宫室》《邱墓》《服食》《器用》《玩好》《草木》《鸟兽》《虫鱼》十二门；第二卷分为《仕宦》《吏治》《典礼》《经费》《兵防》《盗贼》六门；第三卷分为《交游》《器局》《方技》《孝义》《闺阃》《忠节》《流寓》《人物》《栖逸》九门；第四卷分为《真仙》《僧宝》二门；第五卷分为《诗文》《书画》《典籍》《名胜》四门；第六卷分为《像教》《禅喜》《灵异》《感应》《果报》《鬼神》六门。它搜集的材料相当丰富，但区分门类很不得当。例如既有《僧宝》，又有《禅喜》；既有《鬼神》，又有《果报》《感应》《灵异》之类。书中所采材料，也看不出有所取舍。大概是有意追求材料多，却免不了显得庞杂。△《蜀都碎事》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清代陈祥裔撰写。陈祥裔本来姓乔，号藕渔，顺天人。康熙年间任成都府督捕通判。他搜集蜀中的旧事，编成《碎事》四卷。杂引各书，有的加以注释，有的没有；间或附上考证性的按语，以及前代题咏的诗文。又因为所搜集的内容还没有完备，另编成艺文二卷，称为《补遗》。陈祥裔自己创作的诗，也一并列在唐、宋名作之间。△《续闽小纪》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黎定国撰写。黎定国字于一，江都人。他曾客居游历福建学使的幕府之中，于是根据所听到和看到的事情，编成这部书。因为旧书已有《闽小纪》，所以取“续”作为书名。全书共七十六条。所记闽地的风俗、土产和琐碎旧事，大体上《通志》已经具备，没有另外的新见闻。△《岭海见闻》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清代钱以垲撰写。钱以垲在广东游历做官，前后八年，所作《罗浮外史》已经著录。这部编著又是他杂录见闻的书。大体上想仿效《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但才力不及古人。又搜采记录得杂乱繁冗，没有界限。记载陆贾出使南粤，竟泛泛涉及他撰写《新语》的事情；记载南汉的事情非常简略，却又旁插刘鋹入宋以后的事情。这些都与岭海没有关系。其他杂采小说，也不核实真伪。例如《述异记》《开元天宝遗事》之类，与本书所记见闻也没有关系。至于“荔枝”“铜鼓”，前后各自出现两条，更是毫无体例。△《南漳子》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孙之騄撰写。孙之騄辑录的《尚书大传》已经著录。孙之騄居住在河渚，靠近南漳湖，因此用它作为自己的号。这部书所记载的都是他一乡的旧事，却自称为“子”。考察它的体例，实际上在古代也找不到依据。──以上是“地理类”杂记一属，共四十二部、一百七十六卷，其中两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卷七十八 史部三十四 ○地理类存目七 △《古今游名山记》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何钅堂撰写。何钅堂另有《括苍汇记》，已经著录。这部书采集史志、文集中所记载的游览文章，按类别编纂。开头是《总录》三篇，名为《胜记》《名言》《类考》。其次记载两京各省的山川以及古今游人的序记。△《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慎蒙撰写。慎蒙字山泉，归安人。嘉靖癸丑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书认为何钅堂所作《古今游名山记》重复太多，于是删去繁冗内容，并增入《通志》和别集所载的记文，大约占十分之四。与何钅堂的书相比，较为简明。然而只是文字有增有减，事实并没有增加或删减，仍然没有考据价值。它所收记文的末尾，都加上评语，也没有超出坊刻书籍的积习。自序称书名为《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但第一卷卷首又题作《游名山一览记》，第二卷以后则题作《名山岩洞泉石古迹》，很不统一。大概明代文士往往急于刊行自己的书，陆续交付刊刻。等到全书完成后才确定书名，但已经刊刻的部分便不再追改，所以书名常常互相错杂，不只是这部书如此。△《名山游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世懋撰写。王世懋另有《却金传》，已经著录。这部编著有一篇名为《京口游山记》，分上下两篇；另有《游匡庐山记》《东游记》《游二泉记》《游鼓山记》《游石竹山记》《游九鲤湖记》，并附有《游溧阳彭氏园记》。末尾有王世懋的一篇跋，大概是为《游鼓山记》以下三篇记文所作。后来把各篇合刻，仍把这篇跋缀在末尾。△《名山注》（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代潘之恒撰写。潘之恒另有《黄海》，已经著录。这部编著开头是《江上山志》，其次是《蜀山志》，再其次是《淮上杂志》《新安山水志》《越中山水志》《三吴杂志》。有的记载前人的游历记录、志传、题咏，有的由作者自己撰写序文和记述。其他名胜遗漏的还很多，疑心只是根据他亲自游历过的地方写成的。这部书不分卷数，前后也没有序跋。而“名山注”三个字只题在书签上，似乎不是完整的本子。△《五岳游草》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士性撰写。王士性字恒叔，临海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官至南京鸿胪寺卿。事迹附见于《明史·王宗沐传》中。钱希言《犭会园》又称“临海王中丞士性”，其中详情不清楚。王士性最初任确山县令时，游览嵩岳；升任礼科给事中后，游览岱岳、华岳、恒岳；等到任粤藩参议，又游览衡岳。此外还游览了十几座名山，经过十个州。每次游览必定绘图并作诗，绘图或写游记共七卷，诗三卷；不能归入游记和诗歌的内容，编成杂志二卷。又名《广游记》，总题为《五岳游草》，大概是举出其中最重要的“五岳”，以概括其余内容。《犭会园》称：“峨嵋山有一位老僧，性情喜欢游历。他遗憾一生不能遍游各座名岳，年纪又渐渐老去，于是发誓要在来世完成这个夙愿。临死时，他对弟子说：‘我现在要到台州临海县王家，托生为男。’据说老僧死去的年月日时，正是王士性的生辰。”这大概是因为有这部书而附会出来的说法，但也确实是由于王士性爱好山水，所以才有这样的传说。△《广志绎》五卷、《杂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王士性撰写。此书是在《五岳游草》（《广游纪》）之外，又追述旧闻，用来补充其中尚未涉及的内容。开头是《方舆崖略》，其次记两都，再次记各省，附有《杂志》。《四夷辑》一篇列在《杂志》之前。但只有目录而没有书文，注说考订之文将续出，大概尚未刊行。凡山川险要平易、民风物产之类，无论大小都加以记载，也间或附有议论。大概是随手记录，用来作为谈论的资料。所以体例完全像小说杂说一类的书，不可全部当作考证依据。△《黔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王士性撰写。曹溶将它收入《学海类编》。核对其中所记，正是王士性游记中的一篇。这是书商摘录出来，另立这个书名，用来欺骗售卖的。△《豫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王士性撰写。也是他的《五岳游草》中的一篇，被曹溶摘录收入《学海类编》。△《日畿访胜录》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姚士粦撰写。姚士粦编纂的《陆氏易解》，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万历甲午年姚士粦游历京师时，寻访都城内外各处名胜，因而汇编成书的。但其中所记古迹，实际上都是抄取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蒋一葵《长安客话》等书，别无新奇见闻，不足以作为考证依据。△《天目游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黄汝亨撰写。黄汝亨有《古奏议》，已经著录。这篇游记是黄汝亨与佛慧寺僧人同游天目山时所作，对山中的景物记叙得很详细。但文中记月、记日，却不记是哪一年，也是行文偶有疏漏。△《纪游稿》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衡撰写。王衡字缑山，太仓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事迹附见于《明史·王锡爵传》。这部书是他所作的游记。其中泰山一篇、香山三篇、盘山一篇、马鞍潭柘一篇，杂记三篇，大概是随时摘录后付梓刊行的。前面有陈继儒的序，文辞也轻佻工巧。△《循沧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