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 史部二十六

译卷七十　史部二十六 ○地理类三 △《南岳小录》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唐代道士李冲昭撰写。卷首有自序，说：“我年少时悟得道理，近年依从师长。等到来到南岳山门，便多次探访神灵遗迹。遍读古碑以及《衡山图经》《湘中记》，又向师长、年长者和岳下的老年人详细询问。有时得到一件资料，随即收藏在箱笥中。把它们摘取出来直接记录，汇成一卷。”考察书中出现“咸通”年号，应当是在唐懿宗以后撰成的。序末题作“壬戌岁”，大概是唐昭宗天复二年。《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著录。郑樵《通志·艺文略》才开始记载这个书名，卷数也与此本相合。只是李冲昭写作李仲昭，或许是传刻时的错误吧？书中先列五峰、三涧，接着叙述宫观、祠庙、坛院等，最后附载历代得道飞升的事迹。虽然道士是在宣扬自己的教法，其中不免有夸张荒诞的言辞，但是唐代名山洞府的记载，如卢鸿一《嵩山记》、张密《庐山杂记》、令狐见尧《玉笥山记》、杜光庭《武夷山记》，如今都已经亡佚，只有此书凭借旧本流传下来。南岳的胜景和神灵遗迹，足以为研究掌故提供资料，因此也是考订图经的人所应当引用依据的。此本是明代蔡汝楠任衡州知州时刻印的，前面有一篇小引，也说“所记载的事迹、名物，全都与今本不同”。△《庐山记》三卷，附《庐山纪略》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陈舜俞撰写。陈舜俞字令举，乌程人。他居住的地方叫白牛村，因此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考中进士，嘉祐四年又考中制科第一，历任都官员外郎。熙宁年间出任山阴县知县，因为不执行青苗法，被贬为南康监税。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舜俞被贬官时，和致仕的刘涣一起游览庐山，曾用六十天的时间，遍览南北山水的胜景。他常常遗憾慧远、周景武等人所写的山记过于简略，而刘涣过去曾杂录所闻所见，只是没有时间整理编次。陈舜俞于是采纳刘涣的说法，又参考记载和当地老人传述的内容，白天在山中行走，夜里翻阅书籍考证。凡是深泉、巨石，都详细记录而不遗漏；对于是非加以折中判断，一定确认可以流传后才停止。他又绘制俯仰图，安排探寻山中各处的先后次序，置于书前，人们都佩服他的勤勉。他在自序中说：“我开始游览庐山时，询问山中塔庙的兴废以及水石的名称，没有人能够为我说明。即使有人说明，往往也是沿袭错误、失去事实的说法。因此我取用九江图经和前人的杂录，考核它们与正史是否相合；有时亲自到那里考验碑铭志记，参照订正当地老人的说法，于是撰成《庐山记》。其中已经湮没、剥蚀、荒芜，无法再考知的，便存疑不论。凡是唐代以前的碑记，因为其中详细记有年月、干支、爵位和里籍，所以一并抄录，希望或许能对史官有所补益。” 目录中有《总叙山篇第一》《叙北山篇第二》《叙南山篇第三》，却没有第四、第五篇，图也已经亡佚。核对《永乐大典》，其中缺失的部分也一样。然而北宋的地志，流传到后世的很少。这部书考证精密确实，尤其不是后来《庐山纪胜》等书所能比的。虽然已有残缺，仍然十分珍贵，所以特意著录保存。释惠远《庐山纪略》一卷，旧时载在此书末尾，不知道是谁附加进去的。现在也一并著录保存，以备参考。△《赤松山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道士倪守约撰写。倪守约，不详是哪里人。书前有自序，说自己舍弃家庭、辞别父母，前来投奔师长。他又自署为“松山羽士”，可知是道士。书中称宋真宗为“真庙”、宋仁宗为“神庙”、宋孝宗为“孝庙”、宋宁宗为“宁庙”，可知作者是宋人。人物条末提到“咸淳”年号，可知此书作于宋度宗时期。书首先叙述皇初起、皇初平兄弟成仙的事迹，以彰显此山的神异，这是全书的纲领。接着分为丹类、洞穴类、山类、水类、宫宇类、人物类、制诰类、碑籍类。书末又有明英宗正统四年御制的数行文字，既不是诗，也不是文，似乎是楹联额题，与此书的篇页并不相属，大概是后人附加进去的。明代刻本喜欢窜改扰乱古书，往往就是这样。现在删去不予著录，以保存倪守约原书的旧貌。△《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馀》二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田汝成撰写。田汝成有《炎徼纪闻》，已经著录。这部书虽然以游览为名，多记载湖山胜景，实际上涉及宋史的内容更多。因此从宋高宗以后，宋室偏安而沉溺安逸享乐，作者在每一篇中都多次加以说明。宋乾道年间，周淙撰写《临安志》十五卷；咸淳年间，潜说友又续成一百卷。湖山只是其中的一项，按体例本来不应写得详细。吴自牧撰《梦粱录》，周密撰《武林旧事》，对于时令和风俗记载特别详细，而山川、古迹又略而不详。只有田汝成这部书，因名胜而附载有关事迹，大事小事、巨细各端，一一兼收。不仅可以扩大见闻，也可以用来考察文献。它的体例介于地志和杂史之间，与明人游记只写宴饮吟咏、登临游赏、留连景物的作品不同。至于《志馀》二十六卷，则搜集南宋遗闻，分门别类逐条记载。大多是杭州的事情，并不全都与西湖有关，所以另编一书，体例相当于附录。大概有了这些剩余文字，来容纳其中的琐碎内容，之后正书便不至于显得芜杂，这就是它体例安排的长处。只是所征引的史实都不列出书名，于是出处无从查考，也不能考证真伪。这是明人著述的通病，田汝成也未能免俗。△《桂胜》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附《桂故》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张鸣凤撰写。张鸣凤有《西迁注》，已经著录。这两部书都完成于万历癸丑年。《桂胜》的序题为五月六日，《桂故》的序题为七月初一。刘继文的序说，前十六卷为《桂胜》，记述桂林的大概情况；后八卷为《桂故》，记述旧闻实事。张鸣凤《桂胜》自序也说，另有《桂故》八卷，用来辅助此书流传。《桂故》自序说：“我撰写《桂胜》，私下考察前代事情……”由此可见，两书相因而作，实际上是一部书。《桂胜》以山水标列篇目，各条引用有关书籍加以证明，先作叙述，再把历代诗文附在本条之下。对于石刻题名一类资料，搜集尤其详细；又随事附加考证，多有订正。董斯张《吴兴备志》、朱彝尊《日下旧闻》都完全仿照它的体例，在地志中最为典雅。《桂故》分为郡国、官名、先政、先献、游寓、杂志六门。郡国一门考察历代沿革，详细列举史书和地志，辨明今天的桂林并不是古代的桂林。官名一门则逐一列举历代制度。大概疆域明确，先代人物和文献才有可以断定的范围；职官制度明确，前代政治措施才有可以考验的依据。这样就不至于像其他志书那样，把人物和名宦附会牵合，所以把这两门列在全书之首。其中先政、先献两门，分别为每个人作传。大体上是熔铸旧文，删削冗长语句，务求选取与桂林本地有关的内容，而不泛泛涉及他们一生的事迹。又大量采录金石文字，不完全取自史籍。因此文字简洁而不枝蔓，内容广博而有根据。他的游寓、杂志两门，也多依据题名碑碣，姓名、年月都清清楚楚，可以逐一考查。在明代地理志书中，除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之外，另有自己的风格。可以同这两书鼎足而立，其他各家都无法赶上。两书所记都止于南宋，大概是年代久远的事情容易湮没，时代接近的事情又容易泛滥；别人详细记载的地方他就简略，别人简略的地方他就详细，所以这部书既博大丰富又有体例。这又是张鸣凤创立这种体例的微妙用意吗？△《钦定盘山志》二十一卷。清代大学士蒋溥等奉敕撰写。盘山在蓟州城北二十五里，是汉末田畴隐居的地方。盘山有五峰、三盘，树林山谷幽深。孤峰秀美、水泽清润，在京畿以东的山水中最为雄奇。自从圣祖仁皇帝四次来临，御笔题字和吟咏照耀灿烂于山岩之间。不过过去一直没有山志，青沟僧人智朴才开始草创编成一书，只是文辞冗长，体例也还有许多不完备之处。我皇上巡游到此停留，灵秀之境日益开发。乾隆九年，开始下令拨用内帑，在山南修建静寄山庄。上天开辟出著名胜区，使所有胜景都得以收揽。每年春秋在祖陵举行祭祀时，皇帝都驻跸行宫；在政务之余安静休息，智者仁者所乐的情趣使圣心畅快和洽，山水也显示灵异，更增添神秀。乾隆十九年二月，因巡幸山庄，于是命蒋溥、汪由敦、董邦达编修新志。蒋溥等奉诏撰稿，详细搜集编纂，分为《图考》《名胜》《寺宇》《流寓》《方外》《艺文》《物产》《杂缀》八门，析为十六卷。卷首冠以巡典、天章五卷。到十二月，书编成，奉表恭敬进呈。臣等恭敬阐释皇上的制作，又旁考旧闻。只是这座山清丽润泽而深幽奥妙，足以同五岳、四镇争奇斗秀，但它的名声在前代并不显著。由此可知，天地间清正美善的气息，积聚广大，本来就一定要等待时机才会显现，以供大圣人享受盛美的游赏。而皇上的御笔光明回旋，镌刻山岩，照耀山谷，对景物品评高下，使它荣幸无比，更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恭敬地编录这部书，也用来庆贺这座山获得这样的际遇。△《西湖志纂》十二卷（内府藏本） 清代大学士梁诗正、礼部尚书衔沈德潜等共同撰写。起初，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修撰《西湖志》，聘请原任编修傅王露总理其事，沈德潜当时以诸生身份参与分修，共成书四十八卷。虽然叙述编次详细明白，但引用资料十分繁多，很是嫌其冗长。到乾隆十六年，恭逢圣驾南巡，皇帝清道所到之处，湖山也增添了光彩。沈德潜于是取用旧志，又同傅王露重新编纂记录，删去繁杂归于简要，另编为十卷。同时梁诗正也上奏请求重新辑录《西湖志》。恰好沈德潜的书稿先行完成，缮写后进呈御览。承蒙皇上优厚赏赐，特意制诗，置于书首。又下令梁诗正就以沈德潜这部稿本合并编成。梁诗正又与傅王露共同参考、整理订正，编为十二卷，于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上奏进呈。开头列名胜图，接着是西湖水利，再接孤山、南山、北山、吴山、西溪等胜迹，最后以艺文收尾。虽然篇目比旧志减少了，但纲要已经全部包括，没有遗漏。而且有幸得到皇上亲笔题写，荣光向下照耀，更是历来地理志记中从未有过的。这当然不是田汝成一类人的小小记载所能相提并论的。——以上是“地理类”山川之属，共七部、一百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洛阳伽蓝记》五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后魏杨衒之撰写。刘知几《史通》写作羊衒之，晁公武《读书志》也相同。但《隋志》也写作杨衒之，与今本相合，疑心《史通》写错了。他的籍贯不详。根据书中所说，可知他曾任抚军司马。魏自太和十七年建都洛阳后，一时极力崇奉佛法，佛寺在天下最为兴盛。到永熙年间发生动乱，城郭变成丘墟。武定五年，杨衒之出行到洛阳，感慨城池兴废，于是搜集旧闻，追述往昔遗迹，写成此书。全书把城内以及四门之外的内容分为五篇叙述。叙述顺序安排在正文前面，以东面三门、南面三门、北面三门分别列出它们新旧的名称，用来提示全书纲要。体例极其清楚，文字浓丽秀逸，虽然繁多却不使人厌烦，可以同郦道元《水经注》并列。书中还叙述尔朱荣等人的变乱，曲折详尽，很多地方足以同史传互相参证。其他古迹、艺文，以及外国的风俗、土产和道里，采录十分丰富，也足以扩大奇异见闻。刘知几《史通》说：“秦地老人没有死，可以验证苻生受到的深重诬陷；蜀地老人还在，可以知道葛亮受到的许多冤枉。”蜀老的事情见于《魏书·毛修之传》，秦人的事情就是采用此书《赵逸》一条。

译刘知几引用材料最为谨慎，可知他的说法并不是凭空臆造。他又考释魏文帝的《苗茨碑》，纠正戴延之的《西征记》，考据也都精密审慎。只是把高阳王元雍的楼认作古诗所说“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的楼，未免拘泥于解释诗义，这是此书类似的瑕疵。根据《史通·补注篇》所说：“删去繁杂，便会有所吝惜；全部载入，又会妨碍文辞。于是删定那些杂乱的内容，列作子注。像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就是这样。”那么杨衒之这部记确实有自注。世上流行的版本都没有，不知在什么时候散佚了。然而自宋代以来，也没有听说有人引用过他的注，因此它被删落已经很久，如今无法再考察了。△《吴地记》一卷，附《后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代陆广微撰写。《宋史·艺文志》作一卷，与今本相合。书中说，从周敬王六年丁亥到唐乾符三年庚申，共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那么陆广微应当是唐僖宗时人。然而书中“虎疁”一条说，唐代避讳“虎”字，钱氏避讳“镠”字，改作“浒墅”。考察《五代史·吴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才开始上表推荐钱镠为偏将；光启三年，才开始授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景福二年，才开始授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才开始加授钱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二年，才开始封钱镠为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为吴王。到朱温篡位建立政权，才封钱镠为吴越王。怎么可能在乾符三年，仅仅因为董昌手下的一名偏将，就已经使人避讳他的嫌名呢？而且乾符三年又怎么可能预先称为吴越？直到钱俶在宋太平兴国三年才献出土地入朝，在钱氏拥有国土的时候，苏州正是其所属之地，怎么敢斥称为“钱氏”？这尤其明显是宋人的说法。因此，此书不是陆广微所撰，没有疑义。王士祯《香祖笔记》曾摘出书中语儿亭、冯驩宅、公孙挺、陈开疆、顾冶子墓四条，又摘出“琴高宅”一条；就地理事实而言，都有错误。又考察乾符三年岁在丙申，并不是庚申；它上距周敬王丁亥，只有一千三百九十年，并不是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连年代数字也有错误。看它卷末说“编成图画，以等待后来人增补修订”。然而这个本子没有图，前面列出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后面却大多记载吴县、长洲县的事情。大概原书散佚，后人搜集编成此书，又窜入其他说法来补足卷帙，所以错误和差异才会这样多吧！因为当今流行的版本没有其他好的刻本，所以暂且仍按吴琯这个本子著录，以保存大概内容，并把上述抵牾之处附带订正。又有《吴地记后集》一卷，大概是续写陆广微之书的作品，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题词，说：“自从唐代王郢发动叛乱，市镇城邑毁坏，有的事情在传记中没有记载，有的地方兴废情况也不一致。谨慎地摘取县录中的记载，根据图经，选择其中确实可靠的列在卷末。”其中所记建置和年号止于祥符元年，疑心是北宋人所作。旧本把它附录在后面，现在也一并保存，以备考察。△《长安志》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宋敏求撰写。敏求另有《唐大诏令》，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考订长安的古迹，认为唐代韦述的《西京记》记载简略而不完备，于是进一步广泛采集群书，参互校订，编成此书。凡是城郭、官府、山川、道路里程、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等，细微之处全都具备。各坊市的曲折位置，以及唐朝盛时士大夫宅第所在，都能一一指出其处，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一样。司马光常说，拿它与韦述的《西京记》考校，详细程度不止超过十倍。如今韦述的书早已散佚，而这部《志》精审博洽、内容宏富，旧都的遗闻赖此得以流传，确实不是其他地志所能相比的。程大昌《雍录》说：“它把同类材料按类相从，最为明晰。但仔细校核，也不免时有重复和抵牾。例如曲台既列入未央宫，又列入三雍，这就是把一处分成两处了。长门宫在都城外长门亭旁，却把它列在长信宫内，这就失去了它的位置。何况宫殿园囿又有许多只保存名称而没有记载事迹的，也就无从考寻了。”他的话虽不能说没有见地，但实际上，凌云的才华并不因有些微瑕疵而受损。敏求还撰有《河南志》，体例与此书略有不同，但都以内容丰富广博著称，如今已经不存。杨慎《丹铅录》又说，杜常的《华清宫诗》见于《长安志》，诗中“晓风”作“晓星”；但检阅今本，实际上没有这首诗。大概杨慎喜欢把古书伪托给别人，这种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并不是《长安志》有所残缺。只是晁公武《读书志》记载有赵彦若的序文，而今本没有，这应当是传抄时散失脱漏了。△《洛阳名园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李格非撰写。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元祐末年任国子博士。绍圣初年升任礼部郎，提点京东刑狱，后来因列入党籍而被罢免。这部书记载洛阳城中的园林，从富弼以下共十九处。李格非在自跋中说：“天下的治乱，要看洛阳的盛衰；洛阳的盛衰，要看园林的兴废。”这大概是追念当时贤能辅佐和著名卿相功业盛大、能够享受园林之乐，并不只是夸耀台榭池馆的美丽。《书录解题》和《郡斋读书志》都记载为李格非撰写。只有《津逮秘书》题作华州李廌。考察邵博《闻见后录》第十七卷，全文收录这部书，一个字也没有遗漏，题下注明格非的姓名。同时代的人，不应当有这样的错误。由此可知，毛晋误题已经很明显了。王士祯《居易录》记载这部书，前面有绍兴年间张琰字德和的序，开头说“山东李文叔……”等语；这个本子也把序删失了。大概又是后人因书名所题姓名与序文不相符，而把序文刊削掉了吧？△《雍录》十卷（大学士于敏中采进本）

译宋代程大昌撰写。大昌另有《古周易占法》，已经著录。这部书考订关中的古迹，依据《三辅黄图》《唐六典》、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以及绍兴年间的《秘书省图》（按：书中所说的“阁图”，就是《秘书省图》）等书，互相考证。对于宫殿、山水、都邑，都有图有说明。他认为《三辅黄图》是唐人增补续写的，最初并不是亲自出生于汉代、亲眼见过汉代事物的人所作，所以遇到具体事项便分别辨析，并不因为书名古老就不敢置疑。《长安志》最为明晰，但有时也有重复和抵牾。吕大防的图中，唐代的城邑、房屋、宫苑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山川和地理位置全是亲自见过的，所以现在仍根据原图来说明。若与古书记载不合，也加以订正。他参互校勘，可以说是很勤勉了。如今考察此书，例如把函谷关列在都邑之中，把太子宫列在职官的次序中；地图之后突然列出几条书目，都邑之前又突然出现一处山名，骤然查找，找不到头绪，体例稍显杂乱。又如汇集古代各《录》所列的碑刻，除《猎碣》以外，很少登记记载。考古图中有“辇酌宫”，也没有注明其名称。大概只是凭借图籍而没有考察金石文字，所以难免有所疏漏。然而它搜集的材料已经很丰富，辨析考证也很详细，在地理志书中本来就是最好的版本。明代陕西的各部志书，都号称体例有法度，难道也是因为这几部书在前面起了影响吗？考察程大昌生活的时代，关中已经属于金国，而他隔着江南为邻国著书，实在很没有意义。大概宋孝宗锐意恢复，有志于收复中原。程大昌所作《北边备对》一书，就是暗中寄寓经营谋划西北的意图。这部书也正是这样的作品。第五卷中特别创制了一幅“汉、唐用兵攻取守备要地”图。图后的说明大多列举从蜀地进入秦地的路径，与郭允蹈《蜀鉴》所说的由“汉中取关、陕”，大意相合。他隐微的用意本来就可以看出来了。△《洞霄图志》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代邓牧撰写。邓牧字牧心，钱塘人。宋朝灭亡后，隐居而不再出仕，只与谢翱交情友善。谢翱临终时，邓牧正好外出游历；谢翱绝笔诗中所谓“九锁山人归不归”，就是为邓牧而作的，由此可以想见他的志趣。洞霄宫在余杭县大涤洞天，岩石沟壑幽深秀丽，是七十二福地之一。宋代曾让旧日宰执中奉祠的人遥领提举之职。政和年间，唐子霞作《真境录》记载这里的胜景，后来失传。端平年间有《续录》，如今也无从查考。大德己亥年，邓牧进入洞霄，住在超然馆；住持沈多福为他营建白鹿山房让他居住。于是请邓牧与本山道士孟宗宝搜集考察旧籍，编成这部《志》。全书分为六门：一为《宫观》，二为《山水》，三为《洞府》，四为《古迹》，附录异事，五为《人物》，分列仙人和高道两个子目，六为《碑记》，每门一卷。前面有元代教嗣师吴全节和沈多福的两篇序，后面有钱塘叶林、台州李洧孙的两篇跋。邓牧的文章本来就高远旷达、超凡脱俗，所以所记录的内容都详略得当、很有法度。只是没有记载宋代提举官的姓名，近来朱彝尊才作记加以补充。然而宋代的奉祠官大多只是遥领职名，与这座山的古迹并没有多大关系。正如魏、晋以后那些公侯，名义上隶属于某个郡县，实际事务却与封授的茅土没有关系一样。在志书中记载他们不算多余，删去也不算缺漏。邓牧完成此书是在大德乙巳年，到第二年丙午年春天邓牧去世。这部书第五卷之后附有住持、知宫等人的题名，其中有涉及丙午年六月以后的事情，疑心是道士们后来增补进去的。《人物门》中又有邓牧和叶林两篇传记，篇目前题有“续编”二字，也不知道续编者是谁。旧本中既然已有，姑且一并保存。又因为书名称为《图志》，而这个本子却只有志没有图，应当是传抄时散失了图，无法校补，也姑且保留这一缺失。△《长安志图》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代李好文撰写。好文字惟中，东明人。至治元年中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退休后，仍给予翰林学士承旨的一品俸禄，终身享有。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书署名为陕西行台御史。考察本传，记载李好文至正元年授国子祭酒，改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不久升任河东道廉访使；又记载至正四年仍授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至正六年才授侍讲学士。这部书大概是在他第二次任陕西官职时所作。自序说，旧图原有碑刻，元丰三年吕大防为它作跋，称为《长安故图》，大概就是陈振孙所说的《长安图记》，即吕大防任永兴军知军时修订的那部图记。李好文依据旧本，删去错误和驳杂之处，重新补订；又把汉代的三辅以及元代奉元路所属地区附录进去。凡是汉、唐宫阙、陵寝以及渠泾的沿革制度，都记载在内。总共绘图二十二幅，其中渠泾图说详细完备、明白清晰，对民事尤其有帮助，并不只是考察古迹、增长见闻而已。本传记载他所著有《端本堂经训要义》十一卷、《历代帝王故事》一百零六篇，又有《大宝录》《大宝龟鉴》两书，却没有提到这部《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六篇〕 《元史》在这里有所疏漏，也是其中一端。这部书是明代西安府知府李经刻印的，列在宋敏求《长安志》的前面，合并成一部书。然而李好文这部书本来并不是因宋敏求而作。硬要合并为一部，时代次序就混乱了；既违背编录的体例，而且图与志彼此也不相应，更加失去了古人著书的本意。现在仍分作两部书，各自著录。《千顷堂书目》记载这部书题作《长安图记》，这与本书相合。这个本子题作《长安志图》，疑心是李经把它与《长安志》合刻，才改成这个名称。但现在没有见到李好文的原刻本，而《千顷堂书目》传抄中错误很多，也不能完全作为依据。所以现在仍以《长安志图》著录，并把两者的异同附载于此，以备考核。△《汴京遗迹志》二十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李濂撰写。李濂另有《祥符先贤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历代都城都有专门的志书，唯独汴京没有；又认为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内容芜杂猥琐，不值得观看（按：孟元老记载的是风俗琐事，与地志的体例不同，这句话说得过分了，谨在此附带订正），于是搜集旧闻，编次成书。义例整齐，很有体要。征引典籍准确，也都能看出有所依据。在地理志书中，足以称为善本。虽然它的精审、博洽和辨析明晰不及《长安志》《雍录》等书，但从朱梁直到金源数百年间，各项建置沿革的原由，以及兴废存亡的迹象，都替它汇总考察、分条编列出来。大略保留了事情的头绪，也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一样。宋敏求的《东京记》如今已经失传，得到李濂这部书，也足以补足它的缺漏了。△《武林梵志》十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吴之鲸撰写。之鲸字伯裔，钱塘人。万历己酉年中举人，官至浮梁县知县。这部书认为杭州的佛寺在南宋时很兴盛，到明代却有许多残败荒废，担心遗迹逐渐湮没，于是广泛考察地方志籍，分为城内、城外、南山、北山以及各属县，共得到寺院四百二十六所。每所都详细记载创建和沿革始末，以及当地的山川形胜。后面又分为《天朝宠锡》《宰官护持》《古德机缘》《历代勋绩》四门，详备记载名流的胜迹和高僧的传承支派。各自编写小传，次序清楚，很有条理。其中采集宋、元、明人的诗文，例如仙林的《崇先二寺记》见于曹勋《松隐集》，《智果寺记》见于徐一夔《始丰稿》，但有关志书都没有收载，不免稍有脱漏。又如宋代张敦礼舍钟的法云寺，并不是杭州的法云寺，却因名称相同而误收入。又有《法相寺碑记》的作者，前面作范楷，后面作沈楷，也存在文字抵牾。然而它搜剔幽僻隐微的材料，确实有许多是《武林遗事》《西湖游览志》没有记载的。例如《明远堂诗》排在苏轼诸作之后，但《东坡集》中没有这首诗；张九成的《喻弥陀塔铭》在《横浦集》中也找不到。张伯雨的《天池楼诗》与其文集所载不同，可以作为参考。那些遗闻轶事，也足以成为考察古事、谈论文艺的资料，当然不只是为佛寺增加一些旧事掌故而已。△《江城名迹》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陈宏绪撰写。宏绪字士业，新建人。明朝末年因被荐举授任晋州知州。当时刘宇亮以阁臣身份督师，想调兵进入晋州，陈宏绪拒绝接纳，因此获罪，被贬为湖州府经历；改朝换代后死于家中。这部书把南昌省会作为南昌、新建二县的地域，因而考察其中的名胜古迹。以城内外为范围，距离城池较远的地方就不涉及。内容多详于楼观、祠宇、佛寺、园亭之类，上卷为《考古》，下卷为《证今》。自序说：“古与今不以时代作为界限，而一概以兴废存亡作为界限。”大概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亲眼经历过的，不只是查考书籍后登临游览。陈宏绪文章深厚雅正，在明末号称擅长复古。因此他撰写此书，叙述编次颇有条理，考证也多精审确实。只是喜欢记载杂事，很多接近小说；而且常常铺陈过多、旁涉广泛，例如在“天宁寺”条下记载寺僧淫秽猥亵之事等，很不合乎大雅，也不是地志的体裁。这说明体例还不够严谨，难免成为白璧上的瑕疵。△《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本朝顾炎武撰写。炎武另有《春秋杜解补正》，已经著录。按：《尔雅》记载营州，孙炎注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孔颖达《尚书疏》说，舜所设十二州中有营州，殷代本来沿用虞代制度，是从青州分出一部分土地设置的。凡是在辽水以东的地方，向东直到朝鲜边境，都属于古代营州的地域。平州就是今天的永平府，在虞代时也属于营州；秦代属于右北平、辽西之地，后汉直到晋代都属于辽西。后汉末年，公孙度自称平州牧，从此史书中才开始出现“平州”这个名称。顾炎武游历永平时，当地人把编志的事托付给他。顾炎武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于是搜集自古以来营、平二州的史实，编成六卷交给他们，题名为《营平二州史事》。如今这部书已经不存。这部书出自惠栋的红豆斋本，只记载两州的古地名，到五代为止；而且只有一卷，推想它大概是六卷中的一卷。其中“卑耳之谿”一条，既引用《管子》，最后一页又把俞儿的一件事全文载入。这应当是随手杂抄，疏于删削。不但不是完整的书，甚至还是尚未定稿的稿本。然而顾炎武精通地理，他所编述的内容大多可以作为依据。这部书虽然残缺，对考证之学总不算没有帮助。△《金鼇退食笔记》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本朝高士奇撰写。士奇另有《春秋地名考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康熙甲子年任侍讲学士、入内廷侍奉时所作。前面有自序，说自己从丁巳年获赐居住在太液池西面以后，早晚骑马经过金鼇玉蝀桥，眺望苑中的景物，已经度过七个寒暑。退朝休息的时候，偶尔访求从前的旧制，大致得到一些传闻，又仿佛寻访到它们的旧址。离宫别馆大多已经废弃。如果再过十多年，年老的宦官也都去世，遗迹逐渐湮没，就无法彰明我皇上减少宫室、节约园囿的俭朴美德了，因此随手记录下来。书中对西面记载详细，对东面记载简略，是因为他的居所位于苑西。记载各种建筑的兴废，又杂以时事，是想显示本朝的盛况，保存为太平时代的佳话。又说，衙署和监局凡是载入《会典》的就不记，访问尚未确实的就不记，外人很少能够窥见的也不敢记。大概当时距明末只有四十年，前朝的宦官仍有许多人在世，高士奇出入禁廷，能够向他们询问；又长期住在宫苑旁边，早晚考察校核，所以所记往往可以凭信。朱彝尊《日下旧闻》多采录其中的内容。如今奉诏考订朱彝尊的书，征引考据详细明白，细微之处无不完备，这部书已经包括在其中了。不过，它草创并记录这些材料的功劳也不能埋没，所以仍然著录保存，以备相互参照考查。△《石柱记笺释》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郑元庆撰写。郑元庆字芷畦，归安人。吴兴山水清丽秀美，自六朝以来就被称为东南名郡。唐代曾刻有《石柱记》，立在杼山，记载当地山川、陵墓、古迹和古器，十分详细。流传后世既久，年代、名称和字迹便逐渐模糊，无法考察。欧阳修撰《集古录》时认为，其笔画奇伟，不是颜真卿不能写得好。孙觉任湖州知州时，搜集境内碑碣，修筑墨妙亭收藏，共有三十二通，《石柱记》也在其中。后来因为府治地势低湿，墨妙亭中的石碑全被取去填塞淤泥，《石柱记》于是沉没，再也看不见了。康熙辛巳年，郑元庆重修府志完成后，又访得宋代刻本《石柱记》，这是世上很少见的书。只是湖州五县，原本只记载其中三县的内容。秀水朱彝尊于是仿照原书体例，搜集德清、武康二县的事迹，编纂补入。郑元庆又采集各书，为它作注释。他所引用的材料和考证，颇为丰富博洽。虽然对于一郡的名胜，还不能全部包括；但散佚的典籍和遗留下来的文辞，大致也已经略备。因此，这部书确实也是考察文献、征求史料者不能废弃的著作。△《关中胜迹图志》三十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这是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毕沅进呈的书。关中是古代雍州的旧地，班固所说的“神皋奥区”；周、秦、汉、唐都曾在这里建都立城，典籍中记载的遗闻旧事极多。人们可以依照前人的编纂来游览考察，探求古代遗址。这里山河内外相辅，地势尤其雄伟；奇异的遗迹和神灵的踪迹，也往往留存于此。各家著述中流传至今的，从《三辅黄图》以下，如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何景明的《雍大记》、李应祥的《雍略》之类，难以一一列举。山水游记和郡县志书还不包括在内。然而这些书体例各不相同，内容有纯有杂，翻阅图籍、核对文献时，彼此抵牾之处很多，从来没有人汇集众说而归于统一。我国朝廷教化深厚广布，百姓繁盛安乐，周原、邠地屡次传来丰收的喜讯。华岳的祠庙、太白山的湫池，都承蒙皇帝亲笔褒奖题字，光辉照耀云霄。秦、汉时代的泾渠故道，也都依次兴修。守土之臣得以趁着边境安宁、民情和乐之时，巡行各地山川，访求古迹，订正讹误，厘清错乱，刻成这部书，进呈供皇帝阅览。和儒生们在断碑碎碣之间翻阅搜寻、在残缺简册之中研求考索的著述相比，它的范围自然有宽有窄。此书以郡县为纲，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项为目，并把各幅地图附在后面。引用材料和考证分别附在各条之下，事情的始末都写得很清楚。臣等谨慎地抄录副本，收藏于秘阁，这也符合古代把郡国地志藏在太史那里的做法。──以上“地理类”古迹之属，共十四部、一百二十五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南方草木状》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晋代嵇含撰写。嵇含的事迹附载在《晋书·嵇绍传》中。考察《隋志》和《旧唐志》，都记有嵇含文集十卷（《隋志》说他的文集已经散佚，只是附载在郭象文集之下；《旧唐志》仍然著录），却没有记载这部书，直到《宋志》才开始著录。看这部书记载指甲花从大秦国移植到南海，可知晋代已经有这种花。可是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却说，指甲花本来产于外国，梁大同二年才传入中国。由此可知段公路没有看过这部书，大概唐代这种花还不很显著，所以史志没有记载。各本只题作“谯国嵇含”，只有宋代麻沙旧版的卷首题作“永兴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将军、襄阳太守嵇含撰”等语，记载他的年月和仕履相当详细。大概旧本原来就是这样，明人开始刊刻时才删削了这些内容。然而《晋书·惠帝本纪》记载，永宁二年正月改元永安，七月改元建武，十一月又改为永安；十二月丁亥，立豫章王司马炽为太弟，这才改元永兴。因此永兴元年不可能有十一月。又永兴二年正月甲午朔，按照干支推算，丙子应当在上一年十二月中旬，距离改元还有十二天，当时也还不能称为永兴。或者当时是在改元以后，把十二月整个月都追称为永兴年，辗转传刻时又误把十二月刻成了十一月吗？只是《隋志》称嵇含为广州太守，而这里却作襄阳太守。考察书中所记，都是岭南地区的事物，因此怀疑“襄阳”或许是题写错误。这部书分为草、木、果、竹四类，共记八十种。叙述典雅，不是唐代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不能因为直到《宋志》才开始著录就怀疑它。它的版本也最为完整。大概宋代以后花谱、地志引用它的地方很多，可以用来互相校勘字句，所以这个本子特别少有讹误和缺漏。△《荆楚岁时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晋代宗懔撰写，《书录解题》则说是梁代人。考察《梁书·元帝本纪》，记载承圣三年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书宗懔为吏部尚书。又《南史·元帝本纪》记载，武陵平定后，议论者想乘着战船把都城迁到建邺；宗懔、黄罗汉都是楚人，不愿迁移。这部书全记楚地风俗，应当就是宗懔所作。旧本题作晋人，是错误的。唐、宋两代的史志都作一卷，与今本相合。可是《通考》却作四卷。考察《书录解题》记载宗懔自序说：“傅元写朝会，杜笃写上巳，安仁写秋兴，君道写蜡祭，文辞已经很完备，但叙述事物还不够宏富。因此撰成小说，记录荆楚地区岁时、风物和故事。从元日到除日，共有二十多件事。”既然如此，必定不会有四卷；由此可知《通考》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又查考今本，实际上有三十六件事，由此也知道陈振孙所记载的宗懔序文，把“三”字误作了“二”字。然而周密《癸辛杂识》引用张骞乘木筏到达天河、见到织女并得到支机石的故事，说出自《荆楚岁时记》，而今本却没有这条。这样看来，三十六件事还不是完整的本子。书中的注相传为隋代杜公瞻所作，因此常常引用开皇年间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但是《唐志》在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之下，又列有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二卷。难道是原书一卷，杜公瞻作注时分为二卷，后来的人又把它合在一起了吗？△《北户录》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唐代段公路撰写。《学海类编》作“公璐”，大概是字形传抄错误。《新唐书·艺文志》称他是宰相文昌的孙子，那么应当是临淄人。《学海类编》说是东牟人，也不知道依据什么。至于他历任官职的始末，无法考察。只是根据书首的衔名，知道他曾任京兆万年县尉；根据书中提到咸通十年，只能知道他是懿宗时人。这部书应当是在广州任职时写成的，记载岭南的风土，颇为完备，其中对物产记得尤其详细。它的征引也极为广博。例如《淮南万毕术》《广志》《南越志》《南裔异物会要》《灵枝图记》《陈藏器本草》《唐韵》《郭缘生述征记》《临海异物志》《陶朱公养鱼经》《名苑》《毛诗义》《船神记》《字林》《广州记》《扶南传》等书，如今都已散佚，借助本书还可以略见其中一二。即使是它所引用的张华《博物志》，今本中也有许多没有的内容，同样可以借此考辨真伪。各条下面的注文颇为典雅丰富，题作“登仕郎前参军龟图撰”，不题姓氏，似乎是段公路的族人。然而《唐书·宰相世系表》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无法知道究竟是否如此。《唐书·艺文志》作《北户杂录》，怀疑是传抄时误增了一个“杂”字。该书作三卷，与这个本子相合。《学海类编》所收的只剩一卷，共有物产五十一条，不是完整的本子。曹溶所辑录的古书，常常都是这种情况，不值得过分追究。△《桂林风土记》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代莫休符撰写。莫休符的籍贯不详。写作这部《记》时，是昭宗光化二年，莫休符以检校散骑常侍的身份代理融州刺史。他最终做到什么官职，也无法考察。这部《记》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作三卷，如今保存的只有一卷。卷中目录有四十六条，现在缺少“火山”“采木”两条。看来这是残缺之后的本子，不是完整的书。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一篇这部书的跋文，说它是闽人谢在杭在小草斋所抄录、旧藏于徐惟起家中的本子。跋文称此书得自钱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传的。这个本子上小草亭的题识和洪武年号、年月，都与朱彝尊所说相合，大概就是朱彝尊见过的本子。朱彝尊的跋文又说，书中载有张固、卢顺之、张丛、元晦、路单、韦瓘、欧阳膑、李渤等人的诗，过去从未著录，应当赶快使它们的光彩显露出来。现在看这些诗之外，还有杨尚书、陆宏休的两首诗，也是唐代散佚的篇章，为其他书所没有记载。如今《全唐诗》所收录的这些诗篇，就是依据这个本子。因此，它能够供考证的价值，又不只是记载民间风俗、物产而已。△《岭表录异》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为唐代刘恂撰写。宋代僧人赞宁的《笋谱》说，刘恂在唐昭宗朝出任广州司马。任期届满后，京城发生动乱，于是居住在南海，撰写《岭表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他是昭宗时人。然而考察书中说到唐乾符四年，又说到唐昭宗即位。唐代臣子应当使用内词，不应直接称说本朝国号。而且昭宗时的人，也不应预先称用他的谥号。这部书大概是在五代时写成的吧？粤东地理方面的书，如郭义恭的《广志》、沈怀远的《南越志》，都已经失传。各家所引用的资料，以刘恂这部书最为古老。但《百川学海》和《说郛》所收的内容只有寥寥几页，首尾也不完整。大概只是从类书中抄取几条，凑成一种书罢了；刘恂的原本却早已散佚。宋代《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引用此书颇多，但仍有不少遗漏。只有散见于《永乐大典》的材料，条理较为详细，还可以编排整理。我们谨慎地逐卷搜集编纂，又用散见于其他书中的材料加以补助，排比这些文字，仍然编成三卷，以恢复《唐志》原来的规模。虽然《永乐大典》缺少若干卷、若干函，无法考验，或许不免遗漏一二处；但用其他书来互相验证，似乎已经找回原书的八九成。唐人的著述，流传到后世的很少，断简残编已经足够珍贵。何况这部书在散失之后又重新编成完整的一帙，使三四百年来博学好古的人所未曾见到的内容，一旦恢复旧貌，更加值得珍藏。刘恂原书的体例已经无法考察，现在不敢勉强替它分门。只是让各条按类别聚集，大概便于阅读查览。其中记载广博丰富，文章古雅，对于虫鱼草木，记录尤其繁多；训释名物义理，大多精确核实。叶廷珪《海录碎事》解释《尔雅》“魁陆”一词时，引用本书所说的瓦陇来作证明。张世南《游宦纪闻》引用郭璞《尔雅注》中犀牛有三角的说法，又根据本书说犀牛有两角来辨正。历来考据家都借助它来引用考证；它不仅是图经一类著作的准则，也可以说是《苍雅》的支流。它有助于小学，并非作用浅小。各书引用它时，有的称《岭表录》，有的称《岭表记》，有的称《岭表异录》，有的称《岭表录异记》，有的称《岭南录异》。核对这些书的文句，实际上全都是这部书的内容。大概因为旧本已经不存在，后来辗转抄引，因而流传中产生讹误和差异，以至于出现了好几个书名。只有《永乐大典》所题的书名与《唐志》相合。现在特意采用这个名称，以保存它的真实面貌。△《益部方物略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宋祁撰写。宋祁字子京，雍邱人。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号景文。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嘉祐二年，宋祁任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知益州时所作。他因东阳沈立所撰《剑南方物》记载二十八种而补充其中的遗漏，共记草木类四十一种、药类九种、鸟兽类八种、虫鱼类七种，合计六十五种。逐项列出并绘图，各自配有赞文，又在题目下面附注形状。赞文排在前面，题目列在后面，这是古书大体采用的体例。今天的《尔雅》仍然采用这种形式。书中的图已经散佚，赞文都很古雅，大概是竭力模仿郭璞的《山海经图赞》，往往很接近。注文却颇为艰涩，也常常像他所撰《新唐书》的文字，大概宋祁叙事记物的文章一向如此。胡震亨在跋文中引用范成大的《圣瑞花》诗，证明这种花开在春夏之间；宋祁的注文却说它通常在秋天开放，认为范诗不对。大概是各地气候不同，各人只根据自己的所见。

译他又引用薛涛《鸳鸯草》诗中“但娱春日长，不管秋风早”一句，来证明宋祁说这种草春天叶子长得晚是错误的，这就横生枝节了。春日已经变长，怎么能不是春天已晚呢？至于“虞美人草”本来就是借人的名称来命名事物，如同菊花称为西施之类，偏要改成“娱美人草”，曲意产生解释，这样的说法只是支离牵强，没有可取之处。△《岳阳风土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范致明撰写。范致明字晦叔，建安人。元符年间考中进士。这部书是他以宣德郎身份被贬任岳州商税监时所作。不分门类，遇到什么事就随事记载。书虽只有一卷，但对于郡县沿革、山川变迁、古迹存亡，考证特别详细。例如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大江流入洞庭”，范致明却说“洞庭汇合长江，长江并不流入洞庭；只有荆江在夏秋暴涨时，水才倒灌进去，三五天便退回去，称为翻流水”。图经把郑王庙说成祭祀郑德璘，范致明却说是隋末的郑文秀，即与董景珍共同拥立萧铣的人，因此它的北面又有董王庙。沈亚之《湘中怨》记载在岳阳楼上听到船夫的歌声，范致明则根据地形考察，认为船中的歌声，楼上的人无法分辨。杜佑《通典》说巴邱湖中有曹洲，就是曹操被吴军打败、烧毁战船的地方，在今县城南四十里；范致明却说今县城西只有曹公渡，考察地理位置，与周瑜、曹操相遇的地方完全无关。《汉阳图经》说赤壁就是乌林，范致明却说曹操已经到达巴邱，那么孙权、刘备应当在巴陵、江夏之间抵抗他；所谓乌林，就是乌黎口，不应在汉阳境内。世人相传华容就是章华台，范致明却说旧台在景陵境内；华容是隋代设置的县，只是取古代容城的名称来命名。郦道元《水经注》说澧水汇合沅水后再流入湖中，范致明却说澧水、沅水虽然相通，却各自流入湖中；澧水流入的地方叫澧口，沅水流入的地方叫鼎江口。这些说法都有确切依据，不像其他地志那样牵强附会。其他遗闻逸事，也很有采择价值，叙述尤其雅洁。在宋代人的风土书中，可以说是佳作了。△《东京梦华录》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孟元老撰写。孟元老的生平事迹不详，大概是北宋旧人，在南渡以后追忆汴京的繁盛，写成了这部书。书中从都城、坊市、时令节序、风俗，到当时的典礼、仪仗，无不详尽记载。虽然不过是记载琐闻的作品，但朝廷章法、国家制度也颇多错杂地见于其中。考核它所记的内容，与《宋志》很有异同。例如《宋志》的南郊仪注只说，郊祀前三日，在大庆殿、太庙以及青城斋宫斋戒；而本书记载了车驾住宿大庆殿的仪式、车驾住宿太庙并奉神主出室的仪式、车驾前往青城斋宫的仪式，曲折详尽。又如郊祀完毕解除戒严，《宋志》只说皇帝在宣德门宣赦，而本书记载颁下赦令的仪式，也极为周详。再如行礼仪注，《宋志》记有皇帝初登坛、上香并奠献玉帛的仪式，降坛盥洗后再登坛，然后行初献礼；而本书记载奏请车驾登坛便行初献礼，没有上香、献玉帛的仪式。又太祝读册，《宋志》列在初献时，本书却记为初献以后再次登坛，才称为读祝，也略有不同。这一类差异，都可以相互考证，用来订正史官记载的错误。可见它本来不只是记载岁时宴赏、士女奢华，徒然用来寄托对旧游的惆怅、流传佳话而已。△《六朝事迹编类》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张敦颐撰写。张敦颐字养正，婺源人。绍兴八年进士，先任南剑州教授，历任舒州、衡州知州，后来致仕。这部书前面有绍兴庚辰年自写的序，署名官衔为“左奉议郎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幹办公事”，大概是他登第后二十二年所作。此书是为了补充《金陵图经》而写的。开头是《总叙》，其次为《形势》《城阙》《楼台》《江河》《山冈》《宅舍》《谶记》《灵典》《神仙》《寺院》《庙宇》《坟陵》《碑刻》，共十四门。征引考据相当详细严密。其中《碑刻》一门，尤其有助于考证。只是此书以“六朝”为名，而古迹之中，从南唐直到北宋，如丁谓、王安石所建的遗迹，也都一并记载，实在失去了断限。又《总叙》门中的《六朝保守》一篇，逐一列举自吴以来南朝不能北伐，北伐必败，即使侥幸取胜也不能守住的说法。这大概也是南渡之初极力主张和议的人所持的观点，他的见识未免卑弱怯懦。然而考察各种事情的实际情况，他的说法也并非没有根据。与《江东十鉴》那种夸大形势的记载相比，确实更为切实。△《会稽三赋》三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宋代王十朋撰写。王十朋字龟龄，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龙图阁学士，谥号文忠。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著有《梅溪集》。这三篇赋又在文集之外单独刊行。一篇是《会稽风俗赋》，仿照《三都赋》的体例，逐一叙述当地的山川、物产、人物和古迹；一篇是《民事堂赋》，“民事堂”是绍兴年间添差签判厅的公堂。原来借住在小能仁寺，年久倾圮废弃，王十朋才在车水坊重新修建；一篇是《蓬莱阁赋》，这座楼阁因元稹诗中“谪居犹得住蓬莱”一句而得名。三处都在会稽，所以总称为《会稽三赋》。起初，嵊县人周世则曾为《会稽风俗赋》作注，会稽郡人史铸认为注释不够详细，又为它增注，并为后两篇赋作注。篇末有嘉定丁丑年史铸所写的跋。王十朋的文章典雅，足以彰显此地的美盛。史铸是当时人，为当时的作品作注，亲耳听闻、亲眼见到，所说必有证据。与后人凭想象和考索所作的说明相比，也格外详尽丰富。而且他所引用的全是宋代以前的书，尤其不是近来地志中杜撰故实、牵强附会名胜的作品所能相比。它与王十朋的赋相辅相行，也可以说是仅次于刘逵、张载分别为《三都赋》作注的作品。△《中吴纪闻》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龚明之撰写。龚明之字希仲，号五休居士，昆山人。绍兴年间以乡贡身份参加廷试，被授予高州文学。淳熙初年，因“经明行修”被举荐，授宣教郎，后来致仕。这部书采集吴中故老的嘉言善行，以及新旧图经、范成大《吴郡志》没有记载的当地风土人文，仿照范纯仁《东斋纪事》、苏轼《志林》的体例，编成书帙。书成于淳熙九年，当时龚明之已经九十二岁，也可以说是年老而仍勤于学习了。宋末时此书已经很少流传。元至正年间，武宁、卢熊修撰《苏州志》，访求到此书并加以校定。明末常熟人毛晋才开始刊刻，也有很多错误。他的儿子毛扆后来得到叶盛菉竹堂的藏本，拿来互相校勘，第六卷多出“翟超”一条，其余也颇有异同。何焯借来校定，极为精审。不过卢熊的跋说，他的儿子卢昱所撰《行实》附在书后，如今两种本子都没有，那么叶本也不免有脱漏散失。△《桂海虞衡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范成大撰写。乾道二年，范成大由中书舍人出任静江府知府。淳熙二年，被授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这部书是他从广右进入蜀地时，在路途中追忆往事写成的。自序说，凡是他登临过的地方，以及当地的风物和土产，方志没有记载的，都汇集成一书；边远蛮荒地区，只要有值得见闻记载的，也附带写入。全书共十三篇，分别是《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每篇各有小序，都记载当地所拥有的事物。只是《志岩洞》只记城外七八里以内自己曾游览过的地方。《志金石》仿照《本草》的体例，只选取方药所需要的金石。《志蛮》只记录声息相通、彼此有所往来的蛮族，所以其他方面没有全部记载。《志香》多涉及海南，因为世人称二广出产香料；但不知道广东的香料来自海船，广右所产、海北地区出产的香料都只是普通品。《志器》还涉及外部蛮族兵器铠甲的制度，认为这是掌管边镇的人应当了解的，所以不避开旁涉。各篇叙述都简洁雅正，没有夸饰当地风俗、附会古事的习气。他论述辰砂、宜砂，认为两地地脉没有不同，都生长在白石床上，从而订正《本草》分别记载的错误。邕州出产砂，融州其实不出砂，证明图经把同音字弄错了。零陵香产于宜州、融州等州，并不是永州的零陵。《唐书》所说的林邑出产结辽鸟，就是邕州的秦吉了。佛经说大象有四颗牙或六颗牙，这种说法并不真实。桂岭在贺州，不在广州。这些也颇有考证价值。范成大的《石湖诗集》中，凡是经过的地方，山川风土大多用诗记录下来。其中第十四卷的自注都说是在桂林所作，但咏花只有《红豆蔻》一首，咏果只有《卢橘》一首；至于咏游览的，只有《栖霞洞》一首和《佛子岩》一首。诗注中出现的，也只有蛮茶、老酒、蚺蛇皮腰鼓、象皮兜鍪四件事，不像其他地方记得那么详细。疑心是因为这部志书已经具备，所以不再用诗来记载。至于卢橘这一种，《志果》没有记载。看它《志花》的小序，说北方各州所有的花都不记录，或许《志果》也采用了这个原则。蛮茶这一种，在《志草木》中也没有。考察诗注，称蛮茶产于修仁，能够治疗头风；而《志草木》中有凤膏药，也说叶子像冬青，能治疗太阳穴疼痛、头目昏眩。或许是同一种东西而有两个名称吗？然而查《文献通考·四裔考》，其中引用《桂海虞衡志》的内容几乎有一卷之多，全是《志蛮》的文字，而这个本子完全没有收载。其余各门，查《永乐大典》所引用的内容，也有很多在这个本子之外。大概原书本来是三卷，而这个本子合并为一卷，已经删削了大半。因此各种事物有的记载、有的没有，也不全是原书本来的情况。△《岭外代答》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周去非撰写。周去非字直夫，永嘉人。隆兴癸未年进士，淳熙年间任桂林通判。这部书就是在桂林任职后代任归来时写成的。自序说，本书以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为基础，又增补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内容，记录保存二百九十四条。大概是因为有人向他询问岭外的事情，他厌倦了一再应答，便写下此书给人看，所以名为《代答》。原本分为二十门。现在有标题的共有十九门。其中一门只保存了它的子目，却散失了总纲，所说的是军制和户籍方面的事情。这部书分条析理，和嵇含、刘恂、段公路等书相比，叙述更加详细。书中记载西南各蛮夷的内容，多依据当时译人的说法，音和字难免有错误。不过《边帅》《法制》《财计》等门，确实足以补充、订正正史没有完备记载的内容，不只是记载地方风俗、物产，作为谈资而已。《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都作十卷，《永乐大典》所载却合并为二卷，大概不是原来的样子。现在依照原目录，仍分为十卷。△《都城纪胜》一卷（内府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自署为耐得翁。这部书成于端平二年，所记都是杭州的琐事。分为十四门，分别是《市井》《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众伎》《社会》《园苑》《舟船》《铺席》《坊苑》《闲人》《三教外地》。叙述相当详细，可以看出南渡以后地方风俗民情的大概情况。考察宋高宗驻跸临安，称临安为“行在”。虽然只顾在湖山之间宴饮游乐，已经无意于中原，但名称并没有改变。因此乾道年间周淙修撰《临安志》时，对于宫苑以及百官衙署，还保留着旧称；潜说友的《志》也沿用了这一点。这部书直接题名为“都城”，大概是由于官府文书流传下来只剩故事，而民间耳濡目染，早已把那里当作固定居所了。史书又记载，端平元年孟珙会同元军灭金；当时旧敌已经消失，新的祸患还没有形成，彼此像燕雀一样处在堂屋之中，不再有长远忧虑。这部书写于端平二年，正是文武官员安逸嬉游、苟且享乐的日子，所以竞相追逐奢靡华丽，竟到了这种地步。写这部书的人既想用繁富兴盛来彼此夸耀，又知道苟且偷安是可耻的，所以有所避讳而隐藏自己，不署姓名。我恭敬地读到御题，更加仰见圣上的鉴识深远，洞察其中幽微隐晦之处。若把作者叫来询问，他大概也无话可说。

译由于书中保存的旧迹和遗闻，仍然足以用来考核；而其中宴饮苟安如同鸩毒，也足以给后世千秋留下警戒。所以我纠正它的错误，以此显示鲜明的鉴戒，但这部书仍旧把它保存下来。△《梦粱录》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吴自牧撰写。吴自牧是钱塘人，仕宦经历不详。这部书完全仿照《东京梦华录》的体例，所记从南宋的郊祀、宗庙、宫殿，下至各种工匠和杂技百戏的事情，曲折琐细，无不完备记载。不过它长于叙述而拙于文采，俚语俗字充斥书册，远在《梦华录》之下。可是看他的自序，他其实并不是不懂雅言，莫非是相信刘知几的说法，想像宋孝王《关东风俗传》那样，使方言俗语都由此完全显露出来吗？（按语见《史通·言语篇》。）总的说来，它用词质朴而真实，与《武林旧事》一详一略，都可以用来考察遗闻，也不必用辞藻来责求它。吴自牧自序说：“追念往事，大概仍像一场梦，所以命名为《梦粱录》。”末署甲戌年中秋日。考察甲戌是宋度宗咸淳十年，当时宋朝还没有灭亡，不应预先说出这样的话。也许“甲戌”二字是传抄错误吧？王士祯《渔洋文略》中有这部书的跋，说《梦粱录》二十卷，没有署姓名。大概王士祯所见的是抄本，又脱去了这篇序，所以不知道作者是吴自牧。现在查《永乐大典》所引用的内容，每条都题作吴自牧之名，与这个本子相合。由此可知，这并不是依附古书而伪造署上作者姓氏的作品。△《武林旧事》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周密撰写。周密字公谨，号草窗，祖先世代是济南人。他的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于是定居湖州。淳祐年间，曾任义乌县令。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最终死于家中。这部书记载宋室南渡后都城的杂事。周密虽然居住在弁山，实际上长期寓居杭州癸辛街。因此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最为真实准确。对于乾道、淳熙年间三朝皇帝相继即位、两宫奉养等旧事，叙述尤其详细。自序说，想像吕荥阳的《杂记》那样而更加详细，像孟元老的《梦华录》那样而更接近雅正。现在考察书中所载，体例虽仿照孟元老的书，但文辞华美典雅，南宋人的遗篇断句，很大程度上依赖此书保存，“近雅”的说法并非不实。吕希哲的《岁时杂记》如今虽然失传，但周必大的《平园集》还保存着它的序，说其中《上元》一门多达五十多条，并不是不丰富。然而周密还认为它不够详细，那么这部书的完备程度就可以知道了。明人刻本往往任意删削，有的只有六卷，有的连六卷也不足，只保存《故都宫殿》《教坊乐部》等门类，实在丧失了著书的本意。这部十卷本，是从毛氏汲古阁的元版传抄而来，首尾完整。其中的逸闻轶事，都可以用来备考。而湖山之间的歌舞、奢丽和繁华，既记载了它的盛况，也正好记载了它所以衰败的原因。遗老旧臣对于兴亡的隐痛，实在曲折地寄托在言语之外，并不只是一本风俗记或都邑簿。第十卷末尾“棋待诏”以下的内容，按照此书体例推断，应当列在第六卷末尾，怀疑是传抄时弄乱了原来的次序。不过没有办法考证，如今也姑且依旧保留。△《岁华纪丽谱》一卷，附《笺纸谱》一卷、《蜀锦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费著撰写。费著是华阳人。曾经考中进士，被授予国子监助教，官至重庆府总管。成都从唐代起就号称繁盛富庶，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当时担任成都长官的人，大多是由宰臣出任镇守。生活富贵优闲，岁时宴集，渐渐彼此沿袭成风。因此张周封写《华阳风俗录》，卢求写《成都记》，来夸耀叙述成都的盛况。关于遨头出游行乐的说法，如今还在流传。到了宋初，这种风气仍未停止。前后任太守，如张咏的刚正方直、赵抃的清廉耿介，也都顺应当地风俗，不废止游乐。他们的奢侈华丽和繁盛，虽然不值得效法，但百姓和物产富足、歌咏风流，也往往流传为佳话，受到世人的艳羡称道。南宋末年，蜀中遭受战火，乡里残破凋敝，于是再也没有旧日的景象。费著因而追述旧事，汇集成这部书。从元旦直到冬至，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它的体例很接近《荆楚岁时纪》，但俯仰盛衰、追溯陈迹，也不免有《东京梦华录》式的感慨。唐代韩鄂有《岁华纪丽》，是一部分类记事的书；这部书大概只是偶然与它同名，实际上是地方志。书末附有《笺纸谱》《蜀锦谱》两谱，大概因为笺纸和蜀锦自汉唐以来就是蜀中的专长，却一直没有专门叙述它们源流始末的书。费著因风俗而涉及土产，考察搜集名品，罗列得相当详细，这也足以资助考证。△《吴中旧事》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陆友仁撰写。陆友仁字辅之，是吴郡人。这部书记述他家乡的逸闻和古迹，用来补充地方志的缺漏；体例则属于小说家一类。其中如辨析“吴会”“吴下”的名称，以及陆贽墓、张籍宅、和令坊、高彪碑等事，都足以帮助考证。记载陈长方、潘兑的事，记载朱勔的事，也足以作为借鉴和警戒。其他如范纯佑、慕容嵓卿的事，颇为荒诞不经；李璋的事，也相当琐屑猥杂。大概杂记一类的书，记述神怪，供人谈笑，从唐代以来就是如此，不足以因此责怪陆友仁。只是书中所载《鹿苑台铭记》说：“永和七年，陆机建碑，王羲之书写。”那么两人的时代相隔遥远，根本不可能相及，这实在是没有考察清楚的失误。这部书的刊本颇多讹误脱漏，现今依据《永乐大典》所载互相校勘，补正讹脱，作为元人说部的一种保存下来。虽然篇幅不多，但毕竟不同于街巷间的传闻。△《平江记事》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高德基撰写。高德基是平江人，曾任建德路总管。书中记载干文传修撰辽史、金史、宋史的事，那么本书应当成于至正年间。其中所记都是吴郡古迹，同时也涉及神仙鬼怪、诙谐谣谚之事，可以补助图志中散失的见闻。其中不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例如引用图经说“虞山是巫咸所居之地”，却不知道这句话出自《越绝书》；引用《吴越春秋》说“稻蟹不遗种”，却不知道这句话出自《春秋外传》。又“胥苏”二字，古书本来通用。《左传》写作申包胥，《战国策》写作勃苏，就是明证。所以《国语》《史记》都写作姑苏。高德基认为“苏”是后人讹写的字，尤其是没有考察清楚。然而本书编排详尽丰富，条理井然，其中很有许多值得采录的内容，也属于龚明之《中吴纪闻》这一类。它的体例不完全是地志，也不完全是小说；体例颇不纯一，无法归入某一类。因为它多叙述古迹，姑且附入地理类杂记之中。△《江汉丛谈》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在卷首题作“环中迂叟”。前后没有序跋，成书年月以及作者所处时代也无从考知。根据陶珽《续说郛》，其中载有此书，题为陈士元撰写，应当就是撰写《易象钩解》的陈士元。本书对于楚地的旧事，凡是各种说法有异同的，都分别设为答问，加以疏通、证明，所以称为《丛谈》。例如童士畴《沔志》认为楚地的“风城”不是伏羲的后代，陈士元就引用《路史》说伏羲之后分封的国家有十九个，而风国居于首位，因此不能说伏羲之后没有风国。又如《山海经》旧传称为伯益所作，陈士元则从书中摘取长沙、零陵是秦、汉的郡名这一点，知道它是后人增益附会的。《后汉书》记载南方各族是盘瓠的犬种，陈士元则认为“盘瓠”是人名，不是犬名。像这一类，所持的论点都极为精确。只是像隋侯得珠、孟宗得笋之类，既然旧籍相传，事情又涉及神怪，本来可以存而不论；陈士元却一定要辗转征引来证实它们，未免失于牵强附会。大概夸饰地方风俗、标榜乡里贤人，是明代地志的陋习，陈士元也未能免除这一点。总的说来，它引用的材料广博周详，论断明白清晰，不是明代地志所能相比的。看他所著《易象钩解》，多有阐明汉学之处，便知道他留心古籍，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空谈者。△《闽中海错疏》三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代屠本畯撰写。屠本畯字田叔，是鄞县人。凭借门荫入仕，官至福建盐运司同知。这部书详细记载闽海的水族：其中《鳞部》二卷，共一百六十七种；《介部》一卷，共九十种；另外附载并非福建所产、但福建常有的海粉、燕窝两种。书后有自跋，说将要进入福建时，太常少卿余公君房对他说：“把海错的情况记述来，我来征集闽、越的材料并加以贯通，因此作疏来答复。”等等。君房是余寅的字，和屠本畯是同乡，属于前辈。书中屠本畯所附的案语，多引用四明的土产作为证据，大概就是“征集闽、越而贯通”的意思。中间又有注着“补疏”二字的内容，则是徐渤续补的。本书颇与黄衷《海语》相近，但叙述较为完备，文字也简明精确。只是用语过于简略，所以征引不能广博完备，错漏也在所难免。例如“鲨鱼”一条，《海语》说鲨有两种，而本书列到十二种，确实可以说是搜罗完备。然而《海语》所说的海鲨、虎头鲨，常在春末登上海山，十天后变成老虎；这部书反而遗漏了它们。又如“海▯”一条，《海语》说这种鱼身长百里，牡蛎成群聚集在它背上，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高达十多丈。▯背负着它们游动，高高耸出水面，像山一样。《海语》的形容最为细致，而本书只用“移动起来像山岳”一句概括，实在不够明白清楚。不过它辨别名称和类别，一看便明白，对于增长见闻颇有益处，总之也是考察物产的人不能废弃的书。△《益部谈资》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何宇度撰写。何宇度的籍贯不详，万历年间任夔州府通判。这部书所记，都是四川的山川、物产以及古今逸闻。分为上、中、下三卷，因为体例不像图经，所以题名为《谈资》，实际上也是地志的支流。蜀地虽然偏处一隅，但从蚕丛、鱼凫以下，古迹很多；从长卿、子云以后，文士也很多。又因地形幽深而平衍，各种物产繁多丰饶，富足有余，便流露为奢侈华丽。岁时游乐，自古以来也很兴盛。所以那些见于记载、表现于歌咏的内容，从扬雄《蜀王本纪》、谯周《三巴记》、李克《益州记》以下，图籍最多；遗闻逸事都足以供人采集。本书搜集罗列，仍未能一一完备，但选择材料并不草率，取舍也相当严格。后来曹学佺撰写《蜀中广记》，征引较为广博，却不免稍显泛滥，反而不如这部书雅正洁净。在明人的杂说中，它还可以称为简约而有要旨的作品。原本有李维桢的跋，也极力推重它为善本，大概并不是虚夸。△《蜀中广记》一百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曹学佺撰写。曹学佺有《易经通论》，已经著录。曹学佺曾任四川右参政，后升任按察使。这部书大概就是在任职期间完成的。目录共分十二门：一曰《名胜》，二曰《边防》，三曰《通释》，四曰《人物》，五曰《方物》，六曰《仙》，七曰《释》，八曰《游宦》，九曰《风俗》，十曰《著作》，十一曰《诗话》，十二曰《画苑》。搜集材料宏富，很不愧为“广记”之名。其中如叙州府的高州，《明史·地理志》说，洪武五年由州改为县，正德十三年恢复为州，珙县和筠连二县隶属于它。本书仍称高州为县，珙、筠连二县也没有作为它的属县。又如成都府的资阳县，《明史·地理志》说它隶属于简州，本书没有把它系属于简州，而是列在仁寿、井研二县之后。这些都不免是编排上偶然的疏漏。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说：“《丹铅录》记载东坡赠给青神杨栋的词说：‘允文从容完成了事业，要让岷山、峨眉山的人物，前后相互辉映。听说君王曾经问过，像这样的人才有多少。’并引用小说中宋高宗询问马骐，说蜀中像允文这样的人才有几个，等等。”

译考察可知，允文在采石的功劳是在南渡以后，而东坡已经去世很久了，怎么可能事先就有这首词呢？可是曹能始《蜀中十志》也载有此词，完全没有加以驳正。又说：“《蜀中十志》把《物类相感志》十八卷说成是东坡所撰，荒谬得很。”由此可见，其中讹误、错乱和相互矛盾之处，也时时出现。大概援引材料既然广博，精粗内容便会一并收录，是非异同也会同时陈列，这也是形势所必然导致的。总的说来，并不妨害它的大体。谈论蜀中掌故的人，最终还是把《全蜀艺文志》和这部书作为取材的渊薮。△《颜山杂记》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本朝孙廷铨撰写。孙廷铨字伯度，又字枚先，号沚亭，是益都人。前明崇祯庚辰年进士，入本朝后因荐举授任河间府推官，升任吏部主事。历任内秘书院大学士，谥号文定。益都有颜神镇，地势险要，明代曾经在那里筑城设官加以治理。孙廷铨世代居住在那里，康熙丙午年获准告老还乡，于是在籍期间搜集编录旧闻，写成这部书。全书分为《山谷》《水泉》《城市》《官署》《乡校》《逸民》《孝义》《风土》《岁时》《长城》《考灵》《泉庙》《灾祥》《物变》《物产》《物异》《遗文》等门类。叙述编排简明精确，措辞务求奇隽别致。王士祯《居易录》说，田雯《黔书》七十六篇，有的像《尔雅》，有的像《考工记》，有的像《公羊传》《穀梁传》《檀弓》，有的像《越绝书》。又说，故相孙文定公孙廷铨撰写《颜山杂记》，记载山蚕、琉璃、窑器、煤井、铁冶等，文笔奇峭，也就是这样。现在考察可知，琉璃、窑器、煤井、铁冶都载于此书；至于山蚕一条，则在孙廷铨的《南征记略》中，王士祯大概是偶然记错了。又王士祯《香祖笔记》引用本书所载凤凰岭玉皇宫的石刻，说上面有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的御押，与周密《癸辛杂识》所载不同，并说把两种记载都保存下来以备参考。考察《癸辛杂识》可知，它是明代重刻本，而这块石碑是宋代原刻。木刻本容易产生讹误，应当以碑本为依据。王士祯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也是不对的。只是《香祖笔记》又根据黄瓒《雪洲集》所载《议矿盗》一疏，说颜神镇设官的建议起源于黄瓒，并驳斥本书所说正德十二年巡按黄某奏请设官的说法，认为那是不对的；这确实是孙廷铨考察不够详细的地方。△《岭南风物纪》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吴绮撰写，宋俊增补，江闿删订。吴绮字园次，号听翁，是江都人。顺治甲午年拔贡生，官至湖州府知府。宋俊字长白，是山阴人。江闿字辰六，自称是贵阳人。但王士祯《蚕尾集》中《书缩头道人事》一篇，说“门人新安江闿辰六任均州知州时”等等，不知道他实际籍贯究竟是哪里。吴绮本是文士，所以这部书的叙述大多简洁雅正而不枝蔓，可以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相提并论。开头两条叙述气候，接着十条叙述石，六十条叙述草木花竹，十七条叙述鸟，五条叙述兽，六条叙述虫，十七条叙述鳞介，三条叙述布，三条叙述香，二条叙述酒，四条叙述蔬谷，十五条叙述杂事。它对砚和香的叙述尤其详细精确。只是“碣石卫品字石”一条，应当编入卷末的杂事中；这只是分类编排时偶然失序罢了。宋俊增补的共有七条，都分别作了标识。其中论述米芾所欣赏的石头，本来出产于浛洭县，深秋水位降低时，在沙坑中采取得到，称为“脱沙”。后来浛洭并入英德，于是便拿英德石冒充它，实际上全都是赝品。这也是前人没有揭示过的。只是江闿删去的内容现在无法看到，因此他删削得是否恰当，也就无法考察了。△《台海使槎录》八卷（原任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本朝黄叔璥撰写。黄叔璥有《南征记程》，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康熙壬寅年黄叔璥任御史时巡视台湾所作，所以以“使槎”为名。全书分为三个子目：卷一至卷四为《赤嵌笔谈》，卷五至卷七为《番俗六考》，卷八为《番俗杂记》。台湾从康熙癸亥年开始纳入版图，各种书籍的记载，有的疏略不完备，有的传闻失实。黄叔璥汇集各种书籍，又参照亲眼所见，写成这部书。对于山川、风土、民俗、物产，记述得相当详细；对于攻守险要、控制调度的机宜以及海道上的风向和潮汛，也都一一考察清楚。对于各番社的情势，尤其记载完备。虽然所记只限于一隅之地，但自古以来舆图记载不详的内容，经搜集编缀后，源流始末都清楚明白。它当然不是没有考证价值的。△《龙沙纪略》一卷（内阁中书方维甸家藏本） 本朝方式济撰写。方式济字屋源，号沃园。康熙己丑年进士，官任中书舍人。这部书是方式济的父亲方式澄峄被贬居住在黑龙江时，方式济前往探望，因而根据亲眼所见和听闻，考察核实古迹，编成九门。一为《方隅》，二为《山川》，三为《经制》，四为《时令》，五为《风俗》，六为《饮食》，七为《贡赋》，八为《物产》，九为《屋宇》。总名为《龙沙纪略》。考察《后汉书·班超传赞》说：“平坦地走过葱岭和雪山，龙堆、沙漠近在咫尺。”章怀太子注说：“指的是葱岭、雪山、龙堆、沙漠。”《汉书·匈奴传》说：“康居、乌孙，难道能够越过白龙堆来侵犯西部边境吗？”孟康注说：“龙堆的形状像土龙，高大的有二三丈，低的也有一丈多，在西域之中。”又郦道元《水经注》说：“鄯善国东部边界正对着白龙堆。”由此可见，龙堆在西面而不在东面。又《汉书·武帝本纪》说：“卫青再次率领六位将军横渡沙漠。”颜师古注说：“沙地称为‘幕’，直接穿越称为‘绝’。”《后汉书·西域传》说：“孝武帝深思长久的谋略，命令派遣勇猛的将臣渡过黄河、穿越沙漠。”

译又窦宪《燕然山铭》称为越过大沙漠，李陵《别歌》称“行经万里啊，渡过沙漠”。可见沙漠绵延环绕在西北，也不在东面。自从刘孝标有《赋得龙沙宵月明诗》，李白有“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的诗句，才开始误把“龙沙”当作一个地方，于是诗人便沿用它作为塞外的通称。方式济记述东北地区的事情，却以“龙沙”作为书名，大概是沿用了旧文的缘故。他不知道自唐代以来，渤海大氏已经完全占有这片土地，那里早已是有城郭宫室的国家，怎么可以还用“龙沙”作为名称呢！不过，白山、黑水之间，自古以来的舆图记载，大多来自传闻。即使近来修撰地方志书，执笔的人也未必亲自到过那里。方式济长期住在那里，又闲居时有很多空暇，能够游览询问，详细考察当地情况。例如他辨明混同江源出长白山，当地人称为松阿里江；松阿里江向北与诺尼江合流，向东北接纳黑龙江，又向南接纳乌苏里江，汇流注入大海。因为它汇合三条大江，所以称为混同。其实松阿里江自南向北流，黑龙江自北向南流，相隔二千五百里之遥，两江不能混同称呼。在它们的上游尚未汇合时，仍应当称为松阿里江，等等。这足以证明《金史》把混同江称为黑龙江是错误的，也辨明了《金史》把“松花”讹写为“宋瓦”的错误。他又搜考黑龙江的源流、塞外流入江中的各条小水，以及精奇尼江、诺尼江等支流，这些大多是《盛京通志》没有记载的，当然是研究舆图地理的人必须考察的。此书过去附在作者本人的诗集后面，现今因为其中所载全都属于地理内容，所以析出，收入史部。△《东城杂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厉鹗撰写。厉鹗另有《辽史拾遗》，已经著录。杭州城东有一处叫东园的地方，是宋代旧园林，名称见于《宋史》。厉鹗家住在那里，于是考察里巷中的旧闻遗事，搜集舆地记载未涉及的八十五条，编成上、下两卷。大体上，对古代记载简略，对当代记载详细。不过，所记“九宫贵神坛红亭”“醋库”等条目，考证颇为严谨典雅。又记载高云阁、兰菊草堂、竹深亭，以及金石遗迹中的慈云寺宋刻《剑石铭》等旧迹，这些都是《浙江通志》和武林各旧志记载不详的。至于灌园生以下的那些人物，也都附有小传，使后世修撰地方志书的人有所征引，他所费的心力也可以说很勤勉了。厉鹗一向博览群书，又擅长诗词，所以这部书虽然只是偏僻一隅的琐记，但叙述典雅，文采斐然，颇有古代风格。以上是“地理类”杂记一属，共二十八部、二百一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