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

译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 ○史评类　《春秋》对史事有所删削取舍，发表议论却不加辨析。后来《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的说法各不相同。《史记》则自己撰写序言和赞语，用来表明全书的主旨。但它把黄老之学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贬抑处士，抬高奸雄，班固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史论之所以繁多的原因。其中考察辨析史书体例的著作，如刘知几、倪思等人的书，如果不是博览群书、深入思考，不能编成书，所以作者比较少。至于品评旧闻、抨击往事，只要稍微翻阅史书大略，就可以写成文章。这一方说是，对方说非，彼此助长喧闹，因此这类书动辄多到需要牛车运输。文人士大夫著书立说，务求胜过别人；有时甚至凭空造出意义，偏僻荒谬而不合情理，例如胡寅《读史管见》讥讽晋元帝没有恢复牛姓的说法，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因此，瑕疵弊病丛生，也只有史评类最为严重。当今皇上综括古今，折衷各种议论，钦定《评鉴阐要》和《全韵诗》，昭示后世。光明如日月，微弱的烛火自然可以熄灭。百家杂乱无据的言论，本来可以不保存。只是古来著录旧有这一门类，所以选择其中笃实近理的，酌情收录数家，用来完备体例而已。△《史通》二十卷（内府藏本） 唐代刘子玄撰写。刘子玄本名刘知几，因为避唐明皇的嫌名，便以字刘子玄行世。彭城人。二十岁时考中进士，调任获嘉县尉，升任凤阁舍人，兼修国史。唐中宗时升任太子率更令，多次升迁，任秘书监、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开元初年官至左散骑常侍。后来因获罪被贬为安州别驾，死于任上。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这部书成于景龙四年。全书内篇十卷，共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大概是他任秘书监时，与萧至忠、宗楚客等人争论史事意见不合，所以发愤著成此书。他的内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只有篇目而无正文。考察《唐书》本传，已经说他著有《史通》四十九篇，那么这三篇的亡佚，应当发生在修《唐书》以前。内篇都是讨论史家的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叙述史籍的源流，以及杂论古人的得失。两篇有时重复，也有时互相抵牾。看开头的《六家篇》，开篇就说自古帝王的文籍，外篇已经叙述得很完备了。这说明先有外篇，后来才选取其中精华编成内篇，因此删削时有所遗漏。刘子玄在史学方面造诣最深，又担任史官将近三十年，历任史馆也最久。他贯通古今，洞悉史学的利弊，确实不是后人所能比的。但他性情本来过于刚直，言辞又多激烈之处，诋毁斥责过于严厉，有时强硬得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否妥当。《疑古》《惑经》等篇，世人都共同非议，已经不必说了。就如《六家篇》讥讽《尚书》体例不纯，《载言篇》讥讽左氏不遵守古法，《人物篇》讥讽《尚书》不记载八元、八恺、寒浞、飞廉、恶来、闳夭、散宜生，讥讽《春秋》不记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曹沫、公仪休、宁戚、穰苴，也很是荒谬妄诞。至于史家的书法，重在褒贬，不在称号。幽王、厉王那样昏庸暴虐，也不能削去他们的王号；可是《称谓篇》却说晋康公、晋穆公以下的各帝，都应当削去庙号。朱云折断栏槛、张纲埋轮的事，表现出正直凛然的节操；可是《言语篇》却斥为小巧的辩说，认为史书不应记载。蘧瑗官位列大夫，从未隐居；可是《品藻篇》却说《高士传》遗漏了他的姓名。孔子的门人想要尊奉有若，这件事出自《孟子》，当然不是虚构诬陷。可是《鉴识篇》因为《史记》记载了这件事，便认为它鄙陋，甚至超过了褚少孙。这些都是任意抑扬，偏颇驳杂得十分严重。其他如《杂说篇》说赵盾吃鱼，不算是吃得差，因而议论《公羊传》是在诬妄；又说并州竹马并非当地特产，因而议论《东观汉记》的错误，也多半琐碎支离。况且《周礼》说太史掌管国家的六典，小史掌管各诸侯国的史志，那么史官兼理掌故，是古代的制度。刘子玄的意思，只把褒贬作为根本，其他事情都看作枝节赘余。因此《表历》《书志》两篇，对于班固、司马迁以来的旧例一概排斥，多想删去，尤其违背古法。其他例如他讥讽《后汉书》采录杂说，却自己依据《竹书纪年》《山海经》；讥讽《汉书·五行志》的错误，却自己把元晖的《科录》说成是魏济阴王晖业所作，又把《后汉书·刘虞传》说成在《三国志》中。这些小小的疏漏，更是难免。然而，他分析条理清楚，如同分辨黑白；一经他揭发摘出，即使司马迁、班固也几乎没有言辞可以为自己辩解。也可以说，他是执掌史笔的方法专家，是著书立说的监史。自明代以来，注本总共有三四家，但讹误、脱漏、窜改、混乱都如出一辙。这个版本是内府收藏的旧刻本，没有注文，比其他各家版本更接近古本。其中《点烦》一篇，各版本都佚失了朱点，这个版本也一样。没有办法校订补足，只好暂且仍旧保留。△《史通通释》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浦起龙撰写。浦起龙字二田，无锡人。雍正甲辰年进士，官任苏州府教授。《史通》的注本，旧有郭延年、王维俭两家，近来又有黄叔琳的注本，补充郭、王两家所缺，各自有所增删，彼此各有长处和短处。浦起龙的注本又稍晚于黄注，所以也采用了黄注中的几条。但他颇多纠正、弹劾黄注的疏漏错误。其中如《曲笔篇》说：“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三家都没有作注，浦起龙也只引用《困学纪闻》，说王应麟不知道出处，断定此事无从考查。

译但他不知道“秦人”的事出自《洛阳伽蓝记》，“蜀老”的事出自《魏书·毛修之传》。又如“阑单失力”，他只引用卢照邻赋来作旁证，却不知道《清异录》确实有解释，不必另外借助旁证。这些小小的疏漏，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总体来说，引证详尽明白，足以称为博洽。只是《疑古》《惑经》等篇，更加助长了衰颓的风气，实在是喜好标新立异。并且他轻易改窜古书，往往失去原书本意。例如《六家篇》解释《尚书》的条目中，“语无可述”四字之下、“若此”二字之上，明显脱漏了句子，他却把“此”字改成“止”字，又凭空增加一个“有”字。又如《列传篇》“项王立传而以本纪为名”一句，“立”字并没有错，他却擅自改成“宜”字。这类情况非常多，都失于不够详慎。至于逐句解释、逐章评论，参差不齐地连续写在一起，像书坊刻印古文的格式，更违背注书的体例。如果把一条评论和一条注文分别整理成两部书，那么或许分开后两方面都能更好。△《唐鉴》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范祖禹撰写，吕祖谦作注。范祖禹字淳父，华阳人。嘉祐八年进士，历任龙图阁学士，出任陕州知州。事迹附载于《宋史·范镇传》中。吕祖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起初，治平年间司马光奉诏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任编修官，分掌唐代史事。他把自己所得的材料写成这部书。上起唐高祖，下至唐昭宗、唐宣宗，撮取历史大纲，系以评论断语，编成十二卷，元祐初年上表呈交朝廷。书末署名官衔为著作佐郎，大概是进献此书时所任的官职。后来吕祖谦为它作注，才分成二十四卷。蔡绦《铁围山丛谈》说：“范祖禹的儿子范温游览大相国寺，诸位贵近宦官见到他，都指指点点地说：‘这就是《唐鉴》的儿子。’”大概是因为不知道范祖禹是谁，只听说有一部《唐鉴》。由此可知，这部书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张端义《贵耳集》也记载，宋高宗与讲官谈话时说：读《资治通鉴》，知道司马光有宰相的器度；读《唐鉴》，知道范祖禹有台谏官的手段。只是《朱子语录》认为他的议论软弱，也有与事实不相应的地方。然而，《资治通鉴》采用武后年号纪年，范祖禹却独自采用沈既济的说法，把武后临朝称制的二十一年归入唐中宗名下。他自己说，这相当于《春秋》“公在乾侯”的义例；并且说，即使因此得罪君子，也不推辞。后来朱子撰写《通鉴纲目》，记载魏帝在房州，实际上仍沿用了这种体例。王懋竑《白田杂著》也说：“范淳父的《唐鉴》说，有能治理人的人，却没有能治理的法。朱子曾经鄙弃这种说法，认为它过于简单草率。到了晚年撰写《社仓记》时，却极力称许它，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并且自己说明从前的说法错了。大概是因为他的阅历增多了，所以前后所说有所不同。读者应当详细考察，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而把它当作定论。”这样看来，《朱子语录》中记载的话，不能据此断定这部书了。△《唐史论断》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孙甫撰写。孙甫字之翰，阳翟人。考中进士，历任右正言，升任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兼任侍读。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孙甫认为刘昫《唐书》繁琐冗长，遗漏很多，且不合史书体例，于是改用编年体。此书始创于康定元年，完成于嘉祐元年，编成《唐纪》七十五卷。其中凡善恶分明、可以作为借鉴的事，各自附上评论，共九十二篇。孙甫去世后，《唐纪》奉诏征取，留在宫禁之中。他的侄子孙察曾抄录副本送给司马光，世间也很少见到，只有《论断》单独流传下来。绍兴二十七年，曾在剑州刻版。后来蜀地刻本散失，端平乙未年，黄准又在东阳重刻。《宋史·艺文志》记作二卷，《文献通考》记作十卷，这个本子只有三卷。大概此书是从《唐纪》中抄出另行刊刻的，并不是原来的卷帙。因此卷数多少，随着编排而任意分合，实际上并不存在两个不同的本子。书前有自序一篇，末尾附有司马光的跋。曾巩、欧阳修所作的墓志和行状，苏轼答复李廌的书信，张敦颐的后序，都推重这部书，甚至朱子也称赞它的议论胜过《唐鉴》。△《唐书直笔》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吕夏卿撰写。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考中进士，任江宁尉，历任宣德郎，官至秘书丞。因参与修撰《唐书》完成，升任直秘阁、同知礼院，后来出任颍州知州，死于任上。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考察曾公亮《进唐书表》所列参与编修的人共有七人，吕夏卿排在第六。本传也称吕夏卿学问长于史学，贯通唐代史事，广泛采集数百家传记和杂说，权衡取舍，整理编次；又通晓谱学，创制世系等表，在《新唐书》的修撰中功劳最大。这样看来，他的职位虽然在欧阳修、宋祁之下，但编纂修订的功力，实际上并不在欧阳修、宋祁之下。据晁公武《读书志》，这部书是他在史馆时所提出的意见：前二卷评论记、传、志，第三卷评论旧史的繁琐文字和缺漏错误，第四卷是《新例须知》，也就是他拟定的凡例。只是晁氏把《唐书直笔》记作四卷、《新例须知》记作一卷，而这个本子合为四卷，或许是后来合并了吧？晁氏称吕夏卿这部书，欧阳修、宋祁之间有所采纳；其中所有不相符合的地方，都是欧阳修、宋祁没有采用的。然而，看重朱砂的人未必看重白色，评论甘味的人往往忌讳辛味。著述的人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他们所采用的未必都对，未采用的也未必都错。考察晁氏另行记载的吕夏卿《兵志》三卷，称是从宇文虚中季蒙那里得到的。书后题记说：“夏卿修撰唐史时，另撰《兵志》三篇，自己珍藏，不让子弟擅自传布。鲍钦止在吏部任职，喜欢收藏书籍，苦苦请求才得到这部书。他的儿子、无为太守鲍恭孙偶然谈到此事，于是恳求借来抄录，抄在吴兴的山斋中。”如此看来，吕夏卿对于《唐书》大概另有自己的见解，只是《兵志》没有能够流传施行。他只是器量和见识较为深厚，不肯像吴缜那样公开攻击罢了。如今《兵志》已经看不到了。把这部书一并保存下来，用来相互考校，也未尝不是参订异同的帮助。△《通鉴问疑》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宋代刘羲仲撰写。刘羲仲是筠州人，秘书丞刘恕的长子，附见于《宋史》刘恕传末尾。书中只说刘恕死后七年，《通鉴》完成，朝廷追记刘恕的功劳，授予他的儿子刘羲仲郊社斋郎一职（按：《宋史》原本作“义仲”，《癸辛杂识》也作“义仲”，都是传抄错误，今改正），但他的生平始末却没有详细记载。史书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英宗命他自己选择馆阁中的杰出人才共同修撰。司马光回答说：“馆阁中文学之士确实很多，至于专门精通史学的，我所知道的只有刘恕一人。”于是召刘恕入史局任职，遇到史事纷繁难以处理的，总是把它交给刘恕。刘恕考证魏晋以后的史事，纠正差错，最为精细详尽。刘羲仲这部书，就是搜集记录刘恕与司马光往来辩论的话。书末说：“如今《春秋》尚且被废置，何况这部书呢？”等等。大概成书于熙宁以后。邵伯温《闻见录》称，《通鉴》把《史记》及前、后《汉书》的内容交给刘攽，把唐代直到五代的内容交给范祖禹，把三国经过九朝直到隋代的内容交给刘恕，所以这部书所评论的都是三国至南北朝的事情。凡是辨析议论，都极其精审核实。史书称刘恕笃爱史学，从太史公所记的史书直到周显德末年的私家记载和杂说，没有不阅读的。上下数千年之间，无论大事小事，都像在指掌之间一样清楚，这大概不是虚夸。《通鉴》奉魏为正统，朱子修《纲目》则改奉蜀为正统。讲学家认为这是申明大义，向上继承《春秋》。如今考察这部书，才知道刘恕曾经把蜀比作东晋，打算承接正统，曾与司马光力争，但没有被采纳。这说明不只是习凿齿、刘知几早已有这种说法，即使修撰《通鉴》时，也并非没有人议论过这件事。书末附有刘羲仲给范祖禹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父亲在史局时，只是分类整理史事，编成《长编》；至于判断是非、决定取舍，全都出自君实的删削，而刘羲仲没有见过君实，不能全面知道凡例中判定是非、决定取舍的原因。范淳父也曾参与修撰《通鉴》，于是写信提出疑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他提出的共八件事，又记载了范祖禹的答信，对这些问题一一详细剖析，后来深深悔恨自己诘问辩难的错误。他还说，担心以后又有人用浅薄言论破坏正确言论、用小道理损害大道理，像自己所说的这些话一样，所以把它们记录下来，使后世有所考察。他能够彰显先人的长处，又不忌讳记载自己的过失，更足以看出涑水一派还保有先儒质朴直率的遗风。△《三国杂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唐庚撰写。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年间考中进士，调任利州治狱掾，升任阆中令，入朝任宗学博士。张商英推荐他，授任提举京畿常平。后来因替张商英撰写赋文而获罪，谪居惠州。大观五年遇赦回归，途中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这部书杂论三国史事，共三十六条，另有自序一篇，后人都编入唐庚文集。考察《宋志》记载唐庚文集二十二卷，与今本相同，似乎这部书原来就在文集之中。然而晁氏、陈氏《书目》都记载唐庚文集十卷，可知今本把其中一卷析为两卷，又加上这部书二卷，合为二十二卷，实际上不是原本。因此《永乐大典》收载这部书时，也另编为一部，没有列入文集名下。现在仍然另编为二卷，以恢复它原来的面貌。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唐庚的文章长于议论。如今考察他评论诸葛亮宽待法正、以及不到一年便改元的事情，都故意与前人相反。他评论荀彧反对曹操接受九锡的事情，也都是有意与前人相反。至于诸葛亮与吴国和好，本来是权宜之计，他却认为是王道的正道；诸葛亮攻取西县一千多家，本来是为了招抚安置，他却认为这是扰累无辜，这些说法都不合道理。他又说商代没有建丑之说，认为张掖的石图就是河洛之文，只可惜没有伏羲、神农那样的人来识别它，这就更加荒谬了。不过，他其他的议论中也有很多可以采纳的地方。精纯与驳杂并存，优点和缺点都无法掩盖，本来也是后世评论者所应有所取舍的。△《经幄管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曹彦约撰写。曹彦约字简甫，都昌人。淳熙八年考中进士，薛叔似任宣抚京湖时，征召他任主管机宜文字。历任官职，升至宝谟阁待制、成都府知府。宝庆元年，升任兵部侍郎，改任礼部，随即授任兵部尚书；他极力推辞，不肯接受，以华文阁学士身份退休。去世后谥号文简。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大概是曹彦约任侍讲、在经筵讲学时编纂的，内容都取自《三朝宝训》，反复加以阐明，用来显示应当效法的道理。大概就是范祖禹《帝学》中多陈述祖宗旧事这一宗旨。考察仁宗天圣五年，仁宗答应监修王曾的请求，采集太祖、太宗、真宗不见于正史的事迹，命李敬等另编《三朝宝训》三十卷。宝元二年十二月，下诏将此书作为进讲之书。此后经筵讲读相沿成习，遂成为惯例。曹彦约这部书在讲读《符瑞》等篇时，虽然不免有所回护，但这也是当时臣子的言辞，不得不如此。其余各篇，都能旁征经史，归结到法则和戒诫上，也可以说没有失掉启发君主的职责。旧刻本散失后，长期没有流传的本子。只有《永乐大典》还载有全文，现在详细校勘整理，厘定为四卷。其中间或有辨析考证的文字，都依照原文附在相应位置。△《涉史随笔》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葛洪撰写。葛洪字容甫，自号蟠室老人，婺州东阳人。淳熙十一年考中进士，嘉定年间官至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去世后谥号端简。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前有自序，大意说，微小官员直到平民百姓，希望求见朝廷而求取仕进的人，除了自行求进、乞求怜悯之外，往往最终没有别的话可说，这不过是彼此欺骗罢了。葛洪不敢这样欺骗，因为正在服丧居家，于是取历代史书温习推究，偶有所见便随手记下，因而选取其中可以帮助朝廷议论的二十六篇进献。这样看来，这部书是葛洪尚未显达为官时献给当时宰相的作品，所以所评论的都是古代大臣的事情。其中评论田歆的一条说，田歆如果果真能正直自守，人们自然不敢以私事求托于他；贵戚敢于请托，仍然是田歆的罪过。评论韦澳的一条说，是非虽然应当顺应人情，也应当根据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所说的很有道理。其他内容大多因当时的形势立论，也属于胡寅《读史管见》一类。不过他的论说持平温和，不像胡寅那样苛刻偏颇。

译只有评论申屠嘉的一条，反复说明宰相的权力应当加重。然而，宋代的宰执实际上没有宦官专权来牵制他们，与汉、唐的形势完全不同。像王安石、蔡京、章惇，像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都受害于权力过重，因而发展到把善类全部铲除，摧残败坏国家。葛洪所说的，只知道防范宦官造成的弊端，却不知道防范奸臣造成的弊端，未免失于偏颇了。△《六朝通鉴博议》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李焘撰写。李焘另有《说文五音韵谱》，已经著录。这部书详细记载三国、六朝时期战争胜负和攻守的事迹，并附上评论。考察李焘本传所载他的著述，没有这部书的名称，却有《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两书的异同无法考见。核对它的义例，大概也属于《江东十鉴》一类，是专门为南宋立论的书。然而，《十鉴》只是夸耀地形，粉饰空洞言辞来激发战斗气势，可以说是夸张而没有实质。这部书则把得失一并陈述，法则和戒诫都很完备。它以修治人事、使自身强盛为主旨，比李舜臣的论述更加切实。史书称，李焘曾上奏孝宗说，孝宗即位已经二十多年，志在使国家富裕强盛，但军力弱、财力匮乏，这与“教导百姓七年就可以用兵”的情形不同。又因孝宗有功业不足的感叹，李焘再次说：“功业表现在通权达变上，人事既已修治，天意的回应自然会到来。”大概他接受规谏、进献劝告时，只是恳切地把树立国家根本放在首位，并不夸耀地陈述恢复中原的计划。这部书的写作用意，也很相同。后来他的儿子李璧不能守住家学，迎合韩侂胄的意图，于是引发了开禧年间的战争。由此才知道，李焘的见识，本来不是主张议和的人所能达到的，也不是主张用兵的人所能达到的。△《大事记讲义》二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吕中撰写。吕中字时可，泉州晋江人。淳祐年间考中进士，升任国子监丞，兼任崇政殿说书，调任肇庆教授。这部书第一卷评论三篇，第二卷记载宋太祖的事迹，第三至第五卷记载太宗的事迹，第六至第七卷记载真宗的事迹，第八至第十二卷记载仁宗的事迹，第十三卷记载英宗的事迹，第十四至第十七卷记载神宗的事迹，第十八至第二十卷记载哲宗的事迹，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二卷记载徽宗的事迹，第二十三卷记载钦宗的事迹。史事按类别叙述，中间加以评论。凡是政事、制度以及百官贤能与否，都详细载入书中。评论中所议论的选举资格、茶盐政制等条目，对宋代政治的弊病颇为切中。又如书中所载铨选制度废除常参、任子制度大量裁汰、三司分为二司、茶税改用刍粮缴纳等事，都是《宋史》各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没有详备记载的。书中所载朋党中诸人的事实，以及议论新法诸人的辨论，也都与《宋史》列传有许多异同，足以为史学研究提供参证。书前有兴国军教授刘实甫的序，说：“水心凭借其老师平日讲习贯通的学问，发明我朝圣君贤相的心意。”这样看来，这部书是吕中平日讲论的稿本，由叶适等人替他编次而成。△《两汉笔记》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钱时撰写。钱时另有《融堂书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评论汉代史事，嘉熙二年曾经上奏进献。书前有尚书省的札文，称为十二卷，与这个本子相合。叶盛《水东日记》认为这是不完整的本子，不对。它的体例是以两部《汉书》的原文为纲，在下面分别附上评论。前一、二卷很受胡寅《读史管见》的影响，例如萧何收取秦朝图籍，就责备他没有收取六经；又如萧何劝高帝不要攻打项羽、归还汉中，就责备他出于欺诈手段。它认为曹参、文帝陷溺于邪说，把过错归于张良；对于陆贾的《新语》，则责备他不懂仁义。这些都是故意作苛刻的评论，来夸耀自己的高明见识。三卷以后，才逐渐合乎情理，所持论点大多能够平正地辨明是非。其中评论张良劝谏高帝不要分封六国后裔时，认为封建制度必定不能恢复，郡县制度不能不设置；评论董仲舒请求限制百姓名下田地时，认为井田制必定不可实行；对于文帝废除肉刑，也不太认为这是过错。尤其能够洗涤讲学家胸无一物却高谈三代的陈旧习气。至于评论董仲舒对策，认为道的根本不在天而在心，这是金谿学派的宗旨。评论元帝以对待宾客的礼节接待呼韩邪，评论光武帝闭关而拒绝西域，都极力称赞他们能够忍让、善于退让。这不过是南宋渡江以后为议和而作的饰饰之词，所谓有人替它作出有意的解释，置之不论也就可以了。△《旧闻证误》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李心传撰写。李心传另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已经著录。《要录》对于各书中的讹误和异文，往往随事加以辨正。因此，这部书所论北宋事情较多的部分，就不再重复收录；有时涉及南宋事情，则是《要录》没有涉及的，用来补充它的遗漏。凡是他看到的私家史书和小说，上至朝廷制度沿革，下至年月的差异、姓名的错杂，都一一详细征引广博材料，权衡判断是非。大体上像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先列出旧文，接着加以驳正，分条剖析；体例则像《孔丛子》诘问墨家的文字。其中辨决疑问、订正错误，对于史学很有帮助，不是通晓一代掌故的人不能撰成。《宋史·艺文志》记载这部书为十五卷，从明代起就已经没有传本，所以薛应旂、王宗沐等续修《通鉴》，以及商辂续修《纲目》，都没有见到这部书。现在从《永乐大典》的记载中搜集整理，还得到一百四十多条。谨依时代先后大略编排，分为四卷。虽然不是李心传的完整书稿，但从现存内容看，对考证史事已经有不少帮助。原书在所辨析的各条后面都注明书名，《永乐大典》传抄时脱漏，只保存了其中十分之三四。我谨慎地从旁广泛搜集考证，凡是有依据可查的，都加以补注；没有依据可查的，仍旧保留原样。心传所辨析的内容，间或有脱文，如今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勘，也不敢凭主观臆测增删。《通鉴答问》五卷（通行本）。

译宋代王应麟撰写。王应麟著有《周易郑康成注》，已经著录。这部书是《玉海》末尾附刻的十三种书之一，起于周威烈王，终于汉元帝，大概是尚未完成的稿本。书名虽叫《通鉴答问》，内容却多涉及朱子的《纲目》。《纲目》本来就是依据《通鉴》编写的，所以王应麟的论述在这两部书之间有所出入。他所评论的人物和事件，只有汉高祖白帝子一事，认为两家偶然遗漏了删削；孔臧在元朔三年免去太常一职一条，则怀疑是错误地采自《孔丛子》。其余内容都尊崇新的体例，类似尹起莘的《发明》；苛刻考核古人，类似胡寅的《管见》。例如汉高祖经过鲁地祭祀孔子，本来没有什么可贬责的地方，书中却反而讥讽汉代没有真正的儒者；文帝废除禁止私铸钱币的法令，本来不值得称道，书中却反而称赞这是仁德惠及天下。这与王应麟所著的其他书很不相同，书的真伪大概无法确定。或许是伯厚的孙子刻印《玉海》时伪造了这部书，借以把他的祖父附会到道学一派中去吧？然而除此之外没有明显证据，无法确实验证它是伪书，姑且认为它的大旨不违背正道，也就可以了。《历代名贤确论》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明代吴宽的序，说书中内容都是唐宋人的著作，散见于各家的文集中。有人认为这些文章没有汇归一处的缺憾，于是辑成此书，以便阅读。锡山的钱孟濬又说，因为这部书不可能家家都有，所以刊刻流传于世，等等，但也没有说明作者究竟是谁。近世流行的刻本，有的题作华亭钱福辑录；然而钱福在弘治三年庚戌考中进士，吴宽的序作于弘治十七年甲子，两人处于同一时代，吴宽不应不知道是钱福编辑的。大概是后来书商重新刻印时，因钱福廷试对策列第一，便假托他的名义来发行吧？所采录的各家论著，都止于北宋。书中把“苌宏”写作“苌洪”，仍然避宋宣祖的庙讳，可见它应是理宗以前的人所作。考察《宋史·艺文志》，其中有《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大概就是这部书。只是这个版本少了四卷，稍有不合。或许是“十七史”四字衍文，或者刻本合并为一百卷，以取整数，这些都无法知道。看它评论人物，从三皇一直到五代，按朝代分别编排，每代都标列君主姓名。总论一个朝代的，便称为“通论”，以与其他条目区别。虽然没有标明“十七史”的名称，但核对其起止，恰好符合十七史的数量。它就是《宋史·艺文志》所记载的那部书，这一点更加得到证明。所引用的唐人文章，例如罗隐论述子高、梅子真，卢藏用论述纪信，张谓论述刘宋代替晋朝的几篇文章，都是《唐文粹》等书没有收录的。大概宋代经义、诗赋两科都要考试策论，所以书坊多刻这种书，以供应试者揣摩学习。不过它在取舍方面颇有删裁，和陈继儒《古论大观》那种庞杂琐碎的书相比，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历朝通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代陈栎撰写。陈栎著有《书传纂疏》，已经著录。这部书叙述历代兴衰成败和得失，各自加以评论，每一代写成一篇。从伏羲到五代编为两卷，北宋、南宋各占一卷，大概是对近代详写、对远古略写的意思。南宋只写到宁宗，卷末有陈栎自跋，说理宗、度宗两朝没有可据的史书。旧本题作《增广通略》，却没有说明是根据谁的书增补的。《千顷堂书目》有《通略句解》五卷，也没有说明作者。陈栎自跋说，金朝的事情，廷方虽然略有叙述，但因为没有见到金史，不敢轻率下笔；那么，廷方或许就是原来撰写这部书的人名吧？至于他的姓氏、爵位和籍贯，就无法考知了。此书成于至大庚戌年。明正统壬戌年，陈栎的孙女婿、汉阳知府王静从乡人方勉处得到此书，才开始刊行。这个版本是袁应兆刊行的，只题作乙亥年，没有注明年号。书末附录有万历戊子年纪年，因此这个乙亥年就是崇祯八年。后面附有陈栎的《蒙求》一篇，以及陈栎行状、墓志一类的文字。《蒙求》末尾的四韵还涉及明初，句下注说这八句是朱枫林增补的；然而原文到厓山为止，句下注却说“宋被元逼迫”等话，明显不像当时的语言，大概也经过了改窜。这部书虽然只是撮要叙述大纲，不免简略，但持论醇正；用来考证史实虽不足，用来辨析是非，读史的人确实可以从中有所取益。《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内府藏本）。元代胡一桂撰写。胡一桂著有《易本义附录纂疏》，已经著录。这部书从三皇写到五代，汇集史事，并附加评论。前面有大德壬寅年的自序，以及地理、世系等十三幅图。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宋以来评论史书的著作多得汗牛充栋，大多庞杂而值得议论，原因在于没有经过研究考订。这部书的议论颇为精当允当，绝不是宋儒片面见解所能相比的。读一遍便能使人对古今兴亡、治乱的道理了然于胸。朱子称《稽古录》说，其中的言论就像桑、麻、菽、粟一样，是小孩子也能明白的六经，应当让人读下去。我对这部书也要这样说。” 他对这部书推崇到了极点。至于他议论此书应当遵从《资治通鉴》以魏为帝，而不应遵从《朱子纲目》以蜀为帝，则是对早已定论的事情偏要坚持不同意见来惊骇听闻，这不足以成为责备胡一桂的理由。熊禾《勿轩集》中有胡庭芳《史纂通要》的语序，正是为此书所作。胡庭芳，字一桂。他称作《史纂通要》，只是省略了书名。这一版本没有收录熊禾的序，大概是偶然散佚了吧？《学史》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邵宝撰写。邵宝著有《左觿》，已经著录。邵宝曾任江西提学副使，这部书是他任提学时所作。全书分为十二卷，用来象征十二个月；另外多出一卷，用来象征闰月。每卷有的三十条，有的二十九条，用来象征月份有大月、小月。完全取程子“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的意思，命名为“日格子”。巡抚吴廷举曾经把它进呈朝廷。书中选取从周代到元代的史事，分条评论，文辞简洁而意旨明确，笔力很是刚健。其中如记载《后汉书》中谯元因弟弟服丧而辞官、戴封因伯父服丧而辞官的事情，认为这是借避世来推辞与人交往。不知道后汉人的风俗人情淳朴，那些因期服、功服丧事而解除官职、守丧的人，在史册中屡见不鲜。邵宝怀疑他们是借故逃避，未免有不加考察的失误。他又评论荀彧，认为其志向像管仲，内心像召忽，不可与扬雄相比。这种说法也不恰当。然而邵宝一生精深于经学，持论平正，终究不是胡寅一类人的刻薄深险、尹起莘一类人的浮浅所能相比的。

译《史纠》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朱明镐撰写。朱明镐字丰{艹己}，是太仓人。这部书考订各部史书在编纂体例方面的错误，以及史实之间的矛盾抵牾。上起《三国志》，下至《元史》，每部史书各编为一篇。《元史》不大加以评判，他自己说是仿照郑樵《通志》不敢删削《唐书》的体例。至于《晋书》《五代史》，也缺篇而没有评论，不知道是传抄时散佚了，还是点校尚未完成。看篇末另外附有《书史异同》一篇、《新旧唐书异同》一卷，和前面的体例截然不同，可知是后人搜集残稿，编次成书的。明代的史论很多，大多只是夸耀游谈，专门翻旧案，却不能核查事情的始末。朱明镐名声不大，但对各部史书都能钩稽考索、参互贯通，掌握其中的条理，确实一一来自对原书的勘验，比其他人更有根据。他的书中，《三国志》和另外八史多评论史书编写上的错误，同时也核查事实；《唐书》《宋史》则大体考证异同，指摘重复和遗漏。其中有不少内容沿袭裴松之《三国志注》、刘知几《史通》、吴缜《新唐书纠谬》、司马光《通鉴考异》的文字。又如《隋书》记兰陵公主忍受羞耻再嫁，却因为以身殉死于后夫而被列入《列女传》；《宋史》记包恢用肉刑施行公田法，以讨好贾似道，却反而因为源出朱子而另称为道学；这些明显荒谬的地方，朱明镐也没有全部揭示出来。至于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本来杂采各书，只作按语而不下断语，以备史家选择采用。因此它的宗旨是全部收录，并不取舍。徐梦莘实际上没有在旁边加写一句评论，朱明镐却误把记述性的文字当成徐梦莘的论断，大加排斥诋毁，尤其是考察得不够详细。总的说来，他相互参照考证，多数切中要害；精审核实、值得取用的约有十分之六七，也可以说是一个留心史学的人了。《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一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康熙四十七年由吏部侍郎宋荦校刊，都是圣祖仁皇帝亲自批阅的。朱子依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写《纲目》，只有《凡例》一卷是亲自裁定的。书中的“纲”都是门人依照《凡例》编修的，“目”则全部交给赵师渊。后来疏通阐明其义旨的，有遂昌尹起莘的《发明》、永新刘友益的《书法》；笺注解释名物的，有望江王幼学的《集览》、上虞徐昭文的《考证》、武进陈济的《集览正误》、建安冯智舒的《质实》；辨正传写差误的，有祁门汪克宽的《考异》。明弘治年间，莆田黄仲昭取用各家的著作，分散编入各条之下，这就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都是尊崇朱子的人。因此大体上只是依照原文敷衍解释，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末张自勋撰写《纲目续麟》，才开始用《春秋》的旧法纠正义例上的错误；芮长恤撰写《纲目拾遗》，用《通鉴》原文辨明删节的失误。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互相争持不下。我们圣祖仁皇帝明察深远，独能契合尼山删削史书的宗旨。于是依据陈仁锡刊本，亲自加以评定，权衡极为恰当，使褒贬之意清楚显明。又厘正众说，折中归于一致。又因为金履祥认为刘恕的《通鉴外纪》失于嗜好多闻、喜好奇异，于是搜集经书和传记，上起帝尧，下至周威烈王，撰成《通鉴前编》。又概括全书纲领，撰成《举要》置于末尾；再采辑上古逸闻，撰成《外纪》列于开头。陈仁锡稍微改变了它的体例，改题为《通鉴纲目前编》，与《纲目》合刊，用来补足朱子未能涉及的部分；也因袭原来的版本，得到御笔品评题识。至于商辂等人的《通鉴纲目续编》，依据朱子的《凡例》记载宋、元两代的事情，错误遗漏很多。六合之战，误把明太祖的军队称为贼兵，尤其贻笑千秋。后来周礼撰写《发明》，张时泰撰写《广义》，附在各条之下，其中荒谬妄诞之处，更是不止一端。因此陈仁锡把它接续刊刻在《纲目》末尾，也得以一同呈给皇帝阅览，并显示出不同的裁断。乾隆壬寅年，我皇上亲自撰写题词，纠正其中悖谬乖戾的错误，用来破除诬妄、传布真实；又下诏命廷臣取来此书，详细加以刊正，使其符合最公正的原则。这尤其足以昭示并流传千古，成为读史的指南。《御制评鉴阐要》十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大学士刘统勋等编次后恭敬进呈，都是《通鉴辑览》中奉载的御批。当初馆臣恭敬地编纂《通鉴辑览》时，分卷撰稿，按日进呈。皇上在深夜亲自披阅，用朱笔评论裁定，随条发表议论，灿然如日月星辰。其中有奉敕命馆臣撰拟、贴签后一同进呈的，也都得到圣明裁决和修改，涂改、增删之后，原稿十篇只存二三篇。全书完成以后，其中体例和事实得到御笔批示的，几乎有数千余条；既然已经刊刻在书册开头，昭示后世。馆臣等充分听取皇上的指授，知道其中微妙的文字和深奥的义理，都是出自圣人独断的精心。然而全书篇章句式较为繁多，观览全书的人有时难以看清边际。因此又详细加以甄别辑录，刻成这部书。全书分为十二卷，共恭录御批七百九十八则。大体上，皇上亲自撰写的占十分之三，修改馆臣签拟文字的占十分之七。宏大的纲领和重大的旨趣，都鲜明地呈现在精美书册中。仰望圣明的鉴察精细周密，没有幽微之处不能照见。譬如铸造九鼎所用的金属，神奸的形状都呈现出来，丝毫也不能逃遁。因此评论时代、识别人物，无不揭发细微之处、阐明隐晦之情。所谓斥责前代矫饰欺妄的行为，破除史家荒诞妄言，辨析考核错误，折中不同说法，其中的义理都是古人未曾阐发的；而铺陈言辞以作训诫，也正符合人心和天理共同认同的道理。至于特意用笔揭示的事项，严厉得如同衮服和斧钺所象征的褒贬，例如贾充、褚渊等人被记为死于非命，狄仁杰被记为侍奉周朝，纠正南北朝史书中称侵、称寇的文字，以及订正辽、金、元人的姓名、官名、地名等错误。对于纪年系统，也再三加以申诫，尤其谨慎地重视保卫国家、凝聚天命的根本。这确实足以使聋者觉醒、使昏聩者震动，并把教诲垂示万世。大概千古的是非取决于史官的褒贬，而史官褒贬的是非，则有待圣人加以折中裁定。臣等编纂史评，恭敬地把这部书录入其中。不仅唐宋以来偏私袒护的人没有地方插嘴，即使千古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也确实已经包括无遗。它尊崇读史所应遵循的权衡标准，同时也阐明了传承圣人心法的宝典。

译《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六卷。乾隆四十八年，特命诸皇子会同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等，选取历代册立太子的事迹，将有关鉴戒的内容按朝代编纂。从周代到前明，共选得三十三件事，另外附带列举五件。春秋以后诸侯王建立世子的事情，和储贰之事不能相比的，偶尔在案语中叙述其大概，而不列入正文条目。其他偏据一方、篡夺帝位而与正统传承无关的，也一概略去不论。像宋代的太弟、明代的太孙，尤其足以成为万世昭著的鉴戒，就详备地加以论述。记事取自正史，评论则以《资治通鉴纲目》的御批和《通鉴辑览》的御批为准。卷首恭敬地载录节略奉行的谕旨，就像群书中有纲要一样。臣等仰见我国家万年垂统，圣明的谋虑深远。家法世代相承，不实行建储册立。皇上斟酌今制并参考古制，全面阅览前代失败的教训，明白知道建储一事绝对不可实行。皇上屡次颁下谕旨，说明得深切而明白。臣等恭敬地读到御制《职官表联句诗注》，在詹事府条下说：“自古以来，书生拘泥迂腐的见解，动不动就把建储说成国家的根本。其实都是为自己日后的身家打算，对国家大事没有帮助。确实是因为立储以后，宵小之徒会乘机窥伺、寻找机会，酿成祸乱的根源，其中的弊害说也说不尽。朕对此反复熟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的子孙应当恭敬而警惕地遵守这一训诫，把它奉为万年不变的法则。”圣明的训诫光耀显赫，如日月星辰般昭然高悬。以这部书所记载的前代往事加以验证，既能清楚看到前事中应当惩戒的地方，也更加知道圣朝遗留的谋略宏大深远，确实是延续福祚、奠定万年基业的重要道路。以上“史评类”二十二部，共三百八十二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卷八十九　史部四十五。史评类存目一。《史通会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陆深撰写。陆深著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陆深曾认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刻本错误很多，于是加以校定，共补正残缺、磨损和错误之处若干字。又因为其中《因习》上篇残缺散佚，便订正《曲笔》《鉴识》两篇的错简，把它们类编为一篇，以恢复原貌。又采集其中的精华，另行编成《会要》三卷。书中还附载后人评论史学的话，有时也参杂自己的见解。陆深文集中另载有《史通》两篇跋文，大意说，刘知几判断是非任凭个人感情，往往搜取圣贤的过失，这是他的短处。至于评论文章体制，也可以说是恰当的。他又说，刘知几曾认为国史叙事应以简约为主，但他自己的书却有不少冗长之处。考察他的议论，就可以看出他取舍的宗旨。《史通评释》二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明代李维桢评注，郭孔延附加评语并作解释。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隆庆戊辰年考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郭孔延的生平始末不详。《史通》的旧刻本，流传到现在的很少。因此《永乐大典》搜罗广博，却唯独遗漏了这部书。后来有蜀本、吴本，文字都有脱漏，彼此也有不同。万历年间又有张氏刻本，增加七百三十多字，删去六十多字。又在《曲笔》《因习》两篇中补足残缺，于是成为完本。但不知道他所增补的内容究竟依据哪一种版本。然而从此以后，世人都把张本作为祖本。李维桢依据张氏本，略作评论。郭孔延又续作评释，杂引各书来加以证明。凡是每篇末尾标有“评曰”二字的，都是李维桢的话；标有“附评”二字的，则是郭孔延补充的。李维桢的评论没有超出明代人的游谈习气，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郭孔延的解释，引用依据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