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译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别集类二十四 △《一峰集》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罗伦撰写。罗伦字彝正，别号一峰，江西永丰人。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任修撰。脱去布衣身份刚三个月，他就上疏弹劾大学士李贤，被贬为泉州市舶副提举。第二年皇帝下诏召回，恢复原官，改任南京供职。不久因病辞官归乡，退居金牛山，授徒讲学直到终老。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罗伦与陈献章号称交情深厚，但陈献章以超然觉悟为宗旨，罗伦则坚定地遵守宋儒的道路，两人的学问很不相同。《明儒学案》说：“罗伦刚正耿介，超绝流俗，一生不说迎合众人的话，不做柔弱顺从的事。即使饥寒交迫，几近死亡，也没有什么能动摇他的内心，大概可以说是没有私欲。”如今阅读他的文章，刚毅之气显现在纸墨之间。诗也豪迈不凡，虽然坚持义理过于坚硬，有时流于迂阔；又喜欢排比堆叠前代儒者传记、注疏中的成语，缺少删汰功夫，有时失于繁冗。但其中也有许多出自心得的言论，不是外表强硬而内里空虚的人所能相比的。后面收有《梦稿》二卷，记梦的文字多达三百多首，隐约迷离、虚幻渺茫，几乎无法揣测其用意所在，也是文集中少见的一种体裁。因为他这个人值得尊重，所以附在本集之后流传，如今也姑且依照旧本录入。△《篁墩集》九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程敏政撰写。程敏政另有《宋遗民录》，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程敏政亲自编订的。据《千顷堂书目》，他还著有《外集》十二卷、《别集》二卷、《行素稿》一卷、《拾遗》一卷、《杂著》一卷。如今这些都不在此编中，怀疑它们另有单行本。程敏政学问广博通达，著作都有根基，不是无根的浮泛议论可比。只是因为他生长在朱子的乡里，又自称是程子的后裔，所以对汉儒、宋儒判然如冰炭，对蜀党、洛党也争斗得像对待仇敌。门户之见既深，又迎合自己的私心，于是往往失于偏激驳杂。如《奏考正祀典》，想把郑康成从其乡里的祭祀中黜除；又作《苏氏梼杌》，罗织苏轼的罪过，以报复伊川九世的仇怨，至今仍受到通达之士的责骂。他的文章格调也颇为衰颓，不超出当时的风气；诗歌多达数千篇，尤其多率意浅易之作，寻求其中警策精妙的句子非常少。然而明代中叶，士大夫大肆谈论性命之学，其弊病日益流于空疏，只有程敏政凭借雄才博学，在当时特然挺立而出。他在集中征引古代事例，倚仗自己学问广博而不加详细核检，错误确实很多；但其中考证精确恰当之处，也不时有值得取用的地方。总的说来，他仍是一时的博学之士，不能因为内容芜杂就全部废弃。他的文集题名为“篁墩”，考察新安有黄墩，是晋代新安太守黄积居住的地方。他的子孙世代居住在那里，所以用“黄”作为地名。罗愿《新安志》和朱子《文集》记载的都相同。程敏政却说“黄”本来是“篁”字，因为黄巢而改写，于是称作“篁墩”，还为此作记，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别号。他的说法是杜撰的，没有依据；但名称由主人决定，实际上又符合古义，所以如今也仍沿用旧称。△《枫山集》四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章懋撰写。章懋有《枫山语录》，已经著录。章懋起初任职词垣，以直言进谏著名。如今文集的第一篇就是他的原奏疏。考察元夕张灯，并不算失德；词臣联句唱和，也有旧例。可是他反复竭力争辩，近似伊川劝谏折柳之事，未免矫激过分。不过，他的本意终究没有失于持守正道，所以君子仍然有所取法。至于他一生的清正节操，卓异过人，可以说是耿介拔俗的操守。他讲学谨守前贤，不逾越尺寸，不屑作浮夸炫耀的言论。在明代诸儒中，尤其淳朴笃实。《明史》本传说，有人劝他写文章，他回答说：“这是小技罢了，我没有空闲。”有人劝他著述，他说：“先儒的话已经很完备了，删去其中繁冗的部分就可以了。”大概他的宗旨只在亲身实践，对于语言文字并不留意。因此，他一生的著作只有这些。不过，现存作品都文辞意旨醇厚端正，具有和平温厚的风格。大概道德修养的精华发为文章，本来就不是徒有外表、言辞虚饰的人所能相比的。△《庄定山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庄撰写。字孔旸，江浦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任检讨时，因为没有奉诏作《鼇山诗》，与章懋、黄仲昭一同被贬谪。失意沉沦将近三十年，世人很推重他的气节。只是他沉溺于讲学，所以文章多阐发《太极图》的义理，诗也完全采用《击壤集》的体制，又颇被世人讥笑指摘。然而，如《病眼诗》中“残书楚汉灯前垒，草阁江山雾里诗”这样的句子，杨慎也曾称许过。其他如“山随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屋背墙烘野日，午溪随步领和风”，“碧树可惊游子梦，黄花偏爱老人头”，“酒盏漫倾刚月上，钓丝才飏恰风和”等句，也未尝不是语言含有兴味和意象。大概他的学问以主静为宗旨，所以平息思虑、澄明观照，天赋的灵机偶然到来时，往往与自然妙合；不能用文章格律来评论，但也终究是文章的一种。譬如钓鱼的老人、种田的老翁，不能用礼仪仪表来约束衡量，但他们闲野散逸的姿态，有时却可以收入画图。把它收录在这里，是为了备作另一种体格，也就是评论唐诗的人保存《寒山子集》的用意。△《未轩文集》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黄仲昭撰写。黄仲昭有《八闽通志》，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刘节编纂的。共计文章六卷、诗五卷、词一卷，并把碑文、墓志铭附在后面。黄仲昭任编修时，与章懋、庄一起上疏争论元宵燃放烟火之事，受廷杖并被贬官，当时有“翰林三君子”的称号。后来章懋和庄都以聚集门徒讲学为务，只有黄仲昭专心致力于记述。《八闽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县志》、《兴化府志》都是他编纂记录的。因此，枫山、定山的名声传遍天下，黄仲昭几乎被他们掩盖了。然而，三人的气节相同，居官清正耿介相同，文章质朴充实也大致相同。不能因为黄仲昭专心致志、勉励修行，不作语录，就在他们之间分出高下。林瀚作《仲昭墓志》，称赞他的文章浑厚典重，没有艰深难懂、聱<石尧>难读的语言。郑岳《莆阳文献传》也说他有《未轩集》若干卷，文辞典雅。如今考察他的文集，虽然还沿袭当时平实的风格，但由于人品高尚，自然没有鄙俗的语言。在作者之间相互抗衡，正不必以平易浅显为嫌。△《医闾集》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贺钦撰写。贺钦字克恭，他的先祖是浙江定海人，因戍守军籍隶属辽东义州卫。考中成化丙戌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因称病辞官归乡。弘治初年，起用为陕西参议，诏令尚未到达而母亲去世，于是上疏恳切辞官。服丧期满，便不再出仕。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编录是他的儿子士谘搜集编纂其遗稿以及一生的言行，合编成一集。前三卷为《言行录》，第四卷至第七卷为《存稿》，都是杂文；第八卷为《奏稿》，第九卷为《诗稿》。因为贺钦经常在医无闾山读书，自号医闾山人，所以用它作为集名。贺钦的学问出自陈献章，但陈献章的学问以静悟为主，贺钦的学问则期望返身实践，能够补救他老师学说的偏颇。他曾说：“做学问不在于追求高远，只在于以主静来收回放纵的心罢了。”所以集中所收录的言行，都平易真实质朴，不是高谈性命之学的人所能相比的。他所上奏的各篇奏疏，也无不通晓政务治理，切实可以施行。在讲学的诸人中，他独自做到笃实而纯正。文章虽然多是任笔挥洒，不很讲究辞藻，但仁义之言清楚可见，本来不必用工拙来评判。△《翠渠摘稿》七卷、《补遗》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瑛撰写。周瑛有《书纂》，已经著录。他所著的诗文集名为《翠渠类稿》。这部书是他的门人林近龙选录的，所以称为《摘稿》。郑岳撰写《瑛传》，称赞他的文章浑厚完整而高雅劲健，诗的格调高古。周瑛也曾作绝句说：“年老以后归于平淡，当时人有的也许还不知道。”可见他自我期许的方向，并不在于用繁复的声调和华丽的节奏来迎合世俗。朱彝尊《明诗综》、郑王臣《莆风清籁集》都收录周瑛的《履霜操乐府》，它的言辞有怨意却不愤怒，足以纠正昌黎的过失。这部集子却没有收录，或许是林近龙取舍不当，误使它散佚了吧。末尾附有说三篇、序一篇、诗十八首，共为一卷，是康熙戊子年他的七世孙维镳从家乘中抄出，用来补足《摘稿》所遗漏的内容。然而，卷首却冠以郑岳所撰的《传》。他的八世孙成又在雍正壬子年寻得周瑛亲自撰写的志铭，补录在后面，也列在题跋之中。这些都违背编次的体例。张诩作《陈献章行状》，称周瑛为陈献章的门人，而《成跋》竭力辨说并非如此。考察两人的文集，大概是开始相合而最终分歧。张诩和成的说法，都各自执着于一面。《明史·儒林传》也说，周瑛起初与陈献章为友；陈献章的学问以静为主，周瑛不赞同，认为为学应当以居敬为主。△《家藏集》七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吴宽撰写。吴宽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壬辰进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礼部尚书，谥号文定，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文集由吴宽亲自编订。李东阳、王鏊的两篇《序》都称诗三十卷、杂文四十卷，总共七十卷。如今这个版本的诗卷目录相同，但文集实际多出七卷，又附有补遗文六篇。《后序》也说，吴宽的儿子中书舍人奭搜阅箱笥中的稿本，得到诗三十卷、文四十七卷，与《前序》很不相合；怀疑七十卷以上是吴宽原来的编本，后来多出的七卷则是奭等人增补的。吴宽的学问有根基，是当时馆阁中的大家。他一生的学问以苏氏为宗，书法也酷似东坡，绢帛上流传的字迹至今仍为鉴赏家收藏。诗文也和平恬雅，具有鸣鸾佩玉般的风韵。朱承爵《存馀堂诗话》极力称赞他的《雪后入朝诗》，虽然格调并不高。至于说他的诗格崇尚浑厚，锤炼句子沉着，用典贴切，没有随意嘲风弄月的语句，这很符合实际。用他的作品来辅助茶陵，确实如同骖马配有靳勒。至于他作《史彬墓表》，说史彬凭借努力耕作开拓家业，世代担任税长，却没有记载他曾跟随建文君出亡的事情。后人因此据此来订正《致身录》等书中的讹误，这尤其可以用作考证订正的资料。△《归田稿》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谢迁撰写。谢迁字于乔，馀姚人，成化乙未进士第一，授官修撰，官至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谥号文正，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谢迁在内阁时，与刘健同心辅政。史书称他秉持节操、正直宽厚，见识事理明达敏锐，天下人称他为贤相。他的文集全稿在嘉靖年间因倭乱被毁。这部集子是他致仕以后以及再次被召用时所作的作品。他亲自题名为《归田稿》，用来交给他的儿子至。国朝康熙年间，他的七世孙、大名府同知钟和又加以整理编订，刊刻流传。这部集子中的奏疏，大多是晚年陈述谢恩之作。凡是他在朝时提出的嘉谋直论，都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史书所称的《请罢选妃嫔》、《禁约内官》等奏疏，也不在其中，那么散失的作品应当还有不少。不过，谢迁回归故里以后，正值刘瑾、焦芳等人挟怨结怨，每天都处在危险、疑惧和震荡之中；而他所作的诗文，大多言辞意旨和平，只是反复寄托着身在江湖而心系朝廷的思念。老臣忧虑国事，退居之后仍不忘记君主，读这部集子，已经足以了解他的忠诚真情了。△《震泽集》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王鏊撰写。王鏊有《史馀》，已经著录。王鏊凭制义闻名一代。即使乡塾中的儿童，只要能够诵读八股文，就没有不知道有王守溪这个人的。不过，他的古文也深得经学精髓，典雅劲健而清洁，具有唐宋遗风。大概明代盛世时，即使写时文的人，也一定要研求六经，广泛阅读诸子百家，以培植自己的根基，并穷究文章的波澜变化。王鏊在科举场中困顿失意，年老以后才得到际遇。他在古学方面的积累已经很深，所以时文写得好，古文也写得好。史书称，王鏊上书说想仿照前代设置制科，如博学鸿词之类，用来收罗奇异人才，每六年举行一次。尤其才能出众的人，授予清要之职。已经有官职的人则增加品秩。几年以后，士人都受到磨炼，必然把通晓经学、学习古代作为崇高目标，摆脱见闻浅陋的弊病。当时没有采纳。又说王鏊选取士人崇尚经术，凡险怪诡异的一概排除。弘治、正德年间文体发生变化，那么王鏊所学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集中《尊号议》、《昭穆对》的大旨，与张璁、桂萼相合。因此霍韬为他的文集作序时，极力推崇，甚至把他比作孔门的子游、子夏，不免有朋党偏私之情。不过，他说王鏊早年学习苏轼，晚年学习韩愈，最后以程颐、朱熹的学说折中，这确实是公允的评论。他的《河源考》一篇，能够不轻信笃什的说法，似乎很有见地。但又杂引佛典、道书来驳斥昆仑山之说，考证实在很疏漏错误。这是因为明代的疆域到嘉峪关为止，车马不能到达的地方，只能拘守旧籍加以推测；至于对那里的形势声响进行揣摩，本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郁洲遗稿》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梁储撰写。梁储字叔厚，号厚斋，晚年号郁洲，广东顺德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号文康，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次挹编纂的。起初名为《郁洲集》，香山黄佐为它作序。后来他的孙子孜任中书舍人，从内阁抄录他的奏疏，补入集内，整理为十卷，所以改名为《郁洲遗稿》，就是这个版本。梁储历经三朝，到了武宗末年，正值局势动荡不安之时，却能够坚定地守持正道，周旋弥补、匡正挽救。集中所载奏疏，例如武宗自封为镇国公，他就上疏极力阻止；许给秦王关中闲置田地作为牧地，他起草诏敕时曾说危急的话来打动听者，此事于是得以停止。他又多次请求皇帝回銮，奏疏达到八九次，无不体现出恳切的忠爱之情。虽然文辞缺少华美丰腴，但其中保存着规劝进谏的义理，也可以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胡维霖《墨池浪语》却引用杨慎的话，说：“《明通纪》一书是梁储的弟弟梁亿所撰写的。所以把没有起草《威武大将军敕》的事情归给梁储，其实写《威武大将军敕》的人正是梁储。内阁有敕书稿簿，连缀记载撰文者的姓名，怎么可以诬称呢？”这说法很特别；但如果稿簿果真存在，就不应当整个明代没有一个人见到并加以说明，《明史》本传也没有明确文字，姑且置之不论。至于集中的诗文，寥寥无几，体格也不很高。《黄佐序》说他一生的著作大多没有保存稿本，大概这不是他所注意的事情。△《见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续集》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林俊撰写。林俊字待用，号见素，莆田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号贞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林俊起初因检举权宦而被远谪。后来巡抚江右时，抗击叛逆藩王；巡抚西蜀时，平定大盗，是弘治、正德年间的名臣。晚年再次起用，仍坚持正道、据理力争。最终因为不依附张璁、桂萼，死后被削除名籍，并按士人的礼制安葬，更加显示出他晚年仍守节操的品格。他所著的诗文，张诩《序》说，林俊致仕时亲手编成的集子有五十多卷。这个版本有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续集》诗文十二卷，还包括他起废复用以后所作的作品，并附有遗疏四首，与《诩序》不相符合。大概已经是后人搜集编纂的，不是林俊亲自编订的原本。林俊作文，体裁不一，大多奇峭深奥，不沿袭台阁文派。他的诗多学习黄庭坚、陈师道两家，颇有许多隐晦难懂的语句，但气韵很能远离俗气。奏议分为《两曹》、《外台》、《内台》、《西征》、《起辅》、《新政》、《秋台》六稿，无不委婉曲折而详尽，通晓事情机宜。他一生的经略才干，从这些作品中足以看出大概。又考察王凤灵《续集序》，称林俊原有诗集十四卷，这个版本却没有。另有《西征集》，共收诗歌二百二篇、跋二篇、赋一篇、书二十二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记五篇，也没有把诗另编为一集。看他的孙子及祖所作的《跋》，说重新刊印这部书时，诗集仍然残缺。这应当是当时原本没有合并刊刻，所以流传很少。如今仍依照原来的次序著录。△《古城集》六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吉撰写。张吉字克修，号翼斋，又号默庵，又号怡窝，晚年才自称古城，馀干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这部编集第一卷为《三朝奏议》，第二卷为《陆学订疑》，第三卷为《贞观小断》，第四卷为《文略》，第五、第六卷为诗，末尾有《补遗》，都是杂文。明代到了正德初年，姚江之说兴起，学问因而发生变化；北地、信阳之说兴起，文章也随之发生变化。张吉处在这个时期，仍然小心谨慎地守持先民的规矩法度；才智高明比不上王守仁，但笃实却胜过他；才华雄健、学问丰富比不上李梦阳、何景明，但平正通达却胜过他们。而且，他任工部主事时，竭尽全力直言进谏，违逆武宗，被贬官；任广西布政使时，又因为不肯向刘瑾纳贿而被降职。他任肇庆府同知时，又极力坚持公议，抨击柳璟，愿意与都御史秦纮一同被逮捕，最终洗清了柳璟的冤屈，这尤其是常人感情所难以做到的。凭借刚正的气节发为文章，当然不能与雕琢篇章、描绘辞句同日而语。△《虚斋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蔡清撰写。蔡清有《易经蒙引》，已经著录。《明史·艺文志》记载蔡清的《虚斋文集》五卷，和这部书相合。大概是正德年间葛志贞编纂，林俊为它作序。后来书版和文字逐渐漫漶，蔡清的族孙蔡廷魁又重新刊刻，并增入《补遗》《附录》，分为八卷。但所增加的不过是亲笔信札和墨迹，本来无关紧要。而且把史书中的传记、赞语之作一概附入，尤其繁杂冗滥，当然不如原本取舍有要领。蔡清治学以穷究义理为主，专心遵守朱子的学说。他在《读蜀阜存稿私记》中说：“朱熹、陆九渊都以孔子、孟子为祖宗，但门户不同。然而陆学没有完全符合大中至正的规范，不免成为偏安之业。”他的宗旨所在，由此大致可以看出。不过，他对朱子《易经》解释中认为不妥的地方，也多有驳正，并不苟且附和。这说明他的见解通达，和那些结党同声、排斥异己的儒者不同。因此他的文章也淳厚朴直，所说都有实际内容。虽然不以文采华美见长，但像布帛菽粟一样平实有用的言语，实在不是那些雕文刻镂之作所能达到的。《明史》本传说：“蔡清在吏部时，王恕因而向他询问时事，蔡清上了两封奏札。一篇是《请振纪纲》，一篇是《荐刘大夏等三十余人》，王恕都采纳并施行了。”现在查考这两封奏札，却不见于文集。即使是蔡廷魁增补编纂的版本，也同样没有收载。大概蔡清不愿把功劳归于自己，已经避讳此事并删去了稿本。这或许就是醇正儒者的用心吧。△《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十八卷、《别集》九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邵宝撰写。邵宝有《左觿》，已经著录。邵宝考中乡试，出自李东阳门下，所以他的诗文格局，都以李东阳为宗法。李东阳对他的诗文也极力推许奖掖。邵宝以侍郎身份告病退休回乡时，李东阳作《信难》一篇赠给他，称赞他的文集“出入经史，搜罗传记，概括人情事理，描摹景物，把自己想说的充分表达出来。而且没有多余的字和冗长的话，也没有辛苦不快的神色。如果想要达到古人的境界”。并且把他比作欧阳修知遇苏轼，由此可见两人心意相契到了这种程度。不过，李东阳所见的只有《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是邵宝后来续编的，李东阳没有来得及看到。现在总观四集，他的文章篇幅略显狭小，但高古简约而有法度，完全无愧于醇正的评价。《明史·儒林传》说：“他的学问以洛学、闽学为准则，曾说：‘我愿意做真正的士大夫，不愿意做虚假的道学家。’他的文章典雅庄重、和谐雅正，以李东阳为宗。而探本于经术，纯粹完全出于正道。”大概并不是过分赞美。他的诗清新平和、淡泊自然，尤其能够抒发性情。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极力称赞他的《乞归终养上疏不允》一篇，说它感情激越、感染力强，是海内最为传诵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它的真挚之情无人能及。△《罗圭峰文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罗玘撰写。罗玘字景鸣，南城人，成化丁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谥号文肃，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罗玘凭气节受到当时人的推重。他的《乞定宗社大计》两篇奏疏以及《上李东阳书》，都说出了别人难以说出的话。他的文章取法韩愈，独自创制，常常把意思压住，把文辞写得迂回曲折，使人从言外去思考。《陈洪谟序》说：“听说他写文章，必定呕心沥血、积虑深思，甚至关闭门窗，有时蹲踞在木石之间，隐居构思，超过十天；有时甚至超过一年，直到精神和境界都成熟，然后才下笔。只要稍微涉及萎靡浅陋、屈曲荒诞的细微之处，即使多次改稿也不怕麻烦。这大概同宋代陈师道吟诗的情形相差不远。他的文章幽深隐微、奥妙曲折，本来是应该如此的；但其中又有磊落奇峭、故意造作姿态之处，不能像韩愈的文章那样浑厚自然，也正是由此造成的。大概是他的性情偏爱孤僻，因而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的造诣吧。” 然而在明代文人中，也可以说是专门攻克艰难之作的人了。明代制度规定，由翰林教习宦官，称为内馆。据罗玘所作《白江墓碑》记载，他大概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因此文集中的文章，为宦官所作的颇多。虽然罗玘的风操气概可以得到后世的谅解，但这也是他的微小瑕疵，并不只是像陶渊明文集中那种闲适之情。顾及这些文章而一一收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因树屋书影》说，罗玘文集曾在盱眙刊刻一次，在南京国子监再刻一次，此外还有武进孙氏本，现在都看不到了。根据这部书的叙述，初刻于常州，再刻于荆州，版本都已散佚。嘉靖五年，陈洪谟得到荆州本六卷，又得到《续集》二卷、《奏议》一卷，汇集起来重新刊刻。后来他的同乡黄端伯又从罗玘的曾孙罗宽那里求得散佚稿本，与原集合编为三十卷。这样看来，这部文集经过辗转增补，已经不是原来的旧本了。这几篇文章，莫非就是黄端伯增入的吗？这部书是康熙庚午年由罗玘的八世从孙罗美才刊刻的，编排次序很没有体例。例如文章把寿文列在最前面，却把奏议排在杂著之后；诗也把寿诗列在最前面，却题名为“古乐府”。又把词放在赋之后、诗之前，这些都颠倒错乱。他的《凡例》第二条说：“文集中详细加以评点，凡是有助于科举业的，都用连圈标出。”从这些做法看来，他在删削刊刻上以多为贵而造成失当，也就很自然了。△《吴文肃公摘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吴俨撰写。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丁未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正德初年，吴俨主持顺天乡试，以《为臣不易》为题，触怒刘瑾，被刘瑾以流言谗毁而罢职。刘瑾被诛后，吴俨才重新得到任用。他所写的试卷文章现在收在文集中。《明史》说，刘瑾听说吴俨家中资财很多，派人用优厚官职诱惑他。吴俨严词拒绝，刘瑾大怒。正好遇上考核群臣，刘瑾便凭皇帝的内旨罢免吴俨的官职。说的就是这件事。他的文集起初藏在家中。到万历甲申年，他的孙子吴士遇才开始刻版。同乡王升、武进庄煦以及他的次孙吴达可替他删订保存下来，所以取名为《摘稿》。吴俨生活在何景明、李梦阳尚未出名以前，仍然遵守明初的旧有文风，没有钩棘艰涩、涂饰雕琢的习气。他的才华和学问虽然都比不上李东阳的宏博丰富，但文章格局舒展从容，诗的风格也娴雅。常常借题发挥寄托意思，不像当时台阁体文派那样沿袭成为浮泛空疏。虽然名声不很显著，但能够和李东阳并肩相随，也足以互相辅翼了。△《熊峰集》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石珤撰写。石珤字邦彦，藁城人，成化丁未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号文隐，后来改谥文介，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石珤出自李东阳门下，李东阳常说，后辈中可以把主持文坛的重任托付给他的，只有石珤一人。皇甫汸曾删定他的文集为四卷，年代久了，书版散佚。国朝康熙丁未年，余姚人孙光{昜灬}任藁城县知县，在石珤家中得到《别集》遗稿，于是合在一起重新刊刻。后来听说真定梁清标家有石珤的全集，便买来续刻，共为十卷，就是这部书。从第一卷到第四卷是诗，第五、六卷是文章，第七卷到第九卷又是诗，第十卷又是文章。大概是书版已经确定，不能按类别继续收入，所以体例如此杂乱。石珤的诗文都平正通达，具有茶陵派的风格，因此李东阳特别称许他。在北地、信阳两派将要兴起、逐渐取代旧格调的时候，石珤独自坚定地守持老师的学说。他多次主持文坛评选，都极力排斥浮夸，使文章纯粹出于正道。虽然才华学问都逊于李东阳，但清正端直，坚持正道，不迎合时俗所好，也可以说是意志坚定的人了。△《立斋遗文》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邹智撰写。邹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年乡试第一名。当时万安正依靠宦官、倚仗权势。邹智赴礼部参加会试时，路过王恕那里，就立下志向要揭发万安的奸邪。成化丁未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正逢发生星变，于是上疏抨击万安以及刘吉、尹直三位大学士，同时弹劾宦官。奏疏虽然留在宫中没有答复，但奸党对他恨之入骨，便借其他事情罗织罪名，把他押入诏狱，准备判处死刑。彭韶极力坚持为他辩护，他才得以被贬为广东石城县千户所吏目。最终死于任所，年仅二十六岁。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金祺作《邹智墓志》，说他著有《立斋集》，藏在家中。考察文集，《初到石城诗》第二首后有他的友人、顺德知县吴廷举所作附注，记载邹智亲自改定其中四句的事情。篇末又附载《寄吴献臣》一书，但署名已经佚失，讨论刊刻文集以及作序的事情。由此可知，文集是吴廷举编次并刊刻的。这部书前面有什邡县训导李廷樑的序，说旧版散佚残缺，依照台李公芳麓的意见重新刊刻。大概是天启乙丑年刊行的。全书有奏疏一卷、杂文三卷、诗一卷、附录一卷。邹智的奏疏弹劾权奸，刚直的声名震动天下。然而他对君主和国家，情意缠绵而深厚真挚，直到死也没有忘怀，丝毫没有怨恨责怪的意思。他的《在狱诗》中说：“梦中不知道自己还被拘系，又随着东风进入紫宸。”他的《辞朝诗》中说：“云韶乐声寂静，我在红色台阶前行礼，转而觉得自己对君主的眷恋无法自持。罪过重大，本来应当在两观被诛；法网稍有疏漏，还能逃窜到三危。什么时候才能把全部肝胆倾诉出来，如今只能在这里望见君王的衣裳。只愿天下太平、没有任何事情，我这个孤臣即使死上万次又有什么可悲。”这和明代末年那些台谏官专门用偏激行为沽名钓誉的人相比，相差极其悬殊。因此他的诗文大多发自至性真情，不借助修饰文字的功夫，虽然有时显得朴拙急促，但真挚的气韵充沛流露，能够感动人的地方本来就在文字之外。△《西村集》八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史鉴撰写。考察宪宗、孝宗时期有两个史鉴。一个是长洲人，弘治己未年进士，见于《太学题名碑》。另一个是吴江人，字明古，号西村，隐居不做官，就是这部文集的作者。史鉴留心于经世致用的事务。三原人王恕巡抚江南时，听说他的名声，便邀请会见，向他询问时政。史鉴指陈政事的利弊，王恕十分佩服他的才干，认为他可以独当一面。他所著诗四卷、文四卷，由他的孙子史周在嘉靖年间搜集刊刻，并把墓表及各人的哀挽诗附在后面。周用、卢襄分别为它作序。他的文章详尽了解事物情状，通晓时势，多涉及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对于吴中水利说得尤其详细。第五卷全是明初诸人的《列传》，叙述编次简明，怀疑他本想写一部野史却没有完成。他的诗也疏朗而没有俗韵，只是古诗不懂古代音律，所注叶韵多有错误。文中的《祭徐有贞文》以及文章后面的《跋》一篇，因为私人的恩情，极力为“夺门”一事辩解开脱，未免有曲笔。考察王士祯《香祖笔记》说：“吴江门人徐翰林电发（考察：电发是检讨徐釚的字），寄来《西村集》二十八卷，是他的乡前辈史鉴明古所著。文集中有曾祖文质府君的行状（考察：文质是史彬的字），只说洪武年间捆绑贪官押送到朝廷的事情，对靖难一事只字未提。这部集子是陈继儒仲醇选编的。”如此看来，史鉴文集原本有二十八卷。这部书只有八卷，还不是完整的篇帙。然而现在没有见到陈继儒选编的本子，所以仍然依据这部书著录，同时附带记载卷数篇帙的异同，以备考证。△《胡文敬公集》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胡居仁撰写。胡居仁有《易像抄》，已经著录。胡居仁本来跟随吴与弼游学，但他的学问醇正笃实，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他的学说以治心养性为根本，以经世治事为作用，以奉行忠信为先，以收放心为要旨。史书说，薛瑄之后，只有胡居仁一人达到了这种程度。胡居仁认为学者著述过于繁杂，曾说朱子为《参同契》《阴符经》作注都可以不做。因此除了《易传》《春秋传》之外，对经书都不轻易作注。他讲授时所留下的话，也只有《居业录》一编。诗文尤其少。这部文集是他的门人余祐搜集散失之作编成的。虽然其中有不少作品，但那些切近自身、发自内心的文章，全都是纯粹的儒者之言，不像吴与弼的书信常常说梦见孔子。△《小鸣稿》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秦王朱诚泳撰写。朱诚泳号宾竹道人，是太祖的五世孙。弘治元年以镇安王身份承袭封爵。弘治十一年去世，谥号简。《明史·诸王列传》称：“朱诚泳性情孝顺友爱、恭敬谨慎，曾经把警戒自己的话刻在冠服上。”

译他著有《经进小鸣集》。考察朱彝尊《诗话》说：“秦王十岁时，嫡母陈妃用唐诗教他，每天记一首。承袭王位后每天作一篇，三十年没有闲断。”（考察：朱诚泳承袭爵位只有十一年，这里说三十年，应当是把他最初受封镇安王时的时期也合并计算了。）朱诚泳去世后，纪善强晟校订刊刻他的诗。嘉靖初年，王孙定王朱维焯把文集上表进献，诏令送交史馆。史书称为“经进”，大概就是由此而来。这部书没有题“经进”二字，大概是先刻成而后来才进献的。从第一卷到第八卷全是诗；第九卷是杂文；第十卷是《恩赐胜览录》，是弘治癸丑年朱诚泳请求朝廷命令他到凤泉温泉、汤泉养病时所作。他的古体诗清浅质朴，近体诗和谐婉转、值得诵读，七言绝句尤其擅长。例如《秋夜诗》说“雨后初晴的月亮照满窗户，明亮得像白昼，梧桐叶像雨一样落在空庭”，又说“空庭中久久坐着不能入睡，明月照满台阶，传来捣衣声”，又如《山行诗》说“鸟声啼鸣而无声，僧人进入入定状态，半山岩上风吹落紫藤花”，都风骨峭拔，往往有晚唐诗歌的格调。当时馆阁之中，反而没有这样的清新声调。△《方简肃文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方良永撰写。方良永字寿卿，莆田人，弘治庚戌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告归后再次起用，任应天巡抚，途中疾病发作，请求退休，不久又任命为南京刑部尚书，但方良永已经先去世了。谥号简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文集由河南按察使郑茂编纂，隆庆庚午年由他的孙子、山东布政使方攸续刻。方良永在正德年间历任边远地区官职，都很有声望和风采。请求退休后，朝廷多次推举他，他总是以奉养父母为理由辞谢。现在各篇奏疏都收在文集中，他在出仕和退处之间的取舍很不苟且。他的文章随手挥洒，虽然不刻意追求工巧，却和平平易，不用艰涩曲折的文辞。与后世摹拟涂饰的习气相比，反而更具本色。他论劾朱宁的一篇奏疏，慷慨壮烈，仍有牵衣挽留、折断宫门栏槛的古风。他又曾预先判断宁王朱宸濠谋反的计划。朱宸濠败亡后，他写信给王守仁，和他讨论平定乱事的大计以及自己平生所说的学问，并说：“近世学者，上出于天、下入于神，超越领悟而独有所得，专门以心学为言，全都依附于陆象山，他们的荒诞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他们所说的象山学说看似相像，内在其实并不是这样，难道不也是优孟假扮孙叔敖吗？”这些话全都含蓄地讥刺王守仁，可以说是卓然不肯阿谀迎合自己所爱好的人。△《怀星堂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祝允明撰写。祝允明有《苏材小纂》，已经著录。《明史·艺文志》记载《祝氏集略》三十卷、《怀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明史》本传称他的《诗文集》有六十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祝氏集略》之外，还有《金缕》《醉红》《窥帘》《畅哉》《掷果》《拂弦》《玉期》等集。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祝氏集略》和这部集子，共有诗八卷、杂文二十二卷。祝允明和同郡的唐寅，都因放任不羁而受到世人的指责。唐寅以绘画著名，祝允明以书法著名，文章都只是他们余事。唐寅的诗颓废浅率，年老以后更加潦倒。袁袠编纂的《六如居士集》，以及王世贞《艺苑卮言》，都以“乞儿唱莲花落”来讥刺他。顾璘《国宝新编》说：“祝允明学问专力于师法古人，遣词立意，远远超出流俗。他仿效齐、梁间月露之体，写得高明的可以凌驾徐陵、庾信，写得较差的也不失为皮日休、陆龟蒙的水平。”顾璘对他的推重实在过分。然而，祝允明的诗取材相当丰富，遣词造句也很秀美，下取晚唐，上承六代，往往能够得到某一家的风格。他的文章也潇洒自如，不太依傍门户。虽然没有江山万里的宏大景观，但一丘一壑之间，时常也有情致。才人的作品，也不妨保存下来，作为一种风格。△《整庵存稿》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罗钦顺撰。罗钦顺的学问以穷究事理、推求事物本质为宗旨，极力攻击王守仁关于“良知”的学说。他的主要宗旨，已经充分见于所作《困知记》中，另有著录。至于词章方面的事情，并不是他所喜好，谈论文学艺术的人也很少提及。罗钦顺的弟弟罗钦蔼作《仪训录》，曾说：“钦顺所写应酬文字，大多是辞谢之作，写下后稿子完成，从不自以为是。旧稿装满了箱笥，晚年亲自删削保存，其余全都烧掉了。他对两个儿子说：‘这类文字世上多得很，千万不要拿出去给人看，姑且留下来自己看看就可以了。’如此等等。他的志趣由此可以想见。然而，集中所收的作品，虽然意境稍显平直，但典雅醇正，仍然没有失去成化以来的旧有格调。诗虽然接近“击壤派”，但还不至于成为押韵的语录。如果拿他同那些可以抗衡的作者相比，他还做不到；但在讲学诸家中，也可以说是质朴而有文采了。△《东江家藏集》四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顾清撰。顾清有《松江府志》，已经著录。这部书共分为：《山中稿》四卷，作为初集，是未出仕时所作；《北游稿》二十九卷，作为中集，是出仕以后所作；《归来稿》九卷，作为后集，是退休以后所作。都由顾清晚年亲自编定，所以体例相当精审。另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是他的子孙续行编纂的，如今已经失传。顾清治学端正、品行谨慎，磨炼名节。正德年间，他前后上谏疏十多次。嘉靖初年，他极力请求停止派遣旗校，对当时的政事也都有所匡正或补益。他的诗清新婉丽，天然情趣充沛。文章简练醇雅，自然娴熟于文法。当时何景明、李梦阳声势勃兴，文体将要发生变化，唯独顾清竭力守护先民的规矩。虽然他的诗文气势和波澜还不能达到极其奇伟瑰丽的境界，但不能不说是正统之声。在茶陵一派之中，他也是突出杰出的人物。△《空同集》六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李梦阳撰。李梦阳有《空同子》，已经著录。李梦阳任户部郎中时，上疏弹劾刘瑾，遭遇祸患，几乎丧命，他的气节本来就震动一世。他又倡导复古，主张天下人不要读唐代以后的书，立论非常高峻，足以震动当代人的耳目。因此学者纷纷跟从他，文体为之一变。后来模仿剽窃日益严重，逐渐陷入窠臼。评论者追溯根源，把罪责归给李梦阳，他所受到的诋毁也最深。考察明代自洪武以来，国运正当开创之时，大多是昌明博大的声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是台阁雍容的作品。时间越久弊病越深，陈陈相因，终于变得舒缓拖沓、冗杂重叠、千篇一律。李梦阳振兴起衰弱麻痹的文风，使天下人重新知道古书的价值，不能说没有功劳；但他意气盛、心气高，纠正偏差又矫枉过正。《因树屋书影》记载，他有一首《黄河水绕汉官墙》，因为末句有“郭汾阳”三字，涉及使用唐代故事，担心留下攻击的口实，于是删去诗稿，不收入集中。他坚持门户之见，竟到了这种程度。当时与他同时的何景明、薛蕙，都是同李梦阳唱和的人；何景明论诗的几部书，已经反复争论；薛蕙也有“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的诗句，可见同一气类之中早已有异议，不必等到后来才受到排斥攻击。平心而论，他的诗才力丰富刚健，确实足以笼罩一时。然而，古体诗一定要取法汉魏，近体诗一定要取法盛唐，逐句模拟、逐字摹写，食古而不能化，也往往存在。这就像武库中的兵器，锋利和钝劣混杂在一起。他的文章则故意写得艰涩难读，用艰深来掩饰浅易。明代人把他的文章和诗歌同等看重，未免受到盛名的震慑。现在把它们一并著录保存，使瑕疵和优点都不被掩盖；同时也用来说明文风转变的原因，以及门户之间纷争竞逐的开始。△《山斋集》二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郑岳撰。郑岳有《莆阳文献》，已经著录。他所著的诗文有《蒙难录》《西行纪》《南还录》《山斋吟稿》《漫稿》《净稿》《续稿》《奏议》。由于雕版遭火焚毁，保存下来的不过几种。这部集子是万历年间他的曾孙炫搜集、重新刻印的，共有诗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说，与旧集比较，十成中还不能保存二三成，大概也是幸而没有散佚。柯维骐《续莆阳志》称赞他所作诗文都畅达而含蓄蕴藉。朱彝尊《明诗综》引用谢山子的话，也称赞他的诗长于讽谕之体。考察《明史》郑岳本传，记载他多次拒绝宦官崔文的请托，争论宁王宸濠侵占之事；又因为争论兴献王祔庙之礼，触犯皇帝旨意而被夺俸。他任官时很有风节。但他任江西按察使时，曾与李梦阳互相揭发；任兵部侍郎时，又被聂豹弹劾罢职。与他发生龃龉的，竟都是正直之人。大概是因为他天性孤高耿介，不只是同小人不相容，即使是君子也不肯随便迎合。他的文章疏落超脱、远离俗气，当然也有其原因。△《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凭几集》五卷、《续集》二卷、《息园存稿诗》十四卷、《文》九卷、《缓恸集》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顾璘撰。这部书是他的诗文全集。《浮湘集》是他由开封府知府贬为全州知州时所作，由蔡羽作序。《山中集》是他因病辞官居家时所作，由陈束作序。《凭几集》《凭几续集》都是他任湖广巡抚时所作，由皇甫汸作序，顾璘也有《自序》。《息园存稿》一并刻于嘉靖戊戌年。《诗稿》由陈大壮作序，《文稿》由邓继中作序。附录称为《缓恸集》，是他任工部侍郎时哭悼亡女的作品，由顾璘亲自作序。朱彝尊《明诗综》称他还有《归田集》，如今没有见到传本，不知道是否已经散佚。《明史·文苑传》称，顾璘起初与同乡陈沂、王韦并称“金陵三杰”，后来宝应的朱应登继起，号称“四大家”。但顾璘、朱应登支持李梦阳，而王韦、陈沂却颇多不同意见。又称顾璘的诗遵循唐人的规矩，以风调见长。如今看他的集子，远处汲取晋安诗派的余波，近处驾驭信阳诗派的车乘，在正德、嘉靖年间，本来就不失为第二流作者中的第一人。△《华泉集》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边贡撰。边贡字庭实，号华泉，历城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集子共有诗八卷、文六卷。鲁中立《海岳灵秀集》说：“华泉的作品虽然比不上何景明、李梦阳，但平淡和谐而精粹，在孝宗以前，海岱地区的才子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胡应麟《诗薮》说：“世人只推举李梦阳、何景明为当代第一。我认为李梦阳是关中人，气势稍嫌过于刚劲，未免流于愤激。张大复的高亮节操和俊逸语句出于天性，也确实很难达到，但他工于文句而缺少意外的趣味。唯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语言尤其清新圆润，所以应当共同推举此人。”陈子龙《明诗选》则说：“尚书的才情非常丰富，能够在沉稳之处显出流丽。声望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现在考察他的诗，才力雄健，不如李梦阳、何景明善于发挥长处；意境清远，不如徐祯卿、薛蕙善于发挥短处。他在诸人之间从容自得，以不争斗取胜。他没有凌驾一世的声名，但时过境迁，日久之后评论确定，也不太受后人的排斥攻击。”三个人的评论，应当以陈子龙的最为持平。从前薛蕙与严嵩是同年进士，彼此颇多唱和。等到严嵩掌握国政，薛蕙立即谢绝往来，并删去旧作，不留一字，至今仍为评论者所称道。这部集子却把送给严嵩的作品列为压卷之作，不免受到清议的怀疑。然而，这部诗集是在边贡去世之后由他的同乡刘天民编成的。当时正值嘉靖戊戌年，正是严嵩权势极盛的日子；也许刘天民没有见识，趋附时局并以此为荣，并不是边贡本来的志愿吧。他的文集又由大名魏允孚续刊，自明代以来，谈论文学艺术的人都搁置不论。如今考察其品格，实际上远远逊于那些押韵的诗词。大概人的才能各有偏长，事物不能两方面都达到最大。把诗附在文集之后流传，把它看作保存遗文的凭借也就可以了。△《刘清惠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麟撰。刘麟字元瑞，又字子振，江西安仁人。后来流寓长兴，子孙于是便在那里入籍。

译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起初，刘麟在工部观政时，就与同年陆昆一同上抗疏，争论谏官下狱之事。等到任绍兴府知府时，又因为触犯刘瑾而被革职。后来任尚书，最终因为争论苏、松地区的织造事务，被宦官排挤罢职。他大概是始终耿介自立的人。他从绍兴归来时，寄居在姻亲吴珫位于长兴的家中，同孙一元、文徵明等人往来唱和。世间传说文徵明的《神楼图》，就是为刘麟所作的。这部集子共有诗二卷、奏疏和杂文九卷、《附录》一卷，由刘麟的曾孙{钦心}陛编成。万历丙午年，湖州知府、无锡人陈幼学在长兴刊刻此书。朱凤翔作序，称“他的文章出入秦汉，诗则渐渐接近韦应物、杜甫”，这当然不免说得过分。至于他所说“他的品格高入云霄，胸中没有一丝芥蒂，所以发而为文都充满天然情趣，读来足以消除鄙俗吝啬之气”，则确实说中了实情。这也可以看作文章与人品相互关联的验证。△《东田遗稿》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张羽撰。张羽字凤举，泰兴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考察明初的张羽，是“吴中四杰”之一。前后相距不过一百年，却沿用前辈的姓名，实在难以理解。然而，前一个张羽擅长作诗，这个张羽也同样擅长作诗。难道他是有意仿效，怀有仰慕蔺相如的心思吗？这部集子的诗、文各一卷，由他的幼子张桢编成，他的门人储洵作序。张羽任御史时，上抗疏弹劾刘瑾，刚直的声名震动朝野。集中奏疏、札记和文章虽然不多，却都切中时弊，他方正的气概仍然凛然可见。他的诗也取法盛唐，不落入纤巧的习气。大概弘治、正德之间，距离明初前辈还不算太远，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往往还存在。而张羽的淡泊、沉静、峭拔、正直，又出于天性。虽然他的博大丰富、刚健有力不如李东阳等人，雄伟瑰丽也不如李梦阳等人，但他不使旧调流于肤浅空疏，也不以新声加以涂饰。他发自内心，务求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止。在各位作者中，也可以自成一队。△《沙溪集》二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孙绪撰。孙绪字诚甫，沙溪是他的自号，故城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卿。这部集子包括文八卷、赋一卷、杂著一卷、《无用闲谈》六卷、诗七卷。他的文章深沉厚重而有刚健之气。他的《无用闲谈》中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人的才力也各不相同。今人不能写出秦、汉、战国时代的文章，正如秦、汉、战国时代的人也不能写出六经一样。世上的文士，尺寸步伐都相互影响、摹拟抄袭，写得晦涩险僻而深奥，破碎得难以阅读。”这些话大概是针对李梦阳而发，可以看出他的趋向。至于《古今仕学辨》一类文章，夹杂排偶句式，既不古也不今，是编纂者没有删汰，反而成为作者的拖累。他的《无用闲谈》中有许多深刻切实、明白显著的话。《论文》《论诗》也各有确切见解。王士祯《池北偶谈》曾摘出他的错误，说他把五代王祚的事误认为彭时的事，这个说法确实正确。至于他评论扬雄的事情也不恰当，但总的说来并不妨害其大旨。他的诗格颇接近李东阳，却深以何孟春等人为《东阳乐府》作注、称赞李东阳超过李白、杜甫为错误。大概这是讥刺称誉者过分，并不是排斥攻击李东阳。这部集子过去曾同马中锡的《东田集》合刊，但孙绪的学问和笔力都胜过马中锡，所以现在摘录《孙绪集》，而马中锡的集子则只保存书目。△《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守仁撰。王守仁有《阳明乡约法》，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编有《语录》三卷，名为《传习录》，并附录朱子晚年的定论。这是王守仁在世时由他的门人徐爱辑录、钱德洪删订的。其次是《文录》五卷，都是杂文；《别录》十卷，是奏疏、公文之类；《外集》七卷，是诗和杂文；《续编》六卷，是《文录》中遗漏的作品，由搜集者续行刊刻。这些都是王守仁去世后由钱德洪编次的。后面又附有《年谱》五卷、《世德记》二卷，也都是钱德洪与王畿等人编纂汇集的。它最初分别各自成书。隆庆壬申年，御史、新建人谢廷杰巡按浙江，才开始合刻流传，并仿照《朱子全书》的体例为它命名。大概当时以学术上尊奉王守仁为宗师，所以对他推尊到了这样的程度。王守仁的功勋事业和气节，卓然表现在实际施行之中；他的文章博大通达，诗也秀美飘逸而有情致。他不只是事功值得称道，文章本身也足以传世。这部书的明代末年版本已经散佚，后来有许多选编的别本流行，但都残缺简略，不如这部编本完备详细。△《双溪集》八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代杭淮撰。杭淮字东卿，宜兴人。弘治乙未进士。官至南京总督粮储右副都御史。他与兄长杭济都以诗歌著名，同李梦阳、徐祯卿、王守仁、陆深等人相互唱和。他的诗格调清新、体势健劲，在弘治、正德年间既不高谈古调，也不沿袭陈旧的说法，很合乎中正之道。这个版本是他的弟弟杭洵编的，原为朱彝尊曝书亭旧藏。卷末有朱彝尊亲笔题写的两行字，说：“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读了一遍，选入《诗综》十四首。”各首诗中也有许多圈点、甲乙等批记，大概是他编纂《明诗综》时所作的评定。如今《诗综》版本中所收杭淮的诗篇数，正与他自己记载的相同。其中如《打牛坪诗》第三联，原本作“碧障自云生”，朱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过访诗》第三联，原本作“野竹过墙初挺秀”，朱彝尊改作“挺拔”，也间或有圈点、改定之处，都比原本更好。他还称赞说：“他的诗精练有力，如同蚕丝从梭肠中抽出，似乎艰涩却很有条理。五言诗尤其擅长。”这个评论也很恰当。△《对山集》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康海撰写。康海有《武功县志》，已经著录。他的诗文集自明代以来一共刊刻过四次：一次是张太微选编的，一次是王世懋选编的，两者各有取舍。国朝康熙年间，他的同乡马氏才把他的全集搜集起来，在江宁刊刻。这部书是乾隆辛巳年，他的同乡编修孙景烈依据所收藏的张太微本，又加以删削后刊刻的。康海因为营救李梦阳的缘故，失身于刘瑾。刘瑾败亡后，康海获罪被罢废。于是放纵任性，征歌选妓，对文章不再精心思考，诗尤其颓唐放纵。《王世懋序》说，他的五言、七言古诗和近体诗，大多是率意而作；又仰慕杜甫直抒胸臆，有时连同时代人的姓名、字号、爵位、乡里都写入诗中，遇到押韵方便就押韵，不合于雅正。《朱孟震序》转述李维桢的话，也说张太微本如同杂玉和燕石，间杂错列。因此，马氏增刻的部分颇显芜杂。孙景烈这部书虽然刊出较晚，但取舍谨慎严密，对诗删汰尤其有力，比其他版本完善得多，已经足以充分保存康海的长处了。明代人评论康海文集的是非不一，总的来说，俞汝成所说“文胜于诗”，是不可改变的评价。他的《拟廷臣论宁夏事状》和《铸钱论》等篇，尤其很能切中当时的弊病。崔铣、吕柟都把他比作司马迁，实在是过分了。不过，他纵逸的气势自由流动，潇洒而自具特色，本来就胜过李梦阳等刻意割取秦汉文辞的人。△《柏斋集》十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何瑭撰写。何瑭有《医学管见》，已经著录。何瑭品行笃厚，志向坚定，他谈论学问始终以“格物致知”为宗旨。集中《送湛若水序》说：“湛若水以存心为主，我则把格物致知放在首位。若不能存心，固然没有办法作为格物致知的根本。格物达到极致、认识达到充分，心的本体和作用就更加完备。”他一生的学问功力就在这里。因此，当时东南学者大多尊奉王守仁的良知学说，只有何瑭把亲身实践作为根本，不以讲学自我标榜。然而若论他的笃实，却在那些讲学诸家之上。至于《均徭》《均粮》《论兵》等篇，专心研究世间事务，都能深刻切中时弊，尤其不是那些空谈三代、迂腐疏阔而没有用处的人所能相比的。虽然他的文体朴实质直，不在格律法度之间过分计较，但既有体制又有实用，不枝蔓、不支离，与雕琢篇章、绘饰词句的学问本来就应当区别看待。全书共文十卷、诗一卷，是嘉靖己酉年郑王刊刻的。郑王世子载堉，就是何瑭的外甥。他关于律数的学问，都是从何瑭那里学来的。△《竹涧集》八卷、《竹涧奏议》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潘希曾撰写。潘希曾字仲鲁，金华人，弘治壬戌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这部集子是嘉靖末年由长洲人黄省曾校订的。开头收诗四卷，接着是杂文四卷，再是奏议四卷，墓志、小传一类附在末尾。核对它的卷数，与《千顷堂书目》所载相符，大概还是旧本。潘希曾任兵科给事中时，上奏请求剥夺太监汪直义子的官爵。后来又因灾异陈述八件事情，都直接指斥近幸之臣，毫不避讳。等到奉命出使湖广、贵州，筹划处理边境储备，又因为没有贿赂刘瑾，被刘瑾矫传圣旨下狱，拷打审讯后除名。刘瑾被诛后，潘希曾重新起用为官，又上抗疏争论太素殿、天鹅房等工程，都留下了正直的声名。如今看集中收录的奏章，语言都恳切真挚，不加粉饰而深刻合乎事理，实在无愧于他的声名。他平时虽然不以文章著称，但直抒胸臆，气势充沛有余，也许正是因为他刚正的气概有无法掩盖、无法遏止的地方吧。潘希曾又治理河道，功绩最为显著。《小传》说他另有《治河录》，如今已经失传。不过，集中有关修筑工程的条议和奏疏，仍能看出其中一二。这尤其是切合实际用途的文章，足以给后来考证的人提供帮助。△《大复集》三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何景明撰写。何景明有《雍大记》，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赋三卷、诗二十六卷、文九卷，传记、志状、行状一类附在末尾。王廷相、康海、唐龙、王世贞分别为它作序。正德、嘉靖年间，何景明与李梦阳一起倡导复古学说，天下人纷纷响应，文体因此发生了变化。不过，两人的天分各不相同，取法的路径也略有差异。因此，集中那些与李梦阳讨论诗歌的书信，反复诘问辩难，争论不休，双方谁也不肯让步。平心而论，在模拟古人、取法古人的路径上，两人的短处大致相同。至于李梦阳雄健豪迈的气势和何景明和谐雅正的声调，也各有自己的长处。这并不妨碍把两人的长处分别看待、各自称美，不必再分谁更高、谁更低。何景明在七言古诗方面极为推崇初唐四杰转韵的格调，这一点可见于他所作《明月篇序》。王士祯《论诗》绝句说：“接续风人传统的是《明月篇》，何郎的妙悟本来就来自天赋。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的诗体，不要追随刀圭之说而误导后来的贤者。”这对何景明的主张颇不以为然。其实，七言诗起源于汉代，大多缺少长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后，才开始形成自己的音节。鲍照的《行路难》才开始另行形成变调。此后真正继承创作的人并不多。到了永明以后，连续换韵，曲折婉转、抑扬变化，体制才开始完备。因此，从初唐直到长庆年间，大多沿用这种格调。即使杜甫的各种歌行，变化如鱼龙，难以捉摸，而《洗兵马》《高都护》《骢马行》等篇，也没有废弃这一体制。王士祯的论说，用来防止浮艳雕饰的弊病是可以的；但如果一定认为何景明的主张足以误导后人，就不免像因为怕喝汤被烫过，连冷菜也要吹一吹那样过于矫枉。△《洹词》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译明代崔铣撰写。崔铣有《读易馀言》，已经著录。这部集子题名为《洹词》，是因为崔铣家在安阳，境内有洹水。第一、二卷称《馆集》，第三卷称《退集》，第四卷称《雍集》，第五至第十卷称《休集》，第十一、十二卷称《三仕集》。全书都按年代编排，不分文体，杂著、笔记也交错其中。崔铣极力排斥王守仁的学说，认为不应舍弃良能而只谈良知。因此，他的立论和行事始终归于笃实。他争论大礼，弹劾张璁、桂萼，风操气节显著，也没有辜负自己的言论。他所作《政议》十篇，参照当今而斟酌古制，没有儒生迂腐空疏的习气。其他如《漫记》十条，可以补充《宋史》的不足；《讹传》两则，可以平息明代流传的浮言。至于《岳飞论》一篇，认为岳飞最应该奉诏回师，尤其懂得大局。大概他并不以文章著称，但文章自然可以流传。第十一卷中有《严嵩钤山堂集序》，似乎涉及南园作记的疑问。不过，严嵩文集中收有这篇序，题作嘉靖己亥年。据《明史·严嵩传》，当时严嵩正任礼部尚书，还没有掌握国政，也没有理由预先知道他的奸邪。这就像司马光对待王安石，而不是陆游对待韩侂胄。△《庄渠遗书》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魏校撰写。魏校有《周礼沿革传》，已经著录。魏校想把《周礼》推行到后世，他的说法颇为迂腐空疏。他所著《六书精蕴》，想用古篆改造小篆；但所列的古篆又多是杜撰的，尤其错误。不过，魏校见闻较广，学术也醇正。因此，这部集子的文章格律严谨，不失雅正；考据也有根基，没有辱没儒者的言论。他所作御札《问经义》等条目，也多精确。只有《郊祀论》一篇，说经书中所见的只有南郊而没有北郊，并把社祭当作祭祀地祇。他不知道《大司乐》中方丘的文字与圜丘相对，圜丘用于郊祀上天，方丘用于祭祀大地，这是可以明确知道的。没有听说在泽中的方丘祭祀社神，而且是在夏至那一天。又《祭法》说在泰折掩埋祭品，这是祭地；它与在泰坛燔柴祭天的文字相对，都是北郊祭地的明显证据。魏校却引用《周礼》阴祀使用黑色牲畜的说法，来驳斥《祭法》祭地使用赤色小牛的记载，认为后者是附会。他不知道《周礼》和《礼记》不能强行合并解释，先儒对此辨析得十分明白，没有必要横加牵合，反而自行造成纠结。△《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代陆深撰写。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有费寀、徐阶所作的两篇序，以及文徵明所作的后序。《续集》前有唐锦的序，后有陆师道的跋。这些都是他的儿子陆楫编纂的。唐锦的序和陆师道的跋都说，陆深还有《外集》四十卷，与这两集合计共一百五十卷。这部书没有收《外集》，大概是因为《外集》全是他的笔记、杂著，另行刊印。《明史·文苑传》说：“陆深年轻时与徐祯卿相互切磋，写作文章；又擅长书法，仿效李邕、赵孟頫。鉴赏广博高雅，是词臣中的佼佼者。”《徐阶序》说陆深以经世济民自许，在翰林院、国子监任职时，多次上书议论政事；在晋地主持学政，在楚地参与藩政，在蜀地任职巡行宣抚，都对当地士民有功有德。只是可惜他独独以文章为人所知。《费寀序》也说，他因为言语恳切、不阿谀而触忤宰臣，贬官以后，完全没有流露出感伤时事、愤懑世俗的意思，并举出他的《发教岩诗》《峡江道中诗》来证明他没有怨恨。如今看他的文集，虽然篇章繁多丰富，但大体都根植于学问，切近事理，并不是徒然争奇斗艳、夸耀篇目多。在正德、嘉靖年间，七子派盛行，而他独自以和平典雅为宗旨，坚定地不失去自己的本来风格，这也可以说是有所坚持的人了。△《迪功集》六卷、附《谈艺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徐祯卿撰写。徐祯卿有《翦胜野闻》，已经著录。他一生论诗的宗旨，见于《谈艺录》和《与李梦阳第一书》。例如他说：“《古诗三百篇》可以广泛寻求诗歌的源流；遗留下来的古诗十九首，可以概括地把握诗歌的情趣；雄健高亢的乐府诗，可以激励气势；深沉悠长的《离骚》，可以补益思想。然后效法经书来树立旨意，依照古代来提高文辞。即使未必完全达到其中的奥妙，我也很少看到它的过失。”又说：“取法汉代武帝时期的诗歌，其流风还会延续到魏代；尊崇晋代的体制，它的弊病却不能全部据为规范。”他所谈的仍然是北地派摹拟古人的路径。只是李梦阳才华雄健、气势旺盛，所以把文辞铺张得很开；徐祯卿思虑淡泊而思想深沉，所以把情意深密地运用于诗中。当时他不能同李梦阳争先，日后评论确定下来，却也没有同李梦阳一起被废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王士祯《居易录》说，黄庭坚自己把诗定为《精华录》，只有三百首；徐祯卿自己编定《迪功集》也有三百首。这部书共乐府四十四首、赠答诗十六首、游览诗二十五首、送别诗四十首、寄忆诗二十一首、咏怀诗十二首、题咏诗二十一首、哀挽诗三首，共一百八十二首，不足三百首。第五卷以下则是杂文二十四篇，题记为正德庚辰年刊刻。前面有李梦阳、顾璘的序，都说是六卷，应当是原本。不知道为什么与王士祯所说不相符，难道王士祯所见的是另一本吗？毛先舒《诗辨坻》说：“昌穀的《迪功集》之外，又有《徐迪功外集》，由皇甫子安作序并刊刻。又有《徐氏别稿》五集，分别叫作《鹦鹉编》《焦桐集》《花间集》《野兴集》《自惭集》。”又说：“《迪功集》是他自己选编的，风骨最高；《外集》也很有光彩。《焦桐集》多是近体诗，毛病最多。《鹦鹉编》多学习六朝诗，间杂晚唐诗，有《竹枝》《杨柳》一类的韵调。《花间集》中‘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用于诗歌只是小乘，写入词中也很不相称。其他如‘花间打散双蝴蝶，飞过墙儿又作团’。《咏柳花诗》说‘转眼东风有遗恨，井泥流水是前程’，就是词家写情语中最好的。”等等。如今这些诗已经不能全部看到了。△《郑少谷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郑善夫撰写。郑善夫有《经世要录》，已经著录。他的诗以杜甫为规模，多是忧虑时局、感慨世事之作。林贞恒《福州志》认为，当时不是天宝年间，地方又远离朝廷，郑善夫却自比拾遗，是无病呻吟。不过，武宗年间宦官内部争斗，外部又有盗贼作乱，诗人为之忧心忡忡，不能说是没有缘由。王世懋《艺圃撷馀》说：“闽地人家家都能读书求学，却不太擅长作诗。国初林鸿、高廷礼、唐泰等人都以能诗著称，号称闽南十才子。然而他们比杨、徐差得远，更不用说高季迪了。后来诗歌气骨高峻、勉强可以同中原诗人抗衡的，只有一个郑善夫。他的诗虽然多摹仿杜甫，但仍只是边贡、徐祯卿、薛蕙、王廷相一类人的水平。”等等。这种说法是比较公允的。郑善夫《论诗》五言诗说：“伟大啊杜少陵，他苦心经营正在这里。末流诗人只会喧嚣叫嚷，古人的意味却茫然不知。凤凰在空中鸣叫，群鸟反而讥笑它。”看他抒发的诗论，就知道他与世俗并不合拍。△《太白山人漫稿》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孙一元撰写。孙一元字太初，自称秦人。有人传说他是安化王的后代。王世贞《题一元墓诗》说：“死了未必需要有孙子和儿子，活着未必需要有父亲和祖先。突然成为凌驾千古之人的人物，最终仍旧寂寞地埋在一抔土中。” 大概因为他的行踪诡异，当时人也没有谁能详细了解他。他曾经栖居在太白山顶，所以自称太白山人；又曾向西进入华山，向南进入衡山，向东登上岳山，后来又向南进入吴地，与刘麟、吴珫、陆昆、龙霓合称“苕溪五隐”。晚年与施氏结婚，后来在吴兴去世。刘麟写文章为他表彰墓墓。事迹详见《明史·隐逸传》。孙一元的才华和见识超群，他的诗排斥险怪、凌厉峭拔，往往有悲壮激越的声调。《静志居诗话》说，他推崇黄庭坚，诗体风格本来大致相近。不过，黄庭坚的诗经过深思和精心锤炼后写成，所以盘曲雄强的气势较多；孙一元的诗则开阔明朗、直抒而出，所以淋漓豪放的气势更盛。他们的意境也稍有不同。《明史·艺文志》记载孙一元有《太白山人稿》五卷。这部书是崇祯年间湖州周伯仁刊刻的，共八卷，大概依据吴兴张氏本和阳湖本合编而成。目录在八卷末尾还标有补遗若干首，但卷内却没有。难道是当时有意搜访而没有得到吗？闵元衢《欧馀漫录》记载孙一元散佚的诗，有《送许相卿诗》一首，见于许氏家谱；《题王伯雨园亭》二首，见于《乌青镇志》。《和吴甘泉》四首、《重游》一首、《君马黄》一首，见于真迹；《饮马长城窟》一首，见于卢志菴的抄录。后来又从纪宣符家得到十四首。闵元衢还说，鲍稚弢家有他的诗，抄本约有一千多首。梁清远《雕邱杂志》也说，他所收藏的孙一元墨迹中有《送别李远菴北上诗》，风调极高，不知道《漫稿》为什么没有收录。这样看来，他的诗已经散失很多了。△《苑洛集》二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韩邦奇撰写。韩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序二卷、记一卷、志铭三卷、表一卷、传一卷、策问一卷、诗二卷、词一卷、奏议五卷、《见闻考随录》五卷。它是嘉靖末年刊刻的，由汾阳孔天允作序。正德、嘉靖年间，北地派、信阳派正凭借各自的学说在天下倡导文风，韩邦奇却不附和他们，只把著书之外的心得发为文章。他不必沾沾自喜地追求与古人相合，但见闻广博，学问通达，凡是天官、地理、律吕、数术、兵法等方面无不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并且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因此，他引用材料丰富，议论精核，每一处都有根基，不同于拼凑浮华文辞。至于《见闻考随录》所记载的朝廷典故，也相当详细完备。其中如讥讽于谦不能匡正时弊的过失，以及辨析张采阿附刘瑾的事情，虽然不免略有偏颇驳杂，但叙述次序清楚，可以用来考证。其他辨析经义、阐发易数的内容，也有很多精确而值得流传的见解。大概有根基的学问，即使只是琐闻杂记，也同空泛谈论不同。△《东洲初稿》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夏良胜撰写。夏良胜另有《中庸衍义》，已经著录。《明史》本传称，夏良胜被除名以后，辑录他在部中的章奏，名为《铨司存稿》，凡是议论礼制的奏疏都收在其中。现在已经失传。这部书是他的诗文集。前七卷是杂文，第八卷是诗，第九卷是《考定皇极指掌诸图》，第十卷是《天文便览》，从第十一卷以下都题作《仕止随录》。第十一、十二两卷杂录因劝谏皇帝南巡而下狱时的疏奏、诗文，以及同时代各人投赠和申救的作品；第十三、十四两卷杂录居家时所作的诗文。第十三卷以前都题作“门人滇池罗江编”，第十四卷则题作“门人锺陵江治续编”。《明史·艺文志》记载《东洲稿》十二卷，其中诗八卷，与这部书的卷数不同。不过，这部书题为《初稿》，刊刻于正德十五年；嘉靖以后所作的作品，全都没有收入。史书所记载的，或许是他的全集卷数吧。夏良胜两次因直言进谏而被贬谪，气节凛然。他的诗文并不刻意追求工巧，但都气势挺拔，具有正直之气。虽然不以辞藻著称，却绝不是那些雕琢辞章、铺陈文句的人可以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