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六 子部三十六

译卷一百二十六　子部三十六 ○杂家类存目三 △《事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这部书都是推究各种事物的起源，杂引经书和史书。例如说太师一职始于吕望，但考察《尚书》，箕子已经先任此职，因此并不是始于周代。又如说开府仪同三司始于汉代，但考察汉建初二年，使车骑将军马防的班秩与三司相同，“同三司”从此开始；延平元年，邓骘任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的称号从此开始，但都没有说“开府”。到了魏代黄权，才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概汉代制度只有三公能够开府，到魏代才有“开府仪同三司”的称号。这部编书把这些混为一谈，都失于精密审慎。又如《檀弓》记载乘丘之战，这是士人有诔文的开始，并不是从此才开始有诔文；把它作为诔文的起源，也很是疏漏错误。按《郡斋读书志》记载，唐代刘将孙有《事始》三卷，晁公武说它分为二十六门，与这部书的体例不合；又记载蜀人冯鉴有《续事始》十卷，卷数也完全不相应。这部书所引用的都是唐代以前的书，怀疑是后人抄录类书中所引的刘将孙书，拼凑成编的。△《释常谈》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说：《续释常谈》二卷，由秘书丞龚颐正、字养正者撰写。（按：王楙《野客丛书》作二十卷，这大概是误脱了“十”字。）过去有一部《释常谈》，没有署名，所以现在特意称为“续”。凡是日常用语和俗语，都记载它们的起源。这样看来，这部书写成在龚颐正之前，应当是北宋人所作。原序说每天随时注解，共有二百条，但这部书只有一百二十六条，大概是后人嫌它繁冗泛滥，删去了其中一部分吧？明代谢肇淛《文海披沙》说：《释常谈》一书没有署作者姓名，其中引用的材料荒芜浅陋，极为可笑。至于把鹅说成王羲之，把筷子说成赵达，把盲人说成小冠子夏，把瘿说成智囊，把醉酒说成倒载，把寻找食物说成弹铗，把五次迁徙说成盘庚，把儿子死亡说成丧明，把耳聋说成黈纟广，都是荒谬无稽，像村中学究所作。它引用“负荆”的一段，尤其像打鼓上场的人所说的话，等等。如今核对这部书，其中把程普说成程据，把夫妇不和说成“参阅商”，把戴帽子说成张盖，把脱帽子说成倾盖，把“凤兮凤兮”说成孔子的话，把徒步行走说成不乘鞍马，把膏肓之疾说成晋悼公，把秦医说成卢医，把董宣封为强项侯，把饮酒时蜡烛熄灭说成绝缨，把自称自己有才说成自媒；《齐东》中的荒诞之语，打开书到处都是，还不止谢肇淛所摘出的那些。至于“灾梨祸枣”这种书籍刊刻流传五六百年，也真是无法解释的事情。△《别释常谈》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其中引用《中庸》时冠以《礼记》之名，由此可知是宋人。称齐桓公为威公，由此可知是南宋人。因此，它所征引的如苏轼《东坡集》、苏辙《栾城集》、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等书，都止于北宋。因为先有《释常谈》《续释常谈》，所以取名为《别释常谈》。它的浅陋鄙俗，也和前两部书相同，根本无法一一摘举。△《肯綮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代赵叔问撰写。赵叔问自号西隐老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根据宋代宗室联名取字的习惯推断，大概是魏王赵廷美的后裔。这部书开头辨析俚俗字的字义，从陆法言《唐韵注》中摘录材料以备考证。然而《唐韵》是孙愐所作，《法言》是隋代人的著作，实际应是《切韵》而不是《唐韵》，开卷首先就错了。又说孟子名“轲”应读作“口个切”，却不知道韩愈《石鼓歌》正押平声韵。其他辨析考证，也多是各类说部中常见的文字，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古今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魏了翁撰写。魏了翁另有《周易要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是依据《汉书·高帝纪》随文辨析义理，写成《古今考》。但全书只有二十多页，摘取《汉书·高帝纪》中名物、称谓、字义和音读加以简略辨论，和序文相合。从东坡《胡麻赋》以下，都是杂记其他事情，注称“以下杂识诸条附”。考察方回补辑的《了翁古今考》，仍把原书作为第一卷，其中没有这些杂条。由此可知，是后人因为原书篇页很少，不足成卷，便窜入其他文章来充数。陈继儒《秘笈》中所收的，大多属于这一类。△《正朔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魏了翁撰写。这部书极力主张周代实行夏历的说法。开头列举《豳风·七月》诗，接着考察六经、先秦古书以及历代正史中所记载的月份，认为全都是夏正，并把改换时令、改换月份说成后世儒生的臆测。全书共三篇。考察《周礼》，经文中同时出现“正岁”和“正月”。所谓“正岁”，兼用建寅之月，是为了便利百姓；所谓“正月”，则专用建子之月来颁布朔日。因此，同一个王朝的制度中，两种正月并行。经典中有时出现不同文字，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魏了翁没有考察《左传》中“王周正月”的文字，以及“春王正月日南至”之类的记载，却只摘取那些兼用两种历法的文字，作为周代实行夏历的证据。可以说是只知道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读书杂抄》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魏了翁撰写。这部书多是辨析、考证经义的话。例如引用《左传》“濡马褐以救之”的注释；“褐”是马衣，于是便说马有衣，却不知道“马衣”就是给马披的覆盖物，就像宋人把马的覆盖物称为“马甲”一样，并不是另有一种衣服。《春秋正义》引用服虔的说法，说马的繁缨是索{尹吊}，难道古代的马也另有{尹吊}吗？这类说法都是随着文字表面而作解释，没有得到经书的本意。他说“哉生魄”应当写作“霸”，认为“霸”“魄”二字不同；又说“昭”读作“诏”的音，并不是始于晋代避讳。这些说法都与《说文》的旨意相合。大概这是一部随笔札记性质的书，来不及逐条考证，所以不能件件精密核实。△《搜采异闻集》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旧本题为宋代永亨撰。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只有明代商维濬在《稗海》中刊刻过。现在考察其中文字，都是剽窃洪迈《容斋随笔》而颠倒了次序。其中“濮安懿王子宗绰《藏书目录》”一条，还没有来得及删去“忠宣公”三字。又有“兄公”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删去“余奉使金国”五字。大概明朝末年士人的风气浮华虚伪，喜欢以收藏、蓄有异本来抬高声望；往往是真得不到古书，便伪造出来炫耀世俗。不能自己著作的，又往往窜改旧本，套上新书名。像这样的情况数也数不清，这只是其中一种罢了。△《续古今考》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金代元好问撰。考察元好问现存的著作，有《遗山集》《中州集》《续夷坚志》；已经散佚的有《壬辰杂编》。除此之外，各家著录中再没有其他书。这部书不知道出自何人。书前有永乐四年解缙所作的续序，文辞和意趣都鄙陋，不像解缙的文章。其中评论《晋书》把十六国列为“载记”，说不如《东都事略》把辽、金、夏列为“附录”，绝不可能是金人的话。书中又多次引用《困学纪闻》《文献通考》。考察王应麟出生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年；据袁桷的序，《困学纪闻》成书时，应麟已经五十多岁，应在咸淳末年。元好问死于宪宗七年丁巳，即宋理宗宝祐五年；这样，《困学纪闻》成书是在他死后二十年。《文献通考》虽成于宋末元初，但刊行于世是在元英宗至治二年，距元好问去世又有六十多年，都不应当预先被他引用。至于解释《论语》“有妇人焉”一条时，引用来集之《樵书》，又引用顾炎武的话，这些都是明末清初的人。解释《中庸》“屋漏”一条时，引用陈司业的说法，现见于陈祖范《经咫》中。陈祖范因经学被荐举，获赐国子监司业衔，这件事在乾隆十六年。因此这部书显然是近代人所作。本来可以不收入书目，但因为它假托古人姓名，所以保存下来加以辨明，不让它欺骗世人。△《箐斋读书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周洪谟撰。周洪谟有《群经辨疑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卷首有一行题作“南皋子述”，篇中也都自称“南皋子”。书前有正德丁卯年陈旦所作的引言，说这是“文安先生”的精神、心术所在，是辅翼经传、阐明义理的著作，最为精密切实。可惜篇首篇末都没有记载姓氏，恐怕年代久远后会产生疑问，所以冒昧地把它的大略写在这里。现在看来，上卷中关于黑水、和夷等问题的辨析，颇有考据；但关于三皇制作器物等论述，义理就很平庸浅陋。下卷辨论周正的条目有十多条，极力主张蔡氏“改时不改月”的说法，反而斥责孔安国、郑玄的说法错误，辩论得非常繁多。至于僖公五年春正月“日南至”的文字，认为夏正无论如何都讲不通，便径直断定是左氏妄自增改，可以说完全不顾说法是否妥当。其他如论说伯牛不是患癞病之类，也都是纯凭臆测，不值得同他辩论。△《两山墨谈》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陈霆撰。陈霆有《唐馀纪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考证古籍，颇为详细丰富，但立论常常偏颇荒谬。例如根据《国语》中王子晋关于厉、宣、幽、平四王的话，便说周宣王与厉王、幽王、平王相等；又说许衡、姚枢不应当出仕元朝；还说至正二十六年就应当削除元朝的正统，这些都荒谬得非常厉害。又轻信小说，如红线、苏小妹之类，也都引用来作为事实。至于根据《政和县志》所记载的余应诗，说元顺帝是瀛国公的儿子，更加荒诞。△《灼薪剧谈》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代朱承爵撰。朱承爵字子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这部书作于正德癸酉年。因为腊月下大雪，他和朋友围炉夜谈，记录下来编成此书，所以取名为“灼薪”。然而书中杂抄唐、宋说部的文字。如“余游褒禅山”一条，全部抄录叶梦得《避暑录话》，却在末尾注说：“余，是叶石林自称。”这似乎是节录古书。又如“彭渊材禁蛇开井”一条，全部抄录惠洪《冷斋夜话》，只是把“使余跋其书”一句改为“使其宗跋其书”，又似乎是冒充自己的话。实在不知道他取了什么意义，汇集成这样一部书。难道是书坊商人所作的吗？△《古今原始》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赵釴撰。赵釴字子举，又字鼎卿，桐城人。嘉靖甲辰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这部书都是考究事物起源，列出纲要和条目，但采集材料繁杂，没有一点区别取舍，而且多数不注明出处。其中关于上古的各条，尤其荒诞浅陋。例如在“燧人氏”条下说：“设置传教台。”注说：“考察教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轩辕氏”条下说：“黄帝发誓要剪除蚩尤，于是斋戒三日。”注说：“这是斋戒的开始。”又说黄帝命风后担任侍中，注说：“侍中这一官名始于此。”这类说法已经极其浅陋。又说《黄帝内传》题为篯铿从石室中得到，刘向校书时发现它，注说：“这是创作传记的开始”，更几乎像戏剧了。又如伊耆氏行蜡祭，文字见于《礼记·郊特牲》，实际上并不是僻书，却列在女希氏名下，注说：“后世祭祀所用的祝文，都起源于此。”实在非常不加考察。至于说五经之外有四书始于明太祖，则更不值得辩论了。△《史纲疑辨》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林有望撰。林有望字未轩，桐城人。嘉靖癸丑年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这部书汇集唐、宋直到明代文集和说部中的考辨文字，以及评论时世的著作，不分门类；唐、宋部分只占十分之一二，明人作品占十分之七八。编排和题目都十分杂乱，有时还附载诗篇，尤其没有体例。△《千古辨疑》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锡撰。陈锡字南衡，天台人。嘉靖丙辰年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这部书都是辨析、考证经籍疑义的文字，共分为天文一卷、地理一卷、诗一卷、书一卷、律吕一卷、春秋一卷。大体上追求广博、喜欢争辩，却只凭空疏的臆测作断定，真正考证的内容十条中还不到一条，不是有根基的学问。△《读史订疑》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王世懋撰。王世懋有《却金传》，已经著录。这部编著是他的考证文字。虽然以《读史订疑》为名，但所说的未必都是史事。例如“鸿胪涧毗山龙鱼水”一条，是纠正明代《一统志》的疏漏；“锺离令嫁前令女”一事，是评论《自警编》的错误；至于“玉兰花”一条，直接是《农家圃史》中的话，与史事更加无关。大概这本来属于笔记一类，却勉强立下“读史”的名目，所以名实不相称，原因就在这里。△《简籍遗闻》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黄溥撰。黄溥是鄞县人，黄润玉的孙子。仕宦经历不详。这部书多记载明代逸闻，也间或考证古事。例如说胡一桂《十七史纂要》第三卷是董鼎所作；张光启《宋鉴节要》、刘定之《宋论》、邱濬《世史正纲》、程敏《政受终考》等书，都没有核对刻本上的题名，却误引为胡一桂的著作。又说谢铎《尊乡录》漏记胡三省的姓名，辨析秀州刺客是韩琦一事，记载栾肇撰作《四书驳》，引用季康子询问弟子好学的一段，辨析君主发问时称孔子、孔子回答时称“对曰”的例子，辨析元祐年间幸临《学诗同异》一事，辨析《金川玉屑集》伪本的三点可疑之处，论述夹注本书字为杜荀鹤的诗，辨明金忠的谥号“忠襄”并不是改名的礼制，辨析程端学集把佽飞都副兵马使黄晟误认为古代斩蛟的佽飞；这些都有根据。但街巷杂谈，也时常滥加收录。例如记载明太祖说六经就是“五穀”，《琵琶记》就是珍馐美味；记载元顺帝是宋朝皇后的儿子；记载明成祖纂修五经、四书、性命格言和古人行孝为善的事，名为《永乐大典》；记载明成祖徐皇后迷失了葬处，依靠老卒用朽木作标记，才寻找得到；又说戴良私自逃走后被捕，锁链贯穿肩骨而死；说建文帝从田州被押解入京时，其祖父亲眼看见；说杨士奇把“昭”字作为仁宗庙号，把“宣”字作为宣宗谥号，于是拿自己同霍光推立昭帝、宣帝相比；这些都是荒唐而没有根据的说法。至于记载李清照的事，一条说她是赵抃的儿媳，另一条又说她是赵挺之的儿媳，隔着几页便相互矛盾，尤其是没有核查。△《稗乘》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万历戊午年，孙幼安得到这部书，校正后刊行。书中分为四类：一类叫“史略”，一类叫“训诂”，一类叫“说家”，一类叫“二氏”。总共采用四十二种书，但多有删削，不收录全文。其中如陶九成《元氏掖庭伪政》一篇，考察孙作所写的《九成集序》，详细列出他的著作，并没有这个书名。大概只是摘取《辍耕录》中的几条，另立一个新名称。其余也多是任意抄取拼凑，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常谈考误》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周梦旸撰。周梦旸有《水部备考》，已经著录。这部书卷首的各篇序言都称它为《常谈考误》。但书名却题作《青谿山人文集》，把《常谈考误》列为其中的一个子目。大概最初是单独刊行的，后来又编入文集。书中都是辨析世俗引用典故的错误，但引用依据相当浅陋，也有很多错误。又有些本来不必辨析的事情，却偏要辨析。例如辨说“青云”不是圣贤的原话，而是仙人隐士的踪迹，认为如今把考取功名、出仕称为“青云”是错误的；这是不知道《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有须贾所说“致身青云之上”的话。又说程子表彰《大学》《中庸》，朱子把它们同《论语》《孟子》合称为“四子”，宋代还没有以“四子”为名；这是连真德秀《四书集义》也没有见过。又说明太祖以五经、四书取士，“四书”之名从此开始；这是连《元史·选举志》也没有见过。至于辨说太学石鼓不是陨落的星辰变化而成，道士居住的地方不能称为“方丈”，尤其显得鄙陋。如果是替读书人辨析，那么读书人没有荒谬到这种程度的；如果是替不读书的人辨析，里巷中的讹传到处都是，听到的全是这些，正如刘克庄所说“满村听唱蔡中郎”，难道值得一一同它辩论吗？△《琅琊曼衍》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鼎思撰。张鼎思字慎吾，安阳人。万历丁丑年进士。这部书都是考证文字，但全都抄撮前人的话。第四卷专门解释《周易》，其中多杂录李氏《易解》、刘牧《钩隐图》以及苏轼、杨万里的《易传》中的话，却都不辨析它们的是非。大概只是抄录下来以备查检的册子，后来被人抄写成编，并不是他的本意。△《秕言》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郑明选撰。郑明选字侯升，归安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刑科给事中。这部书都是考证文字，但浅陋得特别严重。例如辨析西王母只引用《山海经》，这是连《尔雅》和《穆天子传》都没有考察。辨析《饮马长城窟行》说见于《蔡邕集》，这是连《玉台新咏》都没有考察。辨析“接罗”，引用《世说》说“接罗就是今天的襕衫”；《世说》中实际上没有这段文字，这是连《世说》都没有考察。辨析“望羊”只引用《释名》，这是连《孔子家语》都没有考察。辨析“羽化”引用柳公权的话，这是连《晋书》都没有考察。辨析“讳丙为景”始于六朝，这是连《唐书》都没有考察。其他错乱颠倒的地方，更无法全部列举。看它所引用的，不过是《韵会》《事物纪原》一类的书，却贸然想要驳诘古人，难怪动不动就自行败露了。△《升庵新语》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宇编。王宇字永启，闽县人。万历庚戌年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参议。这部书抄取《丹铅》诸录的内容，保存的只有十分之一，而他自己的撰述又不精当。原书本来都还存在，这部书只是多余的枝节。△《学林就正》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陈耀文撰。陈耀文有《经典稽疑》，已经著录。陈耀文在明末诸人中颇能考证。他所作《正杨集》，攻击《丹铅》诸录中的错误，虽然语气叫嚣，有损于文雅，但疏通义理、引用证据，还不失为精密详尽。这部书却聚集各种驳杂的异说，诋毁呵斥圣贤。例如引用慕容盛的议论，把周公比作曹操一类的人；根据《汲冢书》的文字，诬说文王做过商臣那样的事情。用琐碎小事破坏大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南宋诸儒，极力划分门户，有时不免主持一方过甚，不能公平看待，例如压低苏轼、诋毁岳飞之类，确实不合乎人心所公认的是非；根据具体事情加以辨正，并不是不可以。陈耀文却一定要把张栻晚年得了怪病指为伪学的证据，这是深文苛求、有意寻找瑕疵，难道还要把伯牛歌咏芣苡也说成是内行不谨慎吗？又如许衡隶属于河南籍时，河南已经不是宋朝土地；中间相隔金朝一代，前后相距一百多年，却还拿出仕元朝来责备他，曲意加以指摘。这就如同东晋之士应当越过三国而尊奉汉朝，北宋人应当隔着五代而心怀唐室一样。他这样吹毛求疵、毫无道理，更加乖谬，不值得辩论。△《玉唾壶》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王一槐撰。王一槐是钱塘人，万历末年任临淄县知县。这部书就是他任临淄县知县时所作，都是辨析、考证经史的言论。书前有自序，说书写在朽墙上，便把文字收进唾壶；写满了，册子就脱落，因此取这个名字。其中如根据东坡《龙井题名记》的跋文，知道苏轼曾三次游赤壁；根据《尔雅》“食苗心曰螟”，驳斥韩愈文章中“根节之螟”一句为错误，也偶有考订。至于说《兰亭序》中“曾”字写作“僧”，原本是“立人”旁，钩进了行里，后人临摹时误加，却不知道这是徐僧权押缝题名，徐僧权的“权”字已经磨灭而“僧”字尚存；又把马明王当作兰陵王，把王勃文章中的“落霞”解释为鸟名，把曹娥碑中的“幼妇”解释为“昌口”，把“绝妙”改为“绝唱”，这些就过于穿凿附会了。△《戏瑕》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钱希言撰写。钱希言有《剑筴》，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考证文章。书名叫《戏瑕》，取自刘勰所说的“尹敏戏其深瑕”之义。但这句话出自《文心雕龙·正纬篇》，“戏”字在这里很没有道理，所以朱谋讳等人的校本都认为是“诋”字的讹误，这种说法并非没有见地。钱希言因为觉得这个字新奇，就用来命名此书，也算是好奇而不顾字义是否妥当了。书中很以博闻强识自负，但所说的内容常常模糊而没有证据。例如“妇人缠足”一条，他不知道《秘辛》是杨慎伪造的，已经属于考证失误；又说自己看过一本书，称缠足始于帝辛的妲己，因为妲己是狐妖，所以缠裹双足；还说这种说法最早，必定有根据等等。“东方朔”一条，称又看过一本书，说东方朔的母亲梦见太白星等等，却不知道所谓“一本书”究竟是哪一本。又如“称姬”一条，引宋玉《高唐赋》中有“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的话，说妇女称“姬”在周代以前，却不知道这里正是周末的寓言。《神女赋》把“王玉”二字改正过来，他引用凌初成的核札，说沈括《梦溪笔谈》中没有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其实出自姚宽《西溪丛语》。关于古人姓名的一条，说冯驩又称冯煖，韩凭又称韩朋，荀卿又称孙卿，匡俗又称康俗，却不知道“卿”姓是因汉宣帝的名讳而改，“俗”姓是因宋太祖的名讳而改，并不是他们原来的字。“洗灂”一条，说唐人的《仲子陵赋》使用“泉鱼”二字，出自《吴志》，却不知道原本是《老子》的“渊鱼”二字，因为避唐高祖的名讳才改成“泉鱼”。“古人墓文”一条，说《古法帖》中的孔子、季札碑只记有“呜呼有吴君子”六字，这连《淳化阁帖》也记错了。至于因为粉盒称为“多罗”，便把顾甄远诗中的“多罗少年”解释成“粉少年”；又因为七月称为“兰秋”，便把王勃文章中的“兰燕”解释成“七月燕”，尤其是穿凿附会。只有以下几条还稍可参考：引用陆龟蒙的诗证明宋玉确实有《微咏赋》；引用《柳宗元集》《刘禹锡集》证明《姜芽帖》；辨析褚遂良所作《司马迁妾随清娱墓碑》值得怀疑；引用《梁书》证明梁皇忏中郗后化为蟒蛇的说法是妄诞；引用陈鸿《长恨歌传》证明《说郛》所载《飞燕外传》是假托；以及记载《琅嬛记》出自《桑怿集》，《柳志》《女红馀志》都是好事者伪托，叶昼伪造了李贽的几部书，顾氏《诗史》其实是唐汝询所作等条目。△《析酲漫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懋仁撰写。陈懋仁有《年号韵编》，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万历壬子年。大意是想以考证见长，但搜集残缺零散的材料，大多没有根据，大概是学习杨慎却没有学成的人。例如说“对牛弹琴”是俗谚，引李石《面牛鼓簧》作证，却不知道这件事载于汉代牟融《理惑论》中的公仪休故事，如今收入《宏明集》，并不是俗语。又说斗百草始于周代，引《申培诗传》作证，却不知道《申培诗传》是丰坊伪作。说西王母是国名，这一点是对的；但又说汉武帝时的西王母一定是那个国族的部落，却不知道《汉武内传》所说的西王母，实际上是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并不是像舜时进贡玉环那样的人物。说高似孙《纬略》误以为烧香始于佛图澄，这一点是对的；却不引用博山香炉以证明烧香始于汉代，反而引用《法苑珠林》所载由余向秦穆公烧香供佛的故事，把释氏的妄谈当作典故。他引用周穆王在五台山建寺供养文殊的文字，来证明佛寺不始于汉代，毛病也一样。他最没有意义的说法，如说世人知道左太冲用了十年才写成作品，却不知道张平子的《二京赋》也是十年写成的。又说世人知道秦始皇在博浪沙中受到盗贼惊扰，大规模搜捕十日，却不知道他在兰池被盗贼困扰，大规模搜捕二十日。又说世人知道孟母断机来教育儿子，却不知道乐羊的妻子断机来劝勉丈夫。这和徐渭《路史》把刘歆说成刘向的儿子并当作奇闻，是同样的浅陋。看他在各种书中最推重《韵府群玉》，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了。只有辨析《通幽记》中的李伯禽生于贞元五年，必定不是李白的儿子；以及引用《释名》驳正《太平御览》关于“过所”的错误，这些还稍有可取之处。△《雅俗稽言》四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存绅撰写。张存绅字叔行，号见其，华容人。天启年间以贡生身份任蒲圻县训导。

译这部书抄录杂说，共分二十门。自序说，前后借阅书籍，几乎读破万卷，耗费三十多年精力，七次修改稿本。前面列出的引用书目有一千多种，其中许多是唐代以来从未著录的，大体都是从类书抄来，实际上并不存在。有时还把篇名标作书名，颠倒错乱，无法一一列举。他的凡例中有一条说：所引用的书目，有的已经列出总名，但具体篇章又分别出现。例如已经说是《礼记》，又列出《王制》《坊记》；已经说是《纬书》，又列出《元命苞》《援神契》；已经说是《史记》，又列出《货殖》《滑稽》；已经说是《升庵集》，又列出《丹铅》《伐山》之类。这并不是重复，目的在于详细说明这些话有所依据等等。这样看来，他自己也知道书中杂乱琐碎了。△《读书考定》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良儒撰写。陈良儒字穉修，湖北人。崇祯年间以荫生身份任光禄寺典簿。这部书分为天象、时令、地舆、人物、仕籍、行谊、肖貌、人事、书籍、法教、方伎、宫室、饮食、服饰、器用、花木、品汇，共十七门。每一类都征引旧闻，订正其中的错误，大体是《容斋随笔》的支流，但大多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内容。例如唐明皇游月宫以及月中嫦娥之类，不过是诗赋家借来作为辞藻，并没有人当作真实事件，也没有必要纷纷加以驳辨。△《事物初略》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吕毖撰写。吕毖字贞九，吴县人。这部书成于崇祯甲申年。书中杂记各种事物以及俚俗语言的起源。但大多剽窃《事物纪原》等书，言语又多粗俗鄙陋，不足以称为考证之学。△《俗语》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辑录古今谚语和方言，并标明它们的起源。凡是经书、史书以及小学类书籍，都有所引用作为依据。其中取自说部的材料，也分别在下面注明书名。虽然解释的是日常语言，但考证颇接近古义。然而，例如解释“大夫”称为“主”，引用《左传》和《国语》，却没有引用《周礼》中“以主得民”的文字，这是只记录传注而遗漏经文。又解释“郡君”“县君”，引用元代品官母亲、妻子四品封赠郡君、五品封赠县君的制度；但考察汉武帝尊奉王太后的母亲为平原君，平原是汉代的郡，可见封郡君的制度已经始于汉代。又汉武帝封金王孙的女儿为修成君，修成是汉代的县，可见封县君的制度也始于汉代；这部书只记载元代品官的制度，是引述后代而遗漏前代。又谈论音韵，说北方人把“步”读作“布”，是方音的错误，却不知道《周礼》注中“酺”“步”可以通读。《春秋释文》中“蒲圃”的“圃”字有一写作“布”音的，这说明四种读音还可以相互转读，何况“步”“布”相通而属于同一韵，只不过读音有轻重罢了。这是由于不明白古代读音，所以没有领会贯通各地方音的道理。△《纬略类编》三十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这部书全取杨慎《丹铅》等书中的各类记录，只是稍微颠倒、删改了原来的次序，抄合编成一书。这是伪书中最拙劣的一种。大概是奸猾的书商为了草率牟利而作，收藏家没有来得及辨别罢了。△《菰中随笔》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写。顾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经著录。顾炎武本来精通考证之学。这部编著把读书所得随时记下，旁及日常俗语、谚语以及平生问答之语，也零碎地记录下来。虽然其中也有足供参考的内容，但编排没有条理，材料堆砌而毫无头绪，应当只是偶然记录的稿本，后人因顾炎武声名很大才保存下来罢了。△《救文格论》一卷、《杂录》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写。此书载于吴震方《说铃》中，但其实都是顾炎武《日知录》中的文字。潘耒作《日知录序》，题署康熙乙亥年；徐倬作《说铃序》，题署康熙乙酉年。这样看来，《日知录》刻成已经十年，才有《说铃》，不应当把它剽窃、割裂出来，另立书名。考察毛先舒《潠书》，其中有《与炎武札》，说顾炎武曾承蒙赐示《救文格论》，以及《考古》《日知》二录等等。那么，顾炎武原来确实有这部书流传于世，后来才编入《日知录》中。这里大概仍是根据最初的本子刊刻的。△《别本潜邱劄记》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阎若璩撰写。阎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经著录。这部书有吴玉搢编次的本子，也已经著录。这个本子是他的孙子学林编成的。前面有学林的识语说：《劄记》卷一至卷六，是祖父一有疑问就记录下来，作为自己设问答难的书。其中有已经校订的，也有只保存旧说而没有校订的。有人说，已经校订的自然应当付梓，未校订的既然是古人的旧说，似乎应当删去。学林认为，这些都是先人存疑而未定论的内容，自己怎敢妄加取舍。至于卷五一册，是弟弟学机花费多年寻找先人手迹，陆续编成一帙，也不敢随意分割。只依照原本付梓，以完成先人的遗志等等。大概学林尊重家学，不愿有一个字散失，所以把旧文全部抄录下来，完全没有体例。例如卷一中有一条特别突出地写道：“这是他的强项，怎么可以同他争胜？”又特别突出一条写道：“这部书难道还需要注释吗？白白丢弃让别人取乐的事情罢了。”这类文字非常多，当时不过是为了备作书信之用，却一概抄录下来，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六卷中还都收录阎若璩的诗。阎若璩没有不通的学问，唯独词赋一道涉猎很浅，凡是他的论断，大多是勉强装作无所不知。学林把这些文字收录刊刻，正好足以暴露他的短处，远不如吴玉搢的本子有条理。因此现在以吴本为定本，而把这个本子附存其目录。△《修洁斋闲笔》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坚撰写。刘坚字青城，无锡人。这部书共有三百多条，都是杂论典故和字义，大体从说部中辑录出来。自序说，同乡顾宸有《辟疆园习察》一书，尚未编完，自己又摘取几十条附加进去。如今书中没有加以标识，也不知道哪些是顾氏的话。△《天香楼偶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虞兆漋撰写。虞兆漋字虹升，嘉兴人。康熙初年为诸生。这部编著是他读书所得，随笔纂录，分类编为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典制、字学、人事、艺文十一部。其中有很多因袭旧文，他自己作的考证不过十分之一二。例如论《刀剑录》误把宋废帝写成顺帝，把杨玉夫写成杨玉；论《五代史》记唐庄宗册立皇后刘氏一事，本纪与《家人传》的年月不同；论刘禹锡诗自注中的两个“高”字，说“高门”既然与“晓镜”相对，也似乎是“自高”之意；论孟子并没有在雪宫居住；论郭子章《马记》错误收录羊的故事；这些说法都很确当。至于论《五杂俎》中的“野蚕”一条，尤其能洞察真伪。可是，他说《诗经》“投畀有北”使用了《拾遗纪》中黄帝的故事，却不知道王嘉本来就是依托《诗经》的语句；说镜子称为“菱花”不知是什么意思，却不知道《飞燕外传》中有“七出菱花镜”的故事；说隋代把“丙”改成“景”，唐代修《晋书》都沿用《隋书》的写法，却不知道“丙”字本来是唐代皇帝名讳的嫌名；说周邦彦《十六字令》应当以“明月影”三字为一句，以“穿窗白玉钱”五字为一句，讥讽把“明”改作“眠”、写成上一句一字下一句七字的错误，却不知道另一种写法“归十万人家儿样啼”也是上一句一字、下一句七字，不能把“归十万”断作一句；这些都失于详细考察。至于他说把对子称为“字父”始于苏轼，却连曹子丹“佳人”一句也忘了，而这句话就在本书中，实在是没有仔细核查。其他关于天文的论述，多涉及主观猜测；至于孟姜女滴血寻找丈夫尸骨的故事，更是没有证据，不能相信。△《言鲭》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吕种玉撰写。吕种玉字蓝衍，长洲人。这部编著都是订正字义、考察事物起源的内容，也属于宋人《释常谈》一类，但所说多是人们熟知的内容，又常常不明白原本的出处，有时反而增加了错误。例如说今天的路引本于汉代的“长境”，却不知道《周礼》中也有这种制度；说墓志中有爵位的人称“公”，没有爵位的人称“君”，却不知道《隶释》中有后汉《故民吴公碑》；说“即时”就是“登时”，本出于唐代戴胄的话，却不知道汉建安年间《焦仲卿妻诗》中已经有“登即相和许”的话；说“亲家”的称呼始于五代，却不知道唐大历年间卢纶诗中已经有“人主人臣是亲家”的话；说排行始于晋末，汉代人还没有这种做法，却不知道《水经注》记载汉光武帝给几个侄子封爵时，名字已经用“德”字联缀；说“虎林”称作“武林”最早见于《晋书》和《汉地理志注》，不是为了避唐代名讳，却不知道撰写《晋书》的房乔、注释《汉书》的颜籀，正是唐代人。最荒谬的是，《汉武内传》中“王母命田四非答哥哥毕”等语，本来应断为“答哥”为一句、“哥毕”为一句；“哥”就是古文字“歌”字。吕种玉不知道汉人通假借用的办法，又误把它读成一句，于是说弟弟称兄长为“哥哥”的说法源出于此，也太粗疏错乱了。△《事物考辨》六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象明撰写。周象明有《七经同异考》，已经著录。这部书从七经、诸史一直到昆虫、植物，共分四十六类。凡是经传、注疏以及诸子、史书和百家著作，没有不加以采辑的，也间或在各条后面附上自己的意见。这个本子还是周象明亲手抄录的，旁边有注释、涂改，作了许多订正，可见用力很深。其中如甸师在祭祀时供给萧和茅，郑大夫说：“萧”字有的本子作“莤”；郑康成认为这是取“萧”来祭祀脂膏的“萧”。周象明的意见以郑康成为主，所见颇为允当。至于《礼记》郑注把“君陈”解释为周公之子，孔安国传却认为“君陈”是人名，周象明尊信孔安国而贬抑郑玄，说《蔡仲之命》写“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成王命令君陈时只说“懋昭周公之训”，不说“率乃父周公之训”，由此可知君陈不是周公之子；这种说法未免拘泥文字、牵强附会。其他随笔记录，也很少经过考核。大概是勤于采集材料，却不擅长考证的人。△《天禄识馀》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写。高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取宋、明人的说部，缀辑编成一书。材料辗转抄袭贩卖，完全没有新的见解，错误之处尤其多。杭世骏《道古堂集》中有这部书的跋说：“钱塘高侍郎以儒臣身份得以侍奉先皇于禁幄，退下来后写成两册书，题名《天禄识馀》。他的意思是，延阁、广内等宫廷秘室的收藏，有些是穷巷陋儒所不能窥见的。如今看他的书，却像《笑<月枼>言鲭》一样，哪里足以抵得上天厨的一块肉呢？”考察他所征引、辨析的内容，大半都是沿袭前人的旧说；偶尔有一两种偏颇的解释，也时常彼此抵牾。没有看《左传》的注释，就妄称“窒皇”是坟墓前的门阙；没有看《汉书》的注释，就妄引《后汉纪》来证明“太上皇”这个名称；没有看《水经》和《文选》的注释，就妄以为“金虎”“冰井”确实是三台；没有看《地理通释》，就妄把两个函谷关分别说成秦关、汉关。这些尤其错杂荒谬，不能作为依据。比如“青云”二字，莆田人周方叔认为有四种解释，却仓促地把它归入隐逸；“聚头扇”已经见于金章宗的词作（见《归志》），却说元代高丽国才开始进贡；银八两作为一铤，见于《汉书·食货志》，却引用《集韵》说这是新创的说法。“八米卢郎”已经见于齐、隋两书，姚宽《丛语》说，这大概是关中的说法，一年按六米、七米、八米分别分为上、中、下，意思是从谷物中取米，以取米数量的多少为标准。黄庭坚、徐俯哪里曾经误用这个词，他竟引用元稹“八采诗成未伏卢”来作证明，可见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做学问，先打好根基，再讲求枝叶；先研究经史，再从事词章。侍郎身居石渠阁、金匮，能够看到世间未见的书本，可是所采录的材料竟如此，这就足以考察他的学术造诣了。他排斥士奇，可以说没有留下余力；然而拿这部书反复核查，终究不能说世骏是在轻率诋毁他。△《畏垒笔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徐昂发撰写。徐昂发字大临，长洲人。康熙庚辰年进士，官任翰林院编修。这部书成于康熙戊戌年。前面有徐昂发的题词，说自己从庚寅、己丑年间开始随手札记，凡是古人已有的说法中有助于见闻、增长知识的，都摘录下来，间或参杂自己的意见等等。书中都是考证文章，大体上采集旧闻，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判断。其中如“匡鼎说诗”一条，明知《西京杂记》是伪书，却又把杨王孙名贵等事引用《西京杂记》作为凭据。《孔丛子》一条，既明确知道这部书是依托伪作，却又把子思出生时没有胡须眉毛之类的话引用来作证明。大概是爱好广博、喜爱奇闻，随着文字任意生发义理，不能把事情的本末贯通起来。至于把泰山碧霞元君说成周武王女儿太姬的神灵，认为陈敬仲逃奔齐国时把她奉祀带去；又把西洋天主教说成秦始皇派遣去求仙的人漂流到海岛后奉祀的神灵并带走，这些尤其是牵强附会的臆断。考察他的学问，自然比不上清初顾炎武、朱彝尊等人的博洽通达。不过，他取舍材料还算谨慎，叙述简洁，能够订正错误、考辨讹误，对增长见闻颇有帮助；在近来的说部著作中，仍算是条理整齐的一种。终究不是明代那些杂乱抄录、彼此转相贩卖、烦琐而毫无头绪的书所能相比的。△《古今释疑》十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清代方中履撰写。方中履字素北，桐城人，是方以智的儿子。这部书都是考证文章。第一卷至第三卷论述经籍，第四卷至第九卷论述礼制，第十卷论述氏族姓名，第十一卷论述音乐，第十二、十三卷论述天文推步，第十四卷论述地理，第十五卷论述医药，第十六至第十八卷论述小学、算术，都是各自列出标题加以说明。方中履是名家方以智的儿子，学问有渊源，所以立论都不浅陋。不过，他熔铸旧说写成文章，都不标明出处，体例像是策论，不如他父亲《通雅》那样精审核实。△《螺江日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张文檒撰写。张文檒有《大学偶言》，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记经史中的疑义。例如，他笃信《尚书》的古文篇本，遵用《大学》的古本，都是遵守其老师毛奇龄的说法；他的立论也很有辨析，内容广博，但疏漏错误往往难免。比如他说汉武帝元狩年间制造银锡，称为白金三品，就是官府制造的假银，却不知道古人把银、锡通称为“金”；汉代本来没有用银交易的事情，并不像后世那样贵贱差别突然悬殊，又有什么必要制造这种假银呢？至于论述陆农师的家世时，说《通考》所载的佃的曾孙遹是另一个人，不记得世系，也不知道遹就是游的儿子；游所作的文集跋语，现在还保存在文集中。把他当成另一个人，尤其是考证失误得厉害。△《知新录》三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棠撰写。王棠字勿翦，歙县人。这部书成于康熙丁酉年。每件事情都搜集各种说法，考察它的源流，再参照自己的论断，各自列出标题，大略按类别归并，只是不设置篇章部类。书中采集的材料相当丰富，但大多不注明出处。大意是想仿效顾炎武的《日知录》，然而不过是《谈薈》《樵书》一类书的同类罢了。△《西圃丛辨》三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代田同之编纂。田同之字在田，德州人。康熙庚子年举人，官任国子监学录。这部书杂采诸家说部，分类排列，都沿用各书原文，不加自己的论断。因此卷首题名不说“撰著”，而说“纂集”。△《经史问》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清代郭植撰写。郭植字于岸，古田人。乾隆壬戌年进士。这部编著是他主持广东粤秀书院时，和诸生搜求经史疑义，设置问答加以考订的成果。大体上都是注疏中的旧说，而且与毛奇龄《经问》相同的地方也不少。△《掌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陈祖范撰写。陈祖范有《经咫》，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的札记文章，都是考证名义、训诂的内容。不过大多搜集旧文，很少有新的解释。疑心他只是辑录各书的说法以备查阅，后来他的门人辗转传抄，因而刊行，本来并非有意著书。──以上“杂家类”杂考一属，共四十六部、四百四十三卷，都附入《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