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十六 子部二十六

译卷一百十六 子部二十六 ○谱录类存目 △《铜剑赞》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梁代江淹撰写。江淹字文通，是济阳考城人。官做到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醴陵侯，谥号宪。事迹详见《梁书》本传。齐永明年间，挖地得到一把古铜剑，江淹于是编次有关剑的事迹，考察古人铸造兵器使用铜、后世铸造兵器使用铁的原委，并为此作赞。虽然文章只有一篇，但《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都著录过它，所以附存其书名。△《蠙衣生剑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郭子章撰写。郭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经著录。这部编书全都记载剑的事迹，分为上、下两篇。前面有自序，说上篇依据剑的实际情况加以记载，下篇则记载寓言，例如《庄子》所说的天子之剑、诸侯之剑一类，就是如此。△《剑筴》二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代钱希言撰写。钱希言字简栖，是吴县人。这部书所载都是历代关于剑的事迹，也属于陶弘景《刀剑录》一类的著作。不过采集材料繁杂，分类也嫌烦琐。△《别本考古图》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吕大临撰写。吕大临的《原书》十六卷，已经著录。这一版本没有续图和释文，是元大德己亥年茶陵陈翼子重新刊刻的本子。书中附有各家的考证，已经不是吕氏原书，而且本身也有不少错误。例如在河南张氏戠敦条下说：“我考察，前面只有盖存。”又说形制与伯百父敦相似，却没有耳，图像也不是盖的形状，这一定是错误。现在考察所谓“只有盖存”，其实是中间所说的父旅敦正好作盖形；这一条原文只有“形制与伯百父敦略相似”几个字，并没有“惟盖存”三字。陈翼子所说的情况，不是所刻吕大临原本脱落了“惟盖存”三字，就是误把上文连接成一条，反而把原文没有错误的地方说成错误。明万历年间，遂州郑朴又重新刊刻了它。新都杨明时绘制图形并摹写篆文，在书首题作“元默斋罗更翁考订”。现在考察卷首陈才子的序文，说“我的弟弟翼甫，发扬吕公爱好古物的素志，委托罗兄更翁摹写原本；而且更翁刊刻此书以传世，并采集诸位老先生的辨证，附在左边”，这样看来，绘图、刻版和考证似乎都出自罗更翁。至于陈翼子的序文则说，他命朋友摹写原本，刊刻并校正讹误以传世，又采集各位君子的辨证附在下面，并说“有人讥笑我把精华刻削成刍狗之器”等等。这样看来，摹绘图形和篆文的是罗更翁，增补考证的实际是陈翼子。两篇序文的语意都很艰涩，究竟出自谁手，终究无法弄清。如今既然没有见到茶陵刊本是怎样题署的，姑且存疑就可以了。△《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张抡撰写。张抡字材甫，履历籍贯不详。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乾道三年三月，高宗到聚景园，知阁张抡进献《柳梢青》词，受到宣赐；淳熙六年三月，高宗再次到聚景园，张抡进献《壶中天慢》词，获赐金杯、盘和法锦；同年九月，孝宗到绛华宫，张抡进献《临江仙》词，可见他也是能写文章的人。王应麟《玉海》又说，张抡作《易卦补遗》，其中主张《易》以初爻、上爻两爻为定体，以中间四爻为变；《系辞》称为中爻，先儒称为互体。所谓“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八卦互成，刚柔相易”的道理，没有这种说法就无法显现。由此看来，张抡也留心经学。张端义《贵耳集》又说，孝宗朝的幸臣虽然很多，但他们读书作文不亚于儒生，在宫中应制宴饮之间，不可轻视。仓促之间奉命写作，哪里容得预先撰写？其中有曾觌、龙大渊、张抡、徐本中、王忭、刘弼，当时士大夫很少有不出入曾、龙、张、徐门下的，可见张抡也是狎客一流。不过《宋史·佞倖传》只有曾觌、龙大渊、王忭，没有列入张抡等人，那么他只是凭借词章邀宠，并没有扰乱政事。这部书自宋代以来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根据书末毛晋的跋文，毛晋从范景文那里得到它，范景文从于奕正那里得到它。至于于奕正从哪里得到，便没人知道来源了。上卷共九十八件，下卷共九十七件，都是汉代以前的器物。汉代以后的器物只有梁代中大同年间的博山炉一件。其中上卷的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父辛鼎、商持刀祖乙卣、周召父彝、商父辛尊、商父癸尊、商父庚觚、商持刀父已鼎、周淮父卣、周虎斝、周季父鼎、周南宫中鼎、商癸鼎、商瞿鼎、商贯耳弓壶、商亚虎父丁鼎、商祖戊尊、商兄癸卣、周己酉方彝、周觚棱壶、周▯女鼎、商子孙父辛彝、周叔液鼎、商父巳鼎、周宰辟父敦、周刺公敦、周孟皇父彝；下卷的商冀父辛卣、周举巳尊、商父丁尊、周仲丁壶、商父巳尊、商象形饕餮鼎、商龙凤方尊、周犠尊、商伯伸鼎、商夔龙饕餮鼎、周节鼎、周中鼎、周妇氏鼎、商提梁田凤卣、汉麟瓶、周虬纽钟、周乐司徒卣、汉兽耳圆壶、汉提梁小匾壶、商祖丙爵、商子孙巳爵、周仲偁父鼎，都是照搬《博古图》的文字，割裂删改，文辞意义往往不通。其他各器，也都是《博古图》所收，只有上卷的商虎乳彝、周言鼎、周尹鼎、周兽足鼎，以及下卷的商祖癸鼎、周乙父鼎、周公命鼎、周方鼎、商立戈父辛鼎、商父辛鼎，是《博古图》没有收录的。考察《馆阁续录》所记载的南渡以后收藏在秘省的古器，共四百一十八件；淳熙以后继续下拨的有四十件，另有不知道名称的二十三件；嘉定以后继续下拨的有八十三件。与这部书所记载的数量既不相符，而且书中所载的商冀父辛卣、父辛鼎、周南宫中鼎、周▯女鼎，都是嘉定十八年十一月才续行下拨的，为什么在绍兴年间就已经著录了呢？它是明代妄人剽窃《博古图》伪造的，已经毫无疑问。毛晋把它刻入《津逮秘书》，大概是没有详细考察其中的文字。△《焦山古鼎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题名说是王士禄作图并解释，林佶增补，其实是张潮辑录的。张潮字山来，是徽州人。《焦山古鼎》早已失传，世间只流传它的铭文。王士禄依据的是程邃的本子，林佶依据的是徐<火勃>的本子。两个本子各有得失，张潮又取寺中重刻的石本来编写，因而更加失真。△《古奇器录》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陆深撰写。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录古人奇异器物的名称，各自标明出处。书末附有《江东藏书目录》，分类为：经第一，理学第二，史第三，古书第四，诸子第五，文集第六，诗集第七，类书第八，杂史第九，地志第十，韵书第十一，小学医学第十二，杂流第十三，另外又专门列出制书一类。它的分类体例与历代书目很不相同，大概是陆深按照自己的意图编排的，并不是古代的体例。△《古器具名》二卷、附《古器总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文焕编。胡文焕有《文会堂琴谱》，已经著录。这部书对每一件古器都绘制一幅图。先采用《博古图》《考古图》，其次采用《欣赏编》。《欣赏编》就是抄袭《说郛》中的《古玉图》。《古玉图》由元代朱德润编写，原有朱德润的自序。刊刻《说郛》的人已经遗失了这篇序文，而沈润卿的《欣赏编》又没有说明来源。胡文焕这部书于是直接把它作为依据。《欣赏编》以讹传讹，可见毫无考证。何况《博古图》《考古图》所载已经很完备，他却对每件器物只选择其中一项，也不知道取舍的依据是什么。书末附《总说》一卷，则完全抄袭《博古图》的文字，更加浅陋。《博古图》成书于宣和年间禁绝史学之时，其中引用的原始疏文，胡文焕不能考定，竟然剽窃割裂，又进一步把它弄得混乱不堪。他摹画古代篆文，也不懂古人的笔法，错误尤其层出不穷。不懂却强作解释，说的就是这部书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分宜清玩谱》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它把严嵩家收藏的书画和器玩名目汇集成一册，也属于钤山的籍册、官府簿录一类。所记载的都是摘取珍奇之物记录，并不是全部藏品。不过古琴就有五十多张，这又何止于元载的胡椒八百斛呢？△《古玉图谱》一百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龙大渊等奉敕撰写。《宋史·艺文志》没有记载，其他各家著录也都没有提到它。尤袤《遂初堂书目》设有“谱录”一门，除《博古图》《考古图》以外，还有李伯时《古器图》、晏氏《辨古图》、《八宝记》《玉玺谱》等书名，也没有这部书的名称。元代朱泽民所作《古玉图》也没有说曾经见过这部书。考察不出它究竟从何而来。现在就根据它前面列出的修书诸臣职衔，结合史传加以考证，其中互相错乱的地方多得无法逐一列举。按宋代制度，凡修书机构设有提举、监修、详定、编修等职名，从来没有总裁、副总裁的称呼，这是可疑之处之一。宋代制度规定，翰林学士承旨由任学士时间较长的人担任。《宋史·佞倖传》记载，龙大渊在绍兴年间任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后，他从左武大夫除授枢密副都承旨，主管閤门事务，出任江东总管。龙大渊本来是武阶官，不应担任这种职务。又在“提举嵩山崇福宫”下面加了一个“使”字，宋代制度中也没有这种名目。并且传记说龙大渊死于乾道四年，而本书作于淳熙三年，已经是龙大渊死后九年，他怎么还可能主持修纂事务？这是可疑之处之二。又，宇文粹中的职衔列作翰林直学士。考察南宋《馆阁录》和《翰院题名记》，从乾道到淳熙年间，只有王淮、崔敦诗、胡元质、周必大、程叔达等人，没有宇文粹中的名字。这是可疑之处之三。又，《宋史·佞倖传》记载，曾觌字纯甫，是汴人，绍兴年间任建王内知客。孝宗因为他是潜邸旧人，授任权知閤门事；淳熙元年授开府仪同三司，六年加少保，任醴泉观使。现在这部书既然作于淳熙三年，但列曾觌的职衔时只称检校工部侍郎，反而没有开府仪同三司的称号；而且考察《宋志》，检校官有十九种，只有检校尚书，从来没有检校侍郎，这很不合制度。这是可疑之处之四。张抡就是明人所说的《绍兴内府古器评》的作者，《武林旧事》称他为知閤张抡，大概他的官职是知閤门事，也是武臣的职务。但本书却称他为提举徽猷阁。按《宋志》，徽猷阁是哲宗的御书阁，只设置学士、待制、直阁，没有提举这一官职。如果说是提举秘阁，则应由宰执担任，也不是张抡所应担任的官职。显然是没有考察宋代制度，只因他任知閤门事便附会出来的。这是可疑之处之五。《宋志》记载皇城司只有干当官，没有提举这一名目。本书却写有提举皇城司事张青，与《宋志》不合。这是可疑之处之六。又，士禄的职衔称带御器械、忠州防御使、直宝文阁；叶盛的职衔称带御器械、汝州团练使、直敷文阁。考察可知，带御器械、防御使、团练使都是环卫武臣所授的阶官，而直阁是文臣的贴职，南宋一代从来没有把它加授给武职人员。这是可疑之处之七。北宋有太常礼仪院，元丰年间确定官制后，已经并入太常寺；南渡以后没有太常礼仪院这一名称，而本书又列有太常礼仪院使钱万选，这是可疑之处之八。《书画谱》引用陈善《杭州志》，记载刘松年在宁宗朝进献《耕织图》，符合皇帝旨意，获赐金带。这部书作于淳熙初年，距离宁宗即位还有二十年，却已经说刘松年获赐金带，这是可疑之处之九。《图绘宝鉴》称李唐的官职为成忠郎、画院待诏，而本书却称他为儒林郎，既不相合；并且李唐在徽宗朝已经进入画院，建炎年间因邵宏渊推荐而授待诏。《图绘宝鉴》说他当时已经年近八十，淳熙距建炎五十年，不应当此人还活着，这是可疑之处之十。《画史会要》称马远为光宗、宁宗朝的待诏，陈善《杭州志》称夏圭为宁宗朝待诏；如今这部书在淳熙初年就已经列有他们的名字，时代不相符合，这是可疑之处之十一。

译《宋志》中，枢密院没有“都事”，工部没有“司务”；文思院只有“提辖”“监管”“监门”等职名，没有“掌院”之名。这些种种错误悖谬、彼此不合，是它可疑之处中的第十二点。这一定是后人假托宋代官本，又伪造官衔来为它作证，却不加考订，妄自搜集摘录，终于造成错乱乖谬，无法掩饰自己的痕迹。这也可见作伪者并不高明。△《泉志》十五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代洪遵撰写。洪遵有《翰苑群书》，已著录。这部书汇集历代钱币图样，分为九品；从帝王之国、割据称霸之国直到荒远境外的国家，凡是有文字可以记载、形状可以绘图的，无不全部收录，颇为详尽广博。但是历代的钱币，不可能全部流传到后世。洪遵在自序中说，曾得到古钱一百多种，是他亲自看过的，应该为它们绘图。至于其他的，如周代太公钱呈外圆内方的形状，还有汉代《食货志》可以作为依据；如果说虞、夏、商代的钱币，又凭什么辨识并绘图呢？况且《汉志》说太公的钱才是外圆内方的形状，那么在太公以前没有这种形状的钱币，是可以知道的。洪遵却让虞、夏、商三代的钱币全都采用周代钱币的形状，难道不是荒谬吗？至于道书中说天帝使用钱币，本来就是鄙俗荒诞的话，洪遵也凭自己的臆想绘出形状，那就更加荒诞了。这又是过分追求详尽广博所造成的弊病。△《百宝总珍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书中所记，原来是南宋临安的商人编纂的。书中记载金、珠、玉、石以及器物等类，详细说明产地、价格，以及真伪和形状。每一种物品前面都载有一首七言绝句，取其便于记诵，但诗词都很粗俗。开头记载玉玺一项；玉玺不是可以估价交易的物品，把它列在这里尤其不合适。△《燕几图》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黄伯思撰。考察黄伯思是北宋人，死于宋徽宗初年。这部书前面有自序，题作绍熙甲寅十二月丙午，也就是南宋光宗五年。如果说“绍熙”是“绍圣”之误，那么绍圣四年起于甲戌，终于丁丑，实际上没有甲寅。比这更早的甲寅，是宋神宗熙宁七年；比这更晚的甲寅，是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也都与黄伯思的时代不相合。又，黄伯思字长睿，而序末题作“林居士黄长睿伯思序”，把字当作名，把名当作字，错误颠倒得尤其厉害，大概是后人托名伪造的。它的方法，起初用长七尺的几案两张、长五尺二寸五分的两张、长三尺五寸的两张，都宽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把它们纵横交错排列成二十种形体，再变化为四十个名称。称为“骰子桌”，取其六数之意。后来又增加一张几案，改名为“七星”，推演为二十五种形体，变化为六十八个名称，各自标明名称并附以说明，大概是闲适之人用来游戏的器具。陶宗仪已经把它收入《说郛》中；这只是后人抄录出来另行刊刻的本子。△《槎居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黄鹤撰写。黄鹤字修翎，宜兴人，嘉靖己未进士。他居住的宅第名为“槎居”，其中有仰陶亭、空中阁等胜景，都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这部谱记叙他的宫室、器物、服饰的构造制度，并分别附上铭文。文辞意思纤细曲折，体裁近于诙谐戏谑，其中《一点园铭》尤其鄙俗。△《蝶几谱》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严澂撰写。严澂有《松弦馆琴谱》，已著录。这部书是在《燕几图》的基础上加以变通的。《燕几》以方几的长短相互参合；这部书则用句股形制成彼此交错的三角形，形状像蝴蝶的翅膀，所以叫《蝶几》。它的样式有三种，制作方法有六种，数目有十三种，变化的样式总共有一百多种，比《燕几图》相当巧妙。△《文苑四先生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锺岳秀撰写。锺岳秀字泰华，自署为江右人，至于他的乡里则不详。这部书仿照苏易简《文房四谱》的体例而稍加扩充。所采录的材料从唐代韩愈《毛颖传》以下，凡是写作笔、墨、砚、纸的作品，都按文体编纂。有关人物的事迹，就随着文章附带记出；锺岳秀自己所作的文章也一并收录。体例纤细曲折，采录尤其杂乱，远远比不上苏氏的书。△《歙砚志》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江贞撰写。江贞字吉夫，婺源人，官任绍兴府教授。他把饶州守叶良贵及其弟、东昌守叶良器所撰的《砚志》，与本族祖先江逊的《砚谱》相互参订，编成此书。大体上都是以宋代治平年间的《歙砚谱》和洪适《砚说》为蓝本，再稍加增补而成。△《程氏墨苑》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程君房撰写。程君房是歙县人。这部书把他所制作的各种墨摹绘成图，分为六类：一是“元工”，二是“舆地”，三是“人官”，四是“物华”，五是“儒箴”，六是“缁黄”。每类又各分上、下两卷，雕刻、题识都相当精巧；它与方于鲁《墨谱》争奇斗巧，实际上两者难分高下。考察沈德符《飞凫语》，其中略载方于鲁、程君房两人因争名而结为深仇。程墨曾通过内廷进献给神宗，方于鲁因此怨恨他。程君房后来因不善之事而死，实际上是方于鲁的势力所致。真可说是墨中妖孽，也是墨中争战。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则说，方、程二人因为制墨互相争胜，方于鲁汇编《墨谱》，请名手绘图，刻画精研，细致入微；程君房作《墨苑》来与之抗衡。大概方于鲁尚未显达时，曾向程君房学习制墨方法，并且借住在他家接受教益。程君房有一名妾颇为美丽，他的妻子嫉妒她而将她逐出，恰好被方于鲁看中，方于鲁便让媒人辗转谋求娶她。程君房把这件事告到官府，于是结下嫌隙。不久程君房因杀人获罪，被捕入狱，方于鲁暗中指使的说法也因此流传，所以《墨苑》中画了中山狼来诋毁方于鲁。两部书所记的事情虽然略有不同，但二人因此结怨却是相同的。只因为制松烟墨这种小技艺，竟彼此倾陷到这种地步；方于鲁的阴险固然不值得称道，程君房一定也想方设法图谋报复，这难道不是见识太狭隘了吗？△《方氏墨谱》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明代方于鲁撰写。方于鲁原名方大激，后来以字行世，改字建元，是歙县人。他起初也很学习作诗，汪道昆与他结为姻亲，把他招入丰干社，对他极力奖誉。后来方于鲁得到程君房的制墨方法，便改行制墨，与程君房互相竞争，正如弯弓射羿，世人对两人都加以讥笑。这部书就是他所作的《墨谱》。开头列有同时代各人赠送给他的作品，下面分为国宝、国华、博古、博物、法宝、鸿宝六类。上至符、玺、圭、璧，下至杂佩，共有三百八十五种式样，摹绘精细，各自附有题赞，并且完整列出真书、草书、隶书、篆书的文字，颇为工巧。然而他的用意在于炫耀以求取名声，所以所绘的只是墨的形制，只是在雕刻方面与程氏争胜；对于制墨的方法却从未讲过。△《雪堂墨品》一卷（内府藏本） 本朝张仁熙撰写。张仁熙字长人，号藕湾，广济人。这部书是宋荦任黄州通判时，张仁熙品评他所收藏的墨。按照《漫堂墨品》所记的年代推算，大约作于康熙辛亥。从方中正的牛舌墨以下，共三十六种，意思是用来配合苏轼在雪堂试用的三十六丸墨。△《漫堂墨品》一卷（内府藏本） 本朝宋荦撰写。宋荦有《沧浪小志》，已著录。宋荦所收藏的墨，张仁熙已经为他品评排列。过了十四年，到康熙甲子年，宋荦又积存了三十四丸墨，分别记载形状和款识，体例与前一部大致相同。只是还兼载赠墨者的姓名，以及墨的铢两轻重，文字较为详细。然而两部书所记载的都是明代中叶以后的墨，没有古代的制墨样式。△《曹氏墨林》二卷（通行本） 本朝曹素功编纂。曹素功字圣臣，歙县人，岁贡生，擅长制墨。他所制的紫玉光、天琛、苍龙珠、天瑞、豹囊、丛赏、青麟髓、千秋光、笔花、岱云、寥天一、薇露、浣香玉、五珏文、露紫英、漱金、大国香、兰烟等品种，只有十八种。不像方、程两家把夸多斗巧当作事情，而大多适合实用，所以士大夫很看重它们。这部书就是曹素功把当时收到的赠诗、赠文汇辑成册的作品。△《冠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顾孟容撰写。顾孟容是钱塘人。这部书总括记载历代冠帽制度。比如说孔子制作司寇冠、杏坛冠、燕居冠，颜回、闵损、冉耕、仲由制作德行冠，曾子制作进礼冠，子思制作思美冠，孟子制作缁布冠，这些都不见于传记，实在是杜撰。并且每种冠帽都一定绘成图，好像亲眼见过它的形制一样，虚妄荒诞尤其严重。卷首有永乐甲辰年刑部员外郎尤芳所作的序，说顾孟容多才多艺，凡是制作冠帽，必定遵循古制；这同样是极其不加考察。△《冠图》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后也没有序跋。根据书中内容考察，它就是顾孟容的《冠谱》。作伪者另立新名，故意隐去作者的姓和字。△《汝水巾谱》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术<土旬>撰写。朱术<土旬>字均焉，自号汝水居士，是辽简王朱植的第七代孙。他由辅国中尉改授镇江府通判，后升任户部主事。这部书记载古今巾帽式样，共绘三十二图；从华阳巾以下十三种，有的采自古书，有的参考画谱，然后仿制出来。但是叙述编次多有错误和简略。例如折上巾、葛巾、幅巾，它们的尺寸、幅面和形制都可以考见，书中却略去不叙。又，明代制度本来有各种颜色的软巾，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凌云巾等巾帽，也都没有收录。至于贝叶巾以下十九种，则没有任何证据，都是朱术<土旬>凭自己的意思创制出来的。△《香国》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毛晋撰写。毛晋有《毛诗陆疏广要》，已著录。这部书杂录各种香事，有的记明出处，有的不记出处，大都是陈旧因袭、习见的说法，也多庞杂割裂。例如“狄香”一条说：“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又说：“鞮，是鞋；狄香，是外国的香。”注文说见于张衡《同声歌》。考察“洒扫”两句，确实是《同声歌》的话；但“鞮，履也”以下，却是后人解释的文字，怎么能说见于《同声歌》呢？全书大多如此，不足以作为依据。△《素园石谱》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林有麟撰写。林有麟有《青莲舫琴雅》，已著录。这部书是林有麟在居所素园开辟玄池馆，用来聚集奇石，于是采录宣和以后见于旧籍的石头，共一百种，都绘成图，并缀上前人的题咏。开头是蜀中的永宁石，结尾是松江普照寺的达摩石。大体都是凭想象摹绘，未必能够一一像它们真实的形状。△《石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郁濬撰写。郁濬字开之，松江人。这部书成于万历丁巳年。杂录古来石头的名称，很没有条理。又大量剽窃类书和杂记，甚至把屠隆、陈继儒的话也当作典故采用，由此大致就可以看出它的水平了。△《怪石赞》一卷（内府藏本） 本朝宋荦撰写。从前苏轼作《怪石供》，齐安的石头于是闻名天下。宋荦任黄州通判时，得到其中的佳石十六块，分别为它们命名：一名宜春胜，一名达摩影，一名紫鸳覆卵，一名寒潭秋藻，一名红蜀锦，一名朱霞笼月，一名鬼面石，一名玉贝叶，一名三台象，一名双白眼，一名红虾蟆，一名鸲鸜眼，一名玉蟾蜍，一名杨妃瘢，一名赛猫睛，一名冰天月。各自记述形状并附上赞语，成于康熙四年。△《观石后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这部书都是记载他客居福建时得到的寿山石，逐一详细说明它们的形状和颜色，共四十九块。他在自序中说，曾见友人高兆作《观石一录》，流传于世，所以这部书题为《后录》。关于寿山石，明代谢在杭首先谈到过，但没有亲眼见过；后来山僧偶尔把石头磨成印，也没有特别著名。本朝陈自浴于是携带粮食开凿采掘，使寿山石大为闻名于世，这件事发生在康熙戊申年。考察古人所用的印章，以铜印、玉印最为多。顾氏《印薮》中有时注作绿宝石印，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宝石。用灯光冻石制印，则始于文彭；本朝初年已经在世间流行很久，并不是等到康熙七年陈自浴开始采掘并贩卖才有的。

译毛奇龄不过是根据自己所见到的情况来叙述罢了。△《汉甘泉宫瓦记》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本朝林佶撰写。林佶字吉人，侯官人，康熙乙卯举人，直武英殿壬辰特赐进士，授内阁中书。这块瓦是林佶的兄长林侗在陕西石门山中得到的，雕琢成砚台；现在他的后人仍然收藏着它。瓦背有一方印记，外面是圆形，中间用格斗形界线分隔。文字随着格斗形排列成三角形，内容是“长生未央”。世间也有很多拓本。王士祯诗的注文以及本卷末张潮的跋，都认为是“长生甘泉”四字，错了。──以上“谱录类”器物之属，共三十一部、二百十九卷，都附列《存目》。△《茶寮记》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陆树声撰写。陆树声有《平泉题跋》，已著录。陆树声当初入翰林时，与严嵩不合。罢官归乡以后，张居正掌握国政，想招用他，他也不肯接受。这部书就是他居家时与终南山僧人明亮一起品试天池茶而作的。全书分为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候、茶侣、茶勋七则，每则都只有寥寥数语，不过借此寄托心意而已，不足以用作考证。△《茶约》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何彬然撰写。何彬然字文长，又字宁野，蕲州人。这部书成于万历己未年。大略仿照陆羽《茶经》的体例，分为种法、审候、采撷、就制、收贮、择水、候汤、器具、<酉丽>饮九则，后面又附《茶九难》一则。△《别本茶经》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玉茗堂主人阅”。玉茗堂主人是汤显祖的别号。汤显祖有《五侯鲭》，《字海》已经著录。这部书把陆羽的书辑合为一卷，后面附《水辨》《外集》各一卷；但是编次没有章法，疏漏错误很多。例如，皇甫冉送陆鸿渐山人采茶的诗，被误作皇甫曾所作。欧阳修《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两篇，排在苏轼《志林》之后。“雀舌下材”一条出自沈括《梦溪笔谈》，题下却漏注书名，接在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之后，于是好像成了张又的新作。皮日休《茶中杂咏》的序言删去了诗，只保存序文，放在篇首，并改名为《茶经序》。《陆羽传》删去《唐书》的旧赞，另加童史氏承接叙述的赞语。内容冗杂，次序颠倒，完全没有体例；汤显祖似乎不至于这样，大概是平庸低劣的书坊商人假托他的名义吧。△《茶董》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夏树芳撰写。夏树芳字茂卿，江阴人。这部书杂录南北朝至宋、金时期的茶事，没有涉及茶叶采摘、制造、煎煮和品试的方法，只是摘取诗句来充实内容，然而疏漏特别严重，错误也很多。书名叫《茶董》，是因为《世说记》中说干宝是鬼界的董狐，便袭用了这句话。书前有陈继儒的序，卷首又题作“陈继儒补”。从其文气和格调来看，这部书也就不值得诘问了。△《茗笈》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屠本畯撰写。屠本畯有《闽中海错疏》，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论茶事。上卷分为溯源、得地、乘时、揆制、藏茗、品泉、候火、定汤八章，下卷分为点瀹、辨器、申忌、防滥、戒淆、相宜、衡鉴、元赏八章。每章大多引用各书论茶的话，前面引用原文，后面附加评论。又取陆羽《茶经》的文字分别置于各篇之前，用顶格书写；其他各书则低一格书写。然而把文字割裂拼凑，已经不是《茶经》的完整内容了。点瀹两章本来没有《茶经》可引用，却竟然把它们空缺了。考察它的体例，似乎是在疏解《茶经》，却又不像疏解《茶经》；似乎是在增删《茶经》，却又不像增删《茶经》，纷杂错乱，实在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茗史》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万邦宁撰写。万邦宁是奉节人，天启壬戌年进士。这部书不记载焙制、煎煮、品试等各种方法，只是杂采古今茶事。大多从类书中撮录而成，并不广博精深。△《茶疏》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许次纾撰写。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这部书共三十九则，论述采摘、收藏、贮存、烹煮和点茶的方法颇为详细。其中“择水”一条，误把金山顶上的井水当作中泠泉，考证十分疏漏错误。△《茶史》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刘源长撰写。刘源长字介祉，淮安人。这部书上卷记载茶的品种，下卷记载饮茶之事，分列三十个小目，琐碎冗杂得很。卷首题名处自称“八十翁”。大概是晚年颐养时姑且寄托心意而作罢了，不能算是著书。△《水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献忠撰写。徐献忠有《吴兴掌故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品评煎茶所用的水。上卷是总论，第一讲水源，第二讲清澈，第三讲流动，第四讲甘甜，第五讲寒凉，第六讲品第，第七讲杂说。下卷详细记载各种水，从上池水直到金山寒穴泉。目录列有三十四个名称，但正文中又多出喷雾崖瀑、万县西山包泉、云阳县天师泉、潼川盐亭县飞龙泉、遂宁县灵泉五个名称，大概是目录偶然脱漏了。又麻姑山神功泉，目录列在铁筛泉之后，正文却排在前面，也是次序颠倒的错误。上卷第六篇驳斥陆羽品评虎邱石水、二瀑水、吴松江水的说法，也驳斥张又新品评淮水的说法；第七篇又驳斥陆羽煮水初沸时加盐调味后品尝的说法，这些见解也有可取之处，但有时又自相矛盾。例如上卷说瀑水不能饮用，下卷却列出喷雾崖瀑，并引用张商英的说法，认为它特别适合煮茶。下卷记济南各泉时，说珍珠泉涌出珠状水泡，是山气过盛，不可饮用；记天台桐柏宫水时，却又说水泡涌起如珠，甘甜清冽，足以品用。恐怕也只是作者一时兴起所说，不必都当作典范。旧本题作《水品全帙》，这个书名实在难以理解。考察田崇衡、蒋灼的两篇跋文，都只称《水品》，没有“全帙”二字。怀疑此书原来只有一册，收藏者在书架题签上于《水品》下面写了“全帙”二字，传抄者误把它们连成了书名。现在依据旧跋，仍题作《水品》。△《煮泉小品》一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田艺衡撰写。田艺衡有《大明同文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共分十类：一为源泉，二为石流，三为清寒，四为甘香，五为宜茶，六为灵水，七为异泉，八为江水，九为井水，十为绪谈。大体上都是旧有的原文，没有能够在《水品》和《茶经》之外标举出新的内容。△《汤品》（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全书分为十六品。第一类是煎法，以茶叶老嫩来论的共有三品；其次是注法，以缓急来论的共有三品；其次以器具为标准的共有五品；其次以柴薪来论的共有五品。大体是拼凑零碎材料成书，不足以供人阅览。△《酒谱》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为临安徐炬撰写，没有注明时代。书中记载赐酺一条，提到洪武年间南市十四楼以及顾佐上奏禁止携带妓女之事，因此可知是明代人所作。书序自称采集唐代汝阳王琎等十三家的著作编成。然而引用考据常常错误，例如把梁代刘孝标“松子玉浆、卫卿云液”两句当作送酒给苏轼的启文，把魏武帝“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两句说成出自焦赣《易林》，把月泉吟社“村歌聒耳乌盐角、社酒柔情玉练槌”两句和李白“遥看汉水鸭头绿，正似葡萄初泼醅”两句都说成杜甫的诗，把《水经注》中刘白堕的故事说成出自《五斗先生传》，又把《前定录》中“松醪春”的名称说成东坡诗。像这类错误，几乎每一条都有，也可以说是既不学无术了。△《酒史》六卷（内府藏本） 明代冯时化撰写。书前有隆庆庚申年赵惟卿的序，称冯时化字应龙，别号与川，晚年自号无怀山人，却没有记载他的籍贯。这部书分为酒系、酒品、酒献、酒述、酒馀、酒考，都是关于酒的诗文和典故，但错误浅陋得很。他在《酒考》中有一条说，羽觞见于王右军，而王右军《兰亭序》说“羽觞随波”，由此其他内容也可想而知了。卷末载有吴淑《事类赋》中的《酒赋》一篇，用来补充遗漏，署名“燕山居士”，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浙江鲍士恭家另藏的一种版本，文字完全相同，却改题为徐渭撰。考察书中载有袁宏道《觞政酒评》，徐渭的文集虽然由袁宏道编纂，但袁宏道实际上没有见过徐渭，徐渭又怎么可能收录袁宏道的作品呢？显然是书坊商人伪造的题名。△《觞政》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袁宏道撰写。袁宏道字无学，公安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郎中。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书记载饮酒的规矩，共十六则。书前有袁宏道的引语，说是采集古代科条中简明严正的内容，附加新的条文，作为醉乡的法规。朱国桢《涌幢小品》说，袁中郎不善于饮酒，却喜欢谈论饮酒，写有《觞政》一篇，就是这部书。△《酒概》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沈撰写。书中自题为“震旦醚民囦囦父”。前面有一篇自序，其中又称“褐之父”。“囦囦沈沈”这些名号诡异奇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每卷所署校正者的姓氏，都称为海陵人，因此可知是在泰州刻印的。这部书仿照陆羽《茶经》的体例，按类别论述酒事。第一卷分三目，叫作酒、名、器；第二卷分七目，叫作释、法、造、出、称、量、饮；第三卷分六目，叫作评、僻、寄、缘、事、异；第四卷分六目，叫作功、德、戒、乱、令、文。杂引各书，体例丛杂琐碎，甚至把孔子尊为酒圣，把阮籍、陶潜、王绩、邵雍列为四位配享者，尤其荒诞。△《酒部汇考》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第三卷末尾载有国朝康熙三十年禁止直隶所属地区用蒸酒糜米谷的一道上谕，因此应当是近人所作。书中所收，从经史到稗乘、诗词，凡是涉及酒的材料，搜集得相当丰富。全书分为汇考六卷、总论一卷、纪事五卷、杂录一卷、外编一卷、艺文四卷。然而编排杂乱，体例很差。每卷开头空出前两行，随后把“酒部汇考”作为小标题。看来作者原想编成一部类书却没有完成，这只是其中一门的残稿。△《疏食谱》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汪士贤《山居杂志》记载此书，题为清漳陈达叟撰写，没有注明时代。《千顷堂书目》也作陈达叟，并题为宋人。考察左圭《百川学海》收有此书，则是宋人所作无疑。但《百川学海》所刻本，序言自称“本心翁”，书前标题却作“门人清漳友善书堂陈达叟编”，可见陈达叟是编纂其老师的书，并不是自己撰写的。书中记载二十种食品，每种都附有赞语，都是粗糙简陋的食物，所以称为“疏食”。《千顷堂书目》加“草”字写成“蔬食”，反而失去了原意。△《饮膳正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和斯辉撰写。和斯辉任饮膳太医，其生平始末不详。这部书前有天历三年进书的奏文，称世祖设置掌管饮膳的太医四人，在《本草》中选取无毒、没有相反作用、可以长期食用并有补益作用的药味，与饮食相宜，调和五味；并把每天制作的珍品御膳、负责的人员和所用的物品，都标注在历书上，以检验日后的效果。和斯辉从延祐年间起被选任此职，于是把进献使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制方法，以及各家本草、名医方术，还有每天必用的谷、肉、果、菜中性味具有补益作用的，汇集成一部书。虞集奉敕为它作序。书中所说的都是当时的制度，其中如邹店井水一类的记载，很有助于考证。只是“神仙服食”一门，言辞多荒诞不实。△《易牙遗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为元代韩奕撰写。韩奕字公望，平江人。生于元文宗时期，进入明代后隐居不做官，终身是平民。这部书仿照《古食经》的遗文，上卷分为酝造、脯鲊、蔬菜三类，下卷分为笼造、炉造、糕饼、汤饼、斋食、果实、诸汤、诸药八类。周履靖校刊时称，这是当时豪门人家所珍藏的书。考察韩奕与王宾、王履齐名，明初称为吴中三高士，他未必会把心思放在这样具体的烹饪事务上，或许是好事者伪造此书，假托韩奕之名吧。周氏《夷门广牍》、胡氏《格致丛书》、曹氏《学海类编》所收的古书，十部中有九部是伪书，大体都不足为凭。

译△《饮食须知》八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代贾铭撰写。贾铭是海宁人，自号华山老人。元代曾任万户。进入明代时已经一百岁，太祖召见他，询问平日保养身体的方法。他回答说，关键在于谨慎饮食。于是把这部书进呈给太祖阅览，太祖在礼部赐宴后让他回去。到一百零六岁才去世。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从水、火直到蔬菜、水果等各种物品，分别说明相反相忌的情况，都是从各家《本草》中摘录编写而成。自序说，物性之间有相反、相忌之处，《本草》对各种物品的疏释注解，得失各占一半，使人无所适从，因此专门选取其中相反相忌的内容，汇编成一书。然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超出《本草》的内容，不值得取用。△《馔史》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旧本题为元人所作，也只是臆测。书中杂记饮食故事。所采材料如《酉阳杂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类，大体都是常见的内容。又以《馔史》为名，却涉及食量，已经属于枝蔓；甚至把刘邕嗜好吃痂、权长孺嗜好吃指甲、鲜于叔明嗜好吃臭虫的事情也一并收入。这些都与饮食无关，更加违背体例。△《天厨聚珍妙馔集》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书中所说的都是制作饮食的方法、规制和类别，按类别编排。有汝阳史维泉的序，说东原有人出售书籍，李顺之买得善本，题名为《天厨聚珍妙馔集》，准备刻印以扩大流传。看来原来确有这部书，只是李顺之刻印时给它题了这个名称，当时已经不知道作者是谁了。△《居常饮馔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曹寅撰写。曹寅字子清，号楝亭，镶蓝旗汉军。康熙年间巡视两淮盐政，加授通政司衔。这部书把前代流传的饮食方法汇编成一书：第一篇是宋代王灼的《糖霜谱》；第二、三篇是宋代东谿遯叟的《粥品》和《粉面品》；第四篇是元代倪瓒的《泉史》；第五篇是元代海滨逸叟的《制脯鲊法》；第六篇是明代王叔承的《酿录》；第七篇是明代释智舷的《茗笺》；第八、九篇是明代灌畦老叟的《蔬香谱》和《制蔬品法》。其中《糖霜谱》，曹寅已经另行刻印，收入他编纂的《楝亭十种》；其他各篇也多散见于《说郛》等书中。──以上“谱录类”中的食谱一类，共二十三部、六十四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都附列于《存目》。△《唐昌玉蕊辨证》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周必大撰写。周必大有《玉堂杂记》，已经著录。唐昌观的玉蕊花，据说从唐代流传下来。宋祁怀疑它是琼花，黄庭坚认为是玚花，周必大认为两种说法都不对，所以记载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加以辨证。原载于《平园集》中。这一版本是毛晋摘出后刻入《津逮秘书》的。△《琼花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杨端撰写。杨端字惟正，鄞县人。成化年间寓居扬州。这部书采集前人关于琼花的诗文，汇编成一书，用来备查典故。篇首冠以杜斿《琼花记》，所以有的版本题作杜斿《琼花谱》。考察杜斿是宋人，字叔高，端平初年以平民身份被召入馆阁校勘书籍；而此书记载到元、明时期，不是杜斿所作。又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琼花考》一卷，说是成化丁未年杨端木辑成，和此书序文的年月相合，应当就是同一个人、同一部书，钱曾多写了一个“木”字。范钦天一阁所藏的另一部《扬州琼花集》，把杂文编为一卷、诗编为一卷、词编为一卷，大概就是根据此书分拆卷帙而成，也题作杨端；由此可仔细确定“木”字是误增的。△《天彭牡丹谱》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陆游撰写。陆游有《入蜀记》，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蜀地天彭花事兴盛的情况，已经收入《渭南文集》第四十二卷。这是它单独刊行的版本。△《亳州牡丹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千顷堂书目》把它列在朱统《牡丹志》之后，怀疑也是朱统所作。亳州的牡丹始于薛蕙，亳州的《牡丹志》始于薛凤翔。这部书与薛凤翔的书不同，但简略得很。书后附有牡丹杂事四条。第一条所说的“神隐”，是明代宁王朱权的别号；第二条所说“上皇召至骊山”，应当是唐玄宗；第三条所说太祖砍断宫嫔手腕的事，不知是明代还是宋代，大概只是齐东一类的传闻；第四条是张鎡举行牡丹会的事。这些都与亳州无关，不知道为什么收入书中。△《牡丹史》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薛凤翔撰写。薛凤翔字公仪，亳州人。由例贡出仕，官至鸿胪寺少卿。明代亳州的牡丹最为兴盛，薛凤翔家园中栽种的尤其多，于是撰写了这部书，大概是以欧阳修的牡丹谱为基础加以扩充。然而记载这样微小的一种花木，竟仿照史书体例，分为纪、表、书、传、外传、别传、花考、神异、方术、艺文等目，这正是明人粉饰夸饰的习气，不如欧阳修作谱那样简洁质朴而有体例。△《香雪林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思义编。王思义有《宋史纂要》，已经著录。这部书共包括梅花图二卷，咏梅诗、词、文、赋二十二卷，最后是画梅图谱二卷。△《兰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王贵学撰写。王贵学字进叔，临江人。全谱分为六则：一是品第的等级，二是灌溉的时令，三是分栽的方法，四是适宜的沙土，五是爱护培育的地方，六是兰花品种的产地。王贵学不知是什么地方人。这部书在各家书目中也都没有著录，只有陶宗仪《说郛》收载。王世贞曾说，《兰谱》只有宋代王进叔的本子最好，大概指的就是《说郛》本。这个本子是毛晋刊刻的，大概是从金坛于锵那里得到的。但与《说郛》本相比还少了三十多条，因此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兰易》一卷，附录《兰易十二翼》一卷、《兰史》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这部书的上卷是《兰易》，又名《天根易》，题为宋代鹿亭翁撰写。朱彝尊《经义考》载有它的自序，说《兰易》从复卦开始，所以称为天根。又载冯京的序说，《兰易》一卷，是在四明山中从一位田父那里得到的，书的开头题作鹿亭翁著。按《郡县志》记载，山中有鹿亭，如今已经无法查知所在，也就无从知道作者的姓氏了，总之应当是宋代隐士之类。这个本子已经没有自序，大概是传抄时散失了。书中以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十二月卦作为兰花消长的关键，每卦都附有词，文体像《彖》；下面又各系一段词，文体像《象传》，详细叙述兰花出纳、栽培的方法，大概是仿照《周易》来戏作《兰谱》。另外附有口诀二条和《兰月令》十二章，不知道是谁所作。下卷是《兰易十二翼》，叙述养兰的十二条宜忌，题作蕈溪子。考察《经义考》所载冯京序，这个本子题作蕈溪子，那么蕈溪子就是冯京。序中称鹿亭翁为宋代隐士，那么他就不是宋代的冯京，而应当是另一个与他同姓名的人。末尾是《兰史》一卷，也题为蕈溪子撰写。开头列出《兰表》，依照《汉书·古今人表》的体例分为九等，但下中、下下两等空缺未录。其次是《兰本纪》，列有三种。其次是《兰世家》，列有十一种。其次是《兰列传》，列有二十种。其次是《兰外纪》，列有九种。其次是《兰外传》，列有五种。大概鹿亭翁是戏仿经书，冯京既戏仿传，又戏仿史书。他的《兰易》是词人狡犭会之作，与《易》的义理本来没有关系，朱彝尊把它列入拟经类，实在违背体例。现在一并改列在谱录类中，也许可以保存它的真实性质。△《艺菊志》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清代陆廷灿撰写。陆廷灿有《续茶经》，已经著录。陆廷灿居住在南朔镇，在槎溪上游，种菊数亩，王翚为他绘制《艺菊图》，一时之间很多人题诗题咏。陆廷灿于是广泛征集有关菊花的事迹，写成这部志书。全书分为六类，叫作考、谱、法、文、诗、词，并附有题咏《艺菊图》的词。△《茶花谱》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朴静子撰写，没有注明姓名。前面有康熙己亥年自序，大概是他任漳州官员时所作。茶花在闽南盛行，其中以日本洋种尤其优良。这部书上卷是花品，共四十三种。文章想用新奇、俊逸、冷峭的笔调学习屠隆、陈继儒的风格，却更加纤弱轻佻。例如叙述虎斑说：红色为经线，白色为纬线，依稀是从阴阳之间借来织机，这不是锦的一种又是什么？不然，驺虞是仁兽，血迹从哪里能够掩盖奇异的纹理？补录雄品时说：风从树下吹来，不要让它在芳香的花丛中咆哮，等等。这是什么样的话呢？中卷是咏花的作品，共七言绝句六十七首。下卷则是种植的方法。△《永昌二芳记》三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代张志淳撰写。张志淳自号南园野人，云南籍，江宁人。成化甲辰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因被牵连为刘瑾的党羽，被勒令退休。他的名字见于《明史·焦芳传》中，但没有可考的事迹，怀疑也属于康海、王九思这一类人。这部书把永昌出产的山茶、杜鹃两种花合编为一谱。上卷记山茶花品三十六种，中卷记杜鹃花品二十种，下卷则记两种花的故实、诗文。他论述踯躅、山榴、杜鹃这些名称从唐代起就没有区别，认为杜鹃只能称山石榴，不能称踯躅。踯躅是杜鹃的另一品种，花聚成大朵，不像杜鹃那样一朵朵分开开放，俗名映山红，没有所谓黄色、紫色、碧色的品种。韩愈、元稹、梅尧臣的诗都弄错了，他的考证也并不草率。△《瓶花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张谦德撰写。张谦德后来改名为丑，有《清河书画舫》，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评定花瓶，其次评定花以及折枝、插花、贮藏等事项，最后讲护养花瓶。据书前自序，大概是他年幼时所作。△《荔支通谱》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邓庆寀撰写。邓庆寀字道协，福州人。这部书把各家荔支谱辑成一篇，所以称为《通谱》。其中蔡襄的谱一卷，徐<火勃>的谱七卷，邓庆寀自己所作的谱六卷，附有宋珏的谱一卷、曹蕃的谱一卷。蔡氏的谱还算可以，徐氏谱中收录的《十八娘别传》之类，邓氏谱中收录的《鲍山荔支梦》之类，都接近传奇作品。宋珏谱中关于福业等说法，未能脱离明人小品文的习气。曹氏谱稍微简朴质实一些，还保留着古代的格调。△《筍梅谱》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释真一撰写。真一居住在杭州法华山龙归坞，当地竹笋很多，梅花也极为繁盛，因此分别为它们撰写谱书，成书于天启七年。△《澹圃芋纪》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杨德周撰写，赵士骏又加以增补订正。杨德周字齐庄，鄞县人。万历壬子年举人，官任高唐县知县。赵士骏字西星，也是鄞县人。这部书专门记载芋魁的典故，共分十类：一是名称，二是种植技艺，三是食用，四是禁忌，五是有关事项，六是论说，七是诗，八是赋，九是歌谣，十是药方，搜集摘录相当详细。△《竹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陈鼎撰写。陈鼎有《东林列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竹子的奇异品种，共六十条。△《笺卉》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吴菘撰写。吴菘字绮园，歙县人。黄山僧人雪花曾把黄山出产的各种花卉绘成图，宋荦为图题句。吴菘于是分别为它们作笺，共三十五条。△《苔谱》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汪宪撰写。汪宪有《说文系传考异》，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录有关苔藓的文句和故实。卷一叫《释名》，卷二叫《总叙苔》，卷三叫《诸品苔》，卷四、卷五叫《苔生处所》，卷六叫《杂录》。△《学圃杂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世懋撰写。王世懋有《却金传》，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记载他园圃中所有的东西，以及耳闻目见的事物，分为花、果、蔬、瓜、豆、竹六类，分别说明各种品种和栽植的方法。大体以花为主，草木一类则从略。全书只有一卷，《续说郛》把花疏、果疏分别列为两卷，是错误的。

译△《群芳谱》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王象晋撰写。王象晋字荩臣，山东新城人。万历甲辰年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这部书共有《天谱》三卷、《岁谱》四卷、《穀谱》一卷、《蔬谱》二卷、《果谱》四卷、《茶竹谱》三卷、《桑麻葛苎谱》一卷、《药谱》三卷、《木谱》三卷、《花谱》三卷、《卉谱》二卷、《鹤鱼谱》一卷。对于种植写得简略，却详于疗治方法以及典故艺文，内容割裂、堆砌，颇无可取之处。圣祖仁皇帝下诏命儒臣删削其中的错杂荒谬，订正错误，又补充遗缺，编成《广群芳谱》一书，昭示万世。回头再看这部书，确实已经是陈旧的糟粕了。△《汝南圃史》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文华撰写。周文华字含章，苏州人。前面有万历庚申年陈元素的序，称他为光禄君。不知道他担任的是什么光禄官。周文华自序说，因为看见允斋的《花史》，嫌它不完备，于是增补修订而写成这部书。全书分为月令栽种、花果、木果、水果、木本花、条刺花、草木花、竹木草、蔬菜、瓜豆十二门，都叙述栽种方法，间或附有诗词。大体是根据江南所有的物产来写，所以河北的蘋婆、岭表的荔支之类，也没有著录。与其他书抄袭陈旧说法、夸张铺陈珍奇事物相比，这部书较为切实。只是分类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例如西瓜不列入瓜豆而列入水果，枸杞不列入条刺而列入菜蔬，都不是它们所属的类别。△《花史左编》二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路撰写。王路字仲遵，嘉兴人。这部书都是记载花卉的品种、名称和故实，分类编纂。遣词叙事多涉及轻佻纤巧，没有超出明代末年小品文的习气。《浙江通志》记载王路《花史》二十四卷，有天启元年李日华的序。现在这个本子是二十七卷，没有李日华的序，前面却有陈继儒的序和王路所作的小引，而且都称为二十四卷。又有这个本子的第二十五卷《花之友》、第二十七卷《花之器》，都题为潭云宣猷驭云子补；第二十二卷《花麈》，题为百花主人辑。因此王路原书本是二十四卷，这三卷是后人补入的，而刊书者把它们合并列入一部书。王路的小序又说此书是左编，另有右编，内容是花的辞翰，约十二卷，大概只是有这个书名而没有写成。△《花史》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吴彦匡撰写。吴彦匡的爵位、籍贯不详。这部书大概以常熟蒋养菴的《花编》、松江曹介人的《花品》两书为基础加以推广，得到一百多种花；每一种花列为一类，并分别加上神品、妙品、佳品、能品、具品、逸品等等级名称，附录前人的遗事和咏花诗歌。大多是凭主观臆想写成，所作的品第未必都准确。△《花里活》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陈诗教撰写。陈诗教字四可，秀水人。这部书编辑古今花卉的故实，按时代分编，但都因袭陈旧说法，没有什么奇特偏僻之处，考证尤其多有疏漏。例如说五代梁有王彦章，吴国也有王彦章，却不知道杨行密的部将是王茂章，后来归附梁国后改名景仁，根本没有所谓王彦章这个人。它的错误大多都属于这一类。至于《花里活》这个书名，大概是用了李贺《秦宫》诗中“ 一生花里活 ”这句；但秦宫是什么人，怎么可以拿来援引自比呢？实在是考证得太不严谨了。△《倦圃莳植记》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曹溶撰写。曹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曹溶从山西阳和道任上回到故里后，在范蠡湖上筑屋，取名为倦圃，在其中种了许多花木，于是记载园中所有事物而成。分为花卉二卷、竹树一卷，分别说明它们的名称、品种、故实和种植方法。曹溶学识本来丰富广博，所以引用考据多有可观之处，只是措辞颇为纤巧偏僻，还没有摆脱明代末年小品文的积习。前面有自序，题为康熙甲子年。考察曹溶死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享年八十三岁，那么这部书就是他晚年游戏之笔。△《北墅抱瓮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清代高士奇撰写。高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康熙庚午年自序，是他告老还乡后所作；所谓“北墅”，是他所居别业的名称。别墅中栽种的花木很多，高士奇于是把果树、花卉、竹子、蔬菜、药草、藤蔓之类分别列出，说明它们的形状、颜色、品种和状态，编成这部书，共二百二十二种，叙述记录相当详细。△《名花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西湖居易主人撰写，没有注明姓名，也没有序跋。这部书杂抄《群芳谱》之类的书编成，大概是近人所作。所列共有九十二种花，另外附有《瓶花诀》《盆种诀》《十二月花木诀》。其中所说的种植方法，缺漏而且不详细，间或附带一些故实，更加冗杂而没有头绪。看它开头叙述梅花的一段，字句粗俗鄙陋，引用又有错误，不过是一个粗通文义的人偶然抄录成册罢了。△《蠙衣生马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郭子章撰写。郭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经著录。这部书摘录典籍中记载的马事，分为上、下两篇。引用相当广博，都注明所采书名，与明人其他说部相比颇有根据。只是把宛马说成晋泰始年间所进献的，不知道汉代已经有了；又把果下马说成出自《魏志》，不知道《汉书》也有记载，搜集材料未免稍嫌简略。△《虎薈》六卷（内府藏本） 明代陈继儒撰写。陈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经著录。这部书末尾有黄庭凤的跋，说陈继儒患疟疾，王穉登送给他一册《虎苑》，让他佩带在身上，疟疾就痊愈了，于是写成这部书。书中所引用的内容大多杂乱而没有条理。例如《周礼·司尊彝》中说裸礼使用虎彝、蜼彝，《汉书》中说穿着虎尾絇履之类，这些都与谈论老虎没有关系，却也都随意牵强附会，真是所谓与主题毫不相干的内容。△《画眉笔谈》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陈均撰写。陈均字康畴，歙县人。这部书都是记载饲养画眉鸟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古人曾记载养鹰的各种方法，姑且保留这部书的书目，以备博物知识的一个方面。△《晴川蟹录》四卷、《后录》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清代孙之騄撰写。孙之騄辑录的《尚书大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搜集蟹的诗文和故实，分为谱录、事录、文录、诗录四门；《后录》又分为事典、赋咏、食宪、拾遗四门。内容只是堆砌摘拾，冗杂而没有头绪，在《晴川八识》中最为低劣，远远比不上傅肱、高似孙两家的书。△《蛇谱》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陈鼎撰写。这部书记载蛇的奇异之处，共六十三则，大体都是蛮荒地区的怪异传说，不足以作为征信的依据。第五十三则以后，全都是抄录《山海经》的文字，尤其是剽窃之说。△《禽虫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闽中袁达德撰写。徐<火勃>《笔精》说，《山居杂卷》中有《禽虫述》一卷，是闽中袁达所撰。袁达字德修，程荣署作袁达德。流传到后世，谁能辨清他的姓名呢？考查《千顷堂书目》也著录此书，说袁达字德修，是闽县人，正德癸酉举人，官任贵溪县知县，降职补任湖广都司经历，这与<火勃>所说相合。这样看来，此书确实出自袁达，刊本误把“德”字衍入了。此书叙述禽鸟虫类名称的意义和典故，同时仿效《禽经》《埤雅》的体例，联缀成文，有时还间杂排偶句；但只有章段，不分门类，也没有注释，终究免不了成为堆砌材料的学问。△《虫天志》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宏正撰写。沈宏正是嘉定人。此书汇集鸟兽虫鱼的奇异事迹，分为六部。“庄子”说：“只有虫能够成为虫，只有虫能够成为天。”书名大概就是取自这句话。△《乌衣香牒》四卷、《春驹小谱》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陈邦彦撰写。陈邦彦字世南。此本题作匏庐道人，是他的自号。他是海宁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衣香牒》全都采集燕子的事迹，分为八门。前面有乾隆戊午陈邦彦的自序，说分为三卷；但此本多出一卷，疑心刊刻时为使每卷页数均衡而分成四卷，只是序文没有来得及改动。《春驹小谱》全都采集蝴蝶的事迹，分为五门。大概是想仿效宋人《蟹录》的体例，作为谈论时的资料。然而搜集虽然广泛，考订核实却多有疏漏。这是当时寄托兴致的作品，本来无暇做到精密审慎。──以上“谱录类”中草木鸟兽虫鱼一属，共三十五部、二百零二卷，均附入《存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