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九 集部二十二

译卷一百六十九 集部二十二 ○别集类二十二 △《明太祖文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巡按直隶督学御史姚士观、南京户部督储主事沈鈇共同校刊。全书分为十八类：诏、制、诰、书、敕命、策问、敕问、论、乐章、乐歌、文、碑、记、序、说、杂著、祭文、诗。考察《太祖集》最初刻于洪武七年。刘基、宋濂《文集》中所载的序文都说是五卷，称为翰林学士乐韶凤编录。然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已经没有著录它。该书著录的是《太祖文集》三十卷，注说：“甲集二卷，乙集三卷，丙集文十四卷、诗一卷，丁集十卷。”此外还有《太祖文集类编》十二卷、《太祖诗集》五卷、《太祖御制书稿》三卷，都与这个本子不相符合。焦竑《国史经籍志》列有《太祖文集》二十卷，另有三十卷。这个本子的卷数同焦竑所列的前一种相合，大概就是焦竑著录的那一种。它刻于万历十四年，编次出自谁手则不知道。《目录》末尾有姚士观等人的《跋》，说是根据旧本在中都刻成，也没有能够详细考察旧本的来源。考察朱彝尊《明诗综》，其中载有明太祖《神凤操》一首，但集中却没有，可见此集也并不完备。不过，所谓三十卷的本子，如今没有见到传本，它究竟保存还是散佚，都还无法知道。近来各家收藏的，大抵都是姚士观等人所刻的本子。现在也依据它加以著录，以保存明代开国时期的一部著作。△《宋学士全集》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代宋濂撰写。宋濂有《篇海类编》，已经著录。元末的文章家中，吴莱、柳贯、黄溍是当时后起的杰出人物。宋濂起初跟随吴莱学习，后来又向柳贯和黄溍学习，他们之间的传授具有源流关系。他早年又跟随闻人梦吉讲习贯通五经，因此他的学问也有根基。《明史》宋濂本传称：“他从少年到老年，没有一天离开过书卷，对于学问没有不通晓的。写文章醇厚深沉，舒展流畅，可以同古代作者并列。朝廷郊社、宗庙、山川、百神的典礼，朝会、宴飨、律历、衣冠的制度，四方边裔、贡赋、赏劳的仪式，以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的文辞，全都交给宋濂办理，因此成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登门请求他作文的，前后接踵而来。外国的贡使也知道他的名声，高丽、安南、日本甚至拿出兼金来购买他的文集。”《刘基传》中又称，刘基所作文章气势昌盛而奇伟，同宋濂一起成为一代宗师。如今看二人的文集，宋濂的文章雍容浑厚，仿佛天厩中的良马，文辞整齐雅正，自然合乎法度；刘基的文章则神采锋芒四面迸发，如价值千金的骏马，飞腾飘忽，突然跃过山涧、奔下山坡。二人虽然都是天下最出色的文章家，但论品德和才力，还是略有差别。方孝孺曾受业于宋濂，努力继承其学，然而比较二人的品格，也终究如同苏轼与欧阳修的差别。大概刘基讲求经世致用的谋略，所学不如宋濂醇厚；方孝孺自我期许太高，意气太盛，修养也不如宋濂精粹。△《宋景濂未刻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宋濂撰写。宋濂文集在嘉靖年间重新刻印，流传于世已经很久。这个本子是本朝顺治乙未年，宋濂的后裔实颖从文徵明家中得到所收藏的旧稿，拿给金坛蒋超看；蒋超从中选出今本没有收载的文章三十八篇，编成此集，用来补充遗漏。现在用韩叔阳刻本重新校勘，其中何道夫所作《宣抚郑公墓铭》等十一篇，今本都已经收载，蒋超大概查检得不够仔细。其余二十七篇确实是散佚的文章。推究当时删去它们的用意，大概有的因为歌颂元代功臣以及墓志、墓铭等篇章大多作于前朝，到了明代不免有所避讳；有的因为尊崇佛、道二氏，不免过分，容易被嫌为沉溺异学，所以将它们隐去。看杨士奇《东里集》、倪谦《文僖集》，都采用杨杰《无为集》的做法，凡是为佛、道二氏所作的文章，都另编成卷，附在文集末尾，不分散编入各体之中。由此可以大略看出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的立论。可是自古以来写文章的人，例如韩愈对于高闲、文畅，始终持论谨严，这固然是正确的。至于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不属于某一学派的情况，暂且不论。至于胡寅、真德秀，都是讲学家所说的大儒，《致堂集》《西山集》中，这一类文章也相当不少。大概文章这一途径，是随着具体事情而立言；它同训诂经义、编排语录相比，体例略有不同。宋代儒者尚且不能拘泥于此，那么宋濂写作释、老之文，又何必一定要抹去这些痕迹呢？△《诚意伯文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基撰写。刘基有《国初礼贤录》，已经著录。他的诗文杂著包括《郁离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写情集》二卷、《春秋明经》二卷、《犁眉公集》二卷，原本各自成书。成化年间，巡按浙江御史戴鱀等人才把它们合编为一册，并在卷首冠以刘基孙子刘廌等人所撰的《翊运录》。大概因为其中收有诏旨、制、敕，所以把它列在卷首。然而这部书归根结底是刘廌编的，却借此编入卷数，使这部集子题名为刘基，打开卷首却是他人的书，实在违背体例。现在把《翊运录》移到文集末尾，以纠正这一错误。其余十九卷全都仍按照戴本原来的编次，以保存旧貌。刘基际逢兴盛的时运，参与帷幄谋划，秘计深谋，给予了很多辅佐。世人于是错误地说他能够预知未来，把各种谶纬、术数之说一概附会到刘基身上，神怪荒诞，没有什么不牵强附会的。方技之人相互蒙骗，几乎没有一件是真的。只有这一部集子，确实还都是出自刘基本人的手笔。他的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以同高启抗衡。他的文章宏阔深厚而严肃简括，也仅次于宋濂、王祎。《杨守陈序》说：“张良的谋略没有见于文章，房玄龄的文章只能办理符檄；没有见过既树立开国功业，又同时留下传世文章的人，可以说是千古豪杰。”这话确实正确。总的说来，他的学问和智谋如同耶律楚材、刘秉忠，而文章则不是二人所能相比的。△《凤池吟稿》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译明代汪广洋撰写。汪广洋字朝宗，是高邮人，后来流寓太平。元末考中进士。太祖渡江后，召他任元帅府令史。官做到右丞相，封忠勤伯。洪武十二年，因获罪被贬往广南，在途中被赐死。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汪广洋有办事和经世的才能，多次参与执掌政权，也没有其他罪恶。只是因为起初同杨宪一起任中书左右丞，又同胡惟庸一起任左右丞相，都隐忍观望、模棱依违，不能揭发他们的奸状，最终因结党而被诛杀。大概是善于钻营做官，却恰恰因此败亡，所以史书说他有负于爰立之任。至于他的学问文章，史书称他年轻时向余阙学习，广泛通晓经史，擅长篆书、隶书，精于作诗。如今看这部集子，大多清峻刚健、典雅庄重，一洗元人纤弱媚俗的习气。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曾摘录他五言诗中的“平沙谁戏马，落日自登台”“湖水当门落，松云傍枕浮”“怀人当永夜，看月上疏桐”“对客开春酒，当门扫落花”“天垂芳草地，渔唱夕阳村”等数十联，认为可以收入《唐人主客图》。《静居》《北郭》尚且应当逊色于他，更不用说孟载了；这个评论颇为恰当。虽然他当时被宋濂等人的盛名遮掩，世人并不十分称道他，但看他的遗作，终究不愧为一代开国时期的诗歌之音。△《陶学士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陶安撰写。陶安字主敬，是当涂人。元至正八年考中浙江乡试。进入明朝后，官至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的诗，一种题为《辞达集》，一种题为《知新近稿》，一种题为《黄岗寓稿》，一种题为《鹤沙小记》，一种题为《江行杂咏》，原本各自成集。这个本子按文体编排，连同所作词赋共为十卷。他的文章也有十卷，其中送人的序、引占了一半。或许是因为陶安文章声望很高，人们得到他的赠言便以为荣耀，所以向他求文的人很多吧。又因为陶安作为儒臣掌管著作，对于郊社、宗庙典礼，都有奏议。比如明初分祭南北郊，以及四代各立一庙的制度，都是由陶安确定的。刑律也由陶安裁定。然而这些文章都没有收入集中，大概是因为它们属于朝廷公文，同署者不止一人，所以不再列入私人文集。世人说，祝寿的序文从归有光开始才收入文集。考察这部集子，已经有两篇，因此并不是从归有光才开始。陶安的声望仅次于宋濂，但学术深厚醇正，他的文辞都平实端正、典雅充实，具有前代正人君子的遗风。一个王朝开国之初，应时而生的人物，其气象本来就终究不同寻常。△《西隐集》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宋讷撰写。宋讷字仲敏，是滑县人。元至正年间考中进士。任盐山知县。洪武十三年被征召为国子助教，升任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调任国子祭酒后去世。正德年间追谥文恪。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刘三吾撰写宋讷墓志，称他所著《西隐集》十七卷。然而《明史·艺文志》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作十卷。这个本子有东莱刘师鲁所作《序》，说他的文集最初是上海张趋亲手抄录的。滑县人王崇任上海县令，从张趋的后人那里求得此书并刻印。年代久远，文字漫漶不清，刘师鲁于是召集工匠重新刻印，大概就是十卷本。难道是张趋抄录时又有所删并，所以同墓志所说的卷数不一致吗？全书前四卷是赋、诗，后六卷是杂文，附有明太祖亲笔敕书四道，以及《白云茅屋赋》两篇、《记》一篇。“白云茅屋”是讷所建别墅的名称。讷担任成均胄子的职务时，师道严正，是一时的典范。他的文章也浑厚醇雅；他奉敕撰写的太学碑文，极受太祖赏识，现今都完整收录在集中。集中还有壬子年考试时所作的《秋闱次北平诗》，以及《秋闱即事》等诗。壬子是洪武六年，由此看来，讷在出仕以前，已经应聘担任北平考官，但本传和墓志都没有记载。其《过元故宫诗》十九首，尤其缠绵悱恻，具有《诗经》作者忠厚诗风的遗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十分推重他“半船凉色潮生海，两岸秋风浪拍沙，华表柱头相语鹤，秣陵江上独归鸿”等佳句。△《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祎撰。王祎著有《大事记续编》，已经著录。这部集子的前十二卷题作“鄱阳刘杰编辑，庐陵刘同校正”；第十三卷以下，编辑者仍题刘同，校正者则改题刘杰。大概是两人各自刊刻其中一半吧。刘杰就是正统六年任义乌县丞时，上表称颂王祎忠于朝廷，因此使王祎获赠官职并赐谥号的人。王祎原著有《华川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刘杰等人合编成这部书。卷首胡翰、胡行简的两篇序，都是为《前集》作的；宋濂、苏伯衡的两篇序，都是为《后集》作的；杨士奇的一篇序，则是为这部合编本作的。王祎以黄溍为师，以宋濂为友，学问有渊源，所以他的文章醇厚朴实而宏阔纵肆，具有宋人的规范。《濂序》说他的文章“总共经历三次变化：早年所作，篇幅开阔而运思宏大；壮年出游以后，气象更加深沉雄健；到了四十岁以后，才浑然天成，条理严密而没有差错”。可以说是深知王祎了。郑瑗《井观琐言》说他的文章“精密而气弱”，不是确切的评论。集中有很多代拟古人的作品，大概是学习写文章时，设身处地地揣摩古人，竭尽心力而作。宋代的文集中往往也有这种情况，不能因此讥笑为游戏之作。△《翠屏集》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张以宁撰。张以宁著有《春王正月考》，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刊刻于宣德三年，由陈琏作序。序中说，张以宁的文集由他的儿子孟晦编纂，宋濂作序；诗集由他的门人石光霁编纂，刘三吾、陈南宾作序。他的孙子、南雄教官隆，又把安南所作的稿子续刊发行。现在三篇序都列在集首，而诗文集合题为“光霁编次，嗣孙德庆州训导淮续编”，与序文所说不同，不明白其中缘故。他的文章神锋俊利，只是稍微缺少浑厚深沉的气象。他的五言古诗，意境清雅超逸；七言古诗，也刚劲警策。

译只是《倦绣篇》《洗衣曲》等几章，还没有完全摆脱元末华丽繁缛的习气。近体诗都清新，间或有流于纤弱逼仄的作品，例如《次李宗烈韵诗》中的“浮生万古有万古，浊酒一杯复一杯”之类。不过偶尔出现一首，并不影响全书。 《明史·文苑传》说：“张以宁在元代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当时朝中的老宿儒虞集、欧阳玄、揭徯斯、黄溍等相继去世。张以宁才俊，博学强记，在当时享有声名，人们称他为‘小张学士’。”这样看来，张以宁也是凭文章显名，并不只是以研究《春秋》著称。徐泰《诗谈》称张以宁的诗“高雅俊逸，超越常规，如同千仞高的翠屏山，可以远望却不能攀登”。虽然推崇得稍微过分，但也大致接近实际。△《说学斋稿》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危素撰。危素著有《草庐年谱》，已经著录。据《千顷堂书目》，他的文集原有五十卷，到明代已经散佚不存。这部书是嘉靖三十八年归有光从吴氏那里得到危素手稿后传抄的。文章没有分卷，只是在纸尾记下写作年代，全部是元代所作。《有光跋》说共有一百三十六篇，但这部书只有一百三十三篇。王懋竑《白田杂著》有这部集子的跋文，说其中有赋三篇、赞二篇、铭二篇、颂三篇、记五十一篇、序七十六篇，共一百三十八首，并认为《有光跋》是传抄时的错误。然而按照王懋竑所列，实际上只有一百三十七首，数字仍然不相符。大概旧时没有刊本，爱好此道的人辗转抄录，所以篇数不一，无法统一；实际上说的是同一本书。危素晚年没有保持名节，受到世人耻笑，他这个人本来不值得称道，但他的文章在欧阳修、虞集、黄溍、柳贯之后，仍然卓然成为大家。《懋竑跋》称他的文章“铺陈流转而清澄深广，看起来似乎平易，实际上难以企及；若不是熙甫，没有人知道它的深处”。这部书被珍重抄传，大概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云林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危素撰。这里收的都是元代所作的诗，是乃贤编次成集的。危素家居临川，附近有云林山，他曾经在那里读书。方方壶为他作《云林图》，陈旅等人都作诗记述这件事，所以集子就以此命名。朱彝尊《曝书亭集》有这部书的跋文，说它在后至元三年开始雕印。那么朱彝尊所见到的，是元代的旧刻本。这一版本的卷数篇帙相同，大概仍是从原刻本抄传下来的。只是《彝尊跋》说前面有《虞集序》，而这部书所载的却是虞集《赠行序》一篇，与诗集完全无关，似乎是后人附入的。看他的《静志居诗话》，也说前面有虞集《送行序》，可见他已经知道原来的错误而改正了。危素在元末享有盛名，进入明代以后，他本人不再受世人重视，他的文章也就不再有人搜集整理。因此，《说学斋集》只保存了他在元代所作的文章，这部集子也只保存了他在元代所作的诗，不能包括危素的全部著作。不过他的诗气势格调雄伟，风骨刚劲高峻，足以压倒一时的诗人。单就诗歌而论，不能不推许他为元末的一位作者。原集共收诗七十六首，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本又从其他书中搜集，增入补遗十四首，较为完备，现在一并保存原样著录。△《白云集》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桂芳撰。唐桂芳一名仲，字仲实，号白云，又号三峰，歙县人，是教授唐元的第五子。他年轻时跟随洪焱祖学习，二十岁时任明道书院司训。元至正年间，因推荐授任建宁路崇安县教谕。后来又任南雄路学正，因服丧回乡。明太祖平定徽州后，召见他，回答符合旨意，命他出仕；他因失明而辞谢。不久，他代理紫阳书院山长。去世时七十三岁。这部集子收入程敏政编的《唐氏三先生集》中。庐陵人锺晦所作的唐桂芳行状，说他的文章始终以气为主。现在看集中《与陈浩书》一文，他说自己曾经仰慕苏老泉闭门探究古今上下的深奥道理，使之融会贯通于胸中，所以一下笔便源源不断，没有艰难窘迫的状态；还说文章不是单靠学习就能写成的，而气却可以通过涵养达到这种境界，这就是苏老泉家传的方法。大概这就是他一生的宗旨。因此，他的文章从容曲折，完全没有艰涩难懂的习气。他的诗也清新和谐、婉转华美，很符合雅正的声调。集中《重修兴安府孔子庙记》说：“龙凤元年，大丞相统领军队攻下太平，攻克应天。六年冬，佥事黄公巡视兴安郡，重建府学。”又有《赠汪德元序》，称“大丞相吴国公”。《黄宪佥唱酬诗序》又说“大丞相任冢宰的第二年”。考察可知，龙凤是韩林儿的年号，大丞相就是明太祖。大概明朝兴起时实际上借用伪宋的号令，所以使用它的纪年。徽州改为兴安府是在丁酉年，见《明史·地理志》。至于明太祖曾任冢宰一事，《明史》没有记载。大概一定是韩林儿授予的官职，后来又加以避讳，不予承认。这件事也可以用来考证史实。△《登州集》二十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林弼撰。林弼字元凯，龙溪人。元至正戊子年考中进士，任漳州路知事。明初以儒士身份参与修撰《礼乐书》，授任吏部主事，官至登州府知府。林弼曾与王廉一同出使安南，因为拒绝接受馈赠的金钱而受到太祖器重。他一生的著作有《梅雪斋稿》《使安南集》。这部集子总名《登州》，大概是把各种著作汇编成一部，并以他最终担任的官职命名。全书诗七卷、文十六卷。他的《使安南集》，宋濂曾为之作序，称赞他的文辞典雅。王祎也曾赠诗给他，与他唱和。他的墓志是王廉所作，称他的诗文都雄伟跌宕，清峻的语句远远超出尘俗之外。大概明初闽南凭借通晓经学、研习古文而在文坛享有声名的人，林弼确实是其中的第一人。林弼又名唐臣，因为当时禁止使用国号作为姓名，于是仍沿用旧名。因此，弼是他的原名，唐臣是他后来改的名字。朱彝尊《明诗综》却说林弼原名唐臣，大概是因为《宋濂序》说唐臣改名为弼而造成误解；但《宋序》从未说唐臣是原名。到林弼改名已久时，这部书卷首仍署“林唐臣撰”，显然与事实不合。现在仍署林弼之名，把它著录下来。△《槎翁诗集》八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译明代刘崧撰。刘崧字子高，原名楚，泰和人。元末在乡里参加科举。洪武三年因人材被推荐，授任职方郎中。后来升任北平按察司副使，因获罪被罚到京师服劳役。洪武十三年，太祖亲笔下敕召他任礼部侍郎，提升为吏部尚书后退休。洪武十四年，又召他任国子司业，不到十天便去世。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刘崧七岁就能作诗，长大后每天规定自己写一篇。天气寒冷，读书读到手脚皲裂也从不停止。他在官舍中独对一盏孤灯诵读，直到半夜也不休息。他一生沉迷并酷爱吟诗作赋，到了极其刻苦的程度。因此徐泰《诗谈》称赞他“如同冬岭上的孤松，越老越秀美”。胡应麟《诗薮》说：“明朝初年，吴中诗派起于高启；越中诗派起于刘基；闽中诗派起于林鸿；岭南诗派起于孙蕡；而江右诗派，则起于刘崧。” 史书也称刘崧擅长作诗，豫章人都尊奉他，形成西江诗派。他大体上以清和婉约的声调引导后来的诗人。等到杨士奇等人相继兴起，又改变成台阁体那种博大风格，久而久之便逐渐流于冗长散漫。北地、信阳两派于是乘其弊病而极力排斥它，最终形成正德、嘉靖时期的门户分别。然而刘崧的诗平正典雅，确实仍不失为正声。不能因为后来流派的放纵失当，就把过错一概归给创始者。△《东皋录》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释妙声撰。妙声字九皋，吴县人。元末居住在景德寺，后来住在常熟慧日寺，又主持平江北禅寺。洪武三年，他与释万金一同被召入朝，掌理天下佛教事务。他所作的诗文，抄写后收藏在山房中。洪武十七年，他的弟子德瓛才开始刊行。《明史·艺文志》和明代僧人宏秀的文集都作七卷。这部书有汲古阁印，大概是毛晋家中的抄本。书前有毛晋的题识，也说德瓛所刻的书共诗三卷、杂文四卷。但现在书信、杂文和诗合起来只有三卷，大概是传抄时合并了。妙声进入明朝时，已经六十多岁，诗文大多作于至正年间，所以顾嗣立《元诗选》也收录了这部集子。然而出家人这一类人，不求爵禄，不能以是否受官作为划分两个朝代的界限。既然已经到金门拜谒皇帝，就属于归诚于新君，不能再称为前朝遗老。现在把他列入明代，是依据事实。妙声与袁桷、张翥、危素等人都友善相交，所以作品颇有士大夫的风格。在元末动乱之时，他感慨时事、抒发胸怀，往往激昂而值得诵读。杂文体裁清楚整齐。四六骈文也具有南宋遗风。在僧侣之中，虽然还不能说字里行间都带有烟霞之气，但毕竟也不是满篇都透出蔬笋气的作品。△《覆瓿集》七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同撰。朱同字大同，自号紫阳山樵，休宁人，是翰林学士朱升的儿子。《明史》把他附载在《朱升传》的末尾。这部集子末有《范檩跋》，说朱同在洪武年间因人材被举荐，任东宫官，不久升任礼部侍郎。而同时范准所作《云汉归隐图跋》却说他由吏部员外郎升为礼部侍郎。范准字平仲，曾从朱升受学，又与朱同交情极为深厚，他所记载的应当更符合事实。又《明史》只记载朱同因获罪而死，没有写明详细原因。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却说：“朱同因文章书法得到皇帝知遇，宫人多请求他在扇面上题字。有一天，御沟中漂着一具尸体，皇帝怀疑是他，于是赐他死。”这种说法很荒唐，不可信。全书诗三卷，多为元末所作，爽朗而有格调。文四卷，议论纯正，不愧为儒者之言。只是编录者不懂诗体，知道有拗体律诗，却不知道哪些属于拗体，于是把七言古诗中八句的作品列为律诗，见识浅陋得很。现在暂且按照旧本著录，并附带订正它的错误。△《柘轩集》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凌云翰撰。凌云翰字彦翀，钱塘人。元至正十九年参加浙江乡试。授任平江路学正，但没有赴任。洪武辛酉年因推荐授任四川成都教授。因贡举时缺少应试人才获罪，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最终在那里去世。事迹见《归田诗话》。瞿宗吉与他交情最深，他的话一定不会是假的。有人认为凌云翰是在任上去世，这是错误的。他所作的诗文杂著，稿本收藏在家中。到永乐年间，他的孙子才编成四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凌云翰向陈众仲学习，所以他的诗华美而不流于靡丽，纵横驰骋而不脱离规范。”现在考察集中的宣德年间《王羽序》说：“莆田陈众仲任浙路儒学提举，以文章闻名东南；程以文的声誉与他不相上下。柘轩曾广泛拜访程门，得到他的指授。”他的同乡夏节所作凌云翰行述，也说他早年曾到黟南程以文门下游学。这样看来，凌云翰所师事的是程以文，而不是陈旅，各家记载都说得很清楚。朱彝尊的话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至于他说凌云翰的五言诗如《陪祭作》、七言诗如《鬼猎图》，才情奔放，不可羁束，完全可以高举郁离的旗帜，攻取青邱的营垒，这样的评论很恰当，对凌云翰并没有过分夸张。△《白云稿》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朱右撰。朱右字伯贤，临海人，自号邹阳子。元至正二十一年曾到朝廷进献《河清颂》，没有得到召用便返回。洪武三年奉召参与修撰《元史》。洪武六年修撰日历，授任翰林院编修。洪武七年参与修撰《洪武正韵》，不久升任晋府右长史，死于任所。《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赵埙传》中。他所著《白云稿》原有十卷。现在世上流传的只有五卷，杂文之后只有《琴操》，没有诗。查核各个版本，情况都相同，没有可以校补的地方。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后五卷我曾经看过一次内阁本，只遗憾没有抄成完整本。”这样看来，朱彝尊家所收藏的也不是完整书卷。朱右作文不刻意模拟秦汉文章，只以唐宋为宗，曾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先生”的名目，实际上就是由此开始的。他的文章格律渊源，全都出自这部选集。因此他的作品大多修整洁净而自成面目，既不写枝蔓的言辞，也不写艰深的语句。虽然谨守文章规范，却很少能够变化，未免把意旨和言辞都写尽了。不过与那些粗野的曲调、芜杂的词句，以及任意驰骋、自我欣赏、最终连前人的规范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作品相比，实在有高下之别。△《密庵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译明代谢肃撰。谢肃字原功，上虞人。元至正末年，张士诚占据吴地，谢肃慨然想去拜见宰相，献上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生息的策略。最终没有遇到可以接纳他的人，便回到越地隐居。洪武年间，他因通晓经学被举荐，授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后来因事被逮捕，关进监狱而死。《明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记载谢肃有《密庵集》十卷。但传本长久以来十分稀少，藏书家很少将它著录。只有《永乐大典》中收录的谢肃诗文很多。谢肃去世不久，而姚广孝等人已经辑录他的遗集，把他同古人并列，可见当时就很看重他的文章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谢肃“起初在吴山仰高亭拜访贡师泰，当时贡师泰正奉诏运送闽广的粮食，准备乘船渡海，于是便和他同船到了海昌，留居在州城北面，拿着经书向他请教疑难。每写出一首诗、完成一篇文章，都要反复斟酌议论，一定要合乎义理才停止”。这样看来，谢肃的学问渊源，实际上出自贡师泰。看他的文集中《题天风海涛亭诗序》说：“采用先师尚书贡公玩斋所咏诗中的一句作为开头，以表达对贡公的敬仰。” 另外，贡师泰的遗集也是谢肃刊刻流传的，两件事都说明他始终不忘自己的根本。因此他所作的古文和词，格调、声律都很有法度。他在氵维州寄给人的一首诗中，记载了与他一同被征召修撰《礼书》的张绅、杨翮等十人的姓名，这是《明史·礼志》没有涉及的。又有《送行人蔡天英颁琉球国王印宝》一诗。考察《明史·外国传》，其中只记载赐给中山、山南、山北三王镀金银印一事，却没有说曾经派遣行人。像这一类材料，对于考订史实尤其有帮助。谨慎地采集、整理编次，分为八卷。又戴良原作的两篇《序》，另见于《九灵集》中，现在一并取来置于书首，大略恢复它们原来的面貌。△《清江诗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贝琼撰。贝琼字廷琚，又名贝阙，字廷臣，崇德人。元末考中乡荐，遭逢战乱后退居殳山。明初被征召修撰《元史》，授任国子监助教。事迹附见于《明史·宋讷传》。考察程庆《珫声文会选》，把贝阙、贝琼当作两个人。然而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妓女真真的事情说：“嘉兴贝阙有诗。”如今《真真曲》收入此集之中，那么贝琼又名贝阙就确实无疑了。《两浙名贤录》记载贝琼文集二十卷，明万历年间刊刻的却只有三卷。此本诗集共十卷，文集分为《海昌集》一卷、《云间集》七卷、《两峰集》三卷、《金陵集》十卷、《中都稿》九卷、《归田稿》一卷，只有抄本流传。康熙丁亥年，桐乡金檀买到此书，才开始刻版印行。贝琼向杨维桢学习诗歌，但他谈论文章时说，立言不在于奇崛峻峭，而在于平实舒展而值得观赏；不在于荒诞险怪，而在于丰厚充实而令人喜爱。这说明他虽然出自杨维桢门下，却学习杨维桢的长处，不学习他的短处，宗旨颇不相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的诗“爽朗开阔，类似汪广洋；整齐华美，像刘基；圆润秀美，胜过林鸿；清新空灵，接近袁凯；风采才华，仅次于高启；明朗纯净，超过张羽；繁密华丽，胜过孙蕡，足以成为一时诗坛的领袖”。乡里人的说法，未免有过誉之处。但他的诗在温厚之中自然显得高雅秀美，虽不能兼有诸人的长处，在诸人之间驰骋，实际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可多加谦让的。他的文章也冲和融会、温雅平正，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史书称宋濂任司业时，建议设立四学，并以舜、禹、汤、文为先圣配祀。贝琼作《释奠解》加以驳斥，明白事理的人大多认为贝琼的意见是对的。由此可见，他考订古代礼制尤其有依据，并不只是文辞工巧而已。△《苏平仲集》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苏伯衡撰。苏伯衡有《空同子瞽说》，已经著录。此集卷首有洪武四年刘基所作的《序》，而集中《厚德庵记》说“庵建成于洪武壬戌十二月”，那么这篇《记》就是洪武十五年以后所作，刘基作序的，应当是尚未定稿的初稿。集末又有洪武八年胡翰所作的《跋》，说苏伯衡被选为太学官，在太学住了六年。考察《明史》，称苏伯衡在丙午年任国子学录。苏伯衡所作《国子学同官记》说自己在丁未年升任学正。他的诗中又有《庚戌七月十日奉命编摩国史口号》。这样看来，苏伯衡由学正升任编修，实际在洪武三年，距离丙午年只有五年。胡翰与苏伯衡同时代，他的叙述不应有误，或许是史书误把年份后移了一年吧。此集由正统壬戌年处州推官黎谅重新刻印。《宋濂序》称他不刻意追求像古人，却没有不像古人。又《明史·文苑传》称：“宋濂以翰林学士承旨的身份退休，推荐苏伯衡接替自己，称赞他的文辞繁盛充实而有法度。”这大概并不是虚假的赞美。郑瑗《井观琐言》批评他的构思过于苦心经营，用词过于繁密华丽，不可以作为法式。这就是过分抬高的说法了。△《胡仲子集》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胡翰撰。胡翰字仲子，又一字仲申，金华人。洪武初年，他因被荐举而任衢州府教授。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此集是他的门人刘刚和浦阳王懋温编成的，洪武十四年刻版。现在印本很少流传，只有抄本还存在于世。共收文九卷、诗一卷。史书称他的文集为《胡仲子集》，诗集为《长山先生集》，现在合为一集，难道是刘刚等人合并的吗？史书又称胡翰年轻时跟随吴师道、吴莱学习古文，后来又拜入同乡许谦门下。如今看他的文章，大多得到二吴的遗法，而立论多切合世俗实际的用途，同许谦坐谈诚敬之学很不相同。不过，他曾参与修撰《元史·五行志》，其中的序论就是他所作，现今可以在集中看到。

译对于天与人和谐相应的关系，分析得相当精微。《犠尊辨》《宗法论》等篇，也深深精通经学，这又说明他并非不曾精心探究儒家义理。他作诗不多，所以卷帙寥寥，但格调意趣特别高雅秀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金华承接黄文献溍、柳文肃贯、吴贞文莱之后，多以古文辞著称，诗并不是他们所喜好的。若论诗，我一定把仲申看作巨擘。独孤及说：五言诗的源头产生于《国风》，在《离骚》中扩大，因苏武、李陵而显著，到了曹植、刘桢时最为兴盛。汉魏诗人，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以今人衡量古人，便有琴弦疏阔、太羹余味的感叹。诵读仲申的五言诗，正如路鼗出于土鼓，篆书籀文产生于鸟兽的足迹。大概是登堂入室的人才吧。难怪潜溪称他为学林老虎、文苑巨鲸。”这些话确实说得对。△《始丰稿》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一夔撰。徐一夔有《艺圃搜奇》，已经著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大章的遗稿很少流传，我在京师王贻上即王士祯那里见到过。共四册，比我家收藏的多一倍。但核对目录，其中没有诗，仍然不是足本。”考察现在流传于世的共有两种本子。其中一种六卷，应当就是朱彝尊家中收藏的本子。此本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是前稿，从第四卷到第十四卷是后稿，全都是杂文，没有诗，应当就是王士祯家所藏的本子了。据《千顷堂书目》记载，徐一夔有《始丰类稿》十五卷，此本所缺的不过是诗一卷罢了。他的文章都谨严而有法度，没有元末文章冗长拖沓的习气。他的《与王祎论修史书》，《明史》收在他的本传中。陈继儒曾称赞他的《宋行宫考》《吴越国考》考究核实而精确。王士祯又称他的《钱塘铁箭辨》考核精密。他的《欧史十国年谱备证》一篇说：“欧阳氏关于吴越改元，只根据宝石山制所称宝正六年作为证据。”徐一夔又找到钱镠将军许俊墓中的砖，上面有“宝正三年”字样，用来证明《欧史》并没有说假话。他又说：“元瓘继承王位以后，不再改元。”这些立论都有根据。看他所作的辨析，才知道明嘉靖年间钱德洪撰写《吴越世家疑辨》，说“改元一事没有别的证据，只是特意替先祖避讳罢了”。由此可见，这部书对于考证也有很多帮助，并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而已。△《王常宗集》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彝撰。王彝字常宗，他的祖先是蜀人，本来姓陈。父亲在元朝任昆山教授，于是迁居嘉定。洪武初年，他以平民身份被征召修撰《元史》，赐给金帛后遣送回去。不久被选入翰林，因为母亲年老，请求回家奉养，自号妫蜼子。后来因魏观上梁文一事，与高启一同被杀。《明史·文苑传》把他的事迹附载在《赵埙传》中。他的集子原名《三近斋稿》，弘治年间都穆编为文三卷、诗一卷。刘廷璋、浦杲又辑成《补遗》一卷。如今世间流传的抄本，又有《续补遗》一卷，不知道是谁辑录的。考察其体制格调，同全集相近，似乎不是伪作。王士祯《香祖笔记》说：“王征士的集子，是都少卿元敬编的。元敬称赞他的古文明白流畅、才气勃发。又有人认为他是‘吴中四杰’之一，以常宗代替张来仪。” 如今看他的诗，歌行模拟李贺、温庭筠，已经堕入恶道；其他体裁也不能写得好，怎么能同高启、杨维桢相抗衡呢？”等等。考察王彝的学问出自天台孟梦恂，孟梦恂的学问出自婺州金履祥，属于真德秀《文章正宗》一派。因此他的立论过于严苛，或许是受到激发而到了过分的程度。集中《文妖》一篇，是为杨维桢而作，说：“天下所说的妖怪，不过是狐狸罢了。不久它变成女子，而世间的男子被它迷惑。于是它便显露出黛绿朱白、柔媚曼妙、倾倒流衍的姿态，无所不用其极。虽然，把它当作人却不是人，把它当作妇女却也不是妇女，却有男女成家之道。这就是狐狸成为妖怪的原因。浙西谈论文辞的人一定说杨先生。我看他的文章，用淫靡的词句和诡谲的言语割裂仁义，颠倒名实，混淆先圣之道，却竟然柔媚曼妙、黛绿朱白，俨然以此自我炫耀。世上那些身为男子的人被他迷惑，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等等。他的话矫正偏差却过于直接，辱骂攻击也伤害了文雅。即使石介作《怪说》来诋毁杨亿，也没有到这种程度。王士祯所说的，或许也是因为受了刺激而进行反击吧。但王彝的文章大体上淳厚谨严。诗也还没有失去自己的风格，虽然不足以胜过张羽，但如果说一无可取，又未免过分。《香祖笔记》成书于王士祯晚年，过分诋毁斥责的地方时常存在，当然不能把它当作定论。△《白石山房逸稿》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张孟兼撰。孟兼名丁，以字行世，浦江人。洪武初年，被征召为国子监学录，参与修撰《元史》。以太常丞的身份出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因为执法不徇私情，被吴印诬告弹劾，弃市处死。《明史·文苑传》把他的事迹附载在《赵埙传》中。《艺文志》记载《孟兼文集》六卷。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也相同。此书原本早已散佚。近来有张孟兼的十一世孙思煌，才从其他书中搜集有关材料，重新编定为五卷。但集中收录了他人唱和、题赠之作的大约十分之七八，张孟兼自己的作品反而很少。此本不知道是谁辑成的，比思煌本多出几首，怀疑仍是明人搜集编成的，所以思煌没有见过。张孟兼与宋濂是同乡，他被征召，确实是宋濂推荐的。太祖同刘基谈论当时的文人，刘基称宋濂第一，自己居第二，再其次就是张孟兼。如今虽然没有看到他的全集，但仅从这两卷来看，他的诗文温和雅正、清丽秀美，很有体裁；而且还隐约具有龙骧虎步般的气势，难以遏止。能够接续二人的足迹，实在足以同他们并驾齐驱。刘基虽然只是当时的评价，但即使把它作为定评也可以了。△《沧螺集》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孙作撰。孙作字大雅，以字行世，又一字次知，江阴人。元至正末年，为躲避战乱逃到吴地。

译起初接受张士诚的征召，不久便离开他到松江。洪武癸丑年，被征召修撰日历。书成之后，授任翰林院编修。因年老多病，请求到外地任职，授太平府教授。后来入朝任国子助教，不久升任司业。因事被罢官成为平民。后来又复官任长乐县教谕。孙作自号东家子，宋濂为他作《东家子传》，推重赞许到了极点。《明史·文苑传》把他的事迹附载在《陶宗仪传》末。此集共诗一卷、文五卷。他的诗极力追摹黄庭坚，在元末自成一种不同的调格。集中《与陈检校诗》说：“苏轼落笔如海江崩裂，豫章吐出诗句足以抗衡山岳。浩浩荡荡的波涛冲绝崖岸，高高耸立的木石如剑戟森然。二人的高下长久难分，山林泽薮于是把貙与鳄也包容进来。直到今天，人们纷纷呼喊着跟随宾客，谁敢强行同二人争高下？我尤其喜爱豫章，抚摸诗卷时气势先已令人惊愕。他磨牙咂舌，呈现熊豹般的面貌，伸手抚胸，甘愿受到束缚。士人到了老年仍能如此，当然值得称许；不相信后来没有继承者。”他的宗旨由此清楚可见。但他的才力不如黄庭坚丰富，熔铸陶冶也不如黄庭坚深厚，虽然颇能超脱流俗，却没有达到古人的境界。《东家子传》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的诗，大概有微妙的用意，并不是遗漏。至于文章，则磊落奇伟，同时暗中自有法度，卓然足以凭此自立传世。《东家子传》说：“别人的文章受到义理约束，文辞就不流畅；放纵于文辞，义理就不正直。只有孙作能够洞察古今之上，分析开来则义理胜出，铺陈开来则文辞严整，动辄都有依据，全都不是凭空臆说。”《明史·文苑传》也称他的文章“醇正典雅”等等。△《临安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明代钱宰撰。钱宰字子予，又一字伯均，会稽人。元至正年间考中甲科。因父母年老没有赴公车，便在乡里任教。明初被征召修撰《礼乐书》，不久因病离职。洪武六年授任国子助教。因为作《早朝诗》触犯皇帝旨意，被遣送回乡。洪武二十七年又被召来修撰《书传会选》。书成后，优厚赏赐，加授博士后退休。事迹附见于《明史·赵俶传》。考察集中《金陵形胜论》，末署“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国子博士致仕钱宰进”。可见他是在奉召的这一年退休的，大概留在京师还不到一年。钱宰的学问有根柢，在元末已经被称为宿儒，韩宜可、唐之淳都是他的弟子。他的诗吐辞清峻拔俗，寓意高远，刻意学习古调，不屑于写艳丽轻佻的诗体。徐泰《诗谈》把它比作霜晨的鲸鸣，自然洪亮。古文虽然不是他的专长，但谨守法度，也没有卑下冗杂的习气。他的集子《明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都没有著录，可见在明代流传已经很少。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整理编排，又参照各类选本所收，分为六卷，用来保存明初一家之言。钱宰本是浙东人，文集以“临安”为名，大概是自认为吴越武肃王的第十四世孙，所以沿用祖先的旧籍贯。△《尚絅斋集》五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明代童冀撰写。童冀字中州，金华人。洪武九年被征召进入书馆，后来任湖州府教授。调任北平，因获罪而死。这部集子不知由何人编纂，把诗文分为两集，体例混杂，几乎无法阅读。根据编目考察，原来的目录应当是《金华集》《南行集》《霅川集》《北游集》四种。前三集兼收诗文，只有《北游集》有诗而无文。后人不懂古代编纂体例，把诗归入诗集，把文归入文集，分成两集；而且诗文又没有各自归入所属类别。前后重复，也就是由此造成的。幸好虽然经过割裂，尚未窜改混乱，篇次还可以找到头绪。现在详细考订各篇标题，仍分为四集，其中有时缺少文字。此外，《霅川集》末尾的《跋唐五王醉归图》一篇、《书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后》一篇、《书王简死事传后》一篇、《书金节妇传后》一篇、《书集芳诗文卷后》一篇、《卜释》一篇，都是只有著录而没有正文。大概是遭虫蛀而残缺，现在也仍旧保留原样。童冀生活在明初，曾与宋濂、张羽、姚广孝相互唱和，诗文意趣清峻刚劲，不沾染元末绮丽浮靡的风气。虽然名声不算显著，但在当时的作者中，本来也完全足以与他们相互辅翼。△《考古文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赵捴谦撰写。赵捴谦有《六书本义》，已经著录。《明诗综》引用黄宗羲的话，说他的诗集名为《考古馀事》，共有一千首，没有流传于世。现在考察焦竑《国史经籍志》，赵捴谦的文集已经没有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虽然列出他的名字，却没有记载卷数，那么也没有见过原本，可见它确实很久没有流传了。此本所收诗只有十多篇，古文也只有五十多篇。前面有顺治丁酉年黄世春的序，说：“他的子孙已经衰微到了极点，却还能辑录他的遗集，使它出没于藏书之家，大概是上天将借此使考古彰显出来。”这大概是他的后人搜集散失的篇章，重新汇编成册罢了。集后附有遗言十六条，又载有他的裔孙、诸生頀所作的《上琼州姜参政请复姓书》，以及他同浙江中部族姓往来的几封书信。大概赵捴谦死后，他的小儿子流寓海南，依靠母族而冒称吴姓，所以頀向姜参政请求恢复本姓。又把赵捴谦所作《造化经纶图》附在后面，编次很没有条理。不过，传刻前代文集的人，大多借祖父的名义附带刊刻子孙的作品；自宋元以来，往往把文集当作家谱。这种鄙陋的惯例沿袭已久，也不是从这部编集才开始的。赵捴谦凭小学方面的学问成为名家，并不特别以文章著称。此本又只保存了一些残余篇章，未必得到他的精华；但文章的意趣、气势和波澜颇存古法，终究不同于抄录语录的文字。这正是由于他的学问有根本源流的缘故。△《刘彦昺集》九卷（编修汪汝藻家藏本） 明代刘炳撰写。刘炳字彦昺，以字行世，鄱阳人。洪武初年，他献书陈述政事，被授为中书典签。出任大都督府掌记，授东阿知县。任满两考后，以疾病为由辞职归乡。《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王冕传》中。他所著诗文原名《春雨轩集》，由他的门人刘子昇编成，杨维桢曾为之评定。

译杨维桢的评论也附载在集中，杨维桢以及危素、宋濂、徐矩都为它作了序，王祎、俞贞木、周象初都为它作了跋。此本题名《刘彦昺集》，不知道是谁改的。元末兵乱时，刘炳与弟弟刘煜结居乡里，互相保护，盗寇一到就把他们击退。他依附余阙在安庆作战，后来因孤军无法振作，辞职归去。看来也是有才识的人。所以他的诗风格高亢爽朗、挺拔峻健，和他的为人相似。只有末尾附录的一卷杂文，气势衰弱，远远逊于他的诗。可见他的长处不在这里，只不过把它作为余事附带提及罢了。考察刘炳的事迹，大略具载于《明史·文苑传》。但《江西通志》引用《豫章人物志》，所记刘炳历任官职的始末与正史多有不合。例如《明史》说“刘炳至正年间在浙江从军”，而《豫章人物志》却说“任参政于光的官职前往金陵”，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明史》说“刘炳因上书言事任典签”，而《豫章人物志》却说“先任参赞沐总制守镇江，不久授广东卫知事”。考察他所作《吊余阙墓》一文，落款官衔称大都督府掌记，时间在洪武十二年；而《哀曹国公》诗有“Т三年参记府”的句子，《沐西平挽诗》有“十年参幕府”的句子。李文忠于洪武三年掌管大都督事务，沐英于洪武四年任大都督府同知。按年数计算，不应当在尚未授任典签时，先去参赞沐英的军事，前后次序也互相矛盾。大概稗官野史流传的说法各不相同，往往就是这样。现在一概以《明史》的文字为依据，同时保留它与其他记载的异同，以备考察。又，旧本中书写元朝国号时都作“原”字。大概是明初刻版时，还没有奉行不避“二名”之讳的诏令，所以用“原”代替“元”，而传抄者仍沿用了吧。事情已经隔了前朝，按理没有避讳的必要。现在全部改正，依照本文作“元”。△《蓝山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明代蓝仁撰写。蓝仁字静之，崇安人。《明史·文苑传》附载在《陶宗仪传》末尾，说：“元末杜本隐居武夷山，蓝仁与弟蓝智前往拜师。他把四明任松乡的诗法传授给他们，蓝仁于是辞谢科举，专心作诗。后来被征召为武夷书院山长。调任邵武尉，没有赴任。”又说他明初归附明朝，按例迁徙到临濠，那么他一定曾经在张士诚手下做官。集中有《甲寅仲冬摄官诗》。甲寅是洪武七年，那么他被放归后也曾经做过官，只是始末无法考察罢了。蓝仁的诗取法唐调，但时时流入中晚唐风格。蒋易为这部集子作序，说：“他的诗和平雅淡，文辞意趣融洽和悦，语言不事雕琢，气息没有脂粉气，出于正当的性情，并且有太平时代的风貌。可惜他没有列入承明殿的著作之列，沉浮于乡里之间，傲视山林泉石。他有通达之士的胸襟，却没有骚人的哀怨。即使屡经患难，内心始终宽裕自如。总的说来，他的作品都是治理太平时代的声音。”这番推许虽然稍有过分，实际上也很接近事实。闽中的诗派，明代一朝都以“十子”为祖，却不知道蓝仁兄弟才是它的先导。于是埋没了他们创始的功劳，并不是公允的评论。《明史·艺文志》记载蓝仁的文集有六卷，朱彝尊作《明诗综》时还见到过。如今外间流传本极少，杭世骏说吴焯家中有此书（详细内容见《蓝涧集》条下）。然而吴氏藏书如今已经进入书局的那些，尚未见到此本。它究竟存世还是亡佚，不得而知，恐怕终于会湮没。谨从《永乐大典》中采集编纂，得到诗五百多篇，仍分为六卷，以符合原目录，著录于此。△《蓝涧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明代蓝智撰写。各书都把他的字作“明之”，只有《永乐大典》题作“性之”。当时距离明初还不远，必定有所依据，怀疑作“明之”的才是错误。《明史·文苑传》附载在《陶宗仪传》末尾，说：“洪武十年因推荐被授为广西按察司佥事，留下了清廉的声誉。”各类志书都没有记载他的事迹。考察集中《书怀诗》十首，是他在广东时所作，用来寄给他的儿子云松樵的。张榘为它作跋，说：“他立身廉正，处理事务公平允当，三年始终没有过失。”那么史书所说他留下清廉声誉，应当必有依据。《刘彦昺集》有《挽蓝氏昆季诗》说：“持节从桂林归来，高尚的风操震动山林幽谷。”那么他晚年又曾辞官归乡。蓝智的诗清新婉约，足以与他的兄长并驾齐驱。五言诗结体高雅，超然尘世之外；虽然雄健畅快不足，但俊逸有余。七言诗顿挫有致，流畅明亮，也没有失去唐人的规范。与《蓝山集》并称，确实可以说是“二难”。《静志居诗话》说：“《蓝山》《蓝涧》两集中所收的诗，选诗家相互间有所错杂。”大概也是因为两人的格调相近，不能很快分辨吧。蓝智集子的原目录已经无法考察。看焦竑《经籍志》的记载，只有《蓝静之集》，却单独没有提到《蓝涧集》。可见到了明代中叶已经有散佚，近来也没有见到传本。所以杭世骏《榕城诗话》说：“闽人没有知道二蓝集的。何氏《闽书》中，蓝仁有《蓝山集》，蓝智有《蓝涧集》。竹垞曾把它们辑入《诗综》，认为它们是十子诗派的先导，诗派实际上是他们兄弟倡导起来的。两部集子原本是合刻的。吴明经吴焯曾在吴门买到《蓝山集》，那是洪武年间的刻本，有蒋易、张榘两篇序，与竹垞所说相吻合。但《蓝涧集》始终无法买到。徐惟和编纂《晋安风雅》时，二蓝的作品都缺失。那么这部集子的亡佚已经很久了。”只有《永乐大典》各韵部中收录的还很多，于是搜集编纂，共得到古今体诗三百多首。虽然篇数不如《蓝山集》丰富，但大体内容已经可以看见。谨按类别编次，分为六卷，使他们兄弟的著作都不至于在后世泯灭。△《大全集》十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高启撰写。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元末为躲避张士诚之乱，隐居在松江的青邱，自号青邱子。洪武初年，被召修撰《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至户部侍郎。后来因替魏观撰写上梁文获罪被杀，年仅三十九岁。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他所著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共二千多首。自己选定编成《缶鸣集》十二卷，共九百多首。高启死后没有儿子，他的侄子高立在永乐元年刻版刊行。

译到了景泰初年，徐庸搜集遗失的作品，合编为一部，题名《大全集》，刘昌为它作序，就是这个本子。高启天赋极高而超逸，确实居于明代一朝诗人之上。他写诗，模拟汉魏就像汉魏，模拟六朝就像六朝，模拟唐代就像唐代，模拟宋代就像宋代。凡是古人的长处，他没有不兼具的。他振拔元末纤弱浓艳、繁丽浮靡的风气，使它回归古道，高启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他作品流传得太早，去世得太快，没能进一步熔铸变化，形成自己的流派。所以他具备古人的各种风格，反而不能说高启究竟属于哪一种风格。这是上天实际限制了他，并不是高启的过错。只是他在摹仿古调时，自然有自己的精神和意象存在其中。譬如褚遂良临摹《兰亭序》，终究不是用硬黄纸双钩摹写的作品所能相比。因此，他最终不会像北地、信阳、太仓、历下诸家那样一同受到后人的诟病。△《凫藻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高启撰写。唐代写古文的人以纠正流俗文体为主，所以成一家之言的作者往往形成宏大的著作；不能成一家之言的，就流于偏僻艰涩。宋代写古文的人以尊崇先代正统为主，所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以后，直到元代，成一家之言的人不能完全开立门户，不能成一家之言的人也都具备一定的典范。高启写诗才华丰富而健劲，擅长摹拟古人，是一代巨擘；但古文并不很著名。不过他生于元末，距离宋代还不远，仍有前辈的法度，不是洪武、宣德以后逐渐流为浮泛空疏、冗长拖沓的所谓台阁体所能相比的。这部集子不知道由谁编成，按照他的诗集先例，大概也是高启自己编定的。末尾有《魏夫人宋氏墓志铭》。魏夫人是苏州知府魏观的母亲。按照《明史》本传，高启因替魏观作上梁文而获罪伏法，那么这就是他晚年的作品。大概他一生的古文，全都在这部集子里了。起初没有刻本。周忱任苏州巡抚时，才从郡人周立那里得到抄本。周立的姑母，就是高启的妻子。正统九年，监察御史、钱塘人郑士昂又从周忱那里得到此本，于是命教授张素校刊，周忱为它作序。这个本子是雍正戊申年桐乡金檀所刻，依据郑本订正讹误，作了许多校正。金檀正是给高启诗集作注的人，所以又把这部集子一并刻印，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眉庵集》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基撰写。杨基字孟载，他的先祖是嘉州人。祖父在吴中做官，于是就在当地安家。他最初任张士诚的记室。洪武初年，被起用为荥阳县知县，历任官职至山西按察使。不久因事被夺官，充役服劳，死在工所。《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高启传》中。史书称杨基年轻时因吹奏铁笛作歌而受到杨维桢称许。他与高启、张羽、徐贲并称“明初四杰”。他的诗颇为沿袭元末浓艳纤巧的习气。都穆《南濠诗话》摘录他的佳句十二联，所作评品得失各半。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孟载的《春草诗》最为流传，但“绿迷歌扇，红衬舞裙”已经不能摆脱元诗的风气；至于“帘为看山尽卷西”，更是过于纤巧；“春来帘幕怕朝东”，简直只是艳词。因此徐泰《诗谈》说他的诗“天机云锦，自然美丽，只是时常流于纤巧，不如高启的冲淡高雅”。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他“感情到了极处的语言，使风雅荡然无存”。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摘出他的诗中近似词的语句达数十联，却唯独推重他的五言古体。不过，他近体诗中佳作也自有清俊流逸之处，虽然不能与青邱并驾齐驱，却绝非其他人所能及。诗集最初由郑钢刻印流传。成化年间，吴人张习重新刻印，嘉州人江朝宗为它作序，张习作后志。△《静居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羽撰写。张羽字来仪，后来以字行世，改字附凤。他本是浔阳人，寄居吴兴。元末考中乡试，被任为安定书院山长，后来又迁居吴地。洪武初年，被征召授为太常寺丞，不久因事获罪，流放岭南，未到半途又被召回。张羽自知不能免祸，投龙江而死。《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高启传》中。史书称他的文章精练洁净而有法度，尤其擅长诗歌。太祖重视他的文章，洪武十六年，曾亲自述说滁阳王的事迹，命张羽撰写庙碑。何乔远《名山藏》也称他的文章辞藻典雅，记载事迹详尽而有体制。只是他的诗名尤其显著，所以编集者也只收录他的诗，没有收录文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的五言诗稍嫌晦涩，近体诗也不是他的长处，颇有些微词。现在看他的集子，律诗取意于俊逸，确实有很多流于平熟。五言古体有高低顿挫、婉转曲折的变化，颇有流畅明丽的作品，也不完全像朱彝尊所说。至于歌行，笔力雄健奔放，音节和谐流畅，足以成为一时豪杰之作。凭这些作品承接青邱的成就、作为北郭的先导，在卢前王后的诗坛次序之间，也未必就会立刻被讥为“蜂腰”。△《北郭集》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贲撰写。徐贲字幼文，他的先祖是蜀人，迁居常州，后来又迁居平江。张士诚开设幕府时，征召他为属官。徐贲与张羽一起避居湖州的蜀山。洪武七年，被推荐到京城。曾奉命出使晋、冀，进行廉察访查。回来后，检查他的行囊，只有几首纪行诗。太祖很高兴，授他为给事中，历任官职至河南左布政使。适逢征讨洮、岷的军队经过他的辖境，他因没有及时犒劳军队获罪，被下狱而死。《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高启传》中。徐贲擅长绘画，也精于书法。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他的楷书笔画秀美整齐、端正谨慎，不拖沓放纵。詹景凤《小辨》也称他的楷书小字取法钟繇兼取虞世南，但都拘谨地守在法度之内。大概是因为他的天性端庄谨慎，不越出规矩。所以他的诗才气不如高启、杨基、张羽，但格律法度严谨，字句妥帖，长篇短章都从头到尾温润秀丽，和那三家相比自成一格。他客居吴地时，曾住在城北的齐门，所以把集子命名为“北郭”。旧本由吴人张习编次。如今这部集子前后都没有序跋，题作“陈邦瞻校”。大概是万历年间重刻的本子，又不是张习编定的旧本了。△《鸣盛集》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明代林鸿撰写。林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年，因被荐举授任将乐县训导，历任礼部精膳司员外郎。不到四十岁便自行免职归乡。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明初，闽中擅长诗歌的人有长乐的陈亮、高廷礼，闽县的王恭、唐泰、郑定、王褒、周元，永福的王偁，侯官的黄元，而林鸿是其中最杰出的，被称为“十才子”。他论诗只以唐诗的声调为宗旨，所作诗以格调见长，是晋安诗派的祖师。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林子羽的《鸣盛集》专门学习唐诗，袁凯的《在野集》专门学习杜甫。大概他们极力摹拟，不仅摹仿字面和句法，连题目也一并仿效。打开诗集乍一看，简直像是旧本。但是仔细品味，若要求其中有发自肺腑、卓然自立的作品，屈指再三也找不出几首。这种情况在弘治、正德年间已经有人提出异议了。所以评论者说，闽中才华俊秀的人才层出不穷，文质彬彬、风雅之盛也可以说盛极一时。只是晋安这一诗派流传至今仍未停止，遵守林仪部、高典籍的论说，像遵守金科玉条一样，凛然不敢违犯。动不动就写七律，好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 这就是它的末流后来逐渐成为世人笑柄的原因。然而，林鸿创始之时，本来未尝不是从容和雅、符合正声，不能因为后来风气变得轻率急迫，便一概加以诋毁。何况高棅尚且不能避免平庸的声调，林鸿却常常富有清新韵味，更不能不加以区别高下而一律排斥。这部书是成化初年由林鸿的同郡人、温州知府邵铜编纂的。书末有邵铜的《跋》，说他阅览林鸿旧稿后慨然兴起，于是详细加以校勘，补充其中的缺略。但是，像张红桥的唱和诗词，事情是否真实存在就无法知道。即使才子放纵不羁，偶尔有这种事也许可能，但绝不可能把它保存于本人的诗集中。这一定是邵铜从小说中抄取材料而妄自增入的。《梦游仙记》一首，恐怕也是借寓张红桥的事情。看它的题目，原来是袭用元稹《梦游春诗》的题意，可以由此意会。邵铜还把它附在书末，实在是没有见识。叶盛《水东日记》记载，邵铜在天顺年间任御史，因为进言论事触犯权奸，被贬为知县，那么这个人也是有铮铮气节的。或许他一生以气节自我激励，但文章的体例并不是他平素所熟悉的吧。△《白云樵唱集》四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王恭撰写。王恭字安中，闽县人。自称“皆山樵者”，是“闽中十子”之一。成祖初年，以儒士身份被荐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授任翰林院典籍。《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林鸿传》中。他的诗共有三集：一是《凤台清啸》，是任翰林以后所作；这部集子和《草泽狂歌》，都是未仕以前所作。王恭去世以后，作品湮没不传。成化癸卯年，南京户部尚书黄镐搜集王恭遗稿，才在吏部郎中、长乐人黄汝明家中得到这部集子。于是嘱托黄汝明编排次序，分为前、后两集。卷首有永乐三年林环所作旧序，这篇序同时为三集而作。序中所列次序以这部集子为首，可知它写于《草泽狂歌》之前。卷末又有永乐年间林蕙等人所作的《皆山樵者传》《赞》《辞》《说》，这是刻印完成以后继续增入的。王恭与同乡高棅齐名，同样以布衣身份被征召入翰林。但高棅出仕以后所作的诗，多为应酬之作而流于潦倒，再也没有清远的情思；王恭则任官不久，便投递文书请求归乡。考察他的性情，本来就沉醉于山林田野。这部集子又作于居田之时，所以言辞清新挺拔，不沾染世俗尘气，得到“大历十才子”的遗意，格调韵味远在高棅之上。当时评定次序高下，把高棅列为第三，王恭列为第四，大概也就是所谓不甘屈居王维之后的人了。△《草泽狂歌》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王恭撰写。考察王恭所作的三集，《凤台清啸》已经失传，所以《千顷堂书目》虽有这部书的书名，却缺少卷数。范氏天一阁藏本只保存了他的《白云樵唱》，没有这部集子。这部集子出自秀水汪氏，大概是几乎散佚后仅存的本子。内容大致与《白云樵唱》相近，但属于中年所作，情思较为深厚。《静志居诗话》曾摘举他集中数联佳句。但是像“渭水寒流秦塞晚，灞陵残雨汉原秋”、“椶榈叶上惊新雨，砧杵声中忆故园”、“几处移家惊落叶，一年归梦在孤舟”等句，都是诗家常用的语言。至于“云归独树天边小，雪罢孤峰鸟外青”两句，“小”字的形容颇为笨拙，“罢”字的节奏次序也不清楚。又如“鸟外明河秋一叶，天涯凉月夜千峰”两句，毛病尤其明显。白天能看见飞鸟，看不见银河；夜晚能看见银河，看不见飞鸟，前四字本来就互不贯通。一片叶子落下便能知道秋天，并不取决于银河；银河在夏夜已经明亮，也不取决于落叶，后面三个字同样彼此不相属。这大概是兴致所到，偶然拈取成句，并不能用来概括他的全部长处。读王恭诗的人，不要执着于这些地方而刻舟求剑就可以了。△《半轩集》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王行撰写。王行字止仲，长洲人。年轻时在城北齐门教徒授业，洪武初年，有关官府聘请他担任学校教师。后来在凉国公蓝玉家中任馆客。蓝玉向太祖推荐他，得以被召见。蓝玉被诛杀，王行也因牵连获罪而死。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当时文士中因蓝玉党羽之罪而被诛杀的，有王行和孙蕡。但孙蕡只是偶然为蓝玉题过一幅画，在这件事中没有攀附关系；他的诗如今保存在孙蕡集中，也完全没有替蓝玉粉饰或过分吹捧的话。王行则生性喜爱谈论军事，元末两浙起兵时，他曾默坐筹划胜负，向亲近的人谈说，常常十次中有八九次没有失误，因此更加自负。等到蓝玉聘请他教授自己的儿子后，他便多次用兵法向蓝玉进说，与蓝玉颇有秘密谋议。他又与道衍深相投契，曾告诉道衍何不有所等待，不应以僧侣身份终老。看来他自负有杰出机敏的才能，不甘心默默老死在窗下。所以他的文章往往气势峻厉、风发纵横，铺陈排宕，任意驰骋，却不能全部归于醇正，在风格上很像他的为人。他的诗格也清新刚健、萧洒爽朗，在“北郭十子”之中（考察《明史·文苑传》，王行与高启、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号称“北郭十友”，也称“十才子”），与高启并称为劲敌。单就文章来评论，不能不推许他是一代奇才。△《西菴集》九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译明代孙蕡撰写。孙蕡字仲衍，广东顺德人。洪武三年在乡试中中举，不久考中进士。授任工部织染局使，升任虹县主簿。被召入朝任翰林院典籍。出任平原主簿，因牵连获罪而被逮捕拘禁。不久获释，起用为苏州经历。又因牵连获罪，被发配戍守辽东。后来因为曾经为蓝玉题画，因蓝玉党羽之罪被判死刑。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编纂本前面有黄佐、叶春及所作的小传，说孙蕡著述非常丰富，除这部集子外，还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和陶》《集古律诗》。他的《孝经集善》由宋濂作序。孙蕡去世后，这些书都散佚了。他的诗文如今流传于世的，是门人黎贞编纂的。然而黄佐称《西菴集》有八卷，而这个编本却是诗八卷、文一卷。或许是叶初春另外加以整理校订的，或者黄佐只是概举他的诗集吧。孙蕡处在元末绮丽靡弱文风的余波中，他的诗却独自卓然，具有古雅格调。虽然神采骨力和俊逸奇异不及高启，但总的说来并不是林鸿等人所能相比的。小说记载，有书生见到苏轼侍姬朝云的魂魄，得到集句七言律诗十首、七言绝句十五首，如今竟在这部集子的第八卷末尾。大概这是孙蕡游戏之笔，就是《黄佐传》中所说的《集古律诗》一卷。黎贞把它缀在集子后面，又连同那篇序一起收录，于是看起来好像孙蕡真的有遇鬼之事，这与林鸿集末附载张红桥诗，是同样的无知妄为。姜南《蓉塘诗话》又进一步大加称赞，更是毫无根据。△《南村诗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陶宗仪撰写。陶宗仪有《国风尊经》，已经著录。这部编本毛晋曾将它收入《十元人集》中刊刻。刘体仁《七颂堂集》中有《与张实水尺牍》，说读史书没有看到记载陶南村，私下认为这个人是陶靖节一类的人。如今考察《十元人集》，其中的倪瓒、顾阿瑛也都亲自经历了新朝。但倪瓒隐遁江湖，顾阿瑛跟随儿子被贬谪迁徙，没有享受明朝俸禄，因此可以依照朱子《纲目》中把陶潜记在晋朝的例子来处理。陶宗仪则本人已经出仕明朝，孙作《沧螺集》中有《陶九成小传》可以证明。毛晋仍把他列在元人之中，并不符合事实。看他集中《洪武三十一年皇太孙即位诗》说：“老臣忭舞南村底，笑对儿孙两鬓霜。”可见陶宗仪是明朝臣子，原本就不避讳这一点。又如集中《三月朔日至都门》《二日早朝》《三日率诸生赴礼部考试》《十日给赏》《十一日谢恩》等诗，就是《明史》本传所说的洪武二十九年率领诸生赴礼部考试时所作。这又哪里是像陶渊明那样在东篱下采菊的人肯做的事呢？又何必曲意替他假借名分，强行让他与栗里先生陶潜并称呢？这部集子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的。考察题目中的年月以及诗中的词意，入明以后所作的约占十分之九。只有《铙歌》《鼓吹曲》等篇，似乎是元代所作。它编排年月颇为杂乱，大概是杂取遗稿编录而成，还来不及整理次序。又，顾阿瑛《玉山草堂雅集》所收《澂怀楼》七律一首、《送殊上人》七律一首，这里都没有收录，可知并非陶宗仪自己编纂的。毛晋评价他的诗像疏林早秋，实际上并不十分恰当。然而他的格调力量遒劲健朗，确实是虞、杨、范、揭之后的有力继承者，不是元末柔靡的声调。在明初，他本来就是卓然屹立的一位大家。△《望云集》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郭奎撰写。郭奎字子章，巢县人。早年跟随元代余阙学习，慷慨而有志气节操。朱文正于南昌设立大都督府时，郭奎曾参与他的军事事务。后来朱文正获罪，郭奎也因牵连被诛杀。《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见于《王冕传》中。郭奎处在战乱纷扰之时，带剑从军，历尽艰险，苍凉激越的情怀全都抒发在诗中。五言古体以汉魏为根本，很有古诗遗意；七言古体有时接近李白；五言律诗纯是唐调；七言律诗稍杂有宋代声调；绝句则介于唐宋之间。元末明初，可以说是卓然挺出。赵汸、宋濂都为他作序，推崇到了极点，确实不是虚夸。五卷末附有短札三篇。考察嘉靖辛卯年吴廷翰重刊这部集子，只说有五言古诗三十七首、词歌曲十三首、五七言律诗一百零九首、排律杂诗四十四首，没有说有文章。难道是后人得到他的手稿后附入的吗？集中《送陈克明归茶陵诗》中，“瑚琏”一词押入平声韵，大概是古人三声押韵的方法。古诗《上山采蘼芜》以“素”“馀”“故”同押。刘琨《赠卢谌诗》以“璆”“叟”同押。这大概就是同类的例子，并不是押错了韵。△《蚓窍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管时敏撰写。管时敏起初名讷，后来以字行世，华亭人。洪武九年，被征召授任楚王府纪善，跟随楚王前往封国。后来升任左长史，辅佐楚王桢。洪武二十五年请求退休归乡。楚王桢向朝廷请示，朝廷命他留居武昌，终身给以俸禄。他在黄屯山修筑房屋，命名为“全庵”，并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蚓窍》，大概取自韩愈《石鼎联句》中的话。这部集子就是楚王刊刻的，其中有丁鹤年的评语。丁鹤年家居武昌，与管时敏都受到楚王的礼遇和重视，所以把他的评语一同刻入。管时敏向杨维桢学习作诗，却不沿袭杨维桢的体格，所作从容淡雅，多接近唐诗声调。张汝弼作《董纪集序》，历数松江诗人，唯独说管时敏的诗清丽柔和，足以与袁凯并驾齐驱。这种评价确实不是虚夸。管时敏另有《秋香百咏》《还乡纪行》等篇在集外另行流传，见于周子治所作《全庵记》中。如今都没有见到，大概已经久已散佚了。△《西郊笑端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董纪撰写。董纪字良史，以字行世，后来改字述夫，上海人。洪武壬戌年考中贤良方正，廷试时所作对答策问符合皇帝心意，授任江西按察使佥事。不久便告归，筑造西郊草堂居住，于是用它为自己的集子命名。但还没有来得及刻版，稿本藏在他的门人周鼎家中。成化年间，周鼎的孙子、光禄寺少卿周庠才开始刊印。这部本子有宣德辛亥年周鼎所作《后跋》，又有成化戊子年钱溥所作《序》，大概又是从周庠刻本传抄而来的。

译董纪的诗平易朴实，比袁凯等人稍有不及。所以张汝弼作这部集子的《序》时说，他“随意出仕，随意归乡，诗文也随意写成，并不希望流传后世”，其中颇有含蓄的批评。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举出他《题海屋诗》中的“过桥云磬天台寺，泊岸风帆日本船”两句，认为他的诗也并非草率随意。然而董纪的集子在明代没有重新刊刻，流传很少，《明史·艺文志》也缺载。朱彝尊《明诗综》所收，只是从赖良《大雅集》中摘录的，没有见到他的全部作品，所以所摘佳句只有这一处。如今看这部集子，确实免不了过于质朴而流于俚俗的弊病。但其中写得好的作品，往往得到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诗歌的遗意。张汝弼以一种格调来衡量诗人，不足以概括诗体的全部面貌；朱彝尊执着于一两句话来为他争辩，也没有完全说尽董纪的长处。△《草阁集》六卷、《拾遗》一卷、《文集》一卷，附《筠谷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李昱撰写。李昱字宗表，号草阁，钱塘人。《南雍志》称他为临安人，大概只是偶然使用宋代地名，并不是明代的临安。洪武年间任国子监助教。李昱在元末为躲避战乱，曾居于永康、东阳一带，在胡氏家中授徒，因此集中与胡伯宏兄弟赠答的诗最多。这部集子是李昱去世后由胡伯宏及其朋友徐孟玑、陈公明辑录的。《拾遗》一卷则由他的门人唐光祖辑录。《拾遗》以后又附有杂文四篇，题为《文集》，不知道是谁续辑的，或许也出自唐光祖之手。李昱诗才雄健丰富，古体长篇大多清峻刚劲、俊逸超拔，卓然不群；近体诗也很突出，没有平庸的语句。虽然被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人的盛名掩盖，实际上足以与中原诗人并驾齐驱，还不能确定谁先谁后。末尾附有《筠谷诗》一卷，没有署名。考察宋濂为李昱诗集所作的《序》，说他的儿子李辕字公载，作诗能够继承家学。《千顷堂书目》也著录李辕《筠谷集》，并注明是李昱之子，官任宜纶县丞。大概编录者认为诗卷不多，便附在他父亲的集子之后。看诗中有《冬至前日侍父宴胡伯奇济生堂》七言诗一首，这是李辕所作的明证。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李昱《草阁集跋》，却没有提到末尾附有《筠谷诗》，或许他所见的本子恰好缺少这一卷。△《樗菴类稿》二卷（《永乐大典》本） 《樗菴类稿》，明代郑潜撰。郑潜字彦昭，歙县人。元末，他由内台掾吏出任广东帅府从事，赴京师上报计簿，于是成为监修国史掾。后来升任正字，历任监察御史、福建行省员外郎、海北道廉访副使、泉州路总管。进入明朝后，被起用为宝应县主簿，升任潞州同知，到洪武十年才退休。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记载他的生平始末很详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把他列为元人，这是错误的。黄虞稷记载《樗菴类稿》二卷。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得到古体诗五十首、近体诗一百四十六首，以及原序三篇，仍然可以编成二卷，估计所遗失的也没有多少了。这部集子都是他在元代所作。《程以文序》称《行役小稿》二卷，是豫章邓文著编成的，共一百五十多篇；那时郑潜刚任监察御史。《贡师泰序》称把他的歌诗编成二卷，题名为《行役稿》《揽辔稿》；那时他任福建廉访副使。《揭汯序》才开始称作《樗菴类稿》，没有说卷数。根据序中所说，这部集子仍是在元末他任福建官职时编成的。大概最初是《行役稿》二卷，后来删并为一卷，又增入《揽辔稿》一卷，仍为二卷，最后才合成一编，改题为《樗菴类稿》。大概经过多次增删，后来才刊刻成定本；这样看来，它的编成也不是草率的。郑潜虽然从掾吏起家，但天资极为出众，他的诗意境开阔明快，有如玉山般朗润的风致；与元末纤细浓艳的诗风相比，尤其显得俊秀飘逸。入明以后，他的声名和官位都不显达，距离纂修《永乐大典》的年代又很近，而书局诸人却特意编录他的遗稿，把他与古人相提并论。可见当时一定有取重他的理由，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春草斋集》十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乌斯道撰。乌斯道字继善，慈谿人。洪武初年，任石龙县知县，调任永新。因事获罪，被贬谪戍守定远，不久获释回乡。《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赵埙传》中。他著有《秋吟稿》和这部集子。《千顷堂书目》记载《秋吟稿》的书名，却缺少卷数，大概明代时已经散佚。这部集子共诗五卷、文五卷，与《千顷堂书目》记载的卷数相合，大概还是旧本。另有《附录》传赞一卷，是万历年间他的八世孙献明续加辑录的。乌斯道的诗寄托深远，语言清雅华美，能够洗除元人诗文繁缛的弊病；文章也典雅有法，不作剑拔弩张的姿态，而是从容淡泊，颇为接近自然。宋濂为他作集序，所说的“俊洁如明月珠”，大概是形容其诗的圆润；所说的“汹涌如春江涛”，则是说他的文章以曲折有余、委婉多姿为美，与诗的风格很不相像。推究宋濂的意思，只是形容他文思如泉源般不竭，并不是说他炫耀才华、凭恃气势，把惊风骇浪般的声势当作奇特。史书称乌斯道擅长古文，又精通书法，却没有提到他的诗，大概是因为在当时他的文章尤其受到世人重视吧。△《耕学斋诗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袁华撰。袁华字子英，昆山人。生于元朝末年，洪武初年任苏州府学训导。后来因受牵连被逮捕拘禁，死于京师。这部集子共古体诗七卷、近体诗五卷，不知道是谁编的，《明史·艺文志》没有著录。考察杨维桢为他作的《可传集序》，说：“袁华自二十岁以后至今三十年所积累的诗，不下千余首，我选得其中若干首。”如此等等。怀疑所谓千余首，就是后人搜集编纂流传下来的这些诗。明朝初年，作者众多。袁华被各家盛名掩盖，所以他本人和他的诗都不太显著。实际上，他的作品内含才华而又质实，具有典范性，不是后来那些伪体诗所能相比的，当然不能因为流传不广就轻视他。袁华《赠闵中孚初度诗》中有“同生延祐丙辰年”一句，按干支推算，到明太祖洪武元年，他已经五十三岁。因此集中诗句大多是元代所作。例如甲午、丙申、己亥、庚子、乙巳、丙午、丁未等纪年，都在顺帝至正年间。只有《癸丑正月风雨中偶成一首》作于洪武六年，诗中颇流露悲凉感慨之语，大概是想把自己附会为元朝遗民；但他已经享受明朝俸禄，不必说这样的话了。△《可传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袁华撰。这部书是至正癸卯年杨维桢删定的。袁华是杨维桢的弟子。书前有杨维桢的序，说：“我铁门中称得上能作诗的，南北共有一百多人，能像张宪、袁华这样的，不到十人。”书名也是杨维桢所题，可见推奖他到了极点。但杨维桢与李五峰谈论诗歌时又说：“梅子只偏于酸，盐只偏于咸，食用盐和梅，味道总能达到咸酸之外；如果像袁华的作品，只不过偏于咸酸罢了。”这种说法前后自相矛盾。现在看他的诗，大多典雅而有法度，一扫元末纤细浓艳的习气，开创了明初从容温厚的诗风。杨维桢所说的，大概只是标举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味”，务求发表高论罢了。其实，即使只是偏于咸酸，不仍然胜过洪熙、宣德以后所谓台阁体那些连咸酸滋味都没有的诗吗？不能马上因此轻视袁华。袁华《耕学斋稿》的卷帙较为丰富，世间多有流传。这部集子《明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千顷堂书目》虽然著录，却没有记载卷数，大概黄虞稷也没有见过它。现在因为它是杨维桢亲自删定的，取舍颇为严格，所以一方面取其完备，一方面取其精粹，与全集一同著录。△《强斋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殷奎撰。殷奎字孝章，号强斋，昆山人。洪武初年，按照荐举的惯例授予州县官职。因母亲年老，请求任职于近地，于是被授为咸阳教谕，后来去世。殷奎曾在杨维桢门下受业，学问品行纯正，为当时人所看重。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余熂编的。诗、文及杂著共九卷，又增入他的交游赠答诗文以及行状、墓志，共十卷。元明之间，承接先儒笃实的遗风，又处在开国初期浑厚质朴的时运中；宋末江湖文人的积习以及门户流派的流弊，已经完全洗除，所以表现在文章上，虽然不以华美为工，却文辞典雅，也颇有经籍的光彩。像殷奎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以文辞书翰闻名，但行为合乎规矩、言语合乎准则，学问有根基，终究不失为儒者的言论。与后来雕琢篇章、修饰辞句的作品相比，实在有明显的差别。这部集子刊刻于洪武十五年，昆山儒学训导、钱塘人陈振祖为它作序。他的文章也质朴典雅，可以由此想见当时的文风。△《海桑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谟撰。陈谟字一德，泰和人。生于元成宗时期。洪武初年被召赴朝廷，因病推辞回乡。后来多次被聘为江浙考试官。他的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集子有陈谟的家传，称他享年九十六岁。考察集中所记年月只到洪武十七年。晏璧在永乐七年作《海桑集序》，说陈谟死后二十年，那么他应当死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陈谟在《书刘氏西斋唱和卷后》中说自己生于大德年间，是前朝太平时期享受安乐的百姓，已经六十多年。由洪武戊辰向上推到大德元年丁酉，只有九十二年，或许晏璧所说的是约数。他的诗集、文集各五卷，是他的外甥杨士奇编的。国朝康熙庚申年，他的后裔邦祥重新刊刻。然而，《灵山寺诗》把五言长律列入古体，《悼刘生诗》把七言拗律列入古体，而《崆峒云居诗》又把古体列入律体；杨士奇未必会错到这种程度，大概是邦祥又有所窜改混乱吧。集中有《通塞论》一篇，反复引用微子、箕子的事来申明观点，认为改朝换代时不必为节义而死，这是最为违背义理的说法。所以他客居韶州时，正值太祖吴元年；元朝还没有灭亡，他已经替明朝卫官撰写贺表。可是集中歌颂明朝功德的作品很多，没有一句表现对故君旧国的思念。他没有出仕，虽然声称是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谢的；但孙仲亨为他的墨迹作跋，说：“太祖兴起后，征召贤士的礼物首先送到，先生虽然年老，仍然让人抬着车子上路。当时那些老儒和庸俗儒生，曲解学理来附会先生的观点，动不动就彼此矛盾。因此先生所到之处都不能契合，便命驾回山，拂袖离开国都。”如此等等。这和陶渊明归隐柴桑、东篱的志趣确实不同。至于他的文体简洁，诗格从容温厚，那么东里一派的渊源实际上正出于此。他在明初，确实是铿锵流动的雅正之音。△《畦乐诗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梁兰撰。梁兰字庭秀，又字不移，泰和人。他是右赞善梁潜的父亲。居住田间而不出仕，所以用“畦乐”作为自己的号。他与杨士奇是姻亲，杨士奇曾跟随他学习诗歌。这部集子就是杨士奇编的，书前有洪武三十一年杨士奇所作的序。考察杨士奇为梁兰所作的墓志，称梁兰死于永乐八年；那么编这部集子时，梁兰还来得及看到它。旧本把它列在《泊菴集》之后，大概是仿照《山谷集》后附刻《伐檀集》的先例。

译现在把它单独编成一集，仍分别著录。原目录列古今体诗二百三十四首，但五言古诗中注明缺七首，实际上是二百二十七首。题目中有两处缺字，诗中也有两处缺字，都没有别的版本可以补足，现在也仍然保留原样。《士奇序》称赞他心志平和而气度平和，见识精深而构思巧妙，声调流畅和谐，气象庄严肃穆；即使简淡寂静，也不失舒缓从容；即使疏放旷达，也必归于雅正有法。感情温厚而意志坚定，讽刺切中而措辞委婉。他虽然是尊重自己的老师，未免过分推崇；但在繁复声调之中，却独自保持着陶渊明、韦应物的情致，或许也不愧为真正的作者。△《竹斋集》三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冕撰。王冕字仲章。《续高士传》作字元肃，诸暨人。本是农家子弟，家境贫寒，寄居在僧人那里。夜里悄悄坐在佛像膝上，借着火光读书。后来拜安阳人韩性为师，于是传承了他的学问。但他的行为多有怪异激烈之处，很接近狂放。著作郎李孝光、秘书卿泰哈布哈都曾向朝廷推荐他。他知道元朝将要动乱，推辞不肯就任。明太祖攻下婺州后，听说他的名声，访求找到他，授为谘议参军，不久便去世了。宋濂为他作传，载在《潜溪集》中，叙述他的生平始末十分完备。《明史·文苑传》记载也相同。《续高士传》认为太祖想授他为参军，但他当夜去世；《浙江通志》据此把他列入《隐逸传》。旧本也题作元人，其实并不正确。诗集三卷，是他的儿子王周辑录的，刘基为它作序。《续集》收诗歌和杂文一卷，另有吕升所作王周行状的《附录》，是王冕外孙女的儿子骆居敬辑录的。王冕天资纵逸，他的诗大多有排奡遒劲的气势，不能用通常的格律来拘束。但他眼界高远、步履阔大，卓然独行，没有杨维桢等人诡奇俊异、纤细狭仄的习气，在元明之间，确实是一位有成就的作者。集中没有绝句，只有《画梅》以绝句为题。《续集》所收的，都是他自己题写在梅花画上的诗。史书称他隐居九里山时，种了梅树一千株，自号“梅花屋主”，尤其擅长画梅，求画的人接踵而来，他根据画幅长短来决定所得米粮的多少。△《独醉亭集》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史谨撰。史谨字公谨，昆山人。洪武初年因事被贬居云南。后来因荐举任应天府推官，降职补任湘阴县丞。不久罢官回乡，侨居金陵直到去世。这部集子前有陈琏的序，称作于洪武壬午九月。考察洪武年间没有壬午年，壬午是建文五年，大概是在革除建文年号之后，抄录传写的人追改的。另有《独醉亭记》一篇，没有署作者姓名，称史谨为“滇阳史先生”，那么他被贬谪时，就已经按照被编管之地登记入籍了。根据陈琏的序，这部集子大概是史谨自己编的，只是按文体分类，没有标明卷数。从《武当八景》以下九十三首，另题为《遗稿》。怀疑史谨去世以后，他的后人把晚年所作搜集起来，附在集末。然而其中有《经人鲊瓮诗》《谒黔宁王庙诗》，这都是他被贬云南时所作。又有《雪酒为金粟公赋诗》，金粟道人是顾阿瑛的别号，那么元末明初的作品也包括在其中。大概是杂乱收集散佚篇章，没有再加以甄别。看其中所收题画诗特别多，一定是因为留下了绘画手迹，于是逐一抄录进来。现在按照原本所有的篇目，也一并保存，与史谨自己编定的各篇合并整理为三卷。他的诗既不涉及元末繁缛的习气，也不涉及宋末酸腐的调子，平正通达而神采自然高秀，在明初自成一家。偶桓编选《乾坤清气集》，号称鉴别精审；他评论诗歌多有批评，少有认可，但这部集中有《送桓诗》和《题桓家揽胜楼诗》。两人的交情和情分相当深厚，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出史谨的诗歌格调了。△《海叟集》四卷、《集外诗》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袁凯撰。袁凯字景文，华亭人。洪武年间由举人经荐举授任监察御史，因病免官回乡。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他的文集旧有祥泽张氏刻本，是袁凯自己删定的，年代久远后散佚。天顺年间朱应祥、张璞校订选编的本子名为《在野集》，多按自己的意思改窜。例如“烟树微茫独倚栏”，改成“烟树微茫梦里山”，大概因为诗用“删山”韵，而“栏”字属于“寒桓”韵。他们不知道《洪武正韵》已经把两韵部合为一部。袁凯使用的是官定韵书，并不是误押韵。“故国飘零事已非”，改成“老去悲秋不自知”，大概因为袁凯已经出仕明朝，想避讳他对前朝的感怀。他们不知道据陶宗仪《辍耕录》，这首诗作于至正末年，使用的是金陵王谢家燕子的典故，下句的意思本来就很明白，并不是为元朝灭亡而作。至于“雨声终日过闲门”，改成“雨声随处有闲门”，则更不知道他们这样删改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弘治年间，陆深得到不完整的旧刻本，与何景明、李梦阳再次删定，这就是所刊的《瓦缶集》《既悔集》。隆庆年间，何元之得到祥泽旧刻本，用活字校印一百部传播。△《荣进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荣进集》共四卷（为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吴伯宗撰写。吴伯宗名佑，以字行世，是金谿人。洪武辛未科进士第一名。官做到武英殿大学士，后来降为检讨，直至终身。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吴伯宗为人守正不阿，虽然触犯皇帝旨意而遭贬谪，也丝毫没有后悔。胡惟庸专权的时候，权势气焰十分嚣张，唯独他毅然上疏弹劾胡惟庸，风骨气节凛然，实在无人能够相比。他著有《南宫集》《使交集》《成均集》，共二十卷，另有《玉堂集》四卷，如今都没有见到。这部书中有《奉使安南》《国学释奠》《玉堂燕坐》等诗，疑心是原集散失以后，后人搜集残存篇章，合编成此书。一卷卷首冠有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小传》一篇，接着是乡试、会试、御试的试卷。二卷、三卷都是诗，附有赋和诗的补遗。四卷是杂文。目录开头列有序文，但卷首没有，大概是传抄时散失了。诗文都雍容典雅，具有开国时期的气象。明代一朝台阁体文章的雏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乡试、会试各篇，可以用来考察当时选拔士人的制度以及文章的格式。只是陆深《金台纪闻》说：“洪武前后三科还沿用元代制度，采用经疑。到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才开始确定今天的三场制度。”但文集中所载的试卷，竟然是经义而不是经疑，这实在难以解释。第三卷又有《上问安南事》五言诗，与各选本所载日本使臣嗐哩嘛哈《答明太祖诏问日本风俗诗》只有字句上的小差异，不知究竟哪一首是真的。不过，这些诗都是夸大日本的言辞，不应当出自吴伯宗之手，或许是吴伯宗后来的人因为他曾出使安南，误将别人的诗剽窃收入了吧。现在姑且仍按旧本录下，同时记下疑点，以备参考。△《梁园寓稿》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翰撰写。王翰字时举，是禹州人。元朝末年隐居在中条山。明初出仕，任周王橚的长史。周王一向骄纵，并且有异心。王翰多次劝谏，他都不采纳，王翰于是断指装疯离去。后来周王败亡，王翰得以不受牵连。他后来被起用为翰林编修，不久贬为廉州教授。夷獠作乱，城池陷落，他守节而死。《明史·艺文志》记载，他著有《敝帚集》五卷、《梁园寓稿》九卷。《敝帚集》如今没有见到。这部书的卷数与《明史》相合。焦竑《经籍志》只称《寓稿》二卷，是错误的。《焦志》另载王翰《山林樵唱》一卷，如今也没有见到，大概也一并散佚了吧。王翰起初抗拒骄横的周王，最终为国难殉身，他立身行事有始有终。他的品格发为文章，大都带有刚劲之气，所以古体诗往往有质朴直率的语句。不过，他只是抒发自己的性情，并没有元人浓艳纤巧的习气。七言古体的声调也很高亢明朗。朱彝尊编《明诗综》没有收入王翰的诗，大概是因为没有见到这部集子。现在因其为人而特别保存这部书，也有表彰忠烈、阐明并弘扬隐逸之士的意思。△《自怡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琏撰写。刘琏字孟藻，是青田人，诚意伯刘基的长子。洪武十年任考功监丞，兼试监察御史。出任江西布政司右参政，被胡惟庸胁迫，投井而死。事迹附见于《明史·刘基传》。这部集子由他的儿子刘廌编纂。末尾附有洪武十三年国史院编修官吴从善所作的哀辞，详细叙述刘基跟随太祖起兵时，刘琏正在南田山；以及他制服、驾驭各路草窃之徒，请求设置谈洋巡检，以平息盗贼逃亡根源；还叙述他阻止沈立本媚附权臣的事情。哀辞只称赞他的才略和气节，没有谈到他的文章。卷首载有秦府纪善《黄伯生序》，说曾见他遇事刚强果断，能够因折服奸佞而获罪，却不屈不阿。他少年时锐气十足，内心充盈。现在读他的诗，反而觉得温柔冲淡，充满哀痛以及爱君忧国的深厚感情；他自视谦逊，仿佛还有不足，认为自己差不多可以达到闻道的境界。现在看他的诗，只有七言律诗颇为流利圆美，没有超出元末诗歌的格调。不过仅有三首，大概不是他喜欢创作的体裁。至于五言古体，占全书的大半，都是词意高雅、构思深厚真挚的作品，几乎可以凌驾于两宋诗人之上。用来继承《犁眉》等集子，可以说无愧于他的父亲。但明代人很少称道他，大概反而被他的功勋门第遮掩了吧。△《斗南老人集》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胡奎撰写。胡奎字虚白，是海宁人。出生于元至顺年间，曾游学于贡师泰门下。明初因儒学被征召，任宁王府教授。这部集子前面有宁王权的《序》，说他：“晚年停船在鄱阳望湖亭，看见石刻的东坡《黑云堆墨未遮山诗》，便依照原诗韵脚唱和。不久看见一位老人前来，吟诵他的诗说：‘您莫非就是斗南老人吗？’于是便用它作为自己的号。”这件事颇为奇怪，疑心是好事者附会而成，无法查问其真伪。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我的同乡云东逸史曾亲手抄录他的稿本，旧时收藏在项氏天籁阁，后来归高氏稽古堂，之后被华山马思赞收藏。”考察现在世间流传的胡奎集子，都是出自天籁阁抄本，只有四卷。前面有项元汴的题识，却没有宁王原来的《序》。这部书是明初宁王府文英馆刊刻的，见于《宁藩书目》。昆山徐氏传是楼又依据原刻本影抄，实际分为六卷。诗共一千九百多首，与项氏所藏本互相校对，才知道项氏本脱漏很多，并不是足本。看宁王《序》中又记载：“宗哲徐将军住在西山，有一位道士前来拜访，吃蕨菜。道士吟诵一首绝句说：‘一拳打得地皮穿，握住东风不放拳。只待杜鹃啼血后，展开凤尾始朝天。’问是谁作的，道士用筷子写下‘斗南一人’四个字。当时先生还没有这个称号，后来得到先生的稿子，才知道原来是先生的诗。”这件事与望湖亭唱和诗的故事，文字前后相连，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却独独没有收录。由此可知，朱彝尊看到的只是天籁阁残本。他所记的望湖亭故事，也只是从都穆《南濠诗话》中摘取来的。胡奎的诗不刻意雕琢，往往有自然的情趣。朱彝尊说他的功力已经很深，但格调未免太过熟练，读起来仿佛古人集中早已有这样的作品。这话确实不过分。不过，他诗歌从容和雅的特点，也是不能掩盖的。与后来那些搜罗、摹仿前人的作品相比，当然有很大的差别。△《希澹园诗》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明代虞堪撰写。虞堪字克用，另一个字是胜伯，是长洲人。至正年间隐居不出仕。所以他在《题赵孟頫画绝句》中说：“王孙如今是玉堂仙，亲自画苕溪仿佛辋川。像这样在青山红树之间，难道不能有十亩地来种瓜吗？”深深讥讽赵孟頫出仕而侍奉两个朝代。然而虞堪到了洪武年间，最终还是被起用为云南府学教授，死在任上。这大概与仇远入仕元朝的事情属于同一类。原本题作“元虞堪”，其实并不正确。虞堪的户籍属于长洲，但他的集子中《岩居高士图歌》有“我亦本是青城人”一句，《画山曲》有“家山万里隔，蜀道正难行”一句，《朱仲叔山水引》有“西蜀书生”一句。《西蜀二绝句》《三峡谣》《旅怀诗》《忆锦官诗》《送张士皋归闽中诗》《次韵陆高士见寄诗》等，都流露出对蜀地故乡的思念。《成都使君王季野席上诗》则更是作于蜀地。考察《宋史》，虞允文本来是蜀人，而虞集也常常自署“西蜀”。虞堪是虞允文的七世孙，是虞集的从孙，想来他虽然迁居长洲，但与蜀地仍往来未曾断绝吧。这部集子后面有《自跋》，说是在丁未年冬至前一天。考察丁未年是元至正二十七年，那么这些诗都是元代所作，进入明代以后的篇章便不再见到了。相传虞堪死后，遗留下来的书札文章还有几箱。他的子孙不读书，随意放在屋中，时间久了便丢失了，那么散佚的作品当然也很多。诗中有许多题画之作。又因为丁未年正值元朝末年，当时常有忧虑时局、感慨时事的话。古体诗气格颇高，近体诗的音节也和谐婉转。只是七言律诗刻意想仿效黄庭坚，但才力浅薄，终究不能接近黄庭坚。不过总的说来，诗风婉约秀逸，颇有情韵，没有当时浓艳的习气，也可以说是秀美而独立。世间又有虞堪诗的另一种版本，题作《鼓枻稿》，与这部集子互相校勘，诗的篇数多少完全相同，只是前后编次略有不同。它或许就是虞堪的原本，或许是后人另题书名流传，都无法确定。现在把它的书名附录在这里，不再抄录。△《鹅湖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明代龚斅撰写。龚斅是铅山人。《明史》没有他的传记。只有《太祖本纪》记载：“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设置四辅官，任命儒士王本、杜佑、龚斅、赵民望、吴源为春夏官。”《宋讷传》又说：“宋讷任祭酒时，与宋讷一起制定学规的，是司业王嘉会、龚斅。三人年纪都很大，须发全白，整天端正地坐着，堂上气氛肃然。”但也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生平始末。考察《铅山县志》，说：“龚斅起初以明经身份分教广信，辑录朱子的学说，补充六经图。御史叶孟芳以他的学问品行加以推荐，征召入朝任四辅官，后来因年老请求归乡。又召任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著有《经野类抄》二十八卷。” 他大概也是一位穷究经书、专心求学的士人。他的文集见于焦竑《经籍志》，共六卷，流传十分稀少。程敏政《明文衡》、黄宗羲《明文海》搜集极为广博，却都没有提到他的姓名，可见已经散佚很久了。如今只有《永乐大典》还保存了不少他的诗文。诗虽然多承袭元末的余波，但清婉和畅，也自有朗朗可诵之处。文章则以经术为根本，结构谨严，确实无愧于作者。其中《送周倬张溥使高丽序》说：“洪武十八年，命周倬等前往册封高丽国王。”但《明史·高丽传》漏载了这件事。又《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说：“洪武二年春，诏令刘叔勉出使。三年夏，才到达西洋。”而《明史·浡泥传》却说：“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刘敬之前往出使，经过半年才抵达其国。”年月彼此错杂不合，当然应当以龚斅所记为符合事实的记载，这也足以作为考证的资料。现谨慎地搜集汇编，仍依照原来的篇目，定为六卷，著录于此。△《荥阳外史集》七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郑真撰写。郑真字千之，是鄞县人。《成化四明郡志》称他研究穷尽六经，尤其长于《春秋》。吴澄曾经用治道十二件事来考问他，所问都涉及经史中的精深义理，郑真回答时毫无凝滞。洪武四年乡试第一名。授任临淮县教谕，升任广信府教授。他与哥哥郑驹、弟弟郑凤都以文学闻名，郑真尤其以古文著称。起初他与金华宋濂的声望相当，曾经与宋濂共同撰写《裴中著存堂记》，郑真的文章先写成，宋濂因此搁笔。后来宋濂官位显赫，文章用于装饰朝廷，而郑真困顿失意，卑微地任学官直到终身，因此声名寂寥，传述他的人很少。现在看他的作品，虽然不能与宋濂并驾齐驱于文坛，但义理有根基，文辞有法度，实际上完全可以与宋濂并列，不可以用官位的升沉来判断文章的优劣。原集一百卷，明代已经散失三十卷。现在保存的部分也多有残缺、错次，讹误多得无法校正，有时甚至到了不能断句阅读的程度。大概因为世间流传不广，所以没有人替它校正；没有全部散失，已经是幸运了。现在推考验证文句，分别加以校定。确实无法通读的地方，就仍依照原本录下，希望不失去对疑缺之处存而不论的意思。△《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僧人宗泐撰写。宗泐字季潭，是临安人。洪武初年被举荐为高行沙门，奉命住在天界寺。不久前往西域寻求遗失的佛经，回来后授任左善世。太祖想授给他官职，他坚决推辞。太祖为他撰写了《免官说》。后来胡惟庸谋反，供词牵连到宗泐，太祖特意宽赦了他。这部编本题作《外集》，大概是因为佛教把佛经视为内学，所以把诗文称为外学，正如宋代僧人道璨《柳塘外集》的例子。前两卷是应制诗，以及乐府中供佛、赞佛的各种曲子。三至八卷是古体诗和近体诗。九卷是疏文和题跋。《续集》把诗文合编在一起，但诗文之间缺了四页，因此原来的篇数已经无法考知。如今保存的共有诗三十六首、题跋十五篇。《千顷堂书目》作《全室外集》十卷，大概是把这一卷《续集》合在一起计算了。宗泐虽然寄身于僧侣之中，却十分爱好儒术。

译所以他的诗风骨高拔，可以在作者之中与人抗衡。徐一夔为这部集子作《序》，称赞他说：“像霜晨中的老鹤，声音传到九皋；像清庙中的朱弦，曲子终了还让人再三感叹。大概接近这种境界。皎然、齐己自然不是容易评论的，但宗泐总不会在契嵩、惠洪之下。他与句曲外史张羽，都是元明之际出家人中杰出的人物。”《千顷堂书目》记载宗泐还有《西游集》一卷，大概是奉使求取佛经时往返途中所作。由于见闻不同，其中的记载一定有值得观览之处。如今没有见到这部书，它究竟散佚还是保存下来，大概无法知道了。徐祯卿《翦胜野闻》说宗泐奉使西域，还没有到达那里，途中遇到一位幻化的神僧，于是返回。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宗泐有这部集子，所以编造了这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与所谓宗泐蓄发还俗的说法一样，都是荒谬虚妄的。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别集类二十三 △《岘泉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宇初撰写。张宇初字子璿，是贵溪人，张道陵的第四十三世孙。洪武十年承袭掌管道教之职，永乐八年去世。《明史·方技传》把他附载在父亲张正常的传记中，说他在建文年间曾因违法获罪，被夺去印信诰命，成祖即位后又恢复了这些；又说他曾向长春真人刘渊然学习道法，后来与刘渊然不和，彼此互相诋毁攻击。他的品行很不纯正，但他的文章却很有文采，值得观赏。其中如《太极释》《先天图论》《河图原辨》《荀子辨》《阴符经》等篇，都有符合儒家言论的地方。《问神》一篇，完全以程朱的义理为根本，从未用云师、风伯等荒诞怪异的说法来夸大自己的教义。与那些诵读周公、孔子之书，却混淆儒家与墨家界限的人相比，他反而确实胜过他们。韩愈《送浮屠文畅序》说：“有些人有儒者的名号，却做着墨家的事情；问他的名义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有些人有墨家的名号，却做着儒者的事情；问他的名义不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是。” 既然如此，像张宇初这样的人，他的言论既然合乎义理，难道能因为他属于异端，就把他的文章一概斥弃吗？朱彝尊《明诗综》称他的集子有二十卷，诗占一半，王绅为它作了序。这部书全是他的杂文，只有末尾附有几十首歌行诗。卷首虽然载有《王绅序》，但原来的二十卷已经不再保存，大概又是搜集残篇重新编成的本子。△《唐愚士诗》二卷、附《会稽怀古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之淳撰写。唐之淳字愚士，也以字行世，是山阴人，唐肃的儿子。建文初年，诏令文学之臣修撰《鉴戒录》，方孝孺推荐他，授任翰林院侍读，与方孝孺共同主持书局，死于任上。《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王行传》中。徐祯卿《翦胜野闻》记载，明太祖曾用布袋装着唐之淳，夜里翻越宫墙进入便殿，替十王修改册文。此事荒诞不合情理，大概是乡巷小人因为唐之淳文思敏捷，便编造了这样的妄语。张芹《遗忠录》说：“洪武年间有人推荐唐之淳，他推辞而没有就任，曹国公李景隆让自己的儿子拜他为师。出征行军到四方，他都随行，经过燕、蓟、秦、周，观览前代遗迹，提笔作赋，压倒一时人物。”考察《明史·李文忠传》，李景隆在洪武十九年承袭曹国公爵位，其中没有记载他北征的事情。只有《冯胜传》记载，洪武二十年冯胜与傅友德、蓝玉、赵庸等人北征，常茂、李景隆、邓镇都随军出征。这一年是丁卯年，与诗集中《寓宁轩记》所记的洪武丁卯年相合，应当就是那时的作品。这部集子只有丁卯、戊辰两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