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六 集部四十九

译卷一百九十六 集部四十九 ○诗文评类二 △《文说》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陈绎曾撰写。绎曾字伯敷。《元史》把他附载在《儒学传》中，称他是处州人。《吴兴续志》也记载了他的姓名，大概是祖籍括苍、寄居苕水的人。至顺年间，官做到国子监助教。曾跟随戴表元学习，并与陈旅友善。他的师友渊源都有来历，所以所学颇有根基。这部书是因为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制度，作为科举考试文章的格式而作的。书中分列八条，论述作文的方法。当时《五经》都以宋儒的传注为主，并悬为法令，没人敢走不同的道路。因此这部书的主旨都以朱子的学说为折中标准。《吴兴续志》称陈绎曾曾著《文筌》《谱论》《科举天阶》，使学习的人知道方向，人们争相传抄。焦竑《经籍志》又记载陈绎曾《古今文矜式》二卷。如今考察陈绎曾所著《文筌》八卷，附《诗小谱》二卷，是元代麻沙书坊刻本，附列在《策学统宗》之首，现在还有传本；但其中文章与这部编书完全不同。只有《科举天阶》和《古今文矜式》现在没有见到。怀疑这部编书就是两书中的一部，只是书名互相混淆，无法考证确定。现在姑且仍按《永乐大典》的旧题，著录为《文说》，用来保留这个疑问。卷首所称的陈文靖公，大概就是元代翰林学士、东平人陈俨，他也以文章知名。至于作者自称“先尚书”，则已经失去世系关系，无法考证了。△《修辞鉴衡》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王构编纂。王构字肯堂，是东平人，官做到翰林学士承旨，谥号文肃，事迹详见《元史》本传。据至顺四年王理的序，这部书是王构任济南总管时编成、用来传授给他的门人刘氏的，王理为它在集庆路刻印。旧本残破虫蛀，缺少前面的书页，刘氏的姓名也无法考知。上卷论诗，下卷论文，都是采集宋人的诗话、文集和说部编成的。王构自己所附的评论，只有下卷结尾的一条。书中所录虽然多是常见的话，但取舍很精审。《元史》称王构二十岁时凭词赋中选，至元十一年任翰林国史院编修，起草《伐宋诏书》，受到世祖赏识。又说王构熟悉台阁旧事，凡祖宗的谥议、册文都由他撰定。又说他的儿子士熙、士点都能凭文学使家学世代相传。这样看来，王构在当时确实以文章闻名于世，这部书所录内容应当很有鉴别裁断。其中引用的《诗文发源》《诗宪》《蒲氏漫斋录》等书，如今都已经亡佚失传，幸亏这部书保存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又世间流传的《吕氏童蒙训》并不是它的完整篇帙。这部书采录的三十一条内容，都是今本《吕氏童蒙训》中没有载录的，也很足以供考证。与《诗话总龟》之类内容浩繁却失于琐杂的书相比，确实更为优胜，实在是谈论文艺者的指南。这部书很久没有刊本，传抄中错误很多，而且卷中有十条没有注明书名。上卷遗失了第五页，序文只保存最后一页，中间也时有缺字。如今把能够考证的地方补上，对于无法考证的地方，姑且仍依照原本，以保存它的旧貌。△《金石例》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元代潘昂霄撰写。潘昂霄有《河源记》，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卷至第五卷叙述铭志的起源，对品级、茔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庙、赐碑等制度，一一详细考察。第六卷至第八卷叙述唐代韩愈所撰的碑志，把它们作为格式范例，对家世、宗族、职名、妻子、死亡和安葬的日期等，全部逐条列出文辞，标明为程式。第九卷杂论文章体制。第十卷讲史院的凡例。然而潘昂霄这部书既以《金石例》为名，所述本应限于碑志，却又泛泛涉及杂文的格式和起居注的体例，似乎不相称。又在杂文部分，目录中载有郝伯常先生编《类金石》八例、苍崖先生十五例两条，都是只有书名而没有书。第九卷末尾有跋说：“以上先生的《金石例》，都是取《韩文类辑》作为范例，大致与徐秋山的括例相差不远。如果再全部抄录，似乎重复，所以这里只记载它的目录。”这样看来，最后两卷起初一定是另外编成的书，后来附在《金石例》之后。又由此可知，第六卷至第八卷所谓《韩文括例》，全是采自徐氏的书，并不是潘昂霄自己撰写的。这部书叙述古代制度，很是典雅严谨。虽然所载括例只举韩愈的文章，不免举一例而遗漏其他许多例子；然而明代以来金石文章往往不考察古法，任意写作而没有规矩，有了这部书作为依据，也可以说还保留着典范，比起任意妄作的文章要好得多。这部书在元代曾刻印过三次。这个本子是他的儿子潘诩在至正五年刊刻于鄱阳的。△《作义要诀》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倪士毅撰写。倪士毅有《四书辑释》，已经著录。这部书讲的都是当时经义文章的体例。自宋神宗熙宁四年开始以经义考试士人，元太宗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实行三科选举，经义也是其中一科。到仁宗皇庆二年，斟酌议定科举条制，于是规定蒙古、色目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汉人、南人第一场考经、疑二问，限三百字以上，不拘泥于格律。元统以后，蒙古、色目人也增加经义一道。明代以来科举文章，实际上就是由此引申发展而来。这部书所论，虽然规模浅近狭窄，没有探究文章的本源，但如书中说：“第一要认识道理透彻，第二要认识经文的本旨清楚，第三要认识古今治乱安危的大体。”又说：“篇幅长而能转折出新意，不妨碍它成为长文；篇幅短而曲折周详、意思表达完备，也不妨碍它成为短文。务求高深，就往往涉及僻奥；想求新奇，就容易流于怪诞。用字最忌庸俗，但造作过分，语言就会艰涩；立意最忌雷同，但搜索过度，义理就会悖谬。”这些都足以作为后来制艺文的借鉴。国家设置科举选取士人，仍然把经义放在首位。

译我皇上的圣明训诫谆谆教导，厘正文体，作文的士人都知道以先代正统作家为取法趋向。这部书又成于明代以前，方法虽略有不同，但道理相通。把它著录保存下来，或许也有先河后海的意义吧？原序说兼采谢氏、张氏的说法，《永乐大典》对这些说法的注释已经载在《举业筌蹄》卷中，所以不再抄录。如今这一卷恰好散佚，姑且仍按旧本缺略不录。然而全书大旨在这里已经具备了。△《墓铭举例》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行撰写。王行有《半轩集》，已经著录。王行认为墓志铭的写法有一定格式，大体有十二项：称讳，称字，称姓氏，称乡邑，称族属出身，称治绩品行，称仕履经历，称去世日期，称享年，称妻，称子，称安葬。这些内容的次序有时先后不同，但总不超出这十多项而已。他选取唐代韩愈、李翱、柳宗元，宋代欧阳修、尹洙、曾巩、王安石、苏轼、朱子、陈师道、黄庭坚、陈瓘、晁补之、张耒、吕祖谦十五家所作的碑志，抄录其篇目并举出实例，用来补充元代潘昂霄《金石例》的遗漏。墓志的兴起，有人说始于宋代颜延之，有人说始于晋代王戎，有人说始于魏代缪袭，有人说始于汉代杜子夏，它的源头已经无法详细考察。从齐、梁直到隋、唐，各家的文集流传下来的很多，但文辞都用骈偶，不是典范。只有韩愈开始用史书体例来写，后来的文士大多遵循他的体制。因此这部书所叙述的内容以韩愈为起点。△《怀麓堂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李东阳撰写。李东阳有《东祀录》，已经著录。在何、李二人出名以前，李东阳实际上凭借台阁老臣的地位主持文坛。他论诗重视法度和音调，并极力批评剽窃摹拟的弊病，当时人奉之为宗主。到了何、李二人出现，才开始改变这种诗体。然而仿造古人的弊病，恰好出现在他们所批评的方面，所以后人多贬低他们而推崇李东阳。这部书所论，大多得到古人的诗意。虽然诗家三昧不可能全在这部书中，但也确实是深知其中甘苦之后说出的见解。姚希孟《松癭集》中有一篇为此书所作的跋说：“李长沙作诗以匀称稳妥为主。他写古乐府，王弇州讥讽说像小学、史断，然而他谈论诗歌却很有兴味。当时词林诸公大多以作诗为事，书中记载的彭民望、谢方石等人，彼此批评得非常切中。读这些话还可以想见前辈的风采。”如此等等。考察其中的措辞语意，似乎对李东阳颇为不满。然而王世贞诋毁《西涯乐府》，是在他年轻气盛的时候；等到晚年写《西涯乐府跋》时，已经自己后悔先前的议论。姚希孟所引的话，很不足以作为凭据。只是他喜欢称誉自己的儿子兆先，大概有王福畤那样的偏好，这是他的一处瑕疵罢了。林炫《卮言馀录》说：“成化年间，姑熟人夏宏辑集句诗，有《联锦集》。《怀麓堂诗话》记载其中‘客醉已无言，秋蛩自相语’两句是高季迪的诗，夏宏却捏造并写上别人的姓名。如今考察他的诗集，其中并没有这两句。”如此等等。《联锦集》如今没有见到。然而林炫和李东阳都是正德年间的人，他们所见的本子不应有不同，或许是李东阳偶然记错了吧？近来鲍氏知不足斋刻印这部书，在浦源“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两句下面注说：“考察，这两句《宋诗纪事》认为是鬼诗。”如今考察《宋诗纪事》所载吴简的诗，确实有这两句，只是上句略有一两个字不同。然而厉鹗所依据的是《荆门纪略》，此书是康熙戊戌、己亥年间胡作炳所撰。书中材料堆砌庞杂，很没有根据，似乎不能拿它来坚持反驳李东阳。何况浦源这件事，都穆《南濠诗话》也有记载，可知当时必定有所依据。怎么知道不是《荆门纪略》反而摘取浦源这两句，伪造出所谓鬼诗呢？因此尤其不应轻易相信新近听闻的说法，仓促怀疑旧日的记载。△《颐山诗话》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安磐撰写。安磐字公石，号颐山，是嘉定州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嘉靖初年，因为争论大礼，被廷杖并削除名籍。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论诗以严羽为宗旨。其中把海棠说成杜甫母亲的名字，还沿袭了小说中的错误。又拿“朝扣富儿门”四句讥讽杜甫想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妄想，也失之于拘泥。他所记载的《讥陈循诗嘲裁传奉官诗》，也都近似小说，与诗法无关。然而，他评论庄的“溪边鸟共天机语，杖上梅花太极行”两句，评论梅尧臣“歌欲论长恨，人将问少君”两句，以及驳斥周紫芝评论林逋梅花诗的说法，却确实是公允的议论。安磐也能作诗，王士祯《池北偶谈》曾记载他的几篇诗作，深深称许其工巧。所以他评论古人，大多能切中要害。大概只有深入了解其中的甘苦，之后才可以判定是非；天下的事情大多也是如此。△《诗话补遗》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杨慎撰写。杨慎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戍守云南以后所作，由他的门人曹命编排次序。杨慎在戍所，没有文献可以查考，著书只是凭借自己的记忆。书中如说宋刻本《杜甫集》的《丽人行》中有“足下何所有？红蕖罗袜穿镫银”两句之类，已经被前人纠正。至于说渤海、北海之地，就是今天的哈密、扶馀；中国境内的沧州、景州以“渤海”为名，是因为侨置地名以张休盛等说法为依据，等等，却不知道哈密在西、扶馀在东，彼此相距极远，根本没有关系；沧州、景州一带都濒临海边，所以又有瀛州、瀛海等名称。把这些说成侨置地名，实在不符合事实。又如“香云”“香雨”都出自王嘉《拾遗记》，他却引用李贺、元稹的诗来说明；又把卢象“云气杳流水”一句误认为“香”字，这类地方也都是引据疏漏错乱。然而，他的知识广博而通达，终究超过明代诸家。去掉瑕疵而保留精华，其中值得采纳的地方确实不少。△《艺圃撷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世懋撰写。王世懋有《却金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论诗歌格调，大旨宗法他的哥哥王世贞的说法，而且成书在《艺苑卮言》之后。他已经稍稍察觉到摹拟古人的流弊，所以虽然极力推重何、李，却一处说：“我朝越过宋代而继承唐代，正是因为有几位豪杰，使作诗的人领会了用事的精髓；只是恐怕几十年以后一定会有人厌弃而加以扫除，那就是由这种风气的开端和末流造成的。”另一处说：“李于鳞的七律，俊逸杰出而声调响亮，我哥哥推重并提倡他。

译天下作诗的人争相从事剽窃，纷纷刻意仿效，以至于使人厌烦。”又一处说：“我曾经说，作诗开始命题时，如果精神情感不能与题目相合，便会有一种敷衍应付的话。害怕困难、思考怯弱，就用这些话来充数。能够突破这一关，深思之后灵感忽然到来，各种真实的情状就会显现出来。”又一处说：“徐昌縠、高子业都善于写短诗。徐昌縠能够凭高远的韵致取胜，高子业能够凭深厚的感情取胜。再过千百年，李、何二人尚且会有兴衰，而这两个人一定不会绝响。”这些话都能做到不因党同而攻击异己。他评论郑继之也很平允，不能和七子派夸张的谈论混为一谈。△《唐音癸签》三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震亨撰写。胡震亨有《海盐县图经》，已经著录。他所撰《唐音统签》共十集，这是第十集。前九集都收录唐诗，这一集则收录唐诗话。过去没有刻本，到了本朝康熙戊戌年，江宁书坊才得到抄本并刻印流行。全书分为七个门类：一叫“体裁”，共一卷，评论诗体；二叫“法微”，共三卷，分为二十四个子目，从格律直到字句、声调，无不详细讨论；三叫“评汇”，共七卷，汇集各家的评论；四叫“乐通”，共四卷，评论乐府；五叫“诂笺”，共九卷，训释名物和典故。六叫“谈丛”，共五卷，采集逸闻轶事；七叫“集录”，共三卷，首先著录唐代诗集的卷数，其次著录唐代各类选本和总集，再次著录金石墨迹。胡震亨搜集唐诗，用力最为深重。九签之中，只有戊签有刻本；而且所收内容没有超出御定《全唐诗》，所以也不很流行。唯独这部书采集诗话极为完备，收有《全唐诗》未收的内容。虽然其中多记录明人的议论，不能全部作为定论，但三百年间诗歌源流和正变的脉络，清楚可考，确实对诗歌理论研究有所帮助。特意著录保存它，希望不要使他搜集编纂的辛劳湮没。△《金石要例》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本朝黄宗羲撰写。这部书共列举三十六条条例，后面附有《论文管见》九条。自序说，潘苍崖有《金石例》，大体以韩昌黎为范例，却没有写明制定这些条例的意义以及破坏条例的起始；也有本来不必制定条例却硬要制定的地方，例如上代兄弟、宗族、姻亲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这只不过是根据是否著名来决定记载与否，原本没有固定的条例。因此摘取其中的要领，稍加辨析订正，用来补充潘苍崖的缺漏。他的考据比潘氏之书更为严密。然而，像把比干《铜槃铭》归出于王俅《啸堂集古录》，这其实是宋人的伪作；夏侯婴《石椁铭》出自吴均《西京杂记》，也是齐、梁人的影托伪撰。把这些引来作为证据，未免失于考察。又根据孙何《碑解》，认为“碑”不是文章的名称，这个说法本来是对的；然而刘勰《文心雕龙》已经列有这一名目。譬如“乐府”本来是官署的名称，但沿用日久以后，人们无不把歌词称为乐府。因此，也不必一定拘泥于古义。△《历代诗话》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吴景旭撰写。吴景旭字旦生，是归安人。这部书前后都没有序跋，书中还有涂改增删之处，大概仍是初步定稿。全书分为十集，以十干为名。甲集六卷，全部评论《三百篇》；乙集六卷，全部评论《楚词》；丙集九卷，全部评论赋；丁集六卷，全部评论古乐府；戊集六卷，全部评论汉、魏、六朝诗；己集十二卷，前九卷评论杜诗，后三卷为《杜陵谱系》；庚集九卷，全部评论唐诗；辛集七卷，全部评论宋诗；壬集十卷，前三卷评论金诗，后七卷评论元诗；癸集九卷，全部评论明诗。它的体例仿照陈耀文《学林就正》。每条分别立标题，先在前面引用旧说，后面杂采各书互相考证。有时辨别是非，有时参照异同，有时引申旧说未完的地方，有时补充旧说遗漏的地方，都另起一格书写。若是旧说中没有、而吴景旭自己另立议论的，就只在前面列出原诗，再发挥自己的意见。虽然这些内容都采自诗话和说部，但并不完全从原书寻根究底。而且他爱好博杂、贪求繁多，往往借题发挥，失于删削芟除。然而，它取材繁富，能够把众多说法相互钩连贯通，用来考察其中的得失。对于杂家著作中的言论，也可以说是融会贯通了。拿它同古人相比，当然不失为仅次于《苕溪渔隐丛话》的著作。△《渔洋诗话》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本朝王士祯撰写。王士祯有《古欢录》，已经著录。他论诗的话散见于所著《池北偶谈》等书中，过去没有专门的诗话著作。张潮辑录《昭代丛书》时，收有《渔洋诗话》一卷，实际上是所选古诗的凡例，并不是王士祯的本意。这部书是康熙乙酉年王士祯归田后所作，应吴陈琬的请求而写。起初只有六十条，戊子年又续写了一百六十多条，汇编成一集，交给他的门人蒋景祁刻印。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主，所以他所标举的诗句，大多是流连山水、点染风景的作品，大概他的宗旨就是如此。其中有许多自我夸誉的话，未免显露才华、抬高自己。书名虽叫诗话，实际上兼有说部的体例。例如记载他的弟弟士祜评论焦竑的字，徐潮谈论蟹价，汪琬为他的兄弟尺牍作跋，冶源冯氏别业，天竺两位僧人争吵，刘体仁请人代为作画等事情，都与诗歌毫无关系。宋人的诗话虽然常常如此，终究是枝蔓旁生，有违体例。至于《石谿桥垩书》绝句，本来是晚唐储嗣宗的诗，只改易了几个字。王士祯没有辨别出来，反而极力称赞，也疏于考证。然而其中清新优美的词句，采录得很精当，也足以给后学以启发。因此在近人的诗话中，终究还是出类拔萃的作品。△《师友诗传录》一卷、《续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师友诗传录》是本朝郎廷槐编纂的，《续录》是本朝刘大勤编纂的。两人都向新城王士祯学习诗歌，各自叙述老师的学说，编成这两部书。因为郎廷槐的记录在前，所以刘大勤的记录称为《续录》。郎录虽然以王士祯为主，但也兼向平原张笃庆、邹平张实居请教，所以每一个问题都有三人的回答。书中称“历友”的，是张笃庆的号；称“萧亭”的，是张实居的号。张笃庆和王士祯是中表亲，著有《昆仑山房集》。

译张实居和王士祯是姻亲中的妇兄，著有《萧亭诗集》。王士祯都曾为他们评论编次。因此三人的回答，有时共同阐明一个道理，有时各自阐明一个道理，但总的意思相差不大。其中如张笃庆回答《古诗十九首》的一条，历引《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考证为枚乘所作，并极力驳斥“游戏宛洛词兼东京”的说法。然而考察钟嵘《诗品》，其中称“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来怀疑是建安年间曹氏、王氏所作。“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两首，也已经令人惊叹。钟嵘与刘勰同时代，略早于徐陵，他的说法一定有所承受，似乎不能完全武断地认定为西汉之作。张笃庆又说，《文选》把十九首分成二十首，大概是把“燕赵多佳人”以下另分为一章。他不知道这是明代张凤翼的《文选纂注》如此分，李善及五臣的旧本都不是这样。（严羽《诗话》说，《玉台新咏》把“越鸟巢南枝”以下另列为一首。这样把一首析为两首，是徐陵而不是萧统所分。然而宋本《玉台新咏》实际上并没有另列为一首，不知道严羽为什么这样说。） 谨在这里附带说明这一点。笃庆的说法是错误的。士祯回答关于乐府的一条，说乐府这个名称始于汉初，并引用汉高祖《三侯之歌》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作为证据。然而乐府始于汉武帝，史书有明确记载，汉初实际上还没有“乐府”这个名称。笃庆又说，乐府主要记载功勋，古诗主要抒发感情；实居又说，乐府不同于古诗的地方，往往在于叙事。古诗以温厚、宽和、纯正、典雅为可贵，乐府则以刚劲深沉、强健峻拔为可贵，这也是二者的不同之处。他不知道郊祀歌、铙歌之类，是依声制词的乐府，和诗稍有区别；清商、平调之类，是采集诗歌配入音律的乐府，其最初本来都是古诗。所以，“孔雀东南飞”是乐府杂曲的歌词，但题目却称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序中说：“当时人们为此悲伤，所以作了这首诗。”《紫骝马》是乐府横吹曲的歌词，但吴均《乐府解题》说：“从‘十五从军征’以下，都是古诗。”他的说法非常明白，不必按照后世的办法，仓促地分别它们的本来性质。至于《君子行》是讲说义理的作品，《怨歌行》则是因感情而作的诗篇，又哪里是专门叙事的呢？此外，士祯回答时还说，七言诗换韵始于陈、隋。考察吴均、费昶的《行路难》和萧子显的《燕歌行》，都已经使用排比对偶并换韵，开启了初唐“四杰”的诗体，怎么能说七言诗换韵始于陈、隋呢？刘录所记载的，都是士祯的话。例如他回答“大勤问截句”一条时说，截句有时是截取律诗的前四句，如后两句构成对偶；有时是截取律诗的后四句，如开头两句构成对偶，并不是说一句一截。他又说，这类迂腐拘泥的说法，总之都没有什么可取的。可是为什么不说，汉人早已有绝句，而且在律诗之前，并不是先有律诗再截取成绝句？这样说不是更明白吗？（古绝句四章，载于《玉台新咏》第十卷卷首。）他又回答说，唐人省试排律本来只限于六韵，却不知道《玄元皇帝应见诗》并非没有达到八韵，《咏青诗》也并非只有四韵，《文苑英华》可以用来复核。他还说，长律到杜甫才开始出现，元、白时期又蔓延到一百韵。他不知道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诗》正好是一百韵，杜甫诗集也可以用来复核。至于“辨桃无绿叶，认杏有青枝”，本是石延年的诗，却说成晚唐作品。《诗苑类格》的李淑是宋仁宗时期的人，却说成唐代的李淑。（考察起来，把李淑说成唐人，是沿袭《诗家禁脔》的错误。）引用证据偶有错误，这还只是小问题。大体说来，新城诗派以盛唐为宗旨，却不太考察汉、魏、六朝；以神韵为主，却不太考察诗体制度。因此立论时往往前后出入，难免有失。然而，他谈论诗歌的宗旨，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和各家诗话所表现的观点相比，终究更加亲切，所以固然不能因为一个小过失而掩盖全书的价值。郎录中士祯的话，有时抄出另行刊刻，题名为“渔洋定论”；刘录也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题名为《古夫于亭诗问》，其实都是同一本书。现在附带保存这些名称，不另行著录。△《声调谱》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赵执信撰写。赵执信有《因园集》，已经著录。赵执信曾向王士祯请教声调，王士祯吝惜不肯告诉他。赵执信于是翻检唐人的各种诗集，排列比较、钩稽考索，终于得到了其中的规律，因此写成这部书。书中的规则是：古体诗五言着重第三字，七言着重第五字，并通过上下两个字加以调节。大体上以三个平声字为正格。四个平声字收脚的，例如李商隐《咏神圣功书之碑》；两个平声字收脚的，例如苏轼《白鱼紫蟹不论钱者》，称为“落调”。柏梁体以及四句一换韵的体式，则不受此限制。律诗在本句中用平仄相互补救，称为单拗。出句如杜甫的“清新庾开府”，对句如王维的“暮禽相与还”，就是这种情况。两句之间用平仄相互补救，称为双拗，如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这样。其他几条变例，也都是根据这个原则推演出来的。不过，起句和结句不构成对偶的，不受这一限制。他的说法相当精密。只是他所列李贺《十二月乐府》所标注的平仄无法解释，卷末附录的《古韵通转》，说法尤其错误。有人说，《古韵》这一篇，是他的门人擅自增补的。△《谈龙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赵执信撰写。赵执信是王士祯的甥婿，起初两人关系非常融洽。后来赵执信请求王士祯为《观海集》作序而没有得到，于是两人终于失和。因为王士祯曾和门人谈论诗歌，说作诗应当像云中的龙，时时只露出一鳞一爪，所以赵执信写了这部书来排斥这种说法。全书大意是说，诗中应当有作者本人在。他评论王士祯《祭告南海都门留别》诗中的“卢沟河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四句，说这类话像是羁臣迁客所作。他又转述吴修龄的话，说王士祯是清秀的李于鳞。虽然这部书是在愤懑中写成的，立论也不免过于激烈；但神韵之说，不善于学习的人往往容易流于浮泛空洞的声响。施闰章以华严楼阁作比，汪琬提出西川锦匠的警戒，王士祯也曾亲自记述过这些话。

译因此，赵执信这部书也未尝不是针对流弊而提出的切实论述。近来扬州刻印此书，想调和两家的说法，于是把书中驳斥王士祯的话全部删去。这样完全违背了赵执信著书的本意，实在失去了它的真实面貌。现在仍按原本著录，并附带评论它的错误如下。△《宋诗纪事》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厉鹗撰写。厉鹗有《辽史拾遗》，已经著录。从前唐代孟棨作《本事诗》，所收录的诗篇都有相关的事实。后来刘攽、吕居仁等人的各种诗话，有的只记载逸闻，不一定都涉及诗歌。计敏夫《唐诗纪事》有时附录散佚的诗篇，却不一定都有相关事实。按照体例来看，都嫌名实不相符合。不过，它们还只是偶尔越出范围，并没有把这种做法作为固定体例。厉鹗这部书搜集编纂诗话，也以“纪事”为名；可是收录了许多没有相关事实的诗，完全像诗歌总集；又旁涉许多没有诗歌的事情，竟然像说部著作，未免失去了体例的界限。再加上采集材料过于繁多，难免有抵牾之处。例如第四卷赵复《送晏集贤南归诗》，隔了三卷又重复出现；第七十二卷李珏题《湖山类稿》的绝句，隔了两卷又重复出现；第九十一卷僧人惠涣《送王山人归隐》诗，隔了一卷又重复出现；第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谣》，只隔一页又重复出现；第二卷杨徽之《寒食诗》的两句，甚至隔了半页又重复出现。其他如西昆体、江西派已经分别编列，月泉吟社却分散在各卷中，而且不改动原来的题字，以至于第八十一卷姚潼翔在周暕《送僧归蜀诗》之后标出原题字，第八十五卷赵必范在赵必象《避地惠阳诗》之后标出原题字，都不免显得粗疏。第三十三卷记载陈师道，第三十四卷又出现一位颍州教授陈复常，竟然没有查阅《后山集》和《东坡集》，来订正“复”字应是“履”字的讹误。第四十七卷记载郑伯熊，第三十一卷早已出现一位郑景望，却竟没有查阅《止斋集》，考证出景望就是伯熊的字。第五十九卷依据《齐东野语》记载曹豳《竿伎诗》，说是讽刺赵南仲；第九十六卷又记载为无名氏讽刺贾似道。第八十四卷花蕊夫人的《奉诏诗》，没有与勾延庆《锦里耆旧传》互相校勘。第八十六卷李煜《归宋渡江诗》，没有用马令《南唐书》参证。第八十七卷《永安驿题柱诗》，没有引用《后山集》的原序，却称作“名媛玑囊”。又如《华春娘寄外诗》，不知道它是唐代薛涛《十离》中的一首；陆放翁《妾诗》，不知道它是《剑南集》七律的一半；英州《司寇女》诗，不知道这是抄录她父亲所作的诗。这些都属于考证方面的疏失。然而全书搜罗广泛而完备，作者在自序中说读过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书。如今江南、浙江所采集的遗书中，常常可以看到经他标记题签、注明从某处抄到某处，以及经过他点校并题写按语的本子，可见他下的功夫也确实很勤奋。考察有宋一代的诗话，最终还是要以此书为渊海，不是胡仔等各家所能与之比较高下的。△《全闽诗话》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郑方坤编纂。郑方坤有《经稗》，已经著录。这部书汇集闽人的诗话，以及其他诗歌中与福建有关的内容。福建士人中，著名人物始于唐初的薛令之，兴盛于欧阳詹。因此六朝以前，只记载郭璞、谢朓、到溉、江淹四人。郭璞的《地谶》还因为全篇是七言律体，而辨明它出于伪托，考辨相当谨严。唐代以后，闽人诗文就人才辈出。全书分为：六朝、唐、五代一卷，宋、元五卷，明三卷，国朝一卷，附无名氏及宫闺一卷，方外一卷，神仙鬼怪杂缀一卷。所采书籍共四百三十八种。所采材料繁多，未免不论大小都一概收录；但上下千余年之间，福建一地的文献，确实有了清楚而可靠的征据。旧日的事情和遗留下来的文章，大多可以用来考证。这部书确实也是谈论文学艺术的渊薮。△《五代诗话》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清朝郑方坤撰写。起初，王士祯想作《五代诗话》，只起草而没有完成。他的门人一味尊崇老师的说法，于是把这部未完成的稿本传抄开来，内容缺漏很多，体例尤其疏略。宋弼曾补充它的缺遗并刊刻，仍然有许多不完备的地方。郑方坤从历城朱氏那里得到王士祯的残稿，于是采集各种书籍，重新加以补正。原本六百四十二条中删去二百一十六条，增补七百八十九条，共成一千二百一十五条。凡是增补的内容，仿照宋庠《国语补音》、吴师道《补正战国策》的体例，各在条目前冠以一个“补”字，使它们不致混淆。全书分为：国主、宗室一卷，中朝一卷，南唐一卷，前蜀、后蜀一卷，吴越、南唐一卷，闽一卷，楚、荆南一卷，宫闺、仙鬼、缁流一卷，羽士、鬼怪一卷，杂缀一卷。其中也有更加仿效这种做法的地方。例如原本记载罗隐《谢表》、殷文圭《启事》，本来是四六骈体文，与吟咏无关；其他如《李氏藏书太原草檄》、和凝的《詅痴符》、桑维翰的《铸铁砚》、徐寅的《献过大梁赋》，纯粹是杂事，与诗歌没有关系，便一概删去。

译这在清理范围方面确实很有功劳。然而李后主《跋怀素书》也与诗歌无关，却仍然把它收录下来，没有删去。原本把方干、郑谷、唐球等人上接唐代，郑方坤已经删去；但司空图不接受后梁的官职，韩偓没有接受闽地的俸禄，按照陶潜被称为晋人那样的例子，他们仍然是唐人。把他们列入五代，也违背了划定范围的原则。至于潘慎修《献宋太宗诗》、刘兼《长春节诗》，都是宋代的事情和宋代人的作品，却一并混入，更加泛滥。又如苏轼演绎《陌上花》，晁补之撰写《芳仪曲》，李淑《题周恭帝陵》，宋徽宗书写白居易诗句，虽然吟咏的是五代的事情，实际上却不是五代人，一概增补进来。照这样做，那么吟咏王昭君的人就应当列入汉诗，歌咏铜雀台的人就应当收入魏集，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体例。贪求数量、务必多有所得，郑方坤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至于《江南江北旧家乡》一首，《江表志》认为是杨溥所作，马令《南唐书》认为是李煜所作；《嘲宋齐邱丧子》一诗，《梦溪笔谈》认为是盲人乐工所作，《渔隐丛话》认为是李家明所作。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例。前后都加以收载，既不相互注明，也不考察确定，同样属于疏漏和错误。不过，他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五代的逸闻琐事几乎搜罗殆尽。和王士祯的原书相比，这部书完备得多。──以上“诗文评类”六十四部，共七百三十一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第一百九十七卷 集部五十 ○诗文评类存目 △《乐府古题要解》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代吴兢撰。吴兢有《贞观政要》，已经著录。考察《崇文总目》，记载《古乐府古题要解》共十二卷。晁公武《读书志》说，吴兢搜集编纂汉、魏以来的古乐府歌词，共十卷。他又从传记和各家文集中采集乐府起源的本义，用来解释古乐府题目。考察《崇文总目》说两书合计十二卷，而《读书志》说《古乐府》十卷，那么剩下的两卷就是《乐府古题要解》。卷数和今天的本子相合。《崇文总目》又记载《乐府解题》，说不知道撰写人的姓名。它和吴兢所撰《乐府古题》很相似，以《江南曲》为首，后面的解释却有所不同。这个本子是毛晋《津逮秘书》所刊刻的。书后有毛晋的跋，说今人把吴兢所撰的书和《乐府解题》混为一书；又说太原郭氏各篇序文中，总是引用《乐府解题》，而不提《古题要解》。现在考察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用的《乐府解题》，从汉铙歌《上之回》篇开始，明确标出了吴兢的名字。这样看来，把两书混为一书，并不是近代才开始的。然而郭茂倩所引用的文字，与这部书完全相同，只不过偶尔删去一两句，或者增入乐府原歌词中的一两句，不应当彼此抄袭到这种程度。怀疑吴兢的书早已散佚，有好事者因为《崇文总目》中有“《乐府解题》和吴兢所撰的乐府颇为相同”这句话，于是搜集郭茂倩所引用的《乐府解题》，伪造成为吴兢的书。他们却不知道，王尧臣等人所谓“和乐府很相同”，指的是解释古乐府题目的体例相近，并不是说文字完全相同。看下文就说以《江南曲》为首，而后面的解释有差异，这正是两部书不同的明证。两家著作怎么可能像出自同一个人的口呢？而且，乐府自有乐府，杂诗自有杂诗，卷末竟然还收载建除等各种诗体，以及字谜之类的内容，显然是搜集材料来凑足两卷篇幅。毛晋跋中说，这部书共有三个本子：一个得自广山杨氏，一个得自锡山颜氏，最后才得到一个元版。这样看来，这部书是元人伪造的。△《诗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代僧人皎然撰。皎然有《杼山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就附载在《杼山集》末尾。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诗式》五卷、《诗议》一卷，都是唐代僧人皎然所撰，用十九个字概括诗歌的体式。这部书既不是五卷，而且所谓十九种体式只是最后一条，陈振孙不应当用它来概括全书。陈振孙又记载正字王元仿照皎然的十九字作《诗式》一卷；如果十九字只像今天这个本子一样成为一条，就不能说是仿作一卷了。这些地方很不一致，令人怀疑。况且皎然和颜真卿同时，是天宝、大历年间的人，而书中引用作为例子的诗，有贺知章、李白、王昌龄，和皎然相距很近，也不应当突然同古人并列推举。怀疑原书已经散佚，而好事者搜集材料补成了现在的样子。何文焕《诗话考》考察“淈没”条时，说“夏姬当垆似荡而贞”，认为夏姬没有当垆的事情，应当改作“文君”。他不知道这里用的是辛延年《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的故事，只是“夏”字错了，“姬”字没有错，不必改作文君。而且辛延年的诗说：“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襦。连红罗绸裂开都不在意，何况轻贱的身体呢？这就是所谓近于淫荡。又说：“男子喜爱后来娶的妻子，女子看重先前的丈夫。” “人生各有分，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这就是所谓“贞”。如果说的是卓文君违背礼法，怎么能说她“似荡而贞”呢？△《诗法源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作者姓名。书末有至治壬戌年杨载的一篇旧序，说：“我年轻时游历浣花草堂，见到杜甫的九世孙杜举，询问他所收藏的诗歌格律。杜举说，杜甫的诗法没有传给他的儿子们，却传给了他的门人吴成、邹遂、王恭。杜举从这三人那里得到诗法，因而又传给了我。”这种说法极其荒诞。书中收录五言律诗九首、七言律诗四十三首，每首都有吴成等人的注释。书中标立了“结上生下格”“拗句格”“牙镇格”“节节生意格”“抑扬格”“接顶格”“交股格”“纤腰格”“双蹄格”“续腰格”“首尾互换格”“首尾相同格”“单蹄格”“应句格”“开合格”“开合变格”“叠字格”“句应句格”“叙事格”“归题格”“续意格”“前多后少格”“前开后合格”“兴兼比格”“兴兼赋格”“比兴格”“连珠格”“一意格”“变字格”“前实后虚格”“藏头格”“先体后用格”“双字起结格”，共三十三格。这些说法荒谬浅陋，几乎不值得辨析。杨载的序文粗俗拙劣到了极点，也必定是伪托的。不过，这部书实际上是第三卷。前两卷中，一卷是元人论诗的话，分别标出傅若金等人的姓名。另一卷选录汉、魏、晋时期的诗，题为傅若川、次舟编。卷末又有嘉靖癸未年邱道隆的后序，说：“宪伯荆南王公用章，取《诗法源流》，增入古人论述以及值得诗人取法的诗作，整理为三卷。”由此看来，这部书是王用章编纂的。各家著录中有题作傅若金撰的，应当是因为卷首第一篇题有傅若金的名字，因而造成了误会。△《二南密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